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终结
[美]丹尼尔·贝尔 著，张国清 译
目录
译者序 丹尼尔·贝尔和西方意识形态的终结
序言 不安的自负
第一部分 美国：理论的模糊性
第一章 作为大众社会的美国——一个批判
第二章 家族资本主义的瓦解——论美国阶级的变化
第三章 美国有没有统治阶级——关于权力精英的再思考
第四章 美国资本主义的前景——论凯恩斯、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思
第五章 美国过去的折射——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第六章 身份政治学和新的焦虑 ——论“激进右派”和50年代意识形态
第二部分 美国：生活的复杂性
第七章 作为一种美国生活方式的犯罪——社会流动的奇特阶梯
第八章 犯罪浪潮的神话——美国实际犯罪率的下降
第九章 非法活动猖獗的码头工人——经济学与政治学之网
第十章 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美国工联主义理论
第十一章 工作及其不满——美国的效率崇拜
第三部分 乌托邦的衰落
第十二章 美国社会主义的失败——伦理与政治的张力
第十三章 三代人的心态
第十四章 研究现实的10种理论——对苏联行为的预见
第十五章 来自马克思的两条道路——异化和剥削问题以及在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工人管理
意识形态在西方的终结——一个结语
跋重读《意识形态的终结》，1988年——为纪念雷蒙·阿隆而作
译者序 丹尼尔·贝尔和西方意识形态的终结
一
【在“冷战思维的轨迹：《意识形态的终结》及其以后”（载于《国际政治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4-104页）和“观念的终结：后现代的意识形态状况”（张国清：《后现代情境》，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63-193页）中，我对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及相关问题作了探讨。本文是在前两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是一位中国读者并不陌生的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和重要思想家。从加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里，贝尔一直是一位具有广泛读者的著作家。我们一般称他为批判的社会学家，不过，在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H·特纳所著的《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乔纳森·H·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书中，我们却见不到关于丹尼尔·贝尔的专门介绍，学术界反而更频繁地把他看作是一位未来学家【由于丹尼尔·贝尔写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他同《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一起，被看作是——位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具有深刻预见力的学者。参阅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哲学家【参阅涂纪亮编：《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政治学家、社群主义者【由于贝尔写了《社群主义及其批判》一书，他便同麦克·桑德尔、阿拉斯太·麦金太尔、麦克尔·华尔采和查尔斯·泰勒一起，成了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参阅俞可平：《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3-24，59-60页，1990年。】、新保守主义者等等。【赵一凡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绪言”开头对丹尼尔·贝尔一生的学术活动和成就作了很好的概括：丹尼尔·贝尔“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与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诸领域据有领先地位。勋年代以来，贝尔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1952-1969年）和哈佛大学（1969年至今）担任社会学教授，参与创办了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声誉遇尔的刊物《公众利益》。1972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以最高票名列20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首。近年来，他作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在欧美思想界声望益高，颇具影响。”参阅《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中译本绪言”，第l页。】贝尔的学术活动同时涉足了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等专门领域。由于其学术活动领域的广泛性，贝尔是一位不太好把握的思想家。
贝尔的主要学术著作有：《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952年）、《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1961年，1988年，2000年）、《极端右翼》（1964年）、《今日资本主义》（1971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年）、《蜿蜒之路》（1980年）、《社群主义及其批判》（1990年）等等。其中《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中译本已经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出版。贝尔是一位综合性思想家，这种综合性使他在众多领域具有了发言权，且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点从《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也得到了证实。
作为冷战的产物，《意识形态的终结》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对冷战在观念上作出的直接反应。其核心主张是，发端于19世纪人道主义传统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已经走向衰落，新的地区性意识形态正在兴起。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左”、“右”论战已经丧失了意义。【例如，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临近结尾处明确地提出：“摆在我们美国和世界面前的问题是坚决地抵制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意识形态争论的古老观念，现在，纵使‘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还有理由存在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贬义词。”（参阅Daniel，Bell：The End of Ideolog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406，1988）过了30多年之后，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不过两者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语境和动机。东西方之间在社会发展方向方面，尤其在意识形态方面，从以对抗为主导向以对话为主导的转变经历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谁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当然，这场斗争决不是没有意义的。回顾这个过程，我们清楚地看到，当“现代性”带有太强烈的西方色彩的时候，也就是说，当“现代性”作为西方专利强加于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时候，由于抗拒“西方化”进而抗拒“现代性”的运动便不可避免。因此，东方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便具有一种要走出一条东方式道路的潜意识动机和动力。】他较早提出且较全面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正在日益趋同的见解。他认为两大社会正在面临着相似或相同的基本社会问题，因此，两者不仅有对抗的一面，而且还可能有相互借鉴的方面。因此，丹尼尔·贝尔探讨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结束“冷战”状态的可能性。他实际上是较早提出“全球化”观念的西方学者。在两大阵营在军事、经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对垒的情况下，在当时实际上不存在“第三条道路”的情况下，贝尔的思想显得尤为可贵。
《意识形态的终结》还对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变化、职业结构变化、社会流动、企业工作效率、劳工运动、政党、政治意识、种族等等问题作了新颖的社会学剖析。这是对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政治和思想论战产生重要影响的一部著作，是对当今世界格局具有重大预见力的一部著作。当然，由于作者立场所致，对于书中某些观点，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20世纪80年代，布热津斯基发表了《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参阅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译林出版社，1989年。》】等著作，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1999，不战而胜》，【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1989年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了论文“历史的终结？”并在不久出版了一部同名著作。【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进入90年代后，又一位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新华出版社，1998年。】等等。这些著作在当时都曾经引发了广泛争论。透过其争论的表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冷战思维的轨迹。“意识形态终结”论、“不战而胜”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在今天重提这些话题，重现这些话题的历史语境，将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冷战时期发生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阵营之间的激烈争论，更加清楚地看到发生在当时西方学术界内部的激烈争论，更加清楚地看到在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冷战思维仍然延续的方式。并且，对这段特定历史的重新了解和评价，将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我国学术界在近几年关于后现代话题的讨论。【我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由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同西方知识界的左倾思想和右倾思想的争论具有密切的联系。并且，那股思潮同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国家引发的学生运动和各种政治运动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围绕‘意识形态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而开展的争论既构成了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理论来源，又构成了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国清：《后现代情境》，第164页。】
在这里，通过对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所作的自我辩护作一番还原和重读工作，我们试着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像贝尔及后来的布热津斯基、福山和亨廷顿这样的西方学者千方百计地替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进行辩护。他们既做了许多歪曲历史和事实的报道，也道出了某些实情。从表面上看来，其各自的观点似乎存在着矛盾，但都充分地暴露出了他们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倾向。一方面，他们宣告意识形态已经衰微，历史已经终结，乌托邦已经破灭；另一方面，他们又拼命地为自己所推崇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把历史的终结点引向了资本主义，引向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并且，其所谓的“终结”还隐藏着这样一层含义：西方社会已经或正在走向所有其他人类社会和民族都迟早要走向的惟一目标和终点。
二
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有一个有点哗众取宠的论题：20世纪"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贝尔承认，这本著作是因其书名而非内容才出名的。【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409.1988】这本书一出版就遭到了来自左翼批评家们的批判，他们认为激进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高涨反驳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主题。其他批评家则把它看作是替“技术治国论”或美国资本主义“现状”所作的一次“意识形态”辩护。对于这些批评和指责，贝尔进行了自我辩护和反驳。那么，《意识形态的终结》究竟算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呢？
首先，作为一部“警世录”，《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当时发生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间的关于苏联和斯大林主义前景所展开的一场观念论战的一部分。那场论战的一方是萨特、梅洛·庞蒂、布莱希特、恩斯特·布洛赫和卢卡奇，他们是共产主义苏联的同情者；另一方是加缪、雷蒙·阿隆、亚瑟·柯斯特勒、伊尼佐埃·西罗尼、乔治·奥威尔和C·米洛兹等人，他们是共产主义苏联的批判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莫斯科审判对几乎是整个老布尔什维克领导班子的可怕处理，由于斯大林大肃反的被披露，再加上纳粹和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所有这一切都打消了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的迷恋。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所作出的顽强抵抗和巨大牺牲，对于由苏维埃政权所带来的新气象的种种希望，使人们重新萌发了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向往。于是，梅洛·庞蒂写了一本小册子《人道主义和恐怖》，论证了压迫是螺旋式进步的辩证逻辑。布洛赫发表了《希望原理》，提出了一种揭示人类启示之乌托邦原理的历史哲学。萨特则声称，历史将选择苏联或者美国作为通向未来的继承人；并且，苏联比美国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因为前者是工人阶级的化身，而后者是粗俗的资产阶级的化身。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围绕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未来，进而围绕整个人类的未来而展开的争论便在整个西方知识界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展开，有人提出了“意识形态是否将要终结”的问题。敏感的西方知识分子开始探讨人类的未来问题，随着东西方越来越多的著名知识分子介入这场论战，一场规模浩大的论战便在世界范围里开展了起来，而文化和思想领域成了一个主战场。
在这场论战中，第一个使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语的是加缪。他在1946年就提出“意识形态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在加缪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骗人的把戏。这个论题在西方右翼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了重大发展。由克罗兹曼主编的《失败的上帝》（1949年）一书收集了西方右翼学者对苏联社会中存在的虚假性的各种证明。在《被囚的心灵》（1953年）一书中，米洛兹证明了苏联知识分子教条化马列主义所导致的一些消极后果。由于苏联的意识形态高度同一于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系，它导致了人们对权力的极度迷恋。于是，一些西方学者明确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斯大林和当时的苏联，他们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因此，随着冷战时代的到来，一些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开始向当时的苏联全面发难。而恰恰在这时，赫鲁晓夫1956年对斯大林重大错误的披露，随之而来的波兰十月事件，1956--1957年的匈牙利革命，进一步印证了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的预想，使得他们的反共反苏势力更加嚣张。
第三，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的最后一章中提出了意识形态时代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那个问题随后变成了由一个主要由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组成的国际文化自由协会发起的1955年在米兰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的主题。在递交那次大会的论文中，阿隆、波拉尼、希尔斯、克罗斯兰、列普锡特和贝尔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即19世纪的传统意识形态已经过时，已经被新的历史事实和社会条件所否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虽然侧重点和论题各有所重，但是这个核心思想在他们的各种研讨会和著作中得到了精心的探讨。
第四，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1950年起，贝尔开始了围绕“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主题而开展的写作。10年后，即1960年，它终于以《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书名由自由出版社出版。1961年再版时贝尔对它作了修订。1988年，该书交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贝尔写了一个长篇的“跋”，对近三十年人们围绕这部著作而展开的争论作了辩护和回应。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读到三种版本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不过其基本精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三
按照贝尔自己的说法，《意识形态的终结》不是一部前后连贯的研究专著，而是由一些共同的线索连结起来的一个论文集。这些线索是：对从事观念论战的知识分子角色作一番社会学考察；考察在其历史背景中的意识形态观念，对它与宗教的早期角色，即宗教在变更情感和信仰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比较；对美国社会作一些社会学研究，以期证明19世纪的社会发展理论已经无力处理20世纪的美国社会正面临着的极其鲜明的复杂问题。【Bell，Daniel，The End of ldeology，P.412】
因此，《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部属于实证社会学性质的著作，不过，贝尔还是在书的最后部分作出了一些预测。在考查了青年左翼知识分子一再表现出来的对意识形态的渴望之后，贝尔指出，新的启示、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认同将来自第三世界。他写道：
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是，正当19世纪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争论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正在崛起的亚非国家却正在形成着新的意识形态以满足本国人民的不同需要。这些意识形态就是工业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有色人种和民族主义。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明显差异中蕴含着20世纪后50年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由知识分子来倡导的。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Bell，Daniel：The End of ldeolog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403】
在1961年增补的结语的最后几页中，贝尔以一种忧虑的语气写下了这样几段话：
本书以意识形态的终结作结。从思想上讲，这是一部讨论一个时代的著作，一部由于社会的变化而使其论断易于被推翻的著作。但是，结束本书并不意味着对它置之不理。现在，鉴于对过去不甚了了的“新左派”正在出现，这一点就显得更加重要……
在对待古巴和非洲新兴国家的态度上，思想成熟的意义和意识形态的终结将受到检验。因为在“新左派”中间，有人时刻准备着以一颗纯洁的心灵，去把“革命”作为暴行的托辞来接受——简言之，以可怖的激情，去抹掉最近40年的教训。【Ibid. P.405】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贝尔对于20世纪后半世纪世界格局的基本发展有一个正确的估价。他看到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将在亚洲、非洲各地兴起，预见到了地区性意识形态的兴起。他预见到这些新的意识形态将同本地区、本民族的经济发展密切地结合起来。或者说，发展经济和增强本民族或本国的实力将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主题。“经济建设”将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题，而“革命”、“阶级斗争”等等意识形态将成为过去。【在我国，真正认识到整个国家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变的时间大约是在1978年之后，即《意识形态的终结》发表30年左右之后。而这个过程的真正完成是在1992年即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这是由普遍性意识形态终结之后所带来的话题。
然而，在当时情况之下，那种普遍性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反而有日益激化的趋势。这种激化构成了冷战的另一个方面，即思想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精神斗争的方面。
四
从《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产生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反映的并不是贝尔个人的见解，而是一个时代的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对于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根本看法。《意识形态的终结》既是那场冷战在观念上的反映，又自觉地充当了参与那场冷战的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的理论武器，甚至成了他们的一个招牌和一个口号。但是，作为一部个人著作，贝尔也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论见解，并且千方百计地从现实中去寻求可靠的依据。因而它是对于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第一，《意识形态的终结》明确地反对19世纪的普遍性社会发展理论，尤其是阶级斗争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构成要素互动模型。贝尔承认，《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冷战的产物，是一部“政治性”读物。不过，由于其所探讨的政治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它为摆脱大陆社会学范畴结构作了一些努力。
贝尔对社会的思考是以假定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分离为根据来进行的。贝尔认为，19世纪的普遍性社会发展理论把这两者要么看作是合而为一的，具有调节行为的价值体系，要么看作是一个整体。在其中，物质世界的基础结构“决定着”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秩序。贝尔认为，这些观点混淆了不同社会历史水平上的不同变化节奏。就经济或技术方面的变化而言，由于它们是工具性的，是以“线性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存在着一个清晰的新陈代谢原理：假如新事物具有更高的效率或更强的生产能力，那么，从成本上考虑，它将被人们所采用，但是在文化领域，不存在这样的新陈代谢原理：文化的各门各派要么受到了传统的维护，要么因不同学术观点的融合而无规则地发生嬗变。但是审美的革新并不“淘汰”以前的形式，它们只是开拓了人类的文化种类。从历史上看，这些领域有时会宽松地兼容在一起，但是在更多时候处于一种相互牵制的关系中。
