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写作的艺术
写作的艺术是比写作艺术的本身或写作技巧的艺术更广泛的。事实上，如果你能告诉一个希望成为作家的初学者，第一步不要过分关心写作的技巧，叫他不要在这种肤浅的问题上空费工夫，劝他表露他的灵魂的深处，以冀创造一个为作家基础的真正的文学性格；如果你这样做，你对他将有很大的帮助。当那个基础的适当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当一个真正的文学性格创造起来的时候，风格自然而然地成形了，而技巧的小问题便也可以迎刃而解。
如果他对于修辞或文法的问题有点困惑不解，那老实说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他写得出好东西就得了。出版书籍的机关总有一些识业的阅稿人，他们便会去校正那些逗点、半支点、和分离不定法等等。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忽略了文学性格的修养，无论在文法或文艺的洗炼上用多少工夫，都不能使他成为作家。蒲丰（Buffon）说“风格就是人。”风格并不是一种写作的方法，也不是一种写作的规程，甚至也不是一种写作的装饰；风格不过是读者对于作家的心思的性质，他的深刻或肤浅，他的有见识或无见识，以及其他的质素如机智、幽默、尖刻的讽刺、同情的了解、亲切、理解的灵敏、惩挚的愤世嫉俗态度或愤世嫉俗的恳挚态度。精明、实用的常识，和对事物的一般态度等等的整个印象。世间并没有一本可以创造“幽默的技巧”，或“愤世嫉俗的恳挚态度的三小时课程”，或“实用常识规则十五条”和“感觉灵敏规则十一条”的手册，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必须谈到比写作的艺术更深刻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见写作艺术的问题包括了文学、思想、见解、情感、阅读，和写作的全部问题。我在中国曾事倡复兴性灵派的文章和创造一种较活泼较个人化的散文笔调；在我这个文学运动中，我曾为了事实上的需要，写了一些文章，以发表我对于一般文学的见解，尤其是对于写作艺术的见解。我也曾以“烟屑”（见林氏创刊的“宇宙风”杂志——编者）为总题，试写一些文艺方面的警句。这里就是一些烟屑：
一、技巧与个性垫师以笔法谈作文，如匠人以规矩谈美术。书生以时文评古文，如木工以营造法尺量泰山。
世间无怕谓笔法。吾心目中认为有价值之一切中国优秀作家，皆排斥笔法之说。
笑法之于文学，有如教条之于教会——琐碎人之琐粹事也。
初学文学的人听见技巧之讨论——学说之技巧、戏剧之技巧、音乐之技巧、舞台表演之技巧——目眩耳乱，莫测高深，那知道文章之技巧与作家之产生无关，表演之技巧与伟大演员之产生亦无关。他且不知世间有个性，为艺术上文学上一切成功之基矗
二、文学之欣赏一人读几个作家之作品，觉得第一个的人物描写得亲切，第二个的情节来得迫真自然，第三个的丰韵特别柔媚动人，第四个的意思特别巧妙多姿，第五个的文章读来如饮威士忌，第六个的文章读来如饮醇酒。他若觉得好，尽管说他好，只要他的欣赏是真实的就得。积许多这种读书欣赏的经验，清淡、醇厚、宕拔、雄奇、辛辣、温柔、细腻，..都已尝过，便真正知道甚么是文学，甚么不是文学，无须读手册也。
论文字，最要知味。平淡最醇最可爱，而最难。何以故？平淡去肤浅无味只有毫厘之差。
作家若元气不足，素养学问思想不足以充实之，则味同嚼蜡。故鲜鱼腐鱼皆可红烧，而独鱼可以清蒸，否则人口本味之甘恶立见。
好作家如杨贵妃之妹妹，虽不涂脂抹粉，亦可与皇帝见面。宫中其他美人要见皇帝皆非涂脂抹粉不可。作家敢以简朴之文字写文章这么少，原因在此。
三、笔调与思想
文章之好坏乃以有无魔力及味道为标准。此魔力之产生并无一定规则。
魔力生自文章中，如烟发自烟斗，或白云起于山巅，不知将何所之。最佳之笔调为“行云流水”之笔调，如苏东坡之散文。
笔调为文字、思想、及个性之混合物。有、些笔调完全以文字造成。
吾人不觉见清晰的思想包藏于不清晰的文字中，却常看见不清晰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此种笔调显然是不清晰的。
清晰的思想以不清晰的文字表现出来，乃是一个决意不娶之男子的笔调。他不必向老婆解释甚么东西。康德（ImmanulKant）可为例证。甚至巴脱勒（SamulButler）有时也这么古怪。
一人之笔调始终受其“文学情人”之渲染。他的思想方法及表现方法越久越像其“文学情人”。引为初学者创造笔调的唯一方法。日后一人发见自己之时，即发见自己的笔调。
一人如恨一本书之作者，则读那本书必毫无所得。学校教师请记住这个事实！
人之性格一部分是先天的，其笔调亦然。其他部分只是污染之物而已。
人如无一个心爱之作，则是迷失的灵魂。他依旧是一个未受胎的卵，一个未得花粉的雌蕊。一人的心爱作家或“文学情人”，就是其灵魂之花粉。
人人在世上皆有其心爱的作家，惟不用点工夫去寻耳。
一本书有如一幅人生的图书或都市的图书。有些读者观纽约或巴黎的图书，但永远看不见纽约或巴黎。智者同时读书本及人生。宇宙一大书本，人生一大学堂。
一个好的读者将作家翻转过来看，如乞丐翻转衣服去找跳蚤那样。
有些作家像乞丐的衣服满是跳蚤，时常使读者感到快乐的激动。发痒便是好事。
研究任何题目的最好方法，就是先抱一种不合意之态度。如是一人必不至被骗。他读过一个不合意的作家之后，便较有准备去读较合意的作家了。
批评的心思就是这样成形的。
作家对词字本身始终本能地感到兴趣。每一词字皆有其生命及个性，此种生命及个性在普通字典中找不到，简明牛津字典（ConciseOxfordDictionary）或袖珍牛津字典（PocketOrfordDic-tionary）之类不在此例。
一本好字典是可值一读的，例如袖珍牛津字典。
世间有两个文字之宝藏，一新一旧。旧宝藏在书本中，新宝藏在平民之语言中。第二流的艺术家将在旧宝藏中发掘，唯有第一流的艺术家才能由新宝藏中得到一些东西。旧宝藏的矿石已经制炼过，新宝藏的矿石则否。
王充分文人为（一）“儒生”（能通一经）；（二）“通人”（博览古今）；（三）“文人”（能作上书奏记）；（四）“鸿儒”（能精思者著文连结篇章）。（一）与（二）相对，言读书；（三）与（四）相对，言著作。
“鸿儒”即所谓思想家；“文人”只能作上书奏记，完全是文字上笔端上工夫而已。思想家必须罩思极虑，直接取材于人生，而以文字为表现其思想之工具而已。
“学者”作文时善抄书，抄得越多越是“学者”。思想家只抄自家肚里文章，越是伟大的思想家，越靠自家肚里的东西。
学者如鸟鸦，吐出口中食物以饲小鸟。思想家如蚕，所吐出不是桑叶而是丝。
文人作文，如妇人育子，必先受精，怀胎十月，至肚中剧痛，忍无可忍，然后出之。多读有骨气文章有独见议论，是受精也。时机未熟，擅自写作，是泻痢腹痛误为分娩，投药打胎，则胎死。出卖良心，写违心话，是为人工打胎，胎亦死，及时动奇思妙想，胎活矣大矣，腹内物动矣，母心窃喜。至有许多话，必欲迸发而后快，是创造之时期到矣。发表之后，又自诵自喜，如母牛舐犊。故文章自己的好，老婆人家的好。
笔如鞋匠之大针，越用越锐利，结果如绣花针之尖利。但一人之思想越久越圆满，如爬上较高之山峰看景物然。
当一作家恨某人，想写文如加以痛骂，但尚未知其人之好处时，他应该把笔再放下来，因为他还没有资格痛骂那个人也。
四、性灵派
三袁兄弟在十六世纪末叶建立了所谓“性灵派”或“公安派”（公安为袁氏的故乡）；这学派就是一个自我表现的学派。“性”指一人之“个性”，“灵”指一人之“灵魂”或“精神”。
文章不过是一人个性之表现和精神之活动。所谓“divineaf-flatus”不过是此精神之潮流，事实上是腺分泌溢出血液外之结果。
书法家精神欠佳，则笔不随心；古文大家精神不足，则文思枯竭。
昨夜睡酣梦甜，无人叫而自醒。精神便足。晨起啜茗或啜咖啡，阅报无甚逆耳新闻，徐步人书房，明窗净几，惠风和畅——是时也，作文佳、作画佳、作诗佳，作题跋佳，写尺牍佳。
凡所谓个性，包括一人之体格、神经理智、情感、学问、见解、经验、阅历、好恶、癖嗜，极其错综复杂。先天定基派别，或忌刻寡恩，或爽直仗义，或优柔寡断，或多病多愁，虽父母师傅之教训，不能易其骨子丝毫。又由后天之经历学问，所见所闻，的确感动其灵知者，集于一身，化而为种种成见、怪癖、态度、信仰。其经历来源不一，故意见好恶亦自相矛盾，或怕猎而不怕犬，或怕犬而不怕猫。故个性之心理学成为最复杂之心理学。
性灵派主张自抒胸臆，发挥己见，有真喜、有真恶、有奇嗜、有奇忌，悉数出之，即使瑕瑜并见，亦所不顾，即使为世俗所笑，亦所不顾，即使触犯先哲，亦所不顾。
性灵派所喜文字，于全篇取其最个别之段，于全段取其最个别之句，于造句取其个别之辞。于写景写情写事，取其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此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信笔直书，便是文学，舍此皆非文学。
红楼梦中林黛玉谓“如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却使得的，”亦是性灵派也。
性灵派又因倾重实见，每每看不起辞藻虚饰，故其作文主清淡自然，主畅所欲言，不复计较字句之文野，即崇奉孟子“辞达而已”为正宗。
文学之美不外是辞达而已。
此派之流弊在文字上易流于俚俗（袁中郎），在思想上易于怪妄（金圣叹），讥讽先哲（李卓吾），而为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然思想之进步终赖性灵文人有此气魄，抒发胸襟，为之别开生面也，否则陈陈相因，千篇一律，而一国思想陷于抄袭模仿停滞，而终至于死亡。
古来文学有圣贤而无我，故死；性灵文学有我而无圣贤，故生。
惟在真正性灵派文人，因不肯以议论之偏颇怪妄惊人。苟胸中确见如此，虽孔孟与我雷同，亦不故为趋避；苟胸中不以为然，千金不可易之，圣贤不可改之。
真正之文学不外是一种对宇宙及人生之惊奇感觉。
宇宙之生灭甚奇，人情之变幻甚奇，文句之出没甚奇，诚而取之，自成奇文，无所用于怪妄吊诡也。实则奇文一点不奇，特世人顺口接屁者太多，稍稍不肯人云亦云而自抒己见者，乃不免被庸人惊诧而已。
