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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有的

_4 路也(当代)
  我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那上面一只小雏鸡在不停地啄米,现在是夜里11点20分。书桌上方的杂志型日历上是麦绥莱勒的版画,一只身材修长窈窕的猫正埋着头从楼梯上奔跑下来,那上面大大的数字使我知道今天的确切日期是:1999年11月24日,星期三。
  我就怀着“那边还要打过来的”这样坚忍不拔的信念怀抱着话机一动不动。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流逝,那小鸡啄米的石英钟当当当地敲过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的心一点点地下沉,下沉,下沉……一直沉到万劫不复的欲念的海底。但是我越是绝望就越是要死死地抱着那话机不放,我的手像焊接在上面了,已经在那上面握出了虚汗。我就这样保持同一姿势一直坐到天亮,坐到第二天的中午。
  第二天中午,我收拾行李,决定坐火车去烟台。(路也)
幸福是有的(18)
  我到达烟台,一出出站口就去买报纸。我买了一份当地日报和一份国家级报纸,均是当天也就是11月26日出版的,我很快就在上面分别读到了那条可怕的消息:《烟台发生特大海难》:
  新华社11月25日电 山东XX轮船轮渡有限公司“大舜”号滚装船,11月24日晚因风大浪急,动力丧失,在烟台牟平姜格庄附近海域倾斜沉没。船上共有旅客船员302人,目前抢救生还22人。
  这艘轮船是于今年5月份从某国购买来的,该船在此之前已在某国服役五年。11月24日13时30分它从烟台地方港出发开往大连,当行至东经37度53分处,风力达到10级,风浪越来越大,“大舜”号决定掉头返航,17时左右到达离港20海里处,轮船底部的60多部汽车因风浪大而发生碰撞摩擦引起火灾和爆炸。“大舜”号向有关方面发出求救,有关部门接警报后出动数十艘救援船只,但终因风大浪急,无法靠近。23时45分,已经进水的“大舜”号灯光熄灭,与岸上失去联系。这艘轮船在海上经历了10个小时的燃烧和漂泊后开始沉没,11月25日2时30分从海面上消失。
  目前打捞遗体的工作正在进行,国家公安部已介入事故的调查中。
  我把这条消息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读得目光呆滞。那个生还22人的数字使我说不上是喜是悲。李洁抒可能是这二十二分之一吗,这样的概率究竟是多少。我想知道,又怕知道,但最终还是打听着准备去烟台港救援局。看得出这是一个刚刚经历过风浪袭击的城市,海边公园里沉重的石凳被海浪冲出去几百米,有的公共汽车车门都被风浪掀掉了,只好敞着门在路上行驶。天气很冷,乌云像低垂的黑纱,空中渐渐飘起了雪花,一种哀悼的气氛弥漫在这个城市里。从救援局打听到幸存者所在的医院,我便又立即赶往医院。
  坐在去医院的公交车上,我一遍遍地祈祷,我用我的意志来祈祷,缠绵的绝望和昂扬的期待交织在一起,我都感到头晕了。我在心里说:李洁抒你一定要还活着,我来看你,你可不能让我失望,我这么远赶来,是想看到你还活着,是想和你一起回学校,我知道你一定还活着,你是一个不轻易认输的人,我知道你会活着的,你看到我来一定非常高兴,你会喜出望外的,我们一起回去,我们楼上楼下地住着,平平安安地活着,老了一起进敬老院,活到八十七岁或者九十二岁再去死也不迟,是的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活到九十岁,最后不得已老死在床上,我们从今以后都不出远门了,坚决不再乘坐轮船,就是有人求着坐也不坐了,我们从此以后因噎废食,老老实实地呆在屋子里,光看书接电话就行了,我们那个城市位于一座大山脉脚下,像位于一棵古老大树延伸的结实的根系上,又是四面环山,据地质考察发生地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样我们不出门也不会因为地震而遇难,我们把遇上任何天灾人祸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限度,李洁抒你一定会活着的,你死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像你这样好的朋友了,李洁抒你一定会活着的,你不过是想让这个世界虚惊一场,然后再给大家一个惊喜,让这个世界更加意识到你的存在,更加重视你,把你放在心上,对吧?你一定是这样的,我们马上就要见面了,我知道你在医院里等着我,你大概也猜到了我会来,你此刻也许正在医院的窗前向外张望着,想看到我的身影,我见了你会高兴得哭起来,你也会哭起来,我们一定会为这样的幸存而抱头痛哭,李洁抒我的好朋友,你肯定在那二十二个人当中,我知道你会活着的,我马上就要下车了,汽车快到站了,我来看你了李洁抒……
  医院院落里光秃秃的树枝看上去像铅笔素描一样,它们直指凄冷的云天,微微颤抖。医院长长的走廊于静谧之中隐含着不安,急匆匆的身影不断地从拐角处闪现或消失,来苏水味很大,那气味越发让人觉出生命的肃穆和千均一发来。我的四肢突然变得很重,既想进去又想逃开,步幅先是迈得很大,后来却迈得越来越小,最后终于算是走进了护士站。我在护士站打听海难幸存者在什么病房,有没有一个叫李洁抒的。一个小护士说,由于近来天气转冷,夜里海上气温太低,很多幸存者被救上来时,已经失去知觉,加之证件遗失,有的暂时无法确认其姓名和身份,如果想看就直接去急救病房吧。
  我刚要去病房,那小护士又叫住我问,你找的人是男的女的?我说,是女的。
  小护士说,幸存者中只有一个女的,就在这隔壁。
  她说着往墙壁那边一指。
  我再也挪不动步子了。一点点地靠到墙根,把大部分体重倚在一堵墙壁上,让那堵白绿相间的墙壁分担我的恐慌和虚弱。我这样呆了好久,才想起来问那小护士,请问,那个女的长什么模样?
  小护士说,她就在隔壁,你去看看吧。
  我的眼泪一颗一颗地滚下来。
  我还是问那小护士,麻烦你,告诉人那个女的长什么模样?
  小护士同情地看了我好久,开始描述隔壁病房那女人的样子。她说了一些特征,可是我都没怎么听清楚。
  后来我又拦住一个要进那个病房的医生,问那房间里那个幸存下来的女人长什么模样。
  医生很热情地说,你进来看吧。
  然后把房门打开,招呼我让我和他一同进去。
  我急忙喊着“不,不,我不进去。”,并且要背过身去,躲得老远。
  他奇怪地看了我两眼。
  我在那走廊里站着不动,一动不动,不想动,也动不了。
  那医生出来后,我对他说,求求你,告诉我那个女人长什么模样吧。
  他善解人意地点了点头,然后仔细地说起了那女人的体貌:长方脸,骨骼略大,微胖,皮肤颜色有点深,头发是短发……
  看着我满脸茫然,他问我要不要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休息,我摇摇头说,谢谢了。
  那个医生走过去了,我又拦住一个从那病房出来的有点上了年纪的大约是护士长的人,问那个幸存下来的女人长什么模样。
  她说,是长方脸。
  我说,没错。
  她说,是中等个。
  我就问,是不是1·58左右?
  她说,眼睛不大,是细长的有点眯缝的。
  我就说,你大概没有看仔细吧,眼睛挺大的,应该是杏仁形……
  她诧异地望着我。我抱歉地替她解释道,也许是刚苏醒过来,眼睛还没完全睁开,您没有看清楚。
  她就顺着我回答,也许,我是没有看得太清楚。
  我就这样问了很多人,一个劲地问下去……我除了问下去,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从走廊尽头传来可怕的男人的哭声,那哭声那么原始,让人想象人类最初和人类最后的情形。从两个自那边走过来的人对话上得知,那是一个正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幸存者一边诉说轮船着遇难经过,一边在哭,他哭是因为后怕。
  我在那个医院走廊里呆立了整整一个下午。我最终也没有走进护士站隔壁的病房去看看那个幸存下来的惟一的女人长什么模样,看看她是不是李洁抒。是的,我没有去看。我知道李洁抒不是游泳健将,她虽然在海边长大,但我也没听说过她会游泳,我倒听她说过上高中时有一次查体,她的臂力还不到4千克,她上街提一只西瓜回来,都要走一走歇一歇。
  我揣着一个最坏的念头到海难办公室去。在认领尸体的地方,我知道了什么叫撕心裂肺。我恨不得自己变成聋子和瞎子。我没有找到李洁抒的遗体。办公室的人说,由于此次事故太大,风浪仍然继续,200多具尚未打捞上来的遗体,恐怕多数已没有希望了。
  我不相信李洁抒已经死了,我就是不相信。因为没有在海难办公室发现她的遗体,这倒使我盲目乐观起来,出现了另外一种幻想,也许李洁抒被冲到另外的什么偏僻海岛上去了,被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渔村的渔民救起来了,现在正在别人家里静静地养伤。那个渔村由于过于狭小和封闭,看不到近期的报纸,由于海浪干扰,每年大部分时间都无法收看电视节目,所以一时不可能知道发生海难的事;李洁抒则由于身体受冻和精神受到惊吓,暂时失去了记忆和语言表达能力,也无法说出自己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所以关于她还活着的消息就不能够迅速传出来。22个幸存者也许是不准确的,而应该是23个。
  李洁抒怎么会死呢,怎么会呢?我没有见过比她更热爱生命的人。她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上是一个渴望破坏掉一切规范的人,可是她在生活细节上却是小心翼翼的。她横过马路时那么小心,从来都不闯红灯,从来都不跨越护栏,从来都走人行道,我要是和她紧挽着胳膊一起过马路,她就会劝阻我,说这样走路万一让车撞了,一撞就撞俩,连个报警和救护的人都没有,分开一点来走,要是一个被撞,另一个还好好的,可以去报警或者拨打120。有一次李洁抒查出一个良性的卵巢囊肿,其实那不过是由于月经滞后而憋出来的一个卵泡,结果她跑着查了八个医院,做了八次B超,医生让她回去,说什么事情也没有,那东西会自然消失的,李洁抒不甘心,说总得开点什么药吃吃吧,医生说,你没病吃什么药,李洁抒还是不放心,跑到书店买了一大堆医学书籍回来钻研,逢人便讲她长瘤子了,她站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也想着她肚子里那个瘤子,总觉得右边比左边要高出少许来。据说她从很小就有强烈的安全意识,小时候在菊岩村,每当走过一个山岗,她都会指着山岗下面的悬崖对别人说上一句:“这里找不到妈妈了”,意思是说,如果从这里掉下去,就会摔死,那么从此就永远没有机会再见到自己的妈妈了。李洁抒坚决不吃过于白的馒头,怕里面有增白剂或者被硫磺熏过,她不吃早熟的水果,怕打过催熟剂,那都是些致癌物质,她下饭馆要带上自己的勺子和筷子,怕饭馆里的餐具不消毒,染上肝炎……我对她说,你会长寿的。她却说,那可不一定,我也许会自杀的,我看过一本心理测试的书,根据那本书上的分析,我应该属于自杀型的人——她又紧接着解释,自杀是很英勇的行为,跟天灾人祸和老死床塌相比,是人主动地选择了死神,而不是被动地让死神选择了自己,所以在自杀行为中,人是生命的主宰,是胜利者,生命奏响凯歌。想到这里我不禁黯然神伤,事到如今,对于李洁抒来说,是死神选择了她,还是她选择了死神?