第二，《意识形态的终结》强调美国社会的独特性，尤其是美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独特性。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前面两个部分探讨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他认为，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作为一个经济仲裁者，出现了国家的角色；家族资本主义瓦解了，资产阶级从统治集团中分离出去；从害怕个人债务的封建社会向推崇享乐的消费社会转化；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显赫的上层社会集团的形成；职业样式的基本变化，产业工人阶级的萎靡不振，工会的停滞不前，以及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假如人们精确地给予认定的话，那么这些结构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才得以明朗起来。因此，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传统的普遍性社会发展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都不适用于美国社会。贝尔认为，美国社会的独特性否证了19世纪社会发展理论的普遍性。
第三，《意识形态的终结》表明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对20世纪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表现出了极度的厌恶和恐惧。他们几乎出于本能地反对所有形式的革命运动。《意识形态的终结》探讨了各种信念，探讨了某种信念体系，即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世俗宗教的具体表现。不过，其中显然强烈地带上了个人的主观色彩，因为，这种分析、这种语气和这种情感把贝尔这一代人的经历同他们对人性和历史的判断连结在了一起。同很多人一样，贝尔在年轻时曾经加入青年社会主义运动。他担惊受怕地度过了30年代和40年代。贝尔认为，当时曾经有过纳粹的死亡集中营，一种超乎所有文明人想像的野蛮；还有过苏联的集中营，它们使所有的乌托邦景象都蒙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因此贝尔指出：“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悲观主义、罪恶、悲剧和绝望中找到了其智慧的一代人。”
贝尔由此产生了对集体运动的恐惧、对政治的恐惧以及对煽动仇恨的政治学的恐惧，并且这种恐惧形成了贯穿于他一生的观点。这种恐惧首先在其专著《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952年）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那部著作探讨了伦理和政治之间的张力，一种“在不道德社会中的道德人”的状况。贝尔使用的一个支配性隐喻是“生存于这个世界但不归属于这个世界”【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多次引用了这一短语。他认为，共产主义运动是“既不生存于这个世界又不归属于这个世界”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是“虽然生存于这个世界但是不归属于这个世界的运动”，而放弃了政治权力目标的劳工运动是“既生存于这个世界，又归属于这个世界”的运动。】的政治运动的两难境况。他认为，由于布尔什维克运动既不生存于这个世界，也不归属于这个世界，它不为“常规”道德问题所困扰。所以，为了达到其目的，任何手段，所有手段——包括谋杀和恐怖——在道义上都是可行的。与此相反，在现实中谋求生存的工会运动务必使自己同社会相适应，但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生存的基础。由于社会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势不两立，因此它很难获得成功，即使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也很难长期维持下去。
第四，《意识形态的终结》到一些西方国家对某些重大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去寻找和确证“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实践方面。贝尔认为，战后西方一些国家很快就走向了这条道路。例如英国的克莱门特·艾德里工党政府在短短7年时间里便确立了贝弗里奇社会保障和国家卫生体系，为建立一个公正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贝尔还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多次提到了克罗斯兰，后者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反省，把平等、机会和美德作为英国工党想要实现的目标的核心。他后来在其颇有影响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1964年）中阐发了这些观点。贝德·戈德斯贝格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59年采纳了一个新的纲领，声明自己不再是一个“阶级政党”，认为民主是任何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的核心，它寻求改革而非革命。从这些国家的实践中，贝尔看到了改良主义的希望。为此，他推崇走一条有利有节的合法的工联主义道路，主张实实在在地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和福利待遇，在政治上采取温和的改良主义，建立一种工联主义性质的福利国家，即如他后来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说的：“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1页。】第五，《意识形态的终结》还试图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寻求理论支持。贝尔认为，这个论题得到了当时一些社会学家所进行的理论探索的支持。在《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中突》一书中，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认为，阶级不可能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样是按照一个单一的尺度来对社会进行两极化划分的东西。曾经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的奥托·基希海默强调了“以意识形态为旨归的19世纪政党的衰微”的主题。
贝尔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也许由两个人提出的思想反叛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他们在说服思想界接受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一个是英国作家约翰.斯特雷奇，他的著作《将来的权力斗争》在大萧条时期成为一本畅销书。另一个是路易斯·科莱，他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落》（1932年）认为，由于利润率下降，一场无法避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已经来临。20年之后，这两个人都变成了混合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先驱。但是正如科莱说的那样，那是一种没有中央政府经济统制的混合经济和经济计划。【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P.417-418】
贝尔还提到了勒奈的《控制经济学》（1944年）。他认为，勒奈为混合经济的理论基础给出了最为精辟的公式。勒奈曾经是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为世人所关注。当时，同奥斯卡·兰格一起，他写了许多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著名文章，那些文章就在计划经济中确立合理价格问题对迈塞斯和哈耶克的挑战作出了回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他回到波兰，成为受苏联控制的新制度的一位官员的时候，兰格不再提倡“市场社会主义”。勒奈后来移居美国，成为把凯恩斯原理应用于经济管理的最初作者之一。【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418】
贝尔指出，竭力推崇“意识形态的终结”论断的另一个人物是瑞典政治评论家赫尔伯特·廷格斯顿。1955年，廷格斯顿在总结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经验之后写道：“重大的[意识形态的]争论到处泛滥……无论是在保守党中间，还是在自由党内部，古老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已经死亡；社会民主思想几乎已经丧失了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特点……‘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这些实在的词汇正在蜕变为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称谓而已。”
第六，贝尔提出了一个代替由“意识形态的终结”所留下的空缺的方案。他认为，“发端于法国大革命的19世纪意识形态的景象形成于社会的整体转变。在西方，出现在战后的常规见解是，市民政治学可能会取代意识形态政治学；按图索骥般地组织社会的梦想将必败无疑；如不努力地认清人类和社会的代价，就无法了解那些似乎必然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化；假如生活方式的变化（如土地集体化）是不得人心的，那么就不会有这些变化。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在过去——以及现在——被人们错误地称作政治学实用主义的观点……在自由主义的价值框架之内，这种观点热衷的是把解决问题看作是弥补社会弊端和不足的工具。”【Ibid. P.419】贝尔认为，建立一个常规的市民社会比建立一个反常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更加符合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世界状况。哪些国家实施了这一治国方略，哪些国家便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或者说，哪些国家先放弃意识形态的争论，哪些国家便争取到了发展自己的时间和机会。这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方案，它迎合了当时美国政治的需要。因此，当《意识形态的终结》出版后，这个主题在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言论中得到了共鸣。1962年6月，肯尼迪在耶鲁大学一次毕业典礼上发表的演讲中说道：
现在，我们国内的主要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微妙和复杂。这些问题虽然无关乎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冲突，但是却关系到去实现共同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关系到去探索解决各种复杂而棘手的难题的经过认真推敲的方案。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决策中所面临的危险，不是来自将以激情扫荡整个国家的那些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的重大论战，而是来自对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各种政治标签和意识形态的途径都同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案无关。【肯尼迪的这个演讲发表在‘美国总统公报》第234号，美国政府印刷局，第470-475页，1963年；另请参阅：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P.419】
五
《意识形态的终结》出版之后在学术界尤其是思想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右翼思想家们对它表示了热烈欢迎，而左翼思想家则对它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并且这场争论仍然在继续之中。批评家哈瓦德·布里克对这场争论作了这样的评论：它“逐渐承载起了随后几年知识界热点问题的分量：什么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前景和局限；激进运动在美国何以必败无疑；知识分子应该对其国家和文化担负起什么责任；知识分子应该对现存的社会关系采取什么样的姿态——究竟是敌对的姿态还是肯定的姿态，在何种程度上知识分子在得势精英的唆使下共同犯了滥用权力的错误。”经过28年之后，贝尔在“重读《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中对思想界对他的著作的各种批评进行了归类。他把它们归结为五个不同层面的批评：
1.《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对现状的辩护。
2.《意识形态的终结》寻求用由专家制定的技术治国方略代替社会上的政治争论。
3.《意识形态的终结》寻求用舆论代替道德话语。
4.《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冷战的工具。
5.《意识形态的终结》已经被20世纪60和70年代的事件所证伪。那些事件证明，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在西方社会和第三世界获得了新的高涨。【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 P.420-421】
对于上述批评，贝尔一一作了反驳。贝尔认为，这些批评都没有对其有关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分析提出挑战，那些变化危及到了19世纪传统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关于西方社会的描绘和预言，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和两极化的阶级冲突的不可避免性的信念。这些批评都没有涉及这样一个论点：国家的对外政策不是“国内阶级分裂的反映”，也不是各国经济对抗的反映，而是各国历史冲突的结果。这些批评都没有注意到在经济力量的性质方面的结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私有财产作为反对技术技能的一股力量所起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或者说，作为社会的职业基础，“工薪阶级”的兴起取代了“无产阶级”。如布里克指出的：“显然，没有一个贝尔的批评家直接地对其核心论点提出了挑战：社会主义已经不再相关于西方工业社会的问题。”
首先，贝尔否认存在着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否认单一的模式适用于解决一些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贝尔回避单一的概念术语（如“资本主义”），回避对相关的复杂问题作出分析性区分。这些分析性区分几乎贯穿于这本书关于社会结构变化的每一次讨论中。因此，批评家们很容易把他的非整体性分析当作批判的对象。
其次，《意识形态的终结》之所以引起重大反响，还因为它触动了西方知识分子自身的状况。在对浪漫的激进主义感到悲观绝望因而抛弃它成为一种基本格调的情况下，许多批评家从那本书中愤怒地读出了自己的推测，便顺理成章地对它作出了自己的反应。他们推测道：假如承认了“意识形态的终结”，那么知识分子“将无法扮演作为独立批评家和观察家的角色”。也就是说，它将剥夺知识分子的生存权，因此它同福柯关于普遍性知识分子的衰落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话题直接引申出了关于“人的死亡”、“理性的死亡”、“浪漫主义的终结”、“乌托邦的消解”等话题。
第三，贝尔认为，关于《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在为现状作辩护的论断是无的放矢的。贝尔认为，没有一个社会是整齐划一的，任何一个单一的术语，诸如“资本主义”，都无法包容社会的不同维度：由势均力敌的集团所组成的信奉着不同价值观念和推崇着不同权利主张的民主政体、复合经济、福利国家、社会团体的多元差异、不同因素融合而成的文化、法律体系等等，其中没有一个维度直接依赖于其他维度。民主政体虽然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是在司法体系和社会的自由和权利传统中具有其独立的根源。由于技术的发展，而不是社会关系的发展，职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公民权利的扩张——在过去几十年里黑人进入政治舞台的过程就是证明——并不是依赖于经济上的阶级冲突。不过，《意识形态的终结》确实提倡过在社会民主方向上的“逐渐”变革，并且在这一点上呼应了或预示着后来的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论题。
第四，贝尔认为，断定《意识形态的终结》鼓吹对社会实施技术治国的方略，即，从社会学角度杜撰出一个“资本主义的偶像”同样是无效的，因为书中的一些文章（尤其是“工作及其不满”）对生活的合理化，对韦伯考虑问题的思路，感到了悲哀。并且其半数以上的文章致力于对各种理论进行详尽的探讨，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揭露它们对经验事实的歪曲，而且是为了证明，在观察事实的过程中，在从事社会分析、阐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理论扮演着必不可少的推测性角色。并且，贝尔既承认社会政策离不开经验依据，又坚持在形成政策的过程中原则和价值取向——以及政治学必要作用——的首要性。
第五，贝尔还反驳了由哲学家亨利·艾肯（Henry D. Aiken）提出的关于意识形态的终结意味着“在政治生活领域道德话语的终结和融贯的‘实用主义’话语的开始”的指责。艾肯把贝尔称作“修辞学的终结”【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P.406】的意思曲解为“雄辩的终结”、“道德判断的终结”、“哲学陈述的终结”、“政治抽象的终结”、“诗歌的终结”（因为自从柏拉图以来，理性主义者一直害怕诗歌）、“形象语言的终结”，并因此指责贝尔提倡一种享乐主义的及时行乐的哲学。贝尔认为，艾肯之所以会有这种误解，是因为他把意识形态的终结等同于实用主义了，而实用主义是对立于政治话语和第一原理的。为此，贝尔辩护道，像艾肯之类的误解都缘于他们混淆了政治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不过，贝尔所自我否定的这一方面被后来的美国哲学家、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理查德·罗蒂所继承，罗蒂的“民主先于哲学”观念是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观念在哲学上的表述。【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请参阅张国清：《无根基时代的精神状况——罗蒂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第六，贝尔承认，由米尔斯作出的尖锐而严厉的攻击具有转折性意义。米尔斯称《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对于冷战的庆贺”。
1960年，左翼激进分子米尔斯写了一封著名的“写给新左派的信”，发表在英文版的《新左派评论》上。他在信中声称，“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历史地过时的”；作为变革的代理人，工人阶级是“历史地过时的”；并且，一种新的力量，“一个赞成变革的可能是直接地激进的代理人”正在崛起，它就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因此，激进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的高涨似乎否证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主题。其强度、其愤怒、其言语、其对于激进变革的呼吁，所有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意识形态的一个新局面。
对于米尔斯的这种批评，贝尔作了如下反驳。贝尔认为，这种激进主义没有涉及到经济问题，它甚至形成不了前后一致的政治哲学，因此，它是道德的和道义上的激进主义，而并不预示着新的意识形态。贝尔看到，60年代和70年代的激进主义融合了四股不同的思潮：一种崇尚更加自由的生活方式的青年文化的出现，包括性和毒品；黑人权力运动的戏剧性崛起导致了在美国许多大城市蔓延的烧杀和抢掠；“解放”运动的泛滥，以及自觉地声明对立于西方的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思想的传播；激起学生强烈不满的越南战争，大学生运动。
但是贝尔认为，所有这一切并不表明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另有一个新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即将崛起，因为人们在西方看到的不是一种政治现象而是一种文化（和代际）现象。如果说有一个单一的象征性的文告可以来规定这一现象的话，那么它将是1968年5月贴在巴黎大学紧锁着的房门上的那份著名的海报：“正在开始的这场革命不仅要对资本主义发难，而且要对工业社会发难。消费社会必须死亡。异化社会必须从历史上消失。我们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难以想像的世界。”贝尔认为，在所有这些骚乱中，不存在新的社会主义观念、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纲领。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强烈的罗曼蒂克的渴望，那些渴望只是对于前几代人向往的牧歌式田园生活的重温而已。它是对理性的反动，对权威和等级秩序的反动，甚至是对文化的反动。
贝尔承认存在着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探讨过的生活的合理化问题；已经不再拥有权威的过时的精英（包括大学教授）的特权问题；伪造的批量生产的文化的问题；当今的大众文化的泛滥问题，并且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摇滚和重金属音乐本身是那种文化之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对于所有这些问题的解答不涉及意识形态。上述运动都是对于社会约束的反动。当个体进入新的官僚秩序世界时，这些约束是社会强加于他的东西。正如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卢德派机器破坏者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工厂原理作出了反应一样，贝尔把这些反动描述为后工业社会的第一次“阶级斗争”。【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 P.430】
总而言之，贝尔认为，在1968年的世界性大学生运动之后留下了试图去探索新的意识形态的一代人。但是，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激进分子，而是每一代新的激进分子创造了自己的马克思。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在大学里、在出版界、在传媒寻找其位置的一代人在异端的马克思主义中发现了它的意识形态：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在被重新发现的卢卡奇的著作中，在安东尼奥·葛兰西被公开的札记中。但是所有这些作者都一致采用了文化批判，而不是经济批判或计划性批判。
六
1989年夏天，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一篇名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Fukuyama，Francis，“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no.16（summer）：3-19，1989.】文章明确认为，随着自由民主在18世纪和19世纪在欧美获得全面的胜利，随着20世纪对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成功对抗，作为一种正统的统治体系，自由民主体制已经在世界范围里获得了胜利。因此，自由民主有可能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成为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并且将构成历史的终结。或者说，经过漫长的历史洗礼，其他的统治形态都走向了衰落，而惟独自由民主保存了下来。福山的这篇论文发表不久，以苏联为核心的东欧共产主义体系开始迅速解体，柏林墙也迅速坍塌。维持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暂时胜利宣告结束。因此，“历史的终结？”成了一篇及时的预言，它一发表便在整个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由于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法西斯主义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全面崩溃，“历史的终结？”一文把其攻击的目标明确指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并且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当作是人类历史的惟一出路。福山认为，尽管有一些国家现在还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尽管还有些国家采取的是神权政治或军事独裁，但是它们迟早都会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因为人类历史已经不存在别的可能性了。
该文发表后，为了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作出交待，福山在同一杂志的1989-1990年冬季号上发表了“对我的批评的答复”。并且他的同名著作《历史的终结》也很快出版了。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认为，在20世纪，尽管我们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面临着核武器对人类的毁灭性威胁以及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但是，我们毕竟保留了最后一个希望，即对公正、自由、民主政治实践之健全和安定的希望。因此，随着冷战结束，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亟需我们去给予总结。福山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最终将向终点聚集，这个终点就是西方社会已经达到的自由和民主。也就是说，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将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惟一方向。
