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在元祐元年罢政出朝，至此入朝拜相。他在哲宗在位期间，始终独居相位。在新党干将中，吕惠卿因与王安石交恶而大失人望，在绍述中没能得到哲宗的青睐；曾布虽也力主绍述，但在不少问题上，并不一味盲从新党某些过激的做法，哲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明显不及章惇。
章惇入相时就声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他是抱着党同伐异秋后算账的宗旨来推行绍圣政治的。有人对他说：“熙宁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他根本听不进去。章惇主持绍述的做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元祐年间废除的新法全部恢复，元祐诸臣全部予以放逐和打击。他首先引用了蔡卞、林希、张商英、黄履等，占据了重要职位，准备对元祐群臣进行大规模报复。
林希任中书舍人，贬逐元祐大臣的制词多出其手，他甚至敢斥高太后为“老奸擅国”，以至有一次草制完毕，掷笔长叹：“坏了名节！”那个善变的杨畏无耻的向章惇表白：自己前不久利用吕大防驱逐刘挚，完全是“迹在元祐，心在熙宁”，人们都说杨畏当初巴结吕相公，与现在巴结章相公一模一样。蔡京也同样，当朝廷对免役法与差役法议而不决时，他建议章惇直接推行熙宁成法，何必议论？于是，他又成为免役法的主张者。
五月，章惇开列了元祐年间将西北米脂等四寨放弃给西夏的大臣，共计有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等十一人，分别安上“挟奸妄上”等罪名。反变法派处理这件事情，确实过分怯懦，以当时实力而论，宋方如若希望和平，是完全不必以弃地为条件的。不过，现在章惇说他们“挟奸妄上”，也太言过其实。
六月，贬死蔡确的事被重新提起，吕大防与刘挚被视为罪魁祸首，再次贬官。其实，他俩对重贬蔡确并不以为然，现在反正也不分青红皂白了。元祐群臣被点名的越来越多，活着的被越贬越远，官职越贬越小，死了的被追夺赠官和美谥。
司马光和吕公著不仅追夺赠官和谥号，连哲宗当年亲笔为他俩题写的碑额和奉敕撰写的碑文也被追毁。章惇与蔡卞等三省官员还要求将他俩“掘墓劈棺”，有人认为发墓不是圣德之事，哲宗也以为无益公家，这才罢手。
这年岁末，蔡卞进呈重修《神宗实录》，并指责原《神宗实录》诋毁熙宁法令。哲宗对这时修撰《实录》的史官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和黄庭坚都给予安置的严重处分。早在元祐时，两种修史意见就针锋相对。礼部侍郎陆佃以为王安石多有是处，黄庭坚说这样修史就是佞史，陆佃反驳说：“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陆佃也受到落职的处分。
绍圣二年八月，哲宗下令吕大防等数十人永不叙用。范纯仁虽不在其中，仍上章论谏，他知道这是在拿身家性命冒险，却坦然说：“我曾为大臣，国事如此，我若不说，有负天地。”哲宗欲听其劝，经不住章惇反复进言，不仅吕大防等人没能改善处境，纯仁也从京畿近地贬到湖北。这年岁末，重新清查元祐章疏，不让有所谓漏网之鱼。言官陈次升上疏力论章惇、蔡卞网罗党羽，打击贤良，希望哲宗限制他们的权力，给元祐群臣以“自新之路”。
绍圣责降元祐党人，主要固然是新旧党之争，但元祐群臣目中只有高太后没有宋哲宗，未尝不是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执政大臣苏颂看到这点，忧虑道：“黄帝一大，谁任其咎？”他自己在向高太后请示以后，必再向哲宗汇报。因而当有人准备弹劾苏颂，哲宗出面保护，说“苏颂知君臣之义”。
哲宗也是一个相当情绪化的君主，对已故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实行了追贬、夺恩封等办法（对死者追施打击，应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大特色），其后代也遭到贬黜（株连亲属，同为中国封建政治的一大特色），在世的元祐大臣几乎都远贬到岭南。
绍圣绍述使积重难返的北宋后期政治雪上加霜，王夫之认为，直接导致“善类空，国事乱，宗社亦繇以倾”。北宋灭亡固然还有外敌因素，但就内政而言，元祐是一次折腾，绍圣是一次更大的折腾，其后政治混乱越发不可收拾，则是不争的事实。
范纯仁一向最重国体，也在迁谪之列，对他的责罚还算是轻的，安置永州（今湖南零陵）。一路上，家人大骂章惇。路过湘江橘子洲时几乎倾覆，他平静地对儿子说：“船破，难道也是章惇所为吗？”
韩维本来也在贬谪之列，他先向神宗竭力推崇王安石，熙丰新法时在青苗法与保甲法的评价上和安石相左而出朝外任，元祐更化时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的急切做法，其子向章惇申诉了韩维与司马光的争论，朝廷允许他以平民身份归里。
范纯仁的儿子们也想申说乃父与司马光在免役法与青苗法问题上的争执，希望免去对父亲的贬谪，纯仁说：“同朝论事，有不合是正常的。那些事不说也罢。有愧而生不如无愧而死。”
在绍圣大流放中，出人意料的是杨畏也名列其中。章惇对他“迹在元祐，心在熙宁”的表白先是信以为真，后来发现他与自己暗中作对，更反感他在元祐的作为，也把他打入了元祐党籍。
章惇还发现林希有倒向曾布的倾向，打算除掉他。而林希与邢恕不和，当时程颐编管涪州（今四川涪陵）的诏命刚下，林希知道邢恕与程颐一向雅善，估计邢恕会出面论救，不料邢恕却表态说“即便斩程颐万段，也不论救”，章惇干脆让林希与邢恕一起罢职外任。这真是一场小人的勾心斗角。
绍圣四年四月，神宗病危时皇位传承问题再被翻了出来，矛头直指高太后，怀疑他曾打算立子不立孙，这是新党最能煽起哲宗反感的一着。这时，邢恕却为此事上窜下跳，但没能成功。八月，蔡确之子蔡渭揭发说，蔡确之弟蔡硕曾在邢恕处见过文彦博之子文及甫的书信，说及所谓大逆不道之谋。
也许为了撇清，这时文及甫也站出来告发说，其父文彦博临终曾对他说起刘挚等在元祐初准备策划宫廷政变推翻哲宗，所以不让文彦博出长三省，而只让他平章军国重事。此事立案，史称“同文馆之狱”。审理此案的安惇与蔡京对这番供词不置可否，声称别无佐证，希望另官审问。哲宗命他俩彻底追查，尽管用尽逼供，最后还是查无实据。
元符二年（1098年），刘挚再次被诬陷与宦官陈衍、张士良阴谋废立。刘挚已在绍圣四年岁末贬死，死无对证。陈衍贬在崖州（今海南崖县），被哲宗下令在当地处死。张士良从贬所押回朝廷受审，当问及所谓高太后废立事，他仰天大哭：“太皇太后不可诬，天地神祇岂可欺！”宁死也不肯诬陷高太后。
但章惇与蔡卞还打算追废高太后，还拟好了诏书。向太后听说，号哭着来见哲宗，她以同听政的身份，证明高太后所做一切昭如正午的太阳。哲宗生母朱太妃也苦劝道：“皇上一定这么做，也就容不得我。”哲宗这才怒斥章惇与蔡卞，是否还让他有脸跨进英宗的祖庙。一场追废高太后的政治闹剧才草草收场。
当时民谣说：“大惇小惇，殃及子孙”，大惇指章惇，小惇指安惇；又说：“二蔡一惇，必定沙门”，二蔡指蔡卞与蔡京，一惇指章惇，沙门指当时专门流放罪犯的沙门岛。民谣是一杆秤，反映出民心对绍述派代表人物的评价。
所谓绍述，主要就是宋哲宗与章惇君臣在政治上以牙还牙，打击政敌。仅元符元年重新惩处的元祐旧党就达八百三十家之多。这种做法，逞快一时而贻害无穷，诚如《宋史·哲宗纪》所说：“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与此同时，经济上绍述虽以恢复新法为号召，实质上只是恢复元丰年间实施的条例，熙宁新法注重发展生产的内容被阉割了，而在抑制兼并势力等方面，比起元丰来更大为倒退，社会改革的进步性质丧失殆尽。
绍述以后，新党在军事上对西夏再取强硬政策。一方面在沿边诸路构筑了一道长达千余里的防御工事，一方面在重开的战事中打退了西夏的进犯。元符元年的平夏城之役，击败敌军三十万，是宋夏战争中少有的大捷，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迫使西夏求和。但浩大的军费开支，却令不景气的财政形势雪上加霜。
宋哲宗的身体一直很糟糕，少年时便有咯血等宿疾。元祐七年，由高太后做主，宋哲宗娶了一位比自己大三岁的女孩，她就是孟皇后。对这桩婚事，哲宗并不乐意，却也无可奈何。高太后死后，哲宗移情后宫刘婕妤。而章惇唯恐孟皇后预政，复行元祐之政，与宦官郝随、刘婕妤串通一气，密谋废后。
刘婕妤一向恃宠藐视孟皇后。孟皇后的养母燕氏，后宫称为听宣夫人，愤然不平的与尼姑法瑞、供奉官王坚用厌魅的手段诅咒刘婕妤。刘婕妤发现，找哲宗哭闹。厌魅术在古代被视为一种能致人死地的巫术，禁治极其严酷。哲宗下令追查，许多无辜的宦官与宫女被打得断胳膊缺腿。
绍圣三年九月，燕氏、法瑞和王坚被处以极刑，孟皇后虽不知情，也被废黜，出居瑶华宫。在章惇与郝随请求下，次年，刘婕妤进封贤妃，元符二年（1099年）九月，册立为后。孟后被废，厌魅只是表面原因，实质是哲宗对高太后不满情绪的另一种转化，与绍述的大环境与大形势是息息相关的。
