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彼缘蹦愦蛩憬心承┓缸锘疃保愕墓寺腔岽蟠蠹跎伲蛭惚慌行痰母怕屎艿停壹幢惚慌辛诵蹋唐谝膊换崽ぁ＝峁浅Ｃ飨裕悍缸锫士技本缟仙＞艹な蔽实恼壑螅庵智魇浦沼诘玫搅硕糁埂７缸镄形贾匦率艿街嘏校切┮郧盎岜晃拮锸头诺姆缸锓肿用牵热缢狄恍└酒废喙氐姆缸铮衷诳急凰徒嘤Ｔ�1980-2000 年间，美国因为毒品犯罪而被送进监狱的罪犯人数增加了15 倍。许多人的刑期，尤其是暴力犯罪行为，被大大延长。到了2000 年，美国监狱里的罪犯数量高达200 万人，几乎是1972 年时的4 倍。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罪犯当中，几乎有一半人是在20 世纪90 年代的时候被送进监狱的。很多证据表明，犯罪率降低跟联邦政府推行的严刑重罚的做法有着很大的关联。更长的刑期既可以起到强大的成慑作用(对于那些可能会犯罪的人来说)，又是一种预防(对于那些已经遭到关押，即将接受审判的人来说)。虽然这种推理听起来非常符合逻辑，可有些犯罪专家却认为该逻辑并不成立。1977 年，一些学者进行了一项关于监狱建设的研究，其中谈到，当入狱率比较高的时候，犯罪率反而有可能会更高，所以他们得出结论，如果能够减少被送进监狱的人数的话，美国的犯罪率也会因此降低。[幸运的是，美国警方并没有突然放松警惕，坐等着罪犯们上钩。正像政治学家约翰’迪鲁里奥(JohnJ．Dilulio)后来说道的那样，“很明显，一个犯罪学博士是不会相信这种理论的。”]该项研究的组织者们犯了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举个例子，一位市长看到市民们在庆祝本国的球队赢得了世界杯。于是他立刻想到，或许是因为市民们在庆祝，所以球队才赢得了这场比赛。于是在第二年，市长颁布命令，全体市民必须在球赛开始之前进行庆祝，因为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球队取得胜利。可以肯定，没有人喜欢看到那么多人被关进监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看到这么多美国人，尤其是美国黑人，被关在铁门之内。而且我们知道，导致犯罪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监狱本身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另外，修建和维护监狱的成本也很高：关押一名犯人每年的成本是2.5 万美元。可如果我们想真正了解20 世纪90 年代的犯罪率为什么会突然下降，那监狱系统的发展无疑是回答问题的关键。事实上，在导致犯罪率下降的所有因素当中，监狱系统的发展起到了将近30％的作用。另外一个经常被媒体引用的导致犯罪率下降的因素，就是法官们开始更多地使用死刑。20 世纪80—90 年代的1 0 年里，美国的死刑执行次数是原来的4 倍，所以许多人得出结论：是死刑推动了犯罪率的下降。可问题是，在这场辩论当中，人们忽视了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由于在美国被判死刑的概率很低，而且即使被宣判死刑之后，也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缓刑才会执行，所以死刑宣判对罪犯们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威慑作用。即使死刑执行的次数在1 0 年之间达到了原来的4 倍，在20 世纪90 年代中全美被执行死刑的人数还是只有478 例。相信很多父母都会这样吓唬自己的孩子，“好了，我数l0 下，再不听话，我可真要揍你了。”可即便是对于这样的父母来说，他们也知道威胁并不等于实施。比如说，自从1 995年恢复死刑以来，纽约州从来没有执行过任何一例死刑。即便是对于已经被宣判死刑的犯人，实际的执行率也只有2％，相比之下，芝加哥黑人帮成员每年的死亡率为7％。如果说那些被宣判死刑的人反而比街头的黑帮成员更加安全的话，我们很难相信死刑能够对罪犯们产生任何威慑作用。就好像以色列海法的日托中心曾经实施的3 美元罚款制度一样，死刑本身并不足以让犯罪分子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死刑导致犯罪率降低”这一观点的第二个缺陷，就是即便死刑确实能够起到威慑作用，它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经济学家以萨卡?恩里希(Isaac Ehrlich)在他1975 年发表的?篇被广为引用的论文当中提出，执行一次死刑可以减少七次杀人案件。我们可以算一下。1991 年，美国一共执行了14 例死刑；2001 年，执行死刑的次数上升到了66 例。根据恩里希的计算，增加了52 例死刑之后，美国的杀人案至少应该减少364 起，这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可问题是，在这10 年当中，美国的犯罪率实际下降了4％，高出了恩里希的预计。所以即便我们承认死刑确实能够起到威慑作用，它也只能起到一部分作用。而且因为死刑宣判通常只适用于那些杀人犯，所以它的威慑作用并不能完全回答“其他暴力犯罪为什么也跟着下降”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死刑本身并不大可能对当代美国的犯罪问题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实际上，即便是很多一度支持死刑的人士也曾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觉得，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逻辑上，死刑实验是一个失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哈里?布莱克曼(HarryA．Blackmun)曾经在1994 年(在他表示应当恢复死刑20 年之后)这样说道，“我已经对死刑失去信心了。”所以推动犯罪率下降的并不是死刑，也不是蓬勃发展的经济。不过入狱率的提高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毫无疑问，罪犯们不会自己走进监狱。所以政府必须安排人对犯罪行为进行调查，逮捕罪犯，对他进行审判，然后把他投进监狱。这很自然地就会引出另外两种对于犯罪率下降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新型巡管政策第二种解释：警力的增强我们先谈第二种解释。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在20 世纪90 年代，美国的警察数量大约上升了l4％。可问题是，难道增强警力真的就可以减少犯罪吗?答案似乎是毫无疑问的，可要想证明这个答案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当犯罪率上升的时候，警方就会叫嚷着要增加配备，并以此为由申请更多的财政拨款。所以如果只是参照警力和犯罪现象之间的关联的话，你就会发现，当警察数量增加的时候，美国的犯罪现象也会相应增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把罪犯们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美国的案发率就会降低。要想证明警力和犯罪率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需要证明政府并不是因为犯罪率上升才配备更多警察的。比如说，如果当一些城市的警力增强而另外一些城市并没有增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两座城市的情况，分析那些警力增强的城市的犯罪率是否降低。一些政治家为我ffl$1 造了这样一个条件。在大选之前的几个月当中，那些准备参加竞选连任的市长们通常会宣布配备更多的警察，即便犯罪率并没有任何上升。所以通过将一些城市(那些刚刚举行过选举，所以通常会配备更多警察的城市)的犯罪率跟那些没有进行大选(所以也没有增强警力)城市的犯罪率进行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警力的增强到底会对犯罪率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结果：警力的增强确实能够降低犯罪率。我们可以再次回头分析一下，为什么当初美国的犯罪率会有如此大的上升。从1960 年1985 年，跟犯罪案件的数量相比，美国警察的数量下降了50％多。对于有些人来说，配备更多警察被认为是一种违反时代潮流的行为；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增强警力的做法显然是代价高昂。当警察人数减少50％的时候，犯罪分子们在作案之后被抓住的概率也会相应减少50％。另外再加上法官们在宣判的时候通常会比较仁慈，所以犯罪分子们作案时的顾虑自然也会大大降低。到T20 世纪90 年代，主流观念开始发生变化。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增强警力。这些警察不仅可以起到威慑作用，而且还可以抓住更多的罪犯，并把他们投进监狱。统计数据表明，在导致20 世纪90 年代犯罪率下降的所有因素当中，警力的增强至少可以发挥l0％的作用。但20 世纪90 年代发生变化的并不只是警察的数量，就在这段时间里，美国警方同时采取了新的巡管政策。聪明的巡管政策能够制止犯罪，这种理论无疑对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事实上，该理论之所以能够迅速为公众接受，是因为根据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观点，“它具备了很多成为‘传统智慧’的要素：容易理解，而且不会让人们感到不舒服。”该理论在纽约市尤为盛行，该市新上任的市长鲁道夫?