一寸河山一寸血（8）
第八集 淞沪会战（下）
1937年10月下旬，淞沪之战已经迈进第70天了，回顾这两个多月以来的战事，可以说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杀戮。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的冯玉祥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曾经写道：“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象大洪炉一般，填进去就溶化了！”
冯玉祥的这段话假如仅仅是文字的记载，也许您无法想象，更难以置信，但这一役国军投入的人数多达70万余众，迄今仍健在者亦不乏其人，他们身历其境的第一手资料当可证实冯玉祥的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原税警第5团副团长）劳声寰说：“一天要消耗一个师啊，我们装备不如他（日本），我们的空军有250架（飞机），他是3千多架。在上海的黄浦江上、长江口，他4艘航空母舰，黄浦江同长江有一百多条兵舰，他的炮都可以集中在这个长江三角洲，飞机可以在这里打，我们250架飞机对他3000架飞机，怎么打啊？”
（原88师523团营长）易瑾：“那时我们没有经验，后勤补给对作战最重要，我们只有携带的武器和弹药，打完了后面补充不来。”
劳声寰：“唉，我们跟他天地之别，我们还是埋锅造饭，行军锅在那里造饭，烧得漫天烟火冲天，报告敌人我在这里你来啊，我们很多部队啊没有跟敌人见面就垮了，就是这样炸了，给他的炮兵、给他的飞机来炸了。”
易瑾：“官兵的英勇啊，牺牲的有余，我们不怕死，是以血肉之躯啊······”
劳声寰：“我们这个陆军来讲啊，除了中央军有机关枪，一个师有一个炮兵营，4门山炮而外，（其他）没有啊，我们就靠血和肉啊，各省的军队只有步枪啊，两条腿一支枪啊，我们4个师才打他一个师······”
易瑾：“头一仗旅长（黄梅兴）就阵亡了，除了师长以外就是旅长，一个旅管两个团，他都要到前面督战，那么···都阵亡了，你想看···我们的牺牲······有多么大······（哽咽中老人无法再说下去）”
以上这两位军官是外景队在美国洛杉矶访问到的，提起60年前的往事，他们仍然情不自禁地泣不成声，由此可见当时的状况是何等的令人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了。
陈诚的部队从9月11日开始，沿着长江以南潘泾以西这条战线苦守了40天之久，这期间悲壮惨烈的故事是很难说得尽的。仅就蕴藻浜南岸一个小小的村庄王家边的争夺战而言，就够叫人动容。
这个村庄9月17日下午4点失守，守军李铁军的第4团立即反扑抢了回来，傍晚敌人又来，就这样杀出杀进达4次之多。第三天下午两点，日军5度来攻5度得逞，第4团第2连守军全部阵亡。第4团其余袍泽悲愤填膺奋力冲杀，一直打到第4天的半夜又抢回来。后人很难想象当时国军夺回一个阵地的难度有多高，因为彼此装备的差距太大，国军几乎仅仅靠着血肉之躯以卵击石，和敌人拼缠在一起。
（原1师4团副连长）吴俊：“日本人派来80辆战车，我们数的这80辆战车。它不敢整个地推进，那我们不动，他把战车调到从后面进来，想调过来反进这样子对付我们，爬到我们的碉堡上面，我们拿那个手榴弹，5个、6个手榴弹，没有战车，没有战防炮嘛······”
(原保总)刘仁义：“对付他们的战车我们怎么对付？自报奋勇捆起了炸药，他的战车来了压我们的单兵，一压碾我们的人牺牲一个，他们的战车也牺牲一架，就是那么干，我们又没有炮又没有什么，我们都是陆军，可怜哪，我们那时候的武器低呀。”
除了作战情形，吴俊又回想起当时的生活状况，他说：“上海打仗最可怜的地方在晚上你听到士兵在到处叫唤，营长啊！排长啊！负了伤了，天上下雨很大，泥泞啊，日本人在对面，没有法子出去，担架也没法子去，那个惨状啊，真是不堪人道的。”