性灵派之批评家爱作者的缺点。性灵派之作家反对模拟古今文人，亦反对文学之格套与定律。袁氏兄弟相信：“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又主张文学之要素为真。李笠翁相信文章之要在于韵趣。袁子才相信文章中无所谓笔法。黄山谷相信文章的词句与形式偶然而生，如虫在木头上啮成之洞孔。
五、闲话笔调
闲适笔调之作者以西文所谓“衣不扣钮之心境”（unbuttonedmed）说话，瑕疵俱存，故自有其吸人之媚态。
作者与读者之关系不应如庄严之垫师对其生徒，而应如亲热故义。如是文章始能亲切有味。
怕在文章中用“吾”字者，必不能成为好作家。
吾爱撤谎者甚于谈真理者，爱轻率之撒谎者甚于慎重之撒谎者，因其轻率乃他喜爱的读者之表现也。
吾信任轻率之傻子而猜疑律师。
轻经之傻子乃国家最好之外交家。他能得民心。
吾理想中之好杂志为半月刊，集健谈好友几人，半月一次，密室闲谈。
读者听其闲谈两小时，如与人一夕畅谈，谈后卷被而卧，明日起来，仍旧办公抄账，做校长出通告，自觉精神百倍，昨晚谈话滋味犹在齿颊间。
世有大饭店，备人盛宴，亦有小酒楼，供人随意小酌。吾辈只望与三数友人小酌，不愿赴贵人盛宴，以其少拘牵故也，然吾辈或在小酒楼上大啖大嚼，言笑自若，倾杯倒怀之乐，他人皆不识也。
世上有富丽园府，京有山中小筑，虽或名为精舍，旨趣与朱门绿扉婢仆环列者固已大异。人其定，不闻忠犬唁唁之声，不见司阍势利之色，出其门，亦不看见不干净之石狮子。惟如憺漪子所云：“譬如周、程、张、朱辈拱揖列希于伏羲氏之门，忽有曼情、子瞻，不衫不履，排闼而入，相与抵掌谐谑，门外汉或喷喷惊怪，而诸君子必相视莫逆也。”
六、何谓美？
近来“作文讲话”。“文章作法”之书颇多。原来文彩文理之为物，以奇变为贵，以得真为主，得真则奇变，奇变则文彩自生，犹如潭壑溪涧未尝准以营造法尺，而极幽深峭拔之气，远胜于运粮河，文章岂可以作法示人哉！
天有星象，天之文也；名山大川，地之文也；风吹云变而锦霞生，霜降叶落而秋色变。夫以星球连转，棋列错布，岂为吾地上之赏鉴，而天狗牛郎，皆于大意中得之。地层伸缩，翻山倒海，岂为吾五岳之祭祀，而太华昆仑，澎湃而来，玉女仙童，耸然环立，供吾赏览，亦天工之落笔成趣耳。以无心出岫之寒云，遭岭上狂风之叱咤，岂尚能为衣裳着想，留意世人顾盼？然鳞章鲛绡，如绵如织，苍狗吼狮，龙翔凤舞，却有大好文章。以饱受炎凉之林树，受凝霜白露之摧残，正欲收拾英华，敛气屏息，岂复有心粉黛为古道人照颜色？而凄凄肃肃，冷冷清清，竟亦胜于摩诘南宫。
推而至一切自然生物，皆有其文，皆有其美。枯藤美于右军帖，悬岩美于猛龙碑，是以知物之文，物之性也，得尽其性，斯得其文以表之。故曰，文者内也，非外也。马蹄便于捷走，虎爪便于搏击，鹤胫便于涉水，熊掌便于履冰，彼马虎熊鹤，岂能尽及肥瘦停匀，长短合度，特所以适其用而取其势耳。然自吾观之，马蹄也、虎爪也、鹤胫也、熊掌也、或肉丰力沉，“颜”筋“柳”骨，或脉络流利，清劲挺拔，或根节分明，反呈奇气。他如象蹄如隶意，狮有飞白，斗蛇成奇草，游龙作秦簧，牛足似八分，麂鹿如小楷，天下书法，粲然大备，奇矣奇矣。所谓得其用，取其势，而体自至。作文亦如是耳。
势至必不可抑，势不至必不可展；故其辞措取义，皆一片大自然，浑浑噩噩，而奇文奥理亦皆于无意中得之。盖势者动之美，非静之美也。故凡天下生物动者皆有其势，皆有其美，皆有其气，皆有其文。
谈唯美派
所谓唯美派，就是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这唯美派的是假的，所以我不把他算为真正一派。西洋穿红背心红裤子之文人，便属此类，我看不出为艺术而艺术有什么道理，虽然也不与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意见相同，不主张唯有宣传主义的文学，才是文学。
世人常说有两种艺术，一为为艺术而艺术，一为为人生而艺术，我却以为只有两种，一为为艺术而艺术，一为为饭碗而艺术。不管你存意为人生不为人生，艺术总跳不出人生的。文学凡是真的，都是反映人生，以人生为题材。要紧是成艺术不成艺术，成文学不成文学。要紧不是阿Q时代过去未过去，而是阿Q写得活灵活现不，写得活灵活现，就是反映人生。金瓶梅你说是淫书，但是金瓶梅写得逼真，所以自然而然能反映晚明时代的市井无赖及土豪劣绅，先别说他是讽刺非讽刺，但先能人你的心，而成一种力量。白居易是为人生而文学者，他看不起嘲风雪，弄花草的诗文，他自评自己的诗，以讽谕诗及闲适诗为上，且不满意世俗之赏识他的杂律诗、长恨歌。讽谕诗，你说是为人生而艺术是好的，但是他的闲适诗，你以为是消沉放逸，但何尝不是怡养性情有关人生之作，哀思为人生之一部，怡乐亦人生之一部。白居易有讽谕诗，没有闲适诗，就不成其为白居易。
因为凡文学都反映人生，所以若是真艺术都可以说是反映人生，虽然并不一定呐喊，所以只有真艺术与假艺术之别，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及为饭碗而艺术。比方照相，有人为照相而照相，有人是为饭碗而照相。为照相而照相是素人，是真得照相之趣，为饭碗而照相，是照相家，是照他人的老婆的相来养自己的老婆。文人走上这路，就未免常要为饭碗而文学，而结果力不从心，只有产生假文学。今天吃甲派的饭，就骂乙派，明天吃乙派的饭，就骂甲派，这叫做想做文人，而不想做人，就是走上陈孔璋之路，也是走上文妓之路。这样的文人，无论你如何开口救国，闭口大众，面孔如何庄严，笔下如何心恶幽默，必使文风日趋于卑下，在救国之喊声中，自己已暴露亡国奴之穷相来。文风卑鄙，文风虚伪，这是真正亡国之音。
谈写作的艺术
谈灵与肉
有一桩最显明的事实而为哲学家所不愿承认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身体。
因为说教者对于人类的缺憾，以及野蛮的本能和行动，看得厌腻了，所以希望我们生得和天使一般，但是我们想象不出怎么样才是天使的生活。我们以为要求天使也有和我们一样的肉体——除了多生一对翅膀——或者他们是没有肉体的。关于天使的形态，一般的观念仍以为是和人类一样的，只不过多生了一对翅膀：这是很有趣的事。我有时觉得天使有肉体和五官，也于他是有益的。假如我是大使的话，我愿有少女般的容貌，但是如果我没有皮肤，怎样能得到少女般的容貌呢？我心头仍旧喜欢喝一杯茄汁，或冰橘汁，但是我如果没有混的感觉，怎样能够享受呢？并且我如不能感觉饥饿，我又怎样能享受食物？如果天使没有颜料，怎样能够绘画？如果听不到声音，怎样能够歌唱？如果没有鼻子，怎样能够呼吸清晨的新鲜空气？如果皮肤不会发痒，怎样能够享受搔痒时的那种无上的满足？这在快乐上，该是一种多么重大的损失！我们必须有肉体，并且我们肉体上的欲望心须都能够得到满足，否则我们便应该变成纯粹的灵魂，不知满足为何物，因为满足都是由欲望而产生的。
我有时傻想，以为鬼魂或天使，如没有肉体，真等于一种可怕的刑罚：看见一泓清水，没有脚可以伸下去享受一种清新愉快的感觉；看见一盆北平或长岛（LOrgIs1and——美国地名——编者）的鸭肉，但没有舌头可以尝它的滋味，看见烘饼，但没有牙齿可以咀嚼，看见我们亲爱的人们的脸蛋，但我们无法把情感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死后的鬼魂，有一天回到这世间来，静静地跑进我们孩子的卧室，看见一个孩子躺在床上，但我们没有手可以抚慰他，没有臂膀可以拥抱他，没有胸部可以感到他身体的温暖，面颊中间没有一个圆的凹处，可以使他的头紧紧地挨着，没有耳朵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这种种损失是多么可哀埃如果有人对“天使无肉体论”加以辩护的话，他的理由一定是模糊而不会充足。他也许会说，“啊！很对，但神灵是不需要这种满足的。”“但是另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这种满足呢？”这就问住了。如要勉强回答的话，“空虚——和平——宁静。”如再问“你在这种情境里可以得到什么呢？”回答或许是“没有劳役，没有痛苦，没有烦恼”。好，我就承认有这么一个天堂，但也只有船役囚徒或许会对这种天堂发生兴趣，这种消极的理想和观念太近于佛教了，其来源与其说是欧洲，不如说亚洲（指小亚细亚）。
这种理论是毫无益处的，至少我可以指出“没有感觉的神灵”的观念极不合理，因为我们现在已越加觉得宇宙本身也是有感觉的东西。神灵的特性也许是动作，不是静止；而没有肉体的天使，也许是如阳电子一般以每秒钟二万或三万周的速率环绕阳核而旋转，因而得到快乐，比在游乐场中乘小火车观看景致更为有趣。这里面一定有一种感觉。也许那个没有肉体的天使会像光线或宇宙光线一样，在以大的波浪中，以每秒钟183000哩的速度，绕着曲线形的空间而飞奔。一定还有精神上的颜料使天使可以绘画，享受某某种形式的创造乐趣；还有以大的波动，给天使当做音调、声响，和颜色而可以感受；一定还有以大的微风，去吹拂天使的脸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神灵本身，便会像积水池里的死水一样，或像人在没有新鲜空气的沉闷的夏天，所感到的境地一样。所以世间如果还有人生的话，就必须有动作和情感（无论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完全的静止，和无感觉的状态。
谈灵与肉
谈个人主义
今日世界上的人类有些是生活在民主主义的国家里，多少受社会变动的影响，有些是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国家里，逐渐回向民主的理想，有些是生活在朝不保夕发岌自危的独裁制度里，但不管他在何种情形之下，个人的生活依旧是一个整体，虽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总还保持其个性。
古学以个人为开端，亦以个人为依归。个人便是人生的最后事实，他自己本身即是目的，而决不是人类心智创造物的工具。世界最伟大的不列颠帝国，她存在的目的，便是使一个住在塞赛克斯（Sussex）的人民可以过着幸福合理的生活；但是谬误的哲学理论，却会说那个人是为了大不列颠帝国而生活的。社会哲学的最高目标，也无非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
