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31日
我希望在8月3日，星期一飞抵开罗。帝国总参谋长也将在同一天经由其他路线到达。我已要求史末资陆军元帅和韦维尔将军设法在同一周中前来开罗。请对此予以密切注意。
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将军已在直布罗陀，将经由马耳他飞往开罗，我向他发出下列电报：
首相致布鲁克将军 1942年8月1日
我在昨天收到奥金莱克的电报，现由其中摘出一节，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中东之行是多么需要：
“昨天同各军军长举行一次会议，详细讨论了战术情况。
由于兵力不足，而且敌人的阵地也已得到有效的巩固，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如下结论：在目前情况下，不宜作突破敌方战线的努力，或从南翼袭击敌军。在9月中旬之前，不会有重新采取攻势的机会。这将取决于敌军能否建立起坦克部队。
因此，我们暂时的政策是采取守势，在全部防御地区内做好充分准备和巩固工作。与此同时，我们将伺机突然采取攻势，奇袭敌军。……”
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将代表外交部随我同行，此事业已安排停当。8月2日，星期日夜半之后，我们从莱纳姆乘C—46轰炸机出发。这次旅行与前次乘“波音”式水上飞机那样的舒适截然不同。这种轰炸机当时没有暖气，像刀片那样刺骨的寒风从许多隙缝吹进来。机内没有卧床，但后舱两块搁板可使我和我的医师查尔斯·威尔逊爵士躺下；那里有足够的毯子供大家使用。我们低飞经过南英格兰，以便使我们的高射炮部队可以辨别；他们虽然得到通知，但仍处于“戒备”状态。我们飞到海上以后，我离开座舱，到后舱去休息。
由于服了良好的安眠药片，睡得很香。
我们于8月3日早晨平安到达直布罗陀，竟日视察要塞的周围各处，下午六时登程飞往开罗——此去要飞行二千多哩，为了躲避沙漠战场四周的敌机，必须绕很远的路程。范德克路特为了使机内多留些汽油，在夜色降临前不再向地中海飞去，而是直接飞越西班牙地区和半敌对性的维希属地。因此在黄昏前我们有四架“勇士”式战斗机护送，我们实际上已破坏了这两个地区的中立。我们在空中都没有遇到麻烦，也没有进入任何重要城市的炮弹射程以内。当夜幕笼罩着毫不悦目的景色，我们到后舱就C—46型飞机所能供应的卧具睡觉时，我仍然感到非常愉快。在中立地区，如果被迫降落，会引起很大麻烦，即使在沙漠地区降落，情况虽然好一点，也会出现另一种问题。但是C—46型飞机的四个发动机愉快地吼叫着；飞机在星空明朗之夜通宵飞行，我酣然入睡，直到天明。
我在日出前坐在副驾驶员座位上，已成为这些旅行中的习惯。我在8月4日早晨坐上副驾驶员座位时，在晨光熹微中，见到蜿蜒不断、宛如银带的尼罗河悦目地展现在眼前。我在尼罗河上观看晓色已非一次。在战时和平时，我取道陆路或水路，几乎遍历从维多利亚湖到地中海的全部尼罗河流域，除“栋古拉一带”以外，几乎都经历过。太阳照到尼罗河水面上，闪闪发光，景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使我赏心悦目。
现在，我暂时成为“前线人员”了。我不在国内坐候前方的消息，而能亲临前线传出战讯，这是使人兴奋的事。
※ ※ ※
我在开罗必须解决下列问题。奥金莱克将军或他的人员对于沙漠地区部队是否已失去信心？果若如此，他应被解职，但谁来接任为宜？对于一位具有最高品格、显著才能和决心的司令官，要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痛心的。为了使我自己的判断不致有误，我曾促请史末资将军从南非到开罗来。我到达时，他已在英国大使馆内。我们谈了一个上午，我告诉他我们的一切困难和种种解决方案。下午我和奥金莱克长谈，他很明晰地说明了军事形势。次晨，由于奥金莱克的请求，我接见了科贝特将军；他是总司令所器重的人。他说，奥金莱克急于要尽早卸去第八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回到开罗去处理他的更广泛的事务。然后他又使我惊奇地说，“我将继他带领第八集团军。实际上，上周我已整装待发了。”这一种安排我们当然从未考虑过。午餐后，韦维尔将军从印度来到。六时我举行一次会议，讨论中东问题，史末资、凯西、帝国总参谋长、韦维尔、奥金莱克、海军上将哈伍德和空军的特德等所有负责人员都参加了。我们讨论了大量问题，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整个开会时间中，我的心思却转到中东司令官这个主要问题上。
要处理这类性质的人员调动，而不考虑其他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帝国总参谋长的责任是要鉴定我们将领的品质；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我的顾问。我首先建议由他出掌中东。布鲁克将军当然很愿意让他担任作战指挥官，而且我也了解，没有人比他更为适合。他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且在第二天上午与史末资将军进行了长谈。最后，他答复说，他担任帝国总参谋长才八个月，他相信他已取得我的全部信任，而且，目前总参谋部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在此时进行变动，也许会在这个重要关头引起暂时的混乱。而且，全面考虑一下，他也不愿承担先是劝告奥金莱克辞职、然后自己取而代之的任务。他的声誉极高，不应遭受此种非难；那么，我只好在别人身上打主意了。
亚历山大与蒙哥马利曾和布鲁克共同作战过，这使我们想到1940年5月敦刻尔克的往事。在缅甸，亚历山大曾在负责指挥无望获胜的战役中作出卓越的表现，我和帝国总参谋长对此都大加赞佩。蒙哥马利的声誉很高。如果决定要换下奥金莱克，亚历山大无疑要被委任担负中东的任务。但是第八集团军的情绪可不能忽视。假若从英格兰派两名人员去接替在沙漠地作过战的人员，这是不是被看作是对于他们和所有第八集团军各级军官们的一种谴责？在这一点上，戈特将军在各方面似乎都能适应需要。全军都对他表示忠诚；他赢得“惩罚者”这个称号并不是无因的。但是，据布鲁克将对我说，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他很疲乏，需要休息。因此此刻要作出决定，还嫌太早。我在此行的旅程中，将有机会来亲自了解什么事情是在可以匀出的短时期内办得到的。
※ ※ ※
迈尔斯·蓝普森爵士对我的招待十分隆重。我下榻在他有冷气设备的卧室里，并在他的有冷气设备的书房里办公。那时天气酷热，只有这两间房间的温度舒适宜人。在这个在其他方面都不怎么可爱的环境里，我们居住了一个多星期，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到开罗之东卡塞辛区视察前线或巨大的兵营，我们的强大援军正陆续开到这里。
8月5日，我视察阿拉曼阵地。我和奥金莱克将军同乘他的汽车到第九澳大利亚师所防守的鲁威塞特以西战线的最右侧翼。从那里又沿战线前进，到鲁威塞特山脊后面他的总部，我们就在围有电网的方块地上早餐；那里遍处是苍蝇和重要的军事人员。我曾要求各兵种的军官前来，特别是“惩罚者”戈特将军前来一见。据说，他因工作劳累，身体衰弱。这正是我所要了解的。我结识了在场的各兵种的军长和师长后，便要求戈特将军同乘汽车到我的第二目的地飞机场去。奥金莱克的一位参谋表示反对，说这样要使他绕道，多费一小时；
但我坚持他应当与我同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戈特。当汽车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前行，发出辚辚之声时，我看着他的明朗的蓝眼珠，并问他自己的情况。他是否感觉疲乏？是否要谈谈自己的意见？戈特说，他的确感觉疲乏，他已有几年没有回过国，只希望到英格兰去度假三个月。但他声明他还能胜任新的急要的工作，并担负起委托给他的任务。
我们于8月5日下午二时在飞机场离别。两天后，他就在同一时间，几乎就在同一空间被敌人杀害了。
在飞机场，我被委托给空军少将科宁厄姆接待。他在特德属下，指挥和陆军共同作战的全部空军；如果没有他的活动，那么五百哩的大规模撤退要取得成功，必然要遭遇到比我们已经遇到的更大灾难。我们在一刻钟内飞到他的总部，那里已准备好午餐，所有主要的空军上校以上的军官都已到齐了。我感到主人方面在我到达时精神很紧张。所有餐品都是从谢泼德饭店订购的。一辆专门卡车正把开罗方面的美好食品运来。但这辆车迷了路，又派人到处寻找。最后，它终于来到了。
这是我们在心事重重之中的一个愉快时刻——在浩瀚沙漠中遇到了一个真正的绿洲。我们不难发现，空军对陆军会有怎样批评，而且，陆空军双方对我们的优势兵力所遭到的挫折，又是多么惊奇。当晚我飞返开罗，发出下列电报：
首相致副首相 1942年8月5日
我同第八集团军共同度过了漫长的、使人兴奋的一天，刚才归来；我们访问了阿拉曼和鲁威塞特，视察了南非和澳大利亚军队，会见了莫斯黑德、拉姆斯登和戈特将军，同奥金莱克度过了一个上午，同特德、科宁厄姆和皇家空军人员度过了一个下午。军队都很愉快，大家似乎都充满信心，斗志昂扬，但对屡次失却胜利机会感到大惑不解。我在考虑我必须向内阁提出人选建议的同时，我要求他们让我视察前方后方所有部队。
2．我正同足智多谋的史末资讨论整个形势。形势之所以严重到如此地步，错误当然不在军队，而且与军队的装备关系也很小。
3．我故意使我将来的行动飘忽不定。下议院对我的报告表示满意，听来令人高兴。这次环境的改变和户外生活使我获益非浅。
次日，即6日一整天，我同布鲁克和史末资一同度过，草拟致内阁的必要电文。现在必须解决的问题，不但牵涉到高级官员，也牵涉到这个广大战区的整个指挥机构。我时常感觉到，用“中东”一词指埃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地是不恰当的。这是近东。波斯和伊拉克才是中东；印度、缅甸和马来亚是东方；中国和日本是远东。但是，我觉得，比改变名称更为重要的是划分现在的中东司令部的范围。它要管的方面太多，整个地区也太大。现在是实行改组的时候了。
首相致副首相 1942年8月6日下午八时十五分
我在这里经过了解，并在同史末资元帅、帝国总参谋长和国务大臣再三商议之后，已决定必须立即采取断然措施，改组最高司令部。
2．因此我建议，中东司令部可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司令部，就是：
（1）“近东司令部”，包括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总部设于开罗；
（2）“中东司令部”，包括波斯和伊拉克，总部设于巴士拉或巴格达。
第八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属于近东司令部；第十集团军属于中东司令部。
3．将任命奥金莱克将军为新的中东司令部的总司令，职衔依旧不变，但缩小其职权范围。这种变动，在日后也许是更重要的。它也会使奥金莱克将军同印度保持联系。我们还须记住，韦维尔将军任印度总司令，只是在战争进行时才担任此职；印度事务部时常希望奥金莱克在可能时回到印度去。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项计划竟会因此受到阻难，终于未能实现；当然，谁也不能对难于逆料的事件作出保证。
4．将任命亚历山大将军为近东总司令。
5．蒙哥马利将军接替亚历山大执行“火炬”计划。我感到遗憾的是，必须从“火炬”计划中调出亚历山大；不过蒙哥马利在各方面看都有资格接替〔他来执行这计划〕。
6．将任命戈特将军为第八集团军司令，受亚历山大指挥。
7．将解除科贝特将军近东司令部总参谋长职务。
8．将解除拉姆斯登第三十军指挥官一职。
9．将解除多尔曼—史密斯副总参谋长职务。①
①在这里只是为了谈事实经过，才在这份名单中列举军官的名字。这些名字和我后来评论中提到的名字，都不能认为我个人对任何一个人有所指责。这些只不过是在亚历山大将军接替奥金莱克将军时指挥官与参谋人员的主要变动情况而已。
10．还需要为第八集团军选择两位军长以代替戈特和拉姆斯登。我们对这两个职位有些想法，不过，最好还是由帝国总参谋长对这些问题以及一些下一级人员的调动一并进行讨论。一些下一级人员的调动问题需待亚历山大到任后由他和戈特一同商定。……
12．以上就是这里的严重而紧迫的形势所要求的重要人事变动。我的战时内阁同僚如能对此加以批准，我将感激不尽。史末资与帝国总参谋长希望我转达他们的意见：他们完全同意，在许多困难和可供选择的办法中，这是宜于遵循的正确方针。国务大臣也完全同意。我确信这些人事变动必将给与军队以新的有力的推动，恢复他们对司令部的信心，而我感到遗憾的是，这种信心目前并不存在。我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需要一个新的开始和激烈的行动，来给这个庞大而转动不灵的、并且多少有些混乱的机构赋予新的生命。战时内阁不难了解，8月或9月间对隆美尔的胜利，将在“火炬”计划开始之时对北非的法国人的态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多尔曼—史密斯少将只是在1942年6月16日才任副总参谋长。因此，他对托卜鲁克的陷落或加柴拉的失败没有责任。从6月25日到8月4日，在第二十四章所描写的战斗期间，他在第八集团军总部担任奥金莱克的主要作战军官。我在那一章中既赞许了第八团军指挥工作，也谈到隆美尔的显著成就。
13．我希望我将在尽可能早的时期收到战时内阁批准的通知，我也希望亚历山大能立即启程。他必须在我和帝国总参谋长去俄国之前到达此地。我希望在星期日或星期一动身。
所有的调动将在星期一起实行，而且在符合作战前线利益的情况下尽早予以公布。目前必须严格保密。
战时内阁同意我对最高司令部立即采取激烈变动措施的观点。他们热烈赞同挑选亚历山大将军，并说他将立刻从英国启程。不过，他们并不同意将中东司令部分成两个独立的司令部。在他们看来，导致成立统一司令部的理由在此刻甚至比1941年12月决定这样做时更为充分。他们同意由蒙哥马利代替亚历山大在“火炬”作战计划中担任的职务，并且已召他立刻到伦敦来。至于其他任命问题，他们愿意由我处理。
首相致副首相 1942年8月6日、7日
我们关于把中东司令部分成两个的建议完全是根据这样做确有好处才提出的。如果奥金莱克将军不是由于战线拉得太长，照顾面太多，而造成精力分散的话，也许不会发生西部沙漠的灾难。……若不是不愿“埋头于利比亚的战术问题”，他本来会直接指挥在5月底开始的战役的。“埋头于利比亚的战术问题”这句话本身就暴露了由于无关紧要的任务而使轻重倒置。事实上，主宰我们当前任务的正是这种“利比亚的战术问题”。
这两个司令部由三四百哩的沙漠区域隔开，而且，这两者之间的唯一模的联系是经过我们无法运送军队的土耳其铁路、横跨沙漠的汽车路以及需时十四日左右绕道阿拉伯半岛的海上交通线。两个司令部的供应基地全然不同。……我们都深信，现在建议中的安排从地理上、战略上以及后勤等方面看来都是合理的。……我之所以提出重新划分战区的建议，只是由于需要采取突然而决定性的改组司令部的行动以对付隆美尔，并且给部队以从头开始的感觉。我极不愿在我们的命运取决于迅速而决定性的击败隆美尔的时刻，使亚历山大由于考虑边远地区而感到为难。