（原77师）于学清：“伙房离我们二十里路，我们是第一线，白天不能送饭嘛，都是晚上送饭。碗筷都掉了，用手抓着吃。阵亡的那些人都在战沟底下，饭筐都在上面搁着，我们走来走去都是走在他们身上。”
像王修身守的火烧场和小朱宅这两个据点也同样感人，这个师一共有12个营长，才打两天就阵亡了6个，负伤5个，就这样硬拼了10天，32师死伤3千5百多人，寸土未失。这个故事对后人而言，也许可以视为一篇壮烈的史诗，但在当时，可是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和一滩滩鲜红的热血。
从9月11日开始这40天当中，扬言3个月亡华的日本精锐部队在这条战线上事实上仅仅向前推进了5公里。但国军这方面付出的代价就难以估计了。这一役生还而健在的弟兄们回想起当时作战负伤的状况，杨文杰说：“我们班长说，杨文杰你挂彩了，我一看，好多的血啊。‘你赶快下去吧’。连长说‘杨文杰你赶快上营部里去。’到了营部，遍地都是伤兵啊。”
（另一位老兵）：“在这个时期，我这一步往前一靠，这还没跪下去，日本人就从那边哒哒哒一梭子轻机枪就打着了，你看（老人撩开裤腿，指着小腿上的一处伤疤），当时流血还不感觉怎么样，等一会儿就不行了，那就走不动了。”
劳声寰：“那些伤兵衣服裤子都剪光了，就给你一个被子盖着送到后方去了。那个时候到师部开一张伤票。”
杨文杰：“你挂了彩给你个伤票住院，（后来）打得伤票都发不了了。”
劳声寰：“有伤票为证件的时候，委员长还犒赏十块，没有伤票拿不到十块。”
（中央作战区总司令部参谋）朱志明：“那么我们去的时候是晚上到了安亭车站，那边天很黑看不见，我一下来就闻到一种血腥味，好难闻，结果一看怎么样，车站上都摆满了重伤的官兵，预备后送的。”
（1师旅长副官）袁杰三：“我那个时候接运伤兵，当然都是用夜晚的功夫，到快要天亮的时候日本飞机就会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初期的武器、交通工具很少。”
（11师）闵学富：“上海有那个战时服务团，都是大学生，抢伤兵。”
袁杰三：“那一天的时候，已经运走了几百个伤兵，还剩有几十个人，车没有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将那些伤兵，那些不能走动的伤兵运走，只好丢在那里，我也只好走了···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不能说了······（哽咽）”
在上海这一役国军的死亡率究竟有多高呢？象守闸北的88师还算是比较好的，师长孙元良说：“我们一师的编制相当有1万5千人的样子，那么最后到了南京剩下不过三分之一，这是88师。”
吴俊：“以第1团来讲，我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补了5次，这个补上来的兵，假如你是41师的、95师的，这个符号都没有换，没有换成一致的符号就死掉了，阵亡了。”
孙元良：“这些补充的兵，士兵都是新兵，没有作战经验，但是干部是比较有作战经验的，但是新兵和老兵在一起，老兵也可以带新兵来作战。”
蒋堂华：“50个老兵就给你补50个新兵，也不教立正也不教稍息，光教打枪。”
在淞沪这个战场，我们投入的是当时全国60%以上的精锐部队，照这样下去，相对场持久抗战的策略，马上就要陷入无兵可用的危机了，不过日军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这70几天打下来的结果是他们万万料想不到的，进入10月份，甚至连弹药都补给不上，必须向华北的友军借调，这对训练有素的日军而言是不可思议的事。10月20日，日军参谋本部被迫决定从华北战场抽调三个师团的兵力增援上海，这三个师团是柳川第10军的中岛18师团、末松114师团和谷寿夫的第6师团。谷寿夫这个人正是后来执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
侵华日军被迫从华北调兵支援淞沪战场，从整个战略的观点来看我们是成功的，虽然国军所付出的代价十分可观，但是日军由北到南的进攻轴线终于被扭转了。
