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当他27岁的时候，熊彼特完成了他的一部重要著作《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的主要理论见解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了明确的阐发。过了30年以后，人们接受这些观点的时机才趋于成熟。一方面，由于战时大规模生产能力的结果，美国商业正在确立一股强大的自信。通过比特·德鲁克这样的作家们和《财富》杂志编辑们的努力，美国商业正在获得一种新的理论基础。首先是由于它的社会责任感，其次是由于人们发现，与其叔伯辈的欧洲亲戚不同，美国资本主义拥有着仍然没有被挖掘出来的能量和潜力。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曾经无批判地接受了国家主义，现在却被它的含义所吓倒，而且虽然每一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曾信心十足地预言过经济衰退将伴随着战争，但是这一预言却一直没有兑现（在1947年达到“6 000万份工作”）。这给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于是变得越来越沉默，迷失了方向。
作为一个思想导师，熊彼特是重要的。他把他的见解置于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作为争论条件的那些根据之上：他不讨论在完全放任的竞争性平衡的条件下最大化生产的问题，而是讨论在历史时间里运作的具体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目标是，通过从社会学和历史学上考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产生、成长和衰落的条件，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由于这个理由，他对凯恩斯表示了蔑视。因为，就其工作的所有重要性而言，凯恩斯从根本上都是在抽象于具体历史的静态经济学框架内进行研究的。凯恩斯处理的是“受到生产技术一直是不变的这个假定的限制”的“现象”。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技术确实迅速地发生着变化。而这一点对于熊彼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熊彼特为资本主义的辩护把资本主义社会是以间隙性的高速生产扩张为特征的事实作为一个关键性出发点。对生产力的当代“再发现”（以及作为区分“美国”资本主义和“欧洲”资本主义的一个要素，后来对它的意识形态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熊彼特的著作对于生产力的首要强调。“资本主义的成就并不以替女士们生产出更多的丝袜为典型，而是以工厂女工也有能力购买它们来作为对她们付出的精力的补偿。”通过粗略的估算，熊彼特指出，美国的国民收入每年以大于2%的速度增长。但是，只有通过企业家、社会变革工程师的活动，生产力的增长才能成为可能。通过减低成本，打开新市场，创造新产品，简言之，通过创新，企业才能获得暂时的垄断地位，那种垄断是它的利润的源泉。资本主义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它维持着企业的回报，它的“短期不公平”是大众为长期地提高资本主义能够达到的生活水准所必须支付的价格。
熊彼特的反崇拜观念也延伸到了对“巨头”的辩护。巨头是一个优点，因为只有大公司才能提供为技术改造所必需的虽然有时是没有研究成果的巨额研究费用。在那个意义上，巨头代表了技术改造的社会价格。
但是，大萧条又该当何论呢？当熊彼特描述这个事件时，他否认从1929年到1932年这个阶段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驱动体制的一次决定性崩溃。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对立，他冷静地把萧条当作经济增长中自然的、无法避免的甚至具有治疗作用的环节。技术革命周期性地重塑着现行的产业结构。“资本主义的进程不是由于巧合，而是由于它的机制，逐步提高了大众的生活水平。它是通过一系列世事变迁而实现的，而变迁的剧烈程度则与进步的速度相称。”任何一个变化过程都会带来混乱：萧条是一个调整和更新换代的常规过程，是对于旧事物、边缘事物和无效益事物的一次“淘汰”。对熊彼特来说，（因为20世纪20年代的“进步速度”，因为它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长波”的波峰）1929年的萧条仍然是一个特殊个案。在相关的严重性方面，只有1873年到1879年的萧条可以与之相比。在美国的复苏要比譬如在法国的复苏缓慢得多，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和新的财政政策压制着私人投资。按照熊彼特的看法，为了收入再分配和增加消费而实施经济政策的努力只会阻碍发展。
汉森和凯恩斯对扩张的经济的可能性持悲观主义态度。与他们的观点相反，熊彼特预见到了新的领域。他写道：“技术可能性是一个未知的大海。”通过新的“化学时代”，它可能表现为一场伟大的变革。化学时代将继电气时代之后作为一个投资来源，或者它将拥有大量新的产品，也许其中没有一个产品可以与汽车的影响相匹敌，但是它们可以促进新的增长。
然而，未来取决于企业家。在其企业家理论中，熊彼特批判了马克思和凯恩斯，实际上是批判了整个古典经济学派。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增长是寻求新的市场的资本积累的产物；而凯恩斯则认为，储蓄的欲望过了头。并且他认为，由于缺乏政府干预，有效需求下降了。熊彼特否认了长期过度储蓄的理论基础，他对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回答依赖于历史基础。对他来说，产业的扩张不是来自资本的“推动”，而是来自企业家的“使劲”。对熊彼特来说，产业一般受到银行和信贷扩张的财政支持。企业家使用“别人的货币”进行运作。为了从旧的非生产渠道收拢货币，控制各种资源，他偿付利息。回报他的是利润。因此，经济的发展不会由于过度储蓄、储蓄不足或企业家没有指定存款的能力而减缓下来，但是只要由于企业家错过追求利润的新机会，发展就会缓慢下来。正如凯恩斯指出的，政府的职能不是指导投资，而是支持企业家。
不过，熊彼特说道：马克思的见解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衰落，但不是因为马克思提出的原因而衰落的。此话看似自相矛盾，却自有真义。资本主义之所以已经腐朽，是因为它的精神产生了一种敌视其职能的社会风气，与此同时，企业科层化使它的驱动力即企业家职能萎缩。
具有矛盾意味的是，资本主义是由于它的成功而被摧垮的。一个开放的社会的诞生激起了资本主义无法满足的更多要求和期望。毕竟，即使在美国这种理想化的环境下，每年要想增长多于2%-3%的生产力仍然是不可能的。假如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种情况依赖于它长期的成就，那么在短时间里，利润和无效率将处于主导地位，这些因素将不断地为它的批评家们提供抨击的借口。除此之外，资本主义自身就滋长着威胁它的批评。熊彼特写道：“资本主义过程把行为和观念合理化了，并且在此过程中，从我们的思想里捕捉到形而上学的信念，以及所有神秘的和罗曼蒂克的念头……”由这种合理性产生的思想的批判性转向并无界限，它反对所有的制度，反对所有已被接受的传统和习惯，反对所有的权威；它从逻辑上以“知识分子”的创造为顶点。知识分子既是批评家又是空想家：他需要一个英雄。但是资本家毫无英雄气概，他们估摸而不赌博，评估而不行动。如熊彼特辛辣地指出的那样：“股票交易所是圣杯的可怜替代物。”
因此，知识分子，资本理性主义的产物，对这个体系掉头不顾，并且以其失望来影响社会的其他成员。与此相似，国家对社会的反资本主义风气作出了反应，它颁布了对企业精神给予限制的一些法律。
资本主义体系的威胁不仅来自外部，而且来自内部。企业家，这个打破“习惯”的人，已经被“主管”所取代；并且随着技术成为一组专家的事业，革新已经变成了惯例。因此，经济进步日益趋于非人性化和自动化，并且失去了活力，肯定会“不可避免地”停滞下来。资本主义的科层化是其衰败的原因。
熊彼特显然喜欢旧的“左派”知识分子。一个对生活怀着悲剧感的经济学家是罕见的。此外，他的学说允许资本主义的批评家对资本主义采取喜忧参半的态度：资本主义本来是好的，但是它现在已经变得非人性化和科层化——这正是他们自己一直对这个制度给予谴责的方面。不过，假如人们要想了解前面这些具体的问题，那么熊彼特的见解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在他的充满智慧的著作中，谈论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像凯恩斯那样，谈论的是“经济”。在分析中，他选择了美国的产业经济学和欧洲社会的社会学，并且从前者引申出他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从后者引申出他对资本主义的命运的启示性见解。但是，他没有谈到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要注意到如上情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熊彼特极其严谨地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家族资本主义”，并且把它的动力看作是一个新的阶级为了在社会中赢得权力地位而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与此类似，他把美国资本主义等同于19世纪的“新人”，并因此拒绝相信两件事。第一，现代企业可能为增长提供它自身的刺激；第二，出于多种原因（例如，防务、社会责任等等），政府必然会保障经济扩张。熊彼特太像一个欧洲人，以至于他不相信政府能够起辅助或中介的作用。对他来说，国家是一股自主的力量，它为自身的科层冲动考虑而对社会起着引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他关于“资本主义”衰落的预言取决于他运用的定义。同样，熊彼特看到了民主，看到了在欧洲哲学传统框架内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敌对性。在这个程度上，他在赞同资本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同时，也对大众社会有贵族式印象。美国民主带着杰斐逊主义的哲学基础，加上它向着多元集团社会的发展，同欧洲民主相比，也许给资本主义带来了一些极其不同的后果。但是熊彼特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不想看到这一点。
假如我们想要得到一幅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什么的现实图画，那么，我们必须消除在凯恩斯和熊彼特的见解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因为尽管两人都同意传统资本主义正在走向衰落，但是由于他们关于那个变化的原因的理论具有如此大的差异，以至于他们为实施挽救它的政策而各自提出了设想，当然两者具有直接矛盾。J·K·加尔布雷思的《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个优点是以一种更平淡但更便于阐述的形式提出了熊彼特和凯恩斯共同的问题，其中隐含着几分要把它们给予协调起来的企图。【由于凯恩斯的经济学模式从本质上说是静态的，而熊彼特的经济学模式主要地是历史的，因此，一种真正的调和是极其困难的。熊彼特把凯恩斯的“过度储蓄”看作是自己的体系内部的一个“特例”。在近几年里，一些英国经济学家，尤其是J·R·希克斯和罗伊·哈罗德，试图从凯恩斯论题的主要内容中引申出一个动力体系。这两个体系之间的综合将务必把凯恩斯的收入、产出、就业问题和熊彼特对于企业家、创新和均衡的强调统一起来。这是一个仍然有待于人们去充分探讨的问题。】
加尔布雷思的出发点是，当未来生产设备以同以往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相同速度扩张着的时候，由美国社会各阶层所认同的在资本主义未来的众所瞩目的“神经崩溃”。工商界似乎几乎已经被马克思搞得神魂颠倒，以至于相信资本主义是内在地不稳定的。与自由经济学家一样，产业管理者在对日战争胜利以及其后的每一年都预期有经济大崩溃，因此导致了低库存政策的出台，红利限制和巨额财政储备的建立，加尔布雷思说道，所有这一切都没有顾及“记录收入和产出”。农场主和国会表现出了类似的关注。“这是以前谁也梦想不到的发大财的年月。”不过，在战争爆发的5年时间里，国会给予了价格支持和收成担保。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哀叹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借口而加速的经济力量的日益集中，而保守主义者则幻想出了一幅拥有至上权力的国家的可怕景象：国家将剥夺他们的自由，并且豢养出一个压迫性的官僚阶层。不过，假如所有这些可怕的预见都是真的，加尔布雷思认为，在民主党统治20年之后，由于保守派将长期处于在野状态，自由派将变成工商界里的“纯粹的傀儡”。
实际的情况是，其中没有一个景象是紧密贴近于当前的现实的。那么，这些强有力的观念为什么能够确立起来呢？这个如此虚假的和不可信的幻想为什么能够骗过众人的耳目呢？加尔布雷思说：答案是这两个阵营都是“促使他们带着疑虑和惊讶的目光去看待世界的观念的俘虏”。这些观念来自古典经济学体系及其权力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把他们的体系建立在畏惧集中权力的基础上。因此，自由的社会是把权力给予分散开来的社会。在经济领域，单一的个体或团体都不应去决定生产什么，或者谁来生产。他们想象一个市场社会，其中，价格时刻根据供给和需求而波动；生产者可以自由地从事经营或放弃经营等等。从经济决定论假定推导出来的假说是，自由市场造就了自由主义者。假如经济权力是不完整的，那么政治权力也将被割裂开来。当然，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在某些重要的生产行业里的垄断，即少数几个企业占据支配地位。价格是“给定的”而不是在市场中确立起来的；其他企业遵奉这个“价格领导权”，要想进入该行业是非常困难的，等等。自由主义者看到了经济权力的这个集中过程，他们认为它是危险的，因此千方百计地要阻止它。
追随于熊彼特之后，加尔布雷思的主要观点是：尽管垄断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自由主义者所担心的后果几乎都不会真的发生。在高投资经济中，垄断的方式是自然的并且不可避免。它不是阴谋家密谋的产物，不像早期的货币托拉斯调查和近期的皮可拉和特尼克调查中的想法，而是市场本身的产物。随着行业的成长，企业也已经在运作中成长起来，通过大规模生产，实现了技术效率。已建成的企业还从“经验经济学”中获益。一个新开办的企业，当它可以动用资本的时候，将面临缺少员工、主管没有经验等诸多附加障碍。因此，开展新的竞争是困难的。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垄断都可以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实现，并且，如M·A·阿德尔曼在一项行业集中的启示性研究（《经济统计学评论》，1951年11月）中指出的那样，一旦均衡被达到了，那么集中的程度便可以处于明显的稳定之中。“如果说在制造业中存在着向更大程度集中迈进的任何强烈而持续的趋势……但这些统计资料没有显示这一点。”
与纯粹价格理论的标准相反，结果可能是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一些变形和低效率。但是补偿依赖于由大企业促成的技术进步。“大企业具有令人赞赏的机制来为技术开发提供资金。它的组织为实施开发并把它投入使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措施……在赚回开发所需费用之前，使企业对价格产生一定影响的权力保证了后继成果将不再被效仿者传递给公众（效仿者没有花费任何开发成本）。通过这种方式，市场权力保护对技术开发的激励。”农业是这种竞争模式仍然有效的主要领域，农场主确实几乎不依靠自己来从事研究活动，这项工作留给了国家实验站和美国农业部。
下面是在执行标准上对“巨型”所作的一次强烈而微妙的辩护。但是商人不会承认他拥有着巨大的权力，在这里加尔布雷思试图解释商人和自由主义者成为这些古老的幽灵的俘虏的原因。“部分来说，它是一个传统问题；它也是要求公众去给予关注的问题，是要求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给予关注的问题。因此，商人为了对他不愿意接受联邦条款作辩护，不得不全盘否认他所执行的经济权力，并且保留了竞争的意识形态。”
其反面则是自由主义的幽灵：对不受限制的企业权力使企业位于“支配经济的高峰”这种现象的恐惧。实际上，这是一种反自由主义的观点，加尔布雷思发展了他的“对抗的权力”理论。在其富于想像力的简洁性中，“对抗的权力”这一术语使一些观察家对社会的情感具体化了。
一般说来，这种情感集中表现在诸如工业、劳工、农场主等等互相交错的“功能集团”的形象中。在对它的特性描述中，加尔布雷思的观点更加精巧。“从教条的意义上讲……私有的经济权力受制于屈服于它的对抗的权力。前者招致后者。工厂企业逐渐地向着相对少数几个企业集中的趋势不仅导致了如经济学家希望的那样的强大销售者，而且导致了他们所没有看到的强大购买者。”在今天的美国，市场的自律性不仅来自生产者的竞争，在那里垄断是司空见惯的，而且来自由购买者和销售者所自生的敌对权力。
在劳资关系领域，这个理论是最为一目了然的。在那里，强大的工会已经崛起，牵制着企业在工资决定方面的权力。但是它也在其他领域起了作用：由于它们的大批购买力，像塞尔斯·罗贝克这样的巨大购买链能够避免对橡胶价格的垄断统治；通过威胁要涉足现行的行业，A&P公司可以压低食物供应的价格。加尔布雷思写道：“在美国不存在任何重要的消费企业，因为连锁店一开始就预先取得了相互牵制的权力所能带来的利益。”汽车公司的权力抑制着钢铁业。（在上院废除这项法案之前，底特律是美国不服从在钢铁方面的官方基准定价的惟一一个城市。）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建筑业中，应该互相对立的权力变成了相互勾结，结果导致了经济效率的丧失。
20世纪20年代，当购买者联合起来对付销售者的时候，这些经济手段获得了发展。在像农场主和工人这样的团体不能产生这种平衡的领域，国家被迫采取措施给予帮助。就拿农场主来说，这项努力从胡佛开始，胡佛创立的联邦农场协会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国家联合体系。不过，一般说来，新政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团体确立了一种对抗的权力。从这个理论出发，用对抗的权力来代替竞争，作为私有经济权力的调节器，加尔布雷思试图为国家行为确立一个标准，不是为管理，甚至不是为“破产的托拉斯”，而是为紧缺的对抗的权力的发展确立一个标准。
在所有这些努力中，加尔布雷思熟练地发展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这种理论比旧的竞争理论更加适合于经济巨无霸的世界。不过，加尔布雷思是一个十足的凯恩斯主义者。他知道这样还不够。“在经济领域里，我们没有这样的机制，能自动地运作以保证有良好的表现；无论从经验上讲，还是从理论上讲，令人可悲的是：美国经济在和平时期的运行并不是必然地稳定在生产和就业的高水平上的这种情况非常明显。”因此，在财政政策领域里，为了通过税收和政府开支来影响对商品的总体需求，有必要采取某种形式的中央政府决定。“假如凯恩斯理论是站得住脚的，那么赞成推翻美国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理由也被消解了。”
不过，在一个关键的社会学实例中，加尔布雷思的著作是失败的，它从来没有回答它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工商界及其左派追随者要去描述一个已经不再存在的现实？实际上，为什么这个神话比现实对人产生了更强的吸引力？像加尔布雷思做的那样，通过采纳一幅比较真实的关于现实的图画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好像是告诉一位神经质病人说，他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这些恐惧也许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在恐惧的根源被揭示出来之前，这个答案是无法让这位神经质病人信服的。
也许，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关于今日美国工商界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管理阶层的不稳定性。企业可能有一个可靠的连续性，而它的管理者却没有。这是“家族资本主义”迅速而显著地瓦解并转变为企业资本主义的结果。从中等阶级生活这只摸彩袋中脱颖而出的新管理阶层缺乏一种由较古老的具有阶级基础的体系为之提供的名正言顺的安全感。他们在这个体系中无财产利益可言；他们也不能把其权力传给后代。因此，日益滋长的对于成就的需要变成了功成名就的象征，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则在于它是进行辩护的手段。意识形态起着一种社会粘合剂的作用，把商业阶层粘在了一起。
由于新管理者无保障，他们得为自己的地位作辩护，所以他们在私有财产基础上强烈要求保留以前对资本主义所作的辩护。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是管理者所知道的惟一正当理由。只是到了最近，随着对于生产力和绩效的重视，才产生了新的理由。在企业组织中，与从“所有权”到“管理权”的运动相呼应，存在着从“财产”向“企业”象征的转变。与此同时，权力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转变也强化着保留一个辩护体系的要求，即资本主义的竞争模式，那个模式强调分权体系并且弱化国家的干预角色。无论是出于福利的理由还是出于防务的考虑，假如政府强调它是社会的中心，那么，企业的社会优先权（例如，税赋的减免、补助金）的要求不得不处于次要地位。
这些理由将首先适用于管理者。中等规模的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非常担心其他因素介入进来。社会的杂乱无章、具有危险性的新利益集团的兴起、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和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的出现，使这些人更加焦虑。他们在自己的小池塘里曾经拥有权力，而现在一下子被卷入了湍急的洪流之中。在这帮人中间，人们可以发现令人讨厌的塔夫脱分子，那些爱发脾气的“市井”小人。
社会的杂乱无章也给自由主义者带来了问题。因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从战时经济开始以来，自由主义者也没有权力，至少没有得到在新政初期曾经得到的那么多权力。政府就像是一部卡尔德汽车，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在不断变幻的战争风云中上下颠簸。通常，一些重大的决定——譬如，政府契约的分发和铁路的布置——是技术决定，完全取决于能以最快的速度调拨有用资源的需要。但是，隐藏在技术决定背后的意义大多不为人所知，而要想了解或探索隐藏在决定背后的理由或权力根源要容易得多。
因此，在不同的团体中间形成了一股否认“对抗的权力”的新现实的社会驱动力。
但是，这个相反相成的现代社会体系，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处在被通货膨胀和战争所瓦解的过程中。对抗的权力在一个需求相对短缺的框架内发挥着作用——也就是说，在这个框架中买方决定着一切。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卖方市场处于有利地位，买方则处于无援状态，卖方的价格取决于市场。通货膨胀的威胁本身主要是由战争产生的。当今资本主义通常被解释为分散的经济决定体系，并以之证明其合理性。战争和通货膨胀的结合给当今资本主义带来了最大的威胁，因为通货膨胀和战争倾向于把权力集中到国家身上，以便为社会中的对抗权力的消失提供补偿。由国家或者大公司而不是由“金元理性”作出的决定变成了在经济中配置资源并作出生产和消费决定的主要手段。