  我买了张返程车票。我从车窗向外看去,雪花还在飘洒,像弥撒曲。远处大海上的风浪还没有止息,像刀光剑影一样闪现在海面上,海面是灰色的,冰冷的。此时的大海是一个巨大的坟墓。我想,我的好朋友李洁抒,你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火车的铿锵和速度使我感觉自己还活着,活在1999年的冬天。我倒希望天气越来越冷,冷得足以把我的意识也冻僵,那样就无所谓快乐,无所谓悲伤了。(路也)
幸福是有的(19)
  李洁抒的遗体后来终于打捞上来了。她父母迢遥地赶去烟台认尸,就地火化,换来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盒子。她父母在回家的途中路过我们这座城市,在我们学校呆了几天,两个老人悲痛过头,以至于精神恍惚,连行李都提不动了,我只好安排他们饮食起居,尽快帮助处理了一些未尽的事宜,送他们登上返回的路途。他们身上已经负担着数以吨计的悲哀,真的是什么额外的行李都提不动了,我答应把李洁抒屋里的一些贵重物品凡是能寄的随后就寄给他们。他们应我——她们的女儿生前最好的女友的请求,答应将李洁抒的一半骨灰安放在我们这座城市里——我们学校地处远郊,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一个野山坳里有一个公墓,公墓种满了火炬树,一到秋天就会红得非常忘我。我想等到我死了,我也要把骨灰埋在那里,最好是跟李洁抒的墓紧挨着,可以彼此望得见,并且可以聊天——想到这里我觉得真应该现在就去提前买断个好位置,免得到时候李洁抒旁边的位置全都占得满满的了,没空位了就不好了。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永远地聚到一起了,弥补没有一起进敬老院的遗憾。
  李洁抒的追悼会定于12月20日举行。那天恰好是她的三十岁生日。李洁抒有时认为三十岁已经很老了,如果活六十岁,那就等于已经过了一半,确切地说,应该是不止一半,因为后三十年无论从精神到肉体都无法跟前三十年相比,后三十年怎么也是要打打折扣的,至少也要打个七五折吧,也就是说后三十年乘以百分之七十五只相当于二十二年半。李洁抒自嘲地说,感谢上帝,让我活到了三十岁,我为此充满成就感。有时李洁抒又认为三十岁实在是还很年轻,既不是一朵花也不是豆腐渣,三十岁和二十岁没什么区别,无非就是一个30,一个20。这个城市的晚报上曾专版谈论过三十岁的女人,编者按里吓唬说“三十岁是女人一个尴尬的门槛,从此她再也不会拥有娇妍的青春,不会再有人写情书给她,不会有人邀她赴约会……”,那口气简直是在说女人一到三十岁就该去自杀了,得开枪为三十岁的女人送行;紧接着在那个版的主要位置又请出几个三十岁的女人来现身说法;在版的最末做总结似的请一位男士出来安慰了一下,说不要紧么,现代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了女人青春延长了,再说容貌苍老了还可以靠气质云云——先是打上两巴掌然后再揉一揉。李洁抒读了这个版之后咧着嘴笑了一整天,女人三十真是被渲染出来的,像在喊“鬼子进村了!” 李洁抒说,如果三十岁真的有什么了不起,那就是在三十岁上应该把女人做得彻头彻尾,三十岁的女人其毁灭和创造的力量都是以吨计以铀来量的。我记得她说这话时的神情很像在朗诵《共产党宣言》之类。
  追悼会在文史楼一楼大厅里举行。
  一进大厅就能看见李洁抒那放大了的遗像。那张像是今年春天我在校河边给她拍摄的,她斜倚在生锈的铁桥栏上,背后是很有纵深感的蜿蜒的河道和从河岸一侧伸展过来的一株正在开花的泡桐枝杈。照片上的她笑得很妩媚,一条系着彩色头绳的又长又粗的麻花辫子从背后绕过脖颈搭到胸前来,据说她从学生时代至今就没有变过发型,那段日子她不知怎么忽然迷恋上了那种小饰物,这张照片上她额前偏左的头发上就别着一个小小头饰,是一个比瓶盖还略略小一点的深红色向日葵,她不别向日葵的时候,就会别一只鹅黄色的卡通小猫头——系里有几个女老师为此不止一次地提醒过她,小李啊,别忘了你都是三十岁的人了,别上这种头饰已经不太合适了。李洁抒听了这种话总是不以为然,她告诉人家,她头上的那只向日葵也三十岁了,那只小猫头也三十岁了,正好和她般配呢。如果别人再说下去,把她说烦了,她就对人家这么讲,我在扮嫩,我像媒婆,我是三仙姑,行了吧?她指着那只向日葵或者小猫头问我,叶如意,你说,我头上的这个小玩艺好看么?我瞅了瞅她头上,很认真地说,好看,非常好看。李洁抒就说,我信你,叶如意我信你。骨灰盒摆在一张学生书桌上,花圈摆在两旁。由于追悼会筹办得仓促,讣告发出得少而且又晚,所以私人敬献的花圈并不多。我献的花圈挽联上写着李洁抒早年写的两句诗“这个冬天过去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什么冬天了”“从未有如此冷的冬天,竟将今生所有愁苦衬托得温暖”。
  林之瞳代表校方和中文系原系主任念了悼词,悼词里说“李洁抒于1999年11月24日在烟台海难中不幸遇难,享年三十岁,这是我校我系乃至诗歌界的一大损失。她生前热爱教育事业和文学事业,不断地进行教学改革,力争使每一堂课都生动活泼,并且利用课余时间为校系文学社的发展做了大量实际工作……李洁抒同志坚持业余创作,取得了较大成绩……她作风正派,团结同事,谦虚谨慎……李洁抒同志千古,李洁抒同志安息!”这悼词真让我为李洁抒感到难受,按照李洁抒的性格听了这样的悼词实在无法安息,应该从棺材里跳出来才是。这样的悼词又是从林之瞳嘴里念出来,就尤其让我替李洁抒感到难受了,这林之瞳做惯了表面文章,但这次他做得太戏剧化了,他实在应该去当演员,专演当代中国处级乃至副厅级以上的官僚,这次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将这样的狗屁文章做到李洁抒头上来,又是在她死后——个中原因他应该比谁都清楚。我原以为对于李洁抒的死他会比谁都要难过的,我原以为。哪想到他竟能那么从容不迫地打着官腔,拿捏着调子,用客观的语调,并掺杂进像水银柱上的刻度那样精确地掌握着的适度的悲哀,念着那些冠冕堂皇的文字,就仿佛他和李洁抒之间什么都不曾发生过!我想我最好是赶在临死之前就将自己那份悼词写好了,到时候委托个什么人在我的追悼会上念念,免得我死后什么也不知道了由别人乱写一气。
  老古也来了,有点灰溜溜地站在队伍的末尾,他能来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他的良心未泯,有药可救。这个男人看得出近来生活不错,面容红润,肚子像大好形势一样已经在蓬蓬勃勃地凸起。听说他与李洁抒离婚后的第二个星期就又和一个女医生结婚了,一般来说男人总是比女人容易寻到幸福,因为男人的爱情观比女人要通俗,是小说和诗歌的区别——不知新任夫人是不是那个祖籍上海的姑娘,不知符合不符合老古对于女人最本质的要求,即必须是处女——老古真有福气,以后进医院不用挂号不用排队了,看病真是方便,老古他们全家都看病方便了,为了这个方便也得多生几场病才好,否则怎么体现出第三次婚姻终于找了个女医生的优越性呢?我在心里替李洁抒报仇,祝老古全家都生病。醋溜土豆丝也来了,他的脸上有一种抑制着的悲痛,他居然是和夫人一起来的,从他们那种举止的默契可以猜测出他们性生活很和谐。他的夫人很漂亮,是新现实主义或者现实主义冲击波那样的漂亮,从登记薄上知道她是个保险推销员,也就是说在醋溜土豆丝心中可以列出一个这样的公式“诗人=保险推销员”,这个公式既不抬高谁也不贬低谁——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再说诗人可以去当保险推销员,保险推销员也可以写诗——这个公式只是说明一个事实而已。还有一个叫邵乙的女人,说是李洁抒的中学同学,她哭得很投入,一边哭一边还嘟嘟囔囔的,我只听清楚了半句,“……洁抒你的命怎么还不如我呢……”