福山追溯了历史的终结理论的历史渊源。他认为，黑格尔、马克思和柯也维（Alexandre Kojeve）都提到过这个话题，他们从不同的层面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探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谈到历史的终结。“黑格尔宣称历史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拿破仑与普鲁士之战）后结束，可是他显然并没有因此主张自由国家在世界上的胜利。……他想说的是，形成近代自由国家基础的自由平等原理已经在最进步的国家里发现，并付诸实施；没有另外一种社会与政治组织的原理和形态比自由主义杰出。换言之，自由社会已从过去社会组织所呈现的‘矛盾’中解放，结果历史的辩证发展乃告结束。”【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第83页。】在黑格尔那里，历史随着近代自由国家的成立而终结。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的历史发展观，但是他认为自由社会无法解决阶级对抗问题。马克思强调，历史的终结只有在真正普遍的阶级——无产阶级取得全球胜利之后才会到来，即只有当阶级斗争永远结束，全球共产主义乌托邦才能实现。
柯也维在《黑格尔导论》中重申了黑格尔的历史观，即，世界史经历了种种迂回曲折，其实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就已结束。
柯也维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各种原理已完全实现的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国家，也就是拥有高度物质富足与政治安定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因为这些社会已经没有任何基本矛盾。在这自我满足又自立的社会里，没有应该拼命追求的更大的政治目标，人们专心从事经济活动。柯也维相信历史的终结不仅意味着大规模政治对立与纠纷的终结，而且意味着哲学的终结。【福山：《历史的终结》，第87页。关于“哲学的终结”这个话题，我曾在拙著《无根基时代的精神状况——罗蒂哲学思想研究》中作了专门讨论。显然，在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杜威、柯也维、丹尼尔·贝尔和罗蒂中间，存在着一个主张“哲学的终结”的思想路线。】柯也维的观点既在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思想中，也在美国哲学家罗蒂的“大写哲学的终结”、“大写真理的终结”思想中得到了回音。美国新左派思想家理查德·沃林在最近指出：
“罗蒂的著作【指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年）。罗蒂后来又出版了多部哲学著作，如《随机性、反讽和协同性》（1989年）、《立国论》（1998年）、《真理与进步》（1998年）、《哲学与社会希望》（2000年）等，进一步论证了他的反基础主义真理观。他探讨了在大写的真理（意识形态）终结之后，人类生活的可能性、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等问题。】在表面上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至少部分地应该归功于一些外在于哲学的背景因素。实际上，这部著作的主题是：所有强势真理主张都确定地是徒劳的。这部著作非常相似于探讨同一主题的曾在20世纪60年代初产生过相似有争议影响的另一部著作，它就是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
现在已经众所周知的贝尔的一个论调是：先进的工业社会证明了对于‘乌托邦政治主张’（读作‘马克思主义’）的最终醒悟。”【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24页。】沃林接着说：“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民主先于哲学’中，罗蒂夸张地提到了贝尔的理论，并且在总体上对这种见解所蕴含的深厚的因袭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含义给予了明确的认可。像贝尔一样，罗蒂的理想政治制度‘将是这样一个社会：它鼓励意识形态的终结，它将把反思均衡法作为讨论社会政策所必需的惟一方法。”【罗蒂：“民主先于哲学”，载于《解读罗蒂》，A·马莱查夫斯基编（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另请参阅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162-193页。】【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第224页。】罗蒂既希望人类能够过上一种民主的和平的幸福的宽容的生活，又认为这种生活没有哲学的基础。他主张以说服取代压服，以民主取代专制，以理性的说服取代武力的强制，但是，他没有为人类为什么需要这样做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
与罗蒂相比，一方面，沃林承认人类的各种激烈的斗争或暴力形式确实在总体上正趋于缓和，承认主张“意识形态的终结”的理论家们（丹尼尔·贝尔、尼克拉斯·卢曼，还有更晚近的弗朗西斯·福山）是言之成理的，沃林承认人类社会正朝着一个后极权主义的时代迈进。【参阅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第32页。】但是，另一方面，沃林仍然要求人们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即警惕同“意识形态的终结”纠缠在一起的一帮后现代主义者（如德里达、福柯、罗蒂等）对于“理性”和“科学”的过火抨击，担心他们把20世纪的罪恶武断地归结到“理性”和“科学”的头上。沃林主张，尽管意识形态已经衰落，但是“理性”和“科学”的合理性仍然有待于继续发扬广大。20世纪的人类灾难不是缘于“理性”、“民主”和“科学”的过度，而是缘于它们的不足。【参阅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第37页。沃林的原话是：“有一点变得日益清晰起来：启蒙的缺陷不应该像我们今天经常被告知的那样，归因于理性的过度，而应该归因于理性的匮乏；并且那种匮乏来自理性能力和视野的草率以及科学因素的减少。”】
七
1988年，贝尔在“重读《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中写道：“就政治后果而言，《意识形态的终结》在今天再一次引起了某些反响，因为我们正处于新一轮打消对共产主义世界抱有幻想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末，有过莫斯科审判和纳粹与苏联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1956年，有过赫鲁晓夫的叛变和匈牙利的起义；1968年，有过布拉格之春事件，有过勃列日涅夫政府对杜布切克为提出‘带有人类面孔的社会主义’所作的努力的粉碎。在目前情况下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差异。以前的幻灭是道德上的、思想上的和政治上的，而现在这种被迫承认的失败首先是经济的。”【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P.437.我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在历史上一前一后的以后者取代前者的关系，而更有可能是一种并行的且处于相同背景之中的关系。因此，不同民族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选择不是因为某一种道路更加优秀，而首先是因为那种道路更加与之相适合。并且只有确立了这种观点，我们才能清醒地看到某些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仍然会倒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资本主义道路是一种尝试。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尝试。一种尝试的成功或失败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另一种尝试的失败或成功。】
首先，贝尔看到了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苏联施行的一些新政策对于经典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试图提供物质鼓励以提高产量；引入市场机制，给予企业管理者确定自己的产品和价格的决定权；甚至以破产和失业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引入竞争机制，淘汰没有效率的企业。为此他否认“社会主义”还具有任何经济意义。贝尔指出，从政治上讲，东欧的局势代表着一种忧郁的矛盾，因为它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再一次颠倒。“在通往发现社会的唯物主义基础的道路的过程中，马克思试图证明，黑格尔的政治生活观是‘虚假的’，因为它们来自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一种错误的关系。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认为，通过赋予前者以虚假的自主权，黑格尔颠倒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这一陈述可能是——也确实是——对波兰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一个恰当写照，是那种制度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的一个恰当写照；而在苏联，是特权的‘新阶级’与社会其他部分的关系的恰当写照。”【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pp.439-440.】我们从中读到了《历史的终结》的一些思想萌芽，也读到了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和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的一些萌芽。【参阅拙作《中心与边缘：后现代主义思潮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中对于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和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并参阅波林·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中对于与“意识形态的终结”话题相关的“新马克思主义”、“民主”、“理性”、“科学”等的讨论。】
其次，贝尔看到了当今西方社会的一种新景观：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里，尤其在西方社会，不仅产业工人阶级迅速萎缩，而且作为社会分工基本尺度的经济阶级也已瓦解。每个社会都是一个由众多因素构成的“多元社会”。除了性别、年龄、宗教、教育、职业的多元身份之外，作为忠诚于某团体的标志的种族身份将变得愈来愈重要，并且种族的、语言的或宗教的路线冲突将成为文化和政治身份的根源。贝尔看到：
除了在现在的国际工人阶级内部比在过去几百年里任何一个时候的国际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更少的合作和协同性这一事实之外，最为显著的一点是，无论是在共产主义世界里，还是在其他地方，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民族关系日益紧张。正如塞尔维亚族人和克罗地亚族人之间、塞尔维亚族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之间的古代对抗一样……人们该如何解释可以看得到的中苏对抗、中越边境战争、越南傀儡政权对柬埔赛的占领、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武装对抗以及南斯拉夫自身的分裂威胁呢？罗马尼亚的匈亚利民族对大量少数民族领土的占领，苏联对波罗的海诸国领土的占领，中亚的穆斯林民族的高人口增长率正在威胁着苏联的民族平衡，人们对此该说些什么呢？
当我们展望2l世纪的时候，在东南亚，在中东，在内乱迭起的穆斯林世界里的肤色问题、宗派问题、种族差异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暴露出了当代社会学，至少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所始料未及的难题。我们看到，尤其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我们的社会学范畴是多么过分地局限于西方社会的背景。我们看到，启蒙运动、理性、工业化、意识、阶级发展、“历史民族”观念和社会进化这些主题是怎样变成了我们的关注焦点的。我们还看到，马克思甚至韦伯和涂尔干的见解是多么前后不一致。不过，那也是一次漫长而不同的探索。【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1ogy，P.441】我们从中看到了亨廷顿后来在《文明的冲突》中所阐发的基本观点。上述问题确实是任何一位关注2l世纪的社会发展状况和趋势的学者都必须过问的问题。
第三，从表面上看来，《历史的终结》是对于《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一个总结和反动，因为它明确地宣布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最后胜利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终于失败。由于随后几年世界格局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似乎完全应验了福山的预言，为此，我们对于这两部著作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作一些细心考查，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冷战在何种意义上已经结束？或者，《历史的终结》究竟终结了什么？我们认为，从《意识形态的终结》到《历史的终结》存在着一种思想的连续性，那就是在其中贯穿着一条冷战的思想路线。这条路线只是表明西方社会的思想界和知识界有人单方面地提出了终结意识形态之争的希望，但是，这种终结真的会由于单方面的退出而到来吗？在面临世界格局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认为，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将由于新一轮的国际竞争而一再地重现。
第四，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对意识形态在数字化时代里有可能升级的另一种表述，并且，文化差异的存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有差异必然会有磨擦甚至冲突，而意识形态的差异无疑是引发那种冲突的重要因素。因此，当我们在今天考虑世界新格局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能放弃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这种差异既体现在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也融入了他们的社会实践之中。我们认为，在日益信息化和数字化的今天，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有日益激化的趋势，它甚至成了一个民族在观念领域寻求扩张的主要形式。因此，哪一个民族自愿放弃这一斗争形式，也就意味着它自愿放弃在数字化领域的生存。
第五，我们之所以要在前面大段引用贝尔的思想，并不表明我们认同了贝尔的见解，而是证明了，实际上贝尔在1988年就已经提出了后来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和基本见解，当然，亨廷顿的著作毕竟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而撰写的。但是，我们仍然从中看到了贯穿于当今西方某些学术活动的一条时隐时现的线索，那就是，冷战的思维并不由于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终止，相反，它正在以一些新的形式继续着。
第六，进入20世纪之后，源于近代启蒙的在19世纪中叶达到顶点的普遍性意识形态由于各国革命的完成或中止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发展与和平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之后，人们开始用建设的和改革的方式来对待20世纪后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革命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是革命不是惟一的手段，甚至不是主要的手段。尤其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今日中国社会难题的新方法，这些新方法不是源于对革命的简单认同，而是源于对革命的辩证扬弃。这是一场新的“革命”，尽管我们已经不再用“革命”的术语来解说它。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阶级的重新分化和分层的形成，个体社会角色认同的形成，社会关系多极化的形成，其最终结果是一个融入世界体系之中的真正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新中国的诞生。而在这一过程中，曾经在20世纪上半个世纪发生在美国的许多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件，对于中国的当前建设也许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就这一点而言，《意识形态的终结》也多少为我们提供了帮助。
总而言之，意识形态的争论远没有真正走向终结，观念的历史也远没有真正走向终结。随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或全球化经济的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正以新的形式在开展着和延续着，因此，对于西方学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终结”理论，我们理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也理应在新的世纪里作出东方式的回应。我们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大的、民主的、文明的和富裕的中国正在作出强有力的实际的回应。【我国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先生前不久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明确地表示自己将在近些年进行重点研究的课题是“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我认为，这两大“重新认识”是所有关注中国社会命运的学者的共同任务，而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对于增进这两大“重新认识”肯定会有所帮助。】
最后，世上一切都在变化、发展和灭亡。意识形态怎么能够是例外呢？
1960年，《意识形态的终结》英文版由自由出版社出版。1961年该书再版时贝尔对它作了较多修改。后来，该书多次印刷，但是贝尔对它在内容上没作什么改动。在1988年的新版本中，贝尔写了一个“跋”，对在《意识形态的终结》发表后围绕这本书所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和批评作出了答复和辩护。本译本参照的就是哈佛大学出版社1988年的版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尽管《意识形态的终结》英文版在1960年就已经出版，但是其中文版一直没有面世。我们觉得，尽管《意识形态的终结》存在着明显的立场错误和学理错误，但是，它比较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并且较好地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美国为什么在20世纪逐渐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问题。我们觉得，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每一位公民来说，如果希望了解这个第一世界强国的发展史，尤其是20世纪前50年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部比较生动的教材，因此，我们决定把它翻译过来，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当然，对于书中存在的一些学理错误，希望读者们在阅读时注意批判和鉴别。
本书的翻译工作是应南京大学周宪教授之邀进行的。期间一直得到周宪博士的热心指导，江苏人民出版社也给予了热情支持，在此谨表衷心感谢。此外，本项工作还得到了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王之光先生、李雪阳同学和周丹同学的帮助，在此谨表衷心感谢。浙江大学哲学系周展学兄（第8章）和浙江教育出版社张伟建先生（第7章、第9章）参与了本书翻译工作。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译者在书中增加了一些译注，并制作了一份译名对照表。全书由张国清统校。不当之处，祈望学界同仁批评和指正。
张国清
浙江大学法学院
2000年4月16日一稿
2001年2月17日二稿
序言 不安的自负
未来属于民众，属于能对事物作出简明解释的人们。
——雅各布·布克哈特
本书着重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强行”扩张——那种扩张推翻了关于经济不景气的早期推测、永久性军队编制的创立、雄厚的防御性经济的建立，再加上冷战紧张气氛的持续加强，使得20世纪50年代成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代。在这10年里，在阶级结构方面，尤其在自领阶级成长和郊区扩大方面，都发生了一些非同寻常的变化。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国外，我们如何使自己区别于印度人、非洲人、阿拉伯人等等，在国内则专注于“自我”和“身份”，这不仅突出了精神分析的地位，而且有赖于通俗社会学之镜。托克维尔曾经谈到过美国人的“不安的自负”。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这种自负曾使他“听不进最轻微的批评，而只想听恭维的好话”。现在，这种自负已经被一种焦虑的自卑所代替：害怕受到责难，一味渴求恭维。
我不想探讨美国人的性格结构，也不想探讨美国经验的独特性或美国政治的特质。如我在“美国过去的折射”一文中表达的那样，我怀疑任何一组镜子能否映射和捕获到美国生活令人眼花缭乱的暖昧性和复杂性。在本书中，我想要着重强调的是简单化处理的错误以及由简单化处理所导致的意识形态陷阱；这些尝试当然是批判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官员、政治家。】在一篇讨论边沁的论文中曾经说过，批评家是生活在精神王国最底层的人。那么，就让我从底层开始吧。
在第一部分中，我认为，关于美国的许多社会理论之所以是不适当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把来自欧洲社会学的一些不着边际的观念不加批判地应用于极其不同的美国生活经验的缘故。在大众社会理论中，这一点是最明显的。“大众社会”这一概念变成了对美国生活进行激进的和盛气凌人的非难的主旨，变成了千方百计地以精英方式看待美国政治的主旨。我认为这些理论是错误的。集团利益和地位抱负被转变成为各种政治观念，其性质推翻了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美国社会的阶级和大众的传统理论。不过，除此以外，这10年的政治是最近的社会变化的根源。同20年前相比，它受到了完全不同的驱动力的推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热点几乎完全是国内的，用社会经济术语来说，那个阶段的社会分裂是国内的分裂，且大多是阶级分裂。在今天，这一点已经没有多少意义。20年前的阶级阵线和最近10年的阶级阵线在今天也已大不一样。今天的政治不再是对于任何国内阶级分裂的反映，而是取决于国际事件。作为政治的表现，外交政策是对于许多因素的反应。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一直是对于俄国意图的评估。起初由凯南、艾奇逊和杜鲁门【乔治·凯南（1904-）：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主张对苏联采取遏制政策，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1952-1953年）和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1961-1963年）；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逊（1893-1971）：美国国务卿（1949-1953年）；哈里·杜鲁门（1884-1972）：美国政治家、第33位总统（1945-1952年）。】等人作出的那种评估，即遏制的需要，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被后来的历届政府所继承。这种评估对政治和社会变化的整个后果产生了影响：扩军备战、区域军事联盟的形成、“双重经济”的产生、科学和科学家的新作用，所有这一切都重新塑造了整个美国社会面貌。因此，不能作出简化论者易于产生的宏大理论概括，关于美国社会和政治的任何一个理论都必须从严格的经验水平的研究出发。
第一部分以探讨宏观理论为主，第二部分则近乎微观地考查了对美国社会所作的各种细致研究。就整体而言，它们试图证明美国生活的复杂性。例如，“作为一种美国生活方式的犯罪”一文尽管对赌博业的社会组织进行了一种可能与众不同的描述，但它也是一种关于种族团体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理论，并且是以“边缘的”方式攀向成功的阶梯的一个案例。（在这一意义上，它也许是涂尔干【涂尔干（1858-1917）：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法国社会学学派奠基人。他认为社会分工是社会团结的基础，集体意志在社会中具有决定作用。主要著作有《论社会分工》、《论自杀》等。】如下悖论性评论的一个佐证：社会离不开犯罪。）讨论码头装卸工人的那篇论文说明了生态和市场因素——在这个例子中是交通的拥挤和“时间”的代价——如何产生了在船运公司和非法团伙及政客之间进行通融的方式。这种方式已经被深嵌在这个行业的经济结构之中。讨论工会的文章分析了在使制度挑战顺应于现行特权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和身份因素的相互作用。讨论工作的那篇文章是本书中最长的，它企图说明毫无保留地接受“效率”观念是产业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基础——它会对工人产生有害影响。这些论文的要旨在于作出一些分析性区分。我希望在进一步的社会研究中能够证明这些区分是富有成果的：社会运动和市场工联主义的区分、社群的成功和社会流动的区分、身份集团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的区分、技术和决策的区分。
最后部分对美国激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探讨，它提出了意识形态在政治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等核心问题。苏联行为的性质对美国政策是至关重要的，有一篇论文试图解释我们所知的苏联的意图。异化和剥削的论题对于激进伦理是至关重要的，对这些观念的历史作一番考查将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诸多主要见解和不足。
