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完全意识到所谓进步或许不过是幻想而已。学院和学校的纷纷设立，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有了比过去受过更好教育的一代青年；妇女的解放，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姑娘们比古代幽居深闺的小姐要有出息；现代豪华的享受和娱乐，并不意味着现在的男女青年就能比过去的人玩得更尽兴；一个个豪富之家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它有权利瞧不起那些旧时期的达官贵人；新宪法禁止重婚，并不意味着那些骄奢的中国人不能像西方人那样拥有情妇；工厂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工人有比古代工匠更好的待遇，日子就能过得富裕一点。
看来现代的工业主义会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总的来说，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社会变革，几乎是刚刚开始迈开顺应新潮流的步伐，贫穷随处可见，农村一片混乱，广大内地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不断出现。这些都提醒我们，我们还远未走出莽莽丛林。然而，如果中国想要变得现代化，她必须调整自己去适应现代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切内涵。我已经指出，中国的现代化绝不是去傻瓜的天堂度假。
我大自信于中国的种族性格和民族遗产，所以并不担心它们将来会失去。民族的遗产，不过是一套道德和心理素质的体系，是活着的、能动的东西，表现为在一个新环境下对生活的某种哲学态度和对生活的反应与贡献，应该勇敢地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现代世界有一个精神体系，现代文化是全世界的共同遗产。无论是科技、医药、哲学、艺术还是音乐等各方面，中国都不可能游离于全世界的共同遗产之外。她正是坚定不移地用现代文明来不断地充实自己。不少人认为中国将由此而牺牲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遗产，这实在是个错误的观念。相反，我认为现代化会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驱向于更加新鲜和伟大的发明创造活动。坦率他说，在民族性格问题上，我并不焦虑。
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都参加了现代科学文化的建设，却并未失去其各自的民族性格，何以见得中国就非失去不可呢？不同的民族都为全世界共同遗产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比如德国在音乐和科学方面很有成就，法国在艺术和文学方面颇有造诣，英国在民主体制方面有其独到之处，美国在科技的高度完善和大规模商业、企业效率的提高方面卓有成效，但这些贡献都必须基于文化的统一之上。现代医学既不是德国的，也不是法国的，更不是美国的，医学科学只有一个。如果中国人的性格是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那未，他们会用自己的力量来为知识的共同积累作贡献，从而维护他们自身。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也就一文不值了。一个民族的性格仅仅意味着某种精神状态，某种心理和道德上的财富，它们能够在任何境况下显示其自身。一个富有生机的民族精神应该促使人们去创造、去生产，它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死板的、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应该被涂上防腐剂保存起来的东西。一个民族的遗产并非博物馆内收藏着的碎片。中国的历史已经表明中国文化具有旺盛的不寻常的生命力，任凭各个不同时代政治上的冲击，它都没有失去其自身的连续性。
新民族主义
然而，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不是这样的进步和现代化在理论上合乎不合乎需要，因为如果中国想成功地使自己适应新的世界环境并幸存下来，那未现代化就势在必行。目前的形势使我们坚信今天最紧要的问题是：现代化是否已充分实行，以给我们的新民族主义注入内在的活力，以便去抑制、耗损、最终征服残酷无情的日本战争机器。对中国来说，现在不是从女神那里挑选聪明的礼物：和平或进步的时候。欧罗巴女神扔给旧中国的那些不祥的礼物也不是以这种简单的形式出现的；她给中国一种选择，要么是和平十奴役，要么是进步十战争。中国选择了后者，即所谓新民族主义，这就是西方的礼物。
新民族主义是来自现代世界的礼物，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见的全民抗日，它与我们以往所知的爱国有所不同。确实，这种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人所共有的、保卫自己的家园免受外族侵略的古老的种族本能之上。这种本能，对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强烈自尊心的民族来说，自然更力强烈。然而，单是对自己的祖国或民族抱有一种单纯的感情、单纯的爱是不够的。在历史上，蒙古族和满族入侵的时候，这种感情与爱井没有能证明自己。爱国主义之于孤立主义的古代中国而言，是件奇怪的东西。中国是一个王国、一种文明、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热爱中国就像是“热爱文明”，“热爱世界”，或者说热爱当代美国人心目中所谓的这个称作地球的行星。然而如果地球受到火星人的威胁，会有多少美国人会为爱这个世界而战，或者甚至为爱这个文明而战呢？可见，这种感情是何其单薄、模糊而又飘渺！
光有那种古老民族的自负，很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中国获胜——我相信她准能获胜——那是因为新的民族精神大放光彩。这种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已经震惊了世界，那些无知的人们仍然把民族精神看作一种内战争带来的人为的产物，认为它缺乏根基，一旦外界的压力被撤除，它就会烟消云散得无迹可求。稍为正确一些的观点是，这个新民族主义在战争面前正当上升趋势，并已成了日本人的一场恶梦，因而日本不得不在这个民族主义完全形成之前就抢先进攻，要不然它的大东亚帝国的美梦就会成为一枕黄粱。在1934—1935年间，这种新精神出场了，开始显得黯然失色，后来便抹掉了暗淡的绝望。终于，一种民族自信的新精神诞生了。不过，只有在战争开始之后，这种新精神的内涵力量和新的结构才变得引人注目，震惊遗迹，当然最感震惊的还是日本人自己。
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抵抗的决心没有被日本人精良的陆海空军力量所摧毁，并且不可能被摧毁，这是因为大众觉醒的无形力量所带来的新民族主义的缘故。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在外界压力下，我们的团结一致变得更加紧密协调；如果我们看到蒋介石个人的死对头，广西将军李宗仁和白崇禧把他们的全部武装力量和资源都投入到这场战争中来，并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和他并肩战斗；如果我们看到共产党的将军们出于同样的爱国动机支持蒋介石；如果我们看到大、中、小学的学生们都以各种形式投入了战斗；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顽强地抵抗着比自己强大得多的空军、炮兵和坦克兵；如果我们看到后方人民的士气——约翰。根瑟说这种士气除了用“magnificent”（高涨，宏大）来形容外，再也找不到另一个词；如果我们看到年轻的女大学生们领着千百个由战争造成的孤儿走上了扬于江上的汽船，为他们提供庇护所，而自己却站在甲板上挨雨淋；如果我们看到中国的乞丐们把讨来的钱投进献金台上的钱箱里作为战争捐款；如果我们看到为越冬的士兵和难民捐赠九百万件棉背心的号召在几天内就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原定计划超额完成；如果我们看到难童们组织起来的剧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以唤起民众进行抵抗；如果我们看到中国人民现在尊重士兵了；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些，那末，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又成了既成事实，中国已经团结起来，有了统一的领导，坚强的决心，要共同战斗，直到最后的胜利，哪怕这个胜利要许多年之后才能到来。如果我们听到人们众口一辞他说他们亲眼目睹在日用必需品极端匾乏、生活艰难困苦、个个家破人亡的情况下，难民中没有一个人抱怨政府的抗战政策，那未，我们就会明白抗战的基础在于人民，而不仅仅在于领导者。
在这场漫长的抵抗战争中，我们可以预见到将会发生什么。日本就像一辆新的Buick 汽车，它有极好的发动机，试图穿越戈壁沙漠。这是一场在发动机与沙漠之间展开的竞赛，这辆汽车能在沙子进入发动机使它陷于瘫痪之前到达那个遥远的、永远变幻莫测的终点吗？是沙漠将毁坏汽车，还是汽车将征服沙漠呢？另外还应该考虑在内的是，这辆汽车出发时带的汽油是有限的，所以为了到达假定的目的地，在汽油耗尽之前它要尽快向前推进。如果这辆汽车在到达目的地之后，还有最后一加仑汽油，日本就赢了。然而可能的情况是——在我看来必然会发生的是——日本的机器将继续艰苦跋涉，只要能爬得动，它就会继续前进。但最终这辆汽车还是会因为缺油而抛锚。美国的和英国的卡车会被叫来，把它拖回这段愚蠢旅行的起点，那时这辆汽车的挡泥板已经肮脏不堪，车轴已经断裂，连发动机所需的润滑油都没有了。
在这场沙漠竞赛中一个更为奇特的因素是：无论何地都只能找到美国的加油站。也只有日本才完完全全是依靠美国的加油站来加油，来获得自己的成功。日本不断侮辱加油站的雇员，并且撞倒加油站的围墙，但还是把美国汽油加到自己的机器里了。而加油站的雇员也只是对日本人的无礼、对扔进自己眼里的沙子随便抱怨几句，发几句牢骚，但还是把汽油钱装进口袋里，声称还是生意最重要。什么时候山姆大叔才能停止为赢利销售汽油，像新英格兰农夫那样，拒绝与那些不考虑后果，而将别人篱笆撞倒的人打交道，只有时间才能证明。
中国在战斗，她还将继续战斗下去，她会备受战争创伤的折磨，但不会被打败。中国现在最大的希望是有一位不近人情的、冷酷的、刚愎自用的领导，他知道这一切的一切，他把战争看作20轮比赛，知道只有那最后的一击才是决定性的一击，并作了相应的部署。最重要的不是中国内在的力量，而是熟悉这种力量并巧妙地加以运用。对抗战本质的这种理解不仅通过报纸和电台的努力成了今日中国人民的共同特征，而且也在指导总参谋部的战略与战术。
只有当我们把日本军队赶出我们的国土，或者强迫他们撤离的时候，我们才得以重新思考所有这些文化的混乱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保存自己的旧文化。同时，我们要认识到不是我们的旧文化，而是机枪和手榴弹，才会拯救我们的民族。中国人不会再去接触自己的旧文化，除非日本人停止谈论什么亚洲的“共同”文化，井把这种货色扔回它应该呆的地方去。看来，聪明人不应该经常谈论什么民族文化，免得侵略者听到之后，将它变为一个口头禅，从而将它毁掉。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种特别的“英国”或“法国”的文化。然而当希特勒大谈其“德国文化”、板垣大谈其“亚洲文化”之时，人们即须提高警惕。一个德国人一听到德国文化，马上就会伸手拔枪；而当一个日本人提起亚洲文化，妇女们就会吓得发抖并尖叫起来。
酝酿中的风暴
我在3 年前的1935年就看到了这一切，我看到未来有一场不可避免的武装战争，同时也看到中国通过这场战争也同样会不可避免和不言自明地得到新生。因为现在坚强的抵抗基础是牢固地扎根于1932年日本强占满洲之后的岁月里，这一点十分明了。这种抵抗不是开战后一夜之间的产物，不仅仅是由日本侵略者的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暴行所引起的。应该说，日本对中国的不宣而战，是始于1931年9 月18日。从那时起，一直烽火连天，未曾间断。
中华民族看来也算是较为“现代化”的，但是，直到他们被激怒并气得跳起来，直到他们看到日本人在吃掉满洲之后，仍然饥肠辘辆，胃口越来越大，并且已经在觊觎整个华北，直到此时，中国人抵抗日本的决心才具体起来，坚定起来，才真正深入人心。自1932年至抗战的全面爆发是中国人愤怒到了极点的年代，也是日本人自己帮助中国人民进行“精神大动员”，并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之火和对日本仇恨的烈火煽得熊熊燃烧起来的年代。
笔者认为，这种状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在自己的版图日益被蚕食鲸吞，光天化日之下成千上万美元的日本货在日本领事馆的庇护下走私进中国之时，在跟随日本军队之后的毒品交易卑鄙而又鬼鬼祟祟地进行之时，中国入感到极度的愤怒，而政府则因害怕闹出事端而去拼命地压制这种愤怒，不让它发泄出来，但它必定会逐渐积聚成一股力量，最终爆发出来，吞没任何在日本无休止的侵略面前采取不抵抗政策的政府。由于从1932—1936年的五年期间，人们内心普遍的民族耻辱和抗战要求受到了压抑，无法以任何明确的形式表达出来，以下这些相互交错，相互激化的矛盾，便使得一种压力持续增长：1.日本军阀企图分裂华北5省的罪恶阴谋对国人造成的巨大压力；2.由此而引起的中国人民大众和大部分政府官员日益增加的愤懑情绪和不断高涨的抗日呼声；3.国民政府为防止任何不测事件而对人民情绪的任何表露方式进行镇压，因为它正在作着抗战的准备；在这种稳固而持续增长的压力下，整个民族实际上已经怒不可遏，他们要气“疯了”。察哈尔一河北政权的黑暗阴谋笼罩着这两个省份，政府方面态度暧昧不知何时何地才会挺身而出，不再一味退让，这一切都使人沮丧，我深切地感到只有顺从人民大众的抗战要求，与日本决一雌雄，我们的民族才会恢复精神上的平衡。这场战争就会像一场风暴，一扫阴晦浊气，让人们能在清新的气氛里畅快地呼吸，尽管这是不平衡的气氛。完全觉醒的人民，就能把从满洲被蹂躏以来积聚已久的对侵略者的仇恨发泄出来，从而感到自由和清醒。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开宣战，从心理上讲，是十分有利的。因为我相信，如果一枪未发就放弃长城以内北方省区——日本人可不会放松进攻——我们民族就会进入持久的压抑狂状态。事实证明，不管中国有无准备，要求抗日的浪潮如此高涨、如此强大，它席卷了阻挡它的一切事物，并且在西安差一点连蒋介石也吞没掉。如果蒋介石不能够向捕获他的人证明自己有抵抗日本进一步入侵的诚意，他就不会被活着放出来。他的这种想法早已坚定、清晰地活跃在他的脑海里，不过是他拒绝公开向人民宣布罢了。
这种形势之下蒋介石的一个怪僻行为是他一方面积极准备作不可避免的战斗，一方面又在力争取时间而拖延，整个民族则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是否有一个能给人以希望的领导。在南京，有一个远东高明的棋手坐镇，他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棋手之一。一个高明的棋手是冷静的棋手，这个异乎寻常的神秘人物，10多年来，我看着他出人头地，走上了荣誉和权力的宝座，他有时会表现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他冷酷、老谋深算、顽固不冥（很不像中国人的作风）。更有甚者，他也是一个采取行动，但从不把他的计划公诸民众的人。蒋的这种“惨无人性的冷酷”，不但在他命令张学良绝对不抵抗就放弃整个满洲时得到了证明，1932年他拒绝给上海的十九路军提供援助也是一个明证。这时，日本人已公开挑战。就人民看来，这时中国已经在抗击日寇了。这种态度殊非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之所能采取。