如果有一种社会哲学，不把个人的生活幸福，认为文明的最后目标，那么这种哲学理论是一个病态的，不平衡的心智的产物。
要批判一种文化的价值，我以为应该以这种文化，能产生何等的男女为标准。霍德曼（WaltWhiteman）这位最有智慧，最有远见的美国人，在他的民主主义憧憬（“Democraticvistas”）一文里就是基于这种意义去释明个人原则之为一切文化的最终目的：我们应该想一想，文明本身所根据的是什么——文明跟它的宗教、艺术、学校等，除要达到一个丰富美丽而多变异的个人主义外，还有什么目的呢？
一切事物都是向着这个目标而进展；民主主义本身就是因为要实现这个目的，才仿着大自然的规模，把广漠无垠的人类荒田开恳起来，播了种子，给大家以均等的机会，所以它的地位仍在他种主义之前，一国的文学、诗歌、美学等之所以被重视，乃是由于它们能把个性的材料和暗示供给该国的男女，并以种种有效的方法去增强他们的力量。
霍德曼讲到个性是人生的最后事实时，他说：当一个人神志在最清明的时候，他有一种意识，一种独立的思想，解脱一切而高升起来，像星辰那么地沉静永恒不灭。这就是和同思想——不管你是那一种人，自己的思想终是属于自己的，我为我，你为你，各不相混。这确是奇迹中的奇迹，是人世间最模糊的思想，但也是最明确的基本事业是进向一切事实大门。在那种虔诚的一瞬间，在意义深长的宇宙奇迹中，信条和惯例在这个简单观念之下显觉不足轻重了。在真正的幻象之光的照射下，它是唯一有内容，有价值的东西。像寓言中的黑影矮人，一旦被解放了一样，能扩展到整个大地天上。
对于这位美国哲学家，推崇个人的言论，我本想多介绍几段出来：可是为节省篇幅起见我就用下面几句话作一个结束：..我们可用一个简单的观念，来作最后的结论：（不然整个事物的体系，将成为无目标的，欺人的，）最后的和最好的方法，是依赖人类本身，及其自己天生的，常态的，充分发展的质素，而绝对不掺杂迷信的成分。
在种种变迁，在不断的嘲笔，抗辩，和表面的失败中，民主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冒着任何危险，去证明一个学说或原理，就是：在那最健全崇高的自由下训练出来的人，他本身就是他自己的一种法律。
我们所应关心的是我们对于环境的反应而不是环境的本身。法、德、英、美，都生活在一样的机械文明中，不过她们生活的型式和趣味都各自不同：用着各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政治上的问题。当我们知道人生有许多变化的可能时，当我们看见二个汽车夫同坐在一辆货车上，听了同样的笑话而有着不同的反应时，我们即不应假定人类都须很服贴地受着机械式的统制。一个父亲对于他的二个儿子可以给予同样的教育，同样的生活基础，可是到后来，他们会渐渐依照各自内在的个性去创造自己前程。纵使两个人都做银行的行长，有着完全相等的资本，然而在各项重要的事务，和一切造成快乐的幸福的事物中，他们完全是两样的，他们的处世态度，腔调，和性情无不两样：他们和属下职员间的关系也有相异之处，职员们或许怕他们，也许爱他们。
他们也许是好吹毛求疵的也许是和蔼而宽大的，他们储蓄和用钱的方法也不同；他们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癖好，朋友，俱乐部，书籍和妻子也都是两样的。在同样环境下生活的人，居然有那么大的差异，所以当我们看见报纸上的许多讣告时，我们也不禁有些奇怪，以为生于同代，死在一天的人，两者的生活竟是那么不同，有的安居乐业，专心一志地努力着，在工作中获到乐趣，有的没有固定的职业，到处浮沉着，有的成了发明家，有的从事探险，也有些人喜说笑话，有的却终日沉默寡欢，有的正在飞黄腾达名利双收之时，而结果却无声无息地在角落里死掉了，有的做着卖冰卖煤的买卖，在他们的地下室里被刺死，身后遗下了黄金二万元。是的，虽然在工业时代，人生依然是奇妙的，只要人类还是人类，变化总还是人生的滋味。
不管是政治的或社会的革命，宿命论，在人事上是没有这回事的。人性的因素，使那些新原理和新制度创造者的计算完全失败。也击退了法律，制度，和社会改革政策的创造者，不管所创造的是奥尼达团体制度（Oneida——奥尼达人系指居住纽约奥尼湖附近之美国印第安人——编者，）或美国劳工联盟，或法官林赛所定的伴侣婚姻制度。新娘和新郎的性格，比了婚姻和离婚的惯例理为重要。那些执行法律，或维护的人们法律本身更其重要。
讲到个人之所以重要，不单是因为个人生活是一切的最终目标，并且也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国际关系的进步，都是由许多个人（个人造成国家）的集体行动和集体脾性而产生，所以也完全以个人的脾气的性格为基矗国家的政治和国家每一时期的进化，其决定的因素，完全是由于人民的脾性，因为在工业发展的原则之外，一个民族做事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比较重要的因素。卢骚不会预料到法国革命的演变和拿破仑的突然出现，正如马克思不会预料到他的社会主义原理的实际发展和斯太林的出现一样。
法国革命的演变和演变决不是由一般所说“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所决定，而是由于人类天性上的某些特质和法国人脾性上的某些特殊质素所决定，马克思虽有根严正的辩证法，可是他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所将取的途径之猜测，却是完全失败的。从逻辑上讲起来，照他的逆料，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应发生于工业文明最发达的地方，和无产工人阶级抬头的地方，——先在英国继在美国，此外德国或许也有发生的可能。但是事实却不然，共产主义却是在俄国这么一个农业国，一个无产阶级没有多大力量的国家里，最先找到了实验的场所。这是因为马克思忘记顾到英国和美国的人的因素，忘记顾到英国人或美国人应付事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说，经济学上的一切重大的错误，全是由于不曾考虑到那个国家中那种不可测度的因素。英人不信任假说的口号，英国人做事有条不紊慢慢做的习惯。盎格罗撤克逊民族有着个人自由，自尊，明达，秩序的爱好；这些对于英美各种事态的发展，比之德国辩证学者的全部逻辑更有决定的力量。
所以一个国家内的政事进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趋势，都是以各种个人的内在观念为根据。这种民族的脾性，这种所称为“人民的天才”的抽象的东西，终究是许多个组成国家的个人的集合表现，也就是当一个国家在应付某项问题或危机时动作中所表现的性格，一部分人有着一种谬误的观念以为这种“天才”的本质是像中世纪神学中的“灵魂”那样的一个神话的宝物，而不仅是一个比喻。实则国家的天才，不过是它的行为的一种性质和做事的方法罢了。对于这种天才，我们又有错误的观念，以为它也和国家的“命运”般同样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抽象本质，这是不对的，这种天才是只能在动作中看得出来，只不过是一种选择的问题，即取舍和倾向，在危急时的特殊的局势下，决定着国家的最后行动途径。旧式历史学家往往跟赫智尔（Hegel）一样，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仅是观念在机械的必然下的一种发展，然而较微妙的而现实的历史观念，却以为这大概是机缘的问题。每当一个危急的时期，国家即作一次选择，在选择的时候我们看见相反的势力和互相冲突的欲望在战斗着，情感的多寡，即决定天秤的倾侧。国家在危机中所表现的所谓天才，即是那个国家对于一件事情所作的取舍决定。每个国家总依着自己的意思，去取择他们所喜欢的，而排斥所不能容忍的东西。这种选择是根据于思想的潮流，一些道德观念，和社会的成见。
最近在英国宪政的危机中，（结果迫使一个皇帝的逊位）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所谓民族的性格在发生作用，有时在所赞成和所反对的事物中表现出来，有时在变动的情感的狂潮中表现出来，有时在自以为是正当的动机的冲突中表现出来。这类动机，即是对一位孚众望的的君王的私人爱载，英格兰教会，对一个离婚者的偏见，英人对于国王的传统观念，国王的私事，是否真是私事，是否可以以私事目之，国王是否应该做超越傀儡式的人物，他是否应该同情工党，在这些冲突的情感中，只要任何一种情感，稍微多一些，便可产出不同的结果。
在现代历史中，情形永远是如此的，不管奇诺维克（Zenoviev）加米尼夫（Kan1enev）和比亚达哥夫（piatakOff）会不会被杀，拉达克（RadeK）会不会被监禁，不管“反革命”的阴谋和反史太林的叛乱其范围是否会如所宣传的那么广大，不管德国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在纳粹政权的高压下能不能保持它们的完整，（这须看德国人民有着多少人类的弹力，）不管英国会不会真正地变成工党的国家，不管美国的共产党，社会大众对它的好感或增或减：这些问题都须取决于各该有关国家内的个人思想，个人情感和个人性格。
在一切人类历史的活动中，我只看见人类自身任性的不可捉摸的难于测度的选择所决定的波动和变迁。
根据了这种意义、儒家把世界和平问题和我们私人生活的培养联系起来，宋朝以后的儒家学者就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懂得这一个道理，所以在儿童初入学的时候，所读的第一课就包古从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未之有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谈个人主义
谈眼泪
因为我常在看电影时流泪，我也喜欢在我旁边坐的人呜咽，或是在他离开戏院的时候，脸上留着一道发光的泪痕。我觉得一个人要能如此，才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我但白的说，看电影并不是可耻的事。一个人能哭是好的。