这些文章是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完成的，它们不仅是由问题而且是由观念统一起来的，它们是为那些虽非内行但受过教育的、对各种观念感兴趣的读者而写的。在今天，承认自己对观念感兴趣几乎已不合时宜了。社会科学的语言是假设、参数、变量和范式。程序是由众多变量组成的（即孤立单个因素或群，使其他因素为常量，以检测特定变量的重要性或诸变量的相互作用），并且是量化的。在技术方面受过训练的许多社会科学家瞧不起观念和历史，把它们看作是模糊的和不精确的东西，而人文学者则嘲笑社会科学家的各种行话和通常是微不足道的结论。双方都在揭对方的短。不过，谁也没有对以精确性而非模糊性为目标的语言或程序表示过异议，尽管它们充满着技术性术语。但是，通过利用抽象样式，最好的程序也会缩小一个人的视野。
我所关注的问题与此不同。我对社会描述感兴趣，对解释感兴趣，对构筑现实的轮廓感兴趣，但是对受控制而抽象的假设的检验不感兴趣。但是它未必比学院派社会学更不“科学”，它也不是真正的“文学性的”。它是作为一种“视角”的社会学，一种老于世故的社会学。它既和学院派社会学相一致，因为它运用了相似的概念（团体、身份、社会流动），又和文学分析相一致，因为它也对社会活动的道德因素感兴趣。
社会学的关注点不同于文学分析的关注点，它的方法和考查引向的是不同方向。例如，两者都会对田纳西·威廉斯和威廉。英奇【田纳西·威廉斯（1914-1983）：美国剧作家，主要作品有《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和《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威廉·英奇（1913-1973）：美国剧作家，作品描写中西部小镇居民的渴望、困惑和失败的经历，主要作品有《野餐》、《汽车站》等。】的剧本所反映的美国男性变化着的社会和性反应方式产生兴趣。但是文学分析（如莱昂耐尔·特里林【莱昂耐尔·特里林（1905-1975）：美国文学评论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有《弗洛伊德和我们的文化危机》、《文化之外：论文学和学识》、《真诚与真实性》等。】等较年老一代的实践和罗伯特·布鲁斯坦等较年轻一代的实践）寻求的是经验原型或根本理念；社会学分析接受了这一点，但是它寻找的是典型事物，或者一套观念与其他社会风俗的相关性。文学分析是文本的，它把“作品”看作是它的世界；社会学分析是语境的，它努力寻求更广阔的背景，以便把它的各种区分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
我希望从一个批判立场，并避免使用各种行话，来探讨社会学问题。我希望这些文章能够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世界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
一位撰写社会学分析文章的作者应该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价值取向。我的观点是反意识形态的，但不是保守的。在最近十年里，我们已经目睹了19世纪意识形态的衰落，那种思想体系断定它们的世界观就是真理。针对这些意识形态——以及在这些意识形态对思想和情感的整个强制性承诺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害怕“群众”或者任何形式的社会运动。这是新保守主义和新经验主义的基础。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忧虑。不过，对意识形态的拒绝是有意义的，但这肯定不仅意味着对于乌托邦秩序的批判，而且意味着对于现存社会的批判。（这不禁让人想起喜欢调侃的波兰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下的辩证定义：资本主义被说成是一种人剥削人的制度，而共产主义则恰好与此相反。）留给批评家们去探讨的问题是异化的强硬性、他者性的意义。怀疑的呼声盖过了信任的呼声。人的承诺也就是人的使命。
异化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是一种超然。它使人避免陷入任何单因论，也使人不至于将社群的特定表现视为终极因素。异化也不是根除，不是对人们的根基或国家的否认。一些非官方的意识形态研究者担心，对美国的批判将影响到亚洲和非洲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反美派，或者促使他们去怀疑民主的价值。这是对思想生活的偏见。党派人士和批评者都是持续对话中的合法化的声音。对话是对各种观点和经验的检验。这样的社会是最有生机的，也是最有魅力的。因此，一个人在不成为国家敌人的情况下仍可以成为其国家的批判者。
在这一版里，我对结论性的一章“意识形态在西方的终结”作了很大的扩充，以便追溯术语“意识形态”的历史发展，并澄清它的许多用法。就这一方面而言，我不是把“意识形态”当作“信念体系”，而是把它看作在19世纪产生的一组特殊观念和情感。正如弗里茨·斯特恩在他的著作《文化绝望的政治学》中提到的那样，我注意到我大体上把这一术语应用到左派思想上，因此限制了它的范围。确实如此。不过，由于既存在着左的 “意识形态”，也存在着右的“意识形态”——现在还存在着关于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一个人的历史语境规定了他的用法；“意识形态”一词是“左派”的产物，并在那个语境下获得了有区别意义的反响。并且，这曾经是我讨论的焦点。我还增加了讨论新的“革命修辞学”的一些章节，一些“新左派”成员曾经采用那种修辞学论证新兴国家镇压自由的合理性。
由于“利益和意识形态：论舆论在劳资争端中的作用”是以塔夫脱一哈特莱法案为背景而撰写的一篇论文，并且论及在那场争论中那个法案对舆论的操纵，那篇论文已没有多少历史价值，因此我把它给删掉了。
丹尼尔·贝尔
哥伦比亚大学
1961年3月
第一章 作为大众社会的美国——一个批判
……沉重的忧郁重压在人们心头……一个看起来极其不幸的时代。它给世人留下的似乎只有对暴力、贪婪和仇恨的记忆……由于战争没完没了，敌对阶级的长期威胁，再加上对正义的怀疑，一种普遍的不安感（已深入人心）……可以说，对现世和人生的公开赞美是不合时宜的。只有去察看痛苦和不幸，去发掘那些衰败和临近终结的迹象，简而言之，去诅咒这个时代，鄙夷这个时代，这才是合乎当时潮流的。
——J·H·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
【赫伊津哈（1872-1945）：生于荷兰格罗宁根，是一位天才的文化史学家，也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学家。1905年在格罗宁根大学获得历史教授职称，其代表作有《中世纪的衰落》、《游戏的人》、《明天即将来临》等。1942年，他作为人质被德国占领军扣押，1945年2月1日在荷兰解放前夕被德国人杀害。】
伴随着过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对生活的彻底非人性化的感受导致了“大众社会”理论的诞生。可以说，在当今西方世界里，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这种理论也许是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虽然没有一个人在上面冠以自己的名号——就像马克思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向商品价值转变相联系、弗洛伊德与非理性和无意识在行为中的作用相联系那样——但是，这种理论对于在现代社会里那些主要的贵族批评家、天主教批评家或存在主义批评家的思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批评家——奥尔特加·一加塞特、保罗·蒂利希、卡尔·雅斯贝斯、加布里埃尔·马塞尔、爱弥尔·利德勒、汉娜·阿伦特【奥尔特加·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大众的反叛》；保罗·蒂利希（1886-1965）：德裔美国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著有《存在的勇气》、《系统神学》等；卡尔·雅斯贝斯（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著有3卷本的《哲学》、《哲学信仰与启示》等；加布里埃尔·马塞尔（1889-1973）：法国哲学家、文艺评论家，著有《形而上学日记》、《存在的奥秘》等；汉娜·阿伦特（1906-1975）：海德格尔的弟子，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著有《人类的状况》、《极权主义的起源》、《论革命》、《心灵的生命》等。】等人——都不太关注社会自由的一般状况，而更加关注人的自由。其中有几个人更加关注在我们的机械化社会里实现个体自我意义的可能性。这是他们之所以引人注目的原因。
“大众社会”观念可以作如下概括：交通和通讯革命促成了人与人之间更加密切的交往，以一些新的方式把人们连结了起来；劳动分工使得人们更加相互依赖；某一方面的社会变动将影响到所有其他的方面；尽管这种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但是个体之间却变得日益疏远起来。家庭和地方社群的古老而原始的团体纽带已经被摧毁；自古以来形成的地方观念的信仰受到了质疑；没有什么统一的价值观念能取代它们的位置。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精英再也不能塑造人们的意见和趣味。结果，社会习俗和道德处在不断变动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有机的，而是全都表面化和细分化了。与此同时，日益增强的空间和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着人们对身份的关注。人们不再拘泥于穿着或头衔所标识的那些固定的或已知的身份，而是假定了多重的角色，并不得不在一连串新的情境中证明自己。由于所有这一切，个体丧失了前后一致的自我感，其焦虑不断增加，并且产生了对新信仰的渴望。因此，这个阶段为奇里斯玛式领袖，即世俗救世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那种领袖给每个人留下了既具有温文尔雅的风采又具有完美无缺的人格的印象，从而以新信念代替了已被大众社会所摧毁的较古老的统一信念。
在一个由孤独人群所构成的世界里，世人寻求着个体的差异，各种价值不断地被转化为可计算的经济价值。在极端情况下，廉耻和良知奈何不了最恐怖的暴行。在这样的世界上，大众社会理论似乎是对当前社会有力而真实的描述，是对现代生活性质和情感的精确反映。但是从分析意义上讲，当人们试图应用这种大众社会理论的时候，它就变得极其不可捉摸。某些理想类型，像柏拉图洞穴中的影子一样，除了给我们留下一个轮廓之外，从来没有从总体上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东西。“大众社会”理论也是如此。构成这个理论的每一个命题，如前面第二段陈述的那样，也许是真的，但是无法必然地相互推演出来。我们不能说上面描述的所有情况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是存在的，并且，除了“价值崩溃”这个一般观念以外，不存在任何一个组织原理能够以合乎逻辑的、有意义的方式，更谈不上以合乎历史的方式，把理论的个别因素结合到一起去。当我们检验这种“理论”被人们所利用的方式时，我们便发现自己更加迷惑不解了。在对这个术语使用时的模糊性进行澄清的过程中，我们大致可以区分出五种不同的有时是矛盾的用法：
1.大众作为无明显特征的群体。如在术语“大众媒体”（mass media）中普遍使用的那样，“大众”意指标准化的资料被统一传送给了“无明显特征的所有人类团体”。就像社会学家通常理解的那样，相对于阶级，相对于任何一个相对而言具有类似特征的小范围的阶层，大众是一群异质的无明显特征的受众。一些社会学家企图作出进一步界定，使“大众”成为一个相当贬意的术语。因为大众媒体使不同受众屈从于一套共同的文化资料，所以，有人主张，这些经验必定超出那些个体直接作出反应的有意义的个人经历的范围。例如，一位电影观众是“大众”中的一员，因为用美国社会学家赫尔伯特·布鲁默的话来说，看着银幕的个别观众是“孤立的、超然的、没有人格特征的”。大众是“没有社会组织，没有风俗和习惯的实体，没有现成的规章和礼仪，没有有组织的情感团体，没有身份角色的结构，也没有现成的领导”。
成为大众的一部分就是与自己分裂或异化。促成主导社会价值的工具——电视、广播和电影——把大众反应强加于受众身上，而人们（男人、女人和孩子）把那些价值选择为自己的潜在意象（imago）或理想形象和愿望。
2.大众作为无能者的判断力。1931年，在其著名的《大众的反叛》一书中，已故的奥尔特加·加塞特最早引介了“大众”（mass）和“群众”（mases）一词。它和蕴含在“大众媒体”（massmedia）一词中的用法及其令人反感的联想大相径庭。在奥尔特加看来，“大众”一词不是某一群人——群众不是工人，尽管革命运动时代曾经把两者等同了起来——而是指现代文明的沦落者，由于“绅士们”上流社会地位的丧失而产生了那种沦落者。
他们曾经是有教养的上流精英。在奥尔特加看来，现代趣味代表了平民的判断力，现代生活“对所有古典主义的东西都一无所知”，过去的一切都无法成为“可能的榜样或标准”。甚至“著名的文艺复兴也通常自我暴露为是一个狭隘的地方主义盛行的时期，我们可以用一个术语来修饰它：平庸”。由于它不承认自己的过去，现代文化寻求“自由地表现它的各种生命欲望”，因此，它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反复无常、不受管束”、“被宠坏了的小孩”’。在奥尔特加·加塞特的书中，人们可以找到对所有“现代性”的最猛烈攻击。他的书表示了对人文主义者的轻视，因为他们粗俗平庸。
3.大众作为机械化的团体。在德国浪漫派那里，在其对自然和田园生活的理想化中，人们可以找到抵制现代生活的力量源泉。在这些作者看来——诗人和批评家恩斯特·云格尔和弗里德里希·乔治·云格尔兄弟是其典型——技术是使人们丧失人性的因素。‘大众社会是一个机械社会，社会变成了一套“设备”。机器把它的风格强加于人类，使生活变得数字化和精确化；存在呈现为面具般的特性；钢盔和焊工的防护面罩象征着个体已经消失在他的技术职能中。于是，作为一种新的类型，就像技术压制中的镙丝钉那样，诞生了一种规则化和功能化的新型人类。那是一种刻板的且毫无人情味的人类。
4.大众作为官僚化的团体。不太浪漫但是同样持批判态度的一些理论家把极端合理化和极端科层化，即生活的过于组织化，看作是大众社会的显著特点。“合理化”观念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和马克思，与之相伴随的还有“陌生化”（“异化”）、“物化”以及“商品拜物教”等观念。所有这些观念都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在现代社会里，人已经变成了一种“物”、一种受社会摆布的客体，而不是一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自己的生活的主体。在我们这个时代，乔治·齐美尔、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曼海姆【乔治·齐美尔（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新康德学派哲学家，著有《货币哲学）等；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对社会学理论有很大影响，著有《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卡尔·曼海姆（1898-1947）：德国社会学家，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变革时代的人与社会》等。】发展了这些观念，并作出了详细的描述。在曼海姆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变革时代的人与社会》中，各个部分都被归并到了一起。
曼海姆的论证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以效率为惟一目标的现代大规模组织创造了各种层层相依的科层，把所有的决定权都集中到了最高层手里，甚至把一些技术决定权也从基层剥离出去，集中到了同生产不发生直接关系的专门部门。由于它只关心效率，而不关心人的满足，解决问题的所有方案都取决于这一标准。曼海姆称之为“功能合理性”或者直接的手段一目的关系，以区别于“实质合理性”，后者是指理性（Reason）在人类事务中的应用。
决策权的集中不仅产生了依从，而且遏制了下级的创造力，使他们在追求满足和尊严方面的人格需要得不到实现。（实际上，服从于极端合理性的要求剥夺了个体正常的活动能力，即与理性一致的活动能力。这种挫折感通常以非理性方式爆发出来。）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工作的惯例化钝化了挫折感，并提供了安全感。但是当个体即将面临失业时，无助感便会高涨起来，自尊便受到了威胁。由于个体无法合理地确定其挫折的来源（即客观的官僚体系本身），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将寻找替罪羊，并且求助于法西斯主义。
5.大众作为暴民。对曼海姆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大众社会等同于庞大的官僚化社会，而对爱弥尔·利德勒和汉娜·阿伦特来说，它是一个异质性被消除但又未整合成功的具有同一性、无目的性和异化的社会。
在利德勒看来，社会是由许多以功能和自我利益统一起来的社会团体组成的。有些社会团体的目标是理性的，有些则是非理性的。只要社会划分了阶层，那么这些团体就只能获得局部的控制，不合理的情绪也受到了抑制。但是当划分团体的界限瓦解时，人们便变成了反复无常的和易冲动的“大众”，他们很容易被领袖所操纵。
也许是因为晚了10年才撰写的缘故，阿伦特认为大众已经越出了各种边界。由于大众只是纯粹的乌合之众或者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他们不属于“政党或地区政府，也不属于职业组织或工会”，简言之，不属于为了满足公共利益而存在的组织；他们“形成了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中立者中的大多数，那些人从不参加政党，几乎没有参加过投票选举”。
这些人已经站在了社会的“外边”。大众的反叛是“对于其社会身份的丧失”的反叛，“随着社会身份的丧失，公共关系的整个阵线也瓦解了，而常识只有在其中才具有意义……由于大众忧心忡忡，一种回避现实的欲望，由于其内心深处的无家可归感，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现实中诸多偶然的且令人不可琢磨的方面了。”
因此，由于现代生活解开了所有的社会纽带，由于现代通讯技术完善了宣传机构用来控制大众的手段，“大众时代”已经来临。
就“大众社会”概念的这诸多用法而言，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它们几乎都没有反映或者涉及现实世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布鲁默把电影观众看作是“孤立的、超然的、没有人格特征的”。假定一大群个体，由于他们遭遇了相似的经历，便具有了共同的心理现实，在其中个体之间的差异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于26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社会学假设：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具有了“相等的重要性”，所以从这些不同个体的思想言论中随便拿出一个便构成了“大众的意见”。但真是这么回事吗？个体并不是一张白纸。针对同一个经验，他们有不同的社会观念，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在看电影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沉默的、孤立的、超然的、毫无人格特征的，但是过后不久他们就会同其朋友谈论他们的所见所闻，交换不同的意见和判断。他们重新变成了特殊社会团体的成员。难道说几百个晚上独自呆在家里的个体只要读着同一本书，他们就构成了“大众”吗？
由于浪漫的情感影响了评判能力，对现代生活的抨击往往带着过分强烈的情感色彩。例如，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提出的“无法辨认性”（facelessness）的形象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歪曲：“个体，为了从属于大众……不得不……抛弃了与其原始人格相连结的本质现实……报纸、电影和广播扮演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阴险的角色，把那个现实通过一番精心装扮之后以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观念样式出现，那是在参与这次实验的主体的深层存在中找不到实际根据的一个形象。”。也许，像“原始现实”和“深层存在中的实际根据”之类的术语具有躲避经验主义倾向的意思，但是要是没有报纸、广播等等——尚且它们并不是单一的——由于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身临其境地事必躬亲，他能以什么办法来了解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情呢？或者说他难道应该返回到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无知状态中去吗？
由批评家提出的关于大众社会的某些生活画面有点儿接近于漫画。在恩斯特·云格尔看来，交通离不开交通规章，民众就养成了自动遵守交通规章的习惯。卡尔·雅斯贝斯曾经写道：
在“技术大众秩序”里，家变成了“一个巢穴或睡觉的地方”。更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他对于现代医学的抱怨。“在医学临床中……患者现在按照合理化原则受到通盘处理。他们被送到医院接受技术治疗，疾病被分门别类，由专门科室负责……可以推测，像别的事物一样，医学治疗已经变成了一种机器制造的物件。”
对大众社会的攻击有时扩张为对科学本身的攻击。在奥尔特加看来，“科学家是大众的原型”，因为通过鼓励专门化，科学使科学家“固步自封和自满自足”。奥尔特加由此得出了一个以偏概全的结论：“这种不平衡的专门化所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在今天，由于‘科学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因而同以往任何时候例如1750年相比，‘文化人’就更少。”但是一个人如何才能证实这个比较是属实的呢？即使我们能够确立进行这种比较的范畴，奥尔特加也肯定是要第一个回避这种统计学比较的人。而且，我们能假定一个人由于工作专门化了就无法在闲余时间里或在反思中去欣赏文化吗？什么是“文化”？难道奥尔特加能否认，同1750年相比，我们具有更多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不光关于自然而且关于人类内心生活的知识？知识难道可以同文化隔离开来吗？或者说，“真正的文化”难道是一个永恒真理归于其中的狭隘的古典学问的领域吗？
当然，引用我在前面列举的例子，有人会争辩说，阅读一本书在发生学上与去看一场电视是一次很不相同的经验。但是，这种见解恰恰导致了在大众社会理论中最令人误解的模糊性。那个理论把两件事情给搅混了：一件是关于现代经验的性质的判断——任何一个敏感的个体可能对其多半没有异议，一件是对社会混乱作出推测性的科学陈述，那种混乱是由工业化和大众的平等要求造成的。本章将对其第二件事情展开争论。
社会混乱理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切实际且不大正确的老观念。它认为社会曾经由一些小型的、“有机的”、结合紧密的社群所组成（社会学术语称Gemeinschaften），那些社群已经被工业化和现代生活所破坏，并且被一个庞大的、没有人情味的、“个人主义的”（原子化的）社会（称作Gesellschaft）所取代。它既无法提供基本满足，又无法引发像以前社群中所有的那种忠诚。“不过，这些差别受到价值判断的重要影响。每个人都反对个人主义而赞成“有机的生活”，但是，假如我们出于一个很好的理由，用术语“整体的”取代“有机的”、“利己主义的”取代“个人主义的”，那么整个争论就会显得大为不同。无论怎样，这个理论的一大弱点是它缺乏对历史的考虑。向大众社会转变，假如真正发生的话，并不是在短短几十年中突如其来的，而是要好几百年才趋于成熟的。在社会学决定论条件下，这个假设忽视了人类的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忽视了人类在塑造新的社会形式方面的匠心独运。这些新形式可以是来自各个阶层领导的各种工会——在美国有5万个工会的地方分会，它们形成了一个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这些新形式也可以是在新形势下保持不变的各种种族团体和组织。
但是，除了用法上的矛盾、术语上的模糊性和缺乏历史感之外，这种大众社会理论还包含了更多的东西。实际上，它是对贵族文化传统的维护——那个传统确实具有一个重要的但被人忽视的自由观念——和对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真正的知识和文化鉴赏能力的怀疑，因此，这种理论常常变成了对特权的保守维护。这种维护有时变得十分极端，形成了“文化”和“社会公正”之间的冲突。其论点是，任何改良社会的企图都肯定会伤害到文化（这不禁让人回想起马修·阿诺德一本著作的书名《文化和无政府状态》所暗示的东西）。而且，这种大众理论除了把矛头对准“资产阶级”社会之外，还对激进主义及其平等主义观念进行了攻击。
主导西方政治思想的保守主义传统的根基在于对“大众”的恐惧，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左右着社会理论的许多政治和社会范畴，也就是在关于领导权的各种独裁定义和关于“无知大众”的形象这些方面的定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最早描绘了大众的形象，他认为“大众”只会以暴力行事。在他的三层类型学中，民主无异于群氓（hoi polloi）的统治，而他们很容易受到煽动家们的摆布，因而民主肯定会蜕变为暴政。这种大众观念在希腊化君主时代得到了发展。罗马共和时期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斗争，恺撤们为利用群氓支持所作的种种努力，进一步深化了这种观念，于是，大众以易受蒙蔽和毫无理性的形象被深深地印在了历史之中。（例如，自从普卢塔克以来就出现了对出尔反尔的大众和诡计多端的保民官的描述。莎士比亚在悲剧《科利奥拉努斯》中也直接运用了这种描写。）早期基督教理论以一种人性理论证明了它对大众的恐惧是合理的。在奥古斯丁的宗教观念中——如后来在霍布斯的世俗化译本中所讲的那样，世俗之城（the Earthly City）印有无法消除的血的污痕：在天堂，既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政府，财产和政治都是人类堕落的结果，因此，财产和政治不是人类文明的象征，而是人类堕落的标志；它们是使人类不能得救的必要手段。
但是，是法国大革命把“无知大众”的形象植人了现代意识。对革命前旧制度的毁坏和要求“平等”的战斗口号，进一步加深了保守主义尤其是天主教批评家们的恐惧心理，担心传统价值（意指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信条）将遭到破坏。圮对于托克维尔分子和阿克顿分子【阿克顿（1834-1902）：英国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提倡基督自由伦理观。】来说，在自由和平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自由认可了每个人具有与别人不同的权利，而平等则意味着“调整”各种趣味去迎合最底层的公分母。对于马克斯·舍勒分子和奥尔特加分子来说，大众社会意味着“感情的民主”只能激发非理性力量。对信奉天主教的梅斯特尔分子【梅斯特尔（1754-1821）：法国共和主义者、外交家和政治哲学家。】以及信奉英国国教的T·S·艾略特分子【艾略特（1888-1965）：生于美国的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来说，人类的平等意味着对一个健康而完整的社会所必需的和谐和权威的破坏。从这个传统主义者的观点看，纳粹主义不是对于民主的反动，而是民主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最终产物。希特勒被看作是一个经典民众领袖的翻版，他煽动无知的大众，带领他们进行虚无主义的反叛，反对欧洲的传统文化。
这些观念是重要的，对于自由的含义、优越的含义的追溯也是重要的，它们反映了关于人类潜能的某种狭隘观念。社会变化问题必须放到广阔的政治背景中去考查。如卡尔·曼海姆指出的那样，现代政治的起点是继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之后而来的。在那时，千禧年主义即由宗教发起的一种信仰，指基督为了将人世变为天国而降世为王的一千年统治变成了社会下层对社会和经济改革要求的一种表现。¨对现存事物的盲目不满后来被赋予了原则、理性和末世论的力量，并且被导向了确定的政治目标。所有灵魂的平等变成了所有个体的平等，每个人权利的平等。正如进步思想所开导的那样，每个人都有权对社会作出判断。
