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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沟通力

罗杰·费希尔(现代)
处理人际关系的最好方案:沟通力
作者:罗杰-费希尔
第1节:目录
   这个世界不会每天都是崭新的。我们每天和认识的人打交道,而且还会再次碰到他们。比如,向房东反映问题、听老板吩咐、同顾客周旋、解决家庭纠纷或者拜访一位朋友。不管具体情况如何,人际关系势必影响每次交往的结果。没有人际交往,我们就没有家庭、朋友,没有同事、下属,没有上司,没有政府管理,没有顾客上门,也没有人来信或一块儿碰面吃午餐。
   有些人际关系能处理得当,有些则差强人意。和有些人在一起,我们感到自在、自信、有安全感,能一起商量解决问题。可同另一些人交往起来就不那么舒服,没办法谈拢,更不用说推心置腹了。我们总是难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而往往归之于缘分:“事实如此,没办法,我们就是走不到一块儿。”我们总觉得问题出在别人身上,却从未想过自己如何去改善彼此的关系。
   虽说关系是双方的,但有一方努力就能改善关系。人们的态度会彼此影响,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别人的回应也会改变。本书的前提就是这种改变是可以实现的,我们都有能力改善与他人的关系。
   当然,自始至终一团和气的人际关系是不现实的,我们不可能爽爽快快地解决所有分歧。现实往往是严酷的,有些局面非我们所能控制,有时候我们甚至连自己也不能控制。但是我们可以作出选择,可以改变现状。考虑到这些制约因素,经过清晰、理性的思考,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建议是什么呢?
   错误的选择:三种困境 我们既要建立良好的关系,又要处理眼前的问题,事情往往很难两全其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常常自问: 怎样才能最有效地避免分歧?我应该让步,还是对问题视而不见?
   (误区:避免分歧对于建立良好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自身利益至上,还是双方关系重要?
   (误区:维护实质性的利益和保全良好的关系不可兼得。)
   我应该主动改善关系,寄希望于对方也能这么做,还是等他先迈出第一步?
   (误区:对等原则是一种很好的为人处世方式。)
   本书旨在提出一些更完善的前提,帮助读者作出更好的选择,使他们得到更加满意的答案。笔者一向对帮助人们处理共同而又矛盾的利益问题颇感兴趣。众所周知,某一项交易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高明的谈判手段,也取决于谈判双方的关系。本书将阐述一些基本原则,它们能帮助人们建立和维持满意的人际关系,从而达到目的。
   建立“有效”的关系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良好”关系的含义。每个人的需求不同,但是,不管我想从与你的关系中得到爱、金钱、安全感,还是其他什么东西,我们都会面对利益冲突、观点相左和价值差异等问题,必然会产生分歧,而我们还必须处理这些问题,否则就不能满足需求。在形形色色的关系中(如人际关系、商业关系、宗教团体间的关系或政府间的关系)我们都试图建立和维持良好“有效”的关系,也就是能有效处理分歧的关系。这是我们在处理所有关系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本书第一章将详细讨论这一点。
   不就事论人 人与人之间或两国政府之间如果存在严重分歧,那他们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不幸的是,如果隔阂特别深,恶劣的双边关系会使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如果想要有效处理重大分歧,我们应该改进建立关系的过程本身,不要把实质性的问题卷进去。
   双方的关系会影响我们的交往方式:是单刀直入式,还是委婉迂回型;是以诚相待,还是具有欺骗性;是重理性,还是偏感性等。实质性问题便是那些在协议中通常涉及的问题,如金钱、日期、期限、财产、条款、条件等。最理想的办法就是撇开所有实质性的分歧,去关注彼此交往的方式。事实上,人际关系和实质问题都要处理,但不要把两者联系起来。本书第二章将会细述这一点。
   持完全积极的态度 前面提到,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有效的人际关系,而且人际关系和实质性问题应该分开。在此前提下,第三章提出了一种方法或者说策略,能帮助建立有利于解决问题的合作关系。这种方法不要求别人效仿我们,也不需要我们模仿别人,而关键在于“持完全积极的态度”。这意味着在与你交往时,我只做那些既对双方关系有利又对我自己有利的事,而不在乎你是否也这么做。
   本书阐述的重点将围绕这一方法展开,解释如何将之应用于良好的合作关系所需要的各个要素上。
   每种关系都有其独特之处,但是成功的交往具有共性,正是因为这些基本共性,双方才能轻松自如地解决分歧。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可以采用持完全积极态度的方法。这有助于建立新的关系和改善现有的关系。虽然这些原则对于建立长期关系更为有效,它们同样适用于陌生人之间的一次性交往。有时候第一分钟建立起来的交情可以决定一小时之内能否达成协议,或者达成什么样的协议。
   如果你不打算独守孤岛,那么,本书介绍的方法将能帮助你如愿以偿。
  
第2节:目标:建立有效处理分歧的关系(1)
  第一部分
   概 论 第一章 目标:建立有效处理分歧的关系 我们都觉得和某些人打交道会容易一些,也就是说,我们凭直觉知道这种交往是否成功,却往往不清楚成功的原因。只有目标明确,才易于达到目的。
   目标不明确 我们对“关系”的理解往往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建立的那种关系。这种误解会混淆我们的目标。“relations”和“relationship”都表示“关系”,但二者的用法是不一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关系(relations)”可以指血缘或姻亲关系,也可以指两国之间的事务关系。如果一对男女说他们“有关系(relationship)”,可能指他们已住在一起。如果一位银行家说他的银行同一位客户有“特殊往来(special relationship)”,他的同事也可能会对他的话有迥然不同的理解。我们调查了在同一家银行供职的几位职员,询问他们对“良好”合作关系的理解,答案千差万别: “长期的业务往来。”
   “同对方做生意赚了一大笔钱。”
   “具有巨大的金融业务潜力。”
   “我们的总裁和对方的董事长一起打高尔夫球。”
   “对方按时付款,我们能信任他们。”
   “对方给过我们好处,来而不往非礼也。”
   有些公司试图将他们与客户之间的业务往来分门别类。比如,有一家管理咨询公司根据业务往来时间的长短、交易额的大小、双方涉及人数的多寡和保持联系的频率、交往的深浅等指标来给客户分门别类。但是很少有人想到要给业务交往关系下个定义。
   人们通常用“冷淡”、“正式”、“友好”等笼统字眼来描述人际关系或国家间的关系,但与此同时他们的脑海中对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好的关系并没有确切的概念。
   误认为好的关系就是赞同对方的行为。为了表示对另一方行为的强烈不满,我们会终止同他们的交往:“她干出那种事来,我不会再理睬她了!”这种“拂袖而去”的场面经常会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企业之间甚至外交关系之中。一家公司对另一家公司的服务不满意或者认为对方不够可靠,就不愿同它做生意。一国政府为表示对他国政府的不满,会召回大使或“断绝外交关系”。因此毫不意外,人们往往会误以为建立或维持一种关系本身就意味着对另一方行为的赞同。
  
第3节:目标:建立有效处理分歧的关系(2)
  拒绝同对方打交道以示不满,这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好主意。这种方式不仅无助于眼前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势必会影响今后问题的解决。如果我认识到自己必须同家庭里的另一位成员、办公室里的同事、国际人士或机构继续打交道,那么即使我不赞同他们的行为,我也会继续同对方交往下去。
   如果两国冲突升级,战争态势千钧一发,那么无论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如何震怒,他们也不应当断绝外交关系。聪明的父母哪怕是在批评孩子的时候也不失亲昵: “约翰尼,你知道我很爱你,但你不可以用新蜡笔在墙纸上画画。今天下午我要把蜡笔全收起来。坐到我身边来,听我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混淆共同价值观念的作用。总的来说,价值观念差异越小,分歧则越少,双方能更容易地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来处理分歧。但这样我们往往会把良好的关系等同于价值观念的相同。
   我们不能说路好修就是好路。同样,大家都一团和气也未必就是好的关系。在草原上修一条好路要比在山里修路容易得多,但穿行于山里的路远比穿越草原的路有价值。同样,意见相左的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可能会比没有多少分歧的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要珍贵得多。
   误认为我们的目标就是避免分歧。小时候大人总是说,吵架的孩子不是“好”孩子。长大后,我们自然也就相信“好”的关系应当没有显而易见的分歧,大小分歧都要一概回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这种教育方式,许多人面对冲突的时候会无所适从。
   “不和”一词的原意是意见不一,而现在的意思是不和睦。许多人认为不合意即不和睦。即便是家人或密友之间,一旦大家意识到彼此观点不同,就不再讨论下去。有些人认为,良好的关系即指不存在任何分歧的理想境界:“我们关系非常好,没有任何分歧。”
   对这种关系的另一种看法就是言听计从的关系即是好的关系。有这样一位父亲,他说:“我和我儿子关系非常好,我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从不顶嘴。”一些政府认为要同盟国或选民建立良好的关系,就必须消除异议。即使在美国,有许多人也显然认为我们同洪都拉斯的关系要比同法国的好,因为洪都拉斯追随美国的政策更紧密一些。
   不管我们多么自负地认为对方应怎样做才是最好,都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否则不仅不能改善彼此间的关系,还会为将来埋下诸多隐患。
   彼此关系泾渭分明。当双方关系紧张时,我们经常会把对方当成“对立方”,却从未想过塑造一种有效的关系,使双方不再针锋相对,而是携手共同面对未来。
   求婚时,我们知道自己的目标是把一个外人变成一名家庭成员。但是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往往认识不到这种转变的程度。无论在办公室内外,拥有一个成功的团队会改变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每个团队成员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的利益是什么?”而不是考虑“我需要什么”和“我自己的利益是什么”。
   这种对角色转变的渴望已超越了课堂上教授的忠告:“要善待自己的学生,说不定将来有一天他们中有人会成为你的上司。”它的意义在于保证我们永远有改善双方关系、使对手变成伙伴的可能。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这种转变的例子比比皆是。英国、加拿大、墨西哥、西班牙、德国、日本以前都是美国的敌人,现在都同美国建立了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因此,我的短期目标是改善双方之间的交往方式,而长期目标则是把“双方”变成“一方”。
   良好的关系:有所需,有所求 有所求:实质性结果。同任何人交往时,我们都想得到立竿见影的实际结果,比如金钱、舒适感、经济利益、利润、财产、安全感等。因此我们想要的关系应当能最大限度地帮助我们实现这些利益目标。
   我们还寻求:内心的安宁。每次同对方打交道过后,我们的心理反应实际上同实质性结果一样重要。某次商业会谈之后,我们可能会感到浑身有劲、充满信心、非常满足。这种感觉表达出来就是我们常说的“很高兴同你合作”。然而同另一些人打过交道之后,我们却会感到烦躁不安、紧张甚至怒不可遏。
  