现在让我来解释这个意思。
“你哭了吗？”在我们看完南京大戏院演的“孤星泪”以后，我的妻子这样问我。
“自然啦，”我回答说，“凡是不为这伟大故事感动的人，不算什么完全的人。”
事实上我的情感整个地被激动了，那天晚上我觉得头痛，再不能安心作什么事。我勉强去打扑克牌，但是乏味得很，结果输去了四元两角五分。
人看到了一个好的故事，不论是在书上或在电影上，为什么不可以去流几点眼泪呢？这话我是根据亚利士多德和司马迁而说。亚利士多德说一个悲剧的真正功能，是在发泄人的情感。而我们伟大的历史家和散文作著司马迁说是在“使人的血液畅流”。如果一个伟大作家写成一篇伟大的小说，在戏台上排演的时候，如果观众不哭，那么不是演员有毛病，定是观众有毛玻你也许说哭是不体面的，没有丈夫气。这在日常生活里面，尚有相当理由。如果一个人哭笑无常，你会说他是偏重情感的入，或是幼稚无知的白痴。
这话固然是对的，但是能说一个从来没有一个时候，不被感动而流下几点眼泪？在影片里边，人生表现得较为集中，易于激动人的情感。那么悲剧要不能催人眼泪，还谈什么发泄情感的功能？
邓肯（IsadoraDuncan）曾说女人来是一件乐器；并且比喻说只有一个情人的女人，就好像一件只被一个音乐家奏过的乐器。每个不同的伟大情人，能使同一个女人变成不同的情妇，好像每个不同音乐家，能用同一乐器奏出不同的音乐。每件艺术品都是美术家和原品的反映，有时或者是艺术家和观众的反映。同样的一幅图画，一个人看了也许感极生情，另一个看了则漠不关心。看的人愈是感觉敏锐，对于一件艺术品的反映也愈是精妙。同样的日落西山，一个人看了也许会流泪，另一个人看来只不过是日落而已。一个自夸不以日落为奇的商人——他不有时也会哭吗？当他的证券一天涨了一倍，他不会喜欢得要流泪吗？当银行忽然结算他的贷款账目，他不会颓丧得要流泪吗？那么还说什么哭之无用，哭之无丈夫气呢？
事实是有的人感觉比别人敏锐，就好像有的梵哑铃比别的梵哑铃好，一件伟大的艺术品，需要一个善于欣赏的人去领略。如同一匹良马，要会骑的人去骑。一曲好乐谱，要一个能了解的音乐家去奏。书本与作家也是如此。
每一个人对一个作家的欣赏，完全在他自己。一个人欣赏某一句话，另一个人欣赏另一句话。很少读者能和作者完全同感。
是的，我们的人生是有泪的，问题是在你以什么为哭的对象。有喜欢的泪和悲痛的泪到亲爱的泪和宽恕的泪，母子的离别的泪和重逢的泪，有的人看到多情小说而流泪，别的人看其他纯粹的美善而流泪。但是如果一个人觉得想哭，就让他哭去，因为我们在有理智以前，只感情动物。流一滴眼泪，不问是为了原谅或者同情，或是纯粹对于“美”的喜爱，将会对他是有许多益处的。
谈眼泪
谈笑与命运
我很怀疑世人是否曾体验过幽默的重要性，或幽默对于改变我们整个的文化生活的可能性——幽默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生活上的地位。它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化学上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的根本组织。我们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德皇威廉为了缺乏的笑的能力，因此丧失了一个帝国，或者如一个美国人所说，使德国人民损失了几十万万元。威廉二世在私生活中，也许会笑，可是在公共场所中，他胡须总是高翘着给人以可怕的印象，好像他是永远在跟谁生气似的。并且他那笑的性质和他所笑的东西——因胜利而笑。因成功而笑，因高踞人上而笑，——也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重要因素。德国战败是因为威廉二世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笑，或对什么东西应该笑。他的梦想是脱离笑的管束的。
据我看来最深刻的批评就是：民主国的总统会笑，而独裁者总是那么严肃——牙床凸出，下颔鼓起，下唇缩进，像煞是在做一些非可等闲的事情，好像没有他们，世界便不成为世界。——罗斯福常常在公共场所中微笑，这对于他是好的，对于喜欢看他们总统微笑的美国人也是好的，可是欧洲独裁者们的微笑在那里？他们的人民，不喜欢看他们的微笑吗？他们一定要装着吃惊，庄严，慎怒，或非常严肃的样子，才能保持他们的政权吗？独裁者如果非装做慎怒，或自负的样子不可，那么独裁制度里，一定有什么蹩扭的地方，整个心性必都有错误。
谈笑与命运
谈任性与不可捉摸
看起来现在的军人是代替了放浪者而成为人类的最高理想人物了。我们不要那种任性的、无从捉摸，难于测度的自由人，而且合理化的，有纪律的，受统制的，穿制服的，有爱国心的工人，要在有效的管理和组织之下，五六千万人所结成的一个民族能共同信仰同一种主义，皈依同一种思想，喜欢同一样的食物。关于人类的尊严我们有一种相反的见解：一种以放浪者为理想，另一种以军人为理想；前者认为保持其自由和个性的人，是最崇高的典型，后者认为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将私人意见完全受制于统治者和国家，那才是最优越最崇高的人类。二种见解都可以辩护，前者以常识辩护，后者以逻辑为辩护。用逻辑去替爱国的自动机式的理想作辩护，是不很困难的，爱国的自动机，是模范公民，可以当做达到另一个外在目标的工具，这就是国家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又是为了另一个目标而存在，这个目标，就是去克服另外的国家。这一切都可用逻辑很容易地证明出来——又简单又但白，所有的呆子都会死心塌地的相信。欧洲许多“文明的”和”开化的”国家，在过去和现在都抱着这种见解，这实在使人好似难于相信。理想的公民是那种以为是被遣到阿比西尼亚首都去，而结果却是在西班牙登岸的军人。这种公民又可分为“甲”“乙”二等。那“甲”等的是那些在统治者所认为较好的公民，这种人晓得了他们是被运到西班牙去时，仍是非常温顺，愉快，自己祷告，或由军中的牧师代为祷告，感谢上帝派遣他们到枪林弹雨中，去为国牺牲。
那“乙”等的都是些未曾充分开化的人们，那些知道了人被运错了地方，而心中，觉得愤恨的人们。在我看来那种内心的愤恨反抗情绪，是人类尊严的唯一标志，是那幅阴森惨淡图画中，仅有的希望之火花，是人类在未来世界中恢复原位的唯一希望。
所以，不管它是什么逻辑，我自然还是拥护放浪者。我绝对拥护放浪者或流浪者，而口中或者他说并不如此。我们这种矛盾心理，就是我们的文明唯一之希望，我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是猴子的嫡系而不是牛的嫡系，因为我们有矛盾的心理，所以已经变成更优越，更高尚的猴子。我的自私心，使我愿意让牛有一种温顺而满足的脾性，在人类命令下，无论是被领到草地上，或是屠宰场里，都能保护同样旷达高尚的心思，一心一意地去为主人而牺牲。
同时也因为十分宝爱人类，所以我不希望我们自己也变成牛。等到牛能开始反抗，心中生出反抗的情绪，或等到它们现在任性的样子，现出较不服从的样子时，我就要把它们称做有人性的动物了。我以为一切独裁制度，都是不对的，这理由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理由。独裁者可以跟牛和睦相处，却不能跟猴子和睦相处。
老实说，我从1920年后，对于西洋的文明已经减少了尊敬。我过去对中国的文明总感到惭愧，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一个宪法和公权的观念，这是中国文明上的一个缺点：我始终相信建立一个共和或君主的立宪政府，是人类文化上的一种进步。可是现在西洋文明的发祥地，我居然也看到人权，个人自由，甚至个人的信仰自由权（这自由权在中国过去和现在都享有着）都可以被蹂躏，看到西洋人不再视立宪政府为最高的政府，看见尤里波第型的奴隶在中欧比在封建时代的中国还要多，看到一些西方国家比我们中国只有更多的逻辑而缺少常识，这真使我暗中觉得欣慰，觉得中国是足以自傲的。现在我除了将中国人观念中人类最高文化的理想表现出来；把那个中国人理想中的听天由命，逍遥自在的放浪者，流浪者和漂泊者表现出来之外，我还有什么更便当的制胜良策呢？西方可也有这么一个势均力敌的良策吗？可也有什么东西足以证明它的个人自由和公权学说是一种严肃的健全的信仰或本能吗？这种信仰或本能可也有充足的活力，在今日那些炫耀的，穿制服的，同式同样的工人消灭了之后，使思想的摆子摆到另一方向去吗？我试目待之。
欧洲个人自由的传统怎么会消失，摆至在今日为什么会摆到错误的方向去，这是很容易明白的。这里有二个原因：第一是由于现代集体经济运动的结果，第二是由于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机械观念的遗传。在今日的各种集团主义——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方兴未艾的时候，人类似乎是自然而然地放弃了他的反抗权利，忘掉了他个人的尊严。当经济问题和经济思想占了优势，遮蔽了其他一切人类思想的时候，我们对于那种较有人性的智识和哲学，尤其是关于个人生活问题的哲学，便完全不加理会，而淡然置之了，这是极自然的。一个患有溃疡的人时时地想他的胃疾，一个社会有着经济病弊时，永远是经经济的思想纠缠着，结果把我们自己完全忘记了，几乎记不起还有个人在过去是一个人，可是在今日的一般见解之下。却变成了一只全然服从物质律或经济的自动机。我们不再把他当人看待，我们只把他当做齿轮上的一个齿，一个组合或一个阶级中的分子，一个可以列在百分数里进口的异邦人，一个遭卑视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一个被排斥的资本家，或一个因为是工人，而被视为是同志的工人，把一个人称为“小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或“工人，”好像已经能彻底了解他似的，因此人们就可以随着情形很便当地憎恶他，或称呼他做同志。我们没有个人了，也不再像是人类了，我们只是阶级。那末，我可以说这是事情的过份简单化吗？放浪者已经完全不是一种理想人物了，那个有伟大的放浪者性格的人，那个以自由自在不可捉摸的态度去应付环境的人，他已经完全不是一种理想人物了。我们没有人类，只有阶级的分子；没有观念和偏见或癖嗜，有的只是意识形态或阶级思想；没有个性，只有盲目的力量；没有个性人只有马克斯的辩证法，以准确的方法去统驯和支配一切人类的活动。我们大家都很快活地，热烈地，向着蚂蚁的模范迈进。
