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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有的
青春比蜡烛还短
——伊蕾
只有爱情可以使人获得一个不死的灵魂
——安徒生《海的女儿》
我相信，相信幸福是有的……
——叶赛宁
我一定很快会死的……
——普希金
第一章：叶如意
1．
我热爱每一个没有课的日子。我要为每一个没有课的日子歌唱。我那么热爱它们，恨不得跟它们拥抱接吻。在我的感觉里没有课的日子总是阳光很好，尤其是在这样的春末夏初，阳光明媚灿烂得像一块上好的织锦缎，没有一丁点儿的起褶或者跳丝。它拂在我的脸上让我心醉神迷。我就是在这样的阳光里醒来的，这差不多等于是在充满爱意的目光里醒来的，使我在那一瞬间无端地觉着自己在情感上特别踏实或富有。是的，我常常把刚刚醒来时看到的第一缕阳光臆想成是某个男人温存的目光，一个像我这样孤零零的单身女子是需要时不时地有这样那样的一点臆想来安慰安慰自己的，不然的话就会内分泌失调。
我教的课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一门课：写作。好像是福克纳说的吧，那些自己不会写作的人最好的职业就是到大学讲台上去讲写作课。这话不折不扣就是针对我说的。这话当然不会是针对我的同一教研室同事兼闺中秘友李洁抒说的，李洁抒教写作课，同时又是著名诗人，看来她是个例外。我不太好意思告诉别人我是教写作的，教写作在我看来等于什么也没教。我最憎恨的就是文章做法，这样开头那样结尾，起承转合，以小见大虚实相映寓情于景，形散而神不散——这多么像《恋爱技巧100问》或者《做女人的秘诀》，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这么多伟大的条条框框令人望而生畏，最终是为了让人不再写作——就像学不会恋爱技巧就不恋爱了，不懂做女人的秘诀，这女人就干脆不做了——那就只好混成我如今这个样子，都二十八了，还是单身，一个人这荒凉的世界上形影相吊。
我的课不知为什么大都安排在上午一二节，这对于一个爱睡懒觉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摧残，我会为此折寿的。每次学期末要排下学期新课表的时候，我都得跟系里的教学秘书吵上一架，吵架结果总是她赢。我就只好还是上一二节。我在学生时代是一个爱逃课的学生，有几门课逃课逃得都不知道任课老师是男是女，长什么模样，毕业时我们那批学生中只有我做了教师，当教师无论如何是逃不了课的了，我想这大约是老天爷对于我经常逃课的惩罚，你不是爱逃课么，现在让你做教师，看你还怎么个逃法。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大约三四个学期了吧，每当我有课的日子，我的电话就一定会在早上7：25准时响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每次都是不多不少地响两下，每次都是我还没来得及接那边就挂断了，如果我刚好拿起话筒来，那边就温柔地摁下电话键，我的耳边响起一阵嘀嘀嘀的忙音。我五分钟起床，十分钟梳头洗漱，五分钟满屋子找教案并锁门下楼，剩下十分钟用在骑车去教室的路上，经过学生超市的时候顺便买一袋牛奶，一手扶着车把继续骑车另一只手拿着牛奶仰面朝天往肚子里灌下去，这样到教室门口时就该是7：55了，剩余五分钟去上个厕所，8：00钟正好进教室上课——如此策划时间，几乎精确到秒，就像在战争中安排突袭或发动总攻一样。时间久了我就明白这神秘电话是叫我起床的。我认为这个打电话的人既然这么了解我的排课情况，那一定是我周围的人，可是问遍系里每一个老师他们都说不是自己干的，看来这个人想做无名英雄。李洁抒一口咬定这个7：25是个男的，该是我的一个暗恋者。于是我干脆把有课的日子的7：25称为爱情时间。我对这个7：25充满了无边无际的想象，越不知道他是谁，我对他的想象就会越膨胀，这想象久而久之演变成一种相思，这相思由于无法看清楚对方是谁而显得并不太强烈，倒类似情窦初开时那种淡淡的怀春。在很多个夜晚我都是想着这个面容模糊的7：25入睡的，对于我这样一个足不出户的单身女子，梦的酵母从来不需太多，世上还有一个男人在想着我，这毕竟不是坏事，算得上是一点慰藉吧——这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强呀。
我在阳光里醒来，望了望墙上的石英钟，大约九点三刻。从学生时代至今我已经有十几年没吃过早饭了，书上说长期不吃早饭会提前衰老，书上又说睡眠不充足不利于美容，可是要吃早饭就不能睡懒觉，要睡懒觉就不能吃早饭，二者是矛盾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只好选择了睡懒觉而舍弃了吃早饭，在我看来只有勤劳的人才能吃得上早饭。此刻我虽然醒来了，但是有充足的理由继续赖在床上不起来，起来无事可做，就是想做也饿得没力气做，再说起来又有什么用呢，食堂里早就开过了早饭，午饭时间又不到，如果马上起来给自己煮方便面吃了，那么到了吃中饭的时候肯定就吃不进去了，中饭不吃，这样顺延下去，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又饿了，那时距离晚饭时间还早，到哪儿去吃呢，难道还要继续吃方便面么？我这个没有男人疼的女人，我这个女光棍，生活的最高境界就是得过且过。我超常敏感，连看到书橱上两个接吻的小瓷人都嫉妒，连地板上成双成对的鞋子都能让我触景生情，墙上的两个衣帽钩在我看来相依为命，俨然一对患难的老夫妻，连那盆刚开花的扶桑都是一副热恋的样子，玻璃缸里一红一黑的两条金鱼像是刚刚成亲……这一切使我有点气急败坏并且有点肝肠寸断，我多么需要有一个丈夫每天买买早餐呀，当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上班去了，屋子里静悄悄的，连空气中飘浮的灰尘都安静得像淑女，我看见早餐温情脉脉地放在茶几或桌头柜上，一伸手就能够得到。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目标并不高远，人人皆可成尧舜，人人都能结婚成家，可我就是不能，制定过两次五年计划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眼看到期，我还是一个人在这世上混着。我已经二十八岁了，二十八，二十八，这个数字多么难听，有种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味道，念起来像吃一只糠了心的萝卜，让人打不起精神来。我如果胆敢在李洁抒面前感叹我已经二十八岁了，她肯定要骂我的，说我不该在和尚面前说秃驴。李洁抒仗着比我大了不到两岁，在我面前永远有倚老卖老的资格了，她对我说，我都三十岁了呢(她把二十九岁零五个月称为三十岁，倒也没什么错)，你才二十多岁，在我面前发感慨不是做作就是故意气我。李洁抒就住在我的楼下，她能把爱情诗写得如火如荼。她有一个在社科院工作的搞文学评论的丈夫老古，老古喜欢穿一身黑衣服，总是像治丧委员会的，他是在丧妻之后与李洁抒结婚的，他那副样子仿佛总是在为他的前妻服丧，据说他的前妻无比贤惠，贤惠到给他补内衣时，可以细致到把那补丁缝缀成一朵美丽的月季花。老古是回族人，李洁抒和他结婚后，就自愿随他皈依了穆斯林，从此再也不吃猪肉了，我觉得这嫁狗随狗的作风非常不像女诗人李洁抒干的，我只好把这归结于她的偏执，害得我和她在一起吃饭吃常了，由于总要迁就她，也差不多算是半个穆斯林了。他们两个人都不坐班，伏在家里写呀写的，他们家已经不像个家了，每当我下楼经过他们家门口我都忍不住萌发出要在他们家的门上挂个木头牌子的愿望，牌子上面镌刻“李洁抒古元金写作协会”的字样，古元金是老古的名字，听上去无端地觉着像是个收藏旧币的。大家都知道我和李洁抒关系好，我们俩几乎形影不离，如果看见我就一定能看见李洁抒，如果看见李洁抒就一定能看见我，要是人家看见我一个人在路上走着，就会问，李洁抒呢？遇见李洁抒一个人在路上走，就会问，叶如意呢？叶如意是我的名字。我天天和李洁抒搅和在一起，甚至不顾老古的白眼，我老是盼着老古到外地出差，有时候他刚刚出差回来，我就问他，你什么时候出差去呀？我希望他把李洁抒彻底腾出来夜以继日地陪我聊天。某些时候我从老古的眉宇间也能看出一丝一毫克制着的隐忍和不满，只要这隐忍和不满永不发作，我就可以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我认为只要李洁抒不讨厌我就行，只要老古不在家，条件又允许，我可以在她那里从早上一直呆到晚上，甚至还会在她那里留宿——我就是不愿意迈上十六级台阶回到我自己的荒无人烟的住宅里来。单身女子有无边无际的寂寞，寂寞就是伸出手去什么也抓不到，空气在指缝间肆意流淌——如果她不想办法把寂寞打倒，寂寞就会打倒她。有时扪心自问，我怎么这样呢，成了他人的祸害，朋友们的累赘呢？因此更想结婚了，不止一次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本世纪末把终身大事解决，很像小时候喊着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能把这事拖到下个世纪去，现在已经是1999年5月了，如果把2000年看成是本世纪最后一年，那么还有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如果把1999年看成是本世纪最后一年，那么还有七个月的时间，总之是时间紧迫任务繁重，要赶快，要赶快，要不就来不及了，真的是来不及了，女人说老就老，比柳树叶子还容易衰老，上星期校园里的柳树还是像泡开来的嫩绿毛尖茶叶那样赏心悦目，这星期就成了没精打彩的拖把了。
现在我不仅吃不上早饭，还得常常干干本该男人们干的活，我准备了一个大工具箱，里面盛满了诸如变压器铁钉锤子电线胶布螺丝刀子铆钉之类的物品，随时准备自己拿来接电线修电闸换水龙头——没有男人的女人必须是一个业余的电工兼管道工。还有，我爱喝干红，可是那酒瓶子难启的要命，仿佛那是所罗门关魔鬼的的瓶子，我每次都是拿开干红的专用启子毫无效果地使劲折腾一阵，最后只好气呼呼地用锤子把那木塞子砸碎砸到瓶子里面去了事，结果是喝那带木渣的酒，这还算好的，最要命的时候是干脆把瓶子口或瓶子径砸碎了，玻璃渣子飞溅，酒就彻底不能喝了；现在我每次喝干红都得抱着瓶子到楼下找老古帮忙，对李洁抒说借她的丈夫一用，老古把那专用启子先是往木塞里一旋一旋地，后来又做出力拔山兮气盖势的样子，一下就把那塞子拔出来了——看来为了喝干红开瓶塞也非得找个丈夫不可，每当李洁抒说她想离婚，然后一个人过，我就说，那不行，你离了婚我找谁来帮我开瓶塞呀。单身女人的苦处真是说也说不完，我在每天晚上上床睡觉前都要仔细查看这一室一厅的每个角落，尤其是看看门后、壁橱和床下，看是否藏了坏人，有时还想起英文里的那篇“壁橱里的骷髅”。我会在夜半三更醒来上厕所的时候被凉台上我自己晾的一条在风里摇曳的白色衣服吓个半死；而电闪雷鸣的夜晚我一个人用被子捂住脑袋还瑟瑟发抖；我平生最害怕的动物是壁虎，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怕，怕里还带了敬畏的成分，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看报纸看到“壁虎”这两个字都会吓得把报纸扔掉，可想而知当夏天我的卧室雪白的墙上出现了一只小壁虎的时候，我怎样魂飞天外，夺路而逃，一口气跑下七层楼楼梯，一直跑到楼外面去，有家不敢回，我想要是有人在我身后拿着一只壁虎吓唬着我，我拼命逃跑的速度足以使我在奥运会上拿到百米赛跑的金牌——就为这个我也要去结婚，找个男人放在屋子里壮胆，其作用跟在胸前挂一柄避邪的桃木小剑差不多，大学时代一个叫曹西风的男同学就曾送过我那么一柄小剑。临毕业的那个春天，校园里的桃花似乎开得格外早格外亮丽，曹西风在学校图书馆前面折了一根粗桃枝，用小刀为我削了那么一柄小剑，钻了小孔，用红线穿了，送给我，告诉我可以避邪。那个春天和夏天我就一直把那柄小剑挂在脖子上，让它贴着我的肌肤，我只要急急地走动，那柄小剑就在我胸脯上跳荡，正好就在我心脏那个地方，与我的心跳合辙押韵。那时候我正手忙脚乱地跟曹西风宿舍的一个家在本市的外号叫大树的男生恋爱，曹西风临时抱佛脚地爱上了我宿舍的川妹子老七，我成天往曹西风他们那个男生宿舍跑，曹西风则忙着往我们这个女生宿舍跑，这就像两个男女生宿舍换亲一样。到毕业离校那天大家的爱情全都无疾而终，随风而逝，成了将来文学创作的素材。曹西风一个人分回了老家武汉，我分到本市另一所高校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所师范大学教书。记得当时在那人手一册的彩色胶印毕业留言册上我的留言是崔灏的一句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诗与曹西风的老家有关；曹西风给大家的留言大约是西蒙诺夫的一句诗“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我们都不是诗人，只好借别人的诗来抒情。当时读到曹西风的留言时，我不知怎么想象着哪天他也许真的会回来，那时他也许会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我们毕业后联系不多，只是在元旦时总忘不了给对方寄上一张贺卡。曹西风在毕业留念册上的那张照片像一幅梵高的画，以一片摇晃得十分激烈、韵律十分粗硬的松树林为背景，在旋涡似的强风中，他黑发飞扬，神色苍茫。
我未来的郎君呵，你现在究竟在哪里？我对着茫茫人群喊，你在哪里？我对着漠漠天空喊，你在哪里？我对着窗外安装着天线和太阳能热水器的一大片灰灰的楼顶喊，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我的郎君也就是叶如意的郎君，天经地义就是如意郎君了。谁听了我的名字都要会心地一笑：叶如意——这是一个多么吉祥的名字啊，万事如意、称心如意、如意算盘、如意郎君……父母当初给我起这么个名字时一定是情不自禁的，他们把一生一世的祝福都包裹在这三个汉字里面了，以为好运气也可以当成糖果赠送，他们要让我一辈子万事如意，称心如意，打如意算盘，得如意郎君。这个名字简直承载了数以吨计的期望和祝愿，算得上任重而道远了。这个名字如此直观和率真，使我觉得同理我也许还可以叫做叶高兴或者叶愉快什么的，当然啦，相比较而言，还是叶如意听上去更熨贴更平易一些，像一件纯棉的碎花小夹袱。我的相貌用李洁抒的话来说，叫做长得特别如意，解释一下意思就是，既不惊艳也不平庸，而是有一种远河远山般的清秀，让人看着很舒服。可是这叶如意的名字算是白叫了，一年又一年过去，我的人生非但没有看出有什么如意的气象来，而且还很有些不如意呢，所谓不如意也并不是说遇上了多少大坎坷多少大挫折，而是说时常有那么点儿倒霉或者沮丧什么的，有时候我认为我简直都可以改名叫叶倒霉或者叶沮丧了。我开始认为我父母给我起这么个名字是个严重失误，按照某种民间习俗，孩子起个贱名才好养，起名叫宝贝疙瘩、富贵、美玉之类，远不如起名叫狗剩、小臭、妞子什么的。每当我运交华盖，头撞南墙，我就觉得叶如意这个名字是一种反讽，就恨不得立刻跑到派出所户籍科去把名字改成叶狗剩叶小臭叶妞子。
我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四十了，还有二十分钟就吃午饭，能这样一动不动地熬过了这么长时间使我很有成就感。只要把时间熬过去对我来说就可算做是一种成就了。一个单身女人有充分的理由憎恨时间，憎恨这一大片孤单，这一大片空无所依，这一大片茫茫然，这一大片白花花的空气。肚子饿了，开始咕噜，像唱吕剧那样又穷困又烦人地拖着长长短短的腔调咕噜，把一个晌午渲染得既现实又倦怠。这时窗外传来惊天动地的喊声，起初以为是足球赛事，后来又觉不太像，听不清喊的什么内容，但那群情激昂的节奏和势态却使得人身体里的血流量陡然加大起来。
门厅里的电话响了。我从床上爬起来跑出去接电话，突然晕眩像风一样袭过来，使我一下子扶住了卧室门框，我想我一定是饿坏了。我一边拿起话筒一边将桌上一块大白兔奶糖剥开填到嘴里。
电话那边是一个苍老而单纯的声音。我听出是谁了，我说，简老师你好。
简栈机老头是我们系退休的老教授，长得像个老右派，今年七十一岁了，但他总爱说自己六十九岁，有时概括地称六十多岁。他喜欢和年轻女人打交道，尤其喜欢跟像我这样该结婚不结婚的女人和像李洁抒那样随时都有离婚可能的女人打交道。在这方面关于他的传闻很多，有的明显是故意拿他来开涮的，比如，有人说好几年前我们这所师范大学党委就曾下过一个禁止简栈机招收女研究生的文件，这种传闻一听就知道纯属胡编乱造，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你又不得不承认它符合“第二自然”的艺术真实。我和李洁抒背地里恶作剧地管他叫“简爷爷”。他最大特点是好为人序，也就是说谁出书他都热情地给人写序，翻看我们这个城市许多学人和作家的专著或文集之类，有三分之二左右是他写的序——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写序。他写的序都可以专门出一本书了，书名就叫《简栈机序集》或《简栈机序选》吧。
简栈机老头在电话里未成曲调先有情，他说，你还不知道吗，你怎么还不知道，学生们都组织起来了，去游行，你这辅导员是怎么当的，不关心国家大事，我们这个民族，苦难的民族啊，已经到了最危机的关头……
我劝他说，简老师，究竟出了什么事，你慢慢说，你别激动，小心你的心脏。
十年前简栈机老头的心脏上有一个非常关健的部位出了毛病，动了个大手术把那个部位上变换移植上了一个人造金属零件，那个零件已经卡嚓卡嚓地走动了十年了。简老头见了我常常半开玩笑地说，如意啊，我的心脏像钟表一样走得可欢实呢，不信你就走近了过来听听嘛。出于礼貌或者尊老，我就真的稍稍往他身边走过去一点，假装听到了，说果然卡嚓卡嚓在走呢。他说，你隔我这么大老远怎么听得到呢，你得把耳朵贴到我胸膛这儿来仔细地听才能听到。我才不上他的当呢，这个花花老头。我就说，哎呀呀，到点啦，我得赶紧走了，我跟人约好了今天去相亲。我说走就真的走了。走出去二十米，回头望望，他原地未动，很失落的样子。
简老头在电话里哽咽着说，以美国为守的北约悍然轰炸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我说，什么？为什么？
放下电话，我跑到凉台上去，看见喊着口号的游行队伍正排山倒海地往学校东门方向涌去。他们正好要路过我的凉台下面，我看见队伍里有不少我认识的学生，最令我头痛的两个学生韩子风和林木木也在里面，他们分别是中文系98级个子最高的男生和个子最矮的女生，两个人目前正死去活来地恋爱着，保卫处已经通知过系里两次，说他们夜不归宿，在校园东南角最茂密的小树林子里通宵达旦地谈情说爱，第二天早上听见起床号和运动员进行曲就从树林子里钻出来直接去早操地点报到。系主任林之瞳让我找他们促膝谈心，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正确引导他们。我对林之瞳说，那还是你去吧，你看，你和你那跳芭蕾舞的夫人既有绮靡的恋爱经历，又有美满祥和的婚姻，你干这个活最合适，也能让人口服心服，我去劝说和指导学生如何如何恋爱，弄不好学生会笑话我的，他们会问，叶老师，既然你在这方面懂得那么多，谈起来口若悬河，那你自己为什么二十八了还没找上对象来呢？你干涉别人恋爱会不会是因为大龄女青年心理变态？林之瞳当时气得直冲我瞪眼睛，他那张中年男人的脸在对着女人佯装生气的时候还不算难看。此刻我看见韩子风额头上缠了一圈萧瑟的红布条，手中还擎了一幅死难者的大幅照片，林木木手里拿着一束白色康乃馨，两个人手挽手肩并肩地走在队伍里，满脸肃穆和悲壮，那样子让人想起刑场上的婚礼。
远远地看见简栈机老头从家属楼里出来往游行队伍里走去。我于是锁上房门，准备到楼下叫着李洁抒一起去游行。李洁抒一见我就开始控拆老古如何如何坏，她刚刚把他连人带公文包一块赶出家门，说着说着就要掉眼泪。我劝她别哭了，哭也应该哭烈士，而不应该哭老古，现在是什么时候呵，国难当头，抒情也应该抒发时代之情，抒发人民之情，写诗要写墙头诗，要把个人的小“我”融进时代的大“我”之中去，哪还有功夫为儿女情事哭哭啼啼！李洁抒终于被我说笑了。我们一边说笑一边下楼去。
