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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吾民
简介
【作 者】林语堂著 沈益洪译
【丛书名】【形态项】 334 ； 21cm
【读秀号】000001250439
【出版项】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2
【ISBN号】 7-5613-2362-X / C955.2
【原书定价】 CNY20.00 网上购买
【主题词】民族性(学科： 研究 地点： 中国)民族性
【参考文献格式】林语堂著. 吾国与吾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关于《吾国与吾民》
语堂
亢德兄来函叫我写一篇《我怎样写吾国与吾民》。但是现在正在写我的第二部书《生活的艺术》，赶本月底完稿，每日3000字一段，自9 时半至12时半坐在书斋工作，像机器一样，不容少许停顿或出岔，此刻书记在忙着抄改，只好偷闲写一点点，我想拉杂报告一点关于这两本书的消息。
《吾国与吾民》著于民国23年春夏秋三季，所以一部是在庐山避暑山居时写的。通共约10个月。那时又是《人间世》最热闹时期，兼办《论语》，所以可算是忙里偷闲的工作。自“有闲阶级”之口号发生，“忙闲”二字常在我脑海中盘旋。什么是忙，什么是闲，越想越糊涂。忙者未必有功于世，鸡鸣而起孳孳为利是也；闲者未必是新名教罪人，删诗讲易作春秋之某翁是也。现在物质主义侵入中国，大概若非谈出口入口通货膨胀之徒，便不足齿于忙人之列。我即异于是。张山来说得好，“能忙人之所闲者，始能闲人之所忙。”皮鞋用机器制造，产量才大，才叫做忙，叫做摩登，由皮匠手制的，而三日甚于六七日做成一双，产量便小，便是闲，便是封建。无奈好皮鞋都是手制而不是机器造的。凡是艺术，都是心手俱闲时慢慢产生出来的。六七日做双皮鞋，才做出好皮鞋，而皮鞋始成艺术。甚矣乎，新旧时代精神之相反也。在我看来，打个入厂时刻卡片按时入厂之厂工，未必便文明到怎样，而在家里慢慢一针一针做去的皮匠，未必便野蛮到怎样——如果在生活的艺术标准上衡量起来。皮匠如何一针一针钉去，本不该我事，我的意思不过说我的著书也是在青山白云■鞵竹杖影中写出来的，也是心手俱闲时一段一段一章一章写出来的。我只知道像皮匠这样一针一针钉下去，其为功为罪，为革命为反革命，皆可勿论。
这样讲离题似远实近。我不能按图素骥分甲乙丙丁讲下去，因为半小时内就得再起稿写书。我忙人也，忙人只好用闲适笔调优游自在用野老谈夭方法做文章，不然便急死了。横竖还有15分钟，何妨瞎谈一下。《吾国与吾民》已将出第十一版，此11版系修订而加插图的，尺寸略加大。初版错误都已改正。插图用照相，共16页。德文法文挪威文译本早已出版，还有几种尚未出版。中文译本已请友人在翻译中，不久即可在本社出版。
现在写的是讲生活之艺术，名为The lmportance of Living. 起初我无意写此书，而拟翻译五六本中国中篇名著，如《浮生六记》、《老残游记二集》、《影梅庵忆语》、《秋灯琐忆》，足以代表中国生活艺术及文化精神专著，加点张山来的《幽梦影》格言，曾国藩郑板桥的《家书》，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等（见辛报说我译浮生六记“全本”上王均卿之当。实则此全本出版我首在《人间世》为文辨伪）。然书局老板意见，作生活之艺术在先，译名著在后。因为中国人之生活艺术久为西方人士所见称，而向无专书，若不知内容，到底中国人如何艺术法子，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何玩水，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夫雪可赏，雨可听，风可吟，月可弄，山可观，水可玩，云可看，石可鉴，本来是最令人听来如醉如痴之题目。《吾国与吾民》出，所言非此点，而大部分人注目到短短的讲饮食园艺的《人生的艺术》未章上去，而很多美国女人据说是已奉此书为生活之法则。实在因赏花弄月之外，有中国诗人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涤烦消愁之人生哲学在焉。此正足于美国赶忙人对症下药。国有许多读者欲观此中底奥及一般吟风弄月与夫家庭享乐之方法，所以书局劝我先写此书。不说老庄，而老庄之精神在焉，不谈孔孟，而孔孟之面目存焉。这是我写此书之发端。
3 月初动手，写了260 页，忽然于5 月初一夜在床上作起序来，乃觉今是昨非，起前稿尽行毁去，因原来以为全书须冠以西方现代物质文化之批评，而越讲越深，又多论辩，至使手稿文调全非。自5 月3 日将乃重新编起，至7 月底全书700 页，所以在这3 月里如文王囚在羑里一般，一步也走不开。
然而并不叫苦，反如受军事训练，一切纪律化，整齐化，严肃化。要在早睡早起，夜眠必足，眠足则翌晨坐在明窗净几，一面抽烟，一面饮茗，清风徐来，鼻子里嗅嗅两下，胸部轩动，精神焕发，文章由口中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念出，叫书记打上，倒也是一种快乐。夜眠不足，文章便吐不出来。《吾国与吾民》是在打字机上自己打出的，而这书是口述而由人笔记的。平常也无甚腹稿，只要烟好茶好人好，便可为文。
在纽约如何讲品茗供花等等题目呢？原来我带来不少此类书。陈眉公《宝颜堂秘笈》、王均卿《说库》、开明圣经纸5 册《计五史》全部运来，又有《文致》、《苏长公小品》、《苏长公外记》、《和陶合笺》、《群芳清玩》、《小窗幽记》、《幽梦影》以至燕儿蝶儿匡儿图我都带来，只忘记带《欣赏篇》、《说郛》、《樵歌》、《寒山诗集》，至悔。哥伦比亚中文图书馆丛书备得不少，但我懒得出门，至今尚未去查过。屠隆《冥寥子游》给我全部译出列入书中了。我最快活的是集中咏命运遣怀一类诗40余首，其达观味道实与OmarKhayyam 相等。如白居易对酒诗“昨日低眉问疾来，今朝拉泪吊人回”、“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及“不开口笑是痴人”之句，与Omar何别？觉隐诗“一脉青山景色幽，前人田产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又有收人在后头”，何尝不警悟？李密庵《半半歌》何尝不冲淡？东坡《述怀行香子词》何尝不高逸？《骷髅赞》何尝不悲壮？……这样把乐天，东坡，石田，子畏……等等诗人请来欢聚一堂，唱和酬咏，倒也可以凑成代表中国诗人人生哲学的《人生曲》，名为The Human Symphony，又名Achinese Fantasia ：话不多谈了。已写过时候，可见宇宙风文本月不该写的，后悔无及。7 月13日早于纽约。
（原载《宇宙风》第四十九期，1937年10月）
1935年版《收场语》中华民国的真相
（下列文字不能误解作诽谤国民政府，不过欲表明政府当前的艰巨工作在前进过程中所不可不注意者。）
但是让我们正直他讲。汉学者倘欲把理想中的中国描绘出一幅画图是容易的，那是一个青花瓷器的中国，那瓷器碗上绘画着工致的人物，又可以是一幅绫轴的中国，轴上画着一个逸乐的文士闲坐松荫之下。一个汉学者很容易说：“假今日本征服中国至数世纪之久便将怎样？”一个中国人便不能说；“便将怎样？”因为我们生活在真实的中国，不是青花瓷器或精致画轴上的中国，却是逼处于痛楚苦恼的中国，是一个面对着崩溃的帝国与文化的中国，是一个数万万人口的勤劳社会的中国，充满着工作与求生的欲望，反抗大水饥荒土匪绑票的奋斗，生活在杂乱的现状而毫无办法，骚扰而没有一定的方向，战祸频仍而不能改造环境，多行而寡信，行动而无目的，惨愁而无希望。
一个人既生而为中国人，感觉到像亨姆莱脱（Hamlet）那样喟叹；时代是那样纷乱，我们不幸生而负有拨乱诛暴之责。或如希伯来人的惨呼：“啊，上帝！要多长久啊？”这是一种失望的惨呼，不仅仅是性急，而是一种失望基于熟悉当代中国之内情者，固非外人所知也。
又如想象一幅全盛的“梦中的中国”，她的文学、哲学、艺术的中国，早晚他将临到对于现实中国的迷惑，或许经过长久而痛苦的思索，从过去要求现在的解答，从现在要求未来解答。发扬过去而绘画未来是容易的，检阅现在而冀获未来之光明与了解是困难的。因为在光荣的过去与可能的光荣的未来，二者之间，横亘着一个山谷，你要跨过它，必先下降然后上升。他需要坚强的现实主义而非稚态的信仰，较需要明眼的智慧，强如爱国的热情；因为爱国热情是廉价物品，它可以花几分钱一斤价购得之，盖即为新闻纸上的记载与衙门墙上的布告——无非是纸上空谈而已。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宁为太平狗，莫作乱世人。中国人人都愿意太平盛世做一条狗，可竟没有这般运气。因为我们生存于不安定的清醒的时代，缺乏对革命的信任心。盂子说过哀莫大于心死，而现在人们的心真已死了。1926年时代乐观的理想主义至1934年已让其地位于冷观主义与迷醒者，轻世肆志的冷嘲主义在一切报纸文字和私人谈话中都可见之。
慢慢地艰辛地体认出来，我们的变革愈多，而愈留滞原来的地位。政府制度虽变革，它的骨子仍不变革，那本质上的腐败、懦弱、无能，永久存留着，根本上是绝望了的。对于一般羡慕马哥孛罗（Marco Pofo）所称道的中国之欧美人士——马哥孛罗称道的中国是那样庄严宏伟——那现实的中国将令之大吃一惊，而对于中国是失败的承认。慢慢地艰苦地人们将体认我们至今仍被统治于封建酋长的下面，那个得见韩复榘的开明专制政治的省份该是大大运气。他同时行使省长县长推事，陪审官和律师的职权，他随意鞭挞一个人而餽赠另一人以数百元大洋钿，根据他的直观的观相术，给予人民以某程度草率的公道与保护。于是突然觉察现在统治我们的是十几个伪装的专制君皇代替了一个真正的暴君，而1911年的革命不过在种族革命上获得了胜利，它不过粉碎了一个皇统，而剩留下一堆毁垣碎瓦和呛人的尘灰。有时人反愿意仍受专制帝皇的统治，而疑怪曾国藩当时平定太平军之后为什么不进军北京，恢复汉家天下，而且他当时欲图大计，易如反掌，也有人这样劝过他。但是曾国藩是道地的孔教徒，道德上取审慎态度，而建立新朝有所谓篡逆之嫌。总是中国人民倒了霉！
徒然的懊丧。但是一个人生长在中国，临乎崩溃的前夕，怎还能因此徒然的懊丧而被非难呢？作者仍能回忆童年时代的中国，那时不见得是受着很好的统治，那是确实的，但它不失为一个太平的中国。满清政府的贪婪、腐败和无能，是与现在无异，而有些官吏贪心尤为厉害，但最坏的官吏还受弹劾，受监禁的处分，因为那时还有一种制度。也有好的督抚，也有坏的督抚，但他们是有教育的官吏，而不是啖大葱、破口骂人的军阀。也有好县令，也有坏县令，有几个为人民所爱戴，有几个使人民畏惧，但是那些越出了限度的，引起全城镇的罢市，此等案件乃上达于朝廷，而县令受到革职迁调或其他处分。是以虽说不完备，总有一个制度，总有相当赏罚，时势总还太平。
