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位大名麾下，都有不同程度的流亡。为了截获这些逃兵，日军在日本各地都设置了“人留番所”，专门追捕逃亡日军士兵。
整个日本，唯一还兴高采烈坚持开战的，大概只有太阁一个人了。
平壤的得而复失，让秀吉着实生了一阵子气。但他不认为这是战略上的失误，而是一个战术上的小挫折，只要自己亲自上阵，便能够轻易打败明军。
为此，秀吉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由他亲自披挂上阵渡海作战，带着德川家康，蒲生氏乡，浅野长政，前田利家几位大佬和心腹，率军二十万再临朝鲜，如雷霆一般把明、朝联军统统消灭。
这个命令一下，日本国内一片哗然。
秀吉根本没搞明白，日本在朝鲜的问题不是兵力不足，而是补给不够。现在十万人都没吃没喝，再派二十万日军来朝鲜，那给朝鲜战争这头满载的骆驼加上的就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一吨钢材。
增兵的消息传到汉城，所有的将领——无论是持重派的石田三成还是主战派的小早川隆景、加藤清正——众口一词地反对，认为这时候增兵只会加速日军的崩溃。
可是秀吉的脾气大家都知道，属驴的，越是反对他便越是要闹腾。必须得想一个办法，既能捋顺他的毛，又可以把这事儿压下去。
最后还是黑田长政家学渊源，给宇喜多秀家出了一个主意，让他代表日军在朝将领写了一封奏捷书。奏捷书里把碧蹄馆之战大吹大擂了一番，表示明军业已胆寒，不敢进取半步。我军已经占据了优势，只不过天寒地冻，难以维持，不如后退到釜山，与敌人和谈，等秋天朝鲜有了粮食，再打不迟。
这番话说得相当巧妙，把日军的困难藏在一条又一条捷报，既顾全了秀吉的面子，又委婉地表达出了实际情况。长政知道，如果直接告诉太阁我们先提出和谈，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他大玩春秋笔法，暗示太阁大人不是我们要去跟敌人讲和，而是敌人撑不住了，来找我们乞和。
反正秀吉不在朝鲜，到底是谁先开口和谈的，他根本不知道。
果然如长政所料，秀吉看了这封书信，虚荣心得到了大大地满足，加上国内一群大佬也死命相劝，秀吉不为己甚，遂决定和谈，在名护屋安心地等着大明乞降的使者前来——长政的这一记春秋笔法，直接促成了中日议和，但也导致秀吉对局势的评估产生了小小的偏差，在后来深深地影响到了战争的走势。
既然秀吉允许和谈了，那么就别耽误了，赶紧谈吧。
宇喜多秀家选择了小西行长当谈判代表。他以前在秀吉家一直就是负责外交工作，也有与明朝交涉的经验，是最适合的人选。
可小西行长在之前的平壤之战中堕了名头，秀家唯恐他会被明方的人看轻，很贴心地给他配备了一位副手，希望他们能精诚合作，携手为太阁大计努力。
这位副手，是加藤清正……
真不知道秀家怎么想的，把这两冤家给捆一起了。
谈判人选定了，接下来，就是如何让对方知道我们有和谈意向的问题了。
恰好在这时候，汉城来了一位朝鲜使者。这位使者叫做李尽忠，是著名义军首领金千镒的手下，金千镒转正成官军以后，他也变成了朝廷的人。
李尽忠此行汉城的目的，是受了朝鲜国王李昖的委托，为了确认两位王子的安危。日本人知道这是谈判的重要筹码，因此答应了他的请求。李尽忠在汉城见到了被俘的二位王子和一位陪同大臣黄廷彧，两边见了都是一阵痛哭。哭完以后，李尽忠问他们有没有什么书信需要转交李昖的。
黄廷彧这时从怀里掏出两封信。
一封信是他在日本人授意下写的，里面用词遣句什么的完全是站在日本立场上，什么“太阁大人”、什么“尔朝鲜国王”云云，一副朝奸嘴脸。在这封信里，小西行长流露出了和谈之意，只是语气十分嚣张。
还有一封信，是黄廷彧自己偷偷写的，刻意使用的是谚文，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种给汉字注音的符号，也就是现在的朝鲜文，里面讲的都是汉城军情大事、兵力部署什么的。
李尽忠揣着这两封书信离开汉城，交给了金千镒。金千镒立刻往上级转发，结果不知中途出了什么岔子，只有那一封假书信送到了柳成龙手里，真信却不知所踪。柳成龙拿起假信一读之下，又气又惊，气的是这个黄廷彧居然主动投靠日本人作朝奸，惊的是日本人居然打算和谈了。他不敢怠慢，赶紧转发给了查大受，请他递交给李如松。
李如松看到这封书信后，没有什么反应，继续按兵不动。在李如松看来，日本人已经绷不住先开口了，这时候如果太快给出反应，显得咱们沉不住气，再钓钓他们胃口。
说个题外话，后来柳成龙把这封假信给朝廷大臣们读了一遍，惹得群臣大怒，都痛斥这个黄廷彧卖国求荣。这位不幸的陪臣莫名其妙地背上了一口大黑锅，在抗战胜利后还被狠狠地批斗了一顿。
小西行长在汉城等了半天，发现明军那边没动静，有点着急。他派人在龙山附近与朝鲜水师接上头，第二次送去了日军的求和意愿。
这次李如松肯搭理了。他把这个情况反应给宋应昌，宋应昌一听，喜不自胜，这正是瞌睡来了给枕头呀，大笔一挥：谈！
和派谁去谈呢？
