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我只说要‘观看’。”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你说：‘我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观看。’我们能不能检查这句话？”
“我必须把这一点说清楚。首先我们有用耳朵的听觉，另外还有不用耳朵的听觉。后者就像一个完全平静的水池，里面没有任何活动，没有任何涟漪。把一个问题丢进去，就像丢进一个石头一样，那些涟漪便是答案。”
“问题的本身就是答案。”
“没错，我们从一开始就谈到这点。你如果能以焕然一新的心智面对一个问题，问题的本身就能生出答案。当时并没有一个自我在那里回答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请思考一下，为什么在镜中观看自己的脸孔是那么清楚，而观看自己的思想却不可能。观看自己的思想到底是什么？”
“当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问道。
“这就是我们要认清的。首先让我们澄清一下，观者和思想是无法分开的。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镜中的脸孔，但是镜子无法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看思想，暗示着有个观者的存在，但是观者就是他的思想，因此存在的只有思想，而思想是无法在镜中看到的。因此对我而言并没有内观这件事。”
“那么你所谓的‘观看本来面目’又是什么？”
“‘观看本来面目’不只是视觉或视觉神经的观察，同时也包括超越耳朵的聆听。”
“但是你说过思想是无法被看到的。”我向他进逼。
“没错，内视无法看到思想的活动。”
“那么什么东西才能看到思想的活动？”
“思想无法……”
“内视无法看到思想，你不能像看镜子里的东西一样看到它，但是你又说要观看本来面目。”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28章 池塘中的卵石(4)
“不，我不想用‘观看’这个字。”克说。
“那么你想采用什么字眼？”
“我想说：思想觉察到它自己。”
“思想觉察到它自己？”我问道。
“思想觉察到自己的活动。”
“但是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说要看到本来面目。”
“我说的是看到内心真正发生的事，而不是用肉眼或透过某些念头来观察正在发生的事。如果你说观看，就暗示着后者。”
“那是一种什么状态？”我继续探索。
“这就是我们要探索的。如果你说向内反观，你就制造了主客对立的状态，不是吗？”克里希那吉的心智微细得一针见血。
“观看可以不落入二元对立吗？”我问道。
“可以，那是一种没有相反之物的观看。”
“这样的观看和宁静的湖水是一样的。”
“没错，所以向内观看暗示着造作。思想的本身必须静止，它就像安静的湖水一样，你丢一个问题进去，答案会自然在湖中产生。”
“但是先生，难道愤怒或嫉妒也是物质吗？”
“绝对是的。当我察觉愤怒的时候，它已经结束了。因为我根本无法看到当下的愤怒。”
“但是你曾经说过，当嫉妒产生时，你可以看到它。嫉妒产生的那一刻，你能看到当时的真相吗？如果你能看到，它就不会产生了。”
克回答：“不，真相是我们的心中产生了嫉妒。嫉妒是我们给某种反应冠上的名称。在你还没有称之为嫉妒以前，你能不能看到这个反应？我指的不是带有观察者的观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种观察之中是没有相反之物的。我能不能只是单纯地看到心中的反应？这里所指的‘看到’是超越眼睛或耳朵的。这种观察是不用耳朵的聆听，也不用眼睛的观看。听起来好像有点疯狂。”他继续说，“现在让我们再说清楚一点。假设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像投入池塘的石头一样，而这个池塘是完全宁静的。我们现在所谈的并不是潮来潮往的观察，而是完全不带有过去记忆地面对当下的真相。”
“它既不是视觉也不是听觉。”
“完全正确。”
“但是你曾经用过‘观察’这个字眼……”
“我所谓的观察，指的是不带有任何记忆地去观察一件事。这种观察不是从自我中心出发的。自我指的是记忆、结论、自己的创伤。这种观察之中没有任何焦点，它就像那个池塘一样安静。当下的真相是一个挑战，当挑战投入这个安静的池塘时它会不会产生反应？”
“涟漪是不是反应？”我问道。
“涟漪就是反应。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
我问他：“我一直在观察你如何聆听自己心中的反应。就像你在聆听某个问题一样，你听不听自己心中的反应？”
“我听它，为的是看看它是否正确。”
“你聆听自己心中的反应；对你而言，你的反应和另一个人的反应是处在相同层次的。”
克回答：“如果你的谈话是严肃的，而且你一直在聆听发问者的问题和答案，真正的聆听就产生了。”
“你在听的时候是伸缩自如的，你从不执着于任何答案。”我说。
“丢进池塘的石头很轻，涟漪就很小，如果丢进去的是一块大石块，涟漪就很大。因此真正的聆听不只是听向你挑战的那个人，还要听自己心中的答案。如果你的回答不妥，你自然会撤回，然后再改变一下，调整一下。因此我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向内观看或聆听，存在的只有观看和聆听。”
“我必须深入探索一下。那个池塘到底是什么？”我问道。
克说：“首先我们要弄清楚，那个池塘到底是谁的？那个池塘是你的心智，克的心智或是一个很焦虑的人的心智？”
“我们现在所谈的是克里希那吉的池塘，因为我们现在想看一看你的心到底有多深。”
“我了解。你想知道克的池塘到底处在什么状态。但是我不认为克意识到这个池塘的存在。”
“你意识到的是什么？”
“你必须了解，如果克意识到它，它就不是一个池塘了。我想这样说是正确的。”
“我可不可以问你，你内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想看看克能披露内心的本质到什么程度。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他给了我一个很深的答案：“我从没有问过自己，克内心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我回答你，他的内心什么也不是，你能接受吗？你能不能了解克的内心完全空无一物，就像度量一个无法度量的东西一样。我并不是说我的心是无法度量的——不过那确实就像在度量一个无法度量的东西一样。”
1976年我的大姐患心脏病去世。我的母亲无法承受这个打击，她的身心都崩溃了，而且轻度中风。她对于克里希那吉一向很虔诚，她有许多机会当女主人款待他。他写给南迪妮的信中附了一张给她的便条。他在这张便条中问候她身体的状况，表达他的关爱，并且感谢她多年来给予他的热情款待。我们把这封信读给她听，她勉强露出了一丝笑容。她后来虽然痊愈，但仍旧非常虚弱。
次年的1月，克里希那吉返回孟买。他前来探望她。她长卧不起，生命已经衰萎；但是克里希那吉没来以前，她还是沐浴、更衣、披上头纱。看到他，她的脸孔和眼睛充满着生气。他握住她的手一个多小时，并且以无限的关注和她交谈。她告诉他：“我的女儿死了。”