那时没有内战，土匪不致十分猖撅，你可以安安全全从这一省旅行到那一省。
因为老的中国不是像今日那样的混乱。捐税的征收虽非基于人民的同意，它却基于习俗与惯例，这就是真正的土地法，而农人们很熟悉春秋二忙所应缴付的一切。那时候还未闻有所谓棺材捐、花轿捐（福建南部）和交猪捐、产猪捐、小猪捐、猪槽捐、称猪捐、宰猪捐、猪肉捐、猪粪捐。（上述名目行于汕头、汉口）尚未闻有仁义捐、公益捐，而农人之不种鸦片者处以懒税。那时的农夫还不致售鬻妻女以付税款像有些江北农夫的命运；他们也不致被军人阻止收获，以为不付新税之报复，像广东番禺县县长于1934年秋尝禁止之。人民不致预缴30年后的赋税像今日之四川省然。他们不致负担30倍于正税额之田赋附加，如江西曾经一度实现者。农夫不致被迫缴付税款超过所有的资产，因而被捕入狱，以追现款，鞭挞之声，达于户外，惨呼彻夜而不息，如今日陕西农夫然。中国是地球上最失政的国家，而她的贫苦的人民，被卷于暴力的漩流中，不自明了，却是出其不屈不挠的勤勉辛劳而容忍的一切，最后终能克服困难。等到他们的最后一文钱被榨取掉，让他们流为乞丐。工作与生活的要求再接再厉地涌进，但仍保持很高兴的心情，而因为他们的老实，因为他们的和气，上帝将永远爱他们。
因为失却了民族自信心，失却了一切约束，一切礼容，失却了理智的平衡，好像有一种预见凶兆，人们的愚恶本性乃放逸纵肆，使人人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他的目的将在买一座洋房买一辆汽车安安逸逸躲住在租界里并存巨额存款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国家一定是疯狂了，好像北平高级官吏和故宫博物院保管委员目光炯炯地逼视着国宝，直等到把它们出售给最高出价人化成现款而饱入私囊，然后经人告发，仍能避居一处而拒绝法院的传讯。这样的国家一定是疯狂了，好像一个军阀丧失了热河全省并未一加抵抗，却用200 辆军用车载去自己的小老婆和私产，然卒蒙中央政府的宽宥。多少军官吃了败仗，掼掉他们的军火，倒是先小心地载走大量鸦片，因为鸦片可以换黄金，仰仗黄金的魔力，仍能恢复他们的地位。农夫被迫种植鸦片以代米谷，用以维持低劣而不发饷的军队。一个著名的农业国家而不得不每年自外洋输入百数十万担米麦。在这一切疯狂中间，人民的利益首先直接受其影响，但不能对他们的统治者，压迫者，说一声“否”字。当然政治机构一定有歪曲的地方而全民族大体上一定丧失了道德评价和是非意识。
明显得很，一种固定标准的制度业经崩溃，道德的标准和政治的标准。
古代中国有一种政治制度，也有一种道德制度，它们的标准适足以维持民族生命，不过到了今日，这种标准都已失去了本来面目，祸害的影响反过于有利的效用。谁要收买忍耐？让他们到中国来，因为忍耐在这里是有求必应的。
又有谁要收买温良谦让和其他基督教的群众道德，这些道德在基督教国家经过2000年的祈祷、唱圣诗、说教而尚未学得者？让这些人也到中国来，因为在拜偶像的中国此等基督教道德多如恒河沙数。因为前进速度的变迁笼罩上民族生命，我们现在已非生活于原始的太平、悠闲、谦让的全盛时代，而生活于一个忭急、拜金、自私的时代；一切温良、忍耐、谦逊曾美饰古代生活典型者，不能延缓却只加速崩溃。
好像这个民族不能自行调整而进至革新的世界，成为更健全更进取的人民，并要求一种新的伦理观察以适合生命进展的新速度。她已经丧失了民族精神，丧失了民族自信心，这好像为新近的事情，而从此民族自信的丧失，她变成放纵暴躁，神经过敏，而说了做了许多愚拙的事情，好像一个寡欢的丈夫或一个老年人受着神经枯梗的痛苦。这个民族跳跃波动变迁于夸大妄与忧郁病二者之间，自很容易地变成歇私的里症了。这表显于一般知识阶级者，尤为明显，他们盖惯于发生神经兴奋作用，因为他们具有绝望的过分感觉，他的精神沉淀入永远消沉的状态中。有许多这样的文人学士深以祖国为耻，他们不满祖国的农夫和苦力，不满我们自己的习惯语言艺术文学，而很想用一个巨大的幕幅把整个中国遮盖起来，只让外人瞧见穿白领圈说英语的中国人像他们自己一样，至于普通人民仍旧忍受痛苦而过其原来的生活。
于是突然潜意识跃动到前面，统治阶级知道有些人，当然不是他们自己，将把国家沦入覆亡的深渊，他们乃转变而为道德家，一方面捧出救国的万应药膏。有几个主张救国之道在研究使用机关枪，有几个则主张俭约，穿芒鞋草履。另有几个主张跳舞救国，把西洋生活全盘地介绍过来，有几个则主张提倡国货，有几个则主张提倡国术以锻炼体格，另有人主张提倡世界语，提倡佛经，提倡复兴孔教经书，也有人主张把四书五经抛入毛厕坑中让它过30年。听听他们的讨论救国之道，宛似听了庸医在死人榻旁开一个榻前会议。
它倘使不是那么可怜，便该是很幽默的。因为政治上的根本改革，应为废除军人干政，肃清贪污即为取消统治阶级的特权，且将有95％受刑事处分。二者对于他们自己都是可惜的，他们现在已变为道德提倡者，正宣扬着旧道德，这固与人无忤。骚动混乱的情形随处可见，一种骚动混乱属于精神的较甚于体质的，那是一种虚伪进步和虚伪爱国心的无方法的疯狂。政府的高级官吏一面发起喇嘛法会以祈祷救国，一面禁止传俗的龙舟竞赛，斥为迷信。省政府不能在建设工作上切实地有所成就，却颇忙碌于制定男女的服装式样，因为在广西，发现女子的袖子太短，而在四川，发现男子的袍子太长（因为在此国难时期我们应该节省布匹），在山东，女子不许烫发，在河南的某些学校里，男子必须剃成光头，在浙江，禁止妇女束乳，在南京，娼妓不得穿高跟鞋和高领旗袍，而在北平则妇女不许蓄养雄犬并牵引过市。
一切这样的紊乱无足轻重的忙碌，这种疯狂的伪善，过分的粉饰和挂虑，似表现出一种愿望未经实现，表现出意志与体面的冲突。风俗和习惯，本为任何社会的主要骨干，在中国不复被重视；年长老辈不复受年轻者的尊敬，而青年过度严酷地批评前辈；一条深深的鸿沟存在于青年与长辈之间。文化为生活与思想系续的果实，至不甚理解，而批评为现代文化重要保护人，应该密切注视生命的长流，衰颓地偃卧于巨大工作的前面，一种工作巨大过其力所能胜任者，而欣愉的高兴的情绪，本为中国的特色者，深自愧惭而掩藏着。一个人好像是营养不足，神经衰弱，不完全而永久地失望着。
领袖人才的要求当我驰想于此等紊乱的现状，此等卑劣与虚饰，觉得好像福音天使（Gabriel ）的问罗得（Lot ）：“中国的好人在哪里，而好人有多少呢？100 个有没有？50个有没有？10个有没有？5 个有没有？”假使天使来问我，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是不是这些营养不足、半人格的残缺不全的标本，营营扰攘于无足轻重的琐事者，便是剩留于现代中国的全部人民，因是一个4 万万人口的民族自沦于失却牧入的羊群生活？什么地方是那些好人自惭形秽而隐匿的地方？不过我还记得好人在中国往往把自己躲藏起来，往往把自己躲藏于酒、女人、诗里面，或其情致较淡则归返自然而过其朴素生活。
我于是又想中国的缺乏宪法保障，这个重大的事实怎样巨大地改变一般的人生观，怎样影响他（们）的人生哲学，是以人生哲学为社会政治环境的产物而非社会政治环境根据人生哲学而产生。而经由这个人生哲理的变迁，从主动的而为被动的，多少美德，多少建设的努力因而丧失，而真实的进步又受其妨碍。
人在中国好像受外来的过误较甚于自身的犯罪，因为我想起宋江和一批梁山好汉怎样在北宋末朝流为盗寇。因为他们是勇敢光明的盗寇，那些人不能勉为柔顺，而任侠，因为体质上不需要任何法律保障。我又想起为什么每个大诗人都纵酒归田以示其轻视社会之志，屈原怎样怨愤而自沉于湘江；而李白欲入水中捞月因而落水而死；陶渊明怎样自足于白日掩荆扉、采菊东篱下的生活；又怎样伟大而正直的学者具有正确的是非心者常受到贬斥的处分，苏东坡贬至黄州，韩愈贬至潮州，而柳宗元贬至柳州。又想起另一班伟大人物，不耐官吏生涯的烦剧，退隐林泉之间而纵情吟咏；像袁中郎、袁枚、郑板桥，他们都视仕宦为畏途，而自甘于逸静生活，朝捧热粥而吸，夜伍虮虱而眠。我又想起当局势混乱之际，正直学者常被逮捕，他们的妻孥家属遭满门抄斩，如满清初叶枝连之惨祸。于是我方始明白他们需要佛教学说，这是他们一部分所赞成的，也需要消极的人生哲学，这是他们全部所赞成的。
于是我又纵观现代而睹许多好人绝足仕途；王国维跳入颐和园昆明池，康有为晚年过其孤寂的自傲生活；鲁迅陷于沉默与失望的悲哀，直等到文学革命的发动；章太炎养晦于苏州；而胡适，杜威的门生，秉有更进取的人生观，亦只空想地草草他讲人民的痛苦，并无多大热情，虽他不愿意放弃一切主张而让国家归于灭亡。——胡适有一次在其哲人的愤激之一刻，曾怒吼着：“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中国有许多好人他们不能为国家出力，因为人们的以其恶行加诸别人，而坏人以其恶行加于好人，好人乃弄一件朴素的棉袍子把自己伪装起来。但还有别的好人，不止是5 个，不止是50个，却是千人万人数百万人，他们无声无息地忍着痛苦。这种情形使旁观者也觉得可怜；那么许多好人竟没有一个领袖抵得上半个甘地的程度；中国的个人比较来得老练，至于政治的和国家的方面、我们还刚刚在幼童时代。于是我将观察其原因，以谋获得一出路。
我将这问题更推进一步而问：为什么我们个人老练而政治国家幼稚？为什么数百万好人之中，那么缺少伟大领袖以领导国家脱离紊乱？这些可能的领袖是否遭了暗杀，感受了流行病，或则是中道夭亡？或则是否他们到了40岁已未老先衰；是否他们所面对的社会背景太强大，因而渐渐随波逐流腐化起来，转取消极放任态度，最后自归湮没像白居易诗中的美人老大嫁作商人妇。那么那些中途夭折之辈倒是幸运儿，他们年纪轻轻死了，留下好的声名。
但是历史看来不承认这样的说法；历史显示和孔子学说肯定：每当困难严重之际，那是伟大人物变更了国家的命运。但是我又想起中国历史上的沉浮变迁，许多伟大人物被磨折成小人物。那很可以归罪于制度或诿过于一种制度而非可责人。那很容易用唯物辩证法来证明其为军阀政治的逻辑的结果。那很容易表明军阀都是好人，为不良环境之牺牲，受了他们自己地位之压迫，不得不加重税于人民自固其势力，他们的地位又太易于遭遇引诱，几非任何人所能抗拒。但是我又想起日本的维新运动，他们经过同样的阶段，同样军人干政的局面，然在伊藤博文领导之下，卒能获得伟大的成功。然而你可以说，日本的幅员小，那我们又可以归罪于我国领土之广大。于是我们又想起俄罗斯的榜样，挟有等埒半大洲的领土，而其人口又大多数为与中国相等的贫苦不识字的农民，布尔乔阶级同样的冷淡，上豪劣绅同样的腐败。但是这些老骨头还有旺盛的精力，老俄罗斯摆脱了旧的骸壳而出现了形态簇新的国家，辉耀着新的希望与精神。于是我将说，呸！什么是唯物辩证法！
寻求原由常导人返求领袖人才，寻求刚毅而诚信的领袖人才，因为像孔子的见解一样我相信伟人以其自身的行为为表率，足以改变全国的风气，如伊藤博文维新的运动。我记得1926年，怎样的全国热烈兴奋以纪念某大领袖，同时一个青健政党出现，好像将拯拔国家出于紊乱与沮丧的现状，怎样的许多青年爬出了学校的墙垣，跋涉数千里加入革命军，视死如归，献身于国家之改造。直至最近，1931年，又见十九路军怎样一度的激动全国沸腾的情绪，老老少少都把最后一分钱献纳出来，表现一种血气，向非任何人梦想所能及者，存在于这个民族里头。老大的中国一时好像重又找获了他的灵魂。