朱丽安(Rudolph Giuliani)和他亲自任命的警长威廉姆?布拉顿(WilliamBratton)发誓要彻底改变纽约市的犯罪状况。布拉顿宣布实行一种新的巡管方式。他引入了NYPD 方案，根据该方案，任何人提出的新方案都会得到重视。与此同时，布拉顿强烈要求下属们切实承担起责任。他们不再依靠老套的巡逻技巧，而是引进了很多高科技解决方案，比如说Comp Stat(一种可以帮助警方判断案件多发地点的计算程序)。布拉顿引入的最具吸引力的方案起源于著名的“破窗理论”。该理论的创始人是犯罪学家詹姆士?威尔逊(James Q．Wilson)和乔治?凯林(GeorgeKelling)。“破窗理论”认为，即便是一些很小的盲点，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弥补的话，也会演变成大问题，比如说有人打破了一扇窗子，如果过了几天之后发现窗子仍然没被修好的话，他就会觉得打破窗子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他可能会打破所有的窗户进而烧掉整栋大楼。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布拉顿手下的警察们开始严管那些以前并没有得到重视的行为：比如说扒火车，随地小便，在红绿灯前强迫别人接受擦车服务(否则就抹脏别人的车窗)等等。大多数纽约人都对这些行为表示赞赏。他们尤其喜欢布拉顿和朱丽安的观点，“只有制止住这些小错误，才能有效地切断犯罪分子们生存的土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今天扒火车的人很可能成为明天的杀人犯。而那些在街上随地小便的人也很可能正准备进行一场抢劫。随着暴力犯罪急剧下降，纽约人开始对这位来自布鲁克林(纽约著名的黑人居住区，长久以来以治安不良闻名。——译者注)的新任市长和他任命的长着一张斧子脸，满嘴波士顿口音的警长大加赞赏。可不幸的是，新任市长和他的警长并没有学会如何分享荣誉。就在纽约市的犯罪问题刚刚得到遏制之后，布拉顿而不是朱丽安登上了《时代))封面，这下惹得朱丽安大怒，不久布拉顿被迫辞职。此时距离他荣任警长一职只有27 个月。新型巡管政策无疑对于纽约城的犯罪率下降发挥了巨大作用，事实上，在实施了新型巡管政策之后不久，纽约成为美国所有大城市当中犯罪率下降最为明显的城市。杀人案件从1990 年的30．7人(以10 万人为单位)下降N2000 年的8．4 人，下降率高达73．6％。可如果进行仔细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新型的巡管政策实际上对于遏制犯罪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首先，纽约市犯罪率的下降开始于1990 年。到1993 年底的时候，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包括杀人案)几乎下降了20 个百分点。而直到1994 年的时候，鲁道夫?朱丽安才成为纽约市长。也就是说，早在朱丽安和布拉顿上任之前，纽约市的犯罪率就已经开始在下降了，而所谓朱丽安和布拉顿的政绩，只不过是这种趋势的延续罢了。其次，在颁布新型巡管政策的同时，纽约警方的警力配备也大大增强，从1991 年一2001 年，纽约警察的数量增加了45 个百分点，是全国平均水平的整整3 倍。正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样，无论是否采用新型巡管政策，只要增加警察数量，犯罪率就会大大降低。据保守估计，单单是增加警察人数这一项，就可以使纽约市的犯罪现象相对于全国水平而言降低l8 个百分点。而如果我们把这l8 个百分点减去，从而计算出新型巡管政策对纽约治安的影响的话，你就会发现，纽约的犯罪率只下降了73．6 个百分点，只能达到全国的中等水平。(所以新型巡管政策事实上并没有帮助降低纽约市的犯罪率。)不仅如此，在增加的新警察当中，许多人事实上都是在竞选中被朱丽安打败的前任市长戴维?丁金斯聘请的。而当初戴维?丁金斯之所以会增强警力，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竞争对手将是朱丽安(前联邦检察官)。所以那些想把犯罪率下降的功劳归于朱丽安的人并没有错，因为正是朱丽安的政策主张促使戴维?丁金斯去聘请更多的警察。当然，最后所有的人都从这项政策中有所收益，而收益最大的，无疑是朱丽安本人。但最能够帮助推翻“新型巡管政策促使犯罪率下降”这一观点的，是这样一个简单却又经常被忽略的事实：在20 世纪90 年代，几乎全美各地的犯罪率都在下降，虽然其他城市很少采用纽约新推行的巡管政策，更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如此大力地推行这一政策。可即便是在以犯罪闻名的洛杉矶，在20 世纪90 年代，犯罪率也开始出现了急剧下降的势头，而且其下降的势头丝毫不弱于纽约。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新型巡管政策不是一件好事。布拉顿的措施为纽约的警察们注入了新的活力，他无疑应该受到表扬。可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的政策能够有效地遏制犯罪。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分析其政策所产生的具体影响，比如说，这种政策在洛杉矶的影响(布拉顿在2002 年的时候被任命为该市警长)。虽然他在洛杉矶的时候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呵布拉顿仍然公开宣称，他最主要的任务是：筹集资金来雇用更多的警察。接卜来让我们分析人们对犯罪率下降的另外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更加严格的枪支法令第二种解释：毒品交易市场的变化首先，枪支问题。每次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人们总是很难保持冷静。那些支持枪支自由的人士认为，美国对于枪支的控制过于严格了；而反对者们则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为什么人们会在枪支问题上如此观点迥异呢?所有的矛盾都起源于一个因素：枪支掌握在谁的手里。我们或许应该退后一步，先讨论一个更加基础的问题：什么是枪?当然，它是一种可以用来杀人的工具，可从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层面上来说，枪支是一种破坏自然秩序的力量。一把枪可以彻底改变一场争论的结果。比如说一个强硬的家伙跟一个不是那么强硬的家伙在酒吧里聊天，结果一言不合打了起来。显然，那个不是那么强硬的家伙很可能会被打倒，结果似乎已经注定了。可要是那位不是那么强硬的家伙手里有把枪的话，他就很可能会取胜。在这种情况下，枪支只会导致更多的暴力。我们再想象另外一种情况，想象有一个女高中生，一天晚上，她出去散步，突然碰到一个劫匪。如果劫匪手里有把枪怎么办?那些反对枪支自由的人可能会说根本不应该让枪支流落到劫匪手里；而支持枪支自由的人则会说女高中生身上也应该带把枪。(如果这位女生身上带把枪，并用枪把坏蛋吓跑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是枪支减少了暴力事件。)几乎所有准备抢劫的劫匪都会带把枪，因为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枪支黑市是如此繁荣，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买到枪。事实上，美国民间流通的枪支数量要多于美国成年人的数量。几乎2／3 的凶杀案中都涉及到了枪支，这一比例比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的比例都要高。我们的凶杀率相应也要高出很多。所以，在大多数人看来，美国的凶杀案之所以这么多，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美国人太容易买到枪了。研究表明，事实确实如此。可问题并不完全在于枪支。在瑞士，政府会向所有的成年人发放一支来福枪，并允许他们自行保留。如果按人均计算的话，瑞士的人均枪支装备几乎高于世界上任何国家，可它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换句话说，枪支本身并不会引起犯罪。既然如此，用减少枪支流通的办法来减少犯罪显然并不可行。而且枪支跟可卡因、汽车或裤子不同，它是非消耗品，所以即便是取消新枪支的流通也并不具有太大意义(因为以前流通的枪支完全可以被继续使用)。 接下来我们可以对所有近期关于枪支的法令进行分析，看看它们对于20 世纪90 年代的犯罪问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国近期最著名的枪支法令是1993 年通过的《布雷迪法案》(BradyAct)，该法令规定，任何人在购买枪支之前，必须接受必要的犯罪记录调查，并要经过一定的考查期。对于政治家们来说，这无疑是一项极具吸引力的法令，可在经济学家们看来，这样一条法令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黑市交易足够发达的话，合法市场上的任何规范几乎毫无意义。因为枪支价格低廉，而且非常容易获取，所以那些想犯罪的人根本不会去合法的枪支商店里填写复杂的申请表格，然后再耐心地等上一个星期。所以《布雷迪法案》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遏制枪支犯罪。(一项针对在押重犯的研究表明，即便是在((布雷迪法案》颁布之前，也只有大约l/5的罪犯会通过拥有执照的合法经销商购买枪支。)同样，其他各种地方性的枪支控制法令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比如说华盛顿特区和芝加哥都在犯罪率开始下降之前就实行r 枪支禁令，可这两个城市的犯罪率下降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其他大多数城市。