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俄是能吞则吞，不然也要分一杯羹。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有多种对策可供选择：
其一，督促和推动他们的当权者改革、开放，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化的独立国家。这是对朝鲜、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都极为有利的方案。当时朝鲜国王有独立的愿望，“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为耻，群小因而附和”。（《袁道来电》，光绪十二年七月初七日，《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6页。）可是其志大才疏德弱，用李鸿章的话来说是：“王素荏弱，首鼠游移。”在朝鲜人看来，他统治下“国政日非，贿赂恣行，差除官职均是闵门亲戚与有财之人，使百姓置于涂炭之中……税入尽翰于私用，内以国财罄竭，外以众心大浮，……是小国之不危，未之闻也。”（《李鸣善密信》，光绪十一年六月十七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45页。）主弱政秽，守成尚且难言，革新更不知从何谈起！而中国又比他们高明多少，有无引导属邦走上富强、独立和现代化的胸怀和能耐，也不待蓍龟！
其二，支持朝鲜内部的革新或比较清廉的势力，取代现有的执政者，推动这个国家逐步成为现代化的独立国家。清廷确实考虑过更换朝鲜统治者，李鸿章、袁世凯都有过这样的建议：“连接袁世凯密电，言朝鲜奸党私送信于俄使韦贝，请俄保护……恐非诛乱党、废国君无以挽回局势……如果李□应有诛乱党之力，即属其一面正名诛除群小，一面电报北洋，由鸿章相机酌办。”（李鸿章：《筹朝鲜私叛》，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二日，《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3-4页。）但这个主意没有实行，一方面是李□应不愿扮演这样的角色，另一方面清廷对由此可能引起的社会动荡不无顾忌，最后仅由国王作出无法自圆其说的解释不了了之。
其三，严格遵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静观其内部自行变化，逐步摆脱这个历史包袱。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这未尝不是不得已求其次的选择。李鸿章似乎也曾动过这样的脑筋：“目下时局艰难，须先自治而后治人。”（李鸿章：《论俄日窥韩》，光绪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同上卷第14页。）“第中国于属邦用人行政向不与闻。”（李鸿章：《论朝鲜国政》，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27页。）这些话都透露了不干涉内政的意思，可是他在实际行动中却与此背道而驰。具体情况留待下面再说。
其四，改变体制，使之成为中国直接治理的一个地区。朝鲜就有一些重要人物提过这样的方案。李鸿章曾报告清廷：“昨朝王内戚闵泳翊来津面谒，谓朝京事势不成体段(统)，请由中朝择本邦荩臣有民望者，付之以政府之事。”（李鸿章：《论朝鲜国政》，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同上卷十七第27页。）大院君李□应更直截了当建议改为一个省，李鸿章不敢同意。李□应提出：“必请如元朝故事，钦派大臣前往监国，办理行省，使王与妃不敢任意自行等语。查此议关系重大。元时屡派监国，事权不一，乱益滋纷。若废朝王而改为行省，举动太觉奇崛。况今日各国已与立约通商，俄日眈视其侧，必乘间从旁搅扰，欲治反乱。”（李鸿章：《筹议赦还李□应》，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同上第42页。）道理说得非常清楚，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主意。
与此同时，日本也提出了类拟的建议，鼓励中国直接控制朝鲜的内政、外交，但中国事先要同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密议”、“斟酌”。日本驻华公使转达的办法包括：“李中堂与井上伯爵密议朝鲜外务，主意办法既定之后，由李中堂饬令朝鲜照办，务使其办到。”“国王如有擢用重臣，无论如何必先与李中堂相商，再与井上伯爵斟酌。”中国驻朝大员与日本公使“遇有要事，互相商酌办理”。（《日本公使□本武扬钞呈外务井上函》，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同上第29、30页。）其用心非常明显，目的在于把朝鲜变为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李鸿章受托直接处理朝鲜事务，他是怎么干的呢？
首先，他劝导朝鲜打开大门和整饬内部。直至1874年，他仍以封闭的心态看待朝鲜。他说：“高丽国小而完，熏吓不动，中国似未便劝令与法美通商。”（李鸿章：《复沈幼丹节帅》，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四第11页。）但很快他的态度便起了变化。这一年日军进攻台湾，翌年日军舰侵入朝鲜及随后订立的《江华条约》，都促使李鸿章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他讽谕朝鲜政府：“西洋英俄者国专务通商，地球从内几无不到。兹日本既导先路，诸国或思步其后尘……此中操纵机括，谅老成谋国者必能措置咸宜也。”（李鸿章：《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丙子(1876年)，李国杰编《李文忠公遗集》卷五第14页。）此后又曾多次提出类似的建议。他还给朝鲜国王提出忠告：“自来物腐虫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国必自伐而后人伐，左右嬖佞之徒不可与共政，豪疆兼并之国不可与图存。”（李鸿章：《复朝鲜国王》，光绪十一年六月初五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34页。）督促他认真整顿内政。不过，这些忠告不外整军经武、任贤用能等古方正药，亦未触及根本。
其次，劝导他们用以敌制敌之策处理同各国的关系。朝鲜是俄日英中的角逐场，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关系，特别是怎样对待日、俄两大近邻，或联日抗俄，或联俄制日，李鸿章的主意时有变化，但根本的指导思想仍是传统智慧：“以夷制夷”。70年代他便对朝鲜政府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敌制敌之策，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盖各国互峙争雄，而公法行乎其间……欧洲之比利时、丹马皆极小之国，自与各国立约，遂无敢妄肆侵陵者……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李鸿章：《三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己卯(1879年)，《李文忠公遗集》卷五第18、19页。）以后，这个指导思想一直未变。
再次，他选择了直接控制朝鲜外交和内政的方针，这是从1885年开始的。他在给韩王的信中说：“袁守忠亮明敏……殿下欲留为将伯之助，鸿章已据情奏闻，奉旨令驻扎汉城，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李鸿章：《复朝鲜国王》，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八第5页。）从此袁世凯实际上成了中国派驻朝鲜的监国。
正是在这一年五月间日本一再怂恿中国这样干，但事事要先同他们商量。李鸿章没有答应日本的条件，而在实际运作中改变中国对外藩的管理体制，直接介入了朝鲜国务的管理，这样一来就触发和加深了一些重大矛盾：
一是中国同朝鲜统治者的矛盾。日本的武力侵扰和中国的鼓励，促使朝鲜逐步打开大门，但在对外交往中朝鲜的独立倾向日益加强，这同李鸿章执行的加强控制的方针正相反对，从而导致引起双方不快的许多摩擦。李鸿章向朝廷的报告中韩王“俨欲自主”、“阴谋自主”的字样不绝于书。朝鲜则一再要求更换驻朝的袁世凯，实际是反对他推行的干预政策，其驻中国的官员甚至当面对李鸿章说：“敝邦者介在东隅罗丽之间，夷俗倔强，风雨晦暝，唐宗、元祖犹未能得志”，而要求“许存主权，靡有故寻苛刻”，拒不执行“有欠于自主之义”的指示。（李鸿章：《与朝鲜驻津陪臣金明圭问答节略》，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同上卷十九第53、54页。）对于衰败中的上国傅相李鸿章说来，这些话是十分刺耳的。同时，这个矛盾也在经济上给清政府带来难于承受的负担。朝鲜是个贫穷的小国，打开国门后要求练新军、架电线、铺铁路，而国王屯同大部分专制统治者一样有享受世间一切的欲望，经常入不敷出。于是，他们一再“自主”向外借款，至1889年除欠招商局20万两外，共欠洋债50余万两（《赫总税司面递节略》，同上第37页），且还“欲中朝筹贷百数十万”。（李鸿章：《论朝鲜借款》，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同上第32页。）在清代统治者看来，朝鲜向外特别是向外国官方借贷损害了中国的宗主权，而要由自己满足他们的要求又力不从心。李鸿章说：“朝鲜历年欠贷日本英德美各商款不少，今照会各国，以后不准私贷，即令各国遵允，而从前所借各债势必纷纷向中国索偿，而韩王用度不节，他无可贷，将来必仍向中朝吁求通挪，届时恐无以应。”（李鸿章：《论朝鲜借款》，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同上第31页。）这就是清廷进退维谷的窘态。出于政治上维护宗主权的考虑，清廷还是向各国发出了不准朝鲜私贷的照会，而宁可自己挖肉补疮，包括挪用出使经费，多次给予朝鲜贷款。
二是把中国推向同朝鲜反国王势力对立的状态。朝鲜反国王的势力情况非常复杂，有的只是不满朝政腐败，有的则是急于要求维新，有的则对官吏的贪渎和外敌的欺凌极为愤懑。他们中有的已伸手与中国联络，如果中国操纵得宜，而又对其内政持比较超脱的态度，退则不给中国惹祸，进则有可能引导他们缓解国内矛盾，同各种可以合作的力量携手推动改革，促使朝鲜向现代社会蜕变。不幸，中国虽然对韩王不满，却热衷于介入朝鲜内争，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不但于朝鲜无裨，且使自己一步步陷入泥潭。1882、1884、1894三次出兵镇压大院君、开化党和东学党，头两次救了国王，与反对国王的政治势力为敌，最后一次是全国性的民众暴乱，清政府出兵，却连中国也搭上去了！
三是加速了中日矛盾的激化。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乃是明治维新后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从中国利益出发去总结历史经验，可以作另外一些设想。比如，最直接的矛盾发生于日本和朝鲜之间，中国如不急于直接介入，朝鲜有没有可能成为中日之间的缓冲物，令中日之战推迟若干年月呢？又如，俄国也对朝鲜虎视眈眈，1884年韩王曾乞救俄国保护，如果中国不严加制止，真正让日俄互相牵制，是不是对中国更为有利呢？1885年德国驻朝鲜代理公使曾向清廷建议：“朝鲜为清国后庭，亦即与俄日之边界毗连，势不相容，必至争攘，虽千万人驻防于朝鲜何所益。愚以为照泰西成法，而清俄日互相立约永保朝鲜，设或异日他国攻伐，不得借道于朝鲜国。”（《驻朝鲜德国署使条议》，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到，同上卷十六第43页。）日本已表示同意，俄国更不成问题。对中国说来，这是一个重大的退让，但根据当时的力量对比，中国后来的损失却可能小得多。可惜，清政府一口拒绝了这个建议。
说了半天，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清政府在朝鲜选择了下策，李鸿章于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友：我听来产生一个新的疑问：为什么力主退出越南的李鸿章，在同一时间却不愿在朝鲜松手？
袁：这是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我想，令李鸿章不能通达时变、作出更高明决策的因素有这么几个：
一是地理因素，用时下的话是地缘政治。在他看来，朝鲜不但“为我东三省屏蔽，奚啻唇齿相依”，且与中国畿辅“疆宇相望”（李鸿章：《三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李文忠遗集》卷五第20、14页），如它能“自固藩篱，则奉吉东直皆得屏蔽之益”。（李鸿章：《论维持朝鲜》，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一第43页。）这同越南主要与边远的滇、桂接壤情况迥异。畿辅拱卫统治中心，东三省则是所谓龙兴之地，都是北洋所辖的直接防卫地区，这恐怕是李鸿章不敢考虑从朝鲜脱身的最重要原因。
二是外来侵略者在两地所居地位不同。法国实际上已占领越南大部分地区，那不过是一块鸡肋。而日本则尚未直接占领朝鲜领土，且时以维护朝鲜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相标榜。保存朝鲜似乎仍未到无望的地步。
三是以夷制夷思想的羁绊。不能说李鸿章对朝鲜面临的危险毫无警觉，他曾一再感叹：“韩政暗弱，与越缅等，尤东方根本之患。”“朝鲜政昏民弱，俄日眈视其旁，危如累卵，尤为根本切近之忧。”（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同上。）但他幻想俄国能够牵制日本：“韩虽可虑，有俄在旁，日断不遽生心。”（李鸿章：《论俄日窥韩》，光绪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奏稿》卷二第14页。）甲午战争爆发后，幻想破灭，他忍不住面斥俄国公使：“从前拉署使德仁暨贵大臣巴参赞屡次来称：俄国断不许他国占踞朝鲜土地。现日已尽据韩地，俄人袖手旁观，是从前所说尽属诳我之虚谈。”（李鸿章：《与俄国喀使问答节略》，光绪二十年九月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二十第55页。）这为时已晚的醒悟，也证明了以夷制夷的思想在他考虑朝鲜问题时占有非同一般的份量。
四是维护固有的名分纲纪。观察李鸿章及其他清代大员，不能忘记他们都是中世纪意识形态薰陶下成长的，在越南他们愿意舍弃一切，费尽力气要求保留的仅是一个“属邦”的名义，以此求得不伤“体面”的心理满足。李鸿章曾对朝鲜官员大动肝火，原因是对方“乃在中朝交涉亦俨然以自主，大放厥词，是置中东数百年名分纲纪于度外矣，可乎哉！”（李鸿章：《与朝鲜驻津陪臣金明圭问答节略》，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九第53页。）同时，维护固有的名分纲纪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如果李鸿章冀图从朝鲜脱身，必然饱受舆论谴责，何况他自己就难于冲破传统心理的禁锢。为什么1882、1884年要两次派兵入朝，不惜卷进旋涡？李鸿章的答复是：“天朝恪守旧章已二百余载，壬午、甲申之变全力相赴、未始言劳，名分所在，义不得不尔也！”（李鸿章：《致朝鲜国王》，光绪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同上卷十八第47页。）这就是他在朝鲜问题上的文化心理。