到10月下旬为止，淞沪全线守得好的要数孙元良的部队，他们是最先进入战场的队伍，打从8·13开始就负责固守黄浦江边上海市区闸北，直到这个时候都还坚守着阵地，寸土未失，师长孙元良回忆说：“88师在上海的闸北，坚守闸北阵地76天，日本军队屡次来进攻，没能越雷池一步，可以说遭到国军很大的打击，所以日本的部队他自己在广播上讲88师是可恨之敌。”
10月25日，日机起动了150架次轮番轰炸大场。大场位于江湾以西真如以北走马塘和沪太公路的交叉处，是上海保卫战中的重要据点，属于我军中央作战区的防区，当时指挥部作战参谋朱志明回忆说：“他打我们大场就中央突破，中央突破以后他因为不能前进，前面两面还有部队要打他，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大概是上午吧我们总司令部和前面联络不上，觉得情况不对，就赶快派人上去看，一看说他已经突破了。”
26日，日军声称“难攻不落”的大场终于陷落了。大场的沦陷使淞沪战局有了决定性的转变，由于大场的沦陷而使闸北这一带防区也失去了死守的意义。
国军自26日开始各路除了留下少数兵力掩护之外，大部队便沿着京沪铁路和苏州河这两条路线退出战场。88师524团的八百壮士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留在四行仓库的。
孙元良：“这八百壮士完全是88师524团第1营，其他的部队啊、友军啊都是奉到命令转移阵地了，就是向第二线退了这样子的，所以这叫做孤军哪，四行孤军哪。”
（87师518团）李文秀：“88师一个营交给谢晋元他当团副，从前没有副团长，叫中校团副、绍孝团副。他这个营啊守四行仓库，四行仓库刚好在大英租界、其美路旁边，所以掩护江湾撤退的，江湾十几万部队啊，这个日本人金山卫、杭州湾登陆，强行偷渡了，把上海包围住了，所以这一天晚上上海的部队整个沿着其美路撤出来，叫这个营守这个四行仓库，到后来四行仓库守完以后，我们87师退到苏州河。”
（四行孤军）李锦堂：“四行仓库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阵地，与仓库同生死共患难生死存亡的，有仓库就有我们四行孤军，没有仓库就没有四行孤军，最后我们就在接到这个命令，听到他（指谢晋元）的训话，没有哪个人是贪生怕死、逃跑的。”
四行仓库是金城、盐业、中南和大陆等四家银行的堆栈，由于谢晋元的孤军苦守而名扬世界，当时隔着苏州河遥望仓库顶上飘扬着的国旗是租界内难民的一线希望，而冒死送旗的女童军也因此流芳千古。
（当年送旗41号女童军）杨惠敏：“四行仓库三面都是日本人，一面是英国人，我杨惠敏只有十几岁的大姑娘为什么要冒着生死关头我送这面国旗给四行仓库······”
杨惠敏冒死送旗的故事可以说当时中国人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少，同仇敌忾不惜一死的抗日决心，这种力量可能是日本军阀在评估双方战力时的严重错失，因而铸成了后来难以弥补的灾祸。
88师的524团从10月27日到30日坚守四行仓库4天，敌军六度冲入防地均被击退，后来英国人以苦守无益的“人道关怀”与租界安全的实质考虑掩护孤军进入租界，但他们还是懔于日军的压力竟给予孤军极不公平的待遇，在求战不得、欲哭无泪的境况之下度过了四年又两个月形同囚禁的漫长岁月。
当时住在租界的中国老百姓多利用开放时间到“孤军营”看望这些壮志未酬的国军将士们，叶因绿便是其中之一，她回忆说：“孤军营里面，他们关在里面是由那个白俄，就是···苏俄，苏俄逃出来的一种白俄，在英国人那里做，根本就是佣兵嘛，他们负责看守，他们也是穿着军服带着枪啊，他们也是轮班在孤军营的四周围，围起来了嘛，铁丝网什么的，就是整个象个监狱一样了嘛。”
（图像：昔日孤军营址今已改为“晋元中学”，内有谢晋元的雕像，学生们在向雕像献花，挽联上写着“民族英雄——上海晋元中学全体师生敬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军从此正式沦入敌手，而谢晋元团长于这一年的4月被刺身亡，年仅37岁。