刘皇后为哲宗生过一个儿子，但不久就夭折了。元符三年正月，哲宗才二十五岁，却已命在旦夕，不能说话了。他的生母朱太妃哭倒在床榻边，嫡母向太后拉开她，声称哲宗对她说可立端王。哲宗去世，没有儿子，继立储君就成了大事。神宗共有十四子，健在的五子依次是申王赵佖、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睦王赵偲。
向太后向来淡泊政事，这时却心有成算的召诸王入宫，向章惇等大臣说：“先帝无子，应当立谁？”章惇提出应立哲宗同母弟简王。向太后显然不同意，强调她自己没有儿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简王乃十三子，断无僭越诸兄的道理。章惇改口说：“若以长幼，应立申王。”申王有残疾，一眼瞎，向太后表示反对，认为端王最合适。章惇以为端王轻佻，不宜君天下。向太后强调先帝遗言就是让端王即位。曾布也指斥章惇，支持向太后。于是，端王继位，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细说宋朝39：从建中到崇宁
宋徽宗以庶子入承大统，尽管已经十八岁，仍请向太后垂帘听政，以压阵脚。与真宗刘皇后、英宗高皇后不同，向太后对权力并不感兴趣，听政仅半年，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就宣布还政。
即位不久，徽宗就任命韩忠彦为门下侍郎，两个月后进拜为右相。忠彦是名相韩琦之子，京城称这一任命是“快活差除”。范纯仁已成为元祐旧臣的一种象征，徽宗召他入朝任观文殿大学士以备顾问，虽然最后以老病不得不归养，但徽宗声称“得一识面足矣”，倒赢得朝野不少好感。在忠彦建议下，文彦博、司马光和刘挚等三十三位元祐大臣恢复了名誉和官职，被废的哲宗孟皇后为元祐皇后，与尊为元符皇后的刘皇后享受同等待遇。忠直敢言知名之士也渐被起用，一时号为“小元祐”。
章惇因反对徽宗继位（他说徽宗轻佻，倒是识人之语），任山陵使时又将哲宗灵柩陷入泥淖，被劾为大不敬，徽宗以此为由头将其罢相。言官把他迫害元祐党人的旧账抖落出来，他先是被贬岭南，后来移至睦州（今浙江建德），死在那里。蔡卞也是众多台谏官弹劾的对象，作为王安石的女婿，他也是鼓动绍述的主角，现在贬往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居住。接着，蔡京夺职出居杭州，邢恕、林希和吕嘉问等也分别被逐出了朝廷。
徽宗初登大位，很注意广开言路，听纳直言。他下诏说：“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在徽宗鼓励下，上书言事者就神哲两朝变法废法问题展开了争论。元符三年岁末，徽宗明确表示：元祐、绍圣均有所失，要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改元建中靖国。宋代年号往往反映出在位皇帝的施政意向，徽宗这个年号的政纲很明确：“建中”就是在元祐、绍圣之间不偏不倚，“靖国”就是强调安定团结乃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倘若真的如此除旧布新，任贤去奸，北宋末年政治形势恐怕将是另一番气象，可惜徽宗转眼就改变了初衷。形势逆转，与元符末年以来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息息相关。向太后无疑是旧党的代表，她的垂帘听政使旧党纷纷回朝。但她听政仅半年就主动还政，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去世，旧党顿失靠山，也缺少杰出的领袖型人物。韩忠彦虽为左相，但在处理政事上魄力不够，在玩弄权术上也不是右相曾布的对手，事事受到掣肘。
相对而言，新党不乏曾布这样有号召力的领袖，虽然向太后听政期间有一批新党被逐出朝，但在朝的新党势力仍盘根错节。曾布由于在皇位继承上大得徽宗好感，再加上他在绍述时期对章惇过激之举也发出过不同声音，在建中舆论中反倒能为两派所容。但他在本质上是新党领袖，因而利用相位渐进绍述之说，一方面示意御史中丞赵挺之对元祐旧党发动攻势，一方面千方百计排挤韩忠彦。
起居郎邓洵武是新党邓绾之子，他挑唆徽宗说：“陛下是神宗之子，忠彦是韩琦之子。忠彦更变先帝之法，在他是继承父志，陛下却不能够。必欲继承遗志，非用蔡京不可。”邓洵武用父子之情离间了徽宗的君臣之义，挑起了他对旧党的不满和仇恨。十一月，徽宗宣布明年改元崇宁，表明他将转而崇尚熙宁新法。
曾布与蔡京在元符末年矛盾颇深，唯恐蔡京执政威胁自己，默许旧党将其逐出朝廷。但为相以后，他为了挤走忠彦，再次援引蔡京入朝担任翰林学士承旨，不久，蔡京就当上了执政。当然，蔡京之所以能东山再起，与徽宗欣赏他的书法也有关系。据说宦官童贯奉诏到杭州搜罗书画珍玩，贬居当地的蔡京精心绘制了屏障扇面让他带回宫禁，博得这位风流天子的青睐，童贯乘机说项，徽宗便决定重新起用蔡京。
蔡京入朝，先与曾布联手迫使韩忠彦罢相，罪名是变神宗之法度，逐神宗之人才。但蔡京站稳脚跟却开始倾轧曾布，上演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闹剧。他抓住曾布任命亲家陈祐甫为户部侍郎的把柄，发起攻击。曾布在徽宗面前声色俱厉的自我辩护，徽宗拂袖而起。御史交章弹劾，曾布罢相出朝。蔡京取而代之，乘胜追击，命知开封府吕嘉问将其诸子问成贪污罪，把曾布贬到太平州居住，在政治上再难翻身。
以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蔡京任相为界限，其后虽然还打着新法的旗号，但只是盘剥百姓的遮羞布，蔡京的所作所为，与熙宁新法已了无关系。诚如王夫之所说，王安石精心擘划的新法“名存实亡者十之八九”。蔡京为相不久，就仿照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陈规，设立讲议司，安插了亲信党羽四十余人，由他担任提举。讲议司名以上讨论熙丰已行法度和神宗欲行而未行的举措，实际上是“中书以外有一中书”，成为蔡京打击政敌独揽权力的工具。
七月，蔡京颁诏指斥元祐大臣“汲引死党，沸腾异端，肆行改更，无复忌惮”。九月，他下诏将元符末年上书言事的五百八十二名官员分为正上、正中、正下、邪上、邪中、邪下六等。这张名单是蔡京一伙拟定的，标准是“同己为正，异己为邪”。列为正上的仅六人，正中的十三人，正下的二十二人，多是蔡京的死党。而列入邪等的五百三十四人，虽有陈师道、晁说之等知名人物，但绝大多数只在具体问题上与蔡京意见不同而已。列为正等的四十一人都旌赏有加，列为邪等的五百三十四人降责有差。
数日以后，徽宗规定：凡是元符末年“叙复过当”的元祐党人，一律不得任命在京差遣。这张名单共计一百二十人，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去世，包括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等文武执政官二十二人，苏轼、范祖禹等曾任待制以上官员三十五人，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其他官员四十八人，张士良等内侍八人，王献可等武臣四人，由徽宗御笔书写，勒石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列名的不都是元祐旧党，例如陆佃原是王安石的学生，章惇与曾布明明是新党，仅因与蔡京见解相左，也都一古脑儿打入了元祐党籍。可见到蔡京手里，连新旧党争的起码界限都抹杀了，有的只是睚眦必报的个人恩怨。
不日，蔡京又让徽宗惩办元符末年变更法度的刘奉世等二十七人。元祐皇后孟氏也被再次废黜，仍居瑶华宫。十一月间，徽宗和蔡京将列入元符上疏邪上尤甚的三十八人黜逐远方，将列为邪上的四十一人分别贬为远小州郡的监当官。
岁末，徽宗连颁两道诏书，一是命令各地对安置、编管在本州郡的元祐党人严加羁管，一是不能再以元祐学术政事教授学生。崇宁二年四月，徽宗下令撤毁陈列在景灵宫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等大臣的画像，苏轼《东坡集》也在禁毁之列，列为禁书的，除了三苏和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等苏门四学士的文集，还有范祖禹、范镇和刘攽的学术著作。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因有神宗的“圣序”，才免了一劫。
九月，蔡京党徒建议将刻石端礼门的元祐党籍碑颁示全国，让各监司、州郡的长吏厅都勒石上碑。次年六月，朝廷又将元祐党人、元符党人和元符上疏邪等者合为一张名单，共计三百零九人，先由徽宗书写刻石文德殿门东壁，再由蔡京书写颁示全国州县刻石。
元祐党人的名单，绍圣时定为七十三人，崇宁时竟增至三百零九人，只要谁与蔡京立异，人无贤否，官无大小，就打入党籍。一如党籍，亲属也跟着倒霉。党人的父兄子弟不论有无官职，一律不能担任在京差遣，甚至不能擅入京师。徽宗还规定：宗室不得与党人子孙或亲戚联姻，已经定亲尚未成礼的一律改正。连党人的子弟亲属都成为不可接触的另类，更遑论党人自身的遭遇了。