  在追悼会进行到一半时,简栈机来了。他踉踉跄跄地走来,怀里抱了一大堆红玫瑰,他像个疯老头一样闯了进来,进来后谁也不看一眼,也不理会追悼会程序,径直走到那放骨灰盒的书桌前,也就是灵前,几乎是匍伏在地上,把那一大堆玫瑰献上了。两个男生赶紧过去搀扶住他。他像贾宝玉哭林妹妹那样一阵好哭,一边哭一边嘟嘟囔囔:洁抒啊,你不记得了么……今天是你的生日,也是我的生日呀,诗人都是短命的么,你竟比我先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买了三十朵玫瑰送给你……以后每年的今天我都要到你墓上去送玫瑰,明年是三十一朵,后年就是三十二朵了……一直送到我也离开这人间……
  后来他颤巍巍地从口袋里往外掏东西,掏了好几次也没掏出来,最后还是扶着他的一个学生帮他掏出来的。那是一张皱巴巴的稿纸,他展开来,开始哽咽着读起来:
  有一天我会老
  时光的蛀虫把我变成一段腐木
  青春飞逝得杳无踪影,像只花蝴蝶
  头发白了,就让它白着
  连目光也长出皱纹,就让它长着
  仿佛一座荒凉的庭院
  锁栓已锈,寂寂的门扉虚掩
  草丛漫过无言的石磨
  鸟群如欢乐,已音符般飞走
  蜥蜴爬过冰凉的石阶
  最后一丝残阳冻僵在天空
  是的,我会老,有那么一天
  死亡一语不发,伸出骨瘦如柴的手
  抚摸我回光返照的额头
  白昼也会变成黑夜,黑暗迢迢
  像永远停摆的时钟
  整整一个冬天,我将守着火炉
  度过我的残生让那光滑而明亮的形体一遍遍阅读我的诗和遗言我会惊讶地发现,这一生多么像多么像一枝装了子弹的枪永远在瞄准,在忧伤却最终没有扣动板机让狂欢似的愤怒出膛
  简栈机读的是李洁抒的诗《有一天我会老》。这首诗是李洁抒在大学时代写的,当她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她对生命已经有了那种老人才有的沧桑的理解。可是李洁抒永远不会老了,老是需要福气的,老是需要恒心和毅力的,而她永远地停在了三十岁,一朵花在怒放之时被生生摘下,就再也不会回到枝头上去了,更不会凋零。
  在追悼会的最后,我要遵照李洁抒的遗言在她的灵前焚烧她的诗。我先在一个搪瓷脸盆里放上引燃的东西,用一个打火机点着了,然后从一个大书包里掏出李洁抒的诗集以及未来得及结集的诗歌复印件。我一页一页地撕着烧,火光闪亮,烟雾升腾,盆里的灰烬在一点一点地增加着,那些灰烬就是李洁抒的诗歌的骨灰啊,我听到那些句子在一行一行地呻吟着,它们自身所含的激情在我看来就像汽油一样起了助燃作用,使得火焰更高更亮了。现在灵前摆放着我的闺中密友肉体的骨灰和她的诗歌的骨灰,而灵魂——倘若真的有——想必已经随着缕缕青烟飞升到太空中去了,根据能量不灭定律,我的好友李洁抒她永远不会消失,她只是分解成了别的物质形式,在天空中和大地上存在着。
  我没有眼泪,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竟没有眼泪了,我怀疑我的眼泪是不是由于悲哀而变成了类似于结石的东西沉沉地留在身体内部了,它只能被挖出来或者自己消解掉,而不可能流出来了。
  追悼会刚刚结束,我就叫住了林之瞳。我说我想到他的个人办公室里去,受别人之托交给他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他让我跟随他去了综合办公楼,他打开他那副校长办公室的房门,把我让进去,然后郑重其事地让门敞开着——这是他一惯的小心慎慎的作风,正是这种作风使他当到副校长,看来下一步他还要靠这种作风当到校长,如果真的能当到正校长,没什么位置等着他升迁了,估计他就想为所欲为了,这门想必就可以关上的了。我请求他把门关上,他说,天气有点闷,还是开着门吧。我不高兴地说,你最好还是把门关上吧,我估计你要是知道我想给你看什么东西,那你就巴不得关上门才好。他还在犹豫。我不管那一套,自己跑过去把门关上了。我把李洁抒放在那只红漆木盒子里的106首诗歌底稿从大书包里取了出来,它们放在一个浅棕色牛皮纸大袋子里。我觉得它们是李洁抒的另一具遗体。我隔着写字台,双手把它们递给林之瞳。我说,这是她临死的时候用别人的手机打电话给我,吩咐我做的一件事情,她让我把这些交给你,留作纪念。
  林之瞳一副很不解的样子问,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清楚。
  我尽量克制着自己,让自己用平静的语调说话,我说: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你知道的。
  他持续地保持了好长时间顽固不化的表情。但最终还是放低了声音问道,她还说了什么。
  我说,她还说她爱你。
  其实李洁抒并没把爱什么人的话说出来,是我自己从她的语调里听出来的。
  林之瞳低头不语。
  过了一会儿,我起身告辞。林之瞳站起来,随着我走到门口,突然说道,求你一件事好么?我停下来,看到他的嘴动了动,说出几句没有任何语法错误的话:我和她其实也没什么,是她自己把事情看重了,你没必要对任何人讲起这件事,是么?
  我回过头去,直视着他那张老三届老知青七七级国家栋梁的又瘦又松驰的脸,冷冷地说,我不会说的。
  他说,谢谢你。
  我还是冷冷地说,这有什么好谢的,这是做人的基本。
  我一边走出林之瞳办公室,一边想,这个人一定还会升官的,一定还会的。我的步子快得像要从楼梯上栽下来。我必须走得飞快才能平息心中的愤怒与不屑,仿佛可以通过腿脚的运动把积在胸中的那些情绪传递给路面。李洁抒放在红漆木盒子里的那些诗我都读过了,那些诗真的是写得太好了,它们是种植在纸上的花园,闪烁在纸上的银河系——我认为天下没有一个男人配得上那样的诗,这个某人尤其不配。
  这个叫林之瞳的男人死后连他的骨灰也会散发出一股正人君子味,要给他开一个盛大庄严的追悼会,要念上一篇用带着脂粉气和油漆味的形容词堆砌起来的洋洋悼词,要在花圈挽联上写上“永垂不朽”、“流芳千古”之类。
  我不会爱上这样的男人的!就算是在伊甸园时代,我是夏娃他是亚当,我也不会爱他,拿一万条蛇来引诱我也没用,我宁愿禁欲,宁愿患上性冷淡,也绝不允许这样的男人用一个小指头轻轻碰我一小下,人类将因我对他的厌恶而无法繁衍下去。
  我去邮局给李洁抒的父母寄她的遗物。我拎了三只用床单包起来的物品一点点移动着,那景象如同一只蚂蚁驮了三座大山。
  在她屋子里收拾东西时,我一件一件地拿起来往被单包袱里放,我每拿起一件来放过去的时候都要在心里出现一句旁白“她叫李洁抒。”我把呢大衣放过去,说“她叫李洁抒”,我把有象形文字的木挂盘放过去,说“她叫李洁抒。”,我把她的影集放过去,也说“她叫李洁抒,”我把照相机放过去,说“她叫李洁抒。”……它们统统都叫李洁抒。我撬开李洁抒一个上了锁的密封的小箱子,除了那个放到我那里保存过的放诗的红漆木盒子,这大约是在她的婚姻生活中唯一的一片私人领地了,我在那里看到的是一大堆手稿和旧信札。这些手稿全是诗,有发表过的也有没发表的,有杂志上的复印件也有手抄的诗本子,这些不能寄走,我打算留下来帮她整理成集子,至于信札我想大约是些相当重要的值得保存的信件,也许跟个人感情有关的,我想这些信我是不可以看的,即使主人已不在人间,我也应该尊重其隐私。里面除了这些就没有别的东西了。不会有异性送的礼物,譬如金项链银镯子钻石戒指什么的,那些东西是不会有的,据我了解几乎没有什么男人送过她礼物,而李洁抒也恰好天生就是一个不会向男人伸手索取的女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叫做“不拿男人一针一线”。曾经醋溜土豆丝要送她一个蓝宝石戒指,被她拒绝了,她对他说,你还不如请我吃一顿呢,醋溜土豆丝说,收下这个戒指,并不妨碍吃饭嘛,最后她还是没有收下。她向我解释说,她喜欢轻松,平常连手表都不肯戴,害怕任何没有实际用途却徒增麻烦的累赘和多余之物,手腕手指脖颈耳垂都要轻松,在穿戴上最好是用减法;她还说她不喜欢精雕细刻的东西,而喜欢毛坯;最后她又说从安全上着想,也还是不戴的好,听说过一些与首饰有关的恶性犯罪事件之后,更觉得自己幸亏也没什么可戴的,坚决不给那些图财害命者以可乘之机,金银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记得那次我说李洁抒,你不想戴就不戴吧,何必还要找出这么一大堆理由来论辩。现在我一边清理她的东西一边又想起了她那番话,我想从生命的质地上来划分,可不可以这么说呢,有的女人是金属的,有的女人是化纤的,有的女人是真丝的,而李洁抒,或者加上我,则是纯棉的——柔软、质朴、自在、舒服的纯棉?
