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贯用兵河湟小有胜利，在与西夏较量中也略占上风，便打起了辽国的主意，主动要求出使辽朝打探虚实。政和元年（1111年），徽宗派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贺辽生辰使，童贯为副。童贯以宦官使辽，大为辽朝君臣不齿，指笑曰：“南朝乏才如此！”
在使辽时，燕人马植结识了童贯。政和五年，他由童贯荐引，入宋献联金灭辽之策，希望徽宗“念旧民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并断言旧疆臣民一定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徽宗大喜过望，赐以国姓，命他改名良嗣，参与图燕之谋。
重和元年（1118年），武义大夫马政奉命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渡海使金，向金太祖转达了宋朝“欲与通好，共行伐辽”的意向，双方开始接触。宣和二年（1120年），徽宗命赵良嗣以卖马名义再次使金，缔结联金攻辽的盟约，行前在给他的御笔里说：“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徽宗打算收回的是燕云十六州的故地，却只提燕京所管州城，自缚手脚。
尽管赵良嗣在谈判中尽量扩大燕京的辖区，要求将西京和平州、营州都包括进去，即恢复长城以南一切汉地，却被金人以不属燕京管辖为由断然驳回。最后双方约定：届时金进攻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宋攻取燕京一带，事成以后，燕京归宋所有，送给金朝岁赐五十万两匹。赵良嗣回来复命，朝廷才知御笔作茧自缚，再派马政报聘，在国书中把燕云十六州一一注明。不料金人态度强硬，表示宋方如果要求过高，只有解约了事。
正当宋金使节来往道途折冲樽俎之际，；力主收复燕云的实力人物童贯因镇压方腊在南方无法脱身，无人敢作主，金使不得要领而返。后人称这一盟约为海上之盟。但定盟之际，宋朝已可谓不失败而失败。所谓不失败，指宋人字面上索要燕京的要求已经达到；所谓失败，指宋人本意欲得燕云十六州，而不仅是燕京。
宣和四年，金人约宋攻辽。其时，在金人追击下，辽天祚帝已逃入夹山，耶律淳被拥立为天锡皇帝，支撑着残局。童贯镇压了方腊，正踌躇满志，以为只要宋军北伐，耶律淳就会望风迎降，幽燕故地即可尽入王图。
四月，童贯以河北河东宣抚使率军北上。五月，徽宗又任命蔡攸为两河宣抚副使，与童贯共领大军。童贯到河朔一看，这里百年不识干戈，驻军骄惰，备战松弛，连当年为阻遏辽朝骑兵而构筑的塘泊防线也都水源枯竭，堤防废坏。
但这时童贯也只好硬着头皮进军。他派人前去说降，被耶律淳杀死。宋军张贴黄榜，宣传吊民伐罪之意，却不见有辽地汉民箪食壶浆出迎“王师”。实际上，燕云汉民已经习惯了辽朝对他们的汉化统治，他们并没有中原汉人那种强烈的夷夏观念。
童贯大军到达高阳关（今河北高阳东），即命都统制种师道率东路军攻白沟，辛兴宗帅西路军攻范村（河北涿县西南）。种师道是西北名将，以为伐辽是乘人之危的不义之战，完全是消极参战。他得知前军统制杨可世被辽军先败于兰甸沟，再败于白沟，辛兴宗也在范村溃败，就撤军雄州（今河北雄县），被辽军所乘，鏖战城下，损失惨重。徽宗闻之，对辽的态度立即由藐视转为畏惧，急召大军还师。童贯把指挥无力的责任全推给了种师道等，将他们或贬官或致仕。
七月，耶律淳病死，其妻萧氏以太后主政。宋朝正是王黼为相，他便鼓动徽宗让童贯、蔡攸再次发兵，以刘延庆替代种师道。金人唯恐宋军靠一己之力先取了燕京，得不到宋朝的岁赐，便遣使来约战期，宋派赵良嗣再使金朝，讨论双方履约事宜。
刘延庆因有前车之鉴，十万大军畏缩不前。辽涿州守将郭药师见辽朝朝不保夕，率劲旅常胜军八千人以涿（今河北涿县）、易（今河北易县）二州来降，隶属刘延庆麾下。不费一兵一卒得两座城池，宋徽宗有点忘乎所以，赏赐郭药师的同时，御笔改燕京为燕山府，其他八州也一一赐名，似乎一府八州都已入囊中。
童贯派刘延庆、郭药师率大军十万渡白沟伐燕，行至良乡（今属北京），被辽将萧斡邀击，就屯兵卢沟以南，闭垒不出。郭药师自愿率奇兵六千，乘敌后空虚，夜袭燕京，但要求延庆派其子刘光世率师接应。
郭药师攻入了燕京，辽军殊死血战，刘光世违约不至，郭药师军死伤过半，仅数百骑逃回。辽将萧斡断了宋军的粮道，扬言辽军三倍于敌，将举火为号，一鼓聚歼宋军。刘延庆闻风丧胆，一见敌军火光，就自焚大营，仓惶南逃，士兵自相践踏百余里，粮草辎重尽弃于道路。次日，宋军在白沟被追兵再次大败，退保雄州。
着一仗使熙丰变法以来积蓄的军用储备丧失殆尽。至此，童贯主持的两次伐燕均告失败，而覆亡在即的辽朝居然大获全胜，金朝也在一旁冷眼看清了宋朝在军事上不过是银样醋枪头。
这时，金太祖已攻下辽中京与西京（今山西大同），岁末，亲率大军攻克了燕京。他见宋军一再失利，对来使赵良嗣的态度十分倨傲和强硬。赵良嗣奉命与金朝谈判履约交割的相关事宜，他明知金人得寸进尺意在毁约，但宋朝在军事上硬不起来，他在谈判桌上也就没了底气。
经过几次使节往来和讨价还价，金人下最后通牒：金朝只将燕京六州二十四县交割给宋朝；宋朝每年除了向金朝移交原来给辽朝的五十万岁币，还须补交一百万贯作为燕京的代税钱；倘半月内不予答复，金朝将采取强硬行动。
宣和五年正月，赵良嗣回朝复命，徽宗全部答应，只让他再次使金，要求归还西京。金朝乘机再向宋朝敲诈了二十万两的犒军费，宋朝也一口应承，但金人最后照单收了银两，仍拒绝交出西京。
四月，双方交割燕京。金军入城近半年，知道城池将归宋朝，便大肆剽掠洗劫，居民逃匿，十室九空，整座城池几如废墟。金军临走时，又将富民、金帛、子女捆载而去。童贯、蔡攸接收的只是一座残破不堪的燕京空城和蓟（今河北蓟县）、景（今河北遵化）、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涿、易六州，其中涿易二州还是主动降宋的。
尽管如此，徽宗君臣还是自我陶醉，王黼、童贯、蔡攸、赵良嗣等都作为功臣一一加官进爵，徽宗还命人撰写《复燕云碑》来歌功颂德，似乎太祖、太宗未竟的伟业，真的由他来完成了。但金太祖在撤离燕京时就公开宣称二三年里必再夺回来。
宋金海上之盟至此已算交割清楚，但宋朝所得并不是全部的燕云故地，总有点心犹未甘。而三国在这一地区的利害关系也并未最后定局，稍有风吹草动，就牵一发而动全身。当时守平州（今河北卢龙）的是张瑴（亦作张觉），他原是平州所在的辽兴军节度副使，在辽末动乱中控制了平州，扩张实力，窥测方向，在辽、宋、金三国之间待价而沽。金军攻下燕京，改平州为南京，为了稳住他，加其为同平章门下事，判留守事，一方面则打算找寻机会翦除他。
宣和五年八月，金太祖病死，金太宗即位，下令将辽朝降臣和燕京居民远徙东北。燕民不愿背井离乡，过平州时私下鼓动张瑴叛金投宋。张瑴与翰林学士李石计议后，与金公开决裂，派人迎奉天祚帝之子，企图复辽。同时，他还派李石向宋朝表示归降之意，徽宗心动，以为可以藉此收回平州。赵良嗣认为宋朝不应被盟失信自找麻烦，建议斩李石以谢天下，徽宗不听。张瑴便以平、营（今河北昌黎）、滦（今河北滦县）三州降宋。
正当张瑴出城迎接诏书、诰命时，金帅完颜宗望（斡离不）率军来讨，张瑴仓皇逃入燕山郭药师的军中，其母、妻被金军俘去。张瑴之弟见老母被捕，转而降金，交出了宋徽宗赐给其兄的御笔金花笺手诏。金朝掌握了宋朝招降纳叛的证据，移牒宋朝索要张瑴。
宋徽宗指示燕山府安抚使王安中不要交人，在金人催逼下，王安中杀了一个貌似张瑴的人顶替，被金人识破，声称要举兵自取。徽宗怕金人兴师问罪，密诏杀死张瑴及其二子函送金人。郭药师对宋朝出而返尔、薄情寡恩的做法十分寒心，愤愤说：“若金人索要我郭药师，难道也交出去吗？”从此，常胜军人心瓦解，不愿再为宋朝效力卖命了。
尽管如此，宋徽宗对尚未收回的新、妫、儒、武、云、寰、朔、应、蔚等九州仍心心念念。他让宦官谭稹为两河燕山府宣抚使，前往负责收回。朔（今山西朔县）、应（今山西应县）、蔚州（今河北蔚县）守将向宋纳款请降。金朝因太宗新立，辽天祚帝在逃，未暇顾及山后九州，十一月同意割武（今陕西神池）、朔二州归宋朝。至此，宋朝实际控制的仅山后四州，因金帅完颜宗翰根本反对交出山后诸州，宋朝也不敢再作交涉。宣和六年三月，金朝缓过气来，就派人对谭稹索要二十万石军粮，说是去年赵良嗣答应给的。谭稹以为口说无凭，金军恼羞成怒，又怨恨宋朝收留张瑴，八月间攻下宋军控制的蔚州。宋金战争一触即发。