总之，李鸿章在朝鲜问题上的抉择既有现实政治军事利益的考虑，又有以夷制夷、维护名分等传统文化背景。要摆脱这些因素的制约，必须有深悉世界大势，全局在胸的雄才大略，才能以退为进，引导朝野上下集中精力于系统改造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伟大事业。李鸿章不是这样的英才，其他人更等而下之。说得更彻底一些，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仍缺乏产生这样能扭转乾坤的历史人物的沃土。没有适宜的社会条件，英雄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于是，中国陷入朝鲜这个泥潭无法自拔，李鸿章也从自己事业的巅峰掉入山谷。
“避战求和”的是非与实质
友：朝鲜这个泥潭实际是日本处心积虑设置的陷阱，最积极鼓励清政府派兵镇压东学党的就是日本。当事后诸葛亮，清政府当时如能实行从朝鲜脱身的政策自然是上着，可是仗打起来了，无论海上、陆上清兵一触即溃，执掌北洋防务几十年的李鸿章难道没有责任？何况北洋水师是他一手组建和管理的。
袁：这是近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战争尚未结束，已经弹章争上，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但也有一批人挺身而出用各种形式为李氏辩护。我想，清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李鸿章当然要负很大的责任，可是，满足于谴责某一个人，后人就无法获得应有的教益。从总体上看，甲午战争的研究也早已超过这个停留于表面的水平，海内外的史家已把这次战争的胜负同两国的社会状况、文化背景以及各自选择的现代化道路联结起来讨论。
友：不过，有些具体问题也应弄清，才能分清是非。
袁：一些老掉牙的问题谈得不那么腻味可不容易。勉为其难试一试，不妨把大题目分解为一些小问题，交换交换意见。
友：有的史家认为这一仗所以打败，首先败在李鸿章的避战求和，如果按照帝党积极备战的方针办，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袁：这是战略决策问题。在这次战争中，李鸿章是清政府的主要军事统帅，也是决策层中唯一有实战经验的人物。当时光绪帝二十三四岁，长在深宫，不知战争为何物，他的主要助手，从帝师翁同騄到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各大臣绝大多数是文官，唯一的武将是步军统领荣禄，也没有打过仗。可是，李鸿章在这次战争中却“著著落后”，尽失当年指挥淮军同太平天国和捻军作战时那股英姿勃发的生气。这不能只归咎于年过七旬，生理老化，更主要的原因应在三十年的高官厚禄和宦海风云中去寻找。
对李鸿章军事决策的指责集中于两点：一是海上“避战保船”，陆上则是日军大举入侵朝鲜之际没有集中重兵支援朝鲜。而潜台词是李鸿章的政治思想——妥协投降路线——贻误了这次战争。
老弟知道，我没当过兵打过仗，不懂军事，连纸上谈兵的资格也不够，所以对于专门的军事问题实在不敢置一词。但这些指责都带政治性，不妨斗胆评点几句。
人们都承认，在这次战争中，无论是舰艇的数量、质量、装备水平和人员素质，日本海军均比北洋水师强，在丰岛海战中后者又受到重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硬拼无疑是错误的，明智的选择是保存实力，伺机战斗。当时李鸿章和丁汝昌的各项具体决定是否妥当，应该让对军事素有研究的专家去评说，我只想说明一点：“保船制敌”之计是李氏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制定、并得到“一意主战”的皇帝及军机大臣们同意的。
请听李鸿章是怎样说的：“详考各国判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添一船……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虞……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用长，此臣所为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李鸿章复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摺》，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三)第72-73页。）两天后军机处转达“上谕”，肯定李鸿章“为保船制敌之计，不敢轻于一掷”的意见，“密筹海军彼此情形战守得失，详晰覆奏，自系实在情形。”（《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一日，同上第78-79页。）
我想，不管“保船制敌”的方针是否正确，都同所谓战与降两条路线之争或李鸿章冀图保存实力以自固的恶劣品德无关。反之，当“谤书盈箧”之际，李鸿章这个奏摺为国筹谋的若衷仍溢于言表。这样说恐怕并不过分。
再看看集中重兵支援驻朝清兵的问题。清兵是甲午五月初一出发援朝的，初五第一批援军抵朝鲜牙山。初七，第一批日军进驻汉城。从初九开始，中日双方便商量共同撤兵问题，但蓄谋已久的日本边谈判边增兵，很快就超过10000人，远远多于仅2500人的清兵。
中国方面主张增兵的人不少，最早是驻日公使汪凤藻五月十四日的电报：“察倭颇以我急欲撤兵，横谋愈逞，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俟余孽尽平，再与商撤，可复就范。”（《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到，同上(二)第558页。）翌日，袁世凯也建议：“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一面电汪使商办，并由总署酌请驻华各国使调处，或不至遽裂。”（《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六日到，同上第559页。）李鸿章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明确地答复：“倭性浮动，若我再整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到，同上(二)第558页。）只答应：“添调数船往仁，聊助声势。”（《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六日到，同上第559页。）并将双方意见上报朝廷。清廷在看到这些报告后指示李鸿章：“韩惊扰已甚，似宜电袁，喻以镇静。”（《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七日到，同上第560页。）
清廷态度转变力主增兵是五月二十二日的事，这一天一连两次降旨给李鸿章：“派出兵练千五百名，是否足敷剿办？如须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调，克期续发。”（《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同上第568页。）“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虑衅自我开，难于收束。现倭已多兵赴汉，势甚急迫。设胁议已成，权归于彼，再图挽救，更落后著。……著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同上第568-569页。）在此以前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证明双方有重大的意见分歧。翁同騄在第二天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朝旨屡饬李相添兵。仅以三千勇屯仁川、牙山一带，迟徊不进。嘻，败矣！”（《翁文恭公日记》，甲午五月二十三日，三十三册第50页。）如“屡饬”指的是二十二日两次“上谕”，情况属实，如以此证明早就有非同小可的歧见，则过于牵强。在此以前，五月十九日，清廷曾电商李氏：“倭如添兵未已，我应否多拨以助声势，望审筹酌办。”但同时又认为：“此时倭之不敢遽谋吞韩，亦人所共喻；而藉口驻兵，则恐不免。”（《发北洋大臣电》，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九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二)第562-563页。）既然威胁不是那么严重，增兵的紧迫性也就减弱了。
友：老兄可不要走到另一极端，抹煞双方的分歧。
袁：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和谐一致的，问题是要弄清真正的分歧在哪里。
五月二十二日后，李鸿章没有认真落实清政府的增兵意图。他既没有迅速调集北洋辖区内的部队入朝，更没有建议举国动员，损失了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在战争中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他真正调兵入朝已经是六月中旬的事了。六月十二日“奉旨：……现在和商之议，迄无成说，恐大举致讨，即在指顾。”（《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二日，同上第611-612页。）十四日，李鸿章将进军部署上报，当天翁同騄等奉旨会同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各大臣详细审议后的结论是：“所筹尚属周密。”（《翁同騄等复陈会议朝鲜之事摺》，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六日，同上第626页。）随后即按这个方案执行。要是李鸿章早点下决心，五月二十二日以后就可以这样部署，这不是延误了二十天吗？
这次延误确实反映了五月下旬以来李鸿章同光绪皇帝等人的意见分歧。为什么李鸿章迟迟不赞成增兵？他在五月二十日说：“汪、袁皆请添拨重兵。鸿思倭兵分驻汉仁已占先著，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日到，同上第563页。）也就是说，他希望和平了结这一争端，避免矛盾激化。六月初十叶志超来电提出：“此时速派大军由北来……此上策也。否则，请派商轮三四只来牙，将我军撤回。……是为中策。若守此不动……久役露处，暑雨受病，殊为可虑。”李鸿章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电报中转达了上述意见后立即表示：“钧署现正与日商，未便遽添大军，致生疑阻。上策似须缓办。其中策……可否照办，请速核示。”（《北洋大臣来电三》，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十日到，同上第602页。）已经决定增兵的清廷自然不会采纳这个建议，五月二十二日以后清廷虽不拒绝谈判，但一再督促李氏备战，而李氏虽然也曾提示部属作好打仗准备，而强调的是镇静和谈判，这就是双方的分歧。现在看来，清政府五月末有个主张比较全面：“此事如能善了，自较用兵易于收束……此与筹备两无关碍。”（《发北洋大臣电》，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同上第577页。）侵略者只考虑利害而不顾是非，实力和周密的准备是争取和平解决争端的必要条件。李鸿章虽然对包括筹集战费在内的许多战备工作作了部署，但对显示实力为谈判后盾的策略却缺乏应有的理解。但这并不等于说清廷在这段时间的决策就完全正确，例如他们一反初衷不批准从朝鲜撤军的建议，失去了防止中国滚入泥潭的最后一个机会，现在看来就很难说是明智之举。而在这一点上李鸿章的建议却更符合实际，如被采纳，也许能大大减轻中国所受的损失。
我们不但要看到他们的分歧，而且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分歧的实质。中国大陆有好些史家喜欢以爱国的帝党同卖国或投降妥协的后党的争斗作为诠释这段历史的基石。但像慈禧这样一再误国的历史罪人，在这次战争中却同光绪皇帝唱的是同一曲调。翁同騄留下同皇帝谈话的记录：“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又曰：太后谕有不准示弱语。”（《翁文恭公日记》，甲午年六月十四日、十五日，三十三册第58页。）至于有人进而鼓吹主战等于爱国、主和就是卖国投降，便于分析复杂的历史事件无补。有的史家对此早就提出了质疑。（章鸣九：《试论洋务思想家对和战之争的态度》，《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李鸿章与光绪皇帝这一次的歧见也不是什么爱国与投降之争，而只是策略或方法之争。
形成这些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是长期存在的理势之争的继续。
鸦片战争以来，对如何处理同列强关系的问题，一直有从理出发还是从势即实际情况出发的不同主张。曾国藩就曾披露自己在两种主张间挣扎的心灵痛苦。在甲午之战中，光绪帝及其追随者着重固有的理，一再强调原有的属国地位不能改变，朝鲜内政不容干涉。这自然说得有理，如果前者还带有中世纪印记的话，后者则是理直气壮的现代国际关系原则。然而蛮横无理的日本侵略者却利用清廷灵活性不足的弱点，在有的问题上获得人们的同情。比如，日本侵略军赖在朝鲜的主要借口是必须督促朝鲜改革其腐败的内政，并为此提出了一个按照资本主义原则全面“自主”改革朝鲜政治、经济、财政、司法、军事和教育等等的方案。从清政府到朝鲜国王都义正辞严，坚持内政不容干涉，改革等问题要待日本撤军后再说。光绪帝说：“不撤不讲。”（《翁文恭公日记》甲午六月十五日，三十三册第58页。）朝鲜国王则对日本人曰：“俟议撤兵后再议。”（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28页。）可是，据驻在朝鲜的袁世凯报告：“日大队陆续来汉，日间以自主革政告说，韩人颇炫惑，盼革政者尤多。……我以空口动韩，恐无济，势已未易挽回。日称扶韩自主，不但韩王及群小乐闻，即各国亦多默许。”（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同上第721页。）这就使有理的中国显得有些被动。其实，既坚持内政不容干涉的原则，又吸收对方意见的合理部分，主动改革内部的弊政以打破借口，不是更加妥善吗？至于一些大讲“驭夷”之理、提出讨伐日本本土等奏摺，多半是书生之见，限于时间，就不必多费口舌了。
李鸿章则考虑“势”或实际情况较多。“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北洋海军无论数量质量，都比日本逊一筹。沿海陆军“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计二万人”，此外“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二十营，以每营五百人计，两项合共约三万人，而“现在倭兵备调者实有五万”。（《李鸿章复陈海陆兵数摺》，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二)第583、584页。）作为一方统帅，在考虑战和之机的时候李鸿章自然不能不踌躇再三。
二是各受不同的传统观念羁绊较多。
