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就出现了《解放文登——伏击战》描述的那怪异一幕。
毛巾，是鬼子便衣队长让汉奸杨建康（音）找来的。他是本地人，很容易弄到了许多中国的毛巾，颜色不太一样，质地也不一样，倒是很适合便衣队用，这样可以避免太统一。
结果是照样被识破。鬼子郁闷啊。
当然，鬼子也想不到，山西农民和山东农民在习惯上有那么大的不同。
正是因为用白毛巾缠头，是这里鬼子独家发明，估计青木和山下所说的战例，大概是同一件事，山下所在的那个城，应该就是文登。
但是事情还没有到结尾。更想不到的是几天以后，便衣队活着回来的鬼子纷纷病倒，高烧吐泻无一幸免。军医检查后说是伤寒。伤寒？！好端端的怎么会闹伤寒？日军便衣队长脑筋一转，就想起那批白毛巾来了。
化验结果，那些白毛巾都带有大量的伤寒菌，显然都是伤寒病人使用过的！
再找皇军的朋友汉奸杨建康，早已踪影皆无，连家眷都没了。
火上浇油的日本兵，一怒之下把另一个汉奸冯德平拉出去枪毙。
皇军的朋友？呸！
军战车兵眼中"土八路"的地雷战(1)
九地伏兵——日军战车兵眼中"土八路"的地雷战
作者的同龄人，大体都看过那部著名的电影《地雷战》，其中汤司令土八路在那边，在那边的精彩表演，很多人都难以忘怀。
其实，这是一部军事教学片，所以这部片子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说虽然有些欠缺，但从资料性的角度来说却有极高价值。比如，其中日本工兵渡边偷地雷，结果反被化学雷炸飞的片断，就取材于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武工队的真实战斗。这种所谓的化学雷，是冀中根据地特制的一种硫酸地雷，利用硫酸和炸药混合时发生化学反应的原理来引爆。做法是在日军工兵可能经过的地方，把地雷的盖子打开，口子上放一片蜡纸，再倒上几滴硫酸， 然后把盖子盖上，小心埋好。敌人将地雷挖出来，以日军工兵的技术一般都能破掉常规的引信，然后把地雷作为战利品放到自己的汽车上，到这时一切正常。然而，等车子一开动颠簸，硫酸就从蜡 纸旁边流进雷里面，引起炸药爆炸，让坐汽车的日本兵改坐飞机。冀中武工队的这个绝招曾让日军百思不得其解（从来没法弄一个不响的回来研究），无奈规定对发现的地雷只能销毁不能带回。
这个条令是1942年《华北驻屯军肃正作战指要》中提出的。这本小册子里面，用了相当的篇幅描述应该怎样应付八路军的地雷战。其中，有两张描述八路军地雷的参考图颇有价值（战后修正版），把它们放在这里，供大家一观。
第一张图中国军流掷石地雷。这就是《地雷战》中提到的石雷，又名天女散花，本来是地方游击队因为缺少钢铁，难以制造正规地雷的代用品。没想到用起来后发现，这种地雷日军无法探测（没有金属），而且碎石在炸药爆炸后杀伤很大，于是风靡一时。
第二张图中国军流跳跃地雷。这就是所谓的跳雷。实际上是一个竹筒或者木桶，底部安装炸药，顶部放一颗手榴弹，中间用锯末填充，引爆炸药后就会将手榴弹弹出地面，在半空击发，使日军连卧倒都找不到死角。
因为这两种地雷危险性特别大，日军特对其结构加以详细说明，以便减少扫荡作战中部队的伤亡。
日前看到一篇网上文章，作者称采访了根据地的老百姓，称八路军的地雷很有问题，讲地雷不是炸敌人的，是给军队作警戒的，听见敌人趟响地雷军队撤退，老百姓则畏惧日军报复被迫离开家园，造成损失，地雷平时还经常误伤百姓等等。甚至提到因为这些地雷多是外国货，上面的俄文字母村干部看不懂云云。
分析这段文字，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作者对这场战争并没有多少了解，大概是所谓闭门造车的成果。所谓地雷响老百姓怕报复被迫离开家园纯属来自想象。要知道当时日占区中国老百姓发明了一个专用词汇——跑反。何意？日军来了要跑，要躲，就叫跑反。1937年东北军坚守梅花镇，撤离后日军血洗此地，所以只要日军出动，有没有地雷响老百姓都要跑反，有地雷报警阻碍日军，至少比没地雷安全撤离的概率要大得多。日军在华北作战的记录，经常可以看到进军中遭遇八路军地雷，只好停下来等待工兵的情况，或者和携带地雷来偷袭的八路军交手的纪录。连井陉煤矿的矿内通道都曾被八路军渗透埋雷，八路的地雷并不仅仅是用于看家。至于地雷是俄国造的更是好笑。如果苏联真的能给土八路送进武器来，给几挺机枪是正经，干吗千里迢迢送又沉又笨的地雷进来呢？事实上无论国方、共方，都没有一件可靠的史料证明苏联在抗战中曾给八路军支援过哪怕是几支步枪的武器，倒是在伯力扣留了著名的东北联军将领赵尚志。
从日军这两张图看来，八路军的地雷虽然简陋得很，但相当有效，而且，采用了远距离控制，电流拉发的方式引爆的，要误炸老百姓，也并不容易。
不过，八路军地雷战的具体战绩在日军纪录中不容易查到。原因是每次地雷战的战果都不会大，挨了地雷还要强行突破的事情在哪国军队中也不会多。这种战斗属于零敲碎打，自然战果难登大雅之堂。
日军战车兵眼中"土八路"的地雷战(2)
然而，这样的例子还是有的，比如，日军资料表明，它的一支战车部队，曾经在山西遭到八路军的阻击，八路军用地雷把日军坦克炸得车毁人亡。整个战斗，还有照片为证。
炸坦克，可不是一般地雷可以胜任的，难道土八路还能造反坦克地雷？
要说八路军打日军坦克，倒也不是太新鲜的事情。日本《春兵团在华北的战斗》一书中，就描述了配合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作战的坦克分队在冀东曹各庄被八路军歼灭的过程。然而，用地雷炸坦克，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以土八路造的地雷，比如上面提到的天女散花之类，对坦克不过是挠痒痒。就算是铁西瓜，对顶盔贯甲的战车来说，也很难构成威胁。国际上通用的反坦克地雷，设计制造时对压强、起爆、穿甲方式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这玩意儿可不是土八路的兵工厂造得起的。
按照日军记载（照片和记述来自土门周平《人物战车队物语》和伊东述的《大陆战车队——狮子奋迅的突击》），这次战斗，发生在1938年7月，地点在山西晋城天井关附近。被击毁的日军战车，属于日本陆军第八战车联队，是在和八路军386旅（查中国方面资料，似为344旅688团）部队作战中损失的。该部日军联队长是日军装甲兵专家原乙未生少将（原乙未生是《日本的战车》一书作者，有日本战车之父的大名，他曾到德国，意大利等地考察战车的制造和使用，是日军中战车使用和制造方面的权威。日本人将其与戴高乐、古德里安、图哈切夫斯基并列。日军第八战车联队是1938年年中由原第二战车联队改编而成，一说原乙未生接手该联队指挥权是在1939年，在天井关战斗时还没有到任）。该部日军从7月8日起，支援饭田部队的步兵进攻泽州（即晋城）。国民党军守军在常平村附近构筑坚固阵地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激烈。晋城地区沟通三省，地势险要，位置十分重要。双方在八年抗战中曾反复争夺，日军四次占领晋城，四次被迫撤出，最终无法将其占领。
7月10日，日军发动总攻，第八战车联队掩护步兵进攻常平村东方高地。战斗从清晨6点进行到下午6点，日军先后发动三次猛攻，始终不能攻占中国军队阵地。激战中，日军第一线羽贺大队大队长负伤，代理大队长又在第三次进攻中阵亡。第八战车联队以50米间隔的队形对中国军队阵地进行突破，却在前沿陷入电波状反战车壕，遭到中国军队以重机枪发射的钢芯弹痛击。由于山地作战，日军使用的战车均为轻型坦克,装甲薄弱部位多被击穿，车长渡边孝等伤亡，车辆也遭到相当损失，未能发挥突破作用，只好撤退待机。
根据时间推断，这支与日军进行激战的中国军队，应当为此时驻守晋城的529旅杨觉天部。该旅是杨虎城十七路军旧部，参加过忻口会战，战斗力很强。旅长杨觉天曾帮助八路军徐海东部筹措物资，双方关系融洽。该部在晋城驻防期间建立五二九小学，发展地方教育，颇有好名。
此后，前线大雨瓢泼，日军进攻受阻，双方在常平村一带对峙。
