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人员被关在外寄人犯看守所，即俗称的炮局监狱，遭到日军的残酷拷问，最终薄有凌、麻克敌、邱国丰、张清江被判处死刑，1941年2月15日被枪杀于天桥刑场。狱中，薄有凌等皆不屈服，薄并利用短暂的同审时间，联络被捕人员将所知道的情况进行交流，以便有人活下来向上头汇报。以上情况，1986年，当年侥幸脱险的侯化均（曾任军统河北督察、保定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等职务，少将）回国定居，政协采访侯和幸免于难的张承福，所描述中就有说明。抗战胜利后，日伪审讯被捕人员的档案，也提供了相当多的参考。
军统方面则在重庆将麻克敌、薄有凌等以殉国烈士的名义加以供奉。
刺杀天皇特使的惊天一击，虽然改变不了敌我的总体实力对比，但无疑让骄横的日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日军的搜捕虽然破获了军统北平站，并不能保障北平的治安，清理了抗日杀奸团，军统冒出来，军统压下去，八路军平西根据地又开始主导了对北平的骚扰……
北平内外，这样周而复始的抵抗，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
凋谢在西安城下(1)
陆航之花——凋谢在西安城下
这，很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注意到这件史实。然而，时光已经过去了六十年。
西安，作为中国反法西斯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饱受日军的空袭。自第一次1937年11月20日日军空袭西郊机场，到最后一次1944年 10月30日，击落来犯日轰炸机一架，击毙日飞行员两名，根据中国方面有据可查的记录，日军先后空袭西安145次，炸死炸伤中国军民两千余人。在漫长的防空作战中，中国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奋起反击，顽强抵抗。
1944年9月21日，《秦风日报》报道，据某某航空站消息，今晨拂晓，敌机数架，由晋窜入我市上空，我机英勇迎战，当即发生空战，被我击落一架，残骸坠落本市西郊云。
对于八年苦斗的中国，这样一个小小的胜利带来短暂的喜悦，不久这则消息就被淡忘了。
但是，当我翻开日本军事历史专家秋本实的文章《西安空中消逝的疾风战斗机队长》一文（《丸》总第588期），才发现在《秦风日报》这则简短的消息背后，暗藏着令人吃惊的事实。击落日军这架飞机的中国人，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战斗在日本方面引起的反响要大得多。在查找了《陆航二十二战队战史》、《斋藤隆大尉阵中日记》等相关的资料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确认，这名被击落的日机的驾驶员，是人称陆航之花、陆军至宝的日本陆军航空兵超级王牌飞行员，岩桥让三少佐（死后特进中佐）。
被击落的岩桥让三少佐当时担任陆军航空第22战队司令官，是日本最优秀的疾风四式战斗机飞行员。被击毙之前，他已经有了击落20架盟国战斗机的作战纪录，而日本二战中幸存的著名飞行员坂井三郎（著有《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在中国《航空知识》杂志连载）也不过有23个击落纪录。按照击落5架飞机即为王牌飞行员的国际惯例，岩桥让三早已超过了双料王牌的要求，是日军飞行员中一个不折不扣的王中王！
遗憾的是，由于中国方面没有意识到自己击落的是一个如此人物，所以根本没有对这名飞行员做深入的了解。否则，在中国击毙的日军王牌飞行员名册里，南乡茂章等四大天王、驱逐王三轮宽、轰炸王奥田喜久司等等之后，还应该增加一个陆航之花岩桥让三吧。至今中文资料中，尚无提到此人的报道，这一点来说，岩桥死得有些冤。
岩桥让三，日本和歌山县人，1932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45期，随即入明野飞行学校学习飞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拉拢广西军阀，这个明野飞行学校也曾为李宗仁部训练飞行员。当1938年日军空袭南宁的时候，驾驶日本91式战斗机前来迎战的，正是这些忘恩负义的广西佬。1934年，岩桥被编入飞行第8联队，开始了十年的空中生涯。
诺门坎之战爆发后，岩桥以大尉身份担任飞行第11战队第4中队中队长，带队参战。1939年6月24日，他在哈拉哈河上空首开纪录，击落苏联红军战机两架。此后，第4中队始终是第11战队的基干部队，全体队员的先后击落纪录超过了100架，人称王牌中队。而岩桥在王牌中队中的战绩一直排第一。由于他的表现优异，日军将他从一线调离，回到明野飞行学校担任教官。
1941年3月，岩桥又被调到航空审查部，担任キ-84式战斗机的试飞审查主任。岩桥用他出色的飞行技术证明，这种飞机的性能超过当时在役的所有日本陆军战斗机，后来被定型生产，命名为四式疾风战斗机，广泛运用于太平洋战场，成为二战后期日军主力战斗机之一。岩桥也因此获得陆军至宝和陆航之花 的美名。
1944年3月，日军第一个装备疾风战斗机的部队——陆航第22战队成军，岩桥被任命为该部队的司令官。