令人奇怪的是，加尔布雷思几乎完全回避了由持久的战时经济所引发的各种问题。“逐渐蔓延的社会主义”曾经遭到共和党人的严厉抱怨，但它不是任何存心的意识形态计划的产物，而是社会对战争的挑战所作出的近乎不假思索的反应。在最近十多年里，在美国经济中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联邦预算的增长。1953年，在美国政府所花费的每1个美元中，有88美分用到了国防和对过去战争的偿付上；社会保障、保健和福利、教育以及住房只占了预算的4%。共和党政府对这笔总开支无法施加什么影响，它只能通过税收政策影响对负担的分配。这样，在冷战经济中，关键的经济决定，即预算规模，是美国工商界或任何其他单一团体所无法完成的。
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由的程度——以及对对抗的权力的计算——依赖于为满足战时需要所必需的动员的程度，因为尽管个别公司和权力集团可以从中捞到好处，但是这个体系的主要组织特点注人了一种技术逻辑，虽然只有在危险的时候，这种逻辑才会被忽视。
一个全面的战时经济涉及了对各种不同的项目的细致配合，只有通过征用才能实施那些项目。例如，它不仅指对基础金属工业的分布，而且指各种细致的规划，那些规划控制着公司的日常运作。在现代工业经济中，整个社会都“有条不紊地”运转着。指导计划的技术要求是如此精细，以至于在朝鲜战争期间，当有人对5分镍币提出批评的时候，国家计划委员会（NPA）被迫规定了铸币商生产的为每一个铸模所必需的5分镍币的精确重量。
这种“全面的”战时经济本身可能是一个神话。例如，我们知道德国战时经济是多么低效和杂乱；我们的计划导致了巨大的浪费。但是防御经济确实需要相当程度的计划和指导——如它们被粉饰的那样。另外，“待命经济”（readiness economy）现在已经变成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它使折磨着自由主义者多年的问题争论不了了之：在没有战时秩序状态下，美国经济的巨大生产力能否得到充分的利用？对于可以预见到的未来来说，实际的情况是：“防务”及其巨额预算将伴随着我们。
但是，且不说防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经验证明了经济正在从震荡中不断地恢复过来。直接的战后经验是有益的。政府开支从1944年的1 350亿美元下降到1946年的250亿美元；尽管存在着这样重大的需求紧缩，但是美国经济的总产量只下降了15%。消费者需求的大量积压，曾经被耗尽的库存的稳步恢复，新工厂的扩建，所有这些打破了不景气的局面。1947年初，随着消费品（纺织品、鞋子、服装）开始走向萧条，经济学家们重新变得悲观起来。局势良好的出口市场也再次下滑，但是马歇尔计划以及在房地产建筑方面的繁荣引起了反弹。这种复苏的根源是相当清楚的。坚挺的农作物价格支持，再加上对收入的有限制的再分配（通过退伍军人酬金、社会保险等等），提供了一个最低限度的支持。企业的结构变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从1946年到1948年，企业把税后利润的62%用作再投资，相比之下，1929年是3l%，二战前的第三年是41%。同人口统计学家悲观的预测相反，美国的出生率开始稳步上升，隐藏在19世纪末经济持续扩张后面的一个主要因素也重新被确立起来。（艾尔文·汉森把他的长期停滞理论主要建立在下降的出生率的基础上。）
这些是在分类账上有利方面的结构事实。就不利方面而言，主要由于政治对抗力量逐渐造成了经济中新的不稳定局面。一些旧工厂，如北方纺织厂，利用政治压力来维持落后而破旧的厂房。工资比率“一成不变”，因此价格无法下降，也无法轻易地调整，雇主宁愿降低产量。开支的压力引起了长期的通货膨胀，使得社会上那些高薪食利部门陷于困境。
但是，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出来维持平衡。政府吸收和花费了大约20%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总收入。这似乎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现状。通过相对简单的财政（如税收和补助金）支出，政府运用直接的机制把货币注入经济，并且（尽管从政治上讲它比较困难）把多余的资金从经济洪流中吸纳回来。对可以预见到的未来来说，这个高额联邦预算是由国际紧张状态的性质和过去的债务来确定的。很难知道某届政府怎么样才能把财政预算削减到低于20%的最低标准，那个标准是长期动员所要担负的标准。
凯恩斯和熊彼特在经济理解方面所取得的这些显著进步，以及加尔布雷思对这些进步所作出的部分综合，向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当代社会的更加综合的画面。不过，尽管作为思想成就，这些成就是非同寻常的，但是，正如它们出自严格的经济逻辑，它们也受制于经济变量的特殊分析框架（如投资和消费的假定），并且，作为这种理论的一部分（尽管没有切实注意到这一方面），它们被迫忽视了经济的政治方面。但是这些政治问题现在是主要的问题。
核心问题仍然是政治经济的问题。从技术层面上讲，对组织生产、控制通货膨胀、保持充分就业等等作出的经济回应是可行的。在一个像我们美国社会这样由利益集团所构成的社会里，要想作出政治回应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从长远来看，负担的分配和监督的性质这两个问题不能各有偏颇。对于局部战时经济实行“中央统制”的要求，加上其技术规则，肯定与企业管理者们无休止的反中央统制的态度相冲突。在第一次共和党政府的20年时间里，尽管它代表着这些反中央统制的企业管理者，却无力对政府花费作出大的改变。国际形势把加在民主党政府身上的相同规则强加在共和党政府身上，由此造成的局部战争不可避免地铸成了让政府去扮演经济管理者和支配者的角色。因此，在国内事务中的实际政治问题变成了哪一个集团将承受附加负担的费用问题。
知识分子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重新评价正在完成之中，而现实自身也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最新的意识形态行将过时，并且在它们使自身得到人们的广泛理解和接受之前，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重新修正。
第五章 美国过去的折射——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由于一个独特的原因，在其被发现之后的几个世纪里，美利坚大陆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在新大陆的拓展过程中，人们看到了一个“天然之国”，一个过去只是梦想中的国度，而今却变成了现实。蒙田曾经在《食人者》一文中概述过共和国的景象（“人类无需辛苦劳作，大地倾其所有……以富饶的物产供养着纯朴的人们”）。莎士比亚接着在《暴风雨》一剧中借贡柴罗之口说出的一句对白几乎与蒙田的话毫无出入。卢梭也描写过一个不被权力腐蚀的社会。所有这些上帝之城现在都可以在美利坚大平原上建立起来。例如，1794年6月，柯尔律治和骚塞在牛津相会时，创立了“理想的平等社会”观念，这个词是柯尔律治创造的。这是一个哲学家的崇高规划，打算在美国和平安乐的氛围中开辟乌托邦式栖居地。那将是一个理想社会，在那里12位青年男子偕同他们的12位妻子打算做一次“人类的完美性实验”。
美国总是给人们带来诸如此类的希望，但结果又总是落空。自从开始美国冒险以来，旅行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一直寻求着去吸收那种经验，使之合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整体。但像《白鲸》中阿哈船长的鲸鱼一样，那些失败的原因避开了他们。最近企图领会美国经验的意义的尝试是麦克斯·勒奈写的《作为一种文明的美国》一书。就其所探讨的范围而论，它确是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由于这个缘故，读者不要只凭这本书所包含的观念来评价勒奈先生的努力——作为一个散文作家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太困难了，因为它跨越了如此多的领域——而要通过与曾经作过类似尝试的人的对照来评价勒奈先生的努力。也许，阅读勒奈著作的最有成效的方法是，不是如绝大多数评论家认为的那样把它当作一部对应于托克维尔或布里斯的著作，而是把它当作一部对应于拉斯基的《美国的民主》的著作。拉斯基的著作是10年前出版的，勒奈似乎有意在本书中试着对它作出评价。
不过，其表面的相似之处是引人注目的：两本书都是大部头著作：勒奈的书有1036页，拉斯基的书有783页。其论题也非常一致：拉斯基从论述美国传统开始，涉及了教育、文化、商业企业、政治体制、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美国，并且以作为一个文明原则的美利坚主义作为结尾。勒奈也从论述传统开始，继而论述了作为一种文明的美国观念，涵盖与拉斯基相同的理论根据，不过涉及了某些较新的问题，增加了讨论亲子关系和美国国民性格的两章内容，最后几乎和拉斯基一样，以认定美国是一个世界强国结束全书。
从政治观点和性格上看，两人也有许多共同点。两人都是多产作家，他们的鲜明特征主要在于他们在描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自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时的措词（“我们时代的革命”，“思想是武器”）。他们都是“人民阵线”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尽管勒奈变成了一个更为尖刻的反斯大林主义者。他们两人都很坦率、合群、乐观，既有点学究习气，但也务实。两人对影响青年一代以及对塑造政治文化都颇感兴趣，然而都不愿意在政府机关或组织中任职。拉斯基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工党国会议员；勒奈则避开了在美国防空署中的职务。
作为犹太人，他们都注意到了他们同现行的社会偶像的距离。两人都对各自的志愿和角色有高度的自觉（拉斯基尤其如此，我们可以从他给霍姆斯的信所表露的心态中看出这一点），都感到自己在为一代人作总结。两本书在同一个10年中写成，但前后相差10年出版。并且，正是那10年体现出了这种差异。
拉斯基试图对美国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依据他对美国过去错综复杂的情况的充分了解，他描述的当代景象被投射在一个严格的框框里：美国是政治民主国家，但仅仅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国家，那个阶级“虽不宣布但实际上掌握着财富大权”，他们小心翼翼，“以免危及有钱人提出的那些不变的主张，那些主张被当作民主无法跨越的边界”。政治的民主无法“掩盖它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发展为寡头政治的事实”，而法院起着“立法民主习惯调节器”的作用。他的结论是阴暗的：“[随着]反犹太人情绪的滋长和对黑人进步敌视的加剧……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精神肯定会……让任何诚实的观察家对其结局表示犹豫。”这就是拉斯基处在实施新政和公平施政14年之后的1947年的想法。由于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观：“美国的历史将不顾一切地仿效欧洲资本主义民主的一般模式”，鉴于其了解美国的生活详情，他可能会持这些观点。
不过，不管“不顾一切”这个措辞有多冒昧，然而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毫不动摇地坚持着这一信念，并且它是“左派”之所以不断地误解美国政治发展的原因之一。
在读勒奈的书的时候，读者会立即被其关键术语的与众不同所打动：它不再是马克思的语言，而是文化人类学和荣格的神经社会学用语。拉基斯用社会经济实力、既得利益和权力等术语来描述美国；勒奈则用神话、规范、性格、文化和人格等术语来描述美国。拉斯基觉得我们将重演欧洲的命运；而勒奈则认为存在着“源于象征性弑父活动的抗拒欧洲的心理需要”（参阅《金枝》）。拉斯基把挫折看作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因为“美国的统治阶级利用美国的传统精神去阻止美国生活适应所遇到的事实”（即阻止对经济困境采用社会主义解决办法的要求）；而在勒奈看来，挫折是一场由成功、价值观冲突和地位上升的个体无力习得新生活方式所引发的社会心理戏剧。
在他们两人关于美利坚主义核心形象的描述中，存在着最为极端的对比。拉斯基说，在美国存在着一种不安迹象，它对亨利·詹姆斯的“欧洲避世主义”、威拉·凯瑟的“宗教避世主义”、泰特和兰森（即南方主张平分土地者）的“挑衅性的蔑视”负有责任。他说，这种不安源于美利坚主义，美利坚主义是工业寡头培育起来的一种沙文主义学说，意在掩盖——纵使不是败坏——“通往人人平等社会的历史驱动力在美国的失败”。
勒奈在一段热情洋溢的话里说：美国人是运动不息、流动不止的最优秀的现代人。他们精力充沛、精通知识、富有力量，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敢于冲破所有束缚的人。“他是《帖木儿》的马洛和浮士德博士的结合，一个横扫平原，跨越了早期文明的隔阂，像一个无拘无束的野蛮人；另一个打破知识和经验禁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灵魂。这样，作为理想的现代人，美国人实现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倡导的诸多伟大主题——发现新的领域、绘制蓝图、追逐权力、在作品中实现自我、崇尚科学、具有个人意识和历史的统一感。”勒奈（与温德姆·刘易斯的说法相一致）说。这些有利条件，加上其地理和历史“逻辑”，将使美国成为“所有社会的典范”。
这两个形象只相隔10年，但是其现实的依据在哪儿呢？
很明显，拉斯基勾画的图画不是今天人们所关注的。虽然商业中操纵性和安全意识日益增加，但它不像以前那么贪得无厌地钻到了钱眼里；它已经具有了某种社会头脑，并变得适度而得体，至少对那些“无义务”人员是如此（一个奇特的法律术语。表示那些根据《塔夫脱一哈特莱劳资关系法案》免除共同义务或对那些《华尔希一海莱法案》的加班规定不适用的人）。过去10年社会的紧张关系不是为了财产，而是为了身份地位：麦卡锡不是得到大企业的支持，而是得到一个奇特的混合体的支持，这种联合体是暴发户以及各种族集团基于对唯智主义的憎恨而组成的，而传统的保守力量证明是反对麦卡锡主义的最强大堡垒。法院过去打击社会立法，而这时支持立宪精神，反对“民主”立法。
但是，在勒奈的充满激情的文章中，美国是否将成为所有其他社会的典范是一个尚待讨论的问题。毫无疑问，美国也许是第一个把变革和革新导人其文化的大社会。这也迫使人们作出解释。这种经常性的“创造性破坏”不断地重塑着社会的原型，它准许新的社会集团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传统结构的瓦解促使较落后的社会到后来也纳入到了这个社会变化过程中。有意思的是，大众社会的大多数理论家——卡尔·曼海姆、爱弥尔·利德勒、汉娜·阿伦特——原来是欧洲人，他们从欧洲经验获得其概念。
令人吃惊的是，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中，一个共同的技术基础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切文化的基石。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都将相同。除了由工业化（技术教育、新专业、白领职业的增加）引起的某些“逻辑”以外，每个社会由于其文化传统，具有充分的单一性，这样也就让这些国家的外形各具特色，与众不同。事实上，是这种文化的“上层建筑”导致了拉斯基的悲观预言。于是，想要包容关于什么是美国的多种多样说法，任何此类尝试都必须不仅要描述这些变化，还要找到步骤或方法使之与对引发这种动态与变化负有责任的驱动力相一致。
在考察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时候，一部作品之所以伟大，是由于它具有新颖的洞察力（如托克维尔），或者是由于它具有某种悲剧感（如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或者，如果这两者都不具备的话，是因为它具有关于一种文明之内在统一的新形象，也就是对最初由孟德斯鸠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作出了回答：文明内部的一切怎样才能协调好呢？老一代的道德家认为，上帝或机遇统治着世界。（如以赛亚·伯林提醒我们，笛卡尔把历史说成“只是用来消磨闲暇时光的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以及旅行家的”空谈。）但是，在最早的社会学家孟德斯鸠看来，社会不是异类成分偶然凑合而成的，也不是人为的构筑，而是自然长成的，它从“气候、宗教、法律、政府政策、过去的惯例、风俗、习惯”获得确定的特性，“并且这些影响力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普遍精神”。
但是，每个社会以不同方式把这些因素结合了起来，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内部结构和“普遍精神”。那么，美国的内部结构和普遍精神是什么呢？拉斯基企图把问题缩小。他坚持认为：大众对人人平等社会的渴望和工业寡头的权势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其他一切行为的基础；上层建筑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另一些人——勒奈列举了为此努力的20部作品——试图通过我们发展中最具特色的方面来把握美国的“独一无二性”：即没有封建的过去、拒绝接受权威、多元的种族集团等等。这些探索是无止境的。
像所有的人一样，勒奈无力把握没有经过细致分析却仍然能够站得住脚的定义。他陷入了困境。人们看到他年复一年地拼命思考这个问题，查阅前人的所有答案，发现他们的缺陷，但结果，像一个登山者无力在光滑的岩石表面找到立足点一样，他突然放弃了尝试，并且说道：“没有什么法宝能够用来揭开美国文明的秘密”，美国没有单一的组织原则。在替这个理论作辩护的时候，勒奈求助于社会科学。他谈到社会科学的较新方法论时说：“因果关系给关系和相互作用让了路。”因为有肯定就会有否定。而失败成为有待研究的问题。勒奈说：“美国文明的研究成为对相反模式本身的研究，而不是对于开启因果关系的单一钥匙的探索。”
结果，没有找到什么答案，只存在着一个过程。勒奈被迫说：“分析只是由物质世界和道德心理世界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所以，当他大胆地把美国当作是一种“文明”来讨论时——并且把这一术语界定为“特殊的深深铭刻的生活方式，被自己和他人通过历史进程创造和承认的新型生活方式”——“相互作用”终止了所有的一致性，并且没有任何同一化的景象。
通过他如此努力之后，仍然留下了一个棘手问题：当代社会科学的一组新标签。在对前辈们——特别是拉斯基——的决定论努力的回应过程中，勒奈强调美国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他最终为了描述而牺牲了理论和方法。勒奈希望把文化人类学语言应用于当代历史，我认为这是由于他受到了社会科学的诱导。人类学的概念是“整体论的”，就是说，他们寻求掌握整个文化，但是甚至在了解原始社会方面，最成功的尝试也遇到了描述问题，更不用说了解现代社会。如路丝·本尼迪克特把文化描述成日神或酒神的做法不得不借助于隐喻。但隐喻至多是暗示性的，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把所有历史通通转化成为迷雾般的抽象物。我想，人们必须回到历史，进行因果关系的尝试，虽然总是片面的，也许能够给我们比把因果关系转化为“物质世界和道德心理世界相互作用”之类社会复杂性更好的意义。
勒奈的书也许是最后一本想把美国所有经验全部包容在一起的著作。这不仅是因为这种经验和它的文献资料过于庞大，而非个人力量所能处理得了，而且是因为这个选题本身就有错误，因为这种含糊性实在地存在于“美国”一词之中，那个词包含着一连串的含义。去问“什么是美国的秘密”，也就是去提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那个问题的立意要么是意识形态的，要么是神话的。不幸的是，对于以这样的眼光来看美国问题被战后出现的“美国研究”计划再次强化了。这个计划在一个隐喻的或伪黑格尔的惯用语中找到了证明其合理的理由——它努力向世界其余部分证明美国也有一种文化。但是去问特殊的性格和制度形态为何以及如何出现于美国，也就是去问罗伯特·默顿称之为中等范围的问题，通过经验观察和实践检验，它们更容易受到受控制的过分概括的影响。
第一个领域是比较问题，这是在未来岁月里将日益突出的一个领域。例如，为什么麦卡锡主义能够在美国而非英国得到流行？爱德华·希尔斯在他的《秘密的烦恼》中提供了一些答案：英国的不同的精英结构、彬彬有礼的社会传统，再加上对隐私及保持社会距离的强调，同美国的坚持民粹主义、坚持公开和调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在以世界其他民族为衬托反映出美国形象的年代里，要想探究美国人的性格就不可能忽视比较问题。
第二个领域，不是制度的“相互作用”，而是制度的“功能关系”，或者说，一个领域中的行为如何受到其他领域的行为影响而形成或产生。例如，艾瑞克·H·艾里克森在他的《童年和社会》一书中试图把家庭和政治结构联系起来。他说，美国的家庭和欧洲的家庭相比，在于家庭成员中没有不平等的区分（如成人居于儿童之上，丈夫居于妻子之上，长辈居于晚辈之上），每个人都享有平等权利，都可以通过授权而得到特许权。因此，美国家庭是“容忍不同利益的训练基地”。艾里克森在这里找到了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一个由压抑和均衡所构成的起伏不定的大海”，在其中，“不妥协的绝对专制必将遭灭顶之灾”。他进一步看到，相对于大家都愿意去做的事情，家庭更注重于去做其成员不太愿意去做的事情。这有点儿类似国会的运作，在国会里，好的立法也许不能通过的这种想法同一些事比起来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有些立法虽然通过，但是它们损害了主要集团的利益而不被他们所接受。
第三个领域是“监督检验”，它追溯了制度的具体变迁或性格结构的具体变化，它不仅要了解它们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而且要了解别的结构如何保持原状并且为什么如此的原因。最近的变化理论——从“内部指导”到“他人指导”，从“基督教道德原则”到“社会道德原则”——都过于草率。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变化是何时、何地、如何发生的。
第四个领域在于考查各种历史危机以及美国和美国领导人作出的选择，为何作出这样的而不是别的选择。这是一个存在主义的老生常谈：人的本质在选择中规定自身。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认清美国历史中的重要转折点吗？我们能了解促使我们作出或没有作出某些选择的原因吗？（例如：干涉朝鲜的决定，在麦卡锡主义面前表现出的怯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出生在美国的日本人关进集中营等等。）
这些探索也许比主张用隐喻的和形而上学的观念来观察美国更缺少文学的吸引力，但是只有这些探索才是既忠实于美国经验的过去，又允许对美国经验的特性和共性具有更广阔的视野。
第六章 身份政治学和新的焦虑
——论“激进右派”和50年代意识形态
20世纪中叶的美国在许多方面是一个混乱的国家。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混乱不是产生于萧条，而是产生于繁荣。与繁荣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简单观念相反，美国的经验显示，繁荣带来了新的不安、新的紧张和新的危机。大多从18世纪和19世纪美国经验中得出的传统政治分析在新形势面前显得有点儿不知所措。因此在麦卡锡主义面前，人们感到了困惑。
人们通常从三个立场来看待美国的政治：第一，选民结构的作用；第二，民主传统的作用；第三，利益集团、宗派或阶级的作用。
也许，两党制是美国政治结构的决定性因素。每一个政党好像是一个大型集市，几百个小商贩吆喝着招揽生意。生活在市场内的人可以自由流动，人们很容易领到营业执照。但是一切交易必须在帐篷里进行，那些想在帐篷外边叫卖的人注定没有销路。当人们考虑美国生活中令人注目的这个事实时：美国已经产生了无数的社会运动，上述两党制的特点就显得极有意义。但相对来说，几乎没有能够长期存在的政党。与欧洲人的政治生活相反，极少有社会运动能够把其领导团体转变为永久的政党。这也是美国生活既流动变化又平安稳定的根源之一。
这些改革团体的范围从世界语提倡者到素食者，从银元拥护者到保守主义者，从托拉斯主义者到57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者。这些团体富于热情却思想单纯，他们形成了许多第三党——绿背党【绿背党，1874年成立于印第安那波利斯，旨在要求扩大纸币发行量，实行通货膨胀，取消硬币支付（以现款结算债务），以便农民能用贬值的货币偿还债务和抵押贷款。】、反垄断党、平等权利党、禁酒党、社会劳工党、联合劳动党、农民劳动党、社会主义政党。但是没有一个党是成功的，而且几乎没有一个党能长期存在。