我们跟着游行队伍上了街，高喊着各种各样的口号：“血债要用血来还！”“打倒美帝国主义！”“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打倒北约！”“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为死难烈士报仇！”我们唱国际歌，唱完国际歌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和李洁抒还不约而同地背诵起了田间的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我们对这类从前并不喜欢的诗忽然喜欢起来，背了一首又一首，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之下我们忽然明白了这类诗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游行队伍里我听见我的声音非常嘹亮，像钢铁的横截面那样闪烁着凛洌的银色光芒，李洁抒的面孔被愤怒和激情点燃得像一只小小火炬，当唱到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想，在二十八岁的高龄，终身大事尚未解决，我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个城市没有美国驻华使馆和领事馆，我们的游行队伍穿越半个城市渐渐与其他高校的游行队伍会合，最后竟停在了肯德基和麦当劳门前。这两家西餐馆正好在同一条街上紧挨着。我们在这美国独资的肯德基和美国独资的麦当劳门前高呼口号，把肯德基和麦当劳当成了美国驻华使馆或领事馆。这对我真是一种折磨，被狂热情绪暂时压过去的饥饿感现在重又占据了我的身心，我想起我已经连续两顿饭没吃，我想起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我只吃了一块大白兔奶糖，也就是说我的激情不折不扣完全是靠一块大白兔奶糖的热量来支撑着的——这是一块爱国的大白兔奶糖。我和李洁抒平日里常来肯德基或麦当劳吃饭，我喜欢麦当劳的香辣鸡腿，她喜欢肯德基的冷稻香菇饭。现在想起这些好吃的东西，我恨不得不顾民族尊严，拨开人群冲到店里去大快朵颐，可我还是忍住了，甚至当一个同事从兜里掏出一块绿箭口香糖递给我，让我增加点糖份，小心低血糖时，我说，要抵制美国货。我那副饿得头昏眼花的模样看上去有点像宁死不屈——我的胃比我的心还要爱国。
后来不远处有一个人开始吃茶鸡蛋。李洁抒对他说，喂，同学，借一只茶鸡蛋好不好，这里有位小姐饿坏了，我们俩走得急还都忘了带钱……那个人听罢这话，兴高采烈地把手上剩余的两只茶鸡蛋统统递过来，还说要是不够吃，他可以再去买。他的表情不像是他为别人做了好事倒像是别人为他做了好事，不像是施惠于他人之后获得心理上的愉悦道德上的满足倒像是感谢别人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并且为不能给更多的茶叶蛋而内疚。我吃茶叶蛋时，他自我介绍道，我不是学生，是老师，物理系的，我是九五年参加工作的，我叫向北，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分别叫向东向西向南，我是山西人，今年二十八岁，属猪……听他这么说着的时候，我和李洁抒全都大笑起来，李洁抒说你们家的孩子怎么这么不团结呀，每个人都朝着自己的那一个方向跑，全都扔下爹妈不管了；我则想起《西厢记》里那张生在见了崔莺莺之后向红娘作的那段流芳千古的自我介绍来：“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于是我就问向北“你还没说你娶没娶妻呢”，向北于是闹了个大红脸，在这些问题上理科生其实比文科生保留了更多的羞涩感。我觉得这个向北性情挺可爱的，而且他做丈夫的话，肯定会开启干红瓶塞，接电线修电闸换水龙头也不成问题，学物理的当然会干这些活计了，要是学微生物的那就一定会发面蒸馒头了……我发现自己只要见一个还算顺眼的男人就关心人家婚否，就想打人家的主意，这很像是一种职业病。我这个人完了，没救了。
我和李洁抒在回去的路上，说起向北来的时候，并不说向北如何如何，而是说那个茶叶蛋如何如何，我们俩在谈论异性时往往这样，这就像把李洁抒的一个追求者称做醋溜土豆丝一样。李洁抒每次与老古吵了架，都会气呼呼泪汪汪地跑到我这里来，背着老古给那个她并不想见面的醋溜土豆丝打电话大聊特聊，诉说一番衷肠，然后就不再难过了，高高兴兴地下楼去，回到那个有老古的家里继续过日子。李洁抒经常放着自家电话不用，为了不让老古听到电话中她自以为的机密，跑到楼上我这里来打电话，某个月她曾经给外省一个倾慕她的小和尚打过1200元钱的长途，我的电话是那种学校里安装的可打长途的分机程控，电话费是从我的工资单里扣的，那个月微机在我的工资单实发金额栏里打印了个负数，也就是说我不仅一分钱工资不发，还得跑到财务处去倒交钱。我和李洁抒约定好，哪天我有了丈夫，有需要向他隐瞒的事情，我也要跑到楼下她家去打电话。(作者 路也，著名女作家，诗人，现居济南)
幸福是有的（2）
又一个早晨醒来的时候，我突然做出一个莫明其妙的决定，我决定从此不再说话了，我发誓什么话也不说。至少是首先做到今天一天不说话。看看窗台上养在玻璃缸里的金鱼，它们从不说话，它们永远高贵地沉默着，可它们活得多么悠然自得，它们穿着绸缎礼服在水中跳探戈或华尔兹。鱼不说话，我凭什么说话？不说话别人就不知道你的想法，让别人永远不知道你在想什么，那多么好。同理，我才不去写作呢，我怕心里的东西被人
发现，就是闲来无事偶尔百年不遇地胡乱涂抹了点儿散文小说什么的，无论写得好坏，我都从来不拿给任何人看，连最好的朋友李洁抒我也不给看，我写了是给自己看的，我看够了就把它们撕毁，这个自己写自己读并自己撕毁的过程已经让我感到了生命释放的惬意。如果再拿出去发表，让大家读了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那真是件可怕得不能再可怕的事情。我认为所有的作家都有程度不同的暴露僻，李洁抒写了那么多抒发个人隐秘情感的诗歌，不是暴露癖又是什么，人们会一边阅读一边按图索骥，掌握很多把柄——我可没有这样的毛病。
我真的决定不说话了，为了避免说话，我打算不出屋子，不出屋子不下楼那就见不着人，那就没话可说了。我宁愿闷在屋子里自言自语，我身体里常常仿佛有两个人在对话，比如现在，一个很稳健的声音：“亲爱的，你该起床了。”另一个轻柔的声音哼哼唧唧地：“人家想再躺一会嘛。”又是那个稳健的声音：“今天天气那么好，起来穿上你新买的那件蓝花花裙子，配上藕合色的T恤，出去走走吧”那个轻柔的声音：“我想穿那件方格格连衣裙。”紧接着是那个稳健的声音：“穿方格格裙子太小孩子气了。”那个轻柔的声音变得娇嗔：“哼，难道我现在已经老了么？我非要穿那件方格格的不可。”那个稳健的声音马上变得很驯服地“你在我眼里永远年轻永远美丽。”于是我心满意足地笑了。像关闭电脑里的某个程序那样关闭这场虚拟的夫妻对话之后，我真的起来穿上了那件方格格连衣裙。然后在大镜子前招摇了一番，同时想象有一双异性的目光跟探照灯一样在我身上扫来扫去。
我为自己这个决定不说话的打算得意无比，我有不说话的自由，谁也无法剥夺我不说话的自由，我要充分利用这个自由。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得罪了我，但我就是想和它作对，就是想，就是想。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跟这个世界作对的方式之一就是不说话，我内心充满嘈杂和喧哗，但是我不说话，谁能对付一个不说话的人？一个不说话的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我这个成天呱呱呱乱说话的人突然缄默起来一定会让人吃惊，以为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故，我不说话的时候样子一定特别淑女，当然是个假淑女，世界上所有的淑女都是装出来的，我装一装也未偿不可。我不说话的样子也许显得木讷甚至愚笨，可是我的木讷就是机敏，我的愚笨相当于聪明——我要让这个世界上当，上我的当，我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以此为乐，这样我会觉得生活挺有意思。
我跑到凉台上去看天，天空也是不说话的。这是五月的天空，油绿油绿的杨树在它下面才华横溢地长着。我从这七楼凉台伸出头去往下看，看到一楼小院里哲学系系主任王左的白痴儿子才才正一个人呆在院子里，他昂首向天，举起手指来胡乱比划着，嘴里发出呜呜呜咕咕咕的声音，我常常看到他在院子里这样对着天空演讲，发表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才才的原名叫王大才，父母起这么个名字本来是要他成大器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却是个白痴，这倒有点像是我的名字了，名字叫如意却活得无比失意。才才今年十六岁了，身体胖大得像一辆卡车，智商却不抵两岁的婴孩，很像《喧哗与骚动》里的那个班吉，家里专门雇了保姆看护他，还小题大做地请了两个本科生轮流教他学文化，有一次他出于青春期性本能朝正在教他认字的一个女学生扑了过去，把女学生吓得哭叫着逃跑，惊动了整个单元住户。我常常这样逆向思维：究竟才才是白痴呢，还是我们这些被称为讲师副教授和教授的人才是白痴？你看那个才才，他的表情一般说来总是祥和的，有时若有所思，有时无缘无故地微笑，仿佛他并不比他那个著作等身的父亲差，只是从另外一个极其与众不同的尚未被大家认可的角度在思考着哲学问题，他是一个另类的哲学家。真的，有时候我甚至认为才才简直是我们这座大学校园里智商最高的人。
我在屋子里很成功地闷了整整一个白天，到了傍晚才决定下楼去打开水，顺便放放风。我在路上遇见邻居就微笑着点点头，还是不说话。可是打完开水往回走的路上迎面碰上了简栈机老头，一看见他远远地走过来我就知道这下子完了，不说话是绝对不行了，说话少了他也不会放我走的，每次在路上遇见他都得说上至少半个小时才能罢休，他太寂寞了，比我这个单身女子还寂寞。于是我后悔出来打开水了，我今天决定不说话的计划眼看就要前功尽弃。
我说，简老师，你好！
简栈机老头有点不悦地说，如意，我早就想对你说了，你这女孩子哪儿都好，就是有一点儿不太好，你怎么总是见了我就恭恭敬敬地叫简老师呢？
我说，不叫你简老师，那叫你什么呀？
简老头说，反正叫老师不好，太生分了，我可是从来没叫过你叶老师，对吧？
我想这个花花老头总不至于想让我肉麻兮兮地管他叫栈机吧，我解释说，叫你老师也叫得着嘛，你是革命老前辈。
简老头的脸不太好看了：什么老前辈，我有那么老么，人家都说我是六十岁的年龄，五十岁的脸，四十岁的身板，三十岁的体能，二十岁的心灵，十岁的性情。现代医学越来越发达，人的寿命都延长了，据说人的正常寿命应该是一百五十岁左右。孔子说三十而立，现在有一种新说法，叫五十而立。我要是不更换心脏上那个零件的话，早就去见上帝了，感谢现代医学让我已经多活了十年了，多活十年其实就等于多活二十年，因为在这多活的十年里医学又有了新发展，又可以继续治疗我的病了，又可以延长生命，延长至二十年以上，多活二十年其实就等于多活四十年，因为在这多活的二十年里科学又进一步发展，又有了治疗我这病的绝招，我便不是多活二十年而是多活四十年了，多活四十年就等于多活八十年，因为在这多活的四十年里医学又……
我打断他的话，不无讽刺地说，照你这个逻辑，我们大家都可以永远不死了，毛主席万岁，那我们应该无限岁了。
他并不理会我的话，而是继续说下去，如意呵，我要是再年轻二十岁就好了，那我一定要追你，一定要追你。
后来他的表情变得朦胧，像在做白日梦，像在冥想，声音越来越温柔越来越低沉，像潜意识的外化，听上去只是一种呢喃了：如意，如意，你特别像我大学时代的女友，你知道么，特别，特别像，你的身躯小巧而充满蛊惑，和她的一模一样，让人忍不住想去抚摸，她是资本家的女儿，没毕业就去了香港，如意，如意，你要是再扎上两条麻花辫子系上宽宽的蝴蝶结就更像我的女友了，如意…… 我装出没听明白的样子，做出仰首望天的姿势说，简老师，你看今天天多蓝，在这个城市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么蓝的天了，简老师，你年轻的时候在内蒙呆过，那里是不是总是像歌中唱的那样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简老师，你说今年夏天会不会很热……
我一口一个简老师简老师地叫，看得出我把他叫得非常扫兴。我知道怎么对付像他这样的人，就是要拼命地叫老师，把“老师”当成盾牌，一个连一个地叫，成串成串地叫，叫得他喘不过气，叫得他不得不端起一副师道尊严正人君子的架势来，虽然很不情愿。我知道他恨我这样做，我如果像某些人那样喊他简老，他简直能气疯，我叫他老师，他都差不多以为我是在骂他了。我还知道男人叫他简老或简老师，他并不生气，他需要男人们来尊敬他，但并不需要女人的尊敬，异性之间的尊敬意味着距离，意味着忽略对方的性别魅力，尊敬会像太行王屋二山那样挡在两个人之间，使他们难以亲近起来。简老头深深明白这个道理，于是他要愚公移山，想首先从称呼上入手，要我去掉那个冠冕堂皇的“老师”称呼，以寻求革新，以改变当前局势。
简老头并不打算轻易放我走，后来又拖住我探讨了一番弗洛伊德，他认为弗洛伊德在个人私生活上是个极端拘谨的人，他根本就没资格写那么多书来谈性，就像一个没谈过恋爱的人偏要去当爱情学专家，这是荒唐的。我无法闷声不响，只好也唧哩咕噜地跟随他一起胡说八道。我很沮丧地发现，我那不说话的决心已彻底泡汤，这天几乎成为说话最多的一天了。
最后我不得不潦草地找个借口拎着两个暖瓶离去。我不回头也知道简老头一定正站在原地，无奈地望着我的背影，一副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样子。我知道我拎着重物走路的时候姿势并不难看，除却平时走路时的向前水平移动之外，又加上了一定幅度的左右平行摇晃，全身都围绕胯部这个重心在抒情，这样很自然地就加强了体态的韵律平仄并挖掘出了来自身体最深处的内节奏，简直像在写一篇词牌为《声声慢》的宋词。我知道我的背影会使简老头受刺激，想到这里我便不可避免地有点得意，可是得意完了之后又觉得自己蠢，我这个寂寞已极的单身女人，我再老再老也不过二十八岁，现在竟闪过在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面前卖弄风情的念头，我真是完了，真是没救了。这老头就是歌德又怎么样，那我也不想当贝蒂娜。我只喜欢年龄相仿的异性，以我的年龄为标准上下浮动不得超过两岁半。我不像李洁抒那样专门喜欢老男人，而对年龄相仿的异性弃之如敝履。李洁抒喜欢过的男人基本上都是大她十二岁以上的，必须大上一轮才能激起她的爱欲，她在中学时暗恋的语文老师比她大十三岁，那个她一跟丈夫吵架就把电话打过去诉苦让人家充当垃圾箱的醋溜土豆丝比她大十五岁，还有一个在近十年前就义断情绝的心理学家比她大十七岁，前不久她又说她正在悄悄地喜欢着一个人，并说这大概是她今生今世喜欢的最后一个男人了，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那个人依然是大她许多岁，他比她大出来的那些岁数简直像一道芳草凄迷的沟壑那样让她神往，但是大多少岁她最后也没有说。我对她说，你就是爱上一个比你爸爸还大的，我也不觉得奇怪。她丈夫老古已经是这些男人里年龄最小的了，正好比她大十二岁——我真怀疑她有乱伦倾向，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一定是父爱缺席，后来竟需要用终生的时光去弥补。有个比她小的学生爱上过她，她竟以为那是她的耻辱。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例外，就是那个倾慕她的外省小和尚，那个神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比她还小半年——和尚嘛当然是小一些的好，小和尚才纯洁，老和尚老和尚，一听就觉得龌龊——不过这在李洁抒那里太个别了，不具有普遍性，不能做为她恋父情结的反面例证；而且我还觉得洁抒对那小和尚感兴趣在绝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出家人，被压抑着的七情六欲才显得更真实，一旦引燃便会比通常意义上的欲望更具有爆发力，会冲破一切阻碍喷薄而出，像地下运行的岩浆烧焦焚毁地上一切葱茏蓊郁的秩序，违法乱纪的感情对于一个女诗人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和挑战，在诗人眼里只有不合常规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越是背对世俗的越是具有诗意的，越是不允许的越能掀起狂涛巨浪般的激情。我和李洁抒讨论过一个问题，我们既然分别喜欢不同年龄的男人，那么我们是难以成为情敌的，退一万步，倘若有一天我们俩真的同时喜欢上一个男人那怎么办呢，我和李洁抒都很义气地表示一定会谦让，表示自己要抢着退出来，我说我要让给她，她说她要让给我，最后结论是我们俩谁也不要那个男人了——我们的觉悟都那么高，可是那个值得我们都去爱的男人在哪儿呢？
我刚把两只暖瓶放在地上，电话铃就响了。看来我今天决定不说话的计划是没有可行性的。我听出来那边是大树的声音，他并不经常给我打电话，但毕业这些年来电话从未完全断过，每次打电话他都要多情地询问我为什么不给他打电话，我就说，我又没事，凭什么非得给你打电话不可？然后他就拐弯抹角地打听我的婚恋情况，我每次都说忙着相亲，他就口苦婆心地告诫我千万别上坏男人的当，仿佛一个女人一旦曾经与他相好过，他就具有了终生劝告这个女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即使这女人他已经不再希罕了，即使他自己已经有了新欢，他也觉得在他之后与这女人接触的所有男人都该列入坏男人范畴。他还劝我有机会调回老家去，理由是一个女孩子在父母身边会更安全些，真不知道我在这个城市妨碍了他什么。兴许我这个曾与他过从甚密的女人放在他眼皮子底下妨碍了他的伦理建设和道德完善，或者一想起从前的女友很可能正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与别的男人相好，就觉得不舒服，还是让她走远，眼不见为净的好，免得自尊心受损——我认为他有种很丑陋很自私的小商贩心理，自己做小生意垮掉了，便恨不得天下所有的大公司都倒闭。他毕业后分到了省地税局做局长秘书，省地税局和省国税局是紧紧挨在一起的两幢一模一样的闪烁着银灰色光芒的高层办公大楼，紧挨着我们学校的北墙，几乎从我们学校的任何一个角落抬头北望都能见得到它们，它们是直立高耸的四棱柱形，有时我觉得它们像两个革命英雄纪念碑竖在那里，有时又觉得它们是一雌一雄，那个顶上有白色雷达的是雌的，那个有黑天线的是雄的，它们无比亲密地站在一起，正在举行婚礼，另外它们那么高大豪华，离我们校园又那么近，使我常常产生幻觉，这两个巨人也许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迈开步子走过来，把我们这只会纸上谈兵的红瓦绿树的校园踏成齑粉。分配到这里多年，在我的眼里这两幢大楼和我的校园就这样日日夜夜如此近距离地对望着，这在我这里已经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为一种心理暗示或心理象征，我以为其实是那个外号叫大树的与我恋爱过的男同学和我在对望着，在这种对望中他日益居高临下并滋生出数以吨计的优越感而我则日积月累着清高和不屑。大树是他妈妈的孝子他奶奶的贤孙，他妈妈和他奶奶这两代贤妻良母的意见对于他就像党中央红头文件一样重要，她们不喜欢我，他也就不敢喜欢我了。临近大学毕业时他准备领我去他家，去之前大树为我的衣着打扮真是操碎了心，他嫌我的夏装全都无领无袖无扣子，不够正经，在他的建议下我去买了一件白色亚麻衬衣，领子袖子扣子俱全，规范得犹如八股文，下面配上一条浆黄色直筒裤，把披肩发用一根橡皮筋绑成个低低的炊帚把子温顺地搭拉在脖颈后面。最后是买凉鞋，从学校去人民商场要转一次车，来回至少要用去一个半小时，烈日炎炎的晌午和下午，第一次买回个六公分鞋跟的，嫌它太高，第二次又去换回个三分鞋跟的来，可又嫌那鞋的颜色太嫩，不够稳重，于是又跑第三次去换了个黑色的回来，把人家卖鞋的都弄烦了——我也烦透了，我对大树说，这哪里是给我买鞋呀，这分明是给你妈和你奶奶买鞋。大树直到把我打扮成农贸市场上卖鸡蛋的大嫂的样子，才心满意足地把我往他家里领，去他家的路上又嘱咐我要这样不要那样，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似的。在他家到了做中饭的时候，大树示意我去切芹菜，我刚切了一两下，他妈就跑过来说，切得太长了，这怎么放到锅里炒呀。我于是又切得相对短了点儿，可是他妈妈又乍呼，切这么短干嘛，又不是做包子馅！我于是把大树叫过来说，你能不能去帮我找把尺子来，我要量一量，看这芹菜该切成三厘米还是五厘米？这就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大树家的情况。后来据大树传达，他妈妈和他奶奶都说单看我长的那副模样就不会是个好媳妇的。我听了心想这真像王夫人一见晴雯就认为她是个妖精一样。我这个做奴隶而不得的人后来把那身卖鸡蛋的大嫂的行头全部脱下来扔给了正在毕业收拾行李的大树，让他留给下一任女友到他家去见她妈妈和她奶奶时穿，这样省得再买了。
