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三年正月，江西将李宗谅诱戍兵叛，寇筠州。三月，为李纲派兵击降，被杀。
宋太祖曾自豪的说过“吾家之事，惟养兵为百代之利”，推其用意，是将桀骜恣肆的不稳定因素强制融入军队这一国家机器中，使其难以直接危害社会与政权。但太祖没有料到军队本身也有这种全面失控的时候，这时，收隶尺籍的犷暴之民经过了训练，拥有了武装，结成了集团，就像上百头突破铁笼的恶狼与猛虎，不仅使历经战乱的国计民生雪上加霜，而且直接威胁到南宋政权的自身安全与立足根基，其危害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高宗小朝廷南渡以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所谓“群盗”上，以至当时宰相赵鼎都说：“渡江以来，每遣兵将，只是讨荡盗贼，未尝与敌国交战。”南宋政权剿灭流寇，消除了腹背受敌的威胁，巩固了后方，有利于南宋的社会安定与经济恢复，这一战争大体到绍兴五年基本完成。在平定流寇集团中，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和岳飞所起作用最大，并通过对流寇的招降与改编，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成为拥有重兵的中兴四大将。
现在，再来说说这一时期的农民武装。土地兼并与赋税繁重，往往是农民揭竿而起的症结所在，这里有必要补充说说两宋的赋税。宋代无地的佃户向地主交纳地租，国家则向土地所有者（不论地主还是农民）征收两税，夏税征绢麦，秋税征粮食。此外还有“支移”、“折变”、“和买”、“和籴”等附加税。所谓支移，是借口将两税实物运送边地而征收的“道里脚钱”；所谓折变，是有意让纳税户将实物折成货币，或将货币折成实物，从中收取附加费；所谓和买，原意为公平买卖，也称和预买或预买，实为政府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强行预购两税中的绢匹等物，后来干脆连低价也都不付，变为一种附加税。所谓和籴，就是政府以低价向民户强征两税以外的粮食。
南宋一建立，就打着抗金的旗号，巧立各种苛捐杂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借口供应军用而新增的附加税中，最苛急的有三种：一是南宋初年东南诸路征收的版帐钱，以两浙路最为繁重；二是绍兴二年起在江南东西路、两浙路和荆湖南路各州县按月交纳的月桩钱；三是绍兴五年新征的总制钱，与徽宗末年开征的经制钱合称为“经总制钱”，有些地区的经总制钱竟达正税额的三倍之多。此外，东南地区还有二税的附加，例如和籴、和预买、折帛钱、预借。和籴、和预买是沿用北宋旧例；所谓折帛钱就是将和预买中的绢匹改征货币；预借就是提前征收明年以后的赋税，最多的甚至预借到六年以后。另据记载，江西、湖南在正税以外，还有“正耗”、“补欠”、“和籴”、“斛面”等名目，一石正税米往往要收到五六石；收税钱则还有“大礼”、“免夫”、“纲夫”、“赡军”等名堂，一缗税钱往往要收到七八缗。建炎绍兴之际的连年战争，军队的馈饷和朝廷的开支，都要有江南农民来承担，不时之需，无名之敛，几无虚日，老百姓简直无以聊生。
与此同时，两宋之际空前残酷的战争破坏也迫使人民铤而走险。建炎三四年间，金军渡过长江，蹂躏两浙路、江南东西路和荆湖南北路的广大地区，加上望风溃逃的南宋官军与流窜不定的流寇集团，一茬又一茬的烧杀抢掠，硬是把农民逼上了绝路。在这种形势下，哀哭无告的广大农民只有结众自保，才是唯一生路。
唯其如此，这十年之间成为两宋农民起义的洪峰期，次数之密集，区域之广泛，在两宋是仅见的。其中规模与影响最大的就是钟相杨幺起义。
靖康二年春，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钟相命其子钟昂率义兵三百前往勤王，高宗南逃时被遣返原籍。钟相并没有按朝廷之命解散这支武装，而是结寨自保，抗击南下的金兵、溃兵与流寇。
建炎三年冬，金军南侵荆湖，流寇孔彦舟也盘踞洞庭湖沿岸诸州，为害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次年二月，钟相揭竿而起，建号大楚，自称楚王，建元天载（一作天战），控制了洞庭湖周边诸州十九县，在洞庭湖中建立了水寨。起义军也利用秘密宗教作为组织民众的工具，这种宗教是否也是摩尼教尚难确定。钟相鼓吹：“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对贫苦民众是富有吸引力的，四方民众络绎前来投拜入法。
在“群盗”并起的形势下，南宋政府推行了以盗制盗的方针，即任命一些兵强马壮的流寇集团的首领为镇抚使或捉杀使，让他们去消灭其他流寇集团和农民武装。二月，孔彦舟被宋朝任命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让他去对付钟相。孔彦舟派出间谍，混入义军，里应外合，在三月的一个深夜，偷袭了钟相的大营，俘杀了钟相及其妻儿。
起义军虽受到重大挫折，但推举杨幺为领袖。他原名杨太，当地称兄弟中幼小者为“幺”，故称其为杨幺。杨幺自称“大圣天王”，立钟相之幼子为太子，很快将队伍发展至二十万人。他以洞庭湖为根据地，在湖里建立了面陆背水的大小水寨数十个，进可陆耕，退可水战，形成了陆耕水战的战略方针。
为提高水战能力，起义军让俘获的工匠高宣打造二十四车至三四十车的车船。这种车船形制雄伟，分二或三层，大者长三十六丈，高七丈余，可载千余人，以人踏车，以轮击水，进退灵便，行驶疾速，左右前后各设长达十余丈的“拍竿”，用来发巨石击碎敌船。车船与海鳅等战船配合，使起义军掌握了水战的主动权。
宋朝采取剿俘并用的政策。招安虽令个别动摇者叛变投敌，杨幺却始终不为所动，为了粉碎诱降阴谋，他后来对前往招安的官员一概予以镇压。
绍兴三年六月，宋荆南制置使王燮率兵六万，水军正副统制崔增、吴全率水师一万，与鼎澧镇抚使兼知鼎州程昌寓联合进剿。杨幺诱敌深入，在阳武口（在今湖南汉寿东洞庭湖口）大败宋朝水军，崔增、吴全溺水战殁，一万水师全军覆没。而派去招安的官员，一再被杨幺处死，大半回不来。宋朝政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杨幺起义军的壮大，引起两方面的重视。
其一是伪齐刘豫方面。李成投降伪齐以后，绍兴四年曾奉命派遣密使，游说杨幺“联军灭宋，分地而王”，为杨幺拒绝。时隔一月，李成又派人携官诰、金束带等前来诱降，被义军尽行杀戮，沉尸入江。关于杨幺起义军与伪齐的关系，也有与此截然相反的说法，以为两者勾结，约好李成由陆路、杨幺由水路，在两浙会合，“赴行在作过”。但坚持大义说有已然的事实可以作证，而勾结伪齐说充其量只是或然的道听途说，且未有实际的行动可以证实，即便在后来宋朝大军开赴水寨的情势下，不但伪齐绝无声援的举动，杨幺也绝无逃往伪齐的迹象，故后说不足为信。
其二是南宋方面。对朝廷来说，杨幺控制长江上游之地，阻遏漕运，独占一方，已成为与金兵、伪齐鼎足而三的心腹之患，“不先去之，无以立国”。到绍兴五年，南宋政府或剿灭，或招安，已基本解决了为患江南的各大流寇集团。这年五月，右相兼知枢密院事张浚以都督诸路军马的身份坐镇潭州督战，命岳飞从抗金前线调来精锐部队进行镇压。
岳飞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诱降了少数起义军首领，熟知了内情，决定了对策。他先派人暗中打开西洞庭湖的堰闸，降低水位；而后名官员编制巨筏，堵塞主要港汊河道；再将大量青草束投入湖中，以阻挠车船的正常行驶。六月，岳飞向杨幺大营发起总攻。杨幺以车船迎战，舟轮被腐草羁绊，行进不便，欲退入港汊，又为巨筏所阻，终于被俘遇害。十几万起义军中，老弱者归田，岳飞将五六万少壮者编入岳家军。
钟相杨幺起义坚持七年之久，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当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进步性。但作为处于宋金之间的农民政权，长期并存似无可能，既不利于抗金大局，也不利于南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陈寅恪有诗云“妖乱豫幺同有罪”（豫即伪齐刘豫，幺即指钟相杨幺），也许正是从这种历史大格局而言的。
细说宋朝51：刘豫与伪齐
