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的时候绳子断了，装着诏书的盒子摔坏了，于是有御史参劾，要求将此人治罪，
皇上竟饶了他。当时的人们都感叹皇上宽大。
我猜想，既然有这种仪式，承天门上一定还会有某种往下放绳子的沟槽，而且
位置一定在承天门的正中央。承天门就是今天的天安门，名字是清朝建立后改的，
但模样并没有改。如今天安门却作了很多修整，更高了也更大了，正中央早已改换
成了扶手，沟槽肯定是寻不着了。
奉天承运，粗略地意译为现代用语，大概就是遵循历史规律、体现或代表了历
史规律的意思。当然这么翻译显然有点勉强，"奉天"所奉的天道，乃是天地万物和
人类社会共同遵行的规律，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但是现代人不像古
人那样讲"天人合一"，除了"历史规律"之外，我在现代观念体系中找不到结构上同
位、功能上对应的更恰当的概念，只得硬译一句。就好像历史规律运行一样，天道
运行也是有阶段性的，国运昌或国运衰，三阶段或五阶段，初级阶段或高级阶段等
等，运行的每个阶段上都有要承当的特定历史任务，这是命中注定，早已由某大师
算好，等闲人更改不得的。
"奉天承运"这四个字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改定的。吴晗先生在《朱元
璋传》 里说，在元朝，诏书开头的套语是蒙古语的音译："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
护助里"，文言译作"上天眷命"。朱元璋以为这口气不够谦卑，改为"奉天承运"。
仔细品一品，朱元璋这话确实谦卑了许多。"上天眷命"，很容易给人自作多情
的感觉--天凭什么单单眷恋你？而朱元璋就不自作多情，他尊奉天道，代理天道，
体现天道，如此恭敬行事，天还会找别的什么人当代表么？
"代理天道"云云，并非我凭空瞎说，朱元璋的自我感觉正是如此。在废除宰相
制度之后，朱元璋感觉忙不过来，便指示秘书班子帮助他严格把关，朱元璋指示的
第一句就是："朕代天理物"。朱元璋死后，他的后代给他上的尊谥长达21个字，开
头两个词便是"开天行道"。此后的明朝皇帝，除了半截被人夺了权的建文帝、景帝
和崇祯帝之外，每位名字之前的17个字的尊谥里，最前边的两个词必定是谈天说道
的。 譬如定陵地下宫殿埋的那位很贪财的万历皇帝，其尊谥就是"范天合道哲肃敦
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17个字，前两个词就赞扬他合乎天道的规范。
总而言之，皇上是真命天子，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天道。天道是神圣至尊的
东西，一个人代表了天道，他的神圣至尊自然也就毫无疑问了。
二
正德皇上朱厚照，就是我在朋友家看到的那卷圣旨的发出者，闹出过许多笑话。
明朝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德皇上南巡到了扬州，兵部左侍郎（国防部副
部长）王宪，抄发了皇上的一个命令通告天下。通告说，养猪杀猪本是寻常事，但
是今年正是我的本命年，而且猪与朱姓同音，再说吃猪肉也容易长疮生病，很不妥
当。因此通告各地，不许喂养猪、买卖猪和屠宰猪。如果故意违抗，本犯及一家老
小，发配最远的边疆充军，永远不许回来。
命令一下，各地的老百姓纷纷杀猪，肉多了一时吃不了，便纷纷腌制贮存起来。
这条命令显然执行得不错，到了第二年春天，孔庙的祭祖典礼要用猪的时候，果然
找不出一只猪，只好以羊代替。
这则逸事见于明朝人沈德符写的《万历野获编》卷一。为了追根溯源，沈德符
同时讲了两个这样的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杀狗的。
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 ，谏官范致虚向皇帝提了一条建议，说陛
下生肖属犬，人间不宜杀犬。宋徽宗接受了这个建议，严令禁止屠狗。沈德符说，
这已经成了古今最可笑的事情之一，没想到本朝又出现了。
我想，如果不提皇上代表天道的说法，可笑的不过是二位皇上。如果联系到天
道，可笑的就是天道或者"皇上代表天道"这种说法了。皇上代表天道的说法恐怕属
于特大号的胡说八道。如果不这样解释，我们就只好承认，天道在二位圣上当政的
时候变成了猪道或者狗道，这未免又有亵渎天道之嫌。当天道的解释权和代表权固
定在某个具体的人的身上的时候，天道的笑话是经常发生的。三五百年的时间抵挡
不住我们深厚悠久的传统。
明末张献忠造反，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形容这
位也宣称顺应天道的造反者。用"杀人如麻"这四个字形容张献忠，显然力度不够。
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 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