我恳切地希望，我的同僚们能进一步考虑这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准许我按我的计划行事。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已完全取得史末资与帝国总参谋长的同意。由于亚历山大业已启程，而且奥金莱克显然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因此此时作出决定至为急要。我必须在明天通知他。
内阁已同意我的计划中的其他建议，虽然态度极其慎重，我也是感激不尽的。
战时内阁回答说，我的电报并未完全消除他们的疑虑，但是，由于我与史末资及帝国总参谋长均在现场，他们两人又已同意这项建议，因此，他们准备批准我所建议的行动。不过，他们强烈地表示，如果奥金莱克将军被任命为波斯和伊拉克战区司令还继续保留中东总司令的头衔，就会引起混乱。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就接受他们的忠告。
※ ※ ※
8月7日，我竟日访问刚刚到达的第五十一苏格兰师。我在大使馆晚餐后上楼时，遇到雅各布上校。他说：“戈特真倒霉。”“出了什么事？”“今天下午飞往开罗时，他的飞机被击落了。”我已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战役中委任这位优秀的军人担任最直接的战斗任务，因此对于他的牺牲，我确实感到悲痛。
我的全部计划都打乱了。从最高统帅部调走奥金莱克后，任命富有沙漠作战经验和威望的戈特到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因此力量得到了平衡，而且，整个局势也会由亚历山大承担中东战区的重任而得到弥补。可是现在怎么办呢？
首相致副首相 1942年8月7日
戈特飞机被击落，他已牺牲，我深为痛惜。
谁充当他的继任者是没有疑问的。
首相致副首相
帝国总参谋长已断然推荐蒙哥马利统率第八集团军。史末资与我都认为必须立刻补上这个空缺。请尽早派专机送他到任。何时到达，请即通知。
8月7日上午十一时十五分，战时内阁似乎已在集会讨论我当日发来的、刚刚翻译出来的电报。讨论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位秘书送去了我陆续发来的电报，一封说戈特已牺牲，另一封要求立刻派蒙哥马利前来。人们告诉我说，那个时刻是我在唐宁街的朋友们极悲痛的时刻。不过，正如我多次观察到的一样，这样的事他们经历得太多了，因此能刚强地对待。他们一直开会到黎明，一致同意我所提出的主要建议，并且对蒙哥马利发出了必要的命令。
※ ※ ※
我在发电报给战时内阁告诉他们戈特死亡的消息时，曾要求不要把我们打算让蒙哥马利代替亚历山大的消息告诉艾森豪威尔将军。但是，太迟了，他们已经告诉了艾森豪威尔。
计划的进一步改变，势必对“火炬”计划的准备工作带来令人烦恼的混乱。在那项伟大的事业中，亚历山大被选派指挥英国第一集团军。他业已开始同艾森豪威尔一同工作了。同往常一样，他们相处得极好。现在为了中东，亚历山大已离开了他。伊斯梅奉命向艾森豪威尔转达这个消息和我的歉意：
由于战事的极端需要，我不能不暂时中断并打乱了联系。伊斯梅详细谈论了艾森豪威尔作为战地指挥官的优秀品质。蒙哥马利几乎立即到达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而且，不同国家的军队指挥官由于执行共同任务而会面时所需要的各种繁文缛节都免除了。但是第二天（8日）早晨，艾森豪威尔接到通知说，蒙哥马利必须即日飞往开罗指挥第八集团军。这项任务又落到伊斯梅的身上。艾森豪威尔宽宏大度，实事求是，以冷静而无私的精神处理面临的事件。不过，他对委托给他的这样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中的这样重要的职位，在两天之内会有两次变动，自然会感到莫知所从。他此时又要迎接第三位英国指挥官了。毫不奇怪，他问伊斯梅道：“英国人是不是认真对待‘火炬’计划？”尽管如此，戈特之死是战争中的一个事实，一个优秀的军人对这一点是能够理解的。安德森将军奉命来填补空缺。蒙哥马利与伊斯梅一同到飞机场，同路上任。伊斯梅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旅途中，把这些突然变动的背景告诉了他。
他们的这次谈话中据说还有一段故事——可惜未能证实。蒙哥马利谈到一个军人一生所遇到的考验与风险。他毕生从事军务，长年累月孜孜不倦，克己奉公。不久，命运之神向他微笑了，成功的光辉照到他的身上，他得到提升，机会来了，他指挥起大批军队了。他赢得了胜利，世界闻名，每一个人都在谈论他。然而，突然间又背运了。一次战斗使他一生成就化为泡影，这也许不是由于他自身的过失，但他的名字也列进了无尽无休的军事失败的史册之中。伊斯梅劝告他说：“但是，你不应当把所有的情况都看得那样糟啊！中东正在集结一支优秀的军队。可以肯定地说，你是不会遭到灾难的。”蒙哥马利坐在汽车里大声喊道：“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谈的是隆美尔啊！”
※ ※ ※
8日这一天我在义勇骑兵师度过。这支优秀的军队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使用，从来还没有同敌人有效地作战过。他们驻扎在卡塞辛公路沿线。两年来，他们一直在中东，主要是在巴勒斯坦服务。我还没有能使他们得到与他们战斗力相应的装备，使他们成为高质量的军队。现在他们终于到了前线的后方，即将参加战斗。然而，正在他们即将大有可为的时刻，为了充实并重新装备战斗中的前线，必须把他们所有的坦克调走。对于这些斗志正高的人们，这是多么惊人的打击啊！我的任务就是从这一个旅走到另一个旅，对一批又一批军官（每批约二三百人）解释，为什么在他们这样斗志旺盛之时却要削减他们力量的理由。但是我也为他们带来好消息。三百辆“谢尔曼”式坦克正在通过红海运来此地，在半个月内，这个师将配备当时最强大的装甲车了。我把在托卜鲁克陷落的第二天早晨我与总统和马歇尔将军在一起的故事告诉他们。那时美国第一装甲师对于这些“谢尔曼”式坦克是多么渴望啊，可是他们一接到命令，说要给我们一个机会——也许我可以说，使我们确实可能——来保卫亚历山大港、开罗和埃及，使它们不致被占领，他们又是怎么样马上调出这些坦克。他们一定会得到这批坦克。他们也一定会成为世界上第一流装甲部队。我认为，他们从我讲的这段往事中得到了慰藉。
我在漫长的道路上颠簸前行，驶向开罗，在下午五时前到达市内。
※ ※ ※
现在我必须通知奥金莱克将军，告诉他即将解除他的指挥任务。根据过去的经验，这一类不愉快的事写信通知比口头通知为好，我就派雅各布上校带着下面这一封信乘飞机到他的司令部去。
开罗
亲爱的奥金莱克将军，1942年8月8日
6月23日你在给帝国总参谋长的电报中提出了解除你在这个战区的指挥职务的问题，并且提出亚历山大将军可以是继任人选。当时军队正处于危急之中，陛下政府未能采纳你的高尚的建议。同时，你正照我历来的希望，遵照我5月20日电报中对你提出的建议，对战事采取了有效的指挥。你阻止了形势的不利发展。目前，战线已经得到了稳定。
2．现在，根据你自己提过的理由，战时内阁决定，改组的时刻业已到来。我们计划将波斯和伊拉克从目前中东战区划出。亚历山大将受命指挥中东战区，蒙哥马利统率第八集团军。我提议你指挥伊拉克和波斯战区，包括第十集团军在内，总部设在巴士拉或巴格达。现在这个战区的范围确实比中东战区要小，但是，几个月以后，这个战区可能成为决战的场所，而且，第十集团军的增援已在途中。你对这个战区既有特殊的经验，又可与印度保持联系，因此我希望你能以历来所表现的大公无私精神同意我的愿望和指令。亚历山大即将到达，而且，当然除了由于敌人的行动而有所变动外，我希望下周初能在西部战线最顺利而有效地办理交接事宜。
3．如果你愿意，我将非常高兴地在任何方便的时候见到你。
相信我，你忠实的温斯顿·丘吉尔
又及：我还委托持此信的雅各布上校对戈特将军的突然牺牲表示悼念。
我使总统了解全部情况。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8日
你想必已见到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从伦敦发给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关于早日执行“火炬”作战计划的电报。我确信此事是无比重要，而且应投入异乎寻常的努力。每一天的时间都是重要的。我已打电报去伦敦，欢迎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火炬”作战计划的盟军总司令，而且英国的高级军官正与他通力合作。……
我正在此间忙于必需进行的最高统帅部的改组工作。我已让伊拉克与波斯从中东战区分出，并把奥金莱克将军调到那里。亚历山大将继他就任中东总司令。戈特将军被任命为亚历山大麾下的第八集团军司令，但于昨天牺牲。我建议任命蒙哥马利将军替代他。这将使作战行动得到高度的集中。这里取得的胜利对法国对待“火炬”计划的态度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雅各布在晚上回来了。奥金莱克以军人的庄严态度接受这次打击。他不愿接受新的指挥任务，并想在第二天来见我。
雅各布的日记写道：
首相正在睡觉。他在六时醒来，我必须马上尽可能地把我与奥金莱克将军谈话的经过告诉他。帝国总参谋长也在。
……首相的心意完全集中在击败隆美尔，以及使亚历山大将军能全部负责西部沙漠战斗的问题上。他不能理解，当沙漠正在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人们仍能留在开罗，而让别人去处理沙漠的战事。他踱来就去，滔滔不绝地谈着这个问题，而且，他希望按照他的意见办。他喊道：“隆美尔，隆美尔，隆美尔，隆美尔！除了打败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
8月9日上午，亚历山大将军来到，并与我和帝国总参谋长共进早餐。
奥金莱克将军中午过后到达开罗，我们进行了一小时的谈话，这次谈话开始不久便索然无味，但也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
因此我发出了如下电报：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2年8月10日
……奥金莱克将军不愿接受伊拉克—波斯战区司令官之职。……不过，我仍然深信他是最恰当人选，我已给他几天工夫让他进一步考虑。我将不会不适当地逼他就任，但是，我担心，他由于受到最近打击——他以庄严的态度接受了这次打击，但自然不免感到痛心——不会作出什么决定。
有关军事当局正在研究与拟议中的伊拉克和波斯单独成立战区有关的事宜，也在研究随之而来的行政上的变动。如果与此同时三军参谋长也对实施这项政策提出最好的办法，我将感到高兴。史末资将军已回到南非，但是，帝国总参谋长和亚历山大将军与我意见一致，认为这种划分在目前是合适的。……
同一天，我给奥金莱克将军又写了一封信：
我打算在我回国途中，在14日或15日在巴格达举行一次会议，以便·专·门讨论设立伊拉克和波斯战区的独立机构问题。
……
届时我很想知道你是否能够承担我建议你担任的非常艰巨而重大的任务。如果事情真如我所希望的那样，你确实愿意担任你所擅长的这项工作，那么我就请你在巴格达与我会晤，其前提当然是指挥工作的移交手续在此间办妥。
亚历山大将军当晚来见我，我们拟定了指挥人员变动的最后安排。我向伦敦方面报告了详细情况：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并转有关人员 1942年8月10日
你应立即宣布戈特将军已经牺牲。
2．我已于8日写信将作出的决定通知了奥金莱克将军，昨天（9日）他来此地见我。交接手续将在9日起的三日内完成，除非亚历山大将军要求延长数日（这不大可能）。移交完毕后，亚历山大将通知你，届时你应发出一项公告，形式如下：
（1）已任命亚历山大将军继奥金莱克将军指挥陛下政府在中东的部队。
（2）已任命蒙哥马利将军继里奇将军指挥第八集团军。
（3）已任命麦克里里将军为亚历山大将军的参谋长。
（4）拉姆斯登将军伤势已愈，受命为第三十军军长，以代替牺牲的戈特将军。
3．在收到亚历山大将军已接管完毕的报告之前，必须严格保密，因此，新闻大臣似应向报社负责人或（和）编辑事先私下交待意图，并且告诉他们最高指挥部进行重大人事变动，以便给西部沙漠部队以最大鼓舞的重要性。国务大臣也将在此间采取类似措施。……
7．我已给亚历山大将军下列指示，这些指示最合他的心意，并已得到帝国总参谋长的同意：
“（1）你的首要任务是尽早夺取或摧毁隆美尔元帅指挥的德意军队，连同他们在埃及和利比亚的全部供应和设施。
“（2）你还应完成或督促完成与英王陛下利益极有关系的属于你战区的其他任务，只要不妨碍（1）中所提到的任务。”
无疑，在战事的以后阶段里很可能会改变这项命令的重点，但是，我认为目前必须使任务单纯，目标集中。
亚历山大在六个月以后才发出复信，此事将在以后适当的时候叙述。
第二十七章 莫斯科第一次会议
我的莫斯科之行——哈里曼先生与我同行——飞越高山到德黑兰——波斯国王的夏宫——讨论横贯波斯铁路问题的会议——从德黑兰到莫斯科——里海和伏尔加河——到达莫斯科——国家别墅七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阴暗的开端——“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激烈的字眼——产生了一个黑暗的背景——我介绍“火炬”计划——我画出一幅鳄鱼图画——“愿上帝使这事业成功”——斯大林的深刻理解力——度过了漫长的一天。
我在开罗逗留期间，莫斯科之行的准备工作已在进行。8月4日，我致电斯大林：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8月4日
我们打算在某日离开这里，第二天到达莫斯科，中途在德黑兰停留一下。
关于旅行的具体安排，有一部分须待我们在德黑兰方面的皇家空军当局与你们的空军当局商定。我希望你指示你们的空军当局在各方面予以协助。
关于日期，除我业已向你提出过的以外，我还不能明确决定。
我也迫切希望，美国人能在即将举行的会谈中起积极的作用。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5日
我很希望你对我和约大叔的会谈予以支持和赞助。你能否让艾夫里尔和我同行？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能在一起，事情就好办得多了。我现在面临的是一项没有多少经验的任务。
请把你的复信抄一副本寄伦敦。我正使别人摸不清我的行踪。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在开罗） 1942年8月5日
