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他说什么？”她一向用这种字眼儿称呼我，说起话来既尖刻又不中听。
我几乎整天守在瓦赫达提先生身边，慢慢地破译了他的语音。我会凑到很近的地方，别人听起来无法理解的呻吟声和咕哝声，我却能听得出来是要水，要便盆，还是要翻身。我已经成了他事实上的翻译。
“您儿子说，他想睡觉。”
老太婆叹口气，道一声，那就这样吧，她得走了。她弯下腰，亲一亲他的脑门，保证很快再来。她的司机等在大门外面，我一把她送出去，就回到瓦赫达提先生的房间，坐到他床边的凳子上，和他一起享受沉默。有时我们四目相对，他会摇晃着脑袋，歪咧着嘴巴笑起来。
此时我分内的工作已所剩无几，开车出去只是买些食品杂货，每个礼拜一两次就够了，做饭也只有两个人吃，所以我看不出再花钱请别的仆人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工作我也能干。我把这些话跟瓦赫达提先生说了，他做了个手势。我凑近了去听。
“你会累坏的。”
“不会，老爷。我很高兴这样做。”
他问我是不是真心话，我告诉他是的。
他的眼睛湿了，一只手有气无力地抓住我的腕子。我认识的人当中，就数他最喜怒不形于色，可是自从中风之后，最细微的小事也足以让他激动，焦虑，涕泪横流。
“纳比，听我说。”
“听着呢，老爷。”
“你给自己开工钱，开多少都行。”
我告诉他，我们之间没必要谈钱。
“你知道我放钱的地方。”
“您休息吧，老爷。”
“多少钱我都不在乎。”
我说我打算午餐做个汤。“怎么样，喝汤行吗？我自己想喝，您也考虑考虑。”
我停止了晚上和其他工友的聚会。我不在乎他们怎么看我了，我将不许他们再进瓦赫达提先生家，花他的钱，来这儿给自己找乐子。解雇扎希德对我来说，是一件相当大的乐事。我把洗衣服的哈扎拉女人也打发走了。从那以后，我来洗衣服，我来把它们挂到绳子上晾干。我照看树，修剪灌木，割草，栽花，种菜。我打理房子，清扫地毯，给地板打蜡，拍掉窗帘上的尘土，擦窗户，修理漏水的龙头，更换生锈的水管。
有一天，瓦赫达提先生睡觉的时候，我去了他房间，清扫天花板上边边角角的蛛网。正值夏日，热浪逼人，又干燥得厉害。我已经给瓦赫达提先生撤走了所有的毯子和被单，卷起了睡裤的裤腿，窗户都打开了，头顶的吊扇吱吱嘎嘎地转着，可还是不管用，热浪从四面八方袭来。
屋里有个挺大的衣橱，我早就盘算着把它打扫一遍，现在拿定了主意，今天就动手。我把橱门拉开，从西装开始，一件件掸去灰尘，不过我也明白，十有八九，这些衣服瓦赫达提先生再也不会穿了。里面有一堆书，积了灰，我把它们也一并抹干净。我拿了块布，擦净他的鞋子，一双双摆放整齐。我发现了一个大纸箱，放在几件冬天穿的长大衣下面，大衣的下摆垂落着，把它挡得严严实实，几乎看不见。我把它拉出来打开。里面装满了瓦赫达提先生用过的速写本，一本摞一本，每一本都是他昔日生活的遗迹。
我从纸箱里取出放在最上面的速写本，随便翻到一页。我的腿一下就软了。我翻完了一整本，把它放下，再拿起另一本，接着又一本，又一本，然后又是一本。一页又一页，从我眼前翻过，每一页都发出低低的叹息，轻轻吹拂着我的脸，每一页都用炭笔画着相同的主题。那是我，是从二楼卧室的阳台上看到的我，是我在擦汽车的前脸。那是从游廊里看到的我，是我倚靠着一把铁锹。纸上还有我在系鞋带，劈柴，给矮树烧水，从水壶里倒茶，做礼拜，打盹。还有汽车停在加尔加湖畔，我坐在方向盘后面，车窗摇落，我的胳膊垂在窗外，后座上画着一个朦胧的身影，群鸟在空中盘旋。
原来是你啊，纳比。
一直都是你。
你不知道吗？
我低头看看瓦赫达提先生。他还在侧身酣睡。我小心翼翼，把那些速写本放回纸箱，合上盖子，推回冬衣下的角落。然后我出了房间，轻轻关上门，免得把他吵醒。我走过昏暗的走廊，走下楼梯。我知道自己没有停步，走到屋外，走入夏日的酷热，走过车道，推开大门，迈步上街，转过街角，一直走，不回头。
我该不该留下来？我不知道。对此前的发现，我既不觉得恶心，也没感到荣幸，马科斯先生，可我确实心烦意乱。我想弄明白，在知道自己已经知道的情况下，怎么才能留下来。我在纸箱里发现的那些东西，让事事都蒙上了一层尸布。这种事没有办法逃避，由不得你把它抛在一边。可是他处在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我又怎能撒手不管？我不能，除非先找到合适的人选，接手我的工作。我欠瓦赫达提先生的，最起码他一直待我很好，另一方面，我也曾背着他，讨他妻子的欢心。
我走进餐厅，坐到玻璃桌边，闭上眼睛。马科斯先生，我没法告诉您我在那儿坐了多久，一动不动，直到我听见楼上发出了响动。我睁开眼，看到阳光已经转暗，便站起来，灌了一壶水，烧水沏茶。
有一天，我走进他的房间，说我有个惊喜给他。那是五十年代末，还要过很长时间，喀布尔才会有电视可看。那些日子里，他和我玩扑克来打发时间，后来下象棋，他教我，下起棋来，慢慢地我也能露一小手。我们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上阅读课。实践证明，他是个很有耐心的老师。我朗读的时候，他闭着眼睛听，要是读错了，他就轻轻摇一摇头。再来。他说。那个时候，久而久之，他的语言能力已经有了相当惊人的改善。再读一遍，纳比。1947年，他刚雇我的时候，我多多少少也算是识字的，这得多亏谢基卜毛拉，可是通过苏莱曼的辅导，我的阅读才真正有了提高，写作能力也因此大为进步。他教我，当然是为了帮我，可是他给我上课也有自私的成分，因为现在我能读他喜欢的书给他听了。不用说，他自己也能读，可是只能读一小会儿，因为他很容易疲倦。
如果我忙于家务，陪不了他，他自己就没什么好干的了。他听听唱片，但往往也只能看看窗外，看鸟儿在树上飞落，看天，看看云朵，听孩子们在街上嬉闹，听水果贩子牵着驴，吆喝着：樱桃咧！新鲜的樱桃！