海上之盟落到这一步，是徽宗君臣始料不及的。后人因而指责徽宗联金灭辽的方针与收复燕云的决策，以为倘不如此，或许北宋还不至于覆亡。实际上，收复燕云故地，巩固北线边防，是后周世宗以来有为君主的一贯追求，徽宗有此打算，也完全可以理解。
当时辽朝日衰，女真崛起，不失为攻取燕云的最佳时机。至于联金攻辽的决策，也不是绝对不行的。关键还是宋朝自身军事实力是否过得硬，正是在这点上，徽宗君臣缺乏起码的自我估价，于是即便是最佳时机与可行策略，一切也都无从谈起，适足以漏出自己的马脚，让金朝感到有机可乘。
但能否说不联金攻辽，宋朝就不会有靖康之难呢？这是缺乏政治地缘学常识的肤浅之见。既然金朝灭辽必不可免，其与宋直接接壤后，新兴奴隶主也必然会继续向外掳掠奴隶和财富，宋金交恶必不可免，宋朝在军事上孱弱的马脚迟早会在冲突中表现出来，其后的历史走向也决不会因为宋朝在辽金冲突中的中立旁观而有重大改变。
细说宋朝46：耶律大石
辽太祖的八世孙耶律大石（1087-1143年），是辽朝历史上罕见的契丹族出身的进士。他字重德，在天庆五年（1115年）中举后，即任翰林应奉，据辽朝科举制，只有殿试第一才能授予此职，这更增加了他的声誉。史称他又善骑射，堪称文武全才。不久，他就升任翰林承旨，契丹称翰林为林牙，因而也被人称为大石林牙。
保大二年（1122年），在金军凌厉攻势前，辽天祚帝吓破了胆，命宰相张琳、李处温与秦晋王耶律淳留守南京（今北京），自己仓皇西遁，轻骑逃入夹山（在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西北），与外界断绝了消息。这时，大石任辽兴军节度使，镇守南京道。在这种群龙无首的情势下，他参与了拥立耶律淳、建立北辽的活动，被任命为西南路都统。
这年岁末，南京失守，北辽难以为继。大石认为辽朝在西北还有相当势力，为挽救辽朝的灭亡，力排众议，冒着被诛杀的危险，毅然率部西投天祚帝，表现出非凡的胆略。次年二月，与天祚帝会合。天祚帝责问道：“我在，你怎敢立耶律淳？”大石答道：“陛下以全国之势，不能拒敌。即便立十个耶律淳，都是太祖子孙，岂不胜于向他人乞命吗？”天祚帝语塞，赦免了他，仍让他担任都统。
四月，大石与金军在居庸关有一次激战，他战败被俘。据《金史·宗望传》，金军强迫他带路袭击了天祚帝的大营。而据刘祁的《北使记》，金太祖“爱其俊辩”，还赐他一妻，大石“阴蓄异志”，九月，在随军西攻天祚帝时，伺机率部重新投奔天祚帝。这些细节，辽方记载只字未提，《辽史·天祚帝纪》仅言金“擒耶律大石”和“耶律大石自金来归”，想必是他本人来归后也有所讳言。
保大四年，天祚帝在大石率部来归后，又得到阴山室韦谟葛失的部队，自谓天助，一反原来的逃跑主义，执意要出兵收复燕云。大石坚决反对这一冒险之举，进谏道：“原来全师却不谋战备。国事至此，反求决战，绝非上策。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但天祚帝一意孤行。他见天祚帝不可能成就恢复大业，便自立为王，设北南面官属，率铁骑二百连夜离开夹山大营北上。三天后过黑水（今内蒙古艾卜盖河），白达达详稳床古儿献马四百匹、骆驼二十头。大石率师再向西北，到达可敦城。
可敦城即镇州（今内蒙古土拉河上游），这里是辽朝西北路招讨司的驻地。金军攻辽，南下西进，所向披靡，但辽朝西北兵力未受损失。大石在可敦城召集了七州长官和十八部首领开会。会上，大石发表了重要演说，这篇演说词完全可以列入古往今来影响历史进程的著名演说词之列：
“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二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惟尔众亦有轸我国家，忧我社稷，思救君父，济生民于难者乎？”
耶律大石悲壮激昂、忧国忧民的情怀，洋溢在字里行间。在其感召下，马上聚集起精兵万余，战马万匹。大石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国家初具规模。
大石在可敦城立国，这里畜产丰富，远离金朝数千里，他贯彻“养兵待时而动”的战略，没有主动出击金朝，而是争取西夏、南宋等邻国及部族，以孤立金朝。到1128年，他已结集兵马达数十万，次年夺回了金朝北方二营。金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天会八年（）向诸部族征兵进讨大石，但诸部族不从，征讨半途而废。
大石经过五年生聚，决心向外发展。他审时度势：在大辽旧地光复故国，虽是他最为向往的事业，但金朝在实力上正处于上升期，其进攻虽半途而废，但若要在这里与金争夺生存空间，至少在近期绝无可能；而中亚高昌回纥王朝和黑汗王朝则已进入衰落期，在那里是大有发展余地的。于是，他决心向西开拓，待羽翼丰满后再与金朝决一雌雄，恢复旧疆。
就在这年二月二十二日，大石以白马祭告天地、祖宗，整军西征。他预先致书高昌回纥汗王毕勒哥，历数两国旧好，通报“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回纥王亲迎大石至宫邸，大宴三日，临行，献马六百，愿为属国。
自高昌回纥的北廷别失八里（今新疆奇台西北）西行，大石率部进入黑汗王国境内，受到当地的抵抗。但似乎没发生大规模的战事，大石以其素持保存实力、待时而动的战略思想，即折向也迷里（一译叶密立，今新疆额敏）修筑城池，建立根据地，招抚周围突厥语系各部族，户数很快增至四万户，控制了东起土拉河西至额敏河的广大地区。
天会十年（1132年）二月五日，大石在新建成的也迷里正式称帝，按突厥部族习惯，号称菊儿汗（一译古儿汗），义即大汗或汗中之汗，自称天佑皇帝，建元延庆。关于延庆建元究竟在何年，《辞海》所附《中国历史纪年表》作1124年，即大石脱离天祚帝的保大四年。但这是大有问题的。第一，大石自立为王以后，仍以臣子自居，以“天祚帝蒙尘”、“思救君父”相号召，不可能作出改元之举。第二，称帝改元是中国传统，大石精通汉文化，应该遵循这一惯例。第三，《辽史·天祚帝纪四》说：大石在延庆三年“得善地，遂建都城，号虎思斡耳朵，改延庆为康国元年”，则延庆三年即康国元年，而这年为1134年，是有中西史料确证的，因而延庆改元应在1132年。
至此，西辽正式立国，域外史家也称其为黑契丹或哈剌契丹。从脱离天祚帝到建立西辽国，耶律大石在这八年间，跋涉沙漠，艰难备尝，行程达三万里，完成了战略大转移，这种气魄和胆略，确是常人难以比拟的。
立国以后，汉文记载颇简，只说“所过，敌者胜之，降者安之。兵行万里，归者数国。”今人根据域外史料勾勒其大概如下。大石统率大军南下，高昌回纥没作抵抗，即归顺西辽。大石将其并入版图，却仍让回纥汗王统治这一地区，另设“监国”以为督察。
而后，西辽军队西攻西汗王朝的东汗国，在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遭到东汗阿赫马德·伊本·哈桑率部阻击，辽军大受挫折，转而进攻七河流域地区。这里，居住着原从辽朝迁来的突厥—契丹人，与汗廷时有民族摩擦，因而大石军队一出现在当地，就投向西辽，使辽军人数猛增一倍。但大石并未立即进军东汗王廷八剌沙衮，而是将大军集结边境，待时而动。
不久，东汗阿赫马德去世，其子伊卜拉辛继位，他软弱无能，境内的葛逻禄人和康里人不但不再臣服他，反而袭掠其部属和牲畜。延庆三年（1134年）初，他走投无路，请耶律大石进驻八剌沙衮（今吉尔吉斯的托克马克东）。于是，大石便登上了被西方史家称之为“不费他分文的宝座”。大石降封伊卜拉辛为土库曼王，作为附庸国，保持其对喀什噶尔等地区的统治。八剌沙衮左山右川，控扼万里，是中亚少有的耕牧两宜的富饶之地，大石决定在此建都，改称虎思斡耳朵（意为强有力的宫帐）。其后不久，吉尔吉斯人和康里人也都臣服了西辽的统治。
