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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4

_7 温斯顿·丘吉尔(英)
  这似乎是我的一个倒霉的时期。我躺在铺上,随便翻阅了一会儿公文,然后睡了四五小时,一直睡到伦敦。睡眠是多么幸福啊!战时内阁人员在月台上欢迎我。我很快就回到内阁办公室工作了。
第二十三章 不信任投票
  联合政府的力量——一长串军事失利和溃败——6月25日,一项方便的不信任动议——撤回动议的建议遭到拒绝——克里普斯爵士的报告——7月1日,第一天辩论——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的动人演说——拙劣的节外生枝——罗杰·凯斯爵士作为附议者——一种矛盾的情况——温特顿勋爵的攻击——霍尔—贝利沙先生的攻击——我结束辩论——议会中无拘无束的自由讨论——我们的意外的灾难——托卜鲁克出人意外的陷落——美国关于英国情况的歪曲报道——缺乏坦克与战前的根源——奥金莱克和里奇——我要求表决——我为我的国防大臣一职辩护——只有二十五张反对票——我的美国朋友的欣慰——历史的巧合。
  充满尖刻文章和刺耳声音的报纸上的议论和批评,在下议院里得到二三十位议员的附和,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员则抱着相当阴郁悲观的态度。在这个时机,一个由一党执政的政府,如果不经过一次投票,就会像1940年5月迫使张伯伦先生交出权力那样,在一阵激烈的议论中被推翻。但是,民族联合政府经过2月份的改组而有了加强,它的团结一致的力量是巨大而有压倒的优势的。所有主要的大臣都团结在我的周围,丝毫也没有不忠诚和不坚定的想法。我似乎已取得所有充分了解情况关心局势演变并且分担责任的人们的信任。
  没有一个人动摇不定,也没有阴谋的私议。我们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牢不可破的团体,能够抵制任何外来的政治攻击,能够经受每一种挫折,为共同的事业而坚持不屈。
  我们已经遭到一长串的失利和溃败——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奥金莱克在沙漠战役的失败;未曾解释,也难以解释清楚的托卜鲁克战役;沙漠军队的迅速溃退,以及我们在昔兰尼加和利比亚所有占领地的丢失;向埃及边境退却四百哩;五万余人的伤亡和被俘。我们损失了大量的大炮、弹药、车辆和各种储备。我们又回到马特鲁,回到两年前的旧阵地;
  但是,这次隆美尔和他的德国军队乘胜利之势,坐在缴自我们的汽车上,用的是我们供应的汽油,大多数时间中发射着我们的弹药,向我方进逼。只要再少许前进一些,再取得一些胜利,墨索里尼与隆美尔就会携手同进开罗或者开罗的废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我们遭到惊人的挫败以后,又面临着正在发生作用的种种未知因素,谁能预言,这种局面如何发展呢?
  议会的情势需要立即明朗化。然而,在新加坡沦陷前不久曾经举行过一次信任投票,很难再要求下院举行另一次信任投票。可是,当心怀不满的议员自行决定在议程单上规定投一次不信任票时,那就非常方便了。
※        ※         ※
  6月25日,议程单上列着一项动议,措辞如下:
  下议院对于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皇家军队的英勇气概和坚忍精神,虽然表示敬意,但是,对于中央有关战争的指挥工作,却不予信任。
  列名的是保守党的一位有势力的议员约翰·沃德洛—米尔恩。他是有权力的全党财政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关于行政浪费和缺乏效果等案件的报告,我始终密切注意,予以研究。这个委员会有大量情报可供利用;而且,还同我们战争机构的外围方面,有大量的接触。当宣布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附议这项动议,而且前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赞助这项动议时,情势顿时明显起来,一场严重的挑战业已开始。实际上,在某些报纸上,在议会走廊里,已在传播着有决定性的政治危机即将来临等等议论。
  我立即说,我们决定给以充分公开辩论的机会,订于7月1日开会。我认为必须发布一项公告。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29日
  当我在星期四下午四时左右在不信任投票辩论中说话时,我认为必须宣布,你从6月25日起已接替里奇担任指挥。
  埃及的战争危机渐趋恶化,而且,普遍地认为,开罗和亚历山大港很快就要在隆美尔的刀光剑影之下陷落。墨索里尼确已准备飞往隆美尔的总部,打算参加这两个城市,或者其中一个的凯旋入城式。看来我们在议会和沙漠前线都将在同一时间达到困难的顶峰。当我们的责难者了解到,他们将要面对我们团结一致的联合政府,这时,有些人的热忱消失了,而且,动议的提议人提出,如果埃及的严重局势使公开讨论成为不合时宜的话,就建议撤销动议。然而,我们不打算让他们轻易退避。考虑到将近三个星期以来,整个世界,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在焦急地注视着日益高涨的政治和军事的紧张形势,不使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是不行的。
  丘吉尔先生致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 1942年6月30日
  今晨我把你6月30日的来信交与战时内阁,他们要我通知你,鉴于这种对政府的能力和权威的挑战在数日以来已传遍全世界,因此有必要将此事交付讨论,立即得出结论,为此,已作好各种安排。
  辩论开始以前,海军中校金—霍尔起立要求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把他的动议推迟到当时在利比亚激烈进行的战事结束之时。约翰爵士回答道,假如政府由于国家利益愿意推迟,他将立即勉强同意,但是,政府方面并未提出这种建议。我于是作如下的声明:
  我已仔细考虑过这一问题,而且一点也不感迟疑,但是如果有人因局势的紧迫和严重而发出呼吁,辩论或许可以推迟。不过,这种投不信任票提案毕竟已列入议程相当时间了,而且,已经很快地传遍全世界了。当我还在美国的时候,我亲眼见到这个问题刚出现的时候所造成的强烈的激动情绪,虽说我们在国内的人对于我们制度的稳定性和我们今日政府的力量会有所了解,然而,我们国内的舆论,绝不是在其他国家所能分享与感受到的。现在,事情已发展到这种地步,而且一周多以来,这件事已成为世界每个角落的议题,依我看来,推迟决定比立即交付讨论将更为有害。
※        ※         ※
  因为我把我的发言保留到辩论结束之时,我有机会来考虑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他认为我将遭到批评的一些要点。①
  ①当我开始7月2日的发言时,得到了这份文件。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致首相      1942年7月2日
  在下议院和全国,无疑都有着十分庞杂的意见,但是,我们也明白,不信任投票无论如何绝不表示全国对新闻报导的普遍反应。同时,在莫尔顿补缺选举中,政府候选人在总票数约二万张中只得到六千二百二十六张,这种极重要的结果无疑是受到利比亚战局的影响,也显示出选举人的深切不安和缺乏信任。我并不认为选举人的情感在任何意义上是个人反对首相的情感,而是对某件事做错了而产生的一般不满情绪,要求毫不延迟地加以改正。就我所能推测到的而言,责难的情绪集中在下列六个主要问题上:
  (1)·从·开·罗·来·的·过·分·乐·观·的·新·闻·报·导——诚然这些电讯绝非官方电讯,但是,这些电讯必然是受到军事当局提供给报纸的消息的影响;而且,这些消息的主要用意在于引导新闻记者作出过分乐观的报导,而官方公报又没有起到纠正作用,来消除这些过分乐观的情绪。一般所产生的印象是,军事当局并没有认识到战局的严重性,而且,军事情报也不准确,常常会使我们战场上的指挥官作出错误的判断。这种报道的总方针,无疑使托卜鲁克的陷落和向马特鲁退却的消息,引起了极大的震惊。
  (2)·指·挥·的·才·干——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认为如果有较好的指挥才干,隆美尔可能已被击败,特别是在根据奥金莱克将军的说法,当时隆美尔已被打得筋疲力竭,处于危急万分的时机。可取的看法是,缺乏良好的指挥,而且,整个战役在防御战的基础之上考虑得过多,而在危急的时机,却没有必需的反击战的勇气。
  这种责难使人们对于总司令或者陆军司令官是否真正掌握现代机械化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产生了怀疑;也使人们想到,是否应当全部更换指挥官,代之以对机械化战争更有经验和才干的人员。
  (3)·最·高·指·挥——上述(2)所述的责难反映出对于最高军事指挥当局的广泛怀疑,怀疑他们是否同样也不合时宜,不能掌握对隆美尔及其军队作战的正确方法。与此有关的是,空军与陆军的合作没有达到可能达到的效率,而且,在最高统帅部方面,也还需要共同努力和共同计划。
  (4)·武·器——也许最强烈的责难是,在战争几乎进行了三年之后,我们仍然在坦克与防坦克炮等重要武器方面处于劣势;而且,这种劣势是造成溃败的主要原因。
  (5)·研·究·和·发·明——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虽然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些非常有才能的科学研究工作者、科学家和发明家,但是,在有效的装备竞赛方面,我们总是没有充分利用他们的才能,而且,为了从这个战争的重要部门得到最大的好处,在组织方法上,还有改进的余地。
  (6)·空·军——人们对奥金莱克将军所说,我们在空军方面士气优良,可是却不能阻止敌人前进,不知道如何自圆其说。这导致种种怀疑,如各种精密空军武器的效用等等,而且又一次地引起对俯冲轰炸机的整个怀疑和关于飞机型式的其他疑问。在这一方面,我们非常不安,由于我们对飞机的型式存着过分僵硬的观点,这就使我们即使处于空中优势,也无法像敌人那样有效地进行空中的战斗。
  鉴于我们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薄弱,我们是否可以更好地利用远程飞机?这里又产生了如何阻止敌方在利比亚的获得增援的问题。
  我认为,上述各点概括了全面人民中比较认真思考问题的一部分人心目中深感不安的几个主要问题。
※        ※         ※
  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作了一次动人的演说,提出了主要的问题,开始了辩论。这项动议“并非攻击在战场的军官们,而是明确地攻击在伦敦的中枢机构;而且,我希望指出,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伦敦方面,而绝不是在利比亚或其他地方。我们在这次大战中所犯的第一个重大错误是让首相兼任国防大臣”。他详述了集中在这两种职务的主管人身上的“巨大的责任”。“我们必须有一位有力的专职人员担当参谋长委员会的主席。我要求一个有魄力而不受任何方面牵制的人来任命陆军将领、海军将领等等。我要求一个强有力的人来负责皇家军队三军,……他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要求为胜利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武器,……敢于让海陆空军将领们按自己的方案从事工作而不受上级不适当的干预。最重要的,我要求一个人,如果不能达到他所要求达到的目的,就应当引退。……我们之所以遭受损失,既由于缺乏首相对国内事务的慎密的审查,也由于缺乏从国防大臣或其他掌管军队的官员——不管官衔叫什么——那里得到应有的指示。……任何一位平民都很清楚,过去几个月来一系列的灾难,实际上是过去两年来的一系列灾难,都是由于我们战时行政中枢存在有基本缺点而造成的。”
  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的这番话很中肯,但是,他接着又节外生枝地说,“如果国王陛下和格洛斯特公爵殿下同意,任命格洛斯特公爵殿下出任英军总司令而无需担任其他行政职务,这将是一项颇合人意的动议。”这一动议对于他所提的议案是有妨害的,因为,人们认为这是一项把王室牵涉到引起严重争执的责任的建议。此外,几乎享有无限权力的最高军事统帅的任命与王室公爵联系在一起,似乎有几分独裁的意味。从这个时刻起,这个冗长而详尽的控诉,就似乎失却了一些力量。约翰爵士最后说:“下议院应当明确,我们需要一位把全部时间用来争取战争胜利的人,来全权负责王室的各种武装部队;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人,请下议院给他权限,使他有权独立地执行任务。”
  罗杰·凯斯爵士附议这项动议。这位海军元帅由于被撤去联合作战指挥官一职深感不快,而且,由于他在职之时,我常常不采纳他的建议而更加不快;但是,我们之间的长期友谊使他在攻击中有所约束。他的责难主要集中在我的专家顾问们的身上——当然指的是三军参谋长。“在他出任首相期间,有三次——在加利波利,在挪威,以及在地中海——在执行足以使两大战役的全局改观的战略攻击时,每次都由于他的法定海军顾问们惟恐担风险,不肯和他分担责任而遭到挫败,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这一论点与原提案人的论点不一致,引起了注意。独立工党的一位议员斯蒂芬先生打断发言,指出原提案人“以首相不适当干涉军事指挥为理由,建议举行不信任投票;而附议人之所以加支持,似乎是由于首相之未能充分干涉军事指挥”。下议院显然看出了这一点。
  凯斯海军元帅说:“我们希望首相安排好国内事务,再一次团结全国人民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这时,另一位工党议员恰当地插了一句话:“动议是针对中央对于战争的指挥调度。如果这项动议实现了,首相必须辞职;但是这位高贵而侠义的议员,却在向我们呼吁,让首相留任。”罗杰爵士说:
  “如果首相必须辞职,那倒成为可悲的灾难了。”因此,辩论从一开始就闹翻了。
  虽然如此,辩论仍在继续,而责难者却越发争先恐后地发言。新任生产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上校在论述对我们装备问题进行的控诉时,作了一段暴风雨般的发言,具体而充分地说明了这一方面的情况。保守党从他们的后排席位发出了对政府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布思比先生,他作了一次有力而又有益的发言。下议院的元老温特顿勋爵恢复了攻击的力量,并且集中攻击我。“谁是实际主持纳尔维克战役的政府大臣?那就是现任首相,当时的海军大臣。……没有人敢于责备首相,因为那样做必须依照宪法的规定。……不问我们什么时候遇到灾难,我们都会得到同一答案,那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切勿责备首相;我们正逐渐接近德国人的理智与道德状态:‘元首永远是对的。’……我在下议院三十七年的时期中,我从来没有见过像现在这样企图为首相开脱责任的情况。……在上次大战中,我们从来没有可以与现在相比的一连串灾难。现在,看看政府用什么来开脱责任吧——因为‘元首永远是对的’。我们都同意,首相是我们在1940年勇气和坚定意志的统帅。但是,自从1940年以来,又发生了许多事。如果这一系列的灾难继续下去,这位尊敬的绅士就应当执行任何人都能做到的最大的自我否定的行为,走到他的同僚中去——现在坐在国务大臣议席上不止一个人宜于出任首相——并且建议其中一位应该出来组织政府,而且,这位尊敬的绅士本人将在他手下任职。或许,他可以担任外相,因为,他在处理我国和俄国以及和美国的关系中是正确的。”