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选举制度的强制作用。以美国和加拿大中西部的怪现象为例。中北平原的麦农有着国家分界线无法分割的相似的文化观念，并且面临着共同的经济问题。然而加拿大麦农在艾伯塔组成了一个社会信用党，在萨斯喀彻地区组成了合作联邦联合会，一种“党派机构”之外的团体，而他们的北达科他兄弟们在发现不可能组织社会主义政党之后，只能在共和党内部组成超党派联盟。
这些强制性选举结构因素使无论是左的或右的抗议运动在美国人生活中的作用都受到了明显限制。（一位美国政客说道：“如让我来制定法律的话，我才不管人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1936年的右翼莱姆基一考夫林运动和1948年左派华莱士进步党失利的原因，也为工会和民主党之间的新基础联盟作出了合理解释。无论工联主义者对在美国成立一个劳工党怀着多么热烈的希望，但是这些希望在1954年11月举行的工业组织代表大会上却为鲁瑟所破灭。鲁瑟当时在回答运输业领袖迈克·奎尔时指出，从美国选举制度的性质看，第三党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每一次社会运动都得到的教训。希望在美国影响或抗拒社会变革的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都不得不在两党范围内运作。这个事实本身就为这些党派规定了地位。
民主传统，常规范畴中的第二个范畴，在构成美国政治形式中起着重要作用。美国政治传统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政治是民众的舞台，“普通百姓”纵使不是权威的源泉，也是最终的决定力量。不过，在开始时并不是这样的。“开国元老们”把罗马共和国——更不用说联邦条款——切记在心，他们害怕“过度民主”，过度民主会使穷人和无产者起来推翻有产者。无论比尔德【比尔德（1874-1948）：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对美国历史的解释多么不充分，但仍有一点是清楚的：在1787年，财产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限制人民选举的愿望在制定宪法的人们心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参议员不是通过民选而是通过州选产生的；大法官采用委任终身制；总统通过间接的、运作不灵的选举团选举，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限制人民选举的做法。
但是障碍不久被消除。杰斐逊派的胜利是具有“民粹主义”特质的美国民主建立的第一步。联邦主义者看到杰斐逊方法的成功，认识到有必要模仿那些“迎合大众的、皆大欢喜的、与人为善的技巧”。早在1802年，在一封给巴雅特的信中，汉密尔顿【汉密尔顿（1755——1804）：美国政治家。】为“基督教治宪协会”拟定了一个计划纲要，这个计划以“发展华盛顿的‘仪式’和他的善行活动”来迎合大众。1808年成立华盛顿慈善协会，但是已为时太晚了，联邦主义者大势已去。不过30年之后，他们的精神后裔辉格党人以其人之道击败了民主党人。把陷入“汉密尔顿的”观点太深的亨利·克莱扔在一边，辉格党人指定铁比坎诺战役中的英雄威廉·亨利·哈里森将军与安德鲁·杰克逊的后继者马丁·范布伦【范布伦（1782-1862）：第8届美国总统（1837-1841）。】抗衡。
由杰克逊的对手前国家银行行长尼古拉斯·比德尔设计的竞选战术出奇地新颖。他说：“如果哈里森将军被提名为候选人，这是因为过去……假如他没有就其原则或信条说些什么——假如他没有说出什么——也没有承诺什么，假如没有什么委员会、选举大会或市政大会从他的话里推导出他的想法或他想要做的事情。假如没有人替他舞文弄墨，那么他能算是什么呢？”
1840年的“苹果汁选举”是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转折点。
哈里森坐在一辆大马车里到处旅行，车顶上装着一个小木屋，装有一桶有活嘴的浓苹果汁供民众饮用。丹尼尔·韦伯斯特【丹尼尔·韦伯斯特（1782-1852）：美国政治家，曾任律师，以雄辩的口才著称，三次以辉格党的身份竞选总统均未成功。】以煽动家夸张的口吻，哀叹自己不是生在一个小木屋里，尽管他指出他的兄长们都是在简陋的寓所里开始其生命的。辉格党人毫不客气地指责范布伦过着贵族式的奢侈生活，他在胡子上涂抹古龙香水，以金盆作餐具，“像城市女人那样束紧身胸衣，甚至可能比她们束得更紧”。
哈里森胜利了，教训是明显的。政治作为一种操纵群众的
技巧成为政治生活中既定的特色，政客们有时为金钱利益而冲
锋陷阵，有时为成为自己权利的操纵者而抛头露面。上层阶级
直接参与政治者逐渐减少。律师、新闻记者、游民们发现政治是
使中下层阶级飞黄腾达的捷径。平等的传统已建立起来了，政
客们不得不向“人民”讲话，并且以民主的方式向“人民”讲话。
如果政客向人民说话，他代表的是“利益”。对于政治利益集团基础的自觉是常规范畴的第三个范畴。它可以回溯到共和政体的早期。麦迪逊在常被人引用的联邦第10号文件中写道：“最普通的和最持久的派系渊源是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的财产分配。那些占有财产的人和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已形成社会上对照鲜明的利益关系。”詹姆斯·哈灵顿的格言“权力伴随财产”，被当时杰出的保守主义分子约翰·亚当斯看作是政治上颠扑不破的真理，正如力学中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一样地真实。
来自小农和无土地者的财产的威胁构成美国政治中最初的不安定基础。马萨诸塞州的舍伊叛乱和其叛乱的支持者亨利·诺克斯将军向乔治·华盛顿诉苦说：“相信合众国的土地是靠大家共同努力保护才没让英国人没收的。”麦迪逊展望未来，预期“大多数人将不仅没有土地，还将没有其他的财产”。他预言，当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无产者将“在相同处境的影响下联合起来，在那种情况下，产权和公共自由将失去保障，而且这种情况十有八九是要发生的”。他想起罗马煽动家的教训后继续说道：“他们将变成富人和野心家的工具。这种情况对另一方存在着同样的危险。”
美国政治生活中早期的派系斗争具有乡土气息的特点，因为人口中农民比重大，那种斗争很快成为地区性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利益：南方的稻米、芋叶和棉花；新英格兰的渔业、木材和商业。当联邦主义者成功地把北大西洋地区商业利益与南方大规模种植者联合起来的时候，当杰斐逊联合南北粮食种植者和其他小农联合体向这一组织挑战的时候，全国性的党派便产生了。
从那时起，全国性的党派已经是由不同地区集团组成的奇怪联盟：中西部农场主和东部金融家，北方城市移民与南方种族主义者和土著保护主义者。种族和职业集团常常因历史事件而加人两党中的一党：因为内战，黑人投共和党的票达60余年之久，爱尔兰人因与坦慕尼协会的渊源关系而成为民主党人，定居在中西部的德国人成为共和党人，城市意大利人为了对被爱尔兰人从城市政治中排挤出去作出回应，刚开始时是共和党人。
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方主义出现了压力集团，它有更狭隘、更灵活的权谋，超越于党派之上，不委身于任何一方，只是在某一单独的问题上给予支持或获得支持。这一巧妙策略的创始人之一是乔治·亨利·埃文思，他是罗伯特·欧文的信徒，也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政治改革的领导人。埃文思曾经是1829年工人党的领袖之一，这是纽约的一个党派，这个党派在刚开始时相当成功。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成为微不足道的东西，由于民主党人“掠人之美地”采纳了他们的一些直接要求，这种成功便消失了。埃文思相信土地自由可以解决阶级紧张关系和无产者的苦难，他在19世纪40年代组织了农民联合会。他通过切身经验认识到，一个少数人的党派不能凭他们自己的投票取胜，基本上“只讲实利不讲理想”的政客们会拥护能平衡权力的集团所主张的措施。因此，埃文思要求所有候选人支持他的“圆滑措施”。作为对这种许诺的交换，候选人会收到站在他背后的工人们的选票，而农民联合会自身只获得了一般的成功，它的鼓动——和策略一在后来的《宅地法案》条款中得到了表现。
1933年，以新政作为序幕，令人感到一个新时代正在出现。在一本广为引用的著作《新党政治》中，哈佛的阿瑟·N·呼尔康教授写道：“旧党政治眼见着正在消亡。新党政治的特点主要决定于城市居民的利益和态度……地区政治将减少，阶级政治将增多。”
“功能”集团的出现，特别是劳工和增长着的种族集团的权利要求，似乎加强了这种转变。富兰克林·罗斯福使这些集团凑合在一起，其中有些人（如农民）已与共和党联合，这一事实似乎表明某种历史重组正在发生。有些重组已经发生了，但并没有像过去所想的那样具有戏剧性。工会运动在政治上第一次直言不讳地表示拥护民主党，其实工人阶级一直以来通常投民主党人的票。出人头地的种族集团大体上保持着对民主党的忠诚，但是有许多迹象显示，由于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生活的富裕，这些种族的、少数民族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开始改变他们的效忠对象。农民们虽然得到新政的巨额财政资助，但是仍然回到了共和党的怀抱。
然而当地区政治多少有些削弱的时候，阶级政治并没有取代它的位置。取代它的是一些引人注目的压力集团和利用收买手段左右法案的国会外实力派，这些压力集团一部分是地方压力集团，一部分是阶级压力集团，还有一部分是意识形态压力集团。最具戏剧性地运用这种压力集团策略的是反沙龙联盟，从1895年开始，这一联盟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推动了修宪，禁止在美国私自酿酒和卖酒。自那时起，压力集团的策略被几千个组织所采用，如关于税率改革、反对联邦医疗计划、给以色列政府以援助。1949年商业部估计，美国有4 000个全国性工会、职业协会、市民协会和其他协会。包括地方和分支机构，大约有16 000个商人组织、7万个地方劳工联合会、10万个妇女俱乐部和l 500个市民团体进行着政治活动。这些集团的壮大明显地削弱了候选人因无视这个或那个利益集团而导致的威胁。但是，这种情况也会产生小利益集团运用大政治杠杆的可能性。例如，1955年当花生从农业补贴计划中勾销了的时候，100多位南方国会议员提出作物资助法案，直到补贴恢复为止——虽然佐治亚州的花生产值不到农业收入的0.5%（在过去10年中花生补贴使政府支出l亿多美元）。
老式家族资本主义解体了，新兴的管理经营集团在商业企业中取得了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发生了利益集团的增多和集团的分化，因此，要给美国政治权力渊源定位是很困难的。引用约翰·张伯伦的话说，美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经纪人国家”。不过，说这是一个经纪人国家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利益集团都享有同等的权力。这是一个商业社会。但是在法人资本主义的普遍认可中，尽管受到了工会权力的限制和受到政府监督的抑制，利益集团的交易仍在继续进行着。
我们暂且认为这样的传统政治分析思路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两党制限制社会运动和社会冲突的作用，取悦于民众的政治传统，利益集团在立法政策上的力量的形成和限制——但是这些路线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不足之处，我们无法据此理解主导50年代政治的问题。例如，这些思路并没有帮助我们了解共产主义的问题以及新民族主义背后的支持力量，比如，约翰·布利克参议员和诺兰参议员的新民族主义，也无法解释由麦卡锡参议员引发的激烈的情绪狂热和短暂的支持。总之，传统的所谓“利益集团”确实不能帮助我们解释美国新右派的出现，S·M·列普锡特称之为“激进的右派”——说它激进，是因为它反对传统的保守主义，尊重个人权利，还因为它提倡新式美国生活。所有这些被麦卡锡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论战戏剧化了。
尤其对欧洲人来说，共产主义问题确实是一个谜。在美国，毕竟没有像在法国、意大利那样存在着人数众多的共产党；美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从未超过10万人。在过去5年中，当共产主义问题出现在国家现实生活中时，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原有的政治影响力。共产党员联合会被驱逐出了工业组织代表大会；【到1952年，麦卡锡主义达到巅峰的那一年，共产党人控制着略多于5%的美国劳工成员.而在1944年.它对于劳工成员的最高控制曾经达到20%。】被华莱士拒斥的进步党也归于失败。他们很快在知识分子集团中丧失了势力。
实际上，自由主义者有意贬低共产主义问题的重要性。杜鲁门政府的矛盾立场加深了这些混乱，并且增加了恐慌：一方面，政府领导人，包括杜鲁门本人在内，都低估了过去共产主义渗透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政府放任安全条例的滥用，那个条例无视个人自由和权利。北对南韩的入侵、对中国和苏联共产党的情绪化反应，那个反应把矛头指向了国内的共产党；特别是惠特克·钱伯斯对共产党人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和存在间谍网的揭露；加拿大间谍调查、对英国人阿伦·南梅的审讯以及罗森柏格案件中对苏联窃取美国原子秘密的披露，所有这些都大大加强了国内的紧张气氛。
但是，在考虑这些事件的自然影响之后，很难解释麦卡锡参
议员何以能够长期居于不受挑战的地位。仍然没有人注意到在
共产主义问题上麦卡锡和其他人能引起对民主制度的广泛损
害，以及不考虑后果的鲁莽做法：校园里的效忠宣誓、强制推行
的美利坚主义、女童子军手册措词中所宣扬的国家正受到威胁
的言论、美国之音的猛烈抨击（一些反共领导人如伍尔夫曾在
欧洲领导过宣传工作）、粗野的标题，以及在蒙茅斯堡对通信兵
团雷达研究计划的愚蠢破坏——总之，怀疑和恐怖的不良气氛
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着很大作用。传统的政治分析无法叫人看
透他和他的支持者们。说他是一名煽动家说明不了什么，反而
会引起他对谁、对什么进行煽动的相关问题。麦卡锡的目标的
确很奇特。最近的一位重要煽动家休伊·朗曾经含糊其词地攻
击过富人，并企图“分享财富”。而麦卡锡的目标是知识分子，
特别是哈佛人、亲英者、国际主义者和军人。
但是这些目标为了解支持他的右翼分子——激进的右派——以及之所以要支持他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线索。一个为数寥寥的乖戾的贵族阶层，如西奥多·罗斯福最后一个在世的儿子阿奇伯尔德·罗斯福，他的激情来自敢于向衰落的欧洲挑战的一个正在消失中的美国强大形象；“新富豪”——汽车商人、房地产操纵者、石油开采商——需要从心理上保证他们能够像他们的祖先一样靠自己发财致富，而不是（如事实上那样地）依靠政府的资助来致富，他们害怕“税收”会夺走他们的财富；许多种族集团中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阶层，特别是爱尔兰人和德国人，想方设法显示他们对美利坚主义的忠诚（尤其是德国人，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隐含着不忠诚的迹象）；最后，在美国的独特文化历史中，有一小撮知识分子，其中一些过去是道德败坏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跟随着麦卡锡向一般自由主义发起了攻击。
如果这种奇特的混合体，如佩带着“上帝和基甸的剑”，不能用适宜于美国政治的传统方式来解释，那么还能用什么解释呢？一个关键的概念是“身份政治”，理查德·霍夫斯达特在讨论古老贵族阶级的身份忧虑和S·M·列普锡特在讨论新富豪的身份恐惧中，都应用了这一概念。
身份政治学概念的中心思想是，财富和社会地位不断上升的集团往往与地位正在没落的集团处于同样的忧虑和政治狂热之中。许多观察家注意到，那些失去社会地位的集团比过去更狂热地企图将他们过去所代表的社会的陈旧价值观念强加于所有的集团。列普锡特论证道：正在崛起的集团，为了使他们自己站稳脚跟，可能会坚持相似的做法。这种崛起发生在繁荣时期，在此时，阶级或经济利益集团的冲突已经丧失了力量。霍夫斯达特进一步说道：在美国政治历史上，经济问题只是在萧条时期才占有重要位置，而在繁荣时期，便产生了“身份”问题。但这些问题通常具有“爱国”的特征，它们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难以归类。
这些政治力量，由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是很不稳定的。麦卡锡本人，凭着其政治地位的逻辑，凭着他个人的品性，无法不走向极端，最终以向艾森豪威尔挑战收场。这是麦卡锡的一次大赌博，结果他输了，因为共和党少数派向共和党总统挑战只能造成党的分裂。面对这一威胁，共和党人团结在艾森豪威尔的周围，麦卡锡本人则被孤立了起来。就这一方面而言，这些事件证实了1952年李普曼和艾尔索普兄弟论断的真实性，他们断定只有共和党总统才能为“公平施政”所创议和坚持的外交内政政策保证必要的连续性。一位民主党总统可能使政党两极化，并且给共和党极端分子以发动攻击的借口；而温和的共和党政府可以对极端右翼分子起着缓冲器的作用。
在朝鲜停战后国际紧张关系的趋于缓和证实了麦卡锡的失败，但在理解麦卡锡时不能忽视他背后的人们以及由那些集团带来的改变了的政治气氛。他只是催化剂，不是炸药，而这些集团势力依然存在着。
在美国生活中改变了的政治特性产生了一些后果，最令人关注的是把“道德问题”大规模地引入政治辩论之中。这几乎完全是一个新现象。在整个历史上，美国人在政治妥协与道德极端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
可以说，美国政治的这种被挽回的体面在于各种集团都得到了容忍，“施政”制度成为宽容的实用主义的哲学原则的翻版，但是在风俗、习惯、道德、行为问题上——特别在小城镇的上述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清教徒式严酷的残暴，其程度非其他国家所能比拟。
这种道德主义的根源是多种多样的。这是一种中产阶级文化，马克斯·舍勒对它的概括倒是很正确。舍勒认为，道德义愤是一种抑制着的嫉妒的伪装表现形式和中产阶级心理的特殊事实。在贵族阶级文化中，由于他们放纵的生活方式，并且追求享乐及审美主义，人们在其习性中很难发现道德义愤的一面。有些天主教文化，其处事方式很世俗化，对人类弱点也能容忍，它们不以惊恐的态度来看待赌博、酗酒甚至放纵的性行为；它们的不赞同态度为原罪的不可避免性所缓和，人要在彼岸世界而非现世得到拯救；偷盗毕竟是一种可宽恕的耻辱，但骄傲是致命的大罪。
一些宗教放弃了对来世的假定，而关注现世问题，道德义愤——和道德主义——则是那些宗教的特点。在新教教义中，这一替代使宗教的虔诚让位于道德主义，神学让位于伦理学。变得受人尊敬代表着“道德”进步，约束性监督，即“以道德来约束”，一直是美国新教教会关心的重大问题。
这种道德主义本身对美国来说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它与一种独特的福音派教义相联系。长期以来流传着一个看法，其大部分内容经过文人的润色和社会学家的补充，它认为美国文化是一种“清教徒”文化。对社会学家来说，这样的认识在于错误地把新教道德原则和清教徒教规混为一谈。清教徒教义和“新英格兰思想”在美国精神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在人民大众的风俗习惯中，美以美教派浸礼会的特殊福音主义，以其极端的感情主义，狂热、热忱、激动、兴奋地信仰复兴运动，过分认罪、高压忏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浸礼和美以美教义是最受人喜爱的宗教信条，因为它是带有乡土气息的和拓荒者的宗教。在“美国人为何表现出一种狂热的唯灵论”一文中，托克维尔说：“在联邦各州，特别在人口稀少的偏远西部，巡游的传教士也许会遇到那些到处传播着上帝训示的人。全家人，无论老幼男女，远道跋涉，越过崎岖的山冈峻岭，穿过鲜有人迹的旷野，前去参加营地大会，听取他们的说教，日以继夜，全然忘却他们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甚至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浸礼会和美以美教会发展壮大了起来，而更“受人崇敬的”新教团体仍然停滞不前，这正是因为他们的传教士随着疆界的扩展而前进，并且它反映了拓荒者的精神。哈·理查德·尼布尔说过：“在营地大会和政治集会中合乎逻辑的说教并没有用处，而‘激动人心的语言’才能引起热烈的反响。”
宗教信仰复兴运动的精神提倡人人平等和反对唯智主义。它脱去圣衣和舍弃礼节，代之以传播福音和狂吟赞美诗。这种福音主义从西部宗教和经济上优胜者布赖恩的道德主义中，从出自他的福音狂热的德怀特·穆迪和基督教青年会运动的城市信仰复兴运动中反映出来。福音主义教会要“改善”人，而自由主义者要改良制度。前者把禁酒令和遵守安息日奉为最高原则。在他们看来，改良并不意昧着相信福利立法，而是对那些已堕入罪恶深渊的人们进行救赎——罪恶是指酗酒、奸淫和赌博。
这种具有美国特色的道德主义有点儿乖戾病态：它被强加于文化和行为领域中——图书审查、攻击“不道德艺术”等等，以及私人习惯的领域；然而它很少去过问商业掠夺和政治腐败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教会大多保持了沉默。
这种道德化特性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特色加强了。很久以前，到美国西部海岸去的旅行者注意到美国风俗习惯中的极端平等主义，并告诫说对平民而不是杰出人物的颂扬会产生“拉平”后果，因为如果一个人认为每一个人都和其他人同样好，那么他很容易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另外的人更好。不幸的是，好与不好并没有一个定论。没有人应该单凭其出身作为地位的天生所有者，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方面每个人与别人一样好。但民粹主义走得更远：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具有发表意见的资格这一点被强烈地否定了。
民粹主义者给美国人的生活既打上了消极的烙印，也打上了积极的烙印。“人民有知情权”观念是言论自由、询问无限制、讨论无阻碍的基础。但在民粹主义背景下，执行不受任何限制，常常造成对隐私权的侵犯。“人民”有知情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它是指一个人的道德和习惯，还是指政治观点？早期的“改革家”，自封的道德监护人，坚持以公共良好风气的名义对私人行为进行调查的权利。后来，国会调查人员主张查询权不受立法目的的约束，而是成为“公共监督人”过程中的固有方面。
如果民主的道德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不牵涉到社会管理的明确方面：倚仗“舆论”而不是法律来监督人的行为，并对个人实施制裁，那么所有这些做法对隐私权——和自由——产生的损害都会更少些。法律，至少在过去，由于它受传统约束和它的强制性，抑制着变化，并且与人们的经验和需要格格不入。但是作为人类反对不公正行为而艰苦获得的遗产，法律设置了一套确认证据和定罪的严格程序和规则，作为一个缺乏耐心的民族，美国人往往难以忍受法律的束缚，于是往往借助警戒行动更快地实施惩罚，或利用舆论进行谴责。特别在小城镇，通过流言蜚语和社会舆论而不是用法律来规范人的行为。对这种强求一致的做法，辛克莱·刘易斯在《大街》一书中作过猛烈抨击。而抨击美国小城镇是20世纪社会批评和文学的主题。
尽管小城镇在美国文化上遭受了“挫折”（尽管在大众文化中出现了日益浓厚的好莱坞铜臭味），但是在政治上，小城镇仍然居于支配地位。由于依靠小城镇占优势的立法，从党的利益出发划分选举区，造成了国会议员的比例失调。这些议员任期较长，资历较深，而国会的风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反映了小城镇的虚假的平等主义。只要世界经历能融人小城镇的认知之中，就是说，只要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转化为小城镇的背景，那么政治和道德的两分法就会占优势。生意是生意，教会是教会，而政治是一种生意。但是随着国际意识形态的增长、市场机制的崩溃、经济决策的日益复杂化、底层集团的抬头，对决策的忧虑便变得势不可挡。