现在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淞沪之役的最后状况：
11月5日，柳川的先头部队中岛师团和谷寿夫师团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13日，16师团等优聪白茆口登陆朝常熟方向推进，淞沪一役到此已成定局，国军且战且退，一直到11月13日才完全撤离淞沪战场。67军军长吴克仁在掩护金山卫守军撤退时壮烈成仁，他是抗战八年间第一位殉国的中将军长。
这个时候在租界里的孩子们懵然不知上海已是一座孤岛，更无法理解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淞沪之战是抗战八年之间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会战，我军先后投入战场的兵力多达71个正规师及地方部队约75万人左右，而日军这方面动员的正规军约当9个师团，还有汉奸部队，总计在25万人以上。依日军的算法，他们一个营的战斗力就可以抵上我们一个师，但我国三军大学的评估应为六比一，这当让并不包括空军和海军的战力在内。在如此悬殊的实力之下，在如此有限的空间之中，我军竟能与强敌缠斗三个月之久，在中外战史上都不多见。
这一役双方伤亡人数官方没有正式统计，根据孙元良将军计算日军约为5万余人，我军为18万人左右，这里面团长以上阵亡者至少有28位之多，他们包括：
突围时殉国的67军军长吴克仁，43岁；
在吴兴孤城掩护大军撤退时阵亡的175师副师长夏国樟，43岁；
8·13第一天殉难的88师264旅旅长黄梅兴，40岁；
67师201旅旅长蔡炳炎，35岁；
173师519旅旅长庞汉桢，38岁；
173师521旅旅长秦霖，37岁；
58师174旅旅长吴继光，34岁；
第1师第1旅副旅长杨杰，42岁；
98师583团团长路景荣，34岁；
176师团长谢鼎新，36岁；
33师195团团长雍济时，36岁；
63师361团团长李忠，37岁；
62师367团团长张空逸，46岁；
170师508团团长谢志恒，29岁；
营长包括死守宝山县城阵亡的姚子青，至少有44人，至于连排长则难以计数了。
这些人用他们的生命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狂言，为国家争取了90天宝贵的时间，用他们的鲜血改写了中国军人的形象，让国际社会认真思考鸦片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八国联军的时代也已经过去，更重要的是他们扭转了日本由北向南进的侵华策略，而被动地让我们牵着由东向西走，因此我们虽然丢了上海，但对整个国家的存亡而言，淞沪之役仍可以说是决胜的第一仗。
回想三个多月前，全国各地部队是在动员条件极为拙劣的状况之下投入这一片混乱的战场之中的，在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飞机、坦克车和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炮弹的，在这80多天里，他们稀里糊涂地打了一场从未打过的硬仗，现在，要撤退了，也稀里糊涂地发现自己还活着。由于通讯阻绝、情况不明，沿途的乱象就更难以形容了。
袁杰三：“我们到晚上就召集这个部队到总司令部接受命令就开始撤退，总司令部退北冈山，部队就退到苏州河南岸。”
某老兵：“嗯，一撤退就乱了，那个官长的年龄大，胡子长那么长，谁也不认识谁了，70几天不刮脸、不洗脸，你想想嘛。”
（44师）张福胜：“下大雨，撤退下来就到嘉兴，嘉兴再到昆山，退到昆山那一天不下雨了，鬼子的飞机又来了，骑兵也来了，结果把我们那一个团炸得都没有人了。”
