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对。可我不会花钱买别人的喜欢。
娜希尔告诉他，他这样说不公平，也显得忘恩负义，对不起铁木尔为他们做的这一切。
你没弄明白我的意思，娜希尔。我说的是，你把你做的好人好事贴到广告牌上才显得差劲。做好事不留名，高风亮节，这样才值得称道。真要行善，也用不着大庭广众之下签支票嘛。
行了。娜希尔说，使劲抖了一下床单，亲爱的，再说就没意思了。
“伙计，我还记得这地方。”铁木尔看着那房子说，“房主人叫什么来着？”
“我想，是姓瓦赫达提吧。”伊德里斯说，“名字叫什么我忘了。”他想起孩提时代，他们曾经无数次在这儿，在这条马路上，在这些大宅门外嬉戏，然而只是到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才头一次有机会走进这户人家。
“真主的指引。”铁木尔低声说。
这是一幢普通的两层住宅，若是换了圣何塞，到了伊德里斯所在的居民区，它想必会引起屋主协会成员们的不快。但以喀布尔的标准来看，这处房产颇为奢华，配有高高的院墙，金属的大门，还有宽阔的车道。一个武装警卫带他和铁木尔入内。伊德里斯看到，和他在喀布尔见过的许多事物一样，在这幢房子破败的外表之下，也有一丝过去的辉煌。证据到处都是：煤烟熏黑的墙上遍布着弹孔和弯弯曲曲的裂缝，大片的灰泥已经剥落，砖石裸露在外，车道上的矮树都死了，花园里的树木也掉光了叶子，草坪枯黄，俯瞰后院的游廊有多半个不翼而飞。但是也像喀布尔的许多事物一样，这里也有缓慢、犹疑的重生迹象。有人已经开始重新粉刷房屋，在园内种下了玫瑰花丛，花园缺失的一大块东墙已经修补完成，只是有点粗陋。房子朝向马路的一面立着一架梯子，伊德里斯心想，房顶看来正在修葺。半毁的游廊也已开始修复。
他们在门厅见到了马科斯。他花白的头发已有谢顶的迹象，眼睛淡蓝，穿一身灰色的阿富汗式服装，脖子上优雅地围着黑白方格的阿拉伯头巾。他把两人领进了一间喧闹而又烟雾弥漫的房间。
“我有茶和葡萄酒，还有啤酒。也许你们想喝点更有劲儿的？”
“你点，我喝。”
“噢，我喜欢你这样的。到这边来，音响边上。对了，冰块是安全的，用瓶装水冻的。”
“真主保佑。”
铁木尔在这种聚会上如鱼得水，他轻松自如的举止，脱口而出的俏皮话和与生俱来的魅力，让伊德里斯不得不感佩有加。他跟着铁木尔去了酒水台，到了那儿，铁木尔拿起一个深红色的瓶子，给两人倒了酒。
大约有二十来个客人，坐在屋里的靠垫上。地板上铺着酒红色的阿富汗地毯。房间装饰得朴素而雅致，让伊德里斯感觉到有一种“外侨风格”。一张妮娜·西蒙的CD在浅吟低唱。人人都在喝酒，差不多人人都在吸烟，谈论着刚刚在伊拉克打响的战争，以及它对阿富汗将要造成的影响。角落里的电视调到了CNN国际频道，声音关着。夜晚的巴格达正在经历“震撼与威慑”行动的剧痛，城市一次次被绿色的闪光照亮。
他们拿着加冰的伏特加，和马科斯，还有两个神态严肃的德国青年凑到一起。这两个人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伊德里斯发现，和他在喀布尔遇见的很多救援人员一样，他们也有那么一点儿阴冷，仿佛看透了世界，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他对马科斯说：“是座好房子。”
“这话得跟房东说。”马科斯走到房间另一边，带回一个瘦老头。此人头发斑白，从脑门往后梳，弄得像堵厚墙。大胡子新剪过，牙快掉光了，腮帮子因此往里缩着。他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尺寸过大的橄榄绿西装，大概是一九四几年的款式。马科斯对老头微笑着，满脸的友爱之情。
“纳比江[2]？”铁木尔大叫了一声，伊德里斯也马上认出他来了。
老头子咧开嘴，回以腼腆的笑容。“请您原谅，咱们以前见过吗？”
