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同时我又觉得虚幻无比，心里充满了浓烈的无力感。因为我只能这样看着他们挣扎在伤病和饥饿中，甚至最后死去，而我却无法改变什么，哪怕是一点点——这是历史。
历史无法改变。这一度让我感到那么地无奈和无力。
当最后写完这段时，我开始真切地感受到了一股使命感——写历史，不能改变历史，但可以告诉现在的人们，历史是什么样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些什么，有什么是我们不该也不可以忘记的，有些事和有些人是我们必须要记住和尊敬的——譬如这些在历史上留下或没留下名字的汉子们，这些在四百年前远狩国门之外的中国脊梁们。
请永远记住他们。
明军的撤退，除了军马、人员伤病以及后勤补给因素以外，李如松将主力撤回平壤，还有另一个军事上的重要考虑。这个考虑，一半是为自己，一半是为朝鲜人好。
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和其他几个军团，现在都龟缩在汉城。可不要忘记了，在咸镜道那边，还有一头叫做加藤清正的饿狼在盘踞着。
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团在去年攻克咸镜道以后，后悔药就一把一把地吃。虽然他捉到了朝鲜两个王子，还摸到过大明的领土，可惜这些虚名并不能带给他更多好处。咸镜道是朝鲜最贫瘠最寒冷的领土，时值冬季，距离后方又特别远，遍地都是朝鲜义军，第二军团在这里的日子苦不堪言。所以他一路痛并快乐着，快乐是因为他走得最远，远远地把那个药贩子甩在了后边；痛则是日子不好过，很不好过。
郑文孚、李鹏寿两名义军首领在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围绕着吉州府连续打了三场胜仗，被称为北关三大捷。虽然在加藤清正的支援下，最终这股义军被击退，但日军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从此加藤打消了控制咸镜全境的念头，把主力都集中在稍微富庶一点的吉州附近。咸镜道现在成了第二军团嘴里一块剔了肉的腔骨，食之硌牙，弃之可惜。
在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汉城方面判定咸镜道已经失去了固守的意义，石田三成派人通知加藤清正撤退回汉城。接到命令之后，加藤清正快快乐乐地开始收拾行李，逐渐收缩防线，从吉州沿海岸向南部咸兴方向撤退。
万历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军团正式离开吉州，很快加藤清正就不快乐了。因为二军团一出吉州，就开始顶着义军不断追击和漫天的大雪，跌跌撞撞地从端川、新昌、北青一路东遁，使得这条回家之路成了一次无比凄惨的大行军。途中不断有人掉队或者冻死，周围的人根本顾不上施以援手。这与第二军团进入咸镜道时的意气风发，真是天壤之别。
加藤清正与锅岛直茂于二月十七日抵达咸兴，此时第二军团伤亡率大约已超过了四成。
咸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它位于咸兴平原东部，城川江下游左岸，与平安道只隔一道山岭。如果加藤清正有兴趣的话，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咸兴以东九十里处的草原馆南下越过山隘，沿山谷小路疾行，进据平安道的德源、阳德，出现在平壤城的北部。
届时，加藤清正可以选择进攻明、朝联军的安州粮草积屯地，掐断明军气若游丝的补给线；或者配合汉城日军对平壤、开城同时施加压力。无论选择哪一个，对于明、朝联军的打击，都是致命的。
无论加藤清正有否考虑过这些，作为当时的中朝最高指挥官，李如松都不能忽略掉这个可能性。战争中这样的事情太常见了，一件事情有99％的可能不发生，但万一出现了那例外的1％，便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他不能冒这个1％的险。况且这个可能性还不是1％，而是很大，相当大。只要汉城日军和二军团一联络，马上可以对平壤实现前后夹击。无论如何，平壤是不容有失的，因此当他进击汉城时，依然在平壤和开城留下了三分之二强的兵力，过江兵力按最大估算，也只有一万一千人。之所以这样，一当然是粮草不够大军前进，二则是他得时刻防备来自侧后方日军二军团的进袭。
当朝鲜人后来质疑李如松退兵时，李如松也向朝鲜人解释过自己的这个顾虑：“先除咸镜之贼，以绝侵袭之患，然后进取王京。”李如松是绝对不敢把自己的后背交给朝鲜军去守护的。不过他这个并非杞人之忧的考量，遭到了朝鲜人的大肆嘲笑，他们说这位李大提督自从碧蹄馆一败后“事机多误，气势催挫，皆思撤归。”认为这不过是他想撤退的借口而已。
遗憾的是，宋应昌在给袁、刘两位参谋长及与其他官员的书信中透露，明军自平壤之后，就已经决定将兵马分为两部，一部驻扎开城沿江把守，一部守平壤防止加藤清正背后袭击，此事显然不是如朝鲜人说的那样，是李如松在碧蹄馆被吓破胆了。同时他与李如松更是早早认识到，前方日军将大大超过此刻在朝明军的总兵力，因此两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一直向国内兵部催发援军，希望先借点辽军来增援，并催促应到未到的五千川军等部队尽快入朝。宋应昌在平壤大战前后，几乎每封给兵部和石星的信里都要反复催兵，确切地说，不是几乎，而是一定。
后来加藤清正终于没动平安道的心思，直接返回了汉城，这让朝鲜人笑得更厉害了：“看吧，李大提督又在杞人忧天”——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事实上，正是因为李如松及时收缩，才让加藤清正感觉无机可乘，才老老实实返回汉城。这是一因一果的关系。
对李如松的及时回军，宋应昌的评价最准确：欲使咸镜之贼，闻先声而不敢来也。
