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选举志：“在外府、州、县正佐，在内大、小九卿之属员，皆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其初用“拈阄法”，万历间文选员外郎倪斯蕙条上铨政十八事，其一曰“议掣签”。尚书李戴拟行，报可。孙丕扬踵而行之。”陈鼎东林列传孙丕扬传：“先是大选外官，竞为请托，丕扬创为‘掣签法’。分签为四隅：曰东北，【北京、山东为主。】东南，【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广西为主。】西北，【陕西、山西为主。】西南。【湖广、四川、云南、贵州为主。】”于慎行笔尘谓：“一时宫中相传以为至公，下逮闾巷，翕然称颂。”
至於科举方面，经义渐渐变成为八股。
元皇庆二年考试程式，始以四书义取士。明制考三场。初场四书义三道，【依朱注。】经义四道。【大率用程、朱，永乐时编四书五经大全。】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惟主司阅卷多就初场所中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因此学者精力全集中於四书义、经义。八股文者，乃一种有格律的经义，有一定之体裁与格式，犹之唐之有律诗、律赋。其体盖起於成化以后。【顾炎武谓：“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数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起讲先提二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於君谓之恭’，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於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後，文体日变，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
昔人谓：“八股之害等於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於咸阳之坑。”【顾炎武语。】
科举推行既久，学者只就四书一经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文记之，【富家延师，一经拟数十题，撰文论价。】入场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本经全文有不读者。【礼丧服不读、檀弓不读，书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滕、顾命、康王之诰、文侯之命不读，诗淫风、变雅不读，易讼、否、剥、遁、明夷、睽、蹇、困、旅诸卦不读。】
丘浚谓：【大学衍义补。在天顺、成化时。】“士子登名朝列，有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体偏旁者。”王鏊谓：【制科议。在弘治十四年。】“人才不如古，原于科举。”杨慎谓：“士子专读时义，一题之文必有坊刻。【明坊刻凡四种：一曰程墨，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二曰房稿，十八房进士之作。三曰行卷，举人之作。四曰社稿，诸生会课之作一科房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於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天下惟知此物可进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稍换首尾，强半雷同。使天下尽出於空疏不学，不知经史为何物，是科举为败破人才之具也。”
顾炎武谓：“举天下惟十八房之读，【明制，会试用考试官二员总裁，同考试官十八员分阅五经，谓之“十八房”。其事始万历。後增至二十房。汇其范作，供士子之揣摩。】读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则无知之童子，俨然与公卿相揖让，而文、武之道，弃如弁髦（biàn máo）。故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於消耗，学术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又曰：“时文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患得而胜之。”
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之通病。【顾亭林日知录称：“石林燕语：‘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时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若今人问答之间，称其所习为‘贵经’，而自称为‘敝经’，尤可笑也。’”