“我是铁木尔·巴希里。”铁木尔用波斯语说道，“我们家过去就住马路那边。”
“至大的真主啊。”老头子深吸了一口气，“铁木尔江？那您一定是伊德里斯江了？”
伊德里斯微笑着点点头。
纳比拥抱了他们俩，亲吻他们的脸。他脸上挂着微笑，用难以置信的目光打量着他们。伊德里斯想起来了，纳比总是用轮椅推着主人瓦赫达提先生，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有时他把轮椅停放到人行道上，和瓦赫达提先生一起，看他和铁木尔跟街坊里的小孩们踢足球。
“纳比江从1947年就一直住在这房子里。”马科斯搂着纳比的肩膀说。
“这么说，房子现在是你的了？”铁木尔问。
纳比看着一脸惊讶的铁木尔，笑了笑。“我在这儿服侍瓦赫达提先生，从1947年一直到2000年，然后他过世了。他是大好人，在遗嘱中把房子留给了我。是的。”
“他给了你？”铁木尔不相信地问。
纳比点点头。“是的。”
“你肯定是个好得要死的厨子！”
“您啊，要我说，您过去就是个小捣蛋，我还记着呢。”
铁木尔咯咯笑了起来。“从来也没安分过，纳比江，安分都给我哥了。”
马科斯轻轻摇晃着酒杯，对伊德里斯说道：“妮拉·瓦赫达提，以前这房主人的妻子，她是个诗人，事实上有点小名气。你听说过她吗？”
伊德里斯摇了摇头。“只知道在我出生之前，她就离开了这个国家。”
“她住到巴黎去了，和她女儿。”其中一个叫托马斯的德国人说。“她1974年死了。我想是自杀的。她酗酒，可能还有别的问题，但至少她酗酒，我读来的。一两年前，有人给我了一本她早期作品的德语译本，说实话，我认为相当优秀，而且特别性感，我记得是。”
伊德里斯点了点头，又一次觉得有些别扭，这一回是因为外国人在给他上课，讲的竟然是阿富汗艺术家。隔着几尺远，他听到铁木尔正在劲头十足地和纳比讨论房租的事。当然了，他们说的是波斯语。
“你知不知道这样一幢房子你能收多少钱，纳比江？”他问那老汉。
“知道。”纳比说，一边点头，一边大笑，“我知道在城里租房要多少钱。”
“你满可以狠宰这帮家伙一刀的！”
“呃……”
“可你却让他们白住。”
“人家来这儿是帮助咱们国家的，铁木尔江。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跑到这儿来。我要是那么干，像您说的，‘狠宰他们一刀’，那可就不对喽。”
铁木尔发出一声哀叹，干掉杯中剩下的酒。“行啊，老朋友，要么你跟钱有仇，要么你是大好人，远远比我强。”
阿姆拉走进了房间。她穿着一件宝石蓝的阿富汗束腰外衣，底下是褪色的牛仔裤。“纳比江！”她大叫道。她吻纳比的脸，还用一只胳膊环住他，纳比这个时候好像有点儿受了惊吓。“我喜欢这男人。”她对大伙说，“我也喜欢让他难堪。”她把这话又用波斯语对纳比说了一遍。他笑得前仰后合，脸上泛起了红晕。
“也让我难堪一下怎么样？”铁木尔说。
阿姆拉拍了拍他的胸脯。“这一位是个大麻烦。”她和马科斯互吻，用阿富汗人的方式，吻脸颊的一边，吻三次，和那两个德国人也一样。
马科斯把手搭在她腰上。“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喀布尔工作最卖力的女人。你们可别错过这姑娘。还有，她一定能把你们喝躺下。”
“那咱们试试。”铁木尔说着，伸手到身后的酒水台上拿了个杯子。
老纳比告退了。
随后的一个来小时，伊德里斯到处和人扎堆，或者说，他想办法和人扎堆。酒线在一个个瓶子里下落，谈话的音量却在不断提高。伊德里斯听到了德语、法语，肯定还有希腊语。他又喝了杯伏特加，接着是一听微温的啤酒。他鼓起勇气，吭哧吭哧，讲了一个关于奥马尔毛拉[3]的笑话。他在加州听人用波斯语讲过这笑话，现在翻译成英语却大为减色，讲起来如同受刑，结果笑点全无。他走开了，去听另一拨人聊天，谈的是即将在喀布尔开张的一家爱尔兰酒吧。大伙一致同意，它肯定开不长。