第4节:目标:建立有效处理分歧的关系(3)
  不管我们是在同爱人商量度假地点,还是同客户讨价还价,或是同某个国家进行军控谈判,我们都希望这些交往会带来积极正面的情绪。我们希望有平和的心态,能够说:“我能同这些人一同解决问题。”如果上一次交往留下了负面印象,那我们可能会害怕下一次接触,打起交道来也会更加棘手。
   有所需:处理分歧的能力。我们都知道在任何交往中,对方也有自己的利益打算,有时会同我们的不一样。当我们试图处理利益分歧时,我们会发现双方的观点和价值观念不尽相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彼此了解的深入,双方的利益、观点和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变化。这些不同的需求、观点、价值观念以及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使得彼此间的关系处在永远的磨合之中。
   比如说,我希望整个办公室像一个幸福的大家庭,而我的上司却认为同事间的关系应当纯属工作关系;或者你希望拥有一个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而对方却希望你们之间的关系能更为亲密。又比如说,我希望我的一位亲戚能拿出一大笔钱投资,他却认为将家族和生意混为一谈是个错误。再打个比方,某国希望同邻国建立主要以贸易和投资为基础的平等和睦关系,其邻国却希望利用手中的资源来影响整个地区的政治动向。检验双方关系的好坏就看是否有能力成功地解决各种分歧,包括双方对所希望拥有关系的不同理解。我们所说的建设性关系就是指在交往中双方能有效解决问题的这一方面。
   相互竞争及不断变化的利益会带来诸多问题。我们所需要的良好关系应当能够尽可能地解决双方利益冲突的问题,并且从各方来看,这样做是合理的,不会带来什么损害。同时,解决方案应当能被高效贯彻并经得住考验。
   如果双方拥有健康良好的关系,那么纵然面对不同的价值、观点和利益,也能产生上面的成果,能够成功地应付某些糟糕的局面,比如在我不赞同你的所作所为或者双方都火冒三丈而不是和颜悦色的时候。“良好”的关系应当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哪怕双方对于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各持己见,也能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交往。
   成功地解决分歧并不意味着分歧会消失。比如,我想看《经典歌剧》节目,每到这个时候你却要看星期天的足球赛转播。但不管怎样,我们之间的关系使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扔个硬币做决定,或者轮流看节目,也可以再买台电视机,或者索性都去打保龄球。
   解决分歧的能力依赖于几个基本要素 我们可以通过诸如验血、检查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等常规指标来衡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同样,衡量双方关系是否健康,也可通过某些基本指标来看双方能否成功地解决分歧。有六项指标看来是必不可少的,在此先逐一列出,随后再分章节细述。
   保持理智与情感的平衡。在人际交往中,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我们经常做出感性而不是理性的反应。情感,比如害怕、愤怒、沮丧甚至爱情,都有可能破坏原本理智的行为。但是情感是正常的、必要的,在解决问题中往往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也能传递重要的信息,帮助我们整合资源,以利我们采取行动。事实上,理智离不开情感。如果理智与情感能保持某种平衡的话,交往双方就能更好地处理他们之间的分歧。
   当情感胜过理智占了上风时,我们很难同别人很好地相处:大发雷霆时往往不能作出明智的决定。而光有道理也不足以解决问题、建立起关系。因此,我们既要有情感充实的理智,也要有理智引导和规范的情感。理智与情感保持平衡才能构筑切实可行的合理行为。
   理解万岁。如果我们想得到一个能满足双方利益的结局,或起码能够被接受的结局,使大家都觉得受到了公平对待,我们首先就需要了解各方的利益、观点和对公平的看法。假如我对于你认为问题出在哪儿、你的需求、为什么有这个需求以及你对公平的看法全然不解,那么我想找到一个符合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案无异于盲人走夜路。同样,如果你不了解我对事物的看法,也会一筹莫展。无论我们有无分歧,双方的了解越深,就越有可能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第5节:目标:建立有效处理分歧的关系(4)
  加强沟通。要取得相互理解,就需要有效的沟通。尽管大体上我们彼此了解,但要在具体问题上有成效,还得依赖于在具体问题上的沟通。只要双方积极地交换不同意见,就能更好地了解各自的想法,从而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事实上,沟通的方式和程度所能产生的影响远不止于促进了解。双方越是坦诚相见,就越没有互相猜忌的余地。如果我们相信对方听到并且理解了我们的观点,反之亦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协议,双方都会认为比较公平、没有偏颇。在合理的范围内,沟通得越多,双方的关系就越好。
   信任至关重要。如果你根本不信任我,彼此的沟通将失去意义。同样,双方轻率地作出承诺,又满不在意地抛弃之,这种情形比不作承诺更为糟糕。盲目地相信别人也于事无补,因为轻信比善意的怀疑更能破坏人际关系。牢固的信任以诚实可信为基础,经过长期考验,大大增强了双方应对冲突的能力。彼此之间越是以诚信相待,双方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就越大。
   以柔克刚。在处理特定交易时,你我往往着眼于眼前利益,而忽略了相互间的长期交往。彼此都试图影响对方的决定,所有这些必然会对双方关系的质量产生深远的影响。这里有两种极端做法:其一是我通过谆谆教导、循循善诱,以道义说教和自身的榜样相结合,试图激发你的热情自愿地同我合作;另一种极端是我将你逼得走投无路,通过警告、威胁、要挟甚至武力等手段来逼你就范。所用的手段越带有强制性,就越不可能获得体现双方利益的结局,至少在一方眼中这种结局越不公正。相反,采取的方式越温和,双方就越能够互相合作。
   接受对方。如果要很好地解决彼此间的分歧,我们首先需要互相接受对方,认为值得与对方打交道。被别人接受,觉得自己有价值,受重视,是人的一项基本心理需求。只有当你愿意听取我的意见,接受我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并且同样考虑到我的利益时,我才有可能愿意同你打交道。如果双方都不打交道,又怎能着手解决分歧呢?
   接受对方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接受,而在于接受对方的程度。接受程度越高,解决分歧和取得良好结局的可能性就越大。总的来说,如果双方之间的交往具备以上所列的各种要素,就能明智有效地解决相互间存在的问题。
   良好的建设性关系不必具备的一些特征 如果本章开始对那些常见理解误区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现在有必要注意一下能够有效处理分歧的关系中所不必具有的两个特点。
   赞同。良好的建设性关系并不需要双方彼此赞同。即使一方强烈地反对另一方的价值观、立场、愿望或行为,双方也能保持交往。如果某人不赞成另一些人的行为,想断绝与他们的关系,他通常会向对方传达不满的信息,并施加压力,试图改变对方的行为。但如果我们继续保持同那些人的交往,从而理解他们的利益所在,同时确保他们也理解我们的利益所在,然后在他们身上充分发挥我们的说服能力,我们就能更为有效地影响对方的行为。
   要想表示对别人的不赞同,不要仅局限于断绝关系这一招。在臭名昭著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搞得满城风雨的时候,有一次他作为华盛顿特区大都会俱乐部的座上宾被人介绍给著名律师约翰?洛德?奥布莱恩。据报道,当参议员准备与之握手时,奥布莱恩先生说:“参议员,为了表示我对你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我不打算同你握手。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倒是很高兴在你方便的时候去你办公室同你谈谈我们之间的不同观点。”
   律师的职责是为客户公正地打官司,他们往往并不赞同客户的行为。但律师和客户之间的合作关系越好,律师的发挥也会越出色。同样,一方律师同对方律师之间的工作关系越好,客户的利益就越能得到更好的维护。
   以前美国同阿富汗和尼加拉瓜政府之间的政治观点存在严重分歧,美国甚至分别向两国的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支持。尽管如此,美国近年来仍然不失明智地同这两国政府继续保持外交关系。
   既然我们需要拥有良好的建设性关系来和平有效地解决分歧,那么分歧越大,解决问题的方式就越发重要。比如美国和苏联之间意识形态和思想认识不同,在发生任何武装冲突时,都可能会使用大量的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有多大困难,建立一个有效合作的双边关系都是极为重要的。两国政府之间的分歧越严重,带来的后果可能就越危险,他们之间就越应当拥有良好的关系,使双方既能有效地处理分歧,又能相互了解、坦诚相待,从而降低发生灾难的可能性。
   相同的价值观念。拥有良好的关系并不要求双方价值观念相同。如果两个人世界观和道德观相近,彼此间分歧不大,处理起问题来也会容易得多。我们在选择伙伴时,会把价值观相同这一点考虑进去。但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那么简单,问题都那么容易解决,我们要提高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处理分歧的能力。
   美国商人一般都认为同日本人共事或竞争比较困难,这是因为两国商务模式和商业规范不同。尽管两国贸易充满了火药味,但双方都认识到,要成功实现各自的经济目标、达成圆满的贸易协定,必须求同存异地进行合作。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要想拥有良好的关系,关键是掌握处理彼此间分歧的能力,这是本章主旨。为了取得实质性成效,我们需要建立这样一种有效的关系,它强调理性、理解、沟通、信赖、非强制性和相互接受。所有这些要素构成了彼此间的互动过程,而同实际利益无关。在探讨改善这一互动过程的策略之前,我们有必要将过程和实质问题分开。
  
第6节:分清人际关系和实质问题的不同(1)
  第二章
   第一步:分清人际关系和实质问题的不同 人们容易将“关系”本身和所要获得的实质利益混为一谈。经常听到有人说:“我和老板关系好极了,他每年都给我加薪。”“美日关系每况愈下,看看贸易赤字就知道了。”相处过程和它所导致的结果看似一致,实则不同。
   关系是一种过程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会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即过程;另一个是结果,即实质。过程和实质截然不同,但又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我们可以打这样的比方:在课堂上,学习的过程——讲解、做练习、讨论、考试,不同于学习的内容——几何、莎士比亚或者化学。但是授课方式却影响着学生学习的内容。想要提高学习效果就得从过程入手。不论我们学的是算术、历史还是法语,成功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策略应当是一样的。
   同样,有家小企业眼前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低成本生产和销售优质割草机。如果将管理程序和生产本身分开考虑,我们将有把握把企业经营得更好。也就是说,将公司决策过程及处理员工关系等管理问题同生产什么型号的割草机、如何定价等生产问题区分开来。一流的管理会产生一流的决策,但只关心产品质量是不可能实现优质管理的。即便是主管生产的经理,也要将生产割草机和如何用人的问题分开考虑。
   要想在交往中取得好结果,我们不仅需要着眼于结果本身,还应关注于取得这些结果的方法。我们应当自问:何谓良好的人际关系,如何才能建立起这种关系?在交往中,双方都是经营这一过程的“经理”,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来影响彼此的关系,决定双方交往的作用。就像那位主管生产的经理一样,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处理问题的方式,还需要分析问题本身。
   如果不单独考虑打造双方关系的过程,我们只会使这种关系服从于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每次与他人打交道时,我们满脑子转的都是眼前的实际利益。不论相处的过程有多么重要,但同既得利益相比,过程往往显得不那么紧迫而被我们所忽视。
   我们总是强调结果,而不注重如何取得结果。这好比在一家餐馆就餐时,我只一味催促侍者快点儿把我要的阿尔弗雷多奶油面端上来,却没有想到侍者的难处:只有厨房做出来,侍者才能端上来。即使在家里,我们总考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节,比如钱、一日三餐、洗衣服、修汽车等,而忽略了同家人的相处。同样在公司,我们首要关注的总是本季度的利润问题,而往往忽略同客户及下属的关系。
  
第7节:分清人际关系和实质问题的不同(2)
  在国际事务中,热点问题总能引起更多的关注,而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实要重要得多。不论苏联官员是否出于国内原因封锁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消息,不让处于下风的邻国知道,还是美国总统出于大选的考虑而猛烈抨击苏联,这样做都将以牺牲双边关系为代价。
   即便我们确实考虑到彼此间的关系,我们很可能拿结果去衡量这种关系,比如能否获取利润、能否招揽回头客、客户是否及时付账、工会是否会罢工等。我们应当思考彼此交往的方式,寻找可供改善的地方。如果一个小企业主不懂得与人相处之道,他会发现顾客越来越少,客户付账不及时,每次合同到期之时便是工会罢工之日。
   如果我们单独考虑如何建立并维持良好关系,处理起实质问题来就会更得心应手。同样面对账户透支,一对夫妻可能只当是小事一桩来处理,双方只需更好地协调一下即可解决问题;而另一对夫妻可能就会发生一场激烈的争吵,相互指责、挑毛病,结果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因此,要轻松打造良好关系,我们不光要考虑实质问题,更要注重交往方式,积极而有效地分别应对这两方面的问题。
   将关系目标和实质结果分开考虑 即使有人将相处过程和实质结果分开考虑,仍然会有放弃一方面保全另一方面的倾向。我可能会发现:我与他人分歧越少,就越能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这种想法往往会导致同样错误的两种行为策略:一是我执意要求你同意我的观点以促成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二是我在实质问题上向你妥协,以此希望改善双方的关系。这两种将实质问题和交往方式混为一谈的做法,会削弱双方关系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不要使双方关系依赖于意见一致与否。我们要求另一方让步时,可能这么说: 别小题大做了。不值得让这个问题破坏我们的友谊。听我的,没错。
   在商业往来和国际关系中,要求对方做出实质性让步是一种常见的建立关系的策略。比如:在同越南政府的关系上,美国就曾宣布“只有当河内解决美军失踪人员问题并从柬埔寨撤军,才能改善双边关系”。
   其他国家也同样以改善关系为诱饵,要求别国做出实质性让步。前苏联要求美国停止核试验并遵守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达成的协议,从而改善双边关系。美国则反过来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并允许更多的持不同政见者离开前苏联。不管两国政府的要求多么正当合理,迫使一方做出让步对双方将来处理分歧没有任何好处,可能会导致双方提出更多的单方面要求,而不是共同合作解决问题。
   人们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在开始一项实质性谈判之前,我们通常会问:“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的立场是什么?”然而当我们希望改善同别人的关系时,我们往往会问:“他们应该做什么?”这种思维定式反映了人们普遍持有的一种观点,即改善关系应当由对方来努力。
   如果换位考虑问题,效果会好得多。在实质性谈判中,如果我们试图影响对方的决定,应当首先问自己,我们想要对方做出什么样的决策(然后再考虑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行动来影响对方做出那样的决策)。在建立与他人的关系时,假如我们更能掌握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别人的,我们应当自问,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善这种关系。
   不要试图换取好的关系。许多人认为他们能够要求(并且取得)实质性让步来作为实现“良好”关系的条件。另一些人则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实质性让步“换取”良好关系。但在当前问题上让步,无助于建立一种解决未来问题的机制。良好的关系不能买卖。因此,为了拥有良好关系而做出实质性让步只能适得其反。
   一位年轻女孩对男朋友的离去百思不解。她说:“两人之间的关系比任何实质问题都重要,所以我在所有事情上都很快让步。”心理医生帮她分析,指出:“谈恋爱需要两个人,你怎么体现自我?如果你在所有事情上都很快让步,你的存在岂不是可有可无?你的男友需要一个有思想、有观点、有情趣的伴侣。你一味地让步,对他来说,短时间内一切都会简单顺当,但慢慢他就会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不那么尽如人意了。”
  