如前所述，蒋介石深信自己是正确的，即使遭到整个民族的谴责，即使成为孤家寡人。他认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妥当，这不仅是指军事训练、军事装备方面，主要是中国尚未紧密团结起来。上海的战争爆发于1932年，但就在1929年，他还在华中和华南攻打汪精卫、张发奎、石友三、唐生智以及广西将军李宗仁和白崇禧，直到1930年，他还在华北攻打汪精卫、冯玉祥和阎锡山；在江西，他正在围剿那里的共产党，而1933年围剿又达到了顶峰。
顺便说一句，江西的共产党早已向日本宣战了，并且从1932年以来就在实际上与日军作战。日本想在中国“歼灭共产党”，这也是蒋介石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正在进行的事。但是因为共产党既想打败日本又想打败蒋介石，也因为蒋介石不允许日本打共产党，所以日本就想打败蒋介石，以便指挥蒋介石去打共产党，它不让蒋介石安宁，直到蒋不再打共产党，而是和共产党的“红色拿破仑”朱德一起去打日本。战争开始了，日本很快就发现它的唯一目标是“摧毁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是反日的，尽管他也是反共的。我知道不久日本就会发现它将“打倒”蒋介石，因为蒋介石不但是反日的，还是亲共的。
然而，这场高级喜剧正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外交官员中上演的同时——这场戏我们今后还会看到——中国人民正处在一种举国失望乃至发狂的可怕氛围之中。第一线希望1935年夏天才来到，日军宣布要摧垮蒋介石。对那时也正处于绝望的深渊的我来说，无疑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此时日本在中国的军国主义者们狂妄之至，驻南京的日本大使馆武官公开扬言，他奉命出使的这个友好政府的首脑应该被推翻。此后，华北日军的权威人士多次发表公开谈话，他们喜欢在报纸上露面，并极为坦率地向记者阐明日本的企图。这些言论有两个效果，却都令人震惊：首先，蒋介石也是一个人，有着常人共有的七情六欲。他尤其是一个天生的、勇敢的、战斗到底的勇士。日本公开挑明的敌意惹恼了他，就像波斯猫的毛被逆向搓抚了一样；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效果是，日本对蒋介石的指责，反而立即为蒋开脱罪责了，在中国人民眼里蒋介石不再有亲日的嫌疑了。中国人民开始把他当作民族领袖而聚集在他周围，这种事情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为实现各自的目的，斗争了那么长时间，这使中国人本能地意识到，凡是日本人说是有益于中国的必定有害于中国；反之，凡是日本人说是有害于中国的，必定有益于中国。因此，当日本人宣布视蒋介石为中国人民的敌人时，中国人就感到他肯定是自己的救星。简而言之，如果日本认为蒋是坏人，这就证明他是个好人。如果他不是为中国做事，日本人就不会企图“打垮”他。
1935年夏天，几个有影响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这些声明，使中国人民深信蒋介石正在准备抵抗，只不过是他不能讲出来罢了。以往曾经非难和指责蒋介石的人也开始改变了他们对他的看法，齐心协力支持他。
追溯到这之前的一年——1934年夏天，笔者在枯岭写本书时，就听到了蒋要准备武装抗日的传言，心中不免产生许多疑窦。枯岭附近的庐山，那个时候，有一个夏季军事训练团，从全国各地召来的军官在这里接受总司令亲自指导的政治训练，整个夏天，总司令每天都接连几个小时地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大讲特讲抵抗的必要性，装备条件的悬殊，以及民族自己的准备。
所有的官员都心悦诚服地回到自己的地方军队里。不过，他们对自己的直接上司的忠诚也减少了。然而，除了这些军训团里的讲话之外——这些讲话通常都是保密的，我没有看到任何打算抵抗的具体迹象，给我的印象是总司令极其狡猾。他在日本问题上也是爱国的，这一点他竭力在我和中华民族面前掩饰。日本人扬言“蒋介石一定要推翻”，第一次使我确信蒋准备民族自卫、抵抗侵略的那些表白是真诚的，我的直觉没有错。
由于蒋介石不在乎民众是否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由于有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由于在日本与日俱增的奢求面前政府仍旧采取卑躬屈膝的对外政策，故而实际上一直到1935年夏天之后，人们才开始风传蒋是在为抵抗作着准备。对此，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表示相信或不相信。蒋介石过去在满洲事件、上海战争和塘沽协定中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这一直对他很不利。
但像我这样略知一点内情——即民族自卫的准备正在进行——的人，认为他过去的罪孽都能得到宽恕，因为他不是从感伤的爱国角度出发，而是从军事组织、交通或通讯设备、供给和照顾伤员的能力等方面来考虑的，这是要用客观事实和具体数据来说话的，像一个军人该做的那样。用来说明他正在加强个人对全国的统治的事例，不仅有空军的建立，还有其他一些具体事例，如乍浦海防工事的加固，高中和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必须接受军训，为防止日本封锁东海岸而不分昼夜地修建广东到汉口的铁路，对医护人员的调查等等。就我个人而言，我已经在私下宽恕了他。
1935年8 月以来，这个人对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采取了顽固不化的态度，对此，本人仍然深为不满。这种态度直到他在西安被绑架时才被迫有所松动。他到西安，本意是要加强那里的剿共运动，他离开西安时，则已经相信了共产党的诚意；共产党本来可以在那里要了他的命，但是他们却力主将他释放，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也感到，如果此时蒋介石继续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无穷的暴乱就会发生（就像1936年所发生的广西反叛那样），他就很难再将中国拢在一起，尽管他占有军事上的优势。另一方面，抵制日本威胁的公众情绪是如此炽热，以致于只有通过在民族自卫中担当领袖，他才能把他在中国的军事统一变成真正的道德一统。我觉得，如果他能公开担当这个重任，他就会成为人们衷心拥护的民族领袖，就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当时的条件就是如此。但是，无论何时，只要他稍作犹豫，放弃了民族抵抗（这一点从他出了名的顽固和见识来看是不可能的），那末，整个民族就会聚集到那些继续抗战的将军身边。直到今天，事实仍然如此。我们大家也不例外，哪怕你是英雄也罢，普通百姓也罢；是被环境所支配的木偶也罢，控制局势的人也罢。恰如中国格言所云，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
同时，对于仍然怀疑蒋的爱国领导的中国人来说，战前时代的中国确是一幅令人厌恶和失望的画面。还要我来讲讲无耻、凶残的日本侵略，以及中国方面同样无耻的投降态度和对所有反日情绪的无耻镇压吗？我是否应该从头讲讲日本的卑鄙、不可忍受的傲慢，以及中国人难以容忍的恭顺和屈从，乃至稍有些许自尊心的人们就活不下去的生活条件？当日本浪人在北京的一个市场对妇女进行调戏和哄笑时，中国的丈夫们只能在旁观看，束手无策，而此时的北京尚在中国控制之下，中日尚未交战。难道这两个民族不应该一决雌雄，结果使中国要么保持一个平等的国家，要么沦为日本的附庸国，中国政府是如何不惜实行最严格的新闻检查并严格禁止示威游行以压制反日情绪的呢？尽管有着种种防备，学生的示威游行还是爆发了，北京的警察竟然挥舞着大刀朝学生砍杀。是同样的大刀，燕京的学生们曾经送给过去在长城上抵御日本军队的第二十九师；还有，在寒凤刺骨的天气里，警察们拿着消防水管朝示威游行的学生身上浇凉水。1930年5 月，我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北平学生的一次示威游行，后来都血流满面地坐在黄包车里被拉回去。但是政府的新闻检查是如此的严格，几天之后我回到上海，发现上海的中国报纸没有登出一条有关游行示威的消息。回上海途中，在天津东站，我亲眼看到日本货物在光夭化日之下走私进来。大堆的日本棉花和食糖耸立在一个中国的火车站上，四五个日本人和朝鲜人两腿叉开，稳稳地坐在板凳上，而中国的火车站的铁路警察则只能两眼瞪着看，敢怒不敢言，因为人家有治外法权！
日本的走私犯在天津，曾在半夜里把中国旅客从三等车厢里赶下来，又把他们的货物从窗口塞进去。中国的铁路只得把他们的走私物品运往济南，还要被骂为反日，“对中日合作没有诚意”。中国的铁道部曾经颁布过一道命令，不具备表明已经付过关税的证明书的货物，火车站一律不能接受托运。但是，日本领事馆则宣布，这样做是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了。如果谁敢动日本和朝鲜走私犯一根汗毛，他就要承担全部后果，从赔偿到遭受军事处罚。日本的军舰已经把中国的海关小艇缴了械，并且严禁他们在山海关的水面上巡逻，山海关成了一队队日本汽艇和帆船卸货的港口。中国海关的船只与日本船只相遇，都会被视为对日本旗的大不敬，事实上这种情况也确实发生过一次。1935年中国海关的官方报告说，在仅仅9 个月内，华北的大量走私已使关税直接收入的损失超过2500万元中国货币。然而，关于这种大规模走私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报道或评论，在中国报纸上也是不许可的，尽管这种走私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直到伦敦和纽约的报纸纷纷报道详情，中国报纸才开始有所披露。
定县（在北平附近）的一个中国鸦片商被逮捕，后来却又不得不释放，因为日本在京当局拍来了电报，日本游客要去游览和视察清华大学和其他在北京、上海的大学图书馆，市政府会通知中国的学校当局把那些可能提到满洲沦陷的大批现代历史书籍藏起来或销毁掉。两则有关广田的并无什么恶意的幽默小品文，也从我的杂文集中被删去，这样，我的上海出版商才敢出版。
我在上海的一家英丈周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人不断增加的影响，以及学习日语的明智，结果遭到了刚从日本归来的外交部情报司的头目的严厉警告，周刊的负责人不得不立刻连夜乘车到南京疏通关系，并发誓今后要规规矩矩。
那些年里，在上海的中国报纸上，我从未读到过一篇涉及到日本的社论，谈论日本是不允许的。《新生活周刊》发表了一篇来槁，把“满洲国的皇帝”描绘作“傀儡之傀儡”，结果，上海的中国法院在日本的直接压力下，判处壮经理14个月的监禁。事后，一位年轻的读者读到有个姓杜的人正好在这段时间里死去了，便误以为是那个爱国的杜经理，于是他悲痛得自杀了。复旦大学和上海其他大学发起了一次游行示威，学生们要求乘坐火车到南京政府门口示威。但铁路当局硬是不让他们上火车。于是，学生们抢到了几节车厢，机械系的学生驾驶着火车头，但车到苏州之后，中国当局扒了铁道，强迫学生疏散，并返回上海。另一次本已准备好的上海大学生的示威游行，又因中国宪兵闯入复旦的男女生宿舍抓走8 个学生而告夭折，那是在1936年3 月24日。次日，除英文报纸在头版头等刊登这个事件之外，中国报纸对此事只是一笔带过，还刊登了新闻发布中心发表的一篇淞沪警备司令的发言：少数共党学生如此无视法纪，指挥总部的联络官员命令上述学校当局交出共党不法分子，同时提醒那些好学生不要被共党利用，劝说他们要专心读书。近在1936年秋，8 个①很有声望的中年编辑和律师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共产党嫌疑，但全部在上海遭到逮捕和关押，罪名是公开组织反对日本侵略的团体。直到战争爆发才被释放，因为其时孙逸仙夫人到法院抗议，要求同服爱国罪：“如爱国无罪，则应同享自由。”
广田及其继承者们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挑起反日情绪”，这种指责的可笑与可悲性只有那些从开战前的岁月过来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得到。1936年2 月20日南京发布的禁止游行示威的命令，立即扼杀了爆发于一月份的遍及全国的学生大规模反日聚会，命令包括下列四条：
1.对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煽动闹事、破坏交通设施的企图，任何危及民国安全的行动，治安军队和警察将使用武力或其他有效措施加以镇压。
2.任何人若被发现以任何形式宣传、鼓动他人从事上述犯罪行为的，无论是通过文字、图画、演讲，还是任何其他形式，都将被当场逮捕，如有反抗，治安人员则可用武力或其他方式迫其就范。
3.旨在扰乱社会安定和秩序、蛊惑人心的游行集会，将由有关的治安军队或警察予以解散；游行集会的首要分子以及任何拒不解散的人，都必须予以逮捕。
4.任何人如若藏匿或收留上述条款中的违法分子，或帮助他们逃跑，将被逮捕。
正是在这种所谓针对“危及国家安全罪”的“紧急状态法”的庇护下，复旦的学生在法令颁布的第二个月便被合法地逮捕了。1936年我在《中国新闻舆论史》（芝加哥大学版）一书的“新闻检查”一节中不得不这样写道：新闻的例行检查，意味着政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受来自出版社或其他人们的“干扰”，从而行使国家的职责。当一个政府无论是军事还是外交上都正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时候，人们当然就不在乎把他们的嘴巴闭上；然而，当政府节节败退，属于整个民族的版图日渐减少，人民却不能讲话，新闻媒介的嘴巴也被封上了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新闻长期受到检查，结果自然是人民会普遍产生玩世不恭和沮丧情绪。统治者总是一再呼吁人民在民族危急关头保持“镇静”。这在东方传统里是再贴切不过的字眼，但是当这种漂亮的“镇静”保持得太久了的时候，当人们感到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说，国破家亡，自己却于事无补时，这种“镇静”就与玩世不恭者的麻木不仁己相差无几了。
我还写道：有一个事实是如何强调也不过分的：说今天的中国人还是30年前的中国人，这是谎话；仅仅因为在新闻媒介中，或者在公开活动中，看不到人们有任何反抗行为，尽管自己的国土一天天地被吞食掉，仅仅因为这一点就说中国人对国事“漠不关心”，这也不符合事实。
事实上，任何一个不及蒋介石政府那么“强大”的政府都不可能既将人民的抗日活动和抗日情绪压制到这种地步，同时却又能保持住自己的政权，并生存了下来。成千累万傲慢的日本士兵、海员、麻醉品商人，深入到了远至四川那样的内地乡村，而那些岁月里，除了满洲之外，全国只有6 个日本人被杀死！这本身就是奇迹。仅看数据即可证明中国长城内的日本人与在满洲的日本人相比，是受到了更好的保护，生命安全更有保障：前者在1936年的死亡率仅仅是后者的三百三十分之一，即便我们设想满洲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版图一样大，这个数字也是惊人的！
如果有什么人能够获得“煽动”抗日的殊荣，那么这个人肯定不是蒋介石的政府，这一点广田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将简单的事实公之于众是令人痛苦的事情，然而却也不无益处。情报司的头目认为我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一书里陈述的事实真相是往中国人脸上抹黑，这个小官僚甚至还恐吓我说，在我回国时不让我下飞机。现在他应当感到高兴，因为我这里收集了一些毋庸置疑的，用官方文件证明了的事实，来回答广田的责难，国民党应该被洗清一切煽动反日情绪的罪名。因为这种情绪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只能由日本人负责。民族抵抗的决心是深深地扎根在民众心中的，而不是政府领导人为地煽动起来的。