李如松与宋应昌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沈惟敬。这个无赖毕竟是唯一与倭寇交接过的人物，还算是有价值。虽然与日本和谈是不得以之举，可无论谁去和谈，回国都少不得要被泼上一身污水，那还不如就让这个家伙继续背黑锅的好。
沈惟敬本人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这个任务。他已经领悟了，自己的命运是与日本人紧密相连，没有日本人的存在，就是自己殒命之时。
于是，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压力，明、日双方一拍即合，开始着手议和。
对这个结果唯一不高兴的，是朝鲜人。
按说朝鲜是这个半岛真正的主人，就算和谈，他们也该参与。可无论是日本还是大明，都有意无意地把朝鲜忽略掉了。朝鲜人非常惊慌，唯恐在谈判中被大明当作牺牲的筹码去跟日本换取利益。
朝鲜人先去问李如松，李如松一推二五六，说我就是个臭当兵的，和谈这事你得跟宋应昌说去。朝鲜人又派了个崔兴源当使者，去问宋应昌，宋应昌先挑剔李朝给朝廷写的奏章诸多毛病，然后又指责他们运粮不利，等把崔兴源的威风杀得差不多了，才走下堂来软声宽慰，告诉他们和谈只是权宜之举，等明军援军到了再开战不迟。
崔兴源还想坚持，宋应昌拍拍他的肩膀，问你知道这次和谈的代表是谁么？是沈惟敬游击。崔兴源一听这名字，立刻展颜微笑，高高兴兴告辞了。
崔兴源的这种反应，不是因为朝鲜人信任沈惟敬，而是他们太不信任沈惟敬。崔兴源在当晚给朝廷写了封报告，是这么说的：宋侍郎有和谈之意，李提督也似乎很赞同。不过他们居然派了沈惟敬去和谈。日本人当初就是被沈惟敬出卖的，派他去，这谈判肯定谈不下来，肯定还要打。
国王听完以后，大为放心，便指示说暂时先不跟明军抗议，静观其变。
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四日，沈惟敬抵达平壤，正式开始了议和之旅。
两个多月的囚禁生活非但没有消磨掉沈惟敬的嘴皮子，反而让他的嘴巴变得更大了。他一见到李德馨，张嘴就说：“我当初是打算把敌人诱出平壤城，再根据形势进攻。可惜李如松不肯听我的，结果你看，敌人主力逃遁，明军伤亡惨重。我很心疼啊。若是李如松这次听我的，汉城几天就能收复。”
李德馨听他说的实在太不靠谱，忍不住插嘴道：“倭寇太狡猾了，哪里是靠嘴就能收复的？”沈惟敬回答：“胸中自有千变万化之术，兵家之事，岂可一概而论。”
朝鲜人对沈惟敬不屑一顾，平壤明军却高兴的不得了。若搁在平时，沈惟敬这么口无遮拦地批评李如松，早被一刀跺了脑袋。可这一次，沈惟敬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按照朝鲜人酸溜溜的描述，他人还没到平壤，平壤城的明军已经是人人面带喜色，连李如松都喜不自胜，乐到嘴都合不拢。
原因无他，只因为沈惟敬是和谈使者，他的出现意味着明军在朝鲜的苦日子要到头了。朝鲜人也从明军的反应中悲观地推断出：李如松是真不想打仗了。
沈惟敬在平壤没有多加停留，稍事休整，便带着胡泽、沈思贤两个随从大摇大摆前往汉城。
胡泽、沈思贤两个人都是余姚人，跟嘉兴人沈惟敬同属浙江老乡，都是宋应昌从浙江带出来的幕僚，精通刑名钱粮。宋应昌让他们跟着沈惟敬，一是监视这个老无赖，二是在谈判时如果涉及到割地赔款什么的，能帮他算清楚。
沈惟敬的谈判小组走到临津江边，派人跟巡河的日军通报。日方小头目不知深浅，傻愣愣地问了一句：“你谁呀？”沈惟敬冷冷一笑，说大爷是来给你们太阁佬封官儿的！唬得小头目屁滚尿流，赶紧告诉加藤清正。
什么样的将，带什么样的兵。加藤清正一听报告，赶到临津江边，张嘴又来了一句：“你谁呀？”
沈惟敬吹起牛来，从来不用打草稿，架子一端张嘴就吹：“爷是大明三名将之一的沈惟敬。”加藤清正也是个混不吝的脾气，一看来者不善，立刻学着成吉思汗的调调儿，回了一道文：“你要战，便作战。你要和，便来和。”
沈惟敬见文大怒，立刻跳着脚大骂，骂完了一挥手：“走，不谈了。”加藤见势不妙，赶紧服软，赔笑道：“兄弟我不认识字，都是别人代笔的，难免词不达意，您可别误会了”沈惟敬这才消了气，两个活宝约定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在龙山仓正式开始会谈。
到了三八节，沈惟敬抵达龙山，见到了老朋友小西行长，两个人装模作样地互相寒暄了几句，感慨了一番人生际遇世事无常，直到大老粗加藤不耐烦了，这才正式落座。
中日双方的第二次谈判，就此开始。
第四章 唇枪舌剑
沈惟敬首先把宋应昌的正式公文递给行长，提出了中方的条件：“汝能涤志湔非，尽还朝鲜故土，并还两王嗣以及陪臣等，归报关白上章谢罪，本部即当奏题，封尔关白为日本国王。”
意思是要日本退出朝鲜，放回王子，再上一份谢罪奏表，明朝这边会原谅发动战争的罪过，封秀吉为日本国王，准许通过宁波港通贡。