他回答：“我知道，阿妈，我们迟早都得死的。”她的心逐渐安静下来，虽然一直没有痊愈，但是内心的痛苦已经止息。她悄然逝去，没有惊动住在隔壁房间的子女。
1976年的春天，克里希那穆提美国基金会在奥哈伊的阿尔亚?威哈拉，安排了一次科学家和哲人的会议。苏南达，她的先生帕马，还有克里希那吉的侄子那拉杨都在场。巴拉宋达兰因为得了黄疸病，只好取消这次行程。
克里希那吉花了一些时间和苏南达相处；他们一同散步，长时间地讨论瓦桑?威哈尔的工作。接受了他的祝福，她回到印度时脸上显得红光满面。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28章 池塘中的卵石(5)
1976年的6月3日，我写了一封信给克里希那吉，告诉他我母亲的生活状况，还有我和苏南达的聚会：
过去两个星期我都在孟买，因为我的母亲病重。这是一段很艰苦的时期，她尿道发炎，同时又得了肺部的并发症。上个星期她完全不能说话和吃东西。医生认为她的喉咙已经麻痹，她只好以鼻管进食，昨天开始有些起色。她说的话虽然不清楚，但是可以听得懂。最近的事她已经完全遗忘，而且一直要求看月亮。她的问题之中有种不顾一切的感觉。
苏南达和帕马路过孟买，我们一起长谈了很久。我很高兴他们即将前往瓦桑?威哈尔。我希望他们在那儿的工作能充分开展。6日那天我要去马德拉斯参加克里希那穆提信托会议。早些时候，我和拉达按照你的建议讨论过补救的办法，我相信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了。
我和你的感觉一样，我觉得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的总干事不应该充当瑞希山谷的校长。一年以前你还在此地时，我们就做了这个决定。去年你和巴拉宋达兰在国外会面之后，你写信告诉我，巴拉宋达兰向你解释过总干事负责的是技术性的工作，而你觉得基金会的所有活动都应该转移到瑞希山谷。后者应该成为教诲的中心。我现在手上没有这封信，我一回德里就会马上把这封信的副本寄给你。我曾向你表明对这件事的态度，你说你觉得总干事和校长不该是同一个人。
去年在基金会的会议上，曾经提出过总干事任命一事，最后决定巴拉宋达兰还得再当一年的总干事，直到法律诉讼结束为止。因为他是主要的原告，而且代理权也在他名下，半途换人会带来诸多不便。基金会的所有成员都赞同这点。每年的10月到11月，基金会都要按照法律程序在年会中选出当年的总干事。我和巴拉宋达兰讨论过这件事，他自己也不想再继续当总干事。我一直觉得帕马是最佳人选，于是我说服他加入了基金会。
12月以前帕马?帕瓦尔当开始担任总干事的职务。苏南达和帕马搬到瓦桑?威哈尔居住。那里的房子一塌糊涂，再加上经费不足，因此他们面对的是艰巨的重建任务。苏南达负责的是出版工作，不久便出版了一份会刊。次年，作为克里希那穆提总部的瓦桑?威哈尔，变成了负责出版、保存档案和教诲的中心。《传统和革命》、《克里希那穆提谈教育》、各种不同的演讲，以及克里希那吉教诲的印度版本都相继发行。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29章 骑虎难下(1)
1931年我在阿南巴望第一次见到英迪拉?甘地，她的娘家在安拉阿巴。我当时十六岁，她只有十四岁。正在谈恋爱的我，热力燃烧着那个古老的小镇；记忆中的英迪拉是一个脆弱内向而又严肃的年轻女孩，她好像总是活在一个封闭的想象世界里。多年来我时常到她的阿姨克里希那?胡迪欣的家中和她见面。1944年8月20日，她的儿子拉吉夫在孟买出生。1955年我搬到德里居住，英迪拉和我才变成好友。她是她父亲尼赫鲁总理的官邸女主人。他们当时住在Teen
Murti
House，那是独立之前的总司令官邸。
英迪拉继续把自己隐藏在冷漠的外表之下。她其实是个敏感而又热心的人，她喜欢不寻常的人与事。克里希那吉和他的教诲一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时常和她谈起自知之明与觉察，她总是很认真地聆听，但心中仍有所保留，只有当障碍拿掉时，她才开始问我自知之明的本质与没有观察者的观察。她很害羞地谈起自己极度敏感的觉知力。她很小就发现她时常观察自己说话，她可以看到背后的东西，她能觉察从未见过的事物，她也时常有超觉经验。有一次她说：“你知道赫胥黎写的那本《觉知之门》吗？我看这个世界也有同样强烈的感觉，但是我把这些能力都隐藏了，因为别人时常嘲笑我，他们完全无法理解。”
打从童年起她就觉得她会被“色彩淹死”。多年以来某种特定的色彩总会令她透不过气来。深红色、不同色调的橘红、灰粉色都会引起她强烈的反应，黄色和绿色会激发她的能量，蓝色对她而言比较陌生。1966年她当选总理之后，敏感度便逐渐递减。
20世纪50年代末期，有一天我在家中以晚宴款待英迪拉和克里希那吉，那是他们第一次聚会。英迪拉显得很害羞，迟迟不肯开口说话，克里希那吉也很害羞，但是不久他就开始讲起一些奇闻轶事。他讲了一则禅宗的故事令她特别开心。两个和尚来到河边，发现河水高涨无法渡河。有一名女子坐在岸边等待，她要求他们帮她渡河，因为家里没有人，孩子们都在挨饿。其中一个和尚拒绝了她，另一个却把她扶起来，背着她渡到河的那一边。两名和尚再度赶路。头一名和尚提出强烈抗议，他认为和尚根本不该碰女人的身体，更何况把她背在背上，第二名和尚转过头来对他说：“你到现在还记挂着这个女人？我早就把她放下了。”
1970年的冬天，克里希那吉到我的公寓来共进晚餐。英迪拉?甘地、克什米尔的卡伦?辛格、我的妹妹南迪妮、帕尔特?萨尔提（译注：资深外交官，甘地夫人的好友），以及驻加拿大的高级行政官员吉姆?乔治都在场。餐桌上的话题后来转向全世界的年轻人。西方青年当时正在反叛，他们拒绝接受父亲的模式，他们不再一味地追求安全感和更多的物质享受，他们变成了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流浪汉，他们抽大麻，打破所有禁忌，他们要观察和品尝这个世界，并且愿意与别人分享心中的感受。餐桌上的某个人问道：“印度的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关心安全感的问题？”于是克开始谈起印度逐渐增长的物质主义；印度的年轻人似乎已经失去他们的根，纷纷转向富裕的西方，去追求他们外在和内在的需求。克里希那吉问道：“为什么印度的每一个阶层都在退化？”
英迪拉静静听着，很少开口说话，卡伦?辛格那天很顽皮，他问克里希那吉：“政客真的无法体悟真理吗？”英迪拉沉默不语，事后她写给我一封信：
谢谢你带给我这么一个有趣的夜晚，你们家的食物和往常一样可口。晚餐我一向只吃色拉，那天我打破了自己的原则，实在吃得太多了！
我很高兴又能见到克里希那吉，他的观点永远都有启发性。那天的聚会，好像大家都在问他问题，但是美国和法国的叛逆青年能够和印度的青年相提并论吗？西方的这些年轻人大多来自富裕的家庭，因此才有时间坐在海滩上冥想，印度的年轻人既要谋生又要负担家庭，他们还有很多不得已的欲望。我的家庭背景和我成长的特殊环境，带给我和其他人不同的经验。我这么说好像我是与众不同的。这只是一些粗糙的想法罢了。
克里希那吉对英迪拉显然没什么特殊印象，他对他们的会晤，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1975年的6月初，我离开印度前往欧洲和美国。我在巴黎时得知，安拉阿巴德的高等法院判决英迪拉?甘地的选举无效，六年之内她无法再参与竞选，因为她违反了选举法。伦敦的《泰晤士报》把这件事比喻成违规停车。令人无法置信的事已经发生，没有人能预料未来。
