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师夷长技，夺其所恃。西方列强既是侵略者，又是老师，一身二任。只要承认这个前提，就不能不承认曾氏及其他洋务派的出发点是对的。有人认为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反帝爱国，而只是挽救腐朽的清廷，镇压人民，因此不值得肯定。我想，这个论断既与历史事实不符，也苛求前人。要求百年前的清代大臣不考虑清政府的命运，撇开挽救清政府去谈救国，那他们就成了革命家了。同时，翻检曾氏全集，凡是谈到学习西方的地方都必然提及这有利于对抗列强，说他只考虑镇压人民云云，却于史无据。如果有人不相信这句话，倒不妨花点时间去查一查。
二是要求整饬自身。同治元年间他写道：“鄙意求胜于洋，在中国官不要钱，兵不儿戏，不仅在税饷之盈绌，尤不在体制之崇卑。”（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第35页。）同治五年(1866)他又写道：“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曾国藩：《复应敏斋观察》，同上卷三十第44页。）这些话反映了他对吏治和军事败坏、外交工作迂腐无能的强烈不满，也体现着他反对腐败、励精图治的强烈愿望。
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则是“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同上卷二十第38页。）他是在同治元年(1862)说这句话的，这也是他致力洋务的指导思想。这足以证明洋务运动从滥觞之日起就以雪耻自强为轴心。
同时，事物总是在对比中显示自己的特性的。19世纪下半叶，高喊与侵略者不共戴天、以驱赶洋人为快却不愿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之士比比皆是，这些人口中的爱国、救国、反侵略说到底是南辕北辙的空谈。同他们相比，曾国藩等洋务派人士无疑是更高明更清醒的爱国者。骨头的软硬不能以反洋人的嗓门大小去厘定，也不能以主战还是主和去衡量。
当然，曾国藩也没有找到救国的正确道路。在这个问题上，他与郭嵩焘等先进思想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参阅本书《洋务思潮与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的探索》），但那更与“卖国投降”无关了。
曾国藩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友：直到20世纪，曾国藩仍然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魅力未减，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袁：这的确是非常有趣的现象。蒋介石奉曾国藩为楷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梁启超、蔡锷也崇拜他。甚至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对曾氏推崇备至，1917年他致信友人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长沙。）直至1920年6月，他仍虔敬地念叨：“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1920年6月23日]，同上第490页。）更有趣的是，蒋介石留下了“手钞曾文正嘉言录”的记录（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5年1月2日条，香港龙门书局1965年影印），而毛泽东的《讲堂录》中也一再摘抄曾氏的格言。（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1、592、593页。）同时，这不是他们几个人的偏爱，而具有相当的广泛性，20世纪上半叶，《曾文正公家书》是许多家庭的教子书，1949年以后这部书在大陆销声匿迹三十多年，至80年代又成了书店中的常见书。1911年春蔡锷应聘至滇任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官，选编《曾胡治兵语录》为“精神讲话”教材，该军后来在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17年4月，商务印书馆刊行了这本语录。黄埔军校创办伊始，校长蒋氏将之略加补充，又印发全校“人各一编”，国民党老一辈的将领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恐怕很难找到。如果考虑到共产党的不少名将和重要领导人周恩来、林彪、徐向前等都曾在黄埔工作或学习，加上1943年延安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刊登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读》，要各级军官学习（《中国兵书集成》第50卷卷首说明，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联合出版），其影响的广泛和深刻更不容低估。
为什么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此推许曾国藩？简单地说，他们都视曾氏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梁启超说曾氏“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并说其著作“实揭吾国民之伟大精神”。（梁启超：《曾文正公嘉言钞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2页；《曾胡治兵语录》序，商务印书馆1917年，上海。）而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5年9月6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5页。）
友：这些评价未必准确。
袁：的确，任公的论断似有溢美之意，而毛泽东的思想后来有很大变化，这些都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但他们的意见包含着合理因素，即肯定曾氏的著作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正面价值。古往今来都没有“句句是真理”的人，曾氏思想中也不乏负面因素。问题在于我们过去对曾氏在中国近代文化中的独特作用研究很不充分。
我想，有几个特殊条件为曾氏在文化领域的成就奠定了基础：1，对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老庄、管子、法家、兵家、经、史、诗、文、历代典章制度和儒家内部各派理学、心学、汉学等等，他都颇为熟悉。2，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他在翰林院学习和工作十多年，先后兼任礼、兵、工、刑、吏五部侍郎，后来统军作战十余载，身任总督十多年，集军政和外交大权于一身。他是19世纪最富军事政治经验的中国人之一，恐怕只有李鸿章可与匹敌。3，毕生坚持不懈的读书写作习惯。
只要善于对待，他所积累的好些心得、经验不失为可贵的文化遗产。
友：具体说说他在文化领域的哪些方面有所建树，恐怕比空洞的论断更令人信服。
袁：就纯学术方面说，他写过一些文字学的札记(见其杂著《笔记二十七则》)，显示了他的功力，但谁也不会认定他是文字学家。不应忘记他是有丰富政治、军事经验而又注重修身的大儒，谈他对文化的建树离不开这个基点。
经世致用是涵盖面很广的概念，它既是思维方法，又包含众多的学科。我想，就曾国藩来说，他在中国式的行政管理和军事学方面留给后人的东西便颇为丰盛。
先说说他所总结的行政管理，它体现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其中不乏可取之处。
第一，博取众长的为政指导思想。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观点之一是为政与修身的统一。这就是《大学》所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曾国藩也是遵循这个思想去参与政治活动的。但在变化了的天地里，他没有以传统自囿，而是推进传统。早在1851年他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50页，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
请看他所追求的理想：“念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以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52－653页[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这里说的是他为政与修身的指导思想。有清一代，朝廷历来把儒学视为至高无上的指导思想和是非标准，不容有所偏离，曾国藩在日记中透露自己的心声，虽然仍肯定仲尼高于诸子，但老庄墨却成了修身的典范，管商则是治国之标的，这不是他偶然的念头而是多年深思熟虑的结论。
曾氏历来喜读老庄，50年代末以后他的事功步入巅峰期，老庄思想的影响也随之加深。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消极避世之际常以老庄自娱，曾氏在建功立业的鼎盛时期醉心老庄，这是比较罕见的现象。窥其用心有二：
一是安身立命的基础。曾氏一向以谨慎、谦让著称，50年代末他已渡过了困难时期，军政大权在握，兄弟均位居高位，盈亏相续、福祸相倚的信念萦绕胸际，仅从道德规范的层面用力已不能完全满足他家长保声名之需，以老庄思想为安身之本体的意识便应运而生。他在同治元年(1862)的日记中写道：“因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张，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21页[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稍早，他已一再强调：“以庄子之道自怡”，“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16、20页。）这些都证明天道自然虚静已成了他的根本信念之一，于是反对骄傲、妒忌、追逐名利、奢侈等修身活动便置于更高和更深的基础上了。
另一层用意是以老庄之道为施政的指导思想。同治七年十二月(1869年1月)他写道：“思古圣王制作之事，无论大小精粗，大抵皆本于平争、因势、善习、从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则不轻于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轻于有所兴作，则咎戾鲜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1579页。）这时，太平天国和捻军已相继失败，战乱以后以清静无为之道治国，休养生息，中国历史上不乏先例。曾氏此时提出不轻兴作，显然有承袭这些历史经验之意。
星移斗换，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沿用古代经验颇为困难，也非曾氏本意。当时的急务在改革而非无为而治，实际生活中也没有出现清静无为的局面。曾氏这些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公开宣告要博采众长、择善而从，有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措施因此而得以采纳。例如，他向往管、商治民之严整，在实际操作中他强调管理之要“一在树人，一在立法”，而军政官员“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同上日记[三]第417、371页），这与现代法思想有相通之处。又如，既然博采众长，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要排拒西方之长，创设机器制造局、刊刻西方科技书刊、派遣幼童出国等新政也就成了汲取西方之长的必要措施。1862年，当中国的科技人员在他支持下造出了第一艘轮船时，他热情洋溢地说：“华衡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66页。）许多学习西方智巧的爱国图强的盛举都由他首倡，显然同他的兼收博取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这是他给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添加的新内容。