慈禧和光绪皇帝主要的着眼点是维持上国“体制”。同在越南一样，他们争的是不要有损“体面”，其他都不必深究。他们坚持的原则是：“韩为中属，本准自主；若但认自主，未认非属，尚不相妨。”（《发北洋大臣电》，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同上第581页。）不惜出动大兵，主要目的是保住“属国”二字。为此，先是拒绝各国插手：“袁欲各国调处，似于中属体制有损……未便照办。”（《发北洋大臣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七日，同上第560页。）后来，他们虽也希望借助他国力量迫使日军撤离朝鲜，但总是心存戒备，五月下旬他们就提醒李鸿章：“俄使喀希呢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沈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同上第569页。）稍后，英国参与调解，他们又警告李鸿章：“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傥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致异日别生枝节。”（《军机处寄李鸿章谕旨》，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同上第581页。）至于“大张挞伐”的力量来自哪里他们考虑不多，顺应历史潮流干脆让“属邦”独立自主对他们说来更是闻所未闻的奇闻。
李鸿章对内外形势了解较多，他考虑的是什么呢？早在1880年李鸿章就曾沉痛地指出：“中国诚能练兵防海，日图自强，不独朝鲜弱小未敢藐视，即欧西大国亦未尝不敬而畏之。若不图自强之策，终恐不能自立，亦何在乎属邦之从违！”（李鸿章：《论维持朝》，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一第43页。）14年后，自强仍是遥远的幻境，如何处理属邦成了严峻的抉择。他也冀图维护固有体制，因而冒失地派兵入朝，但当察觉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以后，他就比较清醒地考虑从那里脱身之计了。因为考虑到自身力量的不足，在对待蛮横的日本侵略者上，他把立足点放在以夷制夷的策略上，先是对俄国充满幻想，一再表示“现俄国出为调处，或渐就范”（李鸿章：《复刘公岛丁军门》，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27页）、“俄廷叠谕该使调处，必有收场”（李鸿章：《寄汉城袁道》，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同上第739页），后来又建议英国政府“速令水师提督带十余铁快舰径赴横滨……勒令撤兵”。在他看来，“如英肯出力，以后添一会议，更可牵制俄，似为胜算”。（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同上第740页。）在为衰老的清帝国显赫一时的大员的幻想破灭苦笑之余，我们也可以看到李鸿章同慈禧、光绪皇帝的差别所在。
挪用海军经费中的微妙心态和背景
友：北洋海军被击败的重要原因是海防经费挪作修颐和园之用。兹禧是误国魁首，众所周知，不值得多费唇舌，可是李鸿章不但没有反对而且支持了这一误国罪行，所以甲午之败还是要怪李鸿章自己。
袁：一般认为修颐和园花了2000多万两，而三海(中海、南海、北海)工程又费了五六百万。另一说是：“据不完全统计，迄于甲午战争为止，清政府用于颐和园工程的经费为库平银一千一百多万两，其中挪用的海防经费约为库平银八百六十万两。”而“到1895年5月的十年间，三海工程共挪用了海军经费四百三十六万五千余两……挪用的海军经费总数达到了一千三百万两。”(戚其章：《颐和园工程与北洋海军》，《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中法战争的硝烟未散便向外国银行借款修这些皇家园林了，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大约相当于当时一年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可是财政收入中真正能机动使用的钱是很少的，所以只能东挪西借，不但耽误了海军建设，造成严重后果，而且经济建设所急需的铁路、电报(那时还是有线的，要架设连接各地的电线)等基础设施也无一不被耽误。这是清政府在19世纪犯下的祸国殃民的历史性大罪之一。
问题是李鸿章的责任有多大？
从现有资料看，李鸿章一贯反对动用大量国帑修建宫廷园苑。他是靠自己的文武才能和军功上升至顶层的，掌握军政大权后又成为办洋务的重心，渴望富国强兵，这些情况决定了他通常不必阿谀奉承以求荣固宠，而对宫廷的靡费颇有微词。1871年他向曾国藩透露：“宫廷近增靡费，农部(即管财政收支的户部)日告支绌，虽以畿辅大灾，向例须发内帑百余万者，兹皆无敢议及，且欲添各关赢余，以供少府(指管宫内开支的内务府)之需。……援例征求，尊处必应接不暇。”1874年，恭亲王等力谏重修圆明园，同治皇帝一气之下革去其一切差使并褫夺爵位，慈禧出面干涉才予“赏还”。李鸿章毫不掩饰自己对恭亲王的同情和支持，他写信给有关官员：“停止园工，从谏转圜，洵薄海臣民所共庆幸……穷至如此，直无一事可办，土木再不停工，大乱必生！”（李鸿章：《复宋雪帆司农》，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二日，同上卷十四第24-25页。）“贤王力争，几蒙不白之冤，幸园工籍以停止，大局稍可挽回。”（李鸿章：《复张振轩中丞》，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七日，同上第26页。）这些逆耳忠言绝不会出自不关心国家兴亡的“循吏”之口。此外，对过于奢靡的祭祀、修陵等大量虚耗资财的行径他都颇为不满。
那么80至90年代之交他的态度是不是有所转变呢？准确的答案是有变也有所不变。请先看一段他在1886年给奕訢的信，这是颇堪玩味的妙文：
“昆明湖习水操，创学堂以渐开风气，经费渐由练饷设法挹注；恭读奏稿，仰见牖民觉世，培植根本将才，一片婆心，钦仰奚似。俟续奉牍示，随时督饬局员，妥细筹商，尽力协助。海军饷需日增，重费荩画，同深焦悚。英、德四舰明夏即须来华，沿途雇送盘费及到防后薪粮一切，实愧绵力，无可供支，务乞豫筹之。”（李鸿章：《论朝鲜局势》，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二日，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15页。）
奕譞是光绪皇帝生父，又是成立不到一年的海军事务衙门的总理大臣，奕訢和李鸿章则是“会同办理”的副手。为满足慈禧穷奢极欲的愿望，奕譞出了一个歪点子，以办海军学堂为名大修颐和园。精明如李鸿章当然一眼就能看穿在“昆明湖习水操、创学堂”究竟要弄什么鬼名堂。面对顶头上司的这个可耻的行径，李鸿章有两个可能的选择：
一是硬顶，宁可丢掉乌纱帽也不答应。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光彩照人的名臣。但李鸿章不是道德楷模，他自己曾直言不讳：“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吴永：《庚子西狩业谈》第112页，岳麓书社1985年。）既然六根未净，未能超尘脱俗，便不可能同慈禧、奕譞决裂。恭亲王在两年前被慈禧抓住辫子撤掉就是前车之鉴。
二是软磨，并作些退让。这是李鸿章选择的对策。首先是以官话对官话。奕譞满嘴京腔：既然由我“总理海军事务”，你李鸿章就赶快拿钱来，在颐和园办学堂培养海军人才，这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李鸿章也正儿八经：您伟大高尚，为国为民，煞费苦心，“钦仰奚似”，一定“尽力协助”。接着就将难题还给对方：王爷，我正要找您要钱，“海军饷需日增”，四艘军舰即将由欧洲驶回，本国人经验不足，要请外国员弁，还要交保险费、买燃料，到达后日常经费也不少，我焦思苦虑，已无法可想，王爷您可一定及早筹集呀！这是一幅专制制度下的官僚斗法图，能做到让奕譞碰个软钉子，最少可以证明李鸿章的良知未泯，仍是想方设法维护国家利益。这不是孤证，还有好些类似材料，为节省时间，怒不一一征引。
友：反抗即使有，也非常微弱，事实是大量经费被挪用了。
袁：这话有点道理，但还要具体分析。我读书不多，就我看过的资料来说，为修颐和园而实际用了多少钱，其中挪用海军经费占多少，是一笔没有算清的糊涂账。一般估计是二千多万两。
其中要弄清两个情况：
一是大部分不是挪用已拨给北洋海军的经费。北洋海军一年有多少军费呢？以光绪十七年(1891)为例，共收入203万两，而支出为185万两。（李鸿章：《海军经费报销摺》，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七日，《镇远等八船报销摺》，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七日，全集《奏稿》卷七十八第24-28页。）光绪十四年(1888)年后未添一船，也就没有大宗特别拨款。从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海军衙门成立至甲午战起不到九年的时间，后五年停止购船，在李鸿章支配的北洋海军经费中挪用数以千万计的经费是不可能的。光绪二十年，奕譞要李鸿章借购船款三十万两供三海工程之需，李氏在遵命的同时毫不客气地要奕譞赶快归还：“英德两厂所定四船……三分之二船价须分批付给……就前存船款计之，不敷之数约在八十万两以外……拟另请尊处筹铸添拨。倘此次借提三十万，粤海关一时未能清解，诚恐失信外洋，贻误匪浅。”（李鸿章：《内提要款请指拨解还》，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全集《海军函稿》卷一第20-21页。）大批调拨其他款项更不可能。海军经费主要是从海军衙门中跑掉的，主其事者是奕譞、奕劻，不能将这些昏愦的满族贵族所干的罪恶勾当强加在李鸿章名下。
二是如何看待为颐和园万寿山工程集款。许多论著抨击李鸿章的根据之一是他出面劝说各督抚为这个工程集款。这是光绪十五年(1889)间的事，两广、湖广、两江、江西、四川、直隶等督抚筹得二百六十万两储存生息，本金用于海防，利息则供颐和园之用。在急需加强海防的时候不能动用这笔钱购舰设防当然是个错误。在上一年，李鸿章还给奕譞写信慷慨陈词：“即就北洋一枝而论，英员琅威理老于此事，每谓船不足用；各将领曾出洋肄业游历，见闻较广，亦皆以添置战舰为请……然如该将领所请添舰之数，约计购价三百万余两，其常年饷需、后路经费，尚须逐渐增加。”（李鸿章：《议拟海军章程奏底》，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同上卷三第7-8页。）操纵朝廷军政大权的奕譞和户部尚书翁同騄等人不但拒绝这些要求，反而作出停止购船的决定。
募得巨款用于海防不是正合适吗？用于宫廷靡费和经手官僚从中贪赃枉法(据说按当时常规，真正用于工程的少则仅一成，多也不过三成)无论怎么说都是无可饶恕的罪行。但有两个情况却是不能不考虑的：其一，李鸿章乃奉命行事，奕譞亲自函示后还一再命人追问。其二，这是以筹备庆祝慈禧六十大寿(1894年)的名义兴建的。大凡专制政体总是不惜耗费巨资举行诸如此类的庆典，以显示统治者的威严和粉饰升平。就在这一年正月光绪皇帝“大婚”，而在一年以前慈禧已下了一道“懿旨”：“办理大婚之款，四百万两尚不敷用，著户部再行筹拨一百万两。”（《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2409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既然儿皇帝讨个老婆要花上五百万两，劳苦功高的“圣母”皇太后过生日花上一千几百万两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与这些盛大庆典相比，李鸿章要求筹集三百万两银子去买军舰就是不屑一顾的小事了。
弄清上述情况以后，历史应该公正地裁定：李鸿章理应受到谴责，但更应受到鞭苔的是慈禧、奕譞、奕劻、翁同騄等人，以及这些愚昧昏庸之辈赖以产生和逞威的中世纪专制制度。
为万寿山工程集款的督抚中包括鼎鼎大名的清流健将张之洞，这又一次说明不能简单地从个人品质的缺陷上去寻找此类事件的根源，决定性的原因是当时的制度。
全面腐败怪谁人
友：还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这一仗败在中国军队的腐败，陆军、海军全都如此，而李鸿章本身就不干净。连他的女婿张佩纶也说他“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张佩纶：《致李兰孙师相》，《涧于集》书牍六。）
袁：这确实是个大问题。但先要澄清一点小小的误解：老弟对张佩纶这段话的理解不符合原意。许多论著都像你这样援引这句话以证明李氏“贪诈”，影响所及军队全都腐败，所以一触即溃。在他身边生活多年的女婿这样说，还假得了吗？其实包括老弟在内均把这句话掐去了一半，意思就完全变了。原文是：“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仁厚与贪诈是互不相容的反义词，他说的贪诈不是李氏本人，而是那些小人。同一信中还说到：“合肥托大酿成此祸……而祸端萌自袁世凯，炽于盛宣怀，结于李经方。仪老稍有明机，为此三人蛊惑，更成糊涂。”信中还一一指斥这三人：“小李卖父误国”，盛则“终为财色冥殛”，而袁世凯更是“大言不惭，全无实际；而究其所为，骄奢淫佚，阴贼险狠，无一不备……既已误合肥矣，更恐误国”。（张佩纶：《致李兰孙师相》，《涧于集》书牍头。）对这些小人刻划得淋漓尽致。而李氏则仅是“托大”，为这些小人所“误”和“蛊惑”，全无指责其贪诈之意。澄清这个误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讨论这个问题。
海陆军的腐败确实是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记录这类情况的史料很多，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略窥一斑：
首先是上上下下贪污成风。据在镇远舰参加黄海海战的美籍军官麦吉芬说：“华舰亦有诸病，炮虽精于陆军，各弹中亦实储火药，不若陆军诸弹，或实以沙泥；然配储不甚多，且药线铁管，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皆必败之道也。”（《美麦吉芬游戎语录》，《中东战纪本末》卷七第42-43页，广学会刊。）这是目击者的证词，可靠程度很高，证明无论海陆军都有一部分弹药是不合格的。英国《泰晤士报》当时便揭露：“旅顺、威海既造炮台，其安置于台上之炮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经售炮械之人固俨然显官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为利，假如一炮也，报销千金，经手者侵蚀二三百金，售主则以但值五六百金之炮应命，皆不问其为可用否也。”（林乐知、蔡尔康：《朝警记》九，同上卷四第38页。）另一司空见惯的贪污手法则是各级军官克扣军饷和吃空额。当时就有人指出：“吾闻军营积弊，凡统领以次各武员向粮台关饷时，有明系十成，而仅发八九成甚至六七成者，及取阅其领状，则居然十足也。”（蔡尔康：《撤兵议》，同上卷七第5页。）
其次是内部四分五裂，且军无斗志。战争初期李鸿章已有“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李鸿章：《据实陈奏军情摺》，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八第62页）之叹，不能说这是毫无根据的辩解。战争的准备阶段，清政府决定派大量援兵入朝的时候，没有相应地实行全国总动员的体制，南洋和闽、粤的军舰在战争中无法统一调动，“各省大吏惟知自顾封疆，甚至南洋各铁甲船不曰万难抽调，即曰船械小损；其名为管带之武职，不特逍遥河上，步武清人，更有斗酒征歌，以欢场为战垒者。”（林乐知：《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论》，《中东战纪本末》卷六第17页。）“甚至北舰于刘公岛，广丙舰管带某以粤洋舰队无豫北洋为藉口，殷殷向日将乞怜！万国译传，引为笑柄。……且日本运兵船曾屡过吴淞口外矣，海军衙门诚操战舰之权，亦尚可檄饬南洋，截而取之，”但因事权不一，“遂令海阔天空，横行无忌”！（林乐知、蔡尔康：《操纵离合论》，同上第24页。）陆军中类似情况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平壤之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强有力的统一指挥，而在旅顺，“西人目击守旅之文武各官号令不一，散而无纪。”（林乐知、蔡尔康：《朝警记》九，同上卷四第39页。）