  这些生动的辩论演说几乎进行到次日早上三点钟,我却不能听到一半以上。我自然在准备次日的答辩;但是,我的思想却集中在看来是埃及存亡攸关的战役上面。
※        ※         ※
  这一天一直进行到翌日凌晨的辩论,7月2日又精神饱满地继续进行着。当然,没有拒绝自由发言,也不乏自由发言。一位议员甚至说: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五六名其他国籍——捷克、波兰和法国——的将军,他们都受过使用这些德国武器和运用德国战术的训练。我知道这是有损我们尊严的,但是,难道不能将其中某些人临时调去指挥作战,直至我们能训练出我们自己的人才来的时候呢?把这些同里奇将军具有同等军衔的人派出去,有没有错误呢?为什么我们不调他们去负责指挥我们的军队呢?他们知道如何进行这次战争,而我们的人却不知道;我认为,与其由我们自己无能的军官指挥而失利,倒不如让联合国家其他成员来指挥而取得胜利,拯救英国士兵的生命。首相必须了解,在国内人们流行着一种嘲讽的口头语,说如果隆美尔在英军中,他顶多不过还是一个中士。①是不是这样?这种笑话在军队中是普遍流传的。现在,在英国军队中有一个人——这表明我们在如何使用我们有训练的人才——名叫迈克尔·邓巴,他曾调遣十五万人越过西班牙的埃布罗河去。他目前是这个国家一个装甲旅的中士。他在西班牙是参谋长;曾在埃布罗河打过胜仗,而现在是英军中的中士。事实的真相是英军被阶级偏见所支配。你必须改变它,你一定得改变它。如果下议院没有勇气使政府改变它,事态的发展将会改变它。虽然下议院今天也许不会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下一星期,你们会这样做的。下周的星期一和星期二,一定会想起我的话。批评政府的正是当前发生的大事。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把它们发为呼声,也许说得不太恰当,但我们正竭力把它讲出来。
  ①这当然表明对隆美尔在两次大战中长久而突出的专业生涯全然无知。
  前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将此项反对政府的议案进行了总结。他总结道:“我们或许会丢失埃及,或许不会——上帝保佑,我们不要丢失埃及——但是,当首相说过,我们会守住新加坡,我们会守住克里特,我们在利比亚已击溃了德国军队。……当我读过他所说的一切,又在说我们将守住埃及时,我的忧虑就更大了。……对于那种一再错误判断的人,人们怎么能信赖呢?这就是下议院必须作出的决定。想一想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在一百天之内,我们已丧失了我们的远东帝国。下一个一百天,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让每一位议员凭着他的良心投票吧。”
  我在这个有力的发言之后,接着发言,以结束辩论。下议院挤满了人。当然,我所想到的每一点我都说了。
  这回冗长的辩论已达到最后阶段。我们的议会制度在战争期间还能进行无拘无束的自由活动,这是多么突出的例证啊!凡是能想到的,或者能搜集到的例证,都被用来削弱对政府的信任,证明大臣们的无能,并且也用来削弱他们自己的信心,使军队不信任他们所得到的政府方面的支持,使工人对他们自己千辛万苦制造的武器失去信心,把政府描写成为以首相为首的一批无用之人,然后,再来损伤他的心灵,如果可能,还要在全国人民面前损伤他。所有这一切都已通过电报和广播传至世界各地,使我们所有的朋友感到痛心,也使一切仇敌感到快慰!我赞成这样的自由,在像我们正在经历着的这样危急的时刻,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也不敢运用这种自由。但是,事情不应就此打住;我现在向下议院呼吁,肯定不要就此打住。
  过去两个星期在昔兰尼加和埃及方面的军事失利,不仅改变了那个战场的局势,而且也完全改变了整个地中海的局势。我们损失了五万多人,其中大部分已成了俘虏;也损失了大量的物资,而且,尽管仔细安排了破坏,许多物资储备还是落入敌人手中。隆美尔穿过沙漠推进了大约四百哩,现在正迫近富饶的尼罗河三角洲。这些事件在土耳其、西班牙、法国和法属北非所产生的恶劣影响,现在尚无法估计。我们在此刻所面临的处境是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丧失希望与前景的处境,这是从法国沦陷以来最不利的时刻。如果有任何想要从灾难中获取暴利的人,他们认为可以用更暗淡的笔调来描绘当前的处境,他们当然有自由这样做。
  这幅凄惨画面的令人痛心的特色是其突然性。有着二万五千名守军的托卜鲁克仅仅在一天的工夫就陷落了,这是极端出乎意料的。不但下议院和一般公众想不到,就是战时内阁、三军参谋长与陆军总参谋部也料想不到的。奥金莱克将军和中东战区最高指挥部也未曾料及。在托卜鲁克被攻占的前夜,我们收到奥金莱克的电报说,他已调遣了他认为最适宜的守军,防御情况良好,而且军队的物资供应足敷九十天之用。我们希望能够守住这个非常巩固的边防阵地。这是从塞卢姆到哈尔法亚,从卡普措到马达累纳堡一带,由德国人加以修建而由我们自己加以改进的阵地。我们新修筑的铁路,从这处阵地向后伸展,成为直角;而且,正如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再像新的利比亚战役的早期阶段那样,背海而侧面受敌。奥金莱克将军希望守住这些阵地,等待我们在途中的强大增援的到来,其中一部分已经到达了;这样,他就有可能,争取主动,发动反击。……
  当21日,星期天的早晨,我到总统的办公室去,我极为震惊地看到托卜鲁克已经陷落的报告。我认为这个消息难以置信,但是,几分钟以后,从伦敦转来的我自己的电报也到了。我希望下议院将会了解,这对我说来是多么痛苦的事啊!
  更其糟糕的是,我正担负重要使命到我们一个伟大盟国的时候。某些人轻易地臆断说,由于政府在遭受挫败时保持着冷静而镇定的情绪,因此政府成员对公众的不幸,不会像独立的评论家们那样感到痛切。恰恰相反,我怀疑是否有人会比中枢负责处理国事的那些人更加悲伤、痛苦。在后来的那些天里,读到关于英国和下议院情绪的歪曲报导时,我的悲痛更加剧了。下议院无法想象它的议事录如何在大洋的彼岸发表出来的。问题在〔这儿〕提出,个别议员或不代表有组织政治力量的独立议员所作的评论,往往逐字逐句地电传过来,而且往往被当真看作是下议院的意见。议会走廊的闲谈,吸烟室里的回响,以及舰队街的街谈巷议,凡此种种都组成了严肃的论文,似乎在说英国政治生活的全部基础已经摇摇欲坠了。预料和推测遍地皆是。于是,我读到像这样的通栏大标题:“下院要求丘吉尔回国面听指责”、“丘吉尔回国将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等等。这样一种气氛当然是有损于一个正在从事于就决定战争大局有关的国家大事进行谈判的英国代表的。这些从英国传来的谣言之所以未能损害我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由于我们美国朋友不是可共安乐而不可共患难的朋友。他们从来不认为这次大战为期甚短而且易于应付,或者,战争的进程中不会充满着可悲的不幸。反之,我承认,我认为在这一特殊情况之下,所有上层人员中的友谊关系是更加巩固了。
  可是,我还是得说一下,我不信哪一个负有重要使命的本国公职人员,在他离国期间会像我在美国访问时那样厉害地遭到祖国人们的嘲弄——我可以相信,这不是故意的;而且,只有我对英国广大民众不可动摇的信念支持着我度过那些困难的日子。我当然对我的主人解释说,那些在议会里滔滔不绝的人绝不能代表下议院,正如一小撮新闻记者,他们把传播英美关系中,还得加上英澳关系中有害的流言蜚语当作职业,这种人绝不能代表可尊敬的新闻专业人员一样。我还解释说,当我回国时,所有这些将由下议院全体表示一个负责的、适当的而审慎的意见,以作为证明。而这就是我今天所要求的。
  霍尔—贝利沙先生谈到英国坦克的失利和我们装甲装备的劣势。由于战前在陆军部的记载,他不能理直气壮地发言,而我却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坦克的设计是英国人想出来的。据戴高乐将军著作所述,像现在那样使用装甲部队,主要是法国人的创造。后来,德国人把这些设想改变成符合他们所需要的。在战前的三四年中,他们照例全力以赴,忙于设计和制造坦克,并且研究和实习装甲战争。人们会想到,即使当时的陆军大臣没有经费来大规模制造坦克,他无论如何也可以制造各种实体模型,并且千方百计地进行实验,选择工厂,供应各种钻模和仪表,这样,在大战开始的时候,他就能大规模地生产坦克和防坦克武器。
  当我可以称之为贝利沙时期结束之时,我们只有二百五十辆装甲车,其中甚至很少几辆可以携带一门两磅弹炮。这些车辆大部分已在法国被德军缴获,或摧毁了。……
  我愿意接受,也必须接受,高贵的勋爵〔温特顿伯爵〕所说的对每件已发生事件的“宪法上的责任”;我认为,我在执行这些责任中,对技术上处理我军和敌军作战的事务不曾进行干预。但是,在战役开始之前,我一再催促奥金莱克将军亲自担任指挥,因为,我深信在未来一两个月内,在广大中东地区不会发生可与现在这次西部沙漠战斗相比更重要的战斗了;而且,我认为他是适于担任这项职务的人。他对我提出各种充分理由,认为无须这样做;这次战役就由里奇将军指挥了。正如我在星期二告诉下议院的那样,奥金莱克将军在6月25日已接替里奇将军,亲自担任指挥了。我们立刻批准了他的决定,但我必须坦白承认,就被更迭的军官而言,这件事不是我所根据来作出最后判断的原因。我不能随便拿这次战役中发生的事件来作出判断。我爱我们的海陆空军指挥官,感觉到在他们和所有责难者之间,政府好似一个坚强的中立者。他们应有公正的机会,并且要有不止一次的机会。人们免不了要犯错误,而从其中接受教训。人们也许会交厄运,然而,运气会有所改变。但是,无论如何你不应当让将领们去冒险,除非他们觉得有一个坚强的政府在支持他们。除非他们对国内发生的情况觉得无后顾之忧,除非他们感觉能集中精力来注视敌人,否则他们是绝不会冒险的。我还可以加上一点,除非政府官员感觉在他们的后面有一种忠诚而团结的多数在支持他们,你也无法使政府冒险。请看看现在有人要求我们所做的事吧,请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试图照办而失败了,他们对我们将进行怎样的攻击吧!在战争时期,如果你愿意服务,你就必须忠诚。……
  我愿说几句“关于表示极大的忠诚和敬意”的话——正如他们在外交文件中所说的那样——我希望我也能获得最充分的辩论自由。这一届议会有特殊的责任。当各种罪恶开始在世界上出现之时,它就主持事务了。我蒙受下议院极多的帮助,而且也希望,下议院可以胜利地看到各种罪恶的消失。
  只有在必须经历的漫长阶段中,下议院对它自己选出的责任执政政府提供一种牢固的基础,这一目的才能达到。下议院必须成为国家中的持续稳定的因素,而不要成为新闻界中那些心怀不满的一部分人企图挑起一个又一个危机的工具。如果民主和议会制度将在这次战争中获得胜利,那么,绝对需要的就是,依据民主和议会制度的政府能够有所作为,而且敢于有所作为,王室的臣仆们能够不为吹毛求疵的谴责和狺狺的咆哮所困窘,而敌人的宣传也无需由我们加以助长,我们的声誉也不会在世界上遭到贬低和损伤。反之,在重要的时机,下议院全体议员的意志应当明白表达出来。重要的是,不仅那些说话的人,而且那些观察、听讲和判断的人也应当被视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因素。总之,我们正在为我们的生存而战,为比生命本身更宝贵的事业而战。我们无权设想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只有我们克尽职责,胜利才是必然的。严肃而建设性的批评,或者在秘密会议中的批评,均有很大的优点;但是,下议院的责任在于支持政府,或者更换政府。如果下议院不能更换政府,就应当支持它。在战时,没有什么中间方案可以执行。5月份这两天的辩论已在国外造成有害的影响。仅仅是敌对的演说传至国外,我们的敌人就会对此大加利用。
  经常关于战争问题的辩论之后,接着就是表决,或者为表决提供机会;我因此深信,下议院中绝大多数的意见不仅要在表决中确切地明白地表示出来,而且,在以后的时日里也当如此;而那些力量较弱的弟兄们,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话,将不容许篡夺或垄断下议院的特权和高贵的权威。
  下议院的大多数必须克尽职责。我所要求的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作出决定。
  报纸中现在有一种煽动性的论调,在议会的一些敌对的演说中也找到了共鸣,那就是要免去我全面指挥与监督战争的职权。我不想在今天详细进行辩解,因为,在近日辩论中已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在目前的安排下,三军参谋长几乎不间断地举行会议,他们在直接指挥海陆空三军作出有效的决定上,不仅受到为他们服务的各种机构的协助,也受到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协助,日复一日地推动着战争的进行。我作为首相或是国防大臣,我监督他们的活动。我自己则是在战时内阁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进行工作,向它咨询一切重要问题,并通过它作出一切重要的决定。几乎我所有的工作都留有记录,我所发出的一切命令,我所拟议的一切调查报告,我所起草的一切电文等等均有记录可查。通过这些记录对我作出判断,我将完全觉得满意。
  我不要求对我和陛下政府予以宽恕。我是在帝国生命系于千钧一发之际,在我竭尽全力为我的前任进行辩护之后,出任首相和国防大臣的。我是你们的公仆,你们在愿意时有权来解除我的职务。你们没有权力做的是,要求我负起各种责任而又不给我有效行动的权力,要求我担负起首相的责任,却又如同那位尊敬的议员所说的,“在各方面受到权威人士的钳制”。假如今天,或是任何未来的时刻,下议院执行了它的真实无疑的权力,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并感到我已依据给予我的权力尽了我的责任,而走出下议院。在那种情况下,我只要求你们做一件事,就是把那些你们不愿给我的适当的权力给我的继任人。
  但是,还有一个比个人问题更大的问题。不信任投票的动议人提议,我应当解除我所负的各种有关国防的责任,以便某一军界人物或某个未被指名的人物担当全面指挥战事的责任,他应全部控制王家的军队,他应成为参谋长委员会的主席,他有权任免三军将领,而且,如果他得不到他所要求的一切——那就是说,要和他的政界同僚较量一下,如果可以认为是同僚的话——他就随时准备辞职;或者在他下面任命一个王室公爵作为陆军总司令。因此,最后,我可以假定,虽然这一点未曾提及,这位未经指名的人物将把首相作为附属品,当事情不妙时为他向议会作必要的解释,求得原谅和道歉,正如他们过去常常这样搞,将来也会这样做一样。怎么说这也是一种政策。它是和我们目前采用的议会制度迥然不同的一种制度。它很容易地与独裁制度相同,或者转变为独裁制度。我愿意明确宣布,就我而论,我绝不参与这种制度。
  约翰·J·沃德洛—米尔恩爵士此时插话道:“我希望我非常尊敬的朋友没有忘记原来的句子,那就是‘受制于战时内阁’!”