我在英国时住在布洛克伍德公园克里希那吉的家中，他十分关切印度的未来，我们长谈了好多次。英迪拉?甘地对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后来法院判定她可以继续保留总理的职位，但是不能参与国会的表决，因为她已经不再是国会的一员。英国报纸热烈地猜测她是否会在判决下来以前辞职。
我到达纽约的第二天，印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我们接到英迪拉把政治对手关入监狱的消息。远在国外无法得到正确的资讯，我们只听到内战即将开始。我去印度大使馆试着打电话给英迪拉?甘地，出乎意料我们竟然通上了话。我告诉她外面谣言满天，完全无法得到正确的讯息。她向我保证印度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她说许多人都被拘留了，包括贾?普拉卡斯?纳林和莫拉尔吉?德赛。她告诉我四处蔓延着暴力，但紧急状态只是暂时的。
回程时我没有前往格施塔德探望克里希那吉。在伦敦我也没有打电话给他。我觉得很困惑，我知道克里希那吉对印度的状况也一定非常担忧。回到新德里，许多人都告诉我，当时只有少数人支持印度进入紧急状态。大多数人都很愤怒，恐惧和紧张的气氛愈来愈增长。我和英迪拉在国会大厦碰面，我告诉她外面普遍的情况。她领导的政府发生这样的事令我感到悲伤。她仔细听完我的话之后告诉我，我根本无法想象这个情况的危险和延伸出的暴力。她说前几年的铁路工人罢工，引发了时局的动荡不安。
她也谈到贾?普拉卡斯?纳林的“彻底革命运动”整合了许多年轻人。起先这个运动是非暴力的，到了1975年，许多不理想的情况开始渗透其中。他说贾?普拉卡斯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其中的危机。这一力量如果强化，整个国家将面临巨大的灾难。
我以为8月15独立纪念日情况会有所改变，于是前往红堡垒听她演讲，她还没站上堡垒就接到消息，孟加拉国的总理穆吉布尔雷曼和他的家人及小儿子，都在达卡被刺身亡。她心中潜存的恐惧和焦虑全都觉醒了，她很确定这次谋杀是动摇次大陆的原因之一，她和她的儿子、孙子将是下一次暗杀的目标。紧急状态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带来了惨痛的后果。
不久我接到一封克里希那吉的信：
我写信给你是要讨论一件非常要紧的事，因为你身为克里希那穆提印度基金会的董事长，因此这件事和你个人及董事长身份都息息相关。从美国、英国、法国的报纸来看，印度已经变成一个极权国家，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入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几乎完全被钳制，我不知道你的立场是什么。基金会不是一个政治机构，它无论如何都不能与政治团体挂钩，不论左派或右派。
我想问你，如果克回到印度，他该采取什么立场？你知道他一向主张彻底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如果他举行公开聚会，他们一定会问他某些问题，而他是必须回答他们的。他觉得无论什么理由，他都不能修饰他所要说的话，以便适应任何政府或任何一群人。他过去从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他无法把自己局限在任何团体之中。他一旦回来，就可能入狱或被禁止出境。另外我还想指出，克不愿意接受特别待遇或任何优惠……普普尔，这是一件很神圣的事，你的责任也同样神圣。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29章 骑虎难下(2)
我在回信中正确地为他描述印度的情况，并且向他保证，他绝对不会被捕入狱，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绝不会消灭一个真正宗教导师的生命。大约在20日以前，我接到他的第二封信，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我去印度的目的、价值和益处是什么？”
私人的情感固然有其重要性，但是这副身体已经超过八十岁了，我一直在考虑未来十到十五年该如何善用它。我可以不厌其烦一讲再讲，我在印度所花的时间和演讲的次数比任何一个地方都多。我并不是关心教诲在印度产生的效果有多大，扎的根有多深，但是我认为我有权利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印度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彻底活在教诲中，全心把自己奉献出来？我并不是在责怪你们，但是允许我督促你们密切注意这一件事。
他接着问我是否在1976年3月以前，将辞去我其他的工作。
他以下面几句话结束了这封信：
既然在印度自由地演讲变得愈来愈困难，你就必须考虑克如何善用他的余生来散播教诲。我向美国及英国的同僚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一切都不该被诠释为私人事宜，而是怎么做才能对教诲有所帮助。我恐怕在印度事情能顺利是因为有私人关系，四十年后还会发生这样的事，真是太不幸了。
这封信带给我很大的压迫感，我觉得克里希那吉已经很明显地拒绝了印度，以及那些和他交往多年的朋友。在孟买时我见到南迪妮，她和我都觉得克里希那吉和印度的对话已经结束。
我回了一封信给克里希那吉表达我心中的苦恼，我说我接到他的信大吃一惊。当克里希那吉接到我的信时，巴拉宋达兰也在布洛克伍德公园，他写信告诉我，克里希那吉感到很疑惑，不断地问他：“什么事令普普尔大吃一惊？”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印度基金会必须采取的行动。最后克里希那吉决定1975年的冬天不回印度，同时取消了罗马的年度访问，返回加州的马利布。
克里希那吉在11月10日从马利布寄了一封信给我。他当时住在玛丽?津巴乐斯特的家里。像个孩子一样，他问我：“你从德里写信告诉我，你接到我的长信大吃一惊。你所有的信中都没有说明什么事令你大吃一惊。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有这种感觉。”我回信告诉他，他的信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他已经放弃了印度，而且不打算再回来了。虽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但是我已经觉得没有必要再澄清任何细节，因为第一个印象是最重要的。
紧急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我一方面注意到这件事在英迪拉身上所造成的压力和苦闷，另一方面我也发觉她变得愈来愈强悍，不愿意接受别人告诉她的真相。在她的人生中，这是她首次失去与印度人民的直接接触。她变得孤立而多疑，不肯接受批评，即使她的好友拿出具体证据，证明政府官员都在越权，她还是无法接受。直到1976年秋天，她才开始认清人民的恐惧和愤怒。
就在那段时间我请教英迪拉，克里希那吉有没有可能在1976年的冬天回印度演讲，她说：“我们绝对欢迎他回印度，他可以自由地演说。”她知道克里希那吉有多么关心自由这件事；他是宗教革命家，对他而言，人生失去了自由就等于死亡。克里希那吉在1976年的10月抵达印度，他和我同住在乔治王大道一号寓所中。