更讽刺的是，别看朝鲜人嘲笑李如松不遗余力，其实最担心加藤清正袭击平壤的，正是他们自己。
早在二月四日，平安岛左防御使李镒便有飞报入朝，说加藤清正撤到了咸兴，有南下平安道的打算，并警告说凭借朝廷在平安道北侧的防守兵力，根本抵挡不住。
对于这个心腹之患，朝鲜国王李昖害怕得不得了。他们在伊川、谷川附近没有任何驻军，如果加藤清正打算在这里动手，朝鲜军将没有任何防备。
他害怕自己会被偷袭，所以无论宋应昌和大臣们如何催促，这位国王打死也不肯驻回平壤，宁可在义州多呆两天。李昖后来被人催得急了，总算说了实话：“北贼未灭，如在人背，万一逾岭向西，与京城之贼相为犄角，截天兵之后，天兵前后受敌，此危道也，而我乃轻入其中，不可也。”
看看，李昖对加藤清正怕成这副样子，连平壤都不敢进，却还有余力嘲笑李如松的稳重用兵。其实嘲笑李如松胆小还是其次，更关键问题是李朝君臣们很清楚地知道，加藤清正“万一逾岭向西，与京城之贼相为犄角，截天兵之后，天兵前后受敌，此危道也”，这是会要大家命的，所以坚决不肯“轻入其中”。那么，明军轻入其中就可以了么？在碧蹄馆大战之后，李朝君臣依然要求李如松不回防，要他继续前进拿下汉城，这是什么心态？
在许多历史书中，都把碧蹄馆之后的李如松描绘成是一个怯懦、胆小如鼠的将军，说他白白舍弃了大好局面，没有鼓起剩勇追赶穷寇，反而一味退缩避战，以致战事蹉跎。
事实上只要多看看三方史料，再看看朝鲜地图和三军部署，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在平壤大胜光辉掩盖之下的，是马疫遍地横行和极端缺衣少食，明军和辽东集团军因此几乎丧失了大半机动能力和战斗力，更兼春雨连绵，道路翻浆，前方有至少一倍于己的敌军驻守在坚城内，还有一支强大的敌主力军团在侧后方虎视眈眈，无论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在明军这边。在如此“大好局面”之下，假如李如松按照朝鲜人的心愿强行突进，饥肠辘辘地冲到汉城之下，下场不用说天知道，我用脚指头想也知道——全军覆灭。
现在我们知道，碧蹄馆之役的胜负，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抑或是在壬辰战争史上，都不会改变什么，这只是一场胜败完全无足轻重的遭遇战，除非李如松阵亡，否则其胜负不会影响明军之后任何动向。
李如松轻军突进快速进击汉城，当然有争功的因素在内，但究其关键，一是因朝鲜方面提供的日军数量情报完全失实，与汉城日军实际兵力的差异几乎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客观上导致了他没做太多准备就轻率突进。不过，这依然不是他突进的主要原因。李如松突进的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就因明军没吃的了，他迫切地需要拿下汉城来解决明军的吃饭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他看上了龙山仓的粮食，这才是他不顾明军伤病交加缺吃少穿也要冒险，试图以少数兵力快速拿下汉城的真正原因。
同时，来自侧翼已抵达咸兴的加藤清正二军团的威胁，及明军粮草严重不足和马匹大量病疫的严峻现实，也使得李如松当时最好的选择，只能是带着当时战斗力最强、机动力最高的亲兵团突进，快速抢夺汉城。李如松无法带着没吃饱饭甚至连路都走不动的庞大军团去抢汉城，一是根本不可能，仅到临津明军就被足足饿了两天，在如此糟糕的后勤状况下，三万多明军根本用不着到汉城，在半路就得饿死一大批；二是即使以大兵团抢下了汉城，只要龙山仓没拿下，大伙也还是得饿死在那里。
同时，我们从碧蹄馆之战的记录中也可以发现，明军的攻城重火力远没有运送到位，而前锋清一色的骑兵，也从侧面说明了李如松能做的，只能是以骑兵快速突袭拿下汉城和龙山仓，他没有能力也没可能进行耗时日久的攻城战。明军既没有那么多的给养，朝鲜也没这个运输能力把那么多火炮快速运上去，更无可能聚集起足够的攻城兵力。
因此以少量兵力带口粮前进，在最短时间内拿下汉城和龙山仓，解决了后继军团的吃饭问题以后，临津江以东的李如柏军团再进驻汉城，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优秀指挥官的正确选择。
遗憾的是，李如松抢夺汉城，尤其是夺取龙山仓的这个希望破灭了。我想，他自己也应该很清楚这是一次冒险，但却又是一场他不得不冒的险。碧蹄馆一战后，李如松知道，前面那个朝鲜人说没几个日军的汉城，驻扎着至少五、六万日军主力兵团，这绝不是目前三万多没吃没喝的明军能拿下的。而明军的辎重补状况给显然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因此他只能无奈地转入了战略防守，被迫彻底放弃以武力攻占汉城的计划。
不过，李如松对龙山仓的欲望并没有因此减少哪怕一丁点，反而因此更加炽热起来。犹如一个失恋的少年，他原本迫切想得到龙山仓的那股渴望，变成了求之不得后的怨念。不久之后这股怨念终于爆发出来，遂了李如松我得不到你也别想要的心愿，还意外地解救了一位此后将在朝鲜战场上大放光彩的朝鲜名将。
有意思的是，宋应昌在给明使沈思贤的信中，也直接问到了汉城的龙山粮仓可烧否，和李如松打起了一样的念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当然，这也是当时形势下解除汉城日军威胁的最好战术——让他们和明军一样，断粮。
我想，不管李如松自己在当时、此后做何想和有什么表现，他都肯定没想到以后的史家们会对碧蹄馆这次遭遇战如此关注，并把此战的结果给拔到了这样一个高度，把这战的结果和他本人的态度，以及明军此后的战略变更给联系到了一起，并最后给他扣上了一顶怯弱的帽子，认为此战摧破了李大提督的心志，让他萌生了退意。
这就是李如松以及当时的明军参战将领们，包括当时的明朝文官们都没对碧蹄馆之役留下太多笔墨，也不怎么在意的原因。