  我继续说道:
  “受制于战时内阁”的意义是,这位有着一切权力的权威者如果不能行其所是,他应在任何时机决然自行引退。这是一个方案,但不是我个人有兴趣要参加的一种方案,而且,我也不认为是一种应当向下议院推荐的方案。
  所有政党的议员们拒绝这次不信任投票是一桩相当大的事件。我请求你们,不要让下议院低估了已发生事情的严重性。我们遭受责难的情况已传遍了全世界,而且,每一个国家,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都在等待着下议院真正的决断和信心的揭晓,因此事情必须进行到底。我可以证明,在全世界,在美国各地,在俄国,在遥远的中国,在每一个遭受敌人践踏的国家,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在等待着,看看在英国是否有一个坚强团结的政府,英国的国家领导是否会遭到反对。
  每一张票都说明问题。如果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比数,而他们对联合政府所投的不信任票转变成对这一动议的制造者们的不信任票,毫无疑问,英国的每一个朋友和我们事业的每一个忠诚的公仆都会为之欢呼,而我们正在力图推翻的暴君的耳边将响起失望的丧钟。
  下议院举行了表决。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的不信任动议以四百七十五票对二十五票而被击败。
  我的美国朋友怀着真正焦急的心情等待着揭晓。他们对结果感到欣慰。我醒来接到他们的贺电。
  总统致首相            1942年7月2日
  向你祝贺!
  哈里·霍普金斯致首相       1942年7月2日
  今日下议院的投票使我感到快慰。这些日子真是不好的日子。今后无疑还会有这样的日子。那些胆小怕事的人,每遇任何挫折总力图逃避,这种人对打赢这一仗是不沾边的。你的力量、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永不消失的勇气将会使你看到英国度过难关,而且,你知道总统是不会离开你的。我了解,你是百折不挠的,对于你们和我们的军事失利以及我们必然来临的胜利,我们是共患难共欢乐的。希望你获得更多的权力。
  我回答:
  首相致哈里·霍普金斯先生     1942年7月3日
  我的朋友,对你感激之至。我知道你和总统对我这次在国内的胜利感到欣慰。我希望总有一天,我将以更切实的情况告你。
※        ※         ※
  沃尔特·埃利奥特先生在辩论中说到一个奇妙的历史事实,他回想到麦考利记述关于皮特的执政情况:“皮特正当国家从事生死存亡斗争之时担任国家首脑。……但是,事实是经过八年战争之后,在丧失了大量生命和……财富之后,皮特所领导下的英国军队成为全欧洲的笑柄。他们简直没有一点辉煌的战果可以夸耀。在大陆上,它毫无战绩,只是被打败、被追赶、被迫重行登船逃回。”不过,麦考利接着叙述皮特始终得到下议院的支持。“这样,在一段长久而苦难的时期中,他在议会院墙以外所遇到的每一灾难,总是以在议会内的胜利而告结束。最后,他再也遇不到一个反对党了,而在1799年这一多事之秋,所能纠集的反对政府最大多数只有二十五人。”埃利奥特先生说:“历史竟会在某些方面重演,真是奇怪。”他在表决之前不知道结果竟丝毫不差。我自己也很惊异,二十五这个数字也恰好是我在托卜鲁克陷落那一天在白宫对总统和霍普金斯所说的数字。
第二十四章 第八集团军陷入绝境
  奥金莱克和托卜鲁克的防御——危机中的来往电报——克洛普将军的任务——隆美尔的进攻——绝望的形势——混乱和投降——敌人夺得了巨大战利品——敌人计划的完全改变——马耳他不再是他们的目标了——里奇将军的品质——第八集团军的撤退——中东防务委员会6月21日的意见——我于6月22日致奥金莱克将军的电报——隆美尔的追击——奥金莱克亲自指挥——新西兰师的非凡行动——空军的全力支援——准备在尼罗河三角洲进行抵抗——奥金莱克固执己见——史末资将军和托卜鲁克的投降——我于7月11日致弗雷泽先生和柯廷先生的信——隆美尔停兵不前——第八集团军度过难关。
  奥金莱克将军曾经于2月间下令说,尽管托卜鲁克是我军进攻时的一个重要供应基地,可是,如果我们被迫撤退,“如果敌人一旦有效地包围了这个城市,我就不想继续坚守下去。如果这种情况看来已难避免,我就要撤出该地并对该地进行最大限度的破坏。”由于有了这类的命令,那里的防务就没有很好进行。许多地雷已经被起出另作别用,铁丝网上也开了许多缺口以供车辆通过,防坦克壕中则已填满泥沙,因此在有些地方已不成其为障碍了。只有环形阵地西面和西南面的防御是坚强的;别的地方,特别是在东方,情况则很坏。
  同时,还有大量的供应物资、弹药和汽油堆积在那里。
  里奇将军建议把托卜鲁克西部防线作为向东南延伸到阿德姆的一条总防线的一部分,并凭借驻在更南方的一支机动部队的支援,来防止敌人的包围。他向奥金莱克报告说,这样的布置,可能会使托卜鲁克遭到敌人的包围,也许只是短时期的包围。如果这个建议不可行时,那就除了把全部防守力量撤出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奥金莱克最初不同意这个计划。他在6月14日打电报给里奇说:“必须保住托卜鲁克,不能让敌人包围它。这就是说,第八集团军必须守住从阿克鲁马到阿德姆这一条战线及其以南的地带。”稍后,他又打电报说:“兵力的调动必须以托卜鲁克和其他坚强据点的防御为中心,但第八集团军绝不容许被包围在托卜鲁克。”
  我们在国内丝毫未料到在这两位司令官的计划或思想中,竟有撤出托卜鲁克的意图。内阁的意见肯定是,即使第八集团军被打退,我们也应该如去年一样使托卜鲁克成为留在敌人后方的肉中刺。我在前一章中谈到,为了证实奥金莱克确实也有此种看法,我曾经在6月14日,即在我动身去华盛顿之前,给他发去一个电报说:
  我设想你在任何情况下无意放弃托卜鲁克。
  奥金莱克次日回答说,他只是不想让第八集团军被围在托卜鲁克,他并没有任何放弃托卜鲁克的意图。他给里奇将军的命令,用意在于不要让他的军队被围在托卜鲁克。
  我们觉得这个答复似乎有些含糊,因而更确切地把这一点提了出来:“战时内阁对你的电报的理解是,在必要时,里奇将军将获得他所需要的充分兵力来确保该地。”
  对于这封电报,奥金莱克在6月16日回答说:
  战时内阁的理解是正确的。里奇将军正在用他认为足够的兵力防守该地,即使该地成为孤岛也要坚守下去。
  同时,他给里奇将军发出下列电报:
  虽然我已经对你说明,托卜鲁克绝不容许被包围,可是,我认识到,在我们开始反攻以前,那里的守军可能会暂时陷于孤立。
  如果我当时看到这个电报,我一定不会满意。
※        ※         ※
  第二南非师师长克洛普将军受命防守这个要塞。物资和弹药足敷守军九十天的使用。克洛普将军相信,托卜鲁克能够在整个计划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整个计划包括第八集团军守住环型阵地之外的阿德姆和贝尔汉穆德这两个坚固的据点。守军包括四个步兵旅(十四个营)、一个拥有六十一辆步兵坦克的坦克旅、五个野战炮和中型炮炮兵团和大约七十门防坦克炮。①此外,还有约一万名后勤人员和运输人员集中在港口及其基地设施的周围。在环形阵地内总共约有三万五千人,这个力量同一年以前第一次被围时坚守托卜鲁克的兵力大致相等。所附第一张地图表明防御的部署情况。
  ①托卜鲁克的战斗序列:   第二南非师师部
  第四和第六南非步兵旅
  从第一南非师调来的两个南非混成营
  第七南非侦察营(装甲车)
  第十一印度步兵旅
  第二百零一警卫旅
  第三十二陆军坦克旅(第四营和第七营)
  第二和第三南非野战炮炮兵团
  第二十五野战炮炮兵团
  第六十七和六十八中型炮炮兵团
※        ※         ※
  6月16日,即仅仅在停歇了两天以后,隆美尔重新发动进攻。在一系列的猛烈进攻之后,他拿下了阿德姆、贝尔汉穆德和阿克鲁马。6月17日,他在西迪雷泽格击败了我们的第四装甲旅,使他们只剩下了二十辆坦克。到19日,托卜鲁克已被包围,并且,在补充坦克赶到以前,一直没有有效的装甲部队从外部来支持或援救那里的守军。6月20日上午六时,敌人用大炮和俯冲轰炸机对第十一印度步兵旅所据守的托卜鲁克环形阵地东南部展开了猛烈的轰击。半个小时以后,进攻开始了。他们以第二十一装甲师为先导,以第十五装甲师支援第二十一装甲师,并会同意大利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展开了进攻。由于我们自己在托卜鲁克外围的装甲部队这时已被消灭,隆美尔就得以把他的全部力量投入这一次打击。印度旅中的一个营,由于据守的是一个防御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受到了最大的压力。进攻开始以后不久,敌人就从他们那里突破并深入进去。由于我们的空军已经撤退到距离很远的飞机场,我们也无法用战斗机来掩护部队。
  克洛普将军命令他的坦克部队和一部分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进行反攻。由于这次反攻是仓促组织起来的,并且发动的时间也先后不一,结果遭到了失败。残余的英国坦克均被逐到一个巨大的锅形的地带。这个地带位于叫作,“国王十字碑”的一个公路交叉点的东南;残余的印度部队正在该地同敌人决一死战。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到正午,我们的坦克损失得只剩几辆了,而且我们的支援炮台也已沦入敌手。
  敌人的坦克分头向西向北推进,但其主力却直趋“国王十字碑”。下午二时,隆美尔本人到达了那里。他命令一部分兵力直接进攻托卜鲁克。这部分兵力虽然在我方的炮击下受到严重的损失,但在下午三时三十分就进抵索拉罗山脊,下午六时,到达托卜鲁克近郊。另一部分兵力被派到“国王十字碑”正西,沿着山地向皮拉斯特里努前进。他们遭遇到警卫旅的迎击;警卫旅在这里布防很仓促,因为我们未料到他们从这个方向攻进来。
  在炮兵大力支持下的警卫旅,于整个下午和晚间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同时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有些地方已经落到敌人手里,旅部也被敌人占领了,但傍晚时分,敌人已被迫停止前进。形势很危急。环形阵地的西线和南线还完整无损,守卫极左端的廓尔喀部队也正在坚持作战,不过,托卜鲁克要塞的大部分已被敌人占领了。我们的全部后备兵力都被敌人盯死,摆脱不开。我们下令破坏那些濒于危险的基地设施。
  在托卜鲁克市内,也下令不准动用那些后备交通工具,并准备不久即加以破坏。如果残余的守军撤退的话,这些交通工具是很重要的。
※        ※         ※
  6月20日晚八时,克洛普将军向第八集团军司令部报告说:“我的司令部已被包围。环形阵地上的步兵仍在艰苦奋战。我正在坚持抵抗,但我不敢说还能坚持多久。”他要求指示,得到的答复是:“最好在明天夜里突围出来;如果不行,就在今天夜里突围。”他召集他的高级军官开会,征求他们的意见。
  有些人认为,有效的抵抗已不可能。由于大部物资已沦入敌手,弹药渐缺;继续战斗意味着徒然遭受严重的伤亡,因此应该让一切能突围的都突围。但是另一些军官赞成继续打下去。因为撤走时所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已经被敌人夺走。同时,一个救援纵队可望能从南面赶到。因此应把所有剩余的力量集中在环形阵地的西南角,一直战斗到援军到达。午夜二时,月亮已落,如果说在此以前还有可能从布雷区突围而出,到了此刻也已不可能了。克洛普将军同里奇将军举行了一次无线电话会议,告诉他说,形势类似“屠宰场”。继续抵抗下去,将遭到可怕的伤亡;他还在“拼命奋战”。里奇将军指示他说:“每一天和每一个小时的抵抗,都大大有助于我们的事业。我不了解那里的战术情况,因此,关于投降问题,必须由你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整个第八集团军一直在钦佩地注视着你们的英勇奋战。”
※        ※         ※
  21日黎明,克洛普将军派出谈判代表,要求投降;上午七时四十五分,德国军官到他的司令部接受投降。他的很多部队,其中有些几乎还未曾参加战斗,都带着怀疑和沮丧的心情收到了他的命令。对于他属下的一些指挥官员,他不得不把他的命令亲自告诉他们,因为除此之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传达他的命令了。根据德国的档案,我们有三万三千人被俘。也有若干小股部队,不顾克洛普将军的命令,利用各种方法企图逃出重围,但是,由于缺乏交通工具,差不多完全失败了。只有人数不算太少的一队人,成功地冲了出来。
  这就是勇敢、无畏的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的一百九十九名官兵和一百八十八名南非士兵。他们搜集了一些卡车就集体出发。他们突破环形阵地,在一个宽广的地带冲出重围。在黑夜降临的时候,他们到达了七十哩外的埃及国境线。
  守军希望得到救援部队的帮助,但是都落了空。第七装甲师当时正在南方的沙漠中进行整编。他们在20日受命派遣一支兵力前去支援。不过,隆美尔的速度太快了。甚至当他们还未出发时,一切都已经完了。
※        ※         ※
  德国人夺获了大量的物资。下面是后来成为隆美尔参谋长的韦斯特法尔将军的报告:
  战利品极多。其中有足供三万人用三个月的物资和一万余立方米汽油。·如·果·没·有·这·些·战·利·品,·在·未·来·的·若·干·月·中,·我·们·的·各·个·装·甲·师·简·直·无·法·得·到·足·够·的·粮·食·和·服·装。从海上运来的物资只到达过一次——1942年4月——仅够部队一月之需。①