大树在电话里吞吞吐吐，我说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嘛，他问我可不可以这辈子到死都能够和我通电话，我说只要不是我这边付电话费那么基本上还是可以的。他又说他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爱过的一个人是我，我反驳说，你真正爱的是你妈妈和你奶奶。他并不理会我的讥讽，而是按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他说他会永远想着我的，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发生什么都会想着我。他说话的口气那么沉重，让人以为发生了什么不测，仿佛在交待后事。我说，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不会是你不久于人世了吧？最后他终于无比沉痛地说了，他说下周六上午他就要举行婚礼了，已经在湖畔酒店订好了酒席。我愣了一下，马上忍不住地哈哈哈大笑起来，二十八年来我从未笑得这么开心过，每个细胞都像鲜花怒放，一个男人用念讣告的语调向过去的女友宣布他即将举行婚礼的消息，以此来表达他的忠诚和痴情！我马上问要不要我去参加婚礼，去当主持或伺仪？那边马上吓得连连说不用不用不用。我紧接着又忍无可忍地大笑起来，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了生活的可爱，为什么从前就没有发现呢？扣上电话，我依然兴奋无比，我打电话给李洁抒，告诉她这件事。李洁抒鼓励我去参加大树的婚礼，她说，你为什么不去参加他的婚礼呢，生活多么有意思，如果是我，我就去，一定去，我还要写首诗送给他，还要带上礼物，带上让他终生难忘的礼物。
一个我曾经感兴趣的男人一旦跟别的女人结了婚，那他在我心中就等于已经死了，我不会在乎一个已经在我心中死了的人，从此以后这个人对于我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我从十一二岁起就渴望遇上一场像台风一样的感情，让我终生难忘，就是让我死在一场爱情上也好呀，《死在爱情上》倒可以做一篇小说的题目，可是长这么大了就是没有遇上，我像财迷心窍的人走路低头看着地面想捡钱那样留意着生活中可能发生的爱情，可是就是遇不上怎么办。我能很快地对一个男人发生兴趣，也能很快地对他失去兴趣，我爱一个人时间最长也没有超过半年，跟方便面的保质期限一样，其实在通常情况下能真正地爱上三个月就很不错了，三个月后那个在我眼里玉树临风的人不知怎么看上去突然跟食堂里卖馒头的大师傅没什么区别了。我和大树就是在离大学毕业还有三个月的时候突然好起来的，那时候在大学里没谈过恋爱的同学已经很少了，没恋爱过的同学多少都感到有点遗憾甚至有点悔恨，就仿佛临近毕业了还没有修够总学分，有拿不到学位的危险——大树大约就是抱这种心态的同学中的一个。他是我们那级学生中最腼腆的男生，一说话脸就能红成火烧云，弄得谁和他在一起也会怀疑自己不够纯洁。他追我的方式很独特，对于如何接近我，跟我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事先他都周密计划过，他闷在宿舍里冥思苦索了整整一个星期，构思出好几套方案，最后又经过彻夜不眠的分析才确定下来究竟要怎么办。于是他蓄谋已久地等在了我住的女生楼下，在那条大家出入必经的甬路旁，倚着一棵白杨树实实在在地蹲着，他等啊等，等到第三天黄昏才见我从楼里出来。那恰恰是我三天以来第一次下楼，快毕业那阵子我空前懒散，不是蒙头大睡就是首如飞蓬地站在凉台上无端地感慨人生，靠电热棒烧出来的开水和一大堆两块五一包的钙奶饼干活着，连毕业论文都不愿动笔，正准备出钱雇人去写。我憋了好几天没出门，又不好好吃饭，猛地走出楼门来，竟觉得有些神思恍惚，头重脚轻。当我目不斜视地走到楼前甬路的第五棵白杨树旁，忽然一个男生突地从地上站起来，向前跨了一步，拦住我的去路，伸出一只胳膊，用食指直直地指着我的鼻子尖，以一种勇往直前的语调冲我说：“你说，大明湖里有没有鱼？！”那一刻我险些昏倒，以为遭了劫，吓得我转身往回跑，又一口气跑回到楼里去了，我一边急急地上楼梯一边搜索刚刚印在脑子里的有关那张脸庞的信息，明白过来那个人是我的同学大树，我们这些年来从未说过什么话，今天他这句话竟是入学以来讲的第一句话呢。后来大树说那是他为了接近我而想出来的随便聊聊的开头第一句，由于在心里头发酵的时间太久，由于老是在鼓足着脱口而出的勇气，以至于出口时竟把力气用过了头，把我吓了一大跳。正是大树这种横空出世的求爱方式吸引了我，天底下除了大树没有人会这样求爱，我认为这样鲁莽造次的求爱方式在这个日益精致琐屑的世界上简直能称得上是一种才华，那句“你说，大明湖里有没有鱼？！”当时在我看来抵过了说一万句“我爱你”，多年以后想起来我依然为这句傻话感动——换成任何女人都不会为它感动，只有我这样的二百五才会感动。在大学里的最后三个月我和大树抓紧每一秒钟恋爱，好像我们心底里都清楚这恋爱不会长久的，知道这恋爱只是以这校园为布景的一出戏，只要布景一撤，剧情也就随之消失，然后灯光大亮，曲终人散。在这三个月里我尽情挥洒着喜怒哀乐，尤其是爱发火教训他，最终把大树调教成了一个自由舒展的人，使他受益终生。等我把他培训好了，出徒了，他又去找别的女人了，我认为在我之后所有遇到大树的女人都应该感谢我，如果没有我对大树的培训，她们说不定都会被“你说，大明湖里有没有鱼？！”吓跑。毕业分手之后，虽然我几乎从未主动跟他联系过，我差不多已经把他忘了，他对于我连鸡肋都算不上了，但在最百无聊赖的时候还是能够不小心想起来的，回忆的作用就在于填补时间和空间塌陷后留下来的那些黑洞。现在他要跟别的女人结婚去了，那个女人是他的老婆，他的糟糠之妻，他们是比翼鸟栖落在连理枝上，他们要在绣着并蒂莲和鸳鸯戏水的枕头上说悄悄话——这样我在最百无聊赖的时候也不要再想起他了，他何德何能，要让两个以上的女人想着他？但是我倒很愿意让他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永远想着我，他结了婚一定会后悔的，然后他再来找我，到那时候嘛我就坚决不理他。为了让他能够一辈子像鬼魂附体那样记住我，我一定要去参加他的婚礼并送他一件与众不同的礼物，让他能够时常睹物思人。我这么想着的时候便开始盼着下个星期六赶快来赶快来，生活多么有意思，我是一个萝卜找不着坑，可是生活本身多么有意思哪。
我按下录音机的“PLAY”键，里面传来歌声“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梁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磁带是从李洁抒那里借来的，李洁抒那里有不少革命歌曲带子，她对革命怀有一种一往情深的单相思和孩子气的向往。我听这样的磁带不是像李洁抒那样为满足总想投身革命的愿望，而是有专门之用的。小时候有一阵子上学放学必须路过一个医院的太平间，尤其在天黑得特别早的冬日傍晚，我一个人走过那里，一定要把脚跺得咚咚咚响，并扯起嗓子来高唱革命歌曲，在我看来革命歌曲是可以驱鬼的。现在我用革命歌曲来驱赶独居的恐慌和寂寞，单身女子的恐慌和寂寞跟鬼同样可怕。我在这样的歌声里放眼望去，我的房间乱得轰轰烈烈，乱得醉生梦死，再给我十间屋子也能同样摆满，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衣裳在沙发上堆积生根，书像等待着火的柴垛，所有物品都在地球引力作用下由着它们自己的性子东倒西歪，呈现最自由状态，桌子是看不见桌面的，上边永远都放满有用的或没用的东西——桌子的意义就在于放置东西，如果收拾得空空荡荡，那还叫桌子吗。这样乱的屋子能使我想起琵琶独奏《十面埋伏》。每次上课前我都要在这样乱腾腾的环境里艰难地寻找备课本，我不知道备课本是在沙发扶手缝隙中还是在暖气片背面，或者在电脑主机后头，我恨不得给备课本配个传呼机，要找它的时候就呼呼它，它嘀嘀嘀一响，我就寻着声音找到它了。说实话，我喜欢乱乱的屋子，乱乱的才舒服，乱七八糟，胡思乱想，粗服乱头，乱中取胜，乱世英雄，越乱越能感受到生存的脉搏，触摸到生活的神经，你看你看这满满一屋子呀，生活显得多么充实，看得见摸得着，我以此证明自己活着，要不我白天晚上都是一个人，怎么弄清楚我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
大树要结婚了。我想象他的家会装修并收拾成那种《时尚家庭》挂历上的样子，客厅里该放着那种肥厚的真皮沙发，博古架上摆着黑陶和景泰蓝，书橱里会有成套崭新的百科全书或辞海，厨房里的抽油烟机正是电视广告上推荐的那个牌子的。我还想象家里的女主人一定是容貌姣好并受过高等教育的良家妇女，能一边编织手里的毛活一边关注电视里的股市行情。我还想象他们会在一张柔软的大床上做爱，床头上挂着他们放大的婚纱照，床头柜上放着一本《夫妻生活指南》，他们不久就会生出一个小树来。
大树要结婚了，大树要结婚了，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作者 路也，诗人，著名作家，现居济南）
幸福是有的（3）
自从那次在游行队伍里结识了向北，我的房门就成了把守不严的海关。他只要没课就来我这里静坐。说他静坐，一点也不过份，因为除非我像记者提问那样去主动问他，他坐在那里基本上不说话，只是任凭时间大把大把地过去。有时候从早到晚一坐就是一整天，到了黄昏我说我要出门办点事了，他才不得不走，第二天一大早又来了，就跟一天八小时按时上下班一样。他坐在那里不说话的样子看上去既无辜又坚忍，仿佛我和他之间有个官司，非要从我这里讨个说法不可。我知道我欠了他两个茶叶蛋，我不过是欠了他两个茶叶蛋而已。看来这两个茶叶蛋非得用我这个人来还不可了，非得牵出一桩姻缘来不可了，可以写篇散文，题目为《茶叶蛋情缘》或《以茶叶蛋为媒》，文章嘛要以茶叶蛋为线索，用茶叶蛋这根红线将一颗颗珠子串起来。
对于我这样一个“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去恋爱去结婚的单身女子来说，向北是很容易长驱直入的，何况我本来就认为任何一个年龄相仿并看上去顺眼的未婚男性都有成为我丈夫的可能，也就是说现在他们都是我潜在的未婚夫。有一天向北在静坐了大半天之后，先是一阵子犹犹豫豫突然又果敢决绝地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大红色的塑料扁盒子来塞到我手上说，“给——”。说完他就不好意思地笑了，关注着我的脸色，等着我的裁决。我把那盒子打开来，一股劣质脂粉气息使我晕头转向，险些窒息，原来那是一盒体积很大的粉饼。我是从来不用粉饼这种东西的，我认为脸上涂一层白粉会显得很蠢，我并不反对别人用，但我坚决反对自己用。我猜测这粉饼很可能是从我们学校门外的夜市小摊上买的。我想象他买粉饼的过程，向北这个身高近一米八的男人先是远远地望着卖女性日用品的小摊，然后下定决心向它走过去，装出一副心不在蔫的样子，一边在心里盘算着我会喜欢什么，一边用眼睛迅速扫瞄摊上的内容，小摊大嫂关于女朋友这个话题的热情问候和关于送何种礼物的殷勤推荐使他更加腼腆，好大喜功的心理使他一下子相中了这个颜色鲜艳个头老大的红色粉饼盒子，是啊，既然一样价格，为什么不买个体积大的呢？付钱之后如获至宝地揣到兜里，回到宿舍拿在手里反复摩挲并想着怎样把它送给我以及我拿到它时的表情，整整一个夜晚这粉饼的香气都氤氲着他的梦，等到第二天见到我时却因为最终还是担心不能讨我的喜欢而迟迟不知如何拿出手了，许多事先想好的生动台词到了嘴边全部丢失，只说了一个字“给——”，其实他不知道他竟歪打正着了，“等闲言语变瑰琦”，以素朴的语言方式达到了瑰琦的效果，或者说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吧——而我常常被这样的表达方式感动，就像大树那句“你说，大明湖里有没有鱼？”感动了我一样。于是我拿着那只几乎跟麻酱火烧一般大的粉饼对向北说，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我真的非常喜欢。向北脸上立即流露出一块石头落了地似的轻松笑容来。我把粉饼放到书桌抽屉里去，我知道我要把它放到过期变质，放到多年以后当我拿起它来充满疑惑，竟不知为何物，然后无比惋惜地扔掉。
像互相赠答一样，我决定也送给向北一件小礼物。我环顾了一下我那乱得灾难深重的屋子，从墙角取来一个雕在圆圆水泥底盘上的彩色小佛像，那是李洁抒千里迢迢去约会那个崇拜她的小和尚时从外省那个大造假古迹的佛教山上带回来的，那山上正在用水泥钢筋混凝土制作成千上万的大佛小佛，最小的这一种是放在雷同的模子里像打油酥烧饼一样大批量地制作出来又糊到山崖上去的，可看成是最小的石窟。我这一个是从崖上快要脱落的地方抠下来的。它看上去真的像一只火烧。我曾根据这个寻思过为什么食堂里不把烧饼打制上佛像花纹或干脆把馒头做成佛的形状呢？向北把这信物无比珍爱地捧在了掌心里。他赠我一只麻酱烧饼一样的粉饼，我赠他一个油酥火烧一样的佛雕，算是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吧。
彼此赠送过信物，感觉跟从前就不太一样了，有一种已经预订了什么的那种感觉，心里顿时踏实了不少。我们开始找些话来说了，我们谈论土豆怎么炖才好吃，一谈就是一上午；下午谈冬瓜的烧法，冬瓜是切薄了好还是切厚了好，一谈又是一下午。这样局面稍有改观，由静坐变成了开会。为了尽快地结束静坐和开会的局面，我去超市买来一副跳棋，向北一来我就和他下跳棋。这样我们又成了在一起进行体育比赛。下跳棋特别容易打发时间，下着下着大半天就过去了，我想这样多么好，有个人陪着下棋，下着下着这一辈子就过去了，这样多么好。我还规定每下完一局棋就要往输者的额头上用胶水粘根小纸条，结果到头来向北的额上白条子飘拂，像是举起的投降旗子。单从棋艺上看向北这个人的智商远不如我，这正合我意，找个智商不如自己的丈夫应该好对付些。
大树举行婚礼的那个星期六上午，我一大早打电话给向北，问他愿不愿意帮我个忙，扮演一回我的未婚夫，和我一同去参加老同学的一个婚礼。我解释说在婚礼上肯定会遇到不少大学同学，我如果孤家寡人地去，看见别人都成双成对，在怜悯目光的笼罩之下，我担心自己会受刺激，所以决定找个人陪我一起去。向北被我这个提议弄得激动异常，他无比郑重地问我他该穿什么衣服看上去才能像个未婚夫，我说未婚夫又不是像交警护士或教师那样是一种职业，没听说过在衣着上与不是未婚夫的人有什么区别。他于是又问未婚夫是不是一般要穿戴得很新，我说，可能吧，可能穿得新一点，不过也未必吧。我们约好时间在学校大门口见面，当我见到他时，笑得肚子都痛了，现在是三十五摄氏度的大热天，只见他板板正正地穿了一身灰青色毛料西服，里面是雪白衬衣，一条像红鲤鱼一样的领带紧紧勒着脖子，脚蹬一双黑色大皮鞋，这是穿戴；再看头发，是油亮油亮地打过摩丝的，而且用梳子精心梳过，像刚刚犁过的田地那么一陇一陇地齐整着。我说你这个样子不像是未婚夫，倒像是新郎了，就差再在胸前戴上一朵大红花，你这样到婚礼上去能喧宾夺主。我让向北先陪我去一个在省画院工作的朋友那里拿了一幅裱好的书法，这是我委托朋友写的，是我送给大树的结婚纪念品，那上面用非常难认的小篆写了“你说，大明湖里有没有鱼？”看上去倒也古色古香的。向北看了好几遍也没能看懂是什么字。我就说，没什么，无非是祝福的吉祥话。
大树的婚礼像是用一大堆形容词堆积起来的一篇空洞而华丽的长文，大树和他的新娘是这篇长文里频繁闪现的两个意象。我和向北走进酒店的时候，婚礼已经进行到朗读结婚证，那两个厚敦敦的本本远远看上去又红又亮，似乎要照彻这一辈子。大树新娘的脸形略略呈正三角形，也就是说上窄下宽，这使她看上去虽然少了灵气但却显得很本分，五官看上去也周正得很，眼神稍稍向下，介于温顺和心计之间，视角范围若用半圆仪测量的话大约总在45度左右，刚好只看得见大树以及大树的爸爸妈妈和奶奶。另外新娘体格比较高大，大约相当于我这样的一个半到两个——我认为就是仅仅从这方面讲大树也是对的，他等于一下子娶了一个半到两个我叶如意这样的，真是划算。总之新娘一看就是好媳妇的样板、好媳妇的模型、好媳妇的标本，要做一个好媳妇不妨根据她的样子像写大仿那样进行临摹。看见大树和他的新娘紧挨着站在一起，我便想象着他和她如何肌肤相亲。大树在那座种满丁香的校园里曾经与我紧挨过的肉体将永远带着我的气息，我的气息就是1993年春末夏初的气息，在大学毕业前夕我每天用的护肤品是七毛钱一小袋的银耳珍珠霜，常穿的是一件绿色工装裙，上面散发着衣服箱子中的卫生球味，所以1993年春末夏初的气息是丁香、银耳珍珠霜和卫生球相混合的味儿，大树对这种味道将永远挥之不去，如今他又去靠近这个女人，也就是说我的肉体和这个女人的肉体也等于间接地挨近过了，这个女人身上也会有一股1993年春末夏初的味道，一股丁香、银耳珍珠霜和卫生球相混合的味道。我想着他和她如何做爱，那个新娘裹在婚纱里的肚子在我目光的幻觉中竟开始一点点地隆起，十秒钟左右竟隆成一口倒扣的大锅的形状，犹如那种在瞬间展现花儿开放全过程的影视镜头。与我恋爱过的男人正在与别的女人举行婚礼，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容易产生灵感。
去参加婚礼的几个老同学都用怪怪的眼光看着我，有一个女同学直接劝说我不要难过什么的，我说，你看我像难过的么，难过的话我就不来了，是不是？为了让他们明白我不仅不难过，而且要比大树和他夫人幸福得多，我就把身体往向北那里靠了靠，向北责无旁贷地用他长长的手臂搂住了我的肩膀。大家一下子明白了向北是何许人。我是横坐标，他是纵坐标，我们俩共同确定了一个牢固的点一个不变的位置。我和向北成了一个点，我们这个点一起向前移动着。这是我和向北第一次这样亲密接触，在此之前我们连手指尖都不曾碰过一下，即使下跳棋也没有不小心碰过手指尖。我们并没觉得突兀，对于我们来说这样做就是算不上铁定之约也算得上蓄谋已久，现在不过是根据剧情需要来推波助澜了一下而已。这就像两个本来就相互倾心却没有道破的男女演员，正好被安排到同一部影片中演一对有激情戏的恋人，他们一定会假公济私。向北的装扮有点夏行冬令，颇引人注目，我则穿了一件米色小碎花的太阳裙，构造简单。我们俩像双人花样溜冰那样在人群里穿行，最后我们来到最前面，最靠近舞台的地方，那里离大树和他的新娘很近。这时候大树看见了我，我冲他微笑着点头示意，还摆了摆手，他的表情马上不自在起来，后来竟变得心不在蔫，该向父母鞠躬时他的脑袋朝错了方向，竟对着台上的卡拉OK机鞠起躬来，逗得大家哄笑；轮到介绍恋爱经历了，他有点不耐烦地以一言以蔽之，说我们是家里托人介绍相识的。他把“家里”两个字咬得很重，我知道是说给我一个人听的。大树的父母和奶奶正襟危坐在那里，像出土的汉代石像，看着自己的儿子或孙子成亲大概也很有成就感吧。仪式完毕，在宴会开始之前，大厅里乱轰轰的，我和向北偎依着走到那对新人跟前，把带来的礼物送上去，我说，不过是一幅字，礼轻情义重，如果能挂到你们的新家里，我会很荣幸。还不等大树讷讷地表示出一点什么来，我就拉着向北快快告辞，翩然而去，一出酒店就拦了一辆出租，打道回府。大树的古汉语底子还是可以的，他一看就会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我想象着他读那幅字时的表情和心情，禁不住心花怒放。整个过程使我觉得自己像个神秘女郎，我有一种荆轲刺秦王般的感觉。