10月27日七点三十分，英迪拉到我家用晚餐，她穿了一件淡粉色印花的纱丽。其他的客人还有阿秋、南迪妮、她的女儿戴薇、她的孙女阿迪蒂——一名杰出而年轻的舞者、苏南达和帕马?帕瓦尔当，以及L.K.贾。英迪拉说按照旧历的算法，那天是她的生日，她说她很想跟克里希那吉谈话，他们在他的起居室一直谈到九点。
晚餐时她非常沉默，几乎完全没有察觉周围的状况。阿秋对于紧急状态一直强烈反对，那天晚上他却很沉默，甚至有点冷酷无情。谈话的人只有L.K.贾和克里希那吉。一顿饭下来，克里希那吉没有看英迪拉一眼，也没有和她说一句话。他知道她当时很脆弱，因此不愿意干扰她。
克里希那吉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于是开始讲起圣彼得和天堂的笑话。我特别记得其中的一则故事。一个时常做善事的有钱人死了，当他快要接近天堂时，遇到守门的彼得。这个富人亮出自己的身份，于是彼得对他说：“你可以进入天堂的大门，但是没有进入以前，你愿不愿意看看地狱是什么样子？”富人说：“当然愿意，不过去那里容不容易啊？”彼得回答：“你只要按一下按钮，那个电梯就会带你下去；电梯下去之后，地狱的大门就开了。”那名富人看到一个花园，长满了花朵，有潺潺的流水，另外还有美女拿着醇酒和珍奇的食物迎接他。他在这个最美妙的环境待了一阵子之后，回去告诉彼得，地狱比天堂更好，更有趣，他决定待在那里。彼得回答说：“我早就知道你会有这种感觉。”于是那位富人按了一下按钮，便回到了地狱。当电梯打开后，那里的花园已经不见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两个肌肉发达的恶人，他们正在等他，并且立刻对他拳打脚踢。那个富人想要制止他们；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几分钟以前我才来过这个地方，当时迎接我的是一群美女啊！”其中的一名恶人又赏了他一拳，然后说：“那个时候你不过是个观光客。”
每一个人都笑了，英迪拉也露出了笑容，虽然她还是显得心中有事。不久英迪拉开始加入谈话，她说了一个有关太空人的故事。太空人从外太空回来以后被赫鲁晓夫召见。赫鲁晓夫悄悄问他们：“你们在天上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神秘的灵光或异人？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位伟大、神秘、留着白胡子、周围都是光的人？”太空人回答：“有的，同志，我们确实看到了。”赫鲁晓夫接着说：“我怕的就是这个。”然后他警告他们：“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不要告诉任何人。”后来太空人又到四处旅行，并且访问了教皇。经过一番宗教仪式之后，教皇把他们拉到一旁问他们：“我的孩子们，你们在上面有没有看到光明及一位留着白胡子的伟大人物？”他们回答：“没有，教皇，我们没有看到光明，也没有看到留胡子的人。”于是教皇说：“啊！我的孩子们，我也这么认为，但是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桌上的每一个人都笑了，唯独L.K.贾看起来很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故事是克里希那吉告诉他的，他把它转述给总理，现在又讲回给克里希那吉听。大家离去之后，克里希那吉把我叫进他的房间，他告诉我英迪拉正在经历一段艰苦的时期。晚餐后他们静坐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可以感觉她心中的不安。她告诉他印度正爆发着各种危机。克里希那吉觉得她的内在有非常优秀的品质，但是政治摧毁了她。他同时暗示她周遭充满着暴戾之气。
次日清晨，总理写了一张便条给我。她说克里希那吉答应再见她一面，她要我安排一个适当的时间。我打了一通电话给她的特别助理塞山。十一点整突然有辆轿车来到我家门口，里面坐着英迪拉，但是没有安全人员陪同，不久之后安全人员才匆匆赶到。
英迪拉和克里希那吉谈了一个多小时。她从屋子里出来时，脸上带着感动的表情，泪水不断沿着她的面颊流下。英迪拉看到我的孙侄女阿迪蒂也在起居室里，于是很快地克服了自己的情绪。她和阿迪蒂谈了几分钟，问她正在读什么书。我安静地护送英迪拉上车。
克里希那吉在印度的那几个月，心中时常挂念着英迪拉，他问了我许多有关她童年的问题。他被她聆听的能力与拒绝护卫自己的精神深深感动。他告诉我，她可能是唯一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听别人说话的总理。大部分的人要不是因为傲慢而无法聆听，就是因为情况过于复杂而崩溃了。他在离开德里时还给她写了一封信。
多年以后，英迪拉的儿子桑贾伊去世，我问她是不是轻易就会落泪，她想了一会儿才说：“不，痛苦不会带来泪水，只有当我被美好的人与事感动时，我才会低泣。”她说见到卡马寇迪?桑卡拉恰里亚时她哭了。1976年的11月在乔治王大道一号见到克里希那吉时她哭得也很厉害。“我没办法停止流泪，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哭过了。”她告诉我当时谈话的内容，克里希那吉和她讨论了过去几个月来印度所发生的事，英迪拉说：“我已经骑虎难下，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从它的背上跳下来。”克里希那吉回答她：“如果你的智慧超过这只老虎，你就会知道怎么对付它。”她问他该怎么办，他拒绝告诉她答案。他只说她应该把所有的冲突、行为和错误看做一个完整的问题，然后不带任何动机地采取行动。他说他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是她应该没有任何恐惧地采取正确的行动。
多年之后她告诉我，1976年10月28日，她和克里希那吉第二次见面的那一天，一个很微弱的声音在她心中觉醒，建议她不论后果是什么，都要结束紧急状态。她沉思了很久，把这种感觉告诉了身边的几个亲信，最后决定举行大选。
克里希那吉正准备从孟买前往欧洲，消息传来，英迪拉已经下令释放“维护内政安全行动”所逮捕的人犯，并且宣布举行大选。克里希那吉非常高兴，和我谈了很久的话，他告诉我离开印度以前，他很想再见她一面，甚至想前往德里探望她，但是我知道她面对未来的挑战一定忙得不可开交，于是阻止他前往。他离开的前一天，还要我继续告诉他有关英迪拉的消息。突然他问道：“如果她在大选中失败了会怎么样？”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30章 她非常脆弱(1)
克里希那吉在加州奥哈伊听到英迪拉落选的消息，3月22日他写了一封信给我：“她现在已经退出政坛，我不知道日后她想要做什么。你如果看到她，替我向她致意，可以吗？”3月31日他又写了一封信：“大选之后我接到你的信，很高兴消息传来时你正和她在一起。我觉得对这件事我该负点责任，因为我在孟买时曾经告诉你她可能会落选。不管怎么样，代我向她致意。”后来的几封信中他都继续谈到她。
我在德里一直待到5月下旬，虽然我已辞去所有政府机构的职务。英迪拉从总理官邸搬到威灵顿街十二号。压力和紧张已经稳定下来。炎热的夏日傍晚，她孤独地坐在阴暗的阳台上，望着印度花园的夜景。我坐在她身边，但是我们很少交谈。有的时候我和她一起分享便餐，然后就回家了。