压力、反压力、爆发同时，在远东大陆，三股历史洪流正汇集一处，把中国和日本面对面撞在一起：其一，日本人正在长城内一步步无情地扩大占领区，并公开宣称华北五省为其直接的目标；其二，蒋和国民党政府已为一个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民族自卫也正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其三，全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政府继续采取投降主义和拖延抗战的政策，群情激奋，一触即发。以上三点仅仅是对当时所发生事情的一个大概总结。
日本扩张被占领土具体讲来有下列事件：1931—1932年占领满洲；1933年强占热河；同年，《塘沽协定》的签订划给日军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非武装区域；1933年天羽英二宣言称“亚洲是亚洲人的”；1934—1935年日军对察哈尔进行悄然无声的武装渗入；1935年在非武装区域建立了冀东政府，其成员由日军任命，同时日军在向北平扩张；这个伪政权立即被用做大规模走私和毒品贸易的根据地，其中心设在天津的日本租界；1935—1936年手腕悯熟的货物走私价值已达千百万元，这是在中国领土上公然违抗中国海关法的行为，1935—1936年华北日军的大小将领公开宣称一定要打倒蒋介石，要“对华北施行外科手术”；1935年广田提出“三原则”（中国—日本—满洲国相互提携，中国放弃与西方列强的合作，中国放弃反臼政策）；日本人实际上在控制着以宋哲元为首的半自治的河北一察哈尔议会，这是一个由蒋介石建立的，起临时缓冲作用的议会；1936年，西安事变前的几个月，日本作了征服绥远的尝试；最后，日军多次公开宣布了土肥原等策划的阴谋，要将“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东和山西）变为第二个满洲国，并称这是他们要立即实现的和不可改变的目标。接着便是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尽管日本所撒的谎都过于单纯、过于幼稚而不能蒙骗世界，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日本没有一个诡辩家、逻辑学家或者外交官能够否认“中国—日本—满洲国集团”意味着日本想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这是再清楚再确切不过的事实。
中国的新生得到进一步巩固，经济得以迅速地重建，民族自卫的准备在紧张地进行，具体讲来也有以下事例：市制的改革，国家银行的建成，中国财政的巩固，银元在向政府手里集中并运往国外作为中国的储备金；全国巨大的网状公路建设的飞速发展，把南京和西北、西南联接起来（1921年1185公里，1927年30000公里，1936年96345 公里）；四条新的铁路干线和四条支线的修建，最重要的是广东—汉口铁路的竣工，工作完全是在夜间进行的。
工人们在手电筒的灯光下劳作，1936年该铁路全线通车；陇海线延伸到西安，上海到西安有了快车，一条连接杭州与江西南昌的铁路，穿山越岭在一年半之内建成通车，乍浦、海州、南京防御工事的加强，新建空军的迅猛发展；从1936年开始，大中学生要在军营接受3 个月的军训；防洪堤的修建和河流保护工作的进行（1933年花费价值6890000 美元的中国货币，1934年13059000，1935年35351000）；体育馆、体操房、图书馆、博物馆的修建和一个耗资7000000 元修建在江湾的码头，战争爆发前刚刚竣工，在杭州的钱塘江上修建了双层钢桥，恰好在战争爆发前竣工，之后又被毁坏；农村的生产与建设恢复计划，特别是在江西；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发展；强制实行保甲制度……看来，中国好像终于走上了进步的道路，新的自信心诞生了。应该注意到，正是这种民族精神使得以上各种进步变得可能，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中国人民决心与日寇决一雌雄，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一个现代的、进步的、统一的中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受到相当一部分持有开明见解的日本人的欢迎，然而，这个现代的、进步的、统一的中国，从实质上讲，却对日本战争制造商们大东亚帝国的美梦造成直接威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对中国的压力不断增大，日本军队对本国外交官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显得越来越不耐烦，对之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于是1934—1937年中国人民紧张的准备工作实际是在争时间抢速度，以免在作好抗战准备之前就被日本吞掉。事实上，从日本的角度讲，战争应该再提前两年开始，从中国角度讲，应该再晚两年。这就是这场战争陷入僵局的原因。但正是因为日本不给中国一个机会去继续他们正常的发展和国内建设，而这时正是中国最终振作起来，走上进步的道路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对日本的仇恨是深刻而强烈的。日本试图“打倒蒋介石政府”就是在试图破坏第一个强大的、团结的、现代化的、能够力挽狂澜的中国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样做是一种道德的败坏，甚至比毁约违约还有失道义。日本的所作所为，用英语的一句口头语来讲，是“不公道”的，它既不是英国的“费厄泼赖”，也不够中国的“君子之风”，更谈不上日本的“武士道”。
虽然蒋介石在执行着一条比较“现实”的政策，一边准备战争，一边祈祷和平，期望中国能得到一个暂延的机会，以建成一个稳固团结的现代国家，虽然他使用了各种镇压手段防止公众情绪的爆发，使自己，也使整个民族保持镇静，但是另一股巨大的洪流：民族抵抗的决心和对蒋介石的华北政策的忿懑情绪，正在变得强大到足以改变蒋的意志的程度——须知，蒋是个非绑架不能使之变心的顽固分子。下面一点应该讲清，华北的局势在外国观察家眼里是丑恶可耻的，在中国人眼里是丢脸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日本人走私和贩卖毒品更丢脸、更可耻的，是日本军队要求在北平的国民党党部关门，这可是中国政府所代表的中国执政党的党部。然而，当局居然接受了这个要求，国民党官员旋即全部被派到了南方。
爆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最好的例子是发生在一个铁路警察和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之间的小事，前者代表人民，后者代表亲日官员，我之所以在此大胆地举这个例子，是因为那个副部长已经作古，并且即使谴责也还是太便宜了他。如果我不这么做，中国的小说家们也一定会这样做的。这个副部长叫唐有壬，一个年轻的“小白脸”，是汪精卫的门徒与心腹。在汪精卫任外交部长时，混到了一个副部长的职位。他上午在南京被任命力副部长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晚上乘夜车去上海，向日本总领事馆迷职。日本总领事馆交给他的第一项“工作”是：利用他的权力使去美国从事小麦贷款谈判现正在归国途中的宋子文在途经日本时去一趟东京。然而这个宋子文却拒绝这么做，于是这个副部长也因为第一次就没能完成所给予的任务，被日本总领事痛骂了一顿，尽管如此，唐有王仍然坚持每周向日本人作一次工作汇报。他所做的一切过于臭名昭著，就连沪宁铁路线上的警察们都瞧不起这个小小的“大官”。一次，唐要去上海时，一个乘警彬彬有礼地问他，阁下是否又要去向日本人致敬。唐一回来，就向汪精卫“哭诉”（正如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样），抱怨乘警们缺乏礼貌，但是汪也无可奈何。这个事件虽不重大，但却很有意义，就这样结束了。
通过这个事件，读者似可明白，谋杀，包括谋杀唐有王，是民众对政府中亲日派愤感情绪的爆发。1935年国民党召开大会，汪精卫站在照像机前在拍开幕式的照片，一个假扮摄影师的人在照相机黑色遮布后面，用左轮手枪对准他，然而枪打偏了。一个月后，那个唐副部长在回自己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里时，在家门口的石阶上被开枪打死。后来，又发生了杨永泰被谋杀的事件。这是北京当局一个精明能干的政客，好不容易才爬进国民党政府里的。
1936年发生了一系列暴乱事件，不断促使政府考虑与日立即开战，停止蒋决心进行到底的剿共战争。这些暴乱主要是8 月份广西的叛乱和12月份西安事变，然而，这些反叛的动机无论多么复杂，却都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只有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人们才能感受到这些事件的全部含义。共产党，还有张学良将军，他们做事不计个人恩怨，而是从爱国主义出发，他们的诚意，早已得到证实，共产党救了蒋的性命并力主将他释放，这一点，使蒋本人也对共产党的诚意确信无疑。那些在广西反叛时怀疑李宗仁与白崇禧将军要求与日开战的诚意的人，也在战争爆发后被迫改变了看法。李、白两人发誓要与蒋团结一致，全力支持蒋抵抗侵略者，他们实际也是这么做的。不管那些反叛将军的行为动机是出于个人的还是国家的利益，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也不管与日本立即交战是否可行，这些都无关紧要。事实仍然是，全民族已经开始认识到进一步妥协退让的危险性。他们看到日本的野心永无满足之日，他们要征服中国的念头，也永无刹车之时，而再出让中国人的一寸土地也实在
不能为一个自尊的民族所容忍。整个民族已经到了决心不惜打一场大仗以抗击日寇的紧要关头。空气中弥漫着战争的气息，蒋介石闻到了，他知道了。
因而，这些反叛是不可避免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澄清当前的形势。
这个问题原本是由遍及全国的学生游行提出来却又未能解决的，但是现在又由这些军事家有力地摆在了政府面前。尽管国民党政府仍在采取着一个比较温和的对日政策，但它的实际力量在每次反叛之后都有所增加，这也是它受到人民拥护的明证。蒋介石以其坚定和异常精明的手腕处理了这些反叛。他变得渐渐成熟起来，较能克制自己。在处理广西反叛时、他俨然变成一个政治家了。面对自己的反对者，他胜利了，然而这种胜利却远远超越了党派或个人的范围，因为在胜利的同时，他接受了对手的观点：完全有必要制止进一步的入侵，要和日军面对面作战，尽管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在心灵深处并不希望迫使自己占劣势的军队去同占优势的臼军相撞，现在仍然能够避免一场大战。这一点，从蒋介石在1937年7 月芦沟桥事变之后的整整一个月期间的犹豫和彷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再者，他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他预言日本的下一步入侵一定是在绥远，当冲突真的到来时，南京在历史上第一次动员它的军事武装力量去对抗日本的侵略。日本军队被赶出绥远，中国人民振奋起来了。我仍然相信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安抚中国人民，他相信绥远之争不会引发一场大战。但至少在表面上，他这样做是完全顺从了人民的意愿。
而只有服从人民的愿望，他才能当统帅。他是一个伟人，天堂里没有抽象的原则要他去机械地遵守，他也不能被说成是看错了时机。他新近采取的抵抗政策在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回报；国民仍然向他表示敬仰。
如果正如我说的那样，这些反叛澄清并加强了国民的对日态度，使他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如果反叛起到了这些应该起到的作用，那么西安的反叛就可以说成是真正为一个统一的立场和统一的战线铺平了道路。这在这场战争的历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也是情节起伏跌宕、颇富戏剧性的事件。
承认上述各点之后，我们就必须给予那位湮没无闻的张学良将军以充分的赞扬，因为他导致了这次事件的发生，在整个处理过程中，都完全出于爱国的而非个人的动机。在强迫蒋介石签署统一战线的协定，停止围剿多少年来一直渴求建立统一战线、渴求获得与日本文战的机会的共产党（这些无效的围剿于国家无补）这个问题上，张学良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呢？答案很清楚。
统一战线是中国形势的逻辑发展，然而，没有西安事变，它就不可能产生，中国也就不会作好抗战的准备。蒋介石在西安被释放标志着国共两党重建友谊关系，共产党许诺停止执行它的其他主张，条件只有一个，即南京答应抵抗日本，并且永远不再将中国的一寸土地让给日本。
西安事变被证明是中国所有党派和团体团结起来，跟在蒋介石后面，一致抗日的信号。于是，这样一个循环完成了：它起始于1935年夏天日本谴责蒋介石，以1936年12月中国各党派团体联合起来，以他为民族领袖而告终。
我在1937年春天的文章（《中国准备抵抗》，载《外交事务》1937年4 月，纽约）末尾警告说会有一个最后的爆发，人们会诉诸理智：“……最后，这就是中国，被一个她内心根本看不起的民族欺负了许多年，被弄得痛苦不堪，在对国际外交的幻想破灭之后变得冷酷起来，最后，终于获得归根结蒂要靠自己的教训。站在民族的前列，终于调节到现代民族主义的调子之下，被侵略者的仇恨纠缠不休，然而最终被一种强烈的感情统一起来的，是一位意志坚走、诡计多端的现代政治家兼军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以往长期受中国政府的压制，当它最终爆发时——如果日本人继续施加压力，它是会爆发的——那时全世界都将为之一震。这种爆发会产生比上海战争更为壮观的结果。唯一的选择是立即实行一条古老的哲学原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笔者以较大的篇幅，努力勾勒出了中国抗战的基础，以及战前那些年代各种力量是如何聚集到一起的图画，目的是要表明，并使西方读者能够懂得震惊世界的中国抗战之坚实的结构与内部的组织。我想要说明的是：首先，中国的抵抗力量是建立在1932—1937年之间而不是之后，中国在这么多年期间，从日本人对我们人民所作的“精神大动员”中获益非浅。如果日本没有利用伪满洲国表演了它的一贯伎俩，展示了它的真正企图，如果中国决定在1931年就与日交战，中国抗臼的基础就不会那么普遍和深入人心；其次，我想说明，战争是由于各种巨大历史力量发生了冲突而引起的，战前的年代也正好是中华民族的内部建设搞得最好、国家最有希望的时期。这种建设成了与日本向这个刚刚开始发育成长的现代统一国家发起进攻的计划争时间抢速度的竞赛。第三，我希望说明抵抗的愿望来自人民，这种志愿迫使政府提前表态，提前行动，使它的拖延政策遭到失败；第四，我想说明现代中国没有民族败落的必要条件，与宋明两朝的末期不同。我指的是中国领导人之间微妙的倾轧与私下争吵的情绪。