实践证明，在遏制犯罪方面，一个被证明确实有效的方式就是：对那些非法拥有枪支的罪犯延长刑期。可即便是这样一条法令，仍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可以想象，如果那些被判非法携带枪支的人被判死刑，并能够得到实际的实施，枪支犯罪肯定能够得到有效地控制。20 世纪90 年代的另外一项遏制犯罪的措施就是枪支回购。我们都记得这样一副画面：中间是熊熊的大火，一-群警察在焚烧枪支，周围是市长、警长，还有社区的活跃分子。这幅画面的效果非常不错，也可以形成一篇不错的社论，可事实上，枪支回购在遏制犯罪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那些被上交的枪支实际上都是次品或垃圾。对于那些准备使用枪支进行犯罪的人来说，政府用于回购枪支的经费(通常是50 或100 美元，或者加利福尼亚州为上交枪支的人提供的3 个小时免费心理治疗)并不能形成足够的吸引力。事实上，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被交上来的枪支数量甚至达不到同期流通到市场上的新枪的数量。考虑到美国的手枪数量以及每年凶杀案的数量，一把枪被用来杀人的概率大约只有万分之一。通常情况F，每次收回的枪支数量都不到1 000 支，所以说，枪支回购对于犯罪率降低的影响微乎其微。还有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拥有更多的枪支，但是要把它们发放到适当的人手上 (比如说上文中谈到的那位女高中生，而不是那个劫匪)。经济学家小约翰?洛特(John R．LottJ r．)是这一个观点的主要倡导者。他的主要作品是一本名为《枪越多，犯罪就越少》(More Guns，Less Crime)的{S，其中他谈到，当．个地区中守法的公民可以秘密携带武器的时候，该地区的暴力犯罪现象就会降低。他的理论或许会让人感到吃惊，但确实有一定道理。如果一名罪犯相信对方可能会携带枪支的时候，他或许就不会去实施抢劫，而反对者们则认为洛特的理论过于理想化了。洛特已使自己成为枪支法令争议的焦点。他以“玛丽?罗什(Mary Rosh)”为笔名发表文章，在互联网上为自己的理论进行辩护。罗什自称曾经是洛特教授的学生，并在网上对洛特教授的智慧、他的公正以及个人魅力大加赞赏。“他是我见到过的最优秀的教授，”“她”写道。“在课堂上，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名‘右翼’理想主义者..他的周围总是围着一大批学生，他们会参加所有他讲授的课程。洛特最后必须劝告我们去选修其他教授的课程，尽量多接触不同的学术研究风格。”可另一方面，没过多久，就有人揭发说，洛特为了支持自己的理论，实际卜虚构了一些研究资料。无论这些资料是否是虚构的，洛特的假设似乎根本无法成立。因为当其他学者试图复制他的成果时，他们发现“允许携带枪支”的法令并不能有效地遏制犯罪。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条对于犯罪率下降的解释：毒品泡沫的破裂。正像我们前面谈到的那样，强效纯可卡因是一种非常强大，而且极易上瘾的毒品，它几乎在一夜之间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利润惊人的毒品市场。当然，我们也谈到过，在所有的毒品贩子当中，只有黑帮的领袖人物才能够真正发大财，但这只会让那些街头的小毒贩们更加努力的扩大自己的销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帮人不惜杀害自己的竞争对手，甚至同帮派的人。为了争夺毒品销量较大的地盘，毒贩们甚至会发动枪战，暴力犯罪自然就会大大增加。一项研究表明，仅在1988 年，就有25％的凶杀案跟毒品有关。跟毒品有关的暴力犯罪行为大约在l991 年开始消退，这会让很多人相信毒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可事实并非如此，毒品仍然非常流行。在美国，大约有5％的犯罪行为跟可卡因有关(而在毒品最为盛行的时候，这一数字也只有6％)；那些凶为毒品而光顾急救室的吸毒者的数量也丝毫没有减少。真正减少的，是毒品交易所带来的利润。许多年来，可卡因的价格n 一直在不断下降，而且随着毒品的普及，可卡因的价格也越来越低。毒品贩子们开始相互压低价格；利润自然也就越来越低。最后，毒品泡沫就像纳斯达克泡沫一样，全面迸裂。(我们可以把第一代毒品交易商们想象成类似于微软的那些百万富翁们；而第二代毒品贩子则可以被看成是那些破产的网络公司。)随着老一代的毒品贩子们被杀死或被送进监狱，年轻的毒品贩子们纷纷意识到自己不值得为了如此低的利润去冒险。很快，毒品交易失去了其原有的吸引力。毒品贩子们也不会再为了抢夺地盘而相互厮杀，更不会冒生命危险去买卖毒品。因此暴力犯罪现象自然也会减少。从1991 年—2001 年，年轻黑人(他们在毒品贩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中的凶杀案发生率下降了48 个百分点，年龄比较大的黑人和白人当中的凶杀率也下降了30 个百分点。(导致凶杀案发生率下降的另一个因素，是有些毒品贩子开始选择打伤对手，而不是杀害他们；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甚至比杀人更能侮辱对方，而且杀人的量刑显然要更重。)所以说，毒品市场的崩溃对20 世纪90 年代美国犯罪率的下降有15％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相比之下，在导致20 世纪80 年代美国暴力犯罪上升的所有因素当中，毒品交易所占的比例超过了l5％。换句话说，抛开毒品本身所带来的危害不谈，由毒品引发的暴力犯罪现象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接下来我们将分析犯罪率下降的最后两条原因——这两条原因都跟人口统计数据有关。第一条原因曾经被很多媒体引用，即：人口的老龄化。在犯罪率下降之前，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这一理论。事实上，那些预言大街上将“血流成河”的犯罪学家们一直在鼓吹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人口正变得越来越年轻，而年轻人的增加又会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增加，最终会将整个美国带入低谷。“就在不远的地方，潜伏着．团乌云，等着吧，大风很快就会把它带过来，”詹姆士?威尔逊说道。“美国人正变得越来越年轻..做好准备吧。”但从总体来说，青少年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并没有增加太多，是威尔逊和詹姆士．阿兰-福克斯这样的犯罪学家错误地解读了美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事实上，20 世纪90 年代美国的人口发展反而呈现出了老龄化的趋势。如果我们从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是一个可怕的消息，可对于美国人来说，社会老龄化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毫无疑问，老年人成为罪犯的可能性通常都比较低；一个65 岁的老年人因犯罪被捕的概率通常只有年轻人的1/5。这也正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犯罪率降低”理论之所以能够被一部分人接受的原因。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的性格会变得越来越温和，所以当老年人比例增加的时候，犯罪率自然也会降低。可经过仔细分析之后，我们发现，美国人口的老龄化对20 世纪90 年代的犯罪率下降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个缓慢而微妙的过程，你不可能在几年之内就从一个青少年变成一个老年人，所以我们显然不能用人口老龄化来解释犯罪率的降低。但还有另外一个人口统计数据上的变化确实有效地降低了20 世纪90 年代的犯罪率。让我们暂时回想一下20 世纪60 年代的罗马尼亚。突然之间，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齐奥塞斯库宣布堕胎为非法。在该法令颁布之后出生的孩子成为罪犯的概率要高于此前出生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研究表明，东欧和斯堪第纳维亚地区在20 世纪30—60 年代的时候也呈现出了类似的趋势。在大多数地区，政府并没有直接明确地禁止堕胎，只是规定打算堕胎的女性必须首先从法官那里取得许可。研究者们发现，当某位女性没有得到堕胎许可的时候，她通常会对出生后的孩子充满仇恨，根本不会为它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即便是在对收入、年龄、教育水平、母亲的健康程度等变量进行控制之后，研究者们还是发现这些孩子成为罪犯的概率要大于其他孩子。相比之下，美国的堕胎历史跟欧洲有所不同。建国初期，美国曾经宣布，允许那些还没有产生胎动(也就是在胎盘开始蠕动之前，通常是在怀孕l6～18 个月的时候)的母亲进行堕胎。l828 年，纽约成为美国第一个宣布禁止堕胎的州；到了1900年，美国政府在全美范围内禁止堕胎。在20 世纪，堕胎实际上是一种相当危险，而且通常非常昂贵的手术。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少会有女性选择实施堕胎手术。而且她们也很少采取任何节育措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出生率自然也很高。到T20 世纪60 年代后半期，有些州开始允许那些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说遭受强奸、性骚扰或对女性造成生命威胁的时候)怀孕的女性实施堕胎手术。