草杀"。 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
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宣布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
我读到《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上的这些描写的时候，曾经怀疑写史的人
蓄意污蔑农民起义的领袖。这也是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提醒我们警惕的东西。后来，
偶然看到一些四川县志上的户口记载，得到佐证，才不得不怀疑我自己的怀疑了。
民国《温江县志》卷一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
十三年后（1659年） 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
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简州赋役，原额人丁8495丁，明末兵荒为
厉， 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这些都是政府为征税而做的统计，后边有实际利
益督着，数字有误差也不至于差得太远。(1)
张献忠凭什么理由进行这等规模的大屠杀呢？在成都绍成公园的亭子里，有张
献忠立的七杀碑，上边刻着他的理由：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原来，大屠杀也是以天道为根据的，而且仔细想想，张献忠的推理并未违反逻
辑。天道居然可以被合乎逻辑地打扮成这副凶相，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
三
在代表天道的问题上，曾有"民"从中插过一杠子，企图削弱皇上的代理权，惹
得皇上很不高兴。这个拿民惹怒了皇上的代表，就是儒家的亚圣孟老先生。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当了三年皇上，脾气渐渐大了。皇上"审查"孟子
的著作， 发现其中有许多对君主不够尊重的地方，大发脾气，对人说："这老儿要
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遂下令撤去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牌位，将孟子逐出孔庙。
后来有人替孟子求情，说他讲的道理基本上还是对皇帝有好处的，才恩准孟子回到
孔庙。(2)
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特命老儒刘三吾编孟子节文，删掉了《孟子》中85条皇
上不喜欢的内容。下边我摘录一些被删除的内容，看看究竟什么东西惹怒了皇上。
1．"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篇）孟子说民比皇上贵重，皇上不
高兴是可以理解的。
2．"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
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
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
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
可以为民父母。 "（梁惠王）孟子在这里把皇上用人和杀人的权力削弱了，需要获
得大夫和国人的认可，朱元璋显然有理由不赞成。
3．"桀、 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离娄）孟子这
话的意思也很可疑：究竟这天下是天给的，还是民给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天子
代天理民--代表历史规律领导人民前进。
4．"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万章）孟子竟然把天的耳目安装到民
的身上，如此说，真命天子的耳目又该往哪里摆？
5．"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这分明是宣扬造反有理了。
总之，我看朱元璋与孟子的核心分歧，就是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至于天道
究竟是什么，应该由谁来代表，无非是这个问题的哲学性表述，就好像"两个凡是"
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著名争论一样。用"讲政治"的方法来讲这个问题，
一切就显得很明白：究竟是人民听天子的，还是天子听人民的？