这首先得归诸蒋介石的领导，以及他那使其他党派能够对他诚实的、尽管是现实的、冷酷的爱国主义确信无疑的能力；其次，这一切还必须归功于具有真诚的爱国主义和宽宏大量态度的广西将军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共产党的领袖朱德、毛泽东等人。难道我还需要强调以下这个事实吗：朱和毛在西安掌握了一个与之打了8 年仗并悬巨赏捉拿他们的人的性命，而他们还是宽宏大量，不记前嫌地将他释放，因为他们相信，中国需要这个人来参加全民抗战。领导人之间为了一个共同的民族解放战争而携手合作这一点，我认为是中国人精神复兴的一个最好的标志。相比于历史上宋明两朝未年中国君臣之间的微妙敌对而言，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我看到中国因此团结起来的时候，我认为我的祖国已经度过了她在现代历史上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
蒋介石其人其谋研究一下蒋介石的心理当是十分有趣，然而这里讨论的只限于他在现今这场战争中的领导心理。他用武力和高明的策略战胜了他的老对手，统一了中国，这并非易事。他比吴佩孚和袁世凯要摩登得多，这两人没有能够在共和的旗帜下完成军事统一中国的大业，但他却做到了。他在1927年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向武汉政府挑战，并且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从而改变了国民党历史的整个进程。战争爆发前的11年间，他使南京政府变成了中国稳定的国民政府，成为中国内部进行重新建设的基础和中心。他大大小小打了约12次内战，有时甚至是和强大的联军作战，但他最后总是靠枪杆取得了胜利。
他用智谋战胜了他的政治对手和军事敌手，使他们总是感到自己一错再错。
他曾经收买或者出卖过不少将军，并且善于临时利用某些政治集团以达急功近利之效。他不得不与这样一群鱼龙混杂的政治家们打交道，进行最激烈的内部的明争暗斗，他不得不忍受某些邪恶势力的存在，直到有朝一日把它们铲除干净。他必须建设一个能在一起工作的新政权，尽管这个过渡时代所提供给他的仅仅是一些不完美的官员。他与每一个朋友交战，又与每个敌人重修旧好。他让军事上的敌手，被自己打败的唐生智将军，在自己的秘书处里任职。唐生智后来虽曾反叛，最终却又重新投奔到他的麾下。他在1932年上海抗战之后的一年半里，使中国人眼中的所有的十九路军英雄们名誉扫地，他收买了与他交战的军阀手下的将军们（无法收买的共产党军官们除外），他切断真正强大的对手们在各地的联系，从而瓦解了他们的军队。他任性、老练、精明、富有远见、执著、顽固、冷漠、残酷、工于心计、狡诈、野心勃勃，并且爱国。他成熟、视野开阔，能以中国的利益为重。他幻想一个强大、统一和独立的中国，幻想自己成为它的领袖，这两个幻想同时出现在他的心目中，互不可分。
就个人而言，他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连茶也不喝；他光干不说，召集会议时自己不发言，静静地听别人讲，把他们送走后，自己再作决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给下级军官接连讲演几个小时。他很少顾忌个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出现在前沿阵地上。
至于他的民族领导的地位，不管战前战后，我以为他都在十分危险的时期熟练地掌握着国家的航向，他也犯过致命的错误，但比常人要少。我已指出了他在放弃满洲和1932年上海抗战这两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不近人情的内心冷漠，他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反对声中这样做的。他一直在拖延时间，避免与日本作战，在等待着中国可以团结起来，有力量对日作战的那一天。
在1932年至1935年期间，他利用在政府和外交部中的亲日集团，向日本磕头，他经常离开南京，尽量避免在谈判中抛头露面，他要么呆在牯岭，要么与共产党作战，要么坐飞机从这个省飞到那个省与任何他可以找的并且可以与之斗争的人和事作斗争，或者至少可以视查一下城市的供水装置和河堤。
这种花招玩的时间太长了，以至那时蒋介石返回南京进行一次飞行访问也被视为一起不得了的事件，日本恼怒至极，最后要求直接与蒋介石本人谈判。
这成为了他的殊荣，在江精卫被刺未遂之后，蒋介石重掌谈判的大权，日本直接与蒋介石本人对话，这时，在中日谈判中就增添了一个新的音符。在为期83天的谈判中，从1936年的9 月中旬到12月初，日方每提出一个条件，中方就提出一个相反的条件作为交换。比如，日本要求在中日之间开辟飞机航班，中国的交换条件是要求日本飞机停止在中国领空的飞行；日本提出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外交部长则提出派遣部队去消灭在满洲的共产党！在中日谈判史上，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把自己置于与日本同等的地位。
人们很可能会相信蒋介石是故意向日本屈服长达五六年，以便让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愤懑情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种看法也许有其合理之处，因为那些年月里的忍耐和屈服确实增强了中国人的反抗精神。是蒋介石想等待，直到他不能控制民族的情绪，然后才起来抵抗吗？我个人以之为否。事实上，等待对中国有利。蒋介石确实等待了，他一直等到自己确信有各派领袖的广泛支持，知道在与日本作战的同时背后不会遭到暗算。这后一点，即内部分裂，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日本人从发动对华战争的那天起就对此寄予希望。
这一点已经被蒋像变戏法一样地变掉了。
我以为蒋介石利用汪精卫以及察哈尔一河北临时议会与日本周旋的真正动机，是要在与日本开战之前建立起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且一心要消灭掉共产党。现在得承认蒋介石有反共的情结，这是从与鲍罗廷共事以来就开始的。
他认为自己能够剿清共产党。但他不能。于是，他剿共的决心就越大，直到这成为他的顽固成见。贿赂共产党的官员已经证明是无效的。他花费了长达
7 年之久的大好时光，枉费了相当一部分的国民收入，与共产党打仗，进行了5 次围剿，投入了越来越多的人力与物力，直到1933年末的第五次围剿，他纠集了近100 万军队，设立了封锁线切断了他们的盐、食物和医药用品的来源。他“修建了数百英里的军事公路，成千上万的防御工事，并用机枪和大炮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缓慢地进逼，缩小包围圈。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这些是埃德加。斯诺在他引人入胜的长征故事（《红星照耀中国》）中所描述的情况。他说，蒋介石“在苏区周围修建了一道‘长城’，组成了一个逐渐缩小的坚固的包围圈。”然而，他还是未能成功。共产党仍然在和他捉迷藏；他们被迫退出了江西根据地，却集合了他们的全部人马，男女老幼，党员及非党员，拆除了工厂的装备，携带着他们的工业设备和军事装备，于1934年10月16日向西北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他们突破了国民党在西部的封锁线，走出了几乎是无法通过的贵州、云南以及四川和西藏交界处的山区，历时368 天，行程6 千英里（18088 里），于1935年10月20日到达陕北。他们平均每天都要有一次遭遇战，跨越了12个省，翻过了18座山脉（其中4 座是终年积雪的），强渡了24条河流，打垮了10个省的军阀的围歼部队，然后在陕西安营扎寨，并且日趋强大起来，以至于在次年威胁到了山四的太原，再次年，迫使蒋介石本人在西安接受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是一个超人之举，全靠精神和士气取胜。埃德加。斯诺说。此举使得“汉尼拔①的翻越阿尔卑斯山看起来就像一次休假的远足”。
这就意味着，如果蒋介石打日本像打共产党那样倔强，如果中国的抗日游击队伍保持像红军那样良好的士气，这两点似乎都没有疑问，如果现在国共两党已经能把民族利益置于首位，这一点也无疑问，那么日本将不是花费5 年或者7 年，而是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征服中国，与此同时，它的金融体制却至多堪以承受三四年的紧张局势。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和组织起来的抗日游击队在过去10年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的顽固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南京沦陷后，在汉口的中央政府议会中软弱、“动摇”的领导已经准备去讲和，只有当蒋介石抵达汉口，士气才高涨起来，抗战到底的决心重又坚定起来。但是我已经讲过蒋介石“反共情结”的故事，这也是因为他在这些年月里犯了一个政策上的错误，丢掉了在1935年与俄国结成稳定同盟的机会，这个同盟也许早就制止了这场战争。
这场解放战争依赖蒋介石的领导素质和策略的地方太多了。故而考察一下他作出杭战决心是基于怎样的一种个人见解，以及决定作出以后他的计划和态度，就是十分重要的了。我认为他每一步都算计对了，他对即将到来的抗战的性质，能够作出正确的、有远见的理解，这使我感到佩服。他不似是民族危亡时期的一位民族领袖。他内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能够适应当时形势的。
1937年7 月7 日芦沟桥事变以后，蒋介石仍然犹豫彷徨，企图避免一场大战，这并不是因为他懦弱，而是因为他比任何别的中国人都清楚地知道这场争斗将意味着什么。日本希望把这场战争看成是“局部战争”，这样就可以很轻松地吞掉一个小军阀，而不是同整个国民军交战，这样，他们就可以声明，派遣中央军是对付日本的“敌对行动”。蒋介石派去保定府的部队，只不过是为了骗骗中国人民，虚张声势，他命令他们绝对不抵抗，与此同时，①汉尼拔（Hannibal，前247—前183 或182 ），迦太基统帅。曾于公元前218 年春率约6 万军队远征意大利。
日本却在之后的三个星期内在平津铁路沿线，自由自在地调动军队、坦克和弹药给养，而不受任何干扰，在所谓的“大战”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北平周围三面挖了壕沟，修筑了工事。蒋介石或许已经感到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仍然竭力阻止中央军卷入冲突。他在牯岭召集了一个全体军官的会议，但只是在广西将军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强烈要求，并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之后，才作出了最后的决定。也就是那时蒋介石在牯岭才发表了1937年7 月16日历史性的宣言，他在总体上肯定了抗战的决心，要求日本军队撤至芦沟桥事变以前的地方。然后他告诫国人这场战争的含义，需要作出的可怕的牺牲，并且战争一旦爆发，就没有退缩或中途讲和的可能性，否则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就将化为乌有。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体会到他这些话的要义所在。他选择了战争，因为他现在对内部的团结处之泰然，因为日本把他逼到墙角无法动弹，但绝对不是因为他有军事上已经可以与日本相匹敌的错觉。像西南方向的撤退、焦上政策、田园残遭劫掠、多少年漫长的抵抗，这些，他心中都有数。
蒋介石在两点上失算了。第一，支持了协约国。时至今日，蒋夫人凭着她的美国和基督教的教育对以下问题所感迷惑：西方列强对太平洋上发生的灾难性的变化以及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上为什么采取一种冷漠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对日本军队的恐惧为什么如此之大，似乎日军马上就准备与所有的国家交战？第二，他错误地估计了日本军队的纪律。这两个错误的估计，使得在中国的战争变成一件空前恐怖的事情。但是这两个错误在效果上却又相互大体抵销，因为日本军队的野蛮——偷窃、抢劫、掠夺、强奸——实际上促成了中国抗战的巨大财富之一。如果蒋介石只失算一次，仅仅失去外援，那末纪律严明的日本占领军将是中国的抵抗精神最可怕的灾难。日本兵士攻占城市的能力，与他们统治一个被征服民族的基本常识的缺乏形成鲜明对照。
1937年8 月13日发生的上海抗战，把这种冲突转变成全民族的战争，这也许应该归功于蒋，但他需要日本的合作，而日本海军则立即给予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侵略中国的时候，没有一个日本士兵被杀死，为他们入侵华北提供口实。日本人最好的理由是一个日本兵士“失踪”了。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的7 月，在上海也有一个类似的日本水手失踪事件，结果使全国上下惊恐万状。如果不是勤奋的中国警察全力搜寻，并找到了这个水手，发现他是因为患了梅毒而羞于返回战舰的话，这个事件也许就会促使一场突然爆发的战争。日本人大失所望，那个患有梅毒的水手被找了回来，不再“失踪”了。
但是不久一个日本海军军官带着左轮手枪乘车去打高尔夫球，经过中国的虹桥机场被中国守军开枪打死了，两天之后，39艘日本军舰驶入上海的黄浦江，要和平解决这一事件。8 月13日，中国空军袭击了日本军舰。其余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与蒋介石1937年7 月16日的宣言同等重要的是，他在1938年11月1 日，汉口和广州沦陷后所发表的宣言。在这个宣言里，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国最终会获胜的因素，不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大堆动听的言辞，而是因为这是一位将指挥这场战争到最后胜利的人所做的分析，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这项政策如果执行成功，日本就注定要失败。这个民众领袖在汉口沦陷后，在他的告同胞书中是这样描绘他的长期抗战策略的：
第一，吾同胞须认识当前战局之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
武汉地位，风在掩护我西部建设之准备与承接南北交通之运输，故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盖唯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亦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完竣，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要之物质，始得充实，而供给不虞其缺乏。
今者我中部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攘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
今我在武汉外围鄂豫皖赣主要之地区，远及敌人后方之冀鲁辽热蔡绥苏浙各干线，均已就持久作战之计划，配置适宜之根据与兵力，一切部署悉已完成。
如此在抗战之战略上言，亦不能斤斤于核心据点之保守，而反不注意发展全面之实力……
今后武汉虽已被敌人占领，而其所得者若非焦土即为空城。
继今以往，全面抗战到处发展，真正战争从新开始，往昔敌军本已深陷泥淖，无以自拔。今后又复步步荆棘，其必葬身无地矣。
吾同胞须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决不可误为战争之失利与退却。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