康国元年（1134年）三月，大石派萧斡里剌为大元帅，率七万骑东攻金朝。不过，也许因大漠阻隔，战线过长，这次东征行程万里，牛马多死，无功而返。大石长叹道：“皇天弗顾，数也！”其后一二年间，西辽还再次发起过对金朝的突袭。金派粘罕征讨，被埋伏在大漠里的西辽军队连续三昼夜轮番进攻，粮草断绝，人马冻死。金军副将原是契丹人，率数千骑起事，金军在内外夹击下，大败而归。两次攻金，虽未取得巨大战果，但气势已咄咄逼人。
康国四年，黑汗王朝的西汗国时已沦为塞尔柱王朝的附属国，大石率部进入费尔干谷地，未遇抵抗，继续西进途中，遭到西汗马赫穆德·伊本·穆罕默德的抵抗，两军交战，黑汗军队溃败，大汗逃回撒马尔罕。大石也不追击，而是巩固新占领的区域。
塞尔柱王朝的苏丹桑贾尔在马赫穆德一再请求下，经长期准备，集结了十万多骑兵，在康国八年（1141年）东征西辽。回历2月5日（公历9月9日），双方在卡特万（一译克特湾，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北）激战。敌军虽多而无谋，西辽军队越战越勇，迫使桑贾尔部队首尾不救，全军溃败。桑贾尔携马赫穆德逃至呼罗珊，其妻子和左右两翼指挥官都成为战俘。
卡特万会战是中亚史上著名的战役，穆斯林史家认为“在伊斯兰教中没有比这更大的会战”，据估计桑贾尔部下死亡多达三万人。塞尔柱王朝的势力从此退出中亚西洪河（今锡尔河）和纪浑河（今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区。
大石领兵进入西汗王廷撒马尔罕，改名为河中府，王国维认为西辽可能以其城为陪都。大石也保存了西汗国，封马赫穆德之弟伊卜拉欣为桃花石汗，留一名监国督察其统治。其后不久，大石派额儿布思进攻花剌子模，迫使其归顺西辽，每年交纳三万狄纳尔的贡品。大石在河中府驻扎了三个月，而后西巡起儿漫（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东北），再班师虎思斡耳朵。
西辽疆域最盛时，正东至土兀剌河（今蒙古土拉河）上游，包括可敦城周围地区；东北至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与游牧部族吉利吉思为邻；西北越过达林库儿湖（今巴尔喀什湖），迤逦西至花剌子模海（今咸海）以北地区；正西至今土库曼的卡拉库姆沙漠，包括花剌子模附属国在内；正南以阿姆河为西段，以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和阿尔金山为界；东南隔沙漠与西夏接壤。其领土之广绝不亚于辽朝鼎盛时期。
西辽也是多民族的国家，境内主要有契丹、回纥、葛逻禄、塔吉克和汉族，北部边缘地区还有康里、钦察、乌古斯等突厥语部族，东部边境则有阻卜、乃蛮等部族。
在国家制度上，耶律大石沿用了辽朝的南北面官制，这对于以游牧立国而征服农耕民族的多民族政权有着普遍的价值。不过，在南面地方官名上，西辽采用了类似巴思哈这样的突厥语官名，使当地人民更易接受。除了直辖领地，西辽对附属国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羁縻方针，或者让其完全自治（如位于布哈拉的“布尔罕王朝”），或任命监督官常驻其首府（如回纥汗国），或定期派出官员视察情况收取贡品（如花剌子模）。
大石在位期间，制定了一系列基本政策。其一，废除中亚地区长期以来分封土地的做法，既有效巩固了中央集权，又杜绝了因土地而引起的纷争与混战。其二，不允许将军直接控制军队，以扭转中亚诸政权普遍存在的军队与中央王朝的离心倾向。其三，维持农耕和游牧两部经济体制，在农耕地区减轻赋税以换取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其四，执行开明的宗教政策，允许各种宗教的存在和发展，这是符合西辽境内民族复杂、宗教多样的实际情况的。
康国十年（1143年），大石去世，庙号德宗。他的姓名已成为西辽的象征，在他去世数十年后，西域、南宋和金朝仍径以大石指称西辽。耶律大石在艰难的条件下，率众西征，在中亚创建了另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的新王朝。他总结辽朝兴衰的教训，吸收当地民族的统治经验，制定了西辽基本制度和政策，推动了中亚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这一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以致西辽被蒙古消灭以后，成吉思汗的谋臣耶律楚材仍称赞大石“颇尚文教，西域人至今思之”。大石在辽史上应该占有与阿保机那样的地位，也应该列入中华民族最杰出的历史人物的行列。以前的史书对他强调得实在不够。
大石去世时，其子耶律夷列年幼，遗命皇后萧塔不烟摄政称制，号感天皇后，改元咸清。咸清七年（1150年），夷列亲政，是为仁宗，在位十三年。西辽仁宗的年号与同时期南宋高宗的年号相同，都称绍兴，也许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有向慕中原文化的意味在内。感天皇后与仁宗两朝，继续执行大石制定的国策，对外弭兵，对内生聚，国力大增。
仁宗死时，其子也年幼，仁宗遗诏命其妹耶律普速完权国，号称承天太后（大概志在效法辽圣宗的母亲萧绰，故而尊号也与其相同）。承天太后摄政时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权国的次年即崇福元年（1164年），彻底打击了葛逻禄人，葛逻禄人携带武器，始终是河中地区的不稳定势力；一是在花剌子模离心倾向日趋严重的情势下，在崇福九年，派兵把臣服西辽的特克什扶上了花剌子模沙赫的宝座，而逼迫原沙赫苏丹（特克什之弟）逃往国外。
承天太后与小叔子萧朴古只沙里私通，罗织罪名杀死了自己的丈夫萧朵鲁不。萧朵鲁不的父亲萧斡里剌以兵包围皇宫，射死了这对男女。仁宗之子耶律直鲁古即位，改元天禧，此即末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号又与北宋真宗的年号相同。
12世纪末叶，古尔王朝取代塞尔柱王朝成为中亚大国，在扩张中与西辽属国花剌子模屡屡发生冲突。天禧二十一年（1198年），西辽大军应花剌子模的要求，与古尔王朝的军队在巴里黑（一译巴尔赫，今阿富汗的马扎里沙里夫）交战，却以惨败而告终，辽军死亡达一万二千人。六年以后，古尔王朝大军再次进攻花剌子模，花剌子模向西辽求援，辽军在安狄枯（一译安德霍，今阿富汗的安德胡伊）战役中终于洗雪了六年前的耻辱，歼敌五万，使古尔王朝走向衰落。但西辽付出巨大的代价，却没有实际的收益，反而为日后之敌花剌子模的壮大清除了障碍。
13世纪初叶，蒙古崛起漠北，直接影响到西辽政局的有两件事。其一，原西辽附庸高昌回纥汗国改换门庭，倒向了蒙古。其二，乃蛮部落被成吉思汗击溃，太阳汗败死，其子屈出律投奔西辽，时为天禧三十一年（1208年）。初来乍到，他向直鲁古表示，愿意召集散布在各地的乃蛮族人支持西辽。辽末主对他颇为信任，将女儿嫁给他，他在受封为可汗以后，即在也迷里、海押立（今哈萨克斯坦的库尔干东北）等地网罗族人，组成军队，并与其他部族联盟，同时与花剌子模的沙赫摩诃末约攻西辽。
花剌子模在特克什统治时期（1172-1200年），日渐强大。其子摩诃末即位以后，早就不甘心属国的地位，天禧二十九年，他趁着布哈拉居民起义的机会，近军征服了河中地区，使西部喀喇汗国由西辽的属国变为花剌子模的附庸。如今与屈出律约定，双方便一西一东出兵夹攻西辽。
屈出律劫掠了西辽在讹迹邗（一译乌兹干，今乌兹别克斯坦的乌支根）的府库，在进攻虎思斡耳朵时，受到西辽军的重创。于是，他返回原地纠集兵力，图谋再举。这时，西辽已是强弩之末，君臣腐化，法制废弛，战事不断，军纪败坏。天禧三十三年（1210年），西辽为了讨伐西部喀喇汗国，与花剌子模的军队在怛逻斯（一译塔剌思，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发生战争，辽军大败，双方退兵。
西辽军队返抵虎思斡耳朵时，城中居民拒绝他们入城，认为花剌子模大军就会紧随着追来。相持了十六天以后，西辽军队硬是用大象攻毁了城门，入城以后屠城三天三夜，大肆抢掠。国都的居民不信任自己国家的军队，而一个国家的军队竟对自己国都的市民大开杀戒，这样的国家离灭亡也不会太远了。