我也晓得我所说的只是陈旧的民主的个人主义。可是我要问问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自己本身可就是一世纪前赫其尔的逻辑（HegelianIOgic）和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英吉利古典经济学派的产物？今日可还是比赫其尔的逻辑或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经济思想学派更陈旧的东西？——庄中国的人性学者看来，再没有比这更难于置信，更不真实，更缺乏常识的东西。可是我们能知道人类这种机械观是怎样在机械科学完成工业，征服自然的当中创造出来的。人类偷窃了这种科学，把这种机械的逻辑，拿来应用于人类社会，于是研究人事的人们，便竭力利用“自然律”这个严肃的名词。因之我们就有’环境比人类伟大”及“人类个性可以化成方程式”这一类的流行理论。这也许是精湛的经济学，但总是拙劣的生物学，良好的生物学。承认一个人的反应力量，跟物质环境在生命的发展上，两者是同样重要的因素，正如一位良医承认病人的性情和身体的反应，在抗拒疾病时是同样重要的因素。现代的医生，已经确定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不能测算的因素。有很多的病人如依逻辑和前例诊断起来，实在是应该死的，结果却会不死，反而复原起来，使医生也觉得惊奇。医生开着一式一样的药方，给两个患同样疾病的人去吃，而不问他们的反应如何，我们真可以把他当做危害社会的人。社会哲学家如果忘掉这个人，忘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忘掉他的一般任性的不可捉摸的行为。那么社会哲学家也是危害社会的人了。
我也许是不了解经济学，可是经济学也不见得会了解我。今日的经济学还是在失败中，还是不敢昂起头来置身在科学之列。经济学如果只谈商品，而不更向前谈到人类的动机，它当然不是科学：即使能谈到人类的动机，而要想以统计的平均数去研究，也不是科学，充其量不过是拟科学而已。这是经济学的悲哀。经济学甚至还不曾创造出可以检查人类心智的技术；如果它将数学方法和统计的平均律去研究人类的活动，那更有着暗中摸索的危险。
所以每当一个重要的经济政策要决定的时候，总有两派的经济专家和权威者，站要绝对相反的地位。经济学终究和人类心智上的特癖是有关的，然而专家们对这些特癖一点也没有认识。一位专家相信如果英国放弃金本位，就会发生大变乱。但另一位专家却坚决的相信：如果英国要得救唯有放弃金本位。人们什么时候要买什么时候要卖，这就是最优异的经济专家也无法预测。
证券交易之所以会变成投机事业，完全是这个缘故。纵使证券交易所能搜集到世界各国最可靠的经济资料，还是不能像天文台预测天气那样正确地预测金钱或商品市价的涨落。原因是经济学上参有人类的要素，当很多的人想卖出的时候，便有一些人想买进，当很多的人想买进的时候，便有一些人想卖出。这里就有着人类的弹力不可捉摸的要素。当然卖出的人总当那个买进的人是傻子，而那买进的人也以为卖出的人是傻子，只有事实来证明。这仅是人类行为质素上的变幻莫则和反复无常的一个例证罢了。这种情形不但在商业交易上如此，在人类心理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同时在人类对于道德，风格和社会改革的一切反应上，也就是如此。
谈任性与不可捉摸
谈英皇乔治的祷文
英皇乔治五世在他寝室中悬挂的一篇祷文，我曾得知它的内容为何，由此可以看出一般的英国人往来。那篇祷文的内容是：求主使我服从行事之规则。
求主使我鉴别“情绪”与“过重感情”，取此舍彼。
求主使我忽滥于受人颂赞，亦勿滥于予人颂赞。
如我遭遇苦难，求主使我行同良兽，避往无人之处去忍受。
如果我当得胜，求主使我得胜；如我不当得胜，求主使我败而不馁。
求主使我不究既往，勿流徒然之泪。
这就是一个英皇的内心趋向——如果中国也有国王，一定对之发生奇异之感。乔治五世是否每夜如此祷告，姑且置之不提。萧伯纳曾经说过，英国人敬爱乔治五世的缘故，是因为他是现代。的君子派人物，并且乐于与人交往，而不是因为他在知识与道德上善于装作自大。英皇似乎很喜爱这篇祷文所表现的那种情绪，因之把它郑重的悬挂起来，这已经胜于每夜咕噜祷告。
这篇简短的祷文表现了英国人的特性——公正从事，不重情感与内在力量。
可是这种箴语格言，不适应于中国，一个中国君王的座右铭是会与此不同的。中国君王看到第一行的“服从”两字，就会不解其意的不再读下去。
单向他解释统治者不该完全忽略行事规则，恐怕就要费去整一刻钟的时间。
解释“行事的规则”又要费去一刻钟的时间。给他解释“情绪”与“过重感情”的区别，恐怕说得口干舌烂，他也不会明白，最好还是不讲为妙。如果你把“不滥于受人颂赞”的意思讲解出来，他会感到忌恨。他也会问你：“为什么不呢？”于是你就无法应答，最后只得把原文窜改如下，以便合乎他的心意：如果我遭受苦难，我将宣示尿道不通，让位退隐。
如果我当得胜，求主使我得胜；如我不当得胜，求主使我在适当时刻逃往外国租界，以读古书。
求主使我不究既往，不流徒然之泪；但在失败之时，使我歌唱：“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各国都有不同的风俗。而各国的成功之道，也因之而异。英皇乔治的寝室祷文，在中国执政者看来是完全无用，也不能作成一个中国国王的座右铭。如果赞成以卑下手段攫夺政权的意大利人麦基雅维利（Machisvelli，1469——1527）生于此时，而去替一个中国王子写一篇座右铭，他的取材不外如此：求主使我记得每个王侯的生辰与每个王候母亲的生辰，求主使我多送重要寿礼，勿仅送些长寿面条而已。
谈英皇乔治的祷文
夏娃的苹果
见到工爻君之“夏娃的苹果”（论语廿二期），觉得甚有回味。耶教经说，上帝造亚当与夏娃，两小无猜，裸体同居乐园，不知羞耻，后因蛇诱夏娃吃禁果上的苹果，夏娃又将一半给亚当吃，由是两人聪明起来，赶紧编苹叶，遮盖下体，不意上帝在夕阳西照晚风徐来散步（见创世记）之时撞见，由是将夫妻两个赶出乐园。人生苦难，皆由此以一只苹果而生，上帝不能宽有该对夫妻偷苹果之罪，乃罪其后裔子子孙孙受难五千年。后来又派耶稣下凡，叫世人将他的独生之子谋害，于是上帝心平气静，乃大大宽有众生。此说比齐天大圣偷吃蟠桃故事，更加荒唐。然此是耶道之幽默，姑且不提，单说苹果。据方传说。上帝来时，夏娃半个苹果时，早已咽下去，而亚当尚含在口中，一见上帝，胆战心惊，勿忙吞下，惜吞至喉，已被上帝看见，苹果乃停在喉中，所以现在男人颈上有一粒核凸出来，在英文名为“亚当的苹果”（Adam，sapp1e）而女人则领如蝤蛴，毫无苹果的痕迹，盖苹果已落在腹内，变为子宫。听说妇人分娩之苦，月经之脏，皆因吃此苹果，上帝故意责罚所致。诸者谓亚当之罪，不在偷苹果，而在被发见。且吃苹果，便应整个鲠下，才是真正聪明人，否则留在喉中，当有吐之为快之感。世人常有骨鲠在喉之感者，都是未曾吃好夏娃的苹果，慧心未启，世事未懂之故。真正聪明人，把夏娃的苹果咽下，启了慧心，是不会再有骨鲠在喉之感的了。
夏娃的苹果
谈美国人
在中国我们听到关于美国和美国人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和在英国法国听到的一样，在美国这个国家里面，男人吃“热狗”，（一种腊肠），女人嚼橡皮糖，儿童舐冰淇淋棒。这个意思不是说“有些”美国人是这样，却是指每个男人部吃热狗，每个女人都嚼皮糖，每个儿童都舐冰淇淋棒。
我们自己想：“这不是个奇怪的世界吗？”同时我们又听到一百零二层的高楼，蜿蜒在地道中的汽车，半空中驰行的火车，还有一种饭馆，只要你放一枚角市进去，就有一只熏鸡自动地摆到桌上；此外还有不用抬腿就可自升的楼梯；全是六尺高的警察；往来着一丝不挂的女人等等。这些虽然听来都难以令人置信，但是实有其事，我们许多人可以在电影上看到的。美国原来如此！
还有比这更坏的，我们听说在美国的人都是守时间的，一个美国人如果在九点钟有个约会他准要在九点钟去赴约，还有每个人在街上常是两脚飞跑，不浪费一分钟的时间，美国人的生活组织好像一条救火队。每个人都好像一列火车，常是准时开行，我们还听说在好莱坞每人都是富不可言，都是满足快乐；在美国每个人都是基督徒，“美国革命的女儿”都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卫护者；黑种人每天都受到非法的私刑，在芝加哥城内的暴徒们都躺在街衢的角落；在这个自由之邦每个人都跳舞狂欢；在这个平等之国，每个人都可以去拍另一个人的肩膀..因此我到美国以后，就用惊奇的目光去加以观察。但是我自己知趣，所希望的既不太大，也太小，这就是我所自找的出路。在科学上说来，设有不可能的事；在人情上说业，就有很多办不到的事。关于涉及科学的一切事物，我发现以前听到的并不近乎夸张；但是关于涉及人事的地方，我证实了我以前的信念，认为美国人和中国人并没有大不相同之处。
好的坏的，本来都在我预期之中。当我发觉美国女人虽然未闻孔子所倡的妇道，但却和中国女人一样关心她们的丈夫，我感到很大的快慰。
我走进一家美国药房（附设咖啡室）以后，开始在那里旁观美国的人情习俗。美国的药房是好观察的地方，那里有四个C字；男人抽的雪茄烟（Cigais），女人吃的巧克力糖（Choco-Iates），孩子吃的糖果（Candie），和老年人用的咳嗽药汁（COughDropss），我看见男人买雪茄烟，女人买巧克力糖，孩子们买糖果，老年人买咳嗽药汁。我觉得女人和孩子们比起男人和老年人来，也许快乐一点；但是比起别国的女人和儿童来，无疑地是快乐的。
因为美国是妇孺的乐土。美国名为“新世界”，欧亚两洲则名为“旧世界”，一个人用“新世界”是个名称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美国的妇女是新兴的，美国的儿童是新兴的。——并且和欧亚的妇孺相差很大；美国之成为新世界，是由于妇女儿童的缘故。
