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执照原来真的那个第一页。我说过，我要收回的。”
毫无疑问，证件伪造者正在演戏。他扬起眉毛，表示万分惊讶，似乎他刚刚想起来还有这么一回事。他转过身去，背着手朝一个方向踱了几步，低着头，似乎在沉思。之后，他转过身子，走了回来。
“我本来想同你谈谈关于那张纸的事，先生。”
“好吧。”豺狼的声调若无其事。除了稍许带点疑问的口吻以外，他的声调是平板的，毫无表情。脸上也若无其事，眼睛仿佛闭上了一半，好像在窥视自己的内心世界。
“先生，事实上，驾驶执照原来的第一页，我想上面还有你的真实姓名，不在这里。啊！请不必担心。”他做了一个夸张的姿势，似乎在安慰一个焦急的人，但是豺狼并没有焦急。“它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存在一家银行的一个私人文件箱里，除了我没有任何人可以打开它。先生，从事我这一行危险买卖的人，不得不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不瞒你说，必须获得某种形式的保险。”
“你要什么？”
“我亲爱的先生，我本来设想你会愿意在交换那张纸的所有权的问题上做点交易。这笔交易的条件要比我们在这个房间里提到过的那笔150英镑的数目大些。”
豺狼轻轻地叹了口气。他想这个人对他自己的能力估计得太高了。这个人竟然如此目中无人。因此，他表示出对比利时人刚才所说的话丝毫没有发生兴趣。
“你有兴趣吗？”证件伪造者狡猾地问。他继续在玩弄他的那一套，好像他已经排练过好几次了。有时他转弯抹角地引导，有时则给些巧妙的暗示。但对于豺狼来说，似乎在看一部二流的蹩脚电影。
“我过去也遇到过一些善于讹诈的人。”豺狼说。他讲话时语调还是那么平淡。这话虽然不是针对着比利时人的，却使他感到有点发慌。
“你说讹诈，是说我讹诈吗？我刚才说的是建议，并不是讹诈。这可以说是一种例行的手续，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简单的交易。当然包括一定数目的钱。说实话，在我的保险箱里，有你的原件以及我给你拍摄的全部照相的底片。还有……”他装出一副非常抱歉的样子，“还有一张偷偷地给你拍下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在你化装以前站在弧光灯下拍的。我确信所有这些东西，要是落在英国警察当局的手里，会给你带来许多麻烦。我知道你是那种为了求得平安无事而愿意花点钱的人。”
“你要多少？”
“1000英镑，先生。”
豺狼听了，微微地点头。他们俩的对话，很像是在讨论一个学术问题。
“我要收回这些东西，要我花些钱也是值得的。”他似乎在让步。
证件伪造者笑眯眯地露出得意的样子。“我特别爱听这样的话，先生。”
“但是我真正的回答是：我不同意。”豺狼说。似乎他还在思考着。
比利时人的眼神有点迷惑了。“这又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过值得花1000英镑把这些东西收回去。这是一件直截了当的买卖。通过这笔交易，我们双方都得到各自所要的东西。”比利时人说。
“这有两个原因，”豺狼平静地说，“首先，我无法得到保证，原来的照相底片是否还有其他复制品，要证明这一点是不易办到的。其次，我也无法得到保证，你是否把这份材料交给一位朋友。当你向这位朋友索要时，他会突然决定说，材料不在手里，除非另外再贿赂他1000英镑。”