第二，以勤廉为本的居官准则。
中国历代贤臣能吏提出过难以数计的官箴，这是在儒家“修身为本”的政治思想薰陶下自励励人的格言。曾国藩自拟的修身箴言、联语也有不少，最基本的是以勤廉自勉。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仆与阁下及诸君子相处十余年，谆谆以勤廉二字相劝。仆虽衰老，亦尚守此二字兢兢不懈。”（曾国藩：《复黄日岐军门》，《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第16页。）有时，他加上一个谦字，使意思更加完备。他对两个弟弟说：“余以各位太隆……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亦愿两弟之用以自惕。”（曾国藩：《致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34页。）
在朝野上下贿赂公行、贪泉泛滥的情况下，一个为各方瞩目的军政大员要出污泥而不染，真是谈何容易。曾国藩也未能免俗要一次又一次动用公款给各方送“别敬”、“炭敬”、“部费”、“程仪”，以求不致处处制肘、动辄得咎。同当时的大小官员一样，他也有来路不当的收支。他曾坦率地对儿子谈及有关情况：“直督养廉银壹万五千两，盐院入款银近二万两，其名目尚不如两江缉私经费之正大……余计每年出款须用二万二三千金，除养廉外，只须用盐院所入七八千金，尚可剩出万余金，将来亦不必携去，则后路粮台所剩缉私一款断不必携来矣。”（曾国藩：《谕纪泽》[同治八年三月初三]，同上第1355页。）他所动用的粮台、盐院的收入虽有上述送礼的部分，也不乏“以公银作私用”（曾国藩《致澄弟》，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同上第1052页）的成分。
不过，在一个末世王朝中活动的曾国藩除了这些已成社会惯例的收支外，仍不失为比较清廉的大员，这主要表现在自奉甚薄。他服膺老庄的表现之一，是在养生之道上也信奉自然之说，反对服食贵重补品。他还认为“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曾国藩：《书赠仲弟六则》，《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3页），也反对官僚们已习以为常的购置田产、修造房屋和祖宗祠堂。时人给他的鉴定是：“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薄，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些人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以“无产阶级”的代表自居，却肆意挥霍，与曾氏真有天渊之别。
同时，他还严于约束子弟和亲人，对其弟国荃的贪婪行径有所批评，而对子女则更严加管教。他谆谆告诫他们：“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曾国藩：《谕纪鸿》，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同上家书二第836页。）“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曾国藩：《致澄弟》，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同上第1058页。）我想，对当今的大员及衙内们说来，曾氏的治家言行仍不无教益。
特别有意思的是曾氏对勤的诠释：“勤字之要但在好问好察。”（《曾国藩全集》日记一499页，咸丰十年五月初六。）勤之一字本来是沿袭多年的修身规范，但在曾氏那里却注入了新的内容。他说：“细思处人处事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细周知，表里洞澈，则处之自有方术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问、不善问耳。”（《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55页，同治二年二月初一。）也就是说，勤字不但是普通的行为准则，而且是待人处事成败的关键，而其基本内涵也不仅是努力不懈，更重要的是要“好问”、“善问”、“善察”，从而洞悉人和事的本来面目，为正确地处事待人提供可靠的基础。
经过曾氏的新诠释，“勤”这个行为规范被赋予了人生观和方法论的意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办事、待人必须从实际出发，为此要坚持的基本方法是要乐于和善于调查研究。这体现着经世致用派的实事求是的基本信念。再考虑到他把知人、晓事作为君子有别于小人的主要标志，与作为领导者行为规范的勤的诠释构成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这充分显示出曾氏思想的深邃。
第三，“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准则。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来自《孟子》，原文是：“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之作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51-852页，同治二年正月廿一日。）要是说孟子强调的是虚心采纳各种意见，那么在曾国藩那里，取、与两件事成了相互推动、永不终结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把这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57页，咸丰十一年八月廿八日。）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化为必须遵守的制度。咸丰九年(1859)他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谈到：“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帐销算一次。”（曾国藩：《复李申夫》，《曾文正公书札》卷九第14-15页。）这不是把既定的原则化为制度或工作方法了吗？我甚至认为这同当今众所周知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不无关系，说后者继承和发展了前者内在的合理成分恐怕不会毫无根据。
友：这不是将古人现代化了吗？
袁：文化不可能昨死今生，任何民族的当代文化总同过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有一定的理论素养，都不难历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两者的差别，此刻似乎没有必要在仁兄面前唠叨这些常识。但也不可忽视他们异中有同。从一定意义上说，取人为善不就是从群众中汲取一切合理的意见和长处吗？与人为善其实也就是帮助群众实现群众自己的要求和利益。
顺便说说，为了认真听取各种意见，曾国藩也同当今的头头脑脑一样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曾国藩：《致沅弟》，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43页）自律律人，这有书为证，可不是在下信口开合。
有些朋友也许会诘问：剥削阶级你虞我诈，那时谈得上“以善相浸灌”？这是一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说法。任何人类共同体，大至全人类、各个国家和民族、阶级或社会集团，小至一个小小的俱乐部或家庭，都有基于多种因素形成的同与异两个方面。异就是矛盾，就孕育或包含着冲突和对抗的因素。问题在于哪一方面是主导面，同时用什么思想为指导去处理那些矛盾。曾氏的这些主张可贵之处在于体现了中华民族长期积累下来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有益经验。这些文化遗产中同维护中世纪的宗法专制统治有关的部份(这在曾氏思想中并不鲜见)，我们自然应该抛弃，但正确的东西为什么也要弃若敝屣呢？
友：这确实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对前人的思想，特别是体现着民族文化积累的那些思想，应该多视角地予以分析。
袁：最有意思的是他的造就和使用人才的思想。这是我想着重向仁兄介绍的第四方面。
曾氏幕中人才之盛，知人之明，他生前身后早有定评，也未见有人提出异议。这应归功于他在人才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首先，他把能否“得人”即解决人才问题看作事业成败的关键。他一再告诫：“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曾国藩，《致沅弟》，咸丰八年四月初九，《全集》家书一第382页。）“细思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40页，同治元年四月十三日。）为什么他力主派幼童出国学习呢？原因在于“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筹办夷务始末》卷八十二第46页。）在他笔下，重才、育才已经关乎国家的独立和盛衰。
其二，人才是在培育和磨砺中成长的。他面对内忧外患，而原有的军政机构已腐朽不堪，急需另找依靠。有没有人才，如何发现人才，这是他必须回答的问题。他以经世派的求实睿智作出颇为深刻的答案：“天下无现成之人才，变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曾国藩：《劝诫浅语十六条》，《全集》诗文第441页。）没有天生的聪明才智，多干，多思，勤读书，虚心向有经验的人请益，才干必源源生长。重要的是领导者要以培育人才为己任，而不要不自责而责人。他曾提醒属下：“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犹执策而叹无马，岂真无马哉？”（《曾国藩全集》日记一422页，咸丰九年九月廿四日。）
在解决了人才的重要性和有马、无马(人才)这些前提后，他还对如何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提供让他们脱颖而出的适宜环境提出了一系列精辟意见。请听我慢慢道来。
其三，选才应不拘一格。求全责备历来是打击英才的一条大棒，特别是在理学统治下空谈心性成风的社会环境下，敢与流俗抗争的杰出之士更易成为众矢之的。曾国藩早就对这种社会风气深恶痛绝，深知这不过是培植庸才、摧折杰士的毒雾。道光三十年(1850)他便上书皇帝，指出朝中大臣“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曾国藩：《应诏陈言疏》，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全集》奏稿一第7页。）三年后，他又痛心疾首地说：“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跬步，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曾国藩：《复龙翰臣》，《曾文正公书札》卷四第38页。）曾氏不了解这是衰败中的中世纪专制制度的固有症候，更不知道出路只有一条：彻底改造原有的社会制度。但其可贵之处在于敏锐地看到必须别树一种人才观。
他认为时代已在呼唤人才的崛起：“方今兵革不息，岂无奇材崛起？无人礼之，则弃于草泽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干城腹心之用。”（曾国藩：《剿捻告示四条》，《全集》诗文第421页。）关键是应有正确的选拔人才的标准，不要令不世奇才因小疵而见弃。他说：“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弃，不可因讥议而馁沈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矫矫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保全。”（曾国藩：《致恽次山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三，第20页。）“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曾国藩：《复庄卫生》，同上卷八第30页。）