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反弹是强烈的。崇宁五年正月，彗星行空。徽宗惶恐的让中外臣僚直言朝廷缺失。因为按天人感应的说法，这是上天示警，作为皇帝不能不有所表示。执政刘逵首先劝徽宗毁弃元祐党籍碑。徽宗立马采纳，连夜派人拆毁端礼门外的元祐党籍碑，外地碑刻也一律废毁，解除所有党禁。一声令下，量移（贬所由远移近）、减刑、叙用（重新安排工作）、坠复（对死者恢复原有的职级）等平反工作大呼隆的展开，只是朝廷以恩赐者出现，完全不必认错道歉。
如此戏剧性的峰回路转，不是蔡京的本意，而是徽宗的“圣裁”。蔡京在朝堂党籍碑被毁的次日，还声色俱厉道：“石可毁，名不可灭也！”但他为相以来，不恤人言，威福自用，连其同党也啧有烦言，包括他的弟弟和知枢密院事蔡卞、右相赵挺之和执政刘逵。徽宗也不满他刚愎自用，这才使迫害有所松动。
但徽宗对元祐党人的态度反复无常，两年以后，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他声明：对罪在宗庙的元祐党人不予宽贷，但情节轻微执法过度等五种情况可以不定罪。总之，在他看来，当初既没有完全搞错，现在也不想彻底平反，这是专制制度下平反全国性冤狱的一贯做法。
细说宋朝40：《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
宋徽宗后期，一方面，社会政治已经蕴含着深刻的危机，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经过一个半世纪的长足发展，进入了空前的繁荣。这种繁荣在东京开封表现得最为明显，《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是后人识读这种繁华的最佳图文资料。
开封在唐末称汴州，是五代梁、晋、汉、周的都城。北宋统一，仍建都于此，也称为汴京或东京（另有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南京商丘）。东西穿城而过的汴河东流之泗州（今江苏盱眙），汇入淮河，是开封赖以建都的生命线，也是东南物资漕运东京的大动脉。不仅江淮、荆湖、两浙、福建，远至四川、两广的漕运物资，也都在真（今江苏仪征）、扬（今江苏扬州）、楚（今江苏淮安）、泗州改装纲船，经汴河运送京师。汴河里常年漕运的纲船达六千艘，每纲每年往返运输四次。由于汴河沿线往来舟船、客商络绎不绝，临河自然形成为数众多的交易场所，称为“河市”，最繁华的河市应属东京河段。
开封有宫、里、外三道城墙，把这个城市化为若干区域。宫城即皇城，太祖时仿照洛阳宫殿，在五代宫城基础上大规模改建而成。宫城周长五里，南面三门，东、西、北三面各仅一门，东西门之间有一横街，街南为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街北为皇帝居住生活区。由于宫城原来规模较小，宋徽宗时在宫城外北部营建延福新宫，实为宫城的延伸和扩大，徽宗后期即居住在此。
里城，又名旧城，即唐代汴州旧城，周长二十里，除东面两门外，其余三面各三门。
外城，又称新城和罗城，宋初也称国城，改筑后周长五十里，城高四丈，城楼建筑宏伟壮丽。城外有护城濠，名叫护龙河，比汴河宽三倍。外城南面三门，东面两门，北面四门，西面三门，另有水门多座。
从交通来看，开封城内几条御路构成主干道。从皇城南面正中的宣德门往南，经里城朱雀门，直达外城南薰门，时称御街，路宽二百余步，两边都是御廊，是开封最繁华的大街。从相国寺东侧向北，过开宝寺直达外城的新封丘门，也是重要的御路。此外，外城从万盛门到新曹门，从新郑门到新宋门，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主干道；而从陈桥门到陈州门，从卫州门到戴楼门，则构成南北走向的两条主干道。
宋代东京城市布局和结构，较之前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入宋以后，进入城市的商人与工匠络绎不绝，唐代以来封闭性的坊式结构不能适应城市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要求。于是，坊市隔绝的旧格局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商人在坊区内街道两旁陆续开设了店铺。有的店铺为了扩大营业面积，连通衢大道也要占上一席之地，以至徽宗时不得不向他们收取“侵街房廊费”。
既然坊市已打通，临街已开店，为满足市民夜生活的延长，商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商业利益，原先坊市制下长期实行的“夜禁”也自然而然宣布取消，开封城里出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据《东京梦华录》载，各种店铺的夜市直至三更方尽，五更又重新开张；如果热闹去处，更是通晓不绝；而有的茶房每天五更点灯开张，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不仅坊市格局被打破，城郭的限制也被打破。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不断涌向城市，城门以外或城郭附近多有居民居住，以至城外发展成新城。新城或外城因不再有坊市的区分，便以“厢”作为划分管理区域的名称。厢的本意就是正房两边的住房，用来指称和区划近城的地区是恰如其分的。于是，“厢”逐渐取代“坊”作为新老城区统一划分的单位。宋真宗时因汴京城外，居民颇多，特命置新城外八个厢，这是厢最早用于城市区划的记载。其后为便于统一管理，汴京旧城区也划分为十个厢，而原先的坊反而隶属其下，坊市结构完成了向厢坊布局的过渡。
中国城市的物质文化在两宋时期突飞猛进，大抵到十一、十二世纪之际，中国大城市里的物质生活已领先于世界各国的其他任何城市。北宋都城开封与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都是这种繁华壮观的大都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反映了北宋开封的城市变化和经济繁荣。
张择端，字正道，密州诸城（今属山东）人。他曾在宋徽宗时供职翰林图画院，最工界画，尤喜画风俗画。他的《清明上河图》以长卷的形式，生动细腻的描摹了清明时节汴京东南城内外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展现了宋代城市的发展及形形色色市民活动的现实场景，代表着宋代社会风俗画的最高成就。
但也有人认为，图名清明，是指汴京城东郊的清明坊，图中所绘并不是清明时节的景象，而是秋景或四时景；有人甚至认为，该图描摹的并非北宋汴京的景物，而是宋代农村的临河集镇。但这两种观点并未得到学术界所认同。
而所谓上河，有人解释为上方之河，是御河之类，实际上就是到河上去的意思，整个图描绘就是清明时节人们到河上去的风俗人情。至于所绘的东京部位，一般多以图中虹桥作为定位的依据，尽管众说纷纭，但属东京城东南方位则无疑问。
长卷为淡墨设色绢本，高20.8厘米，横528.7厘米，绘人物五百余（一说八百余，恐怕还得仔细盘点），牲畜近百，树木近二百，洵为中外绘画史上煌煌巨制。打开卷轴，东京郊外的菜园风光，汴河运输的忙碌景象，街头市肆的热闹气氛，扑面而来。观画人恍如身入汴京，置身车水马龙之间，过虹桥，入城楼，街上人烟稠密，店铺作坊，客栈民居，错杂毗邻；骑马、坐轿、拉车、挑担者纷至沓来，车船轿担的细枝末节，牛马驴驼的形神动作，士农工商、男女老幼各色人等的打扮举止，无不勾画的惟妙惟肖，城市生活的众生相跃然纸上。
《清明上河图》采用传统的手卷形式，以不断移动视点的办法，即“散点透视法”来表现有关景象，大到原野、河流、城郭，细到舟车上的部件、摊贩上的商品、市招上的文字，和谐的组成统一的整体，繁而不乱，长而不冗，布局分明，结构严谨。
作为一幅富于写实性的作品，该图所绘景物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时代气息浓厚，细节刻画真实。人物的衣冠服饰，各业人员的不同活动，都刻画入微，生动丰富。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现实主义的不朽杰作，画面所反映宋代社会生活和物质文明的广阔性与多样性，有着文字无法替代的史料价值，是后人了解12世纪中国城市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形象资料。
大约在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同时，《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也正纵情享受着东京城内令人羡叹的物质生活。孟元老号幽兰居士，从崇宁二年（1103年）入京到靖康二年（1127年）南徙，饱览了二十余年的东京繁华。绍兴十七年，他避地江左，缅怀往事，写下了《东京梦华录》。