到了1970 年的时候，美国有5 个州宣布堕胎合法化，并且在全州推行堕胎手术，这5 个州分别是纽约、加利福尼亚、华盛顿、阿拉斯加和夏威夷。1973 年1 月22 日，美国最高法院颁布罗伊威德法令，并在一夜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堕胎合法化。根据最高法院法官哈里?布莱克曼的说法，那些即将成为母亲的女性通常会遇到一些不利的情况：如果政府不允许女性实施堕胎的话，那给女性所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照顾孩子是一项巨大的负担，它将会影响到这位女性一生的幸福和前途，心理上的伤害也是同样巨大的。除此之外，那些因不幸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也会受到影响，因为通常情况下，它们出生的环境都不会很好。最高法院说出了罗马尼亚和斯堪第纳维亚的母亲们长久以来。直想表达的观点：当一位女性不想要孩子的时候，她一定有她自己的原因。比如说她可能还没有结婚，或者她的婚姻很不幸福。她可能觉得自己太穷了，没法抚养孩子；她也可能觉得自己的生活本身就不够稳定，或者是不够幸福，或者是她觉得自己抽烟喝酒的习惯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她可能是觉得自己太年轻了或者是还没接受到足够的教育；她也可能很想要孩子，但不是现在。总而言之，当一位女性不想要孩子的时候，那很可能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为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觉得自己目前无法把一个孩子健康地养大成人。在罗伊威德法令颁布之后的第一年，美国大约有75 万名女性进行了堕胎手术(也就是说，出生婴儿人数与堕胎数之间的比例为4：1)。到了l980 年，这一数字达到了l60 万(每出生2．25 个婴儿，就有一例堕胎)。当然，对于一个人口总数高达2．25亿的国家来说，每年l60 万例堕胎似乎并不是一个大数字。在齐奥塞斯库死后一年的时间里，当堕胎在这个国家重新变得合法之后，大约每22 名罗马尼亚人当中就有一名实施了堕胎。在罗伊威德法令颁布之前，基本上只有那些中产或七层阶级的家庭有资格进行非法堕胎。现在，几乎任何女性都可以轻易地安排一次堕胎，因为在堕胎合法化之前，一次非法堕胎的手术费通常需要500 美元，而在堕胎实现合法化之后，一次堕胎的费用只有100 美元。那么什么样的女性更容易进行堕胎呢?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那些没有结婚，未成年或者是非常贫穷的(有时候甚至兼具这3 种情况)女孩子才会去选择堕胎。要是不堕胎的话，她们的孩子将有着怎样的未来呢?一项研究表明，堕胎合法化初期的几年时间里，那些没有出生到这个世界E 的孩子成为贫儿的概率要比正常婴儿成为贫儿的概率高出50％；而且即使被生下来，这些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的概率也高达60％。这两个因素很容易让一个孩子长大以后成为罪犯。研究表明，那些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成为罪犯的可能性要比普通孩子大一倍。未成年母亲也是导致孩子长大成为罪犯的一项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那些教育程度比较低的母亲是导致孩子成为罪犯的最重要的因素。换句话说，对于成千上万名选择堕胎的美国女性来说，如果她们的孩子出生的话，他们很可能会过上不幸的生活，甚至会成为罪犯。可以肯定，堕胎合法化对整个美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杀婴率大大下降。短期婚姻，以及寄养婴儿的数量也大大降低。怀孕率上升了将近30 个百分点，而出生率则实际上下降了6 个百分点，这说明很多女性把堕胎作为一种控制生育的方式。然而，堕胎合法化最富戏剧性而且需要人们在很多年以后才意识到的效果，莫过于它对犯罪率的影响。在20 世纪90 年代早期，就在罗伊威德法令生效之后的第一批出生婴儿成长为青少年的时候，也就是青年人成为罪犯的黄金时期，美国的犯罪率突然急剧下降。这说明，当初有很多可能会成为罪犯的人并没有出生。随着那一代人长大成人，犯罪率开始继续下降。堕胎合法化降低了意外出生的人数，而意外出生人数的增加会导致犯罪率的增加，因此我们说，堕胎合法化降低了犯罪率。这一理论肯定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反应，有人不相信，有人则表示震惊。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纷至沓来，有人表示愤怒，有人认为该理论不符合伦理。住我们所遇到的所有反对意见当中，有一条最具代表性：它是真的吗?说不定堕胎和犯罪率只是相互关联，而不具有任何的因果关系。人们或许更愿意相信报纸上说的，即“犯罪率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是新型巡管政策、枪支控制，以及蓬勃发展的经济的产物。”通常情况F，我们更愿意相信那些我们可以控制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不是那些遥不可及或者是难以控制的因素。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样的推理：一条蛇咬了你的朋友，他觉得很疼，于是尖叫，然后就死了。所以你得出结论：是蛇咬死了你的朋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推理是正确的。可在谈到因果关系的时候，这种武断的思维方式就会出现问题。我fiTCH 道，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可笑的逻辑推理一—据说古代的战士们相信，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战场上打败敌人，是因为他们早期的时候曾经强奸过处女，所以他们很容易相信“强奸处女”和“战场得胜”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可事实上，身为现代人的我们往往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尤其是当一名专家作出某项论断的时候，人们就更容易将其视为真理。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堕胎与犯罪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而非仅仅是相互关联呢?一种判断方式就是对那5 个提前宣布堕胎合法的州的犯罪记录进行分析。在纽约、加利福尼亚、华盛顿、阿拉斯加和夏威夷，早在罗伊威德法令颁布的前两年就可以进行合法堕胎。而且事实上，这5 个州的犯罪率下降也领先于美国的其他45 个州。在1988 年1994 年间，这5 个州的暴力犯罪比其他州低13 个百分点；在1994 年1997 年间，这5 个州的犯罪下降率比其他州高出了23 个百分点。或许你会问，如果只是因为这些州比较幸运呢?我们该怎样证明堕胎和犯罪之间存在某种必然因果关系呢?首先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每个州的堕胎率和该州的犯罪率之间的关联。可以肯定，那些在20 世纪70 年代堕胎率最高的州犯罪率下降的幅度也是最高的，而那些堕胎率相对较低的州犯罪下降的幅度则相对较小。(当我们把其他可能影响犯罪率的变量，比如说一个州的入狱率、警察数量、经济形势等进行控制之后，这一关联仍然存在。)自1985 年以后，那些堕胎率比较高的州(与那些堕胎率较低的州相比)的犯罪下降率高达30 个百分点。(纽约市的堕胎率比较高，而且是最先宣布堕胎合法的5 个卅之一，这两个因素进一步证明新型巡管政策并不是导致犯罪率下降的因素。)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在20 世纪80 年代后半期之前，一个州的犯罪率跟该州的堕胎率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这也说明了罗伊威德法令确实跟犯罪率下降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证明堕胎与犯罪之间的关联。在那些堕胎率比较高的州，在罗伊威德法令之后出生的孩产成为罪犯的概率大大降低。而且研究表明，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当政府宣布堕胎合法化之后，犯罪率也同样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罗伊威德法令不仅让那些最可能成为罪犯的婴儿胎死腹中，而且还拯救了成千上万名可能会成为单亲母亲的女性，可以想象，一旦这些女性成为了母亲，她们的孩子很可能会走上跟她们相同的道路。毫无疑问，我们的理论会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它听起来更符合斯威夫特式而非达尔文的观点；它使人们想起了很久以前的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早年英国著名的新闻记者、艺术家、诗人、评论家、天主教护教论者，以及推理小说家。生于1874 年，死于1956 年。——译者注)的观点：当人们没有足够的帽子带的时候，我们不能用砍掉一些脑袋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用经济学家们的话来说，犯罪率下降是堕胎合法化的“副产品”。毫无疑问，那些不得不堕胎的女性会感到难过，可她们的做法对整个社会有好处，这种说法或许会激怒某些人，可问题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从道德或宗教的角度来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堕胎确实有助于犯罪率的降低。