第8节:分清人际关系和实质问题的不同(3)
  让步并不能有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虽然避免了争执,却也失去了解决问题的机会,也就谈不上掌握达成共识的技巧了。交往中难免遇上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缺乏这方面技巧,彼此关系就会触礁。因此,光解决眼前问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具有长远的眼光,看到眼前的交往对将来所产生的影响,这样才能逐步建立起彼此间的关系。
   特别在生意场上,一些人试图用钱去买关系,而不是去建立关系。在生意上给对方塞些“好处”有时确实能帮自己的产品打开市场,拿到优惠待遇,但同时也会使别人产生怀疑。没有人会愿意信任一个以买卖手段来解决问题的人,也不会有人愿意有被收买的感觉。
   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认识到绥靖政策对国家间关系有百害而无一利。1938年慕尼黑会议的惨痛教训至今仍清晰地留在世人的脑海里。当时张伯伦错误地认为向希特勒一味妥协就能换取“一代人的和平”。
   寻求良好的人际关系或国家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解决分歧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理性、理解、沟通、信赖、非强制性影响他人的手段和互相接受等方面。光靠在实质问题上让步是不能取得这些要素的。如果我们让对方知道他们可以指望我们做出让步,那么一个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的机制就永远也建立不起来。
   通过让步来换取一种关系就好比向勒索者屈服一样,你付得越多,对方索价就越高。向对方妥协和要挟勒索,都不可能为将来公平解决问题打下基础。
   当然,欠债还钱是必须的,我这样做有助于加强双方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个信用问题。我给予的是对方有权得到的。相应的标准是我还我所欠,而不是希望我的付出足以换取善意的举动。
   通常有两种观点支持让步策略,把实质性让步作为建立良好关系的一种方式。第一种观点认为,双方让步越多,分歧则越少。诚然,有时在某些问题上作些让步是明智的。或者我俩本来关系就不错,彼此心照不宣,今天我做个让步,明天你也会迁就我一下,彼此有来有往。但需要明确的是,我让步只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不是指望用它改善双方的关系。
   第二种观点是既然一方想改善关系,他必须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有效维护共同的利益、明智解决彼此的冲突对双方都有利。没有理由让某一方做出单方面实质性让步从而使双方受益。即使短期内,一方从中获得的好处多于另一方,从长期来看,双方仍是平等互惠的。给双方关系开价本身便破坏了这种关系的建立。
   建立良好的关系之所以难,是因为我们容易让实际利益本身影响获得这些利益的方式。我们要么让短期利益占据上风,从而影响双方的长期关系,要么将实质性分歧和解决分歧的方式混为一谈——比如说,要求对方做出实质性让步或自己做出同样的让步作为改善关系的方法。建立良好关系首先要将解决实质性问题的方式同问题本身区分开来,然后逐个应对。根据这一前提,下一章将阐述实现良好关系目标的策略。
  
第9节:策略:持完全积极的态度(1)
  第三章 策略:持完全积极的态度 第一章我们定义了一种有助于调和双方分歧的关系。但即使我们明白我们需要何种关系以达到目的,并且也将关系本身同实质问题分开考虑,我们也不一定就能够打造出这种有效的关系。
   在同别人交往时,我们通常并不有意识地考虑应采取哪种策略——就是那些能帮助我们改善关系的具体行为准则或指导原则。我们只是对别人的行为做出自然而然的反应。有时情感占据理智的上风,使原本已有的对策在情急之下也忘了使用。有时,我们自以为采用的策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种如何打造良好关系的理论,殊不知这个策略其实没有效果。
   为了实现理想中的良好关系,我们还需要一些明确的指导原则。首先,至少需要避免两种通病: 1. 忽略不同意见,没有考虑到每个人对问题的看法不同。
   2. 一味依赖互惠原则,期望通过自己或对方的引导来建立关系。
   重视不同意见:切记人们对问题的看法不同 我们都想与他人有一种能成功解决可能发生的任何问题的关系。但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时,我很可能不会意识到你看待问题的角度与我的不同。如果双方分歧严重,我们将肯定会对自己、对对方、对问题的轻重、对彼此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只有理解了这些不同之处,双方才有能力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在看问题时,会不知不觉把自己的利益夸大。我们了解最多的往往是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对某一事件了解越多,这一事件就越发显得重要。比如说,发生在自家门前的车祸要比一万英里以外的地震重要得多;野餐时的一场小雨对我们的影响要大于远东地区的台风。
   我们总是透过自己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并树立起自己的观念。每个人都会: ◎ 观察到不同事件; ◎ 关注这些事件的不同方面; ◎ 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支持我们原先观点的证据上; ◎ 将信息过滤分类以便于记忆; ◎ 只记住与某一相关“报道”吻合的信息; ◎ 改变原有的信息,使之符合新的需要。
   心理学家发现,所有人都会在他们的观念和看法上保持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你的立场取决于你所处的位置。”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面对一场劳资纠纷,工会领导人看到的是工人工资过低、物价飞涨、资方的不友好;资方则认为工人工资很高,成本不断上涨,工会向来就有威胁闹事的传统。即使是生活中极为亲密的两个人,他们所观察到的、注意到的甚至记住的事情都不一样。比如,在经过了忙乱一周的星期五下午,公司的中级主管和高级主管脑子里所想的事情就完全不同,这里有一张表格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法不同 中级主管高级主管 老板做起事来一天一个花样,让人摸不着头绪。我下达的任务,下属执行起来总是慢慢吞吞、磨磨蹭蹭的。
   公司里文牍现象严重。月度报告总是交得很晚。
   我晚上和周末经常加班,而老板每天下午6点就回家了。
   我在他们那个级别的时候,为了能有升迁的机会,没日没夜地干活。
   公司看重别处的工作经验,外来的人位置要高过我。
   我们培训出来的人,都跑到我们竞争对手那儿去另谋高就了。
   我到别处去干,可能会挣更多的钱。员工现在挣的钱比我那时多多了。
   如果能被提拔,就不用整天听命于他人了。我的下属根本不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
   新规定出台,我们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总是最后才知道。
   老板不信任我:他从来不正眼瞧我。为了培养下属,我颇费苦心。
   我累死累活地干,也没人说句好话。我费尽心血,他们却体会不到。
   一旦中级主管和高级主管意识到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他们就能毫不费力地理解对方。如果关系双方在距离、文化、背景、职责等方面相差甚远的话,他们之间在认识上的差异也会更大,也就更难理解彼此对事物的看法。
   因此,建立良好关系的一项成功策略就是承认彼此对各自差异的不同认识。在这方面,美国与前苏联之间尤其难以通融。两国官员由于所处的文化不同,有的近距离观察问题,而有的却相距很远,况且他们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既得利益上又不尽相同,看待事物难免形成不同的观点。
   再看看可信度这个因素。显然,同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或是满嘴虚言假语、经常开空头支票的人是难以合作的。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纠葛,不光是一个能否值得信赖的问题,还牵扯到对信赖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要改善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个能不受这些对立观念影响的策略。客观来说,究竟哪一方更值得信赖,这只不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可以由科研工作者、历史学家、法律专家去盖棺定论。在特定情况下,这个问题也许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握十足地预测到,两国政府都认为自己比对方更具可信度,或者说要比对方所想的更值得信赖。
  
第10节:策略:持完全积极的态度(2)
  下表列的是1987年美国和前苏联的观点:
   看法不同 美国的可信度 美国的观点苏联的观点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不具约束力,因为该条约尚未获得批准。美国已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却没有要求参议院批准该条约。
   既然苏联可以自行解释《反弹道导弹条约》,那美国也拥有相应解释权。
   美国签署《反弹道导弹条约》14年后,又对该条约进行重新解释,彻底违背了当年谈判双方和美参议院的意图。
   在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美国可以继续进行核试验。
   美国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意味着它承诺为彻底禁止各种核试验而努力。现在,美国置这项承诺于不顾,宣称只要核武器存在一天,就会继续进行核试验。
   既然苏联在进行威胁和颠覆活动,美国可以采取自卫措施防范恐怖活动和入侵行为。
   美国自以为可以置国际法于不顾,横行霸道,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轰炸利比亚,甚至还要以武力推翻它承认的合法政府。
   看法不同 苏联的可信度 美国的观点苏联的观点 苏联部署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① 的雷达设施违反了《反弹道导弹条约》。这一雷达设施属于《反弹道导弹条约》允许范围内的航天跟踪装置。
   苏联进行的一些核试验可能超出了1974年《核门槛禁试条约》所规定的15万吨的界限。美国总是故意夸大苏联核试验的规模。连美国的非官方专家也承认苏联从未超出过15万吨的界限。
   苏联从不履行它所做出的承诺。苏联严格执行其法定义务。
   苏联从不遵守协议的精神。我们严格履行每个条约的内容。
   双方观点各异,认为自己正确,对另一方存有很强的偏见,这成了双方建立能妥善解决分歧的关系的一个很大障碍。在实质问题上,由于观点不同而产生新的分歧,也会使已有的分歧变得更难处理。
   对于双方交往方式本身持有不同看法就更具破坏性。如果我看重合作、理解和诚实等品质,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自己更易与他人合作、更具理解力、更注重诚实,而你则并不这么看我。同样,如果我和你之间存在严重分歧,我自然就会认为你缺乏这些品质。因此,我会把双方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推到你身上,认为即使自己错了,也比你强得多,甚至会说出这样的话:“你从来不听我的,你这种人根本不值得交谈。”由于双方观点不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使关系变得更糟。
   正如文章下一节将要谈到的,如果双方把互惠互换作为行为准则,那么他们之间因观点分歧而造成的后果将更加严重。
   不要将关系建立在对等的原则上,期望一方跟着另一方走 好的关系应当是互利的。要想更好地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双方都应采取理性行为、相互理解对方的观点、保持通畅的交流渠道、彼此值得信赖、不试图强制对方,认为对方的利益和观点值得考虑。
   在实质性谈判中,我们经常采取对等原则,一方施以恩惠或做出让步,作为交换,另一方也会做出同样的姿态。如果我邻居冬天外出时,我帮他铲了过道上的雪,那我请他在我夏天外出时帮我打理草坪,应该没问题。根据对等原则,如果前苏联要求美国削减一半核武器,它自己也应这么做。我们可能会在对等的含义上有不同看法。(假如你上个礼拜帮我接孩子放学,我这个星期六是不是有责任照看你的儿子,巴斯特?)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实质性谈判中,对等原则是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外在的公平原则。
   既然我们的原则是建立互惠关系,对等原则又是达成实质性协议的坚实基础,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认为要建立良好关系,关键在于采取某种形式的对等原则。这种观点是非常有害的。有时候,对等原则看起来似乎是顺应了这样一条金科玉律:“你想人家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但这种原则也可能演变成“以牙还牙”的敌对行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两种情况都有害无益。
  