美国女人是得到了解放自由。让女人得以自由的这件事，常使“旧世界”的男子感到畏怯。在亚洲尤其如此。自认为妇子护符的男子当然就要问：“结果怎么样呢？”如果你使女于自由，譬如让一个幼女到社会中自求出路，结果怎么样呢？
我看到妇女如此解放以后，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于是我感觉到有点失惊，她似乎具有自愿的能力。我开始疑问到：我们“旧世界”中的男子，对女子为什么偏要过虑呢？
经过几小时的哲学理解，我现在愿意作一个公开坦白的承认，就是女子和男子一样都是人——如果你让她们得到相同的经验接触，她们会有同样判断事物的能力；如果你让他们得到同样的作事训练，她们会有同样的效率和冷静的头脑；如果你不把她们关在家中，她们会有同样的社交态度；最后，她们也一样的会有统治的能力。因为如果女人统治世界，情形不会比欧洲现况更其糟糕的。
我因为阅读以前女权运动家的著作，感到女人在解放以后是不愿意结婚的。同时我看到一般女子过于精明，不会上那种无聊的勾当、如果有许多女人不去结婚，这不是因为她们不明是非，她们广有那常识，没有一个人能离开男性的爱而去生活，同时在生理上也不会感到快乐的。
有些被人欺骗的美国女子，尤其是聪明过人的女子。她们被人骗去了结婚的权利，骗去了女性用以夺占男子的一切计谋。她们之所以被骗，是因为她们的生理观点不正确，不论你说女子在中国受到何种束缚，不要忘记每个中国女子部有结婚的机会。那就是说，天下虽大，总有一个男子要受到她的影响。不问一般男性如何以高压手段加以于她，每个中国女人至少可以统制到一个男子；这个人是上帝赐给她，要她继续天工去雕琢他的。我们中国人有句名言，说男人是泥造成的，女人是水造成的，意思是说所以男人笨重污浊，女人轻俏洁净，因为水流到泥中，使它形成一种模型。我断言人类开创的历史，必须用中国的观点去改写，亚当是泥，夏娃是水，上帝只是粗糙地把亚当摸捏了一下，教夏娃去继续他未尽的工作。每个和男子结婚的女子，都是继续上帝的工作，从上帝或他的母亲遗留下的地方做起。但是聪明的美国女子认为这有失她们的身份，因此上帝不喜欢她们，用神经锗乱和孤寂去责罚她们。美国女子早一天决定不能独身为乐，她们就早一天可以找到出路。
让她们离开他们妄想独立的玄理，让她们用她们的清水和浊泥混在一起，让她们看到这个显明的事实——惟有两性和治相辅，男女才可以尽量发展，获得真正的快乐。让她们那样做去，然后看结果如何，让她们重新发现“旧世界”女子早已发见了的一个真理。
我向美国妇道的惟一进言，是很平淡无奇的。不论用什么方法，去找一个男人下意识的感觉已经遗弃不用——让我们回到这个简单，自觉的真理，出门去找一个男人，生男育女，喂鸡养鸽，以及种植萝卜。
现在我们要谈美国的民主政制——即普通人之政制。美国是一个很浪漫式的民主国家，以女人与普通的人色彩最大，女人的地位是与这种浪漫性相互辉映。这种浪漫主义的丝泰埃夫人（Madan1edeStae1）性格宽大的，人道的，不计国别的，富于情感的，普通的人所处的地位，是和民主政制互相煊耀的。
要想了解普通人所处的地位，首先要了解美国民主政制的特质。美国民主政制的最后归宿是：“以最大量的物品供应最多数的人。”这就是人数最多的普通人所得的好处。
我也许是错的，但是我认为民主政制在美国被人称道的缘故，是因为她代表“最大量的物品”，而不是仅只代表抽象的“最大量的好处。”因为只有在美国才能听到人能“出卖一个意见”，无线电台承办人能“收买一个艺术家”。
普通人是美国民主政制的柱石，因为代表最多数人的是他，而不是绅上派的人物。并且他是最大多数物品出卖的对象，还有电台播音和电影都是为他而设——如果货商不能成千万的出售货物，影业不能推销拥有数百万观众的电影，美国民主政制还成个什么样呢？
事情既然如此，身居于美国民主国家中，我们才能得到生命，而且是丰富的生命。因为那里有大量的汽车，大量的杂志，和大量的无线电机。因此，普通人受惠很大，得到物质的享受。人愈普通所得的享受愈大。
只有在美国，普通的男女和儿童才有发展他们自己的机会。因为美国人乐于接受新的事物，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融化在美国民主政制的大缸内——新的女人，新的儿童新的疗病法，新的时尚，新的衣服，新的游戏，新的学校，新的机器，新的软床，新的音乐——然后把这些东西都融搅在一起。因为我所持的是实验态度，亟愿知道譬如在五十年后，那个大缸里将有什么变化。
谈美国人
谈强权弱理
因为我们是动物，有一个会死的身体，所以我们也就有被杀的可能，一般的人当然是不喜欢被杀的。我们有一种追求智慧和智慧的神圣欲望，可是我们一旦有了智识，因而便产生各人不同的见解，争论也就此发生。在长生不死的神灵世界里，争论是永不会停止的，如果有异见的双方都不肯认错，我真想不出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它。在人类的世界里，便不同了，争论者的对方便是他的眼中钉——越看越觉得看不顺眼，他自己的论据也越觉合理，——于是把对方干脆杀死，争端就此解决。如果甲杀死乙，甲便是对的；如果乙杀死甲，乙便是对的。无用讳言，这就是禽兽解决争端的老法子。所以在动物世界里，狮子始终是站在对的地位。
人类的社会情形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种现象，把人类的历史——一直到现代——作一种适当的解释。关系地球圆形说及太阳系的问题伽利略（Gali1eO）曾发现了一些观念，但他不能不把他的观念改变一些，因为他有一个会死有被杀戮和被苦刑的身体。和伽利略辩论是件吃力的事，假如伽利略少了一个会死的身体的话，你休想叫他认错，这就变成讨厌的事情了。但在当时，只要有一间行刑房或一间监牢——更不必说断头抬和炮烙柱——就可以叫他认错。当时的传教士和绅士们，决心要和伽利略一决雌雄。
后来伽利略认错了，于是传教士和绅士们更相信他们自己是对的。争端也就此爽利地解决、这种解决方法为便当，极有效力。侵掠战争，宗教战争萨拉丁（Saladin十二世纪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编者）跟基督教的战争，宗教的肃清，烧死神巫的事件，以至近代之用战舰，去宣传基督福音，逼迫异教徒改信基督教，以战舰去迫别种人担负“白种人的负荷，”以及墨索里尼以坦克和飞机，到阿比西尼亚去传播文明，这一切的事件——全是依据于这种人类，由遗传所得的动物的逻辑，意大利人有着较精良的枪炮，有着较准确的射击术，能杀更较多的人，因之墨索里尼把文明传播到阿比西尼亚去了；如果阿比西尼亚有着更优良的枪炮，更准确的射击，能杀多的人，我想塞拉西（Hai1ese1asies）也必要把阿比西尼亚的文明带到意大利去的。
我们都有一些高贵的狮子性格，我们都鄙视争论。我们崇敬军人，因为他能把意见不同者，一无犹豫地杀死。如果一个人要证明他自己是对的，要使对方闭口无言，最敏捷的方法是把他绞杀，当人们无力强迫人家认错时，才会用说话这方法。所以实际行动的人，是少说话的，他们卑视争论。我们说话的目的，是想影响人家，如果我们知道力足影响人家，或统治人他们，那何必又多说话呢？这样看来，国际联盟在上次东九省战争、和阿比西尼亚战争时说了那么许多的话，岂不有点无聊吗？那是够伤心的，所以国际联盟这种特性，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在另一方面，如果以武力解决争论，而没有幽默感的话，有时即会造成大笑话，例如日本人竟相信用飞机的轰炸，和机关枪的扫射，能消灭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有着这个原因，我不敢决然地承认人类是合理的动物。
我常以为国际联盟是一所优良的现代语言学校，注重现代语言的翻译，起先由一个演说家用英语作一次完美的演说，等到听众熟识了演词的要旨和内容后，又由一个翻译专家把这篇演词译成流利畅达，优雅的法国语。关于发音声调之仰扬顿挫等等，务必达于上乘，使听众对语言学得到一次极美满的实习，事实上他比倍立兹学校更好；它是一所现代语言学兼演说学的学校。
有一个朋友甚至对我说，当他在日内瓦住了六个月后，他发音含糊的多年旧习也居然纠正了。但是这里也有着一章令人诧异的事实，就是在这个虽然是专为交换意见之用的国际联盟里，除了说话外不作别用的机关里，居然也有“大说话者”和“小说话者”之别，“大说话者”是那些有“大拳头”者，“小说话者”是那些有“小拳头”者，可见这种玩意儿根本是骗人的勾当，是十分无聊的。这好像是“小拳头”国家的口才不能像“大拳手”国家那么流利似的！我以为信服“大拳头者”的口才的固有观念，仍是上流那种动物遗传性的一部分。（我到此不愿用畜生“Brute”一字，然而用在这里似乎是再适当也没有了。）这件事的要点，当然是在人类除了有斗争的本能外，还有说话的本能。
从历史的意义上说来，舌头是和拳头或粗臂膀同其久远的。人类之于其他动物，便是人类能把说话跟拳脚混合应用，这就是人类特有的性格。这点似乎是说明国际联盟，美国议会，或职工大会，这一类的组织——只要是人类有机会说话的任何组织——会永远存在着的，我们人类似乎是注定必须要先用谈论的方法，去决定正或误，这并不错，因为谈论也是天使们的一个特性。
所糟糕的是：当我们谈论到某一个程度时，臂膀较粗的一边便会老羞成怒，由老羞成怒而捏紧拳头向台一敲，揪住对方的颈项痛殴一番，然后回过头来问那些好似陪审官的观众道。我对？还是他对？由茶馆里的经验，我们知道那些观众一定回答说：“你对，你对！”这种解决方法只有人类会用。天使完全以说话，去解决争端；禽兽完全以肌肉，和爪牙去解决争端；唯有人类，把拳脚和说话去解决争端。天使绝对相信公理；禽兽绝对相信强权，只有人类以为强权就是公理。两者比较起来，谈论本能或辨白是非的努力，当然是比较高尚一些。我们相信终会有一天，人类将完全以谈论方式，去解决争端。
到那时候人类才是真的得救了。在现在我们只好暂时让茶馆方法，和茶馆心理去解决争端，不管争端是在茶馆里，或国际联盟里解决；这两个地方始终是一贯地同样地表现着人类的特性。