他在屋里四下走动，啤酒罐在手中渐暖。在这种聚会上，他一向放不开。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他开始细细打量屋内的装饰。招贴画上有巴米扬大佛，有叼羊比赛，还有港口，位于一个名叫蒂诺斯的希腊海岛。他从没听说过蒂诺斯。他在门厅看到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幅黑白照片，有点模糊，好像是用自制相机拍出来的。照片上是个小姑娘，留着长长的黑发，背对着镜头。她坐在海滩的礁石上，面朝大海。照片的左下角似乎有烧过的痕迹。
晚餐是羊腿，洒了迷迭香，加了少许蒜瓣。还有羊奶酪沙拉，意大利面条浇香蒜沙司。伊德里斯舀了些沙拉，走到屋角，心不在焉地吃着。他看见铁木尔和两个年轻撩人的荷兰女人坐在一起。拈花惹草，伊德里斯想。他们忽然放声大笑，其中一个女人摸弄着铁木尔的膝盖。
伊德里斯拿着一杯葡萄酒，出门走到游廊，在木头条凳上坐下。天已经黑了，只有顶棚下垂挂的一对灯泡照亮了游廊。从这里，他能看到花园尽头一间住屋的轮廓，右侧有一辆汽车的剪影，又大又长，很有些年头了，从轮廓上看，好像是美国车。一九四几年的款式，也许是五十年代初的，伊德里斯看不出来，而且他从来都不是车迷，他猜铁木尔肯定知道。铁木尔随口就能说出款式，年份，引擎大小，所有的配置。看上去，这辆车下面的四个轮胎已经瘪了。邻居家的狗断断续续地叫着。屋里有人换了一张莱昂纳德·科恩的CD。
“安静又敏感。”
阿姆拉坐到他身边，酒杯里的冰块叮当作响。她光着脚。
“你堂弟弟牛仔。他是派对人生。”
“我不觉得奇怪。”
“他非常好看。他是已婚的？”
“孩子都三个了。”
“真可惜。那我守规矩。”
“听你这么说，他肯定会失望的。”
“我有规矩。”她说，“你不太喜欢他。”
伊德里斯非常真诚地告诉她，铁木尔就像自己的亲弟弟。
“但是他让你难堪。”
这是真的。铁木尔一直都在让他难堪。伊德里斯想，铁木尔的举止做派始终都像一个典型的、丑陋的阿富汗裔美国佬。他在这座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里穿行，仿佛自己也属于这里。他拍着当地人的肩膀，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口口声声叫着“大哥”、“大姐”、“大叔”。他尽情表演，给乞丐发钱，他管这些钱叫“赈灾专款”。他跟老太太开玩笑，管她们叫“大妈”，和她们搭话，让她们讲自己的故事，还拿手持摄像机拍摄，他自己也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假装是当地人中的一员，仿佛他自始至终都住在这儿，仿佛这些人遭受炮击，被杀害，被强暴的时候，他不是在圣何塞的戈尔德健身房里举杠铃，练他那副胸肌和腹肌。这是伪善，也令人反感。让伊德里斯吃惊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看穿他这套把戏。
“他没跟你说实话。”伊德里斯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索回父辈的房产。就这些。没别的了。”
阿姆拉扑哧一笑。“我当然知道。你认为能骗过我吗？我一直在跟这个国家的军阀和塔利班打交道。我看到一切。什么都不能给我震惊。什么都不能，谁也不能，不能骗我。”
“我想你说得对。”
“你很老实。”她说，“至少你是老实人。”
“我只是觉得这些人，他们经历了一切，我们应该尊敬他们。‘我们’，我的意思是铁木尔和我这样的人。我们是幸运儿，我们是这个地方被炸成地狱时不在场的人。我们和这些人不一样。我们不该假装和他们一样。故事得人家来讲，我们没资格把自己也放进去……我在信马由缰了。”
“信马由缰？”
“我在瞎扯。”
“不，我懂。”她说，“你说他们的故事，那是他们给你的礼物。”