在战斗中出现过邓世昌、林永升等英勇善战、誓死如归的海军英雄，陆军中的左宝贵、聂士成等也足为青史增辉。可是，从总体上看，清军却已腐朽不堪，留下不少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可耻记录。以旅顺陷落为例：“是役也，我军万余人，倭止三千余人，弃险不守，战又不力，不能袭倭后路，而反为倭袭入。举数十载所经营千万金之厂坞器具拱手让人。”“各口伏水旱雷六百余具，迄倭至未当发一雷。”守卫这一重地的主要负责人龚照屿敌军未至已先潜逃，“龚所部营兵自劫厂库料物，市肆惊惶，居民迁徙一空。”龚氏被李鸿章严令返回后，两军刚开始接触，他又“潜自船厂后门出，便帽絮袍，乘小舟遁”。为保卫旅顺后路，拱卫军总兵徐邦道主动率部赴金州御敌：“徐军苦战三日，乞赵怀业(淮军怀字营统领)援应，赵阳许之，而不出一兵。金州副都统连顺至赵营长跪乞师，赵以守炮台为辞，坚拒不出。”（《幕友记述旅顺失守情形文》，《中日甲午战争档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一)第624、625页，中华书局1989年北京。）而日军刚向大连湾进发，赵怀业便不战而逃了。类似的情况真是俯拾皆是。
再次，清军的腐败还表现在没有懂得现代战争的将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勇敢有余，却是行伍出身的陆军将领，根本无法指挥海战。要是说海军各舰管带大部分是福州、天津海军学堂出身，通常都曾赴英、德、美等国学习的话，陆军将领大都是行伍出身，不知现代战争为何物。李鸿章是统帅，他有丰富的内战经验，但对现代陆、海战也不甚了了，与完全按西方模式组织和训练的日军对垒就难于应付了。他统兵三十多年，可是身边既没有现代意义的参谋人员，更没有现代军队不可缺少的司令部。请听听英国驻东方舰队司令的话吧：“余驻防东海，荏苒数年，中国将才亦当耳熟而心仪之，然境无论水陆，官无论提镇，欲求一深参通我辈之新学者，竟尔杳不可得。”（《英斐利曼特而水师提督语录》，《中东战纪本末》卷七第45页。）我想，这句话是难于驳倒的。
不少史家喜欢从李鸿章个人的品质上去寻求这些腐败现象的根源，这样的思路有失之肤浅的可能。例如，以用人唯私去解释淮系将领丁汝昌出任北洋海军提督，乍一听来很有道理，但细加推敲却又可以有其他诠释，似仍未便视为不可移易的定论。是不是不任用淮军原有将领李鸿章就控制不了北洋海军将领呢？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以李鸿章当时的权势，旧属固然甘愿为其驱使，而青年才俊或别系干才得其奖掖而忠诚追随亦是平常事。李鸿章用人的特点是喜精明干练有才能的人，且不管是否淮籍人士，不管是否有其他派系的背景，均能充分发挥其才干，立功奖拔，有过代承，有很强的向心力。（参阅王尔敏：《淮军志》180-181、326-327、331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台北。）即使不用原有部将，选用新人统率，不听其指挥的可能性也几乎是不存在的，须知北洋海军从筹建之日起“即著李鸿章专司其事”（《光绪朝东华录》总2009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在专制制度下，愿吃海军饭的巴结唯恐不及，岂敢心怀二志？
那么，在选用海军将领时李鸿章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一是舰船的管带(舰长)必须是学堂出身懂得技术的人：“舣船机器过精，非由学堂出身之武弁，不能管带。”（李鸿章：《复周福陔中丞》，光绪六年四月初三日，《李文忠公全集·明僚函稿》卷十九第21页。）大型舰船更是如此。后来他多次重申：“此项人才必须由学堂出身，少有历练，方敢畀以带船出洋重任。”（李鸿章：《复曾□刚袭侯》，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同上卷二十第64页。）二是管带以上(不包括管带)的将领须是曾经战阵有实战经验者。他认为学堂出身的员弁“嫌其未经战阵”（李鸿章：《复周福陔中丞》，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同上卷十九第8页），因此应派有战斗经验的将领统率，“庶缓急稍有可恃”。（李鸿章：《复周福陔中丞》，光绪六年四月初三日，同上卷十九第21页。）至于北洋海军提督(舰队司令)更应是有丰富战斗经验之人。早在1881年他便提出：“北洋水师提督，终当议设宿将，竟无谙习此道之人。”（李鸿章：《复张幼樵侍讲》，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同上第40页。）丁汝昌正是以“宿将”资格入选的。不管你是否同意这两点指导思想，但已足以证明不能把这项任命看作是毫无原则纯粹出于私利的拉帮结派行为。现在看来，他第一方面的考虑自然无可非议，而就第二点来说他希望司令人选既须“谙习此道”——懂得海军，又有战斗经验，自然也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才，于是他舍弃前者而取后者。他不了解战火固然可以磨炼出将军，学堂加经常的演练也可以培养出杰出的统帅，特别对像海军那样有复杂技术装备的兵种说来更是如此。要是说在北洋海军筹建之初让丁汝昌一类“宿将”挂帅统率那些缺少历练的学生官还有点道理的话，至1888年正式成立北洋海军的时候，刘步蟾等海军将领已经成长起来成了这支舰队各项工作的实际策划者之际，李鸿章仍坚持让外行去领导内行，这就犯下了贻误军机的历史性错误。究其原因在于对科学技术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而实质是对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缺乏充分的信任。
友：这是个新鲜的思路，我听来也觉得有点道理。
袁：超越仅满足于谴责或歌颂某个历史人物的阶段，有益于史学的发展。这不是我的发明创造，前人早已有重大的开拓，我不过是力步前尘，还不一定学得好。
让我们回到问题的中心。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是腐败，腐败的根源又在哪里？我想，以下几个要点是不能忽略的：
第一，孤立推进军备现代化的恶果。
淮军在晚清军事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其特点之一是勇于学习西方，率先使用洋枪。它建立于同治元年(1862)，同年春进驻上海，不到两年便以洋枪和炸炮为主要武器。李鸿章向曾国藩报告：“敝军枪炮最多而精，郭杨刘王四军万五千人，洋枪万余枝。刘镇铭传所部七千余人，洋枪四千支。是以所向披靡。”（李鸿章：《上曾相》，同治三年五月三十日，同上卷五第19页。）稍后又向朝廷报告：“臣军久在江南剿贼，习见洋人火器之精，于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现计出省及留防陆军五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又有开花炮队四营……洋炮重者千余斤，轻亦数百斤，其炮具之坚精，药弹之繁冗，臣讲求数年稍窥机要，他人多未及见，更未与知。”（李鸿章：《覆陈奉旨督军河烙摺》，同治四年十月初八日，全集《奏稿》卷九第56页。）淮军成军最晚，而使用西式武备之普遍远非湘军及其他各军所可比拟，这确实同李鸿章目光锐利、较少保守思想而又勇于学习有密切关系。70-80年代间，在创建北洋海军的同时，他又采取请外国教练、派人出洋留学、在天津设立海军学堂和陆军武备学堂等形式培养各级军官和训练海陆军，所有这些都对晚清军队的进步起过良好的作用，但也没有完成推动清军转化为现代军队的历史任务。
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现代意义的军队建设是个系统工程。武器装备是现代军队中可以用钱买来的东西，但随之而来的是必须实现组织结构和管理系统的现代化。因为火炮、洋枪的引进，陆军基层组织形式自然有所变动，至于海军舰船更只能按西方的模式去配置人员。可是，李鸿章不了解从统帅部开始直至基层整个管理和指挥体系以及管理和指挥方式都必须按现代要求予以改造，结果旧的管理系统像癌细胞一样吞噬着因学习西方而逐渐生长的新机体。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曾察觉北洋海军“则以新法而参旧制也。每舰应发之饷，应备之物，例由各管带官分向支应所领银包办，弊窦遂由此而生。”（《英斐利曼特而水师提督语录》，《中东战纪本末》卷七第46页。）在没有严格的会计、审计制度的情况下，“领银包办”的后果不问可知。至于由于沿用旧体制而给军备建设和作战指挥等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更难以数计。李鸿章管的事可不少，但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没有专门的军事参谋机构协助他领导和指挥海陆军，一个七旬老翁，顶多加上一些幕府人员，便凭老经验指挥一切，能够不出差错吗？当时，从中央到全国各地八大总督和各军事单位情况都没有什么差别。这与其说是他们出于私利，毋宁说是由于他们缺乏有关的知识。
孤立推进军备建设带来的又一恶果是大部分军官的素质很差。海军好一些，但数量很少，很难补充和扩大。陆军则真正合乎现代军队要求的军官即使有也如凤毛麟角，多数将领仍停留在曾国藩同太平天国作战时的水平，甚至还有所下降。湖南巡抚吴大□和湖北巡抚谭继洵都闻警自动请缨带兵北上，但吴是金石学和古文学专家，打起仗来除了大张吴帅大旗冀图先声夺人以外，实在没有什么高招，结果是一败涂地，既误国又丢了自己的乌纱，谭氏则幸好被制止，免去一场灾祸。这是当时的官僚和士人阶层仍在中国传统典籍中讨生活、不懂科学技术和世界文化新进展的必然结果。至于士兵的素质更低得可怜。一个文盲充斥的穷国，士兵多来源于衣食无着的破产贫民，沾染不良习气者比比皆是，加上不少部队是临时招募，训练个把月就开赴战场，如此兵将，同明治维新后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日本军相遇，胜败皆非偶然。至于两国经济状况对战争的影响更不用在此赘述了。
第二，社会转型期的浊流。
有的史家把当时军队的腐败归罪于李鸿章的贪墨。李氏是不是贪官？如是的话，贪婪的程度如何？这都是有待考证的问题。在这方面指摘李氏的论著都是猜测性的论述居多，确凿事实罕见。有的史家如有雅兴，也许终有一天能弄个水落石出。
不过，在我看来，更值得用力之处是对形成这些腐败现象的社会环境的考察。晚清军队的腐败是社会腐败的缩影。
晚清各级军政官员贪污受贿成风，首先是这个中世纪专制政权痼疾的恶性大发作。这一类政权是它统治下的臣民生死荣辱的决定者，因此代表这一权力的各级官员必然成为避祸求福的臣民的奉承对象，贪污受贿也就成了与这类政权相始终的痼疾。如果它处于上升时期，最高统治阶层意识到危险所在，严加监督，可以减轻这个祸害。否则，就愈演愈烈而导致民变蜂起，政权更迭。李鸿章生逢王朝末世，官场和军队的腐败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李鸿章从曾国藩幕中率兵援沪、出任地方军政大吏之日起就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他惊呼：“吴中吏治敝坏已极，奸贪巧猾之徒布满南北两岸，何能另起炉灶？自以节取而惩诫之为是。”（李鸿章：《复李黼堂方伯》，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一第9页。）可是这个治标办法收效甚微，20年后他不能不哀叹：“试思德行政事固难其人，申韩法术亦岂能复行于今日者？循行故事之冗员，营私□法之武弁，愍不畏死之奸民，盖遍天下皆是矣。”（李鸿章：《复李若农读学》，光绪七年七月十二日，同上卷二十第14页。）如斯环境，李鸿章何来回天之力？
晚清的腐败与历代末世王朝不同之处，在于内外交汇的资本主义逐利之风加速着官僚们的腐化过程，各种“洋务”成了新的牟利途径。这是各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普遍现象。上面谈到的采购军火中的各种胡作非为，是末代统治者的腐朽与早期资本家创业的疯狂交织而成的罪恶。
友：在同一污浊的社会里，也有清官和贪官之分。
袁：这自然是对的。但就我们所讨论的历史现象——导致战争失败的腐败现象的成因而言，这样的区分没有太大的意义。我这样说，蕴含着一个有趣的问题：道德在社会转型期的作用。
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道德的力量，但在社会激烈变动的时期，道德动机只对少数人的行动有决定性的作用。如革命党人的舍生取义，旧秩序殉葬者的顽冥，都屡见不鲜。但对多数人而言，利益是行动的主要动机。
按照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规范，曾国藩堪称楷模，他治军，不扰民、不贪财的话没少讲，比如“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所以要“尚廉俭以服众”（曾国藩：《劝诫浅语十六条》，《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6、438页）等等，都是他手拟要下属遵照执行的。结果怎么样呢？他的老朋友王闿运写道：“湘军于饷艰难，其后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赀殆百数。”“湘军初起时，水师大将从南海新来，当设宴，议用钱二万，犹咨嗟以为巨费。……至于捻时，京朝官至湘、淮军中，各以私情馈遗，动醵万金。”（王闿运：《湘军志》第166页，岳麓书社1983年长沙。）通常银一两换钱一千以上，钱二万顶多值二十两，在初期这被视为公家的大笔开支，至后期京官到湘、淮军走一走常常可收到各人所赠银子总计达上万两，这不能不说是惊人的变化。湘军中富翁成批涌现，道德的堤坝被孔方兄摧垮了！
李鸿章是贪官还是清官，目前材料不足，可以存而不论。但有一点则肯定无疑：他对道德的讲求远逊其师曾国藩。曾氏有一段评论：“李少荃等才则甚好，然实处多而虚处少，讲求只在形迹上。”（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三)第1885页。）《清史稿》则说他“好以利禄驱众。”（《李鸿章传》，《清史稿》卷四百十一，三十九册第12022页，中华书局1977北京。）所谓虚处少指的就是讲求道德修养不够。但李鸿章及淮军除了学习西方比曾氏及湘军略胜一筹外，在知人善任、用人之长方面亦有湘军所不及之处，一些在他处不甚得志的将领到了李鸿章麾下却屡立战功。（参阅王尔敏：《淮军志》第四章第二节。）而就腐败方面而言也是伯仲之间。由此可见，把某一个人品德不良看成是当时社会和军队腐败的决定因素，实无足够根据。
从政敌的平议看三次缔约
友：甲午之战失败后，李鸿章最引起人们非议的是三大条约的签订，即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1896年的《中俄同盟密约》和1901年的《辛丑和约》。丧权辱国，莫此为甚！