并不是所有的进攻都是勇敢的；同样，并不是所有的退却都是怯懦的。
但又为什么在史料中，我们看不到在退兵问题上李如松对朝鲜人不着重提粮草问题，不公开说这一系列困难呢？
事实上这当然不可能的。无论是杨元还是李如松，抑或宋应昌都在不断地向朝鲜人提这一问题。这关系到明军数万将士的性命，焉能不提。然而，朝鲜方面力主明军和日军决战的中坚分子们，因为异口同声地把李如松退回开城一线的原因，归结为是他在碧蹄馆被日本人打怕了，所以在他们的记载里，大多绝口不提这个原因。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脏水泼到李如松身上去。
譬如柳成龙和李如松在退兵前发生的争吵中，李如松就绝无可能不谈这个要命的问题，他又不是傻子。可在柳成龙笔记里，却完全看不到一点痕迹，这显然不符合常识。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之前所说的问题外，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柳成龙本人正是朝鲜方面负责运输和提供粮草的，他也不傻，当然也不会说自己工作没做好，主动露自己的短板。于是在他笔下的李如松，就只能是一付全然理亏而又怯懦的模样。这无疑是他对李如松退兵异常不满的怨念在作怪，因此极力把李如松描绘成了这个样子，好显得他正义凛然。
不过即使这样，在其它那么多私人笔记甚至朝鲜正史中，还是留下了我们前面挖出来的那些零碎资料，能让我们替李如松一洗蒙了几百年的冤。事实终究是事实，是怎么样都掩盖不住的。
比如《宣祖实录》曾经记录下一段朝鲜君臣对话，很具代表性：
〖上曰：“賊情則然矣，天將之欲和者，何意耶？”元翼曰：“碧蹄一敗之後，畏縮如是。”上曰：“自古，兵家勝敗，不可常也。豈以一跌而如是也？”
……
上曰：“天朝糧餉，不用故耶？”元翼曰：“天朝糧餉亦用，亦留兵粍食者，幾一萬六七千，往來之數不在此中。所以難繼也。”上曰：“予意提督雖進，似無可爲。其軍不滿三萬，雖進何能爲也？”元翼曰：“天將亦言其如此，謂曰：‘兵少而能有濟耶？不量而請戰，眞是癡朝鮮也。’”〗
可见朝鲜人自己对于补给问题的短板心知肚明，只不过他们还是坚决认为李如松是“畏缩”，这其中心态，可堪捉摸。
二则是无论是对李如松以及宋应昌来说，没粮草最多就是在临津江一线呆着，等粮草补给上来，战马补充完了再开战就是。宋应昌和李如松又不是朝鲜君臣，他们是明军的大帅和经略，完全不介意朝鲜晚几年解放，他们两人最介意的是明军的伤亡。不过这话，他们是绝对不会对朝鲜人说的。
所以粮草问题提过就可以了，反正大家心里明白，用不着多说。至于其它的，恐怕李如松根本不在乎，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就成。我觉得他当时的心态，很可能是老子给你个理由就不错了，哪怕不给理由都没什么，你们能怎么样。因此张世爵当着他面殴打李薲，除了明军将士们因为缺吃少吃病困交加而普遍满腹怨愤之外，很可能也是李如松暗示的。以他那骄横的性格，在国内就敢殴打同僚文官，何况是朝鲜官吏。柳成龙自己工作没做好，居然还敢和他当面叫板，那么让手下给对方点教训这事，他完全干得出来。反正打了也是白打，还可以不再和朝鲜人扯皮，打得好。
至于他在退兵时对朝鲜人耍的一系列手腕，如果真的有这些情节，那么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和当初祖承训兵败回撤时一样，生怕朝鲜人给他捣乱。譬如万一朝鲜人不知进退甚至故意使坏，乘他及明军还在坡州时，直接向汉城开战，那么明军势必只能和出动的日军决一死战，这类情况是李如松绝不愿意愿意看见的。不过李如松也很清楚，只要他大军开到平壤，没了明军撑腰，这几位朝鲜官员就绝不敢去招惹日本人。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再一个可能，就是这些是朝鲜人的屈笔。因为只要故意不提他退兵的理由，不用说其他的，单单李如松转身就走的这个行为，就足以让人觉得他是因为胆子小逃跑了。这个可能性，在我们看来是最大的。因为事实上，朝鲜人这个“辨诬”策略非常成功，几百年来九成九的人都说李如松在碧蹄馆之后退兵，是因为被日本人打破了胆，他们和柳成龙们一样，几乎一致忽视了明军因粮草不足而陷入的惨烈现状，更别说还有侧后一支敌主力军团的窥视和正面几乎一倍于明军的日军了。
可怜的李大提督，从宁夏战场下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风尘仆仆赶到异国他乡的朝鲜，一路前进冲到平壤城下，神机妙算身先士卒，仅仅两天半就拿下了平壤坚城。孤军远征悬兵海外，以伤亡三千的代价，杀死杀伤敌军一万多，强攻敌人大军防守的都城一战而下，这在军事史上都可以大书特书一笔了。
碧蹄馆一战，他依然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以三千骑兵对日本战国名将统帅的三、四万精锐，与五倍于己的敌军直接交战，部队在野战中坚持了数个时辰不溃，最后以伤亡千余的代价杀伤三千以上日军，重创对手后全身而退。以这两战的表现，称李如松和他所部为亚洲第一强军都一点不过分。
两次战斗，明军总计伤亡四千灭敌万五，在这个数字中，明军死亡不过两千，日军死亡则超过了一万，上限能到一万二、三，如果以死亡数来算战损比的话，高达到一比五至一比六。不夸张地说，这两次战斗明军杀伤的日军数目，在日本国内足以让一个百万石的大名灭国。
如此优秀的一位军事统帅，被一群TXT100电子书的屈笔抹黑成这样，并足足蒙冤了几百年，真叫人哭笑不得。
最后顺便说说咸镜道威胁的解除。
把加藤清正这股威胁解决掉的人，不是朝鲜任何一支部队和将领，依然是明军，准确地说是明军的总参谋长袁黄。
袁黄已经把朝鲜局势研究透了。他仔细地分析了整个战略态势与加藤清正的性格后，准确地判断出第二军团在咸镜道的尴尬地位：加藤清正现在又想占个便宜，又想早日脱离苦海，首鼠两端，左右摇摆，自己都无法作出决断。
袁黄不介意帮加藤清正下一个决心。