平庸者往往面面俱圆，而奇材大器则个性鲜明、瑕瑜互见，这是屡见不鲜的现象。曾氏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奋力与这种纵容庸懦而摧折杰士的氛围抗争。为了贯彻这一主张，他特地提醒下属不要因资历和地域而限制人才的使用。他说：有为者“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人奴，拜将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奇倔男子乎？”（曾国藩：《与李次青》，《曾文正公书札》卷五，第32页。）所以，他因奉旨在家乡组建团练起家，湘军自然以湘人为多，但他确实网罗人才不分畛域，其幕府兴盛的原因之一就是到处求才，而李鸿章和淮军的兴起更离不开他的着意扶植。
其四，要把人才放在适当的岗位上。
当时，官方的安排使用是士人的主要出路，他们的穷达主要取决于掌权者如何选材用材，事业的成败也与此息息相关。曾氏晚年总结自己的经验时特地回顾这一重大问题，他说：“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当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曾国藩：《笔记十二篇》，《全集》诗文第392－393页。）在理学盛行之世，人们出于不同的动机，往往以不恰当的所谓“德”的规范去决定人才的取舍，而不看是否能不负所托推进事业，而他们衡量德业的方法又常常是吹毛求疵，在卫道的大言下卑劣地争权夺利，不顾事业成败。曾氏对“忠实”、“盛德”之辈误事的微词，对器使适宜的恳切呼呈，以及对君子、小人划分标准的愤懑，实际上都是对理学摧折人才的批判。这并不是说他把德才并重的标准置诸脑后，而仅是就如何正确坚持这一标准总结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其五，鼓励下属独立谋求发展。
尊重、服从上级领导同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这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是不易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在中世纪专制制度下情况更为棘手。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是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他曾致信李鸿章：“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璞山、李希庵、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五第33页。）自先秦荀子等人开始就鼓励后人超越前辈，不过，真正见诸行动的，特别是军事和政治领导者，却历来是鲜见的特立独行。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不乏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的论述，但那不过是吉光片羽，专制制度下的上下关系以顺从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为美德。曾氏却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发挥尽致。为此，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曾国藩：《复李黼堂》，同上卷十二第20－21页。）这固然与他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跌宕起伏、生死相寻、不能不充分发挥部属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有关，也显示了他罕见的胸怀。
其六，以鼓励为主，引导人才成长。
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曾国藩：《复许仙屏编修》，同上卷三十三第44、45页。）这并不是说曾氏主张不分是非，倡导互相吹捧的庸俗气氛，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军都必须严格。但在方法上则必须着眼于表扬和鼓励，而在批评缺点错误的时候也必须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他曾规劝有关人士：“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曾国藩：《复吴竹庄方伯》，《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第26页。）也就是说，他主张精明必须与宽容结合，且要以尊重别人为前提。他的这些主张同现代心理学有惊人的暗合之处，例如，马斯洛就认为：“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51页，华夏出版社1982年北京。）阿德勒个性心理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则是不断追求优越是人们行动的内驱力，它引导着个人和种族不断进步。
此外，曾氏“推贤让功，和衷共济”、顾大局求团结的言行，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精神。人才能否迅速成长，乃至事业的成败，重要的条件之一是必须保持团结奋斗的比较健全的环境。曾国藩说过这么一段话：“大凡良将聚则意见纷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器识之偏，一言不合，动成水火。……外省盛称楚师协和，亲如骨肉，而于胡林翼的苦心调护，或不尽知。”（曾国藩：《历陈前湖北抚臣胡林翼忠勤勋绩摺》，《全集》奏稿三第1636－1637页。）这不但是对胡林翼的表彰，也是曾国藩自己的切身体会和夫子自道。湘淮军与太平天国及捻军的搏斗最后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前者团结奋战的状况总的说来远胜后者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同任何军事、政治集团一样，湘淮集团内部也有矛盾，但作为主要统帅的曾国藩以其宽广的胸怀比较恰当地处理了内部的纷争，有力地维护了团结的大局，为部属各显其能创造了重要前提。
曾国藩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屣；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380页。）他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不顾是非的掣肘，是常见并最易引起相互报复而结仇的现象。曾氏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秉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例如同治元年(1862)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氏这样解剖自己：“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08页，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
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反对自己的人，也是曾氏顾大局、识大体的重要表现。突出的例子是处理同左宗棠的关系。他的墓志铭中有这么一段话：“其于左公宗棠趣尚不同，而奇左公智术，以公义相取，左公亦以显名天下。”（黎庶昌：《曾国藩年谱》附录《荣哀录》第95页。）可是，左氏在曾氏扶持下脱颖而出成为独当一面的军政要员后，却以爱闹意气和喜骂人的特点平添许多纠纷。在19世纪60年代，这些纷争不含要不要反对西方侵略者这一类牵涉爱国、卖国、妥协、投降等重要原则的内容。当矛盾表面化以后，曾氏采用两条办法：一是表扬、鼓励不参与纷争的部属，如他一再赞扬李鸿章“阁下不与左帅争意气，远近钦企”（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三第39页），并说这是李进德甚猛的表现。二是当骂到自己头上时则不予理睬。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糊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同上卷二十六第12页。）他甚至嘱咐自己的儿子：“余于左、沈二公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曾国藩：《谕纪泽》，《全集》家书二第1333页。）这样的胸怀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工作中出了差错怎么办？这是经常遇到的问题，处理不当，动辄对人际关系带来恶劣影响。曾国藩也以非常慎重的态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他说：“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请也。”“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败挫，或少归咎于人，不能无稍露于辞色者，亦以见理未明故耳。”（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377页。）这种自责正表现了他力求维护团结的情怀。
与此同时，他极力提倡“不忮(妒忌)”、“不求”的道德规范，冀图从修身中消弭阻碍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因素。他说：“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悟！”“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曾国藩：《忮求诗二首》，同上第38页。）
友：这无非是老生常谈罢了！
袁：的确，曾国藩思想中的正确部分常常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闪光，即使由于他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深化或发展了的观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结晶。从总体上看，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在他那个社会阶层或集团内部建立起中华民族历代先贤梦寐以求的和谐的人际关系。以上五个方面无一不贯串着这个思想。“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和为贵”（《论语》），这是我们民族足以傲世的睿智，也是曾国藩思想的出发点。博采众长、以善相浸灌、尊重和扶植人才、顾大局求团结等等都离不开和而不同的精神。当然，曾国藩只是在社会的上层或湘淮军内部讲和而不同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文化精神的应用范围也有可能扩大。
此外，曾国藩生活在中国由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折期，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化事业的结合点。例如，中外历史均已证明，任何国家走出中世纪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是摆脱宗法专制体系对人们的束缚。曾国藩自然不可能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可是，他的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支持有为之士自辟乾坤、尊重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同僚等观点，既体现着“和而不同”等传统文化的智慧，也蕴含着同个性解放的现代观念相通的一些因素。应该细心考察体现在近代历史人物身上的这一类可贵的结合点，而不应轻率地断定这些都是无足称道的老生常谈。
友：在军事思想上曾国藩的主张又有什么魅力，致使《曾胡治兵语录》长盛不衰？
袁：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也是一种文化遗产。湘淮军同太平天国、捻军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古代战争的终结，双方都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继承者，但由于湘淮军领导集团的文化素养远胜对方，他们继承和有所发展的东西更多。