从酒店里飘出来的《婚礼进行曲》还在追赶着我，回响在耳边。我知道如果我非常爱大树，如果旧情难忘，这时刻我无论如何也应该哭泣，会把这个曲子当成《哀乐》来听。但是我没有，一点也没有。向北扮演未婚夫一直从酒店里扮演到的士上，扮演到学校门口，扮演到林荫道上，扮演到我住的那幢楼的楼梯上，扮演到我的门厅里，扮演到我的卧室里。在我的卧室里他还一直想扮演下去，最终扮演到床上去。我说行啦行啦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厚着脸皮说，怎么能完成了呢，我不想就此完成，我不就是你的未婚夫吗？
未婚夫这种身份就相当于参加工作之后的试用期，有待于转正。
不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接到大树的电话，他说了很多废话，在一大堆废话里面包裹着一句他真正想说的话，那就是“凭直觉我认为那天在酒店里与你在一起的那个男的不太好。”我说，凭直觉我认为那天在酒店里见到的那个新娘非常非常好，一看就是个良家妇女，谁找了她谁有福。他那边长久地不说话，我也不说话，电话费就在这样的静默中一点一点地白白流逝着，我仿佛看得见计价器显示屏上红色数字在间隔地跳动。最后是我打破了沉默，我问那天我送他的礼物怎么样。我指的是那幅字。大树说我是想折磨他，我说我可没有那个意思，我哪有心思去折磨别人的丈夫，如果真的要折磨的话，还是自己找一个来折磨的好。最后我劝他把那幅字挂到他们的婚纱照旁边去，又说那幅字是请什么著名书法家写的，价值上万。扣了电话我仰面躺在床上朝着天花板直骂，哼，他自己都洞房花烛夜了，都软玉温香抱满怀了，都颠鸾倒凤了，都被翻红浪了，都要生出一个小树来了，竟然还对我有个男朋友耿耿于怀，他只许自己放火不许他人点灯，他自己做婊子却极力主张别人立牌坊——他那么专制，他以为他是皇帝么，就是皇帝也休想让我买他的账。
骂了一阵，骂得满口芬芳，我感到痛快多了。骂完以后我不知为什么特别想见向北，想马上见到他。这种想见他的念头对于我还是第一次有，而且一旦有了就那么急切。我打向北的电话，那边没人接，我就打到他办公室里去，人家说他没去，我于是继续拨打他住处的电话，没人接，就再拨，再拨，像拨打火警那么急切地拨。我要一直拨到他从外面回来进门拿起话筒来为止，如果找不到他，我就整整一个下午让自己听着那边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耳边听着接通的电话铃声总比扣掉电话寂静无声让人感到安慰些，聊胜于无吧。我突然觉得一个女人心里如果没有一个男人想着是不行的，哪怕她想着的这个人在南极，哪怕十年不见，心里有那么一个人想着也比从肉体到灵魂完全是自己一个人要踏实，就是走起路来也稳健些。我要向北马上来，现在最有可能受我召唤的就是他，他离我最近，我不知道让他来做什么，大概什么事情也没有，就是想让他到我这里来，我需要有一个人和我在一起，听我骂骂人，看我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冲我笑或者哭，总之我一个人再也不能在这里呆下去了，再也不能了，此时此刻向北是我的空气。
我忽然想起向北给我留过一个传呼号，我随手就不知扔到哪里去了，我还记得他是写在一张淡蓝色读书卡片上的。于是我开始翻箱倒柜地找，我恨不得找个算命先生算一算那张卡片究竟在屋子的什么地方。我找东西的时候所付出的辛苦与我平日里的心不在蔫是成正比的。当我找到那个号码时已近黄昏，我倒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找东西的活能来让我做一做，让我感到充实，这比一个人坐在屋里伤感地看着太阳渐渐偏西要强得多。我的传呼内容是“我病了，方便的话请你速到我这里来。”打完传呼我就立即躺到床上去装病。我想起李洁抒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我一直认为女诗人得的这个病听上去又风雅又时髦，是专供才女得的病。现在我倒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装成患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做一回东施。我从李洁抒那里知道这个病的症状，天旋地转、恶心、心跳过速、还有点痉挛。我躺在那里，在想象中尽力让自己变得苍白变得虚弱，像一张纸片那样轻飘飘的，我眼神迷茫，望着一个遥远空洞的地方，我四肢乏力，孤单无靠地倚在病塌上，残阳映照着西窗，风停泊在树梢上，我体内的血越来越淡，心头的情怨越来越重，我没有别的指望，只是等着那个应该心痛我的男人来看我。
我等了很久，既没人敲门，也没人回电话，就从床上起来又打了个传呼，内容不变但语气加重，“我病得厉害，快到我这里来！”然后又回到床上等敲门声和电话，时间一秒一秒地过着，我的生命在这样的等待里一秒一秒地流逝着，我突然发现人其实都是在这样的等待里变老的，头发也是在这样的等待里悄悄变白的。我再次从床上起来打传呼，内容依旧而语气极端“我病得快要死了，你到底来还是不来？！”打了三遍传呼，看看表已经是六点一刻了，该吃晚饭了，可是楼梯上的脚步没有一个是通向我这里的，电话像聋哑人一样。我看着墙上的石英钟想，如果六点半之前向北能来到，我就决心和他相依为命白头偕老，可是六点半了，向北还没有来，我心里烦得发虚，心脏似乎在胸腔里失去了肌肉骨骼的依附，只是空空地悬在那里了。我想再等五分钟吧，也许我的表走得快了呢，等到六点三十五，在这之前他能来到就行。可是六点三十五，仍然没有敲门声和电话。我想我再咬咬牙等到七点吧，在这之前他能来到，我就告诉他我爱他。可是七点整他还是没有来。我很恼火，心想，他就是来了也晚了，他如果来了我就轰出他去。这会儿我对所罗门装到瓶子里扔到海底的魔鬼非常理解，在第一个世纪他发誓，如果有人来救他，他要让那人成为全世界的国王，可是一百年过去了，没有人来；在第二个世纪他发誓，如果有人来救他，他要让那人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可是一百年过去了，还是没人来；在第三个世纪，他火了，就发誓，如果有人来救他，他就杀了那个人。我这么想的时候，到了七点零五分，我那快要腐朽的木门突然被敲响了！门锁是打开着的，早就把门拴别过来的，一推就开，我这样做是为了免去一道开门的程序（如果还能走过去开门，那就说明病得不够重），让一副卧床不起的病姿一下子直接映入来看我的那个人的眼帘。惊喜像一条小溪在血管里迅速流转，七点零五分，我想我的表也许快了五分钟呢，就算现在是七点整吧，那就不必把那个人轰出去了。我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门没上锁，进来吧。”同时在床上调整了一下姿势。向北进来的时候，正好看见我躺在床上疾病缠身的样子，一床散淡地印染着野菊的毛巾被裹着我的身体，人比黄花瘦。他解释他为什么来晚了，他在校外兼职上课而呼机没带在身上，等回到学校宿舍才发现传呼上的内容，就赶过来了。然后他问我得了什么病，我告诉他我头晕、心跳过速，大概是美尼尔氏综合症。他听了这个病的怪名字很是惊恐，问我要不要去买点药吃。等待时那漫无边际的焦灼一下子变成了眼前触手可及的欣慰，我觉得自己是幸福的，有一个人坐在你的病塌前陪着你说说话，这就是幸福，幸福就是这么具体。
我装病装到底，一直装到半夜，装过了头，到最后竟然真的头晕心跳过速起来。我死活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个人装病装到最后就真的病了。是不是心理暗示过于强烈，臆想就会变为现实？
向北准备把我送到校医院去。他怕我晕得坐不了自行车后座，就决定背着我去。我伏在他宽宽的脊背上，他身上散发着一股青杨树味，那气味真好，让我渴望堕落，渴望说谎，渴望让自己彻底碎裂了，再也不要复原，让我想去因快乐而死。现在他离我很近很近，我却对他充满了遥远的思念。夏天的夜空在我头顶上横着，闪烁幽深细腻的光泽，那些可以辨认出来的星星在我看来排列成了我此时此刻心情的形状。我们在通住校医院途中的法桐树林子停下来歇息，树林子下面是青青草坪。我们都不能再等了，我们都感到必须马上就做点什么才好，要不就无法继续前行。我们都想做点什么，用我们的身体来做点什么，表达那些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还不到盛夏，草地躺上去是熨贴的，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扎人。我的身体那么哀怨地柔软着，等着对来自另一个身体的问候做出应答，两个二十八岁的身体起初是彬彬有礼地商讨着什么后来就演变成了激烈地辩论着什么，最后又渐渐达成共识。那么多的法桐树冠在脸的上方穹窿般伸展着笼罩着，仿佛天空被满满的法桐叶子覆盖了。我说，你知道，悬铃木么，你知道悬铃木是一种什么树么。他说，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说，悬铃木就是法桐。
校医院的值班大夫也说不太清楚究竟是哪里出了毛病，我一口咬定我患了美尼尔氏综合症，那个蠢大夫就在病例上写了美尼尔氏综合症，然后让我去输液。我喜欢这个叫美尼尔氏的病，无端地觉着它不仅仅是才女患的病了，更是无比渴望爱情的女人才患的病，这是一种美丽无比的病，才华横溢的病。我也喜欢打吊瓶，觉得这样才像个生病的样子。生病真好，打吊瓶真好，一根细细长长的塑料管子一头连着我的身体一头连着一只晶莹透明的玻璃瓶子，我和那瓶子构成了一个简单连通器。我想，如果那瓶子是葛洲坝水电站，那细细长长的塑料管子就是长江，那么我的身体就应当是浩浩东海了。输液整整输了三个小时，夜越来越深，向北一直握着我的手，坐在我身旁。我突然觉得他像岸，他多么像岸。（作者 路也，诗人，著名作家）
幸福是有的（4）
有课的早晨我被7：25准时叫醒。我倒很想跟那个一直躲在暗处的人聊一聊，我想告诉他一些我心中的隐秘，因为他的机械性和准确性使我认为他已经不像是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人了，更像是隐藏在电话线后面的心理咨询台或电脑值班的问讯处什么的了，我对他说话可以没有顾忌。最后我还想告诉他，有课的日子7：25是我一天中最辉煌的时刻，这是爱情时间，它所提供的浪漫和温情不多不少刚好用以抵抗住一天的灰暗和孤单。如果是我的倾慕者，就请尽情对我说出想说的话，玫瑰为什么开花，因为它要开，表达自己心中的愿望没什么错，我这个全世界最寂寞的女人一定会很认真地倾听——如果迟迟不说，也许会后悔一辈子的，说不准哪天我就要和别的男人结婚去了；现在不说更待何时，难道要到耄耋之年才说么？我的好友李洁抒主张在爱情上采取左倾冒险主义，我基本同意。
我骑车来到文史楼下，看见不少人围看一张新贴出来的布告。布告上校长的鲜红印章差不多有小孩脚印那么大。我在上面看见了韩子风和林木木的名字，做为他们的辅导员，我不禁大吃一惊，连读布告时的目光都踉踉跄跄了：
师大字1999第0103号
韩子风，男，1980年9月出生，福建省安溪县人，我校中文系98级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学生。林木木，女，1981年4月出生，山东省烟台市人，我校中文系98级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学生。二人自建立恋爱关系以来，无视校规校纪，经常夜不归宿，甚至利用节假日在学生宿舍同居，造成了相当坏的影响。系方校方进行了多次耐心批评教育，效果甚微。为了进一步整顿校风校纪，加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校方决定给予韩子风和林木木记大过处分。
1999年6月13日
我在系办走廊里遇见了林之瞳。他像根桅杆一样高高地竖在那里，无比从容地等着我走过去，对我说，看到了吧？我心照不宣地说，看到了。他说，你这辅导员打算辞职吧？我说，还是系主任先辞吧。他笑着说，你这是什么辅导员呀，爱情辅导员，从来没有哪一级的学生像98级这样几乎个个是情种，人家都说是你带出来的呢，你是不是以身作则了，学生们都以你为榜样？我说，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明明知道我是个女光棍，二十八了还没结婚。他说，结婚干什么呀，那多土气，可以一辈子光恋爱不结婚么。我轻轻地哼了一声，没再说话。他让我到他的小办公室里去谈一下。我跟在他后面走。林之瞳自从升成系主任以后，就从嘈杂的大办公室搬到隔壁自己单独一间的小办公室里去了，林之瞳是个热衷于和比他年轻的女人开点不痛不痒的玩笑、无伤大雅地调调情的中年男人，一个老知青，一个老三届，一个七七级，长了一副国家栋梁的身材和模样。我和李洁抒是女教师里比较放肆的两个，跟他开惯了玩笑，见他升官后比从前严肃了一些，稍稍端起了点儿架子，便觉得不怎么适应了，说他“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林郎是路人”。有一次他打电话找我有事，他不说“请到我的办公室里来一趟”，而是打着官腔说“请你到领导办公室里来一趟。”我当时就火了：“我不知道领导办公室在哪里，请你告诉我它的门牌号码！”现在我就正跟着他走到领导办公室里去，房门暗锁在背后很自然地带上了，他又立即返回去把房门大大敞开来，嘴上还解释着是天气太热云云，然后才坐下去和我说话。其实阴着天的大清早，根本就不热，我知道此刻就是数九寒天他也会大敞开房门的。林之瞳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松紧有度、圆润练达、成熟得刀枪不入的男人，他比一般男人更喜欢时时表现出一点洒脱或放浪，带出点才子相来，这有时很能迷惑女人，但这些都是有限度的，其限度就像用水银柱测量得那么精确着，他同时又比一般男人活得更加小心翼翼，更有正人君子相，懂得怎样把一切影响仕途的因素统统消灭在萌芽状态——他可不能关起房门来和一个年轻点的女教师说话，要是别人知道了说些闲言碎语就不好了，要是这个女教师对他有所企图就不好了。
我认为校方对韩子风和林木木处理得过重，根本没有必要记大过，其实警告一下也就过去了。中文系学生一入校就让人家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俅。”光允许人家念，为什么单单不允许人家想和做？这样未免太虚伪了。林之瞳说，有你这样的老师，才会有这样的学生。我说，我并没有鼓励他们一定要去做出点什么来的意思，我只是说处理得过重了。林之瞳板着脸毫无同情心地说，谁让他们硬往枪口上撞呢，再说现在的学生也太没有廉耻之心了，素质也太差啦。我认为林之瞳心理变态，想当年他和他那艺术系舞蹈专业的夫人在西北某个大学里谈恋爱的时候据说也是轰轰烈烈的，在那个尚属保守的年代几乎因此影响了入党和毕业分配，不料现在自己刚刚上了点年纪就成了九斤老太。
那节课我看见韩子风和林木木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一起，而是一个坐在阶梯教室的西南角，另一个坐在东北角。我有气无力地讲了一节应用文部分通知和公函的写法，第二节课给出一堆材料让他们写一个会议通知和一份公函，结果有好几个学生在通知里或者没有写清楚地点或者干脆忘了写地点，我说，你不写上地点，让人家到哪里去开会呀？在写公函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在末尾写到“为盼早日复函”，我读不懂是什么意思，还有将“恳切”的“恳”写成“垦”的，用土去恳呵。好不容易熬到下课，我一边收拾教案一边说，今天就到这里吧。我的人还站在讲台上，我的话音还没落地，就见一个高高的黑影迅疾地从我眼前掠过，往教室门口猛冲过去，紧接着林木木小小的身影就从另外一个角落跳起来跟着窜出去了，由此可见先前冲出去的那个高高的黑影一定是韩子风了。随着咚咚咚咚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感觉他们一定是出了楼门。同学们一下子都涌到窗前往外观看，看到男的在前面猛跑，女的在后面猛追，路上许多人都在看热闹，大家只在爱情影片上看过慢镜头处理的男追女，从未见过女追男。韩子风同宿舍的一个男生对我解释说，最近韩子风提出要和林木木分手，林木木死活不答应，韩子风为了躲避林木木，已有半个月不来上课了，今天是辅导员的课，不好不来，来了又怕见到林木木，所以一下课就赶紧逃跑。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俩不过是故伎重演，据说上学期期末林木木刚刚开始追求韩子风的时候采取的就是这种办法，只不过那时候他们没敢在我的课上这样做，而今却已是什么都顾不得了。林木木可以说是个袖珍女孩儿，长得小巧玲珑，什么都比别人小一号。但是他的信心和决心似乎与其身体正好成反比，比别人又都整整大出一倍来。韩子风是她硬从本系一个叫怀颍的97级女孩子手中抢过来的。林木木追求韩子风简直就像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那么英勇。她对韩子风直截了当地说：我爱你，你也要爱我。韩子风想，谁规定过我必须非爱你不可呀？于是他见了她就躲，于是呢她就围追阻截，像打游击战一样。往往刚刚宣布下课，话音还没落，韩子风就抓起自己的东西往门口冲去，比老师出去的还要早，第二个冲出去的一定是林木木，他俩男的在前面猛跑，女的在后面猛追，一个逃爱，一个求爱，脚下生风，像跑越野赛一样，从文史楼里面一直跑到主干林荫道上，继续跑，跑到操场上去，跑到学生超市里，还在跑，又跑到河边，跑到男生楼……林木木只有在韩子风进了男厕所才不追了。一旦被追赶上了，韩子风就只好不动声色不置可否地望着她，一副等候随意处置的样子。林木木等着他答应，不答应就不准他走开。两个人如此对望了一会儿，林木木就开始流泪，哗哗地流了满脸，又凄婉又悲壮。这样子重复到第四次，韩子风终于有些感动，答应交往一些日子。
韩子风入学不久就处于女生们的包围之中了。这真的赖不着他，他不过是个子长得高了些，五官生得端正了些，举手投足之间带了几缕南方人的灵秀而已，说得俗一点，就是玉树临风，说得肉麻一点，就是骨格清奇。按说这种男性应该是生不逢时了，应该被那种酷味的男性挤出排行榜，可是奇怪，女生们还是喜欢轮流到他那里去试试运气，简直像摸体育奖券一样。大约中国文化的熏染使得中文系女生们在审美上还保留了不少封建士大夫气，所以还喜欢着像唐诗宋词一样的男孩，然而她们的求爱方式一点也不传统了，而是非常非常主动，决不肯被动或者佯装被动，让人不得不感到真正是到了世纪末——连我和李洁抒这样的人居然也感到了不适，如果我和李洁抒在爱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者，那么这些学生们就是莽汉主义、头破血流主义、拼命主义、不要命主义了，他们是爱情敢死队。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我常常意识到我和现在的学生是两代人了，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二十八岁和十八岁，我和他们之间差了整整十岁。我都要小学毕业了，他们刚刚出生，我大学毕业时，他们还在上小学，我十八岁宣布成人的时候，他们有的还在换乳牙，就凭这些难道他们不应该叫我阿姨吗？时代车轮真是迅猛向前呀，阿姨还没正式谈恋爱的时候，孩子们就已经开始同居了。
韩子风刚入学的时候，先是本市一个叫聂桃子的女孩在食堂里挤破脑袋为不愿吃面食的韩子风买米饭，并从家里带来好吃的给他，周末节假日还请他到自己家里去过。然后是同乡李小若约他看通宵电影，对他循循善诱，表示肥水不可流外人田。同时还有一个笔名为杨柳的女生为他写了一本子情诗，在新年联欢会上献给他，有一首在校报上发表了，还有一首竟直接张贴在他住的男生宿舍门上……对于女生们像攻占山头一样的穷追猛打，韩子风像唐僧对付蜘蛛洞里的妖精一样艰难地招架着，他尽量对每个追求者都不得罪，不伤任何一个人的心，但对谁也不确定关系，表示在上学期间没有谈恋爱的打算。他对每个追求者的态度都那么平等，仿佛各打五十大板。不过韩子风最终总算还是陷入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恋爱，似乎也不太像是身不由已，那个女孩子就是比他高一级的怀颍。学校团委要举办一次诗歌朗诵会，怀颍的普通话说得特别好，是校广播站的播音员，她踊跃报名，然后偏偏选择韩子风这个一口闽南普通话的男生做她的搭档，一起配乐朗诵一首叫《四月的纪念》的诗。在这首配乐诗朗诵里，开始时男的站在台上，女的站在台下，两个人先是遥遥注目，然后女的慢慢向男的走近，两人四目凝望，执手相看。两人在台上不断地又分开又聚拢，深情款款。男的说“我看见你向我走来。”女的说：“我走向你，你说你喜欢我的眼睛。”男的再说“你的眼睛。”女的又说“四月的那个夜晚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男的说“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女的说“我在翻看那本惠特曼的诗集，雨水忧伤了我的心。”男的说“我不是坚固的岩石，也不是伟岸的大树，可是如果你愿意，我愿为你撑起一片永远没有委屈的天空。”女的说，“你说如果我愿意，你说一片永远没有委屈的天空。”在这首诗里要求两人的声音全都一往情深得让人听了心尖尖发抖。就是为了这样的诗朗诵，那一阵子怀颍白天晚上忙着辅导韩子风的普通话发音，效果看来还是很显著的，他们过五关斩六将，经过了初赛、复赛、决赛，最后夺得第一名。我和李洁抒被学生们拉去做决赛评委，我看着韩子风和怀颍在台上表演欲仙欲死的样子，忍不住对旁边的李洁抒说，我觉得这俩学生今天下午朗诵完了不出今天晚上就得到花前月下去谈情说爱。李洁抒笑话我思维滞后，她说，别忘了现在已经是决赛了，人家早在初赛时就应该开始恋爱了，复赛时感情进一步巩固加深，到了决赛时就已经如漆似胶了——后来询问学生，果然跟李洁抒说得一模一样。我禁不住感叹我的落伍，是啊，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网络时代，什么都要一日千里，日新月异，连爱情也提高了速度，也上了网，像发电子邮件那样一摁鼠标就发送过去了，就完成了。