证件伪造者看来放心了。“如果你担心的只是这些事，那么，你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我的利益决定我不能把材料交给任何一个同伴，以防他拒绝交出来。我并不认为你在拿到材料之前就会交出1000英镑，所以，我没有理由把材料交给别人。我再重复一遍，材料放在银行的一个文件箱里。关于不断向你敲诈钱的问题是讲不通的。一份驾驶执照的影印副本不会引起英国当局的注意。即使你使用了假执照被逮住，也顶多不过给你带来一些不方便而
已，还不至于使你感到非给我付几次钱不可。至于法国身份证的问题，如果法国当局获悉某一个英国人正在冒充一个事实上不存在的名叫安德烈·马丁的人，他们的确可能逮捕你，如果你用那个名宇在法国活动的话。但是，我如果不断要钱，那么你就会把身份证扔掉，另外找一个造假证件的人给你另做一份新的，那也是值得的。从此以后，你再也不必害怕在法国暴露你的安德烈·马丁的身份了，因为马丁从此不存在了。”
“那么，我为什么不能马上就这样做呢？”豺狼问道，“我顶多不过为另一套证件再付150英镑就是了。”
证件伪造者把两手一摊，手掌向上，做了一个他习惯做的姿势。他说：“我认为对你来说，时间和方便比花钱更为重要。我想你要那些安德烈·马丁的证件，现在已经有了。要另外再搞一套，又要费时间，而且结果还不一定满意。你现在能到手的东西都是很好的。因此我认为你要的是两件东西，一件是这些证件，另一件是要我保持沉默。现在这些证件你已经拿到了。我的沉默就值1000英镑。”
“你采用这样的方法，很高明。不过你怎么知道我手头就有1000英镑呢？”
证件伪造者微笑着，他似乎很有把握要成功了，因此用不着转弯抹角了。他说：“先生，你是一位英国绅士，这是明摆着的，但是你却愿意冒充一个中年的法国工人。你的法语说得非常流利，几乎一点儿口音也没有，所以我把安德烈·马丁的出生地写上科尔马。阿尔萨斯人讲法语就带一点你这种口音。你化装成安德烈·马丁穿越法国，很好，太聪明了。有谁会想搜查一位像马丁那样的老年人呢？所以说，你身上携带的东西一定很贵重。也许是毒品？近来在某些潇洒的英国人士当中毒品是很时髦的，而马赛是主要的供应地之一。也许是钻石？我不知道。无论如何，你做的买卖是赚钱的。英国绅士们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跑马场上做小偷的。我求求你，先生，咱们停止猜谜，好吗？你给你在伦敦的朋友们打个电话，请他们电汇1000英镑给这里的银行。那样，我们明天晚上就交换，然后，你马上启程，这样不好吗？”
豺狼点点头，似乎在思考他在哪儿做错了什么事。突然间，他抬起头来向证件伪造者报以动人的微笑。证件伪造者第一次看到他这样笑。由于英国人那么轻而易举地接受了他的要求，不像一般人那么纠缠不清，这使他感到非常轻松。但是当这个人向他走过来时，他又感到有点紧张起来。
“好吧，”豺狼说，“算你赢了。明天中午我给你1000英镑。但是有个条件。”
“条件？”证件伪造者又狐疑起来。
“我们不能在这里见面。”
证件伪造者莫名其妙。“这个地方没有问题啊！这里安静，没有闲杂人……”
“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个地方很成问题。你曾告诉我，你在这里偷偷地拍了我一张照片。我并不想在你我交换钱物时，被藏身在某个隐蔽地方的你的一位考虑周到的朋友的照相机的咔嚓声打扰了……”
证件伪造者放心了，他大声笑起来。
“亲爱的朋友，你大可放心。这个地方是我的，非常隐蔽，除了我邀请的人来过以外，没有外人来过。一个人必须谨慎，你懂吗？我在这儿主要是为游客拍些照片，这是我的副业，很受欢迎，因为那些照片在大的照相馆是不拍的。”
他举起左手，用食指和拇指形成了一个“O”字，然后伸出右手的食指向圆圈中捅了捅，表示性交的动作。