我正要求哈里曼尽早前往莫斯科。我认为你的意见是对的，我即通知斯大林，哈里曼将根据他和你的意见在各方面协助工作。
哈里曼及时与我在开罗会合，和我们同行。
※ ※ ※
8月10日，在欢乐的开罗大使馆里与各界著名人士晚餐之后，我们于深夜出发去莫斯科。我们一行人乘坐三架飞机，其中有帝国总参谋长、能说俄语的韦维尔将军、空军中将特德和卡多根爵士。艾夫里尔·哈里曼和我同乘一架飞机。黎明时分，我们飞近库尔德斯坦山脉。天气良好，范德克路特情绪高昂。当我们飞近起伏的高原时，我问他准备用多高的高度飞过去。他说九千呎就行了。然而看地图，我发现有些山峰高达一万一二千呎；似乎还有一座一万八千呎或二万呎的特高山峰，但距离比较遥远。只要不突然飞进云层之中，就能绕过丛山，安然飞过，但我还是要求飞到一万二千呎的高度，因此我们开始吸氧气管了。上午八时半左右，我们向德黑兰机场降落，接近地面时，我注意到高度测量计的记录为四千五百呎，就无知地说，“我们在再度起飞前你最好校正一下那个仪表。”但是范德克路特说，“德黑兰机场在海拔四千呎以上。”
英国驻德黑兰公使里德·布拉德爵士在机场迎接我。他是一个身体结实的不列颠人，在波斯有长期的工作经验而无一点非分的想法。
我们估计不能在黄昏前飞越厄尔布鲁士山北部山脉，于是蒙波斯国王的邀请，与他在他的行宫里一同进餐，行宫设在陡峭的横岭上，高大树林之中，有一个可爱的游泳池。上午，我观看雄伟的山峰，它闪耀着紫的和橙黄的颜色，灿烂已极。下午，在英国公使馆的花园里，同艾夫里尔·哈里曼和英美双方的高级铁路人员举行一次长时间的会议，会上决定应由美国接管从波斯湾到里海的横贯波斯的全部铁路。这条新近由英国一家公司建造的铁路，是一项卓越的工程。路线经过许多峡谷，计有大型桥梁三百九十座。哈里曼说，总统愿负全责，使它充分发挥效用，并愿供应火车头、车皮和部队技术人员——数量之多，我们无法与之相比。我因此同意移交，但规定我们对于主要军事需要享有优先权。由于德黑兰市的闷热和喧闹——那边每一个波斯人好像都有汽车，而且不断地揿喇叭——我就睡到英国公使馆的夏季别墅的高大树林里，那里比城市高过一千呎左右。
次日，即8月12日星期三，早晨六时半，我们继续登程。
当我们飞经通往塔布里兹的溪谷时，飞机逐渐升高，然后向北飞往里海的恩齐利湖。我们飞越这第二条山脉时，升到一万一千呎的高度，以避云层和山峰。两位俄国军官现在随机护送，苏联政府负责我们行经的路线和安全到达。白雪覆盖的大山由西向东，发出一片光芒。这时我发现我们这架飞机正在单独飞行，无线电讯报告说，我们的第二架飞机——载着帝国总参谋长、韦维尔、卡多根等人——因为引擎发生故障，必须飞返德黑兰。两小时后，前面看到里海了。下边是恩齐利湖。我从未见过里海，但我记得在二十五年前，曾以陆军大臣的资格接管里海上的一支舰队，这支舰队曾统治着这淡蓝的、平静的海面将近一年。我们现在向下飞了，不再需要吸氧气了。我们隐约望见西海岸的巴库和巴库油田。德军现在离里海很近，因此我们便取道古比雪夫，以便远离斯大林格勒和战区。这就使我们飞近伏尔加河三角洲。极目远望，俄罗斯大地一片褐色，平原万里，了无人烟。各处可以见到方方正正的耕地，说明那里一度曾是国营农场。巨大的伏尔加河有很长的一段是在宽广黑色的沼泽中流过，蜿蜒曲折，闪耀着光芒。有时出现一条大路，像直尺一样，从宽广的地平线的一头通到另一头。就这样看了一小时左右，我又爬过炸弹舱回到房舱睡觉。
我反复思量着我到这个悲惨而阴险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去的使命。这个国家诞生之初，我曾一度力图扼死它；在希特勒出现以前，我认为它是文明自由的死敌。现在我要对他们说些什么才算尽到责任呢？具有文学癖好的韦维尔将军把我要说的话归纳成一首诗。这首诗分成几节，每节的末一行都是一句“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这简直等于搬大冰一块到北极去。而且我还认为我的责任在于亲自对他们说明真相，当面向斯大林倾吐衷情，而不信赖电讯和信使的往返。至少我要表示对他们幸福的关心，表明我理解他们的奋斗对整个战局的意义。但我们过去是一直仇视他们的恶劣政权的；在德军进攻他们以前，他们竟坐视我们亡国灭种，并且欣喜若狂地同希特勒瓜分了我们帝国在东方的殖民地。
天气晴朗，风势和顺，我要到莫斯科的心情更为急迫，因此不准备绕道古比雪夫，而是直飞莫斯科，但我又顾虑这样一来会失去一次盛大宴会和俄国人热诚欢迎的机会。五时许，莫斯科市内建筑的尖塔和圆顶已经在望。我们依照仔细规定好的航线——沿线所有炮台都已经得到通知——绕城飞行，在机场上降落，这是我在这次大战中还要再度访问的地方。
迎接我们的是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俄国将军们和各国外交使团以及在这种场合照例到来的一大群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我检阅了一支穿着极为华丽的服装、很讲究军事礼节的盛大仪仗队；乐队演奏三大强国——它们的团结已决定了希特勒的必然死亡——的国歌以后，仪仗队即举行分列式。我经人引导到扩音器前，作了简短的致词。艾夫里尔·哈里曼代表美国致词。他将住在美国大使馆。莫洛托夫先生用自己的汽车陪我到莫斯科郊外八哩处准备好的住所——“国家别墅七号”。我在行经似无行人的莫斯科街头时打开车窗想透一下空气，令我惊异的是我发觉车窗玻璃竟厚逾二吋。我从未见过这样厚的车窗玻璃。译员帕夫洛夫说，“部长说这样安全得多。”经过半个多小时，我们到达了那所别墅。
※ ※ ※
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极权国家的奢侈情况准备的。他们派了一位个子很大、外表华丽的副官（我相信他出身于沙皇政权下的贵族家庭）侍候我，他也好似我们的东道主，待人十分谦恭周到。一些穿着白上装满面笑容的老练的服务员，很能迎合客人们的心意和动向。餐厅内的长桌上和各种食橱放着各种珍肴和酒类。这些东西是只有应用最高的权力才能取得。我被陪同经过一处宽大的接待室，到了一间卧室和与卧室几乎大小相等的浴室。电灯上一尘不染，明亮已极，甚至可说是灿烂夺目。冷水和热水，应有尽有。我经过酷热的长途旅行后，早就想洗一次热水浴。一切立时准备好了。我才发觉，浴盆并不由冷热水龙头分别供水，也不用塞子。冷热水同时在一处喷出，其温度调节得恰如人意，而且人们不用在盆内洗手，而是在流水之下洗手。我在家内也适当地采用了这种办法。如果水不缺乏，这种办法是最好不过的了。
我们大家经过必要的沐浴之后，经人招待到餐厅内，这里有着各种名菜美酒，当然包括鱼子酱和伏特加，而且还有许多从法国和德国来的珍肴好酒，那些东西都远非我们的心情或消费能力所能享受的，而且，我们马上就要回到莫斯科城里去。我已告诉莫洛托夫，那夜我准备会见斯大林，莫洛托夫建议定在七时。
我到了克里姆林宫，第一次会见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深谋远虑的俄国政治家和战士；在以后三年中，我同他保持密切、严肃的关系，相处之中常常感情激动，但有时却也非常亲切。我们的会谈几乎进行了四个小时。因为我们的第二架飞机（布鲁克、韦维尔和卡多根乘这架飞机）尚未到达，出席会谈的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我自己、哈里曼和我们的大使以及译员。这里是以我们所保存的记录为基本材料，并根据我的记忆以及我当时致国内的电报进行叙述的。
会谈最初两小时的气氛阴森而沉闷。我一开始就立即提出第二战场问题来。我说，我愿坦率地说话，也希望听取斯大林的极端坦率的意见。若不是他肯定地认为可以讨论现实的问题，我也不会来到莫斯科。莫洛托夫先生到伦敦时，我曾告诉他，我们正制订在法国牵制敌人的计划。我也曾向莫洛托夫先生说明，我不能就1942年的行动作出保证，而且给他写过一份这样内容的备忘录。自此以后，英美双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审查。两国政府认为他们不能在9月份——从天气说是最晚的一个月份——发动大规模的战役。但是正如斯大林先生所知，英美两国正准备在1943年进行一次规模很大的军事行动。为此目的，一百万美国军队业已定在1943年春季到达联合王国的集合地点，编成二十七个师的远征军，英国政府还准备为远征军增加二十一个师。这些军队几乎半数要用装甲武器装备起来。到现在，开到联合王国的只有两个半美国师，大部分运输要在10月、11月和12月进行。
我告诉斯大林，我充分了解，这个计划在1942年对于俄国是毫无帮助；但是想到，在1943年的计划准备完竣之时，德国在西欧可能会有一支更强大的陆军。我说到这里，斯大林紧皱了一下眉头，但并未打断我的话。我继续说，我有充足理由反对在1942年进攻法国海岸。我们所有的登陆艇只够用于在设防的海岸进行一次登陆战——只够运送六个师的兵力上岸，并维持其给养。如果成功了，还可以运送更多的师去，但是登陆艇却是个限制的因素。现在联合王国，尤其是美国，正在大量赶制登陆艇。假如今年能运一个师的兵力，明年就可能运送八倍或十倍的兵力。
斯大林开始阴沉着脸，似乎并未为我的论点所说服。他问，是否法国海岸的任何一段都不能攻击。我取出一张地图，指出除了真正横渡海峡以外，在任何地方作空军掩护都有困难。他似乎不甚了了，又问了些战斗机航程的问题。例如他问，它们不能全日往返飞行吗？我解释说，它们要往返飞行确实可以，但飞行这样长的路程，就没有时间作战了；我补充说，空军的掩护必须是彻底掩护才算有效。他然后说，在法国的德军没有一个师有战斗力量；我对这种说法极力争辩。
在法国共有德军二十五个师，其中九个师是第一线的。他摇摇头。我说，我偕帝国总参谋长和韦维尔将军同来，以便他们同俄国参谋长具体研究这样的问题。政治家讨论这类问题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可能进行下去了。
斯大林的脸色现在更加阴沉了。他说，据他理解，我们是不能用大量的兵力来开辟第二战场，甚至也不愿意用六个师登陆了。我说确实如此。我们能够用六个师登陆，但这样的登陆有害无益，因为它会大大地妨碍明年计划实行的巨大战役。战争是战争，不是开玩笑，如果惹起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灾难，那就太愚蠢了。我说，我唯恐我带来的消息不是好消息。如果我们投入十五万到二十万人，就能从俄国战场调开数量相当大的德军，从而对他有所帮助，我们是不会因怕受损失而不采取这个办法的，但是，假如既不能吸引德军一兵一卒，又破坏了1943年的前景，这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斯大林坐立不安，他说他对于战争有不同的看法。不准备冒险，就不能获得胜利。为什么我们这样害怕德军呢？他真弄不明白。他的经验认为军队必须在作战中流血。假如不使军队流血，就不了解军队的力量。我问他，他曾否问过自己，为什么希特勒在1940年不打到英国，当时希特勒正当力量全盛之时，而我们却只有二万经过训练的军队、二百门大炮和五十辆坦克。他没有来。事实是他也怕进行这样的战役。
横跨英吉利海峡并非易事。斯大林答称，不能这样类比。希特勒在英国登陆，将会受到英国人民的抵抗；而英军在法国登陆，法国人民却会拥护英军。我指出，因此，更重要的是，不要使法国人民在我军撤退时遭受希特勒的报复，并耗尽在1943年的巨大战役中所需要的法国人力。
谈话至此，场上出现令人窒息的沉默。斯大林最后说，假如我们今年不能在法国登陆，他也无权要求或坚决主张登陆，但他必须说，他不同意我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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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打开了一幅南欧、地中海和北非的地图。“第二战场”是什么？它是否只是在英格兰对面设防海岸进行的一次登陆战？它能否采取有助于共同事业的其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形式呢？我想，最好使他逐步向南方看去。例如，假如我们在不列颠集中兵力，能把敌军牵制在加来海峡，同时在其他地方进行攻击——例如卢瓦尔河、纪龙德河一带，或者另外选择斯凯尔特河一带——这都是极有希望的。这实际上就是明年的巨大战役的总的情况。斯大林担心它不可能实行。我说，的确，登陆一百万人确实是有困难，但我们应该坚持努力。
我们随后谈到轰炸德国的问题，大家对讨论都感到满意。
斯大林强调打击德国人民斗志的重要性。他说，他很重视轰炸，而且他知道，我们的空袭正在对德国起着巨大的影响。
经过这段谈话以后，紧张的气氛得到了缓和。斯大林从我们这一长时间的会谈中感觉到，我们所要进行的似乎不是“痛击”计划，也不是“围歼”计划，而是采取轰炸德国的办法来搪塞一下。我决定先解决最棘手的问题，为我来此准备说明的计划建立适当的背景。因此我并不打算马上消除阴云。
事实上，我特别提出了要求，在患难中的朋友和同志应该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但是会议却充满着礼遇和互相尊重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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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到了“火炬”作战计划起作用的时候了。我说，我要回过来谈谈1942年的第二战场问题，我是专为这个问题而来的。我并不认为法国是进行这样一次战役的唯一地点。还有别的地点，因此我们和美国人决定了另外的计划。美国总统授权我来把这个计划秘密地告诉斯大林。我现在就要进行这项工作。我强调保守秘密的重要性。这时斯大林端正地坐着，笑嘻嘻地说，他希望英国报纸上一点消息也不走漏。
然后我简明扼要地说明“火炬”计划。我在介绍全部计划时，斯大林极感兴趣地听着。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西班牙和维希法国会起什么反应？一会儿，他又说，从军事上看来，这次行动是正确的；但是从政治上看，他怀疑对法国会起什么影响。他特别问到计划实行的时间，我说，不迟于10月30日，但罗斯福总统和我们都力争在10月7日实行。这似乎给在座的三个俄国人以莫大的安慰。
我又叙述了解放地中海的有利之处，在那里还可以开辟别的战场。我们必须在9月间在埃及获得胜利，10月份在北非获得胜利；并且要一直牵制住法国北部的德军。假如能在今年年底占领北非，我们就可以威胁希特勒欧洲的腹部；这次战役应该被认为是同1943年的战役相配合的。这就是我们和美国人已经决定进行的一次战役。
为了说明我的论点，我同时画了一张鳄鱼的图形，借此向斯大林说明我们的意图：我们在打鳄鱼的硬鼻子时，也要攻击它的柔软的腹部。斯大林此时兴致极浓，说，“愿上帝使这事业成功。”
我强调说，我们很想为俄国方面解除紧张局势。如果我们想进攻法国北部，我们会遭遇反击。如果在北非发动进攻，会得到很大的胜利机会，那样对欧洲也有帮助。如果我们能占领北非，希特勒就要调回他的空军，否则我们就会毁灭他的盟国，例如意大利，并且会进行一次登陆战。北非这一战役对土耳其和整个南欧都会起重要的影响。我唯一的顾虑是，敌人可能先发制人。假若今年能占领北非，明年就能对希特勒给予致命的打击。这一次谈话标志着我们会谈的转折点。