美国对中国和蒋介石失败的政治态度也许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如丹尼斯·布罗根指出的那样，美国人在极其乐观的情况下发现自己一下子很难承受失败。这是对美国无意识地自以为无所不能的自我形象的辛辣讽刺，那种无所不能是美国力量的基础。因此，一旦蒋介石政权垮台了，便很容易——由国务院或由知识分子——把它归咎于背信弃义，而不是去承认如下复杂的原因：这牵涉到对于从1911年民国成立以来中国体制的崩溃的理解，以及由于内战及外国侵略而无法在中国建立一个能独立存在的政治结构。
在美国政治中，对背信弃义的痛斥和对阴谋诡计的谴责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其主要根源之一是政治民粹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对工业秩序心怀不满，它在那些象征金钱和信贷制度的人们中间找到了魔鬼。民粹主义是内战后从南部和西部贫困农民中兴起的。他们对铁路发起抗议运动，因为铁路随意操纵运输价格，不适当地加重农民负担；他们也反对银行家，因为银行家紧缩银根信贷，提高利率，使得农民无钱买种子和付清抵押款。
他们的冤屈是真实的，也往往是合法的，但是民粹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应该谴责的是制度，而非个人。然而，在政治上攻击一种制度是难以取胜的。佐治亚州的沃森案件是个很好的例子。1896年凭着民粹主义者选票竞选副总统的沃森是一位刺探丑闻的先锋。他的《沃森的杰斐逊周刊》对美国佃农的土地使用、信贷增长操纵制度和其他丑恶现象作了尖锐的分析。但在世纪之交，民粹主义运动产生了分裂，有一大批人跟着布赖恩归顺了民主党，另一些人成为社会主义者。沃森对此更加怀恨在心。他攻击华尔街的国际银行家，最后又攻击犹太人。以前有个看法把犹太人和金钱权力等同，中西部民粹主义代言人伊格纳修斯·唐纳利在早些年写的畅销小说《恺撒的皇宫》就是以此为主题的。不过，唐纳利把犹太人看作牺牲者，由于中世纪人们对犹太人的排斥，借贷成为他们所能从事的少数行业之一。沃森把犹太人当作控制着世界秘密阴谋的活跃的间谍。沃森于1920年从佐治亚州当选为美国参议员。他成为南方一批在野政治领袖如亚拉巴马州的托姆·赫夫林、密西西比州的西奥多·比尔布和佐治亚州的托尔马奇的代表人物。但在他逝世后，仍受到尤金·德布斯的追悼，认为他一生为人民而斗争。
在民粹主义M的纠缠不清的各个组成部分中，人们发现了另一些奇怪的传言，这些传言从表面看似乎是不正常的，但本质上代表着基于民粹主义性质的运作。莱姆克和奈伊来自生气勃勃的北达科他州的超党派联盟，这是一个独立的激进的农民集团，这个集团发现它本身不可能在两党制度之外运作，便控制了该州的共和党。北达科他州的进步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社会立法和改革先锋之一：公共权力、反禁令法律、童工条例等等。奈伊在20世纪30年代领导了著名的军火制造商的调查，使历史学家感到伤心的是，调查过于简单地把战争的起因和“军火商”渴求利润一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些人“把一切都极度简单化了”。一切政治都是阴谋，居于这张网中心的是“国际银行家”和“兑换商”。这样，当30年代末战争日益迫近的时候，对作为推崇民粹主义精神之根源的银行家的怀疑集中在犹太人身上，并且有人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年老的莱姆克在1940年依靠考夫林神父和他的社会公正组织的公开的反犹太人选票竞选美国总统。（竞选副总统的是弗兰西斯·汤森博士，他的背时的计划是一个增加货币流通的策略，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广播传道而闻名全国的考夫林神父一开始就是以货币改革家著称的，有“银查理”的诨号）。这些多少已经被人们淡忘了的往事仍构成了近来许多事件的背景，而其他各种力量也在发挥着影响。
不安定的社会总是令人焦虑的，而这一点没有比美国更加名符其实的了。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里，社会地位不是固定的，人们无法根据出身、服饰、语言或仪表来知道或立即认出某人，对身份的确认成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而对某人身份的威胁激起了他的忧虑。在美国黑人问题调查过程中，昆那·默达尔指出，最强烈的阶级对立存在于“相邻的”阶级之间，而不是存在于最高层阶级与最底层阶级之间。因此，在南方，对黑人的最深刻的情绪不满来自贫穷的白人，特别是来自那些过去曾经贫苦而现在已经飞黄腾达的白人，他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与低于他们的人拉开距离。正如一个人可以成为比国王更激进的保皇派一样，一个人也可能比殖民地家族更守旧，而在民族集团中，他会比较古老家族的人更渴望自己成为一个美国人。
默达尔在南方看到的这种社会心理状态在美国移民生活方式中具有同样的特点。当每波移民潮涌来的时候，他们集合在一起以敌视和畏惧的心态对待下一波移民。在19世纪，这种排外的紧张情绪是美国生活中最深层的主流之一。在内战前，罗马天主教徒是主要目标。1820年在波士顿有过骚乱、滥用私刑和焚烧修道院的事件发生。1832年，反天主教运动受到《反对美国自由的外国阴谋》一书的煽动。这本书的作者是萨缪尔·莫尔斯，在通俗教科书中，人们只承认他是一位重要的肖像画家和电报发明人。由于害怕在梅特涅的欧洲教会势力的不断扩大，莫尔斯成立了反天主教联盟，与教会作斗争。在骚乱中诞生了一个新政党——美国土著党，该党企图排斥所有的外国人，把在外国人成为美国公民前的归化期限延长到20年。这种本土情绪导致在1843年选举詹姆斯·哈帕尔担任纽约市市长，并且部分促成了菲尔莫尔在1856年当选总统。菲尔莫尔1850年因泰勒总统亡故接任总统，1856年靠那些不知情选票再度当选总统。反天主教的骚动因内战转入地下，但是这种紧张关系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东部，天主教的政治势力在芝加哥、泽西城、纽约、波士顿等大城市兴起。在中西部，在经历美国护国协会和原教旨主义新教教会的骚动之后，它仍是19世纪后半个世纪的一个政治问题。
在内战后几十年中，当新兴社会阶级兴起并开始产生地位差异的时候，以宗教派别歧视为开端的事件就转变成了社会地位的差别。汉德林指出，在繁荣和发展的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许多已经发了财的人，甚至一些发了小财的人，觉得自己是在复杂忧虑的重负下工作着的。他知道成功从本质上讲转瞬即逝。财富终究是身外之物，迟早是要失去的。在这一代赚得的东西到下一代就消失了。这样的人不仅希望保持他已经取得的东西，还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容许他享受他占有的财富；他企图依靠他的家族把财富延续下去。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建立独占区的企图，从而把优惠集团区别开来，防止他们与外界过多接触。他们仿效英国的模式，努力营造一个‘高层社会’，那个社会有他们自己的礼规和习俗，在合适的地区有合适的住宅，有专门的俱乐部和娱乐媒体，所有这些将有利于区分和保持幸运家族的财富。”
地位区分的过程大多与19世纪90年代的财富有关。在更近的年代里存在着一个种族集团兴起的问题，他们寻求承认在美国生活中的新地位。但老式的区别手段已经消失了，因为在大众消费经济中，所有的集团能够很容易取得外表上的身份标志，抹去了可见的外形区别。因此，新兴的种族集团大多通过政治手段表现他们的力量和社会地位。
20世纪50年代，外交政策作为主要政治问题出现了，因为美国这种改变了的政治性质，道德主义、民粹主义、崇美主义和身份焦虑这些因素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一致性。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几乎完全是国内的，那10年的尖锐政治矛盾是围绕经济问题而展开的，并且是根据利益集团作出划分的。就是否参战问题的辩论，虽然非常激烈，但也极其短暂。在战争年代里，国家体现了高度的统一性。但是随着战后苏联的出现，随着苏联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导力量，旧的殖民帝国纷纷崩溃，中国和东南亚共产主义力量的崛起，再加上朝鲜战争，从1930年至1941年间因珍珠港事件突然中断的战争辩论又恢复了起来，虽然它只是纸上谈兵。指控民主党叛国的企图、布利克和诺兰德的新国家主义、麦卡锡的轻率行动，从极端意义上讲代表着那第一次辩论的诸多方面。这样，新的争论不再代表旧的利益集团或内部权力的划分，而是代表着旧的挫折和忧虑的逐渐消失。
对于这一变化，任何“象征”都比不上艾奇逊这一角色所具有的代表性。在实行新政早期，作为一名年轻律师，艾奇逊辞去了财政部长助理的职务，以反对金元“本位”，并告别了各种传统的做法，艾奇逊于是成为保守派反对新政的代表人物之一。
15年后，他摇身一变成为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成为“公平施政”的“激进主义”政策的象征。当然，在那些称呼中，任何概念化的做法都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当时的政治舞台突出外交政策，这一事实使得道德主义的调子显露了出来。美国政治的特殊方面之一是，尽管国内问题用醒目的、实际的术语来进行辩论，并且以妥协告终，但是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却常常使用道德术语。也许，正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出现的这一性质迫使我们不断地采用道德姿态来对待世界其他地区；也许，正是远离了利益冲突的真正中心才使得我们利用虔诚的信仰，而不是去直接面对现实。但因为外交政策通常被限制在道德话语而非实用话语的框架之内，所以20世纪50年代的辩论集中在道德观念上。并且，关于共产主义问题的这个单一事实是，以美国政治生活中前所未有的规模，意识形态问题被等同于道德问题，并且以强烈的道德狂热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攻击，而那种攻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共产主义被等同于罪恶。
这件事情本身反映了美国生活的异乎寻常的变化。尽管我们对私人道德抱着日益宽容的态度，但是我们对公共生活却变得更加极端。
政治的“意识形态化”从美国生活中的另一独立倾向中得到了加强，即所谓的“象征集团”的出现。这些集团是刚开始形成的实体，一般以大写字母开头的名称如“劳工”、“商务”、“农民”等等来标榜自己的集团。这些实体有一致的哲学、确定的目标，它们代表着一些明确的势力。这种倾向有多种起因，但最大的动力来自现代社会经济决策的性质变化和舆论形成的方式变化。事实上，主要的经济决策集中在华盛顿狭小的圈子内，而不是取决于客观的市场，它们领导着像全美制造商协会、农业局、美国工人联合会之类组织为“劳工”、“商人”和“农民”说话。与此同时，人们对舆论日益敏感，那种敏感通过利用民意测验而得到了强化。在民意测验中，“公民”（而非具有特殊利益的特殊个体）受到询问：“商人”、“劳工”或“农民”应该做什么。实际上，这些集团被迫超出其正常行为地采纳某个独特的同一性和更大的一致性。
所以，政治辩论离开了特殊的利益冲突，转到意识形态的尖锐冲突，问题原本可以确定下来并可能得到妥协解决，而现在那些冲突使各种集团趋向极端，从而导致了社会的分裂。
把具体争议转变为意识形态问题的倾向，赋予它们以道德色彩和高度情感色彩的倾向，将导致只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冲突。李普曼在多年以前曾经写道：“假如一个因‘原则’而导致不可调和的分裂的国家，其中每一方都相信自己是清白无辜的，而别人是漆黑一团的，那么那个国家将难以自治。”
美国政治一直存在着实用主义的妥协，而非一系列你死我活的争斗。这是美国的值得称赞的事。人们终究会推崇西奥多·罗斯福的“实用主义政治”以及他对不妥协者的蔑视，像哥德金和维拉德拒绝与眼前利益妥协，他们便无法完成各项改革。如威尔逊描述罗斯福的态度那样，政治“是使自己适应各种人和情况的事，是一种游戏。一个人只有在接受游戏规则和承认对手而不是扮演道德十字军的情况下才能取胜。在政治中，一个人必须以一丝不苟的标准来消灭敌人”。
民主政治意味着合法集团之间的磋商和寻求一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自由主义的历史贡献，它把法律和道德区分了开来。两者应该分开的思想常常会带来一阵冲击波。在被“两把剑”学说统治的旧天主教社会里，国家成为教会的世俗武器，在市民生活中强迫推行教会的道德教条。这在政治理论上，而不是在实践上，是可能的，因为社会是同质的，每个人都接受了相同的宗教价值观。但是随着宗教改革而发生的宗教战争证明，一个多元的社会只有在尊重宽容原则的条件才能生存。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新教，没有一个集团能够利用国家把其道德观念强加给人民。正如《政党》党派说的那样：“市民社会不会由于良心的缘故而消亡”。
现代自由社会的这些理论基础在康德已经完成。康德把合法性和道德性区分开来。他把前者规定为“游戏规则”，法律处理诉讼的而非实质的问题。后者是国家无法干预的根本的良心问题。
这种区别是美国民主的根源。在麦迪逊看来，扎根于自由之中的派系斗争（或利益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共和政体的作用在于保护派系的起因，即自由和“人的天赋差异”，因为“自由主义者，‘各种各样的’人，非正统的、异质的、急躁的（爱争吵的）人是派系的原始材料”。
既然派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便只能去应付它的影响，而无法抹去它的起因。当然，如在联邦制度中采用那样，一个办法是分割政府的权力，这样，没有一个派系能够轻易地垄断权力。但是麦迪逊知道这还不够。代表性的政府可以减少对自由的威胁，如他所说，在这种广泛的共和中，更多数量的利益集团将“减少私有权利的不可靠性”。但是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代表性的政府必须意味着代表所有的利益集团，“因为被拒斥的利益集团总是存在着被人忽视的危险”。如卡尔霍恩说的那样，被人忽视构成了对市民秩序的威胁。
代表性政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深刻的原因：通过包括一切代表的利益，人们才能使得真正保证继续进步的“影响力对抗性”具有活力，这是保证“多数的一致”的惟一办法。如卡尔霍恩所说的那样，这个办法为抵制专制的“得人心的”多数人提供了坚实基础。因为只有通过代表性的政府，国家才能取得一致与和解。
这并不是说共产主义者的“利益”是合法的利益，是类似于社会中其他集团利益的一个利益，或者说，共产主义者的问题是毫不相干的问题。作为一个阴谋集团，而不是一个合法的政见不同的集团，共产主义运动仍然是民主社会的威胁。基于“明显的和当前的危险”的标准，民主社会不得不一再地起来反对那个阴谋集团，但这些是应该由法律去给予解决的问题。利用共产主义问题作为政治棍棒打击其他党派或集团的倾向，把法律问题转变为道德问题（因此把由法院和法律当局处理的事务转移给私人来处理）的倾向，只能制造自由社会的紧张。
自立国170年以来，美国民主只有在内战中被破坏过一次。
自那时起，我们已经吸取教训，不作任何限制地把“被排斥的利益集团”、工人和小农包括了进来，在美国政治平衡中，保证它们合法的地位。并且，在早年新政中几乎导致社会分裂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缓和下来了。
由新兴中产阶级的身份焦虑造成的新的分化产生了新的威胁。麦卡锡主义的积怨是其丑恶的过分表现之一。不过，美国是如此庞大和复杂，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政治领导人或单一的政党曾经有能力主导过它。并且毫无疑问，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政治领导人或单一的政党有能力减弱这些分化。这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这些焦虑是我们为那种开放性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
第七章 作为一种美国生活方式的犯罪——社会流动的奇特阶梯
在19世纪90年代，由于警察局公开为纽约卖淫业提供保护，教士查尔斯·帕克霍斯特博士在震惊之余呼吁进行国家调查。在接下来的莱克斯夫调查中，带着一股闯劲的年轻人威廉·特拉夫斯·杰罗姆筹划了一系列引起轰动的公开听证会。他缠住被称为“交际家”的警察局第一检查官威廉斯不放，要求他就远远超过其工资收人的财产来源作出解释；这位“交际家”煞有介事地解释说，这是他“在日本”做房产生意时赚的钱。人高马大的警察局副巡官斯密特伯格，这位纽约市娱乐区的保护费收款人（包括集中在百老汇的一大片旅馆、剧院、饭店、健身房和沙龙），详细交代了保护费在警察局的瓜分方式。于是，非法团伙、警察、政府官员、商人纷纷被传唤出庭，在腐败和罪恶簿上记下了自己耻辱的一页。这些劣迹败露的结果导致了改革。于是，性格坚毅的商人威廉·L·斯特朗被选为市长，西奥多·罗斯福被任命为警察局长。
当然，像前几次改革一样，这次改革也半途而废了。诸如此类的丑闻仍然一再地发生着。30年前纽约的西伯里调查揪出了一位大人物和他的33个手下：吉米·沃克在市长任期内被罢免，由菲厄雷洛·拉瓜迪亚接替。托马斯·杜威在担任地区律师期间揭穿了一桩产业诈骗案，把路奇·卢西亚诺送人了监狱，而他自己则当上了奥尔巴尼总督。后来这些改革成果又被贪污这永不满足的大嘴所吞噬，一直到1950年基弗维尔和他的委员会顾问鲁道夫·哈勒才给它带来了新的转机。
那么，该如何解释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呢？很显然，“好人”或“坏人”这种简单的道德区分虽然是这场改革的深层基础，然而这种区分却与美国社会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没有多大联系。那么，有关系的到底是什么呢？
奇特的阶梯
在政治和解与道德极端主义方面，美国人具有特殊的天分。那些最无耻的政治交易和“欺诈”总是被人粉饰成天经地义的东西。不过，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曾试图公开抑制人的欲望并通通斥之为非法，也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在这方面遭受过如此显著的失败。从一开始，美国就既是崇尚“随心所欲”行事的边缘社群，又是受清教徒规则制约的推崇公正的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城市和小城镇的道德规范就开始出现了分裂。由于广大的城市社会鼓励卖淫、贩卖私酒和赌博，所得收入滋长着犯罪，于是犯罪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发展了起来。中产阶级的新教徒千方百计地试图用一种与任何文明社会都不相匹配的强硬手段来压制卖淫、贩卖私酒和赌博。而天主教文化则很少对此加以限制，也很少有人从此类荒淫无度中遭受过痛苦。甚至在向以信仰呆板而拘谨的国教著称的英国，卖淫也是皮卡迪利大街夜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而赌博业则是其规模最大、最受欢迎的产业之一。然而在美国，强制执行公众道德的现象早已成为其历史上的持续特征。
马克斯·舍勒的如下归纳也许有点儿道理：道德愤慨是中产阶级心理的独特现象，它代表着受压抑的嫉妒的一种伪装形式。在美国人膨胀起来的好胜心中，以及在犯罪的社会特性中，也许蕴藏着更大的实情。从许多方面看，犯罪是科尼岛的一面镜子。它讽刺了这个社会的道德和生活方式。美国工商界的弱肉强食特性，尤其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反映在“商业运作”模式中，带有粗俗的流氓习性。这些人大多来自新的移民家族，他们照着《衣衫褴褛的狄克》的作者哈罗蒂·阿杰尔的要求，一直保持着领先。在较古老的新教传统中，对财富的深切渴望，譬如像大卫·德鲁家族那样，已经被一股强烈的道德热情合理化了。但是，流氓无法做到像那些残忍的商人那样，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去教堂过安息日，表现出形式上的顺从。而且在那些在城市丛林中狩猎的年轻罪犯看来，美国的英雄不是那些投机取巧的商人，而是那些“持枪者”，他们才是英雄。西奥多·罗斯福曾经写道：“商业繁荣可以使英雄美德丧失殆尽。”美国人是“猎手、牛仔、拓荒者、士兵和海军英雄”，而在一个拥挤的贫民窟里，他只是个“非法团伙分子”。他是一个持枪者。他通过个人能力得到原先被等级社会的复杂规定所拒绝给他的东西。
于是，同法律的斗争也就演变为一场绝妙的道德游戏：帮会代表了我们的非法愿望，检查官代表了终极的公正和法律的力量。然而，这种情况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里发生着。以超越法律之上的方式所满足的欲望比传统道德渴望得到的“禁果”要多得多。这些欲望还牵涉到——在团体、阶级和道德层系之复杂而多变的结构中，在美国“开放”社会的根基中——通过某人自己的事业而获得独立性这样的“常规”目标，以及对社会进步和社会声誉这样的“道德”希望的渴望。用社会学语言来说，由于犯罪在社会上发挥着“功能性”作用，都市诈骗——为了持续的利润而组成的非法活动，而不是个别的非法活动——是导致美国生活社会流动的奇特阶梯。可以说，在美国，一个人除非了解了：（1）有组织的赌博活动在大众消费经济中所发挥的显著作用；（2）当它们先后卷入灰色商务或犯罪时各种移民团体的特殊作用；（3）犯罪与城市政治机构多变性之间的联系，否则的话，他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美国社会中有组织犯罪的整个问题。
盖茨比模型
当社会发生变化的时候，那个社会的犯罪类型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美国社会变得更加井然有序的时候，当美国商人变得更加文明的时候，美国的诈骗者也变得更有组织和更加文明起来。正如美国企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那样，已经制度化了的犯罪公司也得到了改革。
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社会的主要变化是：产业得到了合理化，白手起家的粗俗的实业巨头变成了举止得体而受人尊敬的绅士，大众消费经济开始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制度化”犯罪领域里的最重要的变化是，与其他违法活动相反，赌博业日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行业。并且，作为一个拥有亿万资产的行业，赌博业的变化是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企业的变化同步进行的。这一点体现在很多方面，体现在赌博业的行业组织中（如，受高科技发展的影响，建立了全国范围的赛马服务联线，发明了低风险的博彩技术）；体现在对赌博业的尊重上，这一点由位于大都市附近的卫星城市和旅游城市中的各式富丽堂皇的和大众化的赌博场所的开放而得到了证实；体现在其在大众消费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上（因为作为财产再分配的纯粹方式，没有一种方式能够比得上5000万美国成年男女的这种狂热活动）；这种同步还体现在对赌徒在体育和娱乐圈——诸如所谓的“咖啡”社会——里的重要地位的社会承认中。
在努力使自身“合法化”的过程中，赌博业事实上成了反对其他更古老、更恶毒的违法活动的一股力量。譬如，1946年，当芝加哥非法团伙首领帕特·曼诺为阿卡多一库兹克的合并接收该地区的赌博业而来到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时，他对治安官保证说：“有些人我是极力反对的，诸如毒品贩子、小偷以及受雇的杀手。这些人不仅让我感到恶心，而且让所有在这里的人和团体也都无法忍受。我们反对这些事情，甚至要到警察署去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对此采取一些措施。”
杰米·坎农曾经报道，当赌博业刚刚在芝加哥兴起时，那些“联合公司”曾经抗议警察局只会任由那些冲动的年轻人去制造麻烦，去破坏现存的社会秩序。今天不再像20年或40年前那样，卖淫业已不再是美国最主要的非法行业。这是因为，除了人们的道德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之外，卖淫业已不如赌博业那么好赚钱。另外，卖淫业的存在也会威胁到赌徒和赌博活动已经在美国生活方式中取得的道德默认以及它甚至受到的半尊崇的地位。正如业内人士将告诉你的那样：“这对做生意没什么好处。”