第二，吾同胞应深切记取我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之一贯的方针，从而益坚其自信。
所谓一贯的方针者，一日持久抗战，二日全面战争，三日争取主动，以上三义，实为我克敌制胜之必要因素。
抗战发动之初，我中枢为保卫回家，已察知最后牺牲关头己无可避免。故早已于西部奠立今日对敌持久抗战之基础。
在战事初发之时，中正在庐山讲演即谓“战事既起，唯有拼全民族之生命，牺牲到底，再无中途停顿妥协之理”；以我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丰，战区面积愈大，我主动之地位愈坚，必使敌人进退动止，依于我之战略，而陷于被动地位，而我之攻守取舍，则决不受制于敌。今后之军事行动，已不复如在上海南京作战时，因于地形与其他关系，而不得不受若干被动之牵制。敌人无论如何进攻与封锁，皆不能动摇吾人主动之方略与战术，最后更为操胜。
我国抗战，绝非如普通历史上两国交绥争雄图霸之战争，故我之抗战，实为民族战争，亦即为革命战争。革命战争者，非时间与空间所能限制，非财政经济与交通上外来之阻难所得而限制，更非毒气与炸药等一切武器之悬殊与伤亡牺牲之严重，更不因物质供给之缺乏而影响于作战。即令武器经济全无供给，海上交通全被封锁，盖民族革命之长期战争，未有不得到最后之胜利，而且于此次战争之过程中，益可证明敌寇侵略之暴力愈肆，吾人之抵抗力亦必愈强，战争中伤亡消耗愈大，而我新生力之发展，以及我创造力与建设力之恢复，亦必愈速。
这可真像个领袖应该说的话！事情的发展将会证明这些话的全部含义。
下面这一点很有趣，通过上述声明，我们看到在汉口撤退中，蒋介石命令中国军队全部撤离以执行他上述声明中的政策并以辞职相威胁，这又一次证明他的冷酷无情和他的决心。一个月之前，八路军还在反对这项政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汉口，否则他们将脱离统一战线，结果迫使蒋同意了这
个要求。这种政策上的分歧比起日本内阁中的纷坛见解。可谓小巫见大巫。
汉口的保卫，战略上可以遏制日本人进一步推进，并给日寇尽可能的重创，这是不无道理的。但是，蒋介石在此事中所采取的立场，表明了他在考虑有关抗战的更重要一些的问题，表明了他固执的现实主义，既要避免日本人一直在寻求的一场决战，又要保持主动，迫使日本在有利于中国的地区作战。
如果有人拿出中国的地形图来研究，他就会发现日本侵占中国的地方恰巧都在海拔100 米以下。只有山西的山区例外，日本军队在过去的一年半以来一直在经历着最艰难困苦的日子。被日本侵占的地区有长江两岸及其三角洲这样一片狭长的地带。安徽的淮河流域，苏北以及河北和山东的黄河流域。
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仍然有两个海拔低于100 米的地区未被日本占领，九江南部的鄱阳湖流域和湖北中北部的汉水流域，再往南到洞庭湖地区，接近湖南的长沙。在这些地区日本的侵略自然不会受到坚决的抵抗，这个地区甚至可能向西延伸150 英里到宜昌。并顺着广汉铁路南延300 英里到衡阳，日本军队将可能占领这些地区。其余全是山区，蒋介石愿意在那儿同日本作战。
从扬子江畔的宜昌，北至襄阳，地形突然升高，这就是鄂西山区和洞庭湖以南的湖南，以及广汉铁路的西面。换句话说，如果你拿支铅笔把日本到1938年底为止所占领的中国领土画成一张地图，就会发现这些地区恰好都处在海拔100 米以下，例外的情况下已提及。其余的便类似山西的情况了。在那里，日本2 万人的整个师在4 个月内被中国游击队不知不觉地消耗殆尽，而没有爽快地打过一仗。
从1939年初开始，战争的基本特性将会改变，日本将要在占领区打一场消耗性的防御战，并要极端艰难而又小心翼翼地向中国其他地区推进，中国要在各条战线上，或者没有战线的战线上，进行一场拉锯性的攻防战。中国四分之三的兵力都出现在某一点上。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出现。因为自然地形并不要求把兵力集中，大兵团的作战力量将要分遣到全国各地，去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地形，牵制敌人，使他们到处应接不暇。然而在战争的头一年半里，中国的疆域是如此之大，日本人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佳的时间和地点发动进攻；与此同时，那些扩大了的被占领区也为中国人提供了同样众多的可供选择的进攻机会。总的来说，中国将保持进攻的主动性。这将成为中国抵抗战争的特性。
为什么日本必败
今天我们看到的武力较量，是两个民族愿望之间的冲突。日本的愿望是征服，中国的愿望是抵抗。由于这两个愿望都同样强烈，由于日本人意志坚决，组织有素，而中国则要为自己民族的生存和自由而战，所以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有退缩和让步。这样一点是肯定的：中国的领导不会犹豫，中国的士气也不会低落。因此，结果就成了日本的财政金融和中国的士气之间的忍耐性的较量。不论哪一方，只要具备较为持久的力量，它就会胜利。日本表面上占领的地方越多，它付出的代价，它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损失也就越大。假设中国碰到了最糟糕的局面，即日本占领了整个中国，仅仅是维持这种占领，日本也会把自己置于死地。因为日本要设法补充并保持全部占领区的100 多万军队，在一个敌对的大陆上面对四万万敌视他们的人民。进行它只能进行的防御战。这个观点当然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的——中国的继续抵抗、团结和高涨的士气；日本无力巩固其胜利，无力继续搜刮中国的资源，以及财政的枯竭——但这些假设都是建立在铁的客观事实之上的。这就是日本为什么必败的原因。
日本将重蹈它在1905年日俄战争那场损失惨重的胜利之覆辙，最后不折不扣地崩溃，它比俄国还要渴望和平。最后被迫接受子虚乌有的胜利。在1905年那场战争结束之时，日本就像一只好斗的公鸡，在胜利的刹那间高声啼叫一番，而后就倒地而毙。日本梢疲力竭，甚至无力在和谈中向俄国要求战争赔款。因为不然的话，俄国就会威胁说要再打下去。日本的时事评论员们对罗斯福总统说，让日本从嘴里吐出它的“胜利”果实满洲，是“无法忘记的不公平”，这就是这种“不公平”背后的故事。另一个美国总统也许会强迫日本放弃中国，但他不会这么做，也不能这么做，除非日本处于日俄战争结束时那样的经济困境，现在需要中国人来创造这种困境，那时，美国和英国的干涉才会成为可能。
著者无意再深入探讨日本的财政、中国士气的高涨、中国游击队的抵抗，以及日本“占领区”实况等问题，这些都是中国始终胜利的基本条件。日本财政的衰微和羞于见人的黄金储备，是聪明的西方人士众所周知的事。集权主义的措施只是对国内的财政有利，并不能改变日本需要继续用黄金和萎缩了的出口贸易来支付必须从国外进口的军用和商用原材料这样一个事实，集权主义也无法把一个国家的外贸从战争所造成的灾难之中拯救出来。
另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日本对铁路沿线地区控制无力，在所谓“占领省份”铁路沿线的军队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在整个山东和河北的农村，还看不到日本军队的影子，那儿是由中国的国民政府加以统治和管辖的。其县吏和省官是由国民政府委派的，他们在山东和河北的权威，实际上比战争爆发之前还要稳固。中国人还是继续收税，开办邮局和银行，由乡村合作社统营各种农产品；北平傀儡政府派来的人一到乡村就被暗杀；八路军在农民中组织的完整的侦察系统，使汉奸们不可能渗透到农村中来；游击活动频仍于北平、济南、天津和上海的市郊乃至城下；中国的游击队在日本守护的铁路上跨来跨去；一批批的“满洲国”军队以及驻扎在不同城市、由日本人武装起来的中国和平保卫团开了小差。铁道时常被扒掉，日本军人彼截，日本人的前卫部队被一批批地消灭掉。中国的游击队穿上了被俘日军的服装，他们三分之一的军火要从日本人手上夺得。在这种情形下，河北、山东、山西的日本人从来不敢冒险出城，除非是在大白天，二三百人一起出动。在石家庄这个京汉线和石太线的重要枢纽，日本占领已这一年半之久，现在他们不得不在夜间退到只占三分之一的城市地盘固守，而云集在郊区的游击队则夜袭进城，获得他们的粮食供应，与被占领区三分之二的老百姓亲热一晚，然后在黎明时分悄然而逝。
最终结果是，除北平之外，日本人只占领了一些荒城，常常是由碉堡里的日军提心吊胆地守卫着。城里大部分是非老即穷，无力逃跑的人。这样的城市毫无贸易或商业开发的可能。事实上，每多占领一个城市，就意味着日军要增加一份守卫的负担，要进一步扩展其单薄而危险的交通线，并在其不断增加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消耗和浪费上再加一个项目。
现在日本人必须承认对他们的仇视和恐惧是非常普遍的。他们的野蛮、傲慢和不道德，使单纯无辜的人民蒙受灾难，使得中国所有的城市和乡村的人们在日军到来之前就远走他乡，就像逃避最使人害怕的瘟疫一样，就是给他们奖赏也没人肯回去。在这一群群现代化的野蛮人到来之前，有5000万中国城乡居民大规模地离乡背井，抛弃了房屋和财产去逃难，这是日军所作所为的最好注解，日军官兵的洗动、掠夺和强奸所获得的个人利益，使得日本作为国家不可能从占领区获利。在战争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剥削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被动的抵制，有被占领区人民的极端贫穷，还有不安全的形势。
日本人强奸中国妇女，枪杀市民，把战俘关在封闭的草棚里或者干脆在他们的头上泼洒汽油烧死，挑杀婴儿，围捕年轻人，溺杀难民，沉没渔船，大规模轰炸城市，这些令人难以想象，令人发指的暴行，已由中立国的观察家们作了一致的、多方面的报道。对这些事实①，我们如果能变得麻木无情一点，就可以从长远一些的观点来看问题，把它们看作唯一的、最了不起的幸事，因为只有这样，中国各阶层的人民才能团结起来，增强抵抗的决心。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曾经像日本对中国那样以如此之大的规模，将一个邻国的人民无例外地置于一个更凶残、更傲慢、更冷酷、更下流、道德更败坏的统治之接受的排外教育和宣传的结果。日本正自食其反欧反华信条之果，这种信条有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日本的高做和残酷是不会也不可能罢休的。对我这样一个生长在厦门的人来说，童年时代就目睹了日本人的劣行和日本领事馆对由日本臣民在那个港口过去30年间所开设的鸦片烟馆、赌场和妓院的庇护。无论是日本在北方的走私，日本士兵普遍的道德败坏，还是他们堕落到低于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的道德水准，我都丝毫不会惊奇。当一个民族利用治外法权这个特权，有组织、有计划地鼓励大批的兵痞用一队队的大汽艇、登陆坦克、卡车，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走私，并给予直接而明确的领事保护时，这种走私就再也不能说成是个别人的行为，这个民族已经堕落到了干一些真正的一流强国所不耻于干的事情。
①原注：参见丁伯雷（H. J. Timperley）的历史性著作《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在中国的恐怖》。
日本今天的这些暴行和卑劣行径是与他们战前的暴行和卑劣行径相辅相成的，并且都源于同一个种族性格。在承认日本人民的一些令人羡慕的性格特征的同时，我也得不无遗憾地承认他们某些令人厌恶的“卑劣”的品质，这是我综合多年来各种印象之后所下的结论；这一点，一个诚实的、有思想的日本人也一定会认可的。
我并不想在这儿奢谈日本人的种族特性，我仅仅是指出日本在技术和军事上已经达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水平，但在道德上它却仍然是完全不合格的。日本人的水平，比方说，就远比英国人低。我想要说的是，日本对待中国大众的行为特点是不会改变的。东京的日本当局于是就被迫陷入了另一个窘境：知道这种野蛮行为会继续下去而无可奈何，却又希望这种野蛮行径所产生的压力会迫使中国人变得道德败坏，以至放弃抵抗。当然，结果是恰恰相反。
日本人拒绝承认日本是中国反日运动的教父，拒绝承认中国人都有权力憎恨所有那些日本对华政策所主张的东西，我不接受的排外教育和宣传的结果。日本正自食其反欧反华信条之果，这种信条有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日本的高傲和残酷是不会也不可能罢休的。对我这样一个生长在厦门的人来说，童年时代就目睹了日本人的劣行和日本领事馆对由日本臣民在那个港口过去30年间所开设的鸦片烟馆、赌场和妓院的庇护。无论是日本在北方的走私，日本士兵普遍的道德败坏，还是他们堕落到低于一个真正伟大的民
族的道德水准，我都丝毫不会惊奇。当一个民族利用治外法权这个特权，有组织、有计划地鼓励大批的兵痞用一队队的大汽艇、登陆坦克、卡车，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走私，并给予直接而明确的领事保护时，这种走私就再也不能说成是个别人的行为，这个民族已经堕落到了干一些真正的一流强国所不耻于干的事情。日本今天的这些暴行和卑劣行径是与他们战前的暴行和卑劣行径相辅相成的，并且都源于同一个种族性格。在承认日本人民的一些令人羡慕的性格特征的同时，我也得不无遗憾地承认他们某些令人厌恶的“卑劣”的品质，这是我综合多年来各种印象之后所下的结论；这一点，一个诚实的、有思想的日本人也一定会认可的。
我并不想在这儿奢谈日本人的种族特性，我仅仅是指出日本在技术和军事上已经达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水平，但在道德上它却仍然是完全不合格的。日本人的水平，比方说，就远比英国人低。我想要说的是，日本对待中国大众的行为特点是不会改变的。东京的日本当局于是就被迫陷入了另一个窘境：知道这种野蛮行为会继续下去而无可奈何，却又希望这种野蛮行径所产生的压力会迫使中国人变得道德败坏，以至放弃抵抗。当然，结果是恰恰相反。
日本人拒绝承认日本是中国反日运动的教父，拒绝承认中国人都有权力憎恨所有那些日本对华政策所主张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日本人缺乏敏锐的辨别力呢，还是缺乏幽默感。日本人不能或者不愿意承认中国人非常英勇地保卫上海是因为每个中国士兵都憎恨日本人；在日本人中流传着的故事是：中国士兵即使在敌人的飞机、坦克、大炮的攻击之下也不临阵脱逃，仅仅是因为蒋介石在他们背后安置了督战队，如果他们企图退却，就要遭到蒋的机枪扫射。真正的原因——尽管这些解释也许有些悲伤——是中国士兵们的背后都站着他们被蹂躏过的姐妹们、母亲们、妻子们和被杀害的婴孩们的幽灵，是这个在激励着他们去继续战斗。这一大群被蹂躏的妻子和被杀害的婴孩的幽灵将随着战争的继续而增多，并且不论中国士兵走到哪儿都紧紧跟随。因此，如果日本战争机器的目的是轰炸、杀害、强奸中国人，以使他们热爱日本，那末，日本的战争机器将不得不杀掉4万万男女老幼中所有高尚的、具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日本煞费苦心地渴望扑灭这种反日情绪，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对付此事的认真态度，使得此事更具戏剧性。看来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有些东西即便是炮舰或轰炸机也不能扑灭的。日本的轰炸机也不能轰炸掉作用与反作用的自然规律的存在。
在今天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头上，徘徊着致命的幽灵，一个民族命里注定要去完成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并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毁灭它自己。日本人过于坚定，过于缺乏幽默感，以至不能放弃靠轰炸、残杀、蹂躏中国而使其抛弃反日态度这样一个丧失理智的使命，并且不到她把自己弄得实在精疲力竭的时候，不到全民族都切腹自尽的时候，不会停止这些行动，何其可悲！