  这个十二月底的天气异常地冷,世界成了一大块冰坨子,我走在路上都担心迈着迈着步,在落脚停顿的某个瞬间会不小心被冻结在地上,整个人像电脑死机一样再也不能移动了。
  我走得很慢很慢。走上一小会儿就得歇上一大会儿。邮局离学校并不远,可是我好像永远都走不到目的地了,似乎要把一生的时光都耗费到这趟从学样去邮局寄遗物的漫漫征途上了。我给这漫漫征途起了个名字,叫绝望。(作者 路也)
  20
  韩子风真的退学了。林木木没有退学,但胜似退学。她不再上课,只是每天在校园里东游西荡。林木木见了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的人都要打听“你见过韩子风么?”如果人家表情茫然,她就要用手比划着向人家仔细描述韩子风长什么样子,说他很高很帅,眉眼和口音如何如何,还说长得像好来坞影星。后来她模仿报纸中缝里的形式在校园里贴了好多张寻人启事,把韩子风的一张小照片贴在左上角,又用文字像看图说话一样描述了一番他的面貌,最后说,如有发现者请迅速与四号楼426宿舍林木木联系,必有重谢,电话号码为XXXXXXX。
  学校里又要举办诗歌朗诵比赛了,为渲染气氛,不同样式的艺术海报贴了又贴。但这些海报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就是在刚刚贴出后不久就神秘地被人撕掉了。有人说是林木木撕的。林木木到处跟人说她仇恨诗歌朗诵会,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算不上什么成就,这种活动无非是给怀颍之流的女孩子提供了抛头露面耀武扬威和以权谋私的机会,对于大多数同学只是浪费时间。林木木对于韩子风和怀颍那一段感情交往依然怀恨在心呢。还有人说林木木把吃完的口香糖粘到了现代汉语教研室专门教普通话课并且担任省普通话测试委员会副主任以及校朗诵协会顾问的田园老师家的大门的猫眼上,贴得正正好好,完全把那猫眼给堵死了。说这话的人为了证明这件事的可能性,又拿出更充分的论据来说,林木木平时特别爱吃口香糖,有一次她们宿舍的门把手掉下来了,她就建议大家把吃完的口香糖统统粘到门上,堆成一块,可以当把手用。
  只要看见别人成双成对地在一起,林木木就跑过去滔滔不绝地给人家上一堂有关爱情的大课,里面夹杂着一些诸如“爱情是生命燃出的最亮丽的篝火。”“青春要么是一场烈火,要么什么都不是”之类的不知是读来的还是自撰的诗意盎然的格言警句。这时我才听说林木木原本就是爱偶尔写一点诗的,有同学还把她发表在校报上的几首小诗拿给我看,说实话实在是太一般了,不敢恭维,不过是把散文竖着排了起来,上一句和下一句之间缺乏跳跃性,读起来过于连惯,总是承上启下,前仆后继,好像下一句是由上一句怀孕生下来的,上一句是下一句的妈,下一句继承了上一句的遗志。
  林木木后来走出校门,乘上了从我们学校开往我们这个城市野生动物园的K66路无人售票车。她把一元钱扔进钱箱子里,自己撕下一张车票攥在手心里。她向司机说,先生,到了福建厦门,麻烦您通知我一下。说完就走到车尾找个座位坐下了。她坐下以后,就把头扭向邻座问道,小姐,你说下一站就该是厦门了吧?从厦门下火车后再去安溪,有没有高速公路?最后K66路公交车在终点站野生动物园停下了,林木木下车后在野生动物园旁边的小河边玩耍,忽然看见一个仪表堂堂的小伙子背着画夹走过来,她急忙跑上前去悲喜交加地拦住人家说:韩子风,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千里迢迢地赶到福建来就是为了找你呀,韩子风你马上跟我回学校,耽误了学业可不是儿戏,你要是不回去我也就不回去了,我觉得你们福建也是个不错的地方,你看这山多青这水多秀,我们一辈子就在这里安居乐业吧……那小伙子当然断定自己遇上了疯子,就善意地摇摇头,摆摆手,继续向前走,林木木哪能放过他,就锲而不舍地跟上了他,他走到哪儿她也走到哪儿,后来小伙子停在一个山涧里,支起画夹,画起油画来,林木木就安安静静地坐在他身后看着,乖乖地递递颜料盒什么的,偶尔说上一句,韩子风,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的画画呀,你是不是退了学想考美术学院呢?有时还莫名其妙地来上这么一句,你是罗丹,我是克洛岱尔。等那小伙子把一幅秋天山野的油画全部画完的时候,已是暮色沉沉,他回转身去,发现那个小女疯子已经在他身后枕着一块青石睡着了,她躺下的时候身材显得更加小巧,长裙子裹着的腰身如此妩媚。小伙子马上找来纸笔为眼前这个在山涧里睡着的小女疯子画了一幅素描,他把秋天香甜的气息也画进去了。天真的黑下来了,小伙子当然不能把这个孤零零的女孩子单独扔在这荒凉的山涧里,那样未免太没有人性了。于是小伙子就收拾起画夹,像《罗马假日》里的记者乔在大街上遇到出逃的安妮亚公主那样,先是摇晃醒她,然后扶着睡意朦胧意识不清的她走出山涧,来到大路上,好不容易寻到一辆面的,颠波着拉回城里,回到他就读的艺术学院。小伙子先把这个小女疯子送到声乐系他的女朋友宿舍里去住了一晚,第二天从小女疯子随身携带的皮书包里翻出了学生证,发现她竟然是这个城市师范大学中文系98级学生。于是和女朋友一起把她送了回来,直接送到我们系办公室里。系领导听了事情经过,都禁不住后怕,要是学生出了事故,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可要吃不了兜着走。大家都恨不得敲锣打鼓地去艺术学院送感谢信。临走时小伙子把那幅林木木睡在山涧里的素描送给了林木木做纪念,他的女朋友在一边友好地看着这一切,并不生气。小伙子和女友要走时,林木木扑到小伙子怀里,叫喊着,韩子风你不能走,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了,你不能走!在场的人都没花钱看了一场好戏,那小伙子的女友倒大方,竟然拍着林木木的肩膀安慰道,你别难过,他还会回来看你的。
  系里为了防止林木木再次出走,干脆成立了一个“林木木看护队”,从公寓科找了一间空宿舍住下来,对林木木进行一天二十四小时看护。这个看护队有十二个女生组成,每三人为一小组,分了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每次看护一周,轮流值班。看护内容包括陪住、陪吃、陪读、陪散步,总之就是林木木去哪儿就跟踪到哪儿,连上厕所都跟着,还不能让林木木感觉出监视之意,必须做得很自然才行。这个小组的女生每人每值班一周系里就发补助40元,这样一个月下来系里就发下480元去,两个月就是960元……中文系是全校最穷的系,很快就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经济压力了。于是系领导们把我这个辅导员叫了去开会,共商林木木之事。我提出一个好办法,治病要正本清源,林木木不是总想离校出走去找韩子风么,她不是把一个艺术学院画画的小伙子误当成韩子风了么,不管她是不是真的把那人当成韩子风,反正她心理上对那人是有认同感的,不如到艺术学院去找他来商量一下,就说救人要紧,你干脆做好事做到底吧,去和林木木谈恋爱,去当韩子风吧,从那小伙子给木木画素描可以看出他并不讨厌林木木,说到才华,他会画画,我们木木可是会写诗呢,这方面也般配,谁也不吃亏,至于那小伙子的女朋友那就只好对她说声对不起了,那女孩子看上去倒是身心健康,就是丢了男朋友也不会成为第二个林木木。我这个主意被领导们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可以考虑,不过可行性似乎不大,太戏剧化了。后来大家还考虑到把林木木送到精神病医院去接受治疗,这样更干净利落一些,也更保险。
  我以林木木的辅导员的名义,去艺术学院找过那小伙子一趟,当我厚着脸皮把这个馊主意说出来时,那小伙子很不以为然地笑了,还奇怪地望着我说,叶老师,你这个人也老大不小的了,怎么考虑问题还这么幼稚呢?我让他说得我恨不得叫他老师才好。
  当“林木木看护小组”维持到第四个月时,就到学期末了,系里已经为此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实在难以继续了。不断有女学生主动要求加入到“林木木看护队”来,认为这个队里的人应该像美国总统换届那样需要经常替换,不可以搞终身制。有两个女生还为争谁比谁更贫困差点动手打起来,原来大家都把加入这个看护队当成勤工俭学的一种手段了。系里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更觉得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于是就跟省精神病治疗中心和林木木远在烟台的父母取得了联系,决定给林木木保留学籍,把林木木送到精神病医院呆一段日子。
  系里为了给林木木在精神病医院联系到床位,打了无数次电话,还动用了学生家长的后门。这年头就是连精神病院这种地方也是人满为患的。那边说有了床位会马上派人来接,但总是不见来人,系里打电话催了又催,因为晚一天就要负担一天“林木木看护队”的费用,而系里早在好几年前就穷得连买稿纸和信封都要向学校写材料打报告了。最后系里再也不能坐等了,就迫不急待地把林木木主动送了去。
  我的一个酷爱写诗但写得很赖的大学男同学有一段时间精神失常,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在住院的半年之中,他的诗艺竟突飞猛进起来,越写越好,有的诗读了让人拍案叫绝,像大师写出来的。后来他的病治疗得差不多好了,精神趋于平稳,就出了精神病院,回到学校继续上课,可是他再也写不出像在住院期间那么绝好的诗来了,又回到了从前,还是写得又糟又赖,平庸之极。但愿林木木被送进精神病院以后,也能像我那个大学同学那样写出绝好的诗来,方能算是不虚此行。就是放出来之后诗艺又退缩回去,反正好诗已经写出不少来了,那也算是不虚此行。精神病院实在是一个收容诗人的地方。
  祝林木木小姐在精神病院里有收获。
  “林木木看护队”解散以后,学生们巴不得年级里再出一个林木木第二,好每个月挣到一笔喝酸奶和买电话卡的钱。
  这时候简栈机被校学生会当成熊猫一样的宝贝请出来做了一个报告,海报上写的报告题目是《文学与人生》。那报告我没去听,据听过的人讲,简栈机在这个宽泛的题目之下大谈爱情,号召同学们一定不要辜负了年少时光,一定要去轰轰烈烈地谈恋爱,千万别像他那样年轻时想谈不允许谈,现在老成这个样子,允许谈却又机会有限了。最后他用一句古诗结束了这次报告“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他在台上讲得慷慨激昂,同学们在台下听得蠢蠢欲动。
  正值校方为迎接教委检查而整顿校风校纪,规定了一大堆类似于男女生恋爱要自尊自爱,不可以在校园里勾肩搭背卿卿我我之类的八股文一样的条条框框,没想到简栈机这一富有感召力和煽动性的报告一下子就把那些枯燥乏味的规章制度全部打倒在地了,使校方的努力功亏一篑,给少男少女们本来就旺的青春之火上又浇了一大桶汽油,爱情之火熊熊燃烧起来,把校园的天空都映得红彤彤了。刚刚做了副校长的林之瞳非常生气,背地里骂简栈机是个老不正经,是个老祸害。
  根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句话,大家都这么说简栈机,“栈机老矣,尚能爱否?”