我告诉他有个惊喜的时候，他就问我什么惊喜。我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跟他说，咱们得先下楼。那段时间，我不用怎么费劲，就能把他抱起来，因为我还年轻，有力气。我轻而易举地托起他，把他抱进客厅，轻轻放到沙发上。
“行了吗？”他问。
我把轮椅从门厅推了进来。我已经为这事劝了他一年多，可他总是顽固地拒绝。现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买回来再说。他马上摇起了头。
“是因为邻居吗？”我问，“你是怕听到人家议论你吗？”
他吩咐我，把他弄回楼上去。
“听着，我才不管邻居怎么想，怎么说呢。”我说，“这样，咱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去散个步。天气蛮好的，所以我们要去散散步，你和我，就是这样。如果咱们不走出这房子，我就要憋出毛病来了。如果我疯了，你怎么办？哎呀行了，苏莱曼，别哭了。你就像个老婆子。”
他这会儿又哭又笑，嘴里还在说着：“不要！不要！”可我已经把他抱了起来，放进了轮椅。我拿毯子给他盖好，推着他出了大门。
应该在这儿说一下，一开始，我确实给自己找过继任者。找人的事我没告诉苏莱曼。我觉得最好还是先找到合适的人选，然后再跟他说。来打听工作的人不少，我到房子外面和他们见面，以免让苏莱曼生疑。可是找人找到后来，问题远比我预想的要多。有些应征者明显就是扎希德一路的货色，我跟这种人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们什么味儿，我马上就能闻得出来，所以当场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还有些人没有必需的厨艺，我以前说过，苏莱曼是个相当挑剔的食客。另外一些人不会开车。许多都不识字，这是个很严重的障碍，因为习惯已经养成，每天黄昏前，我都要给苏莱曼读书。我发现有些人没耐心，如果要照顾苏莱曼的话，这就是另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他很容易动怒，有时候会耍小孩子脾气。还有些人，我凭直觉感到，他们缺乏必要的性情，来承担手头这份艰巨的工作。
于是三年过去了，我还留在这宅子里，还在不停地跟自己说，只要我觉得能把苏莱曼的命运交到可信赖的人手里，我就考虑离开。三年过去了，还是我在给他擦洗身子，用一块湿布，两天擦一次，还是我在给他刮脸，剪指甲，理发。我喂他吃东西，扶他躺便盆，再给他擦干净，就像人家收拾婴儿一样，我也得给他垫尿布，尿布脏了我来洗。在那段时间里，由于亲密无间和例行公事，我们之间发展出了一种无需开口的语言，而且不可避免地，一种以前难以想像的不拘礼节，已经慢慢渗入到了我们的关系里。
一旦我让他接受了轮椅，早晨散步的老习惯便恢复了。我把他推出家门，推到街上，一边走，一边跟路过的邻居们打招呼。其中有位年轻的巴希里先生，刚从喀布尔大学毕业，去了外交部工作。他和他哥哥带着各自的妻子，搬进了一幢两层的房子，就在我们家马路对面，隔着三户人家就是。有时我们在早上碰到他，他正在暖车，准备去上班，我总要停下来，开几句玩笑。我经常推着苏莱曼去沙尔瑙公园，坐在榆树的树荫下，看人来车往——出租车司机举起大巴掌，猛拍车喇叭，自行车叮叮作响，驴儿欢叫，行人找死，跟公共汽车抢道。在公园里，在公园外，苏莱曼和我，我俩成了常见的一景。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常常停步，和卖杂志的摊主、卖肉的屠户说说笑笑，跟指挥交通的那些年轻警察，我们也能逗上几句。我们还和那些倚着挡泥板、等人坐车的司机搭讪。
有时，我把他塞进老雪佛兰的后座，轮椅收进后备厢，开车出城，去帕格曼。到了那儿，我总能找到一片漂亮的绿地，树荫下小溪潺潺。我俩吃完午饭，他便动手写生，但这实在艰难，因为中风影响了他惯用的右手。可他拿左手也画出了树林、群山，还有一簇簇野花，就算我把两只好手都用上，也远远不及他技艺精湛。最后，要是苏莱曼累了，就会打起瞌睡，铅笔从手中滑落。我就用毯子给他盖上腿，挨着他的轮椅，躺到草地上。我会听微风在林中婉转，看着天空，一条条云彩高高地游走不定。
或迟或早，我都会发现，我的思绪飘向了妮拉，她现在和我相隔万里。我会想起她头发柔润的光华，一只脚上下起落的模样，凉鞋吊在她脚后跟儿上，啪的一声，将一支燃烧的香烟生生踏灭。我想着她身后的曲线，胸前的凸起。我渴望回到她身边，被她的气味席卷，感受她摸我手时久别的心脏抖颤。她答应过给我写信，可好几年过去了，十有八九她已经忘掉了我，到现在我也不能撒谎，不能否认，每次在家里收到来信时，我仍然会感到一种突然高涨的期盼。
有一天，在帕格曼，我坐在草地上，端详着棋盘。这已经是多年以后了，是1968年，是苏莱曼的母亲去世后的那一年，也是巴希里先生和他哥哥双双做了父亲的那一年，他们给两个儿子取了名，一个叫伊德里斯，一个叫铁木尔。我经常看见这对小哥俩儿坐在婴儿车里，两个母亲推着他们，在附近悠闲地散步。那天，苏莱曼在犯困之前，和我下了一盘象棋，他以进攻性的弃兵局开场，而我正在琢磨怎样才能挽回颓势。就在这个时候，他对我说：“告诉我，纳比，你多大了？”
“嗯，我四十多了。”我说，“这一点我还是有谱的。”
“我在想，你该结婚了。”他说，“趁你还好看。你已经有白头发了。”
我俩相视而笑。我告诉他，我妹妹马苏玛过去老跟我说同样的话。
他问我还记不记得他雇我的那天，那是1947年，二十一年前的事了。