“日本国王”这事，日方其实不是特别热心。大明按照自己的理解，觉得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是天大的恩典，他们不了解日本特有的政治体系，不知道在日本还有一个名义的最高统治者天皇。日本历代政权通过摄政、院政、幕府等形式来实行统治，包括秀吉在内，从来没人动过取彼而代之的念头，宁愿把这个傀儡一直供奉起来——这与中国“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传统大不一样——如果秀吉接受了日本国王这个头衔，与天皇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很尴尬。
这个“日本国王”其实也并非没有先例：朱元璋就曾经封过日本的怀良亲王为“日本国王”；室町幕府的开创者足利义满还受过明成祖“日本国王”的封号。按照日本人的理解，这个“日本国王”相当于是一个荣衔，就好像明代官职里的太师、太傅、太保一样，不代表任何实际意义。
但另外一个条件通贡，却拥有着无限诱惑，蕴藏着无限商机。
所谓“通贡”，不是如字面意义是带着贡品上京城，而是一种贸易渠道。以前幕府与明朝进行贸易的时候，名义上是幕府将军进贡明朝皇帝礼品，实际上是幕府商人们携带着大宗商品在宁波、杭州等地销售。这是一种绕开大明海禁政策的变通贸易手法，很受欢迎。
这种贸易船必须要有大明颁发的堪合文件作为经商许可证，所以叫做堪合贸易，或者叫进贡贸易。
这条路线随着倭寇之乱，已经彻底断绝。如果现在能够重新开通中日贸易线的话，相信那些日本豪商一定会欣喜若狂。
沈惟敬看日方两位代表没什么表示，心想枣儿给完了，我再给你打一巴掌吧，清了清嗓子，厉声道：“现在天朝已经出动了大军四十万，一路去鸟岭截住你们的退路，一路到汉江截住你们的粮道。宋经略与李提督又带了三十万人，马上就到。你们赶紧把人交出来，滚回去，封贡之事可成。要不然就大祸临头。”
小西行长见识过沈惟敬的说话不靠谱儿，对于他的威胁没放在心上，嘴里寸步不让，坚持说要在汉城一直呆到封贡结束，再行撤兵。
沈惟敬一听，这不成，脑袋摇的好似个拨浪鼓。他告诉小西行长，封贡是件大事，不是派一两个使者就能解决的，为了两国体面，最起码得先把两位王子放回来才有的谈。
这时候加藤在旁边大喝：“人是我抓的，我说不放就不放！”
当初两位朝鲜王子是在咸镜道被加藤抓住的，至今还关在第二军团的营盘里。加藤清正坚决不肯放人，谁也无可奈何。
眼见气氛要变，小西行长拽着沈惟敬的袖子偷偷说：“我们当初就没有跟大明为敌的念头，只要允许我们通贡，马上就退兵。”他又指了指加藤：“我跟这家伙一向不对付。这次来朝鲜，我带了七万多人，什么功劳都没捞到；他才带了两万人，抓了区区两个王子就这么趾高气扬的，我早烦透了，根本就不想打，能早一天回日本就早一天回。只要您稍微松松口，我这里再疏通一下，这事不就成了吗？”
沈惟敬不知道，尽管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一贯不合作，但在谈判这件大事上，两个人怎么可能耍什么脾气。他们之所以来这么一出，无非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企图对沈惟敬施压。
这计策果然奏效。沈惟敬自以为看穿了日方分歧，胸有成竹，接下来的谈判相对顺利了许多。经过几天的磋商，最终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加藤清正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用现在的话说，叫做谅解备忘录。
备忘录的内容一共有三条：
第一，日方承诺四月十九日从汉城退兵，大明也承诺把部队分批次撤回辽东。
第二，大明派出正式谈判使节，前往日本就封贡事宜与秀吉进行直接会谈。
第三，日本会谈结束后，两位王子放还回朝。
这个备忘录总体来说还算公平，沈惟敬虽然没要回两位王子，但得到了日军从汉城撤退的承诺，算是不辱使命。日本人本来也在汉城撑不了几天，这次顺水推舟交还出去，也吃不到什么亏。至于大明使节到了日本跟秀吉谈，那就是秀吉老爷的事了。
会谈结束以后，汉城诸将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宇喜多秀家带着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小早川隆景几位大佬亲自赶到龙山，拜会沈游击，还慷慨地把龙山仓里的两万石大米当礼物送出去，说是为了表示诚意，犒劳一下大明军队。主宾双方一团和气，皆大欢喜。
三月十六日一大早，沈惟敬把沈思贤留下押运粮草，自己与胡泽坐着一条板屋船，威风凛凛地返回明营。他对沿途把守的朝鲜将领说，谈妥了，日本人四月份就退兵，你们别把江截住。朝鲜人都大吃一惊，不是说沈游击一出手，这事一定会黄么？怎么还谈妥了？他们不敢隐瞒，连忙转告给柳成龙。
三月二十四日晚上，沈惟敬到了义州，在嘉山附近的小村子里休息。朝鲜国王李昖急巴巴地去见他。沈惟敬睡眼惺忪，穿着睡衣就来了。李昖顾不上计较这些，亲自试图说服沈惟敬不要和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沈惟敬听他费了半天嘴皮子，就一句话：我就是一个干活儿的，你去跟石尚书宋经略他们说去。