第22战队原定开赴菲律宾，但由于中国战场的豫湘桂战役需要，该部8月24日转入中国战区，进驻汉口机场。此后，便开始连续的作战。
凋谢在西安城下(2)
阔别多年回到中国战场，岩桥很快发现中国的空中力量由于中美联合空军的成立已经远不是当年那样软弱可欺。事实上，豫湘桂战役中，日军并没有拿到战场的制空权。只是由于当时中国军队精锐尽入缅甸，实施打通国际通道的战役，且被史迪威扣住不能东调，地面兵力不足，才遭到惨重损失。岩桥所部第22战队被迫超负荷连续作战，很快感到难以承受。岩桥向第五航空军司令部提出了意见，出动次数太多，而支持整备不足，飞行员已经达到疲劳限界。
9月20日，岩桥战队奉命从汉口飞赴新乡，截击从成都出击轰炸日本的美国第14航空队B-29轰炸机，由于情报有误空手而返。然而一到汉口落地，就接到第二条命令，在西安附近发现中美空军P-51战斗机活动，要求该部立即派飞机再次前往新乡，由此攻击西安机场。
从汉口到新乡直线航程550公里，新乡到西安航程500公里，按照命令发动攻击的话，显然要求第22战队不顾疲劳，连夜出击，才能在21日拂晓赶到西安。岩桥对此命令的反应是根本无法执行，他认为既然如此何必让他从新乡返回汉口呢？现在要花费两倍的时间和力量了。虽然没有详细的资料留下来，但是当事人的回忆证明因为瞎指挥，岩桥和航空军司令部之间当时确实发生了争吵。岩桥负气出击，就此一去不回。
由于岩桥认为大多数飞行员在当时的疲劳状态下无法完成这样艰难的任务，他只选择了技术最好的三名飞行员，斋藤隆大尉、久家进准尉、古郡吾郎准尉加上自己，组成四机编队出击。21日拂晓，四架飞机到达新乡机场，随后起飞出击西安。
但是，因为飞机整备不足，古郡的飞机在离陆时失事，机毁人亡。起飞半个小时以后，斋藤大尉的飞机也因为引擎故障被迫返航，能够投入作战的只有岩桥和久家两机了。
战斗的结果，日军与中国方面的记载有所不同。中国方面的纪录为击落一架日机，自己损失P-47雷电共和战斗机一架（美国驻华空军战机）。日军纪录为击落P -51野马战斗机一架，岩桥少佐发动自杀性攻击战死，久家准尉的飞机负伤，因为油箱打穿，返航时迫降，飞机损毁但飞行员幸存（久家逃过这一劫，但第二年还是毙命中国）。
在日本被称为名飞行员+名指挥官岩桥让三的座机，带着迷彩的疾风185号机，坠落在西安机场跑道以西外侧。他的死，因为整个战斗发生在夜间，而带上了扑朔迷离的色彩。
日军描写颇为传奇，谓岩桥击落美机一架后开始扫射机场的停机坪。因为看到另一架战斗机正在滑跑起飞，准备迎战，为了消灭这架飞机岩桥实施了自杀式撞击而阵亡。日军甚至有人因此认为岩桥少佐是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表示对上司的不满。日军也曾怀疑是久家击落了岩桥，但是后来又根据双方的位置排除了这种怀疑。这种 壮烈的死，事后判明毫无依据，大概是日军不让自己英雄死的太平常的习惯作祟而已。
美军在当地的飞行员则纪录，岩桥的确凭借其娴熟的技术击落一架起飞截击的美机，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击落记录。随后他开始扫射机场跑道，但是突然动作失控而坠毁。美军判断可能是飞行员操作失误，以岩桥的技术，这种几率几乎等于零。
最可靠的资料，还是来自于中国的新闻报道，虽然他们根本不知道击落的是谁。《秦风日报》9月22日报道：（本报讯）昨晨2时许，敌机两架，分两批由晋窜入本市……被击落敌机内之驾驶员，摔出机外丈许，脑中部中弹，显系当场毙命，两腿及左手被火烧焦……
虽然记者在报道中称该机是被防空战斗机于空中击落，但是由于描写太详细反而显出了破绽，暴露了记者杜撰新闻的写法。因为记者是不可能夜间追着战斗机看到整个空战过程的。真实的部分大概就是对岩桥让三遗体的描写上。从他的遗体情况看，岩桥是被头部一弹毙命，因此，所谓日军的自杀撞击说纯属无中生有。根据美军人员的回忆，岩桥是在击落了来迎击的美军战斗机之后开始扫射跑道的。这时候，岩桥应该是确认了背后没有敌机威胁，否则以他这样的空中老手，是不会开始投入地面攻击的。那么，岩桥最有可能的命运是正在扫射的时候，被机场的中国防空部队的一个神枪手或者走好运的家伙一枪命中，当即死亡，座机因而失去控制坠落。这就比较符合美军人员观察的结果了。
真相如何，时光久远已难考证。但无论如何，岩桥让三，日本的陆军至宝，陆航之花，是凋谢在了西安城下。这一事实，即便时隔了六十年，只是磨洗的更加清晰而已。
被八路军击落的日军侦察机(1)
击落太阳——被八路军击落的日军侦察机
说抗战时期八路军一直游而不击，大致和说国民党军全在曲线救国一样，属于毛泽东主席对基辛格铨叙的国共关系——蒋匪、共匪，我们只是骂来骂去。抗战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抗战，牺牲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战士们，无论他们穿的是哪种军服，在今天中国人的眼里，他们是我们同样的英雄。对日本兵来说，国军的汉阳造和共军的马尾巴手榴弹一样咬肉。当然，装备的不同，使不同中国军队的作战特点不同。提到八路军，大家想到的往往是地道战、地雷战，要说土八路能把日本飞机鼓捣下来，这可就有点儿玄了。
但在日本方面的资料中，的确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