事实上，有很多人认为堕胎本身就是一种暴力犯罪。一位法律界的学者曾经宣称堕胎甚至比奴隶制或大屠杀(自罗伊威德法令颁布之后，到2004 年为止，美国堕胎人数已经达到了3700 万，而相比之下，二战期间在欧洲被杀害的犹太人总数也不过600 万)还要令人发指。曾任纽约市布朗克斯区和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高级警长的安东尼．布赞(Anthony V．Bouza)在1994 年竞选明尼苏达州长时发现，无论人们持有怎样的政治观点，堕胎始终都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几年之前，布赞写过一本书，他在书中宣称堕胎“无疑是这个国家自20 世纪60 年代后期以来实行过的最有效的控制犯罪的方式”。有人在投票之前公布了布赞的这一观点，并直接导致了布赞的落选。无论一个人对于堕胎现象有何感想，他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堕胎合法化和犯罪率下降之间哪个更加重要?我们该怎样取舍?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家们总是喜欢对所有的变量附上数值。比如说，拯救北方斑点猫头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项经济学研究表明，保护5 000只猫头鹰的机会成本(也就是为了要保护猫头鹰而给伐木行业等带来的损失)将高达460 亿美元，平均拯救每只猫头鹰的成本是900 万美元。在1989 年埃克森石油泄漏事件之后不久，另外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普通家庭愿意为避免此类事件支付的成本仅为31 美元。在进行研究的时候，经济学家们甚至可以为人体器官标出具体的价格。比如说康狄涅格州就曾经为工伤事故制定了下面的赔偿计划。康狄涅格州工伤事故赔偿表单位（美元）受损身体器官 赔偿金额(按周薪计算)小拇指 36无名指 29中指 21食指 17右手大拇指 63左手大拇指 54右手 168左手 155右胳膊 208左胳膊 194大脚趾 28其他脚趾 9脚 125鼻子 35眼睛 157肾脏 117肝脏 347胰 416心脏 520乳房 35卵巢 35丸 35阴茎 35—104阴道 35-104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个更大胆的问题：一个胎盘和一个新生儿之间的价值到底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把一个所罗门式的问题，要把一个新生儿劈成几块，然后用每一块换回一个胎盘的话，你会选择把新生儿劈成几块?当然，我们这只是一项思考练习。显然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但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堕胎对犯罪的影响。对于一个坚定的堕胎反对者或者一个坚定的自由选择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非常简单。首先，在堕胎反对者看来，因为生命首先开始于受孕，所以胎盘和新生儿之间的价值对比应该是1：1。其次，对于自由选择主义者而言，无论多少胎盘都不能等同于一个新生儿。可让我假设一下，如果有第三种情况呢?(如果你属于上面谈到的两种人当中的某一种，则下面的练习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些气愤，如果是那样的话，建议你跳过下面两段内容。)对于第三种人来说，他既不认为胎盘和婴儿的价值相同，也不同意“无论多少个胎盘也不能等同于一个新生儿”。如果一定要他作出判断的话，他会说“一个新生儿的价值等于一百个胎盘”。每年美国大约有150 万名女性选择堕胎。对于那些认为一名新生儿等于一百个胎盘的人来说，这说明美国每年通过堕胎杀死了1．5 万名新生儿。1．5万条人命：这相当于美国每年因为凶杀案而死亡的人数。而且在实施堕胎合法化之后，美国每年因凶杀案而死亡的人数实际上已经远远不止1．5 万名。所以即便是对于那些相信一个胎盘等于1％条人命的人来说，因堕胎而死亡的人数和因凶杀案而死亡的人数实际上并没有太大差别。从上面对于随胎和犯罪之间的分析当中，我们叫一以看出：当政府给予一名女性堕胎自由的时候，她通常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自己是否具备抚养孩子的能力。如果她决定自己不具备这种能力的话，她就会选择堕胎。可一旦一位女性决定要生下孩子的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就出现了：孩子出生之后，父母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第5 章
怎样才能成为完美的父母
在本章当中，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一个问题：父母真的能够帮助孩子成功吗?
家庭教育已经从一门科学变成一门艺术..
为什么家庭教育专家们喜欢吓唬父母们..
哪个更危险：一把枪还是一个游泳池?..
恐惧的经济学..
传统父母与“先天形成一后天教育”谜团..
黑人白人之间的成绩差异以及“模仿白人”..
8 项能够让孩子学习更好的因素
列维特发现，芝加哥大学为他所提供的支持并不仅限于学术领域。在他受聘于该大学的那一年，他的第一个孩子安德鲁出生了。就在安德鲁快一岁的某一天，他突然发了一场低烧。医生诊断安德鲁得了耳感染。第二天早晨，他开始呕吐，于是父母赶紧把他送进医院。第三天，安德鲁因为肺炎死掉了。悲痛之余，列维特还需要给一个本科班讲课。于是盖里。贝克，一位年近七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开始给他代课。另外一位同事，盖尔’约翰逊(D．Gal。Johnson)给他发来一张慰问卡片，卡片上的话至今还铭刻在列维特心里。于是列维特开始跟约翰逊，这位8 0 高龄的农业经济学家，保持经常性的沟通。列维特后来知道约翰逊的女儿是第一批从中国领养孩子的美国女性之一。很快，列维特也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孩，他为她起名叫阿曼达(Amanda)。除了阿曼达之外，他和妻子还领养了一个如今已经5 岁的女儿和一个快一岁的儿子。可即便如此．他还无法完全忘记安德鲁的死。他们把安德鲁的肝脏捐献给了一个小女孩，如今列维特已经跟这位小女孩的家人成了好朋友。(他们还把安德鲁的心脏捐献给了另一个孩子，不过这孩子现在已经死了。)而且，安德鲁的死还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列维特的研究工作。他和珍内特加入了一个伤心父母支持小组。列维特非常惊讶地发现很多孩子都是在游泳池里溺水而死的。他突然意识到，当一个孩子溺水而死的时候，这件事情并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如果有孩子中枪而死的话，这件事情立刻会成为大新闻。列维特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耐人寻味，于是他决定搜集相关数据，并对此事展开研究。他的研究结果作为《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 7rues)的一篇社论发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大大违反人们常识的观点：“如果你家里有一支枪，同时在你家后院有个游泳池的话，那么游泳池杀死你家孩子的概率要比枪杀死孩子的概率高100 倍。”——《纽约时报杂志》，2003 年8 月5 日
家庭教育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如何教育你的孩子?”已经从一门艺术转变成一门科学。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突然出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家教专家。任何曾经试图遵从这砦专家建议的人最终都会感到大吃一惊，因为这些专家的观点任很大程度上跟人们心臼中的常识大相径庭。不仅如此，在很多情况下，不同专家在同一问题上居然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有时候，那些最为流行的专家会告诉人们传统的做法是错误的，而新近流行的做法，至少任当前一段时间里，无疑是正确的。比如说，有专家认为，母乳喂养是保证婴儿健康的唯一方式。孩子在睡觉的时候应该面朝上，后来又有专家坚持认为孩子应该面朝下睡。有人认为肝脏是有毒的，还有人坚持认为肝脏有利于孩子的大脑发育。有人认为“孩子不打不成器”，还有人相信“父母挥挥棒，孩子进牢房”。在《养大美国人：专家、父母和一个充满育儿建议的世纪》(Raising Americasls：Experts，Parents and a Century of AdviceAbout Children)一书当中，作者安?胡伯特(Ann Hulbert)记录了家教专家们在家教问题上相互冲突的观点(有时甚至专家们自己提出的观点之间也会前后矛盾)。盖里?埃佐(Gary Ezzo)在他的《聪明育儿》(Babswise)系列当中，为那些试图“成为一流家长”的父母们提出了，一套著名的“婴儿管理策略”，并强调了从小培养孩子单独过夜的重要性。埃佐警告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睡眠问题最终会对孩子中央神经系统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并最终导致学习障碍。