  ①见韦斯特法尔著:《在枷锁中的军队》,第180页。关于缴获汽油的数字,韦斯特法尔的报告并不准确。在托卜鲁克大批储存的汽油,在该地陷落之前已经破坏了。
  未经长期围困即夺得托卜鲁克的消息,完全改变了轴心国的计划。他们以前打算在攻下托卜鲁克以后,隆美尔即应屯兵在埃及的国境线上,而下一个重要行动则是用空运部队和海运部队夺取马耳他。一直到6月21日,墨索里尼还在按照上述计划反复重申这些命令。在托卜鲁克陷落的次日,隆美尔报告说,他建议消灭国境线上为数不多的英国部队,从而打开通向埃及的道路。他的军队的状况和士气,他所夺获的大量军用品和物资以及英国人所处的脆弱地位,都促使他“向埃及的心脏”进击。他要求批准他的建议。同时,希特勒也写信对墨索里尼施加压力,要他同意隆美尔的建议。
  命运对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这种机会在同一战场上永远不会出现两次。……第八集团军实际上已被消灭。托卜鲁克的港口设施基本上完整无损。领袖,你现在获得了一个辅助基地。由于英国人从那里修了一条几乎通到埃及境内的铁路,它的意义就更为重大。上次当英国人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时,他们却能几乎进抵的黎波里,只是为了派兵到希腊去才突然停下来。如果现在我们不乘胜追击,把英国第八集团军的残余力量完全消灭,那么,同样的事情即将再次发生。
  ……①
  ①引自卡瓦洛罗:《最高统帅》,第277页。
  “领袖”是不需要别人来说服的。征服埃及的希望正使他洋洋得意。因此,他把对马耳他的袭击推迟到9月,而隆美尔——这时已经有点出乎意大利人意料之外地被提升为陆军元帅——则受命占领阿拉曼和卡塔腊盆地之间比较狭窄的通路,作为未来的军事行动的出发点,其最终目标为苏伊士运河。凯塞林抱有不同的看法。他相信,在他们尚未夺得马耳他以前,轴心国家在沙漠中的地位永远不会稳固,因此,计划的改变很使他担心。他向隆美尔指出了这种“有勇无谋的冒险”的危险性。
※        ※         ※
  希特勒本人对于进攻马耳他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他不相信必然成为这次远征主力的意大利军队的能力。如果他们真的进攻,他们很可能遭到失败。不过现在看来,托卜鲁克的令人痛心的陷落,肯定已使得这个岛免遭一场极大的考验。每一个真正的军人,不管他曾否参加过这次战斗,当然都不会对这种情况感到宽慰。责任应该由最高统帅部来负,而不是由克洛普将军,更不是由他手下的士兵来负。
  里奇将军证明了他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参谋人员,后来又证明了他也是个有毅力的军长。尽管如此,把他从奥金莱克的副参谋长职位调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官,仍然是一项不好的安排。这两种任务是不同的,应该截然分开。他和奥金莱克之间的私人关系,使他没有机会发挥他的独立思想,而在指挥激烈的战斗时,独立思想却是必不可少的。由于缺乏明确的意图,由于奥金莱克和他的参谋里奇将军之间的责任界限不明,就导致了兵力上的使用不当。就其性质和后果来说,这种兵力上的使用不当构成了英国军事历史上的不幸的一页。当时来判断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因为托卜鲁克的指挥官们都已成了战俘。不过,现在,这件重大的事实已经尽人皆知,事情的真相就不应再含糊下去了。
※        ※         ※
  第八集团军的残余部队这时都已撤到国境线的后面。在6月21日的一封电报中,开罗的中东防务委员会叙述了他们所能采取的其他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在国境线的防御工事中同敌人作战。由于没有足够的装甲部队,这种办法有使我们失掉防守国境阵地的全部步兵部队的危险。第二个办法是,利用高度机动化的部队在国境线上拖住敌人,同时把第八集团军的主力撤退到马特鲁港的防御阵地。这种做法与我们空军的牵制作用配合在一起,将使我们得到一个争取时间的最好机会,以便改编和建立一支能够进攻的战斗部队。……我们已决定采取第二个办法。
  我不喜欢这个决定,并从华盛顿发出下面的电报: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22日
  帝国总参谋长迪尔和我都热切地希望你们能在塞卢姆国境线上坚决抵抗。敌人无疑已遭到极大压力。强大的援军正在途中。争取一个星期的时间,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不知道新西兰师疏开的准确日期,不过原来希望是在本月底以前。第八装甲师和第四十四师即将到达。我们同意史末资将军的意见,即当来自北方的危险减轻时,你可以从第九集团军和第十集团军自由抽调人员。那样,你就可以用现在驻于苏伊士运河以东的三个师轮番猛攻了。
  2.你所报告的情况自然使我甚感尴尬,因为这样一来简直等于使我们回到十八个月以前的状况了,而我们在这十八个月中所做的工作,又得从头作起。虽然如此,我并不认为我们不能有效地守住尼罗河三角洲,同时我还希望,敌人对我们的惊人打击,不会使任何人得到错误的印象。我深信,你的坚定意志、决心和做好随时冒险的长期准备,一定能恢复原来的形势,特别是大批援军即将到达,情况就更会如此。
  3.在华盛顿这里,总统对已经发生的事件深有所感;他和美国其他的高级当局都表示愿意给我们最大的帮助。他们授权我通知你,曾在加利福尼亚受过沙漠作战特殊训练的美国第二装甲师即将于7月5日左右离此开往苏伊士地区,8月间可以到达你那里。你不必再按原来计划把印度师和第二百八十八印度装甲旅送回印度。除参谋长在电报中所说的以外,目前又在采取另外的措施,以便把原定送往印度的飞机转到利比亚战场。……
  4.目前你的主要工作在于鼓励你的所有部队坚决进行抵抗,而不要接受那种由于看到隆美尔那么一点点重装甲部队而作出的反常决定。一定要使你的全部人力在这个危急关头发挥充分的作用。英王陛下政府很愿意同你分担这次最积极、最勇敢的防御中的责任。
  不过,奥金莱克还是坚持他自己的意见。
※        ※         ※
  隆美尔迅速地组织了追击,并于6月24日越过国境,进入埃及。他只遇到我们的轻机动纵队和皇家空军的顽强而优秀的战斗机中队的抵抗;这些战斗机中队确实掩护了第八集团军向马特鲁的撤退。第八集团军在那里的阵地并不强。在城市的周围,有一个有组织的防御系统;但是在它的南方,却只有几道互不相连和防守力量很不够的布雷区。正如已放弃的国境阵地一样,如果想成功地守住马特鲁防线,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装甲部队来守卫它的南翼。尽管第七装甲师当时已重新组成将近一百辆坦克的力量,它还是不能胜任这个守卫任务。
  奥金莱克将军本人于6月25日到达马特鲁,并决定从里奇将军手中亲自接掌第八集团军的指挥权。5月间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就应该这样做的。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牟6月28日
  我非常高兴你已接掌指挥权。除了战斗以外,不要为任何事情分心。不论打到哪里,都要战斗到底。除了摧毁敌人的武装部队和装甲部队以外,别的都无关紧要。强大的援军即将源源到达。我们确信你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奥金莱克将军很快地得出结论:要想在马特鲁最后站住脚,是不可能的。他早已着手进行安排,准备占领远在后面一百二十哩的阿拉曼阵地。为了阻止敌人前进(即使是暂时的),他作了如下的部署:第十军会同第十印度步兵师和英国第五十步兵师扼守马特鲁防线。在其南边,是第十三军指挥下的第二十九印度步兵旅和新西兰师;前者防守布雷区之间的一个六哩宽的缺口。第一装甲师和第七装甲师防守沙漠侧翼。
  6月21日从叙利亚调到马特鲁的新西兰师,终于在26日在明卡凯姆周围的山脊上投入战斗。那天晚上,敌人突破了布雷不充分的第二十九印度步兵旅的阵线。次日晨,他们大量拥入这个缺口,然后绕过新西兰人的背后,从三面围攻他们。竟日进行拼死的决斗,到最后,新西兰师似乎已难逃被消灭的命运。弗赖伯格将军已负重伤,但是,他有一个可敬的后继者。英格利斯准将决定突围。午夜过后不久,第四新西兰旅把它的各营部队都疏开,把所有枪支都上好刺刀,穿过田野向正东移动。他们走了一千码,没有遇到敌人。随后,炮火就响了起来。整个旅列成横队冲锋。德国人完全没料到这一着,在月光下的白刃战中,被彻底击溃。新西兰师的其余部分则采取迂回的路线向南突击。隆美尔是这样描绘这段故事的:
  随之而来的疯狂的战火,把我自己的战地司令部也卷了进去。……我的部队和新西兰人之间对射的炮火,达到了惊人的激烈程度。不久,我的司令部周围全是燃烧着的车辆,因而变成了敌人的目标,遭到持续不断的近距离炮火的攻击。过了一会儿,我再也支持不住了;我命令我的部队和司令部人员向东南方撤退。那一夜的混乱情况简直是难以想象的。①
  ①见德斯蒙德·扬著:《隆美尔》,第269页。
  新西兰人就这样完全突围而出了。整个师在八十哩以外的阿拉曼阵地附近重新集结起来,纪律和情绪都极为良好。他们秩序井然,因此立即被调来加强阿拉曼的防务。
  首相致弗赖伯格将军            1942年7月4日
  听到你最近又负了伤,又获得了新的荣誉,深为感动。希望你的伤势不重,很快就能回去重新指挥你那辉煌的师团。向你和你的士兵致以良好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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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在马特鲁周围的第十军的两个师,虽然遇到不少困难,也回到了安全地带。6月27日,他们曾经向南迎击突破防线的敌人,但是未能阻止住他们的前进。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威胁了沿海的道路。第十军奉命向东撤退。他们一路奋战,最后被敌人的一支部队拦截住。他们又向南突击,穿过沙漠到达阿拉曼。第三十军早已撤到阿拉曼。他们在那里同第十军和第十三军会师后,所有部队都在6月30日被布置在新战线上或战线的后方。士兵们与其说是沮丧,不如说是受了一场惊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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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次大动乱中,凯西一直很积极而且给了很大帮助。
  我要求他在后方和在焦急不安的开罗掌握形势。
  首相致国务大臣             1942年6月30日
  我很想让你知道,我是多么重视你在这个极为重要的形势下和指挥官人事变动中所起的作用(这些人事更动是我长期以来的希望和主张)。当奥金莱克在前方战斗时,你应该坚持要求所有在后方的部队动员起来准备作战。每一个穿制服的人都必须作好准备,就像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遭到入侵时一样。配备着粘性炸弹和炮弹的防坦克小组,应决死防御每一个设防地区或每一所坚固的建筑物,使每一个据点都成为胜利的据点,每一道壕沟都成为最后的壕沟。这就是你必须努力灌输给士兵们的精神。不准全面撤退,不准苟且偷安。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埃及。
  我还知道,如果没有空军的全力支援,第八集团军绝不能秩序井然地脱身。空军一直从前方的机场起飞作战,直到敌人实际上都已越过了那些机场。现在他们已经能从埃及的巩固基地出发来同前进中的敌人作战了。
  首相致空军上将特德          1942年7月4日
  我们在国内都热情地注视着皇家空军在目前埃及战争中所作的辉煌的和无可比拟的努力。你部下的官兵在保卫尼罗河流域的英勇战斗中正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关于这种情况的报告,正从各方面送到这里。不列颠战役①又在离开本土很远的地方重演了。我们确信,你将永远是你的光荣士兵的朋友。
  ①不列颠战役,指1940年8月到10月英国空军与德国空军在英国本土上空的战斗——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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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曼的阵地起自阿拉曼车站,直到南面三十五哩的无法逾越的卡塔腊盆地。就现有的防守兵力来说,这是一道很长的防线。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除了在阿拉曼周围有半永久性的堡垒以外,这道防线主要是由若干互不相连的工事组成的。不过,两翼还算可靠,而第八集团军的力量也已得到强有力的增援。新西兰师在打了那次漂亮仗以后,秩序井然。第九澳大利亚师不久也开到了那里,声誉极好。由于交通线很短,而且距亚历山大港也只有四十哩,第八集团军的整编没有费多长的时间。曾经直接指挥第八集团军的奥金莱克,看来已完全不像早先那样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家了;那时,他一面要照顾那场有决定意义的战斗,一面还防着叙利亚和波斯那边的隐伏着的危险。此刻他想立即获得战术上的主动。早在7月2日,他就开始了他的一系列反攻,并且一直继续到这个月的中旬。这些反攻威胁了隆美尔的摇摇欲坠的优势。在与反攻的炮火同时进行的辩论不信任决议案的那天的早晨,我给他发去一封鼓励的电报。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7月4日