2003年，看到一本日本出版的战争回忆文集，叫做《死ぬのも人民のためとう教育徹底していた八路軍》（翻译过来就是《为人民而死教育下的八路军》），作者是一个日本战地记者伊藤贵一（后不久入伍成为日军一员）。他回忆在中国战场的经历时，讲到了这样一件事。
1943年，伊藤在河北随日军第三旅团进行讨伐作战的时候，与八路军打了不少交道。按照伊藤的说法，日军持续扫荡，长期的战斗给八路军和日军都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八路军的部队因为减员，兵员中补充了很多少年兵，这些少年战士作战勇敢，尤其在山地作战中经常把日军在山间拖来拖去。有的时候，双方的距离近到只隔一道山涧，伊藤可以听到这些八路军少年兵的笑声。日军感叹这些少年也许以为战斗也是一种特殊的游戏吧。
关于八路军击落日军飞机的事情，伊藤只是侧面提到。他讲到在跟随日军进行山区扫荡作战中的一天，他所部的日军整日没有战斗和行军，一直在宿营。这样罕见的阵中闲暇让不服军旅的伊藤感到很惬意。他询问军官不行动的原因。军官苦笑着告诉他，本来预定和本军配合行动的侦察机不能来了，前面的地形复杂，只好不行动。
哦，是因为天气原因吗？伊藤问。
不是，中队长说，预订配合我们的侦察机昨天被八路击落了。
熟悉八路军武装水平的伊藤大吃一惊。啊，这样简陋的装备也能击落皇军的飞机吗？
看了这段东西，我当时的反应同样有点吃惊。不过，看过也就看过了，也没太往心里去，因为这毕竟是传说而已。何况伊藤当时并不是真正的军人，弄错的可能性，或者写作中夸张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没有想到的是，前两天看到一本《陆军航空兵科志》居然也提到了昭和18年，八路军在河北击落一架日本立川98式直协侦察机。吃惊之下脑子中一换算，昭和18年，不正是1943年吗？河北，伊藤当时不是正在河北吗？莫非他们说的是一件事情？那么土八路打下日军飞机也许并非夸张！
立川98式直协侦察机，是日本陆军使用的一种下单翼可收放起落架的优秀战机，曾广泛使用于太平洋战场，因为飞行性能优异，也曾有大量改装为高级教练机使用。日军投降后，东北民主联军曾经大量接收这种飞机，是红色空军东北航校最早使用的机种。
这件事强烈地吸引了我的兴趣，忍不住下了一些功夫来调查，这一下的收获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一本日本军事杂志《丸》1994年11期中，我发现了一篇相关文章 ——《大本营中学学友的生与死》（作者筱崎哲哉，原日军陆军少尉）。该文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八路军击落这架日军飞机的经过，因为这架飞机的驾驶员，就是作者的中学同学。文中甚至还提供了被击落飞机的现场照片！
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明，被八路军击落的这架日军侦察机属于岐阜飞行第二战队第六直协飞行中队，飞行员加藤胜，军衔陆军曹长，观察员伊舍堂，军衔陆军中尉。被击落的时间是1943年9月，地点在冀西，当时日本陆军正在此处讨伐当地顽强抵抗的八路军部队。
被八路军击落的日军侦察机(2)
加藤胜，日本航空局乘务员养成所第四期毕业，后入陆军航空兵科学习，1941年4月编入作战部队，随即参加关特演，即关东军特种大演习。演习结束后，他驾驶的立川98式侦察机被编入第六直协飞行中队。7月，该部队的四架侦察机到达中国东北伪满牡丹江梅大飞机场，自此投入中国战场，加藤所驾驶的飞机也在其中。
此后，加藤所在部队转场关内，投入对八路军的扫讨作战。当时八路军经常在山区活动，面对复杂的地形，日军地面部队侦察不便，经常出动飞机投入战斗，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一战，就有日本飞机参战。
1943年9月，已经提升为曹长的加藤胜像往常一样投入侦察作战。立川98式侦察机为双座，前后都装备有机枪。在华北，因为中国军队几乎没有防空火力，日军飞机十分骄横，他们的任务不单是侦察，而且提供对地面部队的空中火力支援。这一天，加藤胜为驾驶员，后座的伊舍堂中尉作为侦察员随同出击。当飞机到达冀西某处山地，正准备和地面友军联络时，加藤发现地面上硝烟四起，日军地面部队已经和一支八路军部队发生了交火，看起来双方的战斗激烈，日军并未占得上风。
由于八路军装备简陋，加藤未加思索，想当然的就俯冲扑向了中国军队阵地，扫射地面的八路军，以支援友军的战斗。伊舍堂中尉也用后座的旋转机枪猛烈射击正在向日军地面部队冲击的八路军。
当加藤通过战场，重新拉平的时候，他发现八路军士兵不但没有因为空袭溃散，相反，可以看到很多战士就地持枪对空射击。当然，八路军的步枪火力太弱，对他的爱机来说几乎没有作用，加藤决定回头再进行一次扫射。
这其实反映了八路军和国民党军作战的不同特点，国民党正规军的条例规定，没有四挺重机枪，一个排步兵的齐射火力，不得对空实施防空作战，以免无谓损失。八路没有这个条例，即便只有一个人一颗枪，也敢对空射击，当然效果就难说了。
就在加藤一面猛烈射击，一面从八路军阵地上空通过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一阵密集的捷克式机枪射击声——不好，中了八路的埋伏了！也就在这时，他感到机身侧面一连串的冲击，中弹了！狡猾的八路军机枪射手在他第一次扫射的时候没有开火，这时突然射击，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加藤连忙用力拉起机头，试图爬高。就在此时，立川机的发动机一震，原来刺耳的噪音骤然停止——发动机中弹停转了！