建炎四年（1130年），宋金关系上有四件大事不得不说。其一，三月，金军结束了对南宋小朝廷的追击，在还师途中受到韩世忠、岳飞军队的痛击；其二，九月，宋军在富平之战中败绩，只能退保川蜀；其三，七月，金朝扶植了“大齐”傀儡政权；其四，十月，金朝放回秦桧，鼓吹南北议和。这四件事都是宋金对峙格局基本形成的标志。前两件已在《建炎南渡》与《从争夺关陕到保卫川蜀》中作了交代，这里且说刘豫与伪齐，秦桧放入下回分解。
宋金战争初期，金朝最初的目标是活捉宋高宗。靖康之变时，金军把全部在京的皇族宗室俘虏北上，以后又必俘高宗而后已，用意就是将赵宋皇室的合法继承人斩草除根，然后卵翼一个傀儡政权，成为金朝的藩属国，构成金宋之间的缓冲屏障。当时，新兴的金朝感到自己还没有力量控制诺大的中国，因而先是立张邦昌，继而立刘豫。
刘豫原来在宋朝任济南知府，后降金朝，受命管辖山东河南地区。建炎四年七月，经完颜挞懒奏请，金朝册立他为“大齐”皇帝，定都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金齐以黄河故道为界，伪齐向金“世修子礼”，也是十足的儿皇帝。次年，伪齐迁都汴京，实行与南宋相似的制度以招徕中原民心。
伪齐建立以后，战争主要在宋齐之间进行。绍兴三年正月，宋襄阳镇抚使李横率军北攻伪齐，攻占了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东），进而控制了郑州以西、黄河以南的广大区域，直逼汴京。刘豫向金朝告急，完颜宗弼亲率大军增援，金齐联军合力展开反击。宋朝对义军出身的李横心存疑虑，刘光世与韩世忠扬言声援，却按兵不动。李横外无援兵，内乏粮草，只得一路败退至洪州（今江西南昌），不仅丢了颍昌，连襄阳府等襄汉诸州府都被伪齐所占领。伪齐既可以溯江而上进攻川蜀，也可以顺流而下直取吴越，对南宋安危构成巨大威胁。
次年五月，南宋命岳飞出师襄汉，高宗行前警告他只许收复李横原先“所守旧界”，不许越界到伪齐领土上，否则，“虽立奇功，必加尔罚”。岳飞出兵不到三个月，次第克复襄汉六郡。年仅三十二岁的岳飞也因功授为清远军节度使，继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和吴玠之后成为第五个建节的武将。
刘豫深知，与南宋为敌是自己存在的唯一前提。绍兴四年九月，他再次南侵，金朝派讹里朵、挞懒权左右副元帅率兵五万以为声援。金齐联军避开岳飞所在的中路战场，向东线两淮地区发动进攻。高宗一方面做好再次出逃的准备，一方面名张俊率部往援驻守镇江的韩世忠，命令从淮西前线逃遁的刘光世移军建康府。但张、刘二人畏敌如鼠，张俊借口“坠马伤臂”压根儿不肯渡江。只有韩世忠移师扬州，然后诱敌深入，在大仪镇（今江苏扬州西北）设伏，大败金军。
金军在淮东捞不到便宜，宗弼与挞懒便转攻淮西，十二月，在庐州（今安徽合肥）也遭到驰援前来的岳飞军队的痛击。岁末，听说金太宗病危，宗弼与挞懒匆匆北归，伪齐军队失却了后盾，也只得结束“南征”。
绍兴六年十月，刘豫征发三十万军队分三路进攻两淮。当时，韩世忠驻军楚州（今江苏淮安），张俊扎营盱眙（今属江苏），刘光世屯兵庐州，岳飞扼守鄂州（今湖北武昌）。听到伪齐南下的情报，张、刘二将故伎重演，准备开溜。刘豫之侄刘猊率领伪齐东路军在受到韩世忠军阻击后向西撤退，准备与刘豫之子刘麟率领的中路军会合，在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与张俊部将杨沂中遭遇，双方激战，杨沂中取得了藕塘之战的胜利。伪齐刘麟率中路军与孔彦舟率西路军闻讯以后便仓皇退兵，三路攻宋的计划被彻底粉碎。
刘豫在宋齐战争中一再失利，金朝感到伪齐不但不能成为金宋之间的缓冲屏障，反而成为金朝甩不掉的累赘包袱，兼之金朝也摸索出统治中原的有效形式，便渐生废掉伪齐的念头。刘豫请求立刘麟为皇太子，以试探金人意向，遭到拒绝。绍兴七年十一月，应实权派大臣完颜宗磐与挞懒的要求，金熙宗废除大齐国，废黜了刘豫，在汴京设立行尚书台，治理河南、陕西地区。刘豫仅做了八年儿皇帝，却与石敬瑭那样遗臭万年。
细说宋朝52：秦桧、张浚与赵鼎的三角关系
秦桧在靖康之变时任太学正，倒也是反对割让三镇的强硬派。金人拥立张邦昌，他在御史中丞任上，已经有点畏缩，勉强在御史台合台反对的议状上签了名。被俘北上后，他见风使舵，暗中投靠金朝当时的实权派完颜昌（挞懒）。
建炎四年（1130年），挞懒进攻楚州（今江苏淮安），他随军南下，十月，与妻子王氏带着大量财物与随从，投奔宋朝在涟水军（今江苏涟水）的水寨，次月航海到达当时的行在越州（今浙江绍兴）。据其自称是杀了监视自己的金军，夺舟来归的，不过，带着众多的家眷随从与丰厚的金银财宝，无论如何不像亡命逃跑的架势，当时人多以为他是金朝特意放回的奸细。
秦桧初见高宗，就提出“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主张南北议和。秦桧自主和议正中高宗下怀，他来自金朝习知内情，宰相范宗尹也称赞他忠诚可信，归朝仅三个月，秦桧就当上了参知政事。
范宗尹可谓少年得志，刚三十出头就当上了宰相。他做了三件事：其一，撤销了行营司，恢复了枢密院领兵的旧制；其二，在与金、齐犬牙交错的地区，任命南宋将领、游寇首领或义兵领袖为镇抚使，让他们守土保民，抗金平盗，因镇抚使良莠不齐，有的的确能起些作用，至于李成、孔彦舟之类反而乘机为害一方；其三，建议追夺徽宗以来的“滥赏”，因涉及面太大而浮议蜂起，秦桧原来“力赞”此议与宗尹保持一致的，见高宗不打算“归过君父，敛怨士夫”，便落井下石，使宗尹在绍兴元年（1131年）七月罢相出朝，为自己独揽朝政扫除了第一个障碍。
其时，相位空缺，高宗从江东召回在苗刘之变中勤王有功的旧相吕颐浩，有意让他重新主政。秦桧觊觎另一相位，对高宗表示：倘若为相，将有二策耸动天下。高宗也想试用一下秦桧，八月任命他为右相，此月让吕颐浩为左相。秦桧自知还不足以与吕颐浩争衡，便拉拢名士，壅植人望。而后就有人进言高宗，建议二相分任内外之事。绍兴二年四月，高宗决定让吕颐浩兼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开府镇江，专治军务，秦桧专理朝政。
吕颐浩发现秦桧在排挤自己，便举荐前宰相朱胜非出任同都督，以共同对付秦桧。朱胜非在苗刘之变中与叛将虚与委蛇，在缓解事态、争取时间上是有功的，但考虑到自己与政变者打过交道，政变平定后就自请罢相。高宗清楚知道秦桧任相以后在植党揽权，他虽然始终欲与金朝媾和，但这时还没有达到非秦桧不用的地步。高宗对朱胜非印象不坏，就召他回行在日赴朝堂议事。
秦桧迫不及待地向高宗兜售了自己“耸动天下”的方策，核心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这是秦桧初见高宗时提出的“南自南，北自北”方针的具体化，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但这次高宗却勃然大怒：“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秦桧仅做了一年的宰相，就被罢免。
接着是吕颐浩与朱胜非并相。但颐浩在次年九月也被罢相，他主张对金朝与伪齐用兵，但宰相肚量稍狭，不能用李纲。绍兴四年九月，朱胜非罢相，由赵鼎替代他独居相位。赵鼎号称中兴名相，《宋史》对其秉政方略有一段评价：“及赵鼎为相，则南北之势成矣。两敌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衅，则养吾力以俟时，否则徒取危困之辱。固鼎之为国，专以固本为先。”张浚从川蜀召回以后，一度被免职。赵鼎以为他还是个人才，仍让他起知枢密院事，视师江上。绍兴五年二月，高宗命赵鼎为左相，张浚为右相。
张浚在对金方针上是坚决的主战派，他在镇压杨幺起义以后，以为安内业已完成，可以转而攘外。绍兴六年初，张浚决策出兵，收复失地，由韩世忠出淮东进攻京东东路，岳飞出襄阳直取中原。二月，韩世忠进围淮阳军（今江苏邳县西南），金齐联军驰援，宋军被迫退回。七八月间，岳飞的军队直导伊洛，逼近西京洛阳，朝野大为振奋。张浚要求高宗移跸建康鼓舞士气，赵鼎力求稳健，主张进幸平江（今江苏苏州）。
十月，伪齐三十万大军分三路进攻淮西，赵鼎的措置略有乖张，他一方面主张回跸临安，一方面让高宗手诏张浚放弃淮西退保长江。张浚得知伪齐军队并无金军后援，力主不能轻易回跸，以免军心动摇，高宗也终于回心转意。其后，因杨沂中的藕塘之捷与岳家军的驰援，伪齐军被迫北撤。
在淮西之战的处置上，赵鼎大失其分，张浚大得人望，他乘机逼迫赵鼎罢相出朝。与此同时，张浚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误以为秦桧“柔佞易制”，绍兴七年正月，再次引荐他入朝为枢密使。
这时，张浚总中外之政，以恢复相号召，但他最先着手的却是“谋收内外兵柄”，揭开了宋代第二次削兵权的序幕。所谓第二次削兵权，是相对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而言的。在涉及这一问题前，有必要回顾建炎绍兴之际武将势力的崛起与宋朝家法之间的冲突。