斯大林于是开始谈起政治上的种种困难。英美联合夺取“火炬”计划地区，是否会使法国发生误会？对于戴高乐，我们正在做什么工作？我说，在这阶段，我们不愿意他介入这次战役。〔维希〕法国很可能会对戴高乐分子开火，但不大会对美国人开火。哈里曼引证从“火炬”地区各处发来的、得到总统信任的美国情报，以及李海海军上将的意见，有力地支持了我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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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斯大林似乎突然领会了“火炬”计划的战略上的优点。他列举四点主要理由，第一，它会在背面打击隆美尔；第二，它会威胁西班牙；第三，它会使德国人和法国人在法国发生战斗；第四，它会使意大利首当其冲。
我对于这些突出的见解深有所感。这显示俄国的独裁者对一个以前一直认为是不可置信的问题，已迅速得其要领。没有几个人能在几分钟内了解我们大家几个月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那些理由，但他却能在一刹那间了解全部情况。
我又补充了第五个理由，即缩短地中海的海程。斯大林很想知道，我们能否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我说毫无问题。我也告诉他关于在埃及的司令部的改组情况，以及我们在8月下旬或9月间在那里进行一次决定性战役的决心。最后，他们显然都赞成“火炬”计划，虽然莫洛托夫问起能否在9月份进行。
我然后又说：“法国意气消沉，我们要给它鼓鼓劲。”法国了解马达加斯加和叙利亚的重要性。美国军队的来到将使法国站到我们这边来。这次战役将使佛朗哥受到威吓。德国人或许要立刻对法国人说，“交出你们的舰队和土伦。”这会重新挑起维希和希特勒之间的对抗。
我又谈到另一方面的前景：我们把英美的联合空军调到俄国军队的南翼，以便保卫里海和高加索山脉，并在这个战场从事一般的战斗。然而，我并没有详谈细节，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打赢埃及的战役，也不了解总统关于美国空军参与战斗的计划。如果斯大林赞成这项意见，我们当制订具体的办法。他答称，他们对这种援助表示十分感激，但对具体地点等等问题尚需再作研究。我对这个计划十分热切，因为它将使英美空军与德国空军进行更激烈的战斗；所有这些空战，将有助于我们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取得制空权，而不会在加来海峡引起什么麻烦。
我们然后集合在一个大地球仪周围，我向斯大林说明肃清地中海敌人的巨大利益。我告诉斯大林，如果他愿再同我会面，我随时都愿前来。他答称，俄国的习惯是，应该由客人表示愿望，而他则准备随时接见我。他现在已了解了最坏的情况，但在我们道别时我们之间还是充满着友好的气氛。
会议已经持续了四个小时。我还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回到国家别墅七号。我虽疲倦，但在午夜以后还口述致战时内阁和罗斯福总统的电文；这时我的感觉是，冰块已经打开，通人情的接触已经建立起来。我酣然入睡，久久未醒。
第二十八章 莫斯科建立了联系
同莫洛托夫会谈——舒适宜人的国家别墅——在克里姆林宫第二次同斯大林会晤——他对于军需供应的怨言——他要求盟国作出高度的牺牲——我的答辩——谈判煞是费力——高加索山脉形势的问题——斯大林的备忘录——我在8月14日的答复——克里姆林宫8月14日的宴会——一段友好的插曲——我们谈起从前的争论——“过去的事应该属于上帝”——两国军事参谋人员会议的失败——布鲁克将军担心高加索山脉的形势——我于8月15日向斯大林辞行——他对坚守高加索山脉信心十足——他邀我去参加临时宴会——莫洛托夫也来参加——六小时的会谈——斯大林论集体农庄政策——英苏联合公报——到达德黑兰——我给战时内阁和罗斯福总统的报告——我感到鼓舞。
第二天早晨，我在华丽的卧室里醒来已经很晚了。那是8月13日，星期四——对于我，这一天总是“布伦宁纪念日”①。我已约定在中午去克里姆林宫拜访莫洛托夫，以便更清楚而全面地说明我们计划中各种军事行动的性质。我指出，假如我们因为放弃“痛击”计划而受到指责，那么就不得不公开指出反对这样军事行动的理由，这样一做，对于共同事业会产生多么大的损害。我也更具体地说明了“火炬”计划的政治背景。他很虚心地听着，没有表示什么意见。我向他提出我要在夜间十时去看斯大林。这天傍晚得到回话，说十一时较为方便。由于所讨论的问题与昨夜所讨论的相同，他问我是否愿意偕哈里曼同去。我说“好”，还有卡多根、布鲁克、韦维尔和特德也去。他们已从德黑兰乘俄国飞机安然到达。他们在“解放者”式飞机里遭到一次非常危险的火灾。
①布伦宁纪念日（Blenheim Day），1704年8月13日，英国、德国、荷兰、丹麦联军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邦的布伦宁村战胜法国及巴伐利亚军队。率领英德两国联军的将领之一是丘吉尔的先人约翰·丘吉尔（马尔巴罗第一公爵。）——译者
我离开这位文雅而严肃的外交家的办公室之前，转身对他说，“我们不远千里而来，如果斯大林粗鲁地对待我们，那就要犯大错误了。”谈到这里，莫洛托夫的态度才第一次松动一些。他说：“斯大林是一个很明智的人。你可以确信，不论他怎样争论，他是能谅解一切的。我将把你的话转达给他。”
我及时回到国家别墅七号去进行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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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风和日暖，正如我们有时遇到的最喜爱的英格兰的天气一样。我想，我们该去周围观光一下。国家别墅七号是一所华丽、宽广、簇新的乡村别墅，坐落在大约二十英亩的枞树林中，有着大片草地和花园。散步时优雅宜人；在美好的8月天气里，躺在草地或松叶之上是很舒畅的。园内还有几处喷泉。一个大的玻璃缸养着各式各样的金鱼，它们都不怕人，甚至游到你手边来吃食。我每天对金鱼饲食，习以为常。宾馆四周围有栅栏，栏高约十五呎，前后两方面都有相当多的军警卫护着。大约距房屋百码之处有一个防空洞。我们一到，就有人引导我们去参观。它的形式是最新、最华丽的。前后都设有电梯，下降八九十呎，进入地下。地下室有八大间房或十大间房，上下左右都是极厚的钢骨水泥。各室都用厚重的拉门隔开。这里电灯辉煌。家具都是时兴华丽、颜色鲜艳的“实用之物”，但是我还是对金鱼更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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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十一时，我们都到了克里姆林宫，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译员接见我们。于是，一次最不愉快的讨论开始了。
斯大林递给我一份文件。当译员翻译它的时候，我说，我要用书面答复，而且他必须了解，我们已决定了将要遵循的方针，责备是无用的。此后我们大约争论了两个小时；他在争论中说了很多令人不愉快的话，尤其说我们过分惧怕对德国人作战，假如我们像俄国人那样试一下，我们就会感到并非如此；他又说，我们违背了关于“痛击”计划的诺言；又说我们没有把答应给俄国的军需品送去，只是在满足自己需要之后，才送去少许剩余物资。他的这些怨言显然也是说给美国人听的。
我直截了当地驳斥了他的争论，只是不带有任何辱骂的字眼。我原以为他不惯于一再遭受批驳，但是他毫无怒容，甚至也不激动。他反复说明他的意见，说英美在瑟堡半岛登陆六个师或八个师的兵力应该是可能的，因为英美已掌握了制空权。他觉得，如果英军像俄军那样对德作战，就不会这样害怕德军了。俄军，实际上还有英国空军，已证明击败德军是可能的。假若英国陆军与俄国同时作战，英国陆军也同样能获得胜利。
我插话说，斯大林在谈到俄国陆军的英勇时说的一番话，我不计较。向瑟堡登陆的建议，没有充分考虑到英吉利海峡的存在。最后，斯大林说，我们不能再争下去了。他必须接受我们的决定。然后，他突然邀请我们明晚八时出席宴会。
我在接受邀请后说，我将在后日，即15日黎明时乘飞机回去。约大叔对此似感不安，问我是否能多留些时日。我说，当然，倘若能起一些良好的作用，我总是想多留一天的。于是我又大声指责他对待我毫无友情。我千里迢迢到这里来为的是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曾竭力帮助俄国，而且将要继续帮助下去。我们曾经完全孤立无援地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了一年。现在三大国既已结成同盟，只要不发生分裂对立情况，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说这番话时有些激动；我的话经翻译之前，他说了一句他爱听我发言的声调。此后会谈便继续在不那么紧张的气氛中进行下去了。
他专心一志地谈论俄国两门发射火箭的迫击炮，说它们的效果是毁灭性的；他建议，如果我们的专家们能等候一些时日，可以表演给他们看。他说，他要让我们获得迫击炮的全部情报，但是否应以某些东西作为交换呢？应否订立一个关于交换科学发明情报的协定呢？我说，我们将无条件地给他们各种情报，只是有些新发明，假若经由飞机运载，而在飞经敌方战线时有被击落的危险，因而使我们轰炸德国更加困难，就要另行考虑了。他接受了我的意见。他也同意，他的军事当局应同我们的将军们会见。于是便安排在当天下午三时会见。我说，他们至少需要四个小时，以便详细讨论涉及“痛击”、“围歼”和“火炬”等计划的技术问题。他立刻指出，“火炬”计划“在军事上是正确的”，但政治方面需要更审慎些——就是说需要更仔细地处理。他不时提起“痛击”计划，颇有怨言，当他说到我们没有坚守诺言时，我答称，“我反对那样的说法。我们已遵守了每一项诺言。”我把给莫洛托夫的备忘录指给他看。他表示歉意，说他吐露的是真诚的意见，我们之间没有猜疑，只是见解不同而已。
最后我问到高加索的形势。他是否准备保卫高加索山脉，用多少兵力？谈到这里，他叫人拿来一个立体模型，并以坦率的口吻、明确的知识，说明这条防线上的兵力。他说现在正准备二十五个师的兵力。他指着各个关口说，这些都会守得住。我问，这些关口是否都已设防了呢。他说，“当然。”俄国的战线（敌军尚未到达那里），就在这条主要山脉的北面。
他说，他们一定要坚守两个月，两个月后就大雪封山了。他说他自信他们完全能够做到这点，然后又详细介绍了集中在巴统的黑海舰队的力量。
这一部分会谈是顺利的，但当哈里曼问到通过西伯利亚运送美国飞机的计划时——美国一再催促这个计划，最近俄国人才同意执行——他敷衍地回答说，“战争的胜利不是靠计划来赢得的。”在会谈中，哈里曼完全支持我的意见，我们两人谁也未曾让步，也未曾说一句刻薄话。
我离开时斯大林起身行礼，并向我伸出手来。我同他握了手。
我在8月14日向战时内阁提出下列报告：
我们曾问自己，应该怎样解释昨晚这种表现，以及前天晚上取得良好结果后又发生了变化。我想，很可能是他的人民委员会对我所带去的消息的理解与他不一样。他们掌握的权力或许比我们所设想的大得多，但知识很少。或许斯大林是想为他们自己的将来获得极大的利益，也可能是为了发发自己的牢骚。卡多根说，艾登在圣诞节开始会谈以后，第二次也曾遇到同样的僵硬情况；哈里曼说，这种手法也曾在比弗布鲁克代表团访问的初期使用过。
我经过考虑后认为，斯大林的内心——就他的内心来说——是明明知道我们是正确的；明明知道，为执行“痛击”计划而登陆的六个师，在今年并不能使他得到什么好处。而且，我深信，他的稳健而敏锐的军事判断力肯定会使他坚决地支持“火炬”作战计划。我认为他有可能向我们道歉。我对这一点抱有希望。无论如何，我深信这样明白道出比任何其他方法更好。他们从来没有不继续作战下去的意思，我个人认为斯大林对于胜利是深具信心的。
当我为了四十架“波士顿”式飞机而向斯大林致谢时，他作了一个不屑一提的姿势，说，“它们是美国飞机。等我给你俄国飞机时，你再感谢我吧。”他说这些话，并没有轻视美国飞机的意思，而只是说，他重视的是自己的力量。
我很体谅他们正在经历着极紧张的局势。最后，我认为，他们对这次访问是需要大事宣传的。
※ ※ ※
以下是斯大林交给我的备忘录： 1942年8月13日
由于今年3月12日在莫斯科交换意见的结果，我已确知，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认为在1942年不可能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众所周知，1942年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是在莫洛托夫逗留伦敦期间早经决定的，去年6月12日所发表的经过双方同意的英苏公报并已宣布了这项决定。我们还了解到，组织第二战场的目的，是使东线的德军撤往西欧，并在西欧建立抵抗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重要基地，从而缓和1942年苏德战线上苏军面临的严重局面。不难了解，英国政府拒绝在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将使苏联全国舆论——舆论正把希望寄托在开辟第二战场上——遭受极大的打击，使战场上的红军面临的形势复杂化，并妨碍苏军的指挥计划。且不谈由于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给红军所造成的困难，无疑会使英国和其他盟国的军事形势受到损害。我和我的同僚们①认为1942年存在着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最有利条件，因为几乎全部德军，并且是最精锐的德军已调往东战场，留在西欧的德军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至于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是否将如1942年那样有利，就难说了。
①着重点是我加的。——丘吉尔
因此我们认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特别在1942年，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效的。我为此事曾力图说服英国首相先生，不幸未收成效，而美国总统代表哈里曼先生在莫斯科会谈中则完全支持首相先生。
次日，即8月14日上午，我经过充分休息之后，在帝国总参谋长和卡多根协助之下，准备了下列我认为恰当而明确的答复：