屈出律得知这一消息，即率兵袭击辽末主，将其擒获。1211年，屈出律篡夺了西辽政权，仍用西辽国号，尊直鲁古为太上皇，以便稳定自己的统治。两年后直鲁古病死。但屈出律的皇位还没有坐暖，就上演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短命戏。1218年，他被蒙古军所杀。西辽故地尽入蒙古势力范围。
西辽在西北立国共九十四年。自阿保机建国至西辽灭亡，辽朝有长达三百零二年的历史。《辽史》在天祚帝被俘以后，仍续记西辽历史，到直鲁古死，才认为“辽绝”，这是有史识的。可惜西辽史若明若暗，再加上一般史书略而不提，遂使国人对中国历史上这一百年帝国知之甚少。
细说宋朝47：靖康之变
灭辽以后，金朝已无后顾之忧。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金太宗便下诏伐宋。金军以完颜杲为都元帅，其下兵分两路：完颜宗翰（粘罕）为左副元帅，攻太原；完颜宗望（斡离不）为右副元帅，攻燕京，而后两路会师宋朝都城开封。其时，领枢密院事童贯以两河燕山府路宣抚使正在河东，听到金军南侵的情报，竟以赴京汇报为名丢下军队、防区和人民逃之夭夭。
十二月，宗望大军直逼燕京，郭药师劫持知燕山府蔡靖等投降金军。这个寡信无义之徒建议宗望，宋朝河东精兵受到宗翰的牵制，东路军正可乘虚攻下河朔，并愿亲任向导。但东路军南进并不顺利，在保州（今河北保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一再受挫。西路军在十二月也攻到了太原城下，却遭到了张孝纯与太原军民的殊死抵抗，宗翰分兵为二，一部分继续围城，一部分向东挺进，以确保会师东京。
金军南侵前夕，宋朝那些大臣严密封锁消息，因为徽宗下过“不准妄言边事”的御笔，更兼郊礼在即，他们唯恐妨碍自己的推恩。直到这时，徽宗才感到事情严重，下罪己诏，数说了自己即位以来的种种不是，下令废花石纲、应奉局等弊政，要求天下官僚士庶直言时政，希望天下方镇郡县率师勤王。但一切都晚了点。
徽宗派陕西转运判官李邺使金求和，但金人不改变攻宋的既定方针。李邺徒劳而返，却长金军之威风，灭宋朝之志气，说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开封军民愤然叫他“六如给事”。
二十三日，徽宗匆忙擅位给长子赵桓，自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声称今后除道门事外，一切不管。这年徽宗才四十三岁，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便早早决定自我下岗，不负责任的把一副烂摊子撂给儿子。赵桓即宋钦宗，数日后就是新年，他宣布改为靖康元年（1126年），乞求能保佑国家安定太平。
正月初一，钦宗下求言诏，让中外官僚士民直言时政得失。尽管钦宗下诏加强黄河防线，但驻守黄河北岸黎阳津（今河南浚县东南）的守将梁方平日日酣饮。二日，见宗望大军已攻陷相州（今河南安阳），便仓皇逃遁，南岸宋军也望风而逃。金军在五天内安然渡河，讥笑南朝可谓无人，倘若一二千人扼守住黄河天堑，岂能得渡！
三日，钦宗下诏亲征，以新任兵部侍郎李纲为东京留守，自己仿真宗澶渊故事，似乎欲与社稷共存亡。但次日宰执们建议他出奔襄邓，暂时避敌，他即表同意。李纲以为，舍此而去，天下将无安身之处，激励军民，京师岂有不守之理？并指出宰执白时中、李邦彦责无旁贷应该领导开封保卫战。白时中反问李纲能否出战，李纲表示愿以死报国，只是人微官卑难以服众，钦宗任命他为尚书右丞，位居执政。
正月四日，徽宗借口去亳州太清宫进香还愿，携带皇后与部分子女，由蔡攸随从，前往江南避难，走到泗州，高俅、童贯等也赶来扈从。徽宗出逃，让钦宗再次变卦，他打算逃往陕西。李纲一再苦谏，说万一金军得报，健马奔袭，何以御敌？钦宗这才打消去意，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把统兵抗金的事都委托给李纲。
李纲临危受命，仅用了三四天就巩固了东京防务。七日，金军打到东京城下，向好几个城门发起进攻。出乎金军意外，宋军防守严密，金兵死伤累累而不能得手。
宗望遣使入城，要求宋朝派出大臣与金议和。钦宗求之不得，即派同知枢密院事李棁回使金营，谈判和议的条件。宗望回复的条件是：宋帝尊金太宗为伯父；燕云汉人悉归金朝；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归金朝；宋纳犒军费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锦缎一百万匹；以亲王、宰相作人质。李棁不敢作主，回城复命。
宰相李邦彦力主全部答应，免使京城受刀兵之苦。只有李纲强烈反对，指出只要再坚守几天，勤王大军就会云集而至，金兵孤军深入，必将向宋求和。见大臣们多倾向李邦彦一边，李纲愤然表示要离职出朝。钦宗还仰仗李纲守城，便好言抚慰，答允议和之事慢慢商量。
但李纲离朝部署守城时，钦宗就派使者带誓书赴金营求和，答应纳币、割地、遣质等所有请求，誓书已改称“伯大金皇帝”。随后，钦宗命宰相张邦昌为计议使，异母兄弟康王赵构为人质，前往金营。
中书侍郎王孝迪奉命勒索民间金银，出榜恐吓京城人民说，倘不交出财物，进军坡称，“男子杀尽，妇女虏尽，宫室焚尽，金银取尽”。老百姓气愤地叫他“四尽中书”，与李邺的“六如给事”配对。
正月十五日，勤王兵陆续抵京，名将种师道也在其中。钦宗召见，问以国事，他以为女真不知兵法，岂有孤军深入别国之境而能安然返归的；京师城高粮足，只要严密防守，金军日久必困。他反对割地求和，但同时表示自己只以军事听命于皇帝，其他事不想过问。
李纲任命了四壁统制官，擘画防务，守城形式为之一振。他请求统一指挥种师道的军队，但钦宗却让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兼京畿两河宣抚使，姚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并交代李纲的亲征行营司与种师道的宣抚司不能互相侵权。统兵权既分，指挥权不一，李纲便不能从容贯彻其守城方略。
种、姚同为西边豪族，各出了不少将才，种氏三代有种世衡、种谔、种诂、种师道、种师中，姚氏祖孙则有姚兕、姚雄、姚古、姚平仲。师道持重，以为京城形势，作战兵力略有不足，守御则绰绰有余。平仲急于建功，以士兵请战为由，说动钦宗实行劫营之计，李纲对此举也不反对。
二月一日夜，姚平仲率步骑万人实施计划，因走漏消息，反遭迎击。损失虽不严重，但他唯恐受到种师道责罚，竟弃军亡命。种师道原不赞成劫营，现在以为倒不如将计就计，每天派兵骚扰，不出十日，金兵必退，但被李邦彦拒绝。
宗望遣使向钦宗施加压力，追究劫营的责任，李邦彦完全推给李纲和姚平仲。钦宗的恐金症再次发作，罢免了李纲和种师道，撤销了亲征行营司，遣使谢罪，交割三镇。
消息传出，群情激愤。二月五日，太学生陈东率千余诸生伏阙上书，军民不期而至者数万（一说十余万），要求罢黜李邦彦，复用李纲、种师道，反对割地乞和。这是一次永垂史册的学生运动，其伟大悲壮与东汉党锢之祸中的太学生可以媲美。
太学生们坚持和平请愿，但出于义愤的军民不可能那么温良谦恭。群众把登闻鼓抬到东华门外，擂得震天价响，把鼓皮都擂破了。他们见李邦彦下朝，围上去怒骂：“你这浪子，岂能作宰相！”拣起瓦砾掷他，吓得他坐上妇女的小轿，狼狈逃窜。其他主和大臣也遭到诟骂和殴打，前来宣谕诏旨的宦官被愤怒的群众杀死。
开封府尹王时雍派数十卫兵团团围住陈东，指责学生胁迫中央。学生反驳道：“以忠义要求朝廷，不比你们以奸邪要挟天子强多吗！”陈东挺身于斧钺之间，凛然无惧。有人劝他逃生，他说：“我一走，你们就得受戮。我今天这头已在地上了！”钦宗自知大义有亏，众怒难犯，更担心强敌压境，内乱再起，只得宣布李纲、种师道复职，并让李纲出面安抚请愿的学生，平息了这场风波。
金帅得知主战派占了上风，大兵久困坚城之下，而宋朝勤王兵在外围聚集，自己将处于内外夹攻的危险境地，后果堪忧，便萌生退意。十日，钦宗更换人质，换回了赵构与张邦昌，将同意割让三镇的诏书送给金帅。这天，金军带着勒索到的金银引兵北去，开封被围近四十日终于解围。