他请示过宋应昌之后，派了麾下一位策士冯仲缨，面授机宜，带了十几个人直奔咸镜道。
已经被吓破了胆的朝鲜人根本不相信这十来个人能阻挡第二军团的兵锋，屡屡提出质疑，对此冯仲缨解释道：“用兵诡道。平壤城刚刚被攻克，倭寇完全不清楚我军虚实。咸镜道那些人现在胆战心惊，怕大明怕得要命，十几个人足以唬住他们了。”
结果日军的反应不出袁黄所料。当听说明军派来使者谈判时，加藤清正以下的日军将领个个笑逐颜开，忙不迭地在安边扫洒馆舍，准备热情接待。
冯仲缨是个有胆量的人，他在二月二十五日到了安边以后，把其他人留在外围，自己单骑赴会，独闯倭营。加藤清正等人没想到他一个人来，不由得感叹说公万骑之中单骑入来，可谓唐突。冯仲缨没跟加藤清正废话，劈头就把他训斥了一顿，加藤清正居然不敢回嘴，唯唯诺诺。
在接下来的会谈中，冯仲缨告诉加藤清正两个很重要的信息：
第一个信息是明军在北境的动向：明军已经从平壤抽调了一部分南兵炮手，又从第二批入朝明军中分出万人，协助李镒防御平安道。李如松提督也已提兵返回平壤。
第二个信息，小西行长一直在跟大明暗通款曲要求封贡。
这两个信息对加藤清正的刺激相当大。第一条信息，让他彻底绝了偷袭平壤的念头；第二条信息，让他更迫切地早日返回汉城，免得被药贩子抢功。
袁黄虽然对日本国情不甚了了，可对这种二士争功的套路，可见得太多了，稍微一撩拨，便能起到离间之效。
冯仲缨分析完局势，加藤清正赶紧把自己的团花战袍脱下来，给冯仲缨披上，跟他歃血为盟，发誓早日返回王京，好重启谈判。临到告别，他还把两位被俘的朝鲜王子叫出来，跟冯仲缨见了一面，报个平安以示诚意。
冯仲缨一看加藤清正从善如流，便多加勉励了几句，大摇大摆离开了安边。朝鲜人问他谈的怎么样，冯仲缨一摆手：“搞定。你们这边不用屯兵提防了。”
朝鲜人不太敢相信，结果过了几天派人去一侦查，果然如其所说，倭寇全走光了！
安边会谈的效果立竿见影。大明使者促使加藤清正下定了决心，不再考虑出什么奇兵，会谈结束后就开始收拾行李，坚定不移地继续撤退。四天之后，也就是二月二十九日，历尽艰辛的加藤军团终于返回汉城。至此，临津江一侧再无日本军事力量存在。
袁黄轻轻的一记推手，便把这一支日本最犀利的军团驱赶回了汉城，为接下来的东进与和谈铺平了道路。
可惜袁黄并没有等到这一天，就被罢职了。
说来有些可笑，导致袁黄罢职的，不是因为他在朝鲜的所作所为，而是一件陈年旧事。
之前袁黄曾经在吏部担任主事，他与另外两名官员被人弹劾渎职，朝廷派了赵南星进行调查。赵南星是后来东林党的大将，和首辅王锡爵是政敌，结果在王锡爵的干预下，赵南星反被罚俸降职，吏部的其他两个人也被夺职——这时候袁黄已经被石星调去兵部，去往朝鲜的路上，暂时逃过了一劫。
想不到三月份的时候，这事又被礼部精膳司署员外郎事陈泰来提了出来，把赵南星、袁黄等人大大地称赞了一番，痛斥王锡爵。这事被王锡爵解读为私自结党，万历大怒，把陈泰来、赵南星、袁黄一古脑都禠职了事。
正好李如松对袁黄也多有不满，先后上了几道书骂这个老和尚不是好人。这新仇旧账联合到一起，袁黄只得黯然走人。
这位一代才子和奇人，真是躺着也中枪……
总参谋长袁黄在朝鲜的功绩不显，历来被人提及较少。可实际上明军的进攻计划，都是袁黄呕心沥血制订出来的，不然李如松在朝鲜断不可能像是在自家后花园闲逛般轻松。
抗战的胜利，有李如松的一半，也有袁黄的一半，可惜袁黄没有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袁黄被弹劾之后，索性挂职回家，潜心修行，后来写成了《了凡四训》与《功过格》，在民间影响极大，几与著名思想家李贽齐名。比起其他几位同僚的下场，他这也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
第二章 战争与和平
李如松回到了平壤，任凭朝鲜人如何恳求，就是不动如山，牢牢地守住临津江一线。龟缩在汉城的日本人却先坐不住了。
碧蹄馆一战虽然日军伤亡比明军惨重，却不妨碍他们将其夸称为一场大胜。眼下明军主力后撤，汉城的宇喜多秀家与几位奉行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开展反击，给远在日本的太阁大人一个交代，提升一下士气。
汉城此时聚集了日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八一共五个军团，总兵力六万余人。这五个军团里面，小西行长的第一和加藤清正的二军团处于半残废状态，小早川隆景的第六军团也伤亡不小。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黑田长政的三军团与宇喜多秀家的八军团阵容齐整，完全可以一战。
可究竟打哪里呢？
明军主力此时驻扎平壤，在开城留下了三千辽东军和两千南兵炮手。临津江以东，只有查大受的小股明军侦察队与坡州的朝鲜义军。按照常理，日军应该挥师西进，占领坡州，再渡江攻打东坡驿——就算打不下开城，也要抢占临津江天险，占据战略主动。
可明军将官和士兵在平壤，尤其是碧蹄馆前表现出来的强悍战斗力和过人军事素质，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汉城的三个几乎半残的兵团里，有一个半是被李如松打残的，除非万不得已，宇喜多秀家实在不想再和这位爷发生正面冲突了。
要知道坡州是明军在临津江东的唯一据点，万一日军一碰坡州，开城那机动能力极强的三千骑兵和两千擅长火器及肉搏的南兵顶上支援，然后平壤的明军主力倾巢而来，那么势必在开城和坡州之间有一场恶战。而且这一来攻守易势，刚在平壤和碧蹄馆损失了几近整一个大军团兵力的日军，绝不想在这个时候再和明军在野外死磕一场。
既然明军这头猛虎碰不得，日本人只能把目光放在一些软柿子上。接下去及再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一系列事实证明，这个时候的日军已经彻底丧失了和明军再战的勇气，几乎是惊弓之鸟。