这部书记载了北宋后期东京的岁时节令、物产时好和民风俗尚，因为是亲历目睹，所记尤为真实，简直可以视为《清明上河图》的文献说明。两者相得益彰，让后人得以形象具体的了解北宋晚期东京城市的繁荣奢华与市民生活的细枝末节。《东京梦华录》开创了以笔记描述城市风土人情、掌故名物的新体裁，反映南宋都城临安的同类著作有《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
孟元老的自序追述了当年的繁胜：“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秀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琦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他记皇城东南界身巷的金银采帛交易说，“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他记东京诸酒店说，“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他记清明出游说，“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相互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他记暮春都市生活的甜美如梦说，“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
把玩《清明上河图》，品味《东京梦华录》，你才会明白徽宗朝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物理财富的丰庶，你才会更深刻体悟到行将到来的靖康之变的历史苍凉感。邓之诚称赞孟元老“但书太平景象，当时豫大丰亨，即天下败坏之由，竟不作一语点明，但使阅者试一回思，不觉涕涟，是为白描高手”。
张择端也似乎只是描绘东京的繁盛，令人错以为“当日翰林呈画本，升平风流正堪传”。而实际上，画家在《清明上河图》里也画上了沿街乞讨的乞丐，官衙门口懒散坐着的士兵，大家上乱跑的猪，这里隐藏着画家对太平盛世的一种嘲讽。
无独有偶，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记到南浔门时也说，“寻常士庶殡葬车舆皆不得由此门而出，为正与大内相对。为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只数十人驱逐，无有乱行者”。冷峻的叙事中透露出对大内荒谬决定的讥刺，充满了一种黑色幽默。
细说宋朝41：如此君臣
宋徽宗即位前就喜欢书法、丹青、图书、古物、花石，在他身上有类似李后主那样的艺术天赋。他在书法上独创瘦金体，瘦劲锋利犹如屈铁断金。他的花鸟画精致逼真，体物入微，绝对一流。他懂得音乐，词也填得不错。即位以后，他对翰林图画院关注有加，让文臣编纂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和《宣和博古图》等书画文物图谱；还设立了大晟府，制定了大晟乐作为宫廷雅乐。他适宜做主管文化艺术的大臣，但君主制却命定让他做皇帝，把国家的命运交由他掌握，这真是历史的阴差阳错。
向太后一死，徽宗就按捺不住轻佻本色。崇宁元年（1102年），他命童贯在苏、杭设造作局，专为他打造象牙珠宝、金银藤竹、雕刻织绣等高级工艺品。蔡京看透了徽宗粉饰太平的心思和声色犬马的嗜好，将《周易》上“丰亨，王假之”和“有大而能谦必豫”曲意发挥，倡导“丰亨豫大”，鼓吹君王应在太平盛世尽情享受，让他享乐也心安理得。
崇宁四年，徽宗让朱勔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领花石纲。所谓花石纲，指运送奇石异花的船队，每十条船称为一纲。朱勔主其事后，从国库取钱就像囊中取物，见士庶家有一石一木可供清玩，就派健卒闯入其家，指为御前之物，然后毁屋破墙，发运上船。花石纲船队在运河与淮河、汴河里舳舻相衔，有些高广数丈的巨木大石，往往要毁桥拆城，好几个月才运抵京城。花石纲之役两浙受害最烈，江南、湖南、福建乃至两广、四川也都在拽刮之列。百姓一预此役，中产之户也倾家荡产。据淮南转运使报告，运送一株竹子的花费竟达五十贯，整个花石纲危害东南二十年，耗费民财不知凡几，难怪东南百姓一提起朱勔，都恨不得食肉寝皮。
在蔡京等鼓动下，徽宗开始大兴土木，最劳民伤财的要数建新延福宫和艮岳。政和四年（1114年），蔡京声称原来的延福宫逼仄，让童贯、杨戬、贾详、何祈、蓝从熙分任工程，营建新宫。五人无不出奇创新，争胜邀宠。新宫东西略与大内相仿，南北略短，在东起景龙门西至天波门之间，垒石为台，疏泉为湖，奇花异木，争奇斗艳，殿台亭阁，金碧辉煌，还有鹤庄鹿砦等动物景点和村居野店等民俗风景点缀其间。
岳艮建在景龙门内。茅山道士刘混康信口开河说这里风水好，地势如果增高，皇室就能多子。政和七年，由梁师成主持，仿杭州凤凰山在这里堆造万岁山，宣和四年（1122年）竣工，由于位在道家八卦的艮方，改称艮岳。周围广袤十余里，峰高九十步，因大量征发花石纲，天下奇石怪木荟萃一地，集天台、雁荡、庐山之奇伟，两川、三峡、云梦之旷宕，宛如名山大川、阆苑仙葩装点成人间胜境。延福新宫和岳艮的构思与布局完全是艺术的，只可惜竭天下之力而奉一人，落成不到十年就金兵南下，落得个千秋骂名。
说到岳艮是崇道的副产物，不妨就来说说徽宗对道教的迷狂。在这点上，他与真宗倒是在伯仲之间。徽宗在崇宁、大观间还只是一般的崇道，政和以后就渐入迷狂。政和初年，他自称太上老君在梦中对他说“汝以宿命，当兴吾教”。
政和四年正月，徽宗下诏置道阶二十六级，有先生、处士等名号，秩比中大夫至将仕郎，好比官制中的阶官系统；后来又置道职八等，有诸殿侍宸、校籍、授经等，以拟待制、修撰等，好比官制中的馆职系统；另置道官二十六等，有知左右街道录院事等名目，好比官制中的差遣。
政和六年，徽宗在京师设道学，分元士至志士等十三品，后命太学、辟雍设立《黄帝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各二人，命各州县招收学道生徒，教材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以《庄子》、《列子》为小经，学生通大小经各一部，即可参加道学考试，中举即授以宫观官或补以道职。
政和七年，徽宗对道箓院说，自己是神霄帝君，怜悯中华受到金狄之教（即佛教）的影响，愿意以人主的身份让天下都归正道，授意他们册封自己。于是，道箓院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他很满意这个称号，民间也都以道君称他。贵为帝王之尊，以厕身佛道为荣，前有南朝梁武帝出家为僧，接下来就属徽宗自封道君了。不过，这个称号只用于道教章疏，而与政事无关，他似乎还知道政教得有所区别。
在中国历史上，佛道两教一般是相安无事的，两者争胜往往是最高统治者轩轾扬抑的结果。宣和元年（1119年），徽宗下诏：称僧人为德士，尼姑为女德，冠冕衣着悉从道流；佛祖改称大觉金仙，其余佛教诸神改称仙人、大士等道教称号；寺院改称宫观，主持改为知宫观事，原先管理佛教的僧录司改称德士司，隶属于管理道教的道德院。这种崇道抑佛的政策，激起佛教徒的强烈抗议，个别僧徒甚至不惜以身殉教。
另一方面，一些自诩道术高明的道士却被徽宗尊为上宾，著名的有王老志、王仔昔和林灵素。王老志入住蔡京府第，徽宗派人来问已故刘贵妃的事情，老志居然能写出刘贵妃生前侍奉徽宗的悄悄话，名声大振。老志死后，王仔昔取而代之，人称小王先生，他因未卜先知治好徽宗爱妃的眼疾而走红京城，林灵素得宠，他受其倾害，瘐弊狱中。林灵素受召，徽宗问他是否见过，灵素大言：“往年上朝玉帝，曾见圣驾起居。”徽宗也煞有介事说：“记得你当年骑青牛，现今何在？”答道：“寄牧外国，不久便来。”政和七年，高丽果然进贡青牛，徽宗惊异之下，赐他骑乘。
林灵素胡诌徽宗是上帝的长子神霄玉清王，号称长生大帝君，徽宗便命天下所有天宁观都改称神霄玉清万寿宫。徽宗对他特别青睐，特许他随时出入宫禁。他有恃无恐，作威作福，其徒美衣玉食者近二万人，最后甚至敢与太子争道，与宦官近悻分党争胜，惹怒了徽宗，再也不顾他俩当年同“朝玉帝”的情分，让他死在了贬逐的路上。
徽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其游冶享乐也别出心裁。他在宫掖设立市肆，让宫女当垆卖酒，自己化装为叫花子行乞其间。后宫声色已圈不住那颗放荡的心，政和以后，徽宗开始微行出游，专设行幸局，凡有微行，就说是有排当（排当原指宫廷宴会，这里是微行的隐语），次日未还，就传旨说生了疮痍不能坐朝。蔡攸进言：“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几何，岂可自苦！”梁师成更是曲解范仲淹的名句说：“也该陛下后天下之乐而乐了！”于是，徽宗毫无顾忌的微行于妓馆酒肆之间，追声逐色，寻花问柳。野史笔记说他嫖娼，说他与名妓李师师那段风流艳事，细节虽未必可靠，但其实却是难以否认的。
有什么样的君，就有什么样的臣，徽宗与他周围奸佞邪恶的大臣们已经分不出谁是因谁是果，他们确实达到了君臣一体的地步。蔡京、王黼、朱勔、李彦、童贯和梁师成当时号称“六贼”，是最著名的奸谀之臣，蔡攸、高俅、杨戬、李邦彦等也都是巨恶大憝。