我感觉自己讲政治讲出了一点毛病，再往回找一句：孟子并不是民主主义者，
那不是中国圣贤的发明。中国圣贤发明的叫"新民主主义"，孟子不懂这个。但孟子
很明白"无君子莫治野人， 无野人莫养君子"的道理，很清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
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滕文公）。孟子无非是想强调一下，治野人也不能乱治，
不能任性胡来，要守一定的规矩，不然就有翻船的危险。奈何皇上"无法无天"惯了，
不喜欢"规矩"之类的东西。
四
朱元璋粉碎孟子进攻数年之后，撒手西归，他的儿子朱棣又在天道与民心的问
题上犯了一回糊涂。当时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即位，开始削藩，燕王朱棣感觉到了
威胁。道衍和尚姚广孝密劝朱棣举兵造反，和尚与真命天子之间有一番对话。
朱棣问：民心向彼，奈何？
和尚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姚广孝后来推荐了两个算卦的见朱棣。如此这般地推演一番，闹明白了天意赞
许的东西，于是朱棣下了反叛的决心。推翻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
(3)
由此可见，真命天子一时急糊涂了，竟忘了天道与民心并不是一回事。有了天
道，民心大可不论。而天道是可以卜筮的，从夏商周三代起，就有了一套凭借卜筮
手段领会和理解天道的办法。请注意，这里凭借的是卜筮，而不是民意调查。这是
一套遇事查书本找指示的神秘方法。如果皇上本人就是这套书本和指示的作者，竟
连卜筮和查找都不必用，开口出来的自然是天音，表达的自然是天意。
说了这么多，我努力想证明的其实就两句话：第一，天道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叫
法，譬如天命天意或者历史规律，但在深层结构上这两者是一回事。第二，天道或
者历史规律与民心或者人民利益完全可能出现冲突，这时必定要遭遇究竟谁服从谁
的问题，皇上们的固定看法是人民服从天道，因为他本人就是天道的代表。
五
无论如何，天道毕竟不会自己说话，一定要有个什么代表。既然皇上和起义领
袖都未必称职，天道的代表权到底应该归谁呢？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也有过争论。他们的问题是谁能代表"上帝"。天主教宣
称教会代表了上帝，准确点说，是垄断了人类与上帝沟通的渠道。凭借这种垄断，
那些组织严密的人类先进分子就干出了许多贪污受贿的事情，把他们的追随者激怒
了，结果就产生了直接与上帝交流的观点，说上帝就在平民百姓的心里，每个人都
可以直接面对上帝，用不着那些出卖灵魂的家伙当代理。这就是新教从天主教分裂
出来的历史故事。
后来，在政治领域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议会诞生了，各色人等都在议会
中得到代表，替他们立法。这个代表们搅在一起立出来的法，作为各方利益合纵连
横出来的结果，大概就好比试验室中模拟出来的天道了。当然，谁也不敢保证模拟
得丝毫不差，可是现在似乎还没有发明比这种模拟更高明的寻求大道的办法。我们
可以拿这种办法与皇帝代表大道的信念比较一下优劣。像正德皇上那样的人，满肚
子山珍海味，满脑袋歌儿舞女，让那些雄性激素和别的什么激素模拟工农商学兵和
各族同胞，难道真能搅出一个天道来，而且比议会里搅出的东西更高明？这真是奇
怪之极的幻想。
皇上可以代表大道的高论，在清末民初就有很多人不信了。但是问题并没有彻
底解决。 民国号称是人民的国，偏偏不肯让人民当家作主，说要经过"军政"和"训
政"这两个历史阶段之后， 才能"还政于民"，实行宪政。这套说法的理论根据是三
民主义。主义云云，听起来很像是天道的变种。中国共产党人揭穿了这套说法的真
实面目，说它的本质是为一党独裁和蒋家王朝的专制打掩护。(4) 当然，这种揭露
是很深刻的，但我觉得，宣称自己是老百姓的代理人，而且是临时代理人，总比宣
称自己是天道的代表进了一步。毕竟他失去了可以永远领导老百姓的借口，失去了
永远也不还政于民的理由。
注：
(1)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第10页。
(2)转引自吴晗《朱元璋传》，第188页，人民出版社。
(3)《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姚广孝列传。
(4)参见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崇祯十七年（1644年） 旧历三月十二日，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西北100多公里
的军事重镇宣府，巡抚朱之冯开会，号召誓死守城。而城中哄传李自成免徭役、不
杀人，全城喜气洋洋，张灯结彩，点上香准备迎接。镇守太监杜勋打算带人去30里
外欢迎李自成。朱之冯痛斥这位皇上的特派员没良心，杜太监嘻嘻一笑，兀自领着