“礼物。是的。”
他俩慢慢地喝着酒，继续聊了一会儿。对伊德里斯而言，这是他抵达喀布尔后第一次真诚的交谈，摆脱了当地人、政府官员，以及救援机构的员工们那些难以捉摸的嘲讽，含糊不清的指摘。他问起阿姆拉的工作，她说她一直在科索沃，和联合国的人员一起做事，也在种族屠杀后的卢旺达，在哥伦比亚和布隆迪服务过。她还在柬埔寨帮助过雏妓。她来喀布尔已经一年了，这是她接到的第三份委派，这一次，她和一个规模很小的非政府组织一起，在医院工作，每逢星期一还要操持一个流动诊所。她结过两次婚，离婚也两次，没孩子。伊德里斯发现，很难猜出阿姆拉的年龄，不过她应该比看上去要年轻一些。她泛黄的牙齿后面和疲倦的眼袋里，有一种凋落而未尽的美，一种冷血的性感。再过四年，也许五年，伊德里斯想，它们终将一去不返。
后来她说：“你想知道罗诗出什么事？”
“你不用非得告诉我。”他说。
“你认为我喝醉了？”
“你醉了吗？”
“一点点。”她说，“但是你是老实人。”她拍拍他的肩膀，动作温柔，也带了点调皮。“你要求知道是有正当理由的。其他像你一样的阿富汗人，从西方来的阿富汗人，就像……怎么说呢？……就像脖子伸得老长。”
“观光客。”
“对。”
“像看色情表演。”
“也许你是个好小伙子。”
“如果你讲给我听，”他说，“我会把它当成一件礼物。”
于是她讲给他听了。
罗诗和父母、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很小的弟弟一起住在农村，村子位于喀布尔和巴格拉姆之间三分之一远的地方。就在上个月的一个礼拜五，她大伯，也就是她父亲的大哥，过来串门。大约有一年了，为了罗诗家住的房子，她父亲和大伯一直在闹别扭，大伯觉得那房子按理应该属于他，因为他是长子，可父亲把房子留给了最喜欢的小儿子。不过他来的那天，一切都挺好的。
“他说他想给争斗做个了结。”
为了做准备，罗诗的母亲杀了两只鸡，做了一大锅米饭加葡萄干，去市场买了新鲜的石榴。大伯一来，就和父亲亲吻，拥抱。罗诗的父亲抱得那么用力，把他哥哥的两只脚都从地毯上提了起来。罗诗的母亲哭起来了，因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家人坐下吃饭，菜上了一道又一道。他们吃完石榴，还有绿茶和小奶糖。大伯离席，到屋外去上厕所。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抓着一把斧头。
“砍树的那种。”阿姆拉说。
头一个砍的就是罗诗的父亲。“罗诗告诉我，他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什么也没看见。”
只一下，从后面砍到脖子上，几乎让他身首分离。接下来是罗诗的母亲。罗诗看到母亲试图反抗，可是几斧子下去，砍在脸上和前胸，她便没了声音。此时，孩子们在尖叫，奔逃。大伯在追逐。罗诗看见一个姐姐跑向走廊，可是大伯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另一个姐姐虽然跑进了走廊，但大伯追了上去，罗诗听到他踹倒了通往睡房的门，一声又一声的尖叫过后，便是寂静。
“所以罗诗，她决定带上小弟逃跑。他们跑出屋外，他们跑向大门，可是门锁上了。大伯他干的，肯定是。”
他们又往院子里跑，惊慌和绝望之下，可能忘记了院子里没有门，没有出路，墙又太高，爬不上去。当大伯冲出屋子，冲向他们的时候，罗诗看见，年仅五岁的小弟跳进了泥炉，就在一个钟头之前，母亲刚刚在炉子里烤过馕。罗诗听到他在火焰中不停地尖叫，自己绊了一跤，摔倒了。她翻过身，仰面朝上，正好看见天蓝蓝的，斧头呼啸而下。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阿姆拉住了口。屋子里，莱昂纳德·科恩唱起了现场版的《谁死于火》。