袁杰三：“我们的总司令部是在真北路，就是闸北到真如那个公路上4号桥那，这座桥他每天炸，结果前两三天已经炸掉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样子，所以最后我们撤退的时候过来以后后面部队下来，这个桥就压断了。”
劳声寰：“我撤退的时候我带12条船，我们的目标要到怀远，安徽怀远。那个惨啊，日本飞机看见人多的地方就俯冲、扫射。”
张福胜：“伤兵路上睡多少，‘帮帮我的忙，帮我拉一把’，自己命都顾不了，能拉谁呀？”
此时，重重硝烟的宝山、片瓦不存的吴淞，还有满地弹坑的大场都远去了，走出了横尸遍野的人间炼狱，他们正走向再一次的战斗！
一寸河山一寸血（9）
1937年8月的淞沪会战是中国人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下出手的一场殊死战斗，在这场惊天泣鬼的战役中，陆军的表现是悲壮的，是可歌可泣的，在那血肉纷飞的三个月里，他们打出了中华这个民族坚韧无比的民族性，也打出了乾坤扭转浴火重生的希望。
同样的，中国空军在这一役里的表现也十分精彩，当时隶属空军英雄人物高志航的第四大队之下22中队的张光明说：“中国空军和日本空军对比，它的比例大概是十二比一，但是我们数量虽然不如他，他的训练、他的装备、他的飞机的性能，一直到他参谋和指挥的作业，老实讲他们都比我们优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能够一战，一战可以把它打掉六架飞机呢，我们一架损伤没有为什么？这个当然有原因，这个原因最主要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年青人就是要救国、复仇······”
第九集 喋血长空
8月13日沪战开打，我空军军机也纷纷从安徽、浙江、湖北各临近机场冒着恶劣的气候赶来上海，向黄浦江上的敌舰、汇山码头和公大纱厂等地进行攻击。从汉口来的姜献祥回忆当天的情形说：“我们三架飞机沿着武汉铁路、杭州到上海的路，很低飞，那云低得不得了，一直就到那里。一到上海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发现黄浦江的炮啊就哗哗哗地往我们这边打，当时的时候杨绍廉的这个飞机就是三号机一翻，我说完了，大概打下去了，我就一个急转弯跑到云里面去了，再回来的时候，我出来的时候，他们两架我都看不见了。我出来之后我把炸弹都投在这个公大纱厂。”
第二天，8月14日，是中国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因为这一天他们在上海上空创下了0：6的优异战绩。这一仗是第四大队打的，四大队本来驻南昌，“七七事变”后调到周家口支援北战场。王荫华回忆当天的过程说：“到8月14日上午，高大队长从南京打了一个电报到周家口，说马上准备出发，要飞杭州。”
（第四大队23中队队长）毛瀛初：“那个时候在周家口的我们四大队三个中队，21、22、23，我是23，李桂丹21，黄光汉22.”
王荫华：“河南的天气比较干燥一点，河南天气很好，等我们飞到安徽，天气慢慢变坏，飞到浙江，那天气更坏，坏得一塌糊涂。”
毛瀛初：“由周家口到笕桥的距离，英里的话，4百多英里，大概我们需要的时间，大概就是2点40分。”
王荫华：“大概2点40多分钟，那时候就···西湖后面一座山，我们先过那座山，看见一片水，白白一片，大家都看到西湖就晓得到了。”
毛瀛初：“高大队长赶到的时候，我们一部分飞机加油好了，一部分没有，那么他的飞机倒是先给它加油，我就请他先上去。”
王荫华：“他说敌人已经快到了，马上起飞。我们说，报告大队长，还没加油呀，怎么起飞呀？他说：不管，马上起飞，你们要起飞。他就上飞机。”
毛瀛初：“在那个时候，他到的时候，日本飞机他们一起来就···因为天气不好啊，他降低高度，看不见，有云啊，在投弹，他这个毛病啊，一投弹他的飞机目标自己暴露了。”
王荫华：“高大队长一起来就打到飞机了······”
毛瀛初：“这种遭遇战啊，给我们空军得到的胜利啊，给我们的机会，可能说是也是人助天助啊。”