朝鲜人真去找宋应昌去了，一见面便哭哭啼啼，说我国百姓都是中华赤子，倭寇杀我们如杀中朝的子女。你说当爹妈的，哪有不替自己儿女报仇的嘛？
宋应昌一看，如果不把话说透，这些实心眼的朝鲜君臣们估计非哭死不可，只得苦口婆心地告诉他们：我们根本没打算和谈，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当然啦，如果他们真有心投降，我们就在汉城留几个日本大将当人质，让我们的人去日本接受降表。
为了表示会谈的真实，宋应昌还透露给他们一些细节：比如小西与加藤之间的不和。明军对于这种情势，准备了两套方案，如果小西行长退兵，那么明军会继续围观，不予追击；如果加藤清正抗命顽抗，就往死里打。
还有一些话，宋应昌不方便公开说，便通过几位幕僚巧妙地转述给朝鲜大臣们：大明的目的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日本人骗出城去再进行剿灭。现在之所以跟他们谈，完全是因为刘綎的兵还没到。等到刘总兵在二十八日渡过鸭绿江，我们便会动手。
就这么反复唠叨，宋应昌总算是把朝鲜人的不满给安抚住了。
可他万万没料到，他这边安抚住了李昖，那边李如松和柳成龙又明火执仗地顶上了。
原来沈惟敬离开龙山以后，根本没进平壤城，溜着边儿直奔义州而去。这是对李提督极大的不尊重，惹得辽东将领们怒骂不止。李如松知道，这八成是宋应昌搞得鬼，不愿意跟他分享和议的功劳。
你会藏，难道我不会抢么！
恰好宋应昌这时候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在议和期间，不得擅自与日本人交锋。李如松当即委派了一个叫周弘谟的人，带着这份公文，举着李如松的旗牌前往汉城。
旗牌也叫王命旗牌，是皇帝赐给总督、巡抚或钦差大臣等的标志，表示这位官员身受王命，可以代表皇帝行使权力。任何人见到旗牌，便等同于见到官员本人。
周弘谟扛着旗牌去汉城，只要稍微跟日本人搭上一句话，一份“协助议和”的大功劳便稳稳地算到李如松头上了。
周弘谟一路东进，很快抵达了前线坡州。这时候柳成龙与金命元在权慄营中议事，周弘谟大摇大摆过来，把旗牌往地上一戳，拿出宋应昌的公文，让他们参拜。
柳成龙一看周弘谟是去倭营议和，气登时不打一处来；他再一看公文，发现是要求不得擅杀日军士兵，更生气了。他很严肃地告诉周弘谟，这是你们带给日本人看的，我们可不拜。那份公文我们也不接受。
周弘谟也很生气。这旗牌和公文代表着李提督与宋经略的权威，你们胆敢不拜，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两边谁也不肯让步，陷入了僵局。最后柳成龙和金命元一怒之下，拂袖离去。
周弘谟受了委屈，回头给李如松打了个小报告。李如松勃然大怒：这旗牌代表的是皇命，日本人这么顽劣见了都得拜，你们居然敢不拜？你们等着！
李提督旁边的李德馨吓坏了，赶紧让柳、金二人回来道歉。柳、金二人敢惹周弘谟，却不敢触怒李如松，只得巴巴地赶过去解释。他们到了门口，李如松在屋里装没看见，两个人只得忍气吞声等在外头，正赶上下雨，连衣服都被打湿了也不敢离开。
过了一个多时辰，李如松这才让他们进门说话。一进屋，柳成龙赶紧解释：我们不是不想拜旗牌，而是因为牌文里说不让打日本人，我们想不通啊。李如松哈哈大笑：这是宋应昌干的，可不是我授意。不过你们若是不拜，官司打上去，我也要被责备。你们还是给本官道个歉吧。
柳、金二人道了歉，又写了道正式公文说明情况，这事才算抹平。
可没想到，没过几天，又出事了。
有一天，柳成龙外出巡视，走到天寿亭的时候，忽然迎面看到查大受的家丁李庆驰马而过。两边打了个招呼，然后各赶各的路。
柳成龙到了招贤里，有三个明军骑手忽然从背后赶过来，喝问柳成龙是哪个。柳成龙报出自己的身份，以为能镇住他们，想不到这三个骑手冷笑一声，喝道：“抓的就是你！”一拥而上把柳成龙围住，拿铁锁长鞭抽他的马，逼着他跟他们走。
柳成龙莫名其妙，又不敢挣扎，只得跟着他们往开城方向去。等到过了青郊驿，快到土城隅的时候，从土城里忽然走出一骑，跟那三个人说了几句话。那三个人回头跟柳成龙说：“行了，您可以走了。”
柳成龙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一直到次日次日李德馨给他写了封信解释，他才知道原委。
原来李如松从自己家丁那里听说，朝鲜人不打算讲和，还试图破坏和议，现在所有临津江的船只都不能往倭寇营地里去，否则要被拦下来。李如松勃然大怒，和议是现在的头等大事，这些朝鲜人公然抗命，真是无法无天。他下令把柳成龙这个老匹夫拿过来，重重打四十大板。
于是他的三名骑手当即启程，去锁拿柳成龙。正在这时，查大受的家丁李庆过来送信，李如松顺嘴问了他一句临津江里有没有船？李庆说有啊，畅通无阻。李如松这才知道是误会了，赶紧派人再去把那三个骑手追回来。幸亏李庆回来的早，不然柳成龙就要白白挨上一顿板子。
经过这两次事件，朝鲜将领对李如松的印象更坏了，那个克复平壤的伟人已经变成了一个自私、怯懦以及残暴无比的形象。