我当然记得。此前，就在离瓦赫达提家几个街区远的另一户人家，我给一个大厨子打下手，干得很憋屈，一听说瓦赫达提先生需要厨师——他当时的厨子结了婚，搬走了——就在一个下午直接去了他家，摇响了大门的门铃。
“你当时可是个糟糕透顶的烂厨子。”苏莱曼说，“现在你干得很棒，纳比，可那第一顿饭？我的真主啊。还有你第一次开我的车，拉着我，我真觉得自己要中风了。”说到这儿，他一下子停住了，然后咯咯地笑起来，没想到自己开了这样一个意外的玩笑。
对我来说，马科斯先生，这可是个天大的意外，震惊啊，真的，这么多年了，对我的厨艺和驾驶技术，苏莱曼从来没跟我抱怨过一个字。“那你为什么要雇我？”我问。
他把脸转向我。“因为你一走进来，我就在心里想，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人。”
我垂下眼帘，看着棋盘。
“我一遇见你，就知道我们不是同类，你和我，所以我想要的是一件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早晨一起散步，一起开车出门，我不会说有了这些我就满足了，可这总要好过不能和你在一起。我学会了在你身边苟且度日。”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我想我说的东西，有些你是明白的，纳比。我知道你明白。”
我无法抬起眼睛，去触碰他的目光。
“我需要告诉你，哪怕就这一次，告诉你我一直爱着你，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纳比，请不要生气。”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会。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谁也没有开口。他说过的那些话，还在我俩之间萦绕回荡，那生命压抑的痛苦，那永远无法得到的幸福。
“现在我告诉你了，”他说，“所以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我想让你走。走吧，纳比，给自己找个妻子，建立自己的家庭，就像所有人一样。你还有时间。”
“嗯，”我终于开了口，想用无礼的言辞驱散紧张的空气，“没准哪天我真就走了。你一定会后悔的，还有另一个可怜的狗杂种，后悔老得给你洗尿布。”
“你就爱开玩笑。”
我看着一只甲虫轻轻爬过灰绿色的树叶。
“不要为了我留下来。这就是我想说的，纳比。不要为了我留下来。”
“你太自作多情了。”
“又开玩笑。”他疲倦地说。
我没再说什么，哪怕他理解错了。这一次我可没开玩笑。我之所以留下来，已经不再是为了他。一开始的确如此。我留下，首先是因为苏莱曼需要我，因为他完全依赖我。从前有一次，我抛弃了需要我的人，悔恨至今挥之不去，并终将伴我到死。我不能再这样做了。然而，慢慢地，难以觉察地，我留下的理由起了变化。马科斯先生，我没法告诉您这种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怎样发生的，可后来我是为自己而留下来的。苏莱曼说我应该结婚。然而实际上，看看自己的生活，我就意识到了，我已经拥有了人们在婚姻中追求的东西。我拥有了舒适、伴侣，以及一个随时都能接纳我，爱我，需要我的家。作为一个男人，我生理上的需求——当然了，这种需求仍然存在，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此时已经不那么频繁，也没那么迫切了——还是有办法解决的，怎么解决，我先前说过了。至于孩子，虽然我一向喜欢小孩，可是从来没感到自己父爱缠身。
“如果你想当骡子，不想结婚，”苏莱曼说，“那我对你有个要求。不过你得先答应我。”
我对他说，他不能这样强迫我。
“我偏要。”
我抬起脸看着他。
“你可以说不。”他说。
他太了解我了。他歪七竖八地笑着。于是我作了保证，他提了要求。
随后这些年的事，马科斯先生，我该怎么跟您说呢？对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近来的历史，您了解得非常清楚，不需要我再向您重述那些黑暗的日子。一想到要写这些事，我就心生厌倦，而且这个国家遭受的苦难，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记载，它们远比我的笔墨更有见识，更有说服力。
要对这些年做个概括，我用两个字就够了：战争。或者更确切地说，战乱。不是一场两场的战争，而是很多场战争，有大的，也有小的，有正义的，也有非正义的，在这些战争中，英雄和恶棍不断变换着角色，每有新的英雄登场，都会唤起对昔日恶棍日益加深的怀念。他们的名字变了，面孔也变了，可我照样唾弃他们，一个也不会落下，为那些无足轻重的争斗，那些冷枪，地雷，空袭，火箭弹，劫掠，强奸和杀戮。噢，够了！这任务太巨大了，也太让人苦不堪言。那些日子我已经活过来了，我有心在这封信里重温一遍，尽可能简短。那段岁月给我带来的惟一好处，就是想起小帕丽的时候，减缓了几分负罪的感觉，她现在一定长成大姑娘了，平平安安，远离这一切的杀戮，我的良心因此得到了安慰。
如您所知，马科斯先生，八十年代的喀布尔确实还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战斗大部分发生在农村。尽管如此，那却是个逃亡的年代，附近许多家庭收拾了细软，离开了这个国家，要么去巴基斯坦，要么去伊朗，盼望着从那儿前往西方某个国家落脚。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巴希里先生过来道别的那天。我和他握了手，祝他一帆风顺。我还和他儿子伊德里斯道了再见，他那会儿已经十四岁了，又瘦又高，留着长发，嘴唇上边已经冒出了软毛。我告诉伊德里斯，他和他堂弟铁木尔一起放风筝，在马路上踢足球的那些景象，一定会让我非常怀念。您大概还记得，很多年以后，咱们见过那对堂兄弟，马科斯先生，您和我一起见的，那是2003年的春天，您在这宅子里开了个派对，当时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