人走了。李自成的队伍到了，朱之冯无可奈何，亲自登上城楼，向左右下令发炮，
左右默然，谁都不动。朱之冯亲自点火放炮，又被左右拉住。细看时，大炮的线孔
已经被铁钉钉死。朱之冯叹道：没想到人心至此。然后仰天大哭，给崇祯写了封遗
书，劝皇上收拾人心。随后上吊自杀。（18）
五天后，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大军抵达北京，发炮攻城。十八日，崇祯在炮声
中发出罪己诏，宣布取消所有加派的新饷旧饷。当晚，北京城破。十九日凌晨，崇
祯自缢于皇宫后的景山脚下，时年33岁。
注：
（1） （清）严有禧：《漱华随笔》卷一。顺便提一句：曾就义上任不久就病
死了。严有禧恨恨地骂道：“夫国计民生，何等重大，而昧心妄言，以博一己之官，
此天地不容。曾之死，阴祸致然也！”我觉得他骂得有点不分青红皂白。
（2）《明史》卷二百五十二，杨嗣昌列传。
（3）（明）李清：《三垣笔记·附识》。
（4）（清）赵翼：《甘二史札记》卷三十六。
（5）《明季北略》卷五。
（6） 参见《烈皇小识》卷一，《颂天胪笔》卷二十一，转引自柳义南《李自
成纪年附考》第22页。
（7）皇陵碑上这几句话的原文是：“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
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
（8）参见吴晗：《朱元璋传》第47页。
（9）《史记·陈涉世家》。
（10）李清：《三垣笔记上·崇祯》。给事中的职位，近似如今总统办公室中
负责监察工作的秘书，职位不高，但有权驳回中央各部甚至皇帝本人的不合成法的
决定。
（11）《三垣笔记上·崇祯》。
（12）参见黄冕堂：《明史管窥》。
（13）《春明梦余录》卷三十六。
（14）这并不是天方夜谭。1999年春，我到安徽农村调查，发现那里就有白送
土地给人耕种而无人接受的现象。 当地每亩土地分摊各项税费将近200元，扣除种
子肥料等项成本后，种地只能挣出来低廉的工钱。只要有机会干两个月的临时工，
就没有种地的道理。当地抛荒的顺序，也是先从差地没人要开始。还有一点也是有
启发性的：按照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的规定，农民负担不能超过收入的百分之五。而
那里每亩土地的负担竟在“减负办”（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的眼皮下达到了百分
之二三十。这也进一步证明，每亩赋税10两银子，并不是顾炎武在胡说八道。尽管
这等数目在名义上是不存在的。
（15） （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
页。
（16）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
（17）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18）《明通鉴》卷九十。
第十四篇 造化的报应
一
北京街头的十字路口有红绿灯，红绿灯下还有警察。通常还不是一个两个警察，
而是四五个警察。这些警察都是要拿工资的，而这些工资来自税收，本来那是企业
的利润，可以成为生产的动力和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税收可以刺激生产，提高人
们的生活水平，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那么在警察工资方面的开支能不能减少呢？
美国的红绿灯下没有警察，人们仍然能遵守交通规则。人们对交通规则的遵守
竟然可以到这种地步：明明没有车辆，一个人在人行横道的路口也会等待变灯。我
在赫尔辛基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位中年妇女在马路对面等待变灯，于是我也不
好意思横穿空空荡荡的马路，一直等到红灯变绿。在中国，这当然是极其罕见的事
情。这就是说，在美国和我说的那个欧洲国家，警察的工资是可以省下来的。省了
下来，交通秩序并不会变坏。(1)
但是我确信，中国不可以节省这笔钱。至少在我非常熟悉的北京街头，红绿灯
下的许多警察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警察，只有红绿灯，我确信，这个路口就如
同没有红绿灯一样，必定会拥挤得一塌糊涂。不用说别人，我本人也会跟着人们一
块去挤。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如果我单方面谦让，别人肯定不会让我，我永远也
没有过路的机会。道德的约束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有几个人不理睬红绿灯硬
闯，这条路就要堵塞，我们这些打算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也就不能遵守，也没有必要
遵守了。