与此同时，那些认为“父母应该跟孩子睡在一起”的专家们则认为，单独过夜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发展，所以父母应该把孩子带到自己的房间，陪他／她一起过夜。那么专家们对于行为模仿持有怎样的观点呢?1 983 年，贝利?布雷泽尔顿(T．BerryBrazelton)提出，在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孩子们就已经“准备好了要向周围的世界学习。”布雷泽尔顿认为应该让孩子早点学会模仿，父母应该尽量多跟孩子一起玩耍。而就在一百年前，埃默特?霍尔特(L．EmmettHolt)却发出警告，“孩子可不是一个物件。”所以霍特相信，在孩子出生的最初两年里，父母不应该“强迫、压制，或者是刺激孩子”；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孩子的大脑处于最重要的成长期，所以过度模仿可能会给孩子带来“许多伤害”。他还相信，如果孩子没有受到伤害的话，无论他怎么哭，大人都不应该去抱他。霍特还说道，孩子每天应该放声大哭15～30 分钟：“这是孩子的每日必修课。”在通常情况下，家教专家，跟其他领域的专家一样，听起来都对自己的理论充满自信。专家通常不会过于详细地解释自己理论的各个方面，他只会坚定地提出自己在某一问题不二的立场。这是因为，如果专家让观众觉得自己的理论充满瑕疵的话，他很容易失去大批的支持者。所以对于专家们来说，如果想让自己的理论为大众所接受，他必须表现出足够的坚定性。要想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就是诉诸公众的情感，因为“隋感是理性的大敌”，当人们为情感所左右的时候，他们通常不会过于仔细地推敲一个理论的真实性。而从情感的角度来说，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感莫过于恐惧。超级罪犯、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疯牛病、婴儿猝死，当专家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不关注他们呢?没有人比父母们更容易被专家的“危言耸听”镇慑住了。许多父母之所以会如此关心自己的孩子，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出于恐惧。毕竟，父母是孩子们的守护者，而孩子们在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自理能力。这就会让很多本来已经很操心的家长更加战战兢兢。问题是，他们经常会为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担心。事实上，这并不是他们的错。那些身为父母的人往往很难区分哪些是谣言，哪些是事实。而且专家们所制造的白色噪音，以及周围其他父母们所带来的压力，足以让父母们丧失理性。结果他们只能盲曰遵从那些专家们的观点，做一些并非出于自己本意的事情。打个比方，有一个8 岁大的孩子，比如说叫莫莉(Molly)。她有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叫艾米(Amy)，-个叫伊玛尼(Imani)，两个朋友都住在附近。莫莉的父母知道艾米的父母家里放着把枪，于是他们就不许莫莉到艾米家里玩。所以莫莉就经常跑到伊玛尼家里玩，伊玛尼家的后院里有个游泳池。莫莉的父母觉得自己的做法突际上是在保护其莉，这样做是对的。可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这种做法一点都不聪明。平均来说，美国每l．1 万个家庭游泳池就能溺死一个孩子。(美国一共有600 万个这样的游泳池，这电就是蜕，每年将近有550 个不到10 岁的孩子死在了游泳池里。)相比之下，在美国，每l00 多万支枪才会杀死一个孩子。(据估计，美国一共有2 亿支枪，这也就是说美国平均每年死于枪口下的孩子数最大约为l75 名。)所以对于美国孩子来说，他们死在游泳池里的概率(1：11 000)要远远火于死下枪口下的概率(1：1 000 000)：莫莉在伊玛尼家的危险程度足在艾米家的l00 倍。可大多数人，就好像莫莉的父母那样，并不善于评估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的皮特?桑德曼(PeterSandman)自称为“风险传播顾问”，他在2004 年早些时候提出了一个观点。“事实上，”桑德曼在《纽约时报》上针对“疯牛病引发公众恐慌”的问题撰文写道，“有些风险虽然听起来可怕，但它却不会给人们带来太大危害，而相比之下，有些风险虽然不经常被人提起，但它却可能是致命的。”桑德曼在疯牛病(一种极端危险却极度罕见的风险)和厨房里的病原体(极其常见但却并不可怕的风险)之间进行了对比。“人们通常不会对自己能够控制的风险感到恐慌，相比之下，他们更害怕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风险。”桑德曼说道，“疯牛病似乎是人们无法控制的，我不可能告诉你牛肉里面是否有病菌因为我看不到，也闻不到。可我厨房里的灰尘却是我可以控制的。我可以用海绵清洗，我还可以把地板打扫干净。”桑德曼的“控制理论”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害怕乘飞机，却很少有人害怕坐汽车。他们的逻辑非常简尊：因为我能控制住汽车，所以我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而我不能控制飞机，所以我不得不受控于许多外部因素。那么到底哪个更可怕呢，是飞机还是汽车?首先让我来提出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死亡，对吧。怕死也有很多类型。当然，每个人早晚都会死，我们时不时地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呵如果有人告诉你，你明年死亡的概率是l0％，你可能就会更加担心，说不定你会因此改变白己的生活方式。而如果有人告诉你，你有l0％的可能会任接下来的l0 分钟之内死掉，你可能会感到大为恐慌。所以距离我们越近的死亡就越会让我们感到害怕，这也就是说，当你想让一个人对死亡产生恐惧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知道自己的“每小时死亡率”。如果你即将进行一次旅行，并且可以在坐飞机和乘汽车两种交通方式进行选择的话，你可能会首先考虑汽车和飞机的每小时死亡率。的确，美国每年死于机动车事故的人(大约有4 万人)要远远多于飞机事故的人数(不到l000 人)。可事实上，人们在汽车里待的时间要远远多于他们在飞机里待的时间。(死于游船事故中的人数也远远超过死于飞机事故中的人数，正像我们在“游泳池和枪支”的分析当中所提出的那样，水远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加危险。)实际上，开汽车的每小时死亡率跟坐飞机的每小时死亡率几乎相同。也就是说，两种交通方式导致死亡的概率基本上是相同的。可通常情况下，人们只会对迫在眉睫的问题感到恐惧。这也正是为什么专家总是喜欢关注当前问题的原因，在一个对长期问题越来越不耐烦的世界里，恐惧也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想象你是一名政府官员，你现在要为两个项目筹集资金：一个是应对恐怖分子的项目，还有一个人工治疗心脏病的项目。你觉得国会议员们会向哪个项日敞开大门?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他死于恐怖分子袭击的概率要远远低于其死于心脏病的概率。但恐怖分子是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心脏病则是相对遥远的事情，而且也不会造成太大的社会影响。恐怖分产的行为是超出我们控制的；而法国炸薯条(作者在这里用法式炸薯条指代那些可以控制的事物。——译者注)则不是。正像皮特?桑德曼说过的那样，那些能够为人们控制的因素所带来的恐惧感通常都非常有限。恐怖袭击(或疯牛病)所造成的恐惧感是巨大的；而相比之下，心脏病似乎就显得不是那么可怕了。桑德曼是一个非常善于左右逢源的人。他在某一天可能会帮助一群环境保护主义者，告诉人们某种环境破坏所给人类健康带来的危害。转天他就可能会成为某家快餐公司的咨询顾问，告诉人们快餐其实并不会给人类健康带来任何危害。桑德曼曾经把自己的研究总结为一个简单的方程式：风险=危险+愤怒。在为快餐公司提供服务的时候，桑德曼的任务是“降低人们愤怒情绪”；而在为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提供服务的时候，他的任务则是“增加愤怒”。值得注意的是，桑德曼在这里谈到的是公众的愤怒情绪，而非危险本身。他承认，在他的风险方程式当中，危险和愤怒所代表的比重并不相同。“当危险程度很高，但公众却并小怎么感到愤怒的时候，人们的反映通常不会那么强烈，”他说道。“而当危险程度比较低，但公众却感到极为愤怒的时候，他们就会反应过度。”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害怕一支枪，而不会害怕一个游泳池呢?让我们想象一下，当你看到一个胸部中枪的孩子时，你会产生怎样的感受，恐怖、可怕、难以接受。一句话，你会感到愤怒。而游泳池却不会让人感到愤怒。之所以会这样，一部分是因为熟悉性因素。就好像大多数人在汽车里待的时间要多于他们在飞机上待的时间一样，人们存游泳池里的时间要远远多于他们玩弄手枪的时间。而事实上，一个掉进游泳池的孩子只需要30 秒钟就可以悄无声息地溺死。对于一名婴儿来说，几十毫米深的水就可以置他们于死地。但另一方面，防止溺水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只要大人能小心些，在游泳池周围建一道篱笆，在后门加把锁(这样那些蹒跚学步的孩子就很难偷偷溜进去)就可以了。如果所有的父母都能遵从这些建议的话，我们每年至少可以挽救400 名儿童的性命。这甚至比最近面市的安全婴儿车和儿童车库所拯救的儿童数量还要多。数据表明，儿童车座充其量只能帮助儿童减少伤害罢了。