九十年代，战火终于蔓延到了这座城市。蹂躏喀布尔的那些人，看上去好像从娘胎里一滚出来，手里就抓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马科斯先生，别看这帮人顶着各种冠冕堂皇、自封自授的头衔，他们全都是野蛮人，是拿枪的贼。火箭弹开始横飞的时候，苏莱曼就待在家里，拒绝离开。他固执己见，对院墙外的信息不闻不问。他丢掉了收音机，也不碰报纸。他要求我，不要把任何战争消息带进家门。他不知道谁在和谁作战，也不管谁输谁赢，好像在希望着，通过顽固地对战争视而不见，便能获得报偿。
当然不会。我们住的这条街曾经那么安静，古朴，灯火阑珊，现在变成了战场。子弹击中过每幢房子，火箭呼啸着从头顶飞过，枪榴弹在街上此起彼落，将柏油路面炸出一个个弹坑。到了晚上，红红白白的曳光弹到处乱飞，直到天亮。有些日子，我们能得到片刻的缓解，短短几个小时的安静，然后，炮火骤然而起，打破寂静，一轮又一轮的爆炸响彻四面八方，伴随着人们在街头发出的尖叫。
这幢房子遭到的大部分破坏，都是那几年造成的，马科斯先生，您2002年第一次来这儿时，已经亲眼见到了这些破坏。虽然说，有些损伤是由于年久失修和疏于打理，因为那时我已经上了年纪，成了个老头子，再也没有力气像以前那样照看这房子了，树已经好多年不结果，都死了，草坪一片枯黄，花也谢了，但是，对这座漂亮房子最冷酷无情的，还是战争。枪榴弹在附近爆炸，震碎了窗户。一枚火箭炸毁了花园的东墙和半个游廊，就是在那儿，妮拉和我有过许多次的交谈。手雷毁坏了房顶。子弹在墙上留下累累伤痕。
接着就是抢劫，马科斯先生。民兵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见到喜欢的东西，拿了就走。他们抢走了大部分家具、油画、土库曼地毯、雕像、银烛台、水晶花瓶。他们敲掉了卫生间台子上的青金石花砖。有一天早晨，我被门厅里的人声弄醒，发现有一群乌兹别克民兵，拿着弯刀，正在割楼梯上的地毯。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们。我能怎么办？再来一个脑袋瓜挨枪子儿的老头子，对他们又算得了什么？
和房子一样，苏莱曼和我也是每况愈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济，膝盖疼起来就没完。原谅我的粗俗，马科斯先生，但我就连小便一下，也会变成痛苦的煎熬。可想而知，衰老对苏莱曼的影响比我还要严重。他萎缩了，变得瘦小，脆弱得吓人。有两次，他差点儿就死了，一次是在最糟糕的那段时间，两派武装正在交战，一派是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另一派属于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死尸躺在街头，几天无人认领。苏莱曼当时得了肺炎，医生说他之所以染病，是因为吸入了自己的唾液。医生，还有医生开的药，都是稀缺之物，可我仍然尽力照料苏莱曼，真是让他从死亡边缘捡回了性命。
也许是因为天天足不出户，加上彼此已亲密无间，那段时间苏莱曼常常和我拌嘴。我们像夫妻那样，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固执己见，热火朝天。
这礼拜你已经煮过豆子了。
我没有。
你有。你礼拜一煮的！
争论还涉及到我们前一天玩过多少盘象棋。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太阳会把水晒热，还老是把杯子往窗台上放。
你就不能叫我给你端便盆吗，苏莱曼？
我叫了，我叫了一百次！
那你以为我是什么，聋子还是懒虫？
还用得着选吗？你两个都是！
真不要脸，自己成天躺在床上，还说我是懒虫。
没完没了。
我喂他吃东西，他使劲把脑袋拧来拧去。我干脆不管他了，临走时还把门重重地一摔。我承认，有时候我是成心气他。我走出家门，让他哭去。你要去哪儿啊？我不搭理他。我假装一去不返。当然了，我只是上街转转，抽根烟，抽烟是我的新嗜好，老了才养成的，不过只是生气的时候才抽。有时我在外面待好几个钟头。要是他真把我惹毛了，我会在外面待到天黑。可我每次都回去。我一言不发地走进他的房间，把他翻过去，抖松枕头，我俩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和谁说话，等着对方求和。
战火终于平息了，因为塔利班来了。那是一帮年轻人，脸瘦瘦的，留着黑色的大胡子，画着黑眼圈，拿着鞭子。对他们的残忍和暴虐无度，已经有了详尽的记录，所以我还是要说，马科斯先生，没有什么必要再给您一一列举他们的暴行了。应该说，足够讽刺的是，他们在喀布尔这几年，倒让我多活了一阵子。他们把大部分侮辱和狂热都留给那些年轻的，尤其是穷苦的女人了。而我呢，我只是个老头子。我对塔利班政权的主要让步，就是蓄起了胡须，老实说，这让我免去了每天都要刮脸的苦差。
“这太正式了，纳比。”苏莱曼躺在床上喘息着，“你不好看了。你看上去就像个先知。”