林木木虽然是第N个追韩子风的，但她以不要命的精神以短平快的方式终于把他从怀颍手中抢了过来，据说怀颍窝囊得差点儿休克，扬言要拿剪刀铰死林木木这个小贱人，还说自己很后悔，不该费尽千辛万苦一点一点地纠正韩子风的发音，恨不得想办法让他现在纯正的普通话发音再返回到闽南话里去。林木木和韩子风谈恋爱的事像花粉在风中传播那样被广泛地大面积地谈论着。林木木在女生们醋意的目光里招摇过市。大家常常看见这对身影在校园里徜徉，手里有时举着烤红薯，有时举着火炬冰激凌。两个人的个头相差太多，走在一起富有戏剧性，像是中国地形图上的阶梯状分布，从高原一下子到了大陆架。对于林木木来说，韩子风说话像是从半空中传来的，为了听清他说话，她需要仰起头踮起脚尖。据说他们第一次接吻是在林木木的宿舍里，林木木当时站在一只小板凳上。
我下课刚刚回到宿舍，就听见房门被急急地敲响了，打开门来，见韩子风大汗淋漓地站在门口。原来这俩人跑越野赛最后跑到我这里来了。叶老师，快救救我吧！他一边说着一边就闯进来了，把背倚靠在插死的门上，呜呜哭了起来。一个长得这么高的男生在我面前这样肆无忌惮地哭，使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倒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他只是把我当成师长，而没有把我当成女人。我的心底迅速而悄然地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遗憾。我说，你来了正好，我正要找你和林木木谈话呢，你先说说你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于是韩子风开始了对林木木的控诉。他说她现在肯定就在这幢楼的楼梯口堵着他呢，他现在每天就是这样被追打着，惶惶不可终日。当他接受了林木木的求爱，俩人的关系渐渐进入稳定期，林木木就开始清算他和聂桃子、李小若、杨柳、怀颍等等女生的事情，她要他老实交待与那些女孩子交往的细枝末节，连一个缝隙也不放过。她有臆想症，能把他和别的女孩子在一起的情形在脑子里靠想象无比逼真地复原再现出来，时间地点天气人物对话服装道具语调眼神等等等等，一一俱全，紧接着按照手中掌握的证据以及臆想的材料批判他。最后要他发誓在这个世界上只爱她一个人，爱到死，爱到坟墓里去。于是他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要向他发誓，说永远如何如何，就像天主教徒在吃饭前说“感谢主”一样。事情越到后来越走极端，林木木要求他见了那些女生都目不斜视才行。有一次他和怀颍在食堂打饭时说了一会儿话，林木木趴在床上大哭了三天，说他脚踩两只船，说他旧情难忘，说他是只披着羊皮的狼，还说他是伪君子，弄得他都真的在心里头认为自己是个流氓了，差点去保卫处自首，最后是逼得他下跪求饶才总算了事。有一天他发觉自己像一座严重超载的立交桥，马上就要塌陷了，他心中对她怀有的那份柔软无比的爱情在她的严刑拷问之下也随风而逝了，于是他向林木木提出分手。林木木真诚地哭诉以后再也不会那样为难他了，只要不分手，她就好好听话，她乖乖的样子很让人信服，他就信了。可是不久她又故伎重演，而且愈演愈烈。他想，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呀，才上一年级，剩下的三年怎么熬呀。于是他就东躲西藏，觉得见不着她就行了，可是她满世界找他，有时候找不着他，火了半夜三更跑到男生宿舍把他从床上揪起来，弄得他快连宿舍都不敢回了。听说俩人要一块受记大过处分了，她很高兴，说两个相爱的人就是一起钉在耻辱柱上也是一种光荣……
我说，也许你不该这样躲避林木木，看来她是真的爱你，离开你就没法活下去。
韩子风苦笑说，老师，你不知道，我真的已经受够了，早知考到这所大学来会遇上林木木，当初我就不会报考这所学校了，林木木是个魔鬼。
晚上我到女生宿舍去找林木木。中文系女生基本上都住在四号楼的四楼，走廊很长，林木木的宿舍在最东头阳面。我上到四楼的时候，看到正冲着楼梯口的一个宿舍门口站着个穿半透明白色睡衣的女生，她把长长的电话线从屋里拖到门外走廊上来了，宿舍门是关闭着的，她在门外背倚着墙壁打电话，右腿直立着，左腿弓起来，脚掌踩在墙上，脑袋低垂，长发遮住半个脸庞，嘴唇嘟嘟着，声音极其柔软滑腻，让人想起台湾花旗蛋糕上的那层纯正的奶油。我见到林木木的时候，她正把自己关闭在床帘里面坐着，小脸上写满悲戚。我劝说林木木要理智，别再把事情越闹越大，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利。为了真正让林木木别再缠着韩子风闹下去，我故意说了韩子风很多缺点，说了林木木很多优点，结论是韩子风压根就配不上我们的林木木。可是我磨破嘴皮说到了熄灯时分，林木木仍然两眼发直地望着我说，老师，我就是觉得他好，怎么办，我就是觉得他好，怎么办，怎么办？我劝说了她四个小时，从七点到十一点，一点效果也没有，我只好自认无能。约摸着快关楼门了，我不得不走了，离开了林木木的宿舍，走到走廊上，看到正冲着楼梯口的那间宿舍门口还站着那个穿半透明白色睡衣的女生，她的姿势一点也没有变，声音一点也没有变，连拿着话筒脑袋歪斜的角度都没有变，天哪，这女孩子在这里一个电话整整打了四个小时之久，还没有打完！她一定是在谈恋爱，什么样的爱情，可以使她一气罚站罚上四个小时而不知疲倦呢？跟她们相比，如今二十八岁的我是多么苍老呀，不，跟她们相比，我简直从来没有年轻过，从来没有。
转眼就要到期末了，天气热到神经错乱的地步，校园里的树林子似乎有被太阳火焰烧烤成木炭的危险。在课堂上我看见林木木剪了个小短发，原白的小圆领衫扎在墨绿色短裤里面，整个人精巧得像一首小令或者五言绝句——她看上去精神抖擞，似乎要和这个酷热的夏天决斗，看看到底谁能赢了谁。韩子风又在她旁边坐了，还帮她擦擦桌子，看来他们已经像小孩过家家那样又和好了，下了课他们也没再跑越野赛，我以为接下来就会相安无事了，我真的这么以为。
直到有一天韩子风给我打电话，又哭泣着让我救救他，为他出出主意，我才知道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同时韩子风宿舍里的同学也跑到我这里来郑重其事地反映情况，一群人堵着房门，就像集体上告一样。学生们来的时候我和李洁抒正坐在一起喝着干红聊天，我帮着李洁抒骂老古，李洁抒喜欢我跟着她一起骂老古，我不骂她就不高兴，她说她非得离婚不可了，离婚后打算一辈子独身，独身到底，趁着现在还不算老赶快从婚姻这个烂泥潭里抽身，要不这辈子恐怕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我说我可是正准备和向北结婚呢，结束这暗无天日的单身生活，她说那么咱们一起到民政局办理手续吧，我办离婚手续，你办结婚手续，办完了之后你在门上贴张红双喜庆祝结婚，我也贴红双喜庆祝离婚，我们一起到系办公室给大家发喜糖，想离的离了，想结的结了，不都是喜气洋洋么，我们还要一起在楼梯口放两挂鞭炮。我对李洁抒说，我知道咱俩为什么可以做好朋友了，她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二百五。学生们一进来，我的门厅一下子挤就满了，忽然成了信访办公室。他们反映，近来韩子风精神恍惚举止迟钝，林木木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举手打他，打得蛮狠的，他并不还手，顶多把木木正在逞凶的胳膊反拧住了事，眼泪在眼眶里噙着——我真不明白林木木长得那么小那么小的一个小人怎么还会打人，而且是打一个本年级个头最高的男生，这不是人小志气大嘛。韩子风为了能让林木木答应和他分手，什么事他都能干，林木木从女生宿舍往男生宿舍打电话，在电话里对韩子风说，你跪下来求求我，我就答应和你分手，现在就跪。于是韩子风就真的拿着话筒扑嗵一声跪下去了——听到这里我笑了，我说，他就是不跪，就是站在那里坐在那里或躺在床上，却说自己已经跪下了，电话那边也看不见呀。那几个男生无比沉痛地说，他真的是跪下去了，我们几个当时正从外面推门进去，见到他一个人在屋里拿着电话双膝跪在地上声音哽咽着说话，我们都吓坏了，不忍心看，一下子全躲到别的宿舍去了。他们俩在操场下过跪，还在学生饭厅里下跪，两个人全都跪在地上，有时是他先跪，有时是她先跪，全不顾人来人往看热闹的已经围了好几圈。林木木有时厌烦了下跪这个情节，就让韩子风站起来，别跪了。韩子风不听，还是固执地跪在那里。林木木就说，你站起来吧，你站起来我就答应和你分手。他听了这话于是就站起来了，可是他刚站起来林木木就在瞬间翻脸不认人地说，想分手，没门！要分手也得先由我提出来，怎么能由你说了算，你说分手就分手吗……听他们这么叙述，我才知道韩子风简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大家去拯救。
等学生们走了，李洁抒就开始了自己的分析，她认为这韩子风动辄下跪哭鼻子，未免也太没男子气了，而那林木木显然是个性情暴烈的女孩儿，需要沸点一样的生活，需要百分比浓度很高的情感，如果她从对方那里得不到这样的生活和情感，她就会烦闷——这年头谁不烦闷呢，李洁抒说到这里便引用了自己的诗“青草的表情茫然无知/飞鸟也为琐屑的生存压抑着烦闷”，而排解烦闷的方式之一就是挑衅，通过挑衅可以迫使对方的血液暂时变得和她的一样滚烫起来，循环得跟她的一样快起来。林木木看起来无理烦缠，但李洁抒认为自己有点儿理解她，觉得她其实比韩子风要更痛苦更值得同情，这很像是她自己和老古，一个热情得像汽油桶一样的人和一个郁闷得仿佛死了没埋的人在一起，那个热情的人就会无缘无故地痛苦着，这痛苦是凌迟，既不能轰轰烈烈地去死也不能快快乐乐地活下来，只是一点一点地丧失着生命的原气，直到奄奄一息。韩子风和林木木两人本质上是不合适的，韩子风过于温文尔雅，恨不得见了月落花残也掉眼泪，林木木却该找一个逸兴遄飞的人，也许还要严重些，她该去找一个刑满释放分子。
我对李洁抒说，怪不得年轻教师轮流做辅导员，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头上呢，系里至今不敢用你，看来是很英明的，就凭你刚才说的这番话，谁敢用你呀，连我人家都说是个爱情辅导员呢，把学生带坏了，如果你来做这工作，恐怕早就出了好几条人命了，至少我这里再乱再不像话，还不至于出人命的——当初林之瞳让我接98级新生时，我不愿接，我说我从小到大没管过别人，都是别人来管我，现在突然让我当上辅导员这么大一个官，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当，林之瞳为了哄着我接下来，就说辅导员还不好当吗，好好看着他们，只要别出人命就行啦——他这么说是有所指的，因为这个学校几乎每年都要死一个学生，都成了传统了，如果碰上大吉大利的年岁，一个学生也没死，那么校方就骄傲得忘了姓什么，在年终就会当成一个伟大成就写到书面总结里去，也许紧接着下来的新的一年就要死上两个，一下子就把一个也没死的那年的数字给补回来了。
当我沾沾自喜地向李洁抒这么胡说八道的时候，万万不会想到仅仅在两天之后的晚上林木木就坐在了女生宿舍楼楼顶的水泥护栏上，两腿搭拉着朝外，面对七层楼那么高的深渊，身体折叠成小锐角大幅度前倾，随时准备跳下去，想血溅师大校园，想把地球砸个窟窿，想把每个人的瞳孔染红，想让每一株法桐都瑟瑟发抖，想让那幢四号女生楼在人们的眼睛里矗立成一座她林木木的巨大墓碑，想让这个夏天的躯体散发出粘稠的血腥——一种铁、糖和蛋白质相混合的味道。
当时我和向北正在锁门打算出去散步。认识向北以后，我形成了夜间在校园里散步的习惯。我们一连几天都在商量结婚的事，最重要的是怎样布置房间，我主张把两个人单身过日子的东西合在一起，只要根据合并同类项的原则稍稍加以整顿就行了，向北说，那怎么行，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一定要全都重新买新的。我们商量什么时候去领结婚证，他说他已经托老家人看了黄历了，8月15号那天最好，我说8月15这个日子听起来怎么那么熟悉呀，噢，想起来了，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向北一听，脸色变了，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这个日子，决定再打长途回家，重新查黄历另外择定个日子。我说日本投降跟我们结婚有什么关系，再说日本投降对于我们中国人不是更吉利么，我不过是忽然想起来了，就随便说了说，这个日子怎么就不行啦？向北说，不管怎么样，还是慎重些好，慎重了总不会有错的，对不对？最近一段日子我和向北就这样日日夜夜地闷在屋子里像策划一场武装暴动一样周密地策划着一桩婚姻，又画图纸，又用尺子测量，还到处电话咨询。我说，这样太累了，出去走走吧。他说，好，是该出去走走了。
我刚把门带上，就听到门厅里的电话响了，于是又飞快地把钥匙插进锁孔，把门打开来。电话里传来一个女生恐慌的声音：“不好了，不好了，林木木要跳楼。”
我让向北用自行车载着我去。我们的自行车在夜间十点钟的校园里飞奔，校河上弥漫着淡淡的雾气，法桐遮出一道道长廊，甬道旁的灌木小叶黄杨散发出一股脉脉的清高的气味，图书馆前的鸢尾花在昏黄的灯光里轻轻摇曳，这就是人间，有白昼和黑夜、有抽芽萌长和落花飘零的人间，林木木，你一定要等一等，等一等，我有话要对你说，林木木，我要告诉你我的想法，我的突然而至的念头，这个世界还是值得留恋的，哪怕单单为这河流、这法桐、这小叶黄杨和鸢尾花也不该这样轻易地撒手人寰。人既然早晚要去死，现在不死将来也要死，那么还有什么必要这么急着去赴死呢？那个恐慌的电话并没说林木木要跳哪个楼，但我估计应该是她们住的女生四号楼。我催促向北快骑，我说，快点，再快点。
因为快到熄灯时分，所以围观的人并不是太多，林木木同宿舍的几个女生抬了被褥和不知从哪儿借来的体操垫子在下面准备接住那个自由落体。我使劲仰起脸来，让面孔与天空平行，才看到在那么高那么高的地方有一个白色的小点。那小白点显然是爬上了楼顶的水泥护栏，而且已经把双腿伸到护栏外面下垂着了，头向下勾勾着，长发掩面，悲愁无尽。林木木宿舍的一个女生指着空中说，那个小白点就是，她今天要不是穿了一条白裤子，在夜色里十分显眼，我们还发现不了呢，发现之后，就立即拨打了110。我一口气跑到七楼楼顶，有几个同学已经等在那里了，大家全都束手无策，谁也不敢走近林木木，都不敢动作，不敢说话，连喘气都细细的，唯恐一丁点响动就能把那个濒临悬崖边缘的人惊落下去。我把一个女生叫到楼梯口悄悄地问，韩子风呢？那个女生说，听说为了挣出暑假回家的飞机票钱到校外酒吧打工去了。
局面就这样僵持着，时间像静止了一样。有个女生把抗议北约轰炸大使馆游行时候学生会买的一个喊革命口号的喇叭拿了来，买了电池装上，仰起头来对着楼顶上的林木木口苦婆心地做说服工作。那个女生是这么演说的：“林木木，我是你的好朋友小鹿，这一刻你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你早忘了我是谁了，那个男生在你心里比我重要多了，你为他去死，扔下你的好朋友不管了，你真是重色轻友；还有，你想想你的父母，他们养你这么大容易么，他们就你这么一个孩子，如果你没有了，他们已经四十大几了，再生育也不太可能了，你想让他们后半辈子怎么过，怎样才能了此残生？友情不要了，亲情也不要了，你只要爱情，你真让我们大家伤心，我们这么多人加起来，还不如那个男生重要！你这么死了，连你自己也会后悔的……林木木，你是个小傻瓜，你是个二百五，你欠揍一顿，我们白好一场了，真没想到你会这样……”那女生说着说着就对着那喇叭呜呜地哭起来，那喇叭把那呜呜的哭声放大扩散开去，布满整个夜空……
叫小鹿的女生的劝说大约起了一定的作用，林木木坐在那崖边上，没有立即跳下来。最后是110民警从七楼某窗口迅速安装了像小凉台那样伸出去的可以升降的临时铁栏和悬梯，才把林木木奇袭并劫持了下来。
林木木被救下来之后，先是坐在地上默无声息了一大阵子，然后哇地哭了起来。我和系里商量之后决定，现在离暑假已经很近了，为了避免恶性事件再次发生，可以暂时让林木木回家调养情绪，到九月份下学期开学时再来，期末考试可以到那时再补。当天晚上就往烟台林木木家打长途电话，林木木的父母吓得声音瘫软，决定放下电话就奔火车站。林木木同宿舍的一个女生在跳楼事件中受惊吓，第二天早晨发起高烧来，被送去校医院输液。
我见到韩子风的时候已经是两天以后了，他整个人看上去都像蒙了一层尘土那样萎顿，失去了从前的清爽。我问他，你知道林木木跳楼的事了吧？他脸色刷地黄下来，说知道了。我又问他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他用很轻飘很悲哀的声音说，死了也好。我马上把话题转移，没有和他将这件事继续谈下去，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我望着他走过去的背影，那步态竟忽然间显得有些苍老了。我在心里说，多少年以后，当你已经深深地陷入世俗生活的泥潭，或者当你老了，你也许还会想起来，想起在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在长满法桐树的北方校园里，有一个女孩子爱过你，并且敢于为你去死。
幸福是有的（5）
李洁抒从杏子刚刚开始上市那会儿就开始害相思病，现在水蜜桃都下来了，她的相思病还是不见好。她那副可怜模样真的就是中国古典小说里写的那种害相思病的模样，肌革锐减，忽忽迷迷。我们俩一起出去吃饭，白白地为她这个半路出家的穆斯林要了全是非猪肉的菜，她刚吃两小口就说饱了，吃不下了，那怠慢的态度简直是对满桌美味佳肴的污辱，气得我只好一个人埋头猛吃，争取把她那一份也吃到我的肚子里去。她走路大睁着眼睛，可是什么都看不见，正前方地上有一洼水，她毫无躲闪的意思，义无返顾地就踩了进去。她还像从前一样爱说话，可是常常说着说着不知从哪个瞬间起就走了神，开始发楞，我跟她说话她也听不见了，我就用手推推她，让她醒醒，她这才一下子回到现实中来，不好意思地笑笑。她睡眠严重不足，吃美利宁吃脑白金吃安定，无论吃什么都睡不着，两个眼眶周围总是有两个黑圈圈，像涂了深色眼影。
李洁抒这段日子最讨厌人家说她有才华。因为她是这么认为的：一个女人如果漂亮，别人就会直接夸她漂亮；如果不漂亮，别人就会退而求其次地夸她气质好；如果气质也不好，别人还会夸她有个性；当然啦，要是连个性也没有，那就只好夸她温柔；要是没有温柔可夸，那就只好夸夸她善良了；最后要是连善良也没的夸了，那就只好夸她有才华。
她处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只希望自己漂亮，哪怕除了漂亮，一无是处也行。
李洁抒和我商量，既然没人夸我漂亮，那叶如意就拜托你夸夸我吧。我说，也没人夸我漂亮，那咱们俩以后见了面就互相夸吧。