  我想,我们这个学校真是生机勃勃,从十七岁到七十岁,大家全都想去谈恋爱。这里是幸福大学青春系爱情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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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洁抒死后,我开始写日记。
  我从小到大都痛恨日记,我认为日记是一种愚蠢的东西。但我又发现越愚蠢的东西往往是越容易的东西。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逼着我们写日记,每周上交一次当作业检查,我都是到了星期六中午才开始动笔,一口气补上七天的。第一天我写“今天我拾到一块香橡皮,交给了老师,老师表扬了我,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第二天我写到“今天早上我扶一个老奶奶过马路了,老奶奶说,谢谢你小朋友,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第三天我写到:“今天干值日我忘了带条帚,老师批评我了,我争取改正,做一个合格的少先队员。”第四天我写道“放学回家的路上,下起了雨,我把自己带的伞和一个一年级小同学共用,一直把她送到家为止,小同学问我,姐姐,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红领巾。”第五天我写道“长大了我要到公共汽车上当个售票员,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就是我最初的日记,在我看来日记必须要这样写才行,要不就不是日记了。日记要记下自己在平凡生活中创下的丰功伟绩,和要检讨的事情。全天下日记的蓝本就是雷锋日记,在雷锋叔叔写日记之前这天底下根本就没有日记,日记这种文体应该是雷锋叔叔发明的。
  现在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这是我自小学三年级之后重新开始写日记。因为李洁抒死后没有人跟我说话了,我肚子里那些话如果不及时说出来就会在身体里发霉,所以必须自己对着自己说出来才行。我的每篇日记前面都注明日期和天气情况,日期注法不是写真实年月日,因为当前是何年何月对于我从来都毫无意义,日期注的是李洁抒死后第多少多少天,比如“李洁抒死后第21天,天气晴转多云”“李洁抒死后第58天,晴,西北风”,在这里李洁抒的死成了一个界线,就像耶稣诞辰是一个界线一样,耶稣诞辰之后为公元后纪年,耶稣诞辰之前为公元前纪年,同理,李洁抒的死也改变了我的纪年方式,李洁抒死之前的日子仿佛为公元前,李法抒死后的日子则为公元后。我在这些日记里记录了李洁抒死后发生的一点一滴,并且把自己对这些事情的看法直言不讳地说出来,我在写这些的时候总是想象着这些文字会被李洁抒看见,还想象着她嘻笑怒骂的反应。我在日记里还一遍遍地表示要活下去的决心,我写道:“人生是无聊的,但是我要比它还无聊,我一定要用我的无聊打败它的无聊,我一定要一古脑地一根筋地顽固地偏执地耍赖地活下去,我要寿终天年,计划活到八十七岁。”
  李洁抒死后,我的周围变得空旷起来,像荒郊野外一样了。整整一个冬天我像冬眠一样窝在房子里不出门,我突然发现近几年来除了李洁抒我其实什么人也没有交往过,在这个世界上我几乎什么人也不认识,别人也不认识我。我孤零零的,孤零零的。有时候我会突然觉得李洁抒并没有死,电话铃偶尔响起来,我急忙跑过去抓起话筒,我想也许是李洁抒打过来的,约我下楼去吃饭。她的房子还空着,有时候我听到楼下传来什么响声,就会误认为是李洁抒回来了;我下楼经过她的门口时,总想伸手去敲敲门,我觉得也许那门会突然打开来,李洁抒笑盈盈地站在门口。系办公室里写着“李洁抒”名字的信箱刚开始还在,并且还是常常有信寄来,那些信封上李洁抒三个字写得真真切切,更给我一种斯人犹在的感觉,那些寄信人就是认为李洁抒还活着才寄来的呀,我对那些寄信人顿时充满好感,我把那些信认真地塞到李洁抒的信箱里去,想她不久就会拿着钥匙来打开,取出那些信来——这信箱却在寒假临近时被取消了,因为系里又调来一名新老师,李洁抒的信箱就转给新老师了,上面李洁抒的名字改成了别人的名字,我为此生了好几天气,对那新老师怀恨在心。从此我到办公室再也看不见李洁抒的信箱了,信箱的消失提醒我,李洁抒真的不在了,她不会回来了,永远不会了。
  整整一个冬天,我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如果非出门不可,那就是出去弄吃的,去搜寻食物。时间久了,我照照镜子,发现自己脸上表情呆滞,眼神明灭不定,仿佛有幽灵在脸上徘徊。我像某种昼伏夜出的穴居动物,比如鼹鼠。系里有个比我稍稍年长的女同事意味深长地劝我,人到了一定年龄,还坚持独身生活是不利于健康的。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无非就是认为我这个老姑娘性压抑并且已经心理变态。我还知道这么认为我的人不止一个,也许我前面走,后面就有人戳脊梁骨——我才不怕呢,说吧,说吧,让他们说吧,反正我就这样了,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我常常站在凉台上往下瞅,看一楼小院子里王左家的白痴儿子才才。才才过了年又长了一岁,十七岁了,差不多该是上大学的年龄了,他的身体比去年又胖了一圈,又长高了一截,走起路来像一辆重型坦克那样轰隆隆地轧过来。才才还是喜欢昂首向天,比比划划,同时嘴里自顾自地咕咕囔囔,有时声音小些,有时声音大些,声音大时我能听出那口气仿佛正在论辩着什么,也许是一个哲学命题吧,比如,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他脸上大多数时候都还是那么祥和,常常带着最单纯最原始的笑意,偶尔我看见他不知何故愤怒过一次,那是不折不扣的愤怒,决不是乱七八糟的烦恼,那么具有突发性和原生性,那么具有动物性,并且转瞬即逝。慢慢地我开始羡慕他了,我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一定发现了人生的真谛,只是他没法用清晰的语言完美地表达出来,使得人们把他误解为了白痴——天才和白痴之间只有一步,真理和谬误之间只有一步。我呆呆地倚在凉台栏杆上,久久地看着楼下的才才,有好几次我甚至萌发出要去接近他,并且和他一起探讨或者干脆向他请教的念头来。
  李洁抒的一笔稿费寄来,我替她去邮局取出来,用那钱买了两大捧鲜花,坐车去了那个野山坳里的公墓。那是一个雪后的晌午,我把花放在她墓前,那五彩缤纷的花在雪地上显得更加妩媚了,像婚礼一样妩媚。我在她的墓旁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无声而絮絮叨叨地说着一些平平常常的见闻,我总觉得李洁抒死后就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隔膜了,媒体再强大也是辐射不到阴间的,所以需要时常过来对她说一说,让她的思维跟得上这个时代。要不哪天我也死了,到天堂去见到了她,因为相隔了太久的岁月,我们谈不拢了怎么办呢?比如她总是说着1999年以前的事,我却说着2060年左右的事,我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怎么对话呢?我现在说说这些,就是为了到那时候我们见面之后不需要过多的铺垫和适应,像从来没有分别过一样。黄昏时,夕阳映照着雪地和雪地上的花,所有一切都挂上一层无可奈何的丰姿绰约。我起身向着山外走去,回头望望李洁抒小小的墓碑,她的墓碑像她的人一样小小地立地那里。我想现在也许只有我和简栈机会来看看她的,至于林之瞳老古他们是不会来的,老古有新老婆管着,也许连死人的醋都要吃,林之瞳用自己的谨小慎微换来了那么好的口碑和那么大的牌坊,容易吗,偷偷地祭扫死去情人的墓若被人发现了就会使自己的口碑和牌坊倒塌,如同良家妇女失去贞操。
  我捱着日月,或者说日月在捱着我。一直到来年春天,我的生活才出现了一点转机,和柳树一起发出了嫩芽。一个初春的日子我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时间:李洁抒死后第120天 天气:晴,南风三级
  今天早上我有课。7:25打电话时,我还在睡着,我在铃声里醒来,墙上的石英钟正好指在7:25上,我并没有去接电话的意思,因为我知道这个电话在这个时刻一分一秒都不差地响起来,从来只响两下,从来都不是让我接的,而只是为了把我叫醒,即使是我及时地去接了,那边也会温柔地把电话键摁下。可是今天不知怎么回事,这电话响了两下之后,还在响着,一直一直地响下去了,看来我不去接是不行了。我把电话接起来,那边说,我是曹西风。我兴奋地语无伦次:是你呀,天哪,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的,这些年你寄来的贺卡我全都收到了,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的,你送我的桃木小剑我还保存着呢,现在挂在一只布娃娃的脖子上。曹西风说他挺想念我,我说我也是。后来我一看表说,坏了,我得去上课啦,我今天一二节有课。曹西风说,我知道你今上午有课。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如果我不知道,那我怎么每次打电话叫你起床?我说,天哪,那个7:25原来是你呀,这怎么可能呢,这么远,而且,你怎么会知道我什么时候有课,还有,你为什么这么久了就是不让我知道是你干的呢?曹西风解释说,他从学生时代就暗恋着我,只是一直没有勇气向我表白,他一次次去我们宿舍,总是不知道怎么向我表达,他有哈姆雷特一样犹豫不决的性格。后来我突然和他们宿舍的大树好上了,他受到沉重打击,只好赌气地和我们宿舍的川妹子老七好了,毕业后我们全都作鸟兽散,曹西风回到老家武汉后不久就和一个会计结了婚,领了结婚证还未举行仪式,结婚的消息还未完全传开呢,不到七个月就又办了离婚手续,这样悄悄地结悄悄地离,大家基本上都不知道他有婚史,他填个什么档案表格依然在“婚姻状况”那一栏里填“未婚”,他像生天花一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人生该经历的重要环节都经历过了。他常常打电话到一些老同学那里询问我的情况,知道我至今未婚,所以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但又出于腼腆和害怕拒绝,迟迟没有表白,他知道我从学生时代就有早晨起不来床没法上课的毛病,听到起床号从来不肯起床,欲和床铺共存亡,不得已查早操的小干部们挨个宿舍来查了,这才胡乱穿上衣服下楼去,等赶到上早操的地方,站到队列里面,又俯下身子去把鞋带系好,刚刚直起腰身来,就听到喇叭里音乐的尾声并说“广播体操做完了。”做完操点名,我大喊一声“到——”,这才是我下楼来的唯一目的,点完名又马上回宿舍继续睡觉,连早饭也不吃,能一直睡到中午。曹西风料到青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打114查号台查到我学校和系里的号码,又通过系里秘书查到我宿舍的号码以及我每学期课程安排情况,每每在有课的早上的7:25打电话来叫醒我,他非常体贴,觉得7:30有点晚,怕时间不够用,而7:20又有点早,少睡五分钟损失惨重,所以就选择了7:25——他长期以来就用这种神秘而戏剧化的方式执著地表达着恋情。“
  7:25竟然是曹西风,是那个曾经在大学最后一个春天里送过我一枚避邪的桃木小剑的曹西风,那个毕业纪念册上以一片狂风中的松林为背景的黑发飘扬神色苍茫的曹西风,那个和我们宿舍里的老七恋爱过的曹西风——现在他说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其实是我!