今按：元袁桷（jué）国学议谓：“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縠户口，靡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近江南学校教法，止于四书，髫龀（tiáo chèn）诸生，相师成风，尚甚于宋之末世。知其学之不能通，大言以盖之。议礼止于诚敬，言乐止于中和。具不涉史者，谓自汉以下皆霸道。不能辞章，谓之玩物丧志。”是学风之陋，南宋以来已然。荆公早自悔：“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学究者，即学究一经之谓也。朱子有学校贡举私议，亦谓：“人材日衰，风俗日薄，朝廷、州、县，每有一事之可疑，则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è yí）相顾而不知所出。必欲乘时改制，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云云。
袁桷所举，固非朱子所逆料也。盖朱、王皆欲提倡一种新学风，而皆为科举功利所掩，其提倡之苦心深意皆失，而流弊转无穷。阳明继起，力倡良知而斥功利。然良知之说，仍为空疏不学者所逃。荆公、朱子、阳明皆有驱虚就实之意，而皆不胜世变之滔滔，则以学校之教不立故也。在上者仅知悬一标准以取士，而不知教育，则无论东汉之察孝廉，隋、唐之考诗赋，宋、明之试经义，其末流之不能无弊皆一矣。】
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励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致于以议论误国。
明自正德、嘉靖以后，群臣言事渐尚意气。【时论言路四弊：一曰倾陷，二曰纷更，三曰苛刻，四曰求胜。】至万历末，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自标异。
明末以廷议误国，事不胜举。要之不度时势，徒逞臆见，是非纷呶，贻误事机。举其要者，流寇既起，内外相乘，若暂和关外，犹可一意治内；而思宗迫于言路，不敢言和，廷臣亦无敢主和事者。陈新甲主兵部，力持议款，帝亦向之，事泄于外，群臣大哗，为杀新甲。孙传庭守关中，议者责其逗挠，朝廷屡旨促战；传庭曰：“往不返矣，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遂败死。贼既渡河，有请撤吴三桂兵迎击者，议者责其自蹙地，遂不果。及贼势燎原，或请南幸，或请以皇储监国南京，议者又斥其邪妄。明事终至于一无可为而止。
谄媚与趋附，奋发与矫激，互为摩荡，党祸日烈。
至于地方生员，则有养无教，日益滋增，徒蠹公帑。
宣德中，生员定增广之额，初食廪者谓之“廪膳生员”，增广者谓之“增广生员”。嗣后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谓之“附学生”。人愈多，习愈恶。遐陬下邑，亦有生员百人。俊士之效赊，游手之患切。
又在地方仗势为恶，把持吞噬，实做土豪劣绅。
崇祯之末，开门迎贼，缚官投伪，皆出生员。
当时比之“魏博之牙军，成都之突将”。【此顾亭林语，犹今人拟学生为“丘九”也。】
士习官方，至于万历之末而极坏。
顾亭林日知录痛论之，谓：“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犹为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而教化亡，于是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又曰：“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不祥。自余所逮见五、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不教、不学之徒，满于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邓析之流。”
又曰：“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又曰：“举业至于钞佛书，讲学至于会男女，考试至于鬻生员，此皆一代之大变，不在王莽、安禄山、刘豫之下。”又曰：“万历间人看书不看首尾，只看中间两三行。”又曰：“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所著书、无非盗窃。”又曰：“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八、九皆白徒。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欲求天下安宁，斯民淳厚，如却行而求及前人。”
又曰：“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又曰：“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
又曰：“世尚通方，人安媟（泻）慢。摇头而舞八风，【祝钦明。】连臂而歌万岁。【阎知微。按；祝、阎皆唐人，顾氏引以况晚明也。】去人伦，无君子，而国命随之。”又曰：“今世士大夫才任一官，即以教戏唱曲为事。官方民隐，置之不讲。”又曰：“自万历季年，搢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诗字颁于舆皂。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沉，中原涂炭矣。”又曰：“严分宜之仆永年，号曰鹤坡。张江陵之仆游守礼，号曰楚宾。不但招权纳贿，而朝中多赠之诗文，俨然与搢绅为宾主。名号之轻，文章之辱，异日媚阉建祠，此为之嚆矢（hāo shǐ）。”
而承平既久，武备亦弛。“本兵”高踞在上，武臣气折。
明自英、宪以还，军伍废弛，而兵政尽归于兵部，疆场有警，调兵拨饷及战守事宜皆主之。武臣自专阃（zhuān kǔn）以下皆受节制，黜陟进退胥由之。总兵官领勅，至长跪部堂，而弁帅奔走尽如铃卒。兵部权重，时号“本兵”。其后卫所渐空，至于无军可交，而有募兵。