豺狼的眼光一闪，咧开嘴笑了起来。证件伪造者对自己开的玩笑也笑了。豺狼用双手拍了一下证件伪造者的两只上臂，手指紧紧握住对方的二头肌，稳住了造假证件的人。比利时人笑声未停，双手还在做那个下流的动作，突然感到自己的生殖器似乎被一列特快列车猛撞了一下。他的头向前猛冲，双手中断了他那摹拟的动作，急忙伸向已经被撞碎了的睾丸。抓住他的人把右膝从他的睾丸处抽回来。证件伪造者的笑声变成了尖叫，喉咙咯咯
作响，阵阵作呕，他在半昏迷中，东倒西歪地跪了下去，企图向前侧身躺在地板上护住自己。
豺狼让他慢慢地从自己的膝盖上滑下去，然后他站起来，跨过比利时人的背部，用右手卡住比利时人的头颈，再用左手抓住这人的头部，猛烈地把他的头颅上、下、左、右地扭转。头颈骨折断的声音，可能并不是很响的，但是在这静悄悄的地下室照相馆里，这种声音有点像小手枪的射击声。造假证件人的身躯最后一次收缩，然后倒下，像一个不值钱的布娃娃。豺狼在他倒下以前，还紧紧地抓住他几乎有一分钟时间。尸体脸朝下地倒在旁边，双手按在胯间，仍然抓住自己的阴部，舌头微微从牙齿缝中伸出，一半被牙齿咬住，双目圆睁，似乎在看地上铺着的油毡上褪了色的花纹。
豺狼很快地察看了门帘和窗帘，确认所有的门窗都是关好的。然后他再回到尸体旁边，把尸体翻过来，摸遍了所有的口袋，最后在左边的裤袋里找到了钥匙。在照相馆的壁角处有一只大箱子，是装道具和化妆品的。他试了四把钥匙，把箱子打开了，花了10分钟，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地上，堆成一大堆。
箱子差不多全部出清后，豺狼把造假证件的人的尸体抱起来，抱到箱子上面。放下去是很容易的，因为尸体的四肢是软绵绵的，弯曲过来，可以很方便地放到箱子里。再等几个小时尸体僵硬以后，就会和装进去时的姿势一样，躺在箱子的底部。
豺狼接着开始把拿出来的东西再放进箱子里去，有假发，有女人穿的内衣等等，任何比较小而软的东西都塞在尸体四肢的空隙间。上面再放些化妆用的刷子以及各种油彩，最后装进去的是一堆剩下的化装膏罐子、两件女睡衣、各色毛衣和劳动布裤子、一件晨衣和几双黑色的网状丝袜子。这些东西把尸体盖严了，把箱子装得满满的。豺狼使了点劲才把箱子盖盖紧，扣好了搭扣，上了锁。
在全部过程中，豺狼拿瓶子和罐子时，他的手都是用一块布包起来工作的，而这块布则是从他自己的提包里拿出来的。他现在又用自己的手帕把箱锁及所有箱子的外表都擦拭一遍，再把原来放在桌上的一叠5英镑钞票放进衣袋里，擦了擦桌面，并且把它放回到他刚来时见到的靠墙的位置上。最后，他关了灯，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等待着夜幕的降临。几分钟以后，他拿出烟盒来，把剩下的10支倒了出来，放进他的上衣旁边的一只衣袋里，用空盒做烟灰缸，吸完了一支烟以后谨慎小心地把烟头放进烟盒里。
他并不幻想这个造假证件的人失踪后会永远无人发现。不过，他认为这样一个人可能会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转入地下一阵或出国一些日子。如果他的朋友中有人注意到他突然不再去他经常出没的地方，那么，大概他们会认为是由于上述的原因。过一段时间后会开始寻觅他，首先到同证件伪造者拍摄色情照片生意有关的人当中去寻找他。其中一些人可能知道这间照相室，会到这里来。但是，大部分人都会被上了锁的门挡回去。任何破门而入的人则必须仔细搜查整个房间，砸开箱子上的锁，把里面的东西倒空才能找到尸体。