现在看来，有这么几个要点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第一，组建一支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团结奋战、酷羡英雄的军队。
古往今来，除了为数不多的雇庸军或以抢掠为生的武装集团可以金钱、美女为诱饵而组成以外，一支大的部队在不忽视物质利益的前提下，通常总要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明确的思想政治纲领为团结的基础，才能长期奋战、不致成为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曾国藩深知其中道理，因此，他攻击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以“赫然奋怒，以卫吾道”（曾国藩：《讨粤匪檄》，《全集》诗文第232－233页）为围剿太平天国的战旗。撇开双方政治上的是非不说，应该说这个纲领确实是维系湘淮军长期奋战的思想基础。一部《曾胡治兵语录》共十二章，前十章讲的都是思想和政治，把思想和政治作为建军的根本，十分值得重视。
在思想建设中，曾国藩把培养部队以好胜之心为核心的士气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他说：“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慕号令风雷之象，而后兴高众附，有进无退。”（曾国藩：《复李幼泉副郎》，《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一第4页。）他除了以升官发财为鼓舞官兵英勇作战的动力外，还非常重视军官的成就美名的教育，并采取预防措施保护和激励士气。他的幕僚有这样的记录：“师论兵事，主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余出兵屡败，然总于未战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毁卵。”（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版(三)1885页。）
此外，他还把维护部队的团结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他一再教育部将：“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处处严于治己，而薄责于人，则唇舌自省矣。”“湘军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曾胡治兵语录》十，和辑。）根据现有史料全面地看，湘淮军内部虽有矛盾，但团结对敌的大局却一直没有破裂。有的史家热衷于揭示曾李矛盾，似有失之片面或渲染过甚之嫌。当剿捻之战陷入困境之际，互相依赖支持实是曾、李关系的主流。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谈到：“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曾国藩：《致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第18页。）他甚至认为散布曾李或湘淮不和无非意在挑拨：“令兄筱泉书来言：左公函中有湘淮暗分气类之语，即从大帅分起云云。鄙意湘淮实无丝毫衅隙。渠前批霆军之禀，颇似有意簸弄。尊处军事若不得手，左公必从而□□之。”（曾国藩：《复李宫保》，同上卷三十一第22页。）时下流行李鸿章取代曾国藩为剿捻统帅是由于两人争权的说法亦无足够的根据，此事的主要原因是曾的健康状况很差，而剿捻初期的失利主要原因则是战略转变和重组军事力量过程的困难，而不是淮军不听曾氏的号令，李鸿章接任之初也未能立即走出困境就是明证。而在整个剿捻之战中，他们师徒俩互相支援、共同商议的记录连篇累牍，很难不赞之为关系良好。在围剿太平天国中情况更是如此。因此，当李鸿章剿捻成功荣膺重赏之际，曾氏的贺函写道：“协揆酬庸之命，恰如人人意中所欲出，此间朋好多以李府之登庸，为曾氏之大庆，纷纷来贺，斯亦一时之佳话也。”（曾国藩：《复李中堂》，同上卷二十六，第34页。）恐怕无法斥之为虚情假意，而不是压抑不住的满腔喜悦自然流露。
曾氏高明之处还在于他重视将政治思想、军事上的各项要求灌输到部队中去。对将领和僚属他不轻下命令，而宁愿以师友的热肠频频嘱咐和商讨或撰成格言戒语劝勉；而对下级员弁和兵勇，他则编就明确、易懂的歌谣和营规，令他们传唱和遵守。《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营规》不愧为19世纪思想政治工作的佳作和重要文献。“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要端详，”“第二打仗要细思”，“第七不可抢贼赃”……（《全集》诗文第422－432页。）读后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毛泽东为红军编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名篇。
友：这可有点出格了，革命和反革命怎能相提并论？
袁：认真读过毛泽东著作的人都知道，他提倡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包括自己的敌人在内。他什么时候说过不要向被目为“反动”或“反革命”的历史人物学习呢？任何人如果主张只向志同道合的历史人物或当代英杰学习，必将走向废弃重要文化成果的危险境地。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20世纪的中国军事史中，除了蔡锷、蒋介石公开号召学习曾国藩外，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同曾氏也有许多共同点(当然也有重要差别，这是不言自明的)。至于这是自觉吸收还是无意中的巧合却并不重要，反正青年毛泽东曾经认真读过曾文正公遗著。
书归正传，继续谈曾氏军事思想的特点。
第二，不迷信书本，注重实战经验，广集众智，一切从实际出发。
从孙子到戚继光的军事著作以及史传所记的重要战役曾国藩都曾考察研究，特别是对相隔较近的戚氏，他从湘军组建之初便借鉴良多。可是，他从自己的经验中深知不能迷信书本和前人。他曾这样回顾自己的军事生涯：“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千百中无什一之合，私心既深自愧叹，又因此颇疑古人之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以尽信。敝部如塔罗李鲍，外间有文人叙其战绩已与当时实事迥不相符，窃疑古书亦复尔尔。”（曾国藩：《复尹杏家》，《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九第38页。）因此，他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考究实事，多思多算”。（曾国藩：《复李眉生》，同上卷二十五第29页。）
为了贯彻这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认为必须十分重视有实际作战经验的将领的意见，在他们中间实行军事民主。他说：“师行所至之处，总须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皆好谋之实迹也。昔王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贼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贼情地热……令诸将各抒所见，如何进兵……诸将一一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之主意也……王之将战会诸将各献计谋，皆宜深思而善学之。”（曾国藩：《与李幼泉》，《曾文正公书札》第23－24页。）这不是简单的方法问题，求实和尊重有真知灼见的人才乃是根本所在。
第三，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
在采用西方的新式武器问题上曾国藩虽然积极性稍逊于李鸿章，但他决非抱残守阙、抗拒外来新鲜事物之辈。同时，他还敏锐地看到不能见物忘人，而应把人看作决定性的因素：“炸弹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究在人而不在器。”（曾国藩：《复左中丞》，同上卷二十第36页。）这是在同治元年(1862)采用西方武器较多之际他一再告诫所属的观点。
与此相关联的是，他一贯强调部队必须严格管理和严格训练。在他看来，“小仁者，大仁之贼……宽纵不可以治军。”（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359页。）他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营规，对作息、“站墙”(警戒)、操练、扎营、行军、服装、号令等都有明确的要求，并严禁抽鸦片、赌博、奸淫等不良习气，规定“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奸淫掳掠定要斩，巡更传令都要查。”（曾国藩：《陆军得胜歌》，同上第428页。）对这些规定他要求勤于落实。他说：“营官之要全在一个勤字。训练勤，则弱卒亦成劲旅矣。稽查勤，则哨队咸守营规矣。”（曾国藩：《朱守隆禀报接管湘前右营》，《曾文正公批牍》卷二。）这些规定和要求的贯彻，是湘淮军战斗力较强的重要原因。
第四，稳中求变、战无常法的战略战术。
同中国历代有为的统帅一样，曾国藩也以学习和运用孙子兵法为要旨。其特点是：
1，稳中求变。曾氏用兵以谨慎著称，时人甚至病之为“儒缓”，即染上了儒家保守性的毛病，他亦以此自警。但是，其中也包含着合理因素。《孙子兵法》便强调：“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曾氏是秉着这个意思行事的。不但在战略上，而且在行军、扎营、接仗等各个环节，他都力求先立于不败之地。他甚至把“打仗要打个稳字”（曾国藩：《初定营规二十二条》，《全集》诗文第461页）定为营规，一再“教诸将平日要走行快，临阵要打得稳”。（曾国藩：《致沅弟》，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二日，《全集》家书(二)第1305页。）但这并不等于他不求变化，相反，他一再提醒战无常法，抄袭过往的战例往往误事。“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第385页。）但他总的宗旨是：“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曾国藩：《致沅弟》，咸丰八年正月初四，《全集》家书(一)第365页。）
2，力戒浪战，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对曾国荃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藩《致沅弟》，咸丰七年十月十五日，同上第348－349页。）他所说的安排算计，包括敌我双方情况的了解、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的救援等等都有全盘的安排。换句话说是：“算毕而后战，不宜且战而徐算。”（曾国藩：《与李次青》，《曾文正公书札》卷五第38页。）力求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不留下漏洞。
在算计中如发现没有把握，他主张宁可不打，这样才有利于保持旺盛的士气。“为将者设谋定策，攻则必取，不然毋宁弗攻。守则必固，不然毋宁弗守。攻之而为人所逐，守之而为人所破，虽全军不遗一镞，其所伤实多。”（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影印本(三)第1885页。）
3，集中兵力。《孙子》主张集中兵力：“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孙子·虚实篇》。）曾国藩继承这一思想，也力主集中兵力。他曾批评部将：“阁下用兵事事可法，惟开仗时分支太散，队伍太少，如晨星之落落，不足以摄敌之胆，转足以长贼之气，人皆以此议阁下之短。”（曾国藩：《复张凯章》，《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四第28页。）这是他指挥作战中的一个重要主张。
4，以全军破敌为上，保城池次之。
他有一个重要主张是：“危急之际，以全军保士气为主。”（曾国藩：《复李宫保》，同上卷三十一第23页。）同治元年九、十月间，李秀成、李世贤率部围攻金陵城外雨花台曾国藩营地46天，在此期间，曾氏兄弟频商要不要退兵，曾国藩又一次重申这个原则：“总之，用兵之道，全军为上，保城池次之。弟自行默度，应如何而后保全本军。如不退而后能全军，不退可也；如必退而后能全军，退可也。”（曾国藩：《致沅弟》，同治元年十月十五日，《全集》家书(二)第890页。）