明室政治之支撑点，上面靠有英明能独裁的君主，下面靠有比较清廉肯负责的官僚。逮至君主不能独裁，则变成宦官擅权。官僚不能负责，则变成官僚膨胀。於是政治教育破产之后，兵制、田赋【明末屡次加赋，见后。】等相继崩溃，而紧接着的便是—个经济破产。
明室财政，自英宗后即告绌。其弊端之大者，一曰内府。
明自孝宗以后，内府供奉渐广。【单举膳食一项言之。明制，额解光禄寺银米，皆直送本寺，不由户部，清厘无法。又令中官提督寺事，每以片纸传取钱粮，寺官即如数供亿。弘治十四年，刘健疏：“今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巨万。至嘉、隆间，光禄岁用逾四十万，厨役多至四千一百余名。提督中官杜泰，乾没岁巨万，为少卿马从谦所发。”再以建筑言之，武宗修乾清宫，至于加征田赋一百万。 盖内寺夺工部权，擅兴工役，侵渔乾没，不可殚计。世宗中叶后，营建斋醮，用黄、白蜡至二十余万斤，沉、降、海、漆诸香至十余万斤。采木、采香、采珠玉宝石，天下大骚。】
王室之骄奢，与内官之跋扈相为因果，牵引至于无极。乃至如传奉冗官之薪俸，【成化十一年王瑞、张稷等竞言之。二十一年，李俊又言：“祈雨雪者得美官，进金宝者射厚利。方士献炼服之书，伶人奏曼延之戏、掾史胥徒皆叨官禄，俳优僧道亦玷班资。一岁而传奉或至千人，数岁数千人，其禄岁以数十万计。”】
内府工匠之饩廪，【曾鉴 孝宗时上疏：“往年尚衣监、兵仗局、军器局、司设监，各收匠一、二千人不等、今针工局又乞收千人。弊源一开，其流无已。”武宗时，蒋瑶上疏：“内府军器局军匠六千，中官监督者二人，今增至六十余人，人占军匠三十。他局称是。”世宗初立，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二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人。岁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至穆宗隆庆初，内府工匠数又至万五千八百人。万历时，毕锵陈言：“绵衣旗校至万七千四百余人。内府诸监局匠役数亦称是，此冗食之尤。”】
皆岁增月积，有加无减。【神宗益黩货，矿税之害遍天下。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中使四出，横索民财。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诏罢开矿，凡九年，诸珰所进矿银几三百万两，金珠宝玩、貂皮名马，杂然并进。】
二曰宗藩。
唐宋宗亲，或通名仕版，或散处民间。明则分封列爵，不农不仕。【明制，诸王子嫡长袭爵，支子为郡王；郡王支子为镇国将军，递次辅国、奉国将军，又镇国、辅国、奉国中尉。自亲王至奉国中尉八世拜爵，而奉国中尉以下亦世世拜中尉，传无穷。衣冠禄食，不与四民之业。凡嫁娶、丧葬、生子、命名，必闻朝廷厚赡焉。】
正德间，已有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将军、中尉二千七百。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言：“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藩禄米岁至八百五十三万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万石，而宗室禄米五百四万石。】全输不足供诸府禄米之半。”
隆、万之际，郡王二百五十一，将军七千一百，中尉八千九百五十一。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七千七十三。此林润所谓“年复一年，愈加繁衍，势穷弊极，将何以支”也。【诸藩又多赐庄田。太祖时，亲王得赐庄田千顷。其后及神宗时，福王封国河南，传旨非庄田四万顷不行。后诏赐田二百万亩，跨山东、湖广境。又奏乞淮盐数千引，开市洛阳。中州旧食河东盐，以改食准盐，河东引遏下行，边饷因此大绌。又福王婚费三十万、营洛阳邸二十八万，其奢纵至此。诸藩又多使夫役。孝宗时，马文升上疏；“湖广建吉、兴、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寿二府，山东衡府，通计役夫不下百万。诸王之国，役夫供应亦四十万。”】
三曰冗官，而尤冗者则在武职
景泰中张宁言：“京卫带俸武职，一卫至二千余人，通计三万余员。岁需银四十八万，米三十六万，他折俸物动经百万。耗损国储，莫甚于此。而其间多老弱不娴骑射之人。”嘉靖中刘体乾疏：“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踰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至正德世，文官二万四百，武官十万，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吏五万五千。【吏、士分途始於明。天下有以操守称官者矣，未闻以操守称吏者。吏无高名可慕，无厚禄可望，夙夜用心，惟利是图。官或朝暮更易，吏可累世相传。官深居府寺，吏散处民间。官之强干者，百事或察其二、三。至官欲侵渔其民，未有不假手於吏。究之入官者十之三，入吏者已十之五。吏胥为害，明、清两朝为烈。然明制乃激於元之重用吏胥而矫枉过正者。其禄俸粮约数千万。明官吏制禄之薄，亦前代所未有。最高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最下从九品月俸五石。洪武时，钱、钞兼给。钱一千、钞一贯，抵米—石。永乐以还，米、钞兼支。其折钞者，每米一石，给钞十贯。嗣钞价日贱，初犹增钞随高下捐益，成化中，以十贯焉为例。时钞法久不行，新钞一贯，时估不过十钱。旧钞—贯，仅一、二钱。十贯钞折俸一石，实得数十钱。又准钞二百贯，折布一匹，匹布价仅值二、三百钱；而折米二十石，是石米仅值十四、五钱。久之，又定布一匹折银三钱。又干役、职田皆废，官吏恃俸，绝不足自活，势必至于贪墨。及明之中叶而风渐盛，严嵩当国而大炽。徐阶承严嵩后，号能矫其弊。然致政归，尚连舟百余里，籯载囊裹，不可胜计。（相传徐阶有田二十四万。）隆、万以下，无缺不钻，无官不卖。缙绅家高甍（méng）大厦，良田美池，并一切金宝珍玉，歌舞宴戏，皆以非分非法得之。则明之应有李自成、张献忠久矣。】天下夏、秋税粮大约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石，出多入少。”