后来不久这把火被浇熄了；它闪烁着余烬的微光，终于全媳而留下一片漆黑，因为缺乏监护培养的人。倘令有这么一个人，这死灰不难再度熊熊地燃烧起来，虽至今犹然。
我们的出路我又想到别的方面。好像我们的步骤被限于黑暗现实的无望纠结里面，但又好像我们的步骤不致被限。因为这一个国家，他的潜力的可能性还没有被发现，却缺乏解放这些潜力的人。这一个国家有优良的斗士及低能的官长，精明的商人及庸暗的商业政策，温良的朋友及散漫的社团，优秀的人民及卑低的政客，纯良的民主党员及腐败的民主国家。它只需要一种制度把这一切纳入正轨，只需要一种东西为这个国家所不幸地缺乏的。这东西是什么？马上有许多煊赫的字眼掠过我的心头，像民主主义、道德、坚忍、血气、效率、一个优良的执政者……但是民主主义是什么？中国人民向来便是地球上最共和最下分阶级最自重的人民。社会主义又是什么？我们不是有最进步的无政府主义形态吗？它是一种乡村社会主义，自动自治，上面的中央政府所司的职务不过是征收赋税与办理司法而已。即所谓“天高皇帝远”，它永久是如此。基尔特这个名目，掉了一个乡村的名目，它就是你所要的社会主义的最进步之形式。不过也有一桩使我不能坚持此说，即飞机使农村社会主义不可实现而家族关联关系和村庄关联关系已被打碎了，作者不把议会主义就当作民主主义，因为我熟知中国的议员不是一个议员；假使他是中国人，他便不能力议员，议员在中国是一个官，而我们有了大多的议员。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心思去选举他们，5000元一票，这些费用将来还是出产在我们自己的头上。
我又不能承认任何主义，因为我看见了许多外国的主义，就是最不褪色的主义，进了中国洗衣作丧失了原来的色彩，只留着恶臭的水蒸汽气息而已。
我也不能承认另一革命，因为我听熟了炮声排枪声，它们现在已不复能惊动我，因为大炮的隆隆声不久会沉默，而排枪的击射声听起来好像屋外的爆竹声，后来我探悉这一来不过庆祝杨先生的任新职典礼。又不相信道德提高主义，因为我听了大多，不复引起我的兴趣。这个国家充斥了道德高唱者，宣道说教已经2000余年，曾未能自救其官僚阶级的贪污和无心肝地压迫人民。
除此之外，这些高唱道德者却是自私自利的人物，非徒他仅欲提高别人的道德，抑且自身又可惜此避免人狱。他倘非宣扬提高道德而讲究法治政府，他便有入狱的资格。这些道德提高者替别个道德提高者死后立起牌坊来以资颂扬，因为他们成为君子，可是正因为他们成为君子，致并未把他们送入牢狱，其实他们多数是窃贼。所能施于别人身上者还有什么未曾干过，有利于己者，有什么不想干。其中就存在着提高道德主义的可爱可快处。
同时，国家必须生存；它不能长此沉降于外国势力控制之下。暂时的民族性的消亡，虽终局可能恢复独立，终属无甚趣味而非真情的慰藉。人民的血液已被吮吸到泛成苍白的程度，人民的生活已弄得无家可归，而无情的道德和农村经济的破坏进程正疾驰而前。务必寻获一条出路。假使这些广大而纯良的人民，以其不屈不挠的勤勉和高兴的性情，他们只需要和平和安全，只有让他们自由生存，不受吸血军阀的压榨，他们将知道怎样自救之道。但谁将出而从吸血者口中解放他们？有谁挺身当此难局？我问问自己，只有抽一口冷气……
最后，我想到大执法官，当我在冥想中见其幻象，深信他能拯救中国。
这才是救主，他挥着大刀，只有服从法律的命令，没有人能够求赦任何人，未经法律的命令。这把大刀是数世纪前遗落于湖水中了的。这口湖应该让许许多多官僚的头颅安葬在里面，可是现在就是这把刀沉着的地方。这个大执法官来了，他从水底抽出他的大刀，前面导以击鼓的鼓手，穿着蓝色的制服。
咚咚咚，仪仗队来了，军号手穿着黄色制服，宣布着法律的条文。咚咚咚，这仪仗队从乡村向城市行进，走进大街，远远里辚辚的鼓声，幌幌的旗影，最高裁判长威仪庄严地坐着，大执法官执着闪光的大刀在他的旁边，人民欢声雷动，可是市长、地方官吏纷纷避匿。啊，看啊！现在救主来了！大执法官把裁判长的旗帜叉在城墙上，命令每一个在它底下通过的人对它鞠躬。布告揭贴于全城各处，任何人自称超越法律而不肯对这旗帜鞠躬的得砍脑袋，而他的脑袋将掷人这口几百年来大刀沉藏的湖中。他走进城中的庙宇，把菩萨一个个撤出来，这些菩萨是面情、命运和私宠，而把这庙字改造为裁判所。
他把向来在菩萨庇护下的统治城市的牧师官吏聚集到这个地方来，挥动他的宝刀，砍掉他们的脑袋，而命令把他们的头颅跟菩萨的偶像一起掼入这口湖中。因为面情、命运、私宠曾阴谋反抗裁判官。而被大执法官砍掉脑袋的人不在少数，许多出自望族，而这口湖给他们的邪恶的血染成殷红。说来稀奇，不过三天工夫，这些望族的亲属向来仗势欺人压榨着人民，突然善自检束，彬彬有士君子风，人民乃最后获得自由而生活于和平安全的环境中，这个城市马上发达起来。
在他的心上，我这样描摩出中国的救主。我将信仰革命，任何革命，信仰政党，任何政党，苟能推翻面情、命运、私宠统治的政府而易以法治的政府。此三者使法律的行使职权与贪官污吏的肃清为不可能。官僚贪污所以存续的唯一理由为吾人从未枪毙一个官吏。唯一对付贪官污吏的办法只有枪毙他们。事情真是简单至此。民主主义也是容易办到，只消我们能够弹劾一下破坏法律的官吏。人民不用训练以民主主义，他们将自然趋向之。当官吏的民主精神够程度，而肯屈驾出庭法院以答辩弹劾，人民便能于一夜之间熟练民主政治而弹劾他们。去除官僚的特权和贪污，中国人民将自会照顾自己。
因为比任何道德为伟大者便是公正的司法，这才是中国所需要者。这是作者私人的信仰，经过长时期精勤苦思而得者。
这个时期是会来的，但它需要观念的改革；关念着家庭的中国人必须变为关念社会的中国人，而这些宠爱的念头，像面情、私宠、特权和官僚的掠夺国家以荣显家族的私心必须废除。改革的进程一定是缓慢而费力，但是这进程随时可以发动，不可目睹，而贯穿于上下社会阶层，它的进展情状将如夭之将晓。一个时期暂时的仍将为丑恶与痛苦，但是过了这片刻，将为安静美丽纯朴，这安静美丽纯朴即为古代中国之特色者，但是更进于此也还有公正的司法，比之这个法治乐土上的人民，我们现在这一代好似黄昏里的孩童。
作者希望中国友人稍待毋躁，但不希望同胞们忍耐，因为他们已有了太过分的忍耐。作者但望国人勇于希望，因为希望即是生存。
1939年版序
本书始成于1934年，那时中国正处在最为黑暗的年代，面临外族入侵，却看不到坚强有力的领导。自那时起，中华民族的精神经历了一次转变，由绝望变成希望，变为团结，变为国民的自信心，正如在英勇的抗战中所见到的那样。在社会与经济的内部重建上，中国经历了一个伟大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要抢在日本大规模入侵以前得到飞速发展。从精神上来讲，中国人民的热情第一次被不断到来的日本侵略所激发，这种热忱又促成了全国的团结与和解。人民决心不惜任何巨大的牺牲也要获得民族解放，他们对最终的胜利深信不疑。
这样一个4 万万人团结一致的国家，具有如此高昂的士气，如此能干的领袖人物，绝不会被一个外来势力所征服。我相信，经过西安事变，中国获得真正团结之后，她就度过了现代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我在新增加的一章中作了阐述。它的标题是“中日战争之我见”。其中，我记述了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获得新生，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1932年至1937年奠定的抗日基础；那些年代中无法忍受的局面，以及我自己的看法——武装冲突已不可避免，中国通过战争而获得新生也同样不可避免，不言自明；最后是我对最终胜利的预见——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独立和进步的民主国家。
作者1939年1 月20日于巴黎
自序
在这本书里，我只是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这是长期痛苦思索、阅读和反省的结果。我没有试图与人辩论，也没有竭力证明自己的观点怎么与众不同。然而我欢迎人们为我辩护，也随时准备接受人们对我的批判，就像孔子谈论他的《春秋》一样。①中国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国民生活如此复杂，对她有形形色色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阐释，都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有人持有与我相反的意见，我也随时准备支持他，并为他提供更多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正确性。然而，真理终究是真理，它会压倒一切聪明的个人见解。人们能够获得真理、体会真理的时刻并不多，只有这些时刻才能永存，而个人见解则会很快地消失。因此，最为艰难的搜集证据的工作所带来的结论，通常可能仅仅是博学的废话。人们需要更简单、更微妙一些的方式去阐述这些体会，因为真理永远不能被证明，它只能被感知。
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我会檄怒不少阐释中国的作家，特别是我的同胞们和伟大的爱国者们。这些伟大的爱国者与我毫无干系，他们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他们的爱国主义也不是我的爱国主义。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缕，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
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我也不是为西方的爱国者写作。我害怕他们摘引我的字句——承蒙他们错爱——胜过我害怕自己同胞的误解。我只为具有简单的庸见的人写作。古老的中国就是以这种庸见见长的，但今天这种庸见却少了。我的韦只能这样简单地去理解。为了那些没有失去自己最高人类价值观的人，只是为了他们，我才说了这些，因为只有他们才会理解我。
作者1935年6 月于上海
①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昔，其惟春秋乎。”出自《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赛珍珠序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几十年前，他们先辈中最进步的人士开始为自己的国家感到不安。