他思考着，如果是黑社会的一个成员这样干的话，他大概不会去报警；他会以为造假证件的人大概触犯了某个黑帮头目。任何一个仅仅对色情照片感兴趣的发了疯的顾客在盛怒之下杀了人，都不屑于如此细致地把尸体掩藏起来。不过，最后即使警察局知道了，那毫无疑问会把造假证件者的照片登在报上，这时酒吧间的侍者也许会回忆起8月1日那天傍晚此人和一个身穿格子上衣带黑眼镜的高个儿在一起。但那将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可能要几个月之后才会查验死者在银行里的保险箱，况且他还不一定用他的真名实姓在银行里登记租用保险箱呢。
他回忆在两个星期以前他在那家酒吧间里向侍者要了两杯酒，再没有讲什么话。侍者有可能回忆起有一个外国口音的人要了两杯啤酒。警察也可能敷衍塞责地着手寻找高个儿外国人，但是最多只能发现他是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比利时警察要找到豺狼还远得很呢！
前前后后考虑了一番以后，他觉得这样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这对他来说是足够的了。杀死一个造假证件的人就像捻死一个螳螂一样简单。
豺狼很安心地抽完了第二支烟。他向窗外望望，狭窄的街道已经很黑了，其时已经是9点30分。他静静地离开照相馆，把外面的大门锁好。当他走出街道时，没有遇到一个人。再走出半里路，他把那串钥匙扔进路旁的阴沟里，听到了阴沟里水溅起来的声音。他回到旅馆里，正赶上吃晚饭。
第二天是星期五，他在布鲁塞尔近郊工人们常去的商店里进行采购。他在一家专卖野营用品的商店里买了一双行军靴、一双长统羊毛袜、一条斜纹粗布裤子、一件格子羊毛衬衫以及一个行军袋。他还买了几张薄的泡沫橡胶、一个网兜、一团细绳、一把猎刀、一罐粉色油漆和一罐褐色油漆。他本想在一个露天水果摊上买一个大的“蜜汁”西瓜，但是最后没有买，因为经过一个周末，西瓜会烂掉的。
回到旅馆以后，他用新的驾驶执照（同他的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护照一致了）租了一辆次日早晨用的自己驾驶的汽车。他设法让领班为他周末在沿海的一个休养地订了一个带洗澡间的单间住房。尽管在8月里旅馆的房间很难搞到，但领班还是替他在一个海滨小旅馆里找到了一间房间。从这地方远眺能望见渔港的美丽景色。他打算在海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策
第一部 策划
第七章
当豺狼在布鲁塞尔采购的时候，维克托·科瓦尔斯基在罗马的邮政总局煞费苦心地询问国际电话号码。
由于不懂意大利文，必须找一个邮局的话务员帮忙。科瓦尔斯基终于找到了一个勉强能说法语的职员同意帮忙。他很费劲地向他解释说，他要给法国马赛的一个人打电话，可是他不知道这个人的电话号码，至于姓名和地址他倒是晓得。这个人的名字叫格尔茨鲍斯基。可是这位意大利职员听后茫然不解，他只好要科瓦尔斯基把它写下来。科瓦尔斯基依样照办，但这位意大利人凭自己的习惯简直不相信居然有个名字起头会是格尔……因此他对国际电话交换站的接线员说话时就把它读成格烈鲍斯基。接线员告诉这位意大利人说，翻遍了马赛的电话簿上也没有约瑟夫·格烈鲍斯基这样一个名字。职员只好转告科瓦尔斯基说，没有这么一个人。
说起来也凑巧，这个职员倒很乐于帮助外国人的。他再三地问科瓦尔斯基，到底是不是“格烈鲍斯基”，直到最后才相信科瓦尔斯基说的这个波兰人的姓名是约瑟夫·格尔茨鲍斯基。于是那职员耸耸肩，再用电话向马赛的国际服务台询问。
不到10分钟科瓦尔斯基就找到了若若的电话号码，半小时后电话就接通了。
电话线另一端那位前外籍军团人员的说话声由于杂音而有些失真，而且他还有些犹疑，似乎不愿证实柯瓦契信中的坏消息。他对科瓦尔斯基打电话给他表示高兴，三个月来他一直在想法找到他的踪迹。可是不幸的是小西尔维的病情是真的。她一天比一天变得憔悴瘦弱，当后来一位医生确诊了她的病情时，她早已不得不卧病在床了。她就住在若若通电话的这套住房的隔壁卧室里。这不是原来的那套住房了，他们已经搬进了一套新的大的住房。什么？地址？若若慢吞吞地在说，而科瓦尔斯撒着嘴唇伸着舌头吃力地把它一笔一笔地记下来。