而这时，就传来一个不幸消息。另一路占领沁水的日军第14师团所部，因为遭到中国军队的压迫，被迫撤离。在撤退途中于南山地区被中国军队包围，局势危急。日军上层命令第八战车联队立即组成支援部队赶去救援。
这次围攻14师团所部战斗，对照中方纪录，应该是国共双方合作的东坞岭伏击战。中国军队参战部队为李默庵部第93军，第十四军各一部（国民党军），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七、八总队（相当于旅，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此战日军被击毁的汽车就达二百多辆。在1939年十二月事变之前，山西的国共两军在合作上堪称各地之典范。
而前来增援的日战车第八联队，则在天井关一带遭到八路军部队（查看中方战史为负责阻援的688团和南公八路军唐天际部）的迭次阻击。以八路军当时的装备，阻击一支日军装甲部队无疑是极为困难的，但八路军巧妙地利用险要地形，反复攻击日军随同的步兵，使日军战车不得不为了避免孤军深入而停下来防止被切断。战斗中，走在队伍中间的一辆战车突然触雷。剧烈的爆炸将该车掀翻，战车的履带被炸断，炮塔直接被抛落一边，车中人员阵亡。
日军战车兵眼中"土八路"的地雷战(3)
曾经轧过多次八路军的土地雷，但都安然无恙的日军战车兵被这种威力巨大的地雷惊得目瞪口呆，不敢继续前进，急忙调动工兵进行扫雷。由于阻击和地雷的影响，第八战车联队无法按期到达战场，被迫放弃了这次救援。从照片上看到，这种地雷把日军战车底部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窟窿，看起来完全不是运气太好，而根本就是一种专炸坦克的地雷。日军感叹正规的八路和民兵就是不一样啊，有着可怕的装备。八路军有反坦克地雷的消息，就开始在华北日军中蔓延了。
那么，土八路真的有反坦克地雷么？
这东西的确可以称为反坦克地雷，不过，应该叫八路式反坦克地雷，世界其他国家还真没有装备这种武器的。
这种八路式反坦克地雷，其实原理和上文提到的跳雷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把手榴弹换成了威力更大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太原造山炮炮弹。
原来，日军进攻太原时，守将傅作义发现仓库中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为了避免其落入敌手，大方的傅作义和当时在太原的共产党方面联系，同意他们去搬自己需要的东西。八路军方面当然大喜过望，不过时间仓促，搬走的东西不那么规整，其中就拉出来了一批晋造山炮的炮弹。问题来了，八路光有炮弹没有炮啊！
要是换一家军队，估计挖个坑埋了，这东西又不能用，还危险。但当时土八路穷得很，舍不得，八路军的兵工厂把这些山炮炮弹拆卸了，弄出炸药来再利用，弹壳则化了做其它用处——土八路的兵工厂里，金属材料很珍贵呢。其中也有几颗炮弹，被改造成了土造反坦克地雷，以打击当时十分猖獗的日军战车。做法就是把跳雷里面的手榴弹去掉，换上一发山炮炮弹，装触发引信。一旦日军战车通过，就遥控起爆，将山炮炮弹弹出地面，撞击坦克底甲。说起来山炮炮弹不是打坦克的好武器，要是砸在正面装甲上估计就滑飞了。可是从肚皮底打上来，活像武术中的撩阴腿，专找断子绝孙的地方招呼，别说日本的薄铁皮坦克了，就是德国的虎式估计也不敢挨这么一下。
从图片上分析，这辆日军坦克，显然就是着了这种组合八路式反坦克地雷的道道。
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发动了百万大战来报复。特别因为八路军陈赓部386旅几次让日军吃了大亏，于是扫荡的日本坦克上面特别刷了 专打三八六旅，要和陈赓单挑。
陈赓其人，黄埔三杰，性格活跃，怎是忍气吞声之辈，就来找八路军兵工厂，想弄几个有劲儿的家伙打一打日军的气焰。兵工厂当时就想到了给陈旅长这种反坦克地雷。可是有个问题——那批山炮的炮弹早就用光了，已经没地方补充去。怎么办呢？兵工厂的技师想出了办法，用日军投掷的航空炸弹臭弹重装引信，代替山炮炮弹改造一批反坦克雷。虽然笨重了点儿，可是劲儿更大。结果，不久386旅在潞城就用这个巨无霸炸毁日军中型坦克一辆，陈旅长曾为此向兵工厂登门道谢。根据《纵横》杂志的文章，冀东军分区地方部队营救美国飞行员奥立弗·欧斯德尔一行时，也曾对盟军飞行员介绍过这种用地雷摧毁日军坦克和汽车的战例。因为这种地雷的威胁，日军据点尽管就在附近，开枪开炮声清晰可闻，却不敢出动，只能坐视八路军营救美军飞行员并拆卸坠毁的B-29轰炸机残骸。
天井关之战虽是小战，战果也不十分丰厚，但是看到被炸得翻个儿，身首异处的日军战车，还是不由得让人感叹啊——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还有，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最后，想到一个问题，这辆被炸毁的日军战车，到底属于哪一型坦克呢？因为照片的角度不好，这是个难以判断的问题，我推测这可能是日军94式或95式或97式轻型坦克，因为它们都有圆丘形炮塔，从驱动轮看，95式或97式轻型坦克的可能性更大，根据记载，日军第八坦克联队当时装备94式和97改式轻型坦克，因此，这辆日军战车基本可以断定是一辆97式轻型坦克，代号太凯，这种坦克生产于1937年，装备37毫米炮，7.7毫米机枪各一挺，重4.25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将其广泛用于大陆和东南亚战场。
萨所见日方史料中在中国阵亡人数(1)
七十万魂不还乡——萨所见日方史料中在中国阵亡人数
在各种资料中，中国抗日战争，到底消灭了多少侵华日军，一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按照美国学者根据日本战中统计计算，在大陆被击毙的日军，共计四十四万余。一位研究抗战历史的专家张忠义先生，旁征博引日军史料，也得出一个接近的数字，45.5万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则为48万，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当然，也有对此持有异议的专家学者，比如社科院的刘大年教授，就根据国民党军战地统计数字计算，日军在中国阵亡人数超过100万人。
到底哪个数字是正确的呢？
美国方面使用的是日军提供的公布材料，按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然而，对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一直就有异议。
第一方面的异议是日军的阵亡人数和对手公布的往往差距很大，比如国民党军在台儿庄战役中，认为至少击毙日军一万二千余人，而日军公布的阵亡人员只有两千余，相差六倍之多。一些学者如张忠义先生将其归结为中国军队对战果的夸大。
国军对战果夸大可能有之，但日军的作战记录中，却有很多令人费解之处。
例如日军在作战记录中，经常可见苦战字样，而公布的伤亡却极小。以攻占洛阳为例，整个战役，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区区55人。但其中又分明记载了多次激战，如停车场肉搏战、禹王庙对攻等等，伤亡人数颇有些对不上号。又如抗战初期的山西万全之战，日军有记录称此战中步兵第三联队几乎全军覆没，原因是第三联队本身属于二二六兵变的主力，这些官兵都属于当时的叛军，但惩罚迟迟未作，送他们到中国战场，其意义就是让他们能够光荣地死。第三联队的官兵为了洗刷耻辱，在万全城下发动了自杀性的冲锋（不炮击摧毁城墙，直接进行云梯登城），大部战死沙场。然而，与此矛盾的是，同时公布的战报中，第三联队的伤亡合计不超过一百人。