得了相思病的李洁抒几乎每天都写诗，这时候她也只有靠写诗才不致于让自己发疯。她专趁老古不在家或睡熟之际才写，有时老古下楼买馒头了，或者去洗刷间了，她也要掏出草稿来写上两三句，简直像地下党那样艰苦卓绝。据说这一阵子她一天最多写过六首诗。她的诗不像从前的诗那样写出来就拿出去发表，这些却坚决不拿给任何人看，连我也不让看，她甚至说她暂时也不想拿给某人看，要等到写的数量足以出版或装订成一本诗集的时候，无比郑重地送给他。她把让她害相思病的那个男人称为“某人”。她说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她永远不会说出他的名字，只有守住这个秘密才能够相处得长久，才能够不被外界伤害，她说她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但是她要为对方的利益着想，真爱一个人就要多为对方考虑——这也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我表示理解。她把还在写着的尚未整理的诗歌草稿暂时放在她的小皮包里，那小皮包她走到哪儿就背到哪儿，连上楼来我这里借开水都是背着上来背着下去的。每首诗先从草稿整理出来然后再打印了最终就锁到一个带花纹的红漆剥落的木盒子里去，那盒子是她姥姥年轻时用来盛梳妆用品的，虽然那盒子的钥匙她时时刻刻带在身上，但还是神经质地担心老古会趁她不在家时把那盒子撬开来。她和我一起逛街买衣服，逛着逛着突然就心神不宁起来，非得马上回家不可，说她出来久了便担心那放诗的木盒子不够安全，我说，就算是老古看到了又能拿你怎么样，她说，他会拿刀劈了我，让我出征未捷身先死。后来她干脆把那盒子捧到我这里来保存着了事，于是以后每当新写出一首诗来就上楼来我这里存放——我说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结婚了，这木盒子要是让我丈夫出于好奇撬开来把里面你写给别的男人的情诗偷看了，当成我写的，那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恐怕还没等到我解释清楚，菜刀就劈过来了，我就成了冤死鬼，到时候你可要替我平反昭雪并开个隆重的追悼会呵，还要追认我个荣誉称号。
我对老古哪天上班比对我自己哪天上课还清楚。只要老古一上班去了，我就想给李洁抒打电话，要么递交个倡议书鼓动她上来，要么打个报告申请我下去。我的电话打过去，李洁抒用一种跟往常很不一样的热切温柔的声音说“喂——”，那声音热切得像漫天大雪，温柔得如同河底蜿蜒飘摇着的水草，不像是从声带发出来的，却像是从灵魂山洞的最幽深处弥漫出来的了。我说，是我。一听出是我，那边就像是从梦中一下子醒过来一样，声音变得立刻僵硬了不少，她说，嗯，是你呀。我说，不是你等的电话，是不是很失望呀？她那边就一边笑一边故做正经地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后来我每次给她打电话，只要听到她在那边用热切温柔的声音来接，就总是要先表示一下歉意，我说，对不起，是我，很抱歉，是我，真不好意思，是我。
有一天李洁抒终于跑到我这里来又幸福又无助地嚎啕了一场。哭完了，她对我说，我想他。我说你想某人就对某人去说。她说，我已经说了。我问，某人也想你吗？她点点头。我说，那不就行了么，你们互相思念，一块害相思病，你还哭什么？她说，可我就是想他。我说，你是想见他却见不到他吧？她说，我如果想见他，那么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能至少在公共场合见一次面，可是见到他我也想他，老想老想，想得都活不下去了，怎么办啊。我有些诡谲地对她笑着说，你是不是觉得光想还是不够的？她老老实实地点点头。我以一种勇往直前但异常低沉的口气说，那就去找他，去行动。她定定地望着我，我知道她还想听我继续说点儿什么——一个深深陷入爱情的人多么可怜哪，在汪洋之中天天等着一根稻草来搭救，情急之中把我这样一个二十八岁还结不了婚的人生破败的女光棍都当成了导师——我也同样定定地望着她认真地说，我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坐了一会儿，她要下楼回自己家去了，于是跑到洗刷间用凉水把脸上的泪痕洗了，抹上点儿我的宫灯杏仁蜜，这样可以让老古看到她还是很正常的样子。我说，你可要注意，别在夜间睡觉时说梦话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来，既然某人是我们身边的一个人，让老古知道就不好了。李洁抒说，我已经说梦话喊那个人的名字把老古吵醒过一次了，老古老问我喊的那三个字是什么。李洁抒说到这里忽然低下头去，停顿了一下，表情不太自然地解释说，那个人是两个字的名字，我喊的时候在后面加了个语气词“啊”。她接着说，打那以后我就借口失眠每天到门厅里睡沙发了。
我送她走到门口了，她又转过身来嘱咐我，我不告诉你某人是谁，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了他是谁，或者你自己凭直觉猜出了他是谁，也许此刻你正在猜出他是谁，不管怎么样，你都别告诉我，别让我知道你已经知道了，你在我面前要装着仍然不知道永远不知道，行么？
我说，看来我认识某人了？
她没有说话，算是默认了。她接着说，就是有一天事情不幸泄露，别人在议论我和他如何如何，你也仍然要装出在这之前什么也没听说过的样子，而且还要为我们使劲辟谣，好吗？
我说，那当然，你即使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我一定要替你辟谣，要是谣言惑众，实在辟不了，我火了，就会对大家这么说：你们冤枉李洁抒了，那件事其实是我叶如意干的。
说到这里我们俩全都笑起来，像狂风中的小树那样都弯下腰去了。可是李洁抒先收住了笑容，又严肃起来。
她又说，你答应我，我给你讲的一点一滴，你都不要说出去，好么？
我说，那还用说么。
她说，永远不说，行么？
我说，我保证什么时候也不说。
她继续说，到死也不说，好吗？
我说，到死也不说。
她接着又板上钉钉地说，就是死了以后也不能说。
我说，死了以后就是想说也没法说了。
她说，那我就放心了。
我说，你尽管放心好了，我死了以后，连我的骨灰也会守口如瓶。
最后她有些害羞地说，哪天我得罪了你，你我成了仇人，你也不会说，是么？
我点头。
就是哪天我和某人分了手，你和某人相好起来，你也不会说，是么？
我又点头。
还有，你不会这样吧：先忍不住对别人说了，然后再嘱咐人家，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了，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呵，永远别说呵——你不会这样吧？
我一下子让李洁抒这一大通绕口令似的话给搅糊涂了，她这到底是说了些什么呀，累得我直想发火，我只是一个劲地点头又点头，最后晕晕乎乎地冲她嚷道，我说不说，就是不说，不说就是不说，有人给我十万块钱我也不会说的。
李洁抒马上像抓住什么漏洞一样，又说，给你十万块钱你不说，那要是有人给你十一万块钱你就会说了，是么？
我同情地望着她，不知说什么好了。
我说，我真的不会说出去的，你一亿个放心好了，如果我憋得难受，我就跑到操场上去挖个坑，对着那个坑说出来，然后用土埋上，上面再压块砖头。
可是紧接着李洁抒像给幼儿园小朋友讲故事一样讲了个故事给我听：从前有个国王，长了一只驴耳朵，一个理发师给他理发时发现了，国王告诉他不可外传，否则就杀死他，这个理发师自从知道了这个秘密，成天惶惶不可终日，害怕不小心说出去要招来杀身之祸，他有一天实在憋不住了，就跑到山上挖了个坑，对着那坑说出了这个秘密，然后用土埋得严严实实，可是来年春天，那里长出一棵树来，树上长着许多小铃铛，每个小铃铛都发出这样的声音：国王长着一只驴耳朵，国王长着一只驴耳朵……
我听李洁抒讲完这个我早就听过的故事，彻底绝望了，对她说，我看你还是现在就杀死我吧，立刻动手，这样你就放心了。
她不理会我，而是继续说下去，你对你屋里的沙发也不能说，对你书架上的那个地球仪也不准说，对你厨房里的抽油烟机也不准说。
我想我这个叫李洁抒的好朋友一定是疯了。
她还想继续嘱咐我，我用嚷叫忍无可忍地打断了她：你如果再这样往死里嘱咐我，把我嘱咐急了，我就要出去说了，非说出去不可！非说出去不可了！
她见我烦了，这才低下头去，不再说话了。
我很为她这种紧张精神状态所带来的神经质担忧，拍了拍她的肩，要她多多保重，赶紧回家吃上安定睡上一大觉。
这是多么劳累的爱情啊，这样的爱情能积劳成疾，能让人椎间盘突出。相比之下我的爱情就轻松多了，我的爱情全是规范的、不越轨的、被允许的、遵纪守法的爱情，所以我永远也成不了诗人。
根据各种点滴信息综合起来分析，让李洁抒害相思病的这个男人应该就埋伏在我们中文系。这个还不知道是谁的人如今像颗定时炸弹一样就埋伏在我们身边，随时准备爆炸，或者像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埋藏在我们领土上的某些地雷或炸药那样，可以整整五十年默无声息，但在五十年之后突然被挖掘出来引爆，成为日本侵华的又一证据。我知道系教学秘书的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全系教师状况一览表，上面有每个人的出生年月。有一天我找机会坐在了她的桌前，开始浏览那张特别大的表格，系里任现职的教师一共有96人，其中男教师50人，现在这50人全在排行榜上，我先把比李洁抒小的排除，这样排行榜上剩下45人，又把比李洁抒大十二岁以下也就是四十二岁以下的统统排除，这样排行榜上还剩下30人，我再把将要退休的排除，最后排行榜上剩下26人——那个人就在这26人里面！可是这样搜索面积还是太大，于是我又大胆地将这里面五十岁以上（含五十岁）的排除，终于在四十二至五十岁之间只剩下了12人，在这十二人中我又更进一步地缩小范围，把李洁抒平日言谈中表示过无缘无故厌恶的人排除，排行榜上还剩下10人，再排除一个胃癌患者，再排除一个面白无须者，再排除一个老光棍（从李洁抒谈话中我认为那人一定是已婚的），这样排行榜上就只剩下了7人。我认为那个人不会漏网，一定就在这七个人之中。我盯着这七个人的名字盯了很久很久，究竟是谁呢？忽然我想起李洁抒说过那个人的名字是两个字，这七个人里面有四个人的名字是两个字的，也就是说又淘汰掉三个，还剩4人。那么这个人就在这四个人里面了。可是我又突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李洁抒起初不小心说出这个人的名字是三个字，后来为什么又特别强调这个人的名字是两个字了呢，她如此神经质地怕我猜出那人是谁，所以才要煞费苦心地声东击西吧——我突然断定这个人的名字一定是三个字的而不是李洁抒说的两个字的，那么这样就好办了，我的心狂跳起来，就像盗墓的人在黑暗艰苦的挖掘之后正一点一点地接近终点，到达那埋着稀世珍宝的地方，甚至已经感觉到了它们从冷森森的千年地下隧道那头散发出来的幽幽光泽。一定是三个字的名字，一定是的，那么现在只剩下3人了！一个是林之瞳，一个是杨意允，一个是王海洋。排行榜上只剩下了这三个人，可是谁排在最前面呢？从李洁抒盼电话这个细节可以断定某人住在校外的可能性很大，可是林之瞳杨意允和王海洋全都住在校外，在这三个人中我实在分不清应该是哪一个了，再说啦，这三个人在我心里的确是半斤八两。林之瞳在我看来那么虚伪。杨意允又是个腐儒，他研究《水浒传》，每年都要去水泊梁山朝拜朝拜，刚刚出版了一本叫《〈水浒传〉遗注》的书，比《水浒传》还要厚，谁要是说《水浒传》或施耐庵的一个“不”字，那就等于挖了他家的祖坟，他能扑过去和人家拼个你死我活。再说那个王海洋，乍一看上去是个糊里糊涂的人，糊涂到连他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都记不住，常常要到系秘书那里去查，但他总是往外糊涂不往里糊涂，就像菜市场的小贩给错了斤两，从来都是给少了而不是给多了，要是找错了零钱，基本上都是少找给人家了而不是多找了，有一次过节系里每人分了一桶精装的色拉油，一模一样的塑料桶一模一样的商标，整整齐齐地排在系会议室的地板上，他王海洋站在那排油桶的尽头，俯下身去，歪着头，眯起一只眼来，用另一只眼瞄准测量，观察哪一桶里的油更多一点，经过多次反复，最后他终于挑选了倒数第一排从东往西数第三桶油拎走了，据当时在场的人说，他挑选的那桶油之所以显得比别的油显得似乎多一点点儿，只是由于水泥地板不怎么平，放那桶油的地面刚刚高出那么一点点儿来！林之瞳杨意允王海洋这三个男人都够呛，其实，在我看来我们中文系没有一个男人是可爱的，在我的眼里他们应该全军覆没才对。
李洁抒每隔几天都要到我这里来情不自禁地谈谈某人，她没法不谈，但又没法真正地谈，她想让我知道什么，但又害怕我知道了什么——我懂得她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谨慎和对某人的尊重，而不是不信任我这个最好的朋友。她总是不能具体地谈论事情，而是像每学年刚开始时所有课上都讲的绪论那样笼统而概括。我说，他到底哪里可爱呀？她说，我爱他的灵魂。我笑起来，灵魂是什么样子的，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人的灵魂。我又问，那个人长得好么？她很肯定地说，好。我说，是美男子？她红着脸嗯了一声。我真感到不可思议了，难道我们中文系还有美男子么，真是奇怪，怎么这么多年了我竟没有发现？是林之瞳么，林之瞳今年四十七岁了，长得像个螳螂；杨意允呢，四十五岁，哎呀呀，长得像恐龙；那个王海洋么，像个死面馒头，和面时忘了放酵母，蒸出来死死的硬硬的，不开瓤的样子。我说，天底下竟有让你这么爱的人么？她字字珠玑地说，如果需要的话，我愿意为他去死，愿意替他去坐牢，愿意和他一起去流放，愿意为他终生蒙冤受屈。我说，你是个受虐狂呵你？
李洁抒对我说，她突然觉得文学其实一点儿都不重要，文学也许什么都不是，人没必要让文学异化，被文学熬制成果酱，生活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还说现在她不要文学也能无比快乐地活下去了。我听了直笑。过去她和那个外省小和尚热恋时也这么说过，简直一字不差。她和那个心理学家恋爱时没准儿也这么想过的。我知道不出三个月她就要一百八十度转弯，该这样说了：我终于明白，除了文学，我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写作可以拯救我，不写作我就会死掉。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在等着李洁抒，我十分清楚没有爱情是长久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为她高兴，为我的闺中好友正在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而高兴，在这个世界上谁恋爱了我都会为他（她）高兴，一个人在喜欢另一个人的时候发现那个人同时也在喜欢着自己，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呀，简直该庆祝。
老古到社科院在外地办的函授班上课去了，这一去就是二十天。李洁抒一个人闷在家里天天在等某人的电话。她什么也不做，成了个专值电话员，像在总机值班。她一到了外面就想急急地往家里赶，仿佛家中的炉子上有一壶正在烧沸的水让她那么着急，只有回到家里坐在电话机旁她才能安心，电话机成了她的另一个心脏，恐怕就是发生了地震她也不愿离开电话往外跑。她的时光分成了两部分，有某人电话的日子和没有某人电话的日子。我从她脸上就能看出这天有没有电话，她的脸像月亮那样有阴晴圆缺。有一天半夜里她打电话给我，我刚拿起电话她就在那边大哭起来，她说某人已经整整六天没给她打电话了，她说她不想活了。我安慰她，说某人可能正在和他夫人在一起或者外出了，打电话不太方便，再说你也可以给他打嘛。我心里想，如果那人是本系的同时又住在校外，大家都不坐班，或者碰巧一学期没课，见面自然就不会太容易了，不过一星期怎么也是可以见上一次半次的，平时呢那就只好靠电话联系了。又过了两天，李洁抒再次哭着对我说，某人仿佛从这颗星球上消失了，打过去也没人接，她真的活不下去了，如果这样子总是接不到电话，她顶多还能活上三天。这次我没有安慰她，而是开始替她大骂某人，我说他明明知道你日日夜夜在等他的电话，却不给你打，可见太不体贴，实在不是个东西，他真的想打，就是在南极洲也会想方设法打过来的，如果一个男人对你说“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可是他没有打，那么——他没死，也没丢号码，也没忘了这事——就只有一种解释了，那就是他不想给你打。我替她狠狠地骂了几回某人，是想让她别把那么个人放在心上，别再继续折磨自己，她现在看上去已经面黄肌瘦，像一盏快要熄灭的油灯。我骂这个本来与我无怨无仇的男人，这个还闹不清楚究竟是谁的某人，骂他这骂他那，就差骂他是为人类所不齿的臭狗屎了。可是我骂完之后的第二天一大早，李洁抒就喜气洋洋地跑来说某人刚刚给她打了电话，接着又说起了他的种种好处来，还说他夸奖她的头发了，说她的头发像夏天的夜晚——我很生气，我这算扮演了个什么角色呀，于是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仿佛被李洁抒和某人同谋耍弄了，我骂某人成了我为自己的利益去骂的，成了我的不是和罪过了。白白做了恶人。可是当李洁抒下一次又来找我流泪诉说接不到电话的时候，我又结结实实地替她把某人骂了一顿，以示安慰。
两个在物理距离上很近、从前可以经常见面甚至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天天见面的人如今却变得非得用电话联系不可了，失去电话这个媒介物就成了《阳关三叠》那样的离别，这真是够奇怪的。李洁抒说，我也不知怎么回事，我在电话里觉得他很近，那么想见到他，当见到他时却觉得他比电话里那个人稍稍远了一点，我似乎更适合在电话里恋爱，对于我来说，语言永远要比行为更生动，我是一个被自己吐出来的语言之丝紧紧包裹起来的蚕，我大概永远都咬不破这个茧了。我说，你们是电话情人，这也不错，你们应该感谢贝尔，是他发明了电话。
我只要和李洁抒在一起，她就必谈某人，像祥林嫂唠叨阿毛那样一遍又一遍，而且神情凄婉。我在厨房里炒豆腐，她就站在我屁股后面谈，害得我把半瓶醋当成酱油倒到锅里去了，我说这样一锅酸豆腐怎么吃呀，她一边尝一边说，我吃着挺好嘛——我想，害相思病的人食不知味，酱油和醋可以划等号了，恐怕就是倒上汽油她也吃不出来了。我上厕所，她就跟到卫生间里去和我谈某人，害得我没有了当初的打算，提上裤子又出来了。有一次我在写信封的时候她也在旁边谈某人，害得我把“某人”这两个字写到信封上去了，某人先生收。李洁抒也觉出了自己的偏执和病态，所以她每次谈他之前，都向我表示这是最后一次谈他了，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无数个最后一次之后弄得我终于开始恨起某人来了。我本来在这件事情上是支持李洁抒的，但是我愿意看见她快乐，情思飞扬，不愿意看见她总是这样一副悲悲戚戚的模样，像个被冷落在长门后宫里的宫女，那个某人一定是不够好才使她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不该让一个正在与他相爱的女人这样。渐渐地我认为李洁抒每谈他一次都是一次心理强化，还不如不谈，就像在沼泽地里为了避免陷得更深还不如不挣扎的好，我认为那个男人是一枚沾着毒药的钉子扎入了她的血肉，现在到了必须要咬着牙不顾疼痛地把他拔出来的时候了。我说，你以后不准再谈某人了，我恨他，一听到“某人”这两个字，我就火冒三丈；李洁抒说，我不谈了，我也恨他，像恨你的家具一样恨他，我一听到你的家具也火冒三丈——有那么三五次我和向北去各个家具城转悠着看家具，李洁抒恰好那时候找我没有找到，打那以后她就常常表示出对于我那莫须有的家具的痛恨，只要一有机会就倒打一耙过来。我说，现在在你心目中某人甚至都比我重要了，比如，我无数次夸奖你的头发好，你都不放在心上，他一旦说你的头发好，你就那么当成回事，真是气死我了！我这么对她说的时候，竟有点儿莫名的怨恨。
我说李洁抒是“我以我血荐爱情”。