对于小孩子来说，坐在汽车后座肯定要比毕征前而更加安全，要是坐在前面的话， 一旦发生车祸，孩子很可能会像导弹一样冲出车窗。所以事实上，要想在开车的时候保证孩子的安全，最好的方式是不要让他们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而是把他们绑在一个价值200 美元的车座上。但许多父母都过分夸大儿童车座的作用，以至于他们会排队到当地警局，申请警察或消防队给自己的汽车安装儿童车座。可以肯定，他们这么做充分表明了他们对孩子的关爱，但这种关爱显然有些过头了。(那些过分关爱孩子的父母通常也知道自己这种做法有些过头，不过他们还是会坚持这么做；而那些不是那么溺爱孩子的父母通常会对这种做法不屑一顾。)让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儿童安全领域的人多数发明都跟一种即将面市的新产品有关。(每年美国市场上出售儿童车座大约为500 万个。)正像桑德曼说的那样，大多数购买这些产品的人事实上都是“出于愤怒而非实际的风险”。我们知道，只要能够加强游泳池的安全，我们每年就可以挽救400 名儿童的安全，为了便于进行比较，我们在下面列出了其他发明所能拯救的儿童数量：儿童安全包装(大约可以拯救50 名儿童)，防火睡衣(10 名儿童)，儿童车内安全气囊(自从气囊问世来，每年因为安全气囊而死亡的儿童数量不到5 名)，儿童服装上的安全带(2名儿童)。你可能会说，等一等。即便父母们确实受到了专家和营销人员们的操纵，那又如何?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他们的努力表示感谢吗?(毕竟，尤沦他们的贡献大小，他们都是在为保证儿童安全付出努力啊。)难道父母们需要担心的事情还不够多吗?毕竟，父母们还要操心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孩子性格的养成。不是吗?从“传统智慧”的角度来晚，人们对于家教专家们提出的一个最为激烈的问题就是：父母到底有多重要?显然，家教不好的孩子通常是不幸的。就好像我们在分析堕胎与犯罪之间的关系时发现的那样，那些本来不打算生下来的孩子的命运一般也会比较悲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父母都不会关心他们。可对于那些非常愿意帮助孩子成才的父母们来说，他们能够对自己孩子的未来起到多大的作用呢?要想彻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恐怕要用上几十年时间。无数的研究(比如说有人曾经将孪生双胞胎在刚出生的时候就相互分离，并记录下他们的成长过程，以及成年后所取得的成就)表明，在孩子的性格和能力养成过程当中，基因大约会占到50％的因素。那么一个孩子人生命运的一半要归结于先天因素的话，另外一半来自于什么地方呢?答案非常明显：后天的抚养——小小莫扎特录像带、教堂里的传道、博物馆、法语课、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拥抱、争吵、惩罚等等，一句话，也就是父母后天对孩子的教养。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著名的“科罗拉多领养计划”呢?该计划追踪记录了245 名领养儿童的成长过程，结果发现，这砦儿章的性格养成跟他们的养父母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联。还有其他研究表明，儿童的性格养成跟他是否被送往日托中心，是否牛活在一个双亲家庭，母亲是否工作，是否跟继父继母牛活在一起等，也没有任何关联。在孩子的性格养成过程中，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一个名叫朱迪斯?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的教科书编纂者在1998年出版的一本名叫《教养谜团》(The NurtureAssumption)的书里谈到了这个问题。该书实际上是任对传统家教的方式进行攻击，该忙是如此发人深省，以军于编者们给它加上了两个副标题，一个是“为什么孩子会长成这样?”(Why ChildrenTurnout the Way They Do)另外一个是“父母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小伙伴们对孩子的影响比你想象的更重要”(Prents Matter Less than You Thinkand Feers Matter More)。在哈里斯看来，那些认为自己能够左右孩子性格的父母显然犯了个大错误。她觉得，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显然是陷入r 一个文化误区。哈里相信，相比之下，Ixl 为,'1、伙伴们彼此之间每天都要进行各种各样的互动，所以他们彼此产生的相瓦影响要远远超过父母的影响。哈里斯只是．位普通的老奶奶，她并没有获得过任何博士学位，也不是学术号家，所以她的观点，虽然让一部分人感到好奇，却也让很大一部分人嗤之以鼻。“可以理解，公众对这种哗众取宠的做法已经了j 以为常了。”一位评论员这样写道。“就在去年，还有人告诉我们晚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对孩子的性格养成极为重要，可到r 今年，就又有人告诉我们父母其实没有太大作用了。还有人说，真正藿要的是模仿。孩子出生的最初5 年是他／她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还有人蜕是最初3 年；还有人说只有l 年时间。好_r，现往有人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是孩子的先天基因组合。”可即便如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哈里斯的理论表示出了足够的重视。在这些人中，有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畅销书作家史蒂芬?平克(StevenPinker)，在他的著作《白板》(Blank Slate)当中，平克称哈里斯的观点“让人感到不安”(这是一种赞扬的说法)。“大部分心理医生都会建议自己的病人用1 5 分钟时间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幼年时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上。”平克写道。“都会把相当一部分重点放在人物的童年经历上，试图从中解释人物成年后的成功与失败。那些‘家庭教育专家们’让父母们感觉，如果不阅读每一期的《晚安月亮》(美国流行的一种冢庭育儿杂志，英文名为Goodmght Moon。——译者注)的话，他们就对不起自己的孩子。事实，所有持有这些观念的人都应该进行反思。”他们真的会进行反思吗?父母的教养方式肯定对孩子的未来有影响，大多数父母都会这样告诉自己。退一步来说，即便同伴们对于孩子的影响非常大，难道不是父母在为孩子挑选同伴吗?难道不是父母们在为孩子的生活环境、周围邻居的情况、孩子的学校，以及他们的朋友圈操心吗?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慎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父母到底能在多大程度影响孩子的未来。在对这一问题展歼分析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确定一个问题：我们的分析对象是什么?孩子的性格?他们的学习成绩?他的道德行为?他的创造能力?还是他长大以后能赚多少钱?同时我们还要确定到底是哪些因素在影响孩子的命运：基因、家庭环境、家庭经济水平、学校、运气、疾病，还是其他因素?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首先来讲一个故事，故筝的主人公是两个男孩，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白人男孩从小在芝加哥南部郊区长大，他的父母博览群书并积极地参与学校改革。他的父亲在制造业有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他经常会带孩子去野外郊游。他的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她的愿望是继续完成学业，拿到一个教育学的学士学位。孩子的生活非常幸福，在学校的成绩也很好。他的老师相信他在数学方面很有天分。他的父母鼓励他努力学习，并为他能够跳级而感到作常自豪。他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弟弟，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这一家人甚至会在自己家里举办文学沙龙。黑人男孩出生在佛罗里达的戴顿纳海滩，他的母亲在他两岁的时候抛弃了他。他的父亲是一名推销员，经常酗酒。而且他经常用浇花的金属水龙头打孩子。就在这孩子1 1 岁圣诞节的那天晚上，当他正在整理一棵摆在桌子上的圣诞树时(这是他拥有的第一棵圣诞树)他父亲开始在厨房殴打自己的女朋友。场面可怕极了，女人的牙齿从嘴巴里飞出来，落到了孩子的圣诞树底下。可孩子知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自己最好还是闭嘴。在学校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心思学习。很快，他开始跟人学贩毒、走私，身上还经常带着枪。每天晚上他都会在父亲赶回来之前上床睡觉，第二天一大早，他又会在父亲醒来之前离开家。他父亲最终因为性骚扰而被送进监狱。所以，到了l2 岁的时候，这孩子开始被迫自食其力了。显然，你会相信，第一个孩子的前途一片光明，而第二个孩子却没有任何机会。别忘了，第二个孩子从小就没有受到过关爱，而且还可能会受到种族歧视，他怎么可能有机会成功呢?相比之下，第一个孩子从小就为成功做好了一切准备，他怎么可能会失败呢?