袁；的确是这样。不但老弟至今愤愤不平，史家们也谴责惟恐不力。这是中国人极其可贵的爱国情怀的表露，任何国家的人民如果失去爱国主义精神，那个国家必然危如累卵。不过，现代的爱国主义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福国利民。近代中国有两种爱国传统，一种是愚昧、封闭和排外式的爱国情绪，另一种是理性的现代爱国主义。不知道你有没有自觉地区分这两种传统？不加分析地谴责李鸿章所订立的各种条约，似乎也有理性不足之嫌。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李鸿章的政敌，他们在1895年成立强学会，坚决拒绝李鸿章参加，不屑与之为伍。他们的政纲以批判洋务派的错误为基础。他们怎样看李鸿章，特别是上述有关的和约？1901年，李鸿章还来不及在辛丑和约上签名便在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启超立即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期间的大事和李鸿章的一生，其中有两段耐人寻味的话真值得一读：
“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
“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1901年11月，《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3-4、81页，中华书局1936年。）
任公不愧为史学大师，这些话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以《辛丑和约》来说，实际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一纸投降议定书。这怪谁呢？李鸿章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清算的是慈禧及其他操纵和支持义和团的愚蠢官员们的误国大罪。
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是应该反抗的，但国际法传入六十年后，不管有什么理由，用义和团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外国人和外来事物是完全错误的。对下层民众说来这是愚昧的爱国情绪恶性大发作，只要清政府善于引导和制止，本来可以避免发展成为一场弥天大祸。可是，慈禧及那些王公大臣们却要煽动与依赖这些无知之民同列强“一决雌雄”、“张国之威”！（《宣战诏书》，光绪二十六五月二十五日，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第6、7页，三联书店1980年北京。）
李鸿章与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从祸乱初起之日起便坚决反对。五月廿八日前李鸿章已“五次电奏，尚未奉复”。（李鸿章：《复鄂督张》，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952页。）李鸿章当时是两广总督，祸乱的兴起与蔓延都在华北，有什么理由要苛责李氏呢？顺便说说，有些论著还认为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合作搞的东南互保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也是令人大惑不解的。难道东南也应按照慈禧的“上谕”支持义和团的发展，像华北那样拆铁路、毁电线、杀洋人、烧教堂、诛教徒，让早已虎视眈眈的侵略者有机可乘才叫爱国吗？既然国家不是慈禧一人的国家，为什么不能为减轻人民的苦难、挽救国家的危难而“乱命不理”呢？须知李鸿章斩钉截铁表示：“廿五矫诏(指宣战诏书)，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李鸿章：《寄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同上第955页。）这在专制制度下弄不好是要杀头的。但如跟着慈禧宣战，后果真不堪设想。当时盛宣怀说过一段话：“北事不久必大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似非从权不可。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局即难。”（《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到，同上第949页。）这话除了有吹捧三大帅的意思以外，也确有几分道理。
总之，李鸿章主持《辛丑和约》的谈判是代人受过，其所受的心灵折磨实在不小，不要忘记他是在“刚毅误国”的痛苦呼喊中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不好骂慈禧，就只能骂刚毅了，真是“伤心祸首兼戎首，万骨难枯恨未平”！（黄遵宪：《群公》，《人境访诗草笺注》(下)第10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友：《中俄密约》却是李鸿章主动卖国！
袁：报纸一透露《中俄密约》真假参半的内容，以李鸿章为知己的黄遵宪就很不以为然，赋诗讥弹：“岂欲亲豺虎，联交约近攻。……一着棋全败，连环结不穷。”（黄遵宪：《书愤》，同上(中)第769页。）李鸿章一死，他又在挽诗中写道：“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黄遵宪：《李肃毅侯挽诗四首》，同上(下)第1058页。）
缔结这个密约无疑是李鸿章晚年办的一件误国蠢事，引狼入室，后患连绵，但要说是卖国也嫌根据不足。
这个条约是1896年李氏作为祝贺俄皇加冕的专使赴俄时缔结的。缔约的动机是什么？黄遵宪在挽诗后加了一个自注：“公之使俄罗斯也，遵宪谒于沪上，公见语曰：连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及胶州密约(指中俄密约)成归，又语遵宪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黄遵宪：《李肃毅侯挽诗四首》，《人境庐诗草笺注》(下)第1062页。）这个真实的记录说明，李鸿章仍然沉溺于以夷制夷的老把戏，而事实上这个条约不但没能阻遏强租中国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浪，而且在丧失中东路的权益后，又直接为沙俄强占旅顺口、大连湾开了路。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甲午战争大溃败以后，幻想依靠俄国制约其他侵略者的可不止李鸿章一人。除了上面已经说过的张之洞、谭嗣同等人的主张外，刘坤一也鼓吹：“第倭之强，非俄所愿，倭之扰我东三省，尤为俄所忌……我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以便宜，俄必乐于从我。纵不能保我沿海各省，而东三省与俄毗连之地，倭必不敢生心，则保全之利，较沿海各省奚啻万倍！”（刘坤一：《密陈联俄拒倭大计摺》，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五日，《刘坤一遗集》第二册876页，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总之，这是当时的一股思潮，朝野上下有此幻想的人为数不少，其实质是弱者无力捍卫自己时的幻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恶意叛卖。
友：李鸿章同他们不同，是收了人家三百万卢布的黑钱才办了这么一件坏事的。
袁：这一说来源于当时任俄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的罗曼诺夫，他在1928年出版的《俄国在满洲》一书中说俄财政大臣维特答应“如果建筑铁路一事顺利成功，将付给他李鸿章三百万卢布”。可是，当时同李鸿章谈判的俄方代表维特(1849-1915，时任财政大臣)在他生前留下的回忆录中便明确地说：“我还记得当时欧洲谣传，说李鸿章受了俄国政府的贿赂，我必须说明这个谣言是毫无根据的。”（《维特伯爵回忆录》第73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北京。）我认为这个声明是可靠的。祝贺俄皇加冕和出访欧美各国是李鸿章马关签约后投闲置散生活的结束，标志着他在政治上再度崛起，可是，朝野都有不少人盯着他，一有差错，不少人将置之死地而后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有没有可能为卢布而出卖自己一生名节和前途呢？也就是说，他有没有受贿案的作案动机？按情理推断，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同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全部谈判过程都电告了清廷，如说李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和祖国，慈禧、光绪皇帝和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们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同意这个密约呢？忽视了“以夷制夷”这一古方正药的影响，把历史化为不幸被小人弄权的通俗演义，恐怕只能愈说愈糊涂。此外，三百万卢布不是一个小数目，李鸿章要把这笔巨款放进自己的袋子，在中国也不能不留下若干痕迹，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什么记录或蛛丝马迹。
那么，为什么罗曼诺夫又言之凿凿呢？李鸿章有个电报值得我们注意：“罗拔(指俄外外大臣洛巴诺夫)密议时，只微德(今译维特)在座，微续示中俄公司合同草底，大意中俄集股，不准收别国商股，无论盈亏，岁贴中国廿五万，先交二百万，俟路成五十或八十年，中国可自收回，均照各国商路通列。鸿谓事体重大……须派员在北京妥商。”（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647页。）而俄外交部一个官员恰恰说“李鸿章带着这个签了字的条约和袋子里的两百万卢布返回北京。”（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北京。）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双方说的二百万以及罗曼诺夫说的三百万说的是同一件事，俄国有的官员误解为给李鸿章个人的贿赂了。而中俄两国后来签订的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第十二款也写明：“路成开车之日，由该公司呈缴中国政府库平银五百万两。”（《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1896年9月8日，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674页，三联书店1957年北京。）有的材料说，1898年俄国为强租旅顺、大连，曾送给李鸿章50万两银子。（《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03-212页，三联书店1957年北京。）这又是一个疑案。材料说俄国人与他和张荫桓一起面谈，事成后各得50万两酬谢，翁同騔则从李所得中分润，这些都很不合情理。因为李与翁、张两人都长期不和，互相倾轧唯恐不及，能合伙卖国吗？此外，付款时张已被弹劾而在流放途中，却说要让在“张荫桓手下任事的中国官吏”都知道张氏得了巨款，这不是要他的命吗？从材料看这笔钱是付了的，问题是落在谁的口袋里。须知这些俄国佬也不一定是清廉之辈。
友：如果说后两约还能有所解释的话，马关条约是李鸿章自吃苦果，无可辩解。
袁：正如梁启超所说，谈判和缔约本身不足为罪，问题是“自强新政”或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甲午之败是果，前者才是因。李鸿章所以被迫吞下这杯苦酒，原因很复杂，我们以后再聊。
李鸿章的历史地位
友：老兄发了那么多议论，其实只讲了一个“不”字，为李鸿章解脱了一些罪名，但你还没有说他“是”什么。
袁：要全面评价李鸿章真不容易。在谈我的意见以前，我想请你先听听张之洞的意见——张、李政见常相龃龉。谭嗣同曾一再引用张之洞对李鸿章的评语——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嗣同之父谭继洵是湖北巡抚。这段记载可靠程度很高：“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炮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第15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
梁启超也有类似的看法：“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90页。）
张、梁既是同时代人，又是颇有见识之士，而又非李氏的门生故旧，这些亲身观察所得颇值得后人重视。
在我看来，要为李鸿章定位，以下三点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庸众中的杰士。
晚清统治层从最高统治者至大小官员是个平庸的群体，他们是处于衰败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又在腐朽不堪的专制制度制约下活动。按照19世纪下半叶人类文化已达到的水平去衡量，这批统治者都是知识低下、目光短浅的平庸之辈。但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他们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较杰出的人物，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氏的见识超出同侪，这个论断是公允的。但这不等于说他在一切方面都比所有大小官员高明。这是不可能的。准确点说，他是甲午战争前为数不多的识见超群的清政府大员之一。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年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浩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李鸿章：《复朱久香学使》，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六第37页。）
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国家沉沦的自觉，李鸿章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而经过锐意考查，有些认识也颇为高明。
首先，他是最早认识开放不可逆转的大臣之一。同治元年(1862)他便指出：“华夷混壹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李鸿章：《复沈幼丹中丞》，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同上卷一第9页。）从鸦片战争开始至1900年的60年间，对侵略者与老师一身二任的列强持什么态度一直是朝野上下激烈争辩的问题。顽固守旧派要恪守严夷夏之辨的传统信条，对外来事物持排斥态度，既阻碍了本国的发展，又往往用一些不恰当的措施去激化与西方列强的矛盾，酿成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祸。这些大祸的发生，西方侵略者当然有其罪责，那是须另行讨论的问题，这里我们着重看中国这一方的问题，守旧派给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是不容讳言的事实。李鸿章则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1页。）