蔡京在徽宗朝四度为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徽宗朝的黑暗政治就是他与道君皇帝相辅相成的产物。蔡京既敢于结党营私，又善于窥测逢迎。他见徽宗殚于政事，耽于游乐，就拟成诏书，让徽宗抄示给有关部门照办，称为御笔，不遵者以违制论处。这样，徽宗的越轨要求就能畅行无阻，蔡京也能上下其手，以致后来事无巨细，他都假托御笔。
宋代重大政事的决策执行，原有合理的程序：宰执议定，面奏获旨，再下中书省起草政令，经过门下省审议，凡有不当者，中书舍人和门下省的给事中都有权封驳（即说明理由拒绝通过），然后交付尚书省执行，与此同时，侍从官还可以提不同意见，台谏官可以论谏弹劾。御笔绕过了封驳、论谏等制约程序，导致君权恶性膨胀。任何权力一旦失控，政治污浊就不可避免。
蔡京第四次入相，已两眼昏花不能视事，当仍让小儿子蔡絛代为处理。他以太师而真拜宰相，父子祖孙亲任执政的有三人，至于成为侍从近臣的不下十余人，另有一个儿子娶了徽宗的女儿，势力盘根错节，遍布中央地方。
蔡京的长子蔡攸与徽宗在即位前就厮混一起，获宠不下其父，后来竟父子交恶，倾轧争权，自立门户。蔡攸不仅能随时出入宫禁，还可以与王黼一起参加宫中秘戏，涂红抹绿，短衫窄绔，给徽宗说些市井荤段子。有一次，蔡攸在宫中粉墨登场扮演参军戏，戏言道：“陛下好个神宗皇帝。”徽宗以杖鞭打说：“你也好个司马丞相！”这样的人竟然官至领枢密院事。
同预宫中秘戏的王黼是投靠蔡京、拜宦官梁师成为父才起家发迹的。宣和二年，王黼取代蔡京为相，一反旧政，一时称为贤相。但一旦得势，他就设立应奉司，自兼提领，梁师成为副，专门搜刮天下财物和四方珍异，但十有八九进入两人的私囊。他让天下丁夫计口出免夫钱，刮得六百二十万亿贯，迫使河北农民揭竿而起。他明码标价，受贿卖官，当时谚语说他“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有一次，他与蔡京打算翻越宫墙微行出游，徽宗站在他的肩上，仍够不着宫墙，便低声叫道：“司马光，耸下来！”王黼也应声说：“伸下来，神宗皇帝！”这哪像君相，活脱脱一对无赖。
朱勔因花石纲而大得徽宗宠幸，他怙权恃势，招贿成市，那些卖官跑官的密集其门，时称“东南小朝廷”。他穿的一件锦袍，曾被徽宗抚摸过，他就在那个位置绣上一只“御手”。他参加过一次宫廷宴会，徽宗亲拉他的手臂拉话，他就用黄罗把手臂缠起来，与人作揖也不抬那只被当今皇帝握过的手臂。他的家奴都补授朝廷使臣，配上了金腰带，以至时人唱道：“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
李邦彦自小喜欢鄙琐玩艺儿，自号“李浪子”，做上宰相后被人称为“浪子宰相”。他没有治国安天下的能耐，却擅长把市井间的鄙俚词语编成小曲，便仗着会唱俚词、善说笑话取悦徽宗。他自称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无赖子。
杨戬是宦官，他曾经主持西城所，在京东西、淮西北根括所谓隐田、天荒田入官，实际上却把许多民间良田都指为天荒田，没收作为官田，再强迫原业主承佃交租。后来，李彦代主其事，更是变本加厉，巧取豪夺，鲁山县（今属河南）竟全部扩为公田，百姓持有的田契全被焚毁，强迫他们永久租佃公田，把许多农民逼上了梁山。当时人说“朱勔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这两个地区正是方腊与宋江起事的中心区域。
高球原来是苏轼的小书童，被转送给画家、驸马都尉王诜，有一次，他到端王府公干，适逢王府蹴球，他也露上一手，就被后来成为徽宗的端王留在身边，恩宠异常。徽宗即位以后，数年之间，他就做到使相，遍历三衙，由一个胥吏下人而领殿前司，看来球技帮了大忙。从龙随从要求徽宗一视同仁，徽宗竟说：“你们有他那样的好手脚吗？”
梁师成起家于侍弄文墨的小宦官，徽宗的御笔号令都出自其手。后来他竟胆大妄为，择取善书小吏，模仿御笔，夹带私货，外朝也真伪莫辨。蔡京父子都唯恐巴结不上他，执政、侍从出其门下的不可胜计，当时人都称为“隐相”，以区别于蔡京称“公相”（以三公为相）和童贯称“媼相”（以阉人为相）。
童贯以宦官而位至知枢密院事，攻打燕云，镇压方腊，在徽宗朝政治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宋代也是绝无仅有的，后面还将细说到他。至于他招权纳贿，植朋树党，专横跋扈，误国乱政，在六贼之中仅次于蔡京，以致民谣愤怒唱道：“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宋史·徽宗纪》说，徽宗既不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也不是孙皓那样的暴君，最终导致“国破身辱”，是其将“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确实，六贼等奸佞之臣虽然为非作歹，但势力并没有盘根错节到足以威胁君权。仍不时有正直的台谏官弹劾他们，徽宗也还没有完全丧失刷新政局的权威，他多次将蔡京罢相就是明证。
徽宗在位二十七年，除去昙花一现的建中初政，还“粲然可观”，其余二十五六年是北宋政治史上最污浊黑暗的年代。王夫之在《宋论》里这样评述：“君不似人之君，相不似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徽宗晚年，北宋正处在这一将亡未亡的临界线上。
细说宋朝42：宋江、方腊与摩尼教
徽宗君臣的黑暗统治，终于在政和、宣和之际激起了民众起义，其中以北方的宋江和南方的方腊规模最大。
宋江起义因有《水浒传》的渲染，几乎家喻户晓。其确切的起事年代缺少记载，大约在政和末年；活动地区相当广泛，北到京东河北，南到两淮的楚州、海州、淮阳军，“州县大震，吏多避匿”。史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率军转战至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夺取了官军巨舰十数艘，但最后中了知州张叔夜设下的埋伏，副帅被俘，无复斗志，便接受招降。当年六月，随童贯南下镇压方腊。宋江起义有史可案的情况，大概如此。关于这次起义，宋元之际已有《宣和遗事》加以描写，虽不无历史的影子，但毕竟小说家言，不能完全征信。至于《水浒传》，更是艺术虚构。
有两个问题有必要说明一下。其一，起义是否以水泊梁山为根据地。梁山泊一向是“盗贼”的渊薮。元祐元年（1086年）前后，有个叫黄麻胡的在这里闹事。蒲宗孟出知郓州，禁止当地人出入水泊，绝其粮食以迫使这些小聚者散伙。但崇宁以后，这里又成渔者盗窟。《夷坚志·蔡侍郎》说，蔡居厚知郓州时，有“梁山泊贼”五百人投降，都被他杀了。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年）由郓州卸任的，杀降还早于这年，有人认为他杀的就是宋江等人，根据似乎不足，因为宋江受招安是在其后。从宋江在短短几年中横行河北、京东、淮南，似乎是流动作战为主，当时史料称宋江为“淮南盗”，也证明他们没有以梁山泊为“大本营”。但从宋江军队在海州夺取官军战舰进行水战来看，他们完全可能在梁山泊活动过，这在地方志和口传史料里还留有痕迹。但未必如《水浒传》描写的以方圆八百里水泊作为梁山好汉的根据地。
其二，宋将是否受招安打方腊。毛泽东在评《水浒》时说“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引得文史学界争辩不休。但李若水《忠愍集》有《捕盗偶成》诗说：“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留下了宋江受招安的铁证。至于宋江参与镇压方腊，《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和《皇宋十朝纲要》等权威史料都有确凿记载，也是无可否认的。大概就在镇压方腊以后返师时，武将折可存奉御笔讨捕“草寇”宋江，落得个兔死狗烹的可悲下场。
接着说方腊起义。花石纲之役不仅把广大农民逼上绝路，连许多中小地主也濒临破产。方腊是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的漆园主（有人说他是雇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凸显其革命性），也是造作局压榨的对象。于是他以诛朱勔为名，在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杀牛酹酒，在漆园誓师起义。
这时，两浙饱受盘剥压迫的各阶层人民就如一堆干柴，一经点燃就成燎原之势，数日之内，起义军就从千余人发展到十万之众。方腊自称圣公，建元永乐，署官命将。不到三个月，起义军分路出击，控制了睦州（治今浙江建德东）、歙州（治今安徽歙县）、杭州、婺州（治今浙江金华）、衢州（治今浙江衢县）何处州（治今浙江丽水）等六州五十二县。