但是，以学生为先导、以广大军民为后盾的靖康请愿运动吓坏了统治者。请愿当天，就有数十名“乱行殴打”的所谓“暴徒”，被当局枭首通衢，用以杀鸡儆猴，震慑群众。金军撤退以后，李邦彦、李棁、王时雍等主和大臣指控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意在生变，不可不治”，王时雍还派出数百人到太学窥探学生动静，甚至打算趁其不备，把学生都逮捕处死。太学生们听到朝廷要秋后算账，不告而去者占了一大半。国子司业（相当于后来的教育部副部长）黄哲动用学规开除那些离学的学生，其他太学生愤然要求将自己一起开除。
唯恐再次激起学潮，钦宗在金军撤后也赶到割地求和有点委屈，便承认学生请愿是忠义爱国行为，命著名学者杨时兼任国子祭酒（相当于教育部长），前去安抚学生，动员复学。宰相吴敏认为陈东无非闹而优则仕，建议朝廷授以太学录，先行收买，再行罢免。陈东五次上书，坚决反对，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带头请愿完全处于忧国忧民，并不夹杂私心。
实际上，“二五”请愿已是陈东领导的第二次请愿活动。早在一个多月前，钦宗即位第四天，陈栋就率数百太学生伏阙上书，要求朝廷严惩“六贼”。钦宗打算派人秘密处决他们，但其时童贯、蔡攸已随徽宗南下，投鼠忌器，唯恐他们万一挟持徽宗另立朝廷，后果将不堪设想，只得暂时作罢。靖康元年正月，钦宗下诏，将王黼安置永州（今湖南零陵），李彦抄家赐死，朱勔放归田里。王黼在押往贬所途中，被开封府秘密派人处死。数日后，梁师成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途中也有诏赐死。
再说徽宗南逃，车驾渡江，在镇江营缮宫室，建造庭院，做久居之计，每月花销竟达二十万贯。更令钦宗不满的是，徽宗并不想全部放弃君权，镇江行营俨然另一朝廷。在朝臣纷纷要求下，钦宗鉴于“自江以南，诏令不行”，便派出太上皇帝行宫迎奉使敦促徽宗回朝。四月三日，徽宗一干人等悠然自得返回京城，似乎什么战争都没有发生过，他只是做了一次江南之旅。回京以后，徽宗又提出亲赴洛阳募兵，钦宗断然拒绝，并驱逐了徽宗的侍从，以确保一个中心。
其后，要求惩办蔡京父子与童贯的呼声不绝于朝野。钦宗先后贬朱勔于循州（今广东龙川），贬蔡京于儋州（今海南儋县），贬蔡攸于雷州（今广东海康），贬童贯于吉阳军（今海南崖县）。七月，蔡京在流放途中病死，数日无人收尸；童贯在押送路上被下诏处死，首级送回东京示众；九月，蔡攸与朱勔也在贬所被处死。
钦宗惩办六贼当然是大快人心的，但在其他方面却令人大失所望。金兵一退，他以为危机已过，把种师道罢为宫观使，让他赋闲，声称其老迈“难以再用”。御史中丞许翰上奏以为师道“智虑未衰”，应该复用，这才让他出任何东河北宣抚使。师道建议集中关陕、两河之兵，扼守黄河以北的军事要地，阻遏金军的再次南侵，朝廷置之不理。
六月，钦宗命李纲代替种师道，去解太原之围，将他排挤出朝。钦宗让前线武将直接听命于己，李纲根本指挥不动军队，被迫提出辞职，钦宗就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将他一再贬官，安置夔州（今重庆奉节）。钦宗以为和议可恃，不思战备，反而压制抗金舆论，以至民谣一针见血的说：“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
另一方面，钦宗与徽宗父子芥蒂难消，在权力问题上勾心斗角，痛失半年备战的大好时机，坐视北宋的最后覆亡。当时有《九不管》民谣揭露了钦宗在朝政上本末颠倒，例如，“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河东，却管陈东”，就是讽刺朝廷不抓当务之急两河边防，却处心积虑的对付陈东与太学生；再如“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就是嘲笑钦宗不以对付金太祖的二太子宗望为头等大事，却与徽宗明争暗斗，急匆匆将自己不满十岁的儿子立为皇太子。
靖康宰执多出蔡京、童贯之门，根本难系天下之望，有一个李纲而不能用。钦宗性又多变，白时中、李纲、种师道、姚平仲都能说服他，毋怪连逃守战和的基本决策都游移不定。金人就毫不掩饰的对宋使说：“待汝家议论定时，我已渡河矣！”南宋的吕中一针见血批评靖康之政，“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则恐惧而无谋，稍缓则迟迟而又变其谋，靖康之祸，盖坐此也”。
金军虽迫于形势暂从开封撤围，在打交道中却看透了对手的腐败无能。当年八月，宗翰、宗望再次分东西路进攻宋朝，进攻路线对他俩来说已完全熟门熟路。
西路军再次猛攻太原。太原军民在知府张孝纯、副都总管王禀率领下，又一次让强敌受阻于坚城之下。九月，因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太原三军煮弓弩皮甲充饥，老百姓吃萍实草茭，甚至人相食。这座坚守近九月之久的河东重镇终于陷落，王禀投水殉国，张孝纯被俘降金。
十月，宗望率领的东路军越过中山府，攻陷了真定府（今河北正定）。这时，李纲被贬，种师道刚病死，钦宗派康王赵构和王云为割地请和使，前往金军大营乞和。赵构行至磁州（今河北磁县），守臣宗泽力劝他不该冒险北上，他应相州知州汪伯彦之邀只身南下。
十一月，金西路军抵达河阳（今河南孟县），见南岸有宋将折彦质率大军十二万布防，便虚张声势取战鼓数百，彻夜敲击，宋军不战而溃，金军安然渡河。金东路军在恩州古榆渡（今河北清河西）过河，向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挺进。
一过黄河防线，金帅就遣使东京，通牒钦宗尽割两河，两国以黄河为界。钦宗满口应允，即派聂昌、耿南仲分赴宗翰、宗望军前交割。聂昌在绛州（今山西新绛）被愤怒的军民杀死。耿南仲行至卫州（今河南卫辉），见乡兵差点杀了金使，仓皇逃往相州。
闰十一月初，两路金军会师东京，开始大规模攻城。钦宗这才再次想起李纲，驿召他进京领开封府，但他还在中途，东京就陷落了。与此同时，钦宗派人持蜡书前往相州，任命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让他与河北守将火速带兵入援京城。
时值隆冬，开封有禁军、勤王兵与民兵近二十万，御寒衣薄，在城头瑟瑟发抖，钦宗视察后仍舍不得动用国库布帛。钦宗病急乱投医，相信术士郭京的胡言乱语，说能用撒豆成兵的“六甲法”生擒敌帅，扫荡金兵，只须用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但郭京声称“非朝廷危急，决不出师”，迟迟不肯出招。二十五日，城破在即，同知枢密院事孙傅催促他出战。郭京命守城军民退下城头，驱七千七百七十七名“神兵”出宣化门迎敌，谁知一触即溃。郭京借口下城作法逃之夭夭，金兵却乘虚攻入了开封城。
次日，钦宗遣使金营乞和，宗翰、宗望要求：一是割地，一是徽宗前去“相见”（实际即作人质）。钦宗表示太上皇有病，自己愿意代往，二帅让他到宗翰驻军的青城听命。钦宗在青城斋宫被扣三天，这里原是宋朝皇帝祭天前夕斋戒留宿之处，如今却成为他的临时囚所。十二月二日，钦宗在青城斋宫向金军二帅献上降表，受尽凌辱，才被放回。
尽管如此，徽、钦二帝还心存侥幸，希望金军能保留赵氏社稷。金帅也摸透了他们的心理，并不立即俘虏他们，而是先让他们下令收缴城内的马匹、武器，剥夺宋朝的反抗能力；而后让他们为金军搜刮京城官府和民间所有的金银财物。此外，金军还索取给金太宗的贡女三千名，犒赏金军的少女一千五百名，不仅民间妇女难逃魔爪，连不少宫嫔都投水自杀。
靖康二年正月十日，宗翰、宗望将钦宗与亲王、宰执大臣等再召到青城，把他们囚禁起来。二月六日，金帅命钦宗在青城金营中跪听金太宗诏书，宣布徽宗与钦宗废为庶人，另立别姓“以王兹土”。而后就下令剥去钦宗的帝服，在旁的礼部侍郎李若水上前抱住钦宗不让脱衣，大骂金帅：“你狗辈不得无礼，这是大朝真天子！”宗翰恼羞成怒，毒打不止，若水骂不绝口，最后被砍了脖子割断舌头，壮烈而死。