所以后来李如松派了戚金、钱世祯去给朝鲜人解释，说日本人要送还王子，退出汉城，等一退出去再追着打。柳成龙却坚持说日本人不可信！潜台词是你李如松也不可信。结果双方带着情绪大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朝鲜人的委屈是可以理解的，这毕竟是发生在他们自己国土上的战争。现在国都未复，王子未回，还有半壁江山沦陷敌手，可却要议和了——更何况，议和就议和吧，朝鲜人自己居然没资格参与，只能眼睁睁看着中、日使节往返道中，往往要拼命打听才能稍微了解到一点端倪。
这确实是一件不公平的事，但谁让大明是朝鲜的父母之邦呢。在那个父命如天的时代，老爹说什么，作儿子的只能听从，不能还嘴。朝鲜方面既没有发言权，也打不过日本人，更不敢公然与明军撕破脸皮，那么便只能忍受这种不公平待遇，任由“封贡议和”在眼皮子底下有生有色地开展起来。
三月二十五日，宋应昌见到了从汉城返回的沈惟敬。在听取了沈惟敬的汇报之后，宋应昌赞扬了他几句，然后说这次和议你全权负责。沈惟敬受宠若惊，大为欣喜，知道自己的脑袋暂时是保住了。
宋应昌说接下来你去日本把降表拿回来，就算是大功一件，给了他两百两白银，七竿旗号，用来晓谕各处不得擅自行动。
沈惟敬接了东西，忽然想到一件麻烦事。
日本方面要求去日本谈判的，是大明朝廷派出的钦差。可无论是李如松还是宋应昌，都没有权力再分派钦差。可如果把文书发北京，再等北京派钦差过来，不知是哪年的事情了。
宋应昌微微一笑，说这不用你担心，我都安排好了，说完他叫进来五个人。
其中两个人是沈思贤、胡泽，都是老熟人了。
还有三个人，一个叫吴宗道，是浙江绍兴人，是个武举子，在朝鲜呆过很长时间，了解当地的情况；一个叫谢用梓，是浙江余姚人，是骆尚志的幕僚；最后一个是徐一贯，也是浙江人，前一年还跟着黄应阳、夏时来调查过战场。
宋应昌指着谢用梓和徐一贯两个人，说老谢你是参将，老徐你是游击，反正日本人不懂，你们俩现在就是朝廷钦差，代表咱们大明去日本谈判。沈游击以及吴、胡、沈四个人会在釜山配合你们。
谢、徐二人的反应很激烈，俩人直接吓哭了……
明朝人的视野没有后世那么开阔，在大多数大明子民眼里，中原以外的朝鲜已经算是蛮荒之地，更不要说比朝鲜还遥远的日本了。尤其是倭乱之后，日本更是被描绘成是恶魔之巢，里面全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鬼怪。
现在宋经略居然让他们不带一个大兵就去日本谈判，这不是往死路上送吗？
谢、徐二人连哭带喊，扒着门框不肯离开，宋应昌压根不搭理他们，任由他们耍赖。谢、徐二人没办法，只能哭哭啼啼上路了。
三月二十六日一大早，沈惟敬等四人跟着那两个哭得眼睛跟寿桃似的大明使臣离开义州，踏上前往日本的漫长旅途。
朝鲜人成心想破坏议和，他们看到谢、徐两位使臣这么没出息，又开始动起小聪明来。在一次陪他们吃饭的时候，朝鲜人偷偷吓唬这两位爷：“听说日本人特别凶残。你看以前去日本出使的大臣，几乎没有活着回来的。秀吉穷凶极恶，杀了他的君主。怎么可能会善待你们。肯定为了报平壤之战的大仇要干掉你们。你们还是赶紧跟宋经略说清楚，别被沈惟敬骗了。”
谢、徐二人一听，顿时唉声叹气，相拥而泣：“这一次去，是九死一生啊。咱哥俩今年都三十七了，两位娘亲也都是同年生人。如果这一趟咱俩死了，她们得多伤心呐。”
这边厢哭得凄凉，那边厢却吃得高兴。沈惟敬早见惯了日本人的手段，一拍胸脯，神气十足地说：“等我到了釜山，日本人胆敢拘禁我，我就自缢而死。届时大明百万大军会为我报仇的。”
看看，这就是大骗子与普通人心理素质的差距。
这份胆气，让朝鲜人很佩服。朝鲜国王听到这次宴会上的故事，感叹说沈惟敬是个坏东西，胆量倒是不低。几入敌营不见惧色，也属难得了。
沈惟敬酒足饭饱之后，连拖又拽，带着谢、徐二人直奔着龙潭虎穴而去。
朝鲜人一见吓唬不住他们，只得又去找宋应昌询问。这次他们学乖了，不再提和议的事，而是委婉地问说第二批援军什么时候到。因为宋应昌说过，和议是为了拖延时间，拖到第二批援军入朝就会继续进攻。
宋应昌说了一句话，朝鲜使者脸差点没吓绿了：“援军？有啊，暹罗兵就快来了。”
怎……怎么暹罗人又来了！
第五章 追击
暹罗和朝鲜相距万里，本来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两个国家。按说朝鲜人也不该对暹罗人有什么看法。可自从壬辰年以来，暹罗就是成了朝鲜人心头一块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壬辰年初的时候，万历皇帝就曾经提过让暹罗出兵援助，这让朝鲜人着实惊慌了一阵，派使者委婉回绝了；后来到了壬辰年末，兵部尚书石星撺掇着朝鲜使节与暹罗使节同桌吃饭，希望促成两国合兵，此事后来又被搅黄了。
算上宋应昌这一次，暹罗已经是第三次进入朝鲜的视野之内。
只是朝鲜人没想到的是，这回暹罗人真来了……
严格来说，来的不是暹罗人，而是刘綎。