另一方面就是日本靖国神社中供奉的灵位，与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不符，并且逐年增加，仿佛越来越多的阵亡人员从地底下冒出来一般。
看来，日本的战报，还真让人有些不敢相信。这种战报的权威性早就受到质疑，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就多次发现日军力图以掩饰自己伤亡的做法造成美军的错觉，并鼓舞自己的斗志。
虽然日方战报的数据说不通，但作为外国人，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是怀疑。然而，近年来日本国内的资料统计，却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新的证据。虽然还无法断定到底有多少日军阵亡中国，但其统计的数字，至少证明无论军事博物馆还是何应钦将军，提供的数字都过于保守了。而日军的战报，则在这些翔实的统计数字面前，彻底失去了可靠性。
比如，日本权威历史学家伊藤正德（《帝国陆军史》的作者）在他的书中，记录战死在中国的日军，共计78万9370人。
而我最近买到的一册日本读卖新闻社编辑的《中国慰灵》，则提供了更为详实的数字。这本书，是一套记录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太平洋战争中伤亡情况，追悼亡灵的系列图书，包括《缅甸慰灵》、《满州慰灵》、《瓜岛慰灵》等，《中国慰灵》是其中的第五部。
在这一册图书中，读卖新闻社记者统计的日军在中国阵亡总数，超过七十万人，其中不包括苏联红军、抗日联军在东北和中国远征军在印缅的战果。这是战死和战病死的合计人员数字，这符合阵亡人员统计的原则，美日统计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在南洋的伤亡人数，也是这两个数字的总和。
这部书中提供的资料，推翻了日本军部所公布数字的权威性。比如，豫湘桂战役中的长衡会战（日军称为湘桂作战），日本军部提供的数据是日军共计阵亡12209人，而读卖新闻的纪录，则日军此战的总阵亡人数，超过十万。
萨所见日方史料中在中国阵亡人数(2)
虽然，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但已经比早期美国学者所提供的多了一半……而一半，就是二十多万日本兵埋骨在了中国的土地。至少，这是日本方面的数字，而且，看目前的趋势，随着日方史料的渐渐披露，这个数字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这让我觉得可以松口气，因为刚看了张忠义先生的《抗战八年中国并未取胜》，结尾处张先生以良药苦口为重点，点醒世人道：当年4亿民众难奈60万侵华日军何，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悲剧，但愿不要重演！
我这个普通工程师发现的这一点点日本史料，也许能让张先生安心些，如果侵华的日军只有60万，看来还真不至于让我们的4亿民众无力回天，只怕还要再发照会让日本派10万人来才够埋(还没算打残废的)。
日军拼刺刀退子弹的真相(1)
白刃疑踪——日军拼刺刀退子弹的真相
二战里面，日军在白刃战前先把子弹退掉然后拼刺刀，是一个怪异而引人注目的战术。说起来这是其步兵条令的规定，在热兵器时代，这一规定因为看起来迂腐而令人困惑。然而，它决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也不全是捍卫武士道的尊严，而是日本军队根据实战检验做出的结论，这和日军的兵器，作战特点是相吻合的。
日军在白刃战前退出子弹，是指双方开始班以上规模近距离格斗的时候，而不是只要一准备肉搏，冲锋的时候就退掉子弹，那纯粹是自杀行为。
当时各国军队在冲锋的时候不但不能退出子弹，而且整个过程中要全力射击，尽量压制对方火力。比如军事作品《亮剑》中，就有这样一段真实的描写：
随着最后一批手榴弹的脱手，伏在坡下的突击队一跃而起，疾跑中20挺轻机枪同时开火，组成密集的火网，日军工事在密集的弹雨下被打得烟尘四起。在爆炸后残存的日军士兵又恢复了强悍的本色，他们嚎叫着还击，面无惧色。八路军突击队员们不断倒下，后面的候补射手又迅速补上，双方杀红了眼，有些日军士兵杀得性起，竟毫无遮拦地端着刺刀从工事中跳出来迎着弹雨进行反冲锋，但顷刻间被打成蜂窝状，短短30米冲击距离，李云龙的第一突击队的机枪手们全部阵亡，无一生还……
战争是残酷的，日军对这一点的认识和其他国家军队并无区别。事实上太平洋战争中，无论塞班还是冲绳，日军发动步兵冲击的时候，都是一边射击一边前进，并且把轻机枪手放在一线，以增强压制火力（因为一线日军一直没有装备冲锋枪）。
这倒不太用担心误伤自己人。二战中，步兵冲击的散兵线即便以所谓密集队形发动攻击，其队形也远比冷兵器时代松散，士兵前后重叠的概率不高。真正采用那种传统意义的密集队形，冲击的效果往往很糟。比如瓜达尔卡纳尔日军对血岭的密集队形冲击，中国军队在忻口会战中对1002高地的强袭，过于密集的队形，造成己方后方人员的武器无法使用，而对方的武器命中率则大大提高，徒然增加自己的伤亡。
根据日军自己的统计，在白刃战开始以后，保留步枪子弹造成的损失比收获更大。明令白刃战开始后子弹退膛，正是依据这个判断。究其原因，我想主要有以下两个：
第一，日军使用的步兵轻武器性能限制。
日军的制式轻武器，最典型的就是三八式步枪。它继承了其前辈村田式步枪的特点，那就是弹丸初速高、瞄准基线长、枪身长。这样的特点使三八式步枪射程远，打得准，也适合白刃战，不但日军喜欢用，中国军队缴获后也喜欢用，战前还从日本进口过一批。但是它也有缺点，因为弹丸初速高、质量好，因此命中之后往往易于贯通，创口光滑，一打两个眼，对周边组织破坏不大，在杀伤力上不如中国的中正式步枪。白刃战中，这个缺点更为突出，因为白刃战中双方人员往往互相重叠，使用三八式步枪，贯通后经常杀伤自己人。而且，由于贯通后弹丸速度降低，二次击中后弹丸会形成翻滚、变形，造成的创伤更为严重，而仅受贯通伤的对手未必当场失去战斗力，仍然能够反击！在二战中国战场，因为装备和训练的优势，日军人员损失与中国军队相比，达到1：4甚至1：6的水平，而且日军处于人员劣势。因此，使用三八式步枪在肉搏战中开枪射击，因为误伤造成己方大量减员，显然是赔本的事情。
第二，日军对白刃战的战术认识。
白刃战中，日军标准的刺杀准备姿势为一手握前护木，一手握枪托前段弯曲部，枪托稍下垂在支撑腿侧面，半斜向面对对手，刺刀尖略与眉平。这样，枪从斜上方到斜下方，正好护住颈、胸、腹要害，而刺刀一甩就可以突刺。问题是如果摆一下这个姿势，就会发现原来这样一比划，枪口根本就不是朝向对方，而是朝向斜上方的天空。因此，格斗起来，射击的机会很难比突刺的机会更多。而如果作射击准备，手指必须放在扳机上，这就造成了两个严重问题，一，只要双方武器一相交磕碰，就会走火；二，手指不能全力握枪，影响了持枪姿态，拼杀中使不上全力。另外，三八式步枪太长，转动枪口瞄准对方的力距也长，如果对方不是出现在正前方，转动枪口的时间太长，可能枪口还未到位，自己已经被刺倒，这时候使用枪托进行打击无疑是更为方便的作战方法。可见，日军白刃战中能够有效射击的机会很少，保留枪膛中的子弹，取得战果的机会微乎其微，反而影响了肉搏动作的质量。
日军拼刺刀退子弹的真相(2)
这才是日军在白刃战前枪弹退膛的真正原因。