第11节:策略:持完全积极的态度(3)
  黄金准则。黄金准则①是一条非常实用的准则,能够帮助我了解我的行为会对你产生何种影响,你希望我如何待你。如果你是一名中级主管,非常希望上司在做出关系到你的重大决策之前能咨询你的意见,由此你可以推知,我作为你的下属,也希望你这么做。但是不要误以为如果我投你所好,你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报我,这并不是黄金准则的前提。我没有当众批评你,可我不能假定你也会这么做。如果我将我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这种盲目乐观的基础上,指望你会投桃报李,那我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在上一章里指出了对建立良好关系十分重要的一些要素,现在再来看看这种为人准则会对这些要素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可以看出,没有人会将这种极端做法当真,但是有些人在试图改善双方关系时确实这么做,也有人赞同其中部分做法,比如说,双方不讨论分歧等。完全寄希望于别人采取与自己相同的做法是不牢靠也是不明智的。我可能希望你完全以感性的态度对待我,但如果我完全凭好感的冲动行事,我们之间不可能解决任何分歧。我也可能希望你毫无保留地接受我对某件事情的看法,但即使我完全接受你的观点,我们之间也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讨论不同意见可能不是一个愉快的话题,然而这是唯一成功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我们仅仅出于希望取得别人的信任而盲目相信别人,我们肯定会失望——甚至破产。寄希望于别人的投桃报李是不能建立良好关系的。
   黄金准则的极端运用 1. 拥有理性。如果我希望你在爱的基础上对待我,那我对你的行为也不再基于理性,而完全基于爱。
   2. 相互理解。既然我希望你认为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我也会全盘接受你的看法。
   3. 相互沟通。如果我不希望你拿任何问题来烦我,我们之间就没有必要讨论什么分歧。
   4. 可信度。既然我希望你完全信赖我,我也会完全信赖你。
   5. 强制/说服。我希望你对我做出让步,我也会对你让步。
   6. 互相接受。我希望你接受我的利益和观点具有支配力,我也会这么对你。
   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各方所持观点不同时尤其如此。如果我指望你能采取相应态度,我也许会失望。因为即使你觉得自己的行为符合标准,我还是有可能认为你做得挺糟。我会因此而感到愤怒,转而会采取敌对方式。
   以牙还牙。为了避免对等原则的陷阱,有人建议将它作为一种手段,让别人先出牌,我再见机行事。只有你对我投之以桃,我才对你报之以李。同时,你怎样待我,我则怎样对你。这个建议,实际上也还是以对等原则为基础。落实到具体人际关系中,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概述: 采取这种方式,多半是出于没有必要善待对方的心理,或者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只有惩罚你的恶劣行为,你才能善待我。但无论如何,这种做法于事无补。如果双方在相处时以怨报怨,那冤冤相报何时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以恶报恶,我等于接受了你所定下的恶意基调。
   此外,由于各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事情会变得更糟。在我眼里,你的行为要比我的恶劣得多。因此,如果双方都相互复制对方的不是,再加上各自观点中固有的偏见,双方的关系就会急转直下。我往坏处去解释你的行为,并以同样坏的方式对待你。你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结果是彼此没法沟通,误解增多,信任消失。
   人际关系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两个人都等着对方先道歉。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彼此的怨气在上升,便越发拿定主意不首先道歉。一声迟来的、极不情愿的道歉使得原本早能解决的问题变得难以解决。
   以牙还牙 1. 理智与情感。既然你怒气冲天,我也不给你好脸色看。
   2. 理解。既然你误会了我,我也只好把你往坏处想——这样做必然会导致误解。
   3. 沟通。你不听我的,我也不会听你的。
  
第12节:策略:持完全积极的态度(4)
  4. 信赖。你显然是在骗我,那我也要耍耍你。
   5. 非强制性影响方式。你强迫我,我同样会强迫你。
   6. 接受。你瞧不起我,不把我的观点和利益放在心上,我也同样不把你放在眼里。
   在一般情况下,比如在驱逐一名有间谍嫌疑的低职外交官事件中,“以牙还牙”的策略还不至失控。但在更为重要和暧昧的情况下,比如,在进行军控或离婚谈判时,各方都不清楚对方是否有诚意,是否诚实地公开了相关信息,或者是否真诚地提出了建议。因此,对另一方所持有的偏见,再加上照样回敬的态度,只能使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解决。
   无论如何,如果以恶报恶,我等于放弃了采取主动的机会。我本来可以掌握大好时机定下我们之间交往的基调和方式。如果彼此都等着对方先行主动,双方的关系就永远得不到改善。这种被动的对等做法使双方很难解决分歧。
   我们道出了不能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两个原因:观点偏颇和依赖对等。两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都会阻碍良好关系的建立,如两者兼备,自然注定非失败不可。
   成功策略的必备条件 基于本书前三章的分析,建立良好关系的策略应经得住以下严峻的考验: 不受意见不一的影响。我们的指导原则不要求根本一致的意见。诚然,双方意见一致,相处起来会容易得多,但分歧越是严重,越是需要有良好的关系来应对之。因此,我们需要的策略应当经得住各种情况的考验。
   不用做出让步。我们的策略不需要任何一方做出让步。
   摆脱偏见。我们必须考虑到双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摆脱那种以为自己拥有真知灼见、出错总在对方的观点。尽管每次我们都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总认为对方错误的话,双方就根本无法交往。
   放弃对等原则。我们不应当等待对方先作出表率,也不要认为对方会以我们为榜样。
   不要划分永久的“界限”。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完全理解他人、接纳各方观点,我们就应当随时修正自己的看法,不要划分永久的你我界限。正如邻居可能成为家庭的一员,商业对手可能成为合作伙伴,先前的敌人也会成为军事同盟一样,关系的建立需要开放性的策略。
   既定方针:持完全积极的态度 本章重点概述了一个经得住上述考验的策略。但这并非什么奇策妙计,并不能把罪犯变成值得信赖的朋友、把商业对手变成可靠的合伙人或者把敌人变成盟友。这样的妙计根本不存在。我们所能提供的是一个全局性考虑问题的框架,一条总体上行得通的策略和一些在许多情况下有所帮助的经验之谈。
   无论与谁交往,我都会努力采取既有助于我们合作,又能给自己带来实质利益的措施,无论你的反应是否与我的吻合。总之,我想要遵循的指导原则既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有利,又对我个人有好处,我不去考虑你是否遵循同样的原则。如此说来,这是一个“完全积极的策略”。
   最终,如果双方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彼此的关系,我们就能更明智、更轻松地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因此我希望我的指导方针对你也有裨益。事实上,我希望这些方针也是你的最佳策略,对双方来说都是令人满意的。
   要严格符合上述标准,我们不能任意采取莽撞、轻率、冒险的办法。应该把风险降到最低。(作为本书作者,我们无法知晓读者们各自交往的都是些什么人。)不排除在有些时候,一个冒险的策略风险虽大,可是见效快,短期内更有成效。简单说来,一个完全积极的策略应该如下表所示。
   这些原则不是教我们如何将关系处“好”,而是告诉我们如何做更有效。双方从各自利益出发,讲求实际地去考虑应当切实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改善彼此的关系。这些原则本身具有很高的道德内涵。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分歧、改善关系,能让人体会到其中的妙处。每一次的交往,我们都会遇到激烈的利益冲突。巧妙解决这些冲突对双方都有好处。双方都不希望对方把事情搞砸。我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自然与你的利益有冲突,同时我也希望我们有能力来共同处理这些利益冲突,对我来说这其实并不矛盾。
   就两人关系而言,下表说明了为什么本书推崇的这项策略既有利于双方关系又有利于自己的利益。
   采取这种策略不会影响任何一方的实质利益。不管你对我的举动有何反应,我采取的办法是最佳选择;对你亦然。
   本书接下来的六个章节将分别探讨建立良好关系的六个基本要素。每一个要素对打造良好关系及其策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13节:理性:保持理智与情感的平衡(1)
  第二部分
   建立良好关系的基本要素 第四章 理性:保持理智与情感的平衡 情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交往。它影响了我们的观点和行为。不管是偶然邂逅还是故友重逢,对方一举手、一投足,其音容笑貌都会对我们产生影响。情感的范围很广:有我们认为正面的,如爱情、钦佩、尊敬、关切;也有负面的,如恐惧、憎恨、愤怒、惭愧。感情是不以我们的意愿为转移的。感情不可选择。我们也不应当对自己的感情做出什么道德判断,感到愤怒如同感觉到冷了、饿了,是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我们所能控制和判断的是我们的行为,即表达感情的方式。
   情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推进剂。它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和别人。爱与理解能促使我们解决分歧,沮丧和焦虑也同样能起到这种作用。关切和同情可以帮助我们加强沟通。愤怒的情绪也能激励双方积极合作以打开局面。
   另一方面,任何激动情绪一旦控制了我们的行为,就会破坏双方解决问题的能力。心里装着恐惧和悲痛,理性的思考就不复存在。正在气头上的时候,我可能不会愿意和你一起解决某个问题。甚至爱也可能驱使我盲目地做出让步,这对双方之间的关系有害无益,过后我只会后悔不迭。
   理性决策需要情绪的平衡 不管问题大小,总有其感性的一面。双方在经历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情感时,应当保持清醒,认识到双方的分歧所在。每作一项决定都不能被感情冲昏了头脑,首先要分析各种方案的有利面和不利面,比如家里商量合用一辆车、解决法律纠纷、办理离婚手续,或者因市场情况变化而改写合同,抑或两国之间协商停火等。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情感和理智应当相辅相成,而不应让任何一方占据上风。
   过多的情感会影响判断力。情绪激动时,我们很难条理清晰地思考问题。如果父亲为儿子没有及时归还汽车,加上汽车还回来时汽油几乎用尽而正在气头上,他可能不适合当下就决定以后儿子该怎么用车。如果一名职员担心自己被解雇,而她的老板也刚和妻子吵了一架,还在生气,这个时候是不能指望双方会解决什么重大问题的。
   有些人容易情绪激动。对他们来说,考试前的焦虑、看牙医前的紧张、外出旅行前的不安情绪都会影响他们作出理性的决定。相反,也有些人即使在极度焦虑时或争吵之后也能集中精力思考,作出理性的判断。但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情绪失控,很难或者说根本无法理智地面对一场冲突。
   情绪越激动,就越容易失去理智。你越是爱或尊重一个人,在你认为他受到不公平指责时,你就会愈加愤怒,也就越发不能有效地反驳对方的批评意见。如果雇员罢工就会面临破产的危险,一个小业主就可能不太容易理智地应对工会的威胁。相比之下,罢工对一家大公司的总裁的影响就不至于那么大,他处理起来就会游刃有余得多。又比如,南非的一些白人害怕“多数统治”,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等于意味着社会混乱和经济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理智地面对当前局势。发人深省的是,他们的恐惧正好阻碍了他们采取实际措施来消除这些恐惧。
   即使我们认为是“正面”的情绪也会破坏问题的解决。奥利弗?诺思中校对里根总统计划的过分拥护和极端热忱,导致他违反了法律,欺骗了国会。而白宫官员的证词也表明,里根总统出于对在黎巴嫩人质的同情,决定向伊朗运送武器,这不仅违反了常识,还破坏了武器禁运的规定和他自己的既定政策。
  