南宋政权一诞生，为对付金军、流寇与农民起义，朝廷不得不默许南渡诸大将在镇压流寇集团与农民起义时将溃兵与农民整编入伍。这样，南宋初年的兵权经历了一个由分到专的过程，日渐集中到少数将帅的麾下。这些将帅把官军变为私兵，众军相称必曰某姓某家之兵，例如张家军（张俊）、刘家军（刘光世）、杨家军（杨沂中，后来高宗为其改名存中）、韩家军（韩世忠）、吴家军（吴莭、吴璘）等，凡此无不表明军队国家化的性质正在淡化，私家武装的性质却日趋强化。
随着军事势力的膨胀，武将的政治地位也急剧上升，诸大将如张、刘、杨、韩、吴、岳都官拜两镇节度使，张、刘、韩还加到三镇。在经济上，他们以充实军费为名，军队经商，侵夺国家财利。武将势力的坐大是建炎绍兴之际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与太祖以来抑制武将的祖宗家法是格格不入的。
大约从建炎末年以来，不同派别的文臣就以祖宗家法捍卫者的身份提出形形色色削兵权的方案，其中虽有主和派的韩肖胄，也有主守派的廖刚、李弥逊、张守和张戒，却还有主战派的王庶、陈规、陈公辅和胡寅，甚至还包括抗战派的代表人物李纲，当然还有这位张都督。
高宗不是中兴名主，却决非庸主，在时机未成熟前，他一方面以高官厚禄和土地财货笼络诸大将，一方面说些“势合则雄”的话头稳住诸将。但苗刘之变无疑令他刻骨铭心的记得武将跋扈的严重后果，如今，流寇集团与农民武装已经翦除，宋金战局也大体稳定，因而他默许张浚之举。这也是高宗在二相之争中偏向张浚的原因之一，尽管他对张浚的主战绝无好感，但比起赵鼎来，张浚有长于军事的虚名，更有利于恢复“以文御武”的祖宗家法。
张浚削兵权的第一刀砍向刘光世，他在与伪齐的淮西之战中怯懦无能是有目共睹的。绍兴七年二月，高宗与张浚任命岳飞为湖北京西宣抚使，并通过岳飞给刘光世的部将颁发了一道“听飞号令，如朕亲行”的御札，作出将让岳飞率领淮西军北伐的假象，既用以稳定刘光世统领的淮西军的军心，也为了避免其余诸大将的疑忌。
岳飞满心欢喜，以为真可以实现北伐的夙愿，就向张浚提出统兵十万恢复中原的计划，高宗、张浚却突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交给岳飞北伐，高宗的理由是淮甸之兵乃驻跸行在的保障，淮甸一旦失守，朝廷何以存身？
三月，刘光世罢去兵权，淮西军直属张浚为首的都督府，由都督府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前往节制，以刘光世的部将王德为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郦琼出身流寇，与王德本来就有积隙，吕祉一介书生不足以服众。
岳飞以为这种安排必将激起变乱，张浚准备让张俊或者杨存中前去接管，岳飞认为也非最佳人选，张浚抢白：“我早就知道非你不可！”岳飞反驳道：“你征求意见，我直陈己意，岂是为了多得兵马！”
岳飞对高宗、张浚出尔反尔十分愤慨，自求解除兵权，上庐山为母守丧。张浚派都督府参谋军事张宗元权湖北京西宣抚判官，准备取岳飞而代之。高宗对岳飞撂挑子大为震怒，但深知夺其兵权的时机尚不成熟，便一再下诏，“许卿以恢复之事”，促其出山，六月，岳飞仍下山统军。
张浚密谋召回郦琼，夺其兵权，处其死罪。岂料走漏消息，郦琼抢先在八月发动兵变，杀死了吕祉，裹胁四万多淮西军投降伪齐刘豫。淮西之变，震惊朝野，张浚成为众矢之的，高宗耿耿于怀，将其罢相。此前，高宗问他秦桧可否继任相位，张浚回答：“今与共事，始知其暗。”对他的本质似有所认识。
高宗重新起用赵鼎为相，令秦桧大失所望，他原以为张浚会推荐自己的。但他不动声色，大套近乎，讨得赵鼎的好感，以至高宗许诺赵鼎“现任执政去留惟卿”，赵鼎只说：“秦桧不可令去。”在其后的半年里，虽有台谏弹劾他有充当金朝内奸的嫌疑，但因高宗与赵鼎的信用，地位仍不可撼动。
赵鼎上台以后，废除了张浚经营的抗金错置，客观上为其后的和议起了接榫的作用。当次年三月高宗征询他秦桧任相问题时，他回答道：“用之在陛下，况自有阙”，明确表示赞同。于是，秦桧再次任右相，高宗迫切要求加强主和派的力量。
实际上，议和活动在绍兴七年已着手进行。这时，宋金战争的形式已明显有利于宋朝，高宗感到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这年正月，使金的宋使回朝报告徽宗已于前年四月死在五国城，高宗就和担任枢密使的秦桧密谋议和对策。这年九月，王伦在高宗数次面授机宜以后，以奉迎徽宗帝后梓宫（即灵柩）使的名义赴金求和。
金朝要求南宋纳币称臣作为议和的条件，作为交换，金朝答应归还徽宗帝后梓宫（专指帝后棺木）和高宗生母韦氏，归还河南地，废黜伪齐，并不久就废了刘豫。高宗大受鼓舞，更坚定了屈己求和的信心，派遣王伦再次使金。绍兴八年，宋金双方使节往还，就议和事宜讨价还价。
高宗决定议和在朝野引起巨大反响，反对的奏劄纷至沓来，抗议不断，辩论纷起。其实宰执共四人，秦桧是主和派，与高宗穿一条裤子；枢密副使王庶属于坚决的抗战派，但地位最低，面折廷争也无济于事；参知政事兼枢密副使刘大中与他所追随的赵鼎是主守派，他们并不反对议和，只是不主张放弃河北诸州，也反对过分的向金屈膝让步，王庶认为他们是首鼠两端。七月，王伦再次北上，赵鼎交待和谈口径是岁币不超过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宋金以黄河故道（即原北流）为界，宋朝不向金朝称臣受册封。
八月，高宗召韩世忠、张俊与岳飞入朝，希望通过做工作让他们至少不反对与金议和。岳飞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高宗无言以答，对他益发嫌忌。
岳飞在抗金战争中迅速崛起，名位后来居上，而韩世忠、张俊等早就成名，因而引起他们的妒忌，平杨幺后，岳飞向他俩各赠大车船一艘，韩世忠尽释前嫌，在抗金立场上与岳飞声息相通，这次也与岳飞作了相同的表态。张俊则嫌隙更深，为博高宗的欢心，他表态支持议和。
高宗已不能容忍赵鼎在议和问题上的斤斤计较，秦桧看出了这一倾向，不失时机地向赵鼎一党发动了最后的攻击。十月，他让依附于自己的侍御史萧振以不孝的罪名劾罢刘大中，并放出赵鼎将“自为去就”的流言，使朝野确信赵鼎将自动辞相。
与此同时，秦桧对高宗开价说：“畏首畏尾，不足以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请独与臣议其事。”高宗表态就委托给他，秦桧请高宗深思熟虑三天再作决定。三天后，高宗依旧表示坚决议和，秦桧请他再考虑三天。届时，秦桧见高宗仍不变初衷，才取出奏劄，“乞决和议，不许群臣干预”，高宗欣然采纳，决定独相秦桧。
距罢免刘大中仅十日，赵鼎也被罢相出朝，上距张浚罢相也仅十三个月。赵、张二人，大体说来，赵鼎识见不如张浚，张浚人品不如赵鼎。但在秦桧擅权的道路上，赵鼎与张浚一样，始惑其献媚，终识其奸伪，却为时已晚。十一月，激烈反对和议的王庶也被高宗罢去，至此，秦桧独相的局面正式形成。
秦桧把自己的亲信孙近提为执政，台谏官也都换上了秦桧的亲党，以便专门弹劾反对派。与孙近同时担任参知政事的还有李光，秦桧企图借其名望来压制抗金的议论，他毫不掩饰的对高宗说：“若同押榜，浮议自息。”
不过，李光执政不久，就在一系列问题上抵制秦桧。他反对秦桧裁撤抗金武备、削夺诸将兵权的做法，多次在高宗面前揭露秦桧引用亲党、盗弄国权的行径。仅仅一年，秦桧就再也容不得与他一起“押榜”，唆使言官弹劾，将其罢政出朝。
罢政前，李光希望高宗再用张浚，高宗对李光“初以和议为是，终以和议为非”已大为恼火，他对张浚也抱定“宁至覆国，不用此人”的主意，李光制约秦桧的最后一步棋也无法走通。秦桧独相的局面已不可动摇，等着李光的是秦桧加倍的迫害。
细说宋朝53：绍兴和议与岳飞之死
议和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绍兴八年（1138年）十一月，金朝的“诏谕江南使”张通古与宋使王伦南来，按规定，宋高宗必须跪拜金使，奉表称臣。高宗冠冕堂皇的表示：只要百姓安乐，不惜屈己就和。而群情激愤，抗议的奏章雪片般呈送上来，武将有岳飞、韩世忠、解潜与杨存中等，文臣有李纲、张九成、尹焞和朱松等。
枢密院编修官胡铨的上书最为激烈，直斥高宗“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表示与秦桧不共戴天，坚决主张斩秦桧、孙近和王伦以谢天下。高宗与秦桧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将他贬谪岭南。然后以高宗正在为徽宗守丧为借口，由秦桧等宰执代他向金使行跪拜礼，接受了金朝的诏书与议和条件。