伊德里斯此时一个字也讲不出来，即使能开口，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这是塔利班、基地组织，或者某个妄自尊大的圣战者游击队指挥官干的，他也许会说几句，表达一下于事无补的愤慨。可这事不能怪到希克马蒂亚尔、奥马尔毛拉、本·拉登，或者布什和他发动的反恐战争头上。在这场屠杀的背后，是普普通通的、完全世俗的原因，这便显得更为恐怖，也愈发让人沮丧。“无谓”这个词在脑海里浮现，他却说不出口。人们总是这样讲。无谓的施暴。无谓的谋杀。仿佛你可以实施有谓的、明智的谋杀。
他想到那个女孩，罗诗，待在医院里，靠着墙蜷成一团，脚指头绞在一起，脸上还带着孩子气，剃光的头顶上是一条裂缝，拳头大小的一团白花花的脑组织从里面挤漏出来，堆在她的头顶，好像锡克教徒缠头布上打的结。
“事情的经过是她亲口跟你讲的吗？”他终于开口问道。
阿姆拉用力点了点头。“她记得非常清楚。每个细节。她能告诉你每个细节。我希望她能忘记，因为这些很坏的梦。”
“那个小弟呢，他怎么样了？”
“太多烧伤。”
“那位大伯呢？”
阿姆拉耸了耸肩。
“他们说要谨慎。”她说，“在我的工作中，他们说要谨慎，要职业，卷到里面不是好主意。可是罗诗和我……”
音乐戛然而止。又一次停电。有一会儿，四下里漆黑一片，只有月光。伊德里斯听见人们在屋里嚷嚷。手提的卤素灯迅速派上了用场。
“我为她战斗。”阿姆拉说。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不罢休。”
第二天，铁木尔要坐那两个德国人的车去伊斯塔立夫，一座以黏土陶器闻名的小城。“你应该一块去。”
“我要待在屋里，读读书。”伊德里斯说。
“读书在圣何塞也能读，老兄。”
“我需要休息。昨晚可能喝得太多了。”
德国人接走了铁木尔，伊德里斯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凝视着墙上已经褪色的六十年代广告画，画中四个笑容满面的金发游客，正在班达米尔湖畔徒步旅行，它仿佛一份遗物，出自他本人在这儿、在喀布尔度过的童年时代，那时战争还没有爆发，一切都有待呈现。过了中午，他出门散步，在一家小饭馆吃了烤肉，权当午餐。这顿饭吃得可不算好，因为有一大帮脏兮兮的小脸儿贴在玻璃上往里看，盯着他吃东西。真不舒服。伊德里斯暗自承认，对付这种事，铁木尔要比他强。铁木尔把它当成游戏。他活像一个带操的教官，吹着口哨，让要饭的小孩排成一队，然后，突然从他的赈灾专款里抽出几张钞票，一张接一张发钱，每发一张，就磕一磕脚后跟，敬个军礼。小孩们喜欢这一套。他们还会还礼呢。他们叫他卡卡，有时往他腿上爬。
吃过午饭，伊德里斯拦了辆出租车，吩咐司机开到医院。
“先找个巴扎停一下。”他说。
他抱着盒子穿过走廊，两边的墙上遍布涂鸦，一间间病房用塑料布做了屋门，有个戴眼罩的老汉拖着赤脚，病人们躺在闷热的房间里，屋里的灯泡已不知去向。到处都是酸臭的体味。到了走廊的尽头，他先在帘子外稍停了一下，然后才把它掀开。看到那女孩的时候，他觉得心里翻江倒海。女孩坐在床边，阿姆拉跪在她身前，正在给她刷那口小牙。
有个男人坐在床的另一侧，骨瘦如柴，皮肤黝黑，黑发短粗，胡子像耗子窝般又脏又乱。伊德里斯一进来，他立刻起身，一只手平按在胸前，鞠躬致意。伊德里斯又一次受到了打击，因为当地人一眼就能认出，他是个西方化了的阿富汗人，因为一点点的金钱和权力，就能为他在这座城市换来毫无根据的特权。男人告诉伊德里斯，他是罗诗的舅舅，娘家那边来的。
“你回来了。”阿姆拉一边说，一边把牙刷浸到水碗里。
“行吗？”
“为什么不。”她说。
伊德里斯清了清嗓子。“赛俩目[4]，罗诗。”
女孩看了看阿姆拉，请求允许。她的声音是一种犹疑、紧张的低语。“赛俩目。”