孔德，这位现代社会学之父，对人人各抒己见的这种普遍权利观念表示了极度憎恶。他认为，除非其成员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信任，否则，社会将无法存在，而这一点与人们拥有任意讨论社会现行基础的权利是对立的。在提醒大家注意自由批评的各种危险时，孔德还指出了公共道德的衰落表现为离婚的增加、传统的阶级差异的消亡以及个人野心导致的厚颜无耻。他说，政府的部分职责在于防止各种观念的传播和思想自由的无政府蔓延。”
显然，现代社会并没有证实孔德的观点，尽管特权的基础继续受到以公正的名义发起的挑战，但是社会并没有因此而崩溃。现在道德家很少会持曾由马尔萨斯表达的一个悲观的见解了：“按照人性的必然法则，有些人将生活困苦。这些不幸的人只是在命运大抽奖中抽了下签。”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现代生活的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对社会变化作出意识形态的支持，而变化意味着力求物质和经济状况的改善，力争为个体施展才华提供更多机会，力求使更广大的民众掌握文化。难道有哪个社会会无视这些渴望吗？
难以理解的是，在对现代社会的这些“贵族式”批判中，由于他们是隔着理想化了的封建社会这一层玻璃来观察的，他们把民主仅仅等同于平等。立宪政体和法律规章的作用被忽视了，而它们同普选权一起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组成要素。现代文化被描述为由于对大众趣味的让步而变得堕落，这种描述忽视了广泛兴起的对文化的总体欣赏，因此同样是夸大其辞的。假如承认大众社会是一个条块分割的、人际关系表面化的、无显著特征的、短暂的、专业化的、功利的、竞争的、贪得无厌的、动态的和争名夺利的社会，那么我们也必须观察到它的另一面：隐私权、自由选择朋友和伙伴的权利、建立在实际成就而非世袭基础上的社会地位、多元的准则和标准而非由一个单一主导集团所实施的惟一而独断的社会管理。如亨利·梅因【梅因（1822-1888）：英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曾经指出的那样，假如现代社会运动已经由确立身份地位趋向制订合同协议，那么由此可以判断这已经变成了从社会固定位置向可能的自由发展的运动。
早期大众社会理论家们（如奥尔特加、马塞尔）关注的是“优越的衰败”，而后期理论家们（曼海姆、利德勒、阿伦特）关注的则是社会过度组织化的方式，以及与此同时由社会结构瓦解导致法西斯主义兴起的途径。最近，以共产主义的成功为根据，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论点：由于它不能保证个体能够真正参加现有的社会团体，大众社会尤其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渗透，并且群众组织特别容易受到共产主义渗透和操纵的影响。当然，由于其如此笨拙，共产主义者在渗透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他们的“先锋组织”也可以算作是20世纪的伟大政治发明之一。不过，撇开共产主义的技术不说，这里的实际问题同大众社会没有多大关系（除了指责它允许失意的知识分子去攻击现代文化之外），而同这些现行社会秩序有没有能力去满足社会变动的各种要求，去满足社会变化一旦发生之后所产生的对更高生活水平的要求，有很大关系。这是任何一个激进主义要求具有吸引力的关键所在。
并不是贫困本身导致了人民的反叛，贫困会最经常地引起宿命论和绝望，引起对超自然帮助的依赖，如一些宗教仪式和迷信活动。社会的紧张是期望落空的表现。只有当这些期望被激发起来的时候，激进主义才得以滋生起来。在这样的社会里，对阶级差异的认识日益加深，对社会进步的期望已超过了可能实现的限度，现行文化没能为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提供空间，此时，激进主义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可以被看作是激进主义普遍吸引力的变体）。
在产业工人中间，而不是在缺乏热情的农民中间（在米兰而不是在西伯利亚），在失意的知识分子中间，而不是在早就组织了工会的工人中间（例如印度），激进主义得到了传播。舍勒曾经提到，不满是最强有力的人类动机，在政治中也是如此。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主要在美国、英国和北欧诸国，国民收入一直在增长，当然大众对得到合理收入的期望也相对地得到了实现，而且更多的成员获益于社会地位的流动，因此在那里主张极端主义政治的人最少。已故的熊彼特曾悲观主义地认为墙，在新近觉醒的一些社会里，像亚洲诸国，对于一些社会重要阶层的急切企盼，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急切企盼，可能大大地超越了经济扩张的实际可能性，因而渐渐地，共产主义看起来像是解决大多数社会问题的惟一合理的方案。”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是将来10年关系重大的政治问题之一。但是不管怎样，不是由于大众社会，而只是由于社会没有能力去满足急切的群众期望，才导致了对激进主义要求的强烈回应。
从大众社会假设的观点看，美国应该是一个最容易受不满政治影响的社会。在我们国家，都市化、工业化和民主化对以前的基本社群纽带的损害程度是史无前例的。不过，尽管在大萧条时期大规模的失业比西欧任何一个国家都更持久和更严重，但是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却从未真正站稳脚跟，也没有发生过以欧洲法西斯主义为榜样的任何法西斯主义运动。对此该如何解释呢？
有人主张，美国是一个由单独的、孤立的个体所组成的“原子化了的”社会。人们忘记了有时以嘲讽口气说出来的不言而喻的一个事实：美利坚是各组织的大联合国家。在今天的美国，至少有20万个志愿者组织、协会、俱乐部、学会、分会和行会，总共有将近8 000万会员（不过有的会员人数显然是重复计算的）。在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如此多的志愿者社群活动，尽管有时有些荒唐的仪式，但是它们通常为切实的需要提供了实在的满足。加昆那·默达尔【昆那·默达尔（1898一）：瑞典经济学家、社会学家，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瑞典学派的创建者之一。其《反潮流经济学论文集》被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作。】写道：“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当他看到某件事情是错误的时候，他便自然而然地觉得应该立一条法规来反对它，而且会感到应该成立一个组织来与之作斗争。”。‘有些志愿者组织是压力集团，如企业协会、农民协会、劳动者协会、退伍军人协会、同业公会和老年人协会等，而数以千计的更多的志愿者组织，像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1909年5月30日成立于纽约。其宗旨是使黑人“在肉体上摆脱债役制、在理智上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在政治上不受限制和在社会上免于凌辱”。】、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妇女选举联合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家长教师联谊会、地方社群改良团体等等这样的组织，它们每一个都给数以百计的个体提供了情感上共享的具体活动。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个国家从事着各种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活动的种族团体组织的数量。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波兰人、捷克人、芬兰人、保加利亚人、比萨拉比亚人，还有其他民族团体，以及它们的几百个行会、集团组织和政治团体，每个团体在美国生活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恐甚至在街道邻里之间，在照理人格特征尤为不明显的地方，地方联系的范围却是惊人的。例如，在芝加哥市区范围里，有82种社区报纸，每周的总发行量达到了近100万份；在更大的芝加哥市及其郊区，有181种社区报纸。按照标准的社会学理论，为人们提供新闻和小道消息的这些地方报纸在国家媒体的压力之下应该慢慢地走向衰落。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在芝加哥，从1910年以来，这些报纸的数量已经增长了165%；在这40年里，发行量猛增了770%。社会学家莫里斯·贾诺威茨研究了这些社区报纸。他评论道：“假如社会如同某些专注于从‘社群’向‘社会’单向演变的人们所描述的那样贫瘠、缺乏人情味、以自我为中心，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认为，社会科学所努力探讨的犯罪率、社会混乱和病态（与人们现在认为的相比）非常之低，而不是惊人之高。”
有人可能争辩说，这个庞大的志愿者协会网络的存在不能说明这个国家的文化水平。也许，如奥尔特加坚持的那样，全世界范围的文化水平真的已经下降（在每一方面？在建筑、服装、设计方面？），但是毫无疑问，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有意义的文化活动。由于在最近50多年里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确确实实已经翻了一番，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伴随结果。拼教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对文化鉴赏能力的提高。在美国，人们把更多的钱花在古典音乐会上而不是棒球上。在10年时间里，图书销量增长了一倍。巧在今天的美国，有l 000多支交响管弦乐队，有数百家博物馆、研究院和学院收藏艺术品。我还可以引用其他许许多多材料来证明一个庞大的雅俗共赏的社会的成长。并且在将来几年里，随着生产力和闲暇时间的不断增长，美国人甚至将成为更加活跃的文化“消费者”。【在大众社会观念的使用中，还有一种模糊性来自对于“文化”一词的人类学意义和人文主义意义应用的混淆。因此。有些批评家指出了地方民俗和地区习惯——语言差异、烹饪、歌谣、舞蹈、幽默——的衰亡，并指出它们被统一的民族模式所取代暗示着大众社会的整合和文化的消亡。不过，只有在人类学的用法上，从地方性文化形式向更普遍的文化形式发展的这些真实的变化才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些变化不一定是人文主义文化的性质的判断。（奇怪的是，乡村形式的解体在过去被看作是“高级文化”成长的必要前奏，而今天被看作是人文主义文化解体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弄清这些区分。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是相对的。它不蕴含关于任何一个特定文化的判断，并且它不可以被用作批判“高级文化”的工具。那些能让人从中找到乐趣的事物已经从乡村舞蹈和民间幽默转变成巴西的桑巴舞和百老汇的轻率。从分析角度上看，这个事实同文化性质相比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如作出这些批评那样，有人探讨的是推测的社会混乱的问题，而有人探讨的则是文化性质问题。再说一遍，本论文的目标在于阐明：为了对社会混乱作出判断而祈求传统（社群等）观念的做法从科学上讲是站不住脚的。它隐藏了某种价值取向。其他批评不属于本论文的范围。（关于“高级的”和“雅俗共赏的”文化比较的讨论，参阅格林伯格：“我们的文化的状况”，载于‘评论》[1953年]6月号和7月号。并请参阅玛丽·麦卡锡：“美丽的美利坚”，载于《评论）[1947年]9月号。）】
有人认为，美国大众社会强加于其成员身上的服从要求有点过头。但是，就是谁以及对什么东西遵从而言，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新共和党》杂志老在嚷着“小商贩们正在给文化裹糖衣”。《全国评论》，这个“激进右翼”的喉舌，树起了一面破除迷信的旗帜，反对“自由主义者”在社会中对言论的主导。
《财富》杂志公开谴责“组织人”的成长。其中的每一个倾向都是存在的。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在美国的今天同50年以来的任何一个阶段相比，也许更少去遵从一种单一的行为方式。诚然，同20年代相比，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更加少见了（尽管对性的宽容有所增长）；同30年代相比，政治的激进主义也更少了（尽管新政实施了大规模的改革）；但是，达到政治沉寂状态是否也意味着确立了一套死了的规章呢？我不这样认为。在今天，人们已经很难找得到30年前《大街》中对卡罗尔·肯尼柯特要求的对社会的顺从。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个体可以去发展更广泛的兴趣。（有一位经营磁带的商人如是说：“在20年以前，你无法到纽约以外去推销贝多芬的作品。
而今天，我们大量地出售着帕莱斯特里那【帕莱斯特里那（1526-1594）：意大利圣乐作曲家。】的、蒙特威尔第的、加布里埃尔的、文艺复兴时期和巴罗克时期的音乐。”）
也许，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实是，在美国没有人会为服从的要求和行为作辩护。每个人都反对服从的要求，现在这样，过去也这样。35年前，只要你指责一个美国中产阶级为“巴比特式人物”【指自满、庸俗、短视、守旧的中产阶级实业家或自由职业者，系美国作家刘易斯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很可能会非常恼火。而今天你只要把他斥为“百依百顺”的人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问题是要弄清楚是谁在指责谁。1958年10月，《读者文摘》（发行量达到l 200万份）从《今日妇女》（发行量达到500万份）转载了一篇名为“过分适应环境的危险性”的文章。文章的观点是，伟大的人不应该为了入乡随俗而改变自己。并且，文章引用了一位精神病学家的说法：“我们已经把遵从造就成了一种宗教”；无论怎样，我们应该记住，每个小孩都是与众不同的“并且也应该与众不同”。
这段引文并不是证明在中产阶级中不存在服从的证据，不过，假如真的存在着服从的话，那么也会有对服从的大量焦虑和抱怨。当然，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比如倡导文化时尚的上流人物（放浪形骸者）——狂乱地探索着强调其不遵从的不同途径。好莱坞20年代的名伶协会（Pickfair Society）仿造了一个欧式君主国（它的房子就造在路易十四大街和芭努一贝利大街的交会处）。按照《生活》杂志（在其1958年10月22日关于大型游乐场所问题的讨论中）的观点，“反叛是获得社会名望的关键，愤怒的中年人弗朗克·西纳特拉是它的鼓吹者，并且这种时尚现在正主导着社会。”《生活》杂志指出，西纳特拉阶层有意嘲讽了古老的好莱坞禁忌，并且为许多渴望成为叛逆者的阶层所效仿。《生活》杂志没有提到的一个重要事实是：这种主导的社会阶层及其领导者西纳特拉、迪恩·马丁、小萨弥·戴维斯都是来自少数民族，并且出身贫苦。西纳特拉和马丁是意大利人，戴维斯是黑人。在早期美国，一个少数民族的人要想出人头地的话，通常都得模仿当时站住脚根的社会团体的行为方式和风格。但是在好莱坞，由于旧的等级秩序已经瓦解，新的阶层嘲讽旧的阶层的浮华风俗，庆贺着它们的胜利。
在文学生活的边缘出现了“垮掉的一代”。这是另一个不同的社会现象。他们身着奇装异服，吸毒，听爵士乐，寻求刺激，是自我标榜的流浪者。他们反抗着“高度组织化的学术文化运动所雇佣的新的反重构主义的代理人，[他们形成了]整个美国文化生活的惰性外壳”。但是，如德尔莫尔·施瓦茨在前不久指出的那样，惟一的事实是，这些人是假想的反叛者，“因为他们的工作的本质是对于他们所具有的离经叛道作风的一次强有力倡导……因为对世上的几乎一切事物的反叛在每个人看来都是可接受的、值得尊敬的和可行的。过去的放浪形骸风格不得不以多种形式去攻击主导上流社会的清教主义和维多利亚主义，包括图书检查制度、禁酒令和由警察制度强制支撑的假道学。与此不同，新的离经叛道作风没有真正的敌人……因此这个新的反叛者就像一位职业拳击手，却试图击倒一个不在拳击场中的对手。”拍另一个带有讽刺意义的事实是，如罗素·莱因斯指出的那样，那个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的人，那个“垮掉的一代”假想的目标，尤其是当他在做广告或出现在娱乐媒体中的时候，就是一个上流放浪形骸者。他认为工作是获得收入的手段，以炫耀他在穿着、饮食、旅行等等方面具有假想的个人趣味。总之，所有这些阶层的问题不在于服从与否，而在于标新立异与否。
另外，还有一件大众社会中的怪事。早期的大众社会理论家（如齐美尔）之所以谴责大众社会，是因为在这些庞大的都市蜂巢里，人是孤立的、转瞬即逝的和无人格特征的。美国人对别人的批评非常敏感，他们对那种批评一直耿耿于怀。为此，他们在建立战后郊区时，千方百计地想要营造出博爱、团结与和睦的气氛，而到头来却遭人指责为“百依百顺”。在人们返回城市的最近趋势中，他们显然反过来将再一次建立各种隔阂，并因此将导致欧洲社会学在后来的研究过程中所指责的他们缺乏个性、隔阂、冷漠和盲目等特征。
人们听到过如下抱怨：在美国，离婚、犯罪和暴力证明了广泛的社会混乱。但是，在美国，离婚数量的持续上升并不表明家庭的瓦解，而只是表明了一个更自由、更个人主义的选择基础，表明了“伙伴式”婚姻的出现。至于犯罪，我在第9章中试图证明同25年前和50年前相比，犯罪和暴力实际上有了大幅度下降（尽管电影和电视给人更多有身临其境感觉的暴力，以及报纸上有更多的关于犯罪的“专栏”）。在那些年里，芝加哥、旧金山和纽约无疑是一些比较动荡和混乱的城市。但是，暴力犯罪，通常是一个下层阶级现象，大多发生在贫民区，因此，人们能够恢复那些平静的、树木葱郁的、没有犯罪的地区，也能感到比以往更安定。但是只要大体浏览一下那些日子里的记录——关于旧金山海岸区、纽约五点区或芝加哥第一区的帮派火并、妓院和街头枪战的描述——将证明在过去那些城市的实际生活中暴力比现在多多少。
在这一点上，日益明显的是，像“大众社会”这样如此庞大的抽象观念，以及从其中引导出来的关于社会混乱和腐败的隐含判断，由于没有比较标准，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今天，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变化或许比别国更大更快，但是关于社会混乱和道德沦丧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这种变化的假设是与实际不相符的。
这也许得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历史上美国也许是把变化和革新“融人”其文化中的第一个社会。由于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一直是因循守旧的和约定俗成的，它们往往会抵制变革。对不发达国家实施的强大的工业化措施增长了欧洲工人的流动性，拓宽了市场，这些措施是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必要条件，但却由于根深蒂固的保守力量而一再受到阻挠，因此在苏联，变化只有通过全面的强制力量才得以推行。而美国的文化没有任何封建传统，且深具实用主义的精神，如杰斐逊所说的那38样，它把上帝当作一个“劳动者”；它对从这块宽广、富饶而又充满生机的土地上不断成长起来的新事物抱着满腔的乐观主义和无限的渴望，因此，变化和时刻准备着变化在美国已经成了规则。理论家们根据欧洲先例对变革后果所作的预测在美国却很少得到证实，可能就是由于美国的这种变化。
大众社会是变化的产物，并且它本身也是变化的，它把曾经被排斥于社会之外的“大众”带人了社会。但是大众社会理论没有为我们提供关于社会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观点，而那些关系使我们能够去确定变化的根源。尽管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去构筑一个可供替代的理论，但是我们认为，至少在美国，某些关键因素应该得到比以往更加缜密的考查：从以前注重节俭的社会向现在被动疯狂消费的社会的转变；家庭资本主义的瓦解，及其对企业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影响；决策权的集中，在政治上，集中到国家手里，在经济上，集中到一小撮巨型企业集团手里；身份象征性集团的兴起对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取代。这些变化都表明了新的社会形式正在形成当中，并且，借助于这些变化，大众社会的生活状况仍然在发生着更加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新的对身份的焦虑——对战争的恐惧加剧了那些焦虑——引起了性格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新的道德风气。
道德家们可能表示异议或者表示赞同，因为他们中有的看到了在家庭瓦解过程中基本价值根源的丧失，而有的则在新的更自由的婚姻中看到了一种更健康的伴侣关系。不过，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这些变化是出现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的，这个社会现在正在对过去200多年里向西方社会以及现在的世界面临的如下质问作出回答：在自由框架之内，如何去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保持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由于这些原因，大众社会理论已经无法作为西方社会的描述，而只能作为对当代生活进行不切实际地抵制的意识形态。
第二章 家族资本主义的瓦解——论美国阶级的变化
如皮勒尼和熊彼特曾经指出的那样，在西方社会，社会阶级兴衰的故事就是家庭兴衰的故事。要是像许多美国社会学家那样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而习惯于以一种个人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阶级的地位，那么他将无法理解在过去主导的经济阶级的特殊凝聚力，无法理解当代社会里权力瓦解的根源。
资本主义不仅是——如马克思理解的那样——一个由雇主和工人的关系以及由阶级所组成的按照严格的经济路线形成的经济体系，而且是一个社会体系。在这个社会体系中，权力通过家庭而得到传递，所有权的履行也部分带着家庭的名义。以家庭的名义，一个企业为人们所知晓。（在马塞尔·帕尼奥尔【马塞尔·帕尼奥尔（1895-1974）：法国剧作家、电影编剧，主要作品有《托帕兹》及电影剧本《面包师的妻子》等。】的《芳妮》中，令方尼斯欣喜若狂的希望是把“父子店”（and Son）一词加到他的商店的大门上，这是由商业企业长期延续下来的一个惯例。）
家庭的社会组织依赖于两个制度：财产制度和“王朝式”婚姻制度。财产被法律所认可，并且因强制的国家权力而加强，财产意味着权力。“王朝式”婚姻是保存财产的手段，也是通过继承法转移财产的手段，并且它可能是家族企业得以延续的手段。（这个过程的一个典型例子也许是古斯塔夫·封·波伦对克虏伯家族名称的继承，当时，这家著名的德国钢铁公司家族缺少男性继承人。）
在西方社会，财产与家庭结构的关系是最古老的习俗之一，它可以远远地追溯到罗马土地法。从历史上讲，土地是最古老的也是最基本的财产和权力形式。在古罗马法律中，财产不属于特殊的人或一家之长，财产属于继承人。当继承人成为家长时，财产便不再归他所有，而是归他的继承人所有。亨利·梅因40爵士称之为“推定”，这个推定就财产所有权的“不可让与性”而言是必要的。这样，它就不可能被人随意地处理掉。争取自由处理土地的努力，即使土地成为可转让的，争取免去所有的限嗣继承、严格的财产赠予制、长子继承制等等的努力是使财产成为一种自由商品而作的努力的一部分。在英国法律中，实际上直到1925年，阻挡财产的可转让性的所有障碍才完全扫除。
用哲学术语来说，财产和家庭之间的这种相关制度总是被看作现存社会的一个必要前提。19世纪初，当威廉·戈德温和马修斯·孔多塞坚持认为进步和自由仅仅在于打破婚姻纽带和分享财产时，马尔萨斯牧师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辩护。他坚持认为，要是没有家庭和财产的限制，那么满足性欲的“自然的”本能将肆无忌惮地横行，以至于人口将突破所有的界限，超过资源的增长，从而给大众带来贫困和痛苦而不是幸福。实际上，《人口论》不是一个人口学研究成果，而是一个道德布道。
但是，除了经济的或道德的考虑以外，家庭和财产体系的关系还牵涉到了更多因素。通过这两个制度的结合，一个阶级体系得以保持了下来：人们与同等阶层的人交往，在与他们的收入相应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有着相同的行为规范和准则，阅读相同的图书并带着相似的偏见，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中——简言之，创造着和分享着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不过，在过去的75年时间里，财产制度和家庭制度之间的原有关系已经瓦解了。马尔萨斯认为它代表着社会的“基本法”。其瓦解的具体原因太复杂了，难以一下子弄清，不过其过程是清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婚姻是把两性关系保持在界限之内的一种手段。如丹尼斯·德·拉格门特风趣地评论说，在资产阶级婚姻中，每一位有夫之妇都渴望有一个情人；19世纪一些伟大的大陆小说，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通过对于私通的立体描述，揭示了这个悖论。浪漫主义的成长、对个人情感和自由选择的高度重视、从激情到世俗的转化，所有这一切都抵抗着“王朝式”婚姻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妇女的解放意味着资产阶级社会中稳定方面的消失。假如妇女能够自由地结婚，随心所欲地跨越阶级的界限，那么同“王朝式”婚姻联结在一起的经济企业的持久力将会减弱。
不过，家族资本主义模式之所以日趋瓦解，还因为这种经济体系的性质存在着一些更加内在的原因。有些原因是笼统的：大家庭或家族的衰落使管理企业的继承人成员选择余地减少；不断增长的专业技术的重要性使技能而不是血缘关系受到了高度重视。这些原因大体上发生在美国，主要发生在这样一些企业：在那里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拒绝仅仅充当家庭主导公司的代理人，而要求凭他们自身的能力来领导企业。不过在欧洲，如戴维·兰德斯的研究所证明的那样，家庭企业的连续性一直是值得注意的。并且，兰德斯认为，一直到现在为止，这些家庭企业的持续存在，加上对允许外来资本进入其企业的谨慎、保守和恐惧的心态，是欧洲大陆经济增长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一开始，美国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美国，几乎所有土地都具有被无条件继承的不动产权，而这一点在欧洲是被禁止的。相比较而言，家庭创始人没有能力把自己对保留财产的愿望强加于下一代人身上。另一个原因是，在美国，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传统或一个神话：儿子不是继承了父业，而是自己创出了一片新天地。这两个因素，即一个历史的因素和一个社会心理的因素，是阻碍着美国家族资本主义体系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
不过，一直有人为创造这样一个体系而作出了不懈努力。如伯纳德·贝林在其对17世纪美国商人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美国商业的兴起不是由于个人创新而是由于家庭协作。家庭是原始资本的来源。从大家庭那里，一个人可以学到有益于企业成长的大量技能。在后殖民时期，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在42波士顿、费城、纽约这些大城市，家族企业是很常见的，“社会”就是由这些重要家族所组成的。向西部的不断扩张、频繁的投机活动、剧烈的经济变化，所有这些都是促使其瓦解的因素。挣在内战之后，随着迅速的工业化过程，新的企业往往是以家族企业的形式开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对资本形成来源的控制，是权力的支柱。开始时，几乎没有一家公司是上市公司，它们从家庭储蓄中取得资本并且通过“自筹资金”进行扩张。在美国，绝大多数“中等规模的”企业都是典型的家族企业，在纺织业和酿酒业尤其如此，在其他行业也是如此。从本质上说，国际银行是一个“家族”企业，因为其业务十分隐秘，以及其缺少可派往各个分部的可靠人才。相同的理由也适用于船运业。由于历史的原因，包装业一直是由一些家族严格控制的行业。化工、洗涤用品、报纸也是如此。美国工业的一些大“商号”都是以“家族”的名义起家的：杜邦、斯威夫特、奥摩尔、格莱斯、福特、奥林化工、多佛等等都是如此。甚至在今天，绝大多数重要的报纸都是归家族所有的，而不是上市公司。