“这些江湖医生给她看病有多长时间了？”他对着电话大声地吼。这是他第四遍力图向若若把话说清楚。可是对方却长时间的停顿。
“喂？喂？”因为听不见回答，他就大声地叫。
若若的回声又传来了。“可能是一个星期吧，也许是两个或者三个星期。”若若这样回答。
科瓦尔斯基看着手里的话筒，他不相信。但对方不再接下去讲了。他只好把话筒挂起，走出电话间。他交付电话费后，收起信件，锁进铁箱子里，然后回到旅馆。
他的思想很混乱，这在几年来是第一次。几年来，他习惯于接受命令，用暴力去对付每一件事，但这件事他却无法用同样的方法去解决。
在马赛，若若依然住在原来的公寓里，当他听到科瓦尔斯基已经把电话挂了，就也放下了听筒。他转身看到行动分局的两个人仍在原处一动不动，每人手里一支警察专用的0.45自动手枪。一支枪对准着若若，另一支对准着坐在墙角沙发上他那面如死灰的妻子。
“杂种！”若若用波兰语恶狠狠地说。
“他来吗？”两人中的一个问。
“他没有说，他一下就把电话挂上了。”若若回答。
那个科西嘉人黑色呆板的眼睛盯着他。“他一定得来。这是命令。”
“啊，你们听见我说话了，我完全是照着你们的意思说的。他一定是惊慌不安了。他一下子就把电话挂上了。这我可毫无办法呀。”
“他最好还是来，这对你有好处，若若。”科西嘉人再一次说。
“他会来的。”若若无可奈何地说。“只要他能来，他总会来的。为了那女孩子嘛。”
“好。那么你的事情暂告结束。”
“那么你们就给我出去吧。”若若喊道。“不要留在这里打扰我们了。”
科西嘉人站了起来，手里仍旧拿着枪。另一个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眼睛看着他的女人。
“我们马上就走，”科西嘉人说，“可是你们两个得和我们一起走。我们不能让你们留在这里瞎议论并给罗马打电话。”
“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过一次愉快的休假生活，山上有一个新的很舒适的旅馆，充满着阳光和新鲜空气，对你们都有好处。”
“时间多久？”若若低声问。
“需要多久就多久。”
若若注视着窗外杂乱无章的胡同和繁忙的各种鱼摊。他说：“现在正是旅游季节的高潮，每天的各次列车都满载着人。8月份一个月我们的收入比冬天一季的都多。这一下可把我们毁了，等于损失几年的收入。”
科西嘉人听后，好像认为这种想法很有趣，他不禁笑了。“你应该把这看成一种收获，而不是损失，若若。说到底，这是为你的第二祖国法国效劳呀。”
若若转过身来。“我才不管政治这种鸟事呢。我不管谁在当权，不管那个政党要干他妈的什么事。至于像你们这样的人我是晓得的，我一辈子可见得多了。你们这种人，只要对你们有利，你们会为希特勒，会为墨索里尼，会为‘秘密军队组织’服务，或者为任何人服务。政权可能会改变，但是像你们这种混蛋是永远不会变的……”他一边喊一边蹒跚着冲向那个持枪的人，那人把枪口对着他，一动也不动。
若若的女人在沙发上哭着喊道：“我求求你，别去惹他们。”
若若不再说话了。他用眼睛盯着他的妻子，好像她刚才没有在那儿似的。他一个一个环视着屋里的人，他们也都面对着他。这两个顽固的秘密特工不露声色，他们对于这种咒骂声是听惯了的。两个中为首的那一个指指卧室说：“你先去整理行装，然后你女人去。”
“西尔维怎么办呢？她4点钟放学回家来，谁照顾她呢？”女人说。