1942年最好的第二战场以及从大西洋开展的唯一可能的大规模的战役是“火炬”作战计划。如果它能在10月间实行，将比任何其他计划对俄国更有帮助。它也为1943年的战役铺平道路，并且具有斯大林总理在8月12日会谈中所提到的四大优点。英美政府对此已下定决心，并且正在以最大的速度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2．英美方面用六个师或八个师的兵力袭击瑟堡半岛和英吉利海峡的岛屿，同“火炬”作战计划比较起来，是一次冒险而无益的军事行动。德军在西欧有充分的兵力，足以在这个设防的狭小半岛上阻滞我们前进，并会集中所有在西欧的空军对付我们。英国海陆空军当局的意见，都认为这样的军事行动只能以灾难告终。即使我军占领了这些据点，也不会使德军从俄国战场撤出一师兵力。这个计划对我们的伤害将远比对敌人的伤害为重，我们并将毫无意义地耗尽1943年真正战役所需要的重要兵员和登陆船只。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观点。帝国总参谋长将同俄国司令官具体地交换意见，所谈范围根据双方愿望确定。
3．英国或美国都没有违背诺言。我是指1942年6月10日我给莫洛托夫先生的备忘录第五节说的。该节明确指出，“因此我们不能作出保证。”在冗长的会谈之后所提出的备忘录非常清楚地说明，采取这样一种计划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好几次会谈都已记录在案。
4．然而，关于今年英美军队要在法国海岸登陆的各种传说已使敌人产生错觉，因此敌人已在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海岸上驻扎大批空军和军队。假若对这个计划引起了公开的争论，那就要损害大家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俄国的利益；因为在这场争论中，英国政府将不得不把它所想到的不宜于实行“痛击”作战计划的有力论点向全国公布。这样就会使寄托希望于这计划的俄军普遍地颓丧，而敌人也会自由地从西欧撤出更多的军队。最巧妙的办法是用“痛击”计划来掩护“火炬”计划，而在“火炬”计划开始时宣布这是开辟第二战场。
这是我们自己打算采取的行动。
5．我们不能承认，同莫洛托夫关于第二战场的会谈已成为改变俄国最高司令部战略计划的任何根据，因为，对这次会谈我们早已提出了口头和书面的保留条件。
6．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决心用一切实际可行的方法援助我们的俄国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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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我们出席了克里姆林宫的正式宴会，约有四十人参加，包括几位司令官、政治局委员和其他高级官员。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诚恳而亲切地招待我们。宴会进行得很长，从一开始就相互举杯祝酒，简短致词。过去有许多天真的故事描写苏联宴会上竞赛喝酒的情形。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元帅和他的同僚们始终用小玻璃杯敬酒，每次只是抿一口，可是，我却是按照这种传说锻炼起来的。
在宴会中，斯大林经由译员帕夫洛夫的翻译，很愉快地同我谈话。他说：“若干年前，萧伯纳先生和阿斯特夫人来访问过。”阿斯特夫人建议邀请劳合·乔治先生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为什么要请他来？他是干涉我们的头子。”
对这一句话，阿斯特夫人回答说：“那是不确实的。是丘吉尔使他误入歧途的。”斯大林说：“不管怎么说，劳合·乔治是政府的领袖，属于左派。他应对这事负责。我们宁愿喜欢真敌人，而不喜欢假朋友。”阿斯特夫人说：“哎，丘吉尔这下完蛋了。”斯大林说：“我不能肯定就是这样。假如大难临头，英国人民或许还要求助于这匹老战马。”他说到这里，我插话说，“她说得很有意思。我是干涉的最为活跃的人物，我不希望你有不同的想法。”他露出友好的笑容，因此我说：“你已经宽恕我了吗？”译员帕夫洛夫说：“斯大林总理说，这一切都已过去了，过去的事应该属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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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同斯大林进行会谈时说，“比弗布鲁克勋爵曾经告诉我，当他于1941年10月间出使莫斯科时，你问过他，‘丘吉尔在议会上说，他曾就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事向我提过警告，他的意思是什么？’”我说，“我当然是指1941年4月我给你的电报。”我拿出这份克里普斯爵士很晚才递交给他的电报。当人诵读并翻译给斯大林听时，他耸耸肩膀。“我记得。那时我不需要任何警告。我知道战事一定会来临，但我认为或许还要推迟六个月左右。”为着共同的事业，我克制自己没有问他：如果我们一直向后撤退，而他却给希特勒大量有价值的物资、时间和援助，我们大家会落得什么样的结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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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可能快地把关于宴会的更正式的记述，报告给艾德礼先生和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副首相和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17日
宴会在极为友好的气氛中和常见的俄国仪式中进行。韦维尔用俄语发表精彩的演说。我敬酒祝斯大林健康，卡多根举杯咒骂纳粹必然死亡和毁灭。我虽然坐在斯大林的右边，却无机会谈论重要问题。斯大林和我，还有哈里曼一起照相，斯大林发表十分冗长的演说，提到“情报部门”，他奇妙地引证1915年达达尼尔海峡事件，他说当时英军已获胜，德国军队和土耳其军队已在撤退，我们还不知道，因为情报搞错了。这种说法虽然不准确，但他显然是对我表示恭维。
2．我大约在夜间一时半离去，因为我担心我们会被拖去拍摄冗长的影片而使我们疲劳不堪。当我向斯大林道别时，他说，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只是个方法问题。我说，即使是这样的分歧，我们也当尽力用行动来消除。在诚挚地握手之后，我就辞别，走了几步，正要走过拥挤的房间，他又急忙走过来，伴随我穿过走廊和楼梯，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到了大门口，我在那里再次和他握手。
3．我写给你们的关于星期四夜间会议的情况，也许把事情看得太暗淡了。我认为我必须充分体谅这样一点：在他们大力抗战之时，我们不能予以更多的援助，的确使他们感到极大的失望。到最后，他们仍然吞下了这颗苦药丸。我们现在唯有集中一切力量，加速实行“火炬”计划，击败隆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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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和我都同意，双方最高军事当局也应该举行一些会议。因此，8月15日举行了两次会谈。
我把如下的会议结果报告给艾德礼先生和罗斯福总统：
星期六〔8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中，伏罗希洛夫和沙波希尼科夫①会见了布鲁克、韦维尔和特德。布鲁克等人说明了不执行“痛击”计划的具体理由。俄国人虽然谈兴极浓，但遵照严格的指示，没有表示什么看法。他们甚至对重要的具体细节也不企图争辩。过了一会儿，帝国总参谋长问到高加索防地的具体情形，伏罗希洛夫答称，他未受权谈这方面的情况，但准备请示一下。因此，这天下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在会议中，俄国人重述了斯大林对我们说过的话，说将调遣二十五个师的兵力去防卫高加索山脉的战线和两端的通道；他们相信，他们能在冬雪及他们的阵地形势大大增强以前，守住巴统和巴库以及高加索山脉。然而，帝国总参谋长依然放心不下。例如，伏罗希洛夫说所有关口都设防了，但当帝国总参谋长飞经里海西岸一百五十呎上空时，仅见北部防线刚开始建筑防坦克的障碍物、掩体等等。在我和斯大林进行私人谈话之时，他向我吐露使他具有胜利信心的其他一些有力的根据，其中包括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只是因为他要我严守秘密，这里就不详细谈了。我自己觉得，他们的力量将与敌人势均力敌，但帝国总参谋长说还未达到这一步。
①俄国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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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会上谈到的许多事情都使我感到气愤。我极其体谅苏联领导人所处的紧张局面：近二千哩长的广大战线上战火弥漫，血流成渠；德军距莫斯科只有五十哩，并正向里海推进。军事技术方面的讨论，进行得不很圆满。我们的将军们问到各种问题，他们的苏联同僚们却无权答复。苏联唯一的要求是，“现在就开辟第二战场”。最后，布鲁克就有些不客气了，军事会议也就突然结束。
我们将在16日黎明出发。在动身的前一天晚上七时，我向斯大林辞行。我们进行了有益而又重要的谈话。我特别问他能否守住高加索山脉的隘口，能否阻止德军进入里海，夺取巴库周围的油田和所有重要的目标，然后通过土耳其或波斯向南推进。他摊开地图，十分自信地说：“我们将要阻止他们前进。他们越不过高加索山脉。”他又说：“谣传土耳其军将在土耳其斯坦袭击我们。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也一样能对付得了他们。”我说不会有这种危险。土耳其人意在置身事外，绝不会同英国发生争执的。
我们一小时的谈话快结束时，我起身告别。斯大林似乎突然感觉不安，并且用一种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更加诚挚的声调对我说，“黎明时你才离开，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喝杯酒呢？”
我说，我一直是喜欢采用这种方法的。于是，他引导我穿过很多走廊和房间，一直走到仍在克里姆林宫范围之内的一条安静的道路，再走二百码就到了他的住宅。他指给我看他自己所住的房间，都是不大不小，朴素而又大方，共有四间——餐室、办公室、卧室和大的浴室。不一会儿，先见到一位很老的女管家，后来见到一位美丽的红发女孩，她很孝顺地同她父亲接吻。斯大林朝我眨了一下眼睛，似乎在告诉我，“你看，我们布尔什维克也是有家庭生活的。”斯大林的女儿开始摆桌子，一会儿，女管家端出几盆菜来。这时斯大林打开各种瓶子，富丽堂皇地摆了一桌子。然后他说，“我们为什么不把莫洛托夫请来呢？他正在为公报发愁，我们可在这里拟好它嘛。莫洛托夫有一个好本领——能喝酒。”到这时我才知道，这里将举行一次宴会。我原来打算在国家别墅七号就餐，波兰司令官安德斯将军正在等着我。我告诉了我的新的杰出的译员伯尔斯少校，请他打电话去，说我要到半夜后才能回来。
不一会儿莫洛托夫来了。我们就座，连同两位译员，共有五人。伯尔斯少校已在莫斯科呆了二十年，他在席上同元帅谈得甚为融洽，有时两人滔滔不绝地交谈，我无法插话。
我们在餐桌上从八时半一直坐到第二天凌晨二时半，连同餐前的会见合共七小时有余。这次宴会显然是即兴临时筹备起来的，但是，一道一道的菜接连地端上来。我们对于这许许多多美味的菜肴精挑细拣，慢慢品尝，这种吃法好像是俄国的习惯；我们又遍尝了各种美酒。莫洛托夫装出极殷勤的样子，斯大林为了使宴会成功，恣意地拿他开玩笑。
不一会儿，我们谈到开往俄国的运输船队。他谈起6月间几乎遭到完全毁灭的北极护航队时话说得很粗鲁。我已在本书适当地方已叙述过这一件事。对这一事件，我那时了解到的还没有现在多。
帕夫洛夫有些踌躇地对我说：“斯大林先生问，英国海军难道没有荣誉感吗？”我回答：“你得相信我，我们那时的做法是正确的。我对于海军和海战的知识的确是不少的。”斯大林说：“意思是说我不懂什么了。”我说，“俄国人是陆上之雄，英国人却是海上之雄。”他就不再作声，又如以前那样兴致勃勃了。我转过身来同莫洛托夫谈话：“元帅是否了解，他的外交部长最近访问华盛顿时曾说，他决定访问纽约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主张，而迟迟归来，并非因为飞机发生障碍，而是出于自己的意志？”
虽然在俄国人宴会上几乎可以说任何取乐的话，但莫洛托夫对这些话显然看得很重。斯大林却表现愉快的神情，说：
“他去的不是纽约，去的是另一些暴徒们所住的芝加哥。”
这样一来，融洽的关系又恢复了，谈话继续进行。我开始说到在俄军支援下英军在挪威登陆的问题，并解释道，假如我们能在今年冬季占领北角，消灭那里的德军，那么护航路线就可以从此打通了。正如我已叙述过的，这种想法始终是我所属意的计划之一。斯大林似乎为它吸引住了，在谈了一些手段和方法之后，我们一致认为，在可能时必须实行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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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过午夜，卡多根还没有把公报的草稿拿来。
我问，“请你告诉我，对你个人来说，这次战争的紧张情况是否像贯彻集体农庄政策一样？”
这个话立刻使元帅兴奋起来。
他说：“不，不，集体农庄政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
我说：“我认为你一定感到不好办，因为你要对付的不是几百万贵族或大地主，而是几百万小人物。”
他举起了双手说，“几千万哪，那是可怕的。一直进行了四年。假如我们要避免周期性的饥荒，要用拖拉机耕地，就绝对需要执行这项政策。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假使我们把拖拉机给予个体农民，那么几个月内这些机器就完全损坏了。只有附设工场的集体农庄才可能使用拖拉机。我们不厌其烦地向农民做解释工作。同农民争辩，是毫无用处的。你把所有要说的话对一个农民谈了之后，他说，他必须回家去问问妻子，同大家商量商量。”在这一方面，最后一句话对我倒是一种新的说法。