第14节:理性:保持理智与情感的平衡(2)
  波士顿交响乐团指挥小泽征尔曾经这样解释为什么他同该乐团的合作演出并不总是能完美发挥,他说:“我同乐团合作有很长时间了,对各位演奏者也有很深的敬意,所以觉得很难要求他们完全以我的方式来演出。”生意场上,即将达成协议所带来的激动之情可能使谈判双方忽略了重要的细节问题。几乎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友谊的光环下或一时兴奋之中作出的承诺往往过后一经考虑,就会追悔莫及。
   强烈的情绪不仅会模糊我们的思想,也会影响到对方的思维。如果一个十几岁女孩的妈妈怒气冲冲地对她大喊大叫,她也会同样生气,并且可能同她妈妈顶嘴或者干脆跑掉。不管发生哪种情况,母女之间都很难解决眼下的问题。大部分人,面对措辞激烈的指责,都会变得怒不可遏、拒不接受,而不能平静理智地驳倒对方。
   如果理智受情感支配,破坏性举措就会不断升级。利益冲突越大,双方就越冲动。公司管理层可能一怒之下解雇罢工的工人,工人也可能干脆破坏公司的设备。多年来,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原因之一就是恐惧和互不信任主导了两国政府的思维方式。
   过于冷淡削弱积极性和理解力 过于强烈的情绪会使问题恶化,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压抑情感。情感是动力之源。我们愿意做某件事是因为我们乐意,或者是觉得它具有挑战性,想试一试,而不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大多数有成就的公司都鼓励员工不仅参与经营,而且对公司作出感情投入。他们发现,真诚地关心员工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一项感情投资,能激发员工的士气,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强团队合作精神。一些管理不当的公司在困难时刻,往往得不到员工的帮助,他们经常得到这样的回答:“为什么我们要全力以赴地帮助公司渡过难关?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情感及情感的细微之处对于双方有效解决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希望自己的行为明智且有理性,但是良好的关系所具备的每一个要素都依赖于感情投入。只有达到感同身受的境地,我们才能完全理解对方的观点和利益。也就是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体会一下处在对方位置上的心情。如果我们对别人的感受不闻不问,双方之间的沟通就会受到影响。只有理解别人的观点,才能说服对方。归根结底,只有当我们关心对方、尊重对方时,我们才能充分考虑对方的利益和观点。
   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感情投入,包括对彼此的关心,双方就很难解决重大的分歧。假如你的配偶觉得受到冷落,没有被领情,那么一句“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亲爱的”,不管说得有多亲切,都只会把事情弄糟。完全用冷静、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会使我们体验不到重要的人生经历,没有这些经历,我们可能无法有效地处理分歧。有了感情的指引,我们才能体会到别人如何对待我们以及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一个受到冷落的丈夫可能不需要知道造成他这种感受的来龙去脉,他需要将工作和孩子暂时放在一边,单独同妻子度个周末。任何一个家庭,拥抱远比说教有效得多。
   因此,在人际关系中,感情的介入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当情绪激动失去理智时,双方将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要扭转这种局面,就需要通过积极的感情投入,做到情理通达,以加强双方共同解决分歧的能力。但在现实生活中,要实现情感与理智的平衡并不容易。原因何在?何种方式才是突破各种障碍、实现理智与情感平衡的最佳方法呢?
   如何才能保持理智与情感的平衡?
   理智与情感之间的互动关系极其复杂。本书作者不是心理学家,但经验和常识告诉了我们一些基本问题的所在及解决问题的办法。
   阻碍人们保持理智与情感平衡的原因有四个:其一,我们不了解自己和对方的情绪;其二,虽然我们常常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有时情绪急速波动,以致我们不由自主地受它支配;其三,即使理智本身战胜了情感并左右我们的行为,我们仍不能把握好那部分情绪,不管我们怎样将其掩盖,或是否认它的存在,事后它还是会冒出来烦我们;最后,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情绪的产生没有心理准备。
  
第15节:理性:保持理智与情感的平衡(3)
  本章接下来将要逐一分析这些原因,并提出完全积极的方法作为对策。
   体会自己和他人的情感。我们常常对感情毫无察觉。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被不安、沮丧、恐惧或愤怒等情绪所左右,并影响到我们的一举一动。在我还没有觉察到自己的愤怒时,别人可能早就注意到我颈部肌肉已紧张起来,脸部开始涨红,说话声音也变了调。
   对别人的情绪,我们了解的就更少了。即使你试图掩盖自己的愤怒或恐惧,它还是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你的行为:你说话的语调、坐姿、呼吸频率等。我也会下意识地注意到这些迹象,相应地也会觉得不安、担心或变得固执。如果双方都没有注意到自己或对方的情绪,我们就很难控制表达感情的方式,双方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就会受到影响。
   因此,积极把握感情的第一步就是意识到它的存在。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当学会观察肢体所传达的感情信号。通过观察身体各部位情况,能从中得到有关自己情绪的重要信息。我的肠胃是不是感到不适?手心是否冒汗了?下巴肌肉是否绷得很紧?我是不是攥紧了双拳,还是使劲抓着什么东西了?说话声调提高了?这些小动作多半传达着愤怒、沮丧或害怕的情绪。轻柔的声音,愿意靠得更近些,湿润的眼睛,这些迹象则意味着爱慕、同情或者伤心。我的身体感受在不同的场合可能表达着不同的情绪。一旦注意到这些变化,察觉出自己的情绪也就不难了。
   为了培养这种意识,我可能需要在不同场合和不同程度的压力下进行练习。从每天的点滴小事做起——和朋友吃饭、同客户谈生意、看一场伤感的电影、进行一场困难的讨论,利用这些场合来培养自己对情绪和感觉的把握。随着对自己身体反应的了解,察觉情绪变得越来越容易。我可以更频繁或在更为紧张的气氛下尝试发觉自己的情绪。
   由于掌握的信息量有限,了解对方的情绪变得很难。我可以观察你的一举一动,听你说话的语气,但我无法知道你的所思所想,对你的感觉也许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根据某些肢体语言分析对方是否产生了大的情绪波动。试想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上,表现出你那样的动作,用你那样的语气说话,我应该在想什么呢?了解对方的感受越多,就越能避免伤人话语或行为带来敌对情绪的强化,避免做出有害无益的举动。总的来说,在触及问题的本质之前,有必要先观察一下对方的情绪状况。
   经过细心观察,多加体会,就能敏锐地察觉身体和嗓音的细微变化,当然也总有摸不准的时候。为了找准对方的情绪,我也许需要证实我的判断,比如我说:“约翰,你的手指似乎要嵌进椅子把手里了,我刚才问你的那个问题,你好像并不满意。我惹你发火了吗?”肢体语言模棱两可,而我们的看法也有失偏颇。与其忽略对方的感受,不如好好揣测一下。当然自己的猜测未经证实就凭此轻举妄动,是很冒险的,双方极有可能产生误解。如果我不用指责或武断的语气询问你的感受,就能避免误解,对方也会自然地道出自己真实的感受。
   注意情绪的变化能帮助我跨越感情冲突。通过实践,我可以暂时从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分析双方的情绪,并想出对策。这种距离感同样能减少自己情绪的波动对行为产生的影响,有助于让理性起到平衡作用。
   不要感情用事;管住自己的行为。光注意到自己的情绪还不足以控制其行为。情急之下,我可能没等自己作出理性决定就贸然行事。心理学家认为,在发育过程中,大脑最先产生本能和感性反应。随后,大脑才会变得越来越理性,并逐渐可以控制一些低层次的本能反应。但险恶环境可能直接引发感情和生理上的反应,导致理性思维出现“短路”。即使是稍有害怕或不信任感也会让我们有所行动,如一走了之;短期来看,这样做虽然保护了自己,但却对理智地解决问题不利。害怕遭抛弃也会导致同样的反应。如果妻子威胁要离开丈夫,他可能会怒不可遏、孤注一掷,这种情绪无助于解决导致他妻子威胁要离开他的问题。
  
第16节:理性:保持理智与情感的平衡(4)
  如果自尊受到威胁,人们通常会感到不安全、害怕和愤怒,这些情绪会成为理智解决问题的障碍。有自卑倾向或担心失去自尊的人,通常会在争执中固执己见。他们怕丢面子,做事踌躇不决,最终使结局变得更糟。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南非白人拒绝同黑人谈判,以及一位犹豫不决的未婚夫想要毁掉婚约却觉得无从下手。
   在中东问题上,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由此产生的情绪阻碍了双方开始建立合作关系。即使两国政府达成一项协议,恐惧也会导致一方或双方不遵守协议。同样,摩洛哥和埃及领导人因为害怕利比亚,所以没有执行三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协议。
   我们有些情绪反应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从父母或朋友那儿秉承的习惯。孩提时代,我们都发现情绪爆发能引起别人的注意,促使情况发生改变,用发脾气的方式表达沮丧、愤怒或失望的心情有时是可以接受、可以原谅的。这种潜移默化的想法伴随着我们长大,我们不自觉地认为如果发脾气、歇斯底里、大喊大叫、摔门或发号施令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感情上对失败的担心有时会超过达成协议带来的好处。有些人担心失败,因此就索性放弃,不再努力。另一些人从小就学会:就是掀掉桌子让游戏玩不下去,也不能输了这一局。但是大多数人都明白,如果每次眼看要输就不玩了,就没有人愿意同我们玩。尽管如此,许多成年人在谈判中一旦处于下风就试图破坏谈判进程。
   有时候,我们失败或犯错误时就不自觉地为情绪所左右,其目的是为了逃脱责任。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交通事故,肇事司机总是先跳出来指责无辜一方。随着大喊大叫,肇事司机在情绪上越来越激动,最终他可能使自己和路人都相信自己没有错。他也许是无意识地利用了自己的情绪来逃脱指责,回避负罪感。
   再比如,我们可能故意利用情绪给他人施压。如果饭店接待员告诉我预订的房间没了,饭店已没有空房,我可能会当场发作,用拳头砸柜台,要求见经理。我认为这样做会奏效——也许确实会,因为没有哪家饭店愿意在自己的大堂里看到一位歇斯底里的客人。但是,如果我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一位我希望进行长期合作的伙伴时,情况就不妙了。从长远来看,用情绪压制别人只会制造麻烦而不会解决问题。
   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常用技巧来赢得时间。尽管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排除迅速产生的强烈感情,但我们能够控制这些情绪对自己的行为造成影响。在与人打交道时,只有等波动的情绪平静下来,自己能有所控制时,我们才能作出有利于大家的理性决策。下面是一些具体技巧: 稍稍休息一下。要减轻情绪波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暂停接触,稍事休息。当双方都怒气冲冲或不满情绪高涨时,适当地休息一下能防止双方关系全面恶化。双方都能利用这个机会平静一下,想一想继续交往下去可能会带来的好处,并且琢磨出一个既能处理眼前问题,又不至于激怒对方的办法。借这个休息机会,我们还可以在手边的一些琐事上进行合作,比如一块儿修咖啡机,打开窗户换换新鲜空气,从而改变一下气氛。
   在一场激烈的讨论中,置身局外冷静地思考很难。如果可能的话,不妨要求第三方来控制讨论的气氛,适当时候建议双方休息一下。有些家庭里会有一位家长来扮演这样的角色。
   从一数到十。我们都希望考虑周全了再行动。有时候,情绪上来得很快,还没等我们意识到就已然受其控制,不假思索地干出冒失事儿来。这种贸然举动又会激化对方的情绪;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双方无法进行建设性的沟通。碰到这种情况,不妨从一数到十,强迫自己想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对方说出那样的话,然后想办法使谈话更富成效。每次回应对方之前,都有必要问一问自己:“此刻我的目标是什么?”
   咨询请教。单独行动时,受感性而非理性因素支配的可能性会增大。总的来说,在涉及有关双方问题时,最好先同对方沟通一下。本书第六章将专门讨论沟通问题。如果当时情绪剑拔弩张,或另有原因双方不能沟通,可以找一位朋友或同事咨询一下。我的意见可行吗?不利的方面是什么?是否另有妙计?
  
第17节:理性:保持理智与情感的平衡(5)
  这里所建议的每一个技巧,目的不在于压抑或忽视感情。在谈判中,感情因素如同其他任何重要因素一样,不容忽视。但情绪波动使我不能很好地判断自己的所言所行。因此稍事休息或请教别人有助于我揣摩、体会自己的情绪,向他人学习,从而控制自己的行为。
   承认自己的情绪。即使我能意识到自己的情绪,也能充分控制自己的行为避免当场做出莽撞之举,但这些情绪仍在,可能还会带来麻烦。我们中有些人试图掩饰自己的情绪,这是自欺欺人。别人可能已经注意到我的嗓门越来越大,我却还要掩饰,否认自己变得越来越激动。这时候嚷嚷一句“我没有发火”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否认情绪的存在不等于它们真的就不存在,相反,只会使情绪变得难以改变。我们想要掩盖情绪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孩提时代,大人就教育我们不应当流露或谈论感情。有些家庭把所有的情绪表露都当做问题来看待。一些大人还教育孩子发火是不对的,做出伤心的样子是错误的。慢慢地,这些孩子就认为,感到生气或伤心是不对的。在成长过程中,他们逐渐就学会了压抑自己的感情。
   有时候,压制感情和感情表露的道德标准是在特定文化中形成的。英国人通常被认为是冷静、不易激动和含蓄的典范。他们的语言里也充满了控制感情流露的词语,如“感情不外露”、“冷静一点”、“忍了吧”。不同的商业环境,情况也各不相同。在银行和律师事务所里,低级职员通常学习如何掩饰自己的感情;而在码头或期货交易场上,人们经常用夸张的言辞表达自己的情绪。
   许多人掩饰感情,是因为害怕感情的流露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如果我们表现愤怒或失望,别人可能不喜欢我。如果我对他人表示同情,可能会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媒体不断刊登政治候选人爱德蒙德?马斯柯和帕特里夏?施罗德的照片,照片显示他俩正各自拭去眼角的一滴泪,这似乎证明他们性格上存在着严重缺陷。认为真实地表露感情即意味着示弱,这种想法会严重影响国际关系,因为在国与国关系中,显示自己的强大似乎尤为重要。虽然显得过于激动可能意味着自己情绪失控,但多数人的问题是感情流露太少而不是太多。
   想要掩饰感情会在交往中带来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只有能表露自己的情绪,或至少承认有情绪存在,才能应付它们。一些具有破坏性的情绪,如愤怒和怨恨,都会积蓄心中,一旦爆发,会对双方关系造成长期破坏。此外,如果掩饰了自己的情绪,我们可能因此而忽略那些需要关注的潜在的实质性问题。
   其次,我们掩饰了建立良好关系所必需的积极情绪。比如,许多公司经理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对员工表示感情上的关切。一位表现得漠不关心的经理,不管他内心多么在乎,都不可能激发下属的热情、忠诚和开诚布公的态度,而这些品质对于组建一家充满活力、高效率运转的公司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谈论情绪。理清那些对双方关系具有破坏性的情绪,其对策之一就是将它们公开——承认它们的存在,并且谈论它们。说出自己的愤怒或恐惧(而不是将它们表现出来),是自信和自制,而非软弱的表现。当然,公开谈论自己的情绪,有些人会不习惯,觉得很尴尬。因此有必要记住以下几点: ◎ 开门见山。“对不起,但这件事实在有点儿让我生气了。”
   ◎ 声情并茂。眼睛看着对方,降低音量,放缓语速,适当停顿以加强语气。“我觉得很烦……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协议的条款上。我想我们能不能改变一下讨论的气氛。”
   ◎ 直言不讳。解释一下自己不满的原因。“我感到很恼火。刚才我正解释付保证金的事儿,话说到一半就给打断了。我还建议找个协调人,也无非是为大家好,如果没记错的话,有人当时就对我说:‘你自己不能处理吗?’”
   ◎ 避免责备。“我可能听错了你的意思。如果什么地方得罪了你,请多多包涵。”
  