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廩。此后文、武官益冗，兵益窜名投占，募召名数日增，实用日减。积此数蠹，民穷财尽。於是明代便非亡不可。
第三十八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上）【自唐至明之社会】
唐中叶以前，中团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这样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
一、 经济方面
(一)论漕运
以漕运一事而言，汉初只言漕山东粟给中都官。【《汉书?食货志》：“五凤中，大司农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三国鼎立，乃至南北朝对峙，各自立国，不闻北方仰给南方。隋炀帝大开运河。【大业九年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四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置洛口回洛仓，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石，以纳东南、东北两渠所输。】
他把北齐、北周与南朝三分鼎足的形势打通一气。东南、东北，均兴水运，并不是北方要仰赖南方粟。
唐代江南户口日多，租、调日增，漕运遂几成问题。
开元十八年裴耀卿言：‘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以后，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使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围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可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滞，物不耗失。’开元二十二年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凡三岁，运米七百万石。
开元二十五年，始用“和籴法”，令江南诸州租并回纳造布。可见当时中央赖北方粟已够。【《新唐书?食货志》：“韦坚开广运潭，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只云山东，不言吴、越江南。】
天宝八年诸道仓粟表：
道名\仓名 正仓（石） 义仓（石） 常平仓（石）
关内 1，821，516 5，946，212 373，570
河北 1，821，516 17，544，600 1，663，778
河东 1，589，180 7，309，610 535，386
河西 702，065 388，403 31，900
陇右 272，780 200，034 42，850
剑南 223，940 1，797，228 70，710
河南 5，825，414 15，429，763 1，212，464
淮南 688，252 4，840，872 81，152
江南 978，825 6，739，270 602，030
山南 143，882 2，871，668 49，190
据上表，知天宝八年前，诸道米粟最盛者首推河南、河北，此则关内与河东，更次乃及江南、淮南。就此以推南北经济情况，明明北胜于南尚远。
安史乱起，唐室遂专赖长江一带财赋立国。直至以后河北、山东藩镇割据，租税不入中央，唐室的财政命脉，遂永远偏倚南方。
其时则自江入河之漕运，尤为军国重事。【德宗时，缘江、淮米不至，六军之士，脱巾呼于道。】
刘晏为肃、代时理财名臣，主要的便在能整理漕运。
晏之办法，大体仍是裴耀卿遗规，使江船不入汴，江南之运积扬州。使汴船不入河，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不入渭，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又史称：‘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每岁运米数十万石给关中，或至百万余斛。’
然此乃一时政治形势所致，北方经济依然可以自立，其仰赖于南方者尚不甚大。
贞元八年陆贽奏：“轻者每年自江、湖、淮、浙运米百一十万斛至河阴，留四十万斛贮河阴仓，至陕州又留三十万斛贮太原仓，余四十万斛输东渭桥。今河阴、太原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余万斛，京兆诸县斗米不过直钱七十，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钱，请令来年江淮止运三十万斛。”文宗太和以后，岁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斛。宣宗大中时，裴休为转运使，乃增至百二十万斛。
宋都汴京，主要原因，即为迁都就漕运。【石晋自洛迁汴，已为此。】据当时定制，【太平兴国六年。】漕运凡有四线。