在1940年的罪犯世界里，赌博业巨头们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与10年之前的情况大不相同。假如有一份《基弗维尔报告》在那时公布，那么其中主要的“黑名单”必定是里普克和库拉、“野鸭”舒尔茨、“快腿”杰克·黛摩尔、路奇·卢西亚诺，再往前追溯则还有阿诺德·罗斯坦。这些人都是犯罪世界的老大。他们（除了卢西亚诺涉足卖淫和毒品之外）都属于主要的产业“诈骗者”之列。罗斯坦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赌棍沃尔夫希姆的原型。他起着很大的作用。像后来的弗朗克·科斯特罗一样，他是犯罪世界的资助者。他是犯罪行业最早的商人，他深深懂得均衡的逻辑，并且试图把犯罪业组织成为一个有固定收入的赚钱行业。在这方面，他的主要兴趣在产业诈骗。其办法是通过劳资纠纷。曾有一次，服装业的工头们雇用了快腿黛摩尔和他的手下驱逐罢工者，而控制纺织业工会的共产党则雇用了小奥尔奇来保护哨兵和打散那些无赖。直到后来，双方才发现快腿黛摩尔和小奥尔奇都是给同一个人服务，那人就是罗斯坦。罗斯坦的主要继承者，里普克、巴切尔特以及库拉·夏皮尔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成功地控制了包括男女服装业、印刷业、皮革业、粮食交易和其他领域的一些行业。在一个极度混乱、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譬如在服装业里，这些非法团伙反而在调节竞争和控制价格方面扮演了稳定的角色。当产业组织促进会介入并开始行使这项功能之后，商人们发现原先的准经济服务组织现在成了纯粹的敲诈，于是他们便呼吁采取司法行动。在其他的一些诈骗类型中，如不易久贮食物的交易往来和滨水地区的货物搬运中，这些非法团伙就充当了中介角色，歪打正着地承担起了无论是发货人还是运货人都不愿承担的服务工作。于是，一种类似于提供住宿之类的一般服务机构运转了起来，非法团伙们表现出一副准司法的外表。在滨水地区，早期的非法团伙起到了装卸货物的作用，但是索价不合理。然而，这种垄断得到了工会和发货人的认可，同时也受到了政府的默认。
但是在过去的15年里，产业欺诈活动并没有得到多少机会。就像美国资本主义本身一样，犯罪的重心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犯罪的热点变成了主要通过赌博业直接地非法赚取作为消费者的民众的钱财。并且，当这些巨额收入的保护与政治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时，赌博业与这些“非法团伙”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了。
大型赌注登记所
虽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赌博业的营业额从来没有得到明确的显示过，但是在过去的10年中，它却是作为美国最大的行业之一存在的。基弗维尔委员会估计它大约有200亿美元的营业额。这个数据得到了普遍认可且被广泛引用。但是事实上，谁也不清楚赌博业的“营业额”和“收益”究竟有多少，有多少是属于合法的，有多少是属于不合法的。事实上，委员会所得出的数据是主观而草率的。正如一位官员所说的那样：“我们并不真的知道钱的数目……加利福尼亚的犯罪委员会估计为120亿美元，芝加哥的弗吉亚·皮特逊估计为300亿美元，我们则在两个数字之间折衷了一下，选了个200亿美元。”
假如没有什么综合的数据，那么我们从几个具体例子就可知道这些企业的规模。大家可以从下面的一些随机抽取的清单中得到启示：
在圣路易斯的詹姆斯·卡罗尔以及M&G辛迪加公司每年有2 000万美元的营业额。而它仅是这个城市中两大赌注登记所之一。
在迈阿密的S&G辛迪加公司，每年有2 600万美元的交易额，而在佛罗里达的游乐场所，每年的赌注登记收入有4 000万美元。
在1951年出现了69 786台投币机（每一台都要向税务局付100美元许可证费用）。通常的比例是三台机器对应一张许可证，因此在美国几乎有210 000台投币机在运作。在赌博合法化的地区通常赌注更高且比较稳定，一台机器每星期的平均收益为50美元。
位于芝加哥非法团伙控制区的最大的一家彩票机构（即彩票赌博）报道说，它在1946年到1949年的4年时间里，单单完税的净收入，扣除大量的日常开支，就有3 656 968美元。1947年，一家大型“合法的”赌博机构报道说，它有2 317 000美元的总收入和205 000美元的净利润。据某位产业组织促进会官员估计，他的15%的下级官员可能参与了彩票赌博活动。
人们只要想一想单单花在体育比赛上的赌资总额：在棒球比赛上大约是60亿美元，在足球比赛上大约是10亿美元，在篮球比赛上大约是10亿美元，在赛马上大约是60亿美元，那么他们将发现，艾尔默·罗派尔的如下说法似乎并不是言过其实的：“只有食品、钢铁、汽车、化工和机械工具产业拥有比它更大的营业额。”
由于赌博业在美国得到了长时间的繁荣，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强大的黑势力开始涌入这个行业，从而导致了它的迅速扩张。并且由于禁止令的废除，迫使他们去寻找新的赚钱渠道。（有人可能会毫不掩饰地说，这个变化发生在赌博业的“民主化”过程中。在19世纪60、70和80年代的纽约，人们可以发现一些精美雅致的场所，这个城市的有钱人、银行家以及运动员在那里进行着赌博活动。沙龙则是工人的家。当时的中产阶级不赌博。随着美国社会风气的变化，赌博业在20世纪30和40年代的兴盛意味着把中产阶级引进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赌场和娱乐场所里。）赌博是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加而盛行起来的，因此赌博业是当时最为有利可图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从贩卖私酒到赌博业仅仅是一次业务转变而已。在东部，弗朗克·科斯特罗从事投币机和一些豪华赌场的经营。并且他还成了艾里克逊“赌注登记所”的“资助人”，该登记所帮助其他赌注登记经纪人分让赌注，减少风险。与此类似，乔·阿多尼斯在其他地方，主要在新泽西，开办了一批赌场。在美国各地，许多非法团伙进入了各种比赛的赌博登记行业。当其他一些诈骗行业逐渐消亡时，赌博业，尤其是赌马却在20世纪40年代兴盛了起来。于是一场抢夺赛马情报的斗争开展了起来。
赛马需要特殊的行业组织。其基本的要素是时间。只有在赛前的最终时刻得到情报，赌博者才能进行操作。因此，他才可以“两头下注”，也可以“孤注一掷”。由于赛马同时在全国各地的许多赛场进行，人们必须迅速而准确地获得这些情报。因此，比赛热线就成了赛马的关键。
由于已故的莫·安嫩伯格的天才，赛马热线信息服务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投入运行。在那场激烈的芝加哥报业大战中，安嫩伯格作为希斯特报业的经理为自己树立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声誉。安嫩伯格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利用电报新闻系统来搜集赛马场的情报，并以最快的速度更新赛马营业厅和赌注登记所内的记录。在有些情况下，安嫩伯格取得了从赛马场直接发送新闻的权利。而在更多情况下，新闻是被在赛马场附近和在赛马场内部工作的职员们“偷”来的。因此，由于这个信息系统运作得极其有效率，以致在1942年，一架飞机撞毁了一条重要的电报线路，因为这条线路既是为空军服务的，也是为赌博者们服务的，大陆报只用了15分钟就为赌徒们把赛马电报线路修复完毕，而负责整个西海岸防务的第四兵团用了大约3个小时才把它修好。
安嫩伯格建立在全国范围的赛马信息网不只是发布各种电报信息而已，它还控制了发布的渠道。1939年，他因所得税问题受到了国家税务局的侵扰，并且受到司法部门以对“电讯服务”的垄断为名而进行的调查。于是年老而疲惫的安嫩伯格便完全脱离了这一行业。他既没有变卖他的股份，也不试图去追回他的一些投资。他只是离开了这一行业。不过，像已经建立起来的兴旺事业一样，尽管是建立在分权的基础上的，这家公司仍然生存了下来。作为安嫩伯格的执行经理以及芝加哥报业大战的老战友，詹姆斯·拉更通过一个虚构的朋友的名义，接管了这家全国范围的电讯服务，并且把它更名为大陆印刷服务公司。
显而易见，安嫩伯格和拉更的电信服务在形式上可能和它的许多子公司的运作一样是非法的（例如，从事“窃取”信息的活动，给赌注登记所提供情报等等），但是非法团伙在其中没有立锥之地。尽管它确实是非法的，不过它首先仍然是一家企业。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赌博行业和非法团伙帮会之间的差异意义重大。
1946年，其主要兴趣在赌注登记所而非赌场的芝加哥非法团伙人物开始盯上这家电讯垄断企业。禁令解除之后，像李普克一样，卡普尼副官开始经营诈骗业，摩雷·胡佛里（绰号“骆驼”）家族开始强行进入运输业、建筑业、印染业和纺织业，分享利益。通过小流氓，威利·比奥夫、联邦官员乔治·布劳恩、卡普尼的主要继承人弗朗克·尼梯（绰号“铁面”）和保罗·里卡逐渐控制了电影行业的工会组织，进而向电影业敲诈了一大笔钱，借口为其消除罢工。1943年，由于政府实施打击行业欺诈，剩下来的几个非法团伙大人物查莱·弗泽蒂、杰克·库兹克和托尼·阿卡多决定把重点放在赌博业上，尤其是开始转向对赛马网线支配权的争夺。
在芝加哥，控制着赛马新闻服务系统的库兹克一阿克多帮开始攻击大陆印刷服务公司。在洛杉矶，负责这一地区大陆印刷服务公司业务的销售代理人被一群替米奇·科恩和乔伊·西卡卖命的无赖打了一顿，而且突然出现了一家新的具有竞争力的全国性赛马情报服务公司，它以超美出版公司之名而为众人所知，这家公司的经费由芝加哥的一些非法团伙头目和布格赛·席格尔提供，后者当时垄断着拉斯维加斯的赌注登记所和赛马信息服务业。许多赌注登记所脱离了大陆印刷服务公司，而从这家新公司获取信息，但也有很多人跟两方都有交易。不过，到年底时，卡普尼帮的网线损失了大约20万美元。拉更感到暴力事件就要发生，于是他找到了库克法院的负责人，说他的生命正受到他的对手的威胁。拉更很了解他的竞争对手。1946年6月，他被人枪杀。
于是，卡普尼帮放弃了超美出版公司，并且获得了大陆印刷服务公司的一个“份额”。通过对全国范围的赛马网线垄断的重新控制，卡普尼帮开始强行进入由所谓的S&G辛迪加控制的利润丰厚的迈阿密赌博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S&G辛迪加对赌注登记所的垄断达到了如此完美的程度，以至于当纽约赌徒弗朗克·艾里克逊在豪华的罗尼宫旅馆用45 000美元买了一张为期三个月的赛马登记凭证之后，便招致当地警察大张旗鼓地搜查了这家旅馆；第二年，罗尼宫再次利用了地方优势。不过卡普尼帮变得更加强大。他们要求染指迈阿密赌注登记行业。当遭到拒绝之后，他们便开始组织一个自己的辛迪加，说服了一些设在大旅馆的登记所加入他们的组织中。佛罗里达州州长华伦的犯罪调查员露面了，因为当年芝加哥“狗道”经纪人的一位朋友曾为华伦竞选州长捐资10万美元。调查员开始突击搜查那些隶属于S&G公司的赌注登记所。于是，S&G公司，这家从大陆印刷服务公司的地方分支机构购买赛马信息的公司发现它的服务忽然中断了。有几天这家辛迪加试图从新奥尔良秘密获取情报，而现在它发现自己的业务一下子跌人了低谷。经过10天的追查之后，5个S&G合伙人发现他们有了第6个合伙人，后者通过一笔总额为2万美元的象征性“投资”，进入了这家年总投资额为2 600万美元的迈阿密企业。
赌徒与恶棍
尽管美国人认为赌博是非法的，但是他们内心里认为它并不是邪恶的——甚至教会也从游戏机和博彩中得到了一些好处。因此，美国人赌博，赌博业便兴盛了起来。与这种趋势相反，在基弗维尔调查中的参议员维里所表现出来的愤慨和参议员托比所表现出来的过激言辞是颇出乎人们意料的。不过，也许正是这种令人震惊的语调使基弗维尔委员会的活动具有振奋人心的性质。正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有几位参议员似乎不了解实情。托比参议员具有一种旧英格兰清教徒的良知，它对实业化的美国产生了冲击。那种良知曾经造就了这个世界，但是它从来没有了解这个世界。这是传统道德的愤慨，是对公共生活中犬儒主义盛行的愤慨。
虽然这种道德愤慨是值得赞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对事实有着明确的分辨能力。例如，在整个基弗维尔听证会上，人们都有这样一种先人之见：所有参与赌博的人都是非法团伙分子。对于芝加哥的阿卡多一库兹克帮来说，这是真的。在过去，那个帮曾经与许多敲诈事件有染。但是，对于美国的大多数赌徒来说，这种说法是不大真实的。其中的大多数人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以为他们满足了美国人对于赌博的基本渴望，因此与贩卖私酒者相比，他们并没有因为赌博而产生更多的愧疚感。
毕竟，同凯伦德尔斯经营的二十一俱乐部一样，谢尔曼·比林斯利演艺公司是从经营一家非法酒吧起家的。今天的斯多克俱乐部与以前的杰克俱乐部和查尔斯俱乐部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夜间娱乐和餐饮场所（斯多克俱乐部的一位支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J·埃德加·胡佛）。
例如，迈阿密的S&G辛迪加（分别由哈罗德·萨尔维、朱里士·勒维特、查尔斯·弗雷德曼、萨姆·科恩和爱德华[艾迪·路基]·罗森鲍姆领导），它只是大约200家赌注登记所的联营者。它处理着各种“担保业务”，像银行家为客户提供紧急信贷那样，为赌徒们的下注提供现款。简言之，其作用类似于在纺织业中的大型代理公司或者在汽车工业中的信用公司。不过，对于基弗维尔来说，S&G的人“都是一些狡猾又傲慢的家伙……例如，萨尔维是一个老资格的赌注登记经纪人。他告诉我们，在20年时间里，除了经营赌注登记所和给下注者提供信贷以外，他没干过任何别的事情。”经过委员会的宣传，由于刚成立的迈阿密警察局未受黑社会污染，S&G辛迪加逐渐衰落。这时，如这家公司的律师告诉基弗维尔的那样，这是因为“小伙子们”已经厌烦了被人说成是“世上最糟糕的坏蛋”。科恩承认：“这是真的，他们曾是法律的违反者。”但是他们除了赌博以外并没有干别的坏事，他们也“不想与世界对着干”。
最令人关注的是詹姆斯·J·卡罗尔的观点。卡罗尔是圣路易斯“赌注委员会成员”。多年来，在有关肯塔基·迪尔比秋季赌博和棒球比赛的美国体育文献中，他的观点被人广为引用。维利参议员讲起话来就像加缪小说《局外人》中的起诉人那样变得带有一种正式道德训诫的腔调：
维利参议员：你有子女吗？
卡罗尔先生：是的，有一个儿子。
维利参议员：他几岁啦？
卡罗尔先生：33岁。
维利参议员：他去赌博吗？
卡罗尔先生：不。
维利参议员：你希望看到他长大后成为一个赌徒吗，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
卡罗尔先生：不……
维利参议员：好。你的儿子对你的公司感兴趣吗？
卡罗尔先生：不，他是一个制造商。
维利参议员：为什么你不让他进入你的公司里呢？
卡罗尔先生：噢，从心理学上讲，有许多人不适合于干赌博这一行。
话锋一转，维利参议员试图揪住卡罗尔为政治竞选捐资的辫子：
维利参议员：就在今天早上，我问过你，你有没有给政治候选人或政党捐过款，你说只是在一次捐过不超过200美元的款。我想那并不说明你在某一次竞选中你捐赠的款项的总数，是不是？
卡罗尔先生：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参议员先生，在许多情况下我都是个“离经叛道者”。我是一位有50年报龄的《国民》报读者。他们在那里登广告，号召大家给不同的候选人捐款……他们为乔治·诺里兹登广告；我就捐了款。我想我是为它捐款的，也是为老劳福莱特捐款的。
卡罗尔承认自从1899年以来他一直在经营着赌博业。与道德家维利相对应，他老于世故却不讲道德！他没有因地下世界或黑势力而染上污名；他是一个能言善辩对官方辞令冷嘲热讽的人物，他对人们的动机抱有敌视态度；他是一个“离经叛道者”。他相信：“所有的赌博活动的合法性来自某些团体或者某些个人对自身的特殊利益的追求。”
当问到人们为什么要赌博的时候，卡罗尔从自己50年的经历中得出了这样一番评论，这句话在美国社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当之无愧的。他说道：“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对于某些类型的人来说，赌博是他们的一种生理需要。我认为，它使他们梦想成真。”
在某种意义上，整个基弗维尔材料似乎都在不自觉地印证着这番评论。因为委员会一次又一次地揭示了：赌博是得到广泛流行和普遍接受的一种美国生活的基本制度。在许多小城镇，赌场和小酒馆一样随处可见。在伊利诺伊州梅森县的哈瓦那镇，当阿德莱·斯蒂文森长官出面干预地方赌博的时候，他的行动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公愤。1950年，这个小镇从每月友好地搜查赌场和收取赌场主人罚款中取得了50 000美元预算中的15 000美元。克莱伦斯·切斯特镇长抱怨道：“赌场倒闭就没有赌场罚款可收，明年将会非常拮据。”
除了赌徒以外，还存在着暴徒。但是基弗维尔参议员及其同僚所不知道的情况是，像赌徒一样，像一般意义上的整个非法团伙一样，暴徒也在努力地成为准正派人物，并且在美国生活中为自己占有一席之地。对于暴徒来说，他们大多来自移民后代；并且，正如这种样式所表明的那样，犯罪是提高其在美国生活中的社会地位的一个捷径。
黑手党神话
只要他们愿意，暴徒就有能力“染指”赌博业，因为现行的赌徒没有防御能力，他们不可能得到法律保护。并且，参议员们不愿意在暴徒和赌徒之间作出任何区分。他们把两者笼统地称为整个国家的“非法”因素。基弗维尔参议员主张，“尽管犯罪分子们、自私的政客和无知者对其进行了种种令人不可思议的辩护，尽管有许多人一直被这些辩护蒙在鼓里，但是在美国，一个全国范围的犯罪辛迪加的确是存在的。”参议院委员会的报告对这个问题作了更加武断的回答：“在全国范围里存在着一个称作黑手党的犯罪辛迪加。其领导者通常控制着其所在城市的绝大多数地下势力。有各种迹象表明，这些黑势力受到了集中的指导和控制……黑手党人是粘合剂，它把纽约的科斯特罗一阿多尼斯一莱恩斯基辛迪加和芝加哥的阿卡多一库兹克一菲希递辛迪加联合了起来……自从卢西亚诺被驱逐出境后，这些团体继续同他保持着联系。”
不幸的是，无论是参议院犯罪委员会的文件，还是基弗维尔的著述，都没有提供任何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黑手党是一个发挥着作用的组织。因此，关于存在着黑手党的说法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有人发现政治官员在基弗维尔委员会面前说他们相信存在着黑手党；禁毒局认为，由卢西亚诺控制的世界范围的毒品交易是黑手党的一部分；但是，除了当几乎所有的意大利非法团伙分子都坚信自己对黑手党一无所知而令参议员基弗维尔和路多夫·哈利都感到难以置信以外，另一个惟一的“证据”是有些犯罪带有“黑手党的特征”。
在最近几年里，关于黑手党的传说被杰克·莱特和李·莫蒂默尔之类大惊小怪的写作班子吹得神乎其神。在《芝加哥秘闻》中，他们列举了一大堆子须乌有的人名和组织名称，让人觉得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不过，几乎没有几个认真的记者相信此事。伯顿·土库斯是了结“杀人组织”案的布鲁克林检察官。他否认黑手党的存在。参议员基弗维尔甚至无法对他提出的全国范围的犯罪辛迪加的说法举出一个例子。他被迫承认：“就今天存在的情况而言，虽然它是令人难以捉摸的，它只在暗中偷偷进行，但是确有这么一回事。”并且，“其组织和阴谋诡计并不那么容易被准确描述出来。”【一次偶然机会，警方发现了1957年11月在纽约的阿巴拉奇召开的一次意大利头面人物会议，这些人物与黑势力大多有所沾染，并且在警察局有记录。此事使得黑手党的话题再次复苏。《时代》杂志于是派了一位名叫舍列尔·希尔曼的记者去核实此事。希尔曼报道说：“我在纽约、华盛顿和芝加哥花了大约两个星期，千方百计地去探寻所谓的黑手党的蛛丝马迹。我与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司法部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我采访了大量的警察、记者、检察官、侦探以及像芝加哥犯罪委员会这样的非盈利性市民团体。除了两位赫斯特犯罪记者总是对与‘黑手党’有关的一些道听途说津津乐道以外，来自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人都不相信有黑手党这么一回事。而禁毒局却相信有黑手党这么一回事。不得不与毒品交易作斗争的禁毒局坚信，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有组织的黑手党和美国的黑手党之间存在着业务上的联系。但是该局从来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而联邦调查局对此持怀疑态度。人们一般所持的观点是：在各个城市和各个领域里，不存在严密的犯罪辛迪加，但是存在着松弛的犯罪‘联合会’，他们占据着各自的地盘，相互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并因此走到了一起（如出席阿巴拉奇会议）。不过无论怎样，谁也拿不出特殊的证据来证明确实有一个黑手党在活动。”1959年初，《读者文摘》的编辑小弗雷德里克·森德尔出版了一本关于黑手党的畅销书《罪恶的弟兄》，但是对森德尔先生的著作的认真阅读表明，他的资料大多数来自禁毒局的报告。除了拼凑已经出版的资料以外，他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证据。（关于对这本书的一篇讽刺性的评论，请参阅《时代文献评论》，伦敦，1959年6月12日，第35l页。）有意思的是，1959年5月，曾经对非法团伙头目约尼·狄奥提起公诉的纽约地方检察长助理阿尔文·戈尔登斯坦向帕特·布朗州长提交了一份加利福尼亚的犯罪调查报告。他报告说，他没有找到在加利福尼亚存在着一个黑手党的证据。】他的如下“证据”难以自圆其说：许多非法团伙在每年的某些时间向诸如阿肯色州的温泉城等处集结；“道上的”人们通常都会这样做的。如新泽西已故的维里·莫雷蒂在解释他是如何在一个赛马场遇到已故的阿尔·卡波尼时说的那样：“听着，你毋需通过介绍认识有教养的人，你只是很自然地碰到了他们而已。”
那么，参议院犯罪委员会为什么如此卖力地赞成关于黑手党和一个全国范围的犯罪辛迪加的说法呢？部分是由于，他们可能一直被他们自己的道听途说所误导。参议院委员会并不从事原始研究，它的办公人员，无论是司法人员还是调查人员，都人手有限。参议员基弗维尔曾经带着这样一种态度去开展调查：无风不起浪，无火不生烟。但是，烟也可能意指烟幕。非法团伙领域是一个充塞着各种流言蜚语的领域，在这儿的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和传闻比在激进政治宗派里的传闻更容易盛行。此外，在美国人的性情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感觉：“冥冥之中，”“某人”正在暗中操纵着这个混乱的世界。在政治领域，操纵着劳工形象的是“华尔街”和“大企业”；操纵着商业程式的是“新政”。在犯罪领域挂在口头的则是“科斯特罗”。
也许，基弗维尔委员会之所以会被自己杜撰的关于万能的黑手党和专制的科斯特罗的神话所骗倒，其主要原因是它不熟悉和了解制度化犯罪同美国广大都市社群的政治生活之关系的三个更加切题的社会学事实，即：（1）作为种族延续的必然过程的一部分，美国意大利社群的兴起，并在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个过程在有大量意大利后裔居住的绝大多数城市里各自独立地然而同时发生着——纽约、芝加哥、堪萨斯、洛杉矶；（2）个别意大利人在今天的赌博业和非法团伙中起着重要的通常是领导的作用；（3）意大利的赌徒和非法团伙人物通常在意大利社群本身内部和城市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三者确实是相关的，不过它们还不足以形成一个“阴谋团伙”。
犹太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
意大利社群比以前的移民团体更晚也更艰难地才获得了财富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早期犹太人的财富，即19世纪末德国犹太人的财富，大多是在银行业和制造业领域取得的。在那个范围里，犹太人社群的主导集团是外在于也独立于城市政治机器的。晚期犹太人的财富，在中东欧移民中间，是建立在服装贸易的基础上的，尽管它同犹太非法团伙有一些来往，这些团伙是一些典型的行业诈骗者（阿诺德·罗德斯坦、利普克和库拉等等）。在犹太律师中间，有一小撮人，像“坦慕尼协会【坦慕尼协会：成立于1789年的纽约市一民主党实力派组织，由原先的慈善团体发展而成.因其在19世纪犯下的种种劣迹成为腐败政治的同义词。】的律师”那样，发迹于政治，并且偶尔与犯罪活动有染。无论如何，绝大多数犹太律师，大多是社群的领导者，通过现有的和合法的犹太人的财富所提供的机遇，迅速地往上爬。爱尔兰移民的财富在北方都市中心，大多集中在建筑、货运和港务方面。这种财富的积累大体上是通过政治联合比如对城市合同的偏好取得的。两因此，为了维护爱尔兰人的政治财富，控制城市政治是至关重要的。爱尔兰移民财富和政治之间的这种联盟一直是彼此互惠的。许多著名的爱尔兰裔政治家们以自己的名声替一些公司装点门面（例如，阿尔·史密斯，他帮助成立了美国货运公司。
在多年时间里，那家公司的总经理一直是威廉·麦科马克，麦科马克同时又是纽约码头区的“老大”），爱尔兰的商人们则用他们的财富来支持爱尔兰政治家们的事业，而爱尔兰的犯罪集团很少在这种社群中有什么地位，但他们是政治家不可缺少的臂膀，充当选举时的打手角色。