这种茶馆式的解决方法，我曾见到过两次，一次是在1931——33年，一次是在1936年。最有趣的是：在这二次的争论中，又夹杂了人类的第三种本性——谦让。在1931年那桩事件中，两造发生了争端，我们在茶馆里，据说是做陪审官的。起诉的原因，是一造犯了偷窃产业之罪。那个臂膀粗大的家伙，起初也参加争论，作了一次替自己辩护的演说，他说他对邻人已表示无上的忍耐——他是多么有自制力，多么大量慷慨，他是要替他邻人整顿花园，动机是多么纯洁！但有桩可笑的事情，当他一边在督促我们继续谈论下去时，一边却溜出屋外，在那偷来的产业四周筑了一道篱笆，然而回来，请我们去看看他的行径是否正当。我们都去看，我们看见他把那道新筑的篱笆，还在慢慢地向西扩大开去，篱笆在这时候还继续不断地移动着呢？“好吧！我对，还是他对？”我们的判决是：“你错了！”——我们说这句话，确有一点轻率。于是那个臂膀粗大的家伙以为他在大庭广众之间，遭了凌辱，他的谦让之心受了冤枉，他的荣誉遭了沾污，便提出抗议。并且又生气又骄傲地走出会场，用着带讥笑的卑视态度，把鞋上的尘挨拂去，认为我们都不够朋友。
试想这样的一个家伙，居然以为是受了凌辱，所以我说，谦让这第三种本能把事情弄得愈加复杂。这次之后，这间以科学方法。表决个人争端为标榜的茶馆，便失掉了大部分的威信。
后来我们在1936年又去评判，另一个争端，另外一个臂膀粗大的家伙说，他要把这次争论的始未和盘托出，要求大家主持正义。我听到“正义”一词，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我们鉴于局势的恶劣和我们陪审官之才能不足，所以早具戒心。但因为我们决心要表明我们确是名符其实的公正裁判者，所以向乎全体一致地当面对他说你的行为是错误的，是恃强凌弱的，他也以为他是受了凌辱谦让之心受了冤枉，荣誉受了沾污。于是他即揪住对方的颈项，拖到外边把他杀死，然后回转来问我们道，“我对，还是他对”？我们齐声道，“你对，你对！”一边说一边还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他还是不满足，又问我们道，“现在我可有资格做我们的朋友吗？”我都像茶馆里顾客一般，嚷道：“你当然有资格做我们的朋友！”杀人者是多么谦逊啊！
这是救主降生后1936年的人类文明。我想法律和正义的演进，在最古的时候，当我们远是野蛮人的时代，一定也有着上述那种情形。由茶馆式的解决方式，演进到最高法院——在那里被判罪者，并不抗议说他是受了凌辱——似乎已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十年前，当我们创办那间茶馆时，我们以为我们是走上文明之路了，可是一个更明慧的上帝，一个认识人类，和人类的主要性格的上帝，也许早就预料到中途曾发生挫折的。他也许起始就知道，我们一定会失败，一定会踌躇不前，因为我们还只是半开化的人类。
现在茶馆的威信已经失掉，我们又回复了从前的行为，像森林中的野蛮人一样，互相攻击，揪住对方的头发咬着对方的肉。..但我并不完全绝望。因为谦让或谦耻，这种本能究竟是好的谈论，也是好的本能。在我看来，现在的人类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羞耻。但我们还是应该继续假想着，我们是有廉耻观念的，继续去谈论吧，让我们这样一直谈论下去，总会有一天，能够达到天使那种幸福的境地。
谈强权弱理
谈文化侵略
这两天来听说有轰动一时的反对文化侵略运动。因为离城较远，无心知其底细；如传闻不误，也不外乎开会演讲，及散贴告白，其目的则在反对西洋教士在华办学传教的政策。自然我们不能像许多老成学者，将这些国家大事放给“青年”来办，而等到青年真正去办之后，又因为他们是青年所办，来决定的他的死罪。这种逻辑未免太妙了。
听说有十一二岁小孩也被人家诱去拿旗，所以这反对文化侵略运动一定是不对的。也有人说，读书的时候救国就是自杀，至于读书毕业以后，又须“不谈政治”以自救。这样一来，自幼年以至老死，长处于自杀之间，倘使兢兢自持，自然也可以慎终追远，显祖荣宗，半百岁月度去，不过这样做人，也未免太苦。如果生命这样飘摇，也许不一定自己救得出来。文化侵略不侵略，还在其次。
记得“文化侵略”这名词，大约还是起于去年北方反对中日文化基金委员会时才成的。以前四五年就是反宗教大同盟的运动，现在反对文化侵略的团体，就是此运动直接流布下来的波澜。除去还是演讲及贴告白以外，大概没有看见什么进步。其原因还不外于自救者之急于自杀，及自杀者之未之决心而已。
不过当作一个学理的问题讲，西洋教徒，如抱纯粹的宗旨，以中国国民的利益为前提，只要他们别无野心，也未始不可利用他们的学校，来培养我们的国民。不过所谓“纯粹”二字就不易讲。这样头脑清晰的西洋教育家，也不能说没有；宗旨正当，预备将来归还中国人办的教会大学虽不多。抑或者还有一两个，真受过教育的西洋教士，我在北方也看见过——不过所难者就难在这一点。恐怕厦门这个地方就更有讨论之必要。此地所传的道理与所谓北方看见过的或欧洲道学所讲的比起来，至少可有二百年的时代差别，其教士所办的学校，宗旨纯粹与否也就可想而知。
反对文化侵略这个名词，是很容易引起国人同情。因此附和的人也许有的不甚了然于反对之目的及所持的理由。其实反对耶稣教及反对教会学校是两件事，不能并为一谈。那教之好坏，自有他的评论，是思想的问题，我们不反对人家奉耶教，如果出于本心信仰，也如我们不反对人家奉回教、火妖教、或摩尼教。倘是反对，也不过做学术上的讨论，而且止于讨论。如果我们的同胞一定都要炼丹、扶乩、坐禅、成佛，也只好作罢，至于外国教士办学是政治问题及国家问题。（如有偏重外国历史文学及忽略本国文及国学常识等。）其应反对也如美国人应谈反对某省禁止在学校讲天演，及高而人民应该反对日本在高丽学校禁讲林肯华盛顿事迹。根本的理由，还是因为他们束缚思想的自由，因为他们利用偏颇的教育，来成遂治国的政策。若所要成遂的外国人的政策，其当在反对声讨之列，更不待言。
这问题的危险就是把思想问题及政治问题搅在一团，是容易把反抗列强的政治问题变成反对一切舶来的思想，中了国粹家的遗毒。有人因为反对那教自身而反对耶教学校，已经自蹈压迫思想之弊，更妙的，是再进一层，以为反对教会学校即所以尊孔。孔乃吾家货色，所以必尊，耶系来自西上，所以必排，这种昏瞆思想的青年，大概不会没有，北京所见的就不少。这种的青年大概也没有什么希望。无论耶教与孔教，流布东西，同是民种衰靡民志薄弱之表现，本无尊此抑彼之必要，即使儒者十分香，单以其排外的动机，在思想上我们就以为不足龋若要以此为卫道的战略，恐怕一定卫不来，或者要定然失败的。思想上的排外无论如何是不足为训的。我并不相信大同主义，至少一百年内，至我死之日为止，总还是国家主义的世界，谁不能自卫自强，反抗外人的侵略，只好预备做殖民地的好百姓，但个人意见还是以为政治上只管持国家主义，而思想上及一切美术文学上，要固陋自封，走进牛角尖里的人将来结果也是沉沦下去。
谈文化侵略
谈智识的鉴别力
教育和文化的目标，只在于发展智识上的鉴别力，和良好的行为。一个理想的受过教育者，不一定要学富五车，而只须明于鉴别善恶；能够辨别何者是可爱，何者是可憎的，即使是智识上能鉴别。最令人难受者，莫过于遇着一个胸中满装着历史上的事实人物，但见解和态度则是完全错误的人。我曾遇见过这一类的人，他们在谈话之际，对于无论什么题目，总有一些材料要发表出来，但是他们的见地，则完全是可笑可怜的。他们的学问是广博的，但毫无鉴别能力。博学不过是将许多学问或事实填塞进去，而鉴别力则是美术的判别问题，中国人于评论一个文人时，必拿他的学行和见识分开来讲。
对于历史家尤其应该如此区别。一个满腹学问的人，或许很易于写成一部历史：但所说的话或竟是毫无主见与识别的。而在论人和论事时，或者是只知依人门户并无卓识的。这种人就属于我们所谓缺乏智识上的鉴别力。强记事实是一章极容易的事情？历史上一个指定时代中的事实，我们极易于强记，但分别轻重和是非，则是一章极难的事情，而有恃于一个人的见解力了。
所以一个真有学问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善于辨别是非者。这就是我们所谓鉴别力，而有了鉴别力则雅韵即会随之而生。但一个人如若想有鉴别力，他必须先有见事明敏的能力，独立的判断力，和不为一切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艺术的或学院式的诱惑所威胁或眩惑。一个人在成人时代中，他的四周当然必有无数各种各式的诱惑如：名利诱惑，爱国诱惑，政治诱惑，宗教诱惑，和惑人的诗人，惑人的艺术家，惑人的独裁者，与惑人的心理学家。
当一个心理分析家告诉我们：幼年时代的脏腑效能之不同的运用，切实有关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志向，挑衅心，和责任心，或便闭症引起暴燥性情时，凡有识力者对之，只可付诸一笑。当一个人错误时，他简直就是错误的，不必因震于其大名，或震于其高深的学问，而对他有所畏惧。
因此识和胆是相聊的，如我国人之每以胆识并列。而据我们所知，胆力或独立的判别力，实是人类中一种稀有的美德。凡后来有所成就的思想家和作家，他们大都在青年时即显露其具着智力上的胆力。这种人决不肯盲捧一个名气虽然已经震于一时的诗人。他如真心钦佩一个诗人时，他必会说出其钦佩的理由。这就是依赖着他的内心判别而来的；这就是我们所谓文学上的鉴别力。他也决不肯盲目捧一个风行一时的书派，这就是艺术上的鉴别力。
他也决不肯盲从一个流行的哲理，或一个时髦的学说。不论它们有着何等样的大名为其后盾。他除了内心信服之外，决不肯昧昧然信服一个作家；如若那个作家能使他信服，那个作家就是不错的；但如若那个作家不能使他信服，则那个作家是错误的，而他自己是对的；这就是智识上的鉴别力。这种智力上的胆力，和独立的判断力，无疑是必需一己的内心中，先具着一种稚气的天真的自信心。但一己的内心所能依赖者、也只有这一点，所以当一个学生，一旦放弃其个人判断的权利者，他便顿然易于被一切人生的诱惑所动摇了。
孔子好像已经觉得学而不思比思而不学更不好，所以他说：“思而不学则罔，学而不思则殆。”他必因看见弟子之中这种学而不思的人太多了，所以他提出这种警告。这个警告也是现代的学校所极为需要的。我们都知道现在一般的教育和一般的学校制度，都偏于割舍了鉴别力以求学问，视强记事实即为教育的本身目标，好像富于学问即会使人成为一个高士。但是学校中为什么要贬视思想？为什么要歪曲学制，而将愉快的求学企图变成了机械式的，严定尺寸的，划一的和被动的强记事实？我们为什么要把智识置在思想之前？我们为什么愿意称呼一个仅是读足了心理学，中古历史，论理学，和宗教学学分的大学毕业生为学成之士？这种学分和文凭何以会取代了教育的真正目标之地位？何以会使学生们的心目中也认其是如此的？