当时在汉城的周边地区，活跃着许多朝鲜义军，他们战斗意志却比朝鲜官军强烈得多。这些义军专门袭击小股鬼子，等日军大部队赶到，他们立刻化整为零，散到山里去。朝鲜山多，日军被他们东敲一榔头，西砸一棒子，搞得不胜其扰。
可是这些义军的人数太少，多则两、三百，少才七、八十，就算全歼了，也不是什么大胜。宇喜多秀家需要的，是一场又好打，又可以称之为大捷的胜利。
他思前想后，终于选中了一个绝佳的目标：幸州。
幸州位于汉江下游，距离汉城二十八里。在这里，汉江忽然折向西北方向，与临津江交汇，再奔流入海。这里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它的北方是碧蹄馆山区与昌陵川，距离汉城也相当近。
如果这座城市掌握在明、朝联军手中，便可以在陆地上威胁日军西进的路线，而且还可以让水军沿汉江一路逆流而上，直接进逼汉城——对于汉城日军来说，碧蹄馆是咽喉气管，幸州是支气管。哪一条断了，都喘不过来气。
此时在幸州的朝鲜守军，只有两千多人，据说都是些未经过正规训练的义军。看起来只消日军轻轻一推，这座山城便会轰然倒塌。
为了扎扎实实地取胜，同时也为了防备明军可能的突袭，宇喜多秀家亲自披挂上阵，率领大军浩浩荡荡朝着幸州城杀去。
比起两眼一抹黑经常胡乱给明军提供假情报的主场朝鲜队来，身为客队的日军情报，异常准确。幸州城此时的守军准确数字是两千三百人，可是他们忘了调查一下朝方指挥官的名字——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朝鲜军将领都是废物，知道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无伤大局——可是，惟独这个指挥官日军不应该被忽略。
这个人叫做权慄。
权慄是朝鲜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唯二的名将，他与李舜臣一陆一海，并称为壬辰双壁。
和苦孩子出身的李舜臣不同的是，权慄是光州当地名族，是前朝领议政权辙的儿子，高干子弟。他这一辈子没作过官，也没遭过罪，交游来往的都是高官贵人，还有一个在朝中做官的好女婿叫李恒福（知道为什么这人写的书里权慄能厉害成那样了吧）。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权慄大概会就这么悠哉游哉地在光州过完一生。
壬辰战争爆发之后，柳成龙为了抵挡日军的闪电攻势，把权慄举荐为光州牧使，希望利用权氏一族的威望征集部队，协防汉城。这是权慄第一次踏入军界，这一年他已经五十五岁。
柳如龙这个人，慧眼识才的水平绝对是一流的。在壬辰战争中，他一共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李舜臣，一个权慄，结果都成为了朝鲜的中流砥柱。
与锋锐如一把钢刀的李舜臣不同，权慄的特点是守。这位老人如同一面厚重的墙壁，渊渟岳峙，不动如山。早在壬辰年七月八日，权慄在梨峙地区以寡敌众，硬生生把小早川隆景挡在了全罗道之外，从此崭露头角，被朝廷委以全罗道观察使兼巡察使重任。
此后权慄一直围着汉城打转，先后与宇喜多秀家多次交手，还抢占了汉城东部的水原秃城。第八军团倾尽全力，把权慄围在秃城围了一个多月，最终也没攻进去，悻悻退回汉城——是役朝方宣称歼灭敌军三千多人，这是虚报的数字，但权慄擅守的能力，却是确凿无疑。
而他此时正在守卫的幸州山城，也不是一个善地。
幸州山城位于德阳山顶，海拔有一百二十五米，是一个双重结构的城堡。它的内城三面临汉水，利用德阳山脉的险峻山峰围成天然城防。内城西北有一条呈十几度夹角的缓斜面山谷，山谷之上筑起高墙，构成外城大模样——这里是外界进入幸州山城唯一的一条陆路。
一座易守难攻的山城，一位守城名将。当这两样东西叠加到一起时，攻方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
权慄知道这里势必有一场大战，他除了加固城墙、囤积火器与弓箭之外，还在城墙外竖起了两道木栅栏，栅栏前后挖出壕沟。在山城附近，还有他的副手宣居怡的一千八百人，在衿川的光教山结阵，互为犄角。
需要一提的是，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朝鲜人已经逐渐脱离了原来的作战模式。日军的铁炮与明军的火炮让朝军大开眼界。有心的朝鲜将领们，也开始有意识地搜罗各式火器，甚至尝试着自己制造。
这一次权慄来幸州城，就带了许多犀利火器。其中最宝贵的，是三百辆明军火车。这种火车与日后的火车不同，每一辆车上装着一个大长方形匣子，前端有四十个射击孔。每个孔里都装着铳炮，从后点火，一齐射击，声威十分惊人。
另外权慄还配备了数辆水车石炮。这是一种长臂投石机，可以投掷几十公斤重的石块，它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水车绞盘。幸州山城紧靠汉水，水动力要多少有多少，与这种武器配合实在是相得益彰。
这一切都准备妥当以后，权慄严阵以待，撒出斥候去等待日军的到来。在二月十一日，前往汉城方向侦查的权慄所部突然遭到了日军大部队的突袭，伤亡八十余人，只有少部分及时逃回幸州。权慄知道，日本人终于来了。
二月十二日，日军主力浩浩荡荡地抵达幸州城下。这一次的日军阵容相当强大，所涉番号包括第一、第三、第六、第七、第八等五个军团。
朝鲜方面宣称日军这一次动员的总兵力有三万，不过朝鲜义军的战绩一向夸大其词，不太可信，很可能是时人根据军团番号推算出的结果。实际上，宇喜多秀家带来的军队里，只有他自己的第八军团全员出动，其他几个军团只是各自派出了一部，因此参与攻击的总兵力约为一万五到两万人。
这个数字比较合乎情理。当时汉城总兵力约为五万三千人，时刻面临明军东进的压力。幸州山城再重要，宇喜多秀家也不会弃汉城于不顾，出动一大半兵力来攻击偏城。
宇喜多秀家把攻城部队分成七阵：第一阵是小西行长；第二阵是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加藤光泰、前野长康五位奉行；第三阵是黑田长政；第四阵是宇喜多秀家的本队；第五阵是吉川广家；第六阵是毛利元康等人；第七阵是小早川隆景，但他负责外围警戒，不参与攻城战。