无独有偶，发现在白刃战中射击得不偿失的并不是日本一家，中国军队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中国军队没有白刃战必须退掉子弹的条令，但是西北军部队广泛在白刃战中使用砍刀，实际上也是主动放弃了射击的战术。因为不可能一手挥大刀，一手拿一支步枪射击。当然这也是因为西北军出身的部队刀法独到，是当时唯一在白刃战中可以占到日军上风的中国部队。其他部队，包括八路军，刺杀技术与训练在二战前期都远不如日军。因此即便容易误伤自己人，也要保留格斗中开枪的战术，以达到几条命换他一条命也够本"的目的。这里面，中国军队的枪支质量较差，弹丸初速低，近距离击中后往往留在对方体内，杀伤力反而更大也是一个原因。顺便说一下，西北军的刀法脱胎自军阀混战时期的李景林部，独成一家，专破日式白刃战拼刺术。具体的刀法其实只一招，出刀的时候刀身下垂刀口朝自己，一刀撩起来，刀背磕开步枪，同时刀锋向前画弧，正好砍对方脑袋。其威力在于挥刀的同时荡开对方武器，因为和劈砍是一个动作，对手来不及回防就中招了。日本人怕大刀队，并不是一般的宣传，而是确有其事。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军队和日军交战中表明，如果双方都使用轻武器，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军队并不亚于日军。比如众所周知的四行仓库之战，日军久攻不克，并不是谢晋元团长有三头六臂，比别人更为善战，而是因为四行仓库三面临租界，日军不能使用重型武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战斗力几乎没有差别，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优势，主要在重武器。
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发现同样问题。美军的冲锋枪枪身较短，白刃战拼刺刀吃亏，最初近战中往往用长点射弥补其不足。日军实施夜袭等行动时，多为奇袭，使美军来不及用密集弹幕将日军切断于战线之前。一旦进入混战，没有经验的士兵用冲锋枪扫射造成的己方伤亡往往比敌人造成的还大。在贝蒂欧，美军指挥官肖普上校曾经威胁如果有士兵再乱开枪，就把他的枪扔到海里，而且从此再不发一颗子弹。
美军通过总结，认为白刃战中最好的方法是用手枪对抗日军的刺刀。
美军在实战中证明手枪在白刃战中作用最好。它的长度短，可以轻易转向任何一方射击，射击姿势也可以五花八门，装药少，即便近距离击中第一个对手后也不易贯穿击伤后面的自己人，而威力范围远超过刺刀。至于装弹，如果弹仓子弹都打光，还有刺刀逼过来，那就只能认命了。不过，美军制式手枪填弹七发，等于有连发七刀的能力。而一次白刃战中很少有人能有机会连发七刀，这个概率太低了。
大概唯一略显不重视白刃战问题的就是德国人了，这和它的战术运用和装备有关。德军进攻特别重视装甲部队的快速突击，防御重视工事和装甲部队的配合，近战的机会不是没有，却多发生在狭窄的工事、建筑里，比如斯大林格勒会战。这时，德军多用爆破、扫射来清除敌人，比用刺刀的机会多得多。这样，就被德国人总结出了冲锋枪加手榴弹打近战金不换的真理。其实，德国人不是不能白刃战，他们更擅长在狭小空间用匕首、工兵铲等武器解决问题，《拯救大兵瑞恩》里面就有这样一个镜头。
至于八路军，拼刺刀开枪就纯属一种有预谋的标准战术了。当双方队列接近，准备肉搏，即将接触而还未接触时，八路军会突然来一次齐射然后再投入白刃战。由于这次齐射距离近(约在10米之内)，目标密集 (对方也在准备肉搏)，且日军初期全无防备，非常有杀伤力。而且，还可以起到鼓舞己方斗志，震慑敌军，扰乱敌人队型的作用。
白刃战中，八路军战士还常在双方对定之前，抢先朝对方大腿开一枪。这样做的好处是：由于距离差一点，敌方的刺刀还无法攻击；子弹穿过对方大腿，就钻入地里了，不必担心误伤。最重要的是拼刺刀属于需要全身配合的高难"运动"，如果日本兵大腿中上一枪，步伐不灵，那基本上只能任人宰割了。
日军拼刺刀退子弹的真相(3)
而且八路会利用鬼子退子弹时暴露出的破绽。
什么破绽呢？要知道三八大盖其实是一种最不适合拼刺刀退子弹条令的步枪。中国士兵用的中正式（国民党军）、八一式（共产党军） 步枪的弹舱底盖是可以打开的。需要时，打开底盖，就可以一次退光所有子弹。而日本的三八大盖的弹舱底盖是固定的，想退子弹，只能反复推拉枪栓，将子弹一发一发的退出来——这要是直拉式枪机，可能还快点，可三八大盖用的还偏偏是回转式枪机…… 于是，往往子弹退到一半，八路的刺刀或者鬼头刀就已经招呼上来了。
白刃战，随着军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已经逐渐退出今天的战场。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日本自卫队，还有白刃战训练的课程，在日本有的时候可以看到，问题是这种训练已经活像慢镜头表演。练习的时候放音乐，日本自卫队员举着枪在头上像舞蹈一样比划。大概他们也明白，自己使用这种武器的概率很低很低吧。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1)
惊天一击——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
一
笔者当年曾经居住在北京市东四四条。那里东四派出所旁边有一个大院子，带耳房大影壁，院门上方带着可与颐和园长廊媲美的彩绘。现在去看，那幅彩绘还在，但是经过多年的风雨，已经褪色剥蚀，不能分辨画面了。胡同里老人告诉我，这院子里面住过一个国民党大官的太太，解放的时候跑到台湾去了。
慢慢的，知道这院子原来是军统大特务马汉三的一处宅院，此人一度担任军统华北试验区区长，以贪污腐败、狡猾凶狠著称。
不过，马汉三在解放以前就已经因为军统内斗被毛人凤清洗枪毙了，而他的太太（马在1940年娶的续弦）解放后一直留在大陆。因此，所谓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大官的太太身份就很神秘了。
直到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个逃到台湾的女子，并不是什么国民党大官的太太，实际是一名乡下妇女。她的丈夫叫麻克敌，正是抗战期间制造了震惊北平的 刺杀天皇特使案的军统行动特务。那次刺杀行动，麻亲手击毙了日本天皇派遣到华北执行宣抚任务的贵族院议员高月保男爵。高月当时担任参谋本部作战课中佐副课长，是日军中少见的北亚苏联问题专家。
此次行动之后数月，麻不幸被捕，旋即被日军杀害。抗战结束后，马汉三作为军统在北平的负责人，将麻的遗孀从河北接到北平奉养起来。北平易手前夕，麻的战友周良辅（抗战中担任北平站情报第一组组长，麻为行动第一组组长）、侯化均等人担心其遗孀在战乱中出事，遂将其送往台湾生活。邻居的老百姓不了解内幕，一直以为她是这所宅子的主人，于是生出了所谓国民党大官的太太之传说。
刺杀天皇特使案是军统组织抗战期间在北平组织的一起重要行动。1940年11月29日上午，军统特工人员在掌握了目标的准确行踪后，骑自行车尾随其到锣鼓巷皇城根14号美国教会远东宣教会门前开枪射击，两名日本天皇特使一死一伤，消息震惊中外。对于这一事件，由于历史的原因，其真相一直鲜为人知。出于对此案的兴趣，我曾经专门查阅过一些有关的中日史料，获得了一些较为详细的资料。
所谓刺杀天皇特使案的大致经过，在《政协文史资料丛刊》等公开文献中已有报道，本文不再赘叙，而着重于刺杀行动的背景以及后来被侦破的过程，被刺杀的日本特使的真实身份和在日军中的地位等等。
执行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军统特工，都包括哪些人员，事先策划是怎样进行的呢？
具体执行袭击任务的，是军统北平站第一行动组的两名行动特务——麻克敌和邱国丰。
麻克敌，原名景贺，河北遵化麻家村人，时年35岁，在军统中有心狠手辣之称，枪法好，胆量大。邱国丰，辽宁营口人，时年25岁，少年就开始从军，曾经学过武术，能够飞檐走壁。
麻、邱二人本来都是118师张砚田部的尉级军官。这支部队本身原来是汉奸殷汝耕组织的冀东保安队，原本出身东北军系统。全面抗战前，军统就在这支伪军投入不少力量进行策反。虽然几次都不成功并且损兵折将，但对这支部队的内部思想认同和官兵的民族意识都有很大影响，两位主官张砚田和张庆余都和军统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