在大街上，塔利班从我身边经过，好像我是头正在吃草的母牛。我故意给他们留下这种印象，装出一副温顺的蠢牛模样，免得引起特别的注意。一想到他们会怎样看待妮拉，怎样对待妮拉，我就不寒而栗。有时，我在心中唤她出场，看她手拿香槟，在派对上大笑，看她光裸的双臂，又细又长的双腿，这一切真仿佛出自我的凭空想像。仿佛她从未真正地存在过。仿佛一切都不是真的——不只是她，还有我，以及帕丽，以及年轻而健壮的苏莱曼，甚至我们共同生活过的那段时间，那个家。
后来，2000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端着盘子，里面放着茶和新烤的馕，走进苏莱曼的房间。我一下子就知道出事了。他喘起来上气不接下气，枯死的脸色突然变得远甚以往，他想说话，却只能发出一串沙哑的噪音，比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也好不了多少。我放下盘子，冲到他身边。
“我去叫大夫，苏莱曼。”我说，“你等着就行。我们一定能让你好起来，像从前那样。”
我转身要走，可他猛烈地摇晃着脑袋，用左手的手指比画着。
我凑近了，把耳朵贴到他嘴边。
他不断地努力，想要说些什么，可我怎么也听不清。
“对不起，苏莱曼。”我说，“你必须放我走，去找大夫。我很快就回来。”
他又摇起了头，这一次摇得很慢，泪水涌出他被白内障阻遏的双眼。他的嘴张开了又合上。他把头转向床头柜，我问他是不是里面有他需要的东西，他闭上眼睛，点了点头。
我拉开最上面的抽屉，里面只有药，老花镜，一瓶旧古龙水，一个记事本，他几年前就不再使用的炭笔，除了这些，我什么也没看到。我正要问他让我找什么，就一下子看见了。它折叠着放在记事本下面，是个信封，背面写着我的名字，正是苏莱曼歪歪扭扭的笔迹。信封里有一张纸，他在纸上只写了一段话。我读了。
我俯看着他，他下凹的太阳穴，嶙峋的脸颊，深陷的双眼。
他又动了一下，我凑上前，感受到他阴冷、吃力、时松时紧的呼吸吹在我脸上。我听到他在挣扎，舌头在干巴巴的嘴里奋力蠕动。不知何故，或许纯粹出于意志的力量，他最后的力量，他竟在我耳边低低地说出了话。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骨鲠在喉，拼命才挤出几个字：
“不，别这样，苏莱曼。”
你保证过。
“还没到那分上。我照顾你，你一定能好起来。一定能。我们一定能撑过去的，就像过去一样。”
你保证过。
我在他身边坐了多久？劝了他多久？我无法告诉您，马科斯先生。只记得最后我站起身，在床头走来走去，终于躺到他身边。我把他转过来，让他面对着我。他好轻，轻得像一个梦。我亲吻他干裂的双唇。我把枕头放到胸前，挨着他的脸，然后捧住他的后脑勺。我把他搂在怀里。一个长长的、紧紧的拥抱。
后来，我只记得他瞳孔放大的模样。
我走到窗前坐下。苏莱曼那杯茶还在，还放在盘中，搁在我脚边。我记得，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晚起的店家很快就要开门。小男孩走在上学的路上。已然尘土飞扬。马路上走着一条懒洋洋的狗，蚊子如黑云，围着狗头盘旋。我看见两个小伙子合骑一辆摩托车，后面那位跨坐在车尾的货架上，一边肩膀上扛着台电脑显示器，另一边是西瓜。
我把脑门顶在了暖洋洋的玻璃上。
苏莱曼抽屉里的字条是一份遗嘱，写明他把一切都留给我。这房子，他的钱，他个人的财物，甚至那辆汽车，尽管它朽烂已久，尸首却栖留于后园，车胎尽瘪，徒然一堆锈蚀不堪、委顿于地的铁皮。
有一段时间，我真真确确地感到手足无措，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才好。半个多世纪了，我一直都在照顾苏莱曼。我每天的生活都囿于他的需要，始终都有他的陪伴。现在我自由了，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但我发现这自由不过是个错觉，因为我最想做的事已不复存在。人家说，去发现，发现你生活的目标，然后去过那样的生活。可是有的时候，你只有生活过，才能认识到早已有了生活的目标，也许这目标你从来不曾想到。现在我的目标已经实现了，我觉得自己失去了方向，只剩下了随波逐流。
我发现自己在大房里怎么也睡不好了，我在里面待都待不下去。苏莱曼一死，我就感觉这房子太大了。每个角落，每个暗处，每条裂缝，都隐藏着鲜活的记忆。所以我搬回到了院子尽头的老窝棚。我花钱请了几个工人，在棚子里通上电，好让我能就着灯光读书，到了夏天，可以吹吹电扇。至于空间，我需要的不多。我的财产加起来，不过就是一张床，几身衣服，还有那个装着苏莱曼画稿的纸箱。我知道，马科斯先生，您可能会觉得这有些古怪。的确，从法律上来说，这房子，还有这房子里的一切，现在都属于我了，可我对任何一件东西都没有主人的真情实感，而我也知道，我永远也不能真的产生那种感觉。
我读了很多书，从苏莱曼的旧书房里拿的。每次一读完，我就把它们放回去。我种了些番茄，一点儿薄荷。我到附近散步，可是膝盖老是疼，后来我索性走到两个街区之外，再强迫自己往回走。有时候我搬上一把椅子，到花园里干坐着，无所事事。我跟苏莱曼可不一样：我习惯不了孤独。
后来，2002年的一天，您摇响了大门的门铃。
当时，北方联盟已经赶跑了塔利班，美国人也进入了阿富汗。几千名救援人员从世界各地涌入喀布尔，建立医院和学校，修复道路和灌渠，带来食物、住所和工作。
陪您来的那位翻译是个年轻的阿富汗当地人，穿了件亮紫色的夹克衫，戴着太阳镜。他问我谁是房子的主人。我告诉翻译我就是。当时您二位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他傻笑起来，对我说：“不，卡卡，我说的是主人。”我请您和他进屋喝茶。
喝的是绿茶，就在残余的游廊上，谈话用的是波斯语。不过您知道，马科斯先生，这七年来，多亏您的指导和厚爱，我也学了些英语。您通过翻译告诉我，您来自蒂诺斯，那是希腊的一个岛。您是外科医生，属于一个医疗队，到喀布尔来，是为了给那些面部受伤的儿童做手术。您说，您和您的同事需要一个住所，这一阵子你们管它叫“宿舍”了。