小西行长与石田三成同属秀吉麾下的文治派，一个刚遭受了平壤落城的耻辱，一个在朝鲜寸功未立，都急于取得一场胜利证明自己。秀家索性把他们哥俩排在第一、二阵，送他们一份功劳。排出这个阵势，说明宇喜多秀家并没把幸州山城放在眼里。
二月十二日拂晓六时许，天还没亮，第一阵的小西行长率先发动了攻击，他的部队分成两翼，沿山谷两侧打起红白两色军旗，气势汹汹地朝幸州外城扑去，试图一举突破城防。从山城方向看下去，会发现漫山遍野遍布日军。一方面，这说明日军兵力雄厚；另外一方面，则证明幸州山城正面空间不大，日军只能攒集成一团……
日军距离山城还有五里远的时候，全军都有些惶恐不安，毕竟之前从来没面对过如此规模的敌人。这时候，权慄下了一道命令：吃饭。
权慄是一个好指挥官，他知道守城最重要的是士气，主帅必须要保持无比的镇定，才能给予士兵们信心。果然，当士兵们看到权慄仍旧镇定自若，还不忘关照大家吃早点，也都纷纷安静下来，边吃饭边作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一直到日军接近城下木栅栏三十多步的距离，权慄才缓缓站起身来，下了第二道命令：开炮！
朝鲜军的火炮、火铳、弓箭、投石器等犀利武器同时开始居高临下地怒吼，万箭齐发，火焰涨天。各式各样的杀人利器挟着风雷，狠狠地砸向日军阵势。
日军仰攻本来就相当困难，而且战场狭窄，大家只能挤成一团。此时朝鲜军突然开腔发言，精心配置的火器弓弩从不同方向轰击，让日军躲都没地方躲，一时间攻击方被砸得人仰马翻，惨呼连天。日军士兵往往先被火器轰得半熟，再被弓箭洞穿，最后被飞石砸成一瘫肉酱……
在混乱之中，日军也有凶悍之辈试图顶着硬往前冲，杀开一条血路。可他们冲到栅栏前，就没法再往前冲了。还没等他们劈开木栏，另外一边的长矛手已经一个一个地捅翻在地。
小西行长很快便抵挡不住，一脸羞惭地退了下去。他的嫡系在平壤伤亡极大，如果在这里再断送一批，第一军团血脉便枯竭了，他可舍不得。
宇喜多秀家没料到敌人这么难缠，也没为难小西，令旗一挥，五奉行的直属部队嗷嗷地又冲了上去。
五奉行的直属部队从来没参与过任何大规模战事，只在碧蹄馆围观过李如松，没什么实战经验。主帅石田三成不是以军略见长，他能想到最好的战术，是命令足轻拼命冲锋，铁炮部队在阵后掩护射击，攻击栅栏后的朝鲜人。
日军的铁炮在朝鲜战场所向披靡，可这一次却失效了。因为铁炮的射程本来就有限，向上仰攻的角度更是进一步缩短了射程。为了有效攻击到朝鲜士兵，铁炮手必须尽量贴近阵前，这样一来便进入了朝鲜军火铳与投石器的攻击范围——更惨的是，铁炮必须要集中使用才有效果，铁炮手们被迫在山城前的狭窄区域站成一团，朝鲜人的石头与火箭一砸一个准。
权慄一直在第一线指挥战斗，他为了防敌人的冷枪，弄了一个铜盔。敌人铁炮声起，他就把铜盔扣到脑袋上；敌人铁炮声歇，他就摘下盔头，给士兵们盛水喝。朝鲜守军受到主帅鼓舞，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短短一个多小时，第二阵也在权慄的猛烈打击下败下阵来，伤亡程度尤在小西行长之上。
第三阵的黑田长政一向用兵稳重，他早就看出来这幸州山城易守难攻，不是靠简单的硬攻能够拿下。前两阵已经把敌人实力摸得差不多了，黑田长政不愿多付出牺牲，草草进攻了一下，便撤了下来。
宇喜多秀家有些恼怒，质问黑田长政为啥出工不出力。黑田长政回答说是敌人守的太稳，硬攻只是白白死人，不如另辟蹊径。
宇喜多秀家脸色有点不好看。秀家这一年才二十多岁，正是好面子的年纪，他带了数万人马，攻一个两千人的小城，居然还要“另辟蹊径”？
但很快他不得不接受了黑田长政的建议。
原来在第三阵退下来不久，忠清水使丁杰带了二船弓矢火药，顺着汉江漂过来，在日军鼻子底下大摇大摆地对山城进行补给。日军对汉江没有控制权，只能干瞪眼看着幸州山城欢声雷动，把一捆一捆的武器抱回城里。
宇喜多秀家终于意识到，幸州山城是困不死的，朝鲜人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汉江进行补给。他不得不放下身段，向黑田长政请教。黑田长政对秀家面授机宜，说你只须如此这般，必可成功。
中午吃过饭以后，秀家的本队开始了第四次进攻。朝鲜人发现，日军的战术变了：他们不再密集一窝蜂地哄哄乱冲，而是每人都抱着一捆干草，分散着靠近。每当凑近木栅栏的时候，士兵就会把干草扔过来，然后急速后退。
等到干草在木栅栏前积累了一定数量，日军在远处开始用火箭与铁炮点燃。在一瞬间，木栅栏便有十余处被干草火焰引燃，飘起熊熊黑烟，遮蔽了守军的视线。
日军骤然暴起，秀家本队针对整条防线发起了极其凶猛的进攻。
朝鲜军没料到日本人来这么一招，一下子陷入慌乱之中。眼看防线即将被突破，权慄拔刀上前，大声呼喊，一边让守军坚守岗位，一边吩咐预备队从城中取水灭火。他身边的军官全都扑向木栅栏前线，拼命稳定阵线。
在权慄等人浴血奋战之下，木栅栏的火势被控制住了，日军的强悍攻势也被化解。权慄未及喘息，他忽然听到西北方向传来枪声与呼叫声。西北面是一个子城，负责防守这一段防线的是一个叫处英的僧人和数百僧兵。
权慄朝那边看去，发现浓烟滚滚，僧兵正在一路溃败下来，日军的小旗已经突破了两道栅栏。
原来这才是黑田长政的真正诡计。他建议秀家先以大军焚烧木栅栏，等到朝鲜人首尾不能相顾之时，以奇兵猛攻最为薄弱的西北方。果然一击得中。
幸州山城的防线几乎是一条直线。只要一点被突破，即告崩溃。权慄见状，情知城下已不可守，只得叹息一声，挥舞旗帜，命令所有人退出木栅栏，弃守外城，收缩到山顶的内城。
宇喜多秀家大喜过望，急忙命令日军全线出击。日军第四阵、第五阵、第六阵轮番上阵，一浪高过一浪地猛攻内城。
朝鲜军寸步不让，他们虽然失去了外城，但防守区域变小，更利于打击敌人；而且守军身后就是汉江，逃无可逃，反而激起了死守的勇气。权慄提着佩剑四处奔走，不时下达指令，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去哪里督战。在他的指挥之下，水车轮转，火铳怒射，在德阳山顶方寸之间迸发出了无比坚韧的战斗力。山城防线烽烟四起，四面飘摇，可始终屹立不倒。