这四点虽不能概括曾氏战略战术的全部，已足以显示这些思想的价值。听听一代名蒋蔡松坡的评论吧：“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唱道者如出一辙。临阵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二语，尤足以赅括战术战略之精妙处……先期合力者，即战略上之集中、展开及战术上之开进等是也。所论诸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蔡锷：《曾胡治兵语录》第十一章按语，《蔡松坡集》第12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这是出自既有理论素养又有统兵经验的内行人的评语，有力地证明了曾氏思想中包含着弥足珍贵的成分。
第五，分化瓦解敌人。
曾国藩的一个恶谥是“曾剃头”，被有关人士有意无意描绘为嗜杀成性的“刽子手”。可是，认真翻检一下史料，这些说法与曾氏的言行和性格特征又相距颇远。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薰陶下，曾氏确实有“乱世用重典”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义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曾国藩：《劝戒浅语十六条》，《全集》诗文第436页。）不过，我们不能据此便断定他主张乱杀人。他制定的清理刑狱的有关规定倒是十分重视“严禁讹索”、“禁止滥传滥押”、办案必须“详慎访察”的。
对待“土匪”和太平天国等革命武装他也主张严厉镇压，并将二者混为一谈。他说：“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摺》，《全集》奏稿(一)第44—45页。）在“锄强暴”的名义究竟杀了多少“土匪”和反抗暴政的革命军或无辜民众，三者各占多少，计算起来颇不容易。这体现着一切政权必然具有的镇压机能。就这一点说，曾国藩确实无法逃脱“残忍严酷之名”。不过，不能据此便断定在当时的军政大吏中曾国藩特别嗜血成性，在用兵之初他就“出示严禁妄拿”，不准在征剿“土匪”中累及无辜。（曾国藩：《查拿浏阳征义堂余匪示》，《全集》诗文第473页。）尤其是咸丰八年(1858)曾氏复出，思想和事业都逐渐步入成熟期，他在捍卫自己政权的生死博斗中十分注意宽严结合、分化瓦解敌对势力。
咸丰十一年(1861)他制定和公布“凡是胁从皆免死”的政策，规定“第一不杀老和少……第二不杀老长发……第三不杀面刺字……第四不杀打过仗，丢了军器便释放。第五不杀做伪官，被胁受职也可宽。第六不杀旧官兵，被贼围捉也原情。第七不杀贼探子，也有愚民被驱使。第八不杀捆送人，也防乡团捆难民。……往年在家犯过罪，从今再不算前帐。……若遇胁从难民归，莫抢银钱莫剥衣。”（曾国藩：《解散歌》，《全集》诗文第431-432页。）1865年在剿捻之战中他又重申：“倡首为乱者不过数人，甘心从逆者为数亦少。……其困贫偶从，及被胁从捻者，一概赦宥免死。”（曾国藩：《剿捻告示四条》，同上第420页。）
在整治哥老会中，他的政策思想更趋成熟，一是规定打击的范围只限于真正有罪的少数人：“鄙意当遍张告示，但问其有罪无罪，不问其是会非会。所谓罪者，大罪一条：谋反叛逆是也。中罪三条：一曰杀人伤人，二曰聚众抢劫，三曰造蓄军器是也。……如此办法，则会中之千万好人安心而可保无事，会中之数千恶人势孤而不能惑众。”二是在方法上实行“外宽内严”：“所谓外宽者，凡控告会匪者皆不批准，凡供扳会匪者皆不捕拿。……所谓内严者，确访要紧头目，立拿解省，不在湘乡审讯，而听省城核断，则或诛或释，必皆允当。”（曾国藩：《复刘韫斋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一第19、26、45页。）在现代法治制度建立以前的中国，提出和实行这样的政策，公允地说是比较精明和稳妥的，更非通常嗜血的酷吏所可比拟。
我从政策思想的角度疑及曾氏的恶名不实，并非说他是救民水火的菩萨。不管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和造反，总是伴随着痛苦和破坏，问题只在于要鉴别这是否历史进步所必须的代价。这个问题扯起来牵涉面太大，这里就不去说它了。还要指出，政策主张同实行的效果也有区别。曾国藩自己就说过：“胁从宜宥，殊不易办。昔年曾刊刻《解散歌》，而散者甚少。固由官兵乡团抢夺银钱衣物，致各贼不敢逃出；亦由无食无衣之民太多，混身贼中，聊为偷生旦夕之计。”（曾国藩：《复刘子恕太守》，同上卷三十第3页。）这些都是衰败中的皇朝的痼疾，曾氏也只能徒呼奈何！
第六，“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曾国藩：《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全集》诗文第432页。）
湘军建立之初曾氏便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要求“每逢二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曾国藩：《与张石卿制军》，《曾文正公书札》卷二第38页。）后来，他特地写了《爱民歌》要军勇传唱，其内容的精细，表明他下过一番苦功去了解实情。《爱民歌》的许多内容与毛泽东为工农红军制定的纪律如出一辙，这是由两者都是农民为主要成分、活动的社会环境大致相同所决定的。请看：“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食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曾国藩：《爱民歌》，《全集》诗文第429-430页。）
为了减少军队的坏习气，曾国藩还承袭戚家军的传统，在募勇中强调：“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曾国藩：《营规》，《全集》诗文第463页。）同时，他谆谆告诫要“令军士种蔬喂猪”，力求通过劳动保持兵勇的朴实本色。他说：“以无土气即无生气也，屯圃之法，请认真课之。”（曾国藩：《复张凯章》，《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五第11页，卷十六第8页。）这也包含着他抵御坏习气，提高素质为不扰民之基的苦心。
20世纪中国各派巨擘崇敬曾国藩，原因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肯定离不开他所继承和发扬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上对曾国藩思想的简要述评表明，他的部分优秀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中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考察他的思想，至少可以引出两个结论：一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看成与现代化互为水火是没有根据的，二是论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而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关成就无疑是残缺不全的。
曾国藩的思想不可能完美无缺。他活动于中国社会由中世纪向现代转变的苦难历程的前期。他不但缺乏建设和管理现代经济这一类极端重要的知识，就是在政治思想和人文学科领域也没有达到民主、法制、个性自由这些核心思想的水平。但我们不能走向另一极端，抹煞体现在他身上的东方智慧。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的多数史家仍对曾国藩持贬抑态度，主要是认为他镇压太平天国和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政治和文化是虽有联系但有严格界线的两件事，F·培根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均不足取，可是，他对科学文化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早已载入世界史册。因此，即使对曾氏罪行的指责属实，也不必把他看成一无是处。而上面我已说到，他的所谓罪名有的是是非难分(如太平天国)，有的则是他和他所代表的洋务派忍辱负重、稳定和局、为救国创造必要前提的重大努力，因为洋务运动的实质是一种不成熟的改革活动。
现在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公正地对待改革先驱的时候了。至于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改革道路，那是我们应该另行讨论的问题。
第十章 李鸿章的是是非非
友：谈洋务运动离不开李鸿章，可他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的人物。真想听你吹一吹。
袁：的确，李鸿章后半生的历史就是洋务运动兴起和衰败的缩影。他生前已是毁誉参半，而近40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史家几乎众口一词谥之为卖国残民的反面教员，直到这几年虽然骂声未断，而力求全面分析的文章却似有增加之势。要把诸多歧见理出头绪真不容易，但歧见往往蕴藏着学术发展的契机，所以这是值得聊聊的话题。
摆正个人与环境的关系
友：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袁：我想，仍然离不开时势与人这个古老的历史之谜。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去评判历史人物。抽象地说，许多史家都同意这个原则，但在看待李鸿章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时，无意中往往忽视了这个原则。
李鸿章同曾国藩一样，都以镇压太平天国为时贤所咎。但这个结论包含着一个前提：太平天国比清王朝更先进，从而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可是，这仅是个没有成为事实的假设。而近年来不少史家已有力地证明：《天朝天亩制度》本身带有很大的落后性；太平天国政治上实行的是中世纪式的专制统治；经济上或是实行摧残生机的平均主义，或是照旧完粮纳税；先进的《资政新编》悬诸高阁，洪仁玕实际执掌权力的时间很短。太平天国也是一个封建化的政治集团，其活动的后期尤为明显。如果无法驳倒上述结论，那么，太平天国同清政府的战争不过是两个封建集团之间的搏斗，曾国藩、李鸿章如何定位不是要重新考虑了吗？此外，如果如实地把李鸿章看作特定的社会政治势力的代表，就不能不观察他所活动的年代全部社会政治结构，就应该具体分析和对比各派代表的主张，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多年来，人们热衷于谴责洋务派“卖国”，但是，我们却很少看到对这些“卖国”主张赖以出现的社会背景的分析。于是，李鸿章之流仿佛是天生的“卖国”胚子，如果慈禧别开慧眼，选择了另一爱国志士执掌实权，中国近代史似乎就将面目一新。这样的推论能令人信服吗？
友：任何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荒岛中的鲁滨逊。不过，光发牢骚还不成，还得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谈。
袁：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十年必有一次重大战争。而从70年代起，李鸿章都是这些战争的当事人之一。我们不防透过这些战争来看李鸿章的是是非非。
海防塞防之争的实质
友：70年代最大的战争莫过于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这是中华民族在19世纪唯一取得重大胜利的爱国壮举。在这次战争中左宗棠成了民族英雄，而主张放弃新疆的李鸿章被目为卖国，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袁：收复新疆无疑是正确的爱国壮举。李鸿章在新疆问题上同左宗棠意见相左，但两者的分歧是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
卖国是指背叛国家或为了个人及小集团的私利出让国家权益的严重罪行，它应该有严格的界说，不能随意混淆。同时，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精神，不能离开历史环境和全面情况作出简单、片面的论断。
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各自的主张的呢？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日本借口台湾居民杀死琉球船民，派兵侵略台湾。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因学习西方而崛起，竟敢藐视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帝国，这震动了朝野上下。同年九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一次上奏海防亟宜切筹，朝廷命军政大员详细筹议。李鸿章于十一月初二上《筹议海防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此摺内容丰富，稍后再作全面分析，这里先看看他关于新疆的主张：