东南重镇杭州的陷落令徽宗君臣大为震惊。徽宗被迫下罪己诏，撤销造作局，废除花石纲，宣布免除起义地区三年田赋，以收拾人心，瓦解其斗志。与此同时，徽宗命童贯急调西北十五万健卒赴浙。宣和三年正月，起义军首领方七佛率兵六万进攻秀州（今浙江嘉兴），官军固守顽抗，童贯手下大将王禀率大军赶到，成两面夹攻之势，起义军损失惨重，被迫退守杭州。官军重兵压境，起义军的地盘日渐缩小，次月，杭州也终告失守，方腊只得率余部二十余万死守清溪帮源洞。四月，起义军终于被官军与地主武装联手攻破，帮源洞惨遭血洗，方腊也被宋将韩世忠俘获，八月押赴开封处死。
方腊起义的规模远较宋江为大，童贯在镇压过程中残杀的起义将士和平民不下二百万。这次起义，方腊登高一呼，两浙应者云集，除了花石纲之役的骚扰，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方腊以摩尼教组织和发动民众。这种秘密宗教的参加者不喝酒，不吃荤，互相以财相助，很受贫苦民众的欢迎。方腊故意把《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读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来引导民众认识现实世界的不平等，积聚起义的力量。
这里有必要补说一下摩尼教。摩尼教属外来宗教，关于其教义与传来的路径，此处略过不表。仅指出一点，在其流传过程中，佛道色彩越来越浓，倒可以视为外来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范例。唐武宗灭佛后，摩尼教转入地下，转而向东南沿海秘密渗透。五代后梁贞明六年（920年），母乙、董乙以摩尼教为旗帜，在陈州（今河南淮阳）起义，据说，其徒“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宣称“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之乘”，也就是说教主摩尼比释迦牟尼还要高明。入宋前后摩尼教改称明教，这种以教主命名改为以教旨命名的更动，似更合乎中国人的习惯。
宋真宗时修《道藏》，两次下敕命福州献上《明使摩尼教》编修入藏。一说是当地有个大款买通了主持者，让他把《摩尼经》入藏，以便为明教争取合法地位。不论何说为是，此事表明：这时的统治阶级还没有惊慌失措，要把流传民间的明教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其后近一个世纪里，未见有关摩尼教的直接史料，只能推测它并不张扬的从福建波及两浙。
宋徽宗崇道，再修《道藏》，两次命温州送明教经文入藏。入宋以来百余年间，摩尼教水波不兴，表明它充其量还只是抚慰信徒苦难的一帖麻醉剂。但对社会底层的苦难民众来说，宗教异端在抚平创痛和激起反抗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其临界点的坐标即定在苦难的程度和民众的忍耐力的交叉点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异端邪说倒不失为测试社会是否稳定健康的试剂：社会越是安定有序，异端邪说便越是没有市场；一旦到了异端邪说不胫而走，争夺到浩浩荡荡的民众时，这个社会的秩序、机制乃至其本身的现实合理性，一定是出了大问题。徽宗后期的社会危机已如干柴独缺烈火，方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明教来收拾人心的。
政和四年（1114年）有官员报告：两浙明教信徒各在所居乡村，建立斋堂，鼓动民众，夜聚晓散。徽宗这才感到问题严重，颁下御笔，严加取缔。然而，社会危机既然到达了临界点，一切都为时已晚。时隔六年，方腊就喊出了“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的不平之鸣，以明教相号召，树帜起义。
方腊起义以后，明教被定为邪教。其后，统治者以“吃菜事魔”和“魔教”来侮称明教。南宋对吃菜事魔的取缔更加严酷。高宗一再颁布禁令，因告发株连，被籍没流放者不计其数。绍兴四年（1134年），有官员承认：两者州县在方腊之后，法禁愈严，“事魔”之俗，不可胜禁；有人贪功邀赏，血腥镇压，往往令一方之地，流血积尸，焚烧杀戮，靡有孑遗。这种镇压扩大化所涉及的地区不限于东南诸路，持续的年代也不限于南宋初年。
统治者误以为这种镇压无所不能，意识不到是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反而迫使异教信徒们协力同心，殊死反抗。实际上，方腊以后，吃菜事魔在东南民间一直禁而不止，一有气候，即生事端。南宋立国百余年间，与“魔教”有关的民众起义隔三差五的此伏彼起：建炎四年（1130年），“魔贼”王念经在江西贵溪聚众起义，信州、饶州数万民众纷起响应；绍兴三年（1133年），余五婆、缪罗在浙江遂安“传习魔法”，反抗官军，声震严、衢两州；绍兴十年，浙江东阳“魔贼”谷上元率众起事；绍兴十四年，安徽泾县“魔贼”俞一发动“事魔者”举义；绍兴二十年，贵溪黄曾继王念经之后，再次“以魔惑众”，揭竿而起。
距方腊起义一个世纪后，绍定元年（1228年），陈三枪在赣州松梓山举义，声势波及三路十余州郡，起义持续了七年之久；从义军先后奉张魔王、小张魔王为领袖等迹象推断，显然与吃菜事魔有关。宋代与吃菜事魔相关的民众起义，见诸记载的以方腊始而以陈三枪终，以方腊领导的规模为最大，以陈三枪坚持的时间为最长，二者倒是首尾呼应、前后辉映的。
细说宋朝43：从辽圣宗到天祚帝
辽圣宗亲政以后，在外交上，对宋执行坐收岁币、和平相处的方针，对西夏采取怀柔政策以牵制宋朝，从而促成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为辽朝持续发展争取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外部环境。在内政上，继续推进承天太后开始的封建化改革，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辽朝进入了鼎盛期。《辽史》称赞道：“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唯圣宗。”
圣宗的皇后萧菩萨哥是承天太后的侄女，被册封为齐天皇后，生过两个儿子，却都早夭了。宫女萧耨斤为圣宗生下了耶律宗真，齐天皇后养为己子。齐天皇后在承天太后去世后渐参朝政，颇受圣宗宠信。太平十一年（1031年）六月，圣宗将死，立下遗诏，交待立齐天皇后为太后，元妃萧耨斤为太妃，并告诫耶律宗真：千万不要与生母杀害齐天皇后。
圣宗还没咽气，萧耨斤就诅咒齐天皇后“受宠到头了”，命人将他挟持出宫。圣宗一死，耶律宗真即位，年仅十六岁，即辽兴宗。萧耨斤马上烧毁遗诏，自立为法天太后，临朝摄政。他立即诬指齐天太后与其弟北府宰相萧浞卜（一作萧鉏不里）、国舅萧匹敌等谋反，二萧赐死，齐天太后则被押往上京囚禁起来，兴宗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重熙元年（1032年），兴宗例行春捺钵，地近上京，萧耨斤唯恐他思念养育之恩，把齐天太后接回来，便派人胁迫齐天太后自杀。
萧耨斤摄政期间，她与几个兄弟把大权抓在手里，专制国政，杀戮异己。她家毫无尺寸之功的四十名奴隶也都身居显职，出入宫廷，诋谩朝臣，卖官鬻爵，“当家作主”起来了。萧耨斤摄政四年，刑法废弛，朝政紊乱，圣宗法度，变更殆尽，史称“契丹亦困矣”。
但萧耨斤对兴宗仍深为不满。重熙三年，她与诸弟策划废黜兴宗，另立他所生的次子耶律宗元（此据《契丹国志》。《辽史》误作重元，唯《圣宗纪》有皇子宗真、宗元、宗简、宗愿、宗伟的记载，五兄弟当皆以宗命名）。宗元暗中告发，兴宗忍无可忍，从萧耨斤身边争取了殿前都点检耶律喜孙（这个职位在宋、辽似乎都是举足轻重的），与贴身卫兵五百余人包围了萧耨斤的行宫，把她押往庆州“躬守”庆陵（圣宗陵），实际上将她囚禁起来。重熙八年，兴宗听《报恩经》有所感悟，便将他从庆陵移置中京门外，但行止却与她相去十余里，以备不测。母子裂痕再也无法抹平。
粉碎了萧耨斤的废立阴谋，兴宗开始亲政，改正了法天太后摄政时的乱政。在对外方面，他趁宋夏战争打得不可开交之际，借口周世宗收复的瓦桥关以南十县原为后晋划归契丹的领土，宋朝应该还给辽朝。重熙十一年（1042年），他一面在边境摆出攻宋的态势，同时派萧特末和刘六符使宋索讨关南十县。辽朝连恐吓带讹诈，迫使宋朝在澶渊之盟所规定岁币银绢二十万两匹的基数上，每年追加十万两匹，并承认是所谓宋朝“纳”给辽朝的。这是辽宋关系在澶渊之盟以后唯一的波折。
在这以后，辽兴宗有点忘乎所以，重熙十三年和十七年，两次亲征西夏，都没能讨到便宜。但辽朝实力毕竟比西夏强，重熙十九年，西夏被迫向辽称臣纳贡。三国鼎立局面得以继续维持。辽兴宗承袭盛世余晖，社会尚称安定繁荣，但他未有建树，唯享现成，辽朝由鼎盛走向衰败，野自此始。
辽兴宗嗜好广泛，往往率性胡来。他喜欢演戏，命后妃与伶人们一块演，自己也粉墨登场，让蕃汉群臣观看。皇后之父萧孝穆以为不雅，他一巴掌把岳父的脸都打破了。他沉迷赌博，与弟弟赌双陆，以居民城邑作赌注，连输数城，被伶官罗衣轻谏止。他性喜饮酒，尤好微服入酒肆滥饮，醉后胡言秽语。
有一次，兴宗醉后答应其弟宗元，死后传位给他。他对宗元当初告发法天太后废立事感激在心，故而又是封他为皇太弟，又是赐他金券誓书。联系兴宗至死不立其子耶律洪基为皇太子，却又让他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按辽朝皇位继承惯例，皇帝即位以前几乎都任过此职，这又等于宣布洪基是皇位继承人），醉后的许诺或是其潜意识中矛盾心理的反应。