“我给你买了件礼物。”伊德里斯放下盒子，把它打开。他拿出了一台小电视机和录像机，罗诗的眼睛亮了起来。他给她看自己刚买的四部影片。商店里的大部分录像带都是印度电影，要不然就是李连杰、让-克洛德·范达姆的动作片和功夫片，还有史蒂文·西格尔的全部影片。可他还是找到了《E.T.外星人》、《小猪宝贝》、《玩具总动员》和《铁巨人》，他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在家里全都看过。
阿姆拉用波斯语问罗诗，她想看哪一部。罗诗拿起了《铁巨人》。
“你一定会喜欢的。”伊德里斯说。他发现自己很难直视她。他的目光总会滑向她头顶上的那堆东西，那闪闪发亮的一团脑组织，密布着纵横交错的静脉和毛细血管。
走廊尽头没有电源插座，阿姆拉花了好一阵子，才找来条延长线，可是等到伊德里斯插上插头，画面一出现，罗诗的嘴巴便漾出了微笑。从这笑容里，伊德里斯才发现，虽然已经三十五岁了，可他对这个世界，对这世界上的野蛮，残忍，无穷无尽的暴行，知道得何其稀少。
阿姆拉走开去看别的病人，伊德里斯便坐到罗诗床边，和她一起看电影。那位舅舅是屋里一个悄无声息、难以理解的存在。影片放到中途，停电了。罗诗开始哭泣，舅舅从椅子上靠过来，大大咧咧牵过她的手，急速而简洁地说了几个词儿，用的是伊德里斯不会讲的普什图语。罗诗往后躲，想把手抽出去。伊德里斯看到舅舅用力而紧张地一握，她的小手便消失了。
伊德里斯穿上外套。“我明天再来，罗诗，咱们可以再看一盘带子，如果你想看的话。你想看吗？”
罗诗在被单下缩成了一团。伊德里斯看了看舅舅，琢磨着铁木尔会怎么对付这汉子。铁木尔和他不一样，火一上来就压不住。他会说：给我十分钟，我要和他单独谈谈。
舅舅跟着他出了门。走到台阶上，他一开口就吓了伊德里斯一跳：“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老爷。”他肯定看到了伊德里斯的表情，因为他随即改口说道，“当然她是受害者。可是，我的意思是，我也是个受害者。您懂的，当然懂，您是阿富汗人。可这些外国佬，他们就不明白。”
“我得走了。”伊德里斯说。
“我是个马兹杜尔[5]，只能卖苦力。我挣一个美元，赶上好日子，也许两个美元。我自己已经有五个孩子了，有一个还是瞎子。现在又摊上这种事。”他叹了口气，“有时我心里想——真主宽恕我——我对自己说，也许安拉应该让……唉，您懂的。那样也许更好。为什么？我问问您，老爷，如今哪个小伙子还会娶她？她永远也找不到丈夫。那谁来照顾她？只能是我。我得照顾她一辈子。”
伊德里斯知道自己已无路可逃。他伸手去掏钱包。
“您给多少都行，老爷。当然不是为我。是为了罗诗。”
伊德里斯递给他两张钞票。舅舅飞快地看了钱一眼，抬起头，开了口：“两……”可他马上把嘴巴闭上了，好像害怕让伊德里斯明白过来，觉得自己给错了。
“给她买双好鞋吧。”伊德里斯说着，走下了台阶。
“安拉保佑您，老爷。”舅舅在他身后叫着，“您是个好人。您是个善人加好人。”
第二天，伊德里斯又来探视，第三天同样如此。很快这就成了惯例，每天他都出现在罗诗身边。他能叫得出护工的名字了，还认识了在一楼工作的男护士，看门人，以及医院门口那几个营养不良、满脸倦容的警卫。他把探视当成秘密，尽可能不告诉别人。打电话回国时，他从未和娜希尔谈起罗诗。他没告诉铁木尔自己去哪儿，也没说为什么不能和他一起去帕格曼，或是到内政部拜会某个官员。但铁木尔还是知道了。
“好样的。”他说，“你在做正经事。”他停了一下，又说：“不过千万要慎重。”
“你的意思是别再去探视了。”
“再过一个礼拜咱们就该走了，老兄。你不能让她黏上你。”
伊德里斯点点头。他不知道铁木尔是不是对他和罗诗的关系有点嫉妒，说不定还会心生怨恨，因为他，伊德里斯，抢走了他轰轰烈烈扮演英雄的机会：瞧啊，慢动作，铁木尔的身影从熊熊燃烧的大楼里浮现，手里抱着一个小孩，人群欢声雷动。伊德里斯打定主意，不让铁木尔用这种方式拿罗诗示众。