可对于这两个孩子来说，他们的命运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己的父母造成的呢?人们总是能够提出很多“如何成为完美父母”的建议，但我们不会。原因有两点：第一，我们都不是家庭教育专家(虽然我们两个一共养活了6 个孩子，而且都在5 岁以下)；其次，我们更愿意相信我们手头掌握的资料。对于某个孩子来说，他生活的某些方面(比如说性格，或者是创造力)是无法轻易地用数据进行分析的，可他的学习成绩不同。而且由于大多数父母都相信教育对孩子性格的形成至关重要，所以我们首先可以分析孩子的学习成绩。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剑“选择学校”的问题，这也是大多数父母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些坚信学校的选择将对孩子产生重大影响的家长们认为，既然纳税，他们就有权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尽可能好的学校。而批评者们则担心选择学校的做法会让成绩不好的学生留在那些比较糟糕的学校里。而且，几乎所有的父母都相信，只要把孩子送到合适的学校(那些能够提供适当的学术教育，适当的课外活动，对学生足够友好，而且能够保障学生安全的学校)孩子的未来才会有保证。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CPS)很早就遇到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跟大多数郊区学校一样，CPS 的少数民族学生也比较多。虽然美国最高法院在1954年就颁布，“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中规定所有的学校都不许实行隔离制，但许多黑人学生还是会选择那些儿乎全部是黑人的学校就读。于是在1980 年，美国司法部和芝加哥教育委员会决定联合起来，对该城市的学校系统进行改革。此次改革规定，在入学之前，新生可以选择该城市的任何一所学校。除了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之外，我们选择CPS 择校项目进行研究的原因，还有以下儿点。首先，它能够为我们提供大量数据(芝加哥拥有全美第三大学校系统，仅次于纽约和洛杉矶)，而时且它还拥有大约60 所高中学校，所以学生们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其次，这些学校接收新生的比例通常也比较高，几乎有一半提出申请的学生都可以选择临近的学校。最后，也是我们选择CPS 系统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就是该系统的择校流程。可以想见，当新生们可以选择任何一所学校的时候，自然就会形成一定的混乱。那些教育水平比较高，毕业率也比较高的学校通常会收到过多的申请表，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满足所有学生的要求。为了公平起见，CPS 决定采取抽签制。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便是专业的行为科学家也很难设计出这样的实验对象。我们知道，在进行科学实验的时候，科学家们通常会随机地把一些老鼠分配到实验组，把另外一些老鼠分配到控制组，CPS 所采取的抽签制度也是如此。想象一下，有两个学生，他们各方面的情况都完全相同，都想进入同一所更好的新学校。可由于抽签结果不同，所以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如愿以偿进入了新学校，而另一个却被迫进入另外．所学校。这种情况在CPS 系统内每年都在发生。可以想象，当我们把这种情况复制上千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份有趣的研究资料。那些当初设想出抽签制度的教育管理者们或许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人对此进行研究，但他们的抽签制度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场，使得我们可以分析学校的选择对于学生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我们的研究结果到底如何呢?答案似乎会让教育专家们大跌眼镜：学校的选择对于学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确实，那些进入好学校的学生的毕业率通常会更高一些，这似乎说明学校的选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错觉。证据表明：那些在抽签中获胜并进入“更好的”学校的学生并不一定比其他学生取得更好的结果。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学习比较出色的学生来说，是否进入“更好的”学校并不会对他们的毕业产生任何影响。这也就是说，那些主动选择学校的学生们以及家长们，通常会更加聪明，而且也更加上进。所以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好成绩，并不是阂为他们选择了更好的学校。那么那些在抽签中失利的学生呢?他们是否会受到不好的影响呢?答案是否定的。资料表明，这些学生的成绩几乎仍旧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当然，对于一种学生来说，不问的学校确实能够对他们的将来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些进入技术学校或职业学院的学生。这些学生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学习环境，如果他们能够进入更好的学校，他们毕业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所以CPS的择校项目确实为一些学生提供了更加实际的技能，并帮助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但它并不会让任何人变得更聪明。难道说学校的选择真的毫无意义吗?相信几乎没有一个有些自尊的父母会相信这种说法。可问题是，或许是因为CPS 的研究只是针对高中生进行的，或者是因为他们抽签时做了手脚。“很多进入高中的学生根本不具备相应的学习能力，”纽约州教育主管里查德?米尔斯(Richard P．Mius)最近说道，“很多高中生的阅读、写作和算术能力只能达到小学水平。我们必须尽快改变这种局面。”事实上，米尔斯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在对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进行分析的时候，学者们发现，如果考虑到黑人的教育水平的话，他们之间的这种差距几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换句话说，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在很多年前，当他们还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就决定了的。“要想真正实现种族平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缩小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成绩上的差异。”那么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之间为什么会在学习成绩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许多专家对此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贫穷、先天基因、“暑假”现象(白人孩子在放假的时候会继续学习，而黑人孩f在这段时间里则要落后很多)、教师的种族偏见、或者是黑人孩子讨厌“像白人一样”的心理。在一篇名为“‘像白人’一样的经济学”(The Economof“Acting White”)中，来自哈佛大学的年轻黑人经济学家小罗兰?弗立叶(RolandG．Fryer Jr．)写道，有些黑人学生“极度讨厌某些行为(比如说接受教育、学跳芭蕾等)，因为在他们看来，学习这些就像是在模仿白人。在许多社区当中，‘模仿白人’是一个贬义词，被认为在模仿白人的孩子会受到周围黑人的歧视和疏远，被殴打，甚至惨遭杀害。”弗立叶在他的论文里谈到了年轻的路?阿辛多尔(LewAlcindor)的故事。四年级的时候，阿辛多尔来到了一所新学校，他发现自己的阅读水平甚至比这所学校中七年级的孩子都要高：“当孩子们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成了众矢之的。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我第一次在一个周围都是黑人的环境中生活，我发现自己开始因此受到惩罚。我所有的功课都得A 的时候，周围的人就会恨我；如果我发音准确的话，他们就会骂我混蛋。为了应付所有这些威胁，我必须学会一种新的语言。我举止良好，想做个好孩子，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将会为此付出代价。”弗立叶还是“理解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在入学最初两年的成绩差异”(明确瓤渤啦the J31ackWhite Test Score Gap in the First Two Years ofSch001)一文的作者之一。该论文采用的是最新的政府统计数据，能够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