家庭体系还有一个社会对应物：由重要家族对家族企业所在城镇的主导；而且，由于绝大多数工业企业至少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都是建在河谷地区的，形成了与阶级分层相关的地理分布。工人生活在河谷里，因为工厂也建在那里，家庭业主生活“在山上”，因为在山上可以居高临下，统观全局。不过，尽管在许多中等规模的企业里，家族资本主义已经占据了稳固的地位，并且在许多城市留下了它的标志，但是它从来没有成功地在广大的资本工业领域确立其霸主地位。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不得不去考查一系列特殊的经济事件，这些事件标志着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阶段，即从1890年到1910年的阶段。
家族资本主义的瓦解大约始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当时，美国工业由于过度扩张，经历了一连串危机。在这个时候，银行家们通过对货币和信用市场的控制，介入、重组和控制了许多美国的领头企业。以美国钢铁公司的形成为典型，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一些重大合并事件标志着20世纪“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
通过干预，投资银行家实际上摧毁了资本主义秩序的社会根基。通过设置专职经理，银行家实现了财产和家族的彻底分离。那些专职经理在企业没有股份，因此不能把其权力自动地传给子女，并对外在的监督者负责。
造就“现代”企业的人不是家族企业家。他们也不只是执行着一套现成惯例的企业经理。“企业组织者”是一个特殊的集团，通常是一些工程师，他们义不容辞的使命是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形式。他们所得的回报主要不是货币——几乎没有人去计算过由卡耐基、洛克菲勒、哈里曼或福特所创造的巨大财富——而是地位成就，以及在终极意义上的自身的独立力量。因此。T·N‘韦尔创立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艾尔伯特·加里是美国钢铁公司公关人物（本·斯托伯格曾经调侃道：“他一直到死也没有去看过一眼沸腾的炼钢炉”），艾尔弗雷德·P·斯隆在通用汽车公司推行了分散经营模式，杰勒德·斯沃普把通用电器公司统一了起来，沃尔特·梯格尔则对石油公司进行了合理化改革。其中没有一个人留下个人王朝，企业也没有冠上他们的名号，但是他们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力是抹煞不掉的。追随于他们之后，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年轻人现在获得了一条谋取高级社会和经济地位的途径，因此，家族资本主义让步于社会流动。
不过，尤其在最近二十多年里，随着管理者有能力摆脱金融控制的束缚，并且在其企业中取得独立的权力，银行家的权力也走向衰落。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这些人——这些企业工程师——是一些能干的个体；更重要的一点是，由新政法令实施的投资和银行职能的强制分离限制了投资银行家对于金融市场的控制；而最重要的也许是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企业的巨大增长使它们从自身利润中而不是通过向金融市场借贷来支持其扩张。
家族资本主义的瓦解可能部分解释了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动态”性质。因为独立的管理控制的确立已经产生了新的动力和新的动机。管理者无法把巨额财产从其企业中提取出来，譬如像安德鲁·卡耐基在钢铁公司所做的，他们的主要地位驱动力是绩效和企业成长。这些目标连同修改后的税法激起了高比率的和不断的利润再投入。在1929年，只有30%的企业利润被用于再投资，而在战后年代里，有70%的利润用于再投资进行企业扩张。
新的管理者缺乏一个受传统支持的阶级地位，这个事实引发了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以证明他们的权力和威望。没有一种资本主义秩序能够像美国资本主义秩序那样具有如此强制性的对意识形态的渴望，在其他秩序里，这种渴望要小得多。从哲学上讲，私人财产总是与一个自然权利体系相联系，因此财产本身提供了一个道德证明。但是私人的生产性财产，尤其在美国，大部分是一个假定，很少听说将它作为一种企业主管的权力的道德资源来追求。当我们在企业里使所有权关系向管理层的管理关系发生经典转变时，我们于是在象征性层面上使得“私人财产”向作为权力之证明的“企业”转变。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下，这种象征本身有时变成了一股强制性力量，而“绩效”本身成为推动美国企业巨头前进的驱动力。
从社会学上讲，家族资本主义的瓦解同整个西方社会权力的一系列转变相联系。美国的“60个大家族”（或法国的“200个大家族”）已经不再存在。除了经济上的主导，家族资本主义还意味着社会和政治的主导。但一切已成过去。许多中等规模的企业仍然是家族所有的、子承父业的（例如酿酒业），许多城镇，像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仍然表现出了古老的家族统治的标记。但是，从大体上说，家族管理的体系已经彻底完结，以至于像R·S·林德的《变化中的中部城镇》这部对美国生活的经典研究，连同它对主导城镇的“X”家族的描绘，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已经变成了对过去的描述，而不是对当前社会的描述。在现代社会里，在权力和阶级地位的关系中，似乎正在进行着两个“悄无声息的”革命。一个是权力获取模式的变化，单单继承权已经不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另一个是拥有权力的性质本身的变化，技能和政治地位而不是财产，变成了权力得以确立的根据。
这两场革命正在自发地进行之中。【对权力进行社会分析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稳定的权力组织而言时间的“日益紧缩”问题。在西方法律中，私人财产的所有权作为权力的基本模式延续了将近2000年；在这期间，像土地这样的财产一直是一种主要形式。在那种权力模式中，特殊的家庭集团可以把权力延续多达10代以上。甚至在那里，获取权力的新手段也被引了进来，诸如意大利的雇佣兵，他们把战利品据为己有。其权力的合法性还包括了财产。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我们既看到了权力模式本身的迅速瓦解，也看到了建立其上的家庭和社会集团的稳定性的迅速瓦解，而家庭和社会集团的权力原来是建立在那个模式基础之上的。因此，在确定测定权力的方法的可行时间阶段方面存在着困难。】从政治上看，主要的后果是“统治阶级”的瓦解。统治阶级可以被定义为拥有权力的集团，它们既是一个现存的利益集团，又是一个利益的连续体。而今天，既有一个“上层阶级”，又有一个“统治集团”。成为“上层阶级”的一员（即拥有特权并能把它传给指定的人）已经不再意味着一个人是统治集团的成员，因为统治现在是建立在关于财产的传统标准之外的其他标准基础之上的；现代的统治集团从本质上讲是联合集团，而他们拥有的权力的转移方式以及对特殊权力的获取模式的制度化（政治规章或军人晋升）还没有完全制定和确立起来。
第三章 美国有没有统治阶级——关于权力精英的再思考
权力是一个难题，其结果比原因更容易考查；甚至权力的行使者也搞不懂是什么因素影响着他们的决定。同人类行为的其他形式相比，权力的后果更难以控制和预测。由于C·赖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一书千方百计地要在一群大同小异的精英中确定权力的根源，它探讨了“因果关系的世界”，而不仅仅是对方法论讨论的描述。在当代社会学中，这类著作是为数不多的。此外，它还有这样一个独到之处：虽然它是一本政治读物，它的松散结构和权力话语却允许不同读者在阅读时把自己的情感也带入其中。对于英国年轻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围绕在《大学和左派评论》周围的一帮人）以及波兰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被波兰共产党官方哲学家亚当·沙夫所接受的人）来说，它已经变成了了解美国政策和动机的首选著作。这是有点不可思议，因为米尔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硬要把他与马克思主义扯上什么关系的话，那么他的方法和结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是由于这是一本写实的著作，它揭露了民粹主义关于权力的各种天真幻想，因此在激进分子中间迅速引起了反响。
基调和意图
弥漫在米尔斯这本书及其大多数著作中的基调为这种反响产生的原因提供了一些线索。在关于劳工的著述（《新权力人》）中，在关于白领阶级以及现在的权力精英的著述中——在社会各阶级领域里——米尔斯以巴尔扎克为榜样，写了一些巴尔扎克称作道德“补救”作品的道德“喜剧”。他采用了巴尔扎克的某些写作手法。巴尔扎克千方百计地要把科学发现和诗歌结合起来，并且通过实际细节的堆砌以造成视觉效果。米尔斯引用了大量的统计资料，并且用大量的隐喻把它们拼凑了起来，中间隐含了他的愤怒。
但是，它涉及的远不只是风格相似而已。巴尔扎克生活在与现时代非常相似的时代。那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旧的道德规范受到了质疑。那是一个阶级巨变的时代，个体的社会流动正第一次成为可能。巴尔扎克的主人公，露易斯·朗贝尔、拉斯底纳克及绝大多数无赖（约翰·盖伊【盖伊（1685-1732）：英国诗人、剧作家。】的《乞丐的歌剧》中马其兹的旁系后代），原本都是一些流动阶层。他们想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但都以对他们所发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仇视而告终。他们的姿态是局外人的姿态，并且他们的世界（无赖的底层社会是上层社会的反面，正如在《三分钱歌剧》中布莱希特【布莱希特（1897-1956）：德国诗人和剧作家。主要作品有《巴力》、《夜半鼓声》、《在都市的丛林中》、《人就是人》、《三分钱歌剧》、《伽利略传）、《大胆妈妈》、《四川好人》和《高加索灰阑记》等。】笔下的底层社会一样）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基础上的：公共道德、公共行为方式和理想全都是骗局。有意思的是，米尔斯以赞赏的口吻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格言：“每笔财富的背后都是罪恶。”并且认为这个判断同样适合于今天。因为米尔斯也是一个局外人。
但是，无论其最初的感情冲动是什么，米尔斯的著作确实受到了更直接的思想先驱者的影响，这些先驱者是：凡勃伦【凡勃伦（1857-1929）：美国庸俗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创始人。】、韦伯和帕累托【帕累托（1848-1923）：意大利庸俗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洛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以关于群众与上层社会精英分子的相互作用的理论及运用数学进行经济分析而闻名于世。他主张社会产品分配的最优状态。反对平等、自由和自治，提出上层社会优越论。】。他从凡勃伦那里借用了修辞和反讽；他赞成韦伯对社会结构的描述，不过不是关于阶级而是关于垂直的等级秩序的描述，即他的《研究》；最关键的是，他受到了帕累托的影响，不过不是帕累托对精英的定义，那个定义非常不同于米尔斯的定义，而是他的方法。尽管他知道他借用了凡勃伦和韦伯的观点，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他也借用了帕累托的观点。不过，他的书中也有与帕累托相同的对思想观念的蔑视和对意识形态的否定，即在权力实践中，意识形态没有任何操作意义。并且通过把权力看作潜在的“各法则的联合体”，米尔斯在方法上与帕累托当时把社会集团看作是“各残余的联合体”的做法相似。我认为，除了在修辞上受到触动之外，这还导致了一种静态的、非历史的研究途径。【在这一方面，本人的导师是杜威和马克思。我之所以认杜威为导师，是因为他坚持不从结构（习惯）开始，而从问题开始，从这样的问题开始：某件事情何以会产生问题，事物何以处于流变之中，人们做了什么等等。我之所以认马克思为导师，是因为他看到了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因为他对历史的重视，对作为变革环节的危机的重视，对政治的重视，对深深地扎根于具体利益中并体现在各重大战略中的政治活动的重视。】因为《权力精英》不是对美国的权力的经验分析——尽管许多读者误以为这本书描述了这样的分析——而只是为权力分析提供了一个图式。我认为，对其论点的深入解读将证明这个图式有多混乱和令人不满。
主题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不同的图式来检验米尔斯的著作【就这样的图式而言，请参阅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评论“美国社会的权力分配”，载于《世界政治》（1957年10月）第10卷第1号。帕森斯认为，米尔斯把权力看作是在涉及切身利益的游戏中一个第二次“分配的”概念，那场游戏的焦点集中在谁将拥有权力上。帕森斯根据社会等级化过程中权力的功能功利或综合功利来组织他的分析。另一个观点是由罗伯特·S·林德提出来的。他把权力看作是一股保证对社会有利的维护社会价值的积极力量。林德在由阿瑟·科恩豪泽主编的论文集《美国民主中的权力问题》（韦恩州立出版社，1958年）中提出了上述见解。】，不过我们有必要先作些文本分析：确定关键术语，看看它们是如何被前后一致地使用的，并且把证据与前提联系起来以便检验主题的连贯性。因此，这是一个解释学方面的训练。
如在米尔斯著作第一章里所展开的那样（其他几章与其说展开或论证了这个主题，不如说是对它作了前后不一的说明），其主题反复围绕着一个关键问题而展开：权力是如何被行使的，但却只是使人感到茫然不解。我们只能通过某些具体引用来证明这一点。虽然这样做有一定难度，也有点累赘，但是为了解释清楚，仍然很有必要。【除了另作说明以外，所有的黑体字都是由本书作者加上去的。它们旨在提示某些关键的陈述。所有的引文均来自C·赖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年）。】
米尔斯说，在美国社会里，主要的国家权力“现在属于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
理解美国精英权力的途径既不是完全依赖于认识到诸事件的历史范围，也不是完全依赖于接受由表面决策者汇报的主观意见。在这些人的背后以及在这些历史事件的背后，把两者连结起来的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制度。国家、企业和军队这些等级秩序构成了权力的工具，因此，它们在现在的重要性是人类历史上——即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顶峰——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现在那些现代社会的指挥所为我们了解美国的高层人物提供了一把社会学钥匙。（第5页）
因此，权力，成为掌权人物，显然意味着对权力制度的控制：当然，我们所指的有权者是指那些有能力实现他们的意志的人，甚至在别人反对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与此相应，没有人能够真正地拥有权力，除非他执行着重要制度的命令。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通过权力的这些制度化手段，有权者才真正地是有权的。（第9页）
这种权力只为少数几个人所分享：
我们所指的权力精英是那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圈子里的人物，作为错综复杂而相互重叠的各种派系。他们分享着足以影响全国的各种决定。只要有国家事务为人所决定，那肯定是权力精英所为。（第18页）但是尽管这些人作出了关键的决定，他们并不是时代的“历史创造者”。米尔斯说（第20页），“权力精英”不是一种关于历史的理论；历史是由各种有意的和无意的决定组成的一个复杂网络。
除了指决策过程外，权力精英没有别的含义——它是一个对社会领域进行划界的尝试，在那些社会领域中，无论决策过程性质如何，都能得以实施。它只是一个关于谁参与了决策过程的观念。（第2l页）
但是历史性决定是这样被作出的：在我们的时代，当关键的时刻来临之际，一小撮人作出了或者没能作出决定，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是所谓的权力精英……（第22页）
那么精英是否创造着历史呢？有时是历史造就了精英角色，有时则是精英角色决定着其历史作为（第22-25页）。米尔斯显然陷入了一种矛盾立场之中。假如权力精英不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为何对他们抱着如此多的担忧呢？假如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似乎会导致一种片面的历史理论。最后米尔斯解决了这一问题：
不是“历史的必然性”，而是一个名叫杜鲁门的人，带着一小撮人，决定在广岛扔原子弹。不是历史必然性，而是一个小圈子里的人的主张否决了雷德福海军上将提出的在奠边府【奠边府，越南西北部城镇，1954年法国在此大败。】失陷之前出兵印度支那的议案。（第24页）
假如我们深入研究所有这种内幕和档案，就可以发现，有一小撮人甚至在政府部门、经济生活和军队中获得最高职位之前就已经担负起职责并且获取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决策权，它们比以前的美国历史上的任何职责和决策权产生了更深远的后果。但是，与其修辞学引起的共鸣相比，这个主题没怎么引起人们的争议。对于米尔斯的著作来说，一系列操作性术语具有重要意义：制度（借助制度而得以自由地相互变化的领域、高层智囊团、高层派系）、权力、指挥所、重大决定。这些术语的政治用途赋予这部著作以说服力。这些术语是“精英”这一术语的关键修饰语。它们究竟有些什么意思呢？
术语
（1）精英。贯穿于整个著作，术语“精英”以众多方式被使用着。有时它表示“一些党朋成员”、“某些人格类型的德性”或“经过精选的优良品格的总和”，诸如财富、政治地位等，只有一个地方，在第366页的一个篇幅较长的脚注中，米尔斯明确地表现出试图澄清由这些术语的不断变化所造成的混乱。他说，他首先根据“制度地位”（institutional position）来规定精英。但这是什么意思呢？
（2）制度、部门等等。米尔斯说，在人类背后，在事件的背后，是社会的主要制度把两者连结了起来：军事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实际上，依照米尔斯对这些术语的使用，军事、政治、经济不是制度，而是部门，或者是韦伯称作阶层的东西，或者是在社会中的每一个垂直等级秩序都有其封闭的层系。说这个部门或阶层比那个部门或阶层更加重要，譬如说在某些社会里宗教阶层比政治阶层更加重要，那就等于说给我们确定了泛泛的界限。但是实际上我们想要和需要的远不止此。
像“军事”、“政治董事会”等是一些极其散漫的用法。要把这些事物作为体制来描述是十分困难的。制度来自特殊的现行行为规则，那些规则决定着特殊人群的行为，那些人潜在地或以各种方式恪守着这些规则，假如他们违反了规则，会接受一定的管制（焦虑、内疚、羞耻、开除等等）。假如人们到底从何处获得权力这个问题对权力研究来说很重要，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通过更加特殊化的途径去辨别各群体而不是“制度”、“部门”、“圈子”等等。
（3）权力。令人奇怪的是，整本书都没有对“权力”一词下过定义。只有两个地方提到了关于这一语词的界定：当然，我们所指的有权者是指那些有能力实现他们的意志的人，甚至在别人反时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第9页）所有的政治都是追逐权力的斗争：终极的权力形式是暴力。（第171页）
无可否认，如韦伯说过的那样，暴力是对权力的终极认可，并且在极端情况下（例如西班牙内战、伊拉克等），对暴力手段的控制决定着对权力的获取。但是，权力并不像米尔斯和其他人认为的那样是不可变更、不可调和与坚不可摧的力量。（梅里亚姆曾经说过：“无论从政治上讲还是从性上讲，强暴都不表明是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所有的政治难道真是追逐权力的斗争吗？难道不存在任何理想作为目标吗？假如理想可以通过权力而实现——尽管不总是如此——那么它们难道没有缓和政治暴力吗？
用米尔斯的话来说，权力就是主导。但是我们不需要任何细致的讨论就可以发现这个权力观念回避的问题比其回答的问题要多得多，特别是当我们从作为暴力的权力的外在边界转向制度化的权力，转向这个米尔斯所关注的领域的时候。因为在社会里，尤其在立宪政权里，暴力不是规则，我们处于一个由各种规范、价值观、诸种传统、合法性、约定、领导权和身份证明所充斥的领域里。所有这些命令和权威的模式和机构，它们的接受或否决，决定着世界上日复一日的活动而无任何暴力，而米尔斯则避开了权力的这些方面。
（4）指挥所。在米尔斯的权力图式以及作为暴力的政治中，它是一个用军事术语来描述拥有权力的人的隐喻，这一点是相当引人注目的。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了解米尔斯的隐藏的图式的一条线索。但是由于这仅仅是一个隐喻，它几乎没有告诉我们谁拥有权力。米尔斯说，拥有权力的人是那些领导着大权在握的组织或部门的人。但是我们如何知道他们拥有权力，拥有什么权力？米尔斯简单地提出了如下前提：①组织或机构拥有权力；②其中的地位赋予了权力。但是我们如何得知呢？实际上，我们只能通过人们运用权力做的事知道是否真有权力存在。人们拥有什么样的权力，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如何去作出决定，在其中必须考虑到什么因素，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构成地位能否转化为权力的问题。但是米尔斯曾经说过：“除了指决策过程外，权力精英没有别的含义——它是一个对社会领域进行划界的尝试，在那些社会领域中，无论决策过程性质如何，都能得以实施。它只是一个谁参与了决策过程的观念。”（第21页）因此，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处于尴尬状态之中。是谁依靠着这些职位呢？但是，如我们已经论证的那样，只有当人们能够对所有职位的权力作出决定的性质进行规定的时候，职位才是有意义的。
而米尔斯回避了这个问题。【在他关于海军和空军就战略概念而发生政治冲突的惊人描述中——政策问题，诸如就有限战争而言，对于重型军事轰炸机和歼击机的依赖，以反对战术核武器和常规地面部队的问题，深刻地影响了军事制度内部的权力平衡——詹姆斯·加文将军提供了某些高级军官徒劳地反对国防部内部层层相因的官僚机构的一个鲜明的例子。他写道：“1947年，随着国防部的成立，又一个政府管理机构被置于军队之上。并且，根据法律，军队长官被禁止担任国防部的重要职务。结果，国防部长非常依赖于数以百计的公务员。对于国防部的决策，他们可能比其他任何个人团体、军事团体或公民团体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引自《空间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哈泼一兄弟出版社），重印于《生活）1958年8月4日，第81-82页。】
米尔斯进而说道，他想要避开权力拥有者的自我意识问题，或者这种自我意识在决策中的作用。（“理解权力精英的途径既不在于对诸事件历史范围的认识，也不在于隐藏在作出明确决定之人和制度之后的那些当权者所汇报的自我意识”。[第15页]）但是，像米尔斯有时暗示的那样，假如权力精英不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无论他们能否作出有效的决定，作为权力精英成员，他们的地位的意义是什么呢？诚然，像《列那狐的故事》中的那只雄鸡一样，许多人自以为是地以为，是他们才使得太阳升上天的，但是假如这种权力仅仅是一种自欺，那么它也只是权力的意义的一个方面。
（5）重大决定。权力精英因拥有作出“重大决定”的权力而享有声誉。实际上，这是对精英权力的一个含蓄定义：只有他们能够作出那些“重大决定”。米尔斯说道，谈论新的社会平衡、多元论、劳工崛起的人，即使正确，也就是在谈论“中层”权力的人。他们没有看到重大决定。
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说，除了几个例子以外，米尔斯没有说明什么是重大决定。这些例子总共有5个，米尔斯从来没有分析过这些决定到底是如何作出的或者是谁作出的。这5个例子分别是：导致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个阶段；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决定；在朝鲜宣战；1955年对金门和马祖的举棋不定；当奠边府快要沦陷时，对是否要干预印度支那所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
同米尔斯的政治学观念相一致，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所列出的作为“重大决定”的所有这些例子都同暴力相联系。
确实，一个社会能够作出最终决定：是卷入战争，还是拒绝卷入战争。并且就这一点而言，米尔斯是正确的。它们确实是一些重大决定。但是，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当他草率地谈论这些重大决定的时候，他几乎没有看到它们并不是由权力精英作出的。在我们的体系中，这些决定按照宪法被授权予一个人——总统，他必须对选择担负起责任。它根本不是对人民权力的盗用，因此可以说，这是在宪法里的少数几个实例之一。在宪法中，这些责任有专门的规定，其职责是明确的。自然，总统要向别人咨询。在米尔斯所引用的这些例子中，总统确实这样做了。理查德·罗维尔对米尔斯引用的这些决定曾经作过仔细分析（载于《进步》1956年6月号）。按照米尔斯对精英所作的规定，罗维尔广泛地反驳了“权力精英”实际参与其中的观点。除了总统之外，还有几个人参与了这些决定：在原子弹问题上，是史汀生、丘吉尔和几位物理学家；在朝鲜问题上，是像艾奇逊和布拉德利这样的一小群人；在金门和马祖问题上，特别咨询了艾森豪威尔；在奠边府问题上，咨询了由军界和内阁组成的一个比较广泛的团体。但是，罗维尔说：在这个例子中，“这些”权力精英是这样一个小圈子的人，他们是赞成干预的，只有艾森豪威尔反对干预且反对派遣军队。这主要是因为舆论的压力。
现在，这些重大的决定要是不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里似乎也一样。但是，要是缺乏一个国民主动权和公决体系，像在1938-1939年勒德洛修正案中提出的那种体系，或者，要是缺乏对于国家政治结构的重新组织的能力去要求政党对决定担负起责任来，那么就难以理解米尔斯所大肆宣扬的东西。说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拥有宪法赋予的职责去作出重大的决定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说法而已，而说权力精英作出这样的决定则赋予了这个说法一定的分量和情感色彩，尽管它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并没有什么意义。
利益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接受米尔斯自己用法意义上的术语：“指挥部”和“权力精英”。不过现在产生了一个难题：问题不仅在于是谁构成了权力精英，而且在于他们是如何抱成一团的。尽管米尔斯声称：他不相信协同理论，但是他对于在精英中间权力集中的解释结构松散，这使人对他的理论探索产生了怀疑。（它很像杰克·伦敦的《铁蹄》，一幅美国寡头政治者的图画，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社会主义意象和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不过，我们只能根据人们行使权力所做的事来评估任何权力集中化的意义。是什么东西把它们统一起来的？又是什么东西把它们区分开来的？这涉及了对于利益的定义。像米尔斯说的那样：“权力的所有手段都倾向于成为操纵它们的精英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根据权力来定义权力精英的原因——他们是一些人居指挥部的人。”（第23页）这是同语反复。
那么，权力自身是权力精英的目的是什么意思呢？假如精英是团结一致的，并且正面对着另一个权力团体，那么维持权力可能是为了自身存在的目的。但是，要是不首先探讨利益问题，我们便无法知道精英是否团结一致。而利益的本质是：某团体或者某团体的一部分为反对其他团体而作出的价值观念选择，并且这导致了对于特殊优先权的规定，等等。
当然，没有利益共同体也就没有权力精英或者统治阶级。米尔斯的言下之意是：精英的利益保持在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但是，这一点从来没有根据资本主义的意义、政治控制对社会的影响或者资本主义在最近25年的变化，来作出过实际的讨论和分析。
不过，纵使利益是像米尔斯暗示的那样广泛，人们仍然有责任去确定体系得以维持的各种条件，以及涉及的各种问题和利益。另外，人们必须看到是否存在着或曾经存在过利益的连续性，以便考查某些特殊团体的凝聚力或兴衰。