毛瀛初所谓的“人助”应该是指敌人的帮助吧，当时日本骄狂轻敌，轰炸机出击连护航机队都不派，这也是“8·14”空战日军惨遭修理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在14日这一天到底击落了敌机几架，却有不同的说法。
王荫华：“他是18架来，18架他散，由于天气很坏都散了，散了以后就一架、两架、3架啦这样子······”
毛瀛初：“我们21队的高大队长是主要的这个打下敌机的。”
王荫华：“高大队长他说他打了一架，马上就看到冒烟掉下来。21队的他们追到打了很久有的冒烟了，有的已经···好像是这个，好像不支持的样子，反正已经受伤的至少有4、5架。”
张光明：“我们那里面打掉的有4架是双翼的日本的88式轰炸机，有两架是96式轰炸机，并不是完全96式轰炸机6架。”
其实，在抗战初期空军的漂亮出击还不只是14号这一天。
王荫华：“8·14那天，由于他们打飞机打得很好，就是高大队长打下飞机来了，很高兴，晓得已经打下三架来了，所以第二天大家只是拼命抢着要起飞去打敌人飞机。”
毛瀛初：“8·15的胜利很大。”
王荫华：“那一天敌人是来了34架飞机，它分了好几批，34架飞机呢，我们一起打掉他18架，打掉多一半。”
毛瀛初：“那么这样子两个加起来，才造成了国际上对我们空军的这种···也可以说了解我们空军。”
根据日本战报，15日当天他们的战机有三分之一没有返航。我方估计被击落的日机总共应在20架左右。
民国28年，国民政府为了纪念这一次辉煌战史，明订8月14日这一天为空军节。
中国空军在交战初期还达成了一件十分光彩的任务，那便是1938年5月的“人道飞行”。5月19日下午4点钟，两家马丁式中程轰炸机由空军14队队长徐焕升率领从汉口飞到浙江宁波，他们将利用那个月的最后月盈机会，靠天体导航远征日本。从淞沪开始到目前，我国能应付作战的飞机已经所剩无几了，马丁10型是仅余4架中的2架，我们之所以要用仅有的家当进行成功率相当低的出袭，是要正告日本当局和老百姓我们坚定的抗日立场，所以这次轰炸机的远征投的不是炸弹而是传单，所以又称“纸弹轰炸，人道飞行”。
19日晚间11点48分他们从宁波起飞，20日凌晨2点20分由九州进入日本领空，飞经久留米、福冈、佐贺、佐世保，盘旋了两个多小时，在投完了14万份传单之后返航。传单上的文字是这么写的：
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略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20日上午，这两架飞机分别经由南昌、玉山机场，于11点半回到了汉口基地，在机场受到了军政部长何应钦、行政院长孔祥熙以及场外万千民众英雄式的隆重欢迎。在英雄行列中除了徐焕升之外，分别是佟彦博、苏光华、蒋绍禹、刘荣光、陈光斗、雷天眷和吴积冲。这8个人其中4位已在抗日战争中殉国。制作小组在洛杉矶访问到了陈光斗和刘荣光，他们回忆当年的情形说（陈光斗）：“我们中国空军那个时候的能力要想去出机空袭日本那几乎是非常不可能的事儿，但是在这个时候委员长跟夫人在南湖机场召见我们点名训示，讲的说是国家培植你们叫你们报效国家，现在给你们个机会，说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之别，你们去好啦，决不辜负你们的。听了这个话，心里非常受感动，那个感召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怪得很哪，那时候抗战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年纪轻不知道，全国的这个民心沸腾啊，可以说真是不在乎什么生死的。”
刘荣光：“那时候等···汉口等天气等得也很闷、很无聊······”
陈光斗：“结果到19号我们的领队，现在他死了，徐上将，他还是很有决心的，他和我们大家商量，最后冒死也要去，当然那时候徐焕升、佟彦博···徐焕升他是留德、留意大利的，在Lufthansa（德航）实习过，非常有长途经验，那个时候是蒋委员长侍从室的私人飞行员，他自告奋勇回到空军做队长，所以就在19号晚上就去了。”