七七事变以后，这支部队在通县发动起义，回归国民政府。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起义并非军统策划，而是官兵自发。因为该部官兵对日军平素的骄横和欺压十分不满，因此行动起来带有较大的血腥性和报复性。住在通县的日军教导官被杀，附近的日本侨民数百人也多被虐杀，并放火焚毁当地停留的日本卡车数十辆，房舍数百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日本人后来拍摄的对通州侨民被杀事件的调查照片，却在很多地方被当作日军暴行照片来使用了，可能是从日军档案中收缴又不知道其背景造成的吧。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2)
起诉麻、邱两人的诉状中，就提到他们在通州兵变中曾经有针对日本平民的虐杀、强奸、抢劫等罪名，但看不到任何有关调查的详细材料。在南京罪行累累的日军来宣布这些罪名，不免让人感到齿冷，而这种明显给敌手脸上抹黑，意指其罪恶累累的做法，又很难不让人对此表示疑问。
1938年，因为孙连仲部在台儿庄损失惨重，军委会命令将张砚田的118师补充给第二集团军。这时，因为这支部队中很多军官为日军训练，熟悉日军情况，并且有多年华北地区活动的经验。为了增强华北地区军统的力量，戴笠向张砚田要来了麻景贺等数十名下级军官，进入军统临酆训练班学习，毕业后派遣到北平潜伏，即成为军统新华北区的骨干。为了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麻景贺给自己更名为麻克敌。
说到新华北区，不得不说一下军统旧华北区的历史。
军统旧华北区，指的是抗战前军统在华北地区平津保各地建立的情报组织，由军统得力干将王天木负责。王天木是戴笠手下六大骨干特务之一（另外五人为陈恭澎、赵理君、沈醉、吴赓恕和文强），出身东北讲武堂，智勇双全。在他领导下华北区虽然工作开展较晚，但成绩很出色，陈恭澎最初也是听从他的指挥，并逐渐培养起来（不过陈是戴笠三道高井训练班第一期的高材生，感情上比王更贴近戴）。
王的主要人手，一方面为若干失意旧军政人员、帮派成员，另一方面则是戴笠通过拜弟吴泰勋（吴俊升子）收罗的东北军要人警卫、马夫等等，其中包括了白世维、兰子春、王文等优秀枪手。中日关系逐步紧张后，王领导的华北区先后执行了刺杀张敬尧、刺杀山本荣治等多起成功行动。
但就是这样一个很有能力的部下，却生生被戴笠自己给逼反了。1939年王天木在上海主动投靠日本方面（其他抗战中投日的大特务多是被俘后投降的，王这样主动投靠的十分罕见），军统局在华北的力量，几乎被一锅端。
二
戴笠逼反王天木，实在是这位特工皇帝一生少有的败笔。要知道王不但文武双全，而且在军统特务中罕见的善于在敌占区活动（他在华北建立军统体系的时候，国民党在华北也属于半地下状态），所以在军统中排行很高，用过三木王的代号，意思是军统外勤特务里面他能排到老三。
戴笠逼反王天木，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权字。说起来戴笠手下这六位大将中，王天木是唯一的叛逆（陈恭澎也被捕变节，但他对戴笠个人并非不忠，所以后来也为戴笠原谅而重新使用），戴笠对他最为猜忌，长期用而不信。
说来这有些不可思议，戴笠颇有识人之明，否则也不会提拔王天木了，而且其他五员大将戴笠都是死保宠爱，为何独独这样对待王天木呢？王在工作上对军统可谓立下过汗马功劳，可以说没有王天木，就没有抗战前军统的华北系统。
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其他五个人戴笠都认为不会对自己有威胁。吴赓恕勇猛凶狠，抗战期间亲自到上海组织刺杀汪精卫，被捕后不屈而死。此人资格虽老，有勇无谋；文强身披黄袍（黄埔四期），有军事才能，在军统只能算半个人；陈恭澎是戴笠自己培训出来的嫡系学生，忠心耿耿而且性格恬退；赵理君是一个地道的流氓，是戴在上海训练的杀手集团一员，只不过因为比李阿大等有智谋头脑而被戴笠看重，但在外面声名狼藉；沈醉是他的姐夫军统智囊余乐醒带进来的，一来他资历浅，人比较单纯，二来戴就是通过厚待沈醉，压制余乐醒来获得一个微妙的平衡，使此二人皆效忠于自己，所以对沈一直很好。
综上所述，这五个人都不容易形成自己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7)
五
日军封锁北京各城门抓大麻子，是参加刺杀行动的军统特工邱国丰一次不经意泄密引起的。
原来，麻克敌其人，虽然勇敢，枪法好，但有个缺点就是立功心切，不够冷静。在刺杀高月乘兼两特使之后，显然日伪当局必然要进行大搜捕，这时比较理智的做法是迅速离开险地。此案被破获后，北平站情报第二组组长侯化均就是迅速通过伪军中的关系出城才没有被捕获，成为少数幸免于难者。麻克敌因功受到军统局本部的褒奖，坚持留在北平城内（住在北海后海他哥哥的家里）。受到这次胜利的鼓舞，他和邱国丰联手，试图行刺大汉奸，日伪华北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结果因为汪戒备森严，未能成功。历史上特工人员绝少007式反复出风头的人物，盖因为真实的敌后情报工作环境之残酷，斗争之艰苦与小说电影完全大相径庭，容不得一个特工多次显示身手，那几乎肯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即便是佐尔格这样的传奇人物，只是因为情报递得急了一点，也无法逃脱逃被捕杀的命运。所谓特工的浪漫，纯粹是好莱坞的梦呓。
麻、邱刺杀汪时璟是采取越墙而入的方式，结果在翻越第二道院墙的时候被汪的警卫人员发现，双方发生枪战。两人见不能得手，遂迅速撤离。邱因有轻功首先跳出院外，当时一时不见麻克敌，情急中呼喊老麻，被汪手下听到。从麻遗下的弹壳弹头，日军判断此案与两特使遇刺为同一人所为。根据汪手下提供的线索，认为作案者是个麻子。这样，就引发了满街抓麻子的风潮。其实，麻克敌是遵化麻家庵人，当地人多姓麻，却和麻子无关。
如前所述，日伪方面对该案的侦破最初是相当盲目的。那么，此案最终怎样被破获呢？
问题第一出在北平站站长刘文修过于麻痹上，第二是因为有叛徒为虎作伥。
刚刚完成任务时，刘文修还十分谨慎，自己深居简出，也严令部下低调行事，隐蔽待机。然而，不久就出了一件让他放松警惕的事情。恰好此时有个大盗马元凯在兵马司胡同持枪抢劫被抓获。马不甘就此处死，为逞英雄索性自称为刺杀两特使的杀手。日军方面对北平伪警察局压力督促极大，伪警察局方面正为此一筹莫展，双方自然一拍即合。于是共同制造出一套相当真实的口供交给日本当局。据说多田峻对此也已接受首肯，所以北平各报都以狙击日军将校案告破的题目刊载了消息。这样，刘文修就放松了警惕，活动开始恢复，却不料有人正在四处搜捕自己。
这个人就是原军统天津站站长裴级三。
裴级三，辽宁营口人，本来是军阀吴俊升的马弁。中原大战期间戴笠到北平活动，深感北方军统力量过于薄弱，遂大力吸收人手，意图扩大在华北的实力。吴俊升的儿子吴泰勋是戴笠的酒肉朋友，军统挂名少将，所以戴就让他推荐一些出身北方的人员。吴泰勋介绍了裴级三等人加入军统。裴后升任天津站站长。因王天木叛变，裴也被日军逮捕，很快叛变投敌。叛变后的裴级三因为熟悉军统内部情况，又是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给军统华北组织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罪行累累。裴叛变后，戴笠派大特务倪中立前往天津重建天津站，结果立足未稳就被裴带人破获，倪中立抵抗中被杀。接着，天津抗日杀奸团试图制裁裴级三，因杀手临阵怯场而失败。裴随即发动报复进行大破坏，天津抗团大部分成员不是被捕就是被迫转入北平活动，区书记曾澈本来已经躲过日军搜捕，却被熟悉军统活动规律的裴级三从藏身地抓获，不屈而死（曾当时年纪只有27岁，审讯中问日本审判官：你们日本人爱日本吗？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爱中国？）。1945年日军投降时，裴畏罪逃往东北，无人知其后来下场。