有天晚上我发觉她看起来特别疲倦，我知道她去拜访过新政府的某个首脑。我问她他们碰面时是否感到很大的敌意，她说：“没错，我和他谈话时，觉得自己的胃都肿了。我一直不断地流鼻涕，手帕又带得不够。”
有些时候她会突然到我家“静坐”。她对自己的下场似乎完全没有恐惧，但是她极为担心她的儿子桑贾伊。有几个留在她身边的人告诉她，桑贾伊可能被捕入狱，而且可能遭受刑求。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
6月上旬，我在新德里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居住，于是前往孟买。我离开不久，英迪拉就被捕入狱，但是第二天早上又被治安推事释放出来。
克里希那吉从英国广播电台听到英迪拉被捕入狱的消息，他写信给我探问她是否安好。她和桑贾伊承受的压力日益严重，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克里希那吉；但是在没有助理的情况下，那封信的邮票贴得不够而以平信寄出。我8月和她见面时，她说她还没有接到克里希那吉的回信。我知道克一定会回信，因此写信问他有没有收到那封信。他立刻给我回音，告诉我还没有收到她的信。后来克里希那吉回到印度，那封信才从布洛克伍德转来，信中的内容如下：
敬爱的克里希那吉：
普普尔把你的地址给了我。
我想写一些东西给你，但不知该谈些什么。
我以为我已经得到内心的平静，但是显然还不足以帮助我解决现在所面临的压力。外界对我和我的家人的中伤，我向来一笑置之。但是这种情况一直没有结束，总是有人监视、追踪和骚扰我们。
她继续谈到桑贾伊，和他所面对的犯罪控诉，她在信尾说道：“桑贾伊虽然蒙受这样的困境和羞辱——包括CBI的审问和案子本身，他仍然能保持平静和自重。”
过去和她亲近的人现在都抛弃了她，她为此深受伤害。她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情况。她发觉人民党一直想对她施以报复，他们尽其所能地羞辱和迫害桑贾伊，她为桑贾伊感到担忧。
11月上旬克里希那吉抵达印度。他准备从孟买前往瓦拉纳西，但是严重的水荒使他打消了这次行程。克里希那吉在孟买时，住在我位于马拉巴尔山丘唐泽西路的一栋公寓。那幢房子年久失修，情况恐怖极了。他抵达孟买的前一天，屋顶的石膏板掉了一部分下来，位置刚好在我的床边，差一点就打到熟睡的我。但是要想修理已来不及了，绝望之余又发生了另一件惨事。他到达的那天早上，工人开始在我的大门口挖路。打电话请市政府制止也无用，甚至没人能告诉我负责的人是谁。我完全无能为力，于是克里希那吉踏进了一个天花板掉落、门口正在挖地的房子。我在门前搭了一块走路的踏板，又用木头柱子顶住前面的门廊和后面的阳台，以免它们塌陷。
克抵达不久便开始询问英迪拉的消息。他说他在1977年离开印度之前，突然预感英迪拉会落选，说她未来还会遭受各种暴力、磨难和痛苦。
过了几天我接到一通从德里打来的电话，告知我英迪拉将从班加罗尔前来与克里希那吉会面。这次纯粹是私人访问。她到达我家门口，从车里走出来，看见门前的踏板感到非常有趣。她和克里希那吉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为了安全的理由，警察局长一直在走廊上守候。她出来时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克里希那吉要求她再住一天，她答应了。她能留下吗？她希望不会带来太大的麻烦。
我立刻同意了。虽然内心有一点担忧，我还是立刻答应了，并且开始计划细节。警察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吓坏了，他告诉我，要保护这幢公寓的安全根本不可能，因为房子在一楼，好几扇窗户都面对着大街。他求我劝她回德里，他显得十分紧张，而且很恐惧。那时已有好几名国会领袖前来见她，他们全挤在第三间卧室里。英迪拉在起居室中一一接见他们。
最后我还是安排她返回德里。那时人们已经知道英迪拉就在这幢公寓里，房子外面围了一大堆人。傍晚她离开以前，胃口很好地吃了一盘黄瓜沙拉和帕透蒂——用全麦做成的多汁的古吉拉特香薄荷饼。我开车送她到机场，飞机延误了好几小时。
1978年的春天，我和英迪拉在卡纳塔克四处旅行，观赏寺庙和参访各处的修院。我们在穆拉碧瑞停下来午餐。那是一个古老的耆那教中心，里面收藏着很多耆那教渡津者的雕像，大都是由绿宝石、蓝宝石、红宝石、水晶、黑曜石、玉石、玛瑙和其他珍贵的宝石雕成的。神社里的人从保险柜取出这些肖像给前任的总理观赏。从14世纪开始，去远东做生意的商人带回了这些耆那教的立像，献给这座古老的神社。
我们最后抵达梅尔加拉的一幢坐落于花园和树林中的宾馆。英迪拉在此地开始写她的书——《永恒的印度》。她时常和我们讨论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大部分在早上，有时她也休息一下和我们闲聊。写这本书唤醒了许多的回忆，也帮助她检查了自己。她告诉我：“我在旅行的时候，喜欢观察周围的每一件事。我的车时常是没有弹簧的，走在泥巴路上非常不舒服。我观察四周的乡村，人们穿衣服的方式，他们的脸孔，他们的表情。我一直都喜欢观察，小时候对每一样事都有兴趣，都感到好奇，包括鸟儿、昆虫和各种动物。”她喜欢光脚走路，尤其是在山上。她说：“甘地曾经说：我们要光脚走路，因为穷人都没有鞋子。但是对我而言，光脚走路是为了接触大地。”
1978年的11月，克里希那吉回到印度。去瓦拉纳西的途中他没有在德里停留。他从瓦拉纳西经过加尔各答前往瑞希山谷。我在瑞希山谷时接到从新德里威灵顿街十二号打来的电话，英迪拉要求来瑞希山谷会见克里希那吉。她从没有来过这个山谷，她想在这里休息几天。不久前她在奇格莫格卢尔经过激烈的竞选赢得胜利。议会的开幕式逐渐逼近，情势显得十分紧张。
她启程的前一天，我从另一通电话中得知反对派企图把她逐出议会，逮捕她入狱，因此未来几天情况都很危急，显然她必须放弃这次旅程。我从瑞希山谷飞往新德里。斗争爆发时我正在塞卜哈。她接受议会审问之后被革职，最后被捕入狱，直到议会休会为止。她在提哈尔监狱待了一个星期，她从监狱寄了一张便条给我，字迹十分潦草，便条纸又皱又脏。
亲爱的普普尔：
那天你看起来气色很差，我一直很为你担忧。你是为了我而焦虑，为什么？我的身心都很健康，我的感冒也好了许多。我被“安放”在一个巨大的营房里，还有两个保姆轮流照顾我。这间房子很干净，但是奇丑无比，里面的装修简陋而不实用。他们为我特别造了一间浴室，早上还有热水可用。这间房子安静而祥和。我一直在阅读，如果情绪来了就写点东西。我带了一些很奇怪的书，全是生日礼物。
爱你的英迪拉
匆匆写完这封信，因为我的食物已经来了。
她被释放后不久，便决定前往马德拉斯的瓦桑?威哈尔探望克里希那吉。为了保护她的安全，防卫措施非常复杂。她和克里希那吉共用午餐，晚上则住进国家宾馆。次日清晨返回德里时，机场已经围了一大堆人等着接她。她从飞机上下来时看上去有点疲倦。她在卡纳塔克上的飞机，当地的反对党组织了一群人向她投石抗议。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30章 她非常脆弱(2)
克里希那吉住在瓦桑?威哈尔一楼的某个房间，他领她进入自己的房间，我在旁边的起居室等候。她离开之前，他把我叫进房里。英迪拉的眼神看上去很苦恼，看到我她还是露出了笑容。过了一会儿她说道：“克里希那吉要我离开政坛，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办到，因为我的身上背了二十八项罪名。”她转头告诉克里希那吉，他们还指控她偷了两只鸡，要她出庭应讯。她停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告诉克里希那吉我只有两个选择——对抗到底，或者坐以待毙。”