重熙二十四年（1055年）八月，辽兴宗去世，长子耶律洪基继位，此即辽道宗（1032-1101年）。道宗深知父亲能坐稳皇位和自己能坐上皇位，叔父宗元是至关重要的。在即位的第三天，他就封其为皇太叔；次年，又拜宗元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给他以皇位继承的指望。同时，他还先后对宗元之子涅鲁古封以吴王、楚王，让其知南院枢密使事。这些措施延缓了宗元集团的最终摊牌，道宗得以有时间巩固皇位。
耶律宗元知道等待侄子的皇位太不现实，他本人虽不能说决无称孤道寡之心，但至少还没有利令智昏，否则他完全可以抢在兴宗死时与侄儿一决雌雄。但他终于抗不住儿子再三的蛊惑。其子涅鲁古性格阴狠，兴宗早就说他“目有反相”。清宁九年（1063年）七月，道宗例行秋捺钵，耶律宗元集团决定趁机发动政变。道宗接到密报，还将信将疑的派人去召涅鲁古以为试探。使者好不容易从涅鲁古处死里逃生，道宗这才派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去拘捕叛党。
宗元父子见使者逃脱，便率先发兵进攻道宗捺钵的宫帐，耶律仁先和知北院枢密院事耶律乙辛、北院宣徽使萧韩家奴等率宿卫数千殊死抵御。激战中，涅鲁古中箭身亡，宗元也负伤而退。次日，宗元率兵再攻行宫，而勤王军也正赶到。萧韩家奴在阵前规劝叛军不要自找灭族之祸，心理攻势使叛军顿作鸟兽散。宗元仅带残骑数人北逃至大漠，长叹一声“涅鲁古使我走到这一地步”，自缢而死。
耶律宗元叛乱是辽朝历史上皇族内部最激烈的皇位之争。契丹由游牧部族立国，原先各部族首领的部曲军队继续保存，而宗室亲王的兵力尤为雄强，多到千余骑，倘若他们还担任朝廷北面官中的主兵之职，聚集一定数量的叛军并不困难，这也是辽朝皇族谋叛频仍的原因所在。类似情况在西夏和金朝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耶律宗元叛乱被平定后，道宗深感家族至亲不可信任，而对平叛有功的耶律仁先和耶律乙辛尤其倚重，让他俩共知北院枢密事。但乙辛是一个“外和内狡”的野心家，不久就将仁先排挤出朝，并与北府宰相张孝杰、北面林牙耶律燕哥和殿前副点检萧十三结为死党，操纵朝政。道宗却对乙辛反而宠幸有加，特许他四方凡有军旅之事，得以便宜从事。
大康元年（1075年），皇太子耶律濬兼领北南院枢密院事。皇太子聪慧贤能，这一任命对包藏祸心的乙辛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乙辛集团处心积虑要除去皇太子，便先从诬陷其生母懿德皇后萧观音入手。这时，道宗因皇后经常进谏而有所疏远。耶律乙辛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向道宗诬告皇后与伶官赵惟一通奸（《焚椒录》有详细记载）。道宗不分青红皂白，根本不听皇后的辩白，挥起铁骨朵差点将她打死，并命耶律乙辛和张孝杰穷治，终于铸成冤狱。这年十一月，皇太子哭着请求代母去死，道宗不准，仍赐皇后以白练自尽。皇太子发誓将来一定为母报仇，耶律乙辛也决心斩草除根。
大康三年，耶律乙辛又让党羽诬构皇太子结党，图谋废皇帝自立。道宗竟派耶律燕哥去审讯太子。皇太子对他说：“皇帝仅我一子，我岂会做这种事。你是我的兄弟辈，请代向皇帝辩白无辜！”燕哥却慌奏太子已经伏罪。道宗居然信以为真，将太子废为庶人，押往上京囚禁。乙辛旋即派心腹前往追杀，谎称病死。道宗欲把皇太子妃召来，乙辛又肆无忌惮的派人杀害了太子妃。皇太子的儿子耶律延禧才三岁。
大康五年，按例捺钵出猎，耶律乙辛心怀叵测，以皇孙年幼巡猎不便为理由，建议道宗留下皇孙。道宗打算同意，北院宣徽使萧兀纳自请侍卫皇孙，以防不测。道宗这才有点领悟，带上皇孙同行，对乙辛也生了疑心，不久就命其出朝任职了。其后，道宗加强了对唯一直系继承人的保护工作，并替皇太子昭雪，以天子之礼改葬，以便逐步确立耶律延禧的皇储地位。大康九年，业已失势的耶律乙辛私藏兵器准备前往宋朝避难，事发被缢杀。
耶律乙辛专政时期，不仅构陷了辽朝历史上牵涉面最广的懿德皇后和皇太子两大冤狱，并且直接使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谗言竟兴，奸邪并进，阿顺者受荐用，忠直者被斥逐。但正如《辽史》所说，这一切都是道宗“不明无断，有一养成”的。
道宗绝非治世之君，他用人选官不能决断，竟让候选者掷色子，以胜者命官。耶律俨掷了个头采，道宗说是上相之征，让他迁知枢密院事。大安四年（1089年），他推行入粟补官法，吏治更加腐败。他佞佛成性，一岁饭僧三十六万，一日度僧三千余人。民众起事、部族反侧，则频频发生，以至史称“甲兵之用无宁岁”。耶律宗元叛乱和耶律乙辛专政更使统治集团尽失信任，大伤元气。道宗在位四十六年，仅少圣宗二年，如果说圣宗将辽朝引导到鼎盛的巅峰，道宗则将其推入了衰亡的深渊。
寿隆七年（1101年），辽道宗死，耶律延禧即位，是即辽天祚帝。他即位以后首先着手为祖母和父母平反。其次是为首耶律乙辛迫害的朝臣平反。再次是严惩耶律乙辛集团骨干分子：活着的处死，死了的剖棺戮尸，株连后代。
不过，天祚帝已是亡国之君。他在位二十五年，继承的是道宗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临的是内外交困的棘手局面，史称其为君为政却是：“拒谏饰非，穷奢极侈，盘于游畋，信用谗谄，纲纪废弛，人情怨怒”。于是“剧盗相挺，叛亡接踵”，即便没有外来打击，也已经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了。
更何况天祚帝丝毫不意道宗为前鉴，吸取明辨忠奸的沉痛教训，却在金朝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再次上演了杀妻灭子的内乱悲剧，加速了辽朝的覆亡。一个国家是经受不起一再内乱的。历史上亡国易代几乎都是外患内乱造成的，但又往往内乱先作而外患随至。内乱的可怕，正如古人所谓“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
细说宋朝44：金太祖建国破辽
生活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流域的女真，其族源可以追溯到先秦的肃慎，但在文献上确立“女真”译名，则迟至辽朝立国以后。散处在辽阳（今属辽宁）周围的曷苏馆女真，称为熟女真，已成为辽朝的编民；居住在松花江以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以东的女真诸部未入辽朝编籍，还保持着本族习俗制度，称为生女真。
活动在安出虎水的生女真完颜部落，在辽兴宗时逐渐强盛，联合诸部组成部落联盟，完颜部首领乌古廼任联盟长，辽朝则按例封其为节度使。乌古廼死后，其子劾里钵继任，其后四十年间，联盟长始终由劾里钵一家继承。
辽天庆三年（1113年）岁末，劾里钵次子阿骨打继任联盟长，称都勃极烈，他就是金朝的开国皇帝金太祖。史载阿骨打状貌雄伟，膂力过人。劾里钵预言：“只有这个孩子能解决契丹问题。”
生女真作为辽朝属部，每当辽朝皇帝捺钵出猎，其首领就得追随左右，奴仆般的为其呼鹿、射虎或搏熊。这种主奴式的羁縻关系，两者实力稍一失衡，加上适当的导火线，必然会破裂。天庆二年，阿骨打带其兄完颜部落联盟酋长乌束雅，前往参加辽天祚帝在混同江（即今松花江）上的鱼头宴。席间，女真各酋长依次歌舞助兴，轮到他时，他怒目直立，推辞说不会，坚决不从命，差点被天祚帝杀害。
继任以后，辽使来责问阿骨打为何不发丧，他反问道：“有丧而不来吊唁，还要问罪吗？”阿骨打的强硬态度，从一个侧面表明女真的实力已不容小觑。而海东青事件恰好成为打破契丹女真间这种主奴羁縻关系的导火索。
生女真地区的海中出产一种“北珠”，每年十月以后才能从海蚌中获取，但其时北国已冰天雪地，采蚌者绝对难耐此奇寒。当地有一种天鹅，以蚌为食，而藏珠于嗉囊之内。另有一种名为海东青的猛禽，来自五国部以东的海中，专门搏杀天鹅。只要能得到它，也就能够捕到天鹅，剖取北珠了。
北宋后期，这种北珠大得东京宫闱和官场的青睐。辽朝在与北宋的榷场贸易中因其身价百倍而大获好处，便把生女真直到海滨的通道称为“鹰路”，每年派出“银牌天使”向生女真索要海东青。这些银牌天使所到之处不仅恣意勒索，还随心所欲的每晚命年轻美貌的女真妇女“荐枕”，而不问其婚嫁与贵贱，因而激起女真民族的同仇敌忾。
自乌束雅起，女真已以辽朝接纳女真叛人阿疏为由，拒绝辽使来往鹰路。阿骨打继任的次年，再次遣使向辽索讨阿疏，实际上是打探虚实。当得知天祚帝的骄奢废弛以后，阿骨打便决意备战伐辽。辽朝侦知，遣使指责其心蓄异志，阿骨打毫不含糊的回答：“倘若遣返阿疏，仍将继续朝贡。否则岂能束手受制于人？”这无异于向辽公开下战书，战争已不可避免。
天庆三年九月，阿骨打先发制人，进军宁江州，各部落前来会师。阿骨打传梃誓师：“你们同心戮力，有功者，奴隶部曲为平民，平民为官，原先为官的按功劳大小晋升。倘若违背誓言，身死梃下，家属无赦！”（这一誓词表明当时的女真社会已盛行奴隶制度）次日，女真军进入辽界，与辽军激战，辽军溃奔，死者十之七八。十月，阿骨打率女真军攻克宁江州。