加藤向前看去，只见螺旋桨打成了一字形，毫无活气。失去了动力的立川机成了没有脑袋的蜻蜓，从300米的高度摇摇晃晃向地面栽去。他使出浑身解数，拼命操纵几乎失去控制的飞机，试图找到一块平地迫降。
就在这时，他听到伊舍堂中尉绝望的吼叫：军曹，我们一起自尽吧！
吃惊的加藤百忙中回头看去。只见地面上，八路军的士兵蜂拥追来，和飞机赛跑。看这个架势，只怕他就是落地也难免被活捉。按照日军的作战传统，这时候应该是宁可自尽，也不能被俘的。
天不灭曹。在最后的关头，立川侦察机摇摇晃晃的飞过了一条小河。河水挡住了八路军的追兵，加藤曹长的飞机一头冲向了地面。
飞机勉强在地面滑了一小段，左翼着地断成两截，接着拿了大顶，机头扎进地面，机身一直撕裂到翼根的前端，好在还没有燃烧爆炸。
加藤和伊舍堂被扣在翻了个的飞机里面，动弹不得，眼睁睁地看着八路军渡水而来，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了。
眼看死定了，周围忽然枪声大作，原来地面和八路军交战的那个日军中队，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和该机坠落地点相距仅百米。他们立刻放弃了攻击对面的八路军，转而来抢救两名飞行员。八路军渡河部队遭到猛烈火力的打击，掉头撤回对岸，远远地撤离了。
在地面日军的协助下，加藤和伊舍堂终于爬出了机舱，两个人没有负重伤，但飞机的损坏极为严重。虽然日军地面部队帮助他们把拿了大顶的飞机翻了过来，但是飞机已经不可能起飞。加藤一面拆卸下飞机上的机枪，一面和上级联系，希望能够派车辆来拖运飞机。
被八路军击落的日军侦察机(3)
正在这时，地面部队得到紧急通知，说在河对岸出现了大股的八路军部队，似乎正准备等待天黑渡河夜袭，显然也是要来抢夺飞机。
听到这个消息，日军中队长表示自己的部下和八路已经连续交战，弹药垂尽，实在无力和如此众多的八路进行夜战，当今之计，只有破坏飞机迅速撤退。
这样，加藤曹长无奈之下，只得忍痛将飞机油箱凿破，在十米距离上用14式手枪引爆，将飞机彻底烧毁。此后，两名飞行员和日军经历了一段近乎非人的狂奔，才和接应的日军会合。
迫降后，因为伊舍堂随身带着照相机，当时的场面得以保留下来。在这一期杂志上，登载了三张照片。
伊舍堂在战争后期加入诚第17神风特攻队，在庆良间群岛撞击美军舰艇时散花。加藤因为生病，无力投入自杀作战，幸存到战后。
既然如此清楚的事实，有纪录，有照片，有回忆细节，如何称作谜呢？奇怪的是，根据这些描写，我却一时在八路军的战史中找不到相应的纪录！
我能找到的八路军击落日军飞机的纪录，只有两条，一条是1937年在山东雷神庙战斗中击落日机一架，一条是1943年11月在山东荣成击落日机一架。两个战绩都是山东部队取得的，河北地区虽有破坏日机的纪录，却并非击落。倒是日军纪录中，有围攻深泽战斗中被八路军击落运输机一架的记载。1943年日军确有对冀西、易县等地的扫荡，还摧毁了当地军民建立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八路军在冀西当时活动的地方武装似乎是冀西十三分区的部队，而八路军主力包括聂荣臻、肖克、张学思等部都在那一带出没。但是，在他们的战斗记录里面，并没有查到击落日军飞机的记载。
根据日军纪录，土八路击落洋飞机，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可是这样辉煌的战绩，八路军没理由不做宣传。百思不得其解。
带着这个疑问，我向国内熟悉当时历史的若干朋友发信，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不久，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一篇文章，打开一看，是这样的内容：
《北岳区1943年秋冬季反扫荡》
1943年9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以第26、第62、第 63、第110师和独立混成第2、第3旅各一部及伪治安军6个团、30多个县的保安军等……进行扫荡，企图消灭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摧毁北岳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萧克、代政治委员程子华，指挥……所属部队共4万余人，民兵18万余人……广泛开展游击战，反击日伪军的扫荡。
9月16日开始，日伪军1.7万余人……出动……10月29日～11月初，日伪军集中2000余人再犯神仙山时,我第3军分区第42团两个连和1个侦察排同民兵结合进行阻击，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击落飞机1架……
击落飞机一架！真的有这样的记载！
我把中日报道进行比较，越比较越感到这很可能是同一个战例。唯一有问题的是时间记载不同。中方记录是10月间击落的日军战机，而加藤被击落的记录是他的中学同学根据其口述所写，提到时间是1943年9月。这个和日军对北岳区的讨伐从9月开始吻合，而没有写明加藤真正被击落是在10月间，很可能因为作者并非加藤本人，所以有理解的错误！