刘荣光：“这个散传单的时候，散传单的人把那个驾驶杆压下去，这飞机俯冲下去，那后座驾驶员他以为发生情况，就放开手了，前面也以为后座发生情况也放开手了，后来后座那个苏文华都晓得不对，这个飞机拉得很紧的话容易把机杆拉断，所以慢慢拉起来往前飘，飘很久。沿途风雨很大，那么我们去3点多钟到达目标，回来也要飞4个多钟头才到的了。”
空军在三军中可以说是比较年轻的军种，事实上飞行器加入军事行为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开始的，而我国早在1910宣统2年就有了一个设在北平南苑的飞机场了，袁世凯也办过航空学堂，由秦国镛当校长。民国6年张勋复辟的时候，秦先生还飞到紫禁城上空投了3颗小炸弹，其中虽然有一个没爆炸，但已经吓得皇帝不敢上朝了。飞机既新鲜又管用，于是各地方军便不惜巨资纷纷聘请洋人来华训练自己的航空队。根据记载，当年直系军阀的航空队长月入可达350元现大洋，飞行员140元，但一个伙夫却只能领到5元钱，可见能飞有多吃香了。其他诸如奉军的张学良就在法国学过飞行，也有自己的空中武力。可惜我国早期的空中发展一直都处于各自为政的局面之下以致乏善可陈。直到民国17年蒋总司令决心创建国家空军，才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设了一个航空班，相继又扩大编制为航空学校并于民国20年底迁到了杭州的笕桥，到这个时候空军建军的雏形已逐渐形成，中央航空学校也正式成立了。
毛瀛初回忆说：“从九一八以后，我们受到日本人侵略的耻辱，同时我们委员长蒋公感觉到没有空防就没有国防，非要借空军的力量才能够打国际的战争，报仇雪耻。我们就从南京搬到杭州，在笕桥这个地方由委员长亲自兼这个航空学校校长，（民国）21年的9月1号成立。成立以后他（指蒋校长）可以说全副精神支持，借训练、建立黄埔精神把军阀打倒了，他要把训练空军，拿黄埔的精神训练笕桥的精神，变成个能打败帝国主义的一个学校。”
我国空军步入健全发展的正轨要归功于蒋夫人当年在美国游说，力邀美籍退伍军人加入这个庞大而先进的建构工程。
毛瀛初：“美国顾问团由美军的现役军官退休后（组成），他的顾问团团长是裘魏德，他来的并不是一个顾问团，他是带来的美国的飞行军官、战斗军官训练，整套的制度以及技术方法，一个法规，树立了中国空军的飞行训练制度，也可以说这个制度的树立以后到今天，我们空军还是按这个制度在做。”
不过，从民国20年开始空军一直都隶属于军政部的航空署之下，而非一个独立的单位，直到民国23年才在南昌成立了航空委员会，由蒋委员长亲自监督、发展，蒋夫人任秘书长，周至柔为主任。
毛瀛初：“我们成立了航空委员会才是真正有一个独立的空军的一个军种，一切的成军、建军准备才是有一个积极的推动。”
但是建军毕竟不是纸上谈兵的空话，以当时国家的财力而言，要完成一支空中武力的全套硬体配备更是谈何容易，这个时候全国老百姓发挥了空前庞大而惊人的力量，在乡村，在城镇，无论老少，不分小康、贫穷，甚至连乞丐都掏尽腰包慷慨捐输，1毛、两毛、5毛、一块，散沙聚成巨塔。
在民国25年10月，蒋委员长50华诞那一天，完成了空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五十献机”全民活动。
王荫华：“（民国）25年那年刚好是蒋委员长啊，蒋委员长50大寿，为了庆贺他的五十大寿，全国的同胞捐了差不多有80架驱逐机。”