绍兴九年正月，宋朝以韩肖胄为奉表报谢使，以王伦为奉护梓宫、迎请皇太后、交割地界使，北上开封，王伦与完颜宗弼交割了地界，宋朝名义上收回了东、西、南三京与河南、陕西地。王伦得到宗弼要谋害挞懒撕毁和议的情报，便派人回朝报告，建议派张俊、韩世忠、岳飞与吴玠分守河南、陕西地，免得再失中原，但高宗置之不理。
五月，王伦继续北上，等他到达金朝，完颜宗幹与宗弼已发动政变，杀死了对宋主和的完颜宗磐和挞懒，推翻了和约，以宗弼为都元帅，分川陕、两淮与京西三路向宋军进攻，仅在一月之间就夺回了河南、陕西。
王伦在金熙宗面前痛斥金朝背信弃义，被关押了起来。绍兴十四年，金人胁迫他出仕金朝，他坚决拒绝，被金人绞死。王伦在当时与后代历来遭人唾骂，但他作为议和使者，奉旨行事，别无选择，对金人也并不抱有幻想，更何况晚节可风，不能简单斥之为投降派。
金军全面进攻打破了高宗、秦桧屈膝求和的迷梦。宋军在三个站场上进行了抵御或反击。川陕战场由吴璘节制陕西诸路军马，阻挡住金将撒离喝的锐利攻势。东路战场由韩世忠与张俊唱主角。韩世忠军攻取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进围淮阳却无功而返。张俊与王德在淮西采取了攻势，进入了宿州与亳州。但战争主要在中路战场进行，由岳飞、刘锜与宗弼率领的金军主力对阵。
刘锜被任命为东京副留守，率原八字军万余人北上赴任，绍兴十年五月抵达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接到金军毁约重占东京的消息，便率军入城，凿沉了自己的座船，表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与新任知府陈规作死守计。仅用六天，他就严密部署了顺昌城的防务，令蜂拥而至的金军前锋拣不到便宜。八字军将士都说：“平时人欺我八字军，今日当为国家破贼立功！”
六月，宗弼亲率主力步骑十余万赶到顺昌城下，为鼓舞士气，他声称可用靴尖踢倒顺昌城，名将士来日府衙会食。他挥师攻城，出动“铁浮图”和“拐子马”夹攻宋军。金军惯用左右翼骑兵迂回侧击，称为“拐子马”。“铁浮图”也叫铁塔兵，形容重甲骑兵装束的铁塔一般，每三匹马以皮索相连，象一堵墙那样向前进行正面冲击，最适宜冲阵。
时正大暑，刘锜按兵不动，等到正午已过，见金军疲惫不堪，才命八字军战士轮番出攻，殊死搏杀，以少击众，金军被杀五千余人。三日后，宗弼支持不住，狼狈逃回开封，刘锜追袭，杀敌万余。顺昌之战，以逸待劳，以少胜多，挫败了金军南下的势头。
顺昌之战后，宋军转入了战略反攻。岳飞以收复故都开封为目标，始终不忘自己确立的“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就命原抗金义军首领梁兴等渡河，联合“忠义巡社”，攻取两河州县。他亲率大军长驱直入，进驻郾城，另派部将驻扎颍昌，对开封形成战略包围。
七月上旬，宗弼经过一月多的休整和补给，又亲率一万五千精锐骑兵从开封直扑郾城，企图借平原地形，充分发挥拐子马之长，一举消灭岳家军主力。岳飞亲自出马，命其子岳云和爱将杨再兴跃马驰突，运用巧妙的战术，或角其前，或掎其侧，使拐子马不能发挥威力。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宗弼把“铁浮图”军投入战斗。岳飞命步兵上阵，以麻扎刀、提刀、大斧等利器，专砍马足。只要砍断一条马腿，一组三匹的“铁浮图”军就只能被动挨打。只见岳家军的步兵拉着敌骑手拽撕劈，杀得金军尸横遍野。
取得郾城大捷以后，岳飞预料到宗弼将转攻颍昌（今河南许昌），便派岳云等驰援前往。七月中旬，兀术率骑兵三万直抵颍昌城下，后续援兵源源而来，又遭到岳家军的沉重打击。他只得把十万大军驻扎在开封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企图阻挡岳飞进军。但岳家军前哨五百铁骑抵达后，稍一交锋，金军即奔溃。这时，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大河南北捷报频传。
但高宗、秦桧为了向金朝求和以确保自己的统治，竟连下十二道金字牌，下令岳飞立即班师。其时，数万岳家军分布在河南中西部和陕西、两河的局部地区，战线拉长，兵力分散，而张俊、韩世忠和刘锜等部奉命已经或正在后撤，岳飞陷入孤军深入的局面。鉴于形势，最关键的还是君命难违，七月下旬，岳飞违心拒绝了两河遗民要他继续北伐的请求，奉诏“班师”。他眼睁睁看着高宗与秦桧葬送了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战争，痛惜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悲愤地喊出：“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家军南撤以后，河南州县很快被金军重新占领。
岳飞是宗弼碰到的真正敌手，郾城大捷以后，金军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宗弼开始采取和战并用的策略。双方和谈尽管中止，但热线联系仍未中断，宗弼致信秦桧，明确提出条件：“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
绍兴十一年正月，宗弼亲率近十万大军直入淮西，企图以战迫和。南宋派张俊、杨存中、刘锜率军迎敌，并命岳飞领兵东援。岳飞尚未赶到，杨存中、刘锜与张俊的部将王德已在柘皋（今安徽巢湖东北）大败金军。张俊准备独吞柘皋之战的功劳，打发杨存中、刘锜还军，岂料宗弼命孔彦舟回师攻陷亳州，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存中与王德军，岳飞闻讯驰援，金军安然渡淮北上。
岳飞两次增援淮西都慢了半拍，其表面理由一是本人“寒嗽”（感冒），一是军队“乏粮”，是否夹杂有对高宗阻挠北伐的不满，则不得而知。但这点不久就成为他受迫害的口实。
高宗与秦桧本来就处心积虑地企图削夺武将兵权，如今在兀术的要求下，罢兵权又与屈膝求和联系在一起。绍兴十一年四月，他们采纳了给事中范同明升官爵、暗夺兵柄的建议，调虎离山，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与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枢密使，把三大将原先主持的淮西、淮东与京湖三宣抚司统制以下的官兵都划归三省、枢密院统一指挥调动，一律改称统制御前诸军。
韩世忠与岳飞对朝廷此举感到突然，张俊因与秦桧早已达成幕后交易，约好尽罢诸大将，兵权都归他执掌，便带头交出了兵权。惟恐韩、岳联手，高宗宣布韩世忠留御前任用，张俊、岳飞前往原韩家军驻地楚州措置战守事宜。
张俊所干的尽是肢解韩家军、撤毁江北防务的勾当，岳飞作为副职完全无能为力。当岳飞知道秦桧与张俊正在唆使亲信诬陷韩世忠企图谋求重掌兵权，便通报给了韩世忠。世忠急忙面见高宗，号泣投地，高宗知道他除力主抗金外还是比较听话的，念他在苗刘之变中救驾有功，终于保全了他。
接下来，高宗、秦桧就把迫害的黑手伸向了岳飞。在南渡诸大将中，岳飞是出身最低、功勋最著、抗金最力的。朱熹以为中兴将帅以岳飞为第一，但说他“恃才而不自晦”。确实，岳飞个性刚正耿直，不但不善于保护自己，还在两件大事上冒犯高宗，加深了高宗的忌恨，引来了杀身之祸。
其一忌绍兴七年四月，因高宗在让他节制淮西军北伐问题上出尔反尔，岳飞一怒之下上了庐山。高宗视其为“要君”，鉴于金人威胁还在，不得不好言抚慰促其下山，但同时引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以示警告，在表达不满时，已暗藏杀机。
其二即同年八月，岳飞出于忠心，建议高宗立储。这年，高宗才三十岁，他唯一的儿子三岁的赵旉早在八年前就惊悸而死，而他在扬州溃退时因惊吓引起性功能障碍，再也无法生育，成为他的难言之痛。岳飞立储建议有两大忌讳，一是触犯了正值而立之年的高宗性无能的忌讳，二是触犯了祖宗家法中武将不得干预朝政的忌讳。
高宗的厌恶、忌恨和反感是可以想见的，岳飞实在是太欠思量。再加上岳飞在抗金大计上毫不妥协，宗弼以杀岳飞作为议和的交换条件，高宗、秦桧以屈膝求和作为巩固自己皇位与相权的根本之计，于是，岳飞便非死不可。
绍兴十一年七月，秦桧唆使他的死党万俟禼以谏官身份弹劾岳飞，颠倒是非的罪名有三，一是“日谋引去，以就安闲”，二是淮西之战，“不得时发”，三是淮东视师，沮丧士气。第一个罪名暗指岳飞辞职上庐山一事，第二个罪名是指没能及时驰解淮西之围一事，第三个罪名完全把张俊撤除防务的事情栽到岳飞的头上。