刘綎是江西南昌府洪都人，本姓龚，他爹是嘉靖朝的名将龚显。因卫使刘岷对龚家有恩，所以这一对父子都改姓了刘。刘綎精通武艺，据说擅用一把一百二十斤的镔铁大刀，比关羽的青龙刀还重。也有说他使两口大刀的。不管怎么着，反正他使大刀而且还使得很不错这是肯定的，所以他的外号叫做刘大刀。
刘綎常年驻守西南，跟各地反叛土司、土豪、酋长以及缅甸诸部作战，拥有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这一次对日开战，朝廷考虑到朝鲜多山地形与西南边境类似，特意征调刘綎与麾下川军五千五百人，作为第二批援军入朝。
四月二日至三日间，刘綎的川军正式渡江入朝。朝鲜君臣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欢天喜地。他们认为刘綎祖籍江西，长于四川，是不折不扣的南兵派系，跟讨厌的辽东兵不是一路，可以值得信赖。尹根寿打听过刘綎治军的事迹，得出的结论是：“綎之为人，最为雅淡，秋毫不犯。”
是不是秋毫不犯我们先不说，但要说刘大刀为人“最为雅淡”，我们怎么看都觉得有点玄。不过朝鲜人坚持这样认为，我们也没辙，只能照实陈述。不然传到朝鲜去，难说会不会有人找我们辩诬。
话说刘总兵确实也没辜负了朝鲜人民的期望，一进入义州，便对朝鲜陪臣公开宣称：“倭情诈缓，绝难讲和。”为了表示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这话说到了李昖心坎儿里去了，大喜过望，越看这位总兵越是顺眼。
因为前线军情不是那么紧急，刘綎没有着急上路，而是搞了一次阅兵式给朝鲜君臣们看。
在阅兵式上，这些朝鲜大臣们可算是大开了眼界。他们发现这位刘总兵手底下的人，个个生得奇形怪状，黑肤深目，望之不似华人。他们手里拿的武器，更是千奇百怪，有扁架弩、擔弩、诸葛弩、皮甲、雷雪刀、关刀、月牙箭、丫枪、藤牌、活拿人棍、拿人过、郞筅、打拳、天蓬剗、杨家枪、四楞鞭，有的是明军制式装备，有的是从戚家军那里学来的，有的是西南少数民族的特色武器。
大明什么时候有这么一支怪里怪气的队伍啊……朝鲜人再一打听，才知道刘綎这回带来的川军，虽然名字叫川军，其实部队成员并不都是四川籍的士兵。
刘綎手下这五千多士兵的出身，涵盖了暹罗、都蛮、小西天竺、六番、得愣国苗子、西番三塞、缅甸、播州、镗钯等十几个国家与地区——这些种族都是刘綎多年来在西南边境作战中收服的投顺人，其成分之复杂，甚于现在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堪称全亚洲第一，是一支真正的多国联合部队。
所谓的暹罗援军，原来是这么回事。
阅兵结束后，李昖特意派了个使者去问刘綎：打日本人有没有信心？刘綎一拍胸脯，傲然道：“我从十三岁开始，就跟着我爹打仗，跟蛮夷干了无数仗，收了无数外国人当家奴。这次我带过来的人虽然才五千多，但他们是水陆两栖，倭寇根本不是对手。再说了，我对日本也作过研究，四、五月份是顺风，过了这两个月，他们就算想回去都回不去了。怎么能听信倭寇的诈言而不打呢？”
李昖就爱听这话，连忙促请刘綎进兵。结果刘綎伸出两个指头：“我是很想早点进兵，可是有两个原因让我不能这么作。”李昖问是哪两个？
一个是宋应昌，一个是李如松。
刘綎说的很明白：“经略勿令前进。经略既主兵在此，又有提督，虽欲有为，不得自由……我虽欲战，非但违大將之令，恐忤李提督耳。”进兵没问题，但一下子会得罪两个人，一个是朝鲜战区最高司令官，一个是国防副部长。刘綎再好战，也绝不会作这种赔本买卖的。
不进军，那怎么办？只好等着呗。
于是李昖为首的朝鲜君臣们，在刘綎的多国联合部队的士兵们环伺之下，忧郁而憋闷地等待着前方的消息。
花来两朵，各表一支。就在刘綎挥师入朝差不多同时，沈惟敬一行的大明代表团抵达了汉城。
负责接待的小西行长看到沈惟敬真把谢用梓、徐一贯两位天使带来了，大喜过望，心想总算能够给秀吉大人一个交代了。他没有耽搁，立刻派人把他们护送到釜山港，谢、徐两位将在这里登船，经对马岛换船，前往名护屋。而沈惟敬则要留在釜山，担任居中联络以及人质的重任。
既然大明已经如约派出了使节，那么按照约定，该轮到日方退出汉城，以示诚意了。
日本人办事痛快，二话不说，拎起行李就走了。四月十八日，日军主力正式退出了汉城，朝着朝鲜东部沿海撤退——倒不是日军有多么守信，实在是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在汉城的艰苦生活，巴不得早一天离开。
日军离开汉城以后，先疾行了两日，然后每日走三、四十里。
日、明两军在这之前已经开展了相当密集的联络，对彼此的动静都了如指掌。日军这边一撤，明军便立刻觉察到了。日军十八日开始离开汉城，李如松在平壤也同时出发，十九日率军抵达开城附近的东坡驿，次日马不停蹄跑了一天，赶在日落前进入了已经空无一人的汉城。柳成龙、金命元以及朝鲜军队紧随其后。
万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汉城在沦陷了近一年时间后，再度回到明、朝联军手中。
在沦陷之前，汉城是朝鲜半岛最大的城市，富庶繁华，比之中华虽略有不足，但已胜过日本同时代绝大多数城市。可当明、朝联军进入汉城之后，他们看到的，却是一座人间地狱。