假如真是这样，这次战斗，42团投入的兵力是两个连、一个侦察排，加上地方武装对抗的日军一个中队外加飞机，兵力对比3：1或者4：1。以当时的装备和战斗力而言，我的看法日军稍微占优。从战况看来，八路军的战斗意志相当坚定。假如单单看中文资料这样一个简单战报，我会怀疑北岳区夸大战果，看来八路的战果还是挺经得起考验的嘛，要照萨达姆还不得报打下来一队飞机啊？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证明这一战果，或者找到更详细的资料。
此后，资料陆续而来，根据台湾朋友的介绍，此战国民党战史中也有纪录，称为神仙山之战。记载日军1943年秋两犯神仙山，第一次被共军击退失败，第二次占领神仙山。根据时间计算，击落加藤飞机的战斗应该是发生在第二次神仙山战斗期间。
被八路军击落的日军侦察机(4)
据此，我对于神仙山之战的战况进行了进一步的查找。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保定大事纪略》一书中，我找到了《神仙山保卫战纪实》这篇文章。这次击落日机的战斗的真容逐渐展现了出来。
综合该文和其他有关记载，此战发生在1943年10月28日。
神仙山，清代康熙以前一直被作为北岳，名恒山。故此有古北岳恒山（与今天山西的北岳恒山相区别）的名称。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根据地，《敌后武工队》对它也有过描写。1943年，这里是八路军兵工厂所在地，也是晋察冀后方机关所在地之一。9月20日至10月12日，日军第一次分四路进攻神仙山，被肖克所部八路军42团（团长成少甫、政委熊光焰、参谋长马卫华）在金龙洞、九里十八弯等处阻击，无法深入和立足，被迫退却。
10月下旬，日军以四千兵力分九路再攻神仙山，是为第二次神仙山战斗。根据战斗记载，击落日本战机的战斗就发生在10月28日。当时，42团团指、二连、三连、四连一部、侦察连一个排在神仙山主峰奶奶顶顽强阻击日军的攻击。战斗中，日机一架协助日军进攻，用机枪扫射八路军阵地，被二连一排用机枪、步枪联合火力进行防空射击，当即击落日机。有一种说法是八路军背负电台的小战士没有经验，在空袭时奔跑，导致成为目标，电台被击毁（小战士自己却没有受伤），激怒了视电台为生命的八路军官兵，故此日机第二次进入扫射时遭到猛烈的反击。
这应该就是加藤的飞机了。
11月3日，奶奶顶失守。但日军运输线已被马卫华率42团主力切断，11月5日日军被迫撤退，是为神仙山保卫战。
可惜，击落日机的具体人员和当时情形，相对于日军的记载显得颇为单薄。疑惑中我看到了该连随后的战斗——该连继续坚守奶奶顶，依托有利地形抗击五六百名日军的进攻，接连打退日军几次冲击。终因寡不敌众，奶奶顶最后失守，该连战士有重伤后和日军用手榴弹同归于尽的记载。我推测因为该部此后战斗中损失较大，很可能击落日机的当事人已经牺牲。因此，对这一精彩的战例才缺少了详细的记载吧。
也许，这就是谜底？
也许解开这个谜并不重要，只要后代记得，有一支简陋到只有黑豆作食物的军队，曾经为了他们的国家拼死的战斗过，让侵略者的飞机，焚毁在神仙山下。
从恶战到投降(1)
最后一战——从恶战新四军到投降
在图书馆看到《日中战争——一个士兵的证言》这本书，接着又读了这个作者的另一部作品《恩仇的大陆——华中战线转战谱》，其中，关于日军与新四军作战的一段史实，觉得颇值得研究。
作者川崎春彦，时任日本陆军军曹，卫生兵兵长。昭和18年（1943年）应征入伍，先后参加衡阳/桂林诸战役。1945年，他所在的医务班配属日军作战部队，和新四军所部在江南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
其中，1945年6月，他和另外5名卫生兵参加了日军（师团参谋森中佐指挥）在郊下塘对新四军的讨伐作战。结果，300名日军、500名伪军组成的讨伐队，出发仅半日就遭到大队新四军的重重包围。激战中，伪军首先溃散投降，日军在掷弹筒和机枪掩护下三次突围，损失惨重。最后在叛徒的指引下，才冲出包围圈。
而他们突围出来以后，在山下的村庄中发现来接应的侦察部队也被消灭，其中两名俘虏被杀（作者形容新四军不是军队，是残忍的盗匪，但又不得不承认对新四军的战法心有余悸）。
因为愤恨侦察部队的俘虏被新四军所杀，日军遂在军医寺山的指挥下将那名叛变并为日军指路的新四军士兵活体解剖。
此后，双方又有两次交锋。作者形容新四军使用的多是明治、大正时期的落后武器。
数日后，其所部日军（一个不完整的联队，由师团参谋长带领）南下到达宜章郊外，8月13日，遭到新四军大军的夜袭，自称千余日军被三万名新四军包围。14日夜，日军认识到不突围就将被歼灭，遂寻找新四军包围圈空隙，从三万人的大包围网中完全脱出。
日军这支部队16日才通过无线电和友军联系，得到了战争已经结束的消息……
这节文字让人很感兴趣，因为新四军抗战的文献在日文中较为珍贵，而此文更是提到了新四军大部队对日军千人以上部队进行围攻的战例，更是难得的史料。从这次战斗看，日军伤亡不小（以郊下塘之战而言，应当是毙伤日军150人以上，歼灭、迫降伪军500人，堪称大仗，宜章之战伤亡不详），而且屡屡被新四军包围，显然新四军有相当出色的作战计划和指挥官。