我带她到我的木屋，让她盥洗和休息一下。等待午餐的时候，我要她告诉我在监狱里的情况。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做一会儿体操之后，便喝下一杯隔夜的冷牛奶，那是她的媳妇索尼娅带来给她的，接着她又睡个回笼觉一直到七点。然后她沐浴，阅读。很讽刺的是，她住的那间牢房居然是乔治?费尔南德斯（译注：一名社会主义者，英迪拉的头号对手）住过的。牢里一直有两个保姆陪着她。牢房十分丑陋。索尼娅总是在家里煮好饭送来给她吃。典狱长只准她看有限的几本书，这件事令她十分懊恼。但是她没有任何自怜。
谈话快要结束时她说：“1976年我在德里见到克里希那吉时，他问我有没有认清一件事。即使我行为正当，也得面对后果，因为他们一定会毁掉我。”
一点以前我们回到房间午餐，除了英迪拉和克里希那吉之外，还有玛丽?津巴乐斯特。克里希那吉那天充当主人。看到他彬彬有礼地扮演着主人的角色，令人感到十分温暖。他全神贯注地听她说话，很体贴地注意上菜的情况。他和大家讨论国家大事，也谈到人类面临的问题。
午餐时，玛丽?津巴乐斯特问英迪拉：“牢里是什么情况？”
英迪拉很快地回答她：“不太舒服。”接着她说他们给了她一张木板床，但是上面没有垫子。她用被子遮住窗户，以免阳光进来。她在牢里接到两封未具名的电报，其中的一封写着：节俭度日。另外一封则建议她没事就数一数窗户上的栏杆。她真的照做了。
M.S.舒芭拉克斯密是演唱南印度卡纳蒂克乐曲的著名歌者，这位女士不但嗓音美妙而且仪表庄重。当天晚上她要在瓦桑?威哈尔为克里希那吉献唱。克里希那吉邀请英迪拉前来欣赏。她说当天晚上有好几个会要开，但是她会想办法脱身的。
前来听演唱会的人相当多。克里希那吉坐在前两排之后的地板上，靠墙的位置摆了许多椅子。英迪拉进来时，舒芭拉克斯密正在演唱，于是英迪拉悄悄坐在靠门口的椅子上。看到她，我立刻站起来坐到她旁边的椅子上。我可以感觉到屋子里的每个人都在盯着她看。克里希那吉虽然注意到她的出现，仍然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一个小时之后，她站起来悄悄走出大门，我跟着她走出来，却发现克里希那吉已经在外头等候。他看到她离开座位，于是很快地走出玄关，和她说再见。他热情地握住她的手说：“再见了，夫人。请保重。我们会再碰面的。”
1979年反对派带给英迪拉和她家人的骚扰已经变得无效。紧急状态之后，印度人民曾经反叛过她，但是他们并不愿意看到英迪拉蒙羞。对他们而言，她仍然是英勇无比的尼赫鲁的女儿。有一天傍晚她告诉我她是打不倒的。童年的艰困生活，帮助她发展了求生的本领。她能够忍受任何困境和损失，而且能过最简朴的生活。这种求生的本领使她能立刻排除不必要的情绪，直接面对危机；这种本领也使她有能力感受印度人的情绪变化。作为一名聪明而有洞见的政治家，她一看到人民党分裂，便立刻采取行动。她到全国各地举行小型和大型的演讲。过去的三年里，她遭受过严重的迫害、孤立和人们的背叛，她必须运用所有的知觉来保护自己和儿子。这些打击把她训练得极为警醒。1977年底克里希那吉返回印度，大选的日期已经宣布。她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上说明她无法和他见面，因为她必须到处旅行。
选举的结果传来时，我正在前往德里的飞机上：她得到了压倒性的胜利。第二天早晨我去见她。威灵顿街十二号已经围满了拒马，附近有一群人在那里骚动。她拥抱着我，泪水涔涔而下。虽然她知道自己再度得势，但一时还承受不起胜利的震撼。
我前往孟买，第二天克里希那吉也随后抵达。我们谈到英迪拉和她的未来。有一天早晨，他把我叫进他的房间。他显得非常严肃而沉默，我们一起安静地坐着。他告诉我英迪拉在未来的一年将面临巨大的痛苦，我应该尽可能留在德里。他说：“你和我这个局外人这么接近，同时又是总理的密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巧合。你要十分警觉，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意外。你必须深入觉察自己的每一个思想和行动。”虽然我无法回答他什么，但是他的话已经深入我心中。他一定感觉英迪拉被某个黑暗的东西笼罩，但是他并没有加以说明。
我从2月初开始固定地前往德里。我没有在任何政府单位任职，直到9月底。6月我到克什米尔的总督L.K.贾的家中做客，我接到一通电话，才得知桑贾伊因飞机失事而受了重伤。我立刻搭机前往德里。在飞机上我遇到卡伦?辛格博士，他告诉我从德里有消息传来，桑贾伊已经过世。克里希那吉发了一封电报，由我交给英迪拉。
我写信给克里希那吉详述这个不幸的事件，他立刻从格施塔德写给我一封回信：“这件事对她是个可怕的打击，我希望她能复原。”我建议他写封信给她，和她谈一谈如何面对死亡。他回答：“我刚才在公开聚会中才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写信和她讨论如何面对死亡是不妥的。我想和她面对面地聊一聊。我希望你能了解这一点。”
英迪拉强忍住眼泪，抬头挺胸地面对桑贾伊的死亡所带来的打击。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她的身体开始透露她心中的剧痛。早年她嘴角的坚毅和眼神的温情，时常令人感觉不太协调，现在她那份强悍的感觉已经消失。她甚至无心梳理头发，步履也变得沉重了。
她开始接到各式各样的电报和信件，里面夹着拉吉夫?甘地将遭受灾难和危险的命相图。有的命相家甚至声称几个月前就预知桑贾伊的死亡日期。很明显，这些新出炉的命相图都是用来打击她的士气的。我建议她把这些信件扔出窗外，她显得有点犹豫不决。她很沉痛地说：“死的应该是我才对。我已经超过六十岁了，而且也活够了。但是桑贾伊还那么年轻。”我们当时正在吃晚饭，拉吉夫脸上的表情十分阴沉，索尼娅泪流满面，桑贾伊的年轻寡妇曼尼卡缺席。英迪拉起身告诉我们，当天晚上她还有四个小时的工作要完成，她垂头丧气地走向大门，看起来苍老而筋疲力尽。
1980年11月初，克里希那吉从布洛克伍德公园返回马德拉斯。他将前往斯里兰卡的科伦坡举行四次公开演讲。11月的第四个礼拜，克里希那吉来到瑞希山谷。美国和英国基金会的成员也在山谷会合，准备一起参加马德拉斯的会议。12月我接到英迪拉?甘地的电文，她和拉吉夫、索尼娅以及他们的小孩拉胡尔与普丽扬卡，准备一起来瑞希山谷看望克里希那吉。克里希那吉不知道总理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到山谷看望他。他和我谈到他对她的那份特殊的感觉。他们初次见面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那时她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不久就面临丧子之痛。
总理特别交代这是一次私人访问，她不希望内阁阁员和其他的国会代表挤满了校园。另外她还告诉保安人员不要在校园出现，因为她知道克里希那吉对枪支和制服一向有些敏感。这个区域的行政长官和警察局的官员们都感到不知所措。警察必须负责保护她，但是又不能露面。这件事后来变成了一场游戏，每个警察都在找寻适合藏身的树丛。一名相当肥胖的警员，竟然躲在一棵苗条的尤加利的背后。校园里总共藏匿了将近五百名安全人员。