“噢，人们什么都敢做！什么都可以做！人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可见，前途是毫无疑问的。从1939年起，中日战争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抵抗力量将分散在各条战线上，而不是集中在某一点，在未来的长时期中，抗日战场上不会有什么壮观的战争，但却更有效果。日本将要保卫更多以往曾由中国人保卫的地区，日本在中国土地上的部队很快就必须超过100 万，仅仅是维持这100 万士兵的消耗，就会使日本在一年之内财政全面匮乏，从现在算起，至少还要有半年的时间日本人才会意识到蒋所提出的长期抗战的全部本质。到1939年晚些时候，日本人所面临的破产会迫使他们去寻求和解。但是，这一天的到来会伴随着太平洋力量的干预。到1980年，日本就会忘记所有这一切，并会谈论美国总统强迫它吐出其“胜利”果实的“不公平”。对日本民族来说，即使在1940年，这也是一个多么值得深思的问题啊！
民众对他们领袖的无知得付出多大代价！有时候，仅仅是消息灵通一点，就是一项伟大的品质！在7 月“芦沟桥事变”的前几个星期，全面战争开始之前，一天我看到一份从东京发出的登在《纽约时代周刊》上的一篇真正悲哀的报道。这篇简短的报道说，日本的一些军国主义者向他们的政府保证，蒋介石的抵抗之谈只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而中国的团结也仍然是骗人的把戏，经不起日本的攻击。但在同一天，一位刚从中国回国不久的外交官则警告那些领导，说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国家，事变的恶化将意味着毁灭性的大战。正如我在1937年11月战争开始后不久写的（发表于《亚洲杂志》）那样，“用中国话来说，日本是‘骑虎难下’，既下不来，又不知如何继续走下去，焦虑万分。但它又不得不继续‘骑下去’。日本实际上陷入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与此同时也巴望着一场轻而易举的胜利。当它在考虑蒋介石关于抵抗的谈话时，错误地估计为‘虚张声势’。其次，它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团结的力量。第三，它还错误地认为，向中国的妇女和儿童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就会吓倒中国人，而不是使中国的抵抗力量更加强大。因此，如果日本的发言人下次声称只有他们才了解中国人，而西方人则不行，我们只要指出这个事实就可以了”。在同一篇文章中，我告诫道“我不得不假设一场持续多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将出现彻底的精疲力竭”，以及“我们面前是一场要打一两年的战争，唯一肯定的事，是两个民族都将毁灭”。日本军队具有勇气和进取心的美德，但也有不可原谅的缺点，他们对中国可悲地无知。孔子曰：“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很明显，孔子作为一个君子，将会从心底里憎恶今天的日本军队。孔夫子的反日态度由他的信徒子贡的进一步陈述确定下来：“恶激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在另一篇文章中（1938年7 月30日《纽约时代杂志》），我曾经写道：“中国战斗到底的决心将促成一个僵局，我相信这是唯一确定的结果……在这场战争的末了，中国将遭到破坏，而日本则会虚弱得变成二流强国。当日本接受了来自第三者顾面子的调停而被迫停止侵略的时候，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将被用来参加完成国家民族恢复的艰巨任务。这场战争的影响，在以后的几十年都能感觉到。”
中国未来的道路
人类的一切生活无不蒙上自己过去的阴影，并把现在的阴影投给未来。
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一个人所做坏事的影响比他的生命还要长久。这场战争的幽灵，将徘徊在东方的大地上，在今后几十年内都会给中国和日本投下阴影。
这场战争最终会给中日双方带来不少大伤脑筋的问题。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将有许多麻烦需要解决——国际贸易中断
之后的麻烦、国际信誉的丧失、财政的枯竭、通货膨胀、工业军事化造成的失调、卖不出去的债券、消费开支的上涨，以及战争所造就的大批野蛮和惨绝人寰的归国士兵。日本将会在各方面都受到它自己的军国主义者们疯狂冒险所造成的后果的惩罚。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将覆灭，中国也不可能强求日本支付战争赔款以补偿它给这个和平安宁的邻国所造成的灾难，如此而已。日本停止入侵，就已构成了它自己的失败和中国的胜利。但是因为日本海军仍旧未受攻击，中国现在也没有得到外援，以建立起强大的空军从而与日本继续打下去，战争的结果也就只能如此了。
日本精疲力竭或者几乎精疲力竭之时，太平洋力量的干涉是肯定的，这是由自私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事实上仅仅依靠经济和外交上的压力，各民主势力就能够使破产的日本接受和平，或者进一步，只需给俄国熊一个信号，让它扑向日本，并与之配合默契，大功也就合成了。然而由于这样做并不符合资本主义列强的本性，所以极不可能，除非俄国熊自己决定去进攻日本。
可能的情况是“太平洋力量”将稍稍提高自己的嗓门，而日本外交官将把自己的声音降得柔和一些。与此同时，美国的公众现在既然已经不再担心和摇摇欲坠的日本作战了，并且不再认为日本占领中国和俄国之时会与美国交战，他们已从这种荒唐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于是美国政府将仍然踏着忸忸怩怩的步伐与“太平洋力量”保持“同步行动”，不偏不倚地来加强东方的和平了。尽管英美的联合行动有实力作后盾，是可能代中国要求赔偿的，然而，美国的冷漠态度将决定它不会使用武力来达到这一目的。“太平洋力量”所感兴趣的，首先在于门户开放政策和《华盛顿公约》的各项原则的重申，其次在于限制日本的陆海军力量。这是消灭太平洋上一个对手的绝好机会！著者并非暗示说美国对中国缺乏友好和同情，我的见解是建立在铁的事实之上的：任何国家关于“国际友谊”的谈论只不过是一种外交辞令，一切国际外交都不是基于感情，而是出于各种利益上的争斗或联合。
然而，在明智的外交官看来，中国以及其他“太平洋力量”民族，将从日本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和平利益出发，去修复那个无论何时都能用战争来吞噬掉日本人民本身及其邻国的日本政治宪法上严重而致命的缺陷，坚决要求日本在宪法上削弱军方的势力，消灭超级内阁、超级议会和超级法律特权，要求恢复日本的真正民主。在这场灾难性的战争终了之时，提出这样的要求将很可能与已经存在于日本议会中的情绪不谋而合，并将加速日本法西斯的倾覆。日本人民应该受到保护，以免受他们自己国家那些嗜血的战争狂和急功好利的军国主义者之害，民主力量必须在日本有所加强。
如果我能够自行其道，我要强调以下“三原则”作为公平合理的和平的依据：（1 ）日本必须放弃“反共产国际”的协定，而中国将和日本“合作”共同消灭日本法西斯。
（2 ）必须废除日本陆军和海军的超级内阁、超级议会和超级法律特权，日本要在其他国家的帮助下建成真正的民主国家。
（3 ）日本必须放弃其反华政策，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行政主权。
这些都像广田的三原则一样动听，只是在内容上少了些邪恶和伪善，笔者也很愿意成为我国军事家们精练的代言人。如果不会破坏美丽的“三原则”，我将加上第四点：（4 ）门户开放政策将在中国保持下去，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以及各项特殊权利和要求必须予以废除。
关于中国战后的对外关系，我坚信将出现一种各民族间的友爱、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全新气氛，一种中国通过自己英勇的民族解放战争赢得的新气氛。实际上，中国将结束自19世纪与西方关系密切之后所打的第一次胜仗。
这是本世纪唯一的一次没有丧失尊严的战争。不过，正如日本将是一个困顿不堪的失败者，中国同样也将是一个困顿不堪的胜利者，眨巴着眼睛、步履踉跄、衣衫褴楼、气喘吁吁地欢呼胜利。可以肯定，这里有一种心灵深处的欢欣，一种保住了国土不受敌人霸占的喜悦。但是，在被毁坏的耶路撒冷的废墟上，不得不建造一座新的城市。胜利的欢欣与民族解放的喜悦多少会被借债的必要而冲淡。伟大的民主国家们将会运用经济这一武器，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权益。届时，肮脏的钞票将会成为远东国际友谊最大的纽带。
那时，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以及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将会十分有趣而值得一观。但从总体看，我必须说，双方的态度都将更为健康。在中国方面将会有一种重新产生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同时被中国人传统的理智和克制以及所讲的借债的必要所冲谈一些。在外国人方面，将会有一种热望保持旧日某种特权的态度，同时也被一种真挚的友好所冲淡。中国为她自己的成功而欢欣鼓舞，民主国家们为太平洋对手的衰弱而对中国感激不尽，双方都将充满了宽宏大量的精神，因为幸福和感恩的人们有资本宽宏大量。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是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战，也是不可避免地为一个更伟大的目标而战。她势将改变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力量平衡。
中国和日本被迫进入财政崩溃的境地，也会造成一种新的形势，那就是英、法、美和苏联的渔利。
我不敢苟同于中国外交官所谓中国是为神圣盟约的原则而战的观点；中国是在为比这更基本的东西而战，即保卫自己的家园，保卫民族生存的权利。
在这10年中，无论美国、英国、法国，还是地球上其他任何力量，没有任何一方愿意为正义的神圣原则或盟约的尊严而战；所以，为什么要期待冥顽不化的中国异教徒为一种理想化的原则而战呢？更何况据我所知，这种理想化的原则并不存在，除非在天堂；但是那个虚无缥缈的天堂谁也没见过。如果傻里傻气的中国人一开始就为白里安- 凯洛格条约或《华盛顿条约》的神圣性而战，并在几个月里就发现其他签约国家使我们失望，难道他们会继续战斗而不尽早放弃堂。吉诃德式的努力吗？
尽管我不同意关于中国加入这场战争的动机的说法，但我并不否认它实际上的含义和结果。不管中国愿意与否，她都将单枪匹马地作战，不仅为神圣盟约的道义，而且也为全体太平洋力量所热切渴望的许多东西而战。事实上，中国如果说不是出于本意，将为防止东方丧心病狂的法西斯主义的泛滥而战，她将为摧毁一个潜在的下一次欧洲战争中德国与意大利的强有力的同盟而战。她将战斗并挫败可怕而庞大的日本土地上帝国产生的可能性。否则，这样一个帝国会用它永不枯竭的人力物力威胁世界和平和国际贸易。事实上，她将为保护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者而战。这些美国人一年前还迫切希望把棉花卖给日本，好永远搞垮日本的棉花贸易。她将阻止日本成为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自足的强国。她将有效地阻止日本向菲律宾、印度支那、暹罗，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地推进。一言以蔽之，她将不无讥讽地为反对“亚洲人之亚洲”这一主张的实现而战，并把世界从真正的“黄祸”中拯救出来，这种“黄祸”正在对全世界进行着军事和商业的侵略。她也将阻止日本的疯狂排外和排斥白种人的情绪，她将削弱并拖垮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强大的对手，并且打败一个战争期间无恶不作，据我所知最受美国人民深恶痛绝的民族。她将会顺便为美国人民节约几百万美元的重新装备费。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民主力量在战后以感激和慷慨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的原因。民主力量决不愿意为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大打出手，他们将会高兴地发现门户还开着。因而，他们对门内的主人至少要更客气一些。
主人会同样地客气吗？他们会不得不这样做的。西方外交官们的谈话会充满“繁荣昌盛”、“前程似锦”等等溢美之辞，中国人也会以一些漂亮的废话作答。但要紧的是，他们将会上门借钱给你，而繁荣昌盛、前程似锦的主人也非常想去借。不起眼的中国贸易，不值得外国人为之争斗的贸易，将会变成一个没有任何风险的非常赚钱的买卖。一群群迷失了方向的中国士兵和年轻好斗的党人，不可能学日本的样子，时时地对外国人蛮横逞凶来宣泄他们新发现的自豪感。中国人与生俱来的遇事忍耐的品质又会出现。可以相信，蒋介石会制止任何对有财力的借贷者的粗鲁行为。至少中国人不会用机枪扫射英国大使的轿车，不会击沉扬子江上的美英炮舰，不会用脚去踏穿着紧身短衬裤的美国妇女，不会打美国领事馆官员的耳光，不会把美国国旗扯下来扔进黄浦江，不会用刺刀去刺保护中国妇女的法国牧师，不会要求外国记者在上海外白渡桥中国警卫面前扔掉手中的香烟，尽管人们期望中国人会做出这些粗暴无礼的排外主义和反欧主义的行为，但即使“义和拳”也没有完全做到。1900年“义和拳”的排外主义已成为一种敌视中国的一成不变的标签，并为西方公众所接受，这些西方人没有意识到近40年来中国人的民族骄傲已经被彻底摧毁，这种荣誉已经传给了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齐格菲①、裘利斯。凯撒（1 ）和太阳女神的后代们。
①齐格菲（Siegfried ）一译为西格夫里特，德国十三世纪初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相传以龙血沐浴后，全身刀枪不入。
此外，人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一个人降临此世，造物主必定会赋予他一定量的人类憎恶。这个数额因人而异，但不能超过他的心理负荷。只有那些心理变态的个人或民族才会恨所有的人，中国人幸好心理十分健全。造物主赋予他们的憎恨全部花在日本人身上了，实在就没剩多少憎恨去恨别人——无论是白种人、黑人还是褐色人种，我相信现在中国人就总体而言都认为日本人是十足的魔鬼，相比之下，便认为其他民族起码是他们的同类。难民营里的白人医生、护士以及传教女士的工作使这种对比更趋明显。那些曾经在东方受到毁谤的白人侨民在这次战争中至少已经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他们是为了他们国内的美国商人的利益而工作，但这些商人却在咒骂他们，要他们撤出中国。哦，西方人能够体会到中国人的受宠若惊这种伟大高尚的感恩戴德的品质吗？美国红十字会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他们原本可以给予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和孤儿们以同情，可以为将来美国的在华贸易赢得中国成千上万人的友善。这种疏忽是无可原谅的。身穿白大褂的美国医生和护士在各地护理中国妇女儿童的情景，在中国人心目中本来可以构成一幅令人难以忘怀的画面，而不是现在这样为数不多、孤零零的几个形象。但是，日本决不会要美国红十字会插手它在东方的事务。因此，我只是推测，而不作解释，对这种公认的失误作解释不是我的责任。据我所知，美国红十字会为救济中国，正“准备接受捐献”，不过，当积极活跃的美国精神变为消极被动，且什么事也不乐意干的时候，我就知道准是有什么地方出了些差错。
