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播种，就怎么收成。”克里希那吉又笑了起来。
“因缘就是你存在的本质，它可以决定你的现在和未来，另外我也认清，我必须让思想自由活动，而不能使它过于具体化。我们必须将思想连根拔起。”
“没错，要把它们连根拔起，让这些思想变得轻松起来。”
克打断了我的话：“等一等，你要如何把你现在所说的话传达给五十个人或五千个人？”
“沟通的关键就在观察，别的都不需要了。”
“你要怎么回答别人？谁又是那个观察者？”
“唯一的答案就是观察，让自己开放，去发现一些东西。这个发现之旅，这个对于无限的洞见，真是不可思议。”
我走出房间时，心中产生了一个问题：克里希那穆提是谁？他的传承到底是什么？突然问题之中冒出了答案：整体人类。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突破局限，加入这无私的传承。
后来我问他有关三摩地的本质，他说：“脑子一整天都是安静的；每一个念头生起，脑子都能立刻看到它的完整内涵，这样的脑子是不累积的，每一个生起的东西都是圆满的。脑子里没有时间的活动，但是却有无限的律动。处在三摩地中有一种永恒的安全感。”
1985年的5月11日，克里希那吉刚好过九十岁生日，那一天我和他都在奥哈伊的阿尔亚?威哈拉。从他的房间可以看到那棵胡椒树。六十三年前他在那棵树下经历了神秘的意识转化。那天清晨我敲他的房门，克里希那吉打开房门时，我跪下来给他顶礼；他一边笑着一边把我拉起来，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那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九十岁的他又过了一天。
第47章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1)
《薄伽梵歌》中的阿周那问克里希那，彻悟的人的本质是什么，“他如何走路，如何说话，如何举止？”
见过克里希那吉及听过他演讲的人，也时常问同样的问题。这一章或许能提供一些答案，但是并不完全，因为克里希那吉的奥秘是深不可测的。
克里希那穆提已经九十岁了，四十年来，他的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在印度时，太阳一升起他就醒了。他会在床上躺一会儿，他身上的每一个感官都是清醒的，脑子里也没有任何妄念，直到彻底回神他才下床。接着他开始做瑜伽的体位法和吐纳术。他通常花三十五分钟做吐纳术，花四十五分钟做瑜伽体位法——身上的肌肉、神经系统以及皮表的细胞都得到充分的锻炼，呼吸也变得自然而调和。
八点钟克里希那穆提开始吃早餐，通常是水果、烤面包、牛油和麦片，有时也包括印度的依德力斯或得萨斯，以及蒸米糕加椰子甜味料。在早餐桌上，他通常和亲近的伙伴们讨论教育、校务、意识、电脑、人工智慧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人类的烦恼之源。他询问大家有关印度和世界的消息。大家很自由地讨论印度的情况，其中的暴力、腐化和价值观的衰败，还有人类的未来和人类心智的突变。每个问题都被提出加以探索，每个人都参与讨论，即使在讨论时，大家都有一种祥和和井然有序的感觉。
他对于各种外在情况——尤其是政局——所抱持的态度相当天真，但是有关人类心灵的问题，他的关怀是极为深切的。他时常停顿，让心智安住在问题中，他的反应充满着热情和威仪。上午如果进行对谈，早餐的讨论就会短一点。九点三十分小组讨论结束之后，我们再度聚在一起探讨到十一点。如果某个人有特别的问题或痛苦，便和他私下谈话。有时他会把他们领进屋里几分钟。没有小组讨论的时候，他和伙伴们可以谈上两三个小时。我们讨论死亡，上帝的本质，还有观者和所观之物的问题。所有最深刻的洞见，都是从这些讨论中披露的。