此月，岳飞意识到处境的险恶，上表辞位，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他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宫观闲职。但高宗显然不想保全他，罢政制词里说岳飞有“深衅”，“有骇予闻，良乖众望”，留下了杀机。韩世忠看清了大势，主动辞去枢密使之职，杜门谢客，口不言兵，以求自保。
张俊受秦桧指使，利用在镇江开枢密行府的机会，胁迫岳飞的部将都统制王贵就范，又买通了副统制王俊，由王俊向王贵告发岳飞的爱将副都统制张宪，诬陷在岳飞罢兵后准备裹挟原岳家军离去，以威胁朝廷还兵给岳飞。王贵把王俊的状词发往镇江枢府，张宪虽受到张俊的严刑逼供，仍不肯屈招。张俊却上报朝廷，诬指张宪串通岳飞谋反。
高宗下旨特设诏狱审理岳飞一案。宋代群臣犯法，多由大理寺、开封府或临安府处理，重大的才下御史台狱，很少使用诏狱的方式，诏狱是用以查办谋反大狱，须由皇帝亲自决定的，临时委派官员奉诏推勘。
十月，岳飞与其子岳云被投入大理寺狱，御史中丞何铸与大理寺卿周三畏奉诏审讯，岳飞在受审时，拉开上衣，漏出早年刺在背上的“尽忠报国”四字，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诚。
何铸经反复讯问，未获一丝反状，便向秦桧力辩岳飞无辜。秦桧辞穷，抬出后台说：“此上意也。”何铸虽然前不久也弹劾过岳飞，但良心未泯，不无义愤的说：“我岂区区为一岳飞，强敌未灭，无故杀一大将，失士卒之心，费舍己之长计！”
秦桧在高宗同意下，改命万俟禼为御史中丞，酷刑逼供，锻铸冤狱。岳飞在狱案上愤然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向高宗和秦桧喊出最后的抗议。
听到岳飞将处以谋反罪，许多朝廷官员都上书营救，连明哲保身的韩世忠也挺身而出，当面诘问秦桧，所谓谋反证据究竟何在，秦桧支吾道：“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愤愤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秦桧的妻子王氏却火上加油的提醒道：“擒虎易，放虎难。”高宗也决心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他亲自下旨，岳飞以毒酒赐死，张宪、岳云以军法斩首。
岳飞曾说：“文臣不爱财，吾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岳家军能够做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其纪律严明，骁勇善战，在当时诸军中最具战斗力。在抗金战争中，岳飞的战功与威名远在其他诸将之上。他也是南渡诸大将中唯一的进攻性将帅，由他统率大军北伐，本来是最有希望恢复中原的。岳飞一死，恢复就只能成为一种难以兑现的梦想。一代抗金名将却死于自家君相的毒手，这种自毁长城的行径更激起万世后人对民族英雄扼腕的痛惜与由衷的崇敬。
岳飞之死与绍兴和议及第二次削兵权错综复杂的纠葛在一起，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在《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一文，可以参看。不过，削兵权并非必然要导致岳飞之死，因为当时三大将的兵权确实已经平稳转移到三省、枢密院手里，也并没有任何反侧动乱的迹象，高宗完全可以对他们“保全于始终”。但高宗与秦桧在议和、削兵权与杀岳飞问题上，是各怀鬼胎，相互利用的。在秦桧看来，岳飞成为他向金投降的最大障碍，不杀岳飞，难成和议；而从高宗角度看，杀岳飞并非主要为了和议，更重要的是所谓“示逗留之罚与跋扈之诛”，杀鸡儆猴，以便他驾驭诸将，也因为憎恶岳飞“议迎二帝，不专于己”，替自个儿出一口恶气。在岳飞之死的问题上，高宗、秦桧也都在玩弄“交相用而曲相成”的把戏。于是，岳飞非死不可。
绍兴和议是在岳飞被害前一月签署的，这也反证：即便为屈膝求和，高宗也是完全可以不杀岳飞的。绍兴和议的主要条款是：宋朝皇帝向金朝皇帝称臣；两国疆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朝割让给金朝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与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半；宋向金每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从当时宋朝立场来看，称臣、割地、纳币，绍兴和议无疑是一个屈辱的条约，更何况当时宋朝在对金战争中还占了上风。但从另一个角度说，绍兴和议是宋金两国地缘政治达到相对平衡状态的产物，南宋即便在战争中略占上风，也未必就一定在短时间内真能直捣黄龙府，把宋金边境北推到宋辽旧界。而宋金两国都已不堪连年的战争，绍兴和议是对宋金南北对峙格局的正式确认。
其后，宋金关系以和平共处为主流，双方虽然也有战争摩擦，但始终没能改变这一基本格局，正是在这一相对稳定的对峙格局下，北方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南宋则最终完成了社会经济中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从这一意义上说，清代钱大昕以为，宋金和议“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作为绍兴和议的交换条件，绍兴十二年八月，金朝把宋徽宗的梓宫与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归还给南宋，高宗上演了一场“皇太后回銮”的“孝道”戏。据说，徽宗棺椁里并无尸身，金人只放上了一段朽木，高宗也不敢开棺验尸，他怕再蒙羞辱。而韦氏在金朝也受尽了臣妾之辱，他被金将完颜宗贤占有达十五年之久，生有二子。高宗煞费苦心的把自己母亲被俘时年龄从三十八岁增大到四十八岁，就是为了让世人相信五旬老妇绝不可能有那号事，种种传闻只是金人的“诽谤”而已。
绍兴和议还有一个附带性条件，就是“不许以无罪去首相”，这就剥夺了高宗对秦桧的罢免权，确保其相权的不可动摇。于是，绍兴和议以后直到秦桧死前，南宋政治空气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和黑暗。
细说宋朝54：秦桧与宋高宗
绍兴和议后，张俊还有滋有味的赖在枢密使的位子上。秦桧让御史弹劾他，将其旧部将譬为大小儿子：“大男杨存中握兵于行在，小男田师中用兵于上流，他日变生，祸不可测。”张俊只得乖乖提出辞呈。好在高宗说他有复辟之功，无谋反之事，同意他辞位，与秦桧演完了第二次削兵权最后一场双簧戏。从此以后，南宋政局重新回归重文轻武、以文抑武的旧轨。撵走了张俊，再也没人能与秦桧分庭抗礼，绍兴和议的附文又规定宋朝不能无故罢免首相，自此开始了秦桧独相专政的黑暗年代。
自绍兴八年（1138年）将赵鼎排挤出朝起，到绍兴二十五年去世为止，秦桧独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地位始终未见动摇。除对金和议上，高宗引为同调这一因素以外，作为一代权相，他自有一套巩固权位的手段与阴谋。这里，不妨从打击政敌、引用亲党、控制君主三方面作一介绍。
首先来说打击政敌。秦桧制造冤狱、整治政敌的残酷程度，可谓是不择手段。他尤其将赵鼎、李光、胡铨视为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赵鼎在朝野颇有声望，也受高宗器重，秦桧将其视作莫大威胁。绍兴八年，赵鼎罢相，出知绍兴府，秦桧不久让他改知泉州，将他打发的远远的，免得高宗把他随时召入行在，东山再起。秦桧还不放心，将其一贬再贬，潮州安置。赵鼎在潮五年，缄口不谈国事，秦桧再将他编管吉阳军（今海南崖县）。赵鼎谢表说：“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桧见后悻悻说：“此老倔强犹昔！”
赵鼎在宜阳军三年，门人故吏都不敢通问，只有广西安抚使张宗元还过海送些酒米。秦桧就让吉阳军每月向朝廷报告赵鼎生死的消息。赵鼎知道秦桧决不会放过他，便对儿子说：“秦桧必欲杀我。我死，你们无事；否则，祸及全家。”绍兴十七年八月绝食而死。但秦桧并没有就此结束对赵家与所谓赵鼎余党的迫害。
李光罢政后出知绍兴府。绍兴十一年，和议将成，绍兴府百姓连日游行抗议，谏议大夫万俟禼诬陷说是李光鼓动的，将其押送藤州（今广西藤县）安置。藤州知州周谋表面与李光诗歌唱和，背地里却把他抨击和议的篇什送给秦桧。李光再以所谓“动摇国论”被安置琼州（今海南海口），一家都受到株连。