据说到了危机时刻，所有的女人都亲自上阵，她们把裙子剪短，把剪下来的布兜着石头运给守城将士。后来这种短裙流传下来，成为幸州当地的特色之一。
惨烈的攻防战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无论日军还是朝鲜军都伤亡惨重，疲惫不堪。战局正朝着向朝鲜军不利的一面变化，权慄手里已没有任何预备队可用，而日军尚有小早川隆景的第七阵没有参战。
权慄已经濒临绝望，以为自己将会以殉城作为最后的结局。可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出现了。
宇喜多秀家忽然下令撤退。数万日军把同伴的尸体收拾起来，付之一炬，然后徐徐退下德阳山，朝汉城匆忙撤去。这一场被朝鲜人称为“壬辰三大捷”之一的幸州山城大捷，终于落下了帷幕。朝鲜军汇报的战绩是阵斩敌人一百十一人，左耳两枚，兵刃盔甲七百二十七件。
死里逃生的权慄又喜又惊。喜的是幸州山城居然守住了，惊的是他不知道日军为何在马上可以攻陷城池时突然后退。
权慄不知道，就在他顽强地抵抗秀家的猛攻时，周边局势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
汉城遭到了明军的突然袭击！
不是说李如松已经决意退兵了么？为什么还会有明军进攻汉城呢？
准确地说，这次参与袭击的明军，是辽东军查大受所部；更准确一点说，查大受袭击的不是汉城，而是汉城附近的龙山仓。
原来幸州城之战爆发前，李如松驻屯在开城，琢磨着该怎么保持平壤和临津江防线。李如松是个对战场有敏锐嗅觉的指挥官，他知道明军这一回防，汉城那五、六万日军即便眼前没动静，迟早还是得来添乱。因此他必须把战线保持在临津江一线，才能保证平壤的安全。所以就得想办法让日军无法对临津江防线有大的动作。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李如松想出了一个拖住日军手脚的办法。
我们之前说过，平壤战役后明军之所以快速推进，以至发生了碧蹄馆之役，很大一个原因是明军缺粮，李如松想尽快拿下汉城，获取龙山仓的大批粮草以弥补明军的后勤不足。
明军在平壤战役及渡过临津江后，抓了许多日军和朝奸俘虏，从他们的口供里，李如松一直都知道汉城日军有相当部分粮草积聚在离汉城五里的龙山仓内。于是李如松再次找来了傻大胆查大受，吩咐他在江东找机会突进，如此这般，好让小鬼子近期内的一切行动都歇菜。
查大受是辽东军中最能打的将领之一，当初带着几百人就敢去摸汉城的城墙，胆大如斗。得了李如松的授意后，他二话不说，带着自己麾下几百骑兵跨过临津江，在汉城附近昼伏夜出，四处寻找机会——李如松的军事意识很超前，这就是现代战争中的特种作战。
宇喜多秀家率军进攻幸州山城的事，当然没有瞒过查大受的耳目。他知道无论是日本还是朝鲜的注意力，很快都会被吸引到那边去，届时就是绝佳的机会。查大受计议既定，便带着人马悄悄贴近龙山仓，隐藏在附近，目送着日军开往德阳山的队伍离去。
把守龙山仓的守军是第一军团的副将、对马岛岛主宗义智。第一军团主力被小西行长带去了幸州前线，宗义智的部属因为伤亡过高，一直没恢复元气，便留下来看守粮仓。宗义智认为这是个轻松的活儿。此时明军在开城裹足不前，朝鲜军又被围在幸州，他想象不出还有谁敢靠近汉城来占便宜。
他没料到查大受就是这么个楞头青和傻大胆。
差不多就在幸州开战的同时，大明抗日援朝辽东集团军特种兵大队长查大受同志，率部摸到了龙山仓。接下来的故事，跟三国官渡之战里的偷袭乌巢差不多：宗义智吃酒吃得大醉，结果被查大受轻军突入龙山，四处放火，把仓中粮草烧了一个磬净，然后全身而退。查大受所部全是摩托化部队——骑兵，不是九州的短腿日本兵能追得上的。
宇喜多秀家接到龙山被袭的消息，吃惊非小。他不认为明军会孤军深入，袭击龙山仓恐怕是敌人大反攻的一个前兆，搞不好明军四万主力已经再渡临津江，朝着兵力空虚的汉城杀过去了。
一想到这个可能性，他的头皮便开始发麻。不行，不能再跟这个破山城纠缠了！汉城和幸州孰轻孰重，秀家还分得清楚。他当即下令全军停止进攻，返回汉城准备应付明军进攻。
等回到汉城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四处的侦察队都回来汇报后，秀家才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明军。他气得要死，差点要杀掉宗义智。最后还是小西行长死命劝说，才算勉强给保了下来。
既然没有明军，那再接着回头去打幸州吧。秀家这样想着，派人去作侦查，结果发现权慄已经把山城放了一把火烧干净，然后悄悄撤退了——他已经幸运地获得了一场惨胜，没有必要再死撑下去了。
无论如何，这个战略要点总算没落到朝鲜人手里。心中略觉宽慰的秀家放弃了派兵驻守的念头，可很快心头又被另外一份报告的阴云遮住。
五位奉行向他报告，龙山仓的粮草被查大受付之一炬，这相当于汉城全部存量的三分之一强。此时汉城数个军团云集，每日消耗量极大。龙山仓的丧失，对日军的固守影响不算太大，但别想再有什么大规模的反攻——这完全符合李如松的预期。（《明末纪事本末》里说查大受是三月焚烧龙山仓，时间上不确）
幸州之战的胜利，在战略上并无太大意义，但它给朝鲜人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权慄善守的威名，不胫而走。不光朝鲜人一片交口称赞，据说连明军也佩服不已。
大概情况是这样的：整天在临津江转悠的查大受在焚烧龙山仓之后，听到权慄以两千人死扛了日军两万一整天，十分佩服，特意派了一员偏将去查勘战场情形。又过了几天，他亲自跑到权慄营地去询问详情。听权慄说完以后，查大受感叹说：“没想到即使在大明之外，也有真正的将领存在啊。”
李如松听到幸州胜利的消息时，正在回平壤的路上。他听到以后，心里有点后悔，觉得若那时候明军反攻，未尝不能取得大胜。他指着李如柏、张世爵几个人说：都是因为你们闹着要回军，这才耽误了大事。