十一点三十分左右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静躺三十分钟，阅读《经济学家》、《时代》或《新闻周刊》等杂志，以及有关大自然的图书或者侦探小说。他很少阅读严肃的书籍，但是周围的人都向他提供很多有关这个世界的资讯，譬如科技的发展和人类退化的各种现象。中午他洗个非常热的热水澡之后，再接受油压。午餐时间是一点整。他通常吃印度餐，没有油炸食物，而且很少有甜点。他喜欢吃辣椒，不过只允许自己吃一小块。午餐时间，讨论再度进行，有时也有来宾参与。
讨论的话题包括国际事务、科学的新发现、战争、核武等无解的问题。克里希那吉非常好奇，他提出的问题都很深入。科学的新发现令他着迷，有时他也预测一下未来。他说的话远远超越他的时代，他能洞见国际事件的意义，而且能把它们与整体宇宙相连。他时常询问来访的客人：“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它为什么会丧失所有的创造力？”但是没有任何答案能令他满意。他时常要求那些比较认真的人在心中保住那个无解的问题，并且觉察其中的暗示。心智退化的问题必须被提出来，心智必须保住这个问题，必须深思。
他觉察的范围广阔得令人生畏。他有一次对我说，有些问题应该永远保持在心里。
午餐时，克里希那穆提继续早餐时的讨论，偶尔他也会说些故事——他和动物之间的趣事，圣彼得和天堂地狱的故事，还有苏俄人民委员的笑话。这些趣闻虽然重复讲了许多次，但仍旧充满着幽默和雅趣，因为他完全没有恶意。在陌生人面前，他显得很害羞，因此其他的人必须打破那令人尴尬的沉默。
多年来他会见了无数的人，其中有托钵僧，佛教的出家众，无上瑜伽的修行者，还有行脚的瑜伽士，都前来向他讨教或寻找慰藉。他从不拒绝他们，这些穿着黄色僧袍的出家人，往往能激起他最深的同情。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有两名耆那教的僧人开始来参访他。他们每一年都来，而且总是在一年前约定下一次见面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因为一年有四个月是雨季，僧人必须停止行脚。四个月一过，这两名出家人便开始他们的朝圣之旅。有时他们会走七百英里路来到孟买参访克里希那吉。其中一位僧人患有白血病，另外一位则年纪很轻，有一对非常美的双眼。他们在嘴上绑一条白布，因为即使呼吸都不能伤到一只小虫子。他们不会说英语，我必须替他们翻译。我坐在门槛上，他们和克里希那吉一起坐在草席上；因为按照修院的规矩，出家人是不能和女众坐在同一张草席上的。他们非常热切地探索。很年轻他们就否定了自己的身体，但并没有因此而解脱。克里希那吉非常温柔地对待他们，总是花很长的时间和他们进行讨论。有一年这两名穿白衫的僧人没有出现，我们很难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许他们的教派领袖感觉到他们开始反抗权威，于是不准他们再来参访克里希那吉了。
午餐后，克里希那吉通常要休息一会儿。四点以后他开始接见访客。一名快要失明的妇人前来见他，他把双手放在她的眼睛上替她治疗；一名丧子的访客坐在他身边，他握住她的手，象征性地抹去她的眼泪，替她治疗内心的创伤；一位困惑的年轻人在这个充满暴力的世界里迷失了，于是前来向他寻找答案。
70年代的末期，他见的人比较少，但是到了九十岁，他又开始来者不拒地接见所有的访客——譬如一位幻想自己能和卫星沟通的年轻人，一名充满着痛苦的女人，不论老少或残疾者，他都毫不倦怠地接见他们。
他的名字和教诲举国皆知，包括喜马拉雅山的修院和学术界。印度的佛教徒到今天仍然认为他是讲龙树中观的伟大导师，印度教的上师和萨图则认为他是讲吠檀多不二论的伟大觉者。他们都承认他是这个时代最博大精深的老师。