一、汴河——米三百万石，【景德中至四百五十万石。至道初，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万石。大率以六百万石为常。】菽一百万石。来自江南、浙东西、淮南、荆湖南北，自江入淮，自淮入汴。
二、黄河——粟五十万石，【后岁漕益减耗，才运粟三十万石。嘉佑四年诏罢之，以后惟漕三河。】菽三十万石。来自陕西，自三门、白坡转黄河入汴。
三、惠民河——粟四十万石，【治平二年，二十六万七千石】菽二十万石。来自陈、蔡，自闵河、蔡河入汴。
四、广济河——粟十二万石。【治平二年，至七十四万石】来自京东，自五丈河历陈、济、及郓。
江、淮所运谓之东河，亦谓里河。【即第一线】怀、孟等州所运，谓之西河。【即第二线】颖、寿等州所运，渭之南河，亦谓外河。【即第三线】曹、濮等州所运，谓之北河。【即第四线】
宋代在全国统一的局面下，国家财赋，始正式大部偏倚在南方。南宋岁收，转更超出于北宋之上。
宋初岁入千六百余万缗，已两倍唐代。熙宁时至五千余万缗。南渡后，更增至六千余万。地狭而赋转多。
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依然全赖江南，当时遂创始有海运。【海运自秦已有，唐仁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见杜诗）惟仅以给边而已。】
元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备。船三十只为一纲，大都船九百余只，漕米三百余万石。船户八千余户，又分其纲为三十。每纲设押官二人。【正八品】行船又募水手，移置扬州，先加教习。领其事者则设专官，秩三品，有加秩，无易人。创议者朱清、张瑄，本海盗，自用事，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库相望，巨艘大舶交番夷中。成宗大德七年，封籍其家资，拘收其军器、船舶等，并命其海外未还商船，至亦依例籍没。盖二人仍皆营盛大之海外贸易也。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海运二百五十余万石。其后累增至三百五十余万石。【文宗天历二年为最高额。】
元代岁入粮数总计：
腹里（今河北、山东、山西及内蒙等地） 2，271，449石
辽阳 72，066 (8)
河南 2，591，269 (2)
陕西 229，023 (6)
四川 116，574 (7)
甘肃 60，586 (9)
云南 277，719 (5)
江浙 4，494，783 (1)
江西 1，157，448 (3)
湖广 843，783 (4)
据上表，除江西外，其他自辽阳以下七地粮数总计，尚不及江浙一处，而江浙、江西、湖广三处合计，又恰当其他六地之一倍。亦又超出于腹里及其他六地，即全国总数之上。
就西晋时言，下游粮食多仰给于荆襄。至此则江浙远超湖广之上矣。又若以整个南方【江浙、江西、湖广、四川、云南】与北方比，则南北相差更远。
明漕运凡五变：一、河运。【兼用水陆，自淮入河，始永乐元年。】二、海陆兼运。【永乐四年。】三、支运。【九年开会通河，十三年始兴支运。】四、兑运。【宣德六年。】五、改兑。
支运规定苏、松、常、镇、杭、嘉、湖诸地粮，拨运淮安仓。扬州、凤阳、淮安拨运济宁仓。以三千艘支淮安粮运到济宁，以二千艘支济宁粮运赴通州。自淮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自德至通以山东、河南军，以次递运。岁四次，可运三百余万石，谓之支运。自后又浸增五百万石。终明世，其定制为四百余万石。
兑运者，民间但运至淮安、瓜州，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京，给与运费及耗米。初皆支运，后渐为兑运。
改兑者，令里河官军运赴江南水次交兑，而官军长运，遂为永制。
运船在天顺以后，【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甚多。】定数万一千七百七十只，【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官军十二万人。以粮数比：【成化八年定额】
北粮 755，600石。
南粮 3，244，400石。【内兑运米，即苏州一府655，000石，超过浙江全省（60万石）之上。松江一府203，000石，超过江西全省（40万石）之半数。常州一府175，000石，超过湖广全省（25万石）之半数。苏、松、常三府合计，占南粮全数三之一。】
北粮只及南粮五之一。地荒、人荒，遂为北方二患。【《日知录》卷十七】整个的中央，几乎全仰给于南方。而自南赴北之粮食运输，亦成国家每年一次大耗费。
清代漕运额，亦定四百万石。据清初《漕运例纂》规定，各省漕运原额，约为南四北一之比。惟据《清会典》乾隆十八年奏销册计之，则为南八北一。又据《户部则例》，乾隆四十四年漕运额则为南十北一之比也。
(二)论丝织业与陶业
耕、织为农事两大宗，粟米与布帛亦为国家租、调雨大类。蚕桑事业，中国发明甚早，其先皆在北方。【春秋时北方地名用“桑”字者，散见各处。】汉代丝织物，在黄河流域，已有几个著名的中心地点。【如山东之临淄、河南之襄邑。此已超过家庭手工业之上。故曰‘兖、豫：漆、丝、絺、纻’。蜀锦亦极有名。惟江南则绝不见有蚕丝事业。】
北魏均田制，特有“桑田”，可证当时种桑养蚕、调丝织帛，为北方农民一极普遍之生业。【《颜氏家训》谓：‘河北妇人织絍组紃之事，黼黻锦縤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贵族如此，平民谅亦尔也。】隋代以清河绢为天下第一。唐代桑土调绢絁，麻土调布。开元二十五年，令江南诸州纳布折米，可见其时江南诸州尚不为桑土。【又令河南、河北不通水利处，折租造绢。】越人的机织，由北方传授。