不过这两段故事都出自朝鲜人的记载，未必可信。因为朝鲜人只要一涉及到李如松回军问题，就会变得特别歇斯底里。而且几乎所有的朝鲜方面记载中，幸州战役日军的退兵，和明军没任何关系，甚至连龙山仓突袭战就不太提及，我不知道这是无意呢，还是故意不提。总之，权慄的幸州大战，在朝鲜方面看来不但和明军没任何关系，而且还证明了李如松的胆怯。
幸州之战与龙山仓之战结束以后，中朝联军与日军开始以临津江为线，进入对峙阶段。明军没粮食往东打，日军也没力气朝西来，双方都没能力再发起大规模攻势。有趣的是，两军的实际控制领域，与后世的三八线几乎完全吻合。
两军停止了战斗，碧蹄馆附近变成了军事缓冲区。
三月里的一天——我们没太仔细去查阅有关资料，所以无法确定那天是不是艳阳天。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天有个老头悠哉游哉地骑着驴，出现在了去汉城的通衢大道上。
沈惟敬，好久不见！
第三章 三寸不烂
沈惟敬总算又恢复自由了。
自从他在辽东被李如松拿下以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每天都在生与死的边界上挣扎。沈惟敬知道，自己之所以还活着，仅仅只是因为尚有剩余价值可资利用。只要自己被证明没有价值，便会被大明毫不留情地抛弃，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出手保他。
所以平壤之战的胜利，对他来说绝对是个坏消息，既然明军可以在正面战场击败日军，那么根本无须与日军交涉；既然无须与日军交涉，那么沈惟敬便毫无用处；既然沈惟敬毫无用处，那么……
好在这种事情并没发生，碧蹄馆之战结束以后，明军与日军进入了对峙阶段。身陷囚笼的沈惟敬欣喜地发现，和谈的曙光和他生命的希望，正在慢慢降临。
大明在对外战争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从不和谈。无论是被瓦剌捉了皇帝，还是被女真人打进北京，大明从来不会卑躬屈膝地乞求议和，而是一根筋死扛到底。
但壬辰战争有点不同。
这不是一场发生在大明疆域内的战争，而是一次援助藩属小国的军事行动。输了，丢的是朝鲜人的国土；赢了，巩固的也是朝鲜人的统治。对于这种性质的战争，大明没必要太较真，如果能通过和平手段让敌人退出朝鲜半岛，当然比大动干戈来得更划算——大明战士的鲜血，不应该无谓地为他国而流。
碧蹄馆之战之后，李如松的辽东军和宋应昌的南军龃龉频生，矛盾不断。宋应昌与袁黄等人指责北军抢功，滥杀无辜，甚至一本参到了朝廷。李如松反过来指责宋应昌连朝鲜境内都不进入，却反过来指派人过来索要首级，骗取功劳。
在平壤之战中，不知哪个倒霉的日本和尚被砍掉了脑袋，误当成了景澈玄苏。为了抢这个大人物的脑袋，李如松和宋应昌没少打官司，一直到确认玄苏还活着，两个人才悻悻罢手。
在平壤的骆尚志等人也不断暗中跟宋应昌等人联络，时不时地对朝鲜人说说李提督的怪话，鼓噪说要么退兵，要么进攻，总留在平壤城不是个事儿。
而处于第一线的辽东集团军，此刻战马大批量病死，吃饭是有了上顿没下顿，大炮弹药又不齐全，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之下，尤其是大胜后还被连连参本，遭遇到了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这使得兵悬海外的李如松开始心灰意冷，不想打了。在幕僚郑文彬、赵如梅的劝说下，他开始称病请代，让朝廷换人来——老子不玩了。
宋应昌这个时候也很头疼。虽然平壤大捷被他敲锣打鼓地送到北京，赢得了不少掌声，可战争实在太花银子了。为了支援朝鲜战场，他已经快把中国北方的储备折腾光了。再持续下去，就不得不动员沿海备倭的物资。朝廷里的反战派又开始抬头，已经有言官上书议论，质问为了一个外国有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银子，填这么多人命。
兵部尚书石星面对这种压力，询问宋应昌该如何处置。宋应昌认为，倭寇必须要防，但不妨先和谈一下，谈下来自然最好；如果谈不下来，也能拖一拖时间。现在驻朝明军的生活太苦了，补给根本运不上去，等到兵饷、粮草、援军都运抵平壤，再打不迟。
此时明军的五千水师，已经到了黄海道；刘綎、陈磷的第二批新锐明军，也已经在路上。这些部队的换防与部署都需要时间。
宋应昌认为可以谈，李如松又不想打，于是一贯不对付的南、北两军，第一次站到了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可一个巴掌拍不响，和谈这种事，怎么也得要两厢情愿才行。大明是有尊严的，宋应昌、李如松再不想打，也绝不会率先开口提出和议，这种事就和谈恋爱一样，先开口的一方以后肯定低一头，所以最好是日本人先提出来，我们再顺水推舟半推半就地答应。
日本人怎么想的呢？他们从善如流，很快便主动请求议和。
因为驻朝日军这会儿也快撑不下去了。
这时候日军的主力军团，都集中在汉城附近，一共六万多人，士气低迷不说，补给也很成问题，缺衣少食，境况比明军强不了多少。自从龙山仓被焚之后，日军处境更是窘迫。整个汉城到处是尸体，臭气熏天，瘟疫横行，日本人甚至都没心思打扫一下。
这种低迷状况，连带着导致整个日本军队都陷入悲观的情绪里。当时日本一位东国大名最上义光正在肥前名护屋参阵，他目睹了许多撤回日本的伤残士兵以及逃兵，心中无限苦涩地在书信里写道：“日人早就对汉城灰心丧气，只要能活着回家，喝上一口来自故乡的水，即使作和尚也心甘情愿。”
连一介大名都如此悲观，遑论其他下级武士与普通士兵。在退守汉城之后，日军的逃亡率高得惊人，哗变时间屡有发生，驻朝日军往对马岛跑，对马岛的往九州跑，九州的日军往本州跑，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逃亡洪流。如果实在跑不了的，就干脆向明军与朝鲜军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