然而，这两次战斗，中方资料很难找到相应记叙。特别是在宜章地区，仅仅有少量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一些熟悉军史的朋友认为，此战从时间和地点来看，很可能是日军和王震、王首道所率领的南进支队发生了战斗。地点可能在南坪的灵官庙，在《三五九旅南征记》中对此战曾有记载。如果是这样，鬼子跑得还挺快。灵官镇距宜章约120公里，跑了10个小时，到达宜章50公里外。时间上算也差不多，每个小时跑十多里。
然而，南进支队总兵力不过数千人，和日军的作战也没有书中形容得这样大规模。因此，可能是日军在战斗中误判了中国军队的兵力。或者，可能交战的对手根本就不是新四军，而是在广东湖南交界地区休整的国民党第四军残部，也可能是当地的地方武装。对于此战的详细情况，还有待知情的朋友，提供更多相应的材料，无疑将是对这对日的最后一战极好的纪念。
且将川崎春彦的原作节选下来，也可让我们感受到日本投降之交，中国军队对日军进行的最后战斗。以下为译稿，为了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我尽量不改变作者本人的语气口吻，但并不表示赞同或证实其所述内容，特此说明。
一、新四军的威胁
昭和20年6月，从桂林战役中休整过来的部队（据萨推测，当为日军独立混成第17旅团）奉命南下，转移后驻地为郊下塘。据中国政府军（即汪精卫伪军）的情报称，这附近活动的新四军达到两万，而我们的情报认为其不过千人。于是，我军编组了讨伐部队，出发扫荡。
讨伐队从四个中队抽调，总数约三百名。我作为医务班的负责人，选择了五名卫生兵随军出发。
从恶战到投降(2)
出发前，我们和中国政府军驻扎在附近的一个师联系，联合行动。虽然说是一个师，实际不过是数百人的小部队而已。这个师派出部队约五百名在我军前方担任开路任务。对于这支部队的忠诚我们非常信任，但如果发生战斗，对他们的战斗力和作战兴趣则保持怀疑态度。
经过半天在山间小路的跋涉，突然，前方繁茂的树林中传来激烈的枪声。这显然是前行的政府军和敌人发生了战斗。同时讨伐队本队也遭到射击。附近有几片浓密的树林，我们立即向这些松林中隐蔽。
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显然政府军并没有能够抵挡住敌人。事实上事后发现他们在第一次被射击的时候就丢下手中的枪溃退了，而且不是向我们的方向后退，而是向斜侧逃跑。我想，他们是害怕被我们逼迫重新回到战场吧。从战斗开始，这支政府军的电台就不再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指挥他们作战。
我们的人开始试探着离开树林侦察情况，但刚一走出树林就遭到枪击。前进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后退的路也不安全，后退的时候，也遭到猛烈射击。我们完全成了袋中的老鼠。
显然，敌军是部署了一个伏击圈。对手有多少兵力不知道，但是判断起来最少有数千人。寡不敌众，我们面临着全灭的危险。
讨伐司令官是队部参谋森中佐。他把四个中队长召集起来召开了一个简单的作战会议。会上气氛沉闷，有人提出给附近的侦察部队发报，请求增援接应。森中佐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时，向四外派出的侦查人员中有一人报告，中国政府军的部队已经不见了，右侧的敌军向我军后方移动，有要发动肉搏战的可能。
是吗（索嘎），明白了，干得好。那么，现在么，现在只能撤退了吧。森中佐和中队长们互相看看，就此下了决断。从地形看向后撤退太过危险，于是我军在掷弹筒和轻机枪的掩护下向左侧前方猛突，试图突到前方与来接应的部队会合。前方隔开一带约百米宽的田垄，又是一片树林。
尽管队形密集，但敌军的射击并不准确，所以我军以机枪中队为先锋发起冲击时，损失并不大，有一半的人顺利冲过这段开阔地进入了树林。但是，后一半人突击的时候，敌方的射击已经精确起来，给我们带来不小的伤亡，士兵只能不断且伏且战，匍匐前进。
本指望先进入树林的一半部队回头射击掩护，但他们也遭到攻击，自顾不暇。而敌军的迫击炮亦开始轰击，第二梯队的官兵纷纷倒地。
我们五个卫生兵，有四个人随第一梯队进入了树林，我在全军倒数五六个人的地方，等到开始跑的时候情况已经很危险。部队开始突围的时候，是四五个人一组相互掩护前进，现在只能每个人不断翻滚跳跃，躲避敌弹而奔命。
致命的问题是这片开阔的田垄，光秃秃的在周围火力下毫无掩护，中间的田埂小路只有40厘米宽，简直是死亡路程。幸好田中无水，我们纷纷伏到田中，因为田畦高度约五十厘米，如果伏在那里，可保无恙。作为讨伐队的卫生兵，我们不带枪，但是大大的药囊十分累赘要命。
好在我的作战经验比较丰富，对于头上飞的子弹我根本不去管。但如果子弹打在脚边，就随时有中弹的危险，需要尽快地改变前进方向，进行闪避。饶是如此，我的腿也被子弹擦伤，真是险象环生！
卧倒，十秒钟后跃起奔跑，但跑几步就再次卧倒，不规律地起来再跑。呆在这儿是等死，跑，打不着的，打不着的，我刀枪不入！
一边给自己心理暗示一边向前跃进，终于发现子弹的弹道开始远离，我纵身而起，快步跑进树林，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奔跑中可以看到田垄中倒着七八名战友。但是，实在无法停下来抢救他们，我们最后五个人中倒了三个。这第一次冲锋，我们阵亡20人，负伤20人，总算都到达了前方的树林。
可是，部队还是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森中佐指挥部队再次向前突进，敌军火力强劲，一边射击一边喊话。前进二三百米后，已经阵亡15人，负伤10人，双方战斗十分激烈。