马元凯承认作案后，虽然多田峻已经认可，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茂川却不相信，认为马的供词破绽很多，作案手法很像军统活动，遂派在他手下的裴级三出动继续调查。
的势力来对抗戴笠。而王天木就不一样了，他是东北讲武堂出身，与戴笠关系较远，而且因为华北地区军统缺乏人才，戴笠不得不让王长期独当一面。
王天木长期负责一方面的特务组织，渐渐形成自己的派系。戴笠疑心重，担心他坐大，所以对王逐渐从信任变为有所防范。抗战前，戴即派出陈恭澎到华北区掺沙子，让陈担任北平站站长，王任天津站站长，互相牵制。不过，陈性格宽宏，与王合作不错，所以二人合作，对军统北方的工作开展起了不错的促进作用。戴笠看到陈渐渐成熟，便将王从熟悉的华北区调出，寻衅将王关押两年，直到抗战爆发，才将其调到上海担任区长。而在上海与王搭档的毛万里又仗着有侍从室的背景专横跋扈，与王不断发生龌龊。在这种矛盾中，戴出于对王的猜忌，总是偏袒于毛。王天木心思缜密，深知戴笠心狠手辣，感到自己已被架空，担心发展下去不免兔死狗烹下场，遂于1939年投日，给军统在敌占区的潜伏力量造成极为沉重的打击。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3)
由于王的叛变，军统北平、天津、济南各站都被日军破获，损失惨重。特别是济南站负责人傅胜兰，原来是戴笠很器重的大特务，也被捕变节，一时军统在华北除了一些零星电台，几乎全部活动都被迫停止。
戴笠是不甘退却的顽固性格，也深知华北对整个地下工作网络的重要，因此，他在老华北区被破坏之后，立即组织新华北区，继续派遣特务北上。他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手段，一方面派遣文强、陈仙洲等武装特务以情报、破路为目的随孙殿英、庞炳勋等部队行动，进入华北开展活动。陈仙洲在军统是有名的 夏侯惇，以善于脱险著称，无论在日本人还是解放军面前都演出过先宁死不屈，接着死中求活，最后好运出逃的冒险剧本，传奇如同电影；另一方面则调动麻克敌等训练完毕的28名华北籍特务，利用其当地的关系，补充到华北区重建北平、天津等地下站点。
1939年，军统重建北平站，隶属于华北区，区长薄有凌，区书记曾澈，北平站站长刘文修，是王天木叛变北平站硕果仅存的老特务，下辖两个行动组（一个组长是麻克敌，另一个是周良辅），两个谍报组（张清江和侯化均），并有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由区书记曾澈领导。经过苦心经营，华北的特工行动又渐渐有了起色。
有些资料说此案主持人是马汉三，这有些似是而非。马汉三当时虽然在华北，但他着重对蒙疆地区的谍报工作，不在北平，他指挥这次行动应该是一种讹传。根据现有文献，军统在北平负责组织此行动的是薄有凌和刘文修（区书记曾澈已经牺牲）。但马汉三的确与此案有关，一方面日本天皇派遣两名特使来华宣抚的情报，是军统特务宫介梅通过华北伪治安军中的关系获得，经过马汉三呈交戴笠的。戴笠因此从重庆向军统局华北区下达指令，侦察日本特使的行动，寻机刺杀；另一方面，抗战胜利后，马汉三专门从日军档案中调出了此案的有关审讯材料并保存下来（今存第二历史档案馆），并负责了殉难特务的抚恤善后，算是这个腐败凶狠的大特务做的少有的好事。
具体的行动，是由张清江的情报一组提供情报支援，而麻克敌的第一行动组进行实施。
此时，为何日本天皇会派特使前来华北宣抚呢？
根据日方史料，其原因在于天皇需要向当时的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峻表示支持。
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中国华北主要城市达三年之久。但是，从1940年8月开始，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持续几个月的猛烈攻击给华北日军造成沉重打击。被打痛了的日本朝野一片惊呼，无法理解已经占领多年的华北，竟然存在如此强大的抗日力量。当时的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峻倍受指责，多田峻也上奏折为自己辩解，声称八路军的进攻只是暂时性的事件，并且遭到了遏制，华北局面已经安定，驻屯军无可指摘等，并请天皇派员到华北视察。
由于多田峻以往的战功，最终日本国内对他还是决定不加追究。既然不予追究，就更要表示对他的信任，于是天皇通过日本议会，派遣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两位特使，前往华北宣抚，表示对多田峻的勉励。
其实这个决定是有些毛病的。多田峻是旧式军人，善于正规作战，对付战术灵活的八路军实在力不从心。他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期间，对八路军始终没有什么好办法，八路军的总体实力越打越强。到1941年年中，日本国内终于再也无法忍受多田的无能，于是将其提拔为大将（算是给个面子）后送回国内，改调被彭德怀元帅称为最狡猾的冈村宁次担任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比多田灵活得多，他调动重兵发动的五一大扫荡和随后的一系列作战，给八路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两位特使还带有其他的秘密使命。
关于这两位天皇特使，中文资料中语焉不详，只提到两人均为日本议会贵族院的成员，军衔皆为陆军中佐。实际上高月保被击毙后特进为大佐，所以日文资料中对高月保皆称为高月保大佐，而乘兼悦郎由于没有被打死，自然没有特进。他此次遇刺没有死，负伤致残，不再适合在一线部队，改调陆军士官学校担任庶务科长。这个闲职影响了他的升迁，所以直到日本战败，乘兼始终是个中佐。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4)
其实，这两位在日本陆军中，都是威名赫赫的人物，特别是高月保，有着男爵的贵族头衔，还有一个特殊的外号，叫做拉脱维亚的樱。
三
这两个天皇特使究竟什么来历？
高月保，岛根县人，大正十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三期毕业，虽然出身贵族但是用功勤勉，当时即因才华横溢而著称。毕业的时候在该期学员中名列优等第一，获得天皇颁赐的银表奖励。这里有点儿疑惑，据说士官学校第一名传统是赐短剑的，这次为何赐的是银表？可能是第三期蒋百里拿了第一，把天皇赐剑带回中国去了，天皇没了剑，只好换着样赐别的东西了吧。
这一期学员在战争中成为高级将领的不多，一来是因为年龄资历，二来他们在校期间培养方向就有所偏重，着重于培养外交军事人才。高月保在毕业后一度派遣到驻朝鲜军中服务，因业绩出色复由陆军省保荐进入陆军大学四十四期学习，主攻对苏战略，昭和七年（1932年）毕业。这一次他依旧成绩优秀，在49名学员中仅次于花本盛彦获得优等第二名。这一届陆大毕业生在日本战败时除了身为皇族的闲院宮春仁亲王破格提拔为少将以外，军衔最高的就是大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月遇刺后特进为大佐，成了第一个达到这个军衔的陆大四十四期毕业生，相信这个荣誉不大有人愿意与他争的。
与高月同时遇刺的乘兼悦郎是佐贺贵族出身，为其陆士三十三期同学，毕业后也到达朝鲜军中服役。但是他的门路奇特，一下就混进了上层，经历与高月大不相同。这样的好处是乘兼的提升也比较快，但是没有得到机会上陆大学习，少了一张文凭。