这些人不满于当时国家的现状，他们意识到——这种意识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中国如果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就不能抵御来自现代化西方侵略的危险，这种侵略主要倒不在于政治，而在于经济、教育和军事上。这些人就是中国当今这代人的父辈，真正的革命家。他们迫使古老的封建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用极快的速度改变了教育制度，他们用坚持不懈的热情设计了现代化管理的蓝图并将这样一个政权建立了起来。从来没有一个帝王时代的旧政府能以这样快的速度在如此伟大的国家中完成这么多了不起的变革。
在这种变革的氛围中，当代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了。他们的父辈吮吸、咀嚼了儒家的经典，并起来批判这些东西；而这些年轻人则受到新时代多种学说更加有力的冲击。他们吸收了一些科学知识、一些基督教的知识、无神论的知识，以及自由恋爱、共产主义、西方哲学、现代军事等等实际上各种各样的知识。当他们广大的同胞仍然沉浸在对旧文化的坚定信仰之中时，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受到了世界上其他各种文化中极端思想的熏陶。然而，由于中国的发展遗漏了一些重要的时期，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智力结构也不得不受影响。就好比要从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时期一下子跳到飞机时代，中间的空隙是巨大的，远非人的心力所能弥补。在这种矛盾中，人们就会感到茫然若失。
毫无疑问，这个空隙所造成的第一个结果是一些中国青年——男女皆有，但以男为主——失去了在自己的国家，或者说失去了在自己国家所处时代生活的能力。他们的教育主要是在国外接受的，在此期间，他们忘记了自己民族的现实。中国的革命领袖诸公尽可以对这些异己分子解释说，中国的所谓落后主要是由于列强的政治与经济侵略。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成了中国落后守旧的替罪羊。实际上，中国在以自己的方式向现代化迈进，走得的确很慢，一步一回头。不去认识这个事实，而是大叫大嚷说如果不是外国入侵，中国在物质生活上早已同列强平起平坐了，这样叫喊一番，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于是，中国进行了一次新的革命。她医治了两大瘤疾：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日本问题不计在内。结果，中国仍然没有什么起色。原来的弱点依旧是弱点，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习惯意识。比如实践证明，一个革命领袖在取得井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就通常会变得像旧官僚那样保守和腐败。
当然，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情形也一样。中国许多诚实聪明的年轻人都没有能够观察和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外部世界与中国现状的关系并不大。如果从前中国的发展不是那样呆滞，她的领袖们不是那么盲从和自私，她本来是可以避免外部世界的不良影响的。
①赛珍珠（1892—1973），美国女作家。生于传教士家庭，自幼随父母长期侨居中国，在中国的大学里教过英语，1922年起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写了五十多部作品，大多取村于中国。主要作品有：《东风。西风》、《大地》、《儿子们》、《分家》、《市民》、《帝国的妇女》。她还翻译过中国小说《水游》。她因《大地》、《儿子们》、《分家》三部小说而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
此后是一个绝望、疯狂、对西方理想更加崇拜的时期。西方国家的繁荣被认为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这是一个自卑感弥漫全国的时候。爱国青年为本国的现状感到耻辱，有的还想掩盖这种真象。在他们那里，我们看不到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他们对西方国家既痛恨，又羡慕。
如果西方继续发展下去，保持稳定和繁荣，中国又会怎样呢？不得而知。
不过，西方并没有能够持续地繁荣下去，中国人饶有兴致、有时也颇为得意地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经济萧条，繁荣受挫，科学并没有能够拯救他们于水火。中国人于是开始对自己说，中国毕竟也不错。很明显，饥荒到处都有，土匪也到处都有，一个民族并不比另一个民族强多少。如果这是事实，那未或许古代的中国也并没有什么不好。也许我们还是回头研究一下中国的哲学为好。这种哲学至少教导人们知足，享受任何可以享受的东西，哪怕很微不足道。这种哲学使人们的生活规律化，并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稳定感和安全感。最近，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某些西方人对中国生活模式简朴安稳的羡慕和对中国艺术与哲学的钦佩，也使这些中国青年对自己充满信心。
现在的结果只不过是在重复《圣经》里的一个格言：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被酸倒了。青年人厌倦了父辈的革命热情，要返回以前的中国去了。我们几乎是饶有兴致地看到，一些青年决心做真正的中国人，他们的自我意识是那么强烈，吃中餐、穿中式服装、照中国的习惯行事。这些已经西方化了的青年人又要使自己完全中国化了。这无疑是一种时髦，装模作样，与父辈当时穿西装、用刀叉、一心去哈佛留学的时髦，性质别无二致。这些青年人一生部在穿西装、吃西餐，而且也曾去过哈佛，他们的英语文学知识远远超过了本国文学。现在，他们对这一些都反感，要回到自己祖先那儿去了。
这种倾向随处可见，不仅反映在穿着打扮等等习惯上，在文学和艺术中更为明显。比如，几年前中国小说的主题主要是描写现代的爱情、半西洋式的现代私情以及对父母和家庭的反抗。整个格调有些黯淡，并且不符合中国的实情。今天的文学和艺术中，这些东西仍然不少，然而健康的东西也逐渐产生了，它们描写普通人在自己国土上平凡而坚毅的生活。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人民。他们发现在农村小镇、小村庄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所幸的是还保持着自己的特点，未曾被那个曾经使他们自己的生活变得不健康起来的现代主义所侵蚀。他们开始为自己国家有这样一个宏伟而坚定的基础而感到高兴，并急切地把它变为新的鼓舞力量。这真是新的发现，那么迷人而富有幽默感，无愧于自己的努力。总之，它是纯粹中国式的。
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得到别人帮助的。否则，他们自己很难看得如此清楚。是西方人帮助了他们，我们西方不仅从反面帮助他们，比如让他们看到在我们的文明中也有一些漏洞；我们也从正面帮助他们，比如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自然生活倾向。西方人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兴趣也促使中国人去思考自己的无产阶级，发现本国人民的优秀品质，保持自己生活的纯洁性，使它惊人地不受西方混乱思想的影响。很自然，这种安详与宁静对知识分子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扭曲了的时代，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一片混乱、感到茫然若失的时代。
共产主义也帮助了他们。共产主义带来了阶级意识，使普通人有了发言权，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由于中国普通人家的子女一般都有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他们就被给予了一种阐述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尽管他们的声音还很微弱。左翼青年的文学与艺术作品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觉到自己国家普通男女同胞的价值。表达的方式可能很粗糙，受外国艺术影响根深，但见解已经有了。我们有时可以在画布上看到一位农妇，而不是竹枝上的小鸟；一个吃力的人力车夫，而不是荷花池里游戈着的金鱼。
然而，如果我们西方入等待这些新的解放青年去寻找合适的语言连贯地为我们解释中国的一切，我们就得等上很长时间，或许要等下一代才行。然而可喜的是，中国还有另外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在这混乱的时代并没有迷失方向。他们的幽默使他们能够正确地认识生活，这是多少代人用世故和学问培养出来的幽默。他们机智到足以理解自己的，也足以理解别人的文明。
他们能够明智地选择自己民族所特有的东西。长期以来，我就希望他们中的某个人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写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中国的书，一本真正的书，渗透着中国人基本精神的书，我多少次满怀渴望，急切地打开一本本这样的著作，然而又多少次失望地把它们合上。因为其中的内容是虚假的，言过其实的，作者在狂热地为一个伟大到不需要为之辩护的国家辩护。那些著作是为了取悦外国人，而于中国则不配。