意大利人找到了在大都市里一夜暴富的许多路子。这部分是由于早期意大利侨民的特点。其中绝大多数人没有一技之长，祖祖辈辈都是农民。19世纪90年代，雅可布·赖斯作过这样的评论：“意大利人来自底层且也只能呆在底层。”这些一无所有的农村劳动力找到的是诸如开挖沟渠、铁路路段保养、码头搬运工以及制鞋、理发、制衣等服务工作。许多人受“包工头”的盘剥；有少数人从货物托运、葡萄栽培和酿葡萄酒、农产品销售中获得了财富，但是这点“少量的财富”还不足以成为和谐而稳定的政治力量的源泉。
重要的一点是，尽管在美国的意大利侨民人数约是爱尔兰侨民人数的三分之一强，在美国有3 000万天主教徒，其中爱尔兰后裔占了约一半，意大利后裔占了六分之一，但是在美国100个天主教主教和21个总主教中没有一位是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占据了绝对的垄断地位。这是同美国的教会政治相关的一个因素，但是这种情况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美籍意大利人中不存在足够强大的或充足的财富来与之抗衡。
这些移民的后代，其第二代和第三代，通过城市贫民窟的生活而变得聪明起来。20世纪30年代早期，几乎没有意大利人在从事高级工作并领取高额薪水。在这个阶段的著作中，人们也找不到关于意大利政治领导人的论述。由于被排斥于政治舞台之外并且也找不到获得财富的公开道路，一些意大利人便开始走上了非法的道路。在20世纪30年代未成年人审判统计中，意大利人占了有过失少年的绝大多数，但是没有成立一个意大利社群的或社会的代理机构来处理这些问题。不过说来也怪，这些以前的暴徒正在千方百计地赢得别人的尊敬，因为他们为意大利人在都市政治机器权力结构中取得政治发言权提供了主要的支持。
在政治家和受保护的或受到纵容的非法势力之间的传统关系变得比以往更加紧密起来，这一发展趋势与意大利政治集团的兴起具有联系。至少在北方主要的大都市中心，都市的政治机器不得不发展了筹款的新形式。因为大企业的捐款以前曾经严重地介入了市政政治，而现在——随着权力场所的变化——它对国家事务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最近的国会调查显示的那样，随之而来的国家政治腐败是决不应该等闲视之的；商人似乎并不比那些赌徒好到哪里去。）都市政治机器敛财的办法相似于那些已经不再依赖于华尔街的大公司敛财的办法：通过内部筹款——即通过向大量市政职员“征税”，为了增加工资，那些员工集体同市政府谈判。因此，消防队员联合会把钱捐给了奥德威尔运动。
第二个办法是向赌徒们征税。如《生活》杂志报道的那样，典型的例子当数泽西市。在那里，市政府的一位高级助理全力以赴地调查非正式的赌注登记所的申请人。如发现有合适的，便给申请人一个“场地”，通常是一位忠实的管区人员的房子或商店。他付给市政府基金一大笔必需的高利息租金。在泽西市，1 000家登记所及其所有者构成了政治机器的硬核，为市政府选举效犬马之劳。
这些机构募集资金的第三个来源是新近的通常是非法获得的意大利人的财富。科斯特罗的事迹以及他在纽约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出现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里，其主要的动机一直是——为自己以及自己的种族团体——找到进入大城市上层社会的人场券。
起初，弗朗克·科斯特罗是通过非法经营私酒赚钱的。禁酒令撤消以后，由于休伊·朗对旧式政治机构感到了绝望，便邀请科斯特罗到路易斯安那开展老虎机业务。于是，科斯特罗的事业发生了重大转机。与丹第·菲尔·卡斯特尔一起，他还在新奥尔良以外开办了百维利俱乐部，这是一家豪华的赌博机构。在新奥尔良，出现了几家美国最顶尖的娱乐场所。后来，科斯特罗把资金投到了纽约房地产（包括他后来卖掉的79号华尔街）、可巴卡贝那夜总会和苏格兰威士忌的一家主要子公司上。
由于缺乏罗斯福和拉瓜迪亚【拉瓜迪亚（1882-1947）：美国众议员，纽约市市长（1933一1945年），改良市政，力反贪污，后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6年）。】的资助，坦慕尼协会陷入困境，当它转向科斯特罗寻求财政支持的时候，科斯特罗的政治机遇便到来了。多年来，纽约的意大利社群滋长了一种对爱尔兰人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多少表现了对于爱尔兰政治团体独揽政治大权的不满。他们抱怨缺乏司法工作，抱怨意大利后裔的国会议员的数目太少，抱怨缺乏在州选举中的候选人名额，但是意大利人真正缺乏的是使他们的野心成为现实的手段。尽管他们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选举集团，但是没有足够的财富来支持政治俱乐部。这些意大利移民大多是来自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的贫穷农民的后代，既缺乏犹太人的经商经验，又缺乏爱尔兰移民在75年历史里取得的政治经验。
在实施禁酒的岁月里，为了获得保护，意大利非法团伙曾经与政界有过一些接触。科斯特罗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而一直是其中的一个调解者。他是同吉米·海因斯建立了联系的第一个人，后者是坦慕尼协会在纽约市曼哈顿西区的主要领导人。
但是科斯特罗的对手，路奇·卢西亚诺对爱尔兰人心存疑虑，他渴望得到更加直接的权力，于是便支持和推选阿尔·马里内利为下西区的地区领导人。1932年，马里内利是坦慕尼协会里惟一一个意大利裔的领导人。后来，保罗·萨路比博士加入进来，他是强尼·图里奥帮在一家大型合法酿酒企业中的合伙者。无疑，科斯特罗和卢西亚诺并不代表作为一个整体的意大利人对于权力的渴望；正如任何一个别的团体一样，在意大利社群内部，存在着许多分歧。重要的是，不同的意大利人，出于不同的理由和以不同的方式，正第一次获得权势。马里内利成为纽约的县办事员并在坦慕尼协会取得了主要权力。1937年，马里内利在受到托马斯·杜威的猛烈抨击之后，转而角逐地方法院检察官。作为一个“窃贼的政治同盟者……以及大腕非法团伙头目”，马里内利被利曼州长革职。后来由杜威主持的关于卢西亚诺和海因斯的听证会以及拉瓜迪亚的当选，使得大多数坦慕尼俱乐部在财政上走向衰落。这是科斯特罗开展行动的良机。
在几年时间里，通过精明的理财，他控制了在坦慕尼协会里的一帮“意大利裔”领导人——以及在上西区的一些爱尔兰裔领导人和在东区的一些犹太裔领导人——并且有能力去影响对一些意大利裔法官的选举。一个最有名的丑闻是由科斯特罗电话上的窃听器披露的。1943年高级法院法官候选人托马斯·奥雷利奥给科斯特罗打电话说：“谢谢你，弗兰西斯。”奥雷利奥为了取得候选资格对科斯特罗极为信任。
不仅仅是坦慕尼协会渴望得到来自最近这些暴富起来的意大利人的大宗捐款，尽管其中的一些暴发户是通过非法贩酒和赌博业而一夜暴富的。菲厄雷洛·拉瓜迪亚，这个由美国政治造就的最为诡秘的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清楚将导致他时来运转的秘密支持力量的来源。（作为这位导师的得意门生，凡多·马康多尼奥也明白这一点：马康多尼奥一直在同坦慕尼协会里的意大利裔领导人打交道——1943年，他支持奥雷利奥，甚至在民主党正式罢免奥雷利奥的情况下也拒绝摈弃他。）乔·阿多尼斯在20世纪20年代末网罗了一帮政治追随者，当时他经营着一家大众化的地下酒店，1933年他给了拉瓜迪亚以很大的财政支持。阿多尼斯告诉他的一位朋友：“民主党不认识意大利人。除了拉瓜迪亚，意大利人没有道理支持其他人；犹太人与民主党相勾结，但是他们从中没有捞到多少好处。他们现在已经明白这一点了。他们会推选拉瓜迪亚的。意大利人也会推选拉瓜迪亚的。”
阿多尼斯精明地玩着他的牌。他既支持拉瓜迪亚，又支持民主党的一些地方司法官员。在布鲁克林地区，他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科尼岛的民主党领导人肯尼·萨瑟兰、在阿伯尼的民主党少数派领导人艾尔文·斯坦库特、已故的参议员安东尼·迪·乔维尼、威廉·奥德威尔和金·摩兰经常光顾他的饭店。但是在1937年，阿多尼斯犯了一个错误，他支持劳耶尔·科普兰，反对拉瓜迪亚，这位被激怒的菲厄雷洛最终把阿多尼斯赶出了纽约。“
拉瓜迪亚后来把他的怒气也发泄到了科斯特罗的身上，不过，科斯特罗得以幸免于难并在1942年达到了其权势的顶峰。在当时他对米歇尔·肯尼迪人选坦慕尼协会领导人起了推动作用。尽管经历了令科斯特罗声名狼藉的菲厄雷洛惨败，但是他仍然在坦慕尼协会里握有足够的权力去拉选票，选举雨果·罗杰斯为1948年坦慕尼协会的领导人。在那些年里，许多坦慕尼协会领导人都同科斯特罗有来往，为了成为司法职位的候选人而接近科斯特罗。
在这个阶段，另一些意大利裔的政治领导人也开始崭露头角。吉尼罗索·波普的殖民砂石公司通过政治交易而开始兴旺起来，尤其当他购买了两家最大的意大利语日报（后来合并为一家日报）和一家电台之后，波普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
通过那些购买活动，他几乎垄断了这个城市的意大利语的舆论工具。通过吉尼罗索·波普，通过科斯特罗，意大利人变成了纽约的重要政治力量。
都市政党组织，大多是民主党的都市政党组织，以这种方式去获得财政上的重大支持而不必去依靠“货币利益集团”。这部分地说明了这些组织为什么有能力支持新政和公平施政而没有遭到来自他们不得不屈服的那些压力以从商业集团中得到货币的支持。【在美国政治中，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希奥多·阿伦是一名赌徒和一家沙龙的所有者。他经营的美利坚·马比尔是一家优雅的音乐厅和妓院（他曾经告诉国会调查委员会他是纽约最坏的人物）。他为了亚伯拉罕·林肯在1864年再度当选总统给了共和党老板瑟洛·威德25 000美元的竞选捐款。】尽管他从来没有公开地披露过自己的政治主张，弗朗克·科斯特罗很可能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及其对普通百姓的诸多支持的热烈赞赏者。绝大多数今天的美国人认为，新政的基本措施对于公共利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是没有得到“腐败的”大城市组织的支持，新政将不可能实施。
暴发户与老财主
毫无疑问，正如20年以前东欧的犹太后裔和更早以前的爱尔兰后裔在有组织犯罪领域曾经扮演过最重要角色一样，意大利后裔曾在大多数赌博业和非法团伙中起着领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统计的意外事件以及报纸对少数耸人听闻的人物的过分渲染，使得人们对由单一的种族团体而不是所有的事实根据所构成的非法活动领域产生了更大的误解。在许多城市，尤其在南部城市和西部海岸城市，非法团伙和赌博业组成了许多其他的团体。那些团体通常主要由当地白人新教徒所组成。不过，很清楚的一点是，在主要的北部都市中心，在获取非法财富的方式上以及在近来意大利后裔的独一无二的个案中，存在着一些明确的种族后果，以前的非法团伙和赌徒也曾经对政治力量的成长提供了重大影响。今天成为纽约法官的许多意大利裔法官们应该感谢科斯特罗；许多意大利裔地方领导人——还有一些犹太裔和爱尔兰裔的领导人——也应该如此。并且，在纽约确立意大利后裔的政治地位的动机是为了大家考虑，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个人利益。对于科斯特罗来说，这主要是有关种族骄傲的事情。因为在美国的较早时期，有组织的非法活动变成了社会升迁的一把梯子。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例如，关于弗朗克·西纳特拉与前意大利后裔的非法团伙头目们出双人对的新闻和图片多少会令人感到惊讶不已。不过，对于西纳特拉来说，以及对于大多数意大利后裔来说，这些人就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他们的邻居，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社群也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救济。早期的意大利非法团伙是强盗——野蛮、没有文化且年轻（在达到其权力顶峰的时候，阿尔·卡彭只有29岁），那些幸存下来的学会了适应环境。现在他们是中年人或老年人。他们学会得体地装扮自己。他们的家在受人尊敬的市郊。他们让子女就读于良好的学校，尽量不惹人注意。科斯特罗甚至求助于精神病医生以克服在社交生活中令人痛苦的自卑感。
像美国社会中的所有暴发户一样，这些粗鲁而机敏的包工头、建筑人员、货运业主，还有非法团伙头目改头换面，既希望得到他们自己的团体的承认和尊敬，又希望得到一般社会的承认和尊敬。“贫民窟里的”爱尔兰人摇身一变为“衣冠楚楚的”爱尔兰人，并且随后寻求着更加广泛的承认。有时，首先在现行的“美国人的”社会得到承认，而这是后来为种族团体所承认的一张资格证书。像s·R·罗宾逊和J·刘易斯以及一些受欢迎的演员在现行黑人社会里受到的姗姗来迟的承认证明了这一过程。
不过，许多著名的老牌美国财团的建立得益于一些精明的经营手段和道德上无可厚非的方法。美国资本主义先驱者们并不是毕业于哈佛商业管理学院。早期的殖民者和拓荒者，还有那些“赢得了西部”且建立了农庄、煤矿和积累了其他财富的人，通常是经过暗中谋划和不为少数的暴力才取得成功的。当法律阻碍了美国的命运或他们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他们便会无视、躲避或歪曲法律；当法律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时，他们就成了法律的代言人。因此，在拥挤的都市环境变化了的条件下.当后来者相同地求诸同样的无情策略的时候，他们及其后代还会感到它们是些真正的道德暴行。
犯罪的资产阶级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得政治权势的崛起成为可能的社会发展也敲响了野蛮的意大利非法团伙的丧钟。因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合法经营取得成功的意大利人的数量的不断增加既提高了意大利团体的社会地位，也使得意大利社群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政治权势；并且，这些专业人士和商人们不断地为今天的意大利青年树立起了榜样，在20年前，这样的榜样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关于意大利“非法团伙”“犯罪”的大肆宣传和揭露还在放马后炮。许多顶尖的“犯罪”人物早已金盆洗手，放弃了暴力，甚至他们的收入也大多来自合法的投资，或来自像赌场这样半合法的但在社会上受到尊敬的娱乐场所（例如科斯特罗的房地产业和阿多尼斯的运输与汽车特许注销业）。因此，对科斯特罗和阿多尼斯的被判入狱这个社会的“报应”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胜利，而那种胜利却掩盖了社会的伪善。
除了这些想法，这些犯罪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更大背景是什么？公平施政的消失奇特地表明了旧式非法活动的消逝。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对赌博业的热衷，部分地是由于收入的增加和充裕的缘故，大体上体现了中上层富裕阶级第一次纵情于这种一掷千金的消费之中。这些中上层阶级的富人，美国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兴阶层，是大型赌场的主顾。（从19世纪对财富的定义来看，他们并不算富，他们只是服务业和奢侈品行业中中等规模的商人和企业家。用克拉克的话来说，他们是“第三产业经济”方面的。根据税法，他们的收入往往比巨型企业的经理还高。）在战争期间，由于交通困难，赌博业和豪华的休闲业为这个社会阶级提供了重要的消遣场所。通过学习欧洲，通过提高其文化品味，现在他们安定了下来。这些小打小闹的赌博缓解了小城镇的单调生活。人们通过一个“幸运数字”或一匹“幸运之马”一下子赢得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的期待仍然在继续着。用伯纳德·巴鲁赫的一句话来说：“你无法阻止人们去赌马。你为什么非要阻止一个人去作出自己的判断呢？这是一个人的创造力的另一种形式。”但由于协作成本提高了，赌博业的丰厚利润已一去不返。在将来，赌博业很可能像卖淫业一样，作为一个必要存在而赢得默许，并将继续以零散的小型企业的规模存在下去。
但是，政治样式，某种政治“工头”体系也衰落了。在其交互关系中，政治“工头”体系为犯罪提供了“保护”，反过来，它也从犯罪那儿得到了好处。“工头”体系的瓦解是罗斯福时代的一个产物。20年以前，吉姆·法利的任务是很简单的；他只需替几位重要的州工头卖力。现在已经不再有这样的畜生了。新泽西的民主党曾经由弗朗克·海牙统治；现在，为其所在州或党派的“头儿”尽“犬马之劳”的“走卒”已为数不多。在都市中心，在纽约、波士顿、纽瓦克和芝加哥，由爱尔兰人主导的旧政治组织已经分崩离析。大都市中心的非中心化、市郊和卫星城镇的成长、贫民窟和临时居民点原有风貌的毁坏、职能团体的兴起、在美国生活中中产阶级声誉的不断提高，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这种衰落。
随着某些非法活动被合理化和被吸收于经济结构之中，曾经对犯罪取得过垄断地位的过去那一代人便走向了完结，随着社群的社会地位的普遍提高，都市工头体系的解体，我们所讨论的这种犯罪样式也走向了终结。当然，哪里有激情，哪里有贪婪的欲望，哪里就会有犯罪。但是，这种庞大的、有组织的城市犯罪，如我们在过去的25年里对它的了解那样，远不只是建立在这些普遍动机的基础之上的。它是建立在美国经济、美国种族团体和美国政治的某些特点之上的。所有这些领域的变化意味着：以我们所知的形式，城市犯罪也将发生变化。
第八章 犯罪浪潮的神话——美国实际犯罪率的下降
如果相信报刊上的有关报道，相信关于犯罪的统计数字，那么，美国每年似乎都有一轮新的、更为严重的犯罪浪潮。各大城市的报刊每年都要周期性地报道大街上的公开侵犯人身的故事，并向市民警告哪些区域夜间是不安全的。青少年犯罪率似乎在稳步攀升，事实上，其犯罪率上升是如此之快：以加利福尼亚为例，根据1958年加州青少年管理局的报告，该年全州年龄为17岁的少年中，每4人中就有1人因涉嫌犯罪而被捕。从基弗维尔到麦克莱伦等人所作的国会调查，披露了有关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的耸人听闻的故事。
然而，如果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与100年前、50年前甚至25年前的情况相比，今天美国的犯罪率可能更低，如今的美国是一个比大众所想像的更为守法、安全的国家。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
首先，新闻报道是公众对社会的印象的主要源泉，但是其真实性是须大打折扣的。很久以前，林肯·斯蒂芬斯在《自传》中讲述过一个堪称经典的故事，即报业界的相互竞争如何造成了“犯罪浪潮”，记者从警察的临时记录册上抄下了一些普普通通的盗窃案，然后在报纸上以黑体字形式作为头条新闻刊载。直至当时担任警察局长的西奥多·罗斯福下令取消这种竞争时，“犯罪浪潮”才告消退。（斯蒂芬斯回忆道：“各家晨报发现了‘易变的’公众对‘犯罪现象的厌恶’，而月刊和科学季刊对这方面的报道多少有些迟缓，导致对违法行为的周期性分析严重地失真。”）
犯罪故事当然是维持书报发行量的支柱：它们制造恐慌，引起忧虑，激发行动——这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心理宣泄的戏剧艺术定义的一个令人满意的例证，虽说这种例证有些老套。但是，这类故事的描写是否精确是很可疑的。当读者对东部巴基斯坦和南部越南之类的故事感到厌倦之时，犯罪方面的报道往往就会成为重要新闻，正因如此，大量犯罪报道出现的时机令人怀疑，是否时下有了更多的犯罪事件，或只不过是人们感到犯罪报道更刺激罢了。
那么，统计数据又该作何解释呢？例如，J·埃德加·胡佛在1954年宣称，重大犯罪案数量每年以8%的比例递增，这种势头如果不加以遏制的话，将意味着美国会面临新的一轮违法乱纪肆虐的时期。这个数字是非常确切的，即使结论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但是不幸的是，犯罪统计数据的可靠程度与一位妇女报出自己“正确的”年龄的可信度差不多。联邦调查局每年所报告的数字是根据6 595位警长和专门机构的报告而得出的。但是，还没有关于犯罪的统一的定义【正如罗斯科·庞德（R0scoe Pound）指出的，在罗得岛州，因涉嫌犯罪而被起诉的人数在50年内已经增加了l倍多，在100年内增加了7倍。】——由于各州有各自的定义吼一更重要的是，这类报告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以费城的一个惊人的案子为例：1953年，这座兄弟情深之城【兄弟情深之城（the City 0f Brothedy love）。此乃“费城”的本义。】报告有28 560起重大犯罪案件，而在1951年则是16 773起——急增了70%多。但是，在这期间并没有罪犯大批拥人费城。作为克拉克市长管理改革的一部分，托马斯·J·吉本斯于1952年担任警察局长一职，他上任后发现，多年来警方为了把犯罪数量减到最低限度，就伪造了犯罪纪录。他发现，市中心的一个区实际处理过的投诉比纪录在案的要多出5 000余起。于是，他采用了一种新的中心报告系统，结果，“犯罪”数量上升了。在纽约，发生过一起更稀奇古怪的事情。联邦调查局认为，纽约的犯罪数字似乎相当低。经过调查，该局发现：在1950年，例如，警方所报告的侵占财产罪数量，大约只是保险公司非公开报告的数量的一半。各分管区直接隐瞒了投诉，因为刑侦人员生怕如果向上级报告大量未能侦破的夜盗案，会引起人员改组。刑侦人员如果接到关于夜盗案的纸条，就把“这些纸条粘在帽子里面”，然后就等着，直到碰巧抓到一个盗贼坦白就是其他几个“未侦破的”夜盗案的案犯，他们才上报。在警察专家布鲁斯·史密斯的调查之后，一种新的中心纪录系统建立起来了。例如，纽约电话簿上所有分管区的号码都被抹掉，任何人想要报警，必须拨打中心站的电话，Spring7-3100。在改革后的一年里，与1948年的数字相比，人身侵犯案上升了200%，抢劫案上升了400%，夜盗案上升了l 300%。正如史密斯所作的结论那样：犯罪率“如此惊人的上升本身……并不代表犯罪数量的增加，而只是反映了犯罪报告制度的巨大改进”。
单从统计数据方面来看，在1950年至1954年，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的各类重大犯罪案年数量有惊人的增长。但是，纽约和费城占了城市人口的25%（有10万多城市居民）。那么，我们是否还有犯罪浪潮或“犯罪报告”浪潮呢？【对于所报告的犯罪案的增加，我们也可以指出一种相反的意义：许多犯罪只是偶然被报告的——即小偷小摸、贿赂、卖淫、赌博等等——即使警察对这些情况是知道的。被报告的犯罪数量的增加也可以得出反面的结论，即法律正在得到更好的执行。】
一个惊人的事实是，每10年美国的犯罪数量“自动地”下降——即是说，在10年中的每一年里，犯罪数字急剧攀升，但在第10年下降。这并不是由于太阳黑子或其他循环理论，而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学陷阱。加仅仅关于犯罪数字的一个报告当然只是一个粗略的指数，因为必须根据人口的变动情况来明确说明犯罪数字的增加。联邦调查局是按每10万人口中的犯罪数目来计算犯罪比率的，但是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的数年里，并没有人口统计数字，所以，这些比率不仅只采用了10年前较低的人口基数，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并没有考虑大量的国内人口流动。这样，1949年，加州谋杀案比率是4.97：100 000，抢劫案比率是136.1：100 000，偷盗案比率是2 141.6：100 000等等。但是，从1940年到1950年，加州增加了300万新人口，或者说，人口增长了50%。因为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的数年里没有官方统计数字，从1940年到1949年所犯的罪案（可以称之为分子）就被归到1940年的较小的分母上面去了。当1950年进行新的一轮人口普查时，犯罪率得到调整，犯罪数字引人注目地“下降”了。在1940--1950年这10年里，三个太平洋沿岸的州人口增长了40%左右。但是，1949年的犯罪率仍然是在1940年较少的人口基数上进行计算的，实质上，1949年较大的犯罪数字是记在只占人口总数60%的人的账上，如此就过于夸大了犯罪数量。相反，在那些人口减少的州里，犯罪数量就少报了。
即使我们承认了这些具体犯罪率的恰当性，那么所谓“犯罪浪潮”或“真正犯罪”的数量的判断标准又是什么呢？例如，在1957年，共有2070794人次涉嫌犯罪被捕，其中800 000人次是因为酗酒，而200 000人次有扰乱社会治安行为。但是，这些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近年来，小偷小摸、人身侵犯、入室夜盗等案件数量有所增加，但谋杀案和凶杀案的数量则下降了。
凶杀案是最能引起公众注意的犯罪行为，如今其案发数量比25年前更低。在1930年，平均每10万人中有8.9起凶杀案，在1955年，只有4.6起。即使假设业已改进的医院设施和医疗技术比从前挽救了更多的生命，凶杀案数量的下降率也几乎达到48%。绑架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吓唬孩子的口头禅，现在这类案件实际上已经绝迹。该如何衡量这些因素呢？