“他同他们谈过之后，常常这样回答：他不要集体农庄，他宁愿不用拖拉机耕地。”
“这些人就是你们所说的富农吗？”
他说：“是的，”但是他没有重复这个字眼。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那时的情况是十分恶劣、十分困难的——但这是必要的。”
我问：“结果怎样呢？”
他说：“很好，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进来。有些人则在托木斯克省或伊尔库茨克省或更远的北方得到耕种的土地，但是他们大部分都为农民所痛恨，被他们的雇农消灭了。”
他停了很长时间后又说：“我们不但大量增加了粮食的供应，而且大大提高了谷物的质量。过去什么种类的谷物都种，现在全国各地除了苏维埃的标准种子以外，不许用别的种子种植。如果有人不这样办，就要受到严格对待。这样一来粮食供应就又大量增加了。”
行文至此，当年几百万男女被杀或者被永远逐出家乡的往事和强烈印象，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未来的一代对他们的苦难情况肯定是一无所知；但是，必然因为会有更多的食物而感谢斯大林。我没有重述伯克的格言：“如果我不能公平地进行改革，我就不进行改革。”现在正是世界大战在我们四周进行之时，高声地谈论道德问题似乎是徒劳无益的。
凌晨一时许，卡多根带着公报草稿来到了，我们开始把它修改成为定稿。这时一盘相当大的烤小猪放在桌上。在此以前，斯大林只是尝尝各种菜肴的滋味，现在到了一时半，正是他通常进正餐的时候了。他请卡多根同他大嚼，而在我的朋友辞谢之后，我们的主人就独自大吃起来。吃过之后，他突然进入隔壁的旁间，收阅来自前方各战区的报告，它们是从早晨二时起陆续送来的。大约经过二十分钟，他才回来，这时我们对公报的文稿已取得一致的意见。最后，在二时半，我说，我必须告辞了。我要用半小时的时间乘车到国家别墅，又要用同样多的时间赶到飞机场。那时我感觉头痛甚剧，这情况是不常有的。我还得看看安德斯将军。我请求莫洛托夫不要在黎明时来送行，因为他显然疲乏了。他隐含责备之意地盯视着我，似乎在说，“你真的认为我不会到那里去吗？”
以下是我们所发表的公报的原文。
大不列颠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同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美国总统代表哈里曼先生参加会谈。参加会谈的，苏联方面还有：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元帅；英国方面还有：英驻苏大使克拉克·克尔爵士、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爵士以及英国军队的其他负责代表和外交部常务次官卡多根爵士。
会谈就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在欧洲的同伙的战争，作出了若干决定。对于这场正义的解放战争，两国政府决心全力以赴，直至希特勒主义和任何类似的暴政完全消灭为止。会谈是在热诚和十分真挚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谈使我们有机会重申，苏、英、美三国完全依照三国间的同盟关系，已结成亲密的友谊，达到相互的谅解。
※ ※ ※
我们于上午五时半起飞。我很愉快地睡在飞机里，在到达里海南端并开始飞越厄尔布鲁士山脉之前，我丝毫记不起旅程中的景色或情况。在德黑兰，我没有去公使馆，而是到高出于城市的夏季别墅的凉爽清静的丛林中去。这里有很多电讯在等着我看。我原订于次日同我们在波斯和伊拉克的大部分高级官员在巴格达举行一次会议，但我感到我受不了巴格达8月份的中午酷热，于是毫不困难地改在开罗举行。这夜，我和公使馆人员在舒适宜人的树林里进餐；我怡然自得，忘却一切纷扰，一觉睡到天明。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8月16日
经过迅速顺利的飞行后，已到达德黑兰，我趁此机会致电感谢你的友谊和款待。我这次来到莫斯科，很感快慰：第一，因为说明情况是我的责任；第二，因为我确信，我们的接触将有助于推进我们的事业。请代向莫洛托夫致意。
我也向战时内阁和罗斯福总统报告。
1942年8月16日A17日
昨天下午七时，我到斯大林先生那里去告别。我们有了一次非常满意的谈话。他详细地谈了俄军前线情况，看来很使人兴奋。他当然很有信心地说，他们能坚守到冬季的来临。
下午八时三十分，我起立告辞时，他问下次将在何时会晤。我说，我将在清晨离去。他然后说，“为什么不到克里姆林宫内我的住所去喝杯酒呢？”我就去了，并在那边进晚餐，莫洛托夫也应召前来。斯大林先生介绍我认识他的女儿，一位漂亮的姑娘，她羞怯地和他亲吻，但未邀她作陪。晚餐和公报稿一直进行到今晨三时。我有一位很好的译员，因此能够顺利地和他们谈话。谈话时气氛极其亲善，我们头一遭相处得这么畅快，这么友好。我觉得我们已建立了一种对将来很有助益的个人关系。我们对于“丘比特”计划谈得很多，他认为到11月或12月这个计划就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计划，我真不知道我们怎能将装备这支巨大的作战部队所需要的军事物资运到。横贯波斯的铁路现在只有一半可以通行。他最需要的是卡车。他宁愿要卡车，而不要坦克，因为他现在每月可制造二千辆坦克。他也需要铝。
我最后说：“总的说来，这次访问莫斯科的确使我受到鼓舞。我深信，这次我所带去的使他们失望的消息，只有由我亲自传达才不致引起真正严重的分裂。到莫斯科去是我的职责。现在他们已了解最坏的情况，他们十分友好地提出了抗议；尽管此刻是他们最忧虑最困窘的时期，他们的态度还是友好的。此外，斯大林完全承认‘火炬’作战计划的巨大优越性，我也确实相信，大西洋两岸的人们正在以超人的力量把这个计划推向前进。”
第二十九章 回到开罗
国王的来信——用“基石”作战计划救援马耳他——一次猛烈的战斗——代价昂贵但是决定性的胜利——马耳他重新控制中地中海——戈特来到开罗——印度的危机——逮捕甘地等人的决定——蒋介石的干预——同总统的通信——顺利恢复秩序——攻打迪埃普——英勇的努力和严重的损失——实力侦察——有价值的教训——对苏联南翼的空军支援——将波斯铁路移交美国管理——为补偿“堪培拉”号的损失给澳大利亚的赠礼——8月19日又一次访问沙漠前线——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担任指挥——隆美尔即将进攻——使第八集团军保持机动自由的重要性——视察未来的战场——在伯纳德·弗赖伯格的新西兰师师部——8月21日我给战时内阁的报告——在开罗的最后几天——保卫尼罗河战线的严格措施——飞返祖国。
我在回到开罗时，接到国王的贺电。
国王陛下致首相 1942年8月17日
你同斯大林的会谈，已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我深为欣慰。你是传达不受欢迎消息的使者，你的任务是一项很不愉快的任务，但我衷心祝贺你运用技巧完式了任务。你所建立的同斯大林的个人关系在未来的时日里势必极其有用；我深信，你的长途旅行是完全值得的。
我希望你不感觉过分疲倦，希望你现在能更自如地处理各项事务。
祝你事毕之后平安返国。
次日我复电如下：
首相致国王 1942年8月18日
卑职丘吉尔，接到陛下仁慈的来信，深受鼓舞。
2．丘吉尔先生希望本周内在此间着手处理若干重要而急迫的问题。他很健康，丝毫不觉疲劳。陛下总是如此仁慈，你表示信任的这番新的褒奖，令他不胜快慰。
※ ※ ※
我也收到史末资将军的来电。
史末资将军致首相 1942年8月19日
读到你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极感兴趣，祝你获得真正伟大的成就。你应付严责别人的心理情况的技巧是高超的，而且最后给我的印象是，你所取得的成就甚至比你所意识到的更多，至少你已终于使俄国在这次大战中牢固地同我们连结在一起了。斯大林既已承认“火炬”计划比“痛击”计划好，因此，那段争论的插曲显然是他要为自己挽回面子的笨拙手法。你提出对于高加索方面给予空军援助，是精明的一着，很值得和罗斯福共同进行。读完你的会谈情况报告以后，我要说，我现在对于俄国的好感比从前多得多了。希特勒不得不在俄国泥淖中再陷一个冬天，这种情况现在看来是大有希望；而我们也能肃清整个地中海，为明年的第二战场建立一个稳固的基地。目前一切完全依靠亚历山大的胜利，也依靠基于必胜信心而要求尽快执行的“火炬”作战计划。我们不能让这项计划遭到失败，我们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计划。
我希望你在最近的极度辛劳之后，好好休息一下。你不能一直按照现在的紧张步调工作下去。请听从查尔斯·威尔逊的劝告，因为你也希望全国听从你的劝告。
※ ※ ※
在我访问莫斯科期间，我极为关心的几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已发展到顶点。6月间，开往马耳他岛的运输船队的失败说明，只有大规模而迅速的救援，才能保住马耳他岛要塞。俄国北部运输船队在7月间遭遇灾难之后一直停驶，使海军部不得不抽调本土舰队的大批舰只。海军上将西弗莱特乘“纳尔逊”号，率领“罗德尼”号及三艘巨型航空母舰、七艘巡洋舰和三十二艘驱逐舰在8月9日进入地中海，参加“基石”作战计划。还增加了“狂暴”号，以便使飞机飞往马耳他岛。在此期间，敌军也加强了撒丁岛和西西里岛上的空军力量。
8月11日，海军上将西弗莱特的舰队护送满载军需品的十四艘快速商船离开了阿尔及尔。航空母舰“鹰”号被一艘潜艇击沉，但“狂暴”号却成功地使舰上的“喷火”式飞机飞到马耳他岛。次日，预料中的敌军空袭开始了。一艘商船和一艘驱逐舰被击沉，航空母舰“无畏”号也被击伤。三十九架敌机和一艘意大利潜艇被击毁。那晚护航队驶近海峡之时，海军上将西弗莱特依照计划，率领战列舰撤退，留下海军少将巴勒继续随同运输船队前进。第二天晚上，敌潜艇和快速鱼雷艇的攻击逐渐激烈，到早晨时，七艘商船连同巡洋舰“曼彻斯特”号和“开罗”号都被击沉。另外两艘巡洋舰和包括装载重要物资的美国油船“俄亥俄”号在内的三艘商船均被击伤。
幸存的舰只勇敢地向马耳他继续前进。13日白天空袭继续进行。“俄亥俄”号又被击中，无法行驶；另一艘商船也是如此。到这时，运输船队中其余船只已驶到马耳他防御设施所能支援的距离之内，因而当天晚上，“查尔默斯港”号、“墨尔本之星”号和“罗彻斯特堡”号等三艘船只，终于进入了港口。此时又进行英勇的努力来拖回那三艘仍然漂浮着的重伤船舰。“布里斯本之星”号第二天成功地驶进了港口。被拖带的“俄亥俄”号在连续空袭之下越发难以控制，但是，在15日终于也胜利地被拖进港内。因此到最后，在十四艘商船中，有五艘英勇的商船带了珍贵的物资到达了目的地。这次损失了三百五十名官兵，还有这么多的最优良的商船和英国皇家海军的护航舰只，极堪痛惜。但是得到的收获已足以抵偿付出的代价了。马耳他获得了粮食、弹药以及其他重要物资的补充以后，又恢复了元气。英国潜艇回到了马耳他岛，在皇家空军突击力量的支援下，又取得中地中海的控制权了。
敌人本来是完全有力量彻底摧毁这支运输船队的，他们对此显然是很感兴趣。当这支运输船队已受到严重的损伤并已被驱散的时候，两支意大利巡洋舰中队于13日晨又驶到班泰雷利亚岛以南去进行拦截。船队需要强有力的空军支援，以便使它们能在接近马耳他的海面作战，因此海军上将维安于3月间对意大利舰队初期作战的影响在此产生了结果。德国空军不愿再同意大利海军合作，坚持单独攻击。于是总部方面引起了剧烈的争执。根据一位德国海军上将的记载，他们向墨索里尼提出申诉，经他调停，结果意大利巡洋舰在驶进西西里海峡以前就撤退了。在驶返海港时，其中有两艘军舰遭到英国潜艇的鱼雷的攻击。这个德国将军接着写道：“大量战斗力被无谓地浪费掉，情况之糟，堪称观止。英国海军作战，尽管遭到各种损失，但并没有溃败，而只是由于轴心国军最初进攻时犯了战略错误，它的反响有朝一日是会被会发现的。”
8月17日，我发出下列电报：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8月17日
请向海军将官西弗莱特、巴勒、利斯特和全体参加突击运送物资去马耳他的辉煌战斗的官兵转达我的敬意。这次战斗势必对最近地中海地区的战局产生重大的影响。
2．此间报纸报道，有十三架敌机被击落，但这只是马耳他部队击落的；我还没有看到另外三十九架飞机被航空母舰飞机击落的消息；航空母舰改变了空战的局势。
运输船队的安然到达，使我有可能邀请戈特勋爵前来开罗。我很想从他那里听到马耳他岛的种种情况。戈特和他的副官芒斯特勋爵（大战开始时，他曾是一位大臣，但是他坚持要到前线去）平安到达。他们两人很瘦弱，看来颇为憔悴。
这位将军和他的幕僚严格遵守一般军民的仅够糊口的食物配给制。大使馆很细心地供应他们富有营养的食物。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分别时，我对马耳他的情况已有了清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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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离开伦敦期间，印度发生了一场危机。国大党实行挑衅政策，采取破坏铁路并且制造混乱和闹事等形式。群众暴乱在农村广大地区到处蔓延。这种情况使处于日军进攻威胁之下的印度的整个备战工作面临很大危险。只有一个英国人参加的总督行政会议一致建议拘捕并监禁甘地、尼赫鲁以及国大党的主要成员。战时内阁听取印度事务委员会的意见以后，立刻批准了这个激烈的政策。拘捕的消息宣布后，蒋介石大元帅送了几份冗长的抗议书给总统，总统又转给了我；那时美国方面认为蒋介石是亚洲自由的最伟大的战士。我不满意中国的这种干涉。我写信给总统说：“不论印度国大党有怎样的言论行动，印度政府只要本身的权力未被破坏，是肯定有能力维持秩序，有效地执行行政管理，并且使印度对战争作出最大贡献的。”
总统作出了下列答复，对我很有帮助。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在开罗） 1942年8月9日
鉴于你的来信，我已函复蒋介石，说我目前似乎不宜考虑采取他在信中所建议的那些步骤中的任何步骤。我强调指出，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当然不希望实行任何削弱印度政府权力的方针。然而，我对他说，关于这个问题以及影响联合国家重要利益的其他问题，我欢迎他密切地同我联系，因为我认为，最好使他感觉到他所给我的那些建议已得到善意的考虑。我担心，假如我不那样做，他将会更加主动地采取什么行动；我知道你也会同意，这种主动的行动在目前也许是很危险的。我已为他留有余地，以便使他提出任何新的建议——以后想到的或在认为需要时提出的新建议。
我对于印度总督，已提出保证给他有力的支持；他复电如下：
印度总督致首相 1942年8月20日