一本有关中国、与中国的名字相称的书，不应该有上述这些毛病。它应该是坦诚相见，不自惭形秽的，因为中国人向来就是一个骄做的民族，它具有坦率与自豪的资本。对中国的理解应该是具有智慧和洞察力的理解，因为中国人在理解人类本质时就胜其他所有民族一筹，是聪明而富有洞察力的。
对中国的阐述应该是富有幽默感的，因为幽默是中国人本性的一部分。深沉、圆熟、友好的幽默，基于对生活的悲剧性认识与认可之上。对中国的阐述，语言应该是流畅的、精确的、优美的，因为中国人向来高度评价精确与优雅之美。只有中国人才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我已经开始怀疑中国是否有这样的人物存在。似乎还未曾看到一个用英语写作的现代中国人，他既不能脱离自己的人民到格格不入的地步，又不能不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求正确地理解这个国家的含义，过去的以及现在的含义。
然而，这本书问世了，正如所有伟大的书籍终会问世一样。它满足了以上所有这些要求。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做，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孔子
出版前言
这部林语堂的成名作兼代表作《中国人》全译本，系首次在国内翻译、出版。
这部全译本除了补上原著第十章第六节《蒋介石其人其谋》、1935年初版吸收场语V 其中包括《中华民国的真相》、《领袖人才的要求》、《我们的出路》等重要而容易引起误读、误解的篇章），还增添了译者附记、索引等。这样不仅恢复原著的“全貌”，而且保持了原著的“原汁原味”，可以让国内广大读者领略林语堂这部原著的当年风采与全书的基本精神。
“人并不是只有一个圆心的圆圈；它是一个有两个焦点的椭圆形。事物是一个点，思想是另一个点。”（雨果《悲惨世界》）当然，中国人也不例外。由于中日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战争频仍——这决定了中国人的两个“焦点”的内涵特别错综复杂。因此，作为一个特定时代作家的林语堂面对这种错综复杂，也就不可能不表现出某些思想上的局限与对某些事物判断上的局限。好在《中国人》的问世距今己60年了，相信今天的广大读者完全能用全面与崭新的眼光阅读《中国人》，并准确理解与体味《中国人》的主旨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出版全译本《中国人》的缘由。
学林出版社
引言
外国人一旦来到中国，总是不得不有所感想。他们总是同情中国，有时也不免失望，然而却很少能够真正地理解与鉴识中国，因为他们总是在说爱中国或者恨中国。也许一个人在来中国之前，有时会想，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大国，遥远缥缈，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这种感觉很有一些吸引力。然而他一旦来到中国，就会感到目不暇接，很快就觉得无法再思考了。他只是感到了中国的存在，一种如此巨大的存在，简直超过了人类心灵所能包容的程度。
这里似乎是一片混乱，此事物与彼事物互不关联，生命的运动在遵循着自己特有的规律，生活像是一出出雄伟的戏剧，时而悲哀，时而欢乐，却总是那样紧张，那样激昂，那样真实。一段时期过后，他又开始思考了，这时他感到奇怪，感到惊愕，感到百思而不得其解。
这时，他的反应就同他的性格大有关联了。他要么是一个浪漫的国际主义者，要么是个一本正经，自命不凡的道学先生。他要么喜欢中国，要么不喜欢，并开始举例来证明自己的好恶。这也无可厚非，人们总是要对中国有这样那样的看法，采取某种态度，否则便不能证明自己是个聪明人。人们千方百计为自己寻找理由，开始相互叙述趣闻轶事，家常琐事，交流别人在闲谈中说漏嘴的和随便说过的话，并且议论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这又足以使自己成为哲学家，成为在中国问题上冷静的、铁面无私的批评家，认为中国一无是处，或者使自己成为热情浪漫的赞赏者。当然，这些人的结论难免是十分愚蠢的。但是，人们的观点和看法就是这样形成的。世界之大，概莫能外，实在不可避免。于是，人们就开始辩论起来。一些人总是认为自己对中国和中国人有真知的见。这些人是统治世界、操纵世界各地商业贸易的幸福之人，他们的见解总是对的。另外一些人发现自己充满疑虑和困惑，感到茫然，对中国有一种敬畏之情，一种不解之意，也许是一种畏惧感与神秘感——他们又回到自己原来对中国的看法之上了。然而，所有的人都感到中国是存在的，而且是一种神幻莫测的“存在”。
可见，中国在当今世界上是最使人感到神秘而惊愕不已的国家，而且这还不只是由于中华民族的古老及其地域的广阔。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有着持续文化传统的最古老的国家；她的人口也居世界之首；她一度是雄视全球的强大帝国，一个引人瞩目的征服者；她为世界贡献了自己某些最重要的发明；她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学、哲学和生活的智慧；她在艺术领域中展翅飞翔之时，其他国家还刚刚在学着拍打自己的翅膀。然而，今天的中国，无疑是这个地球上最混乱、最受暴政之苦、最可悲、最孤弱、最没有能力振作起来稳步向前的国家。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一本意是要中国成为世界各民族中第一流的民族；她自己却在国联中选择了一个靠后的位子，与危地马拉坐在一起。
整个国联已尽了自己最大的诚意，却还帮不了中国的忙，不能帮她把自己的家整理得稍微有些条理，不能帮她制止国内战争，不能帮她从自己的思想家与军事家、革命家与绅士政客手中解放出来。
与此同时，最令人惊愕的事实是：她自己对任何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的行为都表示出一种最冷漠的态度。像一个肚量很大的赌徒，她在失去了像德国那么大的一片领土时连眼皮都不屑于眨巴一下。当汤玉鳞将军在以创世界纪录的速度撤退，在8 天内丢掉了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时，四川方面叔侄二将军正在兴高采烈地大比其武。我们开始纳闷：上帝最后能否按自己的意志去行事，他能否置中国人自己的态度于不顾，而帮助她成为第一流的国家。
另一个值得疑虑的问题是，中国的前途在哪里？她能像以前那样成功地生存下去吗？迄今还没有一个古老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上帝真的本意要她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国家吗？抑或她仅仅是“大地母亲的小产儿”？
她是有过美好前程的，她曾经是征服者。现在，她最伟大的前程也许不过就是能够生存下来，而这种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考虑到以下事实时，就更为坚信不疑：考虑到她所经历过的岁月，那时希腊的崎丽与罗马的荣耀早已成为过去；考虑到她那苦苦研习外族文化的真谛，并使之融入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能力；考虑到她吸收井同化外来民族的能力。中华民族的这种生存能力，她的悠久，显然是值得认真思索的。这是对一个古老国家应持的态度。人们应该尊敬老人，也应该尊敬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是的，即使她除了年迈，除了长寿以外别无所长。
这是因为中国有一种优越的生存本能，一种新奇的、超自然的、非凡的活力。其他方面姑且不论。她的一生就是这种生存本能胜利的一生；她使自己适应了各种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而这些生活环境如果给予另外一个生命力不太旺盛的民族，则会酿成大祸；她接受了自然给予自己的那部分思想，这里有鲜花、小鸟和名山大川作为她精神与道德的支柱，革凭此项就足以保证她的身心健全而纯洁，从而使整个民族免于城市社会的退化与堕落。她宁愿生活在旷野，晒晒太阳，观赏夕阳的余辉，触摸情晨的甘露，吸收千草与湿润的大地的芳香；从她自己的诗歌（生活习惯的诗歌和写在纸上的诗歌）中，她学会了如何使自己的灵魂——呜呼！那个经常受伤的灵魂——振作起来。换言之，她想方设法使自己活到了这样一大把年纪，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靠着在野外的生活，靠着那许多的阳光与新鲜空气。然而，她也经历过艰难时世，经历过持续数百年的战争，经历过瘟疫，经历过自然灾害与暴政的折磨。所有这些，她都用自己严肃的幽默和坚强的神经挺过来了。
她总是有办法使自己适应这一切。是啊，长寿，仅仅是长寿，就很值得人们思索一番了。
她现在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身体与精神的痛苦对她来讲已无关紧要。她或许也不再抱什么希望，感到自己已不可救药。其他人也可能会这么想。人们奇怪，这是老年人的长处呢，还是弱点？她曾经向这个世界挑战过，但她已不像以前那样激动。她的高寿也使她有权利这样做。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那平静的生活总是一如既往，不为所动。她感觉不到任何痛苦与酸楚，没有屈辱和奢望这些使青年人激动不已的感情。即使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要将她立即毁灭的威胁也未能把她吓倒。她不再考虑什么成功与失败；灾难与死亡也不再是那么可怕；几百年以来民族生活的阴影也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正如尼采对大海的比喻一样，她的伟大能够包容所有的鱼类、贝壳类、海蜇类水生物，包容那些向她掷来的污泥与垃圾。中国的伟大能包容出国留学生的蹩脚的宣传和暴躁的语言，包容她所有的下级官吏、变节将军和骑墙革命者的虚伪、无耻与贪婪，包容所有的战争、瘟疫、污秽、贫穷和饥荒，因为她就是战胜了这些东西而活下来的。欢快而古老的中国，面对着战争和瘟疫，周围是贫穷的子孙，安详地呷着清茶，微微地笑着，笑着。在她的笑声中，我看到了她真正的力量。她安详地呷着情茶，微微地笑着，笑着。在她的笑声中，我有时发现一种懒于革新的惰性，有时则发现一种颇觉高做的保守。懒惰？高做？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清楚。然而在她灵魂深处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种老大的狡黠，一种给人以奇怪印象的狡黠。多么奇怪而又古老的灵魂！多么伟大而又古老的灵魂！