次日，徽宗与皇帝宗族也被押往青城金营。徽宗对金帅哀求，说自己愿远赴金朝，只希望能让钦宗到广南一小郡奉祀祖宗，宗翰听都不愿听。得知金军将立异姓，同知枢密院事孙傅在四天里先后连上七书，先是要求复立钦宗，再是请求在徽宗其他诸子中另立贤者，最后恳求留钦宗的皇太子监国，宗翰不仅一概不答应，反而逼其交出皇太子，进而拘捕全部宗室，免得将来复辟。
在金军的斧钺下，二月十一日，宋朝百官集议另立异姓天子的问题。有人以为，为了不让金军屠城，不如推出一人应命，大家推举靖康元年做过两个月宰相的张邦昌。两天后，金军事先宣布有异议者将押赴金营，东京城里的大小官员、僧道、耆老、军民被迫签名表示“拥戴”张邦昌。
三月七日，是金帅为张邦昌行册命礼的日子。张邦昌打算自杀，有人说他被推举时不死，现在却要让一城生灵涂炭，他这才作罢。他的傀儡政权国号“大楚”，与金以黄河为界。在册立仪式上，张邦昌一再痛哭，表示自己不愿叛立。他做傀儡皇帝时，始终不立年号，不坐正殿，不受群臣朝贺，不用天子礼仪，大内宫门都贴上“臣张邦昌谨封”的封条。凡此种种，并不都是装模作样，表明他确实事出无奈，与后来伪齐皇帝刘豫有所区别。
四月一日，金军押着大批俘虏和战利品启程北撤。俘虏包括宋徽宗、钦宗父子和他们所有的皇后、嫔妃，皇太子、亲王、公主，宗室、外戚、宰执和其他在京大臣，伎艺、工匠、娼优等各色群众，共计十余万人。战利品包括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马一万匹以及法驾、卤簿、车辂、冠服、法物、礼器、祭器、乐器以及其他文物、图书等，不可胜计。
行前，金军焚烧了开封城郊的房屋，而开封城内早就形同废墟，老百姓饿死者日以万计，连一只老鼠都卖到几十文钱，人相食的惨剧也时有所见，再也找不到孟元老笔下的那些繁华景象。
徽、钦二帝一行在北上途中历尽折磨，受尽屈辱，皇后受到随队金兵的性骚扰，离队小解的嫔妃遭到金军的强暴。次年八月，徽、钦二帝被辗转押抵金上京，金太宗逼他们除去袍服，朝见金朝祖庙，行献俘之礼，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封宋钦宗为重昏侯。他们的后妃三百余人没为奴婢，为今人浣洗衣服；其他妇女配给金军作为性奴隶，男子则在冰天雪地里服苦役。
建炎四年（1130年），他们被远徙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徽宗在绍兴五年（1135年）死在当地，年五十四岁。绍兴十一年，金熙宗追赠徽宗为天水郡王，改封钦宗为天水郡公。绍兴二十六年，钦宗也死在五国城，年五十七岁（钦宗卒年，《金史·海陵纪》记之甚确，但金方迟至绍兴三十一年才通报宋朝，《中国历史大辞典》据此系为卒年，显误）。
经历靖康之变的人，都不会忘记这场民族的灾难、祸乱和耻辱，也称其为靖康之难、靖康之祸和靖康之耻。于是，就有刻骨铭心的雪耻情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在南宋凝聚成挥之不去的“恢复”意识。
细说宋朝48：建炎南渡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一日，金军北归。次日，张邦昌就听从吕好问的建议，派人寻访康王赵构。九日，他迎哲宗废后孟氏入宫，尊为元祐皇后，垂帘听政，自己退位，仍称太宰。“大楚”傀儡政权仅存三十二日。
这时，赵构正在济州（今山东巨野）。他在上年十一月出使金营，中途折返相州不久，就接到钦宗任命他为兵马大元帅的蜡书，开府相州。东京告急，他在大名府虽接到火速勤王的蜡诏，却只让副元帅宗泽带部分勤王兵南下救援，自己却一路向东逃到济州。接到张邦昌派人送来的传国玺，他知道自己成为徽宗诸子中唯一没有被俘虏北去的亲王，最有资格登上皇位。于是，他移师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五月一日在府衙即位，改元建炎元年，是为高宗，孟后归政。
高宗任命李纲为右相，这时，他还在赶赴应天府的路上。高宗让黄潜善任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汪伯彦任同知枢密院事兼御营副使，他们是其最信任的左右手。即位之初，尽管高宗对张邦昌说过不追究，但李纲不依不饶，高宗内心也容不得他的僭逆行为，仅过一月，就将其贬官赐死。张邦昌大节固然有亏，为公议所不容。但南宋史家王称说“邦昌之僭，良有胁迫”，还是实事求是的，将其简单的视为叛臣，似乎过于苛刻。
李纲是六月一日到达应天府的，他为天下人望所归，高宗用他，一是迫于形势严重，二是借以招徕人望。李纲主战，他的入相，最为主和的黄潜善、汪伯彦所忌恨。入秋，金人以张邦昌被杀为由，再次攻宋。汪、黄力主南逃，李纲主张坚守中原，东京留守宗泽还力请高宗还都主持恢复大计。
高宗唯恐重蹈父兄被掳的覆辙，七月，下达了“巡幸东南”的手诏，目的地是建康（今江苏南京）。李纲极力反对，抬出不久前高宗“独留中原”的承诺，迫使他收回成命，却招致高宗的憎恶。八月，李纲升为左相，黄潜善替补右相，汪伯彦进知枢密院事，对李纲成钳制之势。
当时，两河军民自发建立山水寨以保卫家乡，抗击金军，李纲命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前往联络，收复失地。黄、汪要撤销张所的招抚司和傅亮的经制司，葬送两河抗金的大好形势，李纲据理力争，但高宗偏袒黄、汪，御批同意。黄潜善让自己引荐的御史张浚弹劾李纲，李纲愤而辞职。高宗虚情假意挽留一番，便将其罢相。直到李纲去世，他再未入朝大用过，他是南渡以后最好的宰相人选，高宗不用他的根本原因，是担心其主战给自己惹来大麻烦。
李纲任相仅七十五日，他的罢相激起正直人士的愤慨。太学生陈东这时也应召刚到应天府，据说他此行带着自己的棺木，决心舍身成仁。听到李纲罢相，他毫无畏惧的两次上书，希望高宗尽早罢黜黄、汪，认为“欲复中原，以定大计，非用李纲不可”，还正告高宗不应即位，责问他日后钦宗归来，不知何以自处。另一个布衣士子欧阳澈也上书指责高宗“宫禁宠乐”（即沉湎女色）。
八月二十五日，陈东与欧阳澈被斩于应天府东市，陈东四十二岁，欧阳澈仅三十一岁。宋太祖誓约有“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一条，誓约的内容上月刚由徽宗以衣带诏的形势传送给高宗。高宗之所以大开杀戒，根本原因有三：其一，陈东对他继统合法性的怀疑，欧阳澈对他纵情声色的揭露，都触到了最痛处；其二，唯恐陈东再次激起靖康学潮那样的民变；其三，陈东等上书主张复用李纲，坚决抗金，与其逃跑的决策针锋相对。因此，高宗必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一再假惺惺表示痛悔，又是赠官，又是赐田，官修史书也强调他是误听了黄潜善的挑唆，无非旨在减轻公论的谴责。
杀了陈东不久，高宗就下诏“巡幸淮甸”。十月，小朝廷逃到扬州，把这个烟花繁华之地作为“行在”（即朝廷的临时住地）。岁末，高宗分别将黄、汪分别迁为左、右相，把朝廷全权交给他们，自己则在行宫寻欢作乐，全然不顾中原军民正与金军在浴血奋战。
十二月，金军分三路再次南侵，西路攻陕西，攻山东的东路军在渡过黄河后由完颜宗弼分率一部直逼开封，宗翰则亲率中路直攻开封与其会师。这时的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是宗泽，他有效的部署了东京防线，粉碎了金军夹攻的计划。其后，他派人联络两河抗金义军，建立以东京为中心、两河为屏翼的抗金防线。
其时，两河山水寨星罗棋布。河东的红巾军以红巾为标志，用建炎年号，曾奇袭金军大营，差点活捉宗翰。五马山寨义军推戴自称徽宗之子的信王赵榛为首领（其真伪莫辨，一般以为是假的），实际领袖是赵邦杰和马扩，响应者达数十万。八字军由王彦领导，他是原河北宣抚司的都统制，招抚司解散后率残部入太行山，部众都在脸上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受其号令的有十余万人。梁山泊水军以张荣为首，有战船数百，士兵万余，这支义军后由水路转战至两淮。