高月保从陆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欧洲担任见习武官，1934年担任日本驻拉脱维亚使馆少佐武官。俄国在一战中崩溃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乘机独立。这几个小国为了避免被苏联吞并的命运加入与法国的结盟，人称小协约国，而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也因此成为外部世界搜集苏联情报的一个重要据点。美国驻拉脱维亚武官皮雷斯就是一个这方面的高手，主攻对苏战略的高月保在此自然也是如鱼得水，多次向日本国内提供关于苏联的重要情报。在这期间，高月给日本国内的友人写信，常自称为拉脱维亚的樱。（日本的旧军队中军校毕业生常以樱自诩，表示赞赏樱花灿烂中凋谢的品质，不畏战死。）
1938年，按照日本政府要求，在欧洲各国的日本武官在巴黎召开联合会议，共同起草国际军事局势以及对苏对华作战问题的分析看法。到会的有驻苏武官土居明夫（大佐）、驻德武官河边虎四郎（少将）、驻法武官土桥勇逸（少将）等，土居明夫和高月保负责制作对苏问题看法。二人的意见是在中国问题上苏联主动插手可能性不大，应该采取坚决的攻击，首先打垮中国的抵抗，在这之前不要刺激苏联，尽量避免与苏联开战。土居和高月都对苏联的战争潜力比较了解，深知日本的军力尚不足以挑战苏联。
这份报告虽然未能获得陆军方面完全的信服，但高月的才华受到陆军省的重视，同年将其晋升为中佐，调回国内，在陆军省作战课担任作战班班长，着重于中国战场的作战指导。他力主对中国全面战胜，但反对北进政策，支持南进。
在这期间，高月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还参与了对华的细菌战试验作战（宁波）的指挥，是指导对华细菌战的五人小组之一（小组负责人为作战课课长冈田重一大佐）。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11月25日，高月已经离开作战课前往中国，日本陆军省签发的大陆令第169号，下令中止宁波、金华等地细菌战试验以检验战果，其发令序列中依然有作战课高月保中佐的名字。三天以后，高月保就在北京被军统击毙，可谓报应来得快。
1940年8月28日，日本军部召开陆海军协调会议，策定今后作战方略，预定南进政策，理由是英国在欧洲忙于对德作战，在南洋地区无力兼顾，美国注意力集中欧洲，但同时对日本采取禁运，造成帝国战略物资不足。会议上制定了可以发起南进作战的五种情况（三种好机和两种被迫）。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一年后爆发的珍珠港事变之发源。高月是参加这次会议的陆军三代表之一。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5)
派遣高月为特使宣抚华北驻屯军其身份固然重要，但他和乘兼还有另外的使命。高月保到华北后，预定不再返回，转任华北方面军参谋。在驻华日军中，推崇北进攻击苏联的将领不在少数。高月是日本不多的苏联问题专家，他到华北还有说服北进派将领的任务，以增进驻华日军对南进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乘兼悦郎和高月保是陆士同学，长期专注于朝鲜殖民事务。他在到中国前担任的职务是陆军士官学校战术教官兼陆军第一旅团长侍从参谋。旅团长侍从参谋这个职务十分古怪，而且在日军中独一无二，其根本原因是陆军第一旅团的旅团长本身就很古怪。这位中将旅团长并无实权，但是身份高贵，他就是战后唯一被作为战犯起诉的朝鲜皇族——朝鲜皇太子李垠。
李垠，朝鲜高宗皇帝第七子，纯宗皇太子，日本吞并朝鲜后，勒令朝鲜人改用日姓，使用日本的语言文字（大约可以看出如果中国没有八年抗战，结果如何），同时，将朝鲜皇族（唯一可准许使用朝鲜姓的家族）子弟大量送到日本接受教育和通婚。李垠就是伊藤博文亲自过问送到日本接受从小学开始的所有教育。这给了乘兼悦郎一个发展的机会——乘兼恰好是李垠的小学同学，而李垠的太太梨本宮方子（一度是昭和天皇妃第一候补）和他都是佐贺出身，还有亲戚关系。李垠一生狂热亲日，被日本授予昌徳宮李王垠称号，担任过陆军59联队联队长、第一旅团旅团长、第一航空军司令等职务。中国的某些汉奸和接受日本教育的李垠比起来，要算相当的爱国者了。
虽然李垠非常亲日，但日本方面对他从不放心，监视控制功夫下的很多。乘兼悦郎就是这样一位侍从参谋，在巩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方面，他有着相当的功绩 。不过，因为他与李垠的同学关系，而且李垠确实对日本极为忠顺，乘兼的工作并不太难，他也并不总是在李垠身边。李垠访问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是乘兼负责接待向导，并且做了一堂示范课。
乘兼被派到中国，则是因为他的殖民经验，可以为多田峻提供相当重要的参考作用。
对日军来说，不幸的是两位在日本陆军中堪称人才的高级军官，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他们的作用，就在皇城根成了军统特工人员的靶子。
四
具体两个天皇特使被袭击的经过已经在公开文献中可以看到，这里可以补充的就是一些其被袭击前后的细节了。
第一，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为何要骑马在北京街头招摇过市。
根据当时北平伪警察局的公开材料，两个日军军官是方面军参谋，骑马上班途中遭到袭击。实际上高月的确是还没有上任的方面军参谋，这可能是日军提供给伪警部门的资料。而说两人是骑马上班就属于一种有意的误导了，实际上这两个日军军官当时根本不是办公，而是每天早上例行公事的遛马散步。
高月与乘兼作为天皇特使，多田峻对两人颇为恭敬，无论食宿安排都是第一流，两人下榻的地点就是孙中山在北京的行辕——和靖公主府。这里和日军在北平的总部——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原段祺瑞执政府只有一墙之隔，根本不需要骑马上班。但高月和乘兼都是日本贵族俱乐部爱马社的成员，有每天骑马散步的习惯。这个 爱马社说来颇有来头，它的主席就是日本著名马术运动员西竹一男爵，俱乐部成员包括西男爵本人都是西化严重的贵族子弟，并且都是日本陆军中的军官，是促进日本马术运动的一个重要组织。西竹一是1932年奥运会马术金牌获得者，1945年以战车第26联队联队长身份在硫磺岛战死。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是西男爵的崇拜者，热衷于马术，期待着在陆军中作西男爵第二（西竹一获得奥林匹克冠军时的身份是陆军中尉）。
所以，这两位特使即便到了北平，依然保持每天遛马的习惯。对此，北平当局之所以没有安全方面的顾虑，有两个原因。第一，1939年和1940年，原来活跃在北平地区的中国地下抵抗组织——抗日杀奸团，先后遭到两次毁灭性的打击，成员非被捕即逃往重庆，主要负责人军统华北区区书记曾澈被杀。这个组织基本已经没有活动能力，让日军误以为北平的地下抵抗运动已经瓦解；第二，日伪当局为两位特使安排的遛马路线沿线军警机关林立，属于日军安全区中的安全区，很难想象会有人在这段路上进行狙击。同时，日军还派遣了警卫人员随行，以为万无一失。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6)
高月和乘兼的散步路线是这样的：从段执政府出发，沿今天的平安大街向东，到达东四十条路口（今平安大街一带是日军华北驻屯军总部），再向南，沿东四北大街直到今天的东四牌楼（这里路西什锦花园为日本华北地区茂川特工总部，后来此案就是这个机关破获），从此处向西，经过隆福寺和今天美术馆，皇城根（隆福寺和皇城根各有一个伪警察巡警阁子） ，沙滩到达北海（这里的团城和沙滩红楼各驻有一个中队的日本宪兵），穿过北海向北到达今天平安大街返回住地。
这条路线，今天依然是北京旧京风貌保存最完好的一段，说起来日军的安排是相当有水平。