然而，中国是伟大的吗？卡莱尔①说过，一个人在读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时，开始总是感到烦躁，甚至会达到痛苦的程度。伟大者命里注定会被误解②。
这也是中国的情形。中国曾经被人极大地误解过。我们在不理解并想放弃某样东西时，我们常说它伟大。在被理解与被称作伟大之间，中国宁愿选择前者，这对周围的任何人都有益。然而，怎样去理解中国呢？谁来做她的解说员？她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有无以数计的国君、皇帝、圣人、诗人、学者、勇敢的母亲和聪敏的妇女，她还有丰富的艺术、哲学、绘画、戏剧——这些东西赋予普通人的分辨善恶的道德观念。她还有民间文学与民间传说的巨大宝藏。语言本身也是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通过洋径洪英语能使外国人懂得中国吗？那些老中国通应该靠自己的厨子和老妈子来理解中国的灵魂吗？还是靠他最可信赖的男仆？抑或靠他的买办与收帐员？或者是靠阅读《字林西报》上的通信？这些显然都是行不通的。
①卡菜尔（Thomas Chr1y1e，1795—1881）。苏格兰作家、历史学家及哲学家。
②语出自美国诗人、小品文作家爱默生（1803—1s82）的一句名言：伟大即意味着被误解。
确实，要想理解一个不同文化的异邦，特别是中国这样与其他国家差别如此之大的异邦，往往不是凡人所能胜任的。这种工作需要宽广博爱的情怀。
做这种工作的人应该感到整个人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与同伴有着深情厚谊，并为之感到高兴。他必须像感觉自己心脏的跳动那样去感觉事物，用自己心的眼睛去观察事物。他还不应该受自己下意识思维的影响，不受从小养成的观念的影响，更不能受成年人所具有的专横思想的影响，受那些用大写字母开头的名词的影响，如民主、繁荣、资本、成功、宗教、股息等。他需要暂时抛开这些东西，需要稍微简单一些的头脑，正如罗伯特。彭斯①那样典型的简单头脑。彭斯是最具有苏格兰特色然而也是最具世界性的诗人之一。他把我们的灵魂赤裸裸地摆在我们自己面前，他揭示了我们共同的人性，我们人类所具有的爱和悲。一个人只有摆脱了以上这些东西，具备了一个简单的头脑，才能真正理解一个异族的国家。
①罗伯恃。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英国诗人。
那么，谁来做她的解说员呢？这似乎是根本无法解答的难题。当然不是那些身居海外的汉学家和因书馆学家，因为他们只是通过儒家经典来反映中国社会。侨居中国的真正的欧洲人不讲汉语，真正的中国人又不讲英语。汉语讲得很好的欧洲人会养成与中国人相同的思维习惯，从而被自己的同胞视为“怪物”。英语讲得很好的中国人则已养成了西方人的思维习惯，被“异族化”了。他们或许根本不讲汉语，或者讲汉语时带点英语口音。通过这样一个淘汰过程，似乎这个解说工作非老中国通莫属了。我们要在很大程度上靠他们对洋径洪英语的理解来理解中国了。
老中国通，英语缩写为0.C.H.——我们先来为他们画幅像，因为他作为中国问题唯一的权威，似乎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阿瑟。兰塞姆①先生对此有过很精辟的描述。在我们心目中，这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大家尽可以凭自己的想象力来描绘一下，他或许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或许是一位船长、舵手、领事馆的书记员，也可能是一个商人，中国正好是他倾销沙丁鱼以及“同阳光接过吻”的蜜橘的市场。他并不总是没有受过教育，事实上他还可能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一只眼睛盯着政治顾问们的活动，另一只眼睛盯着贷款委贝会的行踪。他在其有限的活动范围内，可能消息还非常灵通，尽管他连续讲3 个中国字都颇为困难，是依靠他讲英语的朋友提供信息的。他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冒险。他打高尔夫球，以保持身体催康。他喝李普顿②茶，读《字林西报》。读报时也不免为那些土匪、绑票、频繁的内战等大动肝火，以至影响了早饭的食欲。他胡子刮得光光，穿着也比他的中国助手们整洁。他的靴子也比在英国时擦得亮，当然这并非他的功劳。中国那些擦皮鞋的小男孩，技艺可真不错。他每天早晨从住所乘车三四英里到办公室去品尝史密斯小姐为他准备好的清茶。他的血管里可能并没有流淌着贵族的血液，客厅里没有悬挂着祖先的画像。但是他总可以迫溯历史，进而发现他那在远古时代生活在丛林中的祖先是有贵族血统的。于是，他安心了，排除了一切顾虑与不安，他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然而，每当他由于公务的原因，不得不穿越中国城镇的街道时，总有些未曾开化的人们用眼睛盯着他瞧，他感到很不舒服。他取出手帕，大声地俱着鼻子，勇敢地忍受着这一切。恐惧之心实在无法抑制。
①阿瑟。兰塞姆（Atthut Ransotne ‘1884—1967），英国作家。
②李普顿（Thonias Johnstort Lipton，1850—1931），英国商人。
他约略环视了一下这些身着蓝褂的人潮。他们的眼睛似乎不像廉价小说封面上所描绘的那样包斜。这些人会在背后给你一刀吗？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似乎不太可能。但是谁敢打保票呢？他在板球场上学到的勇气和风度，这时都烟消云散了。他宁可在球场上被人用板球棒当头击一闷棍，也不愿意再光顾这些弯弯曲曲的街道了。是的，这就是“恐惧”，一种对不了解的事物的原始的恐惧。
然而，对他来说，还远不止这些。是他自己的“人性”不能忍受他所意识到的人类悲哀与贫穷。他甚至不能忍受一个人像牲畜一样为他拉黄包车，他需要一辆小汽车。他的小汽车不单卑是一辆小汽车，而且是一个带篷子的走廊，从家里到办公室，保护他不受中国人的伤害。他在喝茶时和史密斯小姐谈了这些，说在中国拥有一辆小汽车不算奢侈，而是必需。一个精神封闭的人，坐在用玻璃封闭的盒子里，被从住宅运送到办公室，每天行程3 英里。
在侨居中国的25年间，他就是这样生活的，尽管他回到英国，在给伦敦龟泰晤士报》的信上署名“25年侨居中国的老住户”时并没有提及这些。他的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当然应该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
他的旅行很少超越那来回六英里的路程，除非他到乡下参加越野赛跑，但那时他在野外，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然而，这里他也错了，因为在这种户外活动中，他根本不需要防卫。这一点他也知道，他不过是那么说说而已。
他从未被中国人邀请到家中作客，他小心翼翼地躲着中国餐馆，他从未读过中国报纸。在灯火辉煌的晚上他去了营业时间最长的酒吧，呷着鸡尾酒，拾取、吸收井交换着从葡萄牙水手那里流传下来的发生在中国海岸上的故事。
他总是感到很遗憾，上海不是苏塞克斯①。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在英国时基本相同。（一位署名为J.D.的作家在伦敦出版的《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人在中国》的文章，他说：“英国人的生活范围只限于办公室与俱乐部之间，在办公室，他周围都是外国人，有同事，也有上级；还有中国人，这是他的下级，职员一类的人。在家里，他看到的只是外国人，当然仆人除外。这里他每晚听到的是抱怨中国人的不诚实与愚蠢，其间也点缀着一些日常工作中的故事，也谈谈体育新闻。这后者是唯一能够拯救在中国的英国人的法宝，也是除了攻击中国人之外的唯一话题。”）当他听说中国人也在开始过圣诞节，也在取得进步，他感到很高兴；但他讲的英语别人听不懂，他又感到很惊讶；他目中无人地在大街上行走，踩了别人的脚，甚至也不屑用英语讲一声：“对不起”，是的，他连汉语“谢谢”、“请”、“请原谅”这些最起码的，甚至一个旅游者都会讲的道德语言都懒得去学；他抱怨排外主义，并对中国人并没有吸取“义和拳”起义后北京遭劫这样的历史教训而感到失望。这就是中国问题的权威。让他们来做人类联系的纽带是多少可悲的事情啊！
①苏塞克斯（Simex ），英国南部一郡。
所有这些，我们都能理解，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如果不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由此而来，我们也不会提起它们。只要考虑一下这些因素，一切都不难理解：语言的难学，汉字的难写，当今中国政治、学术和艺术上的一片混乱，中西方在习俗上的巨大差异等等。不过，我们要求的不过是更高的智慧层次上对中国更加全面的理解，我们固然不能仅因为老中国通们读不了中文报纸，就下结论说他们没有权利写有关中国的书。然而这些书籍和文学也只能维持在世界上营业时间最长的酒吧里的那些闹言碎语的水平上。
当然也有例外，像罗伯特。哈特爵士①、伯特兰。罗素②这样的人，他们都能看到一种与自己如此不同的生活也有其特定的含义。然而，有一个哈特爵士，就有一万个罗德尼。吉尔怕特①；有一个罗素，就有一万个伍德海②，于是形成了舞台化的中国人的模式，他们还不间断地为这个模式增添一些笨拙的细节——幼稚，虚假——而西方人对此又是那么熟悉。这是早期葡萄牙水手传说故事的继续，只是语言不那么污秽罢了。然而，讲故事的人的心灵都是与那些水手们的心灵一样地令人厌恶。
中国人有时奇怪，为什么中国只吸引了一些水手和冒险家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读读H. B. 摩斯③的著作，检查一下自古到今上述水手们的传统是如何继承下来的，分析一下早期葡萄牙水手和现代的老中国通们在世界观上存在什么相似之处，他们的兴趣，他们选择细节的自然过程。是什么样的客观条件促使他们漂洋过海，踏土地球的这个角落，是什么动机使他们过去直到现在还在陆续地到这个未开化的地方来呢？是黄金和投机冒险，黄金和冒险首先使哥伦布这个最大的航海冒险家去寻找一条到达中国的路。