“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疲，尤虑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李鸿章：《筹议海防摺》，《李文忠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8-19页。）
朝廷既没有采纳李氏的意见，也没有赞同全力注重西征的主张，而倾向于海防塞防并重。而左宗棠在稍后的覆奏中看似支持朝廷意见，实际是主张全力西征，因为在他看来海防没有现实的危险：“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媒……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博心抑志，方广求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左宗棠：《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33-34页。）既然西方各国无意侵犯，而自己也已有足够的准备，海防不足为虑，言下之意就是应该全力西征。以上是当时海防、塞防之争中双方的主要观点。
老弟看看，这像不像爱国与卖国之争？左宗棠倒认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左宗棠：《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32页。）时贤从中挖出一条卖国路线，令人难以苟同。
第一，这是专制王朝就重大问题征询臣子的意见，不管说得对不对，都是为朝廷或国家筹谋。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某种主张出自一己或小集团的私利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讨好敌国，就不应该科以“卖国”重罪。遵循正常途径发表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不是什么罪行，何况是遗臭万年的卖国罪！
第二，双方分歧的焦点是战略部署和有限的财力如何分配。今日话当年，左宗棠令大片国土免于沦亡，确实是功垂千古的伟业。在这场争论中李鸿章的主张是错误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揭示其错误所在，方能使后人真正以史为鉴。他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来自漫长的海边，而这个地区尤其是京津和泸宁是国家的腹心所在，所以一定要以海防为重点。我想，作为战略方针来说这个主张是正确的。鸦片战争以来，侵略者主要来自大海，丧权辱国，衅端屡起，以海防为重点有什么不对？但是，李鸿章在坚持这个正确主张的同时却陷入片面性的另一极端，他没有考虑到，在一个短时间内，西陲有事，集中人力物力先行解决也未尝不可。左宗棠的成功就是适应了后一需要，虽然他对海防形势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
李鸿章反复强调他所以提出这么一个主张根本原因在于财力不足，左宗棠也一再为军饷不足叫苦不迭。他们分歧的实质在于这个贫弱的国家如何分配极其有限的财力最为有利。左宗棠曾直言不讳：“饷事奇绌，实缘时论正急洋防，所有各省关常年协款均被占去。”“大抵财源只有此数，洋防不减，塞防增无可增，将来非从此着想，别无生发。”（左宗棠：《致谭钟麟》(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24页，岳麓书社1989年。）李鸿章也认为：“西师不撤，断无力量兼谋东南。”（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元年正月初八)，《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五第3页。）
只要看看西征和海防费用支出的实际情况，就不能不承认他们说的都是老实话。清廷原来打算海防、塞防兼顾，但这个看似全面的主张在一个时期内不过是一纸空文。原定每年拨给海防费用四百万两，但自光绪元年(1875)七月至六年底“共出银四百八十二万六千六百十八两有奇”（李鸿章：《海防经费报销摺》，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全集》奏稿卷48第40页），而其中近81万挪作他用，即平均每年不到73万两(按五年半计)。西征军的情况又怎样呢？从光绪元年至三年已支银2645万两，还欠下内外债务1077万两，两项合计共3722万两，平均每年1240多万两。（左宗棠：《光绪元年正月初一至三年十二月底止军需款目报销摺》，光绪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3页。）如果加上赔付俄国的900万卢布(合银510多万两)，则为收回新疆而付出4200余万两，其中包括两次借外债共800万两。(这里没计算四年、七年续借的750万两，而且这些外债的利率都比正常的高一至三倍。)这些枯燥的数字说明，那些年清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力不从心，只好把能够动用的财力主要用于西征。西征军统帅是左宗棠，而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办海防也义不容辞，他们关于海防、塞防何者为重的争论说到底就是争军费。这里有谁是谁非的问题，但硬说这是爱国与卖国之争，却未免过于牵强！
第三，不能笼而统之把任何放弃某些边疆的主张都说成是卖国。
友：这可是大怪论。难道主张把国土送给人还叫爱国？
袁：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老弟稍安毋躁。
孙中山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竞相推崇的历史人物，可是，1912年初他便对日本人说：“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孙中山：《与森恪的谈话》，1912年2月3日，《孙中山集外集》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915至1918年间他又多次向包括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在内的日本人表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山：《与上原勇作的谈话》、《与河上清的谈话》、《与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同上书第225、228、236页。）历史已经证明，企盼日本政府援助中国革命纯属不切实际的幻想，史家们对孙中山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也有种种议论，但是，全面考察孙中山的言行，上述主张尽管是错的，也是救国活动中的权宜之计。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谭嗣同全集》第546、532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这是谭嗣同献出年青生命前夕的遗言，读来令人心潮澎湃。谭嗣同是无可争议的救国英雄，但甲午之战后他在写给挚友的长信中有这么一段话：“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谭嗣同：《报贝元征》，同上第211页。）白纸黑字，简直要把半个中国价让给英、俄！一个视死如归的烈士却如此主张，这可给史家留下了难题，于是，或闭口不谈，或点到为止，倒也没有什么人訾之为卖国。
不管出自什么动机，对前人的论著千万不可断章取义。以谭嗣同的这封长信来说，不愧为全面改革的纲领，力主既变器又变道，广兴学校，大开议院，改革官制，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开公司、兴保险、建银行，修铁路、电报，办工厂，办报纸……弃夷夏之见，取人之长，去人之短。如此等等的见解，与康、梁等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之所以建议卖地，目的在于求得英、俄的金钱和保护，以为改革的条件。他清醒地看到：“夫保护之说本不可恃，而此所谓保护……且须有十年之限制，吾暂假以为虎皮吓他国……吾得此十年闲暇，固足以自强矣。”（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第211页。）因此，他的出卖西北和蒙古等地的错误主张无非是基于救亡的紧迫而出现的局部性的认识错误。
《马关条约》签订后，甚至一贯以主战著称的张之洞也建议：“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张之洞：《致总署》，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张文襄公全集》卷七十八第2页。）其出发点不过是两害相权求其轻。这些都同为了私利向敌人投降和出让国家利权的卖国勾当绝对不能混淆。
李鸿章暂弃新疆的主张也属同类性质的错误。李氏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但他主张暂弃新疆无非是基于集中力量确保核心地带的战略思想，与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无关，更不是媚敌求荣求利。这个主张始作俑者是曾国藩。如果史家们没有忘记曾国藩面对的是从东南到西北烽火连绵、内外呼应的困境，也许用词就会谨慎一些了。再往前追溯，鸦片战争后弃边守本的主张发明权应属名声甚佳的魏源。他怎么说呢？“浙海岛屿林立，而舟山居其一。以险则非门户，以富则非沃壤，以大则仅弹丸。明汤和经理沿海，并未收入内地。……顺治八年，议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弃地，守亦无益，其命副都统率驻防满兵回京。此皆开国老成，瞻言百里。故康熙以前皆弃化外……外重兵以守孤悬之岛，使外夷得以挟制，此不得地利者一。然而如之何？曰：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魏源：《筹海篇》一，议守，《海国图志》50卷本卷之一第5页，道光甲辰古微堂板。）这是书生议政。用时髦话来说，这些人不论地位高低，都有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不论其主张正确与否，均出自为国筹谋的赤诚。
友：没有想到有这么多重要历史人物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袁：这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我想，这同文化背景不无关系。他们通常是当时对中西文化和国内外局势有较深了解的政治家或思想家，敏锐地感受到国家正岌岌可危，往往也因而提出一些偏颇的建议。
与此同时，他们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从特定意义上说，都是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型人物，因此，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一是还没有确立完整的现代主权观念。在魏源的脑子里恐怕还没有领海的概念，所以他才从文化的角度视舟山为“化外”。新疆在曾、李心目中也有化外之感。二是华夏观念仍程度不等和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他们的言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现代观念仍若明若暗甚至全未确立。他们最关心的是“本部十八省”，也就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地带，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出让或出租边远地带的意念便出现了。三是知识不足。他们往往只看到边疆的荒凉，不了解那是中华各民族后代子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地。
顺便要说明一下，这些是就除孙中山以外的19世纪历史人物而言。孙中山的情况比较复杂，又是政治上很敏感的人物，不宜涉及太多。