关于指挥部重要性的主要争论之一是权力的不断集中，它多少涉及了利益的本质。不过，对导致集中的力量的持续讨论几乎没有。这些多少有点假设的味道。这本书虽然屡屡涉及却从来没有把它们弄清楚。不过，在我看来，对于这些倾向，只有一个持续的讨论才能揭示权力的场所及其变化。例如，在企业范围内技术的作用和不断增长的资本作为主要因素；在权力同盟化中的各种影响力，诸如由于日益增长的通讯，生活、社会和军事服务的复杂化，以及对经济的管理而产生的对全国范围的协调和规划的需要；外交事务的作用。令人奇怪的是，这本书甚至没有提到过苏联，尽管我们的许多姿态一直是由苏联人的行为决定的。
由于焦点是谁拥有着权力，米尔斯花了相当多的功夫来追溯上层人物的社会根源。但是，在书将近结尾时他对此作了否认（第280-287页）。他说道：权力精英的观念并不依赖于普遍的社会根源（这个论题是熊彼特的阶级兴衰观念的基础）或者依赖于个人的友谊，而是依赖于他们“在制度中的位置”（尽管这个假定不甚明确）。这个命题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权力拥有者之间进行相互协调的机制问题。像米尔斯那样，我们可以拐弯抹角地说：他们“互相迎合，各取所需”，但是这种说法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假如存在着一些“相互渗透”的情况，借此每一方融入了另一方，那么它们是些什么情况呢？像米尔斯说的那样，有人会说，政府的新要求需要从外在团体获得新鲜血液不断地充实到各种政策立场上去。【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个关键的学理问题是权力的终极起源。令人惊讶的是，米尔斯从来没有涉及过它。政治独裁是自发形成的吗？军队是独立的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是这样的呢？经济力量同其他两者的关系是什么？米尔斯写道：“只要通向今天的权力精英的机构线索依赖于扩张的军事国家，那么那个线索在军事支配权方面便会一目了然起来。军阀取得了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并且军事机构现在在相当程度上是政治机构。”（第275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针对米尔斯后来提出的关于美国资本主义体系在本质上是不变的另一个重要见解，人们能说些什么呢？[参阅下面关于“权力的连续性”的章节。]】但是，他们是些什么团体以及他们有什么任务呢？
米尔斯在某个地方说过，民主党从狄龙和里德那里得到了支持，而共和党从库恩和洛布那里得到了支持。但是这个见解从来没有得到进一步的阐发，人们难以知道他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人们可以同样说道：民主党从芝加哥和洛塞勒摩斯【洛塞勒摩斯为美国新墨西哥州北部一镇，为美国原子弹实验室所在地。】招聘了新的科学顾问，共和党则从列维摩尔招聘了新的科学顾问；但是假如这种说法道出了什么内容的话，而我认为它总是有点意思的，那么人们务必去探讨这些不同的招兵买马在不同的人的行动中所产生的后果。米尔斯经常把话说到快要进行分析的地步时却戛然而止。
美国外交政策——这个最重要的权力部门——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在军队官员和外交政策官员之间缺乏协调，双方都没有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天里缺乏交流合作，由美国将军们作出的缺乏政治远见的决定对战后欧洲力量的平衡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后果。不像苏联，美国让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从属于当时的军事目标。英国担心战后欧洲被苏联所主导，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急着把盟军尽快向前推进，越过北德平原，进入柏林——要么先于俄国人抵达柏林，要么同俄国人一起占领柏林。但是对于美国的官员们来说，柏林并不是最重要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曾经说过：“由于有可能先于俄国人占领柏林，带来在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各种优势并没有压倒当时的军事考虑，按照我们的见解，那种考虑旨在摧毁和消灭德国的武装力量。”
《华盛顿总部：军事行动部门》是一部官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史。在此书中，雷·s·克莱因注意到，在“外交政策同军事计划”之间缺乏“系统的协调”，政府官员——甚至到了1944年底——“对应用于德国投降和占领的美国外交政策仍然举棋不定”。在五角大楼，通常被人们看作美国外交政策的冷静的智囊团，在关于占领柏林的谈判过程中，拒绝英方提出的全面地从陆地上纵深占领从德国西部到柏林的建议，因为他们以为苏联是同盟国，因此，这种纵深占领是不必要的。
欧洲的形象
根据那些在社会中有固定位置并且具有自我意识的团体的意愿，该如何解释权力和政策这幅图画呢？一个特殊的事实是，尽管米尔斯使用的所有这些例证都来自美国人的生活，但是其核心概念却来自欧洲人的经历；我认为，这种做法使权力精英概念具有异国风味的吸引力。【这是一个难题，它歪曲了美国许多社会学思想。通观20世纪30年代，美国知识分子总是预期美国的社会发展将不可避免地紧随于欧洲的发展，在出现了法西斯主义之后尤其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期待是机械马克思主义的产物，那种马克思主义把所有的政治都看作是经济危机的反映，它推断出了每一个国家都将经历的社会革命的共同阶段。甚至迟至1948年，哈罗德·拉斯基还写道：“无论如何，美国的历史将跟随于欧洲资本主义民主的一般进程之后。”（哈罗德·拉斯基：《美国民主》，纽约，1948年，第17页）甚至像熊彼特这样聪明的观察家，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也巧妙地把美国经验和欧洲观念混合起来，以达成他的朦胧预测。】
例如，米尔斯根据对暴力的完全认可来规定政治和权力。他提出了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为什么暴力手段的拥有者——军队——并没有比其西方同道为自己确立更多的权力？为什么军事独裁不是更加常规的政府形式？
米尔斯的答案表明了地位的作用。“荣誉和其他赢得的威望是军人放弃权力的回报。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第174页）
现在，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个事实主要适用于欧洲的境况。在欧洲大陆，军人以前的确创造了一套荣誉规则，并且为它而生，也为它而死。许多欧洲人的著作讨论过这一准则。许多欧洲人的剧作，尤其是施尼茨勒【施尼茨勒（1862-1931）：奥地利医隼、剧作家、小说家。】的剧作，对它作了讽刺。但是这个观念是否适用于美国呢？在美国，军人（撇开海军不说）到哪儿去维护其荣誉呢？出自许多各不相同的理由，美国军人在美国生活中并不具有权力（或地位）：军队作为一支人民武装的原始观念；军人通常作为“英雄”的民粹主义形象；西点军校的“民主的”新兵征召；接受征召的勉强；与赚钱行业相比，军旅生涯不受人尊重等等。
所有这一切，米尔斯都看到了，也了解了。但是假如“荣誉”和“暴力”在我们的过去没有意义，在美国，问题并不源自暴力和荣誉，那么为什么要借助于暴力和荣誉把军队问题作为一个一般范畴来概念化呢？因为借助于那些术语，这个问题并没有脱离美国的境况。除非米尔斯像3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那样认为，我们仍将追随欧洲人的经验。
在对待威望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个相似的潜在难点。米尔斯说道：“所有在美国的成功人士，无论出身如何，无论处于哪一个圈子，都极有可能会牵涉进名声。”另外，“随着经济的合作、军事机构的优势、扩大的国家集权，产生了民族精英。他们身居要职，出尽风头，并且逐渐成为一些炙手可热的人物。权力精英成员由于他们担任的职位和他们作出的决定才受到人们的拥戴。”（第71页）
其实，米尔斯所谓的名声指的是家喻户晓的那些人的名字。那么，名声、威望、地位和权力的关系是否像米尔斯阐述的那样直接明了呢？显然，名声和荣耀存在于美国人的生活中，但是这些东西不是精英人物的构成要件，而是大众消费社会的构成要件。一个从事买卖的社会需要这样一个诱导体系。但是为什么要假定权力地位把人卷入了这个荣耀体系呢？并且，即使是比较老到的读者，他们是否能够一眼认出《财富》杂志列出的500家最大企业的前10家企业的总裁，例如，新泽西斯坦福石油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众汽车公司等等的总裁，或是很快辨认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军事首脑、海军司令、空军参谋长、战略空军司令部将军，或是指出内阁成员的名字呢？
在这里，米尔斯对古老的欧洲人的声誉观念不假思索的使用再一次造成了混乱。在类似于封建等级的层系中，威望等同于荣誉和尊敬。拥有权力的人可以要求荣誉和尊敬。在欧洲，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在美国是否也是如此呢？当哈罗德·拉兹威尔在30年代第一次企图把尊敬当作一个关键符号来使用的时候，它就已经被人误用了。实际上，米尔斯用荣耀或声誉代替了尊敬，但是其目的是相同的。不过，今天的权力真的意味着即时的荣耀和声誉吗？在大众消费社会里，像米尔斯指出的那60样，名声、荣耀、声誉和权力究竟是否具有某种隐含意义是值得怀疑的。
历史和观念
现在，假如有人关心在权力起源和风格方面的变化，或者关心权力共时化和集中化的变化，那么他将不得不从历史角度考查这个问题。不过，除了一两个例子以外，米尔斯忽视了历史的维度。他在一个地方谈到了美国历史分期。其中，政治权力取代了经济权力。但是，这是一种空洞的说法。在另一个地方，也就是他惟一一处从历史出发进行了切实讨论，他引用了一个有趣的统计数字：
在19世纪中叶——1865-1881年期间——只有19%处于政府高层的男子开始了国家级的政治生涯；不过1905-1953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政治精英从国家级水平出发开始其政治生涯；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大约有40%的政治精英都是如此——这是整个美国政治史的顶点。（第229页）
除了让更多问题集中于华盛顿而不是各个州之外，米尔斯即使运用自身术语也难以说明这个论点的确切意思。由于这个原因，同以往相比，越来越多的人直接去追逐进入美国国会。诚然，对于这种情况可以作出简单的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存在着对国家统一和专家的强烈要求，因此同以前相比，有更多的局外人被征召到内阁及其部门里。1952年，由于共和党人被逐出最高统治层已达20年之久，只有极少数共和党人在政府中谋得了职位，他们带来了一个比较高的局外人比例。
在这些数据的运用中，让人感兴趣的是它所流露出来的方法论偏见。在使用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并且在像较低水平或国家级水平之类的变量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假定：在不同的招募中，可以区分出顶层人物的性格差异，因此其政治特性也是不同的。（米尔斯似乎含蓄地提出了这一点。不过，他尽管提到在今天政治局外人已经逐渐飞黄腾达起来，但是他对此论点并没有作更加深入的探讨。）但是，作为一个反方法论，在我看来，一个人不是发迹于招募或社会的根源，而是发迹于政治特性。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并且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这种变化是由于招募的差异（不同的阶级和伦理背景）还是由于别的原因？要是有人问起这些问题，那么他务必对各种观念和问题作一番考查。而不是对社会出身作一番考查。
但是至少在这里，米尔斯几乎对各种观念和问题毫无兴趣。在政治学领域，引起他兴趣的问题是：战略地位以什么方式发生了变化？哪些地位逐渐变得引人注目起来？对米尔斯来说，权力变化大体上是一系列不同地位的变化。由于不同结构或制度的（如军事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地位结合了起来，不同层次的权力才成为可能。精英的循环——帕累托指的是具有不同“财富”的团体构成的变化——在这里已经被转变成为对于制度地位的继承。
但是，这是如何适用于人的呢？人是由其地位决定的吗，譬如由其品质、观念、价值取向决定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是以什么方式决定的呢？还有，把政治历史看作“制度”的权力地位的变迁，而不是具体利益集团或阶级权力地位的变迁，这种看法就是以一种极其抽象的方式来理解政治。它将无视观念和利益的变化。这是米尔斯之所以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对整整20年新政和公平施政历史轻描淡写的原因。对他来说，这20年之所以值得注意，仅仅是因为它们助长了大部分社会“制度”的集中化倾向，尤其是政治“制度”的集中化倾向。
在这种忽视中，甚至在对于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否认中，人们发现了在帕累托对意大利社会变化的解释中存在的一个鲜明的相似见解。在帕累托看来，社会主义在意大利的兴起仅仅是“诱导”方面（即意识形态面具）的一个变化，而财富的基本构成仍然保存着（第1704号）。
实际上，从民族主义向自由社会主义的心态变化反映了阶级“财富”（即团体存留“财富”）再分配的变化，因此在政治阶级方面的变化只是意味着社会心理类型的循环。所有的意识形态，所有的哲学主张，都“仅仅是论战中的诸党派用来哗众取宠”的面具，“[它们]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不过]它们都毫无意义”（第1708号）。
相似地，在米尔斯看来，权力的变化是宪法地位之结合的变，化，并且可能只有这一点是惟一有意义的现实。除了不成功的内战之外，美国权力体系方面的变化并没有涉及对基本法构成的重要挑战……美国权力结构的变化大体上是由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秩序中的相关地位的制度变化所引起的。（第269页）
这样，美国生活的显著变化，政府的资产、管理监督和责任的观念的变化，由新政带来的道德风气的变化，都将“还原”为制度的变化。但是，在美国生活中是否一直不存在对于基本法的挑战呢？在美国，权力体系的延续性到底如何呢？
权力的连续性
假如说米尔斯对政治的分析采用了帕累托的观点，那么他在描述经济权力时则变成了一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米尔斯说道：
美国资本主义最近的社会历史并没有显示出在高级资产阶级连续性中有任何明显中断。……像在政治秩序里一样，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经济领域里，除了存在着维护和推进那些利益的高级经济人类型以外，还存在着明显的利益连续性……（第147页）
尽管米尔斯说得含糊其辞，但是人们只能说，对这个假定给出的回答不是依赖于逻辑的或方法论的讨论，而是依赖于经验证据，在第二章里，我讨论了家族资本主义在美国的解体，我已经试着对它作出回答。因为在最近75年里，一个突出的事实是，财富体系和家族之间的现存关系已经瓦解。马尔萨斯认为，那种关系代表着社会的“根本法则”。而且，这也意味着“家族资本主义”的解体。家族资本主义曾经是资产阶级阶级体系的社会粘合剂。
在对经济管理的总结中，米尔斯描绘了一幅更加离奇的图画：
顶尖企业不是一系列各自孤立的巨头。其各工厂和区域内部，以及在各跨行业之间，如美国制造业促进会（NAM），通过明确的组织，被粘合了起来。这些协会把管理精英和企业富豪的其他成员组成了一个整体。它们把狭隘的经济权力转化为工厂范围和阶级范围的权力；而且，它们首先把这些权力应用到经济领域，例如，关于劳动力及其组织；其次，它们把这种权力应用到政治领域，例如，这种权力的政治重要性。此外，这些协会使小商人阶层获得大商行的想法。（第122页）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声明，它比过时的TNEC报告中说的一切或者罗伯特·布拉迪在其《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商业》中提出的顶尖协会理论还要彻底。存在着合作是很显然的，至于这个领域的统一——与和谐——则几乎是荒谬的。米尔斯没有为这些主张提供任何证据。实际上，事实恰恰相反。美国的同业公会已经衰落，在战时，起初作为代表行业向政府方面施加影响的工具，它们曾经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制造业促进会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用处，并且在会员利益和贡献方面一直在走下坡路。产业已经被划分为一大堆不同的问题，包括劳工政策问题。
米尔斯谈到了“他们在政治领域发挥的重大作用”。但是权力精英成员统一起来是为了反对谁呢？并且在政治领域里是什么问题把他们团结了起来呢？我认为只有一个问题才能把顶尖企业统一起来：税收政策。在几乎所有其他方面，它们是分裂的。
它们在对待劳工问题上也多少是分裂的。在各个自身利益领域里，诸如在铁路和公路、铁路和航空、煤炭和石油、煤炭和天然气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冲突。除了在一种模糊的意识形态意义上之外，很少有别的政治论题能把这些管理精英联系起来。
就谁和谁在哪个方面联系是一个以观察为根据的问题，而我们在米尔斯的大作中找不到这种思考。假如米尔斯描写的那种合作是存在的，那么将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种合作是如何产生的。我们知道，例如，作为官僚化的一个结果，在企业内部的职业路线被拉长了；结果，对于那些高层人士来说，任期已越来越短。在10年时间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有过三任主管，他们都已经在这家企业里呆了30到40年。假如人们得花如此多的时间呆在公司的边缘，那么这些“精英”成员如何才能为人所知呢？
在对精英管理如此着迷的过程中，米尔斯却对如下问题无动于衷：在国家的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构成了权力的问题。这一点他表现得非常明显：由于缺乏“重大决定”，他草率地把所有其他问题都归为“中等水平”的问题，并断定其没有多少真正的意义。不过，像劳工问题、种族问题、税收政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难道不是政治问题吗？它们把人们区分开来并且导致其利益冲突，那些冲突导致人们认识了现实。
对术语“精英”的使用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精英”对所讨论的权力的有效范围。为什么用语词“精英”而不用“决策者”或“统治者”呢？谈到决策，人们不得不讨论政策的形成、压力等问题，谈到统治，人们不得不讨论统治的性质，但是要是人们论及精英，他只需讨论体制的地位。而且像米尔斯认为的那样，要讨论体制的地位，只有在体系的根本性质是不变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因此，问题在于记录跟踪描述顶层的循环。体系的根本性质（即基本法的性质、资本主义阶级连续性的性质）是不变的论断是一个奇怪的论断。因为假如权力已经变得如此集中和同步，像米尔斯现在断定的那样，那么这难道不是在体系里发生的一个根本的变化吗？
然而，纵使人们想要从精英角度来谈这些问题，在美国社会里已经发生了权力的重大变化：家族资本主义的瓦解（并且这一点同整个西方社会的一系列权力变迁相联系），但最重要的、最明显的一点是政治领域的决定角色的式微。
从经济学到政治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十多年里，不断增强的托拉斯力量、银行家在经济中的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所有这一切都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于在形成社会和社会变革方面起着隐秘的然而实际的决定性作用的阶级体系上。一些“现实主义”历史学家，如著名的J·艾伦·史密斯、举足轻重的查尔斯·A·比尔德，开始从经济学角度重新解释早期殖民斗争和立宪斗争。比尔德的解释提纲挈领来讲，大意如下：
在美国历史上最早的斗争是商人团体和白耕农之间直接的阶级斗争，前者以联邦制拥护者成员为代表，后者以民主党成员为代表。由于他们之间敌对的利益（税率、假币等等），社会被明确地一分为二。这些“先驱者们”讨论阶级斗争的天真方式在联邦主义者文件里记下了鲜明的——笔。因为在后来英国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阶级之间就谷物保护法【指英国1840年被废止的谷类输入限制法。】进行的斗争中，无论哪一方取得的决定性胜利都将确定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但是那个早期的美国财阀集团，即东部的商人们，自我暴露出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集团，它们无力维持政治上的创新精神。因此，联邦主义者就失败了。不过那些民主党人，在萌芽着的资本主义生活的经济事实面前，其实也不可能真正地获胜，并且，所谓的“杰斐逊革命”也不过是杰斐逊认识到许下诺言比兑现诺言要容易而已。
可是，后来的历史编撰者对这个粗线条的明暗对照法作了相当大的修正，并且加入了许多微妙的模棱两可的语言。例如，狄克逊·瑞安·福克斯在他关于19世纪上半个世纪国家政治状况研究的《美国佬和英国佬》一书中写道：“由于在英国和荷兰之间，在长老会和英国国教徒之间，在商人和农场主之间，以及其他人与人之间的这些斗争，党派的幽灵早已在纽约出现，并且一再地在变化无常的政见中继续游荡着。不过，党派界线并不是按照贫富来划分的。由于贵族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保证，也正由于其政治背景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不能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来进行活动，像卡普利特家族和蒙太古家族【卡普利特和蒙太古为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剧中两个世代相仇的家族。】那样，家族和家族相互对立。正像亨利·亚当斯说过的那样：‘所有这些杰伊家族、斯凯勒家族、利文斯敦家族、克林顿家族、布尔家族，如果他们生活在新英格兰，他们或许已经联合起来，或许已经抛弃了其祖国，但是一旦成为纽约市的市民，他们便会吵个不停。’当托利党被排除后不久，辉格党也很快分裂成各种宗派。它不是一分为二，而是瓦解为好几个派别，并目.每一派都变成了进行交易和作出妥协的对象。”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所特有的党派体系的根源。建立一个惟我独尊的称霸企图的双双落败使得社会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明确。它既不以商业制度为主，也不以奴隶、自由、农民、工业或无产者制度为主。豪门富族一旦丧失了直接的政治控制力量，便尝试间接地通过政客来起作用。但是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里，它的庞大机构中汇集了各种各样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政治家只有作为经纪人，党派体系只有作为调解仲裁的机构，他们才能取得成功。
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各个阶级的存在和阶级体系的性质。
但是除非社会是高度地分为许多等级的，否则，人们便无法用阶级结构来作直接的政治分析。阶级体系规定了在社会中获得财富和获得特权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是土地[真正的财产]，也可能是法人的头衔[“虚构的”财产]、技能[技术技能或管理技能]、雇佣[雇佣军]或政治上的直接权利分配[党派、官吏或军队]，并且这些阶级体系在法律形式上必须是合法的，以便保证它的连续性。这种财富和特权通常伴随着权力和威望，不过它们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系。）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对哪一种方式，阶级分析既不能直接告诉我们谁行使着这种权力，也不能告诉我们权力竞争是如何进行的。除非这种方式及其合法性受到了直接挑战，人们还很少看见一个阶级以步调一致的方式作为阶级进行活动。一旦某种特殊的方式建立了起来，在这个阶级体系范围内对特权的竞争便高涨了起来，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便得到了发展。日益增加的社会复杂性，必然地分化了各种利益集团：地区性集团和职业性集团，并且，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政治舞台——除非存在着推翻这个体系的冲突——总不外是不同利益集团为各自的利益斗争的场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通常情况下“阶级的”这个三棱镜对于理解各种不同政治集团的瞬息万变的活动来说未免太简陋了点。
在欧洲社会，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各种政治事件往往使人们认为它们是按照阶级阵线来划分的；但是甚至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只是简单地用一般的阶级术语来探讨这些事件，那么，任何一种详细的分析都存在着冒对许多事件加以曲解的风险。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的经典著作之所以仍然有生命力，是因为马克思十分巧妙地描绘了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活动，指出路易·拿破仑在阶级利益这块更大的招牌下是怎样专横地操纵着这些利益的。而在美国，由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是异质性的，进而又由于人种、民族和宗教上的种种差异而更加复杂化了，因此，很难把政治制度看作是经济制度的反映，这种政治制度归根到底成了少数集团的领导人来获取特权的一条独立的道路。但是，即使它们的经济地位大体上差不多，不同利益集团的活动范围也是很广阔的。正如后来马克思的合作者恩格斯在1892年写信给他的朋友左尔格的时候说的那样：“在美国，我觉得还没有第三党存在的余地。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甚至同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在利益上的差别也是如此之大，以致两个大党的任何一个党的内部，人们都因地区的不同而代表着完全不同的集团和利益，而且几乎有产阶级的每一个阶层在两党内部都有自己的代表。然而在目前，整个大工业还是共和党的核心，南方的大土地占有制则是民主党的核心。这种看来是偶然的杂乱的混合，恰恰为美国那大肆猖獗的营私舞弊和盘剥国家的行为准备了肥沃土壤。”
在美国近代史上，主导的企业家阶级——财阀阶级，而不是任何乡村地主阶级——逐渐对美国政治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到20世纪初为止，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阶级已经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胜利。随之而来的是试图通过发展一种普遍的政治意识形态来瓦解集团利益的结构。那种意识形态可以安抚自然产生的民族感情。这些企图之一就是贝弗里奇的“命定论”和富兰克林·吉丁斯的“崇美主义”中所包含的帝国主义学说。但是，这对于由各种不同种族组成的美国人民来说是格格不入的，至少也是不成熟的。另一个比较成功的努力表现在把资本主义等同于民主方面。早期的商业阶层惧怕民主，把民主看作是“贱民大众”（柏克的用语）用来为激进的专制统治开辟道路的政治工具。而胜利了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则几乎完全以一些令人愉快的经济学术语来定义民主：民主是缔结契约的自由。
即使主导的企业家阶级无力实施对社会的直接政治控制，它也将建立起意识形态的霸权。尽管在1880——1912年这段时间里，中产阶级（小农场主和商人以及许多其他职业的人）曾经支持过不时发生的反托拉斯和反垄断怒潮，但是，这样一些主张和思潮都被随后二十多年的战争、繁荣和宣传消灭了。
这种统一随着繁荣计划的破灭而分崩离析了，因为自由事业的空想家们，无论其粗俗与否，一点也不了解已经形成的“社会化了的”的经济的实际情况，他们不了解市场经济在何种程度上赋予每个人以一种特殊类型的独立性。