当然，警察的工资也不是绝对不可减少。譬如，四五个也可以减少到两个。只
要在岗的人认真负责，应该可以维持交通规则的威严。如此威严久了，再将人降低
到两个，最后减少到一个，也是可以的。但是这要求警察的工作量和责任心大大超
过国家公务员的平均水平，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我想由此说明的是，中国人自我约束意识弱，道德水准低，导致了政府的臃肿
和税收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这原因不在别的地方，其实和我们每
个人都有一些关系。我们活该。仅仅收入减少倒也罢了，我们非常在乎的国际面子
也大受影响，我们的个人尊严因此蒙上了阴影。
欧美的红绿灯无须警察压阵，这已经显出了人家的公德水平。德国的地铁竟不
用验票，因为人人自觉买票，这更显出了人家的高超。而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干什么
呢？在日本打投币电话，竟然在中国人中流传着一种诀窍，用线拴住硬币，用完了
再将其吊出来。这真是极其鲜明的对比。我的一个非常能干也很有教养的朋友在德
国吃饭，他说自己遵守了一切礼仪，也按常规付了小费，但是仍然能清楚地感觉到
侍者对他的轻蔑。他说，他知道这不是对他本人的侮辱，侍者看不起的是他所代表
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只要条件相同，宁可与外国人做生意，躲
开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失信和欺骗的可能性更高。
于是，我们的民族就遭到了报应，变成一个令人厌恶也彼此厌恶的民族。变成
一个只讲利害关系，一有机会就坑蒙拐骗的人群。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欧美国
家的公德水平比我们高呢？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不肯遵守明明对自己有利，谁都知道
是非常必要的交通规则呢？按说，交通规则并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并不需要多么高
超的理性和信仰支撑。
二
我有一个猜测，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骑自行车的人缺乏自觉精神，非要警察监
督不可。我承认一些人自制力差，像儿童一样需要父母监督。但这不足以解释大众
的行为。毕竟在大街上走的多数是成年人，他们在工作单位里很能忍气吞声，自制
力并不弱，他们所欠缺的似乎只是公德心。而公德心是对一种对自我与公共事务的
关系的判断和肯定。
中国老百姓认为自己是什么人？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们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果真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主人，就像理论上应该的那样，我们交了税，
雇人来管理交通，这些交通管理人员是我们的公仆，那么，我们会如何看待我们委
托他们照应的这些事情？--我们大概会像一个主人那样，自觉小心地关照家里的秩
序，并且提醒警察要认真负责地维护秩序，好好干活，不要偷懒。毕竟我们是给他
开工资的。我们不会把公共交通当成那些官吏和衙役的事情，我们明白这是我们的
事情。
这使得我想到了一个朋友说到的故事。他说他在美国见过一件事情，印象很深。
一个老头，看见路口堵车，很生气，就下车把维持交通的警察训斥了一顿。说我们
交了税，应该得到好的服务，你怎么把交通弄成这样？警察毕恭毕敬地听他训斥。
这在中国显然是不可思议的。至少对我来说，很习惯听警察的训斥，从来没有妄想
过训斥警察。在我的体会里，中国的警察和司机的关系，属于典型的猫和老鼠的关
系。
老鼠--这就是中国百姓心目中的真实的自我形象。猫和老鼠--这就是真实的自
己与公家的关系的真相。中国百姓很少有人当真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因为这不
是事实。公共事务一直是皇上和官吏们垄断的事情，老百姓一直在躲避他们的惩罚、
勒索和敲诈。在这方面，老百姓就是缺乏责任心，因为这确实不是百姓能够负责的
领域。如果有谁不懂事，企图按照主人的方式行事，对了领导的心思则已，对不上
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海瑞和彭德怀就是证明。那些地位甚高的名臣尚且如此，更何
况普通百姓。
按照传统习惯，也按照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公共交通搞得好，这是领导有方，
是皇上圣明和皇恩浩荡。我们要感谢政府把北京的交通整顿得那么好，让我们生活
得那么方便。譬如出租车不许在长安街路边停靠，据说是为了方便管理。如果我们