您问我打算收多少房租。
我说：“不收。”
我还记得，那个穿紫夹克的年轻人翻译完了以后，您那副惊讶的样子。您又问了一遍，也许是以为我没听懂。
翻译欠了欠身，坐到椅子边上，凑近我。他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腔调和我讲话。他问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我明不明白您的医疗队愿意付钱，对喀布尔现在的房租涨到什么程度，我有没有概念？他说我就坐在金子上。
我对他说，和长者讲话的时候要摘下太阳镜。然后我告诉他，该干吗就干吗，老老实实地翻译，用不着提建议，接着我转向您，说出了我的理由，我有许多理由，而这一个并不涉及私密。“您告别了您的国家，”我说，“您的朋友，您的家庭，来到这儿，这个被真主抛弃的城市，来帮助我的家乡，我的同胞。我怎么能从您身上获利呢？”
那个年轻的翻译——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和您在一起——举起了双手，失望地冷笑起来。这个国家已经变了。马科斯先生，以前可不是人人都这样的。
有时到了晚上，在小屋里，我一个人躺在黑暗中，就能看见大房里亮堂堂的灯光。我看着您和您的朋友们——特别是那位勇敢的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小姐，我对她宽广的胸怀抱有无限的尊敬——在游廊上，在院子里，吃着盘子里的食物，吸着香烟，喝着您的酒。我还能听到音乐，偶尔有爵士，让我想起妮拉。
她现在死了，这我知道。阿姆拉小姐告诉我的。我曾经和她谈起过瓦赫达提夫妇，也曾和她说过妮拉是个诗人。她在电脑上发现了一份法语杂志，里面有一部文集，在网上发表的，收入了他们过去四十年最好的作品。有一篇写的是妮拉。文章说她死于1974年。那么多年来，我的思念都归于徒劳，期盼着一个死去已久的女人写信回来。得知她过上了自己的生活，我一点都不惊讶。我现在懂了，有些人感到不幸福，是因为别人爱的方式：秘密地，热烈地，无助地去爱。
这封信就快结束了，马科斯先生。
现在我也大限将至。我的衰弱日甚一日。那一天想必不会太久。感谢真主。也要感谢您，马科斯先生，感谢您的友情，您每天花时间来看我，坐下来陪我喝茶，给我讲您在蒂诺斯的母亲，告诉我她的近况，还跟我谈起您童年的朋友萨丽娅，不仅如此，我还要感谢您对我国人民的同情，感谢您为这里的孩子们提供的无价服务。
也要感谢您对这房子上上下下所做的修葺工作。我已经在这儿过了大半辈子，这就是我的家，我可以肯定，再过不久，我也要在这屋檐底下，咽下最后一口气。我曾怀着失望与悲伤，见证了它的衰败。可如今，看到它被粉刷一新，看到花园的院墙修好了，窗户换了，我曾度过无数幸福时光的游廊也得到了重建，真让我感到莫大的喜悦。谢谢您，我的朋友，为了您种下的树，为了园中再次盛开的花。如果我曾以某种方式，为您给予本城人民的服务出过力，那么您礼尚往来，对这房子所做的一切，已经超出了要付给我的租金。
但是，哪怕会显得贪得无厌，我还是要冒昧地请求您两件事，其一是为了我，其二是为别人。首先，请您把我埋在喀布尔的阿舒坎–阿勒凡公墓。我相信您知道它的位置。从大门进去，往北走到头，不用花太多时间，您就能找到苏莱曼·瓦赫达提的坟。请在附近给我选个地方，把我埋在那儿。我为自己对您的请求就是这些。
第二件事，请您在我死后，尽力找到我的外甥女帕丽。如果她还活着的话，要证明这一点可能不会太难——互联网这东西是个令人惊奇的工具。您会看到我随信附上的遗嘱，其中写明，我把房子、钱，还有我不多的几件东西都留给了她。我请求您把这封信和遗嘱一并交给她。也请您告诉她，告诉她我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引发的无数结果，告诉她我只能从希望中得到安慰。希望不论现在她身在何地，都已经找到了人生可以拥有的最多的安宁、恩宠和爱。
感谢您，马科斯先生。愿真主佑护您。
您永远的朋友，
纳比
[1]1964年以后，阿富汗波斯语的官方名称改为达里语，以与伊朗波斯语区分，但当地人习惯上仍以波斯语（法尔西语）称之。
[2]囊（nang）和纳穆斯（namoos）代表荣誉和自尊。
[3]见《古兰经》第十三章《雷霆（赖尔得）》，第三十五节。马坚译文。
[4]阿富汗人对长辈可使用尊称，如巴巴（父亲），卡卡（叔叔），马马（舅舅）。帕丽叫纳比为卡卡，而非马马，大概是因为纳比不是她的亲舅舅。
[5]原文为法语。
第五章
2003年春
女护士阿姆拉·阿德莫维奇警告过伊德里斯和铁木尔。她把他俩拉到一边，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有反应，哪怕一丁点，她要伤心，我踢你们出去。”
他们身处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的男区，站在一条长长的、灯光昏暗的走廊尽头。阿姆拉说过，那女孩剩下的惟一亲属，或者说惟一来看过她的，是她舅舅，如果把她放到女区，那么她舅舅便得不到探视的许可，所以院方把她放到了男区，但她进不了病房，让女孩与不是家属的男人同处一个房间是不得体的，因此让她住到这儿，走廊尽头，一个非男非女的地方。
“我还以为塔利班早被赶跑了呢。”铁木尔说。
“很疯狂，不是吗？”阿姆拉说，然后不明不白地傻笑了一下。回到喀布尔的这个礼拜，伊德里斯发现，这种明明窝了一肚子火，却故作轻松的腔调，在外国救援人员当中非常普遍，他们不得不小心应对阿富汗文化的种种不便和特异之处。这种嬉皮笑脸、讥讽嘲弄的特权，这种睥睨众生的心态，让伊德里斯模模糊糊地感觉受到了冒犯，但本地人对他们这副德行好像没有察觉，或者没觉得受辱，因此他认为自己也应该不以为意。