  7:25在我单身一人的寂寞生活里曾经给了我多少暇思,常常充当我走投无路时最后的爱情。在我还不知道他是谁的时候,我的神经丛已经通过漫长的电话线越过千山万水在茫茫空中与他的神经丛相连接了,在不知道他是谁的时候,我已经在漫漫孤独之中把他当成了一个默契而无形的朋友,接受他并习惯他了。当我知道7:25的谜底:曹西风,我一方面为真相大白而从此失去了一个隐形伴侣而遗憾,另一方面又为得到一个确确实实的大活人而兴奋。
  从此我和曹西风热线连络起来。我们每天都通电话,在电话里写中篇小说或者长篇小说。我们颠三倒四,为说话而说话。有时我接到他的电话,他只是为了问我吃中饭了没有,我说吃了,他又问,吃的什么,我就说吃的什么;如果我说还没吃呢,他就说,那你赶快去吃。有一个周日早晨五点半,他打电话过来,说他要去跑步,建议我也去跑,我说,你神经有问题,我只有上高三的时候才起过这么早,你害我呀,我醒了再也睡不着了,一天都要害头痛,再说就是跑步,隔着两千多里地,我怎么和你一起跑呀。结果那天早上我睁着眼熬到七点半,然后下楼买饭,先后遇见三个同事,他们见了我全都很惊讶,第一句话都是“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呀?”他们觉得一个早晨起不来床的人突然活得这么积极进取起来一定是有问题了。我的生活的确是出了问题,我可能是在恋爱吧?恋爱这个词现在我已经不爱说了,觉得有点那个,说搞对象又太俗,那我在干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用一根上千里的电话线牵引着想象和扯淡。每次失恋我都觉得这人类没希望了,现在又觉得人类还是有希望的,我从曹西风身上看到了人类的希望。我和曹西风也说那种绵绵情话,但从不说出“我爱你”这三个字,这三个字即使到了唇边我们也要咽回去。他不说大约是因为矜持,觉得说这话的火候还不到,就像他打了这么久这么久的电话才终于决定要告诉我他是谁一样——其实他不说也等于说了,有课的早上在7:25打过来的电话,那两下铃声仿佛就是在说“爱——你——”我不说是由于我在婚恋上的屡战屡败,还有,李洁抒的一个个爱情闹剧悲剧以及她的死,这些加在一起已经使我对风花雪月觉得虚无和无足轻重,像打了爱情疫苗一样对爱情这种病毒产生了抗体——我不愿把现在我和曹西风的关系看成是爱情,如今我回避“爱情”这个在大街上熟稔得像烂白菜一样的名词,而想发明出另外一个更新鲜更凝重的名词来替代它,总有一天我要发明出一个词来,现在我倒愿意把我萌发出来的对于曹的兴趣看成是我生命的回光返照——自从李洁抒死后我一直对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偶然的放浪形骸全都像是回光返照。什么是爱情呀,我不知道。爱情也许是一种易复制、发作突然、杀伤力大的病毒——爱情在这个2000年的春天的确是一种病毒,我看《参考消息》,上面说目前有一种顽强的计算机网络病毒正在迅速蔓延,使许多专家们束手无策,这种计算机网络病毒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我爱你”,计算机上出现“我爱你”也就等于“我害你”了。无数男人对无数女人说过“我爱你”,无数女人对无数男人说过“我爱你”,也就是说无数男人把这种病毒传染给女人,无数女人把这种病毒传染给男人,交叉传染。我倒希望有人也将这三个字换成别的说给我听听,别直接用汉语说,让我听了噎得慌。换成英语“I love you”就比用汉语“我爱你”要让人稍微舒服一点,可是用英语这样说的也太多了,听起来差不多跟汉语一样要命了,要是用西班牙语或者蒙古语来说,可能听起来会新颖一点,能让人怦然心动一点吧。另外这世界上所有流行过的示爱方式都已经过时,我虽然在婚恋上不尽人意,但我仍然庆幸那些向我表达爱意的笨拙的男人用了跟任何人都不重样的求爱方式,一个是突然跳出来问我“你说,大明湖里有没有鱼?”一个是天天上班一样来静坐,拿个大红粉饼楞头楞脑地说“给——”,这一个更与众不同,不让我知道他是谁,分秒不差地打长途电话叫我起床坚持了好几年。我真的很庆幸没碰上那种拿着玫瑰花扑通一声下跪的男人,或者那种到广播电台点歌吵闹的男人,“心痛你的人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是我,还是我。”
  我想,在地球上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在恐龙时代,恐龙们也得恋爱吧,恐龙们用什么方式来表达爱情呢?用恐龙语言或恐龙声音来说出“我爱你”应该怎么说呢?现在我宁愿有一个男人用非人类的语言——比如就是恐龙语言吧——来向我求爱。我真的已经厌倦了人世间流行着的价值五分钱的聒噪。
  曹西风住在江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和我说话,问我能不能从电话里听到他那边江上轮船的呜呜声,过了一会又问我能不能听到他窗外鸟在咕咕咕地叫,他也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鸟,但总是在夜半十二点一刻左右在他窗前飞过并叫上一阵。江南2000年的春天就这样通过电话传递到了我身边。曹西风用海誓山盟的语调对我说“我对你已经死了心了”,我被他的话吓了一跳,想了想才明白过来,原来他想说的是“我对你已经死心塌地了”。我们俩在电话里为此大笑。因为夜里的长途话费便宜,从晚上九点到第二天凌晨,从五折到三折,最低时相当于市话价格,于是我们就专在夜里说话,而第二天白天则蒙头大睡——我在这边宿舍里睡,他在那边到省政府办公室里手里拿着上级领导的批示文件坐在办公桌前睡。最可笑的是,有一次我们从晚上十二点一直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扣电话时,他嘱咐我,你好好睡吧;我也嘱咐他,你赶快吃点早餐,去办公室里打个盹吧。扣上电话之后,我倒头便睡,睡前怕有电话打搅,还特意拔掉了电话线。那天我一口气睡到下午,起来后懒洋洋地下楼散步,正好碰上系里的秘书,她问我,你今天早上怎么没去上课呀,打电话也没人接,这可是教学事故。我的脑子马上嗡地叫了一声,天哪,今天早上一二节有课,七点来钟扣电话时我和曹西风都忘了这事——7:25失职了。
  时至清明,我和曹西风相约等我放了暑假就去武汉和他见面。我开始热衷于逛时装店,夏装刚刚开始上市,我看见比较和我心意的就买下来,卧室里很快就堆了一大堆各种款式各样色彩的裙子和T恤,都可以开个小小服装店了,那些衣服看上去全都非常得“叶如意”。我打算穿上它们去见曹西风。刚开始新衣服的数量我约摸着可以每天换一套,到后来数量增加到每天可以换两套,再到后来我看可以几小时换一套了,我越买越多,到后来竟分不清楚我究竟是为了去见曹西风而买这么多衣服来穿,还是为了有个机会穿这些衣服才去见曹西风了。
  我买了一大堆墨绿色的纯羊毛毛线决定给曹西风织毛衣。我是现学现打,由于针脚松紧掌握不均匀,便织出来一个又一个小疙瘩,毛衣织出来的形状像个赶海时背的破鱼篓子。于是我拆了重新织,第二遍技法娴熟了不少,可是织着织着又觉得织瘦了,于是再拆了重新织,织着织着又觉得肥了,于是拆了再重新织……如此下去,织了拆,拆了织,我快成了西西弗斯了,把石头推上去,滚下来,再推上去,又滚下来,再推上去……在织毛衣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懂得了生活,生活就是这样,是一团没头没绪的、冗长的、温吞吞的烂毛线;幸福就在这永无尽头的徒劳的编织里潜伏着,为编织而编织,就像是为活着而活着,人为什么活着,因为还没有死,所以就要活着。
  我做了两个跟曹西风有关的梦。第一个梦是,我和曹西风的电话恋情很快就无疾而终了,而夏天还没有来,我那些美丽的裙子和T恤衫都还没有来得及穿就作废了,我伤心已极,把那些新衣服统统用剪子绞成了破布条;冬天自然更是遥远,那件给曹西风织的毛衣干脆火炉里去也。第二个梦是,我坐火车去了武汉,曹西风说好了要去火车站接我的,可是在出站口,我没有找到曹西风,后来人都走光了,出站口空旷起来,只剩下零星几个人,我还是没有找到曹西风,于是我决定到出站口旁边的公话给他打手机,我接通了他的手机,我说,是我呀,你怎么不来接我呢?他说,我没有接到你,我现在还在出站口等着呢。我说,不对呀,我现在也在出站口呀。我一边举着话筒这么说着一边四处张望,看见在离我有五六米远的地方,一个秃顶的胖男人正打着手机同时并旋转着笨重的身子东张西望,当他把那鼓起的碑酒肚子正冲着我的时候,我们同时扣掉电话,向对方迟疑地走去,我一步步向那个胖男人走去,在出站口这里只有这一个人在打手机,我不向他走去向谁走去呢,他那隆起的肚子不知怎么使我并不太恰当地想起“天似穹窿,笼盖四野”的句子来。等我们走近彼此,他脸上露出认出我来的惊喜,他说,叶如意,你发型变了,我认不出来了。我迷惑地望着他,天哪,这怎么会是曹西风呢,怎么会是那个毕业留念册上和松树站在一起的挺拔的曹西风呢?如果就算他真的是曹西风,那么他的脸也胖得变形了,从前下颌上的一块小小疤痕现在竟也许由于肥厚的肉的鼓胀而跑到腮帮子上去了。我很生气地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曹西风呀。我感到受了侮辱,冲他大吼,你骗人,你根本就不是曹西风。说完我就抛开他,一个人大步向前走去。那个人紧紧跟在后面,向我费尽心机地解释并拿出身份证来向我证明他就是曹西风,我终于忍无可忍了,指着那身份证说,谁来证明你这身份证是真的?我继续自顾自地往前走,他还是紧紧跟在我后面,我猛地回转身去,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板地说,我警告你,你要是再跟踪我,我就拨打110!