然而，事实上中国将在外国人的帮助下与日本作战，并在他们的干预下实现和平，尽管中国是单枪匹马地和日本打仗。这会有助于减轻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不少痛苦和幻灭感，这些都是由于西方列强在战争开始的一年半内未能履行条约赋予他们的义务而造成的。可是，随着这场战争的进程，随着日本和西方贸易利益的冲突，由于日本向华南推进而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激烈，由于战争趋势日益明朗化，中国抵抗不会失败，日本无法胜利，来自法国、英国、美国的援助也会日趋重要。由于日本在逐渐衰败下去，英美的态度也会逐渐强硬起来。无形的联合抵制，严格地控制日本信贷，禁运物质，经济上的报复行为，官方的举动，都将逐步升级，直到主动干预的时机到来。这种反应自然会促进中外友善。一般的结果是，西方人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和租界将会很快被废除，而《华盛顿公约》的伟大原则将得到维护，中国将在外国资金的帮助下继续进行自1937年7 月由于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的民族复兴和重建。
中国的内部政体将会由国共两党的争斗，或者说由蒋介石与八路军将领朱德、毛泽东之间的争斗引出一个折衷的结果，中国文化传统的遇事忍耐的宽广基础，将会促成一个介于独裁统治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政治折衷，将产生一个有中国自身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在西方普遍理解的那种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广泛深入的斗争中，中国将倾向于民主主义。
极大的可能是倾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强有力的独裁统治，但这种独裁又有别于希特勒、墨索里尼或斯大林模式的集权主义。蒋介石的个人声望通过他在这场战争中的无畏而英明的领导将变得十分震耳，因而他将领导一群庞大的追随者并得到人民的信任。他将不仅仅是印度的甘地那样的道德上的独裁者。他没有抛弃，并且将来也不会抛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主张。但是他将以中国的方式控制整个中国政府，双手紧握军事、财政和政治大权，在中国民主政体的框架中取得实际上的个人统治。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重振所面临的紧急问题同样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你会听到许多关于“三年计划”或者“五年计划”的说法。中国的环境和民族传统不会允许蒋介石宣布自己为中国的“独裁者”，而他也不会那样做，但是一个人没有那样的头衔也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领袖，像捷克斯洛伐克的马萨里克①。蒋介石已经表现出来的一些品质，比如他太狡黠，太中国式，使他不可能去搞独裁。事实上，他的手腕要比他早年决意夺权时老练成熟得多。独裁统治毕竟只是政府的一种极端形式，而中国人是何其痛恨极端！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府领导人支持法西斯主义或独裁统治；而蒋介石周围将是这样一些反对独裁的人，他要同他们一道工作。他的权势已如此显赫，他没有必要去违抗民意，实行法西斯统治，从而动摇自己的领导。
①马萨里克（T. G. Masaryk ，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1928一 1935 ）。
另一方面，共产党青年和八路军领导的力量正在增长。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和中国抗日游击队伍活动范围的扩大，左翼人士将逐步在老百姓中得势，并将强大到足以让蒋介石注意他们的要求。朱德和毛泽东也会变得中国化、老练和狡黠起来，并避免走极端，而是致力于妥协和解吗？答案是他们已经如此这般地做了。知晓朱德和毛泽东的人都会知道他们绝不是狂热分子。他们宣布不仅在战争期间，而且在战后重新建设时期都愿意和国民党合作。这一宣布意义重大，而且共产党领导人从不食言。就今天所处的形势而言，左翼人士已经放弃他们那独特的没收地主财产的共产主义纲领，而采取民主的立场，打算以一个合法政党的身份，在民主体制下开展工作。他们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已经认识到蒋介石的领导对中国这代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个领导。他们处在反对党的地位上，自然会赞成反对党通常需要具有的民主权利——换言之，要求政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要求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以及批评国民党的权利，这也是他们一贯明确的主张。正是由于这个左翼团体的存在才会阻止国民党步步陷入一党统治，这个团体会变得非常强大而不可忽视。他们的游击队在抗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赢得了一半的战争，所以人们都不会容忍蒋介石发起另一场反共运动，而蒋介石则太聪明了，他不会去冒这个险。最终的结果将会是左翼集团将形成一股健康的势力，以保证民主政体和机制不受任何一党专制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左翼分子将变成一种能代表普通百姓、农民、劳工的力量，强迫国民党重视乡村的重新建设，这也正是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也将通过战争给农民一些自己管理自己的经验、训练和技能，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把农民武装起来，教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自己的战争。
乡村组织机构内部将会发生一个变化，他们将学到，政府是服务于大众的机构，而不同于旧的官场。游击区乡村人民的政治素质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所有这些使我们面临这样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人将成为中国民主政体的基石。我们即将看到的逐渐在中华民国形成的这种民主体制，将有别于美国的民主体制。正如美国的民主体制不同于英法一样。中国人知道如何制订各项制度以适应自身特点以及思考方式。人们无法事先言中政府将采取何种形式，使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同的政府机构，各种代表制度都有何权利等等。用任何一个西方的模式来判断中国民主的进程都是不公平的和肤浅的。与外表上已有的西方民主模式最完美地一致起来，并不能保证一个民主体制不堕落到财阀统治。因此，即使是美国宪法也必须遵循《独立宣言》的原则以及人类平等的基本信仰，而不是追求表面形式。
我们必须把民主作为一种手段与民主自身作为目的这二者区分开来，必须把民主的机构与民主的精神区分开来。在中国，西方的民主机构将与古老的民主精神结合起来，这种精神与中国一样古老。民主政府的机构将是新的，而人类自由、宽厚、民主，政府以为民造福为己任，这些观点广泛的基础却与《孟子》和《书经》这些最古老的孔学五经一样的古老。这也同中国史学家的理论一佯古老：根据《书经》所述，一个朝代当以信治民，它承受的是“天命”，一旦政府对人民施行暴政，它就会失去委托的权利，人民有权利起来反抗，所以在中国，共和政府的新机构将是这种新民主中最不讨人喜欢的一面。甚至也许会有高尚体面的中国绅士毫不谦虚地叫他们的选民选他，所有的候选人将会忘记一旦当选，他们会多么不称职。我真害怕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在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的27年里，我从未看到此类事情的发生。任何
事情都是通过幕后的操纵和私下的贿赂而成功的。做得既体面又高尚。中国的议员很可能仍是被三顾茅庐之后才肯去任职，去“精忠报国”。然而，除了那些知识学人之外，亦即那些迄今仍为伟大的和唯一的行政官员之外，人们看到今天“参政会”中有来自各阶层的代表。这个议会在战争开始后进行了第一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将政府还给人民的第一步。我很想看看农民和劳工的代表在议会中将如何行使他们的权力。所有那些游说、党派政治和捞取选票时的丑恶特征以及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权利的深刻教训，中国人民都将慢慢学到。
然后重要的是，人民已经有了明显的西方意义上的那种觉悟，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公众舆论。战争对整个民族的政治教育，各阶层人民都积极参加到保卫国家的战斗中来，这些都将进一步加强并深化这个有组织的公共舆论。民主，归根结蒂也要依靠这种舆论。在宪法的指导下，现代的公众舆论，比起过去老百姓赖以向皇帝申诉的什么“民声”、“言路”等等会得到更好的组织和保护，而这种“民声”、“言路”则曾经是古代中国的廉洁政府向人民“开放”的最理想的形式。对公民自由的法律保障如果执行下去，将会使人们的心理和公众态度有根本改变，并使消极冷漠的中国人转变成在社会和政治上都积极上进的人，正如我在分析中国人“冷漠”的根源时特地指出来的那样。坦率他说，4 万万温顺的中国人学着“趾高气扬”和“坚持自己的权利”的前景也真的使我感到迷惑和恐惧。
但是，古老而仁慈的中国哲学家会理智地防止这个民族不加思索地闯入行为和意识上的极端。自由主义不会在西方消亡，也不会在中国消亡。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毕竟中国人的人道主义和理智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正是由于这种精神才使得蒋介石不像欧洲的独裁者那样地独裁，这种精神又保证了专制制度的秩序。秘密警察一旦用之于中国人民，便注定要失败。
正是这种精神削弱了古老的、专横的君主统治，使中国人不可能视皇帝为半人半神的超人，在以往的22个朝代里我们已经砍下了不少君王的脑袋，这使我们无法相信他们是神话中太阳女神的后裔。正是这种精神使我们赋予诸神以人性，同他们开玩笑，认为神也是通人性情理的，即使神也不会太神。公元5 世纪的一个民间故事，讲述了一个农夫和雷神的争论。当雷神的霹雳快要击到他时，他把雷神说服了。原来雷神并不知道实情，上了蛇精的当，对农夫产生了偏见。是蛇精吃掉了农夫饭篮里的食物——一个十分憨厚勤恳的农夫的饭篮——然后那蛇精才被农夫打败的。雷神认为自己“无理”，就转而将蛇精击死在洞穴里。正是这种精神便使中华民族不可能因为政治学教授说了句“皇帝是国家的器官而非国家本身”就去迫害他，像发生在东京的事情那样。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中国的君王们被夺去了皇冠，中国的暴君被推翻，中国的英雄被拉下了马。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中国人在看到在267 万3 千平方英里的满洲①让给日本之后日本人“不通情理”，仍然贪得无厌，他们才终于被迫奋起作战，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使得中国人起而谴责纳粹德国政权迫害那些没有保护的妇女和儿童，并且强迫他们为它自己的歹徒造成的暴乱负责，赔偿损失。这种精神也使得中国人怀疑欧洲文明是否还存在。
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与幽默感和平衡感有关，并会排除各种各样的狂热。中国的文明、个人和公众生活过去都以这种理性为基础。我们可以肯定，①原文如此。此处林以“满洲”代指“日本占领区”。
中国必将消除一切狂热，而接受一切“合乎情理”的东西。
译后记
林语堂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不少人知道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著名作家，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人们不仅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并且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幽默大师。
林语堂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儿，一向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座右铭，他于1895年10月10日出生在福建省龙溪县一个传教士家庭，自幼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早年曾求学于厦门寻源书院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来比锡大学，分别获硕士与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并在国内外创办和编辑了不少刊物。1936年之后，他一直客居美国，1966年到台湾定居，1969年当选为台湾国际笔会会长，1975年4 月被国际笔会维也纳第四十届大会推选为副会长，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一。1976年3 月26日，他病逝于香港。林语堂先生一生著译颇丰，有散文、小说、政论、词典、教科书等。他的著作，在东西方都极受欢迎，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以至现今美国大的图书馆几乎都收藏有他的著作。
《中国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他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该书是应美国纽约庄台（John Day）公司之约，1934年春夏秋三季在庐山附近的牯岭用英语写就的， 1935 年由雷诺与希师阁（ Reynal ＆Hitchcock ）公司出版。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它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对中西文化作了广泛深入的比较，旨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使西方人能够比较确切而客观地了解中国。
该书出版之后，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被推崇备至。1936年，英国伦敦威廉。海涅曼（Wiliiam Heinemann ）公司再版，以后曾被译成俄语、日语、瑞典语等多种文字出版。据译者所知，中译本有1936年上海西风社出版的黄嘉德所译《吾国吾民》，以及1938年世界新闻出版社出版的郑陀所译《吾国与吾民》，可惜一般已极难看到。
1939年，威廉。海涅曼公司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其中新增加了《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记录了作者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的思考，关于旧文化能否拯救中国，关于为什么日本必败，关于中国未来的道路……