第18节:理性:保持理智与情感的平衡(6)
  ◎ 直接询问。“如果你对这场谈话有什么不同的想法,请告诉我。”
   ◎ 予人方便。“我知道大家都是为解决这件事而来的。要不,你再谈谈你的意见,然后咱们休息十分钟,之后再谈预付保证金这件事到底可不可行。”
   我们建议你不只是简单地把情绪表达出来,还要承认它们的存在,并且向对方解释产生这些情绪的原因。只有这样,情绪才不会成为人们建立良好关系的绊脚石,双方才能依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解决争端。我不是来找人斗气或泄愤的。(我可以在楼道里自己发泄或找同事倾诉一下。)我是要缓和气氛,大家重新一块儿合作。也就是说,我应当尽可能为对方重新采取积极的态度创造条件。
   理性谈论情绪自然而然使双方归于理智。我会以冷静的思维来理清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同样促使你采取自制的态度。
   勇于承担责任和及时道歉。我们有情绪时,通常把责任推给对方:“我发这么大的火,还不是因为你如此不讲道理。”
   在某种程度上,情况也确实如此。但我们通常会倾向于认为对方情绪化、不讲理,其实对方也这么看我们。我们一般都会认为自己更讲道理、脾气比较温和。我们也往往能理解、同情自己的观点和行为,并且有理由解释自己的情绪。对我们来说,自己的情绪和行为都是情有可原的。因此,如果不理解别人的想法,我们往往会认为他们的行为和感情是不理性的。而怎么能和不讲理的人打交道呢?
   我们也会认识不到在某种程度上,对方的情绪与我们有关。我们常把情绪归结为性格所致:“别理他,他就是个火药罐子。”言下之意,我们只能袖手旁观,等他冷静下来方可改善双方的关系。
   如果认识不到我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方的过激反应,我们的所作所为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房客向房东写了三封信抱怨屋顶漏雨,但都石沉大海,因此她决定亲自去见房东。因为怒气冲冲而去,难免一开始就大喊大叫。房东索性不理她,说如果她不冷静下来,他们之间就没什么可谈的。这使房客更加生气,因为她发火本来就是因为房东对她不理不睬。假如房东说:“我理解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很抱歉没有及时处理这件事。请坐,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房客可能会变得更心平气和一些。
   我们应当对自己的感情和感情的表达方式负责,以及对别人的情绪造成的影响负责。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化解情绪的冲动,理性地面对问题。如果我们情绪失控或激怒了对方,来一声道歉是很有帮助的。道歉表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话说得是否充分,都表明给对方以关切,如此一来,对方也会采取同样负责的态度,这就能将双方关系拉回正轨。
   我们常常将道歉看成是理亏。觉得自己没做亏心事,就不愿意道歉。其实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如果我们的行为产生了严重后果,表示一下歉意也无妨。不要为自己开脱,应当请求对方宽恕。不要说“我很忙”,而应当解释一下:“恐怕我的心思不在这里,对不起。”同样,不要说“不是我的错”,应当说:“我理解你发火的原因。这件事我也有部分责任,我很抱歉。”
   我们都有强烈的感情,不应当加以掩饰。我们应该勇于面对自己的情绪,并对自己的情绪负责。否则,这些情绪会像火山一样,总有一天会爆发,到那时,将对人际关系造成严重的危害。
   在情绪上来之前有所准备。情感因素破坏理智思考的部分原因是我们事先没有预料到,思想上没有准备。我们往往被弄得措手不及。有的律师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受理离婚诉讼之前会花时间同当事人一起讨论可能发生的情况,并预测他的感受。如果律师预见到某个问题会使当事人发火或不安,他可能会建议当事人如何来回应或索性不予理睬。这种事前准备不仅能使当事人学会如何面对情绪激动,也会使情绪本身平稳下来。当事人有备而来,在法庭上就不会惊慌失措、手忙脚乱。
  
第19节:理性:保持理智与情感的平衡(7)
  自己情绪的波动尚且难以预料,揣测别人的反应就更困难了。我们常常听朋友这么说:“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我只不过告诉他我的想法,他就大发雷霆。”我们不可能将自己置于他人的情绪之中,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去做这种尝试。但如果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必然会铸成大错,所以我们还得花些时间设身处地去感受他人的情绪。
   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客观地去思考在双方交往中我们希望自己乃至对方处于什么样的情绪之中,才能有效地解决分歧。既然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谈判和争端的结局,我们就有必要考虑如何去影响双方的情绪,正如我们有必要考虑其他对策一样。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对别人的感觉不仅影响到眼前问题的解决,还关系到将来问题的解决。
   预测各种情绪反应。预先想到可能出现的情绪,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它们。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广泛地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在谈判时,“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是说我们应当找出一条林中捷径,而是说要了解整个地形。不管是邻里之间的往来、生意场上的交锋,还是两国政府间的谈判,一个考虑周全的人会预料到双方可能提出的建议,并想好应对之策。尽管如此,即使是谈判高手也难以估计自己和对方在现场时的情绪反应。
   要做好谈判前的准备,有一种方法是先勾画一幅双方情绪变化的图表。什么情况下我会生气?生气了会作出怎样的反应?我感到失望时会有怎样的举动?哪些迹象表明我已逐渐失去理智?对方在压力之下会做出什么行为?什么情况下她会生气?她需要多久才能平静下来?我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会不会惹火她?她可能会说出哪些惹火我的话?
   正如我们在对待实质问题时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们在面对情绪问题时也应有所准备。在打交道之前,花一点时间考虑一下双方可能会作出的反应,那么如果发生情绪上的冲突,也会比较容易处理。
   培养积极情绪。谈判之中,负面情绪固然难以预料,但我们往往没有考虑应当在自己和他人心中培养哪些积极情绪来帮助解决问题。学校教育告诉我们的是,只要有缜密的分析就足以解决任何问题。但事实是,如果双方充满敌意,即使是最周详的分析也不能解决争端。
   为了拥有一个有效的合作关系,我们应当用积极、正面的情绪来替代消极、负面的情绪,只有这样,才能促成问题的解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明白情绪状况。
   一旦认识到自己和对方情绪上的弱点,我们就能采取措施培养积极情绪。
   培养自身积极情绪的一个途径就是回忆我们士气高涨、精神饱满、乐观自信、干劲十足的某个时间、地点、场合,然后在想象中回到那时的状态,揣摩当时的感觉和态度,好像自己仍然受到那些积极情绪的鼓舞,从而克服不由自主产生的怀疑情绪。我有位朋友热衷于滑雪,每当他想唤起心旷神怡的感觉和体验完美技巧,并想置身于全神贯注的状态时,他就想象自己在滑雪山坡上飞驰而下的感觉。这种方法能帮助我们摆脱现有的情绪,换一个好心情。
   情绪 造成破坏性影响的情绪造成积极影响的情绪 对自我 不安全安全感 无望乐观 无助自信 对他人 厌弃认同 敌意尊重 冷漠关切 另一种方法是调整自己的情绪,使之符合我们希望对方应具有的状态,并保持同样的状态。如果我们对别人表示关切,坦然面对自己的情绪,并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对方也会受到感染,采取同样的做法。这个方法是完全积极的,我们不必付出任何代价。不管对方是否作出积极回应,我们试图帮助对方培养积极情绪,这个过程本身将使我们受益匪浅。
   总的说来,要认识对方的感情需要,并考虑采取些措施培养对方的积极情绪,使之加强合作,共同面对分歧。如果对方感到不安全,我们就应采取措施增强他们的安全感。比如,一位职员由于过分担心不能胜任新工作而没有发挥他的最佳水平。他可能会掩饰自己的过失,工作速度很慢以确保自己不出错,或担心当众出丑而没有积极参与集体讨论。这些迹象都表明上级与下属之间的关系有待改善。精明的上司就会注意到这些现象,判断出问题在于他有一种不安全感,由此采取相应措施。如果该职员实际上不用担心自己失去这份工作,他的建议也颇受公司重视,他的上司就应当告诉他,让他安心工作。
   总之,要求理智行事并不意味着拒绝感情,或忽略压抑感情。相反,我们应当考虑到它们的存在,掌握表达感情的方式,培养积极情绪。在任何人际交往中,真诚对待感情、直言不讳地讨论感情并且共同面对它们,将会帮助我们处理必将发生的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在情感与理智之间保持平衡是一项完全积极的策略,它有助于双方之间的合作,并且,无论对方态度如何,于我都会有利。当然,如果对方也能持同样积极的态度,那就再好不过了。
  