  我把做的这两个梦打电话讲给曹西风听。曹西风听了大笑不止。后来我们俩决定每人立刻照一张正面免冠全身照片给对方寄去,以说明问题。我第二天就跑到学校门口的照像馆里去照了一张五寸彩色照片,曹西风也打电话告诉我他也刚刚跑到他们单位门口的照相馆去照了一张。一周后我们几乎同时收到了对方的照片。曹西风还是那个样子,变化不大,但照片上的他显然很紧张,一副本来五官很端正却唯恐五官不够端正的样子。背后是一张布景,是那种暴发户豪宅的一角,曹西风西装革履,就站在那布景的楼梯处。我在电话里谈了我对他的照片的看法,曹西风也对我的照片发表意见,我的照片布景是黄果树瀑布,可以常在快餐店的墙壁上看到的那种,他说我的表情像是已经判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我说我从来不去那种设布景的照相馆照像,这次过于慎重,所以就去了,他说他也是从来不去那种地方照像的,也是为了照出一张无可挑剔的标准照来才去的——原来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照出一张能让对方心仪的照片来才煞费苦心地去了那种一本正经的照相馆,而且都是越想照好越是表情紧张,越是表情紧张就越是照不好了。我们都拼命地想给对方寄一张最能体现自己风采的照片去,结果却彼此交换了最丑陋的。
  我在“李洁抒死后第158天”的日记里写道“现在我认为中国的首都不是北京,而是武汉。”(路也)
幸福是有的(22)
  这是一个暮春的早晨。我起得比较早。我想下楼去买早餐。我这个从来懒得吃早餐的人突然早早起来下楼买早餐,连我自己都觉得反常。我自我分析,也许是自从知道7:25就是曹西风以后,我“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我一边下楼梯一边发誓,从今以后我要过一种正常的有规律的生活,早睡早起,一天吃三顿,见了邻居打招呼问好,过马路走人行道,每天看《新闻联播》,每天坚持跳绳一百下以保持体形,多上楼下楼,据说每爬一层楼就要多活七秒钟……我越这么想越觉得自己找到了人生的座标。我觉得自己对曹西风似乎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要让这感情由小火星变成一场火灾,说不定我要和他结婚的——我还是想结婚,哪怕婚姻是场悲剧,我还是想结婚的,道理很简单,人家都生疹子,凭什么我不生?人家都种牛痘,凭什么我不种?人家头上都长烂疮,凭什么我就不长?我下定决心,为了幸福我要变得平庸,为了美满我还要变得无聊,为了活下去,我要守株待兔,我要削足适履,我还要刻舟求剑,我还要焚琴煮鹤,我甚至还要一叶碍目不见泰山。
  春天到了最悲壮的时候,蜿蜒的校河里飘着这样那样的零零散散的花瓣,古诗里“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说的就是这个时候吧。我走到教工宿舍区和教学区交界的地方,看到一幢楼侧面的马赛克墙上张贴了一张白纸黑字的大纸。走近细看,原来是一张“讣告”。忽然那上面“简栈机”三个字使我目瞪口呆,上面说他昨天晚上突发心脏病,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已于子时去世。我的天,简栈机,简栈机,他死了,这是真的吗?这当然不会是假的,白纸黑字上写的就是简栈机这三个字。
  可是……仅仅在昨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我还在文史楼楼梯上看见过他,他上楼我下楼,我们在楼梯上说了一会儿话,临分手时,他像从前一样从头到脚地看我,刚刚说了前半句“如意啊,如果我年轻二十岁……”,那后半句“我一定要追你”尚未说出口来,我就一边说着“简老师,再见呵,我有空一定去拜访你。”一边就咚咚咚地下楼去了,留他一个人站在楼梯上气馁地叹气发呆。现在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在楼梯上遇见他十二个小时以后,他就不在人世了,如果我早预见事情如此,那我昨天一定要陪他在楼梯上多聊一会儿,尤其是让他把后半句话说完,虽然那句话我已经听了不下一百遍了,出于人道主义,我宁愿再听上第一百零一遍。
  简栈机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两天后在西郊火葬场举行。我们系里包了一辆大客车,让老师们自愿参加。那天我穿了黑色薄毛衣和红色薄呢长裙,黑红两色对比得十分鲜亮耀眼,不太像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倒有点像去赴约会。我觉得不太好,想回宿舍去换个颜色素气些的裙子,可是车快开了,来不及了,我就只好保留了那身打扮。我想简栈机要是知道我穿这么一身衣服去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他肯定不会生气的,他也许还要夸赞我这么穿很漂亮呢。简栈机死了,他活着的时候,那么想趁着还有一颗牙齿能吃上最后一颗葡萄,我们五十步笑百步,都笑话他,谁也不肯去理解他,因为我们比他年轻得多,我们还有许多牙齿用来吃很多的葡萄,但是我们在那一刻忘记了我们总有一天也会老,也会死的。
  在开往火葬场的汽车上,我们这些整日价关闭在校园里像线装书一样古旧的人们看着越来越开阔的郊区风光,变得有说有笑起来,不像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倒像去春游。有人坐在汽车的最后一排高声地说,反正那个地方早晚是要去的,我就当是今天来认认路吧。我马上回过头去损他道,用不着认路,你就是不认得路,到时候我们也会把你用车送去的,请你放心好了。汽车越开越遥远越偏僻,后来开入一大片尘土飞扬的洼地,司机说那个地方马上就要到了,可是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肉联食品厂的牌子,大家都产生了不好的联想,有人说,以后可不能吃火腿肠了,还有人插话说,在火葬场附近应该建立磷肥厂才对,这样可以就地取材,使原料和生产形成一条龙。杨意允坐在我旁边,林之瞳升任副校长之后,他就接替他做了系主任,看得出今天他也蛮兴奋的。我说,杨主任,现在你是正处级了,你要是死了,追悼会规格肯定要比我们高,听说火葬场里烧尸体时有用汽油和用柴油之分,处级以上用汽油烧,烧出来骨灰是白的,处级以下用柴油烧,烧出来骨灰是黑的。杨意允扭过头来瞪了我一眼说,为了能够让你用汽油烧,我打算把系主任的位置让给你。
  快到目的地时,看见一大片荒了的农田,农田中央有一个有建筑物的院子,据说那就是火葬场了。不远处有一个高大的横牌跨越路的上方,上面写着“欢迎您到开发区来”,大家看到这热情的横牌全都哭笑不得。
  我是今生第一次到火葬场来,这地方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在门口挂一个写着“火葬场”字样的狰狞的牌子,而是什么牌子也没有。院落很安祥也很平凡,不了解内情的闯进去还以为是进了一个乡政府机关呢。里面有冬青树和木槿花,冬青像人间的冬青一样绿着,木槿也像人间的木槿一样开着花,草坪上还有矮矮的太阳花——我对自己说,这是火葬场的春天,这是春天的火葬场。这里的春天也是生机盎然的,然而这生机盎然在我的心里总有那么一点疑惑。
  在遗体告别厅门口,我们看到了不少外单位来参加简栈机告别仪式的人,从那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样子可以看出大都是些文人墨客,其中不乏漂亮女士。当哀乐响起来的时候,人们排着队陆陆续续地往大厅里走,每个人走到遗体旁边去鞠个躬,再从另一个门走出大厅。轮到我的时候,我盯着简栈机那张看上去像睡熟的脸发了一会儿呆,想到以后再也没有人在校园的路上见了我说那句“如意,如果我再年轻二十岁,我就去追你”的话了,我突然感到了一丝遗憾,真的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过有那么一丝遗憾。我这么一走神,竟忘了鞠躬,就被后面的人流挤着走过去,出了大厅了。我永远见不到这个人了,永远。
  坐上车往回返的时候,我从车窗伸出头去往回望了望,我看见那高高的烟囱悠闲地吐出了轻烟,我想那就是简栈机,那就是。他的骨肉化成了烟和灰,而他心脏里安装上的那个人造金属小零件在焚烧时不会化掉,它会留下来,呈珠状,就算是舍利子。
幸福是有的(23)
  李洁抒死了。简栈机死了。林木木疯了。原来生命那么脆弱,神经则像复杂的电线那样容易发生短路。
  而我还活着,并且神经像皮条一样有韧性。
  我下定决心好好活着,我认为好好活要从好好吃开始做起。
  周末我去逛海鲜市场,想买活琶虾。我在低头挑琶虾时,有一个女人在我旁边大呼小叫,被活蹦乱跳的琶虾吓得浑身发抖,娇声怪气。使我恨不得给她配上画外音:唯女子与琶虾为难养也。
  我抬起头来,看见正在皱着眉头拍着她的后背和肩膀哄她的男友——天哪,竟是向北。
  向北终于看见了我。他想把脸微微侧过去,装作看不见我,我偏要跟他对着干,热情招呼道,向北,是你,来买海鲜呀。他只好被动地转过身来把那沉重的头颅点了点,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是你,你也来买海鲜呀。他一副很羞愧的样子,好像买东西是件羞愧的事。
  那女人顺便朝我这边瞥了一眼,又转过身去向向北娇滴滴地问,“这个女的是谁呀——”
  一个连见了琶虾都要尖叫的女人,是女人中的女人,是贵族小姐。忽然想起向北还是村民兵连长的儿子呢,用他的话来讲,他们家在村里也是个贵族,看来他们是门当户对了。
  那女人挽起向北的胳膊来,向前走去了。她走起路来高昂着头,脸上的表情非常自信,每时每刻都像是在说“我很美,人人都爱我;我很美,人人都爱我。”
  她长了一副欠揍的模样。我这么说是很实事求是的,决没有嫉妒或者诅咒之意,她真的就是长了一副欠揍的模样。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吧,虽然我没有责任、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祝愿他们,但还是祝愿他们吧——就算我无聊。但愿他们结婚后不要因为我和向北有过那么一段深刻的交往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夫妻关系。
  我和那个叫向北的人好过,就是这样。一切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曾经好过。就当那时候他是苍蝇我是有缝的鸡蛋吧。
幸福是有的(24)
  五一节刚过,我又出门去这个城市的银座商城买衣服,继续买夏天的衣服。这个正在到来的夏天将因这些霓裳羽衣变得灿烂无比。我那么热衷于买衣服,像个二道的服装小贩——一个感情空虚或者饥渴的女人必须要发疯地购物才能维持心态的暂时平衡。我从包里把钱币拿出来抛出去的那一刻,也只有在那一刻,我才有快感,我才觉得我扼住了命运的呃喉,我这个人像是从句子的宾语一下子跳到前面变成了主语。