宁江州之战一结束，阿骨打即将原女真部落因征掠、围猎而设的部族组织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领兵制，改造为整齐划一的兼具军事行政性质的社会组织单位，按每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把招抚的熟女真和生女真都进行了统一编制。此举有效削弱了血缘氏族组织的残余，强化了地缘行政的因素，有力促进了女真诸部的统一。在其后金朝征服辽、宋的过程中，猛安谋克制也被用以编制降附地区的人民。
十一月，辽军派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引兵十万屯驻在鸭子河北，准备与女真军一决雌雄。抓住萧嗣先以为女真军不敢轻易出击的侥幸心理，阿骨打偷渡混同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攻袭，两军在出河店（今黑龙江肇东）相遇，辽军溃不成军，统帅萧嗣先率先逃遁，仅率十七将士生还。女真军乘胜追击，缴获车马甲兵无数。
辽朝枢密使萧奉先唯恐其弟嗣先获罪，对天祚帝说：“若不赦免东征溃兵的败阵之罪，恐怕将相聚为患。”于是，天祚帝颁布大赦令，萧嗣先仅免官而已。辽朝将士私下议论说“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便无复斗志。契丹曾流传一种说法：女真兵卒过万则不可匹敌。出河店之战以后，女真军队超过了一万，兵锋所向，契丹军无不望风披靡。
次年正月，阿骨打仿中原制度，废除都勃极烈，即皇帝位，是即金太祖，改元收国，国号大金。他对群臣说：“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强，但也会朽坏。只有金不变不坏。”他改变了与国相分治女真诸部的旧制，确立了勃极烈制，分设谙般、国论忽鲁、国论乙室、阿买、昃等勃极烈共掌国政。他还指示完颜希尹和叶鲁仿辽、汉文字，创制女真文字，在天辅三年（1119年）颁行，此即女真大字，以区别金熙宗颁布的女真小字。太祖立国，庶事草创，尽管简朴疏略，甚至还没有宫室之制，却是女真民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收国元年（1115年）九月，金太祖攻陷了辽朝在东京道的重镇黄龙府（今吉林农安）。辽天祚帝在金朝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被迫亲率十万辽军主力，号称七十万，开赴黄龙府。而金太祖以二万之众，在深沟高垒严阵以待的同时，准备亲率骑兵给辽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就在决战前夕，辽军都监耶律章奴临阵发动政变，率兵直奔上京，准备拥立天祚帝的堂叔、魏王耶律淳为帝。这次政变是辽朝各种社会矛盾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反映。天祚帝只得从前线西还平叛，章奴谋叛虽被镇压，但金太祖却趁着辽天祚帝西撤之机，集中兵力追击其中坚，辽军死者绵延达百余里。
其后，女真军节节推进，先后攻占了辽朝东京道诸州县，同时却与辽朝使节往还，进行和谈，以和备战。这在金太祖是为了赢得巩固占领区的间隙，而辽天祚的却是求之不得的。天辅元年（1117年），金太祖派兵趁墟攻下长春州（今黑龙江肇源西南）和泰州（今黑龙江白城），其战略意图直指上京。
为了阻止金兵西进，辽天祚帝命耶律淳招募了二万八千名辽东饥民，让他们抱怨于女真，名为“怨军”。这种让人为他卖命的招数，也没能挡住女真铁骑的凌厉攻势，上京临潢府周边州郡接二连三的陷落。
辽天祚帝日夜忧惧，把珠玉珍玩打了五百多包，备了二千匹骏马，准备随时出逃。他扬言道：“我和宋朝是兄弟，和西夏是舅甥，到哪里都不失一生富贵。”一个在大敌当前首先想到了政治避难的国家首脑，这个国家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天辅四年（1120年）五月，金太祖亲率大军攻占了辽朝的上京，辽天祚帝逃往西京大同府，辽朝郡县已失其半。不久，金朝又与宋朝订立了联合灭辽的海上之盟，全面灭辽的序幕已经拉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辽朝再次发生了朝野震惊的内乱。
辽天祚帝共有六子，依次为晋王敖鲁斡，梁王雅里、燕王挞鲁、赵王习泥烈、秦王定和许王宁。其中文妃所生晋王因贤能最受国人拥戴。而元妃之兄萧奉先时任北院枢密使，他擅断朝政，一心想让元妃所生的秦王能继承皇位，便处心积虑诬陷文妃和晋王。
文妃萧瑟瑟有三姐妹，大姐嫁给耶律挞葛里，三妹嫁给耶律余覩。保大元年（1121年），耶律余覩正率兵与女真在前线打仗，文妃之姐去军中看望她随军的三妹。萧奉先就诬告驸马都尉萧昱与耶律挞葛里、耶律余覩勾结谋反，拟立晋王为帝，以天祚帝为太上皇，文妃也预知此事，而其姐是去军中通风报信的。昏愦的天祚帝竟然杀了萧昱、耶律挞葛里和文妃之姐，文妃也被赐死，惟有晋王幸免一死。
远在前线的耶律余覩得到消息，在怨愤绝望中率心腹投降了金朝。天祚帝急派奚王府萧遐买等将领率兵追击，诸将追至半途商议说：“主上偏信萧奉先。余覩乃宗室豪杰，倘若抓了他，改日我们都会成为余覩的。”于是，就放其逃生，以“追袭不及”复命。辽朝民心军心也由此可见了。
由于耶律余覩熟知辽朝内情，他的反戈，使阿骨打灭辽得到了最佳向导，金军更是指顾如意，势如破竹。天辅六年（1122年）正月，金军以余覩为先锋攻陷了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刚从中京逃到南京（今北京）的天祚帝，接到战报，惊魂未定，就逃到鸳鸯泊（在今河北张北西北），企图躲避金朝的兵锋。不料余覩摸透了天祚帝的意向，与完颜娄室的金军尾追而来。
萧奉先还是一味的窝里斗，他对天祚帝说：“余覩引金军前来，为了拥立他的外甥晋王。为江山社稷，应不惜一子，宣布晋王罪行，将其诛杀，绝余覩之望，他便会自行退兵的。”天祚帝居然信以为真，上演了所谓为国杀子的闹剧。听到晋王被赐死，诸军流涕，人心解体，谁也不愿为辽天祚帝卖命了。
而余覩听说此事，不仅没有退兵，凡而穷追天祚帝。天祚帝先逃往西京，感到还不安全，再逃往夹山（今内蒙古武川西南）。这时他才痛感萧奉先误国，愤怒的说：“现在杀你，也于事无补。你们避敌苟安，必然祸及于我，不必随行了。”萧奉先父子行不多远，就被手下人绑送金军，途中遭遇辽兵，其父子又被抢回，终于被天祚帝赐死。但一切为时已晚，在这对君臣折腾下，辽朝气数已尽，天祚帝到处流窜，惶惶如丧家之犬，也不过晚了几年当亡国之君。
辽天祚帝逃入夹山时，命耶律淳以燕王留守南京。三月，因与天祚帝消息隔绝，群龙无首，汉人宰相李处温与耶律大石等拥立耶律淳为天锡皇帝，改元建福，实际控制燕云与中京路部分地区，为与控制夹山以北的天祚帝政权相区别，史称北辽。不久，北辽击退了企图攻占南京的北宋童贯的大军，在辽金战场上却一筹莫展。
六月，只做了三个月皇帝的耶律淳病死，遗诏立天祚帝第五子秦王定为帝，因秦王还在天祚帝身边，只能遥立。这种只有皇帝名分，却没能过上一天皇帝瘾的怪事，也只有乱世才会出现。而天锡皇帝的萧德妃被尊为皇太后，改元德兴，权知军国事。
这时，北辽宰相李处温父子见势不妙，正在为自个儿身家性命找退路。他南通童贯，准备挟持萧德妃向宋纳土；同时北通金朝，答应做灭辽的内应。萧德妃发现后，历数他们数十款误国罪行，将其父子处死，籍没其家时，抄出他当北辽宰相仅数月间搜刮的钱七万缗，珍宝不计其数。
十一月，萧德妃五次上表金朝，表示只要允许立秦王为北辽皇帝，金朝其他条件都可答应。但金太祖岂能容许行将就木的辽朝与金朝划界并存，根本不理睬北辽的表章，由西北挥师直指居庸关。守关的辽兵不战而溃，金兵长驱南下。十二月，南京的辽将献城纳降，北辽历时不到一年，即告灭亡。
保大三年（1123年）初，耶律大石收拾残军拥萧德妃出古北口，力主西投天祚帝，集结力量再谋救辽大计。到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见了天祚帝，其他拥立耶律淳的大臣都被赦免，但德妃还是难逃一死。
这年五月，因夏崇宗邀请，天祚帝渡过黄河投奔西夏。听说辽天祚帝避难西夏，金朝立即给西夏施加压力，于是天祚帝再也不能在外甥之国呆下去，只得渡河东还。其后，他继续流窜，苟延残喘的躲避金朝的兵锋。保大五年（1125年）二月，他终于在余睹谷被金将完颜娄室俘获，押往金朝上京（今黑龙江阿城），三年以后病死于长白山以东的囚所。
在金军攻陷燕京的次年，天辅七年（1123年），金太祖把洗劫一空的燕京等六州按约交给宋朝，八月在返回上京途中病死。
金太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建立金朝和灭亡辽朝。他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辽朝的灭亡，但已经奠定了胜局；他草创的制度，实现了女真社会从氏族制度向文明国家的过渡，支配着太祖、太宗两朝的金朝政治。《金史》称赞他“数年之间，算无遗策，兵无留行，底定大业，传之子孙”，其地位与耶律阿保机在辽史上正相仿佛。
细说宋朝45：海上之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