两河义军数十万都受宗泽节制，称其为“宗爷爷”。宗泽深知这些自发的义军，是抗金斗争最可倚靠的主力，但没有朝廷的支持，迟早会归于失败。因而在开封秩序恢复正常以后，他一再上书高宗，呼吁还都，以号令抗金斗争。宗泽留守东京一年，先后上了二十四次《乞回銮疏》。
同时宗泽派人与两河义军联系，让他们做好接应宋朝大军渡河收复两河失地的准备。建炎二年五月，他在上书里提出六月出师渡河的计划，请高宗回京主持北伐壮举。但高宗安居扬州，置若罔闻；对宗泽的每次上奏，黄、汪都笑着以为他脑子有病。
七月，宗泽见坐失良机，忧愤成疾，与世长辞。死前，他沉痛吟诵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呼“过河”。宗泽一死，北方抗金形势迅速逆转，义军被逐个击破，官军分崩离析，一年以后开封再次被金军占领。
宋金战争初期，金朝有一个明确的战略，那就是追击立足未稳的高宗小朝廷，俘获高宗，以确保不再有一个赵氏政权与其为敌，以便自己扶植的傀儡政权能代表金朝统制中原地区。
建炎三年二月，完颜宗翰派兵奔袭扬州，前锋直抵天水军（今安徽天长）。三日，高宗正在扬州行宫行欢作乐，乍闻战报，吓得从此丧失了性功能，再也不能生育。他慌忙带领少数随从策马出城，仓皇渡江。传说中康王泥马渡江的故事就源出于此。
次日，金军攻入扬州，追至江边，军民不及撤退，死伤与落水者不计其数。朝野以为扬州大溃退的罪责都在黄潜善和汪伯彦的身上，高宗也不满他俩不能早为之计，让自己吃足了苦头，遂将他俩罢相，任命朱胜非为右相，王渊签书属枢密院事，仍兼御营司都统制。
王渊在扬州大溃退时拥兵数万，对来袭的五六千金骑不作任何抵抗，不仅未罚，反而升迁，是因与原康王府宦官康履、蓝珪沆瀣一气。在高宗从镇江逃往杭州途中与到达杭州以后，这些宦官依然肆无忌惮，作威作福，强买民物，凌忽诸将，激起军民极大义愤。
三月，御营司武将苗傅、刘正彦既嫉妒王渊骤然升迁，又忌恨宦官胡作非为，对高宗一味南逃也深为不满，在杭州发动兵变。他们诛杀王渊和康履，胁迫高宗将皇位禅让给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由隆裕太后（即哲宗皇后孟氏）垂帘听政，改元明受。这次政变，史称“苗刘之变”或“明受之变”。
这时，同签枢密院事吕颐浩正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礼部侍郎张浚则督军平江（今江苏苏州），他们闻讯后即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等起兵勤王。苗刘兵变虽有合理的情由，却也夹杂着个人的野心，两人既无深谋远虑，又无明确目标，进退失据，见勤王大军逼近杭州，就弃城而逃，高宗复辟。五月，苗、刘被韩世忠军俘获，两个月后处死。
七月，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打算将这里作为临时安乐窝。这月，金军以完颜宗弼（兀术）为统帅，分四路大举南侵，兀术亲率主力追击高宗小朝廷。高宗遣使向金帅乞和，国书极尽奴颜卑膝之能事：“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一并彷徨，跼天蹐地，而无所容厝，此所以朝夕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但兀术必得高宗而后已，完全不理睬高宗的摇尾乞怜，一举突破了长江防线，占领建康，直扑临安。
十月，高宗从临安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次月，再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十二月，决定入海避敌。十五日，高宗接到金军逼近临安府的消息，便坐楼船逃往定海（今浙江镇海），进而渡海到昌国（今浙江定海）。岁末，高宗得知兀术将至明州，便让御舟漂泊在台州与温州间的海上。建炎四年正月初三，高宗船队落碇台州章安镇（今浙江黄岩东北），在这里停留了半个月后移向温州沿海，二月二日起驻泊温州江心寺。
兀术在正月十六日攻陷明州，也乘船入海准备追获高宗。途中遇上大风暴，被宋军水师击败，退回明州。这时南下金军已是强弩之末，后方空虚，战线漫长，屡遭宋朝武装的袭击。二月，兀术声称已完成“搜山检海”的预定目标，开始北撤。一路上纵火焚城，掳掠奸淫，明州、临安、平江府都是数日烟焰不绝。
三月，兀术军队从平江府撤军，准备在镇江渡江北上。宋将韩世忠率水师从长江口兼程西上，埋伏在镇江焦山寺附近的江面上，截断了金军的归路。双方展开激烈的水战，韩世忠妻梁氏（宋代史料中只知其姓梁，红玉之名后出，或是传说附会）亲自击鼓助战。金军无心恋战，损失严重。世忠拒绝兀术以财货名马借道的要求，将金军水师逼入建康东北七十里处的黄天荡。这是一条死港，宋军堵住其出口，使金军屡次突围均告失败。金军最后掘开老鹳河故道通秦淮河，让战船驶入长江，以火器击退前来堵截的韩世忠水师，才得以安然撤退。与此同时，岳飞打败了从陆上撤退的兀术部队，收复了建康。在黄天荡之战中，韩世忠以八千水师包围十万金军，两军相持达四十余日，虽未最后取胜，却使金军从此不敢渡江。
高宗获悉金军北撤，才从温州泛海北上，回到越州，结束了长达四个月的海上亡命生活。次年，高宗改元为绍兴元年（1131年），寓有“绍祚中兴”的意思。虽然这年十月升越州为绍兴府，但这里作为行在，在漕运上有诸多不便。次年正月，高宗把小朝廷迁回临安。
临安有作为都城的经济优势与地理条件：既有长江的天然之险，又不像建康那样濒临长江，易于受到攻击；地处太湖流域与宁绍平原两大鱼米之乡的交汇处，物产丰富；大运河与浙东运河在这里接头，明州作为外贸港也近在咫尺，漕运、海运都很方便；经唐、五代与北宋的长期建设，杭州已跃升为东南最繁华的都会。
大体以绍兴二年高宗驻跸杭州为标志，南宋小朝廷基本在江南站稳了脚跟，宋室南渡也宣告完成。其后，高宗虽然也短暂驻跸过建康，但那不过是作抗金的姿态而已。当然，也为了做姿态表示自己不忘恢复中原，临安始终称为行在。
细说宋朝49：从争夺关陕到保卫川蜀
在古代，四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往往有其特殊性，政局动荡时期尤其如此，因而有必要把建炎、绍兴年间关陕川蜀地区的宋金战争另辟一节细细评说。
张浚因在苗刘之变中勤王有功，颇受高宗青睐，入知枢密院事。高宗问其大计，他强调关陕的重要性，以为倘若金军由陕入蜀，则东南也始终不保，愿身任其事。高宗任命他为川陕京湖宣抚处置使，赋予便宜处置之权，全力经略关陕。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张浚置司秦州（今甘肃天水），宣布节制永兴、环庆、熙河、秦凤、泾原五路军马。
金军自建炎元年以来入侵关陕，战果并不显著，统治也不稳固。建炎四年三月，进攻江南的战事一结束，金朝将战略进攻目标转向关陕。四月，完颜娄室长驱攻入潼关，宋都统制曲端派部将吴玠等在彭原（今甘肃庆阳西南）阻击，自己率军在邠州（今陕西彬县）声援。吴玠先胜后败，取端为保全实力退守泾原（今甘肃泾川）。吴玠怨曲端失约，遂与之交恶。娄室见曲端全师而退，拣不到便宜，就退回河东。
这时，张浚误以为金军主力还滞留江淮，打算组织关陕反击战以减轻东线的压力。曲端是西北名将，以为“万一轻举，反忧方大”，对关陕会战持有异议。张浚听不得不同意见，以彭原失利为由将曲端投入监狱（富平之战失败，将其铸成死罪而滥加杀害）。他命五路经略大军，屯驻邠州地区，准备发起战略反攻。也许为了“堂堂正正”，他在战前竟通知河东金人。宗翰急命远在江淮的宗弼火速入关，与娄室会师，对付宋军的反攻。
九月，张浚集结熙河经略使刘锡、秦凤经略使孙偓、泾原经略使刘锜、永兴经略使吴玠、环庆经略使赵哲五路部队共计四十万，战马达七万匹，移师富平（今属陕西），以刘锡为统帅迎击金军。
其时，兀术军队近在下圭（今陕西渭南），娄室却远在绥德（今属陕西），宋军完全可以先一举收拾势单力孤的兀术军，再来对付南下的娄室军。但张浚却数次致函金帅，要求约日决战。娄室军移师富平，张浚还在学宋襄公，遣使约期。