科西嘉人继续看着她的丈夫。“我们路过学校时把她带走。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已经告诉女校长，说她的祖母快死了，全家都得守在老奶奶床边。考虑得很周到，现在动身吧。”
若若耸了耸肩膀，接着又看了他妻子一眼，就进卧室收拾行装了，科西嘉人跟在他的后面。他的妻子拿着一块手帕不断地在两手中搓来搓去。过了不久，她望了一下坐在沙发那头的那个特工人员。他比科西嘉人年轻一些，是一个加斯科尼人。
“那么，他们打算怎样对付他呢？”
“科瓦尔斯基吗？”
“是的，维克托。”
“有几个人要和他谈话，就是这些。”
一小时以后，他们一家人坐在一辆大轿车的后座，两个秘密特工坐在前面，很快地开往维科尔高山上，到了一家很秘密的旅馆里。
豺狼在海滨度周末。他买了一条游泳裤，星期六那天，他在海滩上晒晒太阳，又在北海里游了几次泳，在小港口城市里散步，沿着防波堤走去。当年英国的士兵和水手曾在这里的血泊和枪林弹雨中作战并且付出生命。有几个蓄着海象般胡子的老人沿着防波堤坐在那里钓海鱼。如要问他们一下的话，他们也许会记起四十六年前的事，可是他并没有问。那天在这里的英国人只有几家人，他们分散在海滩各处，享受着阳光，注视着他们的那些弄潮拍浪的儿童。
星期日早晨，他悠闲地开着车子穿过佛兰芒农村，在根特和布鲁日的街上驰过。他在达姆的餐厅吃了一顿午饭，这里的牛排是用木柴烤炙的，任何地方也都比不了。下午他又乘车回到布鲁塞尔。晚上睡觉前，他吩咐服务员第二天要一大早叫醒他，把早餐送到床边来，并且给他准备一盒携带的午餐。他解释说第二天准备开车去阿登，他的哥哥是在巴斯托尼和马尔梅迪之间的布日战役中阵亡的，他要去扫墓。服务台的职员显得十分关心，答应到时一定喊醒他，不会误了他的旅程。
在罗马，维克托·科瓦尔斯基非常忙碌地度过这个周末。他总是按时执行他的警卫任务，或是作为八层楼楼梯口服务台的人，或是夜里在屋顶上。即使在下班后他也睡觉很少，通常是在离八层楼前道不远的床上躺着，抽烟和喝红葡萄酒。这种酒比较粗劣，是用粗颈大瓶运进来给担任警卫的八个前外籍军团人员喝的。论酒力，他想，这种粗劣的意大利红酒是根本不能和阿尔及利亚的红酒相比的。这后一种是每个外籍军团人员少不了的杯中物。不过有酒喝总比没有强。
科瓦尔斯基对于一件需要独立工作的事，通常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下决心，但是到星期一上午，他的决心下定了。
他要出去的话，也不会要很长时间，也许一天就够了。即使飞机不正常，那么两天也足够了。无论如何，这件事他是一定要做的，等事过以后，再向“老板”说清楚。“老板”会发脾气，但一定也会原谅他的。他也曾想到要向上校提出请假48小时，但是他又想，上校虽然是一个好领导，当部下有困难时，也肯帮忙，但这次是决不会让他出去的。上校不知道关于他有个女儿西尔维的事，而科瓦尔斯基很明白，这件事是无法解释的，他永远也不能说。
星期一早晨他起身值班时，不禁长叹一声，想到他自从参加外籍军团以来，这是生平第一次不请假外出，因此深深地感到不安。
豺狼准时起床，仔细地进行了准备。他先洗了个淋浴，又刮了胡子，然后在床边吃了一顿非常丰富的早餐。
他从锁着的衣橱中取出装枪的匣子，把各个部件都用几层泡沫塑胶仔细包裹起来，并用细绳捆扎好。然后把它们放在背包的底部。上面放着油漆罐和刷子，粗斜纹布裤子和格子布衬衫、短袜和靴子。网袋放在背包外面的一个口袋里，子弹盒放在另一个口袋里。
他穿一件他常穿的条子衬衫，一套鸽子灰色轻质上下装，和他通常穿的格子呢服显然不同，一双浅黑色皮便鞋，再加上一条黑色丝领带，他这一套便齐全了。
他把车开到旅馆停车场，把背包锁在后备箱中。他又回到旅馆的门厅，取了准备好的午餐盒。服务台职员祝他一路顺风，他也点头作答。
9点整，他开车离开布鲁塞尔，沿着老的E40号公路向那慕尔疾驶而去。