例如，一些外国人在中国各地经商、传教、办医院、办学、办报等等，其中有些败类胡作非为，各地与外国人的冲突层出不穷，反入城和驱赶洋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李鸿章反对外国人各种违反法纪的行为，但他也不赞成用简单粗暴的驱逐等办法去对待外国人。他说：“庚申(1860年)以后，夷势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1页。）如果这个警告真正得到重视，不但可以减少大小不等的中外纠纷，也许义和团与八国联军那样的大灾难亦有可能避免。
又如，有清一代共开放了三十四个通商口岸，用现在的眼光看真是少而又少(目前仅广东就有40多个对外开放的口岸)，可当时清政府和外国却为此弄得唇焦舌痹，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李鸿章对此大不以为然：“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二年九月十四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第30页。）历史已经证明，正确的是李鸿章而不是冀图闭关锁国之辈。
其次，李鸿章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当时，不少大臣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与正确的救国途径背道而驰。有的大臣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但视野狭窄。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于70年代趋于成熟。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但在当时已属卓荦不群。例如，他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如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创造各样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品、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4页。）他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页）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为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而根本的出发点是变法图存。他语重心长地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页。）作为洋务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李鸿章意识到自己的活动是商鞅、王安石变法的继续，他把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思想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而整军经武、购买和仿造船、炮、洋枪则成了变法的重要内容。
当时敌国环伺，整军经武是任何执掌国家权柄的人不能不考虑的大事。李鸿章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围绕国防建设提出了三个根本性的大事：
一是培养全新的人才。他是奉命筹议海防的大臣之一，而在复奏中异于他人之处在于三次尖锐地指出人才培养的变革是成败关键。他说：“若不稍变成法，于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晓，将来即有防海万全之策，数十年后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实亡。”“尤以人才为亟要，使天下有志之才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品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这里提出的“人人皆能通晓”或“无不明于洋务”显然不是对原有科举制度补苴罅漏所能达到，因此他猛烈抨击“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可是，鉴于前此局部改变科举的建议均一再受阻，他不敢提出立即全面废除这一腐朽制度的主张，只好委婉而明确地要“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改变“士大夫趋向”，建议“凡有海防省分，均宜设立洋学局”，“多方诱掖”，令“与正途出身无异”。（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4、12、23页。）这是一个冀图推广西学、改变士大夫价值取向的计划。
二是全面发展工商业。他认为除了发展造船制械等军事工业外，纺织品等日用货物“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而矿藏则“择其利厚者次第开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与此同时还应支持“设厂造耕织机器”的建议。（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0、21页。）
三是要求宫廷节省冗费。就在这个奏摺中，他两次提出“伏愿我皇上顾念社稷生民之重，时势艰危之极，……节省冗费”，“停宫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裨军实”。（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2、22页。）
历史已经证明，近代中国发展的迟滞与现代化事业的失败同没有贯彻这些主张有密切的关系。从整个社会看，李鸿章不一定是这些思想的首倡者，同时，下面我们还有机会讨论他的文化、经济思想，会看到其中也包含着一些致命的弱点，但在大臣中能全面地提出这些主张的却不多见。在这次筹议海防的大讨论中，只有郭嵩焘的眼光比他深邃。（参阅本书《从林则徐到郭嵩焘》。）
我无意引述那些著名的反对学习西方的顽固分子的言论以证明李鸿章的高明，尽管那类言论比比皆是。甲午战争中名噪一时的王文韶当时任湖南巡抚，他在讨论中说：“机器渐行，则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故臣谓机器局除制造军用所需外，其余宜一概禁止，不得仿制各项日用器具，是亦无表中所以固本之一端。”（《湖南巡抚王文韶奏》，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一百。）如果说他是内陆省份的巡抚，情有可原的话，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桢不愧是办洋务的名家了，他光绪元年升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在任期间所办德政之一是花钱将外国人修的吴淞铁路买回来后下令拆掉！直到光绪五年(1879)他仍认为：“查铁路以便转输，电线以通文报，均非不适于用。然创举必视民情。台湾则可行，以其为民情所安也；他处则难行，以其为民情所骇也。”（《光绪五年九月二十日两江总督沈荷桢奏摺》，《洋务运动》(一)第1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以这样的认识去管理全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借法自强”在他权力所及之处自然成为一句空话。
又以鼎鼎大名的左宗棠来说，史家们素来誉之为洋务运动的重要领袖。他创办福州船政局及附属学堂，是官办企业和学堂中之佼佼者，确实功不可没。他的认识如何呢？1866年他向朝廷报告英、法等国“恃以傲我者，不过擅轮船之利耳”，广东的抬枪“较之洋人所推来福炮更捷而更远大”，“其信线一种，则运思巧而不适于用……此外奇巧之器甚夥，然皆美观而不适于用，则亦玩艺而已”，因此，那些均不必学。基于这样的认识，外商运来器材要架设线路、开办电报，他竟阔气地“给以价值，收其器具，见(现)尚存福州府库也”！（左宗棠：《覆陈筹议洋务事宜摺》，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三第68-69页，岳麓书社1989年长沙。）与李鸿章把兴办洋务看作救国大计的认识相反，从70至80年代，左宗棠除了自己举办的项目外，对其它的往往持否定态度。1878年他在给陕西巡抚的信中写道：曾纪泽“绝口不谈洋务，或亦心知其不然耶？”（左宗棠：《致谭钟麟》，光绪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左宗棠未刊书牍》148页，岳麓书社1989年。）同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哀其抓不住根本的批评不同，这是以“不谈洋务”为高的错误见解。他对购买军舰也不以为然，1879年他写道：“幼丹(两江总督沈葆桢)之明岂尚不知铁甲固无所用之耶？”（左宗堂：《致徐理卿》，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73页，岳麓书社1989年。）翌年，他又说：“铁甲轮船英人本视为废物……船坞为各国销金之锅，罄其财而船终无用，李(鸿章)与丁(汝昌)独无所闻，亦不可解也。”（左宗堂：《致徐理卿》，光绪六年四月十六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77页，岳麓书社1989年。）我无意在这里全面评论左宗棠。“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就兴办洋务而言，左与李比无疑望尘莫及。
又以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騄来说吧，直到1888年他仍振振有词地说“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致使李鸿章不得不为之宣讲常识：“铁路设于腹地，有事则运兵，无事则贸迁，经费方能措办。若设于荒凉寂寞之区专待运兵之用，造路之费几何？养路之费几何？无论中国外国焉得此不竭之财以供铁路之用耶？”不少官员更等而下之，说修铁路有“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大害，哭笑不得的李鸿章只好说：“耳食之言，每致误事，传播外国，贻笑堪虞！”“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李鸿章：《议驳京僚谏阻铁路各奏》，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集《海军函稿》卷三第18、25、21页。）
正是当政群臣的平庸才显出李鸿章的杰出。
还应指出，为了推动洋务自强运动，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李鸿章也有所考虑。70年代起，由于在要不要学西方及向西方学什么等问题上意见分歧，引起了长时期的关于道器关系的议论，王韬、郭嵩焘等对道器统一论作了深刻的分析，李鸿章也于1876年以道器统一的观点去开导那些食古不化之流。他说：“其风气所趋，不能不然者，道也；而道之所寓者，器也。……设令炎帝、轩辕复生乎今世，其不能不从事于舟车枪炮机器者，自然之势也。今之议者动引古圣，啜糟粕而去精华，务空谈而忘实践，失之弥远。”他认为只有“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李鸿章：《答彭孝廉书》，丙子，《李文忠公遗集》卷五第12-13页。）他没有像王、郭等人那样由道器统一而触及政制、伦理等根本问题，他只使自己的诠释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但他以此论证打开国门学习西方的合理性，仍然是值得称许的。同时，据现有材料看，他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中国当时的礼义教化也不如西方，落后的不仅是枪炮舟车。光绪二年(1876)正月，他同日本公使穆丽交谈。穆丽说：“以鄙见论之，亚细亚洲教化非不美也，然以顶善之教化比之欧罗巴洲，亚细亚不过十分之三，欧罗巴不在七分之下也。”李鸿章的答复是：“此论甚公。”（《日本穆丽钦差直督李中堂面谈大略》，《万国公报》398卷第684页。）他对东方文化落后现状的认识远非闭目塞聪之流可比拟。
进入80年代以后，李鸿章甚至注意到了西方思维方法变革的历史经验，力图从中汲取教益。他说：“阿(里斯多德)氏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根)氏。”（《王佐才课卷批语》，《格致课艺汇编》(己丑)第6页。）褒扬培根，贬抑阿里斯多德，无非是他反对泥古、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成为一代新风的求变心理的折射。与此同时，他也渴望有中西哲学和各项学术融合的新的文化诞生。
种种迹象都表明，李鸿章的思想已经不完全受中体西用论的桎梏。在当朝大臣中，有如是认识者真如凤毛麟角。
第二，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
稍加考查就会知道，中国有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份。人们已经历数过这些官办企业或事业的种种弊端，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可是，我们同样无法否定一个铁的事实：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不是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吗？没有洋务运动，鲁迅又怎么会跑到南京去上学呢？对19世纪以来为捍卫中国的独立和摆脱中世纪的落后状况尽心尽力的人，我们都应如实记下其劳绩和失误，李鸿章也不应例外。
第三，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鸦片战争后在中西文化撞击下逐渐出现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先是集结在曾国藩周围，接着就向李鸿章靠拢。在甲午战争以前，这些对西方了解较多且程度不等地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有识之士大体上都视李鸿章为中心，他们向他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李鸿章所以能显得识见超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他们身上汲取了许多新鲜的知识。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谋求上进，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李鸿章上书，其中固然与李氏是重要权力中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李氏思想比较开明和开放，是各项洋务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因而对他这一类有新知识的青年颇具吸引力。于是，在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李鸿章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为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他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