英迪拉的座机降落在校园外几英里远的一处临时跑道上。我钻进她的车里，我们一同开往瑞希山谷的大门。门口站满了村民、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他们都拿着花环迎接她。她跨出车外，和他们一一交谈。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30章 她非常脆弱(3)
我带她去见克里希那吉，克正站在老宾馆门口的阶梯上迎接她。他们交谈了几分钟之后，克里希那吉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开车带她环绕校园。我们带她参观学校的建筑物、农场、稻田以及乡村小学。她很留意地观察四周的树木、碧绿的稻田和工人们的家。我在儿童宿舍前停了下来，她进去和孩子们说话。她没有作什么评论，但是我知道她很感动。最后我们到达会议大楼，她和拉吉夫在大楼前种下了几棵榕树的树苗。
种完树之后，我们进入会议大厅。克里希那吉安静地走了进来，坐在英迪拉的身边。大厅里寂静无声。接着孩子们开始以完美的音调诵唱梵文诗句。诵唱结束之后，克里希那吉要求英迪拉为大家说几句话。她说首先发言的应该是克里希那吉，于是他坐上讲台和孩子们说了几句话。他说完话之后，她脱掉鞋子走上讲台，然后坐了下来，很简短地向大家致词。
她和克里希那吉一起走向那幢老宾馆。我和她的家人走在后面。克里希那吉的房间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大家就利用那个地方用茶点。瑞希孔达山丘被几棵大树遮住了，大树的枝干甚至伸进了这个空间。瑞希山谷的大厨师帕拉?麦斯瓦伦以做得萨斯饼闻名，英迪拉和家人吃得非常开心。克里希那吉发现她需要洗手，于是叫帕拉?麦斯瓦伦拿洗手盆来。学校里没有这种器皿，只好用汤盘代替。克里希那吉看了我一眼；英迪拉注意到这个眼神，脸上不禁露出了微笑。
她要求和克里希那吉私下谈话。他领她进入自己的房间。这时拉杰斯?达拉尔带着孩子们健行，拉吉夫和索尼娅一起参观校园。英迪拉和克里希那吉谈了很久，后来两个人去乡间散步。路旁的树丛里藏满了保安警察，他们穿过芒果园走向瑞希孔达。太阳正要下山，天空好像快烧化了。英迪拉轻而易举就能跟上克里希那吉的脚步。
那天傍晚在榕树下有一场音乐会，后来又举行了月光晚宴。英迪拉显得很放松，她说了许多故事，自在地加入大家的谈话。我很仔细地替她安排了面对瑞希孔达的房间。从房间望出去，尽是树木和长满了野花的草地。她注意到那些植物、山丘和屋子里的气氛，于是称赞此地的安静与祥和。第二天她与克里希那吉共进早餐。
她在瑞希山谷停留的十八个小时里，克里希那吉的慈悲一直环绕着她。我不知道她是否察觉到从他身上散发的那股治疗身心的永恒能量。《梨俱吠陀》提到，“能找到草药和植物的地方，就会发现治疗疾病及邪恶的医生。”
我陪她一同返回德里。她在飞机上睡得很沉，没有醒来过一次。这场睡眠似乎产生了疗效。
英迪拉从瑞希山谷带回了慈悲和平安。不久就证实了这点，因为她的感官又变得敏锐起来。她疲惫的脸孔再度显得年轻而易感。她的步伐加快了，肩膀也不再下垂。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31章 你对她的怀念只会造成她的执着(1)
让她去吧!
1981年的10月26日，克里希那吉搭乘德航返回德里；他生了一场病，因此身体很虚弱。阿希特陪在他身旁。印度总统尼兰?桑吉瓦?雷迪曾经是瑞希山谷的学生，他通过助手捎信给克里希那吉，邀请克里希那吉到他德里的家中做客。我们向总统解释克里希那吉的病情，于是他最后决定与克里希那吉共进午餐。
克里希那吉抵达的第二天就和我谈起英迪拉。他想知道她的内心世界，譬如她有没有宇宙观，她是否察觉人类面临的危机？我的回答是，我觉得她有宇宙观，也能完整地看到问题。克里希那吉问我，她能不能放弃国家主义。我说不可能，她不可能这么做，而仍旧充当印度的总理。接着他开始谈起各国的武器竞赛，人类面临的危机令他感到十分不安。同时他也预言了一些英迪拉的未来。印度的腐败和暴力愈演愈盛，他问道：“她能不能采取行动，加以控制？她的处境非常脆弱。”
我问他过去这些年为何那么关心英迪拉，他到底在她身上发现了什么。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表示这是一个还没有被提出过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显得很感兴趣。长久以来他一直把她放在心中，他觉得他能和她神交。这时突然有人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英迪拉邀请克里希那吉一起饮茶，她站在玄关外等候他。他们谈了两个小时。谈话结束之后，她进入起居室，我和索尼娅及曼尼卡仍然在里面等待。她问我们几点钟了，我们告诉她已经七点三十分了，她笑着说她完全忘了时间，而且错过了一个会议。她带孩子进入克里希那吉的房间，把他们介绍给他。不久英迪拉便送我们到大门口，和我们道别。回程中克里希那吉显得非常沉默。后来他才告诉我，他觉得英迪拉的家气氛很紧张，里面的人压抑了许多情绪和恨意。他曾经问英迪拉是否有什么问题，她的回答是：“就像每一家一样，不过是些普通的争吵。”但是克里希那吉并不满意这个回答。他觉得她们家里的气氛很不对劲，而且充满暴力。
11月2日，我们应邀到总统的寓所午餐。阿秋、那拉杨、南迪妮和我陪同克里希那吉。他穿着一件镶红边的多蒂和一件树皮色的手织蚕丝库尔塔，肩膀上披着一条安格瓦斯特拉姆。他高挑、笔挺、安详，眼神显得严肃、清澈而又慈悲。这名智者周身散发着无我的光华。总统桑吉瓦?雷迪以传统的大礼接待克里希那吉。范卡塔拉曼和克里希那吉相识多年，他打破沉默，开始谈话。几分钟以后，英迪拉走了进来。她看起来像一位精灵的小女孩，眼神闪闪发光。她立刻走过去和克里希那吉打招呼。
午餐时，英迪拉坚持要跟克里希那吉说法语。克里希那吉的法语说得相当标准，他用字遣词的练达，令英迪拉十分开心。她发现总统很感兴趣，一直倾过身来听他们说话，但是又听不懂，因此显得有点气馁。午餐后总统把克里希那吉送到门口，大家互相道别。那真是一个有趣而又令人怀念的插曲。
1981年12月初，克里希那吉从瓦拉纳西回到德里。那天是“顾特布宣礼台惨剧”发生的日子，有四十五名学童在暴乱中丧生。英迪拉从出事现场到我们的寓所用餐。看到那些残缺的尸体和伤痛欲绝的家属，她脸上的表情和眼神都十分阴沉。克里希那吉已经听到这个不幸的事件，因此在门口等候着她。她和他私下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出来晚餐时，她脸上的表情已经柔和多了，但是眼神里仍然隐藏着悲痛。
那天晚餐的话题，转向印度的各种神迹和超感现象。克里希那吉说了一件他在20年代初期遇到的事。他当时和弟弟尼亚住在瓦拉纳西，有一天一名很穷苦的人走进他们住的那幢大楼。他和他们说了几句话之后，就要他们拿一张报纸给他。他要克里希那吉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张报纸。克看着它愈变愈小，最后竟然无影无踪了。这名有法术的人没有跟他们要一毛钱就走了。
L.K.贾说他是在达尔彭加长大的。他们的家师是一位印度密宗的修行人。有一次他们家遭了小偷，他们的上师召见当时还是小男孩的L.K.，他在他的大拇指上滴了一滴眼药水。他要他全神贯注地盯着这滴眼药水。L.K.看着看着就出现了一个画面。一名男子把某样东西藏在稻草堆中。这名男子突然转过头来，L.K.很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脸孔。后来他把这张脸孔描述给上师听，而小偷就这样被抓到了，失窃的东西也在稻草堆里找到了。