但是铁木尔说得对。再过一个礼拜他们就要回家，可罗诗已经开始管他叫伊德里斯卡卡了。如果他去晚了，就会发现她坐卧不安。她用双臂搂住他的腰，脸上一下子便有了宽慰的表情。她告诉他，她最期待的就是他的到来。一起看录像带的时候，有时她会伸出两手，死死抓着他的手。一旦她不在身边，他常常会想起她手臂上淡黄色的汗毛，她小小的褐色眼睛，漂亮的脚丫，圆圆的脸蛋，还有她双手托腮，听他读儿童书的模样。书是他在法国高中附近的书店里找到的。有几次，他耽于狂野的想像，设想着把她带到美国，带她回家的情景，想着怎样让她跟儿子扎比和勒马尔相处融洽。就在去年，他还和娜希尔谈到了生第三个孩子的念头。
“现在怎么办？”他计划动身的前一天，阿姆拉问道。
当天早些时候，罗诗送了伊德里斯一张画，用铅笔画在医院的记录纸上，画的是两个人正在看电视。他指着那个头发长长的，问道：“这是你？”
那这一个就是你，伊德里斯卡卡。
你留长发吗，那时候？从前？
姐姐每天晚上给我梳头。她知道怎么梳才不疼。
她肯定是个好姐姐。
等头发长出来，你帮我梳。
我很乐意效劳。
别走，卡卡。不要离开。
“她是个可爱的女孩。”他对阿姆拉说。她的确是。有礼貌，也很恭顺。他带着些许负罪的感觉，想起了圣何塞家里的扎比和勒马尔，他们很早就叫嚷着不喜欢自己的阿富汗名字，他们正在迅速地变成小霸王，变成飞扬跋扈的美国儿童，而他和娜希尔曾经发誓，那种孩子绝对不养。
“她是幸存者。”阿姆拉说。
“是的。”
阿姆拉靠到墙上。两个护工推着一具轮床，从他们身边匆匆而过。床上躺着个小男孩，鲜血浸透了他头上的绷带，大腿上还有开放性的创口。
“其他阿富汗人从美国来，或者从欧洲来，”阿姆拉说，“他们过来拍她照片。他们录像。他们许诺。然后他们回家给家人看。好像她是动物园动物。我同意这样做，因为我认为也许他们将帮忙。但是他们忘记。我永远没有他们消息。所以我再问一遍，现在怎么办？”
“她要做的手术吗？”他说，“我想我能做到。”
她看着他，欲言又止。
“我们集团有个神经外科医院。我会跟我上司讲。我们来安排，让她飞到加州动手术。”
“是，但是钱。”
“我们一定能弄到资金。再不济的话，我来付钱。”
“自掏钱夹。”
他大笑起来。“应该说‘自掏腰包’，可是没错，我掏。”
“我们需要舅舅的允许。”
“如果他再露面的话。”自从那天伊德里斯给了舅舅两百美元，就再也没人看到他的人影，听到他的动静了。
阿姆拉冲他微笑着。他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有一种兴奋、陶醉，甚至愉悦的感觉，猛地推了他一把，让他做出了这样的保证。他觉得浑身是劲儿，几乎喘不上气来。让他自己也吃惊的是，泪水刺痛了他的眼睛。
“Hvala[6]。”她说，“谢谢。”她踮起脚尖，吻他的脸。
“干了荷兰妞，”铁木尔说，“派对上那个。”
伊德里斯把头抬离舷窗。下面是紧紧簇拥的兴都库什山脉，棕色的山峰却格外柔和，让他惊奇了好一阵子。他转过头，看着靠走道坐的铁木尔。
“有点黑的那个。嗑了半片威他命威[7]，一直把她整到早晨宣礼。”
“我的天，你还能不能长大啊？”伊德里斯说。他厌倦了铁木尔又一次让他背上包袱，心里不得不装进这家伙的出轨和不忠，还有他那怪诞的、兄弟会式的哗众取宠。
铁木尔得意地笑了。“记住了，老兄，有一天，在喀布尔……”
“拜托不要再往下说了。”
铁木尔大笑起来。
飞机后舱开起了小派对，有人在用普什图语唱歌，有人拍打着一个泡沫塑料的盘子，好像那是个弹拨尔。
“真不敢相信咱们碰到了老纳比。”铁木尔低声说，“天啊。”
伊德里斯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摸出一片预留的安眠药，硬生生咽了下去。
“所以我下个月还得回来。”铁木尔说着，抱起双臂，闭上了眼睛。“过后可能还得再跑两三趟，不过咱们应该办得成。”
“你信任这个叫法鲁克的家伙吗？”
“操，才不呢。要不然我还回来干吗？”
法鲁克是铁木尔雇的律师。他专门帮助流亡国外的阿富汗人，在喀布尔追讨被占的房产。铁木尔唠叨着法鲁克要呈递的文件，希望主持审理的法官是法鲁克的远房小舅子。伊德里斯歪着头，贴紧舷窗，等着药劲上来。