从恶战到投降(3)
这一次我在弹雨中看到一名负伤的士兵无法动弹，于是冲过去，将他背起来跑回后方。你这是做无理的事情啊！经验最多的一个卫生兵对我说，这太危险了。
没事，我的运气好。我说，那么，再有负伤的您负责前队，我负责后队，好吗？
后队伤员可比前队多……那个老兵有些犹豫。
我不怕的，就这样做吧，拜托了。
我转向后方的田垄，在刚才跑过的地方又找到一个伤兵，把他背在肩上退回来。
没有时间可以耽搁，我们几个人马上进行抢救，而且用树枝搭成担架来运送伤兵，现在一副树枝担架就是一个战友的生命呢。从我开始作卫生兵，体会的就是这种战场经验。
但是，也有很多死伤者，确实无法顾及，只得任由他们被抛弃在田野里。
开路的临时机枪中队和前方的敌军连续进行了两次白刃战，本队虽然也向前移动，最终无法打开缺口，只得退回树林。
这时，我发现自己周围除了伤兵已经没有其他人员——我落在队伍最后了。
在第二次白刃战之后，忽然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上等兵拖着一个负伤的俘虏走来。
二、解剖俘虏
这时我们已经再冲到第二次进行肉搏战的地方，因为有战友死伤而心中愤怒的士兵们纷纷用枪托砸这个受伤的俘虏，其中一个还举起枪来对着他的胸部要开枪。这时我对他们说：杀个受了伤的敌人也没有意思。敌人还在打枪呢，不要打他了，不是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
那些兵看到我的兵长襟章，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新兵还是老兵，但都顺从地走开了。
我的脚，我的脚……那个负伤的敌兵看着我的脸，用手指着自己的腿，哀求着什么。
他穿着军服，右脚血糊糊的一片，看来已经不能动弹了。
我把红十字的药囊拿过来。看着很可怜呢，虽然是敌人。按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但是把他就这样扔在这里也不像话。于是我把他的裤腿划开，检查。是小腿部被枪弹贯穿了，没有伤到胫骨。如果是经过训练有武士精神的日本兵，一定可以忍受这样的伤痛，而这个俘虏兵显然完全被吓呆了。
这是个人道问题呢。我给他处理了伤口，取出药来，把外用的利巴妥和绷带给他，让他自己扎上。他们的包扎方法和我们很象，但是药怎样用就要我教给他了。
谢谢，多多谢谢！
轰的一声，一棵小松树被炮弹炸断飞起，我连忙卧倒。这时，从后面的树丛中敌人的机枪开始朝我射击。我合上药囊，拖着那个俘虏匍匐前进，却不敢站起来。
这时，那个俘虏指着树阴处对我说着什么，意思不明白，好像是要我过去。
滚过去一看，居然那里藏了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原来他是看我没有枪，告诉我那里有武器，作为我给他治疗的报答。
枪里还有大约二十发子弹。
太好了，我就把这些子弹打回去吧。想到这里我举起机枪，朝后方的敌人射击，枪却没有响。仔细一看，原来是慌乱中忘记打开保险了。这种枪我在桂林市街战斗中使用过，所以知道怎样用，
离我们七八十米远的地方，有大约十名敌人射击着追来了。我即用轻机枪还击。
因为树木松枝繁茂，很难看到敌人的确切位置。但是这样射击的威慑效果不错。敌军停止了追击。
这时，前面的战友返回头来，朝敌人射击，他们是来接应我的。我把打光了子弹的轻机枪丢掉。
那个俘虏忽然对着前方叫起来：不成，不成（Bucen,Bucen）。
我们最初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很快就明白他在说我们的冲击方向不对。这时，迎面敌军的机枪就劈头盖脸打了过来。原来那里是敌军的机枪阵地。俘虏指给我们另一个方向。
将信将疑的战友们拉着俘虏向那个方向奔跑，竟然没有遭到像样的阻击。第三次的突击终于成功了！没想到我救了这个俘虏，却帮助了大家。
从恶战到投降(4)
我们从敌人的大军包围网中完全地逃脱出来，且战且走，牺牲众多，已经有半数的人伤亡，才慢慢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这一战，对新四军的战法有了了解，对以后的战斗和讨伐，也是很好的经验。新四军的武器多是大正，明治时期的，看起来很落后。他们边打边捡拾弹夹的举动让我们感到惊讶。据俘虏后来说，他们的军队里上级是不打下级的，和日本军不一样。
就在突围以后没多久，我们看到了可怕的悲惨事情。
从山坡冲下去，到达山脚的村庄入口时，我们看到大树上挂着什么东西，看来好像是两具尸体。细看，发现路边倒着多具日本兵的尸体。走近看，树上挂的尸体，也穿着日军的军装。
原来是来接应我们的侦察部队，遭到了新四军的伏击！其中那两个吊在树上的侦察兵，显然是被俘虏后虐杀的，一个鼻子被割掉了，一个双眼被挖掉了，鲜血淋漓，已经死了好久。
看到这种残酷的杀戮，我们都被激怒了。所谓新四军哪里是军队，分明是匪贼！
回到宿营地，部队损失很大，人人都要报复。第二天，军官们有要把那个俘虏的眼睛也挖掉的话。这时，市川军医站了出来，说:既然这样，让医务班来做人体解剖吧，对卫生兵们的学习作贡献吧。
这样说了，就定了下来。
首先，按照外科的市川军医的命令，从静脉给俘虏注射了20毫升酒精，俘虏随即失去知觉。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将其胸部和腹部切开，心脏还在跳动。