人民真把自己当成主人，这岂不成了仆人为了自己方便而禁止主人进家门？主人又
如何能心平气和？还有一个例子是高官的座车通过大街，所有的立交行人天桥都要
封锁。我曾问过封锁交通的便衣为什么要这样，他教育我说，要服从国家利益，要
遵守国家的纪律。国家利益和纪律在此又表现出了和我们正常走路的老百姓的对立。
这样的经历多了，我们自然会认为国家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是官员的事情，
让他们自己操心去好了。
在这样的关系中，中国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根基上，他就不认为自己是
主人。主人进了家门，难道还需要他聘请的小时工提醒他，要换掉沾满了泥的雨靴
再踩地毯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踩地毯前没有换鞋，而我们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孩，
恐怕正因为这里不是自己家，连亲戚朋友的家也不是。我们不认为那些换鞋的规矩
是自己的规矩，那是官们制订出来管制我们的规矩。其实，不仅在红绿灯前，就是
在官场上，这种糟蹋地毯的心态也是很常见的。官员不过是皇上的雇员，能偷懒不
妨偷懒。皇上吃香的喝辣的，进进出出还要让小兵小官给他站岗开道，本来心理已
经不那么平衡了。凭什么还要对他忠心耿耿？
我愿意遵守交通规则，至少不想首先破坏交通规则，是因为我把自己看成一个
好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说得自负一点，我耻于把自
己降低到那些抢红灯抢座位的人的水平。我觉得自己比他们高得多。而我的这种自
我期许的基础又来自哪里呢？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一个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人。国家的
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民族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人类的事情还是我的事情。我是真
把自己当成主人的。秩序是我的秩序，交通是我的交通。我不认为那是警察的事情。
我还用警察管么？我那么低档么？
我的这种认识和期许最初来自轻信，来自少年时代不加验证地接受的某种关于
主人的理论，以为自己真是国家的主人，至少也是主人的接班人。后来我保持了这
种自我期许，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服务的道理讲得透彻，从中我看到了理
想社会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假如我真想成为宪法意义上完整的公民，我就不能
妄想只享受公民的权利而不理睬公民的义务。这两种关于主人的理论，一个来自过
去，一个来自未来，都不是现实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度的真正实行，也是提高公德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条件。因为公德无非是主人翁的道德，不是主人翁，继续当臣民甚至奴才，这道德
便没了根基。
把上边提到的比喻再发挥一步：如果我雇小时工或者保姆来家打扫卫生，没想
到他反客为主，仗着自己膀大腰圆在我家里当上了主子，这时我会作何反应？我被
迫出去挣钱养家糊口，被迫给他发工资，这完全是因为没别的办法，不这样就会挨
揍。那我还会在乎穿着雨靴踩地毯么？只要这室内卫生的事情还归那位当上了就不
肯下台的小时工管，我才不在乎他忙不忙呢。累死他才好，累跑他更好。我怎么会
体谅他的辛苦？他是猫，我是老鼠，我体谅猫的心情干什么？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
统治者，就是这样的公仆。公仆如此德行，我的公德应该是什么样子？
三
大约2000年前，王充在《论衡》中谈论人性问题，说尧和舜当政的时候，百姓
没有狂和愚的人。 他还讲到一个古代的传说，尧和舜时代的老百姓，可以"比屋而
封"， 而桀和纣时代的老百姓，挨着屋子杀掉也不冤。他说，圣主的老百姓和恶主
的老百姓如此不同，根源在于"化"，而不在人性。(2)
按照这种说法，刁民乃是政府"化"出来的，是政府培养出来的，并非天性就刁。
当然刁民反过来也能培养贪官。不过要改变这种恶性循环，下手之处当然在政府。
这是王充的高见。
中国古人讲到尧舜，经常有一些理想化的赞美，但我还是相信王充讲的传说。
尧舜时代是什么时代？那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尚未建立的时代，尧和舜都是大家选
出来的，每个人都是一个范围不大的熟人社会的成员，彼此几乎都知根知底，而每