“伊德里斯？”铁木尔小声叫他。
“嗯。”
“在那儿看见的事真他妈伤心，哈？”
您眼力实在太惊人了，老弟。“就是。”伊德里斯说。
“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伙计。”
很快，伊德里斯的头开始昏昏沉沉，视线也变得模糊了。沉入睡眠之际，他想到了与罗诗的道别，他抓着她的手指，说他们还会再次见面，她伏在他肚子上，呜咽着，几乎无声无息。
从旧金山国际机场驱车回家的路上，伊德里斯带着怀恋，想起了喀布尔疯狂的交通乱象。现在驾驶着雷克萨斯，沿101号高速公路向南，却有种奇怪的感觉，一路上秩序井然，路面连个坑都没有，总是不缺少辅助的交通标志，人人礼貌有加，亮灯示意，主动让车。在喀布尔，他和铁木尔曾把生命交托给那些视死如归，乳臭未干的出租车司机，一想到这儿，他不禁露出了微笑。
娜希尔坐在前座，问题一个接一个。喀布尔安全吗？吃得怎么样？他病过吗？照片，录像，什么都拍下了来吗？他尽力回答，向她描述炸毁的学校，住在残垣断壁下的流民，乞丐，淤泥，时断时续的供电，可他仿佛在描述音乐。他没办法让这些事鲜活起来。喀布尔那些生机勃勃、令人心动的细节——比如那座废墟里的健身房，窗户上画着施瓦辛格。如今他正在忘掉这些细节，在自己听来，这些描述不过是泛泛而谈，清汤寡水，如同美联社一篇寻常的报道。
后座上的两个孩子只听了很短的一会儿，至少假装在听，算是迁就他。伊德里斯能感到他们的厌烦。然后八岁的扎比便求娜希尔放电影。勒马尔大两岁，虽然努力多听了一小会儿，但没过多久，伊德里斯便听到，他的任天堂DS传出了赛车游戏低低的轰鸣。
“你们俩怎么回事？”娜希尔训他们，“爸爸刚从喀布尔回来，你们就不好奇吗？什么问题都不问他吗？”
“没关系。”伊德里斯说，“别管他们了。”可他们的漠不关心的确让他恼火。只是由于遗传上的好运，才让他们获得了与生俱来的特权，他们却对此浑然不觉。他觉得自己和家人之间突然产生了一道裂隙，就连娜希尔也是如此，她问起他的旅行，总是围绕着餐馆和自来水的缺乏。现在他用责备的目光看待他们，一如他刚到喀布尔时当地人对他的看法。
“我饿死了。”他说。
“想吃什么？”娜希尔问，“寿司，意大利式的？橡树岭那边有家新馆子。”
“去吃阿富汗菜吧。”他说。
他们去了亚伯烤肉馆。它位于圣何塞东城，离老贝里耶萨跳蚤市场不远，老板阿卜杜拉六十出头，头发花白，留着八字胡，两只手看上去特别有劲儿。伊德里斯给他看病，也给他妻子看过。看见伊德里斯一家子走进饭馆，他便从柜台后面招手。亚伯烤肉馆是个很小的家庭买卖，只有八张桌子，盖着塑料台布，上面常常黏乎乎的，菜单是过塑的，墙上贴着阿富汗海报，角落里有台旧的冷饮售货机，当年叫“汽水柜”。阿卜杜拉负责招呼客人，打理柜台，搞卫生。他妻子苏丹娜在后厨干活，她才是这饭馆的顶梁柱。伊德里斯看到，她这会儿就在厨房，弯着腰，忙活着。她头发塞在帽网里，水汽弄得她眯起了眼。两口子告诉过伊德里斯，她和阿卜杜拉是七十年代末在巴基斯坦结的婚，当时共产党已经接管了祖国。1982年，他们在美国获得了庇护，女儿帕丽在同年出生。
现在帮他们点菜的就是帕丽。她很温和，懂礼貌，继承了她母亲白皙的皮肤，目光中流露着同样的果敢。她还有一副奇妙的，不成比例的身材，上身苗条而秀美，腰以下却骤然丰腴，大屁股，大粗腿，大肥脚。现在，她穿着一件常穿的宽松短裙。
伊德里斯和娜希尔点了羊肉、糙米饭和波拉尼烙饼。儿子们勉勉强强，要了拖鞋烤肉，他们在菜单上找来找去，只有这东西最像汉堡里的肉。等着上菜的时候，扎比告诉伊德里斯，他所在的足球队打进了决赛。他踢右边锋。比赛时间是星期日。勒马尔说，星期六他要表演吉他独奏。
“你弹什么？”伊德里斯懒洋洋地问。他觉得时差反应开始上头了。
“《把它涂黑》[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