李光罢官后曾札记过一些宦海见闻，这在宋代士大夫中原是常事。但从绍兴十四年起，秦桧与高宗唯恐民间私史记下他们的卑劣行径，一再下令查禁野史。绍兴十九年，李光之子李孟坚与其父门客闲谈起此事，不料这门客卖主求荣，孟坚入狱，除名编管峡州。李光也因私撰国史，与胡铨赋诗唱和讥讪朝政，远徙昌化军（今海南新州）。
胡铨曾在绍兴八年请斩秦桧，被编管昭州（今广西乐平），不久迫于公论，将其处分改为监广州盐仓。但这笔帐，秦桧不会轻易了结。绍兴十二年，秦桧死党罗汝楫上章要求严惩，胡铨再次被除名勒停，编管新州（今广东新兴）。词人张元幹以一阕《贺新郎·梦绕神州路》为他壮行。胡铨在新州六年，遇到大赦也不准量移近便州郡。
绍兴十八年，秦桧的表兄王鈇接任广东经略使，问新州守臣：赵鼎、李光都远徙海南，胡铨为什么还不过海？一句话，就把胡铨贬到吉阳军。三年后，秦桧知道张元幹知道有那首词，便以他事将其投入大理寺狱，因抓不到更多的把柄，将其除去官职了事。
在引用亲党上，秦桧也工于心计。
其一，控制台谏，操纵言路。秦桧当过御史中丞，深知为了专擅政局、遏制舆论、排斥异己，不能仅凭君主宠信，还必须使台谏完全成为相权的喉舌与鹰犬。秦桧弄权的关键一步即是“择人为台谏”，自独相后，他基本左右了台谏系统，以至在金朝毁约南侵时，竟没有一个台谏官出来谴责和议的失败。绍兴和议以后，台谏便成为其指东不西的鹰犬，不少弹章都出自他的手笔或授意。以至识者都说：这是老秦之笔。
其二，弹去执政，补以言官。台谏只要充当鹰犬，不须二三年，秦桧就让他位至执政。通过这种一箭双雕的手段，秦桧既使执政不可能进而觊觎其独揽的相权，又能将执政显位作为网罗台谏的诱饵。
秦桧的同乡巫伋也这样当上了执政，有一次秦桧问他乡里有何新鲜事，他吞吞吐吐，说有一术士自乡里来，颇能论命，秦桧立时作色说：“这人说你何日拜相罢！”不久，巫伋就遭到台谏论劾而被罢政。
秦桧独相十七年，执政如走马灯似的更换了二十八人，其中由御史中丞、谏议大夫升为执政的即有十二人。唆使言官弹去执政而补其空阙，而台谏之权尽在秦桧，便于他把相权和监察权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三，引荐柔佞，检汰异己。不论台谏，还是执政，抑或其他要职，秦桧都引用柔佞而无名望的小人。柔佞就没有独立的人格，最适合做鹰犬；无名望就不能拥有与他相抗衡的实力，有利于他的独相与专政。秦桧独相期间的数十个执政，十有八九都是这样的角色，不过是备员画圈而已。但秦桧一旦认为谁与自己立异，就毫不手软的汰除异己。最典型的例子是万俟禼。
万俟禼曾是秦桧最忠实的走狗，绍兴和议后当上了参知政事。万俟禼出使金国还朝，秦桧让他上奏时假借金人之口赞扬自己，他自以为已位至执政，想自立门户，拒绝了这一要求。还有一次，秦桧要任命一批亲党，派人让他画圈，他说没听皇上提起过，拒绝署名。秦桧自此与他不交一语，让台谏弹劾他“黩货营私，窥摇国是”，把他贬到归州（今湖北秭归）。
最后说说秦桧控制高宗的手段。
其一，每除言路，必预经筵。秦桧破坏台谏官不兼经筵官的制度，利用经筵官经常侍讲君侧的职任之便，让台谏兼任经筵，以达到交通台谏和窥伺君主的双重目的。他让其兄秦梓，其子秦熺相继任职经筵，传导风旨给那些兼任经筵的台谏官，打算弹劾谁，就在经筵侍对时转告或暗示，经筵一退，弹文即上。高宗并非任人摆布的庸主，秦桧担心他接近儒生，受到影响，让甘充鹰犬的台谏悉兼经筵，一来起到隔绝高宗的作用，二来可以窥察人主的动向。
其二，联姻外戚，结交内臣。高宗原配邢氏被掳至北方，韦太后南归才带来其死讯。秦桧积极建议立吴氏，吴氏正位中宫以后对他自然感激。秦桧趁热打铁，把自己孙女嫁给吴皇后之弟吴益。秦桧死后，其子孙无一遭到贬谪，与吴皇后的庇护大有关系。秦桧还交结内侍张去为，他曾是韦太后跟前的红人，后来当上内侍省的都知，秦桧倚靠他刺探宫中消息。
御医王继先深得高宗宠信，甚至把恢复性能力的事儿都一手交给他办，秦桧让妻子王氏与继先认为兄妹，以便通过继先影响高宗。高宗曾说：秦桧是国之司命，王继先是朕之司命。再加上张去为是后宫管家，秦桧与这两人暗中勾结，互为表里。一方面对高宗的动向意愿了如指掌，便于应对，一方面通过他们影响高宗的好恶，巩固自己的权位。
秦桧独相时期是宋朝历史上令人窒息的黑暗年代。绍兴二十年正月，殿前司武官施全在秦桧上朝途中谋刺未遂，被捕后秦桧亲自审问，施全大义凛然答道：“全天下都要去杀金人，只有你不肯杀金人，我就要杀你！”他最后虽在临安闹市被磔杀，但他的壮举大块民心，民间传说他是岳飞“旧卒”。刺秦案以后，秦桧心惊胆裂，出门便以五十武士执长梃护卫。
对秦桧擅权专政，高宗是了然于胸的，但一方面为维持对金和议，他与秦桧必须狼狈为奸，另一方面金朝规定不能任意罢免首相，他对秦桧尾大不掉之势也无可奈何。因而高宗对秦桧是既勾结利用，又疑忌猜防。
高宗不仅对秦桧任用亲党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还在绍兴十五年特赐望仙桥甲第一区，次年特许他在府第之东营建家庙，让他享受罕见的礼遇。为满足秦桧的贪欲，高宗将刘光世在建康的第宅园林转到秦桧的名下，还把面积千余顷、年租三万石的永丰圩赐给秦桧。但另一方面，高宗对秦桧又时刻提防着，据其后来自称，他每次接见秦桧，膝裤里总藏着匕首，以防不测。
高宗对秦桧隐忍的同时，也会在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表达君威莫测。绍兴二十四年省试，经秦桧授意，已定其长孙秦埙第一，其门客曹冠第二，张孝祥第三。谁知殿试时，高宗打破惯例，称赞张孝祥“议论确正，词翰爽美”，亲擢为第一，把秦埙降为第三。高宗此举，意在向专横跋扈的秦桧表明：皇权仍是不可侵犯的。
秦桧则预感到自己的权位受到了挑衅，在他看来，张孝祥之父张祁与胡寅为知交，而胡寅这时正以讥讪朝政安置新州，这表明这些政敌即便远斥，仍能使故人之子中状元，更有必要实施毁灭性的打击。
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捏造了一起“谋大逆”的大案。八月，他指使台谏诬称故相赵鼎之子赵汾必有“奸谋密计”，将其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勒令他承认与胡寅、李光等“谋大逆”，以张浚为“谋主”，涉案五十三人，都是秦桧视为眼中钉的“一时贤士”。狱成以后，大理寺请秦桧签押，他已病重的不能署名，这一大案才不了了之。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知道来日无多，加紧策划让其子秦熺继承相位。秦熺是秦桧妻兄王唤的庶子，秦桧养为己子。绍兴十二年，因秦桧的关系，成为科考榜眼，才六年就位至知枢密院事，时无右相，立班仅在秦桧之下。秦桧两次上表请辞相位，高宗为了稳住秦桧父子，下诏不允。
十月二十一日，高宗亲临秦府探病，明表恩宠而暗探虚实，秦桧勉强朝服相见，高宗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秦熺在一旁迫不及待的发问：“代居宰相者为谁？”高宗冷冷说：“此事卿不当与！”回宫当日，高宗就命起草秦桧父子致仕的制词，而秦桧的亲党也正准备联名上书，准备让秦熺当宰相。次日，高宗宣布秦桧进封建康郡王，秦熺升为少师同时致仕，秦桧之孙秦埙与秦堪一并免官。得知一门被罢，秦桧当夜一命呜呼。
高宗的隐忍终于出头了，他舒心地对杨存中说：我今日才不必在这膝裤里藏上匕首。他“更化”的第一条措施就是亲自任命台谏，削弱秦桧势力。汤鹏举成为高宗最倚重的御史，此人原来追随秦桧，因得罪了秦熺的妻兄曹泳，在秦桧死前数月被划出了死党的圈子。回朝以后，他在短短一年半里劾罢秦桧党羽不下百人。
高宗“更化”的第二条措施就是改变独相局面，相位暂时空缺。秦桧去世以后的半年多里，高宗没有任命过新宰相，旨在结束相权陵忽君权的格局。他先后让沈该、汤思退和万俟禼参知政事，他们原来都是秦桧的死党。万俟禼因想自立门户，遭到秦桧的排斥。汤思退在秦桧死前与懂德元各收到秦桧千两黄金，懂德元以为倘然拒绝，秦桧病愈一定怀疑我二心，就收下了赠金；汤思退则认为，秦桧多疑，他日病愈，必以为我待以必死，于是拒绝了赠金。高宗据此以为他不党秦桧，让他升为参知政事。
绍兴二十六年五月，高宗先让沈该与万俟禼并相，次年六月，汤思退取代了万俟禼的相位。高宗当然明白他们原先与秦桧的关系，实际上他也并不想真正纠正秦桧独相时的内外方针。难怪南宋史家吕中评判高宗更化说：“桧之身虽死，而桧之心未尝不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推行没有秦桧的秦桧路线。当朝野声讨秦桧投降卖国时，高宗毫不犹豫地下诏强调：“讲和之策，断自朕志。”