历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落差，今日之中国已不复为林语堂先生笔下的中国，今日之中国人民也不复为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人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尤其是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现实永远给人以现实主义的教育，半个世纪之后的中国人继续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他们在思考些什么？他们又发现了什么呢？
朝花夕拾，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译介本书，旨在引起人们进一步的思索，帮助他们更好地反思传统，反思自我，而不是简单地去接受或批评书中的片言只语，相信他们也不会那么做的。
本书由两人合译，根据1939年版译出。翻译工作采取每人各译半部，然后互校的办法。正文前的序言、引言以及第一至六章由郝志东译出初稿；第七至十章由沈益洪译出初稿。之后相互校改，最后由沈益洪进行总体文字修饰，整理成稿。为了适应当代读者的需要，译文采用现今通用的语体文，力求明白晓畅而又生动活泼。书中脚注，除注明外，均为译者所加。原书附录中有“中国的朝代”和“中国人名的拼写和发音”，对国内读者参考价值不大，故而略去，本书内容横跨中西，人名、地名和引文不少，翻译时纠正了原书的一些讹误，并已在脚注中加以说明，然而限于学识，译文中乖谬之处想必还会有。真诚地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借此机会，向关心、支持和帮助本书翻译、出版工作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谢意！尤其应该感谢曾在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工作的外籍教师Eva Richter 教授和Del Arnold先生的释疑；感谢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不少同志为引文查考所提供的方便；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潘建国同志为本书出版所作的努力。
译者1988年1 月于石家庄一上海
1994年版译者附记
《中国人》一书，自1988年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之后，在读书界颇受好评，报纸、杂志、电台等各有介绍和评论，是以年年重印而坊间仍不易购得。现改由学林出版社增加内容，出全译本。借此机会，向读者说明一下来龙去脉。
早在1986年11月21日，上海《青年报》就在头版刊登此书即将译就的消息，并作了简要介绍。那时，我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郝志东在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作讲师。出书前夕，《浙江新书目》曾用很大篇幅介绍推荐。《中国人》出，引起广泛注意，书评见于《文学报》、《解放日报》、《文汇读书周报》和《书林》、《读书》等报刊，它们分别从文学、文化、反思、幽默、“国民性”和中西文化交流等角度作了很有意义的探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晚八点半”节目也作了介绍。1988年第四届文汇书展中，本书荣列畅销书榜首。上海《青年报》又于1990年3 月16日刊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伯海先生的《导读书单》，导语十分简洁：“作为中国人当然要了解我们自己。这本书不是理论专著，但很有思想，文笔也好。”
几年来，大陆出版林语堂散文、小说等不下10种。此情此景，不亚于此书1935年在美国引起的轰动。这一切自然是因为林语堂，但更是因为中国和中国人。半个多世纪前，林语堂先生就在“自序”中预言，此书会“激怒不少阐释中国的作家，特别是自己的同胞们和伟大的爱国者们”。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事实正如他的顶见。直到80年代，仍不乏声色俱厉的批评。这不幸应验了一句古希腊谚语：大书大难。那末，究竟是什么激怒了他们呢？主要是林语堂笔下所描述的中国人的性格，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等问题的一些看法。由于林语堂本身的复杂性和读者个体的差异性，此书直到如今，仍被误读。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条：误读之一是所谓的“历史循环论”。这是指“新血统的混入”一节中林语堂所引李四光博士的一段论述，讲中国和平与动乱的循环周期：“中国历史可以很方便地划分为每800 年为一单位的周则。”这是李四光博士在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变化之后得出的结论，林语堂也认为这种周期性的确是精确得“惊人”，令人“‘不可思议”。林语堂先生的本意是借用这样一个现成的理论模式来更好他说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生存下来，部分原因在于不断同化外来民族的活力，以便更好地阐明不同周期内相同时期文学艺术上的一些共同特点。这种理论用来总结历史，总结过去（主要指漫长的封建社会），可以看作能够自圆其说的一家之言。如果用来指导未来，当然很有问题（因为一切理论都是对已往经验的总结），好在李、林二先生均无此意。
这里，林语堂侧重的是民族、种族、文化，而非阶级问题。的确，这种一家之言忽视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我们恐怕不能据此得出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宣扬历史循环论，用来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他的中国无阶级论寻找理论根据这样匆忙的结论。
误读之二是所谓“中国无阶级论”。在“文化的稳定性”一节中，林语堂说，除了稳定的家庭制度之外，“另一个使社会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阶级”，因为科举制度使人们可以从寒门走向权势和名利，从而“弥补了上层阶级那逐渐失去的活力，使得社会急需的内部再生能力得到
周期性的补充“。而且由于人们对田园理想的崇尚，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往往在下台之后便返归自然了。实际上，”没有固定的阶级“并不等于没有阶级，虽然它们之间只差一步之遥。在”社会等级“一节中，林语堂又指出，在中国实际上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一个是非衙门阶级，前者可以为所欲为，后者则须纳税守法。衙门阶级好比榕树。非衙门阶级则好比土地，熔树靠吮吸大地的乳液生存——林语堂的阶级感情还很分明！可见，在林语堂眼里，非但有阶级，还有粗略的阶级划分，只是其内部成员不固定，有阶级转变。可惜的是，林语堂忽视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两大阵营中大部分固定的内部成员，及其相互之间固定的、长州的矛盾。
误读之三，认为林语堂笔下的“吾国”既然是一个没有固定阶级的国家，那未他眼中的“吾民”就是没有阶级之分的抽象的人。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林语堂所认为的“中国无固定阶级”是指某一阶级之中内部人员的不固定，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衙门阶级”和“非衙门阶级”作为阶级是固定存在着、对立着的。如果分析中国人的性格，先把阶级划分开来，然后依照阶级的不同刻画出性格的不同，当然是可行的。但这不应该是唯一的方法。正如心理学家可以把人的气质分为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和忧郁质一样，中国人与外国人总还有性格上的不同。林语堂先生是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他非得介绍中国人性格的一般特点。于是，他另辟蹊径，把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为这样八条：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这些特点归纳得是否合理正确，当然可以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些特点或多或少在大部分中国人身上都有所反映，衙门阶级也罢，非衙门阶级也罢。林语堂先生所做的，只是把普通中国人的共同特点作了一个归纳。这种分析方法看来还是有其一定道理，有其一定存在价值的。
误读之四，认为林语堂先生在描述中国人的这些性格时“以偏盖全”。
事实上对于那些敢作敢为、品格高尚的中国人，林语堂也不无溢美之辞。他们中有邵飘萍和林白水，两人均因抨击那些制造“三。一八”惨案的北洋军阀而惨遭杀害。邵飘萍还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先驱，中共早期秘密党员，当时的《京报》社长。受林语堂称赞的还有国共两党的高级领导，尤其是朱德和毛泽东。在“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里，林语堂盛赞他们，认为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出于国家与民族之大义，不计蒋介石多年剿共的前仇，而力主将其释放，实在是宽宏大量之至。另外，林语堂还在书中多次称赞“生机勃勃的共产主义青年”，以及充满爱国热情，一心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目前台湾流行的译本，没有这一章。因此，说林语堂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没有考虑到这批人的存在，是不客观的。
误读之五，认为林语堂用大量篇幅描绘中国人民的劣根性。把中国落后的根源归之于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这其实也不确切。关于中国落后的根源，林语堂似乎并未明确指出过，但他确实提到“忍耐”是由于社会不重视个人价值，“消极避世”是由于民权。没有宪法保障。在“仁政”一节中，林语堂对比了韩非子的法治与儒家的“仁政”，认为中国之患在于缺乏法律制度，民权得不到保障，贪官污吏得不到惩处。他说：“中国现在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荣誉，而是简单的法律处治，或者说是将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更不荣誉的官员们拉出去枪毙的勇气。”林语堂的头脑还不至于简单到只抨击一下“民族的劣根性”就可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程度。至于
说林语堂分析中国人性格上的某些弱点，进而为帝国主义侵略找借口，则更有失偏颇，落后就要挨打，落后是内因，我们有必要分析内因。事实上，在“中日战争之我见”这一章里，林语堂先生用大量篇幅义愤填膺地谴责了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
误读之六，实际上是一个总结，认为林语堂站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立场。
鲁迅在《与斯诺谈话》中说：“即便是林语堂，也不能划归为资产阶级作家，他更多地是属于旧式经院派的文学传统，而不是现代资产阶级的观念，前者产生于封建主义的背景之下，而后者实际上是他冷嘲热讽的对象。”令人欣喜的是，我们今天终于注意到鲁迅先生这段话、终于可以平心论林语堂，分析他的“一捆矛盾”。
半个多世纪以来，“吾国”与“吾民”都有了极大的变化。尽管中国人的基本性格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之间就彻底改变，然而敢作敢为的人毕竟多起来了，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大多数青年人不再像林语堂先生描写的那样，无法对足球、汽车、登山、探险北极等感兴趣。相反，我们有了南极考察，有了长江飘流，有了林语堂先生当时无法想象的许许多多。林语堂先生所呼吁的改革热情、参与精神、冒险意识、英雄胆略等等，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大大发扬起来了。当然，这并不表明那些从封建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内向性格、保守观念和落后的思维方式等惰性力业已绝迹。重读《中国人》，我们可以警醒，可以意识到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这洋读来，《中国人》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八十自叙》中，林语堂提到：“本书最后一章我诚恳而痛心地批评我国的缺点，后来的版本取消了这一章，代之以中日战争爆发的评论，颇受读者的欢迎。”这“最后一章”，是指1935年版里的“收场语”，包括“人生的归宿”、“中华民国的真相”、“领袖人才的要求”和“吾们的出路”
四节。其中“人生的归宿”并未取消。其余三节，表达了林语堂的政治观，其中多愤激之辞，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毁誉不一，多为肚人垢病，但作为过去时代的文本，充分反映出林语堂的心路历程。我们找到了1938年郑陀的译本，尚差强人意，故只在文字上作了极少改动。此次出版，附在书后，以求完整。旧瓶旧酒、物从其类，此外。我们按音序重新编制了“索引”，一并附在书后，以便读者查阅。顺便说一句，这是一项十分艰辛枯燥但极有意义的工作。
我译《中国人》，固然希望人们对林语堂有一个全面客观历史的评价，但意不在林语堂，而在于中国，在于中国人。是以近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爱屋及乌，也一直关注中国学的进展。中国在改革，在迈向现代化和21世纪。
我不禁想起少时读过的《科学家谈21世纪》。抚今思昔，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我当然也会写出译出关于中国的新作，比如《中国口号大观》，比如《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又比如《费正清看中国》世事沧桑，本书另一译者郝志东已于1988年夏赴美留学。本文的不少观点是我们当初共同讨论的结果。台湾诗人和作家余光中说过：“在中国，你仅是7 万万分之一的中国，天灾，你可以怨中国的天。人祸，你可以骂中国的人。军阀，汉好，政客，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你可以一个挨一个的骂下去，直骂到你的老师，父亲，母亲。当你不在中国，你便成为全部的中国，鸦片战争以来。所有的国耻全部贴在你脸上。”想必志东兄更有感受。其实。
作为一个中国人，即使身在中国，一想到中国，你也会不禁有此感受。
这又使我想起林语堂同时代人闻一多先生的《一句话》：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这话叫我今天怎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