  我刚出校门,正要打的,迎面就碰上了大树。这是大树结婚后我第一次遇见他。他明显地胖了,骑着一辆火红的大摩托车,像一匹大马。那摩托车和他几乎体积相同,很难说是谁在骑谁。从前我和李洁抒探讨过为什么男人结婚以后百分之九十九都要发胖,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男人在婚后内分泌失调,结论是,大多数男人跟女人相比,婚后就很少在感情上费什么心思了,认为结了婚就等于把一个女人像鱼一样放到冰箱里冷冻起来了,不会轻易腐烂变质,所以就高枕无忧起来,什么心事也没有了,没有相思病可害,感情进入沉睡或休眠状态,只剩下了那肉体还在醒着,失去了感情制约的肉体越发膨胀和蓬勃起来,论堆了,耍赖了,于是只剩下一件事情可做,那就是发胖,发胖发胖再发胖。大树在我身旁停下来,问我去哪里。我告诉他我要去银座。他说,上来吧,我去中保保险公司,正好和银座邻楼紧挨,顺路捎着你。我说,不了,谢谢,我还是打的吧。他很坚决地说,上来吧,上来吧。我不好推辞,就只好坐到那摩托车后座上去了。他说,揽住我的腰,这样坐得稳。于是我就试探着小心翼翼地伸出双臂去,揽住了过去恋人的腰、别人丈夫的腰。大树带着我在街上飞驰,他一边骑车一边和我说着话,吞吞吐吐地说着他对我的牵挂,乍一听起来似乎他要打算着和我闹婚外恋。我听见他说“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常常半夜醒了想起……有时想打电话……人这一辈子……能让自己这样的人……”由于他面孔朝着路的前方,风又大,我只听见了只言片语,其余的话全都漏到路上了,那么多好听的话全都漏到路上了,真可惜,我恨不得沿路走回去把它们全都捡起来。
  在离银座还有大约二百五十米的一个岔路口,大树停下来等红灯的时候,侧过头来对我说,你下来自己走过这一段路去,好不好?我正在纳闷他为何不把我捎到目的地。他直言不讳地解释道,她就在这个岔路那边上班,单位临街,让她看见不太好。我傻楞了两秒钟,才明白他说的她是谁,“她”是指他的老婆,那个脸型呈正三角形的贤良女人。
  我立即从摩托车上下来,同时对那个有妇之夫说,可不是我自己赖着要坐你的摩托车的,要是早知道还得步行这么远,我一定要打的。
  大树刚想对我再说点什么,这时红灯停绿灯亮,他只好加大油门,屁股后面拖着一股子浓浓的黑烟走了。我心里也冒出一股比那黑烟还要黑还要浓的蔑视来。
  一星期后我由于痛经去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看专家门诊。在此之前我已经在我们学校医院里看过好多次,医生总是问我,结婚了么?我总是很愧疚地回答,还没有呢。我似乎觉得我这么老大不小了还没结婚对不起全国人民。医生总是轻描淡写地说,结了婚自然就会好些了。我不明白那个红红的结婚证能有那么大的威力么,竟能治疗痛经,我不信,我妈妈都生了两个孩子了至今还在痛经,她都快痛了一辈子了,我姥姥也痛了一辈子——如果结婚就可以治痛经,那干脆谁也不要来医院看这种病了,直接都去民政局结婚登记处得啦。校医院在给我开过无数次止痛片和益母草冲剂之后,终于黔驴技穷。我只好去大医院看。
  我到专家门诊里坐下等着,一个背对着我的女人正在对医生说着她的情况。我听到那个中年女医生说,你得先到九楼精子库去预约,精子大约要等一个月。然后医生扯过一本单子来一边填写一边说,你丈夫需要化验血型,要让提供精子的人与你丈夫的血型相同。那女人不断地点头。然后女医生又抬起头来问道,你丈夫叫什么名字?那背对我的女人小声说,汪树果。我在旁边听到这个名字禁不住愣了一下,汪树果不就是大树么?大树不就是汪树果么?难道这么巧,有人与大树重名?我听到女医生继续问道,三个字具体怎么写,一定要一个字也不差才行,因为这要负法律责任的,不能到时候不认账了。那背对着我的女人说,汪是汪洋大海的汪,树是树木的树,果是果实的果。女医生写完了又把单子举到那背对着我的女人面前说,看好了,是这三个字吧?那背对我的女人点点头。等那女人站起来向外走的时候,她转过身来,我看到了她那张贤良的正三角形的脸,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这就是一年前我在大树的婚礼上看到的那张新娘的脸。
  大树竟然有不育症!需要用高科技取用别的男人的精子来让自己的老婆怀孕,还得选择一个跟自己的血型完全相同的男人,以便让全世界包括他自己都信以为真这个孩子从血缘上的的确确是他的,名字不得写错,是为了从法律上得到确认这个孩子也的的确确是他的。
  大树有不育症。这个念头从那刻起就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着,像一只鹰在我大脑的苍穹久久盘旋着。不育症其实算不了什么,不生育也许是好事情,正好为这个人口负担过重的国家做点贡献,但是对于大树那样一个有那样的奶奶和妈妈的家庭来说就算得了什么了,不仅算得了什么,恐怕等于天塌下来了。
  我想,大树干嘛不直接让他老婆自己去找一个健康的男人来怀孕呢,那样多么直截了当,免得像这样上医院花钱找麻烦。我想要是当初大树和我不分手,最终结了婚,他自己不能生育,又非要小孩子不可,那我就找个最简单易行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去找另外一个男人怀上,让大树来当爸爸——如果性行为只是为了生育繁衍,那么这样做和从精子库里取别人的精子来怀孕在本质上就没有什么不同,人类为什么还要那么虚荣,为了面子而去掩耳盗铃?
  大树有不育症。我想如果从精子库里取出来的精子恰好是他家邻居或者他同事的精子怎么办?当然这样的概率很小,但再小也不可能是零,如果真的是那样了,那生出来的小孩就跟他的邻居或同事中的某个人长相仿佛,那可怎么办呢?还有,要是这个孩子长大了不小心和同父异母的哥哥或者妹妹结了婚怎么办呢?
  我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人,就这么狗拿耗子,替人家大树一家瞎操起心来,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挺玄乎。
  大树有不育症。大树有不育症。大树有不育症。大树有不育症……我的初恋情人,那个被我称作大树的人患有不育症。
  我对他抱有人道主义的同情。
幸福是有的(25)
  作者:路也
  夏天终于来到了,真正地来到了。这是又一个夏天,是李洁抒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的第一个夏天。上个夏天她在害相思病,如今她的相思病在她的诗里继续无以复加地害着,而她的躯体已经化为灰烬。我还活着,我在李洁抒死后依然活着。夏天是美丽的,我买的那些新衣裳将使这个夏天更加美丽,为它镶上一道艳丽的花边。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我会继续活下去的,活到再也没法活的时候。
  我下楼去,在楼门口看到哲学系的王左正领着他的白痴儿子王大才也走出来了,才才把一个塑料矿泉水瓶盖半含到嘴里咯吱咯吱地咬着。他看上去比他爸爸高大多了,差不多相当于两个半他爸爸的体积那么大。王左告诉我他下个月就要调到北京某个大学去了,调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在他即将去的那所大学里有一个专门研究治疗弱智的研究所,可以给才才提供一流的条件进行观察治疗。我看了看才才那副样子,觉得治愈的希望非常渺茫,简直是个负数,无非是死马当做活马医吧;再说啦,为什么要治呢,做一个白痴多么快乐,家里人为他痛苦,可是他自己并不觉得痛苦呀,相反如果真的治好了,那他就不会这么无忧无虑了,不会天天这么乐陶陶了,就会有了世俗中人的那些该死的烦烦恼恼患得患失——为什么偏偏要把一个人从单纯的幸福和快乐中唤醒,教会他烦恼和痛苦呢?假若我是个白痴,我一定拒绝治疗。
  我去逛校园里的一家书店。那个书店叫绿树林书店,设在一片白杨树林子里面,从前我和李洁抒三天两头地去。自从李洁抒死后,我这还是第一次去。
  我在书店里看到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德的《虚伪的生命》。内容简介上说此书披露了基督教历史上最著名的神父之一对奥古斯丁的一段几乎不为人知的情史,在他皈依并钟情于宗教之前,曾有过一个名叫弗洛莉亚的情人。这本书是她写给他的一封信。
  我随便翻阅,然后看到了这样一段“然后我们来到了阿尔诺河上佛罗伦萨古老的要塞。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站在那里,指着透过树林突然显现的白雪皑皑的群山?你只记得观点,奥里尔,你能不能也试着回忆起一些真正的感觉体验呢?不久,我们穿过了这条河,在桥上的时候,你走到我身后。你原来正在与其他人说着话,但你突然走到我身边。我感觉到你的手放在我的肩上,然后你轻轻把我拉向你,喃喃地说:‘生命是这么短暂,弗洛莉亚!’……”
  看到这里,看到“生命是这么短暂”的话,我禁不住流下眼泪来,我的眼泪洒在书店的新书上,那木纹纸封面上。
  我走出书店,在绿绿的树林里找到一个石凳坐下来,不出声地哭,使劲地哭。上午的阳光从树缝里照下来,一粒一粒映在我热泪滚滚的脸上。
  这是自李洁抒死后,我第一次这么痛痛快快地哭,我把所有该哭而没有哭的统统补上了,像久旱之后的豪雨。
  后来我从兜里掏出一张IC卡,走到树林的另一边拨通了曹西风的电话。我对他说,我马上就去你那里,今天就坐飞机过去。他听了很兴奋,又说,你不是要等到放暑假再来么?我说,离暑假还有三个星期呢,我等不到那时候了,想做的事情必须马上去做,要不就来不及了,生命是这么短暂。说到这里我的鼻子又要发酸。
  曹西风说,过来吧,马上过来吧,我等着你!
  “过来吧,马上过来吧,我等着你!”这话听起来多么像诗。
  我快步穿过树林子,决定先回宿舍拿存折,到学校储蓄所取了钱,然后到校门口去,在马路对面正好有个航空售票处,那上面天蓝色的背景之上一只白色小鸟般的标志图案永远在充满憧憬地飞呀飞。我要去买飞机票,我要把最后一分钱也用在通向梦想的旅途上。
  我不知道这次我这样做对不对,我不知道。我才不管对不对呢,先去做了再说。我总是急躁冒进。人家是吃一堑长一智,我吃好几堑也长不了一智。人这一辈子总是不断地犯犯错误其实也挺好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我要去武汉,在这样一个晴空万里的夏天到武汉去,到那个摄氏四十度的著名火炉里去。我知道这叫飞蛾扑火。
                  2000.5.8.至9.7.完稿
                  2000.10.7.改毕。济南舜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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