这时，寺山军医来将其内脏一一摘除。心脏和肺脏首先被取出。从冠状动脉、大动脉、静脉、心肌、支气管、食道等等开始，然后横隔膜、胃、大肠、小肠、直肠、脾脏、肝脏、肾脏、胰脏、膀胱、前立腺（似应为前列腺）、阴囊、十二指肠、虫状突起（盲肠），以及骨骼、关节、肌肉等。 两位军医详细地进行了综合讲解。
卫生兵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为人体内脏的精密而感到震惊，为这种很难有第二次机会的珍贵实地医学教育而感动，对人体的神秘性有了深刻的认识。
战争中经常提供一些平时无法少见的经验，比如这样的事情，至今我只是深藏在胸中。但是，这样的记忆，又让我总是忍不住有一抒胸臆讲一讲的冲动。
此后，我们又和新四军有过多次战斗，卫生兵轮流出动参战。我本人参加了两次讨伐，都没有大的战斗。战斗都在山间进行，周围花树很多，风景秀丽。战斗不激烈，伤员的数量，比肠胃病患者和热病患者要少得多。
8月，驻地向宜章方向移动。
三．从突围到投降
行军几天后到达在宜章附近的临时驻地，是山中的小镇，离华中、华南（原文为中支、南支）的交界线几十公里。驻扎两个星期以后，8月13日凌晨，我们遭到了猛烈的夜袭。
我那一天正在患热病，高烧达到41度。这一次双方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终于将敌军击退。
包围我们的新四军约三万之众，而我军仅有一千多人。虽然日军战斗力很强，其命运也如同风中之烛。这一幕和我在桂林大圩镇遇到的困境一样，都是性命之忧。
如果敌军大部队发动攻击，我军可能全部玉碎此地，因此部队长传达命令，要大家做好乘夜突围的准备。
半夜12点，屋顶的哨兵大声报警，发出敌袭警报的瞬间被击落下来。与此同时，猛烈的枪声骤然响起。因为营房是土坯墙的简陋房舍，用于防弹的沙袋也不充足，作为工事可谓勉为其难。子弹咻咻地钻进屋中，在房间里乱弹。没有一处安全的地方，日本兵只能伏在地上还击。
作为卫生兵，因为是非战斗人员，缺乏武器，除非特殊情况，我们不直接参加战斗。而且战斗中伤员迭出，需要救护，也无法进行射击。
我那一天从晚上就陷入高烧，半梦半醒，在生死之间徘徊，根本不能进行战斗，幸好得到好友高山的照顾才幸免于难。
从恶战到投降(5)
战斗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恍惚中周围恢复了平静。有人给我的额头更换了新的冷毛巾，并且抱怨说体温太高，超出了玻璃体温计的测量范围。昏昏沉沉中我不觉睡去，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晨7点钟左右了，周围一片寂静。
不好，回忆起睡前的情况，忽然心中紧张起来，难道部队已经乘夜转移了？见我不能动弹所以把我留在了这里…… 对带不走的伤病员只好抛弃，这也是符合作战之道的，可是我怎么办呢？糟糕啊，现在怎么办？难道我就这样要死了吗？想到死，不觉思绪纷乱。这时，听到房门处有声音——敌人！我感到紧张。
疑心生暗鬼。门开了，出现的是高山……
不要担心，还没有紧急集合呢。高山说，看来很明白我在想什么。
这一天白天，敌人没有进攻，难道要把我们困死吗？不，我们的侦察兵报告他们在调整部署，大战前的安静。
但是我的身体却似乎有所好转，烧略微退些，至少是可以行动了。
从对周围的情报中看到，敌军在部署包围圈，而且包围严密，没有缝隙。无论如何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白天虽然紧张，还好一切平安。晚上7点，我们得到了紧急出发的密令。
侦察的结果，西方敌军的力量较弱，所以我们向西边的一角突围。到达敌军阵地前方的时候，运气太好了。前面的人员报告，中国兵正在吃饭。他们用刺刀杀死了两名哨兵，现在正是突围的机会。
绝对不许出声，向西边的山中急进！
部队长的命令被无声地传递下来，突围开始了。
为了不出声音，我们把鞋子脱掉，赤足前进。我的运气也很好，连续两天的高烧今天没有造访。
部队行军的顺序是副官、参谋长带一个中队在前为尖兵，指挥班、医务班在其他部队的掩护下随后前进。狭窄的山道上队伍排成一线，赤足在隘路和悬崖上前进，穿过密林奔向西方。这个时候如果敌人来袭击太危险了。我们走了30分钟才穿上鞋。
没有被敌人发现！
为了从敌人包围圈中彻底脱离，我军以顽强的精神，不眠不休彻夜连续奔走10个小时。早晨5点的时候，在山中密密的森林中才稍稍休息。
与敌毫无接触，9点钟，到达距离宜章50公里的地方。这里没有敌人，是安全的地方，从三万敌军的大包围网中突围成功！
新四军那边，发现被认为即将被全部歼灭的日军一夜间金蝉脱壳，恐怕是惊讶之余，又要用脚跺着地懊悔了吧？
我的身体居然经受了如此长距离的行军，热病不治而愈，真是神明保佑。这也是依靠年轻身体好，现在想来依然胆战心惊。
重新找到宿营的村落，已经是昭和20年8月16日，残暑酷热，而我们和敌我都失去联系，还根本没有战争已经结束的消息。
毕竟这一带新四军实力很大，是不明的危险地带。商量后，部队长决定向衡阳方向撤退。
向北撤退，因为弹药消耗很多，我们不得不尽量避免战斗。和桂林战役一样，我们没有热的饭食可吃，靠干粮果腹。这样，直到9月初，我们才取得了和友军的联络。
那一天，在小高山的山顶上，通信兵的无线通讯终于收到友军信号，联络以后，得到如下电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