①罗伯特。哈特（Robert Hart ，1835—1911）英国外交家。
②伯恃兰。罗素（ffertfandRusse1 ，1872—1970），英国数学家及皙学家。
①罗德尼。吉尔伯特（Rodiley Gilbert ，1889—1968），美国新闻记者，著有几种有关中国的著作。
②伍德海（H.G.w.Wooded，1881—1969），英国人，著有各种有关中国的书籍。
③ H.B. 摩斯（H. B. Morse ，1855—1934），美国的中国问题权威，著有《满清帝国的贸易和行政》、《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934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活动史》等。
然后，我们就开始理解这个持续的过程，理解哥伦布一水子传统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有条不紊地继承下来的。我于是为中国感到难过，可惜不是我们人性的力量，而是我们的黄金，我们作为具有购买力的动物把西方人吸引到了这个远东海岸。是黄金和成功，是亨利。詹姆斯①所讲的“既预示幸福又预示灾难的女神”把西方人和中国人绑在一起，把他们扔进这个卑鄙龌龊的漩涡。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人性的和精神的纽带。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自己都不承认这一点。
所以，中国人便问英国人，既然你如此记恨中国，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国家去；而英国人则反唇相讥，问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离开租界。他们谁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对方的问题。情况就是这样，英国人认为不值得让中国人去理解自己，而真正的中国人认为，让英国人去理解自己更是犯不着的事。
然而，中国人理解自己吗？他们是中国最好的讲解员吗？人们公认，自我认识是极难的事。尤其是需要对自己进行大量健康而又清醒的批判时更是如此。语言障碍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并非难事，但中国悠久的历史却能使他颇费精神。她的艺术、哲学、诗歌、文学和戏剧之复杂很难使他钻进去，并加以清理，从而完美地理解和阐明这些问题。他的同胞，同一趟电车上的旅伴，现在正在控制着某省大权的者同学，也都使他难以理解，难以原谅。
可见，眼前发生的一切，使外国观察家感到困惑的一切，也使现代的中国人感到困惑。也许中国人与外国观察家相比更缺乏一种应有的冷静公正的态度。他的心中正在进行着一种乃至多种艰苦的斗争，其中有理想的中国与实际的中国之争；有对祖先感到自豪而对外国人又感到羡慕的斗争，这也许是更为激烈的斗争。他的灵魂正在为这样一种斗争所撕裂：即两种对立的忠诚之间的斗争——对古老的中国的忠诚，一半出于浪漫，一半出干自私，以及对开明与智慧的忠诚，这种智慧渴望变革，渴望将所有那些腐败、堕落、干枯或者发霉的东西一扫而空。有时，这是一种更为基本的斗争，产生于羞耻与自豪之间，对自己的家庭忠贞不渝，而对家庭的现状又感到不满和惭愧。
这都是非常健康的本能心理。有时，他的宗族自豪感占了上风，而在正常的自豪感与极端的保守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近；有时他的羞耻的本能占了上风，而在诚心改革的愿望与非常肤浅的现代化和现代拜金主义之间，距离又是那么小。要想避免这两种极端，实在是一件很棘手的事。
那么，将自豪感与诚实改革的愿望结合起来的关键在哪里呢？既能欣赏，又能批判；既用理智，又用感情；使二者结合绝非易事。因为这就要求我们对古老的文化进行一番打捞工作，就像整理自己的传家宝一样。就是有古玩鉴赏家的眼光有时也不免看锗，他的手指也不免犹豫不决，不敢去捡出那应当捡出的东西。这项工作要求我们有勇气，有一种罕见的诚实，还有那更为罕见的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的活跃头脑。
他与外国观察家相比，显然有独特的优越之处。他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他不仅用自己的理智，也用自己的感情去思维。他知道在他的血管里汹涌奔腾着的是既有自豪也有耻辱的中国血。这种神秘中的神秘处在自己的生物化学结构之中，运载着中国的过去与未来，承受着她所有的骄做与耻辱，荣耀与邪恶。看来，我们整理传家主的比喻并不全面，因为上述这些下意识的民族遗产都已融于中国人自身之中，成为他的组成部分。他可能已经学会①亨利。后姆斯（Henry James，1811-1882）。美国作家。
玩英国足球，但他并不是真的爱好，他或许已学会羡慕美国人的高效率，但在内心里，却反对这种效率；他也许学会使用餐巾，但他讨厌这种东西；从舒伯特的旋律和勃拉姆斯的乐曲中。他听到了一种泛音，这是一种东方古老的民歌和田园诗的回声在诱惑他回到东方来。他昔心钻研了西方美好与难臻的东西。但他还是回到东方来了。在接近40岁时，他的东方血液将他战胜了。
他看到父亲戴着中式丝绸瓜皮小帽的画像，便脱掉了西装，换上了中式长袍与便鞋。啊，多么舒服，既平和又舒但。在中式长袍与便鞋中，他的灵魂得到了慰藉。他再也不能够理解狗带项圈这类事情了。也奇怪，他自己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居然能容忍这种东西。他再也不踢足球了，而开始寻求中国式的修身之道。他漫步于桑田竹林之中，杨堤柳岸之上，做着自己的锻炼活动，这种活动甚至与英语中的“乡间散步”也有差异。这是东方式的漫步，于身心大有神益。他甚至讨厌“锻炼”这个词，为什么要锻炼呢？这是一个可笑的西方观念，甚至那些可受尊敬的人为一只球在运动场上互相追逐也是荒唐的，极端荒唐；更荒唐的是在大夏天运动以后，还要把自己裹在闷热的法兰绒和羊毛绒衣之中。为什么找这么许多麻烦，他想。他记得自己当年也是乐此不疲的，可他那时还年轻，不成熟，不能控制自己。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他真的没有这个运动的冲动。不，他生来就是与此不同的，他生来是要叩头，要安静，要和平，而不是要足球、狗颈圈、餐巾、效率等等。他有时想，自己可能是一头猪，而西方人则是一条狗。狗喜欢咬弄猪，而猪则只是报之以哼哼，这甚至很可能是满意的哼哼。为什么不呢？他甚至想做一头猪，像一头真正的猪那样地舒服。他并不羡慕狗的颈圈，不羡慕狗的效率和拜金主义。
他所有的要求不过是安静地一人呆在那里，狗不要去打扰他。
这就是我们当代的中国人是如何观察东西方文化的。这是唯一观察和理解东方文化的途径。他有一位中国父亲和一位中国母亲。每每论及中国，他总会想到自己的父母亲，想到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勇气、忍耐、苦难、幸福、坚忍与刚毅。这是不受现代文明影响的生活。然而却丝毫不比现代文明生活逊色。同样伟大，同样高尚，同样谦逊，同样真挚。这样他真正地了解中国了。这似乎是我所看到的观察中国的唯一方法，也是观察任何一个外国的方法，亦即考察普通人的而不是异乎寻常人的道德价值，通过考察在表面英俊优雅的仪态之下真正的礼貌与谦恭程度，通过考察妇女奇装异服遮盖下的真正妇女特征与母亲气质，通过观察男孩子的调皮与女孩子浪漫的白日梦。男孩子的调皮，女孩子的梦想，儿童们的笑声，他们嗒嗒嗒的脚步声，妇女们的哭泣，男人们的忧伤——这在全世界都是相似的，只有从男人们的忧伤与女人们的哭泣中，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一个国家。民族之间所不同的仅仅是社会行为的方式，这是所有明智稳妥的国际批评的基础。
第一章 中国人
北方与南方
研究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或者任何一个时期的历史，首先要认真研究那个时期的人，因为在文学创作和历史事件的背后，总是那些单个的人使我们产生最大的兴趣。提起衰亡的罗马时代，我们就会想起马库斯。奥里利厄斯①或者卢西恩②；提起中世纪，就会想到弗朗西斯。维龙③。于是，这些时代一下子就变得十分亲切，变得十分容易理解。像“约翰逊时代”这样的名词就比“十八世纪”对我们更有意义。因为只有回想起约翰逊④是怎样生活的，回想起他经常光顾的酒店，回想起同他讨论问题的朋友们，这个时代才会成为一个真实可信的时代。也许约翰逊时代一位小有名气的文学家或一个普通的伦敦人会同样使我们联想到这个时代。然而，普通伦敦人的意义可能并不大，因为一代代的普通人都是相差无几的。普通人是喝淡色啤酒还是喝李普顿茶，这仅仅是一个不同的社会行为方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区别，因为他们是平凡的人。然而，约翰逊抽烟，经常光顾18世纪的酒店，都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情。伟大人物对周围的社会环境有着自己独特的反映，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他们会影响自己所接触的事物，或者受其影响，他们有这种天才；他们也受到自己所阅读的书籍的影响，受到所接触的妇女的影响。而这些对另一个缺乏天才的人却毫无触动。他们充分利用并享受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他们吸收了所有能吸收的东西，并且用最纤细、最有力、最敏锐的眼光对此作出反映。