如马克思曾经描述的那样，在一个纯粹的市场社会里，每个人都只为自己考虑，没有人为全体作规划。而在今天，在市场里已经不再存在个体，而只存在特殊的集体组织，每个集团都千方百计地通过价格管理、对农场的支持、统一的工资形式等等措施，使自己远离市场风险；每个集团为了保护自身而采取的一些措施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它希望整个经济不要在由于各种集团为了确保自身安全而进行的混乱竞争中解体。
托克维尔曾经写道：生活在贵族政治时代的历史学家往往倾向于通过个别英雄人物的意志和性格去解释所有的历史事件，反之，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则不得不去探索普遍的原因。富兰克林·D·罗斯福令人头晕目眩的贵族政治魅力往往使那些企图从历史观点考察新政时期的努力陷入混乱，甚至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对这个时期作出恰如其分的政治定论。由于罗斯福自身的个人魅力，留下了许多历史推断。例如，罗斯福是一位应运而生的现代梭伦【梭伦：传说中的雅典立法者、改革家和诗人，据说在公元前594年任执政官，建立了雅典民主政治。】，他的政治改革旨在避免没有资产的大众的革命；罗斯福是一位提比里乌斯·格拉古【格拉古（约公元前163年一前133年）：罗马贵族改革家。】，格拉古是罗马帝国的贵族，他放弃了自己的阶级而成为人民的护民官；罗斯福是一个路易·拿破仑，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他巧妙地先后操纵了两个阶级，同时又高居于所有阶级之上，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无疑，这些说法表明，这些历史学家并没有弄清政府行为如何导致了新的利益联合以及变化的联合运作。
新政的公开面貌是一系列势如破竹的社会改革，可是有些作家，并且包括罗斯福本人，相当天真地声称，新政提出了一种人权高于财权的主张。但是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上，这种说法都没有多大意义。对农场主的“支持价格”究竟是财权还是人权呢？实际上，新政真正做的事情是想要合法化集团权利的观念，合法化作为团体而不是作为个体的团体主张，以赢得政府的支持。因此，工会企业赢得了一种以集体名义进行谈判的权利，并且通过这种资方承认的工会的企业，把集团的决定强加于个人头上。这样，老人享受着养老金，农场主获得了补助；退伍军人领取了保险年金；少数民族集团得到了合法的保护等等。就它们自身而言，其中没有一项是独特的。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却导致了一场非同寻常的社会变革。与此类似，政府总是在指导经济方面有着一定的重要性。但是这个持续扩大的重要性，一方面取决于维持充分就业的需要，另一方面取决于扩充的军队建设，已经在华盛顿产生了与以往大不相同的一系列权力机构。
现在回过头来看，令人惊讶的一点是：尽管对于政治上受到管理的经济的承诺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在经济思想组织方面仍然显得极不成熟。一种受到管理的经济不仅要求我们对作为庞太花费单位的政府有一个家政预算，而且还要有一个经济预算，以便说明，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而言，经济交互作用的主要指标——在一年时间里产生的货物和服务总量以及收支总量。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在消费者的花费和投入之间的差额。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适当的财政措施来弥补这些差额。然而，只是在1936年，美国商业部才提出了关于国民收入的第一份报告，并且只是在1942年，政府才第一次估算了经济平衡清单的另一方面：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健康状况的脉搏，这两个指标直到1945年才在罗斯福总统的预算咨文中第一次被合并在一起并予以发表。
政治经济学一出现，一种新的决策方式便产生了。在市场社会中，作为供给和需求的自动交互作用的一部分，人们的需求是经由他们的“用钱买什么或不买什么”来表示的。如边沁说过，个人经济决定的总量加起来导致了一个社会决定，即共同的意见。因此，当通过市场对资源的分配作出决定时，在决定生产什么上起作用的是货币，而不是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就是社会权力的关键，而政治只不过是经济的苍白反映而已。但是，通过政府而得到执行的政治正日益成为确认社会决定和经济决定的工具。在这里，个人不是作为市场中的独立活动者，而是被迫通过一些特殊集体来实现他的愿望。因为在一种受到管理的经济中，是“政治”而不是货币决定着主要的生产，政府的干预不仅会激化压力集团的认同过程，而且会迫使每一个集团都要去采用能同“国民利益”概念相符合的意识形态，以便能够证明其主张之正确。
决策的类型
最后，假如一个人想要讨论权力，那么通过决策的类型而不是精英来讨论它将是更有成效的。而奇怪的是，米尔斯最终同意，《权力精英》这本书的真正核心思想是反对那些认为在美国所有决策是民主地作出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值得商榷。米尔斯说道：越来越多的根本问题，从没有摆到国会面前来作出决定……更别说选民啦。（第255页）
就今日权力精英的结构路线在于政治秩序这一点而言，那个路线表明了对不同决定进行真诚而公开的一争论的政治的衰落……现在的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更是一个正式的政治民主国家。（第224页）
就当前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实的。但是在我看来，当米尔斯把它应用于招人反感的方面的时候，它是错误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有关公众”也会因自身无力影响那蝼事件而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由于这种情况往往是由诸问题的安全性引起的，因此，各种问题往往会陷入官僚主义的迷宫之中。关于氢弹的决定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其中有各种科学家团体与军事部门的对立，尤其是与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对立。因此，除非有人假定，曾经参与决策的每一个人都是权力精英的成员，这是个循环论证，否则我们就不得不确定这些决策的来源，因为这些是权力社会学的核心问题。
但是无力影响诸事态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我们只能不恰当地称之为“技术决策”的突然作出。一旦政策决定被作出，一旦技术变化引起人们的关注，或者一旦日积月累的变革变得明朗起来，假如人们“足够理智”的话，其他后果便会几乎不可避免地伴随而来。这样，权力的变迁变成了这些“决定”的“技术”伴随物，。并且一种权力社会学必须鉴别来自各种不同决定的各种后果。三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1）作为经济调节器的联邦预算。从1931年到1935年，在那个大萧条岁月里，联邦预算总支出平均为52亿美元。在接f=来的4年里，从1936年到1940年，它达到了80亿美元（这个时期的收入大约是支出的60%）。在接下来的第三个4年里，联邦政府每年正在花掉超过95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累加的国债比以前十多年里欠下的总债还要多。这些数据用美元核算。
更重要的是，这些支出必须与国民生产总值、在一年里生产的货物和服务总量相比较。在这萧条的12年里，除了后来相对提高的政府花费以外，联邦预算“消费”和抽取了国民生产总值的5%-10%。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数字达到了40钧以上。但是由于这表示的是一个“异常”偏高的数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8年时间里，政府已经变成了近四分之一国民生产总值的“消费者”。除了1948年——在战后历史中的一个“和平年”——以外，联邦预算“减低”到了330亿美元（与国民生产总值2 570亿美元相比），在朝鲜战场上的支出以及为保持冷战的军备发展所需要的费用使得联邦预算连创新高。20世纪50年代的前几年里，每年平均有700亿美元，而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 250亿美元。1960年，联邦预算（估计）将超过80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4 000亿美元。20世纪50年代，每年单单分摊到公共债务上的利息就超过了72亿美元，比联邦政府在大萧条时期每年的总支出还要多。
联邦政府支出的骤然飚升并不是个人或一小撮人的“意志”的结果，而是战争及其影响的必然产物。这就是联邦政府能够持久地充当这个国家的经济调节器的原因。
（2）1950--1955年的“双重经济”。当朝鲜战争在1950年：爆发时，政府面临着直接的选择：要么把现存的机械产品转变为战争用品，要么鼓励建造新工厂。其决定建立在对这场战争的类型的评估基础之上。假如朝鲜战争演变为一场全面战争，那么有必要把和平时期的设备改造成为大型军火储备。这个决定以政治和军事估价为根据，将建成一种“双重经济”。从经济学上讲，其主要的后果是，在今后五年时间里，这个决定将允许企业通过注销相当于正常25年的新设备的成本来扩大新的资金费用。（因此，企业可以从效益中节约20%的新成本并因此获得相当可观的税务效益。）这五年的税务返还金计划助长了极高的资本投资率，毫无疑问也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大繁荣，并且对生产力过分膨胀负有责任，那种膨胀是引发1958-1959年萧条的一个因素。
（3）武器技术。新式武器的迅速产生决定性地影响了军队内部，每一支军队不同派系内部权力和影响的相关重要性。因此，导弹的崛起降低了战列舰的重要性，战列舰曾是海军和陆军的支柱。在新式技术中，例如，携带导弹的潜艇变成了攻击力量的主要装备，而导弹射程的扩大使得有人驾驶的战机成为多余。在武装力量构成方面的这些变化，在对新技能团体、技术人员和技术专家的需要方面的这些变化，意味着军事权力形象的变化。研究和开发部门变成了比执行部门更加重要的部门。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权力相应地增长了起来。
所有这些后果都来自米尔斯谈到过的“重大决策”。但是，如我在以前提到过的那样，米尔斯谈到的基本政策问题基本上是要不要转入战争的问题，或者更广义地说，是外交政策问题。但是，要是不讨论冷战，不讨论我们将采取的姿态是由俄国人决定的，那么一个人根本无法讨论战争问题！而米尔斯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自从1946年以来，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从贝尔纳斯发表斯图加特演讲以来——那个演讲扭转了我们想要削弱德国的立场——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是国内社会分工或阶级问题的反映，而是建立在对俄国意图的评估的基础上的。
首先，这种评估不是由“权力精英”作出的。它是由美国的学术专家作出的评估，其中以由乔治·凯南和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作出的评估最为著名。它断定：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现象的斯大林主义和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强国的俄国是进攻性的、好战的，并且在意识形态上是实施扩张主义的，因此，为了遏制其野心，有必要实施遏制政策，包括快速的扩军备战。这个判断为杜鲁门的希腊和土耳其政策奠定了基础，也为马歇尔计划和支持欧洲经济重建的愿望奠定了基础。这些政策不是美国国内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的反映，而是对民族利益和民族生存问题的估算。
伴随着第一个决定，许多其他的决定接踵而来：远程空中攻击力量（SAC）的产生、西欧防务委员会（EDC，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失败之后）的成立。这并不是说每一个战略步骤都无一例外地取决于第一个决定（当法国拒绝加入EDC之后，人们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德国的军事支持），而是说其点明了大概的必要措施。
一旦这些广泛的联系被确定下来，利益集团就介入进来，国会也（经常灾难性地）被利用去通过各种法案，那些法案给了压力集团以更多的援助资金（如，布兰顿法案，既受到了工会的压力，又受到了滨海产业的压力，它使得整个马歇尔计划援助资金的50%被投到了美国滨海地区），或者去削弱国务院的灵活性（如，战时法案禁止同苏联盟国进行贸易，斯里兰卡是我们的盟国，于是威胁斯里兰卡，如果它向中国出售橡胶，就中止对它的援助，实际上，它使斯里兰卡蒙受了巨大损失）。
在我看来，忽视这一类“强制”决策的问题，也就是忽视了当代社会里的政治因素和权力的新本质。“权力精英”理论隐含着在精英中间存在着一个没有得到确证的利益目标和团体的统一，而这是为人们所清楚断言的。
结语
米尔斯的许多工作是由他对生活的不断科层化的强烈愤怒——这是他的历史理论——及其煽动者所激发起来的，这赋予他的著作以吸引力，也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许多人感到了无助和天真，并作出了愤怒的回应。但是，应该弄清无助的根源，以免像米尔斯那样陷人对现代生活的“不切实际的反抗”之中。（视权力为暴力的梭伦式说法，视权力为阴谋诡计的民粹主义画面，都可以在米尔斯的著作中找到令人不安的回音。）
在知识多元化、生产组织化、政治社会的广大领域不断协调的过程中，复杂性和专门化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些活动将导致生活的“科层化”却不是必然地不可避免的。在一个受教育程度日益提高、收入不断增加、趣味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里，情况尤其如此。更重要的是，对于像“科层化”和“权力精英”之类术语的模糊使用常常增强了人们的无助感，并掩盖了自由社会的各种力量：利益冲突的多样化、公共责任的增强、对传统自由的重视（譬如最高法院，米尔斯没有讨论的一个机构）、志愿者和社群团体的作用等等。像共产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对术语“资产阶级民主”的滥用，伯纳姆在20世纪40年代对“管理社会”的滥用，以及人们在20世纪50年代对术语“极权主义”的滥用，在上述术语的使用中，社会与社会之间的特殊而关键的差异是不明确的。就像《权力精英》老是强调“重大决策”那样，这种模糊性导致了一部讨论权力的著作竟然很少讨论政治。这的确让人费解。
第四章 美国资本主义的前景
——论凯恩斯、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思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对于每一个对20世纪30年代记忆犹新的人来说，情况尤其如此：美国资本主义从批评家们那里，尤其从曾经满怀敌意的凯恩斯主义批评家们那里，得到了勉强的尊重，并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论规定。鉴于确立了一般资本主义基本规则的新古典经济学从来不缺乏强有力的思想代言人，术语“美国资本主义”表明了一个必要的区分。在我们的时代里，由弗朗克·奈特旗帜鲜明地揭示出来的自由市场问题已经显示出其可信度之高。他认为，一个竞争社会是既获得有效资源配置又获得自由消费者选择的必需模式。它甚至已经被像奥斯卡·兰格和A·P·勒奈这样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所接受。他们竭力主张，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通过清除庞大的联合经济里的内在僵化结构来恢复市场经济。
但是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现实的显著特征是（明显地）日趋瘫痪的公司巨人症，因此，谁愿意为美国资本主义现实作辩护呢？到1940年，大多数年轻的经济学家都相信，我们的经济正在进入一个“长期停滞”的阶段。提出这个新信条的预言家是哈佛的艾尔文·汉森，不过他的先驱者显然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虽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合唱团一直为年迈的资本主义体系唱挽歌，但是凯恩斯并没有如此悲观，他指出了衰落的原因。他说道：这个体系无法运转下去，因为储蓄（大体上意味着利润）不能顺利地转化为（尤其是在生产者的商品方面的）投资，所以对于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将满足不了生产它们的经济能力，从而导致了失业。
人们可能还记得，古典经济学不会承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危机。它重申了萨伊定律：每一份生产量精确地意味着相等的消费量，即为商品生产而支付的货币最终将被用于消费，因此将既不存在“生产过剩”，也不存在“消费不足”。因此，失业只是代表着一种暂时的错位，当生产和消费趋于平衡时就可以消除。（假如价格下跌，将引导消费者去购买，那么不平衡将得到纠正，假如工资下降，将引导雇主去招聘工人，那么失业者人数将会减少。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全部。）
几乎每一个非正统经济学的分支，从西斯蒙第和马克思到霍布森，都是建立在驳斥萨伊定律的基础上的，但是这种批驳在以前从来没有得到如此精确的阐述。马克思没有全面地论证过完整的危机理论，在他的分析中掺杂着几种理论。在详尽阐述了马尔萨斯和其他人的消费不足论题之后，马克思指出了在劳动和资本之间收人的不平等分配（“剩余价值”）。不过，这种不平等尽管会导致消费不足，只是一个粗略的和部分的解释，因为任何一种经济，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想要获得扩张，都需要一定的“剩余价值”作为投资资本。在不同生产线的畸形发展中，尤其在资本主义的扩张阶段里，马克思找到了第二种解释，因此，不平等的需求比率便产生了，在资本商品和消费商品之间的比率尤其如此。但是即使这一点也不一定表明在制度上的一个长期的或永久的衰落。不过，马克思后来超越了这些观念，超越了在他那个时代里的传统观念，并且提出了另两个观念。他认为，因为非人格化市场的性质，资本主义被迫不顾消费地扩大生产规模，所以产生了周期性的生产过剩，使资本价值不得不遭到破坏，以便生产和消费能够协调起来。最后，马克思提出了一条利润率不断递减规律。他以为它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由于竞争或出于寻求低廉的劳动成本的考虑，资本家把技术设备引进到他的工厂里来，由此不得不给每一位工人投入更多的资本。反过来，由于在生产中劳动力越来越少，每个单位的利润便下降了（假定利润的上升只能来自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因此，为了保持利润的总量，资本家被迫向着越来越广泛的领域扩张。马克思把这种扩张的压力看作是资本主义持久而广泛的难题。不过，重要的是应注意到如下情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不存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解体的预见，我们碰到的是一个相当概括的陈述：随着资本积累率（资本主义关键环节）的逐渐下降，危机将会更加严重。因此，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与他的许多信徒相比更有试探性的味道，后者千方百计地想把马克思所描述的趋势转化成为铁的规律。
在其著名的《和平的经济后果》（1919年）一书中，凯恩斯预示了现代“萧条理论”的框架。其论断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而现在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凯恩斯打了一个比方：把社会联系起来的令人信服的社会神话是一块“还没有被消费的蛋糕”。
工人“受习惯、传统、权威的诱骗”，只是接受了19世纪日益增长的生产的一小部分，而可以自由消费的资本家却没有把它消费掉，而是把“利润的十分之九储存了起来，并真心诚意地相信蛋糕会增大”。于是，便有大量生产利润为了投资而被储存起来。这种情况同19世纪的现实有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食物、衣服、住房和就业；新食物资源和原料资源需要开发；他们带来了新产业技术的发展。在这些条件下，企业家才能为了不吃蛋糕继续烘烤蛋糕。
但是，凯恩斯说这毕竟只是经济历史中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插曲阶段。到20世纪20年代，人口增长已经放慢，投资机会日益消失，企业家的精神动摇了。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储蓄正在丧失它的社会功能。从消费中抽取巨额资金存储的习惯对日益增长的生产已经没有有用的影响；相反，它导致了经济危机——和萧条。（因此，凯恩斯并不关心投资的日益增长的生产力方面，那是他的追随者们关注的问题。他的预测是：经济将接近饱和，政府惟一可以考虑的问题是通过消费维持有效的需求。）
在以后的15年里，凯恩斯的著作对他的上述见解作了详尽的阐述。资产阶级的节俭“美德”（“一分钱要分成两分钱来用的智慧”）成了罪恶之源，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必要使命是祛除那个幽灵。凯恩斯的杰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专著，而且同样是一部对清教主义进行猛烈抨击的社会学论著，那种“清教主义……既忽视了生产的艺术，也忽视了享乐的艺术”。
他的目标是“食利者的安乐死”。在一个“准稳定的”社会里，人们享受着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消费，由于它没有了增长的欲望和需求，那个社会也用不着储蓄了。但是，由于这场反对储蓄的心理学革命难以奏效，而只有一个力量能够有效地保证存储的未使用的资本进入流通领域，使经济活动重获生机，并且使国家重获生机。因此，凯恩斯重新介绍了政治经济学。对他来说，政治经济学意味着这样一种人类目标的主张，它由有组织的共同意见（社会利益）自觉地规定为反对分配的“纯粹经济学”和“分配的自然法则”，或者规定为经过市场由个人决定的总和确立：起来的东西。如何取得一致意见，如何实施它的决定，这些政治问题给我们带来了关于官僚化和权力的许多难题。但是它们都没有把凯恩斯给难住。由于受英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包括其同一性，以及“体现在国家政策中的共同意志”的形象，他感到这些问题都可以简单而合理地获得解决。如他指出的那样，他的计划，“其中所蕴含的温和的保守性”，排除了任何关于生产工具所有权的问题；他明确地写道：它所需要的是为了保证充分就业而实施“投资的全面社会化”。【在此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者比凯恩斯要教条得多。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非此即彼”的性质，社会主义政党从来没有想到过它们可以真正地“补救”资本主义，并且使它的经济功能稳定下来。因此，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德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被迫假定了权力，因此，他们的经济政策完全是正统的。英国工党政府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因1931年的经济危机而惨遭失败。因为他相信，通过英国银行，保持预算平衡，抑制资金的流出量，比增加对失业者的资助更加重要。在德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迅速地皈依于金本位制。但是，在1933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使美国放弃了金本位制，并且禁止资金的流出，而在当时的德国，希尔马·沙赫特向希特勒说明了经济上的大规模国家干预如何可以通过公共工作和财政赤字来消除失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请参阅阿道夫·斯图沙尔的《欧洲劳工的悲剧》，纽约，1943年）。】
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们急切地采纳了凯恩斯作为解决萧条良方而提出的“过度储蓄”理论，并且把它变成了20世纪30年代晚期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调查和专题研究的指导观念。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分析性的，美国学派则竭力增加了一个历史的维度作为即将来l临的“长期停滞”的进一步证据。艾尔文·汉森是其主要代表人物。在汉森写于1941年的主要著作《财政政策和商业周期》中对此作了简要论述。汉森的理论主要是以德国经济学家施皮多夫和俄国经济学家科德拉迪夫的统计数据研究为根据的。他提出，19世纪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诸要素决定性的结合注定创造了产业扩张。汉森说道：我们已经接近其能量尚未消耗的一系列“漫长浪潮”的终点。19世纪中叶（从1840年到1870年），美国已经进入了铁路时代，20世纪的头几十年（从1890年到1930年）是电子和汽车时代。汉森写道：但是我们现在无法“肯定，新产业的迅速出现是否带来了充裕的投资机会……”其他的因素也表现出了产生萧条的迹象：其中主要有人口增长的衰退、新兴区域的消失、垄断和不健全的竞争扩大。通过价格保护，阻碍了新机器设备的引人，而竞争过程本该激励那种引入的。
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机器里，某些内在的势力对社会起着僵化作用。凯恩斯没有关心过产业组织，汉森则对此表示了兴趣。他认为，“巨头”是萧条的一个原因，因为大企业倾向于为了更新厂房和设备而积累庞大的折旧储备，那些储备一直没有被花费掉，并且还削减了外界货币的需求。还有，“资金储蓄”（作为劳工储蓄的对立面）机构的增长，意味着长期地减低资金与产出的比率，增加了闲置资金的积聚。汉森的结论为新政政策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启动闲置资金的国家干预，打破“垄断”的尝试，以及向高消费、低增长经济转变。
这是20世纪40年代早期资本主义的形象：资本家是一个死守着他的一大堆不会增值的金条的老朽的守财奴，那些金条只会把经济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他发现不可能把货币注人需要它的经济中，所以政府将不得不强迫他把它吐出来——向它征税，把它花到有用的项目上，假设那种经济将提供工作，并且假设它有能力从技术上达到某种生活水平。
保守的反对派提出了经济的“政治化”问题。其首选著作当数弗雷德里克·哈耶克的《通往奴役制度》。哈耶克认为，放任主义经济倾向于均衡，但是由于国家对经济体系的任意干预，它也引发了最初的危机。哈耶克说：政府和银行出于廉价地偿付债务和盈利的考虑，会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结果导致了信用贷款的过分扩张，与此同时，利率从原来分配存款的目的转向了投资或消费。在哈耶克看来，国家不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而是（从施缪勒和马克斯·韦伯引申出来的观点）一股独立的科层势力，具有利维坦的性质，是强制的和反自由的。强化国家角色的任何政策都忽视了自由主义。
哈耶克的著作博得了工商界的热烈欢迎。但是，他们主要欣赏其流行口号似的题目，而很少分析他提出的对策。归根到底，对于取消关税、“自由贸易”定价、价格“保护”以及消灭竞争的相似手段而言，什么商人做了思想准备呢？另一方面，尽管自由主义者极其热衷于有关国家主义危险的抽象议论，但是他们在哈耶克那里只是看到了陈旧的自由联盟的陈词滥调，并且拒绝去评判抵制集中权力危险的政府“福利”步骤。由于他的著作起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很显然，哈耶克决不可能成为凯恩斯思想的一个令人信服的对手。简言之，除了只把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以外，没有人真正想要“经济的自由主义”。
如果说有一个保守主义理论家能够摸清凯恩斯甚至马克思的底细的话，那么他就是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只在一个小范围里引起了注意。直到1946年，随着新版本的问世，加上4年时间的批判性诠释，这部著作才赢得了更广泛的关注。到1950年熊彼特去世的时候，有关他的思想的一些注释性著作开始面世，一些早期著作和论文集也已在编撰和出版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