甚至以-一般的“违法”行为为例，即以那些我们通常视之为犯罪的行为为例，诸如偷盗财产（夜盗、盗车）和针对人身的犯罪（抢劫、人身侵犯、谋杀、强奸），即使考虑到统计上的各种特例，犯罪率在上升吗？
在一次全面概述中我们说过：在很小的城镇（人口从2 500到10 000不等）里，从1940年到1953年，除了凶杀案外，犯罪的图景越来越阴暗。但是，在人口居于10 000到250000之间的城市里，犯罪率却在下降。在最大的都市里，犯罪率的上升也最快。例如，抢劫案数量的大幅上升，几乎完全发生在人口超过250 000的城市里，然而，各大城市在这方面也存在着惊人的差异。在旧金山，除了人身侵犯案外，其他案件数量并无增加。在洛杉矶，所有种类的案件数量都在增加。在波特兰【当是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和西雅图，尽管这两座城市的人口增加了21%，犯罪率却呈下降之势。在迈阿密，犯罪率急速上升，盗窃案和盗车案尤为猖獗。在克利夫兰和芝加哥，情况几乎没什么变化（除了芝加哥的盗车案有所增加外）。在底特律，犯罪率正在攀升。在奥马哈市和整个内布拉斯加州，犯罪率在下降，5年里全州的犯罪率下降了50%（虽然有关部门对这些数据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在波士顿、伯明翰和孟菲斯，情况几无变化。在休斯顿和达拉斯，犯罪案件大大增多。在新奥尔良，盗车案数量在上升，某些案件稍有增加。
分析家很难对这幅图景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因果性解释。解释盗车案的增多是容易的：因为[现在比以前]有更多的车子可以被偷了；80%的盗车案是青少年干的，他们经常在冲动之下盗车——与过去相比，现在也有更多的青少年了；此外，几乎所有这样被盗的车子都可以很快地找回来，车子也未遭损坏。但是，人身侵犯案飞速上升，对有些人而言，此乃“违法行为增多”的一个标志，然而，谋杀和凶杀案在减少。像亚特兰大这类城市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而导致犯罪案件增多。但是，像洛杉矶这样的城市，从1949年以来那里的人口增加了12%，一级罪行（如夜盗、抢劫等）案件增加了34%。在像达拉斯和休斯顿这样的城镇里，犯罪案件增加比人口增长的比例要高。通常的解释——如洛杉矶警察局长威廉·帕克所提供的解释——是认为“道德堕落之风已经开始盛行”。他还认为美好的时代比没落的时代孕育了更多的罪行，因为人们享受闲暇的时间多了，在闲暇时就有了更多的犯罪现象。（但是，无缘享受闲暇的黑人集团在洛杉矶警察局的犯罪统计数据上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一事实又该如何解释呢？）
对洛杉矶和另外一些地方的犯罪案件增加这一现象，也许比较有意义的一种解释在于分析人口组成的性质。洛杉矶有大量的临时人口，它是一年四季开放的旅游胜地，吸引了大量的金钱和追逐金钱的众多不良分子。如休斯顿和达拉斯，随着大量的新来人口和临时人口的增加，其他犯罪案件在增多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对这些不一致之处的一个较为简单的解释可能是，犯罪案件的增加也与警察执法力度直接相关。在拥有优良警察队伍的城市里，因涉嫌犯罪而被捕的人数较多（对得到警察帮助感到有信心的人会向警方报告更多的犯罪事件，如夜盗和小偷小摸），由于关于犯罪案件的报告和记录都比较多，起初可能会有较多的“犯罪案件”。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警察严厉的执法会导致犯罪案件的减少，因为罪犯会避开这座城市而到别处作案。
但是，这些解释尽管重要，实际上却没告诉我们有关犯罪的根源和性质；为此，我们不得不求助于通常被人们忽视的两个因素：青少年的角色，少数民族集团（主要是黑人）的角色。如果从被捕人数来判断的话，各种犯罪案件中将近有一半是25岁以下的青少年所为。考虑到诸多反驳意见，即青少年缺乏经验，较易被警察抓住，19.4%的抢劫案、36.9%的偷窃案、47.8%的夜盗案以及52.6%的盗车案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所为。1953年，在被控犯罪的1110000人中，44%的人年龄在25岁以下。
这样，要解释最近15年里犯罪数量的波动情况，有一种方法可能是与下面这一简单事实相关的，即：在战争期间犯罪率之所以下降，只是因为数百万青年在军队里服役；而在二战后的1946-1947年里，在朝鲜战争之后的几年里，由于数百万青年重返市民生活，犯罪市场再度活跃起来。第二个事实是：随着人口增长和流动人口的增加，犯罪数量必然会增多起来，二战期间也是生育高峰，当此时出生的婴儿长大成人时，他们占了人口的较大比例，犯罪案件也将随之增多。
除了青少年问题之外，黑人违法者的重大角色也是一个问题。在克利夫兰，四分之三以上的重大罪案是黑人所为，黑人占该地人口的16.2%。在芝加哥，犯罪案件在布朗芝维勒地区发生得最多，那儿是狭窄拥挤的黑人贫民窟，其地的形状如一把匕首，一直伸向南边。在亚特兰大，75%的重大人身侵犯案是黑人所为，黑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底特律，黑人占总人口的17%，因武装抢劫而被捕的黑人比白人多2.5倍。在费城，黑人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二的犯罪案件是黑人所为。在波士顿和新奥尔良，情况也大致如此。
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城市警察往往会对黑人违法者更加严厉，更容易将黑人而非白人看成是一个罪犯。当只有一对一的证词时，黑人经常处于不利的位置。但是，即使考虑到这些情况，事实仍然是：在统计学、社会学和比例上，黑人比白人犯罪更多。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犯罪代表了某种形式的“非组织的阶级斗争”铊。在不甚确切的意义上，这种现象是由商业周期引起的。犯罪是怨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对发财的渴望，是对较富有者的一种暴力行为。这些都是下层阶级的犯罪，而黑人构成了下层阶级的大部分。关于这一事实并无什么种族问题。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大多数这类犯罪案件主要是爱尔兰人干的，后来是意大利人，再后来是斯拉夫人。今天，黑人以及处于边缘位置的波多黎各人担任着这一角色。在这种犯罪集团相继出现的背景下，明尼阿波利斯在1954年还经历了印第安人风波。由于政府开始从印第安人居留地撤出，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涌入城市，酗酒和人身侵犯案开始增多。虽然印第安人只占明尼阿波利斯总人口的O.9%，但是在感化院被收容者中，10%强的男性和69%的女性是印第安人。
无论我们提出什么样的一般性理论（道德特性和阶级特性），如果与特定种类犯罪的波动情况和人口构成上的变化相关联，对犯罪率方面的变化情况的解释就会有意义。事实是，我们统计的时间段短于25年（在1930年前尚无统一的犯罪报告），即使像我们上面所讨论的数据也并不完全可靠。不幸的是，仅此一个理由，一个道德家的猜测与任何社会学家的猜测并无二致。
青少年街头斗殴
如果说关于犯罪率的模式不太清楚，有关青少年犯罪的情况也不见得更清楚。我们对青少年犯罪的数量比成人犯罪知道得更少。关于“成人犯罪”，犯罪率是基于“警察所知道的犯罪案件”，即基于投诉人所报告的案件。但是，对于青少年，直到抓住罪犯后才得知罪犯是青少年，所以必须使用“逮捕”数字。但是，逮捕数字的使用导致了大量的问题。如索尔斯坦·塞林教授所说：“警察更有可能仅凭怀疑就逮捕青少年，将他们抓起来审讯，对成年人就不大敢这样做。另外，在任何一年里的青少年被捕人数都包括对同一个人的重复抓捕——众所周知的少年团伙成员可能会有反复抓过一打的次数，青少年被捕的总数就增加了12人次。”
这是一个解释理由，例如，关于本章开头所援引的加州青少年局的数据：在1957年加州每4个17岁少年中就有1位被捕，现在可以认为是无意义的。更糟的是，每当加州的一位警察拦住一个少年并记录其名字，加州的犯罪统计局就将它算作一次逮捕。也许，加州青少年局公布其草率的统计数据的理由是，该局企图借此让公众感到震惊，为了在下一次议会会议上给增加拨款施加压力。在当今美国的执法过程中，这种关于犯罪数量的“渗水”现象并不少见。
如果逮捕人次的数据不足以说明问题，则可以使用美国青少年管理局提供的关于出庭受审的青少年的粗略数据。1940年，大约有235 000青少年被带到少年法庭受审。1953年，10岁至17岁的年龄段大约有同样数量的青少年（约l 900万人）。
庭审案件约有435 000件，总数上升了85%。【男孩子的数量超过女孩子，比率约为8.5：1。男孩子经常因偷窃或恶作剧而被带进少年法庭受审，女孩子则由于不正当的性行为或与此有关的犯法行为而受审。男女比例相差如此悬殊的一个原因是，警察一般不愿逮捕女孩子，通常会将她们送回家去，或送交某家私营的社会机构。】
但是，对青少年犯罪的各种模糊定义仍然是大有问题的。不仅各州的法律定义各式各样（在纽约，16岁到2l岁的青少年会被归类为不稳定的未成年人，不必在正式的法庭受审），但是，大多数法庭会将某些行为问题——从情感失调到父母无力控制行为不羁的孩子——归属到青少年犯罪一类。（每年有100多万少年被警察拘捕——由于小偷小摸、打碎窗玻璃、逃学及诸如此类的原因。）保罗·塔潘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就美国的青少年犯罪问题起草了一份报告递交给联合国，指出：将近半数的青少年犯罪案件起源于粗心大意、逃学、离家出走、不服管教或性犯罪。他说：“很明显地，一些少年法庭所处理的……大量的行为问题，在其他地方是由私人社会机构或父母们自己处理，而不必诉诸法庭权威的。‘非官方案件’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导致法庭对案件控制的趋势，那些案件在传统上或在其他国家并不认为是犯罪。”
英国则遵循了完全不同的程序。一位被控犯罪的青少年被带到法庭前，首要的问题是判定他是否有罪；如果发现该青年有罪，然后再采取相关措施。在美国，问题并不在于有罪与否——只有那些被断定是不可救药的或者法庭认为要依法判决的人，才在法庭上受审——而是在于“有麻烦”。这个不甚严密的术语“有麻烦”等同于青少年犯罪。
暴力青少年犯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始终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如果说关于青少年犯罪的定义模糊的话，某些趋势是清楚的。青少年犯罪现象在战争期间急速增多。从1940年到1943年，青少年犯罪案件在数量上几乎翻了一番，在1945年达到高峰，但是，战后这类案件开始减少。同样，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青少年犯罪案件飞速增多，在1953年达到高峰（可是在数量上尚不如1945年），然后开始下降。几个一般因素是显然的：在战争期间，许多家庭破碎了或移居了；父母和警察对孩子们的监督也松懈了。
大体上，有组织的青少年犯罪是属于大城市的贫民区和萧条地区的一个问题。在中产阶级的孩子里面，青少年犯罪经常是其心理紊乱的一种反映；在“贫民区”的孩子那里，特别是那些与其父母的文化背景决裂的孩子那里，青少年犯罪是社会反抗的一种形式——是对不同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一种断定。对所有年龄处于10岁到18岁之间的男孩，形成“团伙”是自然的一步。这是孩子的自我与家庭分离过程中必要的一步，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必要的一步，他们需要寻找同龄人或稍大一点的人在情感上的支持。为什么有些团伙遵循业已确立的规范（如童子军）而另一些团伙则通过胡闹和暴力寻求认可，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对特定团伙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的细致研究才能予以解答。
考虑到这些“特性”，那么是什么引发了青少年犯罪行为？
一种流行理论是将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归结为数十年战争暴力的一个恶果，反映暴力行为的各种媒体也难辞其咎：电视屏幕上的暴力镜头，米奇·斯皮伦的流行，电视上播放的恐怖片。据称，所有这一切都激起了孩子的施虐冲动，导致了犯罪行为。在那场声势浩大的“连环画”争论中，这个问题成为一个焦点。调查连环画出版情况的纽约州联合立法委员会径直指出：连环画引起了所假设的后果：“表现犯罪行为的连环画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因素。这些描述犯罪行为、暴力和恐怖以及宣扬种族仇恨的连环画损害了孩子们道德观念的发展。”
精神病学家弗雷德里克·威特海姆在其《无辜者的诱惑》一书中为上述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威特海姆引用了连环画中确定无疑的血腥场面，【试看一些封面：一辆汽车拖着两个人，一直拖到他们死为止，而上面有一张脸表情得意洋洋——没有人能“认出这堆肉是谁的”，因为脸都被“擦掉了”。在另外一些图片里，一个女人的眼睛正被一枚针挑出，一只钉着钉子的靴子猛力地踩在一个男人的脸上，一个少女即将被人强奸。】得出结论说，任何一个“在过去10年里处理青少年犯罪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孩子们的游戏和暴力行为中的残酷性大为增加”。
实际上，每年有9000万册连环画出版，在1954年，在6岁到ll岁年龄段的孩子中有95%的人每月平均读了大约15册连环画，在12岁到19岁年龄段的孩子中有80%的人每月大约读了12册连环画。考虑到上面这一事实，如果上述的判断是正确的话，人们应当对连环画大感恐慌。
但是，这种判断是值得商榷的。正如纽约大学的玛丽·雅荷达博士在为美国图书出版商委员会所作的一项研究中指出的，并无足够的证据支持所谓文艺作品的影响导致孩子们犯罪的理论。阅读本身并不导致一个人将其冲动付诸行动；更常见的情形是，连环画只是导致孩子们逃避现实，以及对现实生活中的暴行变得麻木不仁。
可是，像连环画或恐怖片当然不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它们最多可能会激发某些隐秘的冲动。主要是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由哈佛法学院的谢尔顿·格鲁克和埃莱诺·格鲁克所撰的《解开青少年犯罪之谜》一书全面彻底地研究了有关的问题，企图找出青少年惯犯与从未犯法的孩子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格鲁克兄弟根据年龄、智力、民族、受教育程度等因素，“配对比较”了500名青少年犯和500名“非青少年犯”，然后对这两组少年给予人身测量（体格和发育情况）测验、智力测验、罗夏（墨迹）测验，以及精神病测验。
格鲁克兄弟将社会学家所强调的一些项目当作常量，如将文化冲突（如移民背景和不同文化价值观念）、大家庭、健康不佳、父母年龄差异、母亲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过度竞争性、居住在贫民区等因素看作是不变的，以便揭示心理和性格因素。他们的确发现了，青少年犯来自那些缺少关爱的家庭以及父母不能作为表率的家庭；在理智方面，青少年犯的表达方式是直接而具体的，他们不善于以象征和抽象的方式来表达；在性情方面，青少年犯们烦躁不安、精力充沛、富于破坏性——格鲁克兄弟认为这些因素可能与发育异常或生理成熟的不同模式有关。
他们这种对体格或身体类型的强调，是迄今为止的社会学家一直所忽视的。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社会学家们更愿意强调环境因素。这样做部分是由于研究者“自然”会去寻找各种集团性的因素，部分是由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偏见，因为体格的或遗传的因素强调不变的方面，通常与政治保守主义有关联。
采用谢尔顿所定义的体格类型（外胚层体型者即瘦子，内胚层体型者即胖子，以及中胚层体型者或身体强壮者），格鲁克兄弟注意到，在青少年犯的身体类型中，中胚层体型者（肌肉发达、身体强壮者）所占的比例高得惊人，而非青少年犯一般都是外胚层体型者（身体单薄瘦削者）。在青少年犯里，他们注意到有一种推迟了的发育高潮，于是他们推测生理张力的积蓄有可能导致冲动行为。他们注意到，青少年犯罪率从10岁到18岁呈稳步增长势态，在27、28岁之前犯罪率保持不变，之后呈下降趋势；他们推测，这一点可能与“推迟了的生理成熟”有关，随着身心的进一步成熟，青少年会逐渐摒弃犯罪行为。
这些因素本身并不会“产生”青少年犯罪。这些禀性的倾向只有在适宜的环境中才找到宣泄口。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众多与青少年犯相关的因素——中胚层体型者犯罪的高比例，强烈的攻击他人的冲动，喜欢直接具体的方式而非抽象象征的方式——我们几乎也可以说这是商人的欲望形象。这样，问题就在于欲望怎样通过某种渠道宣泄。在这里，心理因素（父母形象的内化方式）和社会因素（孩子所在的亚文化群的规范和价值观念）就变得很重要了。
格鲁克兄弟制订了一种预测技术，以找出现在正在纽约接受长时段测试的一组少年中将来的青少年犯：一项5种因素的测试——父亲对儿子的管教，母亲的监督，父爱，母爱，家庭的内聚力，在布朗克斯区的两所学校数百名一年级学生接受了该项测试。格鲁克兄弟发现，通常一个男孩开始惹是生非的年龄是8岁。测试结果如果显示某一孩子有50%的可能性将来会成为青少年犯，就要采取措施对该孩子及其家庭进行心理治疗。这项实验将要持续3到4年。
受控制的犯罪
无论犯罪的短期或长期的社会学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城市里的“违法”程度首先是执法质量和警察机构的一项函数。至少，在1954年进行该项调查时，如果说存在着犯罪浪潮的话，那么这股犯罪浪潮似乎也不在罪犯中间，而是在警察中间。下面是几个随机抽出的例子：
在新奥尔良，警长和侦探长被控有渎职罪，因为他们在处理两位警官夜盗一家杂货店一案时表现无能。十多名警察为他们的“额外”收入作伪证，因而受到指控，一个大型的陪审团于1954年3月作出了“不可避免的结论”，即“在新奥尔良市，法律没有得到执行”。
在迈阿密滩市，警长因执法不严而被罢免：两位警官在调查一起抢劫案时，因行窃被当场抓住；一位侦探被逮捕，因为他派两名歹徒去抢劫一家旅馆，事先还警告旅馆职员（一名前罪犯）对这起抢劫不要反抗。
在底特律，18名警察被控犯有受贿罪。在芝加哥，警察局副巡官雷德蒙·吉本斯，他是穿制服警察的长官（他在战后重组了柏林的警察机构），由于《太阳时报》公布了一本普遍认为是属于他的笔迹的“小红书”，上面列有许多每周要交保护费的旅社和酒吧的名字，他被暂令停职。
在伯明翰，警察发现，在两三年时间里，一系列的偷盗案都是由一小帮警察所组织的。
在纽约，各种警察丑闻不断出现，布鲁克林赌注登记经纪人哈里’格洛兹每年交给警察100万美元的保护费，这些钱按递降的比例分给从副巡官到街头巡警的各个层次的警察。这件事情是如此恶劣，以至于布鲁克林大陪审团于1951年要求警察局长解雇过去10年中所有担任过部门长官的警官，因为这些警官向赌注登记经纪人收取保护费。（1959年，纽约又发生了一起向赌注登记经纪人收保护费的警察丑闻。）
与其他机构（不管是公司还是工会）相比，很难说警察卷入腐败行为的比例是较高还是较低。在纽约，18 000名警察中，估计最多只有5%的警察定期收取保护费；但是在这些警察中间，有400名担任要职的警官和便衣警察。在这一点上，需注意两件事：警察腐败的最严重的事例通常发生在那些秘密行动小组里，这些小组负责查办赌博、卖淫、吸毒以及诸如此类需要侦查的事宜；其次，这些警察的不检点行为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其余警察的精神面貌。
一些城市的警察部门，或出于愤世嫉俗，或出于怠惰无能，接受一种所谓“受控制的犯罪”的理论。该理论容许有一定数量的卖淫、赌博等不法活动的存在，认为严禁这些现象的代价更大，且会产生更多的犯罪和警察腐败现象。许多大城市都采纳了保持都市中心的治安以及将赌博卖淫“处理到”都市四周的“卫星”城镇里去的理论。这样，辛辛那提数年来一直是治安良好的城市，但是河对岸的肯塔基州的新港治安却相当松懈。
一支高效率的（更不必说诚实的）警察队伍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警察通常不愿对那些不守纪律的警官起诉或进行监督和管教。在许多案件中，政治压力保护了涉案嫌疑人。布鲁斯·史密斯写道：“纽约警察局的人事档案里充斥着违规警察的复职和再复职的纪录，这些人的警察生涯里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在停职中度过的，尽管实际数字在某一特定的城市里可能并不大，不过过高估计这些现象对警察风气和纪律所造成的损坏并不容易。”在纽约进行的一项关于20年间警察纪律案的调查中，史密斯发现，被指控的警察中有88%的人有罪，但只有55%的人被罚款，通过解雇或辞职方式离开警察队伍的人仅占2%。如果说作风和纪律代表着一系列警察问题的一端，那么，在警察管理中错综复杂的层次之间关系网的建立就代表了另一端。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让地方的自治权达到如此极端地步。几乎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警察机关，在乡村警察、城镇警察、乡村治安官、城市警察、州巡逻队、联邦执法官之间的关系（在联邦政府里面，在移民和边境管理、海关巡逻队、财政部官员、缉毒人员、秘密警察、邮政检查官及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和混乱，并且构成了具有破坏性的相互对抗。
当然，这样的部门重叠、职能重复反映了政府机构层层叠叠的等级制，仅此一原因，就使得这类现象相当流行。甚至除了部门重叠所导致的更高的花费和税款这一问题之外，这类相互竞争简直是在鼓励一种竞争的“保护”体制，该体制允许敲诈勒索者对法律嗤之以鼻。“卫星城市”在过去10年里的发展要归结于下面这个事实：更容易从县治安官和当地警察那里获得“保护”，这些警务人员比大城市里的警察更易屈服于政治压力，更易被金钱收买。
“专作住宅区的卫星城市”的扩张，主要由郊区的快速发展所推动，这种扩张引发了新的问题。例如，波士顿市区有80万居民，但是，马萨诸塞州人口的55%——约有250万人——居住在该市周围20英里的区域内，这些居民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每天要到城里，这不仅产生了通常的交通问题，在许多情况下还产生了犯罪问题。在波士顿，因犯罪被捕的人里约有三分之一不是该市居民，这一比例无疑比美国的其他城市都要高，因为该地区人口密度很高。税款负担的分配，市、县、镇各级警察工作的重叠，都产生了各种难以置信的管理问题。
在许多大城市里，警察机关体制陈旧、囿于传统，无法采取一些简单的组织原则，这些组织原则对效率高的工作部门来说是很普通的。为了应付新问题，警察机关通常只是增加了特殊部门和专门领域的数量，却并不对整个警察机构进行全面改革。例如，正像史密斯在其管理调查中所指出的那样：在纽约，“警察机关的结构紧密依附于组织的武器和计划，并未从一般的人事原则中得到真正的帮助。”
当权力分散已经达到极端时，几乎没有观察家建议成立国家警察机关，虽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当联邦调查局承担了调查绑架案的基本职责后，绑架案实际上不再发生了。但是，正像J·埃德加·胡佛所指出的（他可能是第一个这样指出的人），国家警察机关无力处理成千上万个社群所产生的各式各样的问题，一个高度官僚化的国家警察机关也无力处理由地区性条件所产生的十来万个问题。然而，对大都市和地区警察机构组织进行一些反思还是必要的；但是大都市和地区警察机构本身做不到这一点；这项反思乃是对各州的政治管理体制进行反思的主要部分。
非法团伙活动的减少
到此为止，我们一直将犯罪作为非法获取财富的一种“非组织”形式来讨论。人身侵犯、夜盗、偷窃和诸如此类的违法行为通常都是“自由职业者”的事务，是由个人或间歇性的团伙零星作案的。但是，犯罪里的“大户”——它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乃是指通过组织一个行当，为大众的非法而受禁止的欲望提供服务：卖淫、非法贩酒、赌博甚至工业界的敲诈勒索，企图使其财富的获得合法化。这是作为一种“美国的生活方式”的犯罪。到现在，它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在四五十年前，商业化的卖淫是非法财富和警察腐败的主要源泉。在纽约著名的油水区和芝加哥大环周围的临时居住区，随处可见各种臭名昭著的艳俗房子。20世纪著名的丑闻，从帕克何斯特牧师游历纽约的淫窟，到托马斯·杜威对纽约副议长路奇·卢西亚诺的起诉，都是有关卖淫嫖娼的。
今天，美国的大城市里几乎已经没有常规经营的卖淫业场所了。旧金山有名的巴巴里海岸现已停业。1938年，根据警方估计，大约有l 600名妓女在受雇用。直到1950年，旧金山尚有一些机构在公开营业。但是，加州犯罪委员会公布了详细情况揭露了真相。