李肇《国史补》：‘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女以归。由是越俗大化，更添风样，绫纱妙城江左。’【左思《吴都赋》有‘八蚕之县’。宋文帝亦极奖蚕麻。沈瑀令民每家植蚕十五株。南方蚕事，起源甚早。惟精进美盛，则在后也。】
唐代全国各州郡贡丝织物数量，以定州为第一。【品质列第四。】
《太平广记》引《朝野佥载》：‘定州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续通鉴长编》四十三：‘宋开封官绫锦院绫机四百张。’】
如亳、如滑，皆为当时丝织要地。
景龙三年，宋务光疏：“自顷命侯，莫后墝塉，专择雄奥。滑州地出缣纨，人多趋射。列县为七，分封有五。”《唐六典》：开元时，绢分八等，宋、亳第一。二、三、四、五、等皆在黄河南北，不及淮水流域。六、七、八等皆在四川境内外。大江以南仅泉、建、闽三州，位居最末。由大中六年中书、门下奏：“州府绢价，出果、阆州外，无贵于宋、亳州。”
唐十道贡赋丝布织物表【据《唐六典》，开元十道贡赋，择其有关衣织者录之。】
地点 名称 备考
关内道 赋绢、绵、布、麻。 开元25年敕：“关辅既寡蚕桑，每年庸、调，折纳粟米。其河南、河北不通水运州，宜折租造绢以替关中。”
河南道 赋绢、絁、绵、布。 贡紬、絁、文绫、丝葛。
河东道 赋布、襴。（蒲州调以襴，余并用麻、布。)
河北道 赋绢、绵及丝。 贡罗、绫、平紬、丝布、绵紬。
山南道 赋绢、布、绵、紬。 贡布、交梭白谷、紬纻、绫、葛、綵纶。
陇右道 赋布、麻。 贡白氎。
淮南道 赋絁、绢、绵、布。 贡交梭、纻、絺、熟丝布。
江南道 赋麻、纻。 贡纱、编、绫、纶、蕉、葛。
剑南道 赋绢、绵、葛、纻。 贡罗、绫、绵、紬、交绫、弥牟布、丝、葛
岭南道 赋蕉、纻、落麻。 贡竹布。
大体论之，重要的蚕桑之作，在北不在南。
五代河南北皆表散蚕盐敛民钱。石晋尚能岁输契丹绢三十万匹。
史称：“五代时，湖南民不事桑蚕，楚王殷用高郁策，命民输税以帛代钱，民间机杼大盛。吴徐知诰令税悉输谷、帛、紬、绢，匹直千钱，当税三千。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知其时南方蚕事渐盛。
汴宋锦织，尤为有名。
《博物要览》载宋锦名目多至四十二种。陆游《老学庵笔记》载：“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衣服花纹，皆四时景物，谓之‘一年景’”。又载：“定州有刻丝烟雾纱。”靖康元年，金兵入汴，索绢一千万疋，河北积岁贡赋为之扫地。浙绢悉以轻疏退回。
宋、金分峙以后，宋岁币以银、绢分项。是丝织品又渐渐地要北仰于南之证。【又按：宋、辽议和后，辽于振武军及保州置搉场，岁以羊皮毛易南绢。】
金泰和六年，尚书省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商旅多以丝绢易茶，所用不下百万。”又泰和八年，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物，不可。”是其时中原丝织物尚有输于江南者。唯恐多系民间粗品，不敌南宋政府岁币所输于金政府者远甚矣。
元代北方尚见有大规模之种桑区域。
至顺二年，冠州有虫食桑四十余万株。元冠州于汉为馆陶县地，明属山东东昌府。【又按：金有征蚕皮故纸钱者，明代迁安蓺桑甚盛，然皆剥皮造纸。惟迁安有蚕姑庙，是其先曾治蚕，而后稍废耳。】
元初并有按户税丝之制。
太宗八年，耶律楚材为元定制，每户出丝一斤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给受赐贵戚、功臣之家。
然而蚕桑丝织事业之自北南迁，在大势上终于不可挽。明初南北捐税数，恰成三与一之比。
洪武二十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夏税绢数表：
地 点 数量（匹）
浙江 139，140
江西 15，477
湖广 26，478
福建 273
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四省 无
南直 32，999
（内苏州一府） （占14，157）
总计 214，367
以上南方。
地 点 数量（匹）
北平 32，962
山东 23，932
河南 17，226
山西、陕西二省 无
总计 74，120
以上北方。
此后更是照着南进北退的趋势进行。
万历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隶州府夏税丝绢数表：
地点 名称 数量
浙江 丝棉并荒丝 2，715，047两
农桑丝折绢 3，509疋
江西 丝棉折绢 8，025疋
农桑丝折绢 3，486疋
本色丝 8，209斤
湖广 税丝折绢 22，890疋
农桑丝折绢 4，997疋
福建 丝棉折绢 280疋
农桑丝折绢 319疋
广西 本色丝 148斤
南直 丝棉折绢 3，809疋
农桑丝折绢 8，910疋
税丝折绢 16，976疋
税丝 102，478两
以上南方。
地点 名称 数量
山东 丝棉折绢 22，165疋
农桑丝折绢 32，825疋
税丝 2，089斤
山西 农桑丝折绢 4，771疋
河南 税丝 352，901两
农桑丝折绢 9，963疋
陕西 农桑丝折绢 9，221疋
北直 人丁丝折绢 25，262疋
农桑丝折绢 12，508疋
以上北方。
按：此表北方各省折绢数乃过于南方，然折绢未必实纳。正统八年，令各处不出蚕丝处所，每绢一疋，折银五钱，解京支用。盖唐以前北方输绢，至是相承，仅为一种名色而已。如单论丝两，则南北几至八一之比。【弘治十五年数与此大同。惟四川有荒丝633斤，而此无之。】
又明代之染局有浙江、【杭州、绍兴、严州、金华、衢州、台州、温州、宁波、嘉兴。】江西、福建、【福州、泉州】、四川、河南、山东、【济南】南直【镇江、苏州、松江、徽州、宁国、广德】各处。