英迪拉告诉我们一则发生在威灵顿街十二号的故事。那林?杜特?提瓦利（译注：当时的北方邦总督）有一回带了一名穿着多蒂和库尔塔的男子来见英迪拉，人们称他为巴尔提?巴巴或者水桶万事通。他要他们拿一个水桶给他，然后又指示英迪拉在纸上写下一个问题。她正在犹豫的时候，那林?杜特?提瓦利已经以印地语写下一个问题，然后又把那张纸放在水桶下。接着巴尔提?巴巴又要他们给他一张干净的纸和一些牛奶。他把这张纸放在水桶里，再把牛奶洒在水中。两分钟之后，他把纸从水中取出。那张纸的两面都浮现了用印地语写的字。那个问题已经出现了妥当的答案。巴尔提?巴巴说他不需要练习静坐，就能展现这一特异功能。这是神的意旨，它很容易就会消失。他谦虚地表示刚才发生的事都不是他的法力造成的。
不久就轮到我讲故事了。我记得在希马特?尼瓦斯（我从前的寓所）曾发生过一件很奇怪的事，当时克里希那吉在我家做客。某天早晨，有两名穿僧袍的人前来敲我的门。年纪比较大的那一位手上拿着拐杖，另一位则相当年轻。那位年轻人说他们来自瑞希凯施，准备前往拉梅斯瓦拉姆朝圣。他们走在孟买的瑞奇路上，那名以透视眼闻名的上年纪的托钵僧，突然感觉附近住了一位非常伟大的神人。这位神人的光引领他来到我们的房子面前。他告诉我他想见一见住在这幢屋子里的圣雄。我知道克里希那吉很喜欢出家人，于是请他们进来和克里希那吉谈话。克里希那吉立刻从房里出来和他们坐在草席上。
克里希那吉握着那名年长的托钵僧的手，他们静静坐了一会儿，然后那名长者转向我说：“女儿，给我拿一杯水来。”我拿了一瓶水和一些杯子出来。他又要我去拿一个塔利（金属的器皿），然后他要我把水浇在他的手上，再让水流到那个器皿中。他示意我们尝一尝这里面的水。出乎我意料之外，克里希那吉居然照做了；每个人都尝了塔利中的水。大家都说那水并没有什么味道。接着那位萨图要我把水倒掉，他又重复了一次刚才的动作。他要我们再尝一尝。我尝了一口，发现水里有玫瑰的香味。在座的人都默然无语。
接着那名年长的托钵僧对着我说：“请施舍我一些钱。”我感到有点不悦，但是身边的克里希那吉正在全神贯注地观察，我觉得无法拒绝，就给了他五十卢比。他说：“不，给我一百卢比。”这时我已经很生气了，我觉得我被骗了，但是克里希那吉还在看我，我只好给他一百卢比。那名托钵僧接到钱之后，居然对我说：“女儿，把钱拿回去，我只是在试试你。”立刻我就想起了传统的习俗。我告诉他，给托钵僧的钱是不能拿回来的。
那位年长的萨图说：“我感到很欢喜，你想要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给你。”这句话令我觉得非常恐怖，我马上说：“我什么都不要。”那名长者为我祝福了一番，便转向苏南达说：“你没有小孩，要一个小孩吧！”她确实很希望有个小孩，但是她也拒绝了：“史瓦密吉，我什么都不想要。”他接着转向巴拉宋达兰说：“你不是也没有小孩吗？那么就要一个吧！”巴拉宋达兰显得有点茫然地摇了摇头。克里希那吉一直都在非常仔细地观察。最后托钵僧在克里希那吉的面前弯下腰来祈求祝福，接着他双手合十向我们道别。这两名托钵僧离开之后，克里希那吉转头对我说：“你有没有尝到玫瑰的味道？”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闻到了玫瑰的味道。克里希那吉说：“那个老小子是怎么办到的？我一直在仔细观察他，他不可能在水里加进了什么东西。”
晚餐结束，英迪拉逗留了好久不想离开，但是时间已晚，她只好向克里希那吉告别，回返家中。他面带微笑，很替她感到高兴。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31章 你对她的怀念只会造成她的执着(2)
1982年的6月，英迪拉写了一封信给克里希那吉。但是信寄丢了，她只好在7月又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克里希那吉：
普普尔已经带给我你6月21日写的那封信，我很抱歉前一封信未能到达你手中。显然英国政府的效率并不像他们宣传的那么好。
那封信里并没有写什么，只是想感激你对我的关怀。我现在确实很需要它。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一段时间。这个世界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尽头？愈来愈多的人发现错误所在，并且正在找出解决的办法。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这个地球上只有极少数人拥有影响其他千百万人的权利。但是这些人都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只关心眼前的利益，而其他的人也愿意被操纵，并且继续活在自以为逍遥的幻觉中。这个世界需要你的慈悲和指导，来引领他们向内观察自己，产生解脱的勇气。
献上我最温暖的祝福。
诚挚的英迪拉
英迪拉不久将访问美国，她和家人在启程前到克什米尔度假。她心中的绝望已经逐渐减轻。她写信告诉我：“我带家人到克什米尔休息几天，其实真正能放松的只有一个整天，但改变一下环境感觉很好。我们在达奇甘姆停留了很久，走了许多路，还在森林里遇到了野熊。山谷的美就是一种提神剂。我和学者拉克斯曼裘见了两次面。第一次见面他照例先给我来了一段演义，当时有几只夜莺飞到我的肩膀和膝盖上和我一起聆听。”
1982年的11月初，克里希那吉回到新德里。他和英迪拉再度在萨夫达阳路十一号共进晚餐。拉吉夫陪同她母亲一起前来。前些时候她告诉我，过去几个礼拜中，她一直都无法安睡。每天清晨两三点时，她就会醒来，心中感到非常不安。从德里传出谣言，她的对手用各种巫术，企图毁灭她。连续三天她都梦到一个很可怕的老巫婆，她一直想伤害她，但是都没有得逞，因为她身边有一名留着胡须、全身发光的存有在保护她。
三天之后，英迪拉要求克里希那吉在离开德里以前再和她见一面。这次的聚会很难安排，因为接下来的两天他都要演讲。最后决定星期天的演讲结束之后，他就到她的寓所和她见面。我们都感觉很惊讶，因为演讲之后他通常是不外出的。
星期天的傍晚，英迪拉在家中等候他。她说他们一边谈话，她一边感觉失眠的焦虑逐渐消失。夜里也不做梦了，家里的气氛变得很安详。他们在谈话时，克里希那吉曾经问她有没有人能保护她的安全，她回答说，家里虽然有许多警卫，但是她很确定没有人会奋不顾身地保护她。
不久克里希那吉便离开德里前往马德拉斯。英迪拉写了一封信向他询问真理和实相的本质，他立刻回了一封信。我不知道后来他们还有没有继续通信，但是很明显，英迪拉心中的探索精神又重新觉醒。
对英迪拉而言，1983年是最重要的一年。她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印度的内部却充满着风暴，印度周围的国家也动荡不安。英迪拉的势力在扩张的同时，压力和责任也在加重；她需要付出不得了的时间和精力。为了应付这项挑战，她从1983年的6月开始勤练身体。她为了减去身上多余的脂肪，还特别进行节食。她旺盛的精力已经成了传奇——她一天可以工作十八个小时。她的穿着雅致，两撮银发潇洒地往后梳拢，带给她苗条而又结实的身体一份高贵与优雅。
她的演讲反映了她高度的关怀。她察觉这个世界正面临史无前例的核武危机，因此她急于要解除军备。她从孤独中产生了许多洞见。她在演讲中表示，这个世界四分五裂的资源应该重新结成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