再扯得远一点，把海防与塞防的分歧判定为爱国同卖国之争，也与文化背景有关。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历史上，以言贾祸的记录不绝如缕，这是思想文化上以圣人的言论或经典为是非标准、政治上缺少民主和法治的必然产物。李鸿章堂堂正正给朝廷上奏章筹划如何富国强兵，怎么也不会想到百年后还会因此背上“卖国”、“投降”的黑锅。这些朋友对现实生活中乱扣帽子的歪风谅必深恶痛绝，有的还可能身受其害，在评述历史时却情不自禁也来这么一手，真令人不能不掩卷沉思！历史的真实总比戏台上的红白脸谱复杂和丰富，神化和鬼化历史人物终将戕害民族生机！
中法之战的是与非
友：你小子别激动！判定李鸿章“卖国”、“投降”可不是只根据他几句话，还有许多实际行动。中法之战打了胜仗，却丢了越南，丧权辱国莫此为甚！这正是李鸿章投降卖国外交的恶果。如果按照张之洞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去办，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袁：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值得认真议论一番。
中法战争先后历时三年(1883-1885)，要正确评价这次战争中的李鸿章，必须弄清几个前提：
第一，越南与中国的关系。越南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基本上是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军队和外交；但又是中国的藩属，在法律上要受中国册封，定期向中国朝贡，中国则负有保护其安全的责任。
第二，法国是社会制度先进的强国，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均是中越无法比拟的，但它在这次战争中又是侵略越南和中国的非正义一方。
第三，当时的越南是在腐败的专制王朝统治下，越南军民虽曾英勇反抗侵略者，但大片国土已逐渐沦亡，全境三十省中，法国通过1862年的法越《西贡条约》割去南圻三省及康道尔群岛，1867年又强占了南圻的另外三省，南圻大部归其所有，并设总督于西贡治之。此后，法国侵略者处心积虑攫取整个越南。阮氏王朝在刘永福的黑旗军支援下同法国交锋，互有胜败，至光绪九年(1883)终于被迫同法国签订《顺化条约》，确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
在整个事件中，法国的目标非常明确：把整个越南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并使之成为侵略中国的基地。就中国而言，前期是援助越南反对侵略，当法军侵入中国时又加入了保卫自己国土的成分。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追求哪些目标？
友：在我看来，张之洞的主张是比较可取的：义正辞严，能伸张民族正气，而又有严密的部署，支持刘永福、冯子材接连打了多次胜仗。如果让他取代李鸿章掌握全局，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可耻结局。
袁：从情绪上说，许多中国人都会赞成你的意见。我自己也曾经这样想过。可是，冷静地考察全局，又不能不承认张之洞的主张从总体上说是不可取的。
简单地说，当时李鸿章主和，张之洞主战，清廷则游移于两者之间。就让我们从主战派的意见谈起。
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等人均主张出兵援越抗法。那些言官更大言炎炎：“历观古今战争，利害无定形，成败亦无常势，大要皆成于果毅，败于依违。”（张佩纶：《边情已亟宜早定宸谋摺》，中国史学会编：《中法战争》(五)第1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真是灭此朝食的气概。
最具代表性的是张之洞的意见，事件初起他便上书提出十六条建议，直截了当提出：“情势已彰，徒遣密使侦探无益，徒在法京辩论亦无益，惟有遣使带兵，赴越保护，助越之势，沮法之气，上可令退出越京，次可以代定条约，相机操纵，进退绰然……此古人所谓守四境不如守四夷之说也。”（张之洞：《越南日蹙宜筹兵遣使先发豫防摺》，光绪八年四月二十日，《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奏议四第14页。）他还认为“遣使带兵援护越南，事体重大，若有威望素高之大臣驻粤督办，尤可得力”，并建议派李鸿章到广东坐镇。两年后中法战争爆发不久，清廷便晋升他为两广总督，直接参与战争的筹划和部署，可见朝廷对他和他的建议何其重视。战争中，他筹饷购械，支援闽台，建议起用冯子材，保护将领免受陷害，辛勤策划，对赢得镇南关和谅山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光绪十一年(1885)2月中法和议告成，朝廷下令停战，他又一再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反对撤兵：“顷北洋电，和议已画押，奉旨撤兵。窃谓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撤至边界尤不可。关外兵机方利，法人大震，中法用兵年余，未有如今日之得势者。我撤敌进，徒中狡谋，悔不可追。”（张之洞：《致总署》，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同上卷七十四第6页。）张之洞赤诚为国，坚决抗法，精明干练，在当时的地方大吏中确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主战显然同张佩纶之流的书生空论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如此，要是用战略的眼光考察国家的全局，张之洞的主战路线却是不足取的。
友：又是个前所未闻的大怪论，照你说来，岂不是爱国有罪？
袁：老弟再忍耐一下，听完我的意见你再想想有没有道理。
第一，这些行动能不能帮助越南维护自己的独立和推动其社会进步？历史已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这不是偶然的。19世纪的东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建立自己的世界市场和征服世界的大潮中如果不改革早已腐朽的社会制度，就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当时的越南阮氏王朝除了严禁鸦片比清政府好一点外，其愚味、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清政府本身又是如此昏愦，怎么可能帮助越南走上改革自强的道路？再加上越南政府对外非常软弱，光绪九年(1883)七月在法军胁迫下“定新约十三条，尽攘其兵权、利权及用人之权，并愿将全国归法保护，越王名号土地虽存，固已阴降于法，仅刘永福所部力与相持，我滇桂各军进扎越之北宁、山西，与刘掎角援应，殊非常局。”（李鸿章：《复吴筱轩军门》，光绪九年九月初三，《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44页。）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能支援越南维护其独立吗？
可是，在出现了这样的非常局面后张之洞仍一味主战。在同年十一月初一他一天内上奏三道摺片，倡言：“今日法越之局，惟有一战……夫鄙远徼利而不止者兵必败，始祸怒邻而不悔者国必亡。彼曲我直，彼先发我后应，天道人心可以一战。”得道多助，后发制人，南皮张公真是信心十足！
具体的方略安在？他提出十六条大计，其中之一是：“明谕永福，若能击退法人，绥定越土，即封以越南，世守其地。……此事宜先授以武职崇衔，使为越南监国，并资以精械巨饷，如此则民心有系，土气大振，必有奇功。从此受我卵翼，为我屏藩，利莫大焉。……此策若行，法人立将夺气，贤于十万师矣。”（张之洞：《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摺》，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一，《张文襄公全集》卷七，第9-10、12页。）此策气贯斗牛，可是，刘永福最盛时麾下也只有几千人，他有没有力量外抗法寇、内抚全越呢？要刘永福承担这个力不从心的重任，实际上等于清廷宣告自己同法国进行争夺整个越南的决斗。这样就产生了两个新问题：一是清政府果真有这样的能耐吗？二是值得为越南孤注一掷吗？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值得专门讨论。
第二，中国为这一仗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清廷没有全盘接受张之洞的主张，但也结结实实地打了几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先看经济上的损失：“中法之役用三千余万两”（《清史稿》卷125，食货六，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10页），这是每年经常性军费开支3400万两以外的额外支出。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约七千万两左右，都已派上用场，根本无余钱剩米可以对付这笔开销，只好以外债挹注这个缺口：“法事平后，各省须还洋债近二千万。”（李鸿章：《复曾劼刚袭侯》，光绪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63页。）现有确实资料的外债总数为2193万5千多两，比李鸿章说的还要多一些。（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015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北京。）同时，这还不是唯一的经济损失，最突出的是福建马江之战，苦心经营了18年的中国主要造船基地福州船政局受到严重破坏，“我国被击沉之军舰计七艘，舰中军官士卒及办事人员等计一千五百余人，又艇船中士卒亦有五百余人，统计约二千余人，生还者只有十一人。”（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三)第1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被击沉者包括福建水师旗舰，此外还有两舰逃出后自行凿沉，龙槽船十余和一大批小船被毁。福建水师主力丧失殆尽，仅舰船和工厂设备的损失在二百万以上，已耗官帑六七十万的基隆煤矿也于战火中被迫炸毁。总之，损失比北洋海军购买军舰的全部费用大几倍，也比慈禧修颐和园的花费多。有的史家甚至说：“所蒙经济损失，估计在一万万两以上。”（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1089页，中华书局。）
要是说左宗棠西征因保住了新疆而留名青史的话，这次中法之战既无益于越南，也无裨中国，且因沉重的经济损失而加速了中国的沉沦。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中法双方在天津会订越南新约，即以一年前所订中法简明条约为底本，基本内容是一样的。虽然简明条约草签后没有迅速批准法国也有责任，但中方的游移亦是重要原因。这个期间法军还侵占了台湾和澎湖的部分地区。也就是说，拖延一年，中国并无所得，越南依旧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第三，正确的国策必须既有远见又符合实际情况。
张之洞等人提出和坚持自己的主战路线自有其合理的根据。越南本是中国的藩属，在这古老的体系内中越关系良好，自非残暴的法越殖民地统治可比，为之一战不是十分有理吗？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捷报频传，又为什么要议和、停战、撤军呢？
张之洞等人的失误在于对全局的实际情况缺乏透彻的了解，他们不了解冯子材等在越北的局部性胜利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全局，中国能否依靠自己的军力夺回台、澎失地固然有待证实，而要从越南全境驱逐法国侵略军则显然无望。面对如斯局面，主和不是更加合理吗？更进一步说，在当时的世界大格局中，中国和越南都正在经历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蜕变的熬煎，自顾不暇的中国与其背着越南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毋宁集中精力治理内部。因此，主和虽然招致当时乃至后世的訾骂，却是壮士断臂——不得已的明智选择。战争结束后两年，著名的思想家何启、胡礼垣便指出：中国在这次事件中“力难自顾，而又兼欲顾人。”（何启、胡礼垣：《曾论书后》，《胡翼南全集》卷三第20页。）真是一语破的。