我和李洁抒虽然分别喜欢着不同年龄段的男人，但我们还是很一致地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七十岁以上的男人基本上应该算是没有性别的了，他们身上散发出一股稀饭变馊了的味道，当然像歌德那样的天才除外。但简栈机算不算天才呢，这好像不太好下结论。如今简栈机见了我就只有一个话题可谈论，如意呵，你说，我和向北谁好？我对他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模仿并套用鲁迅先生在《立论》结尾的手法说出类似的话：啊呀，这个问题呵，您瞧，多么，呵唷，哈哈，嘿嘿，嘿嘿嘿嘿……然后一边说着一边就走开了。我知道他老早以前见了李洁抒就爱问，洁抒呵，你说我和古先生谁好？他有一段日子见了李洁抒还爱说，你什么时候也给我写一首诗呀？而最近他见了李洁抒说话的主题则是，我认为你是中国的阿赫玛托娃。自从他开始老说李洁抒是中国的什么什么之后，李洁抒见了他就绕道走了，她怕这种话被人听了去，笑掉大牙，同时让那些真的想当中国的阿赫玛托娃的人恨上她。简栈机的生日和李洁抒的生日只差一天，分别是12月19日和12月20日，当然年龄差了四十一岁。自从简老头知道他们俩人的生日就差一天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决定将自己的生日改为12月20日了，为了能和李洁抒一起过。去年12月20日大清早起来简老头就往李洁抒那里打电话。就像元旦、春节、元宵节、三八节、五一节、国庆节，教师节、圣诞节等等节日我和李洁抒都要一大早收到简老头的电话问候一样，李洁抒在那天早上收到了简老头祝福生日的电话。而情人节那天简老头是坚决不会给我们打电话的，那天就是真的有事情需要打电话他也故意不打，宁可把事情耽误了他也不打。去年情人节简老头多管闲事替我直接从收发室签取了一封特快专递，本来收发室或系办公室是可以打电话通知我去当天上午拿到的，可是简老头偏偏认为这是个美差，非抢来干干不可，他扛着那封特快专递准备去敲我的门，可是走到半路上忽然想到这天是情人节，于是马上折回并又拐了个弯回自己家去了，既没有送上门，也不打电话通知让我去他那儿拿，而是把那特快专递放在自己家里过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才通知我。那里面寄的是急件，差点耽误了大事，气得我对他说，为了这特快专递在你家里存放了这么久，我是不是还要付给你小件寄存费啊？他解释了好半天，竟说了这样的奇谈怪论，说那天是情人节，他登门或打电话都不太好，怕我想多了，造成误会。真是怪哉，这个平日里唯恐我和李洁抒在那方面想得不够多的老头偏偏在2月14日这天唯恐我们想多了，这足以证明他自己首先是千真万确地想多了，而且还是想歪了的。简老头打电话为李洁抒祝福生日的那天早上，话筒是老古先拿起来的，这使得简老头有点儿扫兴，不得不先在电话里硬着头皮和老古罗嗦寒喧了一番，谈了一通该死的文学，才得以让老古把话筒递给李洁抒。他在电话里为祝福他们共同的生日唱了一首歌《小河趟水》：“哎，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妹在深山，妹像月亮天上走天上走，妹呵妹呵妹呵，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哎，月亮出来照半坡照半坡，望见月亮想起我的哥（此处将‘哥’改为‘妹’），一阵清风吹上坡吹上坡，哥呵哥呵哥呵，（此处将‘哥’改为‘妹’），你可听见阿妹叫阿哥（此处改为‘阿哥叫阿妹’）”
我觉得应该把歌里的“阿哥”改成“爷爷”更为妥当。
我问李洁抒，如果简栈机再年轻上许多岁，比如说跟那个某人一样的年龄，那么你会不会爱上他呢？李洁抒说，也许吧，不过也难说。我又问她，如果简栈机和某人一样年龄，你会更喜欢他们中的哪一个呢？李洁抒说，你真有意思，好像是在考我做三角函数。
幸福是有的（6）
向北真的又打电话回老家，重新选择了一个领结婚证的黄道吉日。这个日子较那个8月15日大大提前了。我们一起翘首等着那个日子来到，在心里翻着倒计时牌。离那个日子还差三天时我忽然翻日历发现那天是星期六，星期六人家民政局不上班，到哪儿去领结婚证呀？向北说，你看你看，多么糊涂，竟忘了考虑这个。我说那就提前一天或拖后两天去领吧。向北说，不行，一辈子就一回，宁愿迷信这么一回。我说，如果大家都像你这个样子，民政局结婚登记处就用不着五天工作制了，干脆拿本黄历翻着，光选取那适宜婚配的黄道吉日去上班就行啦，以此类推各行各业都要有这么一本黄历，根据职业特点来选择行动的日子，如果黄历上说今天不适宜说话，那么今天就是有课也不能上了，我倒很愿意按黄历去上课，那样上课的次数肯定要少。向北又打长途电话去查黄道吉日了，这个物理学硕士，这个爱因斯坦和牛顿的崇拜者，我搞不清他究竟是个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
向北很郑重地告诉我他父亲曾是村里的民兵连长，连村长都怕他几分，所以他们家在村里也是贵族呢。我听了肃然起敬，心想大约贵族之家的婚事就要比平民之家的婚事隆重和麻烦些吧。
就在第三次选的那个黄道吉日的前一天的上午，我坐在办公室里翻阅我们这个城市的晚报，晚报是昨天的，上面标着6月28日。我在中缝里读那些征婚启事，我一边读一边想，我们用的应用文写作教材里竟没有征婚启事的写法，这实在是一大失误，在修订本里应该补充上。在我领结婚证的前夕，我那么爱读这些征婚启事，这时候我心里很怀了一种优越感，天底下还有那么多男光棍女光棍呵，他们还不如我呢，我用不着到这上面来登广告，这辈子也许都用不着了，我马上就要把自己嫁出去了，这是我二十八年来取得的最大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读别人的征婚启事才会倍觉有趣啊，我的目光贪婪地一行行读下去，一直读到最后一则。最后一则是这样写的“某男，28岁。出身高贵。硕士学位，某高校教师。身高1·78米，体重67公斤，面貌端正，性格刚毅、宽厚。月薪1100元左右，另外还有兼职报酬300元。有一室一厅住房一套，彩电洗衣机各一台，变速山地自行车一辆。欲寻一位有文化品位、气质高雅、容貌秀丽、身材苗条、性情温柔、善解人意、孝敬老人、喜欢小孩、善做家务、擅长烹调、吃苦耐劳、充满自信自立自强自我的独立精神、有一定作为、最好是在外企工作的年龄不超过28岁的白领丽人为终身伴侣，属牛的最佳，属龙的除外。联系电话XXXXXXX，传呼XXX呼XXXXX。”我看了这则征婚启事觉得很好玩，首先这个男人很看重自己屋里那点点财产，如果他是个农民，那就得将家里的三间瓦房、一头牛、两只母鸡和一台手扶拖拉机悉数写上了。其次，这个男人想找的女人得是个全能冠军，既上得了厅堂又下得了厨房，既有现代女性风情又有传统女性美德，有才有貌有德有性格，还要中西合璧。再次，这个男人是满心打算着让老婆挣钱养家的，他所提倡的独立意识，使我不禁想起鲁迅先生说的“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点头”。看来这个男人就是如此的。最后，这还是一位有点儿迷信的男人，相信命运相克之类。看着这则启事，我就觉得这个男人这辈子非打光棍不可了，他要的那种女人还没出世，即使真的有符合他这些条件的女人找他，那这女人一定有神经系统的毛病，也许曾经煤气中毒过，导致脑神经部分坏死，在某方面失去了思考能力。我就这么想着，忽然注意到那则启事最后面的电话号码和传呼号有些熟悉，那种熟悉是一种陌生的熟悉，就像你突然在电视屏幕上看见了一个天天见的老面孔比如你们家邻居，反而觉得有点距离，不敢一下子相认了，须对证一下才行。我立刻拿出电话号码本来对照，把阿拉伯数字念着一个一个地对照——没错，一点儿也没错，那的的确确是向北的电话号码和传呼号！其实那号码都是我早就背过的，我只是为了再查对一下而已。
我一下子觉得天气闷热得要死。我站起身来，把那张旧晚报轻轻扔在地板上，我突然觉得我和向北的关系也还过是这样一张旧报纸，是完全可以随手扔在地上的，让它随风而逝，最终扔进垃圾箱。
第二天一大早向北打来电话，让我和他一起先去学校总务处开证明信，然后再一块去民政局办结婚证。我声音平静地说，对不起，我不想和你结婚了，我改变了主意。向北很惊讶，让我无论如何说明理由。我说，我怀疑你有遗传病、先天性疾病、不治之症，比如脑膜炎，比如脑血管畸形，比如癫痫，比如冠状动脉阻塞，比如视网膜脱落，比如尿毒症，比如肝硬化，比如白血病，比如淋巴癌，另外我还怀疑你患有淋病梅毒艾滋病。向北刚要在电话里开口骂我，我就把电话挂断了。电话铃再响的时候我就没有接。我想如果他跑来敲我的门，我一定不给他开。
让那个白领先生、那个民兵连长之子、那个贵族，去找他的白领丽人去吧，满街都是洒着香水的白领丽人在等着他。我是没有领子的人，而且也不是丽人，谁说我是白领丽人谁就等于是在骂我。让他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现在碗里的没有了，锅里的还没煮出来。祝他打光棍。祝他登一辈子征婚启事。祝他独守空房。祝他性压抑。祝他因性压抑而心理变态。
我终于没有领成结婚证。那个叫向北的男人选择的黄道吉日真的不错，艳阳高照，天空蔚蓝，微风吹拂，不远处的山之轮廓像用铅笔勾画出来的那么清晰，这么一个大好日子，像小时候在作文里写的那么好，可是我下定决心把它辜负了，我闷在屋子里哪儿也不去，什么也不做。我就这样在屋子里闷了下去，并打算闷上长长的一段日子，说不上是快乐还是悲伤，我真的搞不清楚自己应该庆祝呢还是应该哀悼。我一个人呆着，我破天荒没有去找李洁抒，李洁抒并不比我好到哪里去，她在和老古闹离婚，老古不肯离，要和这个婚姻共存亡，而李洁抒声称，不自由，吾宁死。我常常半夜听到他们打斗的声音从下面传上来，那声音在夜间显得格外凄厉，像是要把夜晚撕裂开来。李洁抒来我这里借创可贴和碘酒的时候，脸上、裸露的胳膊和腿上都有不少青紫的伤痕，但她目光坚定地微笑着，像渣滓洞里的女共产党员，她用坚强和憧憬的语调对我说，我必须砸烂我不想要的生活，我相信这是对的，一定要让真理战胜谬误。她那神态和语调使我觉得这话像是一边在监狱牢房里绣红旗一边说出来的，意思听上去似乎是“反动派的末日就要到了，全国马上就要解放，我们要建立新中国！”她再一次来借创可贴和碘酒的时候，我说，都送给你了，反正我又没有丈夫打架，很少用得到这些东西。看到她身上旧伤上覆盖着新伤，像是旧恨又添新仇，我气愤地说，诗人，你该去找妇联了，按照《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你是受保护对象。李洁抒悲壮地说，自由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什么神仙皇帝。我火了，我说，这个老古也太不像话了，我现在正在给体育系上公共课，如果你同意，我马上到体育系找一帮学生来把这个臭男人狠揍一顿为你出气。李洁抒说，他不值得这么多人为他浪费力气。那段日子我就这样一个人呆在屋子里听李洁抒和老古在楼下吵架，他们这场绝望的战争并没有泯灭我对于婚姻的向往，毛主席说，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自尝一尝，我还是想结婚，我甚至羡慕结了婚能有个人吵架，现在我就是想吵架都找不着个人呵，我跟谁吵呵，难道我要学唐吉诃德，跟衣柜斗，跟书橱吵么，还是跟电风扇打？
由于我的懒和无精打采，我的屋子越来越脏，散发着一股生活垃圾味，这些垃圾我懒得扔，舍不得扔，后来连我自己也像是这垃圾的一部分了，我和这些垃圾在这屋子里相亲相爱，无论谁来我这里我都懒得开口说话，让这些垃圾替我说吧。最后我这里乱得并且脏得除了李洁抒就不敢让任何人进来了。我失恋了，失恋的气味就是垃圾的气味。我这个倒霉蛋，为什么偏偏叫叶如意呢？我恨死这个名字了，这个名字如今听起来特别反讽。很多天以后我出了门，我故意把自己打扮得丑丑的，比如我穿了一双黑色透明的长筒袜，上面有一圈圈细细的白色道道，它紧紧勒在腿肚子上，看上去很像是苍蝇的肚子，这是我刚刚从夜市小摊上买来的，我买它就是因为它丑。这个时候我就是想刻意把自己打扮得丑起来，我喜欢我变丑了，丑在这时候是强大的，我用我的丑来对付这个世界。
我在校园里无目的地游荡。这是暑假将至的校园，这是即将人去楼空的校园，像一辆快要到达目的地的长途大卡车那样等待着呼啦一下子把货物全部倾倒出去，剩下宁静的空空荡荡。我走在路上常常遇上行色匆匆的学生，他们见了我都恭恭敬敬地打招呼“叶老师，你好！”，就连平日见了我从来不肯打招呼甚至绕道走的学生都奴颜婢膝起来，我知道这是因为马上要期末考试了，他们要挣学分，等考试和阅卷完毕他们见了我又会装做不认识了。上学期期末有两个男学生在期末考试临近时，分别问我要不要换煤气罐，告诉我要换煤气的话尽管开口。只有到了快期末考试的时候，我才能意识到我也是个有职权的人物。
我想如果我走着走着不小心遇上向北就好了，那样我就做出视而不见的样子来给他瞧，可是我始终没有遇上他，这让我感到遗憾。
有一天我在游荡的时候不知怎么把房门钥匙弄丢了，我进不了家门了，就坐在楼梯上，呆呆地透过楼梯窗户看着暮色一点一点地降临。我突然发现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孤苦无依的，连一根稻草都找不到，现在如果有一个男人跑来对我说他爱我，不管是真是假，我一定接受下来并且要对他说我也爱他。我在楼梯上一直坐到半夜，最后才决定下去找李洁抒。李洁抒一个人在家，家里乱七八糟，她告诉我老古刚刚搬走，在单位找了间临时宿舍去住了。我去的时候她正拿着一枚硬币往空中抛着，她说她要占卜一下到底该不该离婚。我说你下了那么大的决心怎么忽然又犹豫了呢？她说，我怕我离了婚，失去了婚姻这个幌子，就像寡妇门前是非多，我的门前也是非多，反而哪个男人都不敢来了，某人更会退避三舍，如果真的那样我会多么寂寞，还不如不离的好。还有，她停顿了一下又说，像我这样一个不会应酬的人，离婚后出门在外就得亲自和人打招呼寒暄说废话敬酒了，那多么累呀，倒不如有个丈夫替我打点着这些事情。还有呢，她说，医学杂志上认为独身者一般都短寿，而正常的家庭生活对健康是有利的，再说啦，你看我长得过于有灵气了，不免让人觉得尖酸刻薄，而人家老古长了一副厚道老实相，离了婚社会舆论肯定会偏向他那一方，我可没功夫走到哪儿解释到哪儿，又不值当地去为这个开个新闻发布会……李洁抒唠唠叨叨列举了很多不离婚的理由，那些理由全都可笑得要命，使我觉得她是个书呆子。我说，不离也好，暂时分开住一阵子也许关系就能改进了，你看看我现在这副丧家之犬的样子，还是别成为我这种模样的好。可是过了刚刚半个小时，李洁抒又改说这婚是非离不可了，她马上沉浸在对离婚之后美好生活的憧憬之中，她说她离婚后会有很多男人很高兴，她的电话恐怕扣不上了。我插话道，你离婚后我也高兴，我可以常常到你这里来而不必在意什么人的眼色了。李洁抒笑着说，恐怕到那时候我就忙得顾不上你了。
丢钥匙期间我住在李洁抒那里，后来我在校园里贴了好几张寻物启事，上面用卡通手法画了一大串钥匙，画上的钥匙在为找不着主人而伤心地痛哭流涕，我在启事的最后说，如有拾到者，请送往某某地点，必有重谢，至少请吃一顿海鲜。结果启事贴出去之后不到半天，钥匙就找到了。来送钥匙的是个看上去三十岁多一点的男人，我一见到他就在心里想，这人结婚了没有呢，如果没结婚的话，倒是个挺不错的候选人，但愿送钥匙能送出一桩姻缘来，茶叶蛋可以做媒，钥匙为什么不能？那人自我介绍说叫梁丰园，我想这听上去怎么像个酒楼的名字呵。他穿的大背心后面印着蓝色的“聚福林正宗南韩烧烤”字样，看来是吃烧烤吃来的赠送品，这样的背心穿在身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这个人是一块抹了孜然和辣椒的美味烧烤。他又说他是某影视制作中心的编导，这几天正在我们学校为某个快要完成的电视连续剧补拍几个与校园有关的外景，昨天中午在枫树林子里拾到了这样一串钥匙。我说，我们走吧。他说，去吃海鲜么？我说，是呀。他说，还是过一段日子等我把这个片子做完了，我来请你吧，到时候还请你到台里来观摩指导我们的新片。我说，那怎么行，丢钥匙的是我又不是你，拣钥匙的是你又不是我。但他继续固执己见，我也就不再坚持了。互相留了电话号码，道了再见，就分手了。当天晚上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没过五分钟我就了解到他比我大三岁，刚刚离婚，于是心中窃喜——现在我连离婚的或死了老婆的男人都划到我的候选人队伍里来了，其实就是有潜在离婚可能的有妇之夫只要年龄相当我也是愿意算成候选人的。梁丰园在电话里和我大谈文学，说实话如果不是看在他可以做候选人的份上，我才不和他谈什么文学呢，我在课堂上早已经讲得够够的了，以至于我在课堂之外的任何时间和地点听到“文学”这两个字都心情烦躁，听得多了就想发火。谈着谈着我就提到了李洁抒，他很惊讶地说，你认识李洁抒啊，我很多年前就喜欢她的诗了。我说何止是认识。打那以后这个梁丰园每次在电话里都和我大谈李洁抒的诗，他还拿出他从报刊上剪贴收集的李洁抒的诗一首一首地读给我听，就是我打给他的电话，他也没完没了地念她的诗给我听，我常常忍无可忍地提醒他，电话费是我这边付的，已经说了四十分钟了。梁丰园在评点李洁抒的诗歌时动不动就说“哇噻”、“帅呆”、“酷毙”、“潇洒之极”，弄得我太阳穴一跳一跳的，我想这些话大约相当于脂砚斋评点《红楼梦》时常用的语言“妙”“积墨三染”“神龙见首不见尾”“背面敷粉”“勾魂摄魄”之类吧。后来他又打听李洁抒长什么模样，我说长得不错。他又问结婚了没有，我说结了。于是他厚着脸皮问何时离婚，我说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得亲自去问。他打听李洁抒的电话号码，我就告诉他了。我想如果我和梁丰园成不了，那就不妨把他推荐给李洁抒，一个喜欢诗歌的人就是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即使是附庸风雅也让人感动，这年头连拿诗歌来附庸风的人也快绝迹了。李洁抒快离婚了，现在可以让梁丰园去做预备役。可是我又觉得李洁抒恐怕是不会对这个梁丰园感兴趣的，首先年龄就不行，他又没比她大十二岁以上，再说啦如今除了那个某人，她根本不认为世上还存在着别的男人。
梁丰园请我和李洁抒去吃海鲜。李洁抒一听要吃海鲜就得意忘形起来，她对鱼的热爱并不亚于对文学的热爱，她天生爱吃鱼，尤其是皈依穆斯林之后，不能吃猪肉了，又原本不喜欢吃牛羊肉，于是更把吃猪肉的那部分兴趣也转嫁到鱼上去了，使得本来对鱼的热爱又翻了一番，更上一层楼了，她曾表示过争取在有生之年将世界上鱼的种类都吃完。梁丰园终于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女诗人。可是李洁抒目中无人，只有海鲜，她从头至尾埋头猛吃，梁丰园好几次试图和她谈论诗歌，她都支支吾吾，语蔫不祥。这个写出那么多美丽的爱情诗的人，这个看上去有些弱不禁风的人，居然是个饕餮，这不禁让梁先生感到惊讶和失望。趁梁丰园去洗手间的功夫，我对李洁抒说，今天你表现不太好，不够淑女，不够高雅。李洁抒反驳道，他要了这么满满一大桌菜，这说明他本来也没把咱们当淑女嘛。我说，人家很崇拜你。李洁抒笑了，我最不喜欢别人崇拜我，我可不是老古，老古喜欢女崇拜者，他不断地在外面培养女崇拜者。吃完饭梁丰园又约我们去电视台影视制作中心看他们刚刚完成的那个电视连续剧。剧中人物除了美女就是阔少，全都住豪宅、坐进口车、出入星级酒店美容院按摩厅，锦衣玉食，闲来无事就闹出些恩怨情仇来，妈妈看上去比女儿还年轻——我起初以为拍的是新加坡或香港的事，看了两集才知道居然拍的是当代大陆的事，以我的孤陋寡闻我真不知道现在我周围有谁在过着这种吓人的生活，我只知道工人在下岗，农民在等待救济，大学里在高喊着消灭筒子楼的口号。李洁抒看着看着忽然起身说要走。梁丰园挽留一番无效，就把我们送下楼去。在楼下大厅里他非挽留我们坐一会儿不可，一个劲地追问我们他拍的这个电视剧怎么样，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什么来，吃人的嘴短，还能说什么呢。李洁抒倒是装出一副很懂行的模样来说，我觉得拍得挺洋气的。那梁导演根本就听不出话里的揶揄来，竟由此引出一大堆宏论来，弄得李洁抒禁不住后悔刚才说了那关于洋气的话来，我从她表情上可以看出她在后悔。那梁导由自己的“洋气”谈到别人的“土气”，说着说着不知怎么嘲笑起农民来了，竟说到农民如何不讲卫生上去了。其实他才不讲卫生呢，中午吃饭时，我亲眼看见他一边吃东西一边数着小姐找回来的零钱，一张张排到钱包里去，他就差把钱当做下酒菜就着一块吃下去了。坐在那大厅里谈够了电视剧，他又主动地谈起了他结交的这人物那人物，还拿出电话号码本来主动向我们展览，我和李洁抒都从来没见过那样的电话号码本，每个人的名字前面都有一大串定语，详细注明着这个人的官职和级别，比如，某某省文化厅副厅长、《民俗》杂志顾问，张三；某某省证券公司总经理、省人大代表，李四；某某电台某某节目编导主持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某某处处长兼某省某公司法律顾问，刘二麻子……我们这两个教书匠着实被那本本上的记录吓坏了，这辈子活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多有来头的人呢。最后从大厅告辞出来，李洁抒就说，你知道应该怎样治裁拍摄出这种片子的人么，要把他摁到地上打一顿，然后往嘴里灌屎汤子，以后他就不敢再拍这种片子了。我说，李洁抒你近来说起话来很极端，出口就像屠刀，是跟老古闹离婚闹的吧？在路上我告诉李洁抒我有那么一瞬间还打过这个姓梁的主意呢。李洁抒说，你可千万别，不知有多少女演员为了在他的片子里能演上个二奶，都和他上过床了，没准他都染上艾滋病了。我说，我觉得也是。