秦桧死后，尽管也平反了部分冤狱，但岳飞的冤案在高宗在位期间却始终未获昭雪。有人提议起用张浚，高宗断然表示“朕宁亡国，不用张浚”，下诏让他依旧永州居住。在清除秦桧的影响与维护苟安的路线上，高宗的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
高宗“更化”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正式立储。早在绍兴元年，高宗就从太祖后裔中选了两人入养后宫，他俩后来分别改名赵瑗与赵璩。但高宗总还存着能生下儿子的侥幸心理，故而迟迟没有确立谁为皇储。更化当年，高宗已四十九岁，不得不面对自己不能生育的现实，开始考虑立储问题。
不久，这个好色的皇帝却以女色来试探自己的接班人，他给赵瑗与赵璩各赐宫女十名，数日以后对宫女进行体检，赵瑗因听从王府教授史浩的劝告，十个宫女依旧完璧，而赵璩则采尽了秀色。绍兴三十年三月，赵璩改称皇侄，赵瑗立为皇子，更名赵玮，进封建王。他就是后来的宋孝宗，终以不近女色而被高宗定为皇储。
除此之外，高宗的“更化”一无是处，他依旧维持对金主和的既定方针，强调所谓“确守勿变”，讳言抗金，对金主完颜亮虎视眈眈的南侵准备置若罔闻。
细说宋朝55：金熙宗
天辅七年（1123年）八月，金太祖去世，其四弟完颜晟（女真名为吴乞买）即位，改元天会，是即金太宗。他在太祖朝久任谙般勃极烈，地位仅次于太祖，继承皇位是理所当然的。这时，辽天祚帝只是流窜待捕的丧家之犬，因而金太宗即着手对北宋的战争，灭亡北宋进而进攻南宋是他在位期间的主要业绩。已在宋金战争的有关节目中细说，这里只说金太宗一朝的内政与政局。
随着灭亡辽朝和北宋，金朝的版图也基本确定，他大体包括辽朝旧地和北宋淮河、秦岭以北的州郡。在这一广袤的疆域里，可以划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人文地区。一是原辽朝统治的东北地区，包括女真、契丹、渤海、奚族等各族人民，其中契丹、渤海等族已进入封建制，而个别民族还处于比女真更为落后的氏族制时代。一是原辽朝上京以南直至燕云十六州地区，这里辽朝立国以来已处于封建制统治下。一是原宋朝淮河秦岭以北的汉族地区，是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为了统治这三色拼成的政治版图，金太宗在遵循太祖“一依本朝旧制”的思想同时，也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分别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先看政治方面。
其一，改革勃极烈制。定员四人，以谙般勃极烈为皇位继承人，其他三员依次为国论忽鲁勃极烈、国论左勃极烈、国论右勃极烈。这一改革使太祖时代尚带部落贵族议事痕迹的勃极烈制进一步成为制度化的金朝中枢权力机构。
其二，沿用辽朝南北面官制。当金军占领燕京以后，因无法全面贯彻本朝旧制，即已沿用这一体制。金朝南面官指燕京地区的汉官制度，天会四年（1126年），建立三省制，任命辽朝汉人大族韩知古的后裔韩企先为汉官宰相，治理燕云州县。北面官即指本朝旧制，最高政治权力掌握在女真贵族手中。
其三，推行科举南北选制。自天会元年（1123年）起，金太宗即连续两年在原辽朝汉族州县三次考试进士。天会五年，新占河北、河东后，根据辽、宋科举的不同，以“南北选”考取进士。
其四，扶植傀儡政权。金灭北宋，立宋朝降臣张邦昌做皇帝，国号楚，但宋高宗南宋政权一建立，张邦昌就反正被杀，存在仅数月，未起实际作用。天会八年，金军再克汴京，让原宋济南知府刘豫为齐国皇帝，把原北宋中原和陕西地区交给这个儿皇帝去统治，实行的基本上仍是北宋制度。
其五，设立两枢密院。天会三年，金太宗把太祖末年设在广宁的行枢密院迁至燕京，实权掌握在东路军主帅完颜宗望（斡离不）手中。大约在天会二年，完颜宗翰（粘罕）在云中也设立枢密院。金人分别呼以南北朝廷，表明金朝当时统军贵族的势力足以抗衡中央，也埋下了熙宗朝政争的伏线。大约在宗望去世一年以后，天会六年，宗翰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将燕京的枢密院并入云中，成为太宗朝最有权势的大臣。
次看经济方面。
其一，在金朝内地推行牛头税制。太宗继续推行女真受田旧制，即奴隶主凡占有耕牛一具（三头），民口（包括奴隶和女真平民）二十五人，受田四顷四亩。与此同时，天会五年规定：“内地诸路，每耕牛一具，纳粟五斗。”这种征税因以牛具为单位，故称牛头税，是国家向奴隶主和部分平民征收税粮。
其二，在燕云和中原地区维持原来的生产方式。金朝征服辽宋的过程中，曾把大批契丹人和汉人迁往金朝内地充当奴隶，但遭到强烈反抗，这些人相继逃亡。金太宗在燕云实行汉官制同时，一再严禁女真贵族在当地俘掠奴隶，女真受田制也未推广到这一地区，封建生产关系依然存在。而齐国统治下的中原和陕西对北宋先进社会经济制度更是未作改动。在经济地理上，金朝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三色板块。
这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制度在金朝统一国家内的平行发展，不能不引起不同的政治派别在统治政策上的激烈较量。作为第二代政治领袖，金太宗在灭辽攻宋的战争中勾勒了自己的领袖光环，兼之当时主要关注点集中在金宋战争上，尽管太宗晚年也有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意向，但未及着手。熙宗即位，这种较量就再也无法掩盖和调和，终于趋向公开化和白热化。
金熙宗完颜亶，是太祖的嫡孙，本名合剌。金初皇位，兄终弟及，故而太宗即位，其同母弟完颜杲（斜也）即为谙般勃极烈，确立了皇位继承权。不过，他天会八年就死了，尽管太宗有子，但宗翰、宗幹和希尹建议立完颜亶为谙般勃极烈。在没有弱弟的情况下，皇位仍还给长兄的嫡子或嫡孙，似是兄终弟及制的惯例，太宗也只得同意，熙宗就这样继承了皇位。
熙宗即位之初，宗翰的权势炙手可热，朝政他说了算。熙宗借官制改革的机会，以相位易兵柄，任命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把他从中原调回朝廷。同时以尚书令宗磐为太师，宗幹为太傅，与宗翰同领三省事。宗磐是太宗长子，满心指望能继承皇位，太师虽为三公之首，却不再是名分上的皇储。熙宗此举显然意在借助宗磐、宗幹来牵制他们的政敌宗翰。
熙宗还把宗翰的腹心都调入中央，以便控制，以燕京枢密院事韩企先为尚书右丞相，西京留守高庆裔为尚书左丞，平阳尹萧庆为尚书右丞。天会十五年（1137年），在宗磐派的支持下，熙宗以贪赃罪将高庆裔下狱，向宗翰传达了敲山震虎的消息。宗翰愿意免官以赎高庆裔的死罪，熙宗也不允许。
临刑前，高庆裔对哭别的宗翰说：“我公早听我言，事岂至于今日？我死后，我公要善自保重。”这话显然是针对宗磐派倾陷而言的，《大金国志》据此认定，高庆裔“常教粘罕之反也明矣”，纯属臆测。熙宗和宗磐派借高庆裔案连坐甚众，狠狠打击了宗翰派势力。
这年七月，宗翰郁愤而死。关于其死因，《金史》回避不载，而据《三朝北盟会编》所载熙宗《下粘罕诏》说他“持吾重权，阴怀异议。国人皆曰可杀，朕躬匪敢私循”，他即便不是赐死，也至少是囚死狱中的。
宗翰一死，被他控制的伪齐政权也寿终正寝。为防止刘豫反侧，熙宗命挞懒和兀术伪称攻宋，大兵抵汴，擒其父子，才宣诏废齐。这个傀儡政权僭号八年，终于被主子一脚踢开。熙宗改伪齐尚书省为行台尚书省，作为朝廷派出机构，金朝至少名义上在全境实现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宗翰死后，熙宗以完颜昌（挞懒）为左副元帅，以完颜宗弼（兀术）为右副元帅。天眷元年（1138年），完颜希尹被罢左丞相之职，熙宗总怀疑他心存异谋。而宗磐和宗幹成为两大对立势力的领袖，宗磐跋扈专横，不把熙宗放在眼里，当着熙宗的面与宗幹发生争执，持刀要杀宗幹。为制约宗磐，熙宗任命宗幹的同父异母弟宗隽为左丞相。不料，宗隽反与宗磐联手，与挞懒搞在一起，主张把河南陕西地归还给南宋，以换取纳币称臣，熙宗居然也同意了。次年初，宗隽升任太保，领三省事，宗磐派权势大增。此时，希尹又官复原职，宗幹与他结盟，联合了翰林学士韩昉，准备反击。
在这关键时刻，宗弼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把挞懒视为主要对手，便密奏熙宗，以为宗磐、挞懒力主还宋河南地，与宋必有勾结。六月，郎君吴十谋反处死，辞连宗磐、宗隽。熙宗倚靠宗幹与希尹的力量，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宗磐、宗隽和依附他们的一大批朝廷达官。当时挞懒因握兵在外，熙宗投鼠忌器，便说他属尊功高，未予追究，降任燕京行台尚书左丞相。但他到燕京后骄肆不法，与太宗子鹘懒谋反。熙宗下诏诛杀，他欲南投宋朝，被宗弼在祁州（今河北安国）追杀。