至嘉靖七年，以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省不善织造，令各折价，为浙江于南至每年征本色至二万八千余疋。至清代，惟有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而两税尽纳银粮，亦无折绢名色。于是令人渐忘河域自古为丝织先进之区矣。
又如陶磁，亦是北方农民很早就发明的一种副业。唐代河南府有贡瓷，至宋，精美著名的陶业，尚多在北方。
定窑在河北定州，以宋政和、宣和间为最良。南渡后称南定，北贵于南。汝窑在河南，柴窑亦在河南。惟昌窑【即景德镇】在江西，龙泉窑、哥窑在浙江处州。
至元明则最精美的瓷业，全转移到江南来。
元有浮梁磁局，见《元史?职官志》，专掌景德镇磁器，世称‘枢府窑’。民间有宣州、临川、南丰诸窑。明景德窑最盛。宜兴陶业始万历间。
木棉亦为宋后大利所在，而其种植，亦南盛于北。【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置浙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可见木棉省植于此诸处也。又邱濬〈大学衍义补〉谓：“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有以为服也。宋、元间，世传其种。关陕、闽、广，首得其利。是关陕亦植木棉，惟不如南之盛。”】
这是北方经济情绪渐渐不如南方的显征。换辞言之，亦可说北方农人的聪明精力，及其品性习惯，似乎在各方面都渐渐地转变到不如南方。
再以商业情况而论，亦是南方日渐繁荣，北方日渐萎缩。
此有关于天然界之出产者：如盐、茶为唐以后国利两大项，盐以两淮为主，茶则均产于南方。【茶饮至唐始盛，茶税始唐德宗时。】铜铁矿冶，亦南盛于北。渔业尤为南方所独擅。【此亦至清代犹然。矿课，北方惟山西一省，南则湖南、两广、云、贵。茶课，北惟甘肃一省，南则江西、两湖、四川、云、贵、江苏、安徽、浙江。（据《户部则例》，乾隆建十省岁办茶引数，均当于南十北一之比。）渔课，北惟奉、吉，南则苏、皖、赣、闽、浙、两湖、广东、四川、云、贵。】
亦有关于交通者：南方水利日兴，舟揖之便远超北地。亦有关于人工制造者：如前举丝织、陶磁之类。《文献通考》载宋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岁额，四十万贯以上者有三处，北占其二，南占其一。【在蜀。】二十万贯以上者五处，皆在南方。【皆在蜀。】十万贯以上者十九处，北得其一，南得十八。五万贯以上三十处，北十二，南十八。五万贯以下者五十一处，北得二十五，南得二十六。三万贯以下者九十五处，北得四十五，南得五十。一万贯以下者三十五处，北得二十，南得十五。五千贯以下者七十三处，北得十九，南得五十四。南北相较，已见北绌南赢。及明代有‘市肆门摊税’，共设三十三处，南得二十四，北得其九。【南：应天、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杭州、嘉兴、湖州、福州、建宁、武昌、荆州、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广州、桂林、成都、重庆、泸州。北：顺天、开封、济南、济宁、德州、临清、太原、平阳、蒲州。】
又明代商税开始有“船钞”，【此见商业全走入水路交通。】设关处所凡七：曰河西务，【直隶。】曰临清，曰九江，曰浒墅，曰淮安，曰扬州，曰杭州。
全国商业，渐渐集中至长江下游与运河两条线上。万历六年，各地商税课钞数，南直各府、州全数达一千三四百万贯，殆占全国四分之一。而淮安一府独有二百余万贯，浙江省有三百万贯。可证当时全国经济集中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而由运河贯输到北方的大概。【四川在宋代极盛，而元、明两代则剧跌，亦由全国经济状态之变动。】此种演进，直到清代，大体仍旧。据《清会典》，光绪十三年全国各省厘金册报，南方各省几占北方之八倍。【又据光绪二十九年户部报告，则超过十二倍。】
二、文化方面
这一种趋势，反映在社会文化上，亦可见北方人物在逐渐减少，而南方则在逐渐增多。【此只就数量上论之。】
如以应科举人数论。
唐武宗会昌五年限定各地应送明经进士额数表：
明经隶名 进士 明经
200 30 200人
旧350人 国子监
20 宗正寺
30 50 东监、同华、河中。
15 20 凤翔、山南东道、山南西道、荆南、鄂岳、湖南、郑滑、浙西、浙东、宣商、鄜坊、泾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东川、陕虢等道。
10 15 河东、陈许、汴、徐泗、易定、齐德、魏博、泽潞、幽孟、灵夏、淄青、郓曹、兖海、镇冀、麟胜等道。
7 10 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
这已在唐代晚年，南方地位已高，但并不能跨驾中原之上。
北宋则南人考进士，人数又多，北人考明经，人数又少，显分优劣。不得不限定南北名额以求平衡。【详见前。】
元代一样逃不出南盛北衰之象。【苏天爵《滋溪集》十四：“国家既以文艺取士，于是人人思奋于学，而中州老师存者无几，后生或无从质正。”又曰：“江南三行省，每大比，士多至数十人，考官必得硕儒，士方厌服。”此记延佑、至治间事，南北学风盛衰皎然。】
明代亦定南北取士额。
明列朝乡试额数表：
洪武3 洪熙1 正统5 景泰4 嘉靖14 嘉靖19 嘉靖25
南京国子监并南直隶 100 80 100 135
江西 40 50 65 95
浙江 40 45 60 90
福建 40 45 60 90
湖广 40 40 55 85 90
广东 25 40 50 75
四川 35 45 70
云南 10 20 30 40
广西 25 20 30 55
贵州 25 30
交趾 10