抗战爆发前夕，在我空军战斗序列中，前敌总指挥为周至柔，副总指挥毛邦初，参谋长石邦藩。他们虽然下辖了10个大队，但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其实只有6个大队，他们分别是：二大队大队长张廷孟，驻广德；毛瀛初：“二大队他是买的诺机，诺机就是轰炸上海啊。”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五大队大队长丁纪徐，驻南昌；毛瀛初：“也可以说开战的时候的相当的一个主力，有是新买的霍克_3。”三大队大队长蒋其炎，驻句容；毛瀛初：“那么三大队的二十几架飞机都是各式的飞机。”八大队大队长李怀民，驻南昌；毛瀛初：“八大队只有几架这个重轰炸机，买的马丁机几架。”九大队大队长刘超然，驻蚌埠；毛瀛初：“九大队就是许来克，许来克就是对地攻击机，就是说有机枪很多，带小炸弹，就是低空的地面攻击，总数大概120架左右。”
这一百多架战机事实上开战还没多久就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毛瀛初说：“8·14打到南京就飞机光啦，到南京最后啊9月十几就没有飞机啦。”
像王广英这个队只剩下一架轰炸机和一架战斗机，他说：“这飞机一架一架少，最后呢剩到我一架飞机，空军还有个雷炎均你们晓得，他剩了一架战斗机。有一次我炸这个阳明堡机场，就我一架飞机，炸完之后就回来，因为怕敌人飞机起飞来追我啊，可飞到半路上我看到那边地上一个行军纵队往南走，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我往这边一看，不对，还有一个太阳旗，有这个穿着呢子军服，我一看到之后马上回头来了，我是4挺机关枪，‘哗···’在机上这一打之后，他们有人往旁边跑啊，有人就打我啊，我会到机场之后，落地，飞机上的螺旋桨都是那个血啊，这个喷的啊，血打的那个螺旋桨还有飞机的机头上，连飞行眼镜上都有一点，尤其是那个风挡啊···都是红点子很红的小点子，象雾一样的红点子······”
由此可见，我们不是不够勇猛，更非技不如人，苦只苦国家太穷，无可用之机。
1937年底，我们先后向苏联引进了E型飞机7百余架和近500位俄军官兵，就这样才撑到武汉保卫战。
毛瀛初：“武汉这一次真正是叫空战，以前他们有轰炸机来没有掩护我们打下，以后他有轰炸机有掩护过来我们是吃亏的，我们被打也就是小型的，武汉这一次，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说已经集中了全部兵力，加上俄国人的支援队，两个队，打了战果非常丰富。”
在4次武汉空战中我军击落敌机达60架。
武汉空战记录：
时间 击落敌机
第一次 27·2·18 14架
第二次 27·4·29 21架
第三次 27·5·31 12架
第四次 27·8·3 11架
但这也是抗战初期最后的空中战役，因为我们必须留下仅有的筹码保卫重庆。
不久，欧战爆发，俄军纷纷复归，总计他们在中国战场上包括大队长库里申科在内约近百人因作战而阵亡。
空军战斗与与其他军种不同之处在于时间短、人员少，是输是赢立见真章，所以每个飞行员都勇猛无比、视死如归。由于须臾之间便可决定成功成仁，因而更能凸显其英雄本色！像高志航便是个例子。
王荫华：“这个人真是忠勇爱国。”
陈光斗：“他是一个战神，空军的战神！”
民国26年11月21日，高志航不幸在周家口机场殉难，年仅29岁；
民国26年12月26日，刘粹刚（第24中队中队长）在高平迫降时殉国，生前共击落敌机11架，年25岁；
民国26年8月17日，阎海文（第25中队飞行员）在8·13沪战中被击中，落入敌阵，自杀身亡，日军为之立碑，曰：“支那空军勇士之墓”，年21岁；
民国26年12月3日，乐以琴（第21中队副队长）从8·14起，一个月间击落敌机9架，被誉为“空中四大天王”，于南京上空殉国，年22岁；
民国27年2月18日，李桂丹（第四大队大队长）继高志航后任第四大队大队长，在武汉空战中，创12分钟独歼敌机3架的纪录，亦于是役牺牲，年24岁；
民国26年8月19日，沈崇诲（第9中队分队长），26岁，沪战时在余山海面执行轰炸任务，因机件故障与同机陈锡纯（第9中队飞行员），23岁，直冲敌舰，机毁人亡。
当然，在空军中九死一生的英雄人物也不少，像董明德（第5大队大队长），他在抗战初期作战139次，个人击落敌机7架，便是个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