组织化卖淫现象的减少可以归结于许多原因。为了避免曝光，卖淫窟不得不经常变动地点，在战争期间，由于房屋紧缺，想维持已确定的房子变得更加困难。特别是在卢西亚诺审讯案中揭发出来的对女孩们的野蛮剥削公之于众后，公众对卖淫保护极其厌恶，使得经营者更难去贿买警察的保护。而且，仅就生意经而言，与赌博业和其他非法团伙活动的风险和赚钱机会相比，卖淫业的赢利对非法团伙成员来说已经不那么诱人了。
一时间，卖淫业被逐出大都市的中心，在“卫星城市”里生意兴隆，因为在那里得到警察保护比较容易。辛辛那提有河对岸的新港和卡温顿，芝加哥有南边的卡卢梅特城，底特律有克莱门山，圣路易斯有河对岸费尔蒙特附近的路边旅馆。今天这些地方几乎都已经没有此类营生了。许多地方，像克莱门山和迈阿密地区一样，在战争期间都已经被清除掉了。新港和新奥尔良的堂区在基弗维尔调查之后就关闭了。亚拉巴马州的菲尼克斯城被州警封闭。根据县法官古特尼希特讲，芝加哥直到最近在市区外围仍有78个点，那里卖淫和赌博仍然生意红火，但是新选出的县治安官、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约瑟夫·罗曼将它们查封了。
道德风气的变化使年轻人有了更自由的性关系；结婚年龄的降低减少了对商品化的性的需求。但是卖淫并没有完全被消除。在许多城市有所谓的“电话应召妓院”，顾客通过查询可以找到一个伴儿。在大城市的酒吧里有酒吧女郎招徕顾客喝酒。今天，肮脏的汽车旅馆也作为窑子。在西北部的某些地方，在联邦政府建造的巨大水坝和建筑工程附近，可以发现在拖车式活动房屋里有商业性的卖淫活动。但是，作为一种组织化的、在全国进行连锁式经营的、并受到警察保护的生意，卖淫业在美国已经消失了。
赌博业在40年代曾经是非法收人的主要来源，现在也已经大大衰退了。数年前，在迈阿密滩市的五英里长的海滨地带上的几乎每一家豪华旅馆都装有有线广播系统，广播音量是如此之大，以致附近的街道上都能听到赛马的结果。穿着泳衣的游客们坐在游泳池边，侍者给他们送来饮料，又接过他们的赌金去替他们押注。如果他们想亲自赌博，高级轿车就将他们送到许多装饰豪华的赌场。一个“市政厅赌注登记所”的业务范围经常是迈阿密滩市府的所有办公室。在邻近的迈阿密，在街角、台球房、香烟摊或在赌注登记处，赌赛马等赌博的赌注登记是公开的。今天，整个地区都已关闭，扩音机也已沉寂；若仍有赌博，也是关起门来进行了。
新奥尔良与迈阿密一样是一个热闹的娱乐场所，特别是在休伊·朗将吃角子老虎机和赌博“租地营业权”给予弗朗克·科斯特罗后，该城的生活便变得更加单调了。科斯特罗一卡斯特尔·贝夫利俱乐部是一家夜总会，其表演节目的精彩程度，其赌注金额之大，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到了1951年，生意也暗淡下来了。10年前当你走在闹市区的街道上，播报赛马结果的高音喇叭声不绝于耳，赌注登记差不多是一种无足轻重的业务。现在，在新奥尔良或在附近的杰斐逊和圣伯纳德堂区，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可以轻易地找到一台吃角子老虎机了。
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赌注登记经纪人哈里·格洛兹每年一次性付给警察100万美元的保护费；弗朗克·艾里克逊经营了一家全国最大的临时赌注登记经纪处，想要赌博的人仍然可以找到一个偷偷摸摸的赌注登记经纪人，那些沉溺于赛马赌博的人不得不去蒙特利尔了，那里是大赌注登记经纪人的避难所。
战争期间赌博业生意兴旺，部分原因是由于非法弄来的黑市钞票需要一个方便的消费渠道，但是更常见的原因是，赌博是替代旅游的令人兴奋的事情。“消费者”习惯的转变是引起变化的原因。紧跟基弗维尔调查之后的联邦政府的行动也是一个因素。1952年，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迫使赌徒们去注册并申报自己的收入。由于联邦机构插手此事，地方的保护就变得不够了。联邦执法官员们开始对赌注登记经纪处进行突袭查抄，而不通知当地警察部门。这样一来，保护关系中的关键——警告系统就不起作用了。在赌注登记经纪活动仍然存在的地方，这种活动也是区域性的、小规模的，并且是单独经营的。
劳工道德水准的下降
195-1958年的麦克里兰委员会听证会披露了在劳工运动中渎职行为多得出奇。但是，一个必要的区别应该搞清楚。所披露的情况不是关于非法团伙的活动，而是关于腐化堕落的问题，除了卡车司机和一些部门的餐馆工人之外。在数十个工会组织里，工会领导人把工会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大肆挥霍工会的钱财，或是用工会基金去资助他们自己和朋友的个人投资。但是，如果与25年或30年前的情形相比，产业敲诈勒索的数量已经减少。在一个时期里，暴徒们控制了男女服装制造业、清洗和染色业、农产品市场以及食品加工业。一个名叫乔治·布朗的人和维利·比尔夫一起负责戏剧和好莱坞工会，他们定期向电影界大亨们敲诈。乔伊·飞伊控制了东区的建筑业。乔治·斯卡里斯控制了建筑业工会。当非法团伙活动被禁止后，以此为生者被迫寻找新的财路，他们发现了进入工会的门径，于是一窝蜂地拥进了工会。但是，必须注意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非法团伙成员只能进入处于混乱竞争中的小型的、单独的工业领域。因为没有单独一家商行或一群商行能够将本行业组织化、合理化，所以非法团伙成员才能进入该行业。
从事非法团伙活动最具潜力的当属卡车司机工会，因为该工会在控制运输方面具有战略地位，也因为它的分散控制，允许个人分割一块块小小的领地。在卡车司机工会里，在稳定的和非法团伙活动之间的分界线有时候很模糊。在自动售货机和自动唱机行业里，这一点看得最清楚。例如在克利夫兰，该行业是由唱机商协会和卡车司机工会第410分会——自动售货机服务雇员会所控制的。个人经营的一人生意，即租赁一批唱机，取得租地营业权，亲自照看这些机子，个体经营者不得不加入上述协会和工会，并向这两个组织交付会费。唱机批发商和分销商只能把机子卖给或租给协会会员，否则会被工会抵制。实质上，这是由工会控制的垄断行为。工会领导人是威廉·普勒泽，他在1949年和1950年负责雇主协会；1951年，他成为工会主席。普勒泽是该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克利夫兰地区卡车司机委员会和俄亥俄卡车司机委员会的主席。
奇怪的是，在贝克和詹姆斯·霍法领导下，卡车运输行业的“组织合理化”将非法团伙成员驱逐到该行业的边缘。在组织合理化进程中，协议不再是地区性的，而是在11或12个州的范围里制订成统一格式，这样，雇主及其竞争者的费用得以稳定下来。“边缘行业”可能相当赚钱。例如，在一个州里，酒馆或商店里的每一台自动唱机必须贴有“卡车司机工会”的标签，该标签的价格是每月50美分。在这个地区，有10 000台唱机，即卡车司机工会的两个业务代理人每月的私人收入就是5 000美元，外加他们的薪水和花销。当政治组织建立在那些要维护如此容易的投资的支持者身上时，要驱逐从事小规模的非法团伙活动的成员并不容易。
在一些地方，曾被认为是非法团伙活动的行业已经组织机构化了。在建筑行业尤其是如此，那里经常要付给业务代理人一定规模的小费，实质上，是对作为承包商的“稻草老板”的服务的回报。在滨水区存在同样的情况，那里的装卸行业里的非法团伙活动已经被当作无法改变的事实，而费用则转嫁给了公众。
更重要的是，许多在30年前甚至更早就开始“营业”的老牌非法团伙成员，自然想要安定下来，避免生活中较冒险的因素（从斗殴到谋杀）。这些人经常投资“合法的”生意，接受工会特殊保护或得到租地营业权。在制衣业、货车运输业、酿酒业、自动零售业和餐饮业，情况都是如此。在这里，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线不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道德与不道德之间的界线。
可是，令人非常忧虑的是，在劳工运动中道德水准急剧下降以及腐败现象急剧增多的时候，非法团伙活动便日益猖獗了起来。这种现象有许多形式。兼职捞外快的工会领导人数量大得惊人。这些都是合法生意，但是，很难对它们进行道德上的衡量。美国工人联合会肉类刀具分会的老板在纽约开了一家著名的牛排餐馆。中西部联合汽车工会一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一位官员经营了一家体育用品店，把器材卖给公司（这些公司与工会订有合同）。两位杰出的卡车司机工会官员霍法和布伦南的妻子从一家大运输公司所办的假运输公司那里得到6万美元的分红。一些工会领袖握有一家发行“劳工报纸”招徕广告的印刷公司的股份，他们也持有一家经办来自全国的雇主的繁忙的“电话交易所业务”的股份。挽车赛马运动的丑闻披露了数名工会领袖作为劳工顾问而在该行业的工资表上出现。福利基金揭露的真相显示了数百名工会官员如何取得丰厚的薪水，或从信托基金抽取佣金。
这类行为显示的是，工会领袖有时成了一个暴发户，他们的行为也像暴发户。工会领袖是美国最后一批“白手起家”的人，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是作为律师或专家从“外边”进人的。在许多工会里，在政治局面像任何一个泽西选区那么混乱的情形里，几乎所有的工会领袖都来自底层。这些人经常在那些走捷径“发横财”（fast buck）的行业里，那里流行着的人人皆自私的想法，怂恿着工会领袖产生了类似的念头。
如果非法团伙活动继续存在的话，那是因为顾客想要得到服务，或是因为一小撮有权势的人勾结起来赚钱。实质上，非法团伙活动成员只有得到政治保护才能生存，无论是工会特权的保护或是政治大亨的保护。当赌徒乔·阿多尼斯及其同伙维里·莫雷蒂被菲厄雷洛·拉瓜迪亚逐出纽约时，他们渡河来到泽西。在1953年进行的一项特别调查显示，莫雷蒂曾付给州长约瑟夫·德雷斯科的助手286 000美元的“保护费”，而朗基·兹维尔曼【一位非法贩卖违禁品的商人，一度成为控制新泽西自动售货机生意的“令人尊敬的”商人.因被联邦法院指控逃付所得税，于1959年2月26日自杀。】的同伙约瑟夫·博扎曾“贷款"25 000美元给共和党的州委员会。只有当这种保护被取缔了之后，才能彻底粉碎非法团伙活动。美国人很独特地从道义立场来看待非法团伙活动问题，带着有节奏的规律性在政治生活里掀起改革运动。但是，非法团伙活动是一种“边缘业务”，满足一个社会的某些需要；作为一种边缘业务，是社会的边缘团体所从事的行当，通常是被社会遗弃者的职业。因此，在非法团伙成员中，国外出生的和移民第二代的人比例很高。
非法欲望可能会一直存在下去，但是，什么是合法或非法的定义会随着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和规范的变化而变化。犯罪问题并不取决于老生常谈的人性问题，而是取决于获取财富的方式被组织化的方式。
暴力的展示
如果证据显示——虽然不是结论性的证据——今天美国的犯罪率比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为少，那么最后的问题就是要解释为何会有今天的生活比从前更具有暴力的感觉。道德家们的标准的陈词滥调是：因为现代生活打破了社群的束缚，生活节奏更快了，所以产生了更多的紧张感，导致更大的野蛮和虐待，增加了生活的压力，使更多的人精神崩溃。
我们发现很难创造一套指标让我们观察100年前或50年前的生活并将今天的情况与之相比。最近由戈德海默和马歇尔负责的一项兰德研究——《精神病与文明》得出了惊人的结论：100年前精神病患者的数量与今天一样多。在19世纪40年代，马萨诸塞州的各个医院的住院率与今天的情况相似（各种病情的详细描述，如“躁狂症”、“抑郁症”、“怀疑偏执狂”，表示它们与现代的躁狂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病是相似的，故可以作出等价的比较），通过年龄比较，作者指出，在50岁以下的精神病人的住院率，那时和现在基本上差不多。关于50岁以上的年龄组，主要差异在于：100年前，老年人在家里被照顾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送到精神病院。换言之，关于紧张、精神健康之类的言论，所反映的并非精神病人数量的增加，而是反映了人们对这方面的关心的日益增加。
暴力问题与之不同。当在文学、电影、戏剧等领域里有更多暴力时（作为20世纪生活的一个令人厌恶的方面，在集中营和战争等里面存在一种“暴力的官僚体制化”），在美国人的个人生活里以及在城市的日常生活里的暴力行为实际上比100年前或50年前甚至25年前更少。我们只要到纽约和旧金山去查看当代生活的记录就能证实这个结论。
离百老汇“一箭之遥”的五点区，在19世纪50年代是该城最臭名昭著的地方。“警察必须两人结伴才敢进入五点区，且从来没有不带武器。体面的纽约人在白天也要避开该区，绕道而行……这里是谋杀犯、盗贼、妓女和销赃者的出没之地。”五点区的统治者是以赛亚·尼德斯“上尉”，他组织了一大帮恶棍，在选举时期在各个投票点恐吓选民，将费尔南多·伍德推上了市长的宝座，伍德则给予尼德斯合法经营酒馆、赌场等的权力。
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是一位出色的纽约律师，他从1835年到1875年坚持写日记，这些日记成为记录19世纪社会历史状况的原始资料。他在1869年的一则日记里写道：“2月12日……暴力犯罪——夜盗、公路抢劫、抢劫和谋杀——近来案件之多、作案者的胆大妄为，都是空前的……今天晚上的《邮报》报道了‘可敬市民们的秘密聚会’，以及已经组织了治安维持会，准备在这个选区和另一选区采取行动。我们迫切需要一种秘密刑事法庭（Vehmgesicht）【Vehme是16世纪德国的秘密法庭，用“人民的公正”对胡作非为的歹徒进行审判——这些都是治安维持会的样板。】，但是，即使在最可靠的人手里，这也将是一种可怕的试验……”
一年后，斯特朗愤慨地记录了这样一个事件：“1月25日，星期二。昨晚10点半富兰克林·休斯·德朗诺在约翰·奥斯特家用餐后散步回家，在第五大道和第十一大街交会的拐角处遭到3个人袭击，并被抢劫。当然，罪犯一个也没有抓到。犯罪从来没有像今年冬天这样如此大胆，如此频繁，如此安全。很少有罪犯被捕，更少有人受到惩罚。在纽约，国家法律丝毫不起作用，我们必须尽快地恢复自我保护法。”
在旧金山，有关报道同样激烈。《先驱报》在1855年抱怨道：“我们城市的某些地方有最无耻的男男女女出没……夜幕降临之后，太平洋街的上半段聚集着盗贼、赌徒、下流的女人、醉酒的水手。”这些人群集在巴巴里海岸上千个酒馆和赌场里。
旧金山的《编年报》收集了19世纪60年代当时的记录，报道了在商业区的码头地段“人夜后没有一个体面的人能够安全地在街上行走；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的财产随时都有遭到纵火和夜盗的危险”。从1860年到1880年，巴巴里海岸一带每个夜晚至少发生一起凶杀案和多起抢劫案。巴巴里海岸及其妓院和“窑子”的“名声”远近皆知达60年之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不久进行的城市清理之前，商业化卖淫和犯罪享有准合法化的地位。
对卖淫业的保护，以及与腐败的政客和警察的勾结，是75年来犯罪活动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市中心街头暴力的一大原因。在纽约，正如无数的改革调查所显示的那样，坦慕尼协会、警察和黑社会公然联合起来。坦慕尼协会利用暴徒控制选票，而黑社会则从警察那里获得保护。在1910年左右的纽约，最有名的两大非法团伙是由“修士”伊斯曼和保罗·凯利操纵的，后者的真实姓名是保罗·瓦卡利。凯利的帮会据说有1 500名成员；伊斯曼手下也有1 200人之众。当这两个帮派发生争吵时，双方之间变得仇深似海，经过两年的旷日持久的街头游击战之后，一天夜里，在第二大道和里文通大街，双方摆开阵势决战，有100名匪徒参加了这场斗殴。
无论东好莱姆的青少年帮派斗争、布伦兹维尔的周期性械斗、北海岸一带的街头打群架等现象如何激烈，有一点是清楚的，今天的暴力情况决没有达到30年或40年前公开的、赤裸裸的斗殴的程度。
关于现代生活在其个人程度上更具暴力性的断言，可能主要是文学创造的结果。在一篇著名的文章里，该文章在文学期刊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乔治·奥威尔指出：犯罪小说的标准主人公已经从衣冠楚楚的窃贼，即具有绅士风度的小偷，转为威廉·福克纳的《避难所》里像波佩伊那样的施虐狂型匪徒，或是像詹姆斯·蔡斯的《无人理睬的布朗迪思小姐》里的歹徒。奥威尔觉得小说上的这种变化反映了社会变化。但是，这难道不更是历史现实中的一种转变，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文学的“民主化”吗？也许，并不是社会已经变化，而是文学已经赶上了生活。
150年前，人们从社会学和生态学的角度描述阶级之间的分界线。老人们对城市里宁静的、树荫遮盖的地段的“怀旧”记忆，在空间上遭到的扭曲比在时间上更厉害。因为城市分隔为各个街坊地段，所以犯罪与宁静可以共存，没有哪一个地段或阶级会直接意识到另一方的存在。
阶级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暴力主要是下层阶级的现象，正如笛福笔下的伦敦或是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笔下的纽约一样，其地理位置一般局限在下层阶级所生活的疆域内。
在最近40年左右，阶级之间的分界线在文化上和生态学上已经开始模糊起来了。在这种阶级界线模糊、各阶级成员“溢出”各自阶级界线的过程中，暴力现象并没有增多，而是人们更多地意识到包括暴力在内的生活的各个范围。随着电影和其他媒介的兴起，观众人数的增长，这些面向生活的整个领域的“窗口”拓宽了，而老中产阶级却大部分被排除在外了。随着这些“窗口”的拓宽，也产生了一种寻求替代性体验的趣味，这反映在暴力展示的节目上。因而，如果说暴力曾被禁锢着，那么它现在已经越出了四周的高墙，但是说暴力事件的数量增多了是不正确的。
正如神学家可能想说的那样，犯罪本身是人类不完善的一个标志。人总是哀叹自身的软弱，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对当时暴露出来的问题大声疾呼。但是，如果一个人从“绝对”转到相对，像社会学家一样地询问，现在比从前是否有更多或更少的犯罪，它是否在这方面而不是在那方面发生，形式是否已经变化，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就去追问为什么会这样等等，对这一类问题的回答必须来自事实，而不是来自流言。
第九章 非法活动猖獗的码头工人——经济学与政治学之网
一条钢肋支撑的公路和一排堤岸货棚，将纽约滨水区与城市的其他部分割离了开来，这里宛若旧日的世界，让人联想起19世纪闹哄哄的唯利是图场面，而不大容易将之与20世纪平静的交易方式联系起来。跨过那条阴影线，你就到了一个混乱的、充满着非法团伙活动的边缘区域，这里由具有公牛般体型的“雇用临时工的老板”支配。在这里，肌肉和膂力——必要的时候动用打包钩和刀子——在混杂的集团里强迫推行秩序，这里有来自意大利的移民、斯拉夫人、黑人劳工、不安分守己又心怀怨怼的爱尔兰人。在这里，贿赂、高利贷、小规模的敲诈勒索、偷盗、小偷小摸以及谋杀随处可见，这些都是码头生活中的家常便饭。许多码头直接或间接地被犯罪集团成员所控制，他们操纵着地方码头工会，分配码头的工作，并进行非法团伙活动。工会一般成员对工会领导的任何举措都抱着冷嘲热讽态度，有时他们会采取他们所知道的惟一的方式，即“离开工会，未经工会当局允许进行罢工”。但是，那也只有在与工会持不同意见的非法团伙头目的支持下才能进行，这些头目利用这个机会向已经确立地位的团伙挑战。在战后的10年里，在船运公司和码头工会之间达成的每一个重大的集体谈判的协议，码头工人们都拒绝接受。
本章的主题是探讨非法团伙成员对码头的控制持续存在的原因。一般说来，这个问题的答案牵涉到对下列几个方面的理解：该行业的经济状况，工会和在港口城市的市区民主党机构之间的特殊政治关系，码头工人集团内的种族格局，关于码头工人作为一种“孤立集体”对其周围城市社群心存疑虑的心理学，以及工会本身“中国军阀”式的组织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只是提供了一种背景。其中特殊的是行业非法团伙成员的作用，它一开始就履行着一种“准合法性”的经济职责，由此成为把机构组织在一起的社会粘合剂。
我在腐败和行业非法团伙活动之间作出了必要的区分。腐败包括：滥用工会基金、拿好处费、贿赂、敲诈勒索等等。腐败是罪犯为了私利滥用职权或向他人勒索钱财的一种形式。如果要价并不太高，或者可以像在建筑行业一样将费用轻易地转嫁给他人，它就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做生意的方式；如果要价太高，可能会导致对方要求政府进行干预。可是，行业非法团伙活动所发挥的稳定混乱市场的作用，以及在该行业建立秩序和结构的功能，是其他机构所办不到的，不过它的要价也很高。行业非法团伙活动只能在一种特殊形式的经济市场里才能存在。在钢铁、汽车、化工、橡胶等行业里，行业非法团伙活动并不存在，因为少数几个巨型公司以寡头卖主垄断方式在本行业里建立起一种有序的价格体系。行业非法团伙活动存在于小型的、竞争激烈的、经营本地产品的市场里，像在货车运输业、制衣业、面包烘烤业、清洁和漂染等行业里，除了行业非法活动团伙之外，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单独稳定本行业。在20世纪20年代行业非法团伙活动泛滥时，情况尤其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根据新政进行的合法定价，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总署，削弱了行业非法团伙活动的作用。一直发挥着一种准经济的而又必要的功能的行业非法团伙的行为，这时成为赤裸裸的、毫无必要的勒索。在制衣业（由利普克和古拉控制），在餐饮业，以及在充斥着非法团伙活动的类似行业，雇主们和工会向政府请求帮助。托马斯·杜威【托马斯·埃德蒙·杜威（1902——1977）：纽约州州长，有全国影响的共和党政治1935年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在调查纽约市有组织犯罪活动方面成绩卓著，后三次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担任纽约县地区检察官，上述情况就是使他首次作为检察官而出名的原因。在全国工业复兴总署寿终正寝之后，绝大多数上述行业的工会都已经足够强大，接替了稳定及规范本行业的作用。而在纽约滨水区，非法团伙活动的格局却继续存在。这是什么原因呢？
本章的论点是，特色鲜明的港口经济局面在托运人和非法团伙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迁就通融的格局，它导致上述体制的延续。没有这些经济需求，该体制将会崩溃。如今我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权力和操纵，经常会忽视隐藏在权力之下的经济支点。州、联邦机构和美国工人联合会对1953年以后的纽约滨水区形势的政治干预，乃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通过改变码头工会的权力关系，可能会消除引起非法团伙活动的条件。当然，这是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威行政当局对1955年和1956年滨水区两次罢工的非常干预的正当性的辩护，虽然共和党人先前宣称政府不应该插手任何劳工纠纷。政治努力失败了。然而，如果它成功了，非法团伙活动的格局否是会被终止呢？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如果没有“技术”环境（从其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讲，该词涵盖生态学、机械操作技术和操作的经济方面）的重组和合理化，引起非法团伙活动的条件将会继续存在。而这就是本书想要揭示的东西。如果随之而来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它乃是通过社会学视角描写的历史：解释非法团伙活动是怎样成为工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的，以及显示在形成一套复杂社会关系过程中一个特定类型的市场的角色。
经济杠杆的支点
连小学生都知道，纽约作为全国最大都市的地位应归功于其出色的港口。在美国商业发展过程中，没有什么城市能拥有与纽约相比的资本：又宽又深的航道、不冻港、很少有雾的水域，大货船经过数英里的内陆段航行后，开进一组宽广的天然港口，再进入呈曲线状拐人海湾的受保护的河口湾，最后驶入既长又适合航行的内河，那里有无数个可停泊船只的码头。如此看来，纽约是天生的航运业老大。频繁的航运业务、充足的货物存放空间、许多条汇聚到纽约的铁路干线以及便利的银行设施，很快就使这个港口对代理商和进口商都颇具吸引力，前者要将货物从内陆运到欧洲，后者进口国外商品在全国各地销售。由于业务量巨大，国家各大银行手头都握有大量储备资金，这已成为一个惯例。这种流动资金的积累使纽约成为全国证券交易中心。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前夕，纽约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集中点。市区金融摩天大楼和低矮的西区堤岸在空间上的对立，成了金融业和商业之间的这种相辅相成关系在地形学上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