不妨再罗嗦几句。张之洞所以有此失误，在于他处理内政、外交的实际经验不足。正如谭嗣同说过的那样，对于洋务，“历观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识力乃卓”，了解比较透彻的“皆由亲身阅历而得。”（谭嗣同：《报贝元徵》，《谭嗣同全集》第228页。）张之洞本乃清流派健将，前期扮演的是言官、学官一类角色，1881年起方出任封疆大吏，没多久便遇上越南问题。按他的文化背景和经历，说些不那么切合实际的高言谠论又有什么奇怪呢？分析晚清历史人物时不应忘记，他们通常都是经验型的人物，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对世界现状的了解是在“亲身阅历”中逐步增进的。这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中值得重视的现象。
友：说了半天，你光说张之洞的不是，张之洞错了不等于李鸿章正确。
袁：张之洞也不是全错。最高决策人不是他，他不过是一种倾向的代表。同时，脚踏实地，赤诚为国，任何时候都是应该嘉许的。李鸿章与张之洞也不是处处对着干，在这个事件中他们的有些主张是相同的，但在一些基本点上却大相径庭，知张之洞之非，就不难了解李鸿章之是。
李鸿章在越南事件中主张的要点是什么？
第一，从越南脱身，开放通商。
越南形势如何？中国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他曾在一封信中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见解：“法之图越已数十年，中朝向置不问。至上半年，形象大著，始与力争，其何能及？”“越王老悖无后，无可久存之理。河内以南断非我力所能图存。将来能照实议划存北圻近边一带，已为幸事。滇商不得不通，究之通商非病，通商而办理不得人，则祸机潜伏也。”（李鸿章：《复张蒉齐副宪》，光绪九年五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43页。）这是他的总的指导思想，在当时也是最为清醒的认识。
他的话包含三层意思：首先，越南内外状况决定了中国要继续把它作为自己的藩属已经不可能。这是由越南统治者的腐败、法国侵略势力的强大和中国自身贫弱而内外政策缺乏远见所决定的。其次，中国力所能及的现实目标仅是控制越北部分地区。这也是法国原驻华公使宾海曾与李鸿章达成的共识。再次，应该同意法国提出的通商要求。通商的利或病全在人为。
在他看来，“此事总须参酌时势大局而后定议，未可徒逞气矜之隆。”（李鸿章：《复张蒉齐署副宪》，光绪九年正月初七，同上第38页。）也就是说，处理此等大事必须冷静地从实际出发，这是他能保持上述清醒认识的重要原因。而张之洞等主战派则更多地从固有的理念出发，坚持反对侵略维护正义的立场，却对客观的可能性考虑不够。
第二，慎重处理和战。
在冲突初起之际李鸿章便向朝廷提出：“臣维中外交涉，每举一事，动关全局，是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败挫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李鸿章：《妥筹边计摺》，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19页。）这是他不同于主战派的又一重要指导思想。根据这个指导思想，起初他力图控制冲突的规模。他赞成曾纪泽的建议：“但请边军混入越兵暗助……若号召大军声罪致讨，显露开衅之象，亦非朝廷本意。”（李鸿章：《复左相》，光绪九年五月初四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41页。）这就使冲突在一定时期内成为边境事件而非中法两国的大规模战争。
这个指导思想的核心是：“与敌持久，以待机会。”（李鸿章：《妥筹边计摺》，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19页。）也就是争取适当时机，考虑实际情况，缔结较为有利或损失较小的条约。光绪十年(1884)四月间他主持谈判缔结的中法简明条约就是这些思想的体现。
这个条约从签订之日起直至现在招致不少诟骂。但只要冷静地想一想，它不过是承认了法国实际已控制了越南的现实，没有丧失更多的权利。在当时情况下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历史已经证明这是难于实现的爱国情怀。迄今仍有人相信，一年后所订中法新约基本上是简约的翻版，原因在于李鸿章出卖国家利益。这个结论未免过于轻率。且不说这个新约是清廷通过赫德、金登干在巴黎已同法国谈妥，李鸿章在天津同法国公使的谈判只是条文的最后敲定；最基本的事实在于越南不是在谈判桌上丢掉的，而是法国侵略者已经苦心经营二十多年，根据当时的力量对比，中国既无力帮助越南驱逐侵略者成为现代的独立国家，也无法维护自己的宗主国地位。要是把越南说成是由于李鸿章缺少爱国反帝的精神而轻易让给别人的，可同历史的真实距离太远。
根据慎重和战的思想，他主张信守条约，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在简约订立后，他认为不应因枝节问题而重开战火。不幸，因北圻中国军队撤退的时候问题未能妥善处理而导致再度决裂。李鸿章对此是不满的，他说：“法事变局，实出意外。初订简约，因彼慨免军费，乘机速定……后异议蜂起，当轴摇惑……迨彼兵逼近，复请照约调回，仍不准行……中外交涉四十余年，仍蹈道咸朝令夕更覆辙。”（李鸿章：《复周筱棠京兆》，光绪十年六月初九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55页。）他作为重要当事人对朝廷的决策的责备是值得重视的。又经过近十个月的战争，战火仍以中国承认简约而止息。张之洞等继续反对停火撤兵，但创巨痛深的清廷已不再游移，和议终于得以实现。
第三，增军缮备，加强防御。
切莫以为李鸿章在越南问题上一味低声下气，卑躬屈膝。他没有忘记实力是和平的后盾，在这一方面，他与张之洞、左宗棠等人并无分歧。
具体说来，他所采取的措施有：
从烟台到旅顺北洋直接管辖地区水陆两军均作了周密部署。
在给滇桂两省增派兵力的同时，立即调拨一批枪炮弹药给桂军。整个战争期间又一再筹划增购和调拨军火。台湾被困，日用军饷无以为继，他也马上设法接济。
建议统一领导，前线作战由云贵总督岑毓英负责，军械则责成两广总督张树声转运分拨。而他自己则眼观各方，联络上下左右，为协助朝廷驾御全局处理有关军事和外交问题尽心尽力。故被称为“越事枢纽全在钧处。”（《译署来电》，光绪十年四月初七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1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对转折关头的一些重大危险及时发出了警报。例如简约签订后风波再起，法方准备占地为质，他曾一再提醒朝廷并建议采取补救措施。法舰驶离上海后他又电告当局：“若北来，津防尚可勉支，南驶则台北、福州尤可危。刘省三于昨午后由沪赴台，仓卒御敌，更无把握。”（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三日，同上第165页。）这是在法舰炮轰基隆前二十多天发出的警报，而离他们袭击马江船厂及水师更达四十天之久。马江之战爆发于光绪十年(1884)七月初三，而早在六月初十李氏已分别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管理福州船厂的张佩纶，指出：“沪议无成，难保不即动兵，探确敌情，以马尾以上水浅，兵船难进，不遽攻夺省城，若与接战，即烧船厂，掳兵轮。我自度兵轮不敌，莫如全调他往，腾出一座空厂，彼即暂据，事定仍必原物交还，否则一经轰毁，从此海防根本埽尽，力难兴复。”（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年六月初十日，同上第195页。）这是非常重要而又切实易行的建议。两天后，朝廷接受了这个建议，指示张佩纶等人：“事急莫若腾空船厂，撤全军，以顾省城根本重地为第一义。”（《译署寄张会办等》，光绪十年六月十二日，同上第199页。）不幸，张氏等置若罔闻，终至损军辱国。
总之，李鸿章考虑的是在持久的角逐中令“彼气衰饷耗，自愿转圜。”（李鸿章：《妥筹边计摺》，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19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从总体上看，这不失为比较明智的主张。有些史家以李氏在谈判过程中提议赔偿法方50万两作为他妥协投降的证据，也未免牵强。出50万令战火早熄、避免闽台挫败，与清廷不惜战火扩大以维护尊严的政策，孰是孰非、利害大小至今仍属可以讨论的政策选择问题，即使李氏主张毫无可取，亦是局部性的失误。
友：不能说你的意见没有一点道理，但我总感到有点别扭。一大片土地成了别人的殖民地不是罪过，而冯子材、刘永福这样的抗敌英雄实行的却是错误主张！
袁：不能把冯子材、刘永福和他领导下的抗法英雄业绩说成是错误。他们不是战略决策人，和战进退都不取决于他们，而他们痛歼侵略军既伸张了正义，也是和平的最好保障。正如李鸿章反复说过的那样，法国侵略者“所欲甚奢”（李鸿章：《妥筹北洋防务摺》，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同上卷四十八第33页），如果没有冯子材领导的部队和黑旗军的胜利，战争结局大不一样，最少要被勒索一大笔赔款。
不过，你感到别扭却说明有些问题还应该多唠叨几句。问题在于：如何以理性的态度去看待过去的藩属？
丢失一大片土地当然不是好事，但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当时中国无力自救救人的必然结果。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是以史为鉴，为此应该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历史应该教会我们的人民在处理重大的国际国内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在各种复杂情况下最好地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和推动社会前进。在今天，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面对外国的侵略和威胁如果只懂得硬拼，我们在赞颂其爱国热忱的同时，必将为其幼稚或僵化摇头叹息。分析19世纪中国的史事，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只能讴歌反抗，而把一切妥协和退让视作出卖国家利益的大逆不道之举。不必要的或危及人民根本利益的妥协、退让当然应该谴责，但一部好的史书不能引导人们走向极端。
以中国的藩属问题来说，这是中世纪历史的产物，时至19世纪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境地。要是中国能同他们携手共臻于现代文明之域，自然十分惬意。但当历史形成“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局面之际，能把中国主张退让以自救的政治家说成是卖国、投降吗？是不是中国应当为每一个被欺凌和侵略的藩属都同侵略者火拼一番才叫爱国呢？我看过的历史著作都异口同声赞誉左宗棠为爱国名将，但在收复新疆后不久他却在一封信中写道：“洋务如常，惟日本阻贡，并欲郡县琉球，又烦唇舌。实则琉球贫弱，其有无本无足重轻，似可置之不论耳。”（左宗棠：《致谭钟麟》，光绪五年四月初九日，《左宗棠未刊书牍》154-155页，岳麓书社1989年。）此老竟也主张放弃藩属！我想，史家们大概也会赞同：这是明智的选择，而不是可耻的叛卖。越南问题虽然复杂一些，但理无二致，李鸿章恐怕也不应受到不公正的责备。
在朝鲜陷入泥潭的原因
友：想不到你小子倒有些辩才。但且慢高兴，甲午之战可无论怎么说李鸿章也难辞其咎。
袁：我只是追求历史真实，没有受李氏后人委托为其祖先辩护。我也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李鸿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写历史总应该是其是，非其非，才能真正有益于人心世道。
友：那么，究竟他有哪些罪责或错误？
袁：头一个错误是没能防止中国陷入朝鲜这个泥潭。中外论述甲午中日战争的论著汗牛充栋，但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19世纪下半叶的朝鲜内外矛盾错综复杂。它原是中国的属国，但日、俄、英都虎视眈眈，处心积虑从衰老的中国手中攫取这块肥肉。而朝鲜内部也四分五裂：国王、闵妃及其爪牙是当权的，还有国王之父曾任摄政王的大院君李□应一派，以金玉均为首领的开化党，他们是冀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此外，东学党则以“广济众生”、“尽灭权贵”、“逐灭洋倭”相号召，是在下层民众中有广泛追随者的政治性的宗教团体。这些内外力量互相纵横捭阖。
日本的目标很明确：第一步以支持朝鲜独立和改革为名，使它摆脱中国的控制，落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二步则消灭这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