此时汉城残留的居民，已经寥寥无几，整座城市有如空城鬼域。城内大部分建筑——包括宗庙、钟楼、各司馆学——都被焚荡一空，只留下断垣残壁。少数一些幸存者个个面黄肌瘦，好似孤魂野鬼在街上游荡。街上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在四月的阳光照射之下，这些尸体被晒着腐烂爆裂开来，散发出尸臭的味道，弥漫在整个城市里。整个汉城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停尸间，只有几个平安道僧人在默默地收拾着尸骸，抬去城东的大坑里埋葬。
不知道占领军要怀着多大的恶意，才能将这么一座繁华都市糟蹋成这一副样子。从日本人对汉城的残暴行径来看，他们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该如何去消化一个占领区并实施有效统治，完全是凭借野兽的贪欲行事。在已经确立了“八道国割”的殖民地化方针之下，还像一群游牧民族一样烧杀抢掠，毫无顾忌，只能说这些人的脑子里，除了杀戮以外什么都没有。
当然，我们也无法苛责这些禽兽，毕竟在几百年后，这些禽兽的后代仍旧没从老祖宗那里学到哪怕一点点教训。
柳如龙和金命元等人进城以后，被眼前的惨状震惊了。他们滚落下马，在宗庙废墟之前痛哭流涕，亡国的耻辱让这些朝鲜大臣痛彻心肺。柳成龙忽然想到，数年之前，曾经有一懂风水的人告诉他，在汉城上空观测到一次荧惑犯积尸气，这次大乱的预兆。荧惑指火星，被人当成灾异之象；积尸气是位于巨蟹星座中的一个疏散星团，古人因其形体晦暗不明，又属于二十八星宿中的鬼宿，便把它称为积尸气。荧惑犯积尸气被认为是大凶之兆。
柳成龙等人哭完以后，联袂去找李如松。李如松此时把行营扎在了一处公主宅邸，这是汉城留存不多的几栋完整建筑。柳成龙等人见到李如松，跪倒了一片，对他说日本人刚刚退兵不久，应该还没走远，应该立刻追击，宜将剩勇追穷寇。
李如松其实一点都不想追击，汉城已经到手，和议使者也在路上，如果这时候明军衔尾追击，搞不好会被日本人扣一个“破坏议和”的大帽子，宋应昌与袁黄那些家伙一定会借机弹劾自己。
但他入城的时候也看到了汉城的惨状，此时看着这一群眼睛都哭红了的朝鲜大臣，他不敢像平时一样随意找个理由就打发了。李如松赶紧把柳成龙扶起来，温言说道：“我是很想追击，可是汉江上现在没有船呐。”
柳成龙赶紧说这事交给我们去办，您就放心吧，李如松点点头，说了一句：“很好，就这么办吧。”
李如松心里有他的盘算：日军撤退时一定把舟船都带走了，两三天内朝鲜人断然组织不出大船队，这样不追击的责任便不必算到他头上了。
没想到柳成龙运气极好，他当天就离开汉城，沿着汉江一路搜罗，恰好碰到京畿右监司成泳水使李蘋。李蘋一直活跃在汉江之上，上个月的幸州大战，还是他从水路给权慄送去大量补给。
柳成龙从李蘋这里弄到了八十多条船，高高兴兴回到汉城，跟李如松报功。李如松一听，大为后悔之前把话说得太满，又不好耍赖，只得派了李如柏带上一万人作为先锋，前往汉江江畔登船。
李如柏在汉江指挥明军登船，登到一半的时候天色已黑。柳成龙正打算劝说继续登船，结果李如柏忽然躺倒在地，口称脚疼，得回城看医生去。没等柳成龙拦阻，他被几个家丁抬着一溜烟回了汉城。大将一走，手底下的士兵也不肯向前了。那些已经踏上汉江对岸的明军纷纷鼓噪，也退了回来。
柳成龙没想到李如松居然玩这么一手，又惊又怒，却无可奈何。恰好这时权慄也率军进入汉城，柳成龙把事情原委一讲，权慄说明军不追，那咱们自己去吧。
于是权慄连夜点起大军，准备出城追击。朝鲜军的这一动向，被一字不漏地送到了李如松面前。李如松听过权慄的大名，知道如果这位名将亲自去追，估计日本人很难讨得好去。万一日本人被打败，和谈的事就不好说了。
于是他派了一个游击将军戚金，把渡船都控制起来，不让朝鲜人渡江。戚金得令以后，把权慄请到营中，当面责问：“李提督还未给你安排，你怎么擅自行动呢？”权慄回答追击日军是我们的职责，李提督到底愿不愿意打，还没通知到我这级。
戚金哑口无言，只得闭上嘴，把权慄盯得死死的，动弹不得。
最终帮他们解开这个僵局的，是宋应昌。宋应昌此时已经到了平壤，他给汉城前线发了一封咨文，要求前线诸将士要追剿倭寇，又让朝鲜军队协同进兵。除了陆上督促追击之外，宋应昌还在四月二十九日专门发出一道命令，要求朝鲜水军全线出击，沿梁山、东莱、釜山、洛东江，尽量焚烧所有倭船。
奇怪了，宋应昌不是也力主和谈的么？为何胆敢公然派兵追击，不怕被指责破坏议和吗？
这是因为两个人对于和谈的出发点截然不同。
李如松在平壤大捷之后，不但没落着什么好，反而被朝鲜君臣不管四面八方还有日本几路军马环视，不顾粮草不继，天天折腾他要继续进军，而明朝的御史文官们又连上无数本，什么滥杀无辜之类的整了他一脑门子官司，再加辽东军的军马犯马瘟，人又吃不饱饭，这内外交困比打仗还累，因此他现在是一门心思要回国，再不愿意继续打下去了；而宋应昌则是拿和谈来拖延时间，争取战局的更大主动。现在和谈刚开始，使者还没到日本，谈成谈不成还不一定，此时不趁机扩大战果，更待何时。