“可他们让你过来。你来去自如。”铁木尔说。
阿姆拉抬了抬眉毛。“我不算。我不是阿富汗人。所以我不是真正的女人。这你都不知道？”
铁木尔咧嘴一笑，油腔滑调地说：“阿姆拉。波兰人喽？”
“波斯尼亚。不许有反应。这是医院，不是动物园。你保证。”
铁木尔说：“保证就保证。”
伊德里斯看了一眼女护士，担心铁木尔这种有点鲁莽，又没什么必要的挑逗会触怒她，但是明摆着，这点儿小便宜又让他占到了。对堂弟的这种能力，伊德里斯既厌恶又嫉妒。他总是注意到铁木尔的粗俗，觉得他缺心眼儿，又不解人意。他知道铁木尔不仅对妻子不忠，还作假逃税。在美国，铁木尔开了一家房屋按揭贷款公司，伊德里斯几乎可以肯定，他在大搞贷款欺诈。但是铁木尔交游广泛，即便惹祸上身，也总是能用好人缘、铁关系，以及那副人见人爱、假装无辜的面具加以摆平。长得帅可没坏处——肌肉发达的身体，碧绿的眼睛，带酒窝的笑容。伊德里斯觉得，铁木尔固然是个成年人，却还在享受着儿童的特权。
“很好。”阿姆拉说，“好吧。”她拉开挂在天花板上，权充隔帘的床单，放他俩进去。
女孩本名罗莎娜，可阿姆拉给了她一个简称，叫她罗诗。她看上去大约九岁，也许十岁，此时膝盖顶着胸脯，背朝墙坐在铁床上。伊德里斯马上放低了目光，一口凉气已经到了嘴边，又硬生生地倒吸回去。可想而知，铁木尔才压不住呢。他咂着舌头，不停地说着“噢！噢！噢！”声音不大，却清晰可闻，充满了痛苦。伊德里斯瞟了一眼铁木尔，毫不吃惊地发现他已经眼泪汪汪，泪水戏剧化地在他眼眶里打着转儿。
女孩抽搐着，闷叫了一声。
“行了，结束了，都出去。”阿姆拉怒冲冲地说道。
到了室外，站在大门前破碎的台阶上，阿姆拉从浅蓝色护士服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包红盒万宝路。铁木尔的眼泪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拿了支香烟，先给女护士点着，再给自己也点上。伊德里斯脑袋晕乎乎的，觉得恶心。他嘴里发干，担心自己吐出来，那可就丢人了，会让阿姆拉认准对他，对他俩的印象——富有的、总是大惊小怪的归侨，如今回到了家乡，被眼前的屠杀弄得目瞪口呆，而杀人的妖怪们已经离去。
伊德里斯本以为阿姆拉会申斥他们，至少把铁木尔骂一顿，可她的态度更像调情而不是责骂。这就是铁木尔在女人身上催生的效应。
“成。”她卖弄风情地说，“你说该怎么办，铁木尔？”
在美国，铁木尔用的是“蒂姆”。“9·11”事件后，他改了名，并且声称，自此以后他的生意差不多翻了两番。他告诉伊德里斯，改成这两个字，给他事业带来的好处比大学文凭还要多——如果他上过大学的话。他没上过。伊德里斯才是巴希里家族的大才子。可是这次回到喀布尔，伊德里斯听到他总是自称铁木尔。这种表里不一当然无伤大雅，甚至非这样做不可，可还是让人耿耿于怀。
“刚才在里面的事我很抱歉。”铁木尔说。
“也许我惩罚你。”
“悠着点，小乖乖。”
阿姆拉把目光转向伊德里斯。“成。他是牛仔。你，你安静，懂事。你是个……怎么说来着……内向的人。”
“他是医生。”铁木尔说。
“噢？那么这一定吓着你了。这医院。”
“她出什么事了？”伊德里斯问，“罗诗出什么事了？谁干的？”
阿姆拉一下子变得严肃了。再讲话的时候，她的脸带上了一种母性的坚定。“我为她战斗。我和政府，和医院的官僚，和王八蛋神经外科医生战斗。每个步骤，我为她战斗。我不停下。她没有任何人。”
伊德里斯说：“我本来以为她有个舅舅。”
“他也是王八蛋。”她弹了弹烟灰，“成。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小家伙们？”
铁木尔一开口就滔滔不绝，总的来说还算实话，说他俩是堂兄堂弟，苏联人蜂拥而至以后，他们两家人就都逃出去了，先在巴基斯坦待了一年，八十年代初在加利福尼亚安顿下来，这是二十年来他俩头一次回国。可他又说，他们回来是为了“寻根”，为了“教育”自己，为了“见证”这么多年的战争和破坏造成的后果。他说，他们想回美国唤起人们的认识，募集资金，以图“回报”。
“我们想有所回报。”他说。他把这句套话讲得那么真诚，真让伊德里斯害臊。
铁木尔当然不会道出他俩回到喀布尔的真正原因：索回曾经属于父辈的房产，他和伊德里斯十四岁之前住过的那幢房子。由于数以千计的外国救援人员突然涌入喀布尔，需要地方落脚，那座房产的价值如今已大大地飙升了。当天上午，他们去过那儿，去了那房子，现在那儿住了一群破衣烂衫、面色萎靡的北方联盟士兵。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中年男人，他住在马路对面，隔了三户人家。他名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是个希腊来的整形外科医生。他请他们吃了午餐，还提出来带他们看一看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他为之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在那儿有间办公室。他还邀请他们出席当晚的派对。到了医院，他们才听说那个女孩儿，无意中听到的——正门台阶上有两个护理员在说她的事，然后，铁木尔便用胳膊肘顶了顶伊德里斯，说：老兄，咱们应该去瞧一眼。
对铁木尔的故事，阿姆拉好像听烦了。她丢掉香烟，紧了紧橡皮筋，把金色卷发扎成发髻。“成。我今晚会在派对上看到你们小家伙吗？”