然而，分析研究一个国家时，又不能忽视普通人。古希腊人并不都是索福克勒斯①，伊丽莎白的英国也并非遍地都是培根②和莎士比亚。谈到希腊时，仅仅提及索福克勒斯、伯里克利③和阿丝帕霞④，并不能得到对雅典人的正确印象。我们还应该经常提到索福克勒斯的儿子来作补充，他曾向法院控告父亲治家不力；还有阿里斯托芬⑤的戏剧所描写的人物，他们并不都是爱美的，不都是倾心于对真理的探索，而是经常喝醉酒，贪吃，爱吵架，贪污受贿，喜怒无常，就和普通的雅典人一样。也许雅典人这种多变的性格有助于我们理解雅典共和国崩溃的原因，正如伯里克利与阿丝帕霞能帮助我们理解雅典的伟大一样。他们这些人，作为个人无关宏旨，但作为一个集体，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过去时代的普通人也许现在很难描述出来，然而当代的普通人却不同，他们每天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是，谁是普通人？他是于什么的？中国人在我们心目中仅仅是一个抽象物。南方与北方的中国人被文化纽带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但他们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之大，不亚于地中海人与北欧日耳曼人的区别。幸而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上，民族主义没有能够发展起来，有的不过是地方主义，而地方主义也许正是多少世纪以来整个帝国得以和平的重要因素。相同的历史传统，相同的书面语言——它以其独特的方式解决了中国的“世界语”问题，以及相同的文化，这最后一点是多少世纪以来社会文明以其缓慢而平和的方式逐渐渗入相对温和的土著居民之后的结果：这些共同点使中国获得了一种人类博爱的共同基础，这也正是现代欧洲所缺乏的。就是口头语言也不会造成欧洲人之间讲话那么大的困难。一个满洲人能够使云南人听懂自己在讲些什么，尽管有一些困难，这也实在是语言上的奇迹。这是经过缓慢的殖民化过程才获得的成果，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汉字的书写系统这个民族团结的有形象征。
①马库斯。奥里利厄斯（Marcus Aurelius ，121—180 ），罗马皇帝，161 —180 年期间在位。
②卢西恩（Luctan，约120 —200 ），希腊自由思想家。
③弗朗西斯。维龙（Pranois Vdllon，1431—1463），法国诗人。
④塞缪尔。约自逊（samuei Johnson，1709—1784），英国辞典编宴者及作家。
①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约前495 一前406 ），古希腊悲剧作家。
②培根（Bacon ，1561—1626），英国作家及哲学家。
③伯里克利（pericles，约前495 一前429 ），雅典政治家，将军，演说家。
④阿丝帕霞（Aspasi A，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名妓，曾为伯里克利的情妇。
⑤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448 一前385 ）。雅典诗人兼喜剧作家。
这种文化上的共同性有时使我们忘记了种族差异，即血统差异的客观存在。这里，中国人这个抽象概念几乎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幅多种族的画卷，身材大小不同，脾气与心理构成各异。只有当我们试图让一个南方出生的将军去领导北方的士兵时，我们才会发现这种客观差异。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从各方面来讲更像蒙古人，与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人相比更为保守，他们没有丧失自己的种族活力。
他们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位的窃国大盗。他们致使中国产生了一代代的地方割据王国，他们也为描写中国战争与冒险的小说提供了人物素材。
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他们是在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绘画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国大家族的后代。那时，中国北方被野蛮部落所侵犯。
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国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在汉口的南北，所谓华中地区，是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的湖北人，被其他省市的人称作“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因为他们从不服输，他们认为辣椒要放在油里炸一下，否则还不够辣，不好吃。而湖南人则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
由于贸易，由于皇家规定入仕的才子要到外省做官，而这些官吏家属也随往定居的缘故，种族开始有些混合，使省与省之间的区别有所减小。然而，总的倾向依旧存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北方人基本上是征服者，而南方人基本上是商人。在所有以武力夺取了政权而建立自己的朝代的盗匪中，没有一个是江南人。吃大米的南方人不能登上龙位，只有吃面条的北方人才可以，这是一贯的传统。事实上，除了唐与后周两代创业帝王来自甘肃东北，于是颇有土耳其血统之嫌以外，所有伟大王朝的创业者都来自一个相当狭窄的山区，即陇海铁路周围，包括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以及安徽北部。
如果我们以陇海铁路的某一点为中心画一个方圆若干里的圆圈，并不是没有可能，圈内就是那些帝王们的出生地。汉朝的创业帝王来自徐州的沛县，晋室始祖来自河南，宋室来自河北南部的涿县①，明太祖朱洪武则来自安徽凤阳。
今天，除了蒋介石是浙江人，其家族谱系仍然待考以外，大部分将军们是从河北、山东、安徽、河南来的，仍然是陇海线周围。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张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了袁世凯；安徽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苏没有产生伟大的将军，却出了一些出色的旅馆茶房。半个世纪之前，华中的湖南出了曾国藩，是个例外，却也恰好证明规则的正确②：尽管曾国藩是一流的学者与将军，但因为他生在长江以南，吃稻米而不是吃面条长大，所以他命里注定只能是一个显贵的大臣，而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这后一项工作需要北方人的粗犷与豪放，需要一点真正可爱的流浪汉性格，需要爱好战争和混乱的天才——对费厄泼赖，对学问及儒家伦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稳稳地坐在龙位之上，再将儒家的君主主义捡起来，这是个极有用的东西。
①涿县，现在河北中北部。
②英语有一格言云：有规则就有例外。
粗犷豪放的北方，温柔和婉的南方，这些区别在他们各自的语言、音乐和诗歌中都能看到。我们来对比一下陕西乐曲与苏州乐曲的差异。陕西乐曲用一种木板控制速度，声调铿锵，音节高昂而响亮，有如瑞士山歌，使人联想到呼号的风声，似在高山上，似在旷野里，又似风吹沙丘。另一方面，苏州乐曲的低声吟唱，介乎于叹息与鼾声之间，喉音和鼻音很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个精疲力竭的气喘病人，那习惯性的叹息和呻吟已经变成了有节奏的颤抖。在语言上，我们听到的是北京话宏亮、清晰的节奏，轻重交替，非常悦耳；而苏州妇女则轻柔、甜蜜地唠唠叨叨，用一种圆唇元音，婉转的声调，其强调的力量并不在很大的爆破音，而在句尾拖长了的，有些细微差别的音节。
曾经有一段故事讲一位北方军官，在检阅一队苏州籍的士兵。他用洪亮的声音喊：“开步——走！”但是，士兵们没有挪动脚步。一位在苏州住过很长时间、知道奥妙的连长请求用他的办法来下命令。长官允许了。于是他没有用通常洪亮清晰的声音喊：“开步——走”，而是用真正婉转诱人的苏州腔喊道：“开——步——走——嗳——”嗨，你瞧！苏州连前进了。
在诗歌中，这种区别就更加明显了，尤其在公元4 、5 、6 世纪。当时，北方中国第一次被鞑靼人征服，北方的文人移居南方。这时，伤感的爱情诗在南朝盛行。许多南朝的君主都是了不起的抒情歌手。一种题材别致的爱情小曲《子夜歌》也在民间产生并发展起来了。对比一下这些感伤的诗歌与北方新鲜、质朴的诗歌是很有启发的。南方佚名的诗人在这种很流行的小曲中唱道：
打杀长鸣鸡，弹去鸟臼鸟。
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另一首小曲唱道：
途涩无人行，冒寒往相觅。
若不信依时，但看雪上迹。
南宋之际，一种称作“词”的有独特风格的抒情诗发展起来了。其内容不外是妇女的深闺幽怨，红烛泪干，中意的胭脂、眉笔、丝绸、帏帐、珠帘朱栏，无可挽回的春天，清瘦的恋人，羸弱的心上人儿等等。写这种伤感的诗歌的人应该被写那种简短、质朴、直接描写北方荒凉风景而不加雕饰的诗歌的人所征服，这实在也是自然的事。下面是一首典型的北方诗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一个北方将领在遭到惨败之后，正是用这首诗把他的士兵又集合起来，送上前线去战斗。我们再来看一首歌咏新买宝刀的诗歌，与南方的爱情诗歌作一对比：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攀，剧于十五女。
另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姿；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跋涉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这些诗歌也曾被胡适博士引用，来证明同一个主题。这样一些诗歌开阔了我们思考问题的视野，使我们对构成中华民族的北方血统与南方血统的不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去理解一个具有2000多年叩头、室内生活、缺乏流行运动的文明历史的国家何以能够避免社会民族退化的命运，避免像埃及、希腊、罗马等文明古国那样落后于人。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