第20节:理解:以他人的眼光看待事物(1)
  第五章
   理解:以他人的眼光看待事物 即使我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与你交往中出现的问题,我可能仍会束手无策,因为我没有充分理解这个问题。而问题之所以存在,本身就可能源于误解。我可能认为你把最后一块南瓜饼吃了,而事实上冰箱里还有一块。或者,我可能没有认识到彼此间冲突的实质,是因为我不了解你的需求所在以及你看问题的总体角度。比如,我可能不经意在赎罪日那天安排了会议,却忘了那是你的宗教节日。除非我了解你看待事物的眼光,否则双方很难解决分歧。
   反过来说,我们越是能理解彼此的观点、兴趣、价值所在(不管是大体上的,还是细节之处),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相互理解越深入,合作关系就越密切。同时只要至少有一方采取完全积极的态度,相互间的理解就能得到加强。
   解决分歧首先要了解问题所在 误解通常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也使人们面对问题时无从下手。因此“误解”和“问题”几乎成了同义词。当问及双方的婚姻或友谊为何破裂,当事人经常会说“我们没法再相互理解”或“我们的看法不同”。
   有时候,我们对某一情况的误解会无端滋生是非。一位朋友不久前向我谈起他有一次因为误解了自己3岁大的儿子而感到非常愧疚。他儿子吃饭时挑挑拣拣,还不断从椅子上下来玩玩具。当爸爸的在另一个房间看书,叫儿子回到椅子上老老实实吃饭。没一会儿,孩子从厨房里出来跑到爸爸身边。爸爸往厨房里一看,盘子里还剩着饭菜,便打了孩子,叫他回去吃饭。事实上,儿子嘴里含了一大口饭,跑过来让爸爸看他正吃着呢。
   历史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纯粹是误解破坏了国家间的关系。1962年,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了一通现在看来令人印象深刻的讲话。当时他在讲台上一边跺着脚,一边喊着:“我们要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送终’。”大多数美国人把这看成是威胁,苏联的目的即是消灭美国。美国国内媒体大肆渲染这一“威胁性”言论,但学者和苏联官员随后指出,在俄语里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威胁,只是表达苏联体制比西方体制更有生命力的意思。一个年轻力壮的俄罗斯小伙子有可能说:“我会给我爸‘送终’。”意思就是说,他可能会比他爸活得更长。尽管如此,一些美国人仍将这一言论看成是苏联方面的威胁挑衅。这一误解增加了美国和前苏联两国之间解决分歧的难度。
   相反,每个人都知道,与一个理解自己感受和观点的人打交道是非常轻松的。举一个夫妻关系和谐的例子:妻子下班回家,丈夫迎上去说:“下午通电话时,听你说话的口气感觉你今天过得不顺。所以我取消了5点钟的会,赶回来做饭。我还告诉乔治晚上不要过来看足球赛了。”如果我们相互理解,就能预料到可能会发生的问题,采取措施阻止它们发生。
   如果双方关系不和谐是因为缺乏相互理解,那么导致误解的障碍是什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产生误解的原因有很多:我说错了,你听错了;我手里的资料已过时了,而你却掌握着最新情况等等。许多问题是沟通不畅引起的,下一章将会讨论如何确保双方之间交流渠道的畅通和有效。
   其他障碍是我们的个人因素造成的: ◎ 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知之甚少; ◎ 我们害怕知道自己“错了”;
第21节:理解:以他人的眼光看待事物(2)
  ◎ 我们可能不知道如何更好地了解对方。
   针对这些障碍,我们可以采取积极措施来应对之,不管对方是否这么做,我们都要去做。
   度他人之腹: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知之甚少 当我们在交往中出现问题时,我可能没有注意到你看问题的角度,也没有意识到理解你的想法有多么重要。实际上,我知道得越少,就越会低估自己知之甚少这个事实。别人脑子里的想法,对我来说,就像一座陌生城市一样是未知领域。我甚至不了解自己无知的程度。
   同样,我大概没有认识到努力去了解那个“未知领域”对双方的关系是何等重要。比如,我注意到夏天时,我的秘书有时上班会晚来一会儿,或临时请一天假。我因为生气,就给她冷脸看,她来上班时,加给她额外工作量以弥补她损失的时间。结果,她可能最终辞职不干了。假如我了解一下情况,我就知道她是一位有着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孩子们夏天放假,所以她每天早晨上班前都要开车30英里把孩子送到她妈妈家,而不巧的是她妈妈最近病了,不能照看孩子。同时我可能也会了解到如果她能上午10点或11点来上班的话,她会很高兴待到晚上6点或7点钟下班。
   对方越是陌生,我们就越难了解什么对他们来说是重要。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知,事后往往追悔莫及。在语言、习惯、文化不同的情况下,确实需要费神费劲儿才能发现问题所在。一些美国公司进入外国市场后,他们经常会因为不了解当地文化而出洋相。举一个颇具典型的例子:通用汽车公司向西班牙语市场推出了雪佛莱“Nova”型汽车,殊不知在西班牙语中,“no va”的意思是“不动”。
   即使有些公司在打进国外市场时是有备而来,它们的经营模式还是会带来麻烦。吉列公司的剃须刀片在进入日本市场前,公司事先做了大量详尽的市场调查,但它忽略了日本人的经营习惯。吉列用对待美国经销商的方式来对待它在日本的商业伙伴。如果有哪一家经销商达不到吉列的要求,就会被替换。而在日本,忠诚和培养长期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吉列的做法无疑把经销商和客户都得罪了。舒适公司就比较了解当地的做法,它与一家经销商培养了稳定的商业关系,眼下主导日本剃须刀片的市场。
   不去努力了解对方的部分原因是我们自以为已经掌握了所有该掌握的信息。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对自己应该掌握的情况的了解好比坐井观天。比如,有些经理认为管理一家企业如同在股市投资一样,就是数字问题。他们的态度可能是:“如果我们想建立合作关系,那就进入实质,别‘黏黏糊糊’的。我不需要更多地了解你。我同陌生人在电话里就能把生意敲定。我只需要知道你的电话号码、信用卡号和其他一些基本情况就行了。”
   确实,想要拥有能解决问题的良好关系是出于实用性的考虑,况且要理解一个人需要花时间。一次性接触不同于长期交往,似乎没必要花费力气去了解对方。但不管是短期接触还是长期交往,在加深了解方面投资都将物有所值。随着彼此了解的不断深入,我们避免问题、解决分歧的技巧就会愈加娴熟。
   “知”无止境。如果我想提高彼此之间解决分歧的能力,我应当时时认为自己了解得还不够,我应该更多地去了解对方。一般来说,我们总是自然地认为对方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同样需要更多去了解。一旦承认了自己的一无所知,我便能虚心学习,同时鼓励你也这么去做。
   一位退休的行政人员举了一个有关寻求了解的必要性的例子。他叫保罗?克雷默,多年来掌管公司的一个部门,该公司被另一家公司收购后,克雷默留任原职,但上司是新来的副总裁。这位副总裁和他手下的人在收购前曾研究过这一部门的运营情况,他们认为自己知道该如何改善部门的业绩。所以,他们下令改变定价,放弃小顾客,砍掉不赢利的产品。但克雷默则认为他最清楚该部门的运营状况。他强烈反对这些新计划,却没有详细地分析这些计划出台的原因。经过一场激烈的冲突,新计划得以执行,克雷默辞职,生意越来越不景气。
  
第22节:理解:以他人的眼光看待事物(3)
  克雷默和新副总裁两人都掌握着大量的信息,他们都认为自己知道得最多。事后看来,克雷默也承认他可以从新上司的定价和市场分析中学到不少东西。而同时,对方也能从他多年的经验里学到很多东西。如果当时双方不是那么刚愎自用,都能彼此虚心讨教,这场冲突完全可以避免。
   在这种情况下,光承认自己知道得不够是不行的。我们还应当积极地去了解对方。通过主动了解你的想法,我激发了你来了解我的兴趣。两千多年前,拉丁语作家腓比力斯?席利斯写道:“别人对我感兴趣时,我也会对他们感兴趣。”
   首先询问对方关注的焦点。即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并乐于了解新情况,但从何处下手,我们仍茫然不知。即使是最亲近的朋友,我们常常都不甚了解。要完全了解所有跟我们打交道的人怕是不现实的。我们不愿意尽力去了解别人,这恐怕也是害怕这种尝试是无止境的。为了克服这个障碍,我们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与问题的解决有最直接关系的那一面:眼下你的利益是什么?你对于我和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你最关心的根本问题又是哪些?
   利益。对于某个特殊问题来说,其最佳解决方案应当符合双方利益。要更好地了解对方,不管是总体了解,还是就为解决分歧而言,首先应当考虑对方的利益。越是了解对方的利益(对方的所思、所需、所求、希望和恐惧)我就越有可能满足对方的利益需求,哪怕是最低限度地满足。
   比如,我是你的老板,我要尽可能了解你作为雇员的想法。你是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还是希望挑更轻的担子?愿意要工作的稳定性还是更多的发展机会?你喜欢工作时间更灵活还是较为固定?希望有更多的反馈意见还是想有更多的独立性?你希望眼下立即加薪还是以后慢慢加?你愿意订一年的合同还是要一个终生职业?通过询问一系列你所关心的问题,我能更成功地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答案,而不只是拘泥于你我之间的某个分歧,诸如工资的分歧。
   观点。几乎没有两个人看问题的方法是一样的。要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我最好先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之间的分歧可能因观点不同而起,也因观点不同而迎刃而解。
   比如,就解决你工资一事而言,我了解到你认为早上8点是开始工作的正常时间(我却认为9点半才是一个工作日的开始),正常的8小时工作日是早8点至晚5点,中间一小时午餐时间。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倒可能导致问题的解决,除了另外的加薪机会,你能多拿百分之十的薪水,因为你每天比办公室里其他人多干一小时的活。
   光知道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是不够的,不要认为别人的视角很“奇怪”,因为他们自己完全不这么想。要想成功的同别人合作,我应当了解对方是怎么合乎情理地持有这些观点的,还有他们持这些观点的感受。回过头来再看一看第三章里关于美国和苏联不同观点的图表。大多数情况下,用以检测我们是否已经理解对方的观点的恰当方法就是列出这样一张图表,以局外人的眼光去看,就会发现双方都各具说服力。
   价值观。在特定情况下,构成一方既定利益和观点的是其基本价值观。这可能包括忠诚、团队精神、安全、诚实、勇敢、专业自豪感和家庭凝聚力等。了解对方的一个渠道是将对方的利益按其重要程度排序。仍然用刚才提到的那个加薪的例子,我可能会发现,你虽然愿意涨工资,但更注重职衔和工作的稳定性。通过双方共同探讨得知你所认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如地位和工作的稳定性),我们就能寻找到一个为你看重的解决方案。比如,我可以提升你做部门主管,并保证至少三年内不动你的职位。虽然出于预算的考虑,我给你的薪水比别人少,但你还会觉得这个建议公平合理。
   如果涉及两个不同的文化,理解对方的价值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同日本商人合作的过程中,经常会听到他们对美国价值观的评价:“为什么美国公司这么不重视忠诚?”进一步问,日本人会举出这样的例子:一些美国人离开栽培他们的公司,到竞争对手那儿去谋职,或者一些公司为了略低的价格而更换供应商。他们还会说:“为什么美国的管理层这么不重视公司的责任?”比如某位公司总裁,他不承认公司的错误是他个人的责任。(相形之下,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大型客机因为后舱壁出了问题而坠毁,公司总裁马上辞职,并以个人名义向死难者家属赔罪道歉。)同样,美国商界人士也不理解日本人的价值观念,他们不明白为何日本人如此不看重自由市场体制,而给日本公司大量补贴,树立众多进口壁垒。
  
第23节:理解:以他人的眼光看待事物(4)
  日本商人和美国商人都有道理。没有哪一个价值观念不符合道德标准或者“错误”。除非两国合伙人互相理解彼此的价值观,否则他们很难共同合作。
   理解对方的利益、思想认知和价值观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不可能透彻地了解一切。但只有了解他人的利益,了解给他们带来影响的观念和标准,我们才能迅速而有效地实现有利于双方合作关系的相互理解。不管对方持何种态度,我们能够、也应当采取步骤开始行动。
   勇于拓新 在试图同对方建立良好关系,特别是同发生过冲突的人打交道时,为了理解对方看问题的视角,我需要放弃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比如某家公司过去发生过多次罢工,公司的劳资关系负责人必然对工会的领导人有些想法,这些想法无疑也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随着他们对工会领袖的进一步了解,他们发现自己应当抛弃过去的某些看法。
   这种转变是艰难的。随着看法的改变,我可能会质疑自己过去做出的一些决定,甚至担心别人是否也开始怀疑我的能力。如果涉及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消除过去的看法就更难了。我们在感情上抱着这些思想不放,因而会避免或忽略同这些看法相矛盾的信息。有时,我们不愿意听取新意见、学习新事物,就是因为害怕知道多了之后,会发现自己以前的过错。
   在了解新事物过程中,让我们觉得不安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害怕在别人面前丢面子,显得愚蠢。越是事前公开抱着某种思维方式不放,这方面的原因就越为突出。第二,感觉不安的原因可能是心理上的一种不安全感。这就像去看心理医生一样。对新事物的了解可能会迫使我们改变原先对自己和对他人的看法。即使没人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仍然会觉得窘迫。
   17世纪时,天文学家伽利略发表文章,宣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诸行星围绕太阳公转。这一说法同天主教会信仰的教条(即地心说)相悖。伽利略并非第一个提出这一观点的人。波兰天文学家和神学家哥白尼早在100年前就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到17世纪,许多学者都认为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但教会将伽利略送上了宗教法庭,逼迫他改变观点,并将他终生软禁于家中。很多年后,教会领袖才承认错误,改变教义。
   特别是在两国对峙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害怕和拒绝接受对方的观点,担心这样做会削弱自己的坚定立场。越战期间,有位美国陆军上校在同本国军官谈话时解释他为什么不愿意去了解越南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他说:“了解对方对战争的看法会削弱我们的斗志。”对自己的观点越是没有信心,就越会更加顽固地捍卫它们,而对于冲突对立的观点就更没兴趣去了解了。我们经常担心自己对某一事件不同的理解会导致不同的做法,因此宁愿放弃策划出一种比眼下更好的解决方案。
   坦诚和自信。不要过早作出决定,要广泛接受新信息,这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过失。假如一位工会领袖说:“我们会考虑所有能避免罢工的可能性,同时也欢迎公司管理层拿出新办法。”这样他就有了更多达成有效协议的灵活性,留出让管理层做出让步的余地并从中得益。相反,如果他表示,哪怕仅仅是暗示,他已经作出罢工决定,不管怎样都决不动摇,这样他就没给自己留有回旋余地。
   即使我们需要宣布一项决定或作出一个承诺,都不应把话说死。比如这个例子: 不,特里,虽然你觉得自己穷得叮当响,大学费用也比你想象得要高得多,你妈妈和我已经决定不增加你每月的生活费,至少现在不增加。如果你能给你的月花销记个账,并对剩下的这一学年作个预算,我们可以考虑根据你的合理需求相应增加你的费用,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你要多少就给多少,也不会因为米勒斯家给乔纳森多少就给你多少。
   这样,我们既没有让步,也没有把话说死。将来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可以采取新办法,不会丢面子。
   有些人担心,承认自己决策失误会伤自尊心,那么,我们应当有一个判断自己的新标准。自尊不应该建立在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的基础上,而取决于我们如何出色地去了解新情况。我们善于接受新信息吗?能否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臆断?能否勇于承认过失?
  