更重要的是，跟随宋应昌抵达平壤的，还有刘綎刘大刀。这可以算是宋应昌的嫡系，好不容易入朝一回，若是寸功未立，实在太可惜了。刘綎初入朝鲜，战斗欲望十分旺盛。他听说李如松裹足不前，十分不屑地呸了一声，说李如松这人太无能了，若失去了这个机会，再来百万精兵也没用了。
宋应昌在平壤作了一下部署，把吴惟忠、骆尚志所部浙兵三千人也编入刘綎麾下。这样一来，这支部队从上到下全是宋的嫡系，地地道道的南兵血统，成为独立于李如松辽东系之外的一支部队。
在袁黄的规划之下，刘綎带着这七千人急速东进，绕过汉城，一直追到忠州鸟岭地区，终于赶上了日军的尾巴。
鸟岭是庆尚道与京畿道的分界线，是一道十分险峻的山岭，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草梁道相联。去年日军进攻时，朝鲜军曾经弃守此地，遂使小西行长与加藤清正顺利通过，进入京畿地区。现在日军循此地撤退，自然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在这里设下了重兵把守，以掩护主力撤退。
刘綎赶到以后，发现草梁道这个地方实在是太过狭窄，根本无法展开兵力。他看地形对攻方实在不利，不想强攻，便与日军开始对峙。
日军采取的是“分番迭休”后撤，一个军团断后，其他军团前行，行进一段之后，再设另一军团防守，断后军团再跟上主力。如此交替前进，虽然速度很慢，但安全系数很高，不会被明、朝联军骤然偷袭阵脚大乱。
草梁道的日军守军守了一天，等到主力抵达善山以后，他们才徐徐撤退。刘綎闻讯，立刻率兵追赶，结果发现日军在鸟岭山下的闻庆早摆好了固守的阵势，正好接应草梁道守军，一营一营地交替后退。刘綎发现日军防守没什么破绽，只得远远跟着，一路追到大邱，才算打了一场正经八百的仗。
大邱是日军后撤的预定终点，他们原本打算在这里与明军展开对峙，可很快便发现这个想法太乐观了。日本守军一看明军的攻城队伍，登时就没了士气。
城下的明军，一半是穿着红色军装，这是南兵的标志。平壤城的南兵威名赫赫，其凶名早已传遍了日军上下，看到这些传说中的强者，日军战意首先便吓掉了50％；而另外一半明军都是西南生番，个个皮肤黝黑，相貌怪异，手里还拿着古里古怪的武器，又吓掉了日军50％的士气。
这样的仗没法打，日军直接士气崩溃，连夜撤出大邱，明军兵不血刃地攻入城池。
但刘綎走到大邱，也走不动了。随后而至的李如松大军赶到以后，怪声怪气地问他怎么不继续往前打了，刘綎往朝鲜沿岸一指，说怎么打？
李如松虽然不是真想继续打，但他一看之下，还是猛地倒抽了一大口凉气。
他们看到的，是一片黑压压的城堡。
原来日本人以釜山为中心，从蔚山、西生浦到东莱、金海、熊川、巨济岛之间修了一连串的城堡，这些城堡首尾相连，都修在险要之处，光大城便足有十六座，小城垒无数，而且规格都按照日本城堡标准修建，十分坚固。
这些城堡选址选得相当有深意。从釜山进入朝鲜内陆，一共只有三条路，一条走蔚山，一条走东莱，一条走金海，再加上沿海的熊川、巨济两处水路咽喉，构成了釜山的水陆交通网。在这些枢纽要地建起城堡，等于是给釜山港修起一条外部的立体防线，退可以固守待援，进可以随时展开反攻。
日本人把态度摆的很明白了，大邱是我们退却的底线，我们不能再退了，无论如何要保住釜山这个登陆场。只要釜山港还在，即使全军撤回日本，还有机会打回来。
修建倭城的决策，从壬辰年的七月份就开始执行了。那时候李舜臣正活跃得不像话，日本海路几乎为之断绝，日本水军束手无策。
秀吉深刻地感觉到了朝鲜水军的威胁，便下达了一道筑城令，在釜山港以及周围的加德岛、巨济岛、椎木岛、陆上岬角以及周边地区修筑十一座本城和七座支城，试图希望借此来钳制李舜臣对陆上的骚扰。后来这个计划被调整了一下，把釜山周围的交通要道——比如西生浦、机张、东莱、蔚山——也都纳入规划之列，最后形成了现在的规模。
日本在那个时期有两项技术走在东亚前列，一项是铁炮制造，还有一项就是筑城术。漫长的战国战争，促使日本走上一条军事化的筑城路线。日式城堡以天守阁、橹、门、曲轮、土垒等一系列防御设施组成，每一处细节都体现出防守最大化的心思。
以西生浦的倭城为例。这座城堡修在了蔚山湾附近的山顶上，下面围了三道石垣围墙，墙高六米，且都是反向倾斜。外围还有壕沟。在每一道围墙后的丸城内，都有大量的射击孔，可以居高临下对围城之敌进行攻击。而敌人却无法直接接触城堡，只能按照曲里拐弯的围墙通道艰苦地前进。易守难攻。
负责修建这些倭城的，都是各个军团抽调出来的工匠——尤其是第二军团。别看加藤清正是员勇将，他实际上对筑城也颇有一手，曾经一手设计了号称天下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这一次在釜山修建倭城，加藤清正作为驻朝日军中唯一的高级工程师，花了不少心思。
日军撤退到釜山防御体系以后，分头驻扎在各地的城堡里。加藤清正守在北线的蔚山、西生浦；小西行长驻留釜山附近的熊川；小早川隆景驻在巨济岛，其他将领按照顺序驻扎在其他倭城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