傍晚太阳快要西沉时，他开始外出散步。九十岁的他步伐仍旧很快，身体依然那么挺直。他的好友以及他们的孩子、孙子时常和他一起散步。有时他握着其中一名小女孩的手，和她边走边笑。他们一走就是三英里路。他和天地同息，静听远方的声籁。有时他宁愿一个人去散步，他的心显得那么遥不可及。他说在散步时，心中没有一个妄念。
回家之后他盥洗一下，再做一阵瑜伽的吐纳术。他晚餐吃得很简单——色拉、水果、坚果、汤和蔬菜。他偶尔和友人一起共进晚餐，此时他总是给人一种永恒的感受。他的手势展现了老师的风范，他的嗓音充满着能量；空寂一波波地涌进屋内。
他的心从不执着，他随时准备接受批评。我记得1978年的某一天我们都在科伦坡，他显得焦虑不安，我对他说：“先生，你很不安。”他没有回答我的话。于是我们开始讨论别的东西。晚餐时他对我说：“今天下午你说我很不安，我带着这句话上床休息。我问自己：我真的不安吗？是不是因为心中产生了依赖？突然我看到了真相——企图找到答案，就会令这种不安根深蒂固；于是不安就消除了。我不会再有不安了，因为我已经观察和聆听我身上的每一个变化，于是我就把不安连根拔起了。”
他对于所有的挑战都保持开放。他从不停止观察、聆听或质疑，克里希那吉很少引用任何象征，对于大河他却有一种认同。1961年他在孟买演讲时如此形容恒河：“这条河有源头也有尽头，但是那源头并不是这条河，而尽头也不是这条河。这条河就在两者之间，它流过村庄和城镇，每一样东西都被它收纳。它被脏水和垃圾污染，但是几英里之后它又变得纯净了。鱼儿活在河里，人们饮用河水，它滋养了无数的生命。河水的压力巨大无比，它能够自我净化。赤子之心就像这条河，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它是超越时间的。”
结语(1)
“我们该如何埋葬你？”
苏格拉底回答：“假使你们能逮得住我，不让我从你们的指间溜走，我就随你们处置。”
——柏拉图《斐多篇》
克里希那穆提的故事已经接近尾声。1986年2月16日太平洋标准时间晚上九点整，他在奥哈伊松舍去世。他罹患胰脏癌，死前重病五个星期。他死在那间面向胡椒树的屋子里，六十四年前他在那棵树下历经巨大的意识转化。他的遗体在加州文图拉火化，骨灰分成三份，分送到奥哈伊、印度和英国。
印度的友人把他的骨灰撒入恒河，包括拉吉嘉特和瓦拉纳西的中游，喜马拉雅山上的恒河源头甘戈特里，以及马德拉斯的阿迪亚尔海滩，他的骨灰被放在一只窄筏中，随风漂向波涛汹涌的大海，接受海水的洗礼。
克里希那吉在死前曾经说过，他的遗体不再有任何重要性，应该像块木材一样被火烧掉。他说：“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这个简单的人已经抵达旅程的尽头。他死后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不祷告，不铺张，也不出殡，更不要为他的骨灰建纪念碑。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把这个老师神化。老师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诲。教诲必须慎加保护，以免遭到扭曲和讹传。教诲之中没有任何阶级或权威；它没有任何继承人，无论现在或未来，都不能有人奉我之名传教。”但是他吩咐他的伙伴，印度、美国和英国的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应该继续存在，在他的指导之下成立的学校也应该继续运作。
他的骨灰由专机运送到德里，我在飞机下接过骨灰之后，立刻开车回家。当我们要进入大门的那一刻，天上突然下起大雨和冰雹，持续了好几分钟，直到我们把骨灰罐放在花园里的一棵菩提树下，它才突然停止。