金军允诺而不出战，以争取时间，部署战阵。王彦（他就是原八字军首领，后来南下为朝廷命将）、吴玠都提出过防守建议，张浚不加采纳。十四日，双方决战富平，从清晨恶战至中午，金军有备而战，攻击最薄弱的环庆军，宋军五路皆溃，辎重尽失。张浚杀赵哲，贬刘锡，但无补于大局。
富平之战的失败，标志着宋军在关陕争夺战中全盘皆输，从此金军控制了这一地区，宋军只能退保川蜀。有论者以为富平之战虽然失败，但大大减轻了东线金军对南宋朝廷的压力。东线金军后来之所以没再南下，主要是因为岳飞、韩世忠等抗金武装的强大，富平之战纵有作用，也微乎其微，比起关陕大局的失利来，自然是功难抵过。
金军乘富平战胜的余威，尽夺关陇六路，张浚命吴玠扼守大散关东的和尚原（在今陕西宝鸡西南），控制由关陇入汉中的要塞。绍兴元年（1131年）十月，金军为了夺取汉中，进窥川蜀，发兵进攻和尚原。金将没立率师出凤翔（今陕西宝鸡），乌鲁折合出阶、成，准备合攻和尚原。但吴玠自富平战败以来，早就积粟练兵，列寨死守，因而两支金军虽各自轮番进攻，却无法实现合围的计划。
兀术闻讯，以为奇耻，调集十万大军，发誓夺下和尚原。双方激战三日，吴玠先命“驻队矢”持强弓劲弩轮番怒射，击退金军；同时派出奇兵，断敌粮道；最后设伏大败金人，敌军死伤以万计。兀术也身中两箭，逃回燕山，命陕西经略使撒离喝与吴玠对峙。
和尚原之战以后，吴玠让其弟吴璘驻守在这里，王彦守金州，自己率主力移屯河池（今甘肃徽县）。绍兴三年正月，撒离喝攻克了金州（今陕西安康），直逼宋军在川陕的桥头堡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知兴元府刘子羽遣使告急，同时派兵扼守兴元府的屏障饶风关（在今陕西石泉西）。吴玠亲率数千精骑，由河池日驰三百里救援饶风关，令撒离喝大惊失色说：“来得怎么这么快！”撒离喝指挥仰攻，宋军强弩齐发，乱石摧压。双方鏖战六昼夜，金军尸积如山，不能得逞。撒离喝募集死士，从险道绕至饶风关之上，居高临下，打败了宋军，夺得了饶风关。
吴玠退保仙人关（在今甘肃徽县东南），防止金兵由凤翔入蜀。刘子羽则率三百士兵死守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以保蜀口。撒离喝虽一度占领汉中，进窥蜀口，但孤军深入，补给困难，更兼瘟疫流行，王彦收复了金州，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只得被迫放弃汉中。饶风关之战，金军虽胜而不胜，宋军虽败而不败。
饶风关之战以后，吴阶调整防御策略，加强了仙人关的战备，以便在和尚原失手的情况下，另有一道阻碍金兵入蜀的铜墙铁壁。他在仙人关修筑了名为“杀金坪”的营垒，并采纳其弟吴璘的建议，在其后再建一道隘砦。这年岁末，兀术再次攻蜀，志在必得，命将领们带上家眷，准备入蜀后作久居之计。在金军猛攻下，和尚原失守，吴璘率军转移。
次年二月，兀术、撒离喝率十万军军直扑仙人关，吴玠仅以一万军队阻击，恰吴璘援军赶到，双方激战三日。金军果然突破了杀金坪，但在第二道隘砦前被吴璘的驻队矢击退。第三天（三月一日），宋军大举反攻，金兵全线溃退。仙人关之战让金朝认识到进攻川蜀时机远未成熟，史称金军从此“乃不敢窥蜀”。
绍兴四年三月，张浚受召回临安，他在川陕的作为遭到台谏官的非议，一度被贬黜。但高宗对他眷恋未衰，八个月后仍让他官复知枢密院事。
由和尚原、饶风关、仙人关构成的西线三大战役，显示了吴玠卓越的军事才能，既对屏卫川蜀安全起了决定性作用，也有力支援了东线的抗金斗争。
其后，吴玠以四川宣抚副使的身份主持川蜀的战守大计，他加强战备，推广屯田，汰除冗官，节撙浮费，与金军对峙十年之久，功绩卓著，以至有史家认为，倘若没有他，早就丢了四川。史传说他，“御下言而有恩，虚心询受，虽身为大将，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故士乐为之死”。不过他晚年好女色、丹石，在绍兴九年过早去世，年仅四十七岁。
吴玠死后，四川防务由吴璘接替，他在绍兴和议前夕与金主亮南侵时期也打过一些胜仗，但重要性与三大战役自不能同日而语。他活了六十五岁，乾道三年（1167年）才去世，守蜀近三十年，威名仅次于吴玠。吴氏兄弟保蜀有功，但由于四川地域的相对封闭性，再加上他们统帅号称吴家军的川军长达四十年，第二次削兵权也没有削到他们头上，到吴璘的第三代，就有坐大之势，终于发生了吴曦之变。
细说宋朝50：流寇集团与农民武装
宋金战争一开始，先是金兵南下，中原失守，继而高宗渡江，金军追击，宋朝政府对中原与江南都失去了有效的控制。有序的权力失控以后，必然另有无序的权力取而代之。大约自靖康元年（1126年）起，到绍兴五年（1135年）止的十年间，中原与江南出现了两类失控的权力。其一是农民武装，据何竹淇统计不下六十起，规模教大的有宣和末年至靖康初年河北的高托山（一座高托天）、京东的张万仙（一作张仙），建炎末年至绍兴初年建州的范汝为，湖南的钟相、杨幺，绍兴三年吉州的彭友。其二是流寇集团，笔者也曾作过研究，由形形式式溃兵叛将组成的流寇集团不下二百个。更多的情况是，农民武装中加入了流亡的士兵，流寇集团裹胁了无辜的农民，因而官方史书上都笼统称之为“群盗”。以下根据《宋史·高宗纪》列出影响较大的流寇集团起事年月，并依据相关记载略述其本末（至于原文称“贼”者此处也不予甄别）：
建炎元年七月，胜捷军校陈通作乱于杭州。十二月被王渊讨杀。
建炎元年十一月，真定军贼张遇入池州。后犯江州，次年正月被王渊招降。
建炎元年十一月，军贼丁进围寿春府。十二月投归东京留守宗泽，次年九月宗泽死后再叛，复寇淮西，十月被刘正彦击溃而投降。
建炎二年正月，东平府兵马钤辖孔彦舟叛，渡淮犯黄州。广收溃兵后转入荆南等地，后虽受招抚，任镇抚使与捉杀使等职，但烧杀抢掠如故，俘杀钟相。绍兴二年，投降伪齐，后为金将，屡为攻宋的前锋。
建炎二年二月，河北贼杨进归降宗泽。杨进号“没角牛”，宗泽死后复叛，众至数万，剽掠汝、洛之间。次年五月，为宋将翟进邀击，中流矢而死，其众溃散。
建炎二年五月，贼靳赛寇光山县。后犯通州，四年闰八月归降刘光世。
建炎二年六月，建州卒叶浓等作乱，寇福州。张俊（此人是大将，与经略川陕的大臣张浚不是一人，两人在建炎、绍兴年间同时登场，请勿混淆）前往镇压，十一月投降，因复谋为变被斩。
建炎二年八月，河北京东捉杀使李成叛，犯宿州。后招安为镇抚使，仍杀戮抄掠，据有江淮湖湘十余州郡，连兵数万，有席卷东南之意。绍兴元年，被张俊击败，投降伪齐，后为金将，成为孔彦舟那样的侵宋马前卒。
建炎三年正月，东京留守杜充遣岳飞、桑仲讨叛将张用于城南，其徒王善往救，张用、王善寇怀宁府。王善后转攻宿州，同年十一月叛降金朝。张用号称“张莽荡”，率部流窜至襄汉，复入江西，绍兴元年五月，受岳飞招降。
建炎三年四月，西北贼薛庆袭据高邮军。他原是溃兵，至此有众数万，次月，受张浚招抚。
建炎三年七月，山东贼郭仲威陷淮阳军。他原是李成一党，至此分兵攻淮阳，十月降宋为镇抚使，却打算割据淮南，与伪齐暗通声气，绍兴元年五月，被刘光世部将王德在扬州擒获，押至行在斩首。
建炎三年十一月，淮贼刘忠犯蕲州。他也是溃兵出身，后有兵数万，屯据岳州平江县白面山，绍兴二年九月为韩世忠击溃，走降伪齐，次年四月为部下所杀，传首行在。
建炎三年十一月，护卫统制杜彦及后军杨世雄率众叛。进犯潭州，杜彦后降宋，仍为统制。
建炎三年十一月，桑仲自唐州犯襄阳。他这年正月还在讨叛将张用，时隔十月，自己也成叛将，袭据襄阳，京西列城皆为其所有，后受招为镇抚使，叛降不定，绍兴二年二月，为郢州守将所杀。
建炎三年十二月，江淮宣抚司准备将戚方拥众叛，犯镇江府。后攻下广德军，次年六月被岳飞所破，降归张俊。
建炎四年三月，御营前军将杨勍叛。后犯婺州、处州，一度受刘光世招安，复叛，绍兴二年被宋将杨惟忠诱杀。
建炎四年十月，王善余党祝友拥众为乱。后渡江大掠，绍兴二年二月，归降刘光世军。
建炎四年十月，江东贼张琪犯建康府，受招降。绍兴元年四月复叛，占据徽州，十月在楚州为官军俘获，槛送行在。
绍兴元年正月，贼曹成入淮阳军，复引兵趋江州。曹成原与张用、马友属同一集团，后来分军南下，由江西入湖南，永兵十余万，次年受到岳飞的痛击，五月，以八万之众受韩世忠的招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