从此梁丰园再跟我或者李洁抒联系，我们就说打错了。
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公园，公园小山上有几个绿树掩映中的凉亭，那里是男女约会的好地方。常常一个亭子里能东南、西北、西南、东北呈对角线分布地坐上互不相识的四对。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萌发出到那里去守株待兔的疯狂念头，我想，我火了，就要天天到那里去坐等，等着奇遇从天而降。
有一天我找来一大堆时尚报刊，它们大多是由妇联主办的，我翻来翻去，专找那种关于婚恋家庭男女关系方面的指导性文字来看，譬如，《女人怎样才能得到男人的宠爱》、《女人眼泪的魅力》、《爱的期待》、《明天嫁给你》、《哀怨是女人的特权》等等诸如此类的文章。我原先把这类文章看成狗屁，现在突然把它们奉为圣经。我想从中找到闪闪发光的某一句某一条，让它对于一个失败女性漆黑一团的人生进行点拨。最后我发现我做为一个女人最大的缺陷是什么了，是“媚功”不够，尤其是“内媚”不够。媚跟长相有一定关系，但关系并不是十分得大，“媚”这玩艺有一小部分是天生的，但大部分还是在后天形成的，应该像练气功那样去练才成，可以发明一种“媚力无穷法轮功”，天天去练。想到这里，我就跑到镜子那边去揣摩着练习了，先练抛媚眼，这是最基本的，相当于教材第一章第一节的内容。我想象着镜子里面有一个男人，我冲他像用拍子打羽毛球那样把一个媚眼抛过去了，在空中还留下一道美丽的弧线，或者无声无息地就抛过去也行，像诗里写的那样“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我这样练习了一阵子，自己觉得效果不佳，无非是白眼球比黑眼球多，看上去像个吊死鬼。
这样又翻报刊又实践，从早晨折腾到晚上，结果是我对自己更加失望了。我不明白，如果不是为了表示谦虚的话，我会直言不讳地说我长得还算漂亮，那么为什么一个个男人都离我而去呢？
最后我发现我只剩下那个7：25可以想一想了，他对我的忠诚，他对我的痴情，精确到了秒。我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7：25，要放暑假了，整个漫长的假期不会有课，你将杳无音讯，我们要等到9月开学时再“见”了，祝我假期愉快吧。
自老古搬出去住以后，李洁抒也过开了像我一样的女光棍生活。暑假将近两个月，我们俩楼上楼下地住着，像耗子一样上上下下地流窜。起初，我打电话约她或者她打电话约我，我们俩频频接头，后来又觉得老这样互相缠磨着也不像回事，俩人都下定决心彼此少见面，多干点个人的事。可第二天我就忍不住给她打了电话，李洁抒笑话我像块膏药一样粘上她了，于是我咬着牙不理她，狠狠地忍了两天，到第三天中午我忍无可忍地拿起话筒来，可是李洁抒那边没人接，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很庆幸她不在家，否则我又成膏药了，到了晚上，李洁抒居然给我打电话了，电话一接通俩人就心照不宣地开怀大笑起来，我无比得意地说，现在你成了膏药了。
打那以后，我们俩干脆豁出去了，发扬膏药精神，天天心安理得地泡在一起，像腌在一个酱缸里的两棵咸菜。无比大热的天，我们俩几乎每天都用阿香婆辣酱吵茄子吃，不知为什么我们突然同时开始热衷于这种口味，除了这一种口味我们突然什么口味都不愿吃了，我们在口味上突然变得如此偏执，我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为了治愈它，我们打算这个假期把这种辣炒茄子永不间断地吃下去，直到彻底吃烦为止，直到见了茄子和辣酱就吓得直打哆嗦。我们很快就吃得上火了，然后就去买了清热降火的药来吃，如此循环往复下去，我们就这样一边拼命吃清热降火的药一边拼命吃辣椒，就像一边写检讨一边犯错误。
我们俩在吃上是真正的“同志”。我们都由来已久地热爱吃，既重视质又重视量。我自己煮方便面的时候要在里面放上五个鸡蛋，我嘱咐李洁抒千万别传出去，我吃得实在是太多了，传出去会影响我的声誉，更找不上对象来了。另外我还有睡着睡着觉半夜醒来吃东西的特点，我的床头上常常准备着吃的，有水果、煎包、黄瓜、西红柿、纯牛奶什么的。李洁抒其实并不比我强多少，她曾经创下过六斤荔枝一口气吃完的纪录。晚上九点多了，一个想让她代写论文的函授生给她送去了六斤新鲜的贵妃荔枝，人家刚走，她就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埋头猛吃起来，一直吃到深夜不得不上床睡觉，可是刚躺下，又想吃，于是从床上爬起来又吃上一会儿，然后再次上床躺下，可是躺下之后怎么也睡不着，老惦记着那些还没有吃完的荔枝，于是又起来吃，然后再躺下，再起来……一直到把所有荔枝全部吃光了心里才踏实了，才无牵无挂地睡去。那天正赶上老古去了外地，我到本市一个女同学那儿去玩顺便就留宿在那里了，我知道荔枝事件后很生气，质问她为什么不留到第二天让我也分享，她辩解道，我怕它们烂了。我说，可以放在冰箱里嘛。那个用荔枝换论文的人算是找错了人，李洁抒是个什么都会写唯独不会写论文的人，不过荔枝既然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论文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写了，李洁抒在《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母题》这样煞有介事的题目下给人家写了一篇文辞极其优美的抒情散文诗，害得人家差得点儿不及格。我们俩常常为了吃一顿口味独特的晚餐，在学校周围方圆十来里之内转悠，一个饭馆一个饭馆地考察比较下去，一直转悠到晚上九点多，还没吃上饭，饿得肚子咕咕叫，最后竟又转悠回来，到了初发的地方，在学校大门口快要打烊的饭馆吃了一顿。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迷恋上了烧烤。有个秋高气爽的下午，我们去爬一座有烈士纪念碑的山，刚刚爬到山顶，其中一个不知怎么就提到了烧烤两个字，于是两个人全都条件反射起来，馋得唾液都要流出来了，我们顾不得欣赏斑斓的秋色了，呼哧呼哧地往山下跑。我们知道在这座山通往我们学校的路上有一家可爱的南韩烧烤店。我们下了山，想坐公共汽车，可是公共汽车死活不肯来，我们想坐出租，奇怪的是那个僻静的山底下出租车也很少，我们可不想再等下去了。于是我们决定步行着去。我们走得飞快，像竞走比赛一样，前面有一家烧烤店在等着我们，我们每走一步它就接近一步，总之是越来越近了，我们好像都已经闻到了那诱人的香味了，那香味使我们快乐得晕眩。我们边走边说笑，讨论着是吃鱿鱼的还是吃兔肉的。在食欲的牵引下我们这样一口气走了七八站地，不知疲倦，竟有点“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捷了。每当走上一站地，我们就产生一种类似“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样的欣慰。眼看那烧烤店近在咫尺了，我们的呼吸都急促起来。可是天哪，走近一看，怎么回事呀，那店正在停业装修，一群工人正在里面支着脚手架粉刷墙壁，扑面而来的是化学涂料的味道。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俩沮丧得说不出话来了，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同时感到走了这么远的路真是累死人了，两腿绵软，再也挪不了一步了。这烧烤店离我们学校已经相当近了，可是我们谁也走不动了，我们无法从理想破灭之后的打击里迅速恢复起来，一点办法也没有。开往学校方向的公交车停在我们脚下，我们也懒得上去，我们刚刚经受了这么大的失落，再让我们乘坐那种人挤人的公交车，这不是受虐待么？后来我们拦了一辆桑塔纳出租车坐了上去，在回校的路上我们蔫来拉叽，垂头不语。
李洁抒说我，如果有人天天请你吃好吃的，就是个恶棍你也把自己嫁掉了。我也说她，如果有人天天请你吃好吃的，就是个恶棍那你也能跟人家私奔。最后我们俩都说，如果真有人能天天请我们吃好吃的，那他就肯定不是恶棍了，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现在我们又志同道和地迷恋上了辣酱吵茄子。
除了吃辣酱炒茄子，我们就是聊天和看书，可能跟吃多了辣椒有关，我们谈起话来越来越锋芒毕露。书嘛，总是挑最大部头的来看，我看《红楼梦》能看到凌晨4：00，那股子劲就仿佛以前一遍也没有看过，李洁抒看《追忆逝水年华》，一天看五十页，还气吞山河地说抽空要把它从头到尾地抄写一遍。我看着李洁抒书橱里的书，心怀叵测地说她的书比我的书要好，还叮嘱她离婚时一本也不能分给老古，冰箱彩电倒可以随他挑；李洁抒则图谋不轨地地看着我书橱里的书，说我的书其实比她的书要好。我说，我们都看着对方的书比自己的书好，那我们换换吧。她马上说，不换不换。然后又说，倒可以交换着看，看完了再还。我们俩都使劲夸对方的书好，都对对方的书充满艳羡，恨不得把对方的书拿来据为已有，后来我们开玩笑地约定，倘若我们中间有一个先离开人世或者要去遥远的异国定居，就要把自己的书留给另一方。我说，你可不要因为想要我的书就盼我早死啊，或者干脆雇人杀我；李洁抒也说，为了不让你得逞，我一定要长寿，还要拒绝出国，求我去我也不去了。我说，要是我们全都死了或者远走他乡了，又没有后代来继承，这些书可怎么办呢？李洁抒狠了狠心，用很崇高的语调说，那就捐献给我们系或学校的图书馆吧，让它们造福后代，每本书上都要写上我们的名字，让后代的学生们每当翻开这些书，都要先缅怀一下我们这两个先烈，面对着扉页上的名字先默哀上三分钟，然后才能读书。我笑起来，说我曾经在一份资料上看到过，某个医科大学解剖室每当在解剖一个新的遗体之前，都有一个惯例，就是要冲着那无私捐献的遗体全体肃立，默哀三分钟，表示由衷的敬意和哀悼，然后才开始正常工作，李洁抒你把捐书也差不多当成是在捐遗体了。李洁抒嘴硬地说，你以为捐书就不如捐一个死了的躯体高尚么，人死了，遗体对自己来说还有什么用，捐了就捐了，它难道就真的比书还重要么？
在多少年后我们肯定还会充满深情地回忆起这个暑假，这个暑假真是太有个性了，从小到大从未过过这么有意义的暑假，真该写篇作文《记一个有意义的暑假》。两个女人在一起过日子其实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像两个相依为命的寡妇或者情投意合的尼姑，布衣素食，青灯冷卷。
记得是八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李洁抒出门办事顺路去了老古在单位的临时住处一趟，回来后激动地向我报告一个特大喜讯：老古晚节不保，他有外遇，铁证如山，她去的时候正好看到儿童不宜的一幕。
她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恐怕谁也无法相信，就是相信了也无法理解，丈夫有外遇，怎么把妻子高兴成这个样子，恨不得张灯结彩敲锣打鼓。
李洁抒说，我也奇怪，我怎么就不哭呢，我怎么不冲上去撕破脸皮揪住头发呢，我怎么不去找包公或妇联呢。
我问她，是那个上海姑娘么？
因为记得从前李洁抒对我讲过在老古的女崇拜者里有一个自称祖籍上海的说一口菏泽味普通话的女人，还到他们家里去过，李洁抒当时连人家的芳名都懒得记住，后来也记不住。在一次吵架中，老古被伶牙利齿的李洁抒激将得不得不找个女人抬出来吓唬吓唬她，于是就顺手牵羊地把那女的牵出来了，他是这样说的，你别太自以为是了，以为离了你就没别的女人要我了，你有才华那又怎么样，你的才华是狗屎，又不能拿来过日子用，那天来咱家找我的那个女作者除了写诗不如你，哪儿还比你差呀，要是打分数的话总分当然会比你高，你不崇拜我，人家对我很崇拜，说我是全中国最优秀的评论家之一，要是我离了婚她会跟我结婚的，人家还是上海姑娘呢，父母都是市直机关的干部。当时李洁抒很讽刺地对我感慨并分析，听听，听听，什么东西一旦跟上海沾了点边就不得了啦，顿时身价倍增起来，这就像六七十年代常见的那种人造革背包和手提包，即使产地是本地县城，也不妨碍在那上面印上“上海”字样，被小队会计拎着到相好的女人那里去喝酒，里面放着公章和半块猪头肉，还有那个时代的塑料皮笔记本上为了显示血统高贵也在封面或插页印上外滩风光并标上“上海”字样，被初中生用去抄写“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老古说“人家还是上海姑娘呢”时的心态就是不折不扣地从这种人造革皮包和塑料皮笔记本那里一脉相承来的。李洁抒当时还补充说，我是什么呀，我不过是个山东姑娘，打分自然不如人家高啦，一提起山东，人们就会想起煎饼卷大葱，还有，我父母是什么，像我一样不过是教书匠，教书匠是什么，九儒十丐，自然比不得人家市直机关的干部，人家是佩虎符坐皋比者，是峨大冠拖长绅者，恍恍乎干城之具也，昂昂乎庙堂之器也。
现在我问到是不是那个上海姑娘，李洁抒说，总之是个什么姑娘吧，如果不是上海的，还可以是北京的。
李洁抒说她其实早就发现老古跟什么什么文学女青年来往甚密，只是从来没有往更深处想过就是了，她以为他顶多是在家里没人崇拜他，就只好出去培养培养女崇拜者了，以为就是培养女崇拜者也只不过是在精神上口头上培养培养，却万万没有想到他竟同时还在用肉体培养！没有女人崇拜的男人大概是会阳痿的，而没有男人崇拜的女人却照样可以活得摇曳生姿。李洁抒讲起她有一次恶作剧地在老古的传呼上打了如下的话“你是全中国最优秀的文学评论家之一，我做为一个初学写作的文学女青年，对你非常崇拜，一直想去拜访你，请你在文学上对我指点迷津。”署名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结果晚上老古回到家后兴致勃勃得反常，本来是个闷哧哧的人突然拿出一本民歌选来大声唱起歌来，还喝了半斤白酒，做爱时比往常有激情，不像往常那样匆匆忙忙，仿佛做完了还要赶着去开会。李洁抒直想把他从床上一脚踹下去。李洁抒说自己真的是从来没有多想过，觉得他还不至于那样，那一方面是由于自己过于自我和自负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老古在圈子里是有名的好人和君子，仿佛全世界的男人都怎么着了他也不会怎么着，看他批驳别人的风流韵事时那股子狠巴巴的劲头，看他对自己的妻子表白时那副“青天在上”以及“我要是如何如何就让老天爷打雷把我劈死”的豪情壮志，加之他那一脸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厚道相——他那张脸啊正经得简直就像一本黑色底子上铬着烫金字迹的《新旧约全书》，谁还忍心不信他，谁要是还不信他那简直就是罪过了。李洁抒说她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老古并不是到了今日才变成这样一个老古的，她现在才知道他在对她严加管教的同时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外面搞特权，既想怎么着又想怎么着，那句难听的话就是专为老古这类人发明的，这个在她面前自结婚第一天起就充满道德优越感的男人现在终于到了不得不收摊的时候了，在那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之重压下谦卑地活着的人也可以从此放松了——这就是李洁抒高兴的原因，像蒙受多年冤屈之后终于平反昭雪那样欣喜若狂。
李洁抒认为她自己和那种崇拜着老古的女人是完全相反的两种类型，没有一丝一毫的兼容性，老古喜欢那种女人就没有理由再喜欢她李洁抒，老古要是喜欢她李洁抒同样就没有理由再喜欢那种女人，老古既然要那种女人，那就必须不再要她李洁抒，所以两人非得离婚不可了。这就像是两种制度的冲突，要么姓资要么姓社。我说，那可不一定，老古也许要搞一国两制呢。
李洁抒高兴了好大一阵子，后来忽然又伤心地大哭起来，哭完之后蒙头大睡，睡了一大觉，醒来后冲热水澡，最后从洗刷间跑出来半裸着身子满屋子走来走去，开始跑着调唱革命歌曲，她一开口唱的是“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明天的太阳，用信心憧憬未来……” 我发现李洁抒有相当一段时间没谈起过那个某人了，那个我们系里的某人，她的那个电话情人。她似乎已经把他淡忘了，她看上去像个暂时失去记忆的人，甚至像个快乐的白痴。她家的电话线常常是拨下来的，有时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接上，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想用这种反常举止来表示洗心革面，还是跟什么人或者自己堵气。
离开学还有十来天的时候，她突然决定坐火车到千里之外她童年时代住过的海边小村小住上一阵。那个小村有一个很好听又很奇怪的名字，叫菊岩村。那是她姥姥家。她的姥姥在她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过世，她的姥爷也在前些年搬迁到了南方她大姨妈家里，于是老家就只剩下一座空屋子了。去年初冬，天气还不怎么冷的时候，气温还只像是好脾气的人脸面上稍微挂了点寒意，野菊花还在倔强地绽放着，把强驽之末般的光芒和柔情撒向地平线，撒向寂寞的人的心里，就是在那样的时候，李洁抒带我去了那个海边小村。那是一个明眸皓齿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野性十足放浪形骸的日子。后来——也就是直到今年春末夏初——她才告诉我，那次出行，在从我们这座城市到那小山村所在地区去的火车卧铺上，她一夜未曾合眼，一直都在看着窗外的夜色，初冬的夜色犹如温柔的流水，她在想着某人，默念着某人的名字。她就是在那个初冬开始对某人产生爱情的。那爱情刚刚到来就迅猛得让人难以自持，使人在忍不住想接近它的同时竟产生要远远逃循的愿望，于是她就想逃到那个她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去，想隔开一段距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她身上以及她爱上的那个男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说，天哪，天哪，原来那次出行竟是三个人一起去的呀。
现在李洁抒又说要去菊岩村了，而且想一个人去，在九月开学之前赶回来。我记得那次和我结伴而去，她回来之后写了一首叫《菊岩村》的长诗，后来菊岩村这个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地名出现在一本精美的文学期刊的封面要目上，用的是五号幼圆字体。
幸福是有的（7）
秋天开学的时候，李洁抒从菊岩村回来了，和老古把红本本换成了绿本本，他们终于离婚了。领到绿本本的那天，他们俩到一家饭馆吃了一顿，桌号是38号，跟“散吧”谐音。李洁抒向我宣布这个消息时满脸虚无，那一刻我真的从她脸上看到了虚无，它像一层雨雾把她的脸遮映得半明半暗，她向我背诵了《桃花扇》里面的那段话“眼看它起朱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
李洁抒说她就要赶在新学期开始之前把婚离了，这样新学期才真正算得上是新学期，同时新生活也开始了——就像小时候新学期开始要发新课本发新作业本换新老师认识新同学一样，必须还要为新学期配备一个崭新的心情。
离婚后李洁抒把所有家具、被褥都统统换成了新的，连外套和内衣几乎也换成了新的。那股子跟过去一刀两断的劲头真是够革命的，幸亏没有孩子，要是有孩子，恐怕恨不得把孩子重新收回柔软丰盈的母腹，退回到胚胎，并分化成一个卵子与一个精子，把卵子留下，把那个精子还给那个男人。那个盛着她写给某人的情诗的红漆木盒子从我这里搬下去了，那个房子已经安全。她又摆脱了穆斯林，开始回归汉族，重新吃起猪肉来，我也跟着她一起吃猪肉了，连吃好几天，恨不得把好几年内少吃的全都一下子补回来。另外，她的美尼尔氏综合症非常奇怪地不治而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