1985年的7月在瑞士的如吉蒙，克里希那吉开始预感自己的死期已近。9月底我和他在布洛克伍德公园见面，他在旧大楼西边厢房的小厨房里等我。他说他必须告诉我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从瑞士回来之后，我已经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死了。死亡的日期和地点我都知道，但是我不能跟任何人说。”他继续说道：“化身已经开始衰萎。”
我吃惊地呆坐一旁。
10月25日他抵达新德里，休息几天之后他又要前往瓦拉纳西。10月29日他和R.文卡塔拉曼（印度副总统，克的好友）以及拉吉夫?甘地聚会，头一天在副总统家午餐，后来又到我家一起吃晚饭。自从去年英迪拉死后，这是克里希那吉第一次和拉吉夫?甘地见面，因此气氛显得很沉痛。
克里希那吉从德里前往瓦拉纳西演讲，那里已经搭起了一个可以容纳三百人的帐篷。这次的雨季雨量很大，树枝和草丛都发出了新芽，黄绿色的芥菜已经出现在河岸。克里希那吉正好遇上排灯节，他住的那栋房子点了上千盏的油灯。晚风吹拂着漂在河面上的油灯，把河水映照得闪闪发光。
克里希那吉对群众演讲，和瓦拉纳西的学者以及吠檀多学者一起进行讨论，并且和基金会的成员探讨拉吉嘉特的未来。克里希那教授是本内尔印度大学的物理老师，克里希那吉和他相识多年，最近他同意放弃教职，担任拉吉嘉特教育中心的院长。两名朝圣者R.优帕萨尼和马赫施?萨克希那与克里希那吉一同散步，巡视这片土地，聆听这古城的脉动。
优帕萨尼已经在拉吉嘉特住了三十年，负责照顾这里的土地。他对生命的关怀，拉近了他和克里希那吉及萨克希那的距离，后者是德里中央警察局的局长。萨克希那为人热情而易感，他辞去自己的工作，披上僧袍，变成了一名寻道者。他在喜马拉雅山住了许多年，后来开始四处行脚，直到来到拉吉嘉特为止。克里希那吉的威仪和热情立刻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不久他就加入了基金会，变成里面的干事。
克里希那吉从拉吉嘉特前往瑞希山谷，他在那儿和师生举行讨论。雨量一直很丰富，干燥的大地再度觉醒，稻田一片翠绿，孩子们在布满岩石的山丘上种下了一大片树苗。
他的步伐逐渐缓慢，而且体重一直快速地减轻。有一天拉迪卡正要进入他的房间，听到他和一只戴胜鸟在聊天：“我很欢迎你和你的孩子住进这间房子，但是我敢保证你不会喜欢这里，因为过几天我就走了。这间屋子将会上锁，窗户也都关了，那时候你们就无法出去了。”当她进入房间时，看到那只鸟栖息在外面的那棵大树的树枝上，窗户刚好把它框成了一幅画。这只鸟的冠毛张成扇状，静静聆听躺在床上的克里希那吉和它说话。克里希那吉说那只鸟很喜欢他的声音，它坐在那里听他说话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好几次我们坐在克里希那吉的地毯上和他讨论事情，那只鸟就飞到窗台上用嘴啄着玻璃大声喧闹一番，克里希那吉总是说：“我的朋友来了。”
他提前离开瑞希山谷，来到马德拉斯的瓦桑?威哈尔举行三次公开演讲。这里一样下了很久的大雨，花园里开满了鲜黄的阿根廷塔布比亚花。克里希那吉发着高烧，但是他拒绝接受治疗，继续他的演讲。
来听讲的人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病了，很可能这就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他谈到死亡和创生，还有无始无终的那个东西。那股无限的大能曾经令他的声音响彻四周，现在则变得非常低沉。虽然他虚弱的身体仍然笔挺，但是却一直在颤抖，似乎无法承受穿过他身体的大能。演讲结束以后，克里希那吉要求他的听众和他一起静坐。
一名孩子拿着一朵白色的占婆花走上讲台，他面带微笑地接过那朵花，那个孩子也笑了。他以沉默和微笑结束了这最后一次教诲。