第24节:理解:以他人的眼光看待事物(5)
  对自己的根本利益、自己的选择、优势、弱点等情况了解得越透彻,就越乐于坦然地接受新观点。如果我们善于听取意见,那就表明自己具有适应时势变化的能力。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是强有力的表现,但是考虑到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勇于改变自己的观点,才是真正的强者。
   设身处地 我们对事件的反应体现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即使我了解你的想法,我仍然会把自己的切身利益摆在你的利益之上。
   许多公司倾向于雇用外面的咨询专家,原因之一就是局外人要比局内人更容易客观地衡量公司的优势和潜力。当某位部门经理提升为公司高层领导之后,他还是会照顾自己原先的部门。如果他具有深谋远虑的眼光,他就会发现自己没有客观地从全局出发,也会看到自己很难将过去的经历放在一边,进而采取全新的视角,所以这个时候,咨询专家就有用武之地了。
   以自我为中心看世界,常常导致我们缺乏对别人的了解。要想进一步了解别人,从而更好地与他们合作,就需要我们跳出自我,从别人的视角来看世界。这里介绍几个小技巧。
   倾听别人的叙述。把眼前的局面或出现的问题看做是你我的故事所造成的。我知道自己的情况,但可能不知道你的故事。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怎样发展的?
   一个故事应当包括双方交往的各个环节,应当有“情节”将发生的事件串联起来。这个故事可能是某个人的人生经历,也可能是此时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某件事,随后导致了一场遭遇。了解对方的经历能帮助我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毛病,并且揭示出那些本来可能会被我遗漏的事实、观念和价值标准。此外,了解对方的情况越多,对方对我就越重要。这本身就能帮助我们共同解决问题。
   互换角色。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将自己置于对方的角色,这会有助于尽可能清楚地了解对方。比如,我想了解我的上司,我就应当想象自己坐在他那间位于34层的办公室;每个星期一上午去参加公司管理层例会,会上他的老板、公司总裁盘问他部门的运作情况;已经56岁了,很难有机会升迁到公司高层;三个孩子在上大学,如此等等,从而切身体会他的处境。
   经过反复练习,我们就能比较轻松地理解对立面的观点。外交官要加深对别国政府的理解,应当以新的角度看待新闻报道或有关别国的外事报道。他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那个撰写演讲稿或发表演说的外国人,或者把自己当做文电中描述的那个人,并且自问: 我应当怎样想才能问心无愧地做这些事、谈这些事,同时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以当前情况所允许的正当手段从事一项光荣的事业?
   并不是所有外国官员都认为自己是大好人,但是正面地看待他们自己,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以不法手段进行不道德勾当的恶人,能使别人更容易了解他们。
   用图表显示对方目前面临的选择。当我们试图了解对方的利益、观念、价值时,我们常常不知该从何下手,也不清楚什么是重要的。这时候就需要关注对方所面临的某一项具体的选择。
   在我同你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必然会碰到有待解决的问题。这时,我可以就你眼前所面临的选择列一张表,以你的眼光去看待不同的决定产生的后果有何不同,从而了解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我的目的是通过这张表来了解你的利益、价值和重要观念。因此,我将自己放在你的位置上,设想自己面临同样的选择,以帮助我了解你。
   假设你是我的一个重要客户,我希望你选择我的公司——万事通公司作为你的独家电脑供应商。我同时希望改善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到目前为止,你虽然一直对我很客气,但对签专营权合同热情不大。为了更好地了解你的想法,我可以列一张表(如下),尽量贴近你的想法,从而分析你面对这项决定所要考虑的问题和你的利益所在。
   有了这张表,我就能知道我要改变你的想法,从而使你接受我的公司作为独家供应商。比如我可以提出将售后服务承包给另一家更大的公司,保证将价格维持在低于参考售价,通过再承包将风险分散到多家公司头上,并且帮你准备一份陈述稿,说明这份专供合同能给你的公司省下一大笔钱,从而改善你在公司的形象。或者我选择改变要求,只做你的主供应商。
  
第25节:理解:以他人的眼光看待事物(6)
  客户目前面临的选择
   问题:是否用万事通公司做电脑专供商?
   “是”的后果“否”的后果 我不能享有多家公司的服务。我能拥有两三家供应商的服务。
   万事通公司得到专供权后可能会抬高价格。我可以竞争压价。
   把所有的宝都押在万事通公司上,万一它倒闭,损失巨大。向多家公司购买产品,分散了投资风险。
   如果同万事通公司的这笔交易出了什么岔子,老板会怪罪我。通过分散投资风险,无论发生什么事,在老板面前都说得过去。
   成批购买产品,万事通可以给我打折优惠。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价格上可能得不到大折扣。
   即使是这样一张表也不能保证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但为了制作这张表,我需要掌握一定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借此机会系统地组织自己的想法,同时也给我提供了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在已知情况的基础上多次推测证实,最后拼成一幅完整的画面。从中我可以体会到你的所作所为在你眼中的合理性。我也能了解到你所直接关注的问题和潜在的、更深层次的看法和价值。
   一旦我有了这张图表,我可以拿它同知情的第三方或直接同对方核实我的推测。这张图表既能帮助我进一步了解对方,又能告诉对方自己为了解他们做了努力。
   求助第三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很难把自己放到别人的位置上。原因有种种,比如我们没有时间,有更重要的事亟待解决,或者自己的观点太根深蒂固以致无法摆脱。遇到这种情况,不妨寻求第三方的帮助。
   比如,在建筑行业里,正在进行合作的公司之间经常会打官司。因此,迅速公正地解决争端远比达成具有具体内容的某项争端解决协议重要得多。由中间人进行调停能帮助公司之间加强彼此的了解。同样,在家庭纠纷中,心理治疗师通过帮助每个成员更好地了解他人眼里的世界,而打破家人之间彼此伤害的恶性循环。在双方都争得面红耳赤时,局外人的插手对增强彼此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在竞争或对峙的情况下,一家公司或一国政府可以在内部磋商时指派一两个人站在对方的角度,维护对方的利益,这样可以有助于加深对另一方的了解。如果该公司职员或该国政府官员都不愿意冒风险反对上司的意愿或意见,建立这种机制就颇为必要了。在美国与前苏联之间发生危机、情势剑拔弩张之时,一位美国官员如果对苏联观点表示同情理解,无疑会被视为不忠诚。而正是在这种时候,比如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和1973年10月的中东战争,双方之间的充分理解才显得极为重要。将允许唱反调的机制制度化,我们就能克服大家不知不觉中养成的“思想保持一致”的危险倾向。
   天主教会长期以来一直保留封圣时的审查机制,就是希望教会在正式追封圣徒时能听到一些唱反调的声音。如果没有将该机制合法化,恐怕没有哪个教士愿意批评已被提名封圣的候选人。
   众所周知,越战期间,助理国务卿乔治?鲍尔承担起专门反对各项军事计划的责任。将唱反调的角色半制度化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它降低了反对总统意见的政治代价。
   我们的法律制度也根据同样的原理设立了律师辩护制。法院注意到,当某刑事犯激起极大民愤时,他的辩护权利就尤为重要。在类似案件中,律师应当帮助法庭了解被告的处境,这对于作出公平裁决至关重要。辩护权已经成为一种机制,(几乎)没有人会因为律师为一名不受欢迎的被告积极地辩护而指责他。
   我们可以改进这种替对方辩护的角色,直接让某个人扮成对方。他的任务就是把自己当做对方政府的一名官员,帮助我们了解他和他的同事对某一情况的看法,并且理解对方看法的合理性。
   在战争演习和危机模拟中,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根据需要扮成苏联人的角色。从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他们常把自己装扮成是唱白脸的“坏人”,而苏联人显然不这么看自己。为应付突发事件而准备军事计划时,我们应当做最坏的打算,把对方想得越坏越好。但苏联人自然不会认为自己是坏人。因此,要想更准确地了解苏联人在同样情形下的做法,美国政府必须更真实地揣摩苏联人对自己的看法。比如,可以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合乎逻辑地论述苏联的看法、利益和价值,这些论述真实地反映了苏联的观点,也能为苏联人接受。
   总之,通过采取三项完全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克服人际关系中加强相互了解的障碍。这三项措施分别是度他人之腹、勇于拓新和设身处地。采取这些措施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不因为对方将从我们单方面行动中获利而不为之。不管对方是否采取积极回应,我们为理解对方所作出的每一项努力都是值得的,同时对双方的交往也有益处。
  
第26节:沟通:作决定前征求和倾听对方的意见(1)
  第六章
   沟通:作决定前征求和倾听对方的意见 沟通对于双方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同朋友、同配偶、同上司,还是同政府打交道,沟通的内容和方式都影响到双方解决分歧的能力。沟通不畅会导致误解和不予合作的情绪,导致猜疑、毫无条理的思想和差强人意的结局。
   沟通的领域很广泛。除了那些与建立建设性关系有关的沟通外,它还包括很多方面。本章着重于论述阻止有效沟通的三个障碍,并提出一些完全积极的对策,以帮助人们改善彼此间的交流,从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许多人以双方沟通的质量来衡量关系的好坏。“我们相互之间不说话”意味着关系已经破裂;“我们无所不谈”则表明双方关系很亲密。双方交流的方式暴露了彼此关系的性质。旁人根据家长和孩子之间、配偶之间、上下级之间说话所使用的语气判断出他们所处的关系。用敌对的口气说话、打断别人或者大喊大叫表明双方之间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而一个简短的电报、一份备忘录或一封公事公办的商务信函,其形式本身所传达的信息可能比内容还重要。
   良好的沟通不必以友谊作为前提。与意见相左的人进行有效交流,比同我们喜欢的人打交道要难,但也因此而重要得多。美国和苏联两国政府就承认,在双方有严重分歧时,维护彼此间的交流就显得尤为必要。1987年,两国政府一致同意将双方之间的“热线电话”升级,并建立危机交流中心,以便在紧要关头,双方能直接沟通。
   沟通本身是复杂的。不经意间,我们的一举一动已向对方传达了信息。沉默本身便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它可能意味着“烦着呢,别理我”,或者“我正在思考你刚才说的话”。身体的姿势和动作可以表示热情大方,也可能表示冷冷地拒绝。
   交流的感情因素决定别人是否愿意同我合作。我们都曾有过和某些人一见如故的经历,只需几句话,就知道你要说什么,而你对我的意思也同样心领神会。双方处得融洽自在,谈话投机,彼此投入。
   同样,如果双方沟通困难,症状也同样明显。我会坐立不安,极不自在。我说话的时候,你眼睛看着别处。你似乎在表明,所有关于我的情况,该了解的都了解了,你不屑于知道得更多。谈话中不时出现尴尬的冷场,讲出的笑话并不逗人发笑,大家勉强笑几声而已。没有哪一方在认真地倾听,双方从谈话中一无所获。假如我不采取措施改变我们之间的交流方式,那么谈话结束时,我只有沮丧、失败的感觉,以后便再也不想见你。这种感受是相互的。
   每一次交流都会促使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互动模式,这对双方有能力解决日后问题非常关键。做妈妈的大声斥责女儿,可能当场有效,但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母女之间就会逐渐形成隔阂。任何阻碍日后沟通的言语或行为都会给双方带来不利。
   沟通不当会危害建立良好合作关系所需的每一个要素。那么是什么妨碍了我们实现能有效应对分歧的沟通?
   阻止有效沟通的三个障碍 造成双方交流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有些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有些障碍只需稍加努力就能避免。比如: ◎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交流; ◎ 单向沟通,只“说”不听; ◎ 说出去的话自相矛盾。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交流 导致沟通不当的最大障碍也许是双方误以为没有必要就某一个特殊问题进行讨论。比如,丈夫没有事先征求妻子的意见就做了一项与她有关的决定,他这么做,可能因为如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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