  我对事情发展的趋势,不禁深感喜悦。如果运气好转,我确信你将如你所说的那样“毫不留情地”力争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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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南非指挥官指挥的南非师在托卜鲁克的投降,对史末资将军是个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可怕的意外打击。
  首相致史末资将军           1942年7月4日
  上星期我从美国回来以后,下院中那些信心不足的同僚使我深受痛苦。因此,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告诉你,你的勇敢的南非师所遭受的惨重损失使我感到多么痛心,我对你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教导南非人面对这种严重打击是多么敬佩。
  2.我们共事多年,思想也往往一致。因此,对于过去三个星期内发生的可悲事件,无需我多说什么。我仍然期望一切都能挽回。罗斯福总统给了我三百辆远较“格兰特”式性能优越的最新式“谢尔曼”式坦克和作为防坦克武器的一百门一百零五毫米的自动榴弹炮。这些东西预计在9月初都可以运抵埃及。总统还送给我们多达一百架左右的“解放者”式飞机,在7月份内可以运到。从英格兰出发的两个重型“哈利法克斯”式轰炸机中队,将在十天之内投入战斗。另外六十架美国战斗机也正在越过大西洋,经由塔科拉迪赶运到埃及。所有这些都是在我们正规的空中援助之外的额外增援。你也许知道,第八装甲师目前正在登陆。他们有三百五十辆坦克,大部分是“瓦伦丁”式的。英国第四十四步兵师将于7月23日登陆,第五十一师则在其后一个月抵达。这些兵力是否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将取决于目前正在阿拉曼进行的战役。
  史末资将军镇定自若。他的心灵常常在命运之神的遐想中自由游荡。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懂得如何应付胜利和灾难而用同样的方法对待这两个骗子。
  史末资将军致首相            1942年7月7日
  你昨天从中东发出的最令人兴奋的电报和消息,预示阿拉曼的形势即将改变;这个消息使得昨天成了我近日来的最快活的一天。我确实认为隆美尔是过于深入了,如果奥金莱克仍然亲自指挥的话,不仅托卜鲁克之仇可报,我们的反攻也可以使我们一直进抵的黎波里,并使埃及和马耳他得到解救。你所说的援军,对于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将有很大的帮助;我希望不要再把这些援军转到其他战场去。这样,不仅可以确保埃及的安全,而且这样建立起的一个基地,可以在将来对轴心国家最软弱的伙伴进行反攻,这就可能带来其他重要的结果。我相信这样一来,德国人经过叙利亚到达伊拉克油田的可能企图,也会受到挫折。因此,我赞成充分发展我们的胜利。由于隆美尔的大胆深入,我相信这个胜利已经在望了。
  奥金莱克可能会遇到严重的困难。他的运输工具在长途撤退中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敌人将力图破坏输油管和铁路以阻滞他的前进,而敌人自己的援军则可望到达。我们的空中优势以及对敌人的港口和交通线的无情的轰炸,无论如何总会发生效果的。
  由于美国目前是我们对敌人进行最后打击的最大战略后备力量,你应该用你的大部分时间机智地引导华盛顿的战争努力,而不使任何关系重大的战争方针问题脱离我们的控制。
  我认为你在这方面的贡献,现在至少是不小于你对帝国作战方面的贡献。你同罗斯福的接触是目前对战争最有价值的财富,我希望能有办法使你那些目光只看到国内的,信心不坚的同僚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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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相致弗雷泽先生和柯廷先生①    1942年7月11日
  你同意留在中东的那一师人,正在西部沙漠取得辉煌的战果,并且已经为这个战略要地上的新西兰军队带来新的荣誉。
  ①单独给柯廷先生的电报说:我很高兴,第九澳大利亚师正在西部沙漠作战,非常感谢你使他们能够参加这个战略要地的战斗。
  ……把我们从加柴拉赶到阿拉曼、使我们丢掉托卜鲁克并损失了五万人的这场灾难的不可预测的趋势,目前算是暂时地遏止住了。奥金莱克将军已经得到强大的援军,使他的兵力达到了十万人;并且,在他们后方不远的尼罗河三角洲上,另外还有两万人。这样,他的兵力在人数上大约超过了隆美尔一倍。他的大炮也绝不少于隆美尔,只是在装甲部队上仍略有逊色。这使得他必须慎重,其原因有二:第一,如果奥金莱克败退,比隆美尔的败退要坏得多,隆美尔的后方除了沙漠之外一无所有;第二,正在前往支援奥金莱克将军的援军,其力量远较敌人的为大。
  极幸运的是,我在四个月以前就从罗斯福总统那里得到一批船只,以便把额外的四万人运到东方去,而在绕过好望角以前这些部队的目的地暂不作决定。如果没有这批船只,就得不到这批援军;而目前这场意外的战争已经证明,这批援军是非常必要的。
  在华盛顿时,我从总统那里得到了美国陆军的三百辆最新式和最好的坦克〔“谢尔曼”式〕。这批坦克是直接从急需它们的美国陆军手中要过来的,并且由专门的运输船队直接运往苏伊士。一起运去的还有一百门一百零五毫米的自动炮,这种炮肯定比八十八毫米的炮好。另外还有大批的美国有关人员也随着坦克和大炮一同前往。这些都将在9月初到达。如果不算第八装甲师,那么,除了正在前方作战的两个装甲旅和一个陆军坦克旅以外,我们在尼罗河三角洲还有四个装甲旅的人员等待重新装备。在这些人员中,大约有一半受过沙漠坦克作战的训练。因此,我们应该能够把中东——或者说,实际上是任何地方——所从未见过的、相对说来是最强大的和训练最好的装甲师投入战斗。不过,我希望这个问题能早日按照我们的愿望作出决定。由于从北方侵入埃及的危险可能增长——虽然我还不说它将要增长,我就更希望能早作决定。
  同样重要的是总统在托卜鲁克战役次日答应给我的空中增援。如你所知,虽然中东常常向我们要求重轰炸机,但是由于技术上的或军事上的原因,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不能向中东提供重轰炸机中队。现在,总统已经派遣了下列的空军力量来保卫埃及:二十架“解放者”式轰炸机,它们于轰炸了罗马尼亚的油田以后正在飞往印度;已经到达印度的另外十架“解放者”式轰炸机;从美国出发的三十五架“解放者”式轰炸机。连同我们自己的“解放者”式轰炸机,这将使我们的重轰炸机总数达到八十五架左右;在本月之内,这些飞机都可以投入战斗。同时,我们的两个“哈利法克斯”轰炸机中队也将进入战斗;这将使我们的重轰炸机总数达到一百二十七架。我就是要依靠这支力量来袭击托卜鲁克和班加西,以阻止隆美尔的增援;此外,当然主要地还是要用一支战斗舰队来阻止敌人从海上侵入埃及。为了准备重新供应马耳他食粮,我们还有许多重大的工作要做;但是,由于这涉及到将来的军事行动,我相信你们不会希望我详谈这个问题。
  此外,如果沙漠中的战斗失利,我们也已作好保卫尼罗河三角洲的一切准备。在那里,我们有大量的部队。他们都已受命参加埃及的保卫战,就像英格兰被敌人入侵时来保卫英格兰一样。尼罗河三角洲由于长期耕种和灌溉,地面简直成了世界上最不便于装甲车辆活动的地面;作为一种战斗力量的装甲部队,在那里将大大失掉它的优越性。所有主张撤退的意见都被压制下去了,目前的决心是为了每一码土地而战,一直奋战到底,不过,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不相信这种形势真会出现。
  下议院在这些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就像在反对拿破仑的斗争中一样,表现得坚如磐石;同时,我也从你的政府和人民的善意中得到了很大的鼓励。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最后的彻底胜利必属于我们,但是,斗争将是长期的,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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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美尔确实已把他的交通运输能力利用到最大限度,他的士兵也已筋疲力尽了。德国的坦克只有十二辆还能参加战斗,而英国的空军,特别是战斗机,则再度取得显著的优势。
  隆美尔在7月4日报告说,他已停止进攻,暂时转取守势,以便整顿和补充他的兵力。不过,他仍然有夺取埃及的信心,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有同样的想法。实际上,德国的元首已把对马耳他的进攻推迟到完全征服埃及以后;他既没有征询意大利的意见,也没有征询他自己的海军统帅的意见。
  7月的头两个星期,奥金莱克的反攻对隆美尔压力非常大。后来,隆美尔接受了这个挑战,从7月15日起到7月20日止,再度企图突破英国的战线。到21日,他不得不报告说他已受到阻截:“危机仍然存在。”7月26日,他打算撤回到国境线。他抱怨说,他只得到很少的补充;他缺乏人员、坦克和大炮;英国的空军极端活跃。这样,在7月底以前,战争就一直呈拉锯状态,双方都毫无进展。奥金莱克指挥下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度过了难关;它在顽强抵抗的过程中,俘虏了七千名敌军。埃及安然无恙。
第二十五章 “火炬”作战计划的决定
  需要同美国作出战略的决策——7月8日我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司令官的人选——我们建议马歇尔将军担任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的任务——密码代号的清理——我要求加拿大陆军麦克诺顿将军研究“丘比特”计划——罗斯福总统关于密码代号的复电——7月14日我致电罗斯福总统谈我的主要意见——华盛顿的紧张气氛——总统决定派遣他的主要顾问同我们会商——迪尔对于华盛顿情况的详细记述——代表团的到达——7月16日总统的重要文件——“总司令富兰克林·罗斯福”——7月18日在契克斯的三军参谋长会议——我在7月20日会议上的发言记录——7月22日会议继续进行——“体育家”作战计划改名为“火炬”作战计划①——各种决定使我感到高兴——总统表示满意——7月30日迪尔的来电——我向总统就司令官的人选问题提出建议——我出发旅行。   
  ①本章中的密码代号简单说明如下:
  杂技家:向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进军。
  波利乐:向法国境内大举进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后来成为“霸王”作战计划的基础。
  体育家:在西北非登陆,后来改称为“火炬”作战计划。
  丘比特:在挪威北部的作战计划。
  围歼:进攻德军在欧洲的占领区的计划,后来改称为“霸王”作战计划。
  痛击:1942年进攻布雷斯特或瑟堡的计划。
  就在这个7月份中,从政治上来说,我的处境是最困难的,在军事上也没有丝毫获胜的希望。我不得不从美国方面接受支配今后两年战局的决策,是好是坏也就暂且不论了。这个决策就是放弃在1942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而在秋季或冬季派遣一支庞大的英美联合远征军占领法属北非。相当时日以来,我曾仔细研究过总统的意见和它的各种反应;我确信北非计划有力地吸引了他。我在1941年12月的文件中已经谈到,这个计划一向是我的目标。我们英国方面的人士现在都相信,1942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行动将会失败,而大西洋两岸的军事家也不准备推荐这样一个计划,或为它承担责任。到现在,英国方面普遍同意,在1943年以前不执行大规模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作战计划,但以最大力量从事渡海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仍应继续积极进行。