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别人对他的长期看法。人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想不为自己的
行为负责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这行为是好是坏，恐怕都不那么容易归功于或归咎
于首领或别的什么人。按照我们对原始社会的理解，这些人确实也可以称为贵族，
在这样的社会里，"比屋而封"应该是可能的。
到了桀纣时代，人心就不行了，这也是有道理的。桀纣是主子，其他一概都是
臣民或奴才。如果主子们像桀纣那样，连一点替天行道的遮掩都不讲，臣民的道德
水平自然也应该坏得没遮拦。
但我对王充的说法有个疑问。刚才谈论尧舜的逻辑和生活常识都提醒我们，聚
族而居或者在小村庄中生活的人，如果不出这个小圈子，其实是坏不到哪里去的，
不然就要自作自受。 而桀纣时代，血缘社会还没有解体，人们如何能坏到"比屋而
诛"却不制造冤假错案的程度呢？
我估计，恐怕那些坏都坏在了"公德"领域，坏在与"公家"--王公之类的统治集
团--及其掌管的"公务"的关系方面。而在"私德"的领域，在家族内部，在朋友邻居
和乡亲之间，我们的祖先就未必落后，说不定还能领先世界呢。中华民族长期处于
世界先进水平，大概就有这"私德"的一份功劳。私德好，社会管理成本低，生产者
也能安心努力地干活。可是公德不好，先进就保不住，别人不打自己也要乱，早晚
要大乱。
四
如今，我们的血缘社会和地缘社会都解体了，而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又没有
建立起来。满大街的人谁也不认识谁，想随地吐痰就吐，想干坏事就干，连丢脸都
不用怕，只要能躲过警察就不必承担责任，就可以不遭报应。随着私德领域的缩小
和公德领域的扩张，我们的优势没了，劣势却露馅了。中国社会陷人了历史性的危
机。
这个危险期，至少自明朝起就露出了端倪：因果报应的说法深入人心，关帝庙
遍地开花，关云长所代表的无血缘关系的兄弟义气成为我们民族的理想。这些东西
都是药，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不断吃镇静药，自然可以推断他的神经或精神出了毛
病。
这种危机似乎还在加重。负责维护公共秩序的政府，本来还有无道的权威支持，
可以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统治集团也容易无争议地团结在真命天子周围。现在孔
家店被砸了，天道和天命没人信了，本来就很弱的公德领域又少了不受置疑的维护
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现在和过去一样处于大病未愈的时期。如果说有区别的
话，无非是试验了几种药，效果都不那么理想。天道的变种和替代品在一百多年的
历史试验中先后丧失了权威，人们重建观念世界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各种药
物的疗效和副作用总叫人不满意。譬如毛泽东思想的猛药，治疗贪官污吏的一时效
果不错，但我们在毛泽东时代买东西的时候却整天招人白眼，被那些售货员训来训
去。工人农民干活也大规模地偷懒--这都是大家在社会分工中安身立命的领域，表
现出来的竟是这副德行。
现在，经济发展了，售货员（国营商业还不敢保证）却不敢训斥我们了。这就
是社会进步的成就。工人（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例外）农民和售货员并没有接受更高
强度的道德教育，干起活来却认真多了，尽管这认真精神也难免体现在制造和贩卖
假货上。我想，这种进步所以能够取得，关键在于现实的报应机制。没有人愿意掏
钱买售货员和服务员的训斥，于是老板就要招募懂礼貌的人，就要培训员工笑迎他
们的衣食父母。不能约束自己就可能被市场竞争淘汰出局--除非这老板得到了国家
特许的垄断地位，当了某个领域的老虎和霸王。
这里说的是经济领域。我想，市场竞争在总体的方向上应该有利于实现孔老夫
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因为人们更愿意为包含了这种品德的产品和服
务掏钱。
政治或者叫公共领域显然不那么乐观。如果像经济领域一样建立某种竞争机制，
好服务得到选票，于是升官；坏服务丢掉选票，于是丢官甚至丢掉饭碗，我们在前
边为不守公德辩护的理由就要站不住脚了。
当然社会生活不仅仅包含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我的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多年
的朋友告诉我，美国人很怕坏了自己的信誉。他们轻易不敢赖账，轻易不敢违反交
通规则。我这位朋友在一个月之内曾经两次驾车超速，被警察叫了下来，登记了他
的社会安全号码。不久，他的违规记录就遭到了报应。他接到了来自保险公司的通
知，他的汽车保险费用从200元增加到400元。美国人的社会安全号码就好像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