在任何社会中，知识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才能转换为政策或各项活动，这项转换机制是否健全对社会发展影响很大。在甲午战争前的二十多年中，李鸿章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转换枢纽的重要作用。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个作用完成得不好，但这个情况却有力地证明，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仍然依附于清政府，同戊戌维新前后的情况不同，他们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李鸿章就是在这个大格局下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我说李鸿章是庸众中的杰士，其中包括李氏本人也不脱平庸的意思。这突出地表现在1896年他到俄、德、法、英、美五国及加拿大走一趟以后，认识仍不见有大的提高。他说：“今游于各大国者四阅月，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意一往而深。……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他日身归故国，后半生无涯之大事，将重整其旗鼓，忝颜而将中军；且较诸前半生之仅效微劳者，冀于中国尤有裨益。”（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175页，岳麓书社1986年。）一个年过七旬的老翁经受重大挫折后尤有此雄心壮志，令人感动，可是，他想到的仍然是科学技术和军事，仍不明白离开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些是无法真正学到手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仍然是东方的庸人。
不过，时代在变化，一批新的杰士正在崛起，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不再是晚清变法自强的主流，李鸿章已被历史大潮冲刷到一旁。这个衰朽王朝正在加速沉沦，李鸿章却眼睁睁看着它坍塌而无能为力。
第十一章 千年遗恨，失足何处？
袁：不弄清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对曾国藩、李鸿章的了解仍然是片面的。我们应该花点时间聊聊这个问题。
西方列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友：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同时起步，却结果迥异。是不是西方列强厚彼薄此，压力集中到中国，以至难逃大劫呢？
袁：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西方列强在晚清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对此学术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史家几乎异口同声一再确认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国家独立的最主要障碍，而近年有的则走向另一极端，把西方列强武装侵略视作催促中华民族觉醒的必要条件。
我不同意后面这种观点，原因非常简单：这种侵略行径对双方都是耻辱和发展中的重负。中国因战败而赔款割地固是奇耻大辱，为贩毒而战、焚烧和劫掠文化珍宝、敲诈弱小民族也是号称文明之国无法磨灭的耻辱。同时，对侵略者说来这不仅是道义上的罪行，而且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日本自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一再残酷掠夺中国，导致它畸形发展，令日本和许多国家的人民都饱尝战争苦难，且种下了１９４５年大失败的根源。
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发展的严重障碍更是洞若观火的事实。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威胁下，中国失去了关税自主权，从而丧失了落后国家保护自己经济的重要屏障。例如，１８６５年至１８８６年间，仅中国各港口每年正式进口的鸦片就值２３００万至３７５０万两白银，相当于每年财政收入的１/３至１/２，如果加上走私部分，数额更加惊人。又如，清政府历年的对外赔款，不计利息便达７亿多两，约等于１９１１年全国厂矿全部资产的７倍（纯外资企业除外）。仅此两项就有如两条巨大的吸血管，令中国人民沦为替外国侵略者卖命的苦力。
至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他们的各种特权对中国发展生机的摧残更难以数计。不能混淆来自外部的两种冲击，一是武装入侵带来的社会震荡，其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另一是先进文化输入引起的回响。战争只令人们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而真正帮助中国人比较全面地了解西方、推动中华民族觉醒的正是这种和平的文化交流。比较一下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站在历史潮流前列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的巨大飞跃。要是说前者继魏源之后主要就经济上如何学西方提出建议的话，后者则已就系统改造中国社会使之现代化提出了全面纲领。而就发行数量及影响大小来说，后者也远胜前者。同时，在６０年代初，与冯桂芬有共同认识之士廖若晨星，而经过３０年间中西文化多渠道的交流，至９０年代初要求系统改革中国社会的明达之士已此呼彼应，见识在郑氏之上者也大有人在。那种认为没有外国侵略者的暴力敲打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奋起的观点是肤浅和片面的错误见识。
正如前人已一再指出的，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作用是复杂的。形象地说，他们既是引路的先生，又是拦路打劫的强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中世纪宗法专制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是近代中国前进的两大障碍的论断是正确的。不过，中国发展的快慢归根到底取决于内部状况。除了外敌入侵的战争时期以外，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来自内部，因此，差不多同时被迫打开国门、外部条件也大体相同的中日两国遭遇如此不同，主要原因在两国自身。
错误的发展道路
友：流行的说法是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它企图以不改变原有体制为前提去学习西方，你同意吗？
袁：这个论断过于笼统，如果把它理解为应该首先集中精力推翻清帝国，恐怕有点过于武断。太平天国失败后至戊戌变法期间，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均不具备，不能说这时任何改革都必然失败，而在于改革的内容和方法是否恰当。但“改变原有体制”的内涵如指的是系统改造原有社会运行机制，那自然不无道理。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曾国藩、李鸿章、恭亲王等人不应该发动洋务自强运动，而在于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改革旧体制、实现国家富强的正确道路。
洋务运动所以失败，是由于它犯了三个致命的错误：
第一，以官办和办军火工业为主，经济失去自我发展的活力。
据经济学家们估算，至１８９４年为止，全国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业的资产总值为６７４９万元，其中官方资产为４７５７万元，占７０%，而在官办企业中，属轻工业的只有９０万元，占官办企业总资产的１０.３%。（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１０５７-１０５８、１０６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北京。）这种状态导致国内消费品市场很大一部分被外国商品所占领。例如，１８７１年至１８９３年间，每年输入的棉布便达２８４９万至４４９１万元，成了除鸦片之外的最大宗进口货，而同一时期输入的棉纱也由３７７９１公担上升至７０万公担。（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７４页，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５年，北京。）诸如此类的消费品通常技术较易掌握，投资省而利润高，本是富国裕民的重要基础，当时拱手让给别人，反成了中国又一大漏卮。
更严重的是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把种种官僚病带进经济活动过程，使之丧失了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些企业充塞着腐朽的衙门作风，机构臃肿，冗员甚多，官派的总办、会办等大员大部分是不懂经营管理而又不愿认真学习的庸碌官僚，再加上企业的盈亏盛衰与这些官僚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营私舞弊倒能饱填私囊，其前途也就不卜而知了。特别是那些投资最多的造船制炮的军事企业，从购置设备、原材料至员工薪金均向官府报销，产品也由各地官府备款具领或拨交各军使用而抵扣军费。这些企业虽然拥有比较先进的机器设备，但愚蠢地割断了它与市场的联系，经营管理停留于“前现代”的水平上，无一例外失去了自我发展的活力。这个错误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魏源、郭嵩焘、郑观应等人早就提出官府应该扶植而不是干扰私营经济的发展，富强之基在商人，官有资产也应交给商人去经营。尽管为时稍晚，李鸿章也已察觉“事可归民办者深忌改归官办，西洋理财书言之甚明。即外国公司亦听民自为，官亦未尝过问也。多一分官费，少一分民利；况派办之人苟自利而已，而实心者难其人哉。”（李鸿章：《北洋特课超等第一名眉批》，《格致课艺汇报》己丑年上第４页。）左宗棠在谈到农具制造时也说：“惟须招商办理，乃期便利。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所铸之器不精而费不可得而节，不如其已也。”（《左宗堂全集》札件第４２８页，岳麓书社１９８６年，长沙。）如果这些意见被采纳，晚清的经济可能出现一个新面貌。
日本的情况是很有说服力的佐证。明治维新之初，日本政府也以兴办官营和半官半民工厂为中心推行殖产业兴政策，可是，由于官办企业经济效益很差，很快就出现了财政困难难以负担的困境。１８７５年，也就是郭嵩焘再一次向清廷建议扶植私营企业、把官有轮船交给私商经营而得不到任何回应的同一年，日本政府开始改弦易辙：“政府为了与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对抗，８月开辟了上海航线，同年９月发布了‘第一号及第二号命令书’，开始全面扶植三菱。当时把委托给三菱使用的１３只官船无偿地交给三菱，接着又无偿地将旧邮政轮船公司所拥有的２４只船交给三菱。‘第一号命令书’还答应每年给三菱２５万日元的补助金，另外还用８１万美元收卖了太平洋邮船公司在上海航线上航行的船只和陆上设备，租借给三菱使用。”（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第１５３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至明治十三年（１８８０），更制定《抛售官有工厂概则》，随后以很低的价格陆续“把官营工厂和半官民工厂全部出售给民间，使日本资本主义走上了正式的轨道。”（依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第２２１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不同的经济政策决定了东方两大帝国的不同命运。
第二，不敢废除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
清初以降，有识之士不断抨击和要求改革科举制度。鸦片战争以后，面对以近代军舰和枪炮武装起来的敌手，却仍以弓马考选武将，只会背诵四书五经、写八股时文的迂呆却要担负安邦治国的重任，学用脱节的悖谬已经暴露得十分明显。而随着西学的逐渐输入，原有教育内容和选拔制度的荒谬性更为突出，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的呼声连绵不断。例如，早在鸦片战争前魏源就尖锐地揭露实行科举取士：“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举孔门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摄者，而望之科举兔册之人。”（魏源：《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第３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北京。）鸦片战争刚结束，他便提出：“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者为行伍出身。”（魏源：《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５０卷本卷之二第４３页，道光二十四年古微堂板。）虽是局部性的改革建议，却贯串着学用一致、师夷长技的精神。可是，在当时的体制下，朝廷不可能听到这个中下层官员的声音，更不可能付诸行动。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员们上奏朝廷的正式建议亦被化为乌有。１８７４年，李鸿章提出：“军务肃清以后，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末由进身，而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是以沈葆桢前有请设算学科之奏，丁日昌前有武试改枪炮之奏，皆格于部议不行。而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２３页。）
这是个非常尖锐的批评，其中包含着两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一是这些建议怎样“格于部议”而不行？