第二，军统特工为何选择皇城根作为袭击的地点。
这就和上面的第一个问题相呼应了。
军统方面选择皇城根作为袭击地点，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策划。军统方面早期的几次成功行动，如刺杨杏佛、刺张敬尧等都是城市狙击，具有这方面较丰富的经验。首先，接到任务后，北平站情报第一组组长张清江带组员张承福、金琅等对两个特使的行动习惯进行了调查，认为这两个特使经常公开活动，在公共场合进行刺杀存在可能，不需要深入其内部进行窝里打。而最有规律的行动，莫过于每天早上的乘马散步。因此，狙击行动就初步预定在其遛马的路线上（参见台湾1971年出版的《中央》杂志特刊周良辅介绍麻克敌的文章）；其次，张清江和麻克敌等人对两个日本特使行动的路线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是日军的防卫还是过分麻痹大意了。
高月和乘兼这条路线的问题是虽然多有军警机关，却没有一个统一机构负有专门对两人的保卫权责，也没有戒严，因此，只要用心观察，便有机可乘。
最后北平站站长刘文修和麻克敌商议，将狙击地点放在了从隆福寺到皇城根锣鼓巷一带，由麻克敌开枪，邱国丰掩护。因为这里没有日军据点，是由伪警察警戒的，相对比较松懈，同时，这里小巷密布，路线复杂，也为开枪后的撤退提供了有利条件。
不过，最终狙击地点选在了皇城根锣鼓巷口，则是麻克敌一时决定的。原因是狙击小组前一天已经尾随过两个特使一次，因为警卫人员离得太紧没有下手机会而作罢。29日，当麻、邱二人再次尾随到皇城根时，两个日本军官大概感到春风得意，乘马加速，与随行警卫拉开了距离（警卫是骑自行车的）。于是，麻立刻决定行动，一起惊天大案爆发了。
第三，案发当时，有几人目击。
当时麻克敌快骑追超两人后，将自行车放倒，向后开枪，当时击中骑在后方的高月保，连人带马均被打中，高月落马（后送医院不治而死）。在前面的乘兼（伪警报告将两名日本特使的名字误为森荫和赤余）停下来试图帮助他，因为周围混乱嘈杂，还没有觉察是被狙击。麻乘机再开两枪，将乘兼也击倒（重伤，后抢救活命）。此时，锣鼓巷口巡警阁子的值班警察伪内五分局第十九段派出所岗警佟承启，所内值班警刘发壁闻声欲来救援，邱国丰立即射击掩护麻撤退。佟、刘不敢迎战，退了回去。麻对倒地的两名日军续发两枪，可惜未中。眼看后方乘自行车的日军警卫赶来，麻邱遂向西行，进入小巷中逃走（麻开六枪，邱开一枪）。日本宪兵急于救人，未及追击，先用人力车，后用汽车将两人送往医院抢救。
除了佟、刘以外，附近还有帮工黄广明等也目击此案，但对麻克敌等二人的描述除了衣着一致外，相似之处不多（可能是吓昏了），甚至有说行武出身的麻克敌显系一知识分子，而最近的美国远东宣教会干脆拒绝日军搜查。高月保和乘兼悦郎遇刺后，虽然麻和邱都在现场露相，多田峻惊惧之下也全力督促破案，但日伪的破案却不得要领，原因是目击情报不足，有限的报告中凶犯形象也差异很大，虽然关了城门大搜，却一无所获。
不久，就发生了日军闭城抓大麻子 的事情。有说法麻克敌是麻子，行刺日本特使时被目击所以日军满城抓大麻子。据我所知麻克敌并非麻子，抓大麻子是因为麻的副手邱国丰说漏了嘴，不经意间误导了日伪侦缉机关。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7)
五
日军封锁北京各城门抓大麻子，是参加刺杀行动的军统特工邱国丰一次不经意泄密引起的。
原来，麻克敌其人，虽然勇敢，枪法好，但有个缺点就是立功心切，不够冷静。在刺杀高月乘兼两特使之后，显然日伪当局必然要进行大搜捕，这时比较理智的做法是迅速离开险地。此案被破获后，北平站情报第二组组长侯化均就是迅速通过伪军中的关系出城才没有被捕获，成为少数幸免于难者。麻克敌因功受到军统局本部的褒奖，坚持留在北平城内（住在北海后海他哥哥的家里）。受到这次胜利的鼓舞，他和邱国丰联手，试图行刺大汉奸，日伪华北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结果因为汪戒备森严，未能成功。历史上特工人员绝少007式反复出风头的人物，盖因为真实的敌后情报工作环境之残酷，斗争之艰苦与小说电影完全大相径庭，容不得一个特工多次显示身手，那几乎肯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即便是佐尔格这样的传奇人物，只是因为情报递得急了一点，也无法逃脱逃被捕杀的命运。所谓特工的浪漫，纯粹是好莱坞的梦呓。
麻、邱刺杀汪时璟是采取越墙而入的方式，结果在翻越第二道院墙的时候被汪的警卫人员发现，双方发生枪战。两人见不能得手，遂迅速撤离。邱因有轻功首先跳出院外，当时一时不见麻克敌，情急中呼喊老麻，被汪手下听到。从麻遗下的弹壳弹头，日军判断此案与两特使遇刺为同一人所为。根据汪手下提供的线索，认为作案者是个麻子。这样，就引发了满街抓麻子的风潮。其实，麻克敌是遵化麻家庵人，当地人多姓麻，却和麻子无关。
如前所述，日伪方面对该案的侦破最初是相当盲目的。那么，此案最终怎样被破获呢？
问题第一出在北平站站长刘文修过于麻痹上，第二是因为有叛徒为虎作伥。
刚刚完成任务时，刘文修还十分谨慎，自己深居简出，也严令部下低调行事，隐蔽待机。然而，不久就出了一件让他放松警惕的事情。恰好此时有个大盗马元凯在兵马司胡同持枪抢劫被抓获。马不甘就此处死，为逞英雄索性自称为刺杀两特使的杀手。日军方面对北平伪警察局压力督促极大，伪警察局方面正为此一筹莫展，双方自然一拍即合。于是共同制造出一套相当真实的口供交给日本当局。据说多田峻对此也已接受首肯，所以北平各报都以狙击日军将校案告破的题目刊载了消息。这样，刘文修就放松了警惕，活动开始恢复，却不料有人正在四处搜捕自己。
这个人就是原军统天津站站长裴级三。
裴级三，辽宁营口人，本来是军阀吴俊升的马弁。中原大战期间戴笠到北平活动，深感北方军统力量过于薄弱，遂大力吸收人手，意图扩大在华北的实力。吴俊升的儿子吴泰勋是戴笠的酒肉朋友，军统挂名少将，所以戴就让他推荐一些出身北方的人员。吴泰勋介绍了裴级三等人加入军统。裴后升任天津站站长。因王天木叛变，裴也被日军逮捕，很快叛变投敌。叛变后的裴级三因为熟悉军统内部情况，又是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给军统华北组织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罪行累累。裴叛变后，戴笠派大特务倪中立前往天津重建天津站，结果立足未稳就被裴带人破获，倪中立抵抗中被杀。接着，天津抗日杀奸团试图制裁裴级三，因杀手临阵怯场而失败。裴随即发动报复进行大破坏，天津抗团大部分成员不是被捕就是被迫转入北平活动，区书记曾澈本来已经躲过日军搜捕，却被熟悉军统活动规律的裴级三从藏身地抓获，不屈而死（曾当时年纪只有27岁，审讯中问日本审判官：你们日本人爱日本吗？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爱中国？）。1945年日军投降时，裴畏罪逃往东北，无人知其后来下场。
马元凯承认作案后，虽然多田峻已经认可，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茂川却不相信，认为马的供词破绽很多，作案手法很像军统活动，遂派在他手下的裴级三出动继续调查。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8)
裴遂指挥特务在北平拉网搜捕军统特工。这时刘文修却不合时宜的公开外出，结果在电车上被裴认出捕获。刘不堪酷刑而叛变，通过他抓获了交通任国伦（湖北人，特警班毕业）。任也随即叛变，参加此次行动的军统特工人员陆续被捕。先后被捕的有华北区区长薄有凌，第一行动组的麻克敌、邱国丰（麻12月底被捕，邱1月6日被捕），第二行动组的组长周良辅，第一情报组的组长张清江，组员张承福、金琅、刘心一等。军统在北平的人员损失大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