其理由很为简单：我们之用这个制度，因为我们是在将民众整批的教育，如在工厂里边一般。而一涉工厂的范围，则一切都须依着呆板的机械式的制度去行事了。为了保护其名誉，和将产物标准化起见，所以学校要发给文凭，以为证明。为了须发文凭，便不能不有次第；为了须分次第；便不能不有记分；为了须记分，便不能不有大小考试了。这全部的程序，成为一个整个的，合于逻辑的，必然之事，因使人无从避免。但机械式的大小考试，其结果是为害之大，远过于我们所能想见。因为它立刻使人注重强记事实，而忽略了鉴别力的发展。我本人曾当过教师，很知道出历史题目，确比一般的泛常普通智识题目较为容易，即批分数，也较为省力。
其危险，在于这种制度在一经订立之后，我们即易于忘却我们这已渐渐或将要脱离教育的真正理想目标，即我所说的智识上鉴别力的发展。所以孔子所说：“多见面识之，知之次也”这句话，仍有牢记之价值。世上实无所谓必修科目：无必读之书，甚至莎士比亚剧本也是如此。学校好似已采用一种愚笨的概念，以为只须从历史或地理中采集若干有限的资料，便足以供一个学者之所必需。我曾受过相当的教育，但我至今弄不清楚西班牙京城叫什么名字，并且有一个时期还以为哈佛那是一个邻近的古巴的海岛呢。必修课程的规定，其危险在于它义涵一个人只要读完这个课程，便已在事实上知晓了一个学者所应知晓的事情。所以一个毕业生于离校之后，即不再企图更事学问，或再谈一些书，因为他是已经学完了一切应该知道的学问了。这也无怪其然，因为这是一个合于逻辑的结果。
我们须放弃一个人的智识，有法子可以考验或测量的概念。庄子说得好：“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寻求学识，终不过是像去发现一个新大陆，或如爱纳托尔佛郎士AnatoleFrance所说：“一个心灵的探险行为”。我们如用一种坦白的，好奇的，富于冒险性的心胸，去维持这个探索精神，则这种寻求行为，便永远是一种快乐，而不是痛苦了，我们应该舍弃那种规定的，划一的，被动的，强记事实方法，而将这种积极的滋长的个人快乐，定为理想目标。文凭和学分如一旦废除，或仅仅值其所实值，学问之寻求，即能趋于积极。因为那里做学生者，至少要自问为什么而读书了。这句话在目下是无须他来答覆的，因为现在每个学生，都知道他为了要升入二年级，所以在一年级读书；为了要升入三年级，所以在二年级读书。这种外加的意念，其实都应该丢弃，因为寻求知识，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而和旁人不相干的。现在的学生，有许多是为了注册员的关系而读书，有许多是为了他们的父母，或教师，或未来的太太的关系而读书，以便取悦于耗费了许多金钱培植他们的父母，或以便取悦于看待他们很好很热心的教师，或是以便将来可以多赚些钱，去养他们的家口。我以为这类思想都是属于不道德的。寻求知识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而和旁人无干。只有如此，教育方能成为一种快乐。并趋于积极。
谈智识的鉴别力
谈工作观念
讲到人，最难于了解的是他对工作所抱的观念，以及他自己要做的工作，或社会需要他做的工作。世间万物尽在过悠闲的日子，只有人类为着生活而工作。他因为不能不去工作，于是在文明日益进步中的生活变为愈加复杂，随时随地是义务、责任、恐惧、障碍和野心，这些并不是生而有之，而是由于人类社会所产生。譬如当我坐在书桌边时：我看见一只鸽子，在那远处的一座礼拜堂的尖塔边回翔，绝不虑午餐要吃些什么。但是我的午餐就比那鸽子复杂得多，拿到我面前的食物，已经过了千万人的工作，已经过了一种极复杂的种植、贸易、运输、递送、和烹饪，正因如此，人类要获得食物比动物困难万倍。如果一只森林里的野兽跑进人类的都市里来，看到人类为生活而如此匆忙，这只野兽一定会对这个人类社会发生很大的疑惑和惊奇。
我想那森林中的野兽，它的第一个思想，一定是说人类是唯一工作的动物，因为在世间除了一些驮马和磨坊里的水牛之外，所有的动物甚至家畜都不必工作的。警犬很少去执行职务，看门的狗总是玩耍的时候多，并且在阳光温暖的时候，总要舒舒服服地在地上睡一下；那贵族化的猫更用不着为生活而工作，它有一个天赋的敏捷身体，可以随时跳过邻居的篱笆，它甚至不以为自己是一个俘囚——想到什么地方去就去。这样看来，世间只有人类辛苦地工作，驯服地关在笼子里，为了食物，被这个文明和复杂的社会强迫着去工作，为了自己的供养而烦虑。我虽然知道人类也有人类的长处——智识的愉快，谈话的欢乐，和幻想的喜悦，例如在看一出舞台戏的时候，更能表现出来，可是在这里我们不能忘掉根本的事情，就是人类的生活太复杂了，只是一个供养自己的问题，已经要费去我们十分之九以上的活动力。所以文明大约是寻觅食物的问题，而进步便是使食物越加难于得到的一种发展。文明如果不使人类难于得到食物，对绝对不用这样劳苦的地工作。人头的危机是在社会太文明，是在获耽食物的工作太辛苦，因而在那获取食物的劳苦中，吃东西的胃口也失掉了——我们现在已经达到这个境地。
谈工作观念
谈睡觉的艺术
看起来我是天命注定要做一个市场哲学家的，可是我没有办法。一般的说法，哲学似乎是那种把简单的东西弄得难懂的学问，可是我能想像得到一种使困难的东西简单化的学问。“唯物主义”、“人文主义”、“超绝主义”、“多元论”、及其他的一切“主义”虽然都有冗长的理论，可是我想这些哲学体系并不比我自己的哲学更深刻。归根结底的说来，生活不外是吃饭，睡觉，和朋友们相会，作别，团聚和送别会，泪和笑，两星期剪一次头发，在一盆花上浇水，看邻人由屋顶上跌下去；用一种学术上的隐语，把我们关于这些人生简单现象的观念加以装饰，乃是大学教授掩饰极端空虚的思想或极端含糊的思想的一个诡计。因此，哲学变成一种使我们越来越不了解自己的学术。哲学家所完成的功绩就是；他们讲得越多，我们越觉糊涂。
人们很少知道躺在床上的艺术的重要，这是很奇怪的；据我看来世界上最重要的发现，无论在科学方面或哲学方面，十分之九是科学家或哲学家，在上午两点钟或五点钟盘身躺在床上时所得到的。
有些人白天躺在床上，有些人夜间躺在床上。讲到“1ying”这个字，不外两种意义。（按英文“1ying”一字同时有“躺”和“撒谎”两种意义。——编者）一为身体上的，一为道德上的，因为这两种动作恰巧是符合一致。
我相信躺在床上是人生一种最大的乐趣；我觉得那些像我这样相信的人是诚实者，而那些不相信的人是撒谎者，他们事实上在白天是大撒其谎的，在表示上如此外，在道德上亦莫不如此。那些在白天撒谎的人是道德促进家，幼稚园教师，和伊索寓言的读者，而那些和我但白承认一个人应该有意培养躺在床上的艺术的人，都是诚实者，他们宁愿读“阿丽思漫游奇境记”（AliceinWOnder1and）这一类不含教训的书。
身体上和精神上躺的床上的意义是什么呢？由身体上言之，躺在床上是我们拼弃外物，退居房中，而取最合于休息，宁静和沉思的姿势。躺在床上有一种适当而奢逸的方法。最伟大的人生艺术家孔子是“寝不尸”的（见“论语”第十章），是盘身而卧的。我相信人生一种最大的乐趣是卷起腿卧在床上。为达到最高度的审美乐趣和智力水准起见。手臂的位置也须讲究。我看信最佳的姿势不是全身躺直在床上，而是用软绵绵的大枕头垫高，使身体与床铺成三十角度，而把一手或两手放在头后。在这种姿势之下，诗人写得出不朽的诗歌，哲学家可以想出惊天动地的思想，科学家可以完成计划时代的发现。
人们很少知道寂静和沉思的价值，这是可怪的。在你经过了一天劳苦工作之后，在你和许多人见面，和许多人谈话之后，在你的朋友们向你说无意义的笑话之后，在你的哥哥姐姐想规劝你的行为，使你可以上天堂之后，在这一切使你郁然不快之后，躺在床上的艺术不但可以给你身体上的休息，而且可以给你完全的舒畅。我承认躺在床上有这一些功效，可是其功效尚不止时。躺床上的艺术如果有着适当的培养，应该有清净心灵的功效。许多商业中每以事业繁忙自豪，一天到晚东奔西跑。席不暇暖，案上三架电话机拨个不停。殊不知他们若肯每天上午一点钟醒在床上静躺一小时，牟利一定可以加倍。就使躺到上午八点钟才起来，那又何妨？如果他放了一盒上等香烟在床边的小桌上，费了充足的时间离床起身，在刷牙之前把当天的一切问题全都解决完毕，那可就更好了。在床上，当他穿了睡衣舒服地伸直着腰或盘身卧着，不受那可恶的羊毛内衣，或讨厌的腰带或吊带，令人窒息的衣服，和笨重的皮鞋所束缚时；当他的脚趾自由开放了，恢复他们白天失抚了的自由时，在这个时候，有真正商业头脑的人便能够思想了。因为一个人只有在脚趾自由的时候，头脑才能够获得自由，只有在头脑自由的时候，才能够有真正的思想。这样，准时在上午九点钟或八点三刻到办公处，像奴隶管理人那样地监督他的下属人员，而“无事忙”起来，还不如胸有成竹地到上午十点才上办公处。
至于思想家、发明家、和理想家，在床上静躺一点钟的效力尤其宏大。
文人以这种姿势来想他的文章或小说的材料，比他一天到晚坐在书台边所得的更多。因为他在床上不受电话，善意的访客，和日常的琐事所打扰，可以由一片玻璃或一幅珠帘看见人生，现实的世界罩着一个诗的幻想的光轮，透露着一种魔术般的美。在床上，他所看见的不是人生的皮毛，人生变成一幅更现实的图画，像倪云林或米帝的大绘画一样。
所以如此者，是因为当我们躺在床上之时，一切肌肉在休息的状态中，血脉呼吸也归平稳了，五官神经也静止了，由了这身体上的静寂，使心灵更能聚精会神，不为外物所扰，所以无论是思想，是感官，都比日间格外灵敏。
一切美妙的音乐，都应该取躺卧的姿势，闭着眼去详细领略。李笠翁早已在“论柳”一篇里说过，闻鸟宜于沮晨静卧之时。假如我们能利用清晨，细听天中乐，福分真不少啊！事实上，多数的城市都洋溢着鸟儿的音乐，虽则我相信有许多居民没有感觉到。例如，这是我一天早晨在上海所听到的声音：今天早晨，我五点就醒，躺在床上听见最可喜的空中音乐。起初是听见各工厂的汽笛而醒，笛声高低大小长短不一。过一会儿，是远处传来愚园路上的马蹄声，大约是外国骑兵早操经过。在晨光嘉微的静寂中，听马蹄滴笃，比听布拉姆斯（f.Brahma——十九世纪德国制曲家）的交响曲还有味道。再过一会，便是三五声的鸟唱。可惜我对于鸟声向来不曾研究，不辨其为何声，但仍不失闻鸟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