接到你亲切的来电，极受鼓舞。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而且我认为这还不是最困难的。但我充分希望，在日本人或德国人对我们施加直接压力之前，我们可以澄清局势。
一系列危机在同一时间爆发，并不足以增加应付危机的困难。一种不利的局势也许可以抵消甚至完全消除另一种不利的局势。由于对日战争的关系，美国方面的舆论对印度问题保持沉默。总督所提出的并经战时内阁批准的措施即将生效。它们证明国大党在印度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只是表面的，印度人民深怕日本的侵略，希望英王兼印度皇帝保护他们。在同国大党领袖们直接较量的全部过程中，好几千新的志愿兵前来参加印度陆军。我们一度担心这种情况会酿成1857年印度兵叛变①以来的最严重的叛乱，但它在几个月内就归于失败，几乎没有造成什么生命的损失。
①指1857年5月10日在德里附近开始爆发的士兵起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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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我收到了袭击迪埃普的消息，这次袭击的作战计划是在4月间对圣纳泽尔的英勇而辉煌的袭击以后开始拟订的。5月13日，这项计划（“战马”作战计划）的大纲经参谋长委员会通过，作为武装部队司令官的具体作战计划的基础。三军使用的兵员将有一万余人。这在我们企图进攻德军占领的法国海岸的军事行动中，当然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得到的情报说，防守迪埃普的德军，只有战斗力很差的一营士兵，连同其支援部队，总数不到一千四百人。攻击原定于7月4日开始，部队已在怀特岛的港口登船。因为天气不好，攻击日期推迟到了7月8日。已经集中的船只遭到德国飞机的攻击，军队便离船登陆。这时便决定完全取消这次军事行动了。一直在监督这个计划的执行的蒙哥马利将军（东南战区总司令）这时竭力主张，不应再进行这次军事行动，因为有关部队都已接到命令分头上岸了。
然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当在这一年的夏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军方的意见似乎也一致同意，在进行那样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以前，有关将领不再负责筹划主要的进攻计划。
我与蒙巴顿海军上将讨论后才弄清楚，在夏季几个月中是没有充分时间来布置一次新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但迪埃普的军事行动（新的密码代号是“庆典”计划），如能采取非常措施来保守机密，则可在一个月内实行。
正是由于这个理由，现在已无记录可查；但是，在加拿大当局和三军参谋长批准计划以后，我是亲自和帝国总参谋长、海军上将蒙巴顿和海军部队的司令官休斯－哈利特上校共同审查过这个计划的。我们都很清楚，在“庆典”计划和“战马”计划两者之间除了用突击队代替空降部队炸毁侧翼的海岸炮台以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庆典”计划现在可能实行，因为又有两只步兵登陆艇可以用来运送突击队，而且，由于不采用空降办法，那种使“庆典”计划再度因气候条件而被放弃的可能性已大为减少了。尽管载运一支突击队的登陆艇和一支德国海岸护航队发生过一次遭遇战，我们还是完全摧毁了一座炮台，另一座炮台已不能对我们的军事行动起多大阻碍作用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计划的改动毫未影响作战的结果。
战后我们查阅德方的档案，知道他们并没有通过情报的泄露而得到我们意图进攻的特别警告。不过，他们对迪埃普地区会遭受威胁的一般估计，导致整个战线防御措施的加强。
他们曾发出命令，说在月光和潮汐都有利于登陆的日子，例如8月10日和8月19日之间的几天中，要特别提高警惕。负责防守迪埃普地区的一个师在7月和8月间得到增援，而且在受到袭击时确是全体出动，处于日常戒备状态的。驻在不列颠的加拿大陆军，好久以来已跃跃欲试，急于一战，登陆军队的主要部分就是由他们组成的。这段史实已由加拿大陆军官方历史①生动地作了叙述，而且在其他官方刊物中也有记载，无庸在此赘述。虽然所有的武装部队、英国突击队，登陆艇队及其护航队都表现得极其英勇忠诚，也作出许多辉煌的战绩，但结果却使人失望，我们的伤亡十分惨重。这次渡海作战的第二加拿大师五千名士兵中，百分之十八的人阵亡，近二千人被俘。
①C．P．斯特西上校：《1939—1945年的加拿大陆军》。
回顾这次重要的战事，其伤亡情况似乎与结果大不相称，但只用这一项标准来衡量这次行动，是错误的。迪埃普登陆在战史上自有它的地位，我们切勿只看到可怕的死伤数字就认为它是一次失败。它是代价巨大的，但并非无结果的武力侦察。从战术说来，它是经验的宝库。它清楚地说明我们在判断方面中的许多缺点。它告诉我们要及时建造各类新式船艇和设备，以备将来应用。我们还体会到在敌前登陆中，海军重炮强力支援登陆部队的价值；我们的海空军轰击技术在这以后便得到了改进。最重要的是，它显示出个人的技巧和英勇行为，如果得不到彻底的组织和联合的训练，是起不了作用的；协作是成功的秘诀。这点也只有将陆海两栖部队训练好、组织好才能办到。我对于所有这些教训都铭记心中。
从战略上说，这一袭击使德军更加意识到被占领的法国的整个海岸面临的危险。它使德军在西欧保持军队和物资，从而减轻了俄国所受的压力。光荣归于牺牲的勇士们。他们的血并未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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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罗时，我坚持提出要以空军强力支援苏联南部侧翼的问题。
首相（在开罗）致副首相、外交大臣、伊斯梅将军和空军参谋长
1942年8月19日
我同意，在今后六十天内不可能对局势有所影响。我也同意，在此间作出决定以前，不可能有所行动（这项决定肯定会在四十天内达成，也许会早一些）。
2．必须将此事看作长期政策：在俄军南翼部署一支强大的英国空军，以后再加上美国空军。其目的是：
（1）为了普遍地加强俄国空军的力量；
（2）为了对我们在波斯和阿巴丹的利益设置前进的屏障；
（3）为了使我们与俄国人之间友谊增添道义上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远远超过所使用的兵力。我们必须设法对俄国人作出友谊的行动，尤其因为9月份以后我们的运输船队将遭到困难；
（4）因为这不是分散力量，而是集中较大的力量来对付主要的空军目标，那就是，每日同德国空军接战，以消耗它的力量。我们在战线的正常条件下作战，能比在英吉利海峡寻找麻烦更为有利。在前线作战，我们能使飞机一架拼一架。
3．我同斯大林会谈时，已答应由英王陛下政府对这项政策承担责任，因此我必须要求得到内阁的支持。莫斯科军事会谈的记录送到以后，也请你们一阅，此外还有我和罗斯福总统关于这个问题的通信。对此问题，总统是极为重视的。
4．空军参谋长应该依照空军上将特德所拟订的大纲草拟一份行动计划，我可先把这份计划草案送给总统，并附一个说明。如果他的答复使人满意，我当坚决地向斯大林提出建议，虽然在11月份之前不能实行，但它会使我们立刻开始进行测量，准备飞机场，并且使我们能从波斯和高加索方面接近俄国领土。假若一切顺利，我们当和俄军的南翼一同向前推进；如果不利，我们无论如何也必须把这种战斗序列的力量布置在波斯北部。我希望在离开这里以前，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我们在听到他的意见之后，即可在国内作出最后决定。
5．我们若要牺牲俄国来取得自身的喘息机会，这是谁都能轻易办到的事情，但是，重要问题却在于同这支艰苦作战中的巨大军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很难相信，特德所提及的战斗行动将妨碍“火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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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将我们在德黑兰讨论过的关于波斯铁路移交美国管理这一重要事务，告一结束。
首相致副首相、伊斯梅将军及其他有关人员 1942年8月21日
我们在德黑兰和开罗同哈里曼和美国铁路专家会谈后一致同意，我应该接受总统的建议，由美国接管横贯波斯铁路和霍拉姆沙赫尔港口的运输工作。除非美方提供全部需用人员的百分之六十，我们是无法搞好管理工作的。他们建议把接管当作一种任务，为我们担负整个运输工作；但是依照美国的方针，任用美国的军事和文职人员来经营管理。移交将逐步进行，并将延续好多个月。到移交完毕，约可调出两千名英国铁路人员；这些人员是我们军事铁路系统的其他部门所迫切需要的。我给总统的电报，你将在传阅时看到。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22日
复信迟迟，因为我要在亲自研究横贯波斯铁路的情况以后才能作复。在德黑兰和开罗，我已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并已与艾夫里尔、马克斯韦尔将军、斯波尔丁将军和他们的铁路专家们会商过。横贯波斯铁路的各项货运，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每日可达三千吨。我们都认为应该增至每日六千吨。只有用这种办法，我们才能保证向俄国运送日益增多的军需品，也只有这样才能运送军队到波斯北部以建立一支对付德军可能进攻的军事力量。
2．为了达到较高的货运量，必须大大增加铁路人员，供应更多的车皮和技术装备。而且，要使这个目标在适当的时候实现，还得铁路人员热情地努力地工作，以及铁路优先获得所需要的供应。
3．因此我欢迎并接受你在电报中所提到的最有帮助的建议——这条铁路应当由美国陆军接管、发展和经营。随着铁路一并移交的还有霍拉姆沙赫尔和沙赫普尔港两个港口。这样，你们的人员要负起开辟波斯走廊的伟大任务，这条走廊主要是将你们的军需品运到俄国。我们这里的全体人员都认为，你核准这项建议，将使我们得到实惠。除了你的帮助以外，我们想不出其他办法；我们将现在铁路上工作的英国部队人员调到其他工作岗位以后，我们在中东的沉重负担可以得到缓和。虽然英军当局仍然保留着调度运输的任务（这条铁路是英军作战不可缺少的交通要道），但这条铁路及其港口将完全由你方人员管理。我看，在双方通力合作方面是不会有什么阻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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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巡洋舰“堪掊拉”号于8月9日夜间在所罗门群岛瓜达卡纳尔岛附近被日军击沉。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8月23日
澳大利亚已损失了拥有八吋大炮的巡洋舰“堪培拉”号。
如果我们立即无代价地把我们一艘同型的军舰交给皇家澳大利亚海军，那么对于澳大利亚人的情绪将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请以极大的同情考虑这项计划，并准备在我归国时将意见告知。在此期间，我不准备向任何人提起此事。
这项建议后来受到采纳，“希罗普郡”号巡洋舰赠给了澳大利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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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我又访问沙漠前线。我和亚历山大同乘他的汽车从开罗出发，经过金字塔，穿越沙漠约一百五十哩到了海边的阿布西尔。他告诉我种种情况，使我甚感振奋。傍晚，我们到了在布尔杰阿拉伯的蒙哥马利的总部。我们这支后来著名的沙漠旅行队在一处沙丘中停了下来，离此不远，海边浪花起伏，闪闪发光。蒙哥马利将军把他自己的铁路专车借给我用，车内有办公室和卧室。经过长途行车之后，我们都畅快地洗了澡。当我们围着浴巾站起来时，蒙哥马利说：“部队此刻都在海边洗澡哩。”他向西挥动着手臂。三百码外，我们的士兵约有一千人躺卧在海滩上。我明知故问地说，“陆军部干吗要花钱为士兵做白色游泳裤呢？这笔钱是完全可以省下来的嘛。”他们实际上除了穿裤衩的地方以外，皮肤都晒成为深褐色的了。
风气改变了！当我在四十四年前行军到恩图曼的时候，我们的论调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不让非洲的太阳晒黑我们的皮肤。规定是很严格的。我们的咔叽外衣背上都钉上特别的背垫，外出不戴拿破仑帽是违反军规的。人们劝告我们，要顺从有一千年经验的阿拉伯习惯，穿着厚厚的衬衣衬裤。可是现在，二十世纪才到一半，许多白种兵士每天劳动不戴帽，或者光着身子，腰间只围一块布。这样显然并未带来什么伤害。虽然皮肤从白色变到紫铜色要晒若干星期，而且是逐日增加时间，但中暑的却很少。我不知道医生对这些情况作何解释。
我们穿好衣服——不到一分钟我就拉上了拉链——去吃晚餐以后，集合在蒙哥马利的地图车厢内，他熟练地给我们讲了整个形势，这说明他在几天之内就已掌握了全部问题。他精确地估计隆美尔下一次的攻击，并且介绍了他的应战计划。
他谈得头头是道，然后又谈了他自己的进攻计划。不过，他必须要有六个星期的时间才能使第八集团军准备就绪。他要把师改编成为完整的战术单位，在新的师团开到前线并熟悉“谢尔曼”式坦克的操纵技能之前，我们必须等待。那时会有三个军，每个军由蒙哥马利和亚历山大所深为了解的有良好作战经验的军官来指挥。最重要的是，要使大炮发挥在沙漠战区过去未能发挥的威力。他说，执行这项计划要有9月底。
我对这个日期有些失望，但是，即使这个日期，也要看隆美尔行动如何来决定。我们的情报说明，他即将发动进攻。我自己已获得大量情报，说他将力图在我沙漠侧翼进行一次巨大的迂回运动，以便进抵开罗，而且这一次运动战将在隆美尔的交通线上进行，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这时，我常常想到1814年拿破仑的溃败。拿破仑也想在交通线作战，但盟军却直捣他几乎空城一座的巴黎。我认为最重要的，开罗应由第八集团军所不需调用的强壮士兵防守。