  6月11日,战时内阁同意大力进行袭击布雷斯特和瑟堡的“痛击”作战计划的各种准备工作,但要以“若无美好的胜利前景则不发动攻击为条件”。三军参谋长在下月初再度研究了这些情况。7月2日,他们拟出一份备忘录,对战时内阁早先的各次讨论提出了意见。他们写道:“在6月11日战时内阁会议中,首相已经建议并经全体通过,1942年作战行动应依据以下两项原则进行:(1)除非我们准备在登陆后坚守阵地,1942年不在法国进行大规模登陆;(2)除非德军因对俄国作战失败而士气丧失,不在法国进行大规模登陆。在我们看来,上述条件不会实现,因此今年内实行‘痛击’作战计划的各种机会是渺茫的。”
  因此必须简化我们的政策。“痛击”计划久已失去可能性,放弃这个计划的时候已经到了。我得到全体同僚和三军参谋长的一致同意后,在致总统的一封重要电报中,竭力以最简明的文字说明了这个问题。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7月8日
  英国陆军、海军或空军的负责将领均不预备推荐“痛击”计划为1942年可能实行的作战行动。三军参谋长报告说,“使‘痛击’作战计划成为一种健全的、合理的行动的各种条件,很可能不会出现。”他们现在正把报告送交你们的三军参谋长。
  2.我们为了迷惑敌人,已开始向船只装载物资。当然这样一做要使英国的进口减少二十五万吨左右。但远为严重的事实是:据蒙巴顿说,如果我们中断军队的训练工作,除了损失登陆艇等等以外,还要使“围歼”作战计划或1943年“波利乐”作战计划至少推迟两三个月;即使这次冒险不能成功,登陆部队在短期停留后便得撤退,也会造成这样的损失。
  3.假如能够获得并守住一个据点,它就必须不断获得补给,因此对德国的轰炸就必须大大减少。我们的一切力量都要集中用于保卫这个桥头堡。1943年实行大规模战役的可能性,即使不丧失,也要受到阻碍。我们的一切资源都要一点一点地用到这个非常狭小的、但得天独厚的阵地上。因此,我们可以说1942年并未成熟的、也许会以灾难告终的行动,肯定会妨碍1943年组织良好的、大规模行动的前景。
  4.我自己确信,法属北非的战役〔“体育家”计划〕是在1942年使俄国战线获得缓和的最好机会。这个计划一直是和你们的意见符合的。事实上,它是你的主导思想。这是1942年的真正的第二战场。我已与内阁和国防委员会商量过此事,大家看法一致。这是今年秋季可能实行的最可靠的、最有成果的攻击。
  5.我们当然能从多方面进行协助,把美国或者英国的登陆力量从联合王国运去参加“体育家”战役,并提供登陆艇和船只等等。假如你们愿意,你们可以从这里调出部分军队,其余的直接经过大西洋运去,齐头并进。
  6.有一点必须清楚理解:我们不能指望从维希那里得到邀请和保证。但是,任何抵抗都不能与德军将在加来海峡所进行的抵抗相比。的确,这种抵抗或许只是象征性的抵抗。你们愈强大,所遇到的抵抗就愈小,克服起来也就愈顺利。这与其说是军事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在这个关键性的一年中不应该放弃在西战场进行的唯一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打击。
  7.除上述情况以外,我们正竭力研究在挪威北部进行一次战役的可能性,如果不能在挪威北部,那么就在挪威的另外一处地方。由于以海岸为基地的飞机对我方船只的袭击,困难将是很大的。关于向俄国派出船队的问题,我们正遇到各种巨大的困难,但是更需要的是设法排除障碍,与俄国保持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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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牵涉到指挥官的人选问题,我又向总统发去两封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7月8日
  我们已经深入地考虑过最大规模的“波利乐”计划〔大军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指挥问题。如果马歇尔将军能在1943年担任这项崇高任务的话,我们将感到快慰。我们对于他将支持到底。
  2.战时内阁授权我向你通知上述意见。
1942年7月8日
  总统先生,我希望,你为1943年“波利乐”计划委任一位美国指挥官时,一定不要影响随后进行的作战行动,例如“体育家”。
  还有一件事,就是整理有关作战计划的代号。在事态经常变动的情况下,说明各种计划的代号已严重地呈现混乱或过时的状态。这些代号惟有进行重订才能实用和有效。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7月6日
  我们需要清理密码代号。在我们英国人看来,“波利乐”计划指的是1942年和1943年两年中对大陆进行作战行动所必需的巨大安排。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正依据这个基础进行着工作。它们不是作战的行动,而纯粹是后勤措施。你们在谈话中所称的“三分之一的波利尔”,我们却一直称它为“痛击”作战计划。“围歼”的名称是指1943年的作战行动。
  我并不喜爱这个名称,因为它不是被认为过分自信,就是被认为过分悲惨,可是它已经使用开了。请告诉我,你对这种代号有些什么意见?你我所说的“体育家”作战计划,我认为就是你们参谋们所说的“半体育家”的简称。我也用“丘比特”的名称来指极北地区的一次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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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然对“丘比特”战役抱有希望。但是,关于它的具体计划,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我认为这次作战行动会给加拿大陆军一个光荣的机会;加拿大陆军两年以来一直在英国焦急不安地准备迎战侵略者。我因此在契克斯的公园中和麦克诺顿将军作了一次长谈;我很器重他,他对于加拿大政府有很大的影响。我从各方面给他讲述了整个形势,并且问他是否要亲自审查方案,订个计划。我们的技术部门将会帮助他制订这个计划。他同意参加这次战役,答应尽最大的努力。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和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7月8日
  应当将对“丘比特”作战计划的初步研究和筹划工作委托给麦克诺顿将军,参谋长所属机构应给予一切必要的援助。
  从气候条件看,应由加拿大陆军担任此项任务,如果这项任务是可行的话。至于这项计划是否应该采纳,容后再作决定。
  过了很久,我一直没有听到麦克诺顿将军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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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密码代号,罗斯福总统作了回答。他的答复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他明白而深切地了解与此有关的各种问题。他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波利乐”一词用来表示美军调往欧洲战场的准备和行动,在那里接待美军的各种准备工作,以及支援美军对欧陆作战所必需的装备和供应品的生产、装配、运输、接收和储藏等等。
  2.“痛击”一词用来表示英美军队在1942年对欧洲大陆的一次攻势行动;在德军内部崩溃时,或者在俄军危急因而需要发动一次紧急攻势以迫使德军调离俄国战线时,应当进行这一战役。
  3.“围歼”一词或任何其他你所乐意使用的名称,表示在1943年或晚些时候,英美联军对德国在欧洲的占领区进行的一次攻势行动。
  因此我对三军参谋长发去下列的备忘录:
  首相致霍利斯准将1942年7月15日
  我恐怕“围歼”这一名称若有改变,会使美军误认为目标上的改变。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这个夸张的、选择不当的名称,但愿它不致给我们带来恶运。
  我认为我们最好不改变总统所用的字眼。我们现在并非处理政策问题,而只是清理密码代号。
  先照此拟订方案,待取得美方同意后再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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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取重大决策的前夕,我把我的主要意见写成电报发给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7月14日
  我极盼你了解我现在的处境。我已发现,没有人认为“痛击”计划是可行的。我很希望你们尽快实行“体育家”计划,还希望我们能与俄国人一起实行“丘比特”计划。同时应该全力进行1943年“围歼”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这样才能在英格兰对岸牵制住最大数量的敌军。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极其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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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为这些作战行动作出最后决定,还得一段时间。美国指挥作战的最高领导人之间关系很紧张。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之间关于欧洲方面与太平洋方面的意见很不一致。
  他们二人都无意进行北非的冒险行动。在这种僵局中,总统对于北非战役的兴趣却日益强烈。迪尔陆军元帅的德才使他获得了所有反对派的信任,而他的机智也受到他们的称赞。我同他的通信,详尽地说明了工作的进展情况。
  首相致迪尔陆军元帅(在华盛顿) 1942年7月12日
  我已把总参谋部文件的全文经由航空寄上。请你对蒙巴顿的意见特加注意;它指出“痛击”计划会使“围歼”计划受到致命的损伤。即使完全不谈这一点,“痛击”计划本身的各种问题也无人能够解决得了。
  2.“体育家”计划是美军能于1942年打击希特勒的唯一方法。如果“体育家”获得胜利,我们对意大利的威胁就会使德国空军的重要力量调离俄国战场。“体育家”计划并不防碍此时在这里进行的“围歼”计划的大规模准备和训练工作,只是意味着调回六个不参加“围歼”战役的美国师。它们必然会由新的美国师来代替。这些新的美国师将在运输计划完成以前准备就绪。
  3.然而,如果总统决定不采取“体育家”计划,那就算了。因为这次战役只能由打着美国旗号的军队进行。这次机会显然就要失去了。1942年两国将按兵不动,一切力量集中在1943年进行“围歼”战役吧。
  4.在这种情形下,美国要想把力量转移〔到太平洋〕找不到什么理由,而且,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难得到通过的。
  在白宫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如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决定,唯有访问英国才有望取得一致的意见。我听说,总统已建议派他最信任的朋友和军官来访问我们。
  迪尔陆军元帅致首相            1942年7月15日
  马歇尔同霍普金斯和金将于明晚离美赴英。
  概括说来,反对“体育家”计划的原因是:
  (1)它一定要使美国海军,特别是航空母舰调离太平洋;
  你业已知道,美国目前在那里作战是急需这些军舰的。
  (2)它需要在海上开辟新的交通线;美军为维持这一新航线和承担其他任务颇有困难。
  (3)在卡萨布兰卡登陆并不容易,那里也缺乏维持的设备。而且只在卡萨布兰卡一处发动进攻也不会使敌军从俄国战场撤出什么;如果袭击地中海内部一些地方,比如说,袭击阿尔及尔,甚至比塞大,就太危险了,特别是考虑到轴心国军队可能轻而易举地切断直布罗陀海峡的交通。
  (4)“体育家”计划将会承担很大的任务,以致打消1943年“围歼”计划的任何可能性。
  太平洋方面一些粗略的作战计划已提交总统。……
  所有这些行动将要占用现在预定用于“波利乐”计划的全部船只,并会使调往英国的美国空军减少三分之二左右。
  ……十分明显,在太平洋上的冒险,不能直接减轻俄国的压力,而且将会推迟任何对日作战的决定性胜利的到来。
  马歇尔无疑希望执行他最初属意的计划,但是,他相信,在欧洲计划的后面并没有真正的力量。会议复会议,讨论再讨论,大好时光就这样消磨过去了。德国将不会再像今天这样在东方忙得不可开交。假如我们不利用德国忙于东方的机会,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在西方面临的德国是如此强大,以致我们向欧洲大陆进攻就成为不可能的了。到那时我们虽然还能和敌军继续进行空战,但决定胜利的可能性已经消失。我相信,马歇尔一定认为,如果一个大商人遇上一笔不是大发其财就是行将破产的买卖,他肯定会千方百计地力求致富,而且他很可能会获得成功。