道光２３年（１８４３），鸦片战争刚结束，与《海国图志》的刊行几乎同时，两广总督祁□便在回答道光皇帝上一年的询明时指出：文试惟重制艺声律，武试惟取命中挽强……然有事之秋所学非所用，是犹不识药性药方，而责以卫生切脉”，认为“似宜于奉行成法之中，微寓变通考选之制”，文武试分别增加内容，文试在博通史鉴、精熟韬钤、制器通算、洞知阴阳占候、熟谙舆图情形五者中选考其一，武试则分韬略、技艺、火攻、水战四门，任选一门，同时为免“有奇才异能，因不攻举业，无由效用”，还建议“将博通史鉴五门，分立五科”，任由军民人等及大小文武官员参加这些专项考试。（祁□：《请推广文武科试疏》，《海国图志》卷八第１８、１９、２０页。）如被采纳，这不失为改革科举制度的开端，但“议格未行”。（《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十八第１０４９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北京。）事隔９年和１６年后，时任御史和兵部侍郎的王茂荫三次上奏，要求采纳祁□的建议，同时提出：“求才于考试外，莫如广行保举。”不幸，三次均被礼部驳斥否定。王茂荫在痛心地回顾咸丰元年（１８５１）两次受阻时写到：“当时部议之□五门发策也，称士子淹博有素，不必专门名家。试问今日制品通算者为谁？精熟韬钤者为谁？部议之□广保举也，称文武各有乡会试，凡才学出众武艺精通者，皆甄拔无遗。试问年来杀贼攻城诸将，如罗泽南、王鑫、杨载福、李续宾，均非得自科举，甄拔何以有遗？”对反对改革科举谬见的批判可谓有力。他甚至说：“方今海外诸国，日起争雄，自人视之，虽有中外之分，自天视之，殆无彼此之异。”（《王茂荫奏治法治人之本在明德养气摺》，同上第１０５０-１０５１页。）从国际竞争的高度去看待中国的各项问题。可是，执政诸公对这些箴言仍置若罔闻。祁□、王茂荫建议的遭遇说明什么呢？
直至５０年代末，在清帝国当权者看来祖传的科举制度仍无比美妙，改革云云简直多此一举。进入６０和７０年代，他们的口气略有改变，除了部分见识陈腐的守旧分子外，越来越多的当权者认识到必须以西方的科学技术补充中国的不足。因此，他们同意兴办同文馆及船政学堂一类西学堂，也同意广泛保举各种洋务人才，甚至不完全反对以某种形式吸收学西学的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可是，在实际运作中却设置了种种障碍，令这类改革化为乌有或收效甚微。看看沈葆祯１８７２年间的一段话吧：“西法虽千头万绪，要权舆于算学。中法与西法派虽别而源则同。臣尝会同前督臣英桂有请设算学之奏，部臣因无人可以阅卷议驳。然闻京师同文馆教习李善兰通西学者也，前任山西河东道杨宝臣通中学者也，倘废无用之武科以励必需之算学，导之先路，十数年后人才蒸蒸日上，无求于西人矣。”（《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沈葆桢摺》，《洋务运动》（五）第１１７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虽然过于乐观，话却说得不无道理。但同年四月二十日答复这个奏摺的“上谕”却压根没有提及这个重要建议。两年后李鸿章旧话重提，执掌朝纲的恭亲王在得到慈禧认可的结论中是这样回应的：李鸿章、沈葆桢等“请开洋学及请设特科……尚非仓猝所能举行……将来出使各国之人，著有成效，中外臣工皆知其有益于国家，则于设学、设科之举必且众论交孚，不至再有异议矣。”（《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诉等奏摺附单》，同上（一）第１５２页。）一个至关重要的改革就是这样一拖了之。至于废除这个误国误民的制度，更非他们所敢想像。直至１９０５年，在付出了无比巨大的代价后，才把科举送进了坟墓，这本是６０年前就应该和可以办到的事。
第二个问题是如此延误带来什么后果？
科举制度僵而不死是晚清社会发展迟滞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样说绝无夸大之嫌。历史是人创造出来的，时至１９世纪，历史已经把中国社会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型摆到最中心的位置。可是，体现着文化发展水平的社会精英层（当时的士大夫们）却只懂得中国古代典籍，等而下之的甚至连古代典籍也不甚了了，只会几句时文八股，又怎么能完成这个历史重任呢？首先，在知识结构上他们既不懂当时的科学技术，也缺乏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常识。同时，在价值观念上，他们满脑子仍是忠君事上为核心的古代伦理观念。要靠这样的群体去引导中国走出困境，何止南辕北辙！回首话当年，１９世纪的中国青少年实在可怜，他们最可宝贵的年华都消磨在学习落后于时代几百年的知识材料和技巧上去了，而他们的无知又反过来耽误了历史的行程。
友：当时不是办了好些新式学堂吗？
袁：是有一些，如同文馆、广方言馆、船政学堂等等专门学校。但由于科举制度没有废除，随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一是大部分青少年仍把传统的旧式教育和科举视为“正途”，少量讲洋务、学西学之士处于被人们另眼相看的被压抑状态。二是少数学西学的人员往往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去准备科举考试，令本来就掌握无多的西学知识又受负面影响。
以广东同文馆为例：“该生等虽仍在馆肄业，然皆专意汉文，冀图乡试文理平通，以为期满保举府经、县丞、防御地步，志安小就，不思愤强，致将西文荒忽，未能精深”！（《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一日两广总督瑞麟等摺》，《洋务运动》二第１１６页。）刘坤一也说：“西学馆之设，诚为当今急务。……顾念闽省何尝无西学馆……即广东亦早设同文馆……嗣以专用旗人子弟，一味训课时文，虽仍聘一英员教习，略存其名而已。似此毫无实际，纵添设一二馆，徒糜经费，为外人所笑！”（刘坤一：《致黎召民》，光绪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同上第１２８页。）这就是在科举制的夹缝中挣扎的西学堂的可怜相。
在任何社会制度下，晋升社会上层的基本途径必然决定着大多数青少年的人生道路和价值取向。科举存在一天，它就是中国社会精英层人生历程的第一路标。当我们惊叹当时的文化氛围令改革如此步履蹒跚之际，不能忘记科举在其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李鸿章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鄙论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光绪四年正月廿六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八第５页。）在痛斥一些大臣以西学中源、夷夏之辨等谬论反对引进西学、改革科举等建议后，李鸿章无比沉痛地说：“近人条陈变通考试亦多术矣，皆被部驳。吾姑发其端，以待当路之猛省。”“窃以此言若行，可延宗社数百年，不行则后有王者必来取法，无所误亦无所损。危言过虑，非所敢承。”（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元年正月初八，同上卷十五第４、５页。）问题已提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不幸，当局仍执迷不悟。历史已经证明，他的忠告确非危言耸听。
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它的古代文化也深受中国影响，可是，它没有科举这个历史重负。在教育本来就比较普及的基础上，明治五年（１８７２）日本全面推行以法国为范本的新学制，这个学制要求“必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公布学制之布告》，明治五年八月二日太政官布告第２１４号，《明治维新之再探讨》第１８１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北京），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在１９０５年达到９５.６%，与西欧、北美不相上下。（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第２０３-２０４页。）同时，大量聘用外国教师，按西方的标准设置课程和编写课本，除政治和伦理教育外一举实现了现代化。新式教育成了富强的新日本的支柱，与清帝国的龙钟老态成为鲜明的两极。
第三，没有系统地进行国家机关的改造和建设。
任何社会的国家政权都是社会管理机构，它的状况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极大的影响。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也添设了一些机构，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海军衙门等等。可是，当权者没有什么人考虑过必须改造国家机关，更不用说付诸行动了。郭嵩焘曾经向朝廷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无人理睬。于是，一系列末世王朝的痼疾就成为吞食富强自救生机的毒瘤。
首先，贪污受贿成风。这股黑风从宫廷吹起，弥漫全国。前人留下这样的记载：“凡京师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带随员。既勘估后，然后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监督。其木厂由承修大臣指派，领价时，承修大臣得三成，监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随员得半成，两大臣衙门之书吏合得一成，经手又得一成，实到木厂者只二成半。”“内务府经手尤不可信，到工者仅十之一，而奉内监者几至十之六七。”（《同光度支琐闻》，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第５１６、５１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北京。）另一记载则称：“慈禧时宫中贿赂风行，为历史罕见。皇帝每日问安一次，索贿五十金，后妃以次各有差。……近侍词臣，迄行省督抚司道等，有进献或赐膳观剧悉纳之，称宫门费。……宫廷赏赉宝翰及代拟应奉文字，内侍传旨缴进，则文件与贿赂偕往（此经手内监所得）即邀御赏，否则沉没其物，恩眷亦渐疏焉。”（王无生：《述庵秘录.清官大贿赂场》，《清代野史》第三册第３５０-３５１页，巴蜀书社１９８７年成都。）这就是当时官场黑幕的一角，至于其他文武官吏贪墨成性的丑态就没有必要一一征引了，甲午战争中所暴露出来的腐败事实就是当时官场现实的侧影。
其次，冗员甚多。冗员太多是官场腐败的大温床。早在１８７４年，有些有识之士已指出：“前代之冗员在闲散，我朝之冗员兼在候补，一差而数十人待，……不足合上官之意而动其怜……中材之质尽入下流……非其人皆无良也，势驱之也……故凡入官，三四年后，其所得之数未有不浮于所纳之数，而得缺后之十倍、百倍之利更不必论。”（朱采：《海防议》甲戌冬，《洋务运动》（一）第３４０页。）这个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再看一个个案，情况就会更加清晰：１８８１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朝廷要求停派盐务候补人员到两淮。他写道：“两淮监掣、运判两项以及大使、经历、知事、巡检四班，领照到省者共计八百余人，实为从来所未有。综计监掣只两缺，运判只三缺，大使等共只二十九缺。缺分之少如此，而人数之多如彼……更难保无廉隅莫饬，百计钻研情弊，实于吏治人心关系匪浅。”（刘坤一：《两淮盐务人员请循案停止分发摺》，光绪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刘坤一遗集》第二册第６３５页，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北京。）
再次，大多数官员不了解世界现状，缺乏现代政治、经济常识，与洋务运动格格不入。应该指出，清代所谓冗员过多，虽说是绝对过剩（上举八百多人轮候３４个官位就是明证），更重要的是相对过剩：当时一个有四亿多人口的国家，却只有两万个行政官员职位，而其中一半在京城；平均每县人口为２５万，行政官员却仅有五名。（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８０-８１页，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南京。）这是国家尚未开发、社会生活仍处于比较简朴的古代形态的表现。洋务运动的实质是冀图逐步推进现代化，令国家臻于富强之境，可是，它是在绝大部分官员对世界现状和现代政治、经济缺乏基本知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于是，矛盾纷至沓来：一方面许多省都叫喊冗员过多，要求朝廷停派候补人员来省，另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感到熟知“洋务”的人员奇缺，一再谕令各级官员各举所知，切实保举。
与此同时，众多该兴该革的建议都为“部议所格”而胎死腹中。为什么各部官员在讨论这些兴办“洋务”和革除弊政的建议时会持反对态度呢？无可否认，其中好些是出自私利。例如，漕运的改革为什么一再落空呢？李鸿章曾揭露其中奥秘：“海运较省而犹以为不便，名曰欲复河运，实则欲复其弊，上下可交征利也！”（李鸿章：《复冯景亭宫允》，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三第２２页。）又如，铸造银圆是大有利于商品流通的措施，却被一再拖延，原因何在？“其窒碍最大者，既经官铸，必准抵饷纳钱粮关税，洋圆平色定有准数，势难格外浮收多算，一切官吏平余陋规扫净，将无以自立，又不能别筹津贴，此数百年积弊，未易一日更新者也。”（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光绪三年六月初一日，同上卷十七第１４页。）这又是私利堵塞了革新之路。不过，大量的障碍来自各部官员的无知。有丰富切身体验的李鸿章说：“遇事多下部议。……堂司主稿者，岂皆明彻条理？操天下政权仍在书吏，非外臣所能力争也。”（李鸿章：《复鲍华潭中丞》，光绪元年二月初十日，同上卷十五第１０页。）这些官员们学的是四书五经和传统的安邦治国之道，那些兴办洋务实现现代化的道理是他们难以“明彻”的，难怪他们要事事掣肘。
友：这正好说明清政府早已无可救药，只有坚决革命，打倒这个腐败透顶的政府，中国才有希望。洋务运动本身就是多此一举。
袁：老弟高见貌似有理，实则脱离实际。当时除寥寥可数的几个先行者外，大部分社会精英（士大夫）对现代化事业都茫无所知，即使革命成功，你也找不到知识结构不同的人去替换那些官员。这正说明革命条件还不成熟。
这反过来也证明了洋务运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失败的原因在于犯了几个致命性的错误。以对待这些知识极其落后的官员群体来说，就没有哪一个洋务运动的领袖想到要系统地向他们进行“洋务”或现代化的启蒙教育。广学会有过这样的计划（参阅本书《西方在华人士与洋务思潮》），但没有得到官方支持，行动规模小，收效不大。
见识短浅和软弱的领导核心
友：历数上述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三大失误，听来有点道理，但还不能满足。问题在于为什么恰恰是中国人会犯这些错误？
袁：这也是令我一再深思的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如果你有耐心，且听我慢慢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