是铁木尔的父亲，也就是伊德里斯的叔叔，把他们打发到喀布尔来的。在过往二十年的战争中，巴希里家的老房子已经多次易手。重新确立房主的身份需要时间和金钱。阿富汗的法庭上已经积压了好几千件房产纠纷的案子。铁木尔的父亲说过，他们得“活动”一下，才能打通阿富汗官僚机构臭名昭著的懈怠和拖延，说白了，就是“找对人，送对钱”。
“这是我的强项。”铁木尔说，好像谁不明白他精于此道似的。
伊德里斯的父亲已经在九年前去世了。他跟癌症较量了很长时间，最后死在了家里，妻子、两个女儿，还有伊德里斯陪在床边。他死的那天，家里乌泱乌泱来了一大帮人，叔叔舅舅，姑姑阿姨，各路朋友，还有好多熟人，坐在沙发上，饭厅椅子上，等到能坐的都坐满了，他们就往地板上坐，往楼梯上坐。女人们聚拢到饭厅和厨房，一壶又一壶地沏茶。伊德里斯是惟一的儿子，所有的文件都要他来签。有给验尸官的文件——此人大驾光临，来宣布他父亲已经死亡。还有给殡仪馆的文件，来的是几个彬彬有礼的小伙子，带着担架，抬他父亲的遗体。
铁木尔始终不离左右。他帮伊德里斯接电话，招待前来慰问的人潮，从亚伯烤肉馆订米饭和羊肉，这是当地的一家阿富汗饭馆，老板是铁木尔的朋友阿卜杜拉，铁木尔老跟他开玩笑，叫他亚伯大叔[1]。下雨了，铁木尔就帮那些上了年纪的亲友停车。他还从当地的阿富汗电视台叫来了哥们儿。和伊德里斯不同，铁木尔与阿富汗社群非常熟络，他有一次告诉伊德里斯，他手机通讯簿里的名字和号码不下三百个。他已经安排好了，阿富汗电视台当天晚上就会播出讣告。
那天午后，铁木尔开车，载着伊德里斯去海沃德市的殡仪馆。当时大雨倾盆，沿680号州际公路北行，车流缓慢。
“老兄，你爸爸对谁都好。他有自己的一套老传统。”他一边嗓音沙哑地说着，一边驶出了传教团匝道。他不停地用那只空着的手抹着眼泪。
伊德里斯点点头，面色凝重。他活这么大，每逢需要当着别人面哭的场合，比如在葬礼上，他却说什么也哭不出来。他把这一点看成轻微的缺陷，就像色盲一样。不过，虽然知道这样想不近人情，他还是对铁木尔产生了一丝厌恨，恨他在家里忙上忙下，夸张地哭个没完，抢去了自己的风头。好像是他的父亲死了一样。
有人把他们领到一个安静而略显阴暗的房间，屋里摆放着厚重的深色家具。迎接他们的是个身穿黑色夹克，头发中分的男人，闻上去有一股高价咖啡的味儿。他操着一口专业腔，请伊德里斯节哀顺变，然后让他签署了《安葬授权书》，又问家属想开多少份死亡证明。等所有文件都签完，他才灵巧地把一本小册子放到伊德里斯面前，上面印着“价目表”。
殡仪馆经理清了清嗓子。“传教团大街那边有个阿富汗清真寺，如果令尊是在册教友，这些价格当然就不适用了。我们与他们有合作。这些东西，这些服务由他们来付费。我们给你免单。”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册。”伊德里斯翻看着价目表说。他知道，父亲始终是个虔诚的人，但只是私下里如此。他很少去做主麻日的礼拜。
“那我等你一下？你可以给清真寺打个电话。”
“不，伙计。不用了。”铁木尔说，“他不是在册的。”
“你确定吗？”
“确定。我记得他跟我说过。”
“我懂了。”殡仪馆经理说。
出了门，走到SUV边上，他们抽了支烟，你一口，我一口。雨已经停了。
“拦路抢劫。”伊德里斯说。
铁木尔往黑乎乎的雨水坑里啐了一口。“这买卖很牢靠，别看……别看挣的是死人的钱，可你得承认，需求一直不断。呸！这比卖车强多了。”
当时铁木尔正跟人合股，做二手车行。在他和朋友接手之前，车行一直经营不善，相当糟糕。不到两年，铁木尔就让它翻了身，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买卖。一个白手起家的人。谈起侄子，伊德里斯的父亲总是这么说。当时，伊德里斯还挣着奴工般的薪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着做完第二年的内科医师实习。妻子娜希尔和他结婚一年了，每星期还要花三十个小时，去一家律师事务所做秘书，同时还要准备自己的法学院入学考试。
“算你借给我的。”伊德里斯说，“你知道的，铁木尔。我一定还你。”
“别放在心上，老兄。你说了算。”
这不是铁木尔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对伊德里斯伸出援手。伊德里斯结婚时，铁木尔送了他一辆崭新的福特探险者，作为新婚贺礼。伊德里斯和娜希尔在戴维斯买下一户小公寓的时候，也是铁木尔和他一起签的贷款协议。在亲戚们中间，铁木尔是所有孩子最喜欢的叔叔。如果事到临头，只准伊德里斯打一个电话，那么他九成九会打给铁木尔。
不是百分之百。
就拿联合贷款的事来说吧，伊德里斯发现所有的亲戚都知道了。铁木尔告诉他们的。在婚礼上，铁木尔让歌手关掉音乐，当场做了宣布，还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探险者的车钥匙轰轰烈烈地交给了伊德里斯和娜希尔——居然拿托盘托着。照相机一通乱闪。这种炫耀，这份张扬，这套不害臊的当众表演，这副牛哄哄的架势，真让伊德里斯觉得别扭。他不愿意这样想自己的堂弟，他就像亲弟弟。可伊德里斯又觉得铁木尔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他还怀疑，铁木尔的性格错综复杂，他的慷慨不过是其中精心计算过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天晚上，在铺新床单的时候，伊德里斯和娜希尔为铁木尔小小地吵了一架。
人人都想讨别人喜欢。她说，你不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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