  金的注意力是放在对日作战上。
  我有一种感觉(其根据无非是美国人的想法,即太平洋可能代替“波利乐”,以及美国建立一支七百万人陆军的强烈愿望):有些地位高的美国人认为不可能出现比与德国人僵持下去更好的局面。
  我可否向你提出如下建议:你要使你的访问者相信,你是决心战胜德军的,即使规模有限,你也将尽早在欧洲大陆打击德军;同时你还要使他们相信,任何违反这种主要精神的行动是完全得不到你的支持的。马歇尔认为,你最属意的是“体育家”计划,正如他最属意的是“波利乐”计划一样;
  而且,你常常会由于微不足道的细故就又想到执行“体育家”计划。除非你能使他相信,你对于“波利乐”计划抱有坚定的态度,否则我们目前所同意的战略将会抛弃一空,美国将撤回去从事自己在太平洋的战争,只留给我们以有限的援助,要我们自己尽最大努力来抵抗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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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福总统也意识到,反对“痛击”计划的论点是有力的。假如他在给我们的来电中首先提到这个计划,那就等于使马歇尔将军相信,实行这个计划的机会多得很。但是,如果无人提到它,那么会怎样呢?美国总参谋部意见的趋向是,“倘使在欧洲今年不能有所作为,就让我们集中力量来对付日本,这样就会使美国陆海军的意见统一起来,使马歇尔和金海军上将步调取得一致。”7月15日,下议院辩论不信任投票那天,正是奥金莱克保卫开罗之战处于千钧一发之际,那天也是“白宫很紧张的一天”。我们听说,“美国三军各参谋长怀有‘二者必择其一’的情绪”,又据说,总统说,这简直等于“各随自己的爱好”。这些朴素语言的意义,当然是指:
  “假若英国不愿或不能在1942年实行‘痛击’作战计划,我们就离开欧洲战场,集中力量打日本。”总统说,这在实际上等于放弃欧洲的战争。至于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是否抱有这样的思想,还无证据。但是,有权力的美国第二流的参谋人员中却涌现着这样一种强烈的情绪。总统抵制并且排除了这类危险的思想倾向。
  他的第二种信念是美国陆军必须于1942年对德军作战。
  那么除了在法属北非,又能在什么地方作战呢?史汀生先生说,“这是战争形势使他暗自得出的结论。”议论的要点和总统的意向终于归到这样的结论上来,这实在是无情的。三周以前,我访问华盛顿的目的就是要获得这样一个决定。但是托卜鲁克的陷落,国内政治的喧闹,以及我所代表的这个国家威望由于这次灾难而无疑丧失,使我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
  虽然如此,一些严重的问题依然必须解决。我那时确信,我们意见的澄清和统一,肯定是会得到良好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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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即7月18日,我们的美国客人在普雷斯特韦奇上岸,再乘火车到伦敦。他们立刻和驻在首都的美国三军长官:艾森豪威尔、克拉克、斯塔克和斯帕茨进行会商。关于“痛击”计划的辩论又恢复了。美国领导人的意见仍然强烈主张进行这项作战行动。只有总统本人似乎被我的论点所动。他为代表团草拟了我所见到的出自他手笔的最有力最精练的关于战争政策文件。①
  ①罗伯特·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03—605页。
  为尊敬的霍普金斯、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写的备忘录
关于1942年7月伦敦会议的指示      1942年7月16日
  你们即将以我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伦敦,以便和英国适当的当局商谈如何进行战争的问题。
  2.自丘吉尔先生访问华盛顿以来,陆海军战略的改变如此重大,以致英国和我们需要根据下列两项方针对于共同作战计划立即订立协定:
  (1)适用于1942年其余时期的明确计划。
  (2)适用于1943年的试行计划。这种计划由于1942年发生事件的影响当然会有所变动,但现在应即在1942年着手为1943年的行动计划作准备的各项工作。
  3.(1)联合国家的共同目的必须是击败轴心国家。关于这一点,绝不能妥协。
  (2)我们应该集中使用力量,避免分散。
  (3)必须完全统一使用英美军队。
  (4)现有的美英军队在可以有效地使用时,应即迅速地投入作战。
  (5)最重要的是在1942年调美国地面部队去同敌人作战。
  4.英美答应给予俄国的物质援助,必须如数运到。假如使用波斯的运输线,应当优先运送作战物资。只要运输畅通,这样的援助就必须继续进行;必须鼓舞俄国的继续抗战。只有在俄国完全崩溃的情况下——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这方面才应改变这种决定。
  5.你们要仔细调查在1942年执行“痛击”计划的可能性。这样一个战役,在今年肯定会给俄国很大的支持。“痛击”计划既然是这样极其重要,因此有一切理由促其实现。你们应该竭力催促从速进行准备工作,大力推动这个计划的完成;不论俄国的崩溃危机是否迫在眉睫,这个计划都应该实行。假如俄国有可能崩溃,那么“痛击”计划就不仅是恰当的,而且是必要的了。“痛击”计划的主要目标在于使德国空军确实调离俄国战线。
  6.如果你们确实认为,“痛击”计划由于没有适当的机会来达到它预定的目的而执行不了,请即通知我。
  7.·假·如“·痛·击”·计·划·终·于·肯·定·是·不·能·成·立·的·计·划,·我·要·求·你·们·在·研·究·当·时·的·世·界·局·势·后,·另·行·确·定·美·军·于1942·年·作·战·的·其·他·地·点。①
  ①着重点是作者加的。
  我现在对世界战争局势的看法如下:
  (1)假如俄国牵制了大批德军,“围歼”作战计划在1943年成为可能,就应该立刻考虑这项计划,并进行准备工作。
  (2)假如俄国崩溃,德国空军和地面部队调离俄国,“围歼”计划就不可能在1943年实行。
  8.不论俄国是否崩溃,都应该尽量固守中东阵地。我要你们考虑丧失中东的影响。中东一失,就会发生一系列事件:
  (1)丧失埃及和苏伊士运河。
  (2)丧失叙利亚。
  (3)丧失摩苏尔油井。
  (4)波斯湾因受北方和西方的攻击而丧失,通往波斯湾油田的道路也将丧失。
  (5)德日会师,印度洋可能丧失。
  (6)德军很可能占领突尼斯、阿尔及尔、摩洛哥、达喀尔,并切断从弗里敦到利比里亚的渡海航线。
  (7)南大西洋的一切航运将面临严重的危险,而且,巴西和南美全部东海岸也会遭到严重的危险。此外德军还有可能利用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它们的属地。
  (8)你们应当决定保住中东的妥善方法。这些方法要明确包括下列两点或其中一点:
  (a)运送援助物资和地面部队到波斯湾、叙利亚和埃及。
  (b)·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尔·进·行·一·次·新·的·战·役,·目·的·在·于·包·抄·隆·美·尔·部·队·的·后·路。·法·国·殖·民·军·的·态·度·仍·然·不·明。
  9.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美国为了使日本早日崩溃,就把全部力量用于太平洋。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认识到,日本的崩溃不致使德国崩溃;而且,美国于今年或1943年集中力量进攻日本,会增加德国完全控制欧洲和非洲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在1942年或1943年击败或牵制住德军,显然意味着德国在欧洲战场、非洲战场和近东有遭到最后崩溃的可能。·德·国·的·崩·溃,·意·味·着·我·们·或·许·可·以·不·费·一·弹,·不·丧·一·命·而·使·日·本·崩·溃。①
  ①着重点是作者加的。
  10.请记住三点主要的原则——迅速决定计划;统一计划;进攻与防御相结合,而不是单纯防御。这些都影响到美国地面部队在1942年对德军作战的直接目标。
  11.我希望在你们到达英国后一星期内达成全部协定。
  总司令富兰克林·罗斯福
同日晚间,我在契克斯举行参谋长委员会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这次讨论表明,以首相为一方和以三军参谋长为另一方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1942年的作战行动,唯一可能实行的方案似乎是“体育家”计划。对我们来说极为有利的是,首先在北非登陆,轻而易举地在那里获得一个立足点,正如德军轻而易举地占领挪威一样。
  “体育家”作战计划实际上是我们第二战场的右翼。美军占领卡萨布兰卡及其附近地区是不够的。作战行动须要扩大到阿尔及尔、奥兰,以及东面更远的地方。假如美军不能为所有这些作战行动一一提供军队,我们可以用英军配合少量的美军分遣队,担负起更东面的作战行动。美国方面除了为“波利乐”护航提供海军部队以外,大概不能再为“体育家”计划提供其所需的全部海军。果若如此,我们当设法帮助。
  我当然了解,我们仍然应当向现在集合在伦敦的美国军方领导人进行工作,使他们深信我们的意见是唯一实际可行的意见。霍普金斯周末来契克斯,我们非正式地讨论了彼此分歧的意见。
  7月20日,星期一早晨,我们同美国代表在内阁办公室内举行第一次会议。
  我扼要地谈了英国政府的态度,这个发言已列入记录。
首相在1942年7月20日会议上的发言要点
  今天上午,我不打算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重要提案的优劣提出什么看法,我只想研究一下总的形势,并对会议的最适宜的方法和程序提出建议。我们必须作出决定,虽然这些决定会影响到将来的全部战局,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迟迟不作决定。
  第一个问题是“痛击”作战计划。我们应不应该执行这项计划?在这点上也引起另外一个迫切的问题: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执行这项计划?我们的客人也许想的是某一件事,而我们已在进行的却是另一件事。假如我们自己不能拟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计划,我们就应当极其诚恳而关切地注意美国方面的计划。最重要的是,大家都不要抱有成见——对任何特定的计划是赞成或反对的成见——来参加讨论。当然,不但必须考虑是否能进行某项任务,而且要考虑到在目前,这样做的结果是否有利于对我们资源的利用。
  我们必须讨论,“痛击”计划的执行与否对于“围歼”计划前途的影响。为了执行“围歼”计划,“波利乐”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我们热烈赞成“围歼”计划。谈到这里,得弄清楚“围歼”的内容是什么?它是不是必须限于攻击法国西海岸?第二战场的概念是不是必须限定在这些范围以内?可否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扩大了是否有利?我们倾向于认为,“痛击”计划也许会推迟甚至会阻碍“围歼”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或许有人主张,“围歼”作战计划的命运主要并不是依靠我们的行动,而是依靠俄国局势的发展。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痛击”作战计划时所用的基础是假设俄国战胜或溃败。但是更有可能的是,我们会面临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状况。俄国战事也许会久悬不决;或者是结果难以逆料,俄国战线依然存在,只是又向东移了一些。
  如果“痛击”计划取消了,那么在“围歼”战役以前,我们将做些什么呢?或者,假如有这样的看法:取消“痛击”计划会使“围歼”计划遭到破坏,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现在我再谈谈第二个问题,就是“体育家”计划。我们肯定应该对这个计划的种种形式,从各个角度加以审查。德军在占领西北非并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拉进它的体系以前,或许不会无限期地坐等下去。德军由于仍然要应付俄国,因此一时还无力进攻英国,但是他们也许会很容易地获得足够侵犯英国的力量。我们必须正视德军占领北非和西非海岸的可能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将是多么严重的不利形势啊!