宗磐派被彻底铲除，宗弼的地位便扶摇直上，他容不得在诛锄宗磐、挞懒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希尹。希尹是开国三朝大臣，智略过人，对金朝制度文化的建设颇有贡献。但他因与宗翰长期在一起，熙宗一直对他放心不下，声称“朕早就要杀这老贼”。天眷三年九月，熙宗杀希尹和尚书右丞萧庆，诏书说：“帅臣密奏，奸状已萌；心在无君，言宣不道”。所谓帅臣密奏，是指宗弼，《金史·宗弼传》以史家笔法记道：“宗弼已启行四日，召还。至日，希尹诛。越五日，宗弼还军。”而所谓言宣不道，是另有僭毁者说希尹明知熙宗这时还未有皇子，却窃议“神器何归”，这也触犯了熙宗的隐痛，于是，希尹和他的儿子们便非死不可。
皇统元年（1141年），重臣宗幹去世。其后几年，金朝军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宗弼手中。他对外采取强硬路线，迫使南宋纳币媾和，促成了绍兴和议；对内继续支持熙宗改革，并趁汉人大臣右丞相韩企先病故，以自己培植的蔡松年为首的汉官集团取代了韩企先为首的汉官集团。皇统七年，宗弼任太师，领三省事，依旧担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次年去世。
熙宗一朝，政争酷烈可谓空前。各派领袖和骨干在辈行上几乎都压熙宗一头，而熙宗头上也没有太祖、太宗那样的伟人光环，兼之金朝制度正处于向中央集权制度的转型改革中，因而那些前辈、兄长们谁都试图在这种转型中唱主角，捞一把，你死我活的政争也就不可避免。今人喜欢在各派中划出改革派和保守派，一直众说纷纭（例如希尹究竟属于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就莫衷一是），实在大可不必。实际上，未见那一派是彻底反对所有改革的，各派主要还是为自己集团争权力。
熙宗利用各种矛盾，制衡和消除那些威胁君权的政治派别，而整个改革就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逐步推进。这也不是熙宗有雄才大略，他还担不起这一评价，关键还是改革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各种政治派别都不可能阻挡这一进程，而一个看似平常的帝王也可以成为金朝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开创者。
现在来说说金熙宗的改革。熙宗改制主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进行，时间跨度从继位到皇统初年。
先说政治。
首先，废除女真旧制，推行汉官制度。天会十三年（1135年），熙宗宣布废除传统的勃极烈辅政制度。仿辽、宋官制，兼采唐制，设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并领尚书省事；朝中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设尚书令，专管大政事，下设管理政务的左右丞相和副相左右丞；门下省长官侍中和中书省长官中书令皆在丞相之下，分别由左右丞相兼任。地方仍一国两制，既有依辽、宋旧制设立的路府、州、县，女真族所在各地仍置猛安谋克，猛安比照州，谋克比照县。
其次，颁布天眷新制，深化官制改革。天眷元年（1138年），颁布的新制，一是增设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作为宰相和副相的助手，以加强相权；二是设立御史台，监督百官，以强化皇权；三是规定了新制和原女真或辽、宋旧职的换授等第，以统一官制；四是颁布封国制度，强调贵族大臣封王授号，只是荣誉勋爵，并不拥有封地，以削弱分裂势力。
再次，加强法制建设，颁行统一法规。天眷三年，复取河南地，诏所用刑法皆依律文。皇统时，根据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考辽宋之法，制成《皇统制》，统一了全国法律。
次说经济。
最重大的是改革猛安谋克制。一是皇统五年废除辽东汉人、渤海人猛安谋克承袭制度，既保证了“兵柄归其内族”，也使渤海、汉人的封建生产关系得以继续保存和发展。一是皇统元年绍兴和议以后令大批猛安谋克户南徙中原，与汉人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标志着猛安谋克制内部土地经营方式的重大变化，推动了女真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另一方面，废除伪齐以后，在中原也实行了新政策。一是放伪齐军士悉令归农；二是因岁饥而典雇为奴婢者，官赎为良，放归还乡；三是减伪齐旧税三分之一。这些都有利中原经济的恢复。
再说文化。
其一，扩建上京。太宗时，虽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建造乾元殿，成为金朝初期的政治中心，但十分简陋。熙宗时，改乾元殿为皇极殿，还仿照汉制，建敷德殿为朝殿，以供百官陛见；建庆元宫为原庙，以安放太祖以下遗像；又修建太庙、社稷。至此，上京始有皇都气象，金世宗时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北京（今辽宁宁城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和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并为金五京。
其二，详定礼仪。具体包括定法驾仪卫之制和宗社朝会之礼。
其三，创制新字。天眷元年，熙宗颁行自己改制的女真小字，这是一种比女真大字笔画更为简省的新字。熙宗下诏，规定女真字与契丹字、汉字同为官方通用文字。
熙宗改制显示出女真社会接受汉文化的历史趋势，也反映了金朝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迫切需要。其中，完颜希尹的决策作用是值得重视的，韩企先也是参预改革的关键人物，其他例如韩昉和金朝扣留的宋使洪皓、宇文虚中也发挥了参议的作用。熙宗改制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加快了女真社会汉化步伐，在金朝历史上的积极意义不容低估。
金熙宗不但不是雄主，也难称令君。直到皇统八年（1148年）宗弼去世，朝政大权依次被宗翰、宗幹和宗弼所把持，熙宗只是俯仰其间而已。宗弼死后，早就交通朝臣的皇后裴满氏迫不及待的填补了权力真空。她是天眷元年被立为皇后的，皇统二年，所生之自济安被立为皇太子，意味着皇权世袭制的确立。但太子不久病死，她掣制熙宗，致令皇嗣数年不立。而熙宗也似惧内的胚子，内心不平，无处发泄，便酗酒狂怒，挥刃杀人。裴满氏无所忌惮的干预朝政，朝官往往走她的门道博取高位。
当时朝臣中大体可以划分为亲帝派和亲后派，前者以太师、领三省事兼都元帅完颜宗贤为首，后者以领行台尚书省事完颜勖和左丞相兼侍中完颜亮为首。宗贤力劝熙宗选后宫以广继嗣，遭到裴满皇后与完颜亮的攻谮，一度被罢，由完颜勖为太师、领三省事，完颜亮兼都元帅。其后数月间，宰相和副相各职在两派主要成员间频繁变动，一如弈棋，反映出熙宗方寸大乱，已经无力控制政局。
皇统九年十月，河南军士孙进自称“皇弟按察大王”起事，熙宗便把自己的两个弟弟常胜和查剌都给杀了。十一月，熙宗在寝殿杀死了裴满皇后；又连杀嫔妃和宗室多人。熙宗杀红了眼，朝贵大臣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这就使素有问鼎之心的完颜亮有机可乘。完颜亮是宗幹之子，与熙宗同为太祖之孙，自以为也有做皇帝的资格。
十二月九日，代国公主为裴满皇后做佛事，为谋逆者提供了策划密室的良机，完颜亮、秉德与乌带得以在唐括辩府中聚议。秉德是代国公主的驸马，时任平章政事，乌带时任大理卿，唐括辩任尚书左丞，他们都受过熙宗的严刑责罚，早就与完颜亮串通一气，密谋废立。护卫十人长仆散忽土原是宗幹的旧属，另一十人长徒单阿里出虎与完颜亮是姻亲，也已被完颜亮网罗，这夜正是他们当值。给事寝殿的大兴国也被熙宗无辜杖责以后，早与完颜亮和唐括辩沆瀣一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