北京国子监并北直隶 40 50 80 135
河南 40 35 50 80
陕西 40 30 40 65
山西 40 30 40 65
山东 40 30 45 75
比数（北/南） 200/310 175/370 255/485 420/725
按：此表北直额数，其中实多南人。又两广、云、贵西南人文之激进，亦可注意。
明会试额数表：
南卷 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应天（直隶）、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安、扬州，十六省府。广德，一州。 55%
北卷 山东、山西、河南、陕西、顺天（直隶）、保定、镇定、河间、顺德、大名、永平、广平，十二省府。延庆、保安，二州。辽东、大宁、万全，三都司。 35%
中卷 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泸州、凤阳、安庆，七省府。徐、滁、和，三州。 10%
洪熙元年，定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后复以百名为率，南北各退五卷为中卷，然中卷其实即南卷也。又北卷中顺天额亦多南人，则北卷之见绌多矣。
景泰初，礼部请“取士不分南北”，给事中李侃等奏，谓：“江北之人文辞质直，江南之人文辞丰赡，故试官取南人恒多，北人恒少。向制不可改。”后竟复分南、北、中卷，则分卷正为北人。由李侃等所言，以“江南”、“江北”为北，南北界线，较之宋欧阳、司马争论时，又见南移矣。
洪武二十年，以北方学校无名师，生徒废学，特迁南方学官教士于北，复其家。
又洪武四年至万历四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五年间，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及会元，共计二百四十四人，其籍贯如次表。【据陈建《皇明通纪》】
北方 人数 南方 人数
北直隶 7 南直隶 66
山东 7 浙江 48
山西 4 江西 48
河南 2 福建 31
陕西 9 湖广 8
四川 6
广东 6
广西 2
合计 29 总计 215
清乾隆丙辰诏举博学鸿词，先后举者二百六十七人。满洲五、汉军二、直隶三、奉天一、江苏七十三、安徽十九、浙江六十八、江西三十六、湖北六、湖南十三、福建十二、河南五、山东四、山西三、广东六、陕西四、四川一、云南一。可见此种演进，至清无变。
再就宰相籍贯言之，唐宰相世系多在北方。【唐宰相世系表，三百六十几人，九十八族，十九皆北人。】
宋中叶以后，南方便多，北人便少。
明宰辅189人，【此据《明史?宰辅年表》计】南方占了三分之二强。【明江、淮以北，鼎甲甚不易得，盖以科第影响及于仕宦。】
地点 人数 备注
江南 35
浙江 32
江西 26
直隶 20
湖广 13
山东 13
河南 11
四川 10
福建 10
山西 7
广东 5
陕西 2
广西 2
云南 1 贵州无。不知籍贯者一人
三、南北政治区域之划分及户口升降
社会南北文化经济之升降，还可以政治划分区域的大小繁简来看。兹将唐、宋分道列一简表如下：
唐太宗时十道（及辖州数） 玄宗时15道（及辖府军州数） 宋太宗时15路 神宗时23路
关内22 关内 京东23 京东东
京东西
京西南
京西北
河北东
河北西
河东
永兴
秦凤
淮南东
淮南西
江南东
江南西
荆湖南
荆湖北
两浙
福建
成都
梓
利
夔
广南东
广南西
河东18 京畿 京西19
河南28 河东 河北39
河北23 河南 河东25
山南33 都畿 陕西31
淮南14 河北 淮南23
江南42 山南东 江南20
陇右20 山南西 荆湖南8
剑南26 淮南 荆湖北12
岭南68 江南东 两浙16
江南西 福建8
黔中 西川29
陇右 陕西24
剑南 广南东16
岭南 广南西26
观上表，即知自唐至宋的政治区分，大体上是南方愈见冲繁，故分割愈细。北方无分而有并。
与政治区域相随而可知者，最要为户口之盈缩。
开元州郡等级，所谓“六雄”、【陕、怀、郑、汴、魏、绛】“十望”【虢、汝、汾、晋、宋、许、滑、卫、相、洛】皆在北方。时望县八十五，而南方只有二十县。【二十县中在四川省占其九，江浙、荆襄近占十一县。】
宋代北方户口，即远逊南方。
宋元丰三年四京十八路户口主客数目表：
东京（开封，22县） 户171，324 口主295，912
客85，180 丁212，493
京东（15州，78县） （2）主817，984
客552，817 （5）1，660，903
885，774 （2） 957，554
565，693
京西（14州，79县） （11） 383，226
268，516 （14） 644，757
458，130 （14） 400，740
269，623
河北（23州，104县） （7） 765，130
219，065 （9）1，473，683
407，501 （9） 773，891
205，467
陕府西（26州，118县） （8） 697，967
264，351 （4）2，015，436
746，368 （3）1，067，936
425，651
河东（14州，73县） （14） 383，148
67，721 （16） 752，301
138，358 （16） 372，390
77，462
淮南（18州，69县） （4） 723，784
355，270 （7）1，393，555
637，326 （4）1，320，306
152，300
两浙（14州，79县） （1）1，446，406
383，690 （2）2，605，484
618，215 （1）1，629，562
298，027
江南东（7州，48县） （5） 902，261
171，499 （8）1，609，612
289，843 （6）1，019，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