  此时正在埃及激烈进行的战役,对“体育家”计划的是否可行具有重大的影响。假如奥金莱克将军获得胜利,他可能会很快地向西推进。那时“杂技家”,计划或许可望执行,也可能对西西里和意大利采取行动,同时也可能重新获得南地中海的制空权,从而可以完全避免那里的航运损失。
  我们的防务现在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地中海东部及里海一带,现在几乎完全没有防御。假如奥金莱克将军取得埃及战役的胜利,我们无疑能够建立一支拥有八个师左右的兵力,他们连同经过训练的四个波兰师,将能有力地阻滞德军的南进。可是,如果奥金莱克将军不能把敌军赶到远离埃及的地方,或者,假如敌军已被赶走并且被追赶到“杂技家”计划区域之内,那么唯一能够保卫里海以南主要地区的,只有俄国南部的部队了。他们自身的前途怎样,还很难说。但若说他们将要崩溃,为时也还太早。即使出现最糟糕的情况,他们也会经由高加索实行有效撤退,并在冬季守住高加索山脉,同时还可能在我们空军的援助下,保持里海的制海权。这支力量是强大的堡垒。目前只有他们才是我们的堡垒。……
  关于“安纳吉姆”计划(在缅甸的战役)和我们在太平洋战场协助作战所能采取的步骤,也进行了简单的讨论。
※        ※         ※
  7月22日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议。马歇尔将军首先发言,他说他和他的同僚们同英国参谋长们的会谈已成僵局,因此他们必须向总统请示。
  我回答说,我和总统和他的军事顾问们一样热切希望能“尽早投入最大力量对敌作战”。但我深信,由于我们现有的力量有限,因此我们不宜在1942年试行“痛击”计划。我指出我们面临的种种失败可能性。例如,俄国也许会崩溃,德军也许会进入高加索,或者德军也许会击败奥金莱克将军,占领尼罗河三角洲和苏伊士运河,敌军也有可能会在北非和西非获得立足点,从而会使我们的航运紧张到几乎无法进行的程度。虽然如此,英美间的意见分歧将会比上述各种可能性造成更严重的结果。因此我同意,美国三军参谋长应向总统报告,说明英国不准备进行“痛击”计划,请他指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罗斯福总统当即复电,说他对于伦敦会谈的失败并不感到惊奇。他同意,在英方反对的情况下,无须继续要求执行“痛击”计划,并指示他的代表团就1942年美国陆军参加对敌作战的某一战役,同我们达成一种决议。
  “痛击”计划就这样束之高阁,“体育家”计划得到了应有的重视。马歇尔和金虽然不免有些失望,但也服从了他们总司令的决定,我们之间重又充满了友好的气氛。
  我现在急于要对我宠爱的“体育家”计划起个新的名字。
  我们的密码代号中已取消了“体育家”、“超体育家”和“半体育家”等等名称。在我7月24日给三军参谋长的指示中,我使用了新的巧妙的“火炬”这一名称。7月25日总统电达霍普金斯指出,“不迟于10月30日”实行的在北非登陆的计划,应即着手进行准备工作。那天晚上我们的朋友们启程返回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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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军政同僚们考虑已久的意见,就这样得到了大家的同意,并作出了决定。我为此感到十分愉快,特别是因为此事发生在看来是最黑暗的时刻。我希望执行的各项计划,除了一项以外,都被采纳了。这一项没有得到通过的计划是“丘比特”作战计划(进攻挪威),但它的价值是无可争议的。
  我并没有放弃这项计划,但是,后来我也没有搞成这项计划。
  过去几个月来,我所追求的是“取消‘痛击’作战计划”,而代之以进攻北非和进行“丘比特”作战计划。“丘比特”计划夭折了。
  但是,我感到满意的东西是够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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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7月27日
  我确信,你和我以及我们这里的全体人员一样,对这紧张的一周间的成就感到快慰。除了对于作战行动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以外,我们高级官员之间的热诚亲切的关系和战友情谊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如果没有哈里的宝贵的援助,我怀疑能获得成功。
  2.我们必须在今年建立第二战场,并且尽早发动进攻。
  我认为这个第二战场包含着一支把敌军拴在“痛击”计划地区对面的主力和一个称为“火炬”(以前称为“体育家”)的广泛侧击行动。现在既然所有事情都已作出决定,我们可以照你所说,开足马力向前进了。一切全靠保守秘密和迅速行动,全靠具有一个井然有序的军事的行动计划。必须分秒必争,我同意你的意见,应该以10月30日为最迟的日期。
  3.要保守秘密,唯一办法在于诳敌。为此目的,我正在进行“丘比特”计划,同时我们还必须大力进行“痛击”计划。这些将掩护在联合王国的一切军事行动。当你们的军队开始实行“火炬”计划时,机密机关以外的人都会相信,它们是开往苏伊士运河或巴士拉,以此来说明它们所配备的热带装备。这里的加拿大军队将配备北极用的装备。如此就能使敌军直到最后还是弄不清我们的意图。
  4.与此同时,我希望“波利乐”的准备工作仍全力进行,只有“火炬”计划才能对“波利乐”给予必要的冲击,而这种冲击也只是推迟一段时间而已。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左右开弓或双管齐下地进行攻击。
  所有专家们在我们双方向往已久的计划方面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总统和我一样对此感到欣慰。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7月28日
  三剑客①已于今日下午平安到达,婚礼②仍照原定日期举行。我对所取得的结果,尤其对这次成功地交心会谈,自然感到十分快慰。我不禁感到,过去一周是整个战争时代的一个转折点,而且,现在我们已在并肩前进。我同意你的看法,保密和迅速行动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我希望10月的日期能够提前。关于按船舶吨位和按联合王国进口粮食和原料等情况来计算给养和装备多少的问题,我将与马歇尔商谈。我还将尽一切力量使俄国南部侧翼得到空军增援。我也认为此事完全应该办到。
  ①指罗斯福的代表霍普金斯、马歇尔、金三人。——译者
②指英美共同执行经过同意的计划。——译者
  现在必须决定司令官的人选。
  迪尔元帅致首相            1942年7月30日
  我要敦促你立时与总统商定指挥官问题。我自己认为马歇尔是恰当的人选,而且也相信他是会接受这个职位的。同样清楚的是,现在这里离不开他;但是,艾森豪威尔完全可以代行他的权力。总统还未和马歇尔谈到这个问题。这或许因为总统怕他离开;但是艾森豪威尔担任他的副手的想法是会受到欢迎的。
  如果这一点得到同意,那么艾森豪威尔将能团结他的联合参谋人员,使他们真正发挥作用。在此过程中,如果艾森豪威尔把“痛击”计划的设计和准备工作委托给别人主持(显然要委托给一个英国人),而使他自己和自己的参谋人员除了对“痛击”计划实行总的监督之外,能分身出来完全集中力量于应付“火炬”计划,这样做就非常明智。当然,“火炬”现在比什么都重要,它需要有许多具体的计划,以及分配力量、分配任务和进行训练等等。从现在到战役开始,要紧张地工作;战役愈早开始,显然就更为有利。
  我对你使这些困难的谈判得到如此成功的结果,实在敬佩。我希望能在下周初到达伦敦,得便时我极愿去拜访你。
  我致电总统,谈了司令官的人选问题。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7月31日
  我迫切希望“波利乐”、“痛击”、“围歼”和“火炬”计划的司令官人选早日作出决定。〔这里指的是“波利乐”、“痛击”和“围歼”等一组计划和“火炬”计划。〕如果马歇尔将军能被任命为“围歼”计划的最高统帅,而且同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能在这里担任他的副手,这是我们最为高兴的。我们首先要任命亚历山大将军为特遣部队司令,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领导之下同他一道工作。这两人要为“火炬”计划工作,艾森豪威尔将军暂时还要监督“波利乐”—“痛击”计划的执行。这样,他就能为“火炬”计划调集各种必要的力量,而不致使“波利乐”和“围歼”计划蒙受损失。一俟“火炬”计划准备就绪,他就要指挥这次战役,而以亚历山大和一位美国司令官任这两支特遣部队的司令,他们分别从联合王国和美国出发到任。当特遣部队开始执行任务时,假如你任命马歇尔将军或其他人员作为代理人执行“波利乐”、“痛击”和“围歼”计划的工作,我们当感到高兴。我们也愿派给他一位助手。
  2.此事宜速进行,因为委员会着实太多,而行动迟迟。
  假若你另有安排,请让我了解你的意向。
  迪尔元帅致首相            1942年8月1日
  总统已去海德公园作短期休息,但在动身前发出命令,要求尽早全力进行“火炬”计划。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在8月4日告诉他能够登陆的最早日期。美方把兵力抽到太平洋的危险也许仍然存在,但总统对这一点是完全慎重的。
  2.美国人认为,由于接受“火炬”计划,已取消了1943年的“围歼”计划。对于这一点,我们无需进行争辩。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专心致志于“火炬”计划。我可以断定,假如总统愿意,他会同意马歇尔担任指挥的;而且无需在事前为他保留“围歼”作战计划最高司令的职位,虽然你在7月31日致总统的电文中这样说过。
  3.祝你的各项工作获得与你的勇气和抱负相称的成绩。
  这份电报是我在子夜时于莱纳姆机场收到的。我将要从那里出发旅行,这次旅行的原由和经过且待下章分解。
第二十六章 我的开罗之行。改组司令部
  我应访问开罗的决定——和访问莫斯科的决定——斯大林的邀请——乘C—46型飞机旅行——尼罗河上的黎明——司令官人选的问题——8月5日我和奥金莱克共同视察阿拉曼阵地——会见戈特将军——在空军司令部——8月5日和6日致电内阁——建议变动战区指挥部和组织——8月6日和7日再向内阁说明理由——戈特将军牺牲——战时内阁的一个紧张时期——蒙哥马利将军任第八集团军司令——艾森豪威尔麾下的参加“火炬”计划的英军司令官的调动——8月8日,访问义勇骑兵师的一天——8月8日给奥金莱克将军的信——我通知总统——雅各布上校日记一则——亚历山大将军于8月9日到达——奥金莱克将军不愿指挥伊拉克—波斯战区——给亚历山大将军的指示。
  我从多方面获得的报告,使我对于中东最高司令部的怀疑不断增长。到中东去就地解决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了。最初认为,这次旅行将取道直布罗陀和塔科拉迪,然后越过中非到开罗,此去需要五天甚至六天的飞行。由于在这次飞行中我要经过热带和疟疾流行地区,便规定要进行一连串的预防注射。有些注射要在十天之后才能起免疫作用,同时又使人极感不适,甚至不能行动。战时内阁的若干阁员亲切友好地关心我的健康,他们反倒成为我需要加以劝说的对象了。
  可是,正在这时,一位年轻的美国驾驶员范德克路特上尉来到英国,他刚从美国驾驶一架“解放者”式的C—46型飞机前来;机内的炸弹架业已拆去,装上了某些旅客设备。这架飞机当然能够按规定的航线飞完全程,而且在各个阶段都有富余时间。空军参谋长波特尔见到这位驾驶员,反复询问他这架飞机的情况。已飞行过约一百万哩的范德克路特问道,何必绕道塔科拉迪、卡诺、拉密堡、乌拜伊德等处呢。他说,他能一口气从直布罗陀飞到开罗;下午从直布罗陀东飞,黄昏时急遽折向南行,越过西班牙或维希的属地,然后东飞,直至阿西乌特附近,就可见到尼罗河;又转向北飞,再过一小时左右就会到达金字塔西北的开罗飞机场了。这就使全部计划作了变更。我在两天的时间内就可以到达开罗,不会遭受中非臭虫的任何骚扰,也不必经受预防它们的注射。波特尔被他说服了。
  我们急想知道,苏联政府对于1942年将不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这一个出于不得已但也是令人不快的消息,究竟有何反应。7月28日晚,正巧我在唐宁街十号我和战时内阁其他成员在临时搭成作为餐厅用的花厅内恭宴国王。陛下在私下同意我的出行,国王去后,我便立刻邀请心境爽朗的阁员们到内阁会议室商讨问题。当时决定我无论如何应到开罗走一趟,并应向斯大林建议同他会晤。因此,我向他发出了下列电报: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7月30日
  我们正为另一次努力作初步的安排,以便使一支巨大的运输船队能在9月份第一周驶往阿尔汉格尔斯克。
  2.如果得到你的邀请,我愿前往高加索的阿斯特拉罕或到便于会晤的类似地点同你会晤。届时我们可能共商战局,并在一起作出决定。我还可以将我们与罗斯福总统已经制订的1942年的进攻计划告诉你。我将偕同帝国总参谋长前来。
  3.我即将启程前往开罗。我在那里有重大事务需要处理,这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在那里确定一个便于会晤的日期,8月10日到13日这几天都可以。
  4.战时内阁已同意我的建议。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2年7月31日
  我代表苏联政府邀请你前来苏联同苏联政府的人员会晤。由于希特勒方面对于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威胁现已达到特别紧张的程度,因此如果你能前来苏联,共同商讨反对希特勒战争中各种紧急问题,我是十分感激的。
  我认为最适宜的会晤地点是莫斯科,因为,不论是我,还是政府中其他人员以及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员,都不能在这样紧张的对德作战时刻离开首都。
  帝国总参谋长前来,极合我们的愿望。
  请你按照你在开罗完成任务所必需的时间,自行决定会晤日期。你可以预先断定,任何日期对我都是合适的。
  你答应在9月初派第二批运输船队运送战争物资给苏联,请容许我向你表示感谢。虽然从战场调出飞机极为困难,但我们将尽可能采取措施来加强运输船队的空中防卫。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8月1日
  我一定来莫斯科同你会晤,到开罗后再决定行期。
※        ※         ※
  在此期间,集中攻击鲁威塞特山脊的阿拉曼阵地上的战事仍在进行。隆美尔的进攻力量已感不足,而我们的力量足够防守还有余裕,但是胜败尚在未定之天。现在已决定叫我飞往开罗,因此我致电奥金莱克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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