仅仅采用这个办法，就能使野战军得到充分的机动自由，并能在发动进攻以前冒险让它的一个侧翼先撤回来。我看到我们都已取得一致意见，很为快慰。虽然我总是急躁地要求我方尽早发动进攻，但我更欢迎在我们发动主要的攻击以前，隆美尔会向我们张牙舞爪猛扑过来。可是，我们现在要组织开罗的防务还来得及吗？许多迹象表明，只在十几哩以外同我们对抗的那个胆大妄为的司令官将在8月底之前发动大规模进攻。我的朋友们说，这些日子的任何一天，他都有可能为了继续保持优势而发动攻击。若推迟两三个星期，则对我们会有莫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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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我们一早就出发去看未来的战场和防守这个战场的英勇部队。我被带到鲁威塞特山脊东南的主要阵地。这里，在板硬的、高低起伏的、具有弯弯曲曲线条的沙漠之间，我们的大批装甲部队伪装隐蔽地散在各处，但在战术上又是结成一体的。我在这里遇到年轻的罗伯茨准将，当时他在这个主要阵地上统率着我们的全部装甲部队。我们最优良的坦克部队都归他指挥。蒙哥马利对我说明各种大炮的部署情况。
每一沙漠地的罅隙之间都挤满了伪装隐蔽的炮队。在我军出击之前，三四百门大炮将对德军装甲部队进行猛烈轰击。
虽然在敌方空军不断侦察的情况下，军队无法集中，但我那天却见到了许多士兵笑逐颜开地对我欢呼致敬。我所检阅的是我自己曾经在过的第四轻骑兵团，或者说，该团敢于集合在战场坟地附近的那五六十人。在这块坟地上，他们新近埋葬了不少战友。所有这些，都使人感动，但是这些悲痛情绪正化为第八集团军到处充满着的热烈奋发的感情。人人都说，蒙哥马利出任司令官以后，什么都变了。我愉快而高兴地感觉到这是真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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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打算同伯纳德·弗赖伯格共进午餐。我想起二十五年前在佛兰德①，在斯卡普河流域的营地访问他时的类似情景。那时他已指挥一旅部队，他很高兴地要陪我到他的前哨阵地去看看，但是我没有去，因为我了解他，也了解防线情况。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当然希望至少要看看在五哩以外和敌军对峙的这个精锐新西兰师的前进观测所。亚历山大认为他会陪我去看看，不至于说不让去的。但是，伯纳德·弗赖伯格却直截了当地拒绝承担这种责任，而这又不是通常的命令所能解决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由最高当局发布命令能解决的问题。
①古国名，在现在的比利时、荷兰南部，法国北部。——译者
我们只好到他的闷热的餐棚里去就餐，这顿午餐比我在斯卡普河那边吃的更为丰盛。这是沙漠里的一个8月的中午。
有一样菜是新西兰罐头蚝肉汤，我对它只好有礼貌地动了一下。顷刻间，走开不久的蒙哥马利又回来了。弗赖伯格出去向他敬礼，并告诉他，已为他虚席以待，希望他来就餐。但是“蒙蒂”——人们这样称他——不接受任何下属的款待，似已成为惯例。因此他按照惯例，坐在门外的汽车里，吃他的无味的三明治，喝他的柠檬水了。为了有利于纪律，拿破仑也是讲求孤高的。寓尊贵于严峻（Durauxgrands），是他的一条格言。但他当然会吃到从他自己的带篷马车里准备好的美味烤小鸡。马尔巴罗常常会和他的下属在一起畅饮美酒——我想，克伦威尔也会如此。技巧各有不同，但看来都能收到良好效果。
我们在第八集团军中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当我们回到停车的地方，又看到那海滩上欢乐的浪花时已是七点多钟了。
我所看到的一切都使我十分兴奋，毫无倦意，我们一直坐谈到深夜。蒙哥马利通常在十时就寝，他在睡觉以前要我在他的私人日记中写几句话，我就写了；在漫长的战争期间，也曾遇到过几次类似的情况，这时我写了这样的话：
“愿标志新战区开辟的布伦宁纪念日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和他的部队带来应得的荣誉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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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国内发去如下的报告：
首相致副首相，并转战时内阁、伊斯梅将军和其他有关人员
1942年8月21日
我用了两天的时间在西部沙漠访问第八集团军总部，刚刚归来。布鲁克、亚历山大、蒙哥马利和我一同视察了第四十四师、第七装甲师、第二十二装甲旅以及新西兰师的部分部队。我看到许多士兵以及第十三军战地的全体主要司令官，还看到和蒙哥马利将军同在一个总部内办公的空军中将科宁厄姆。
2．我敢断言，我们若沿用以前的制度，我们将遇到灾祸。
第八集团军那时已支离破碎，充满了沮丧和不稳的情绪。它一遭受猛烈的攻击，显然便要向东退却到尼罗河三角洲去。许多人左右张望，看看卡车上有没有自己的座位，而且部队也不了解明确的作战计划或上级的指挥毅力。
3．由于这种严重情况，蒙哥马利在视察前线以后，就主张立刻接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现经亚历山大决定，中东全部指挥权已于13日移交。
4．自此以后，从我自己所见到的军队状况、所听到的司令官们的意见看来，情况已迥然不同了。亚历山大命令蒙哥马利准备进攻，同时守住全部阵地；蒙哥马利则对他的指挥人员发出了一份鼓励士气的指示——指示的全文我将于归国时给你们传阅。到处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气象。阵地加强了；超期服役的人员已被挑选出来重新编成坚强的部队。第四十四师和第十装甲师已开到前沿地区。公路上正忙于向前线运输部队、坦克和大炮。霍罗克斯将军指挥第十三军，拉姆斯登（Ramsden）仍任第三十军军长，赫伯特·拉姆斯登（HerDbertLumsden）将军正把第十军组成为机动的集团纵队，以配合9月底的进攻。为此，又拟定了一个勇敢而全面的计划。
5．然而，隆美尔似乎有可能在8月底之前，在有月光的日子里进行袭击。他已损失了他所指望的极有价值的运输物资，而且，他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可是，我们一定不要低估他的力量。我们必须估计到敌方将进行一次很广泛的迂回行动，参加这次行动的，可能有德军二万人、意军一万五千人，其中包括两个装甲师和四五个轴心国摩托化师。即将来临的战斗是艰苦而生死攸关的，但我对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极有信心，我确信第八集团军一定会奋勇作战。假如隆美尔不在8月份攻击我们，他自己将在9月间受到攻击，那他就处于更不利的地位。这情况正好与“火炬”作战计划配合一致。
6．为了应付8月份的战役，我们在前线应有坦克七百辆和后备坦克一百辆，可作战的飞机约七百架，野战炮五百门，发射六磅炮弹的防坦克炮约四百门，发射二磅炮弹的防坦克炮约四百四十门。但因我方仅有中型炮二十四门，我们在这方面的力量肯定是薄弱的。我们必须预计到敌人将大规模空降伞兵，而且隆美尔会对此寄予很大的胜利希望，所以第八集团军将尽可能地疏散开。
7．为了使第八集团军在下星期遇到攻击时能有最充分的机动力量，我们正在从亚历山大港到开罗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增加一条坚强的防线。第五十一〔高地〕师正在那边驻防。
明天我将去访问他们。我已促使亚历山大将军注意两年前所拟定的水淹计划，并已在各处采取了行动。
8．总之，我和其他人员由于看到我们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因此赞成在9月而不在8月进行战斗。同时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所指挥的是一支充满活气、信心十足、坚韧不拔的部队，他们在具有最高军事素质的领导人员指挥下，配合得宜，好像一个极好的运动比赛队伍。凡是能办到的事都已完成或正在完成中；我现在应该归国了，因为我在实际的战斗中起不了什么作用，战斗必须由我们所信任的人员去主持。我还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你将从其他电报中了解到，戈特已在此，普拉特明日可到。帝国总参谋长和我打算在星期日夜间出发，你将在另一份电报中知道我们的飞行路线。如果国王陛下愿意，我希望能在星期二同陛下举行每周的中午聚餐。
9．我对于“庆典”计划〔迪埃普登陆〕的总印象是：所得的结果足以抵偿重大的代价。仅仅这次大规模的空战已足以证明这次袭击是值得的。
10．我衷心感谢大家在我执行这些令人焦急、而不很愉快的任务时所给予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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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我访问了开罗附近的都拉洞，那里正进行着重要的修理工作。过去金字塔所用的石块就是从这些山洞里凿来的。现在开采石块很方便了。读者已经看到，我一直埋怨我们的飞机和坦克修理得又慢又不好。在现场看来，一切都好像出色而有效力；大批技工日日夜夜地做了大量工作。但我有我的图表和数字，我依然感到不满意。规模太小了。最早的过错在于埃及的法老没有造出更多更大的金字塔。但是其他责任就难归之于别人了。这天的其余时间，我们从一个机场飞到另一机场，检查机场设施情况，并对地勤人员讲话。
在一处地方，集合着的空军人员有两三千。我也一旅一旅地视察了刚刚登陆的高地师。我们很晚才回到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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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进行访问的最后几天里，我的全部思想都放在如何应付即将到来的战斗。隆美尔随时会用能使庐舍成墟的大批装甲车辆发动一场进攻。他可能通过金字塔附近打进来，除了他进抵尼罗河——它宁静地流过总督府草地前边——时会遇到一条运河的障碍以外，几乎是一无阻拦。在棕树林里，兰普森夫人的小男孩笑嘻嘻地坐在婴儿车上。我向尼罗河对面望去，那边是广阔平原。一切都是宁静和平，但我对这位母亲暗示，开罗的气候很闷热，可能对孩子们不相宜。“为什么不送孩子到外地去，让他在黎巴嫩凉风中吹吹呢？”可是她未接受我的劝告，也无人能说她对军事局势的推断不正确。
在亚历山大将军和帝国总参谋长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我着手规定一系列的防卫开罗和北流入海的那些水道的非常措施。战壕和机枪阵地建筑起来，桥梁下敷设地雷，两端布置电网，并放水淹没了广大的前线地区。开罗的数千名参谋人员及部队职员，全部都用步枪武装起来，并奉命在必要时沿设防的水道布防。第五十一高地师尚未被认为能“适应沙漠作战”，但这些精锐的部队现在已受命去防守尼罗河新战线了。由于尼罗河三角洲一带运河密布，易受水淹，而横越该区的堤道较少，因此该处阵地为力量较强的地区之一。
阻止装甲部队沿堤道冲进，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开罗的防务通常是由统率埃及军队的英国将军担任，他的全部队伍也已严阵以待。然而我认为，如果发生紧急情况，最好使梅特兰—威尔逊将军——“琼博”——负起防卫的责任，他已受任主持波斯—伊拉克战区，但在这几个危急的星期里，他的总部正在开罗建立中。我已对他发出一个指示，要他充分了解整个防卫计划，并应在亚历山大将军通知他开罗已处于危急状态时，立即负起防卫的责任。
现在我必须在战争的前夜回国，去处理更为广泛而且同样具有决定性的事务。我将给亚历山大将军的指示，内阁已经批准。他现在是处理中东事务最高负责人。蒙哥马利和第八集团军归他指挥。同样，在必要时，梅特兰—威尔逊和开罗的防务也归他指挥。“亚历克斯”——我这样称呼亚历山大已好久了——本人和他的总部业已迁往金字塔附近的沙漠地区。他镇静、愉快，了解全面情况，到处鼓舞人们要沉着应战，具有深刻的必胜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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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8月23日下午七时半从沙漠机场起飞，我安然入睡，直到天明后好久方才醒来。我在C—46型飞机中沿着炸弹舱爬到座舱时，我们已飞近直布罗陀。我必须说，这时飞行情况看来很危险。四周笼罩着晨雾，看不到前面一百码，我们飞行不能高出海面三十呎。我问范德克路特，情况是否良好，我说我希望他不会碰撞直布罗陀的岩壁。他的答复并不特别使人放心，但他对他的航线很有把握，既不会高飞，也不会飞出海面；看到他这样飞，我很高兴。我们继续飞行了四五分钟。然后突然飞到晴朗的天空，翱翔在雄伟的直布罗陀悬岩之上，它在这道地峡和狭长一片的中立土地上闪闪发光。这块中立地带把直布罗陀同西班牙和一座叫作“西班牙王后宝座”的山连结在一起。在浓雾中飞行了三四小时之后，范德克路特还能精确地飞行。我们飞过了令人悚然的岩壁正面数百码，没有改变航线，就平安降陆了。我仍然认为，如果能再飞高些，再迂回飞行一两小时，就会更好了。我们加了汽油，时间还有富余。这实在是一次漂亮的飞行。
这天上午同总督在一起，下午乘机返国；黄昏时分，我们走马观花地领略了一下比斯开湾的风光。
第三十章 “火炬”作战计划的最后形成
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指挥——同美国将军们的融洽相处——需要一个简单的指令——从华盛顿方面投来一个爆炸物——美国对进入地中海颇有顾虑——8月27日我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8月30日总统的复电——美国相信法军不会攻击美军——9月1日我给总统的电报——9月3日总统的复电——我建议艾森豪威尔飞往华盛顿进行解释——我写给哈里·霍普金斯一信但未发出——对于僵局及其原因的观察——9月4日总统传来的较好消息——我们同意：万岁！——好，加油干吧——计划和时间——同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两将军再作讨论——9月15日我致电总统——“一次美国的军事行动，我们在这次行动中当助手”——“火炬”日期定在11月8日——隆美尔向开罗的最后一次进军——阿拉姆海尔发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