往后的几天他和友人以及来自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的伙伴们相聚。有时单独、有时大家一起谈话。他和他们谈了许多事，也谈了学校和教育中心的问题。在最后一次的聚会中他说：“你们要毫不费力地保持彻底的警醒。”阿希特问他，这是不是他最后的遗言，他笑而不语。
他决定在1月10日返回奥哈伊，那天傍晚他照常到阿迪亚尔海滩散步，一大群朋友陪在他身边。一股劲风吹得他的银发往后飞扬，看起来就像彗星的尾巴，令他高突的前额展露无遗。他看上去如同森林里的老先知一般。他走在那片他被发现和启蒙的海滩上。七十五年前，阿迪亚尔的上空曾经出现哈雷彗星，它当时正进入轨道，朝着太阳逼近。回程中他要他的朋友等他一下，因为他想看看通神学会拉塔?布尼尔的家。克里希那吉在海滩上逗留了一会儿，遥望着汹涌的大海，然后朝着东西南北的方向看了一下，便安静地走出大门。
那天夜里启程的前一个小时，他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身上穿着毫无瑕疵的西装，手上拿着他的苏格兰花呢大衣，脖子上围着红色的印花丝巾——我送他的礼物。欢送他的朋友围成一个半圆形，他一一向他们打招呼。他走到我的面前问我：“我看起来如何？”我回答他：“像四十岁。”我称赞他脖子上的丝巾，他告诉我：“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条。”他知道他不会再有机会和面前的这些朋友相聚了，但是他割舍了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哀伤和离愁。这是他最后的祝福。当天他经过太平洋，直飞洛杉矶。
回到奥哈伊，他的情况持续恶化，医生诊断他得了胰脏癌。1月31日我到达奥哈伊，发现他已经病危。他高度敏感的身体多年来一直被小心地保护着，现在已经被病痛摧毁。头一天他无法看清楚我们，他完全不知道时间和地点。但是第二天他又恢复了精神。我发现他的脑子非常清醒，眼神也很明澈。我把南迪妮、苏南达和拉吉夫?甘地的信念给他听，他强而有力地握着我的手，我感觉一股巨大的爱意从他那边流过来。他说他无法提笔写信，要我向印度所有的朋友表达他的关爱。
结语(2)
往后的三四天里，他逐渐恢复了气力，他要我们把他的轮椅推到那棵胡椒树下。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向奥哈伊的山丘、橘子树和所有的大树话别。在身边人的帮助之下，他走进起居室，坐在沙发里凝视眼前的炉火。当天傍晚他还看了一部电视影片，医生以为他的病痛已经减轻。他对我说：“明天和未来的几天，你都来看看我。”于是我每一天早晨都去探望他。我坐在他的床边，用我的双手握住他的手，和他一同保持静默。
我注意到他床边的那些书，有英文的、意大利文的和法文的——譬如《金银岛》，帕尔格雷夫的《牛津英诗集》，卡尔维诺的寓言故事，伯利兹的意大利文字典，都德的小说，多雷的着作，以及劳伦斯?迪雷尔的《亚历山大四重奏》。
2月9日的星期天，克里希那吉再度病发，他只好躺回床上。那一天我无法看望他。第二天他要求见我一面，他说：“我在山上走了好远的路。我迷路了，他们没办法找到我，所以我昨天不能见你。”
有一刹那，他的脸真是美极了，而且变得很年轻。
2月16日我必须启程上飞机。下午一点左右我去见克里希那吉，我和他静坐了一段时间。他当时身体很痛苦，但是心智依然清醒明澈。我说我不要和他说再见，因为根本没有分离。他很费力地举起我的手吻了一下。他的手仍然十分有力，他身上散发的大能包围着我。我正要离开时，他突然说道：“今天晚上我要去山上散步。我会走得很远很远。雾已经起了。”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的房间。
当天晚上太平洋标准时间九点整，克里希那吉长眠了。
山上升起了大雾，他就在那片大雾中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