平坦的田野上已经洒满阳光，显示了这将是炙热的一天。他的公路地图说明距离巴斯托尼有94英里，他再多走几里就可以在这小城南边的山丘树林间找到一块幽静的地方。他估计在中午前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开出100英里，所以加大汽车油门，飞快笔直地驰过瓦隆平原。
太阳还没有升到最高处的时候，他已经穿过那慕尔和马尔凯，沿途的路标说明已经快到巴斯托尼了。这个小城在1944年冬天曾被哈西·封·孟特菲尔的虎王坦克的炮弹摧毁得破败不堪。他穿过这个城，继续向南开进了山区。森林愈进愈茂密，弯曲的公路不断地被参天的榆树和山毛样树遮得不透阳光。
过小城后5英里，豺狼看到有一条窄路通向森林深处。他开车顺路而行，1英里后发现又一条小道直入森林深处。他把车开过几米后，隐蔽在一片树丛的背后。他在森林的荫凉处歇下来，吸一支香烟，听着引擎冷却下来的嗒嗒声，风吹树梢的呼啸声，还有远处一只野鸽子的咕咕声。
他慢慢地从车上下来，打开后备箱的锁，把背包取出摆在车头上。他把衣服一件件地换好，把一套鸽子灰的服装有条不紊地摆在后座上，然后穿上粗斜纹布裤子。天气热得不需要穿上衣，他换下需打领带的有领衬衫，穿上伐木工人穿的格子布衬衫。最后，他脱下在城市里穿的优质皮鞋，换上行路靴子和毛线短袜，然后把裤脚管掖在里面。
他把枪支零件一包一包打开，一件一件装配起来，消声器放在裤袋内，望远瞄准器放在另一个裤袋里。他从盒子里拿出20粒子弹，放在衬衣的胸前口袋里，惟一的能爆炸的子弹仍在一个小纸包里。
当枪支完全装好后，他把它放在汽车盖上，然后再回到车背箱，拿出一个西瓜。这是前一天晚上在布鲁塞尔回到旅馆以前在水果摊上买的，一直放在车背箱里。他把车背箱锁好，把西瓜放在已经大部分腾空了的行军袋里。袋里面还有油漆、刷子和打猎用的刀子等等。
他把车子锁好，开始向密林深处走去，时间刚过正午。在10分钟内，他找到了一条狭长的视线很清晰的空地，从这一头到另一头足足有150码。他把枪放在树旁，一步步地走了150步，然后找到一棵树，从这儿可以看见刚才放枪的地方。
他把行军袋内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地上，然后打开油漆罐，拿起刷子，开始在西瓜上工作。瓜的上部和下部绿皮上很快地涂上了棕色，中间部
分则涂上粉红色，当涂上的颜色还没有干时，他就用手指在上面描出一对眼睛、一个鼻子和一个嘴巴。
为了避免因手指接触而抹掉瓜上的油漆，他用刀戳进瓜的顶部，小心翼翼地把瓜放进网袋。袋的大网眼线很细，丝毫不会遮挡瓜的外形以及上面画的形象。
然后他把刀戳进树干上距地约7英尺的地方，再把网袋挂在刀柄上。以棕色的树干皮为背景，这只挂在那里的瓜涂着粉红色和棕色，活像一个无名鬼怪的人头。他退后站在那里，观察了一番他的手艺，在150码之外来看，这完全可以满足他的要求。
他把两个油漆罐的盖子盖好，把它们扔进林丛中，摔得无影无踪。他把油漆刷子扔在地上，又在上面跺了几脚，直到它们完全戳到土里。他拣起了背包，又走回放枪的地方。
消声器很容易就装好了，拧在枪管的尽头，直到拧紧为止。望远瞄准器装在枪管上很合适。他拉回枪栓，把第一粒子弹装入枪膛。他眯起眼睛，通过瞄准器搜寻他挂在空地另一端的目标。他吃惊地发现目标既大又清晰，无论怎么看起来都很不错，如果这是一个活人的头的话，那简直就像不超过30米远。他甚至能看清盛瓜的网袋上交织的网线，以及他自己用手指涂抹出来的瓜上的五官。
他慢慢地变动了一下位置，倚在树上以固定他的目标，然后又继续瞄准。望远瞄准器中的两根交叉十字线显得还不在中心，他伸出右手捻了捻两个调节螺丝，直到十字线完全处在瞄准器里正中的位置。他感到满意了，小心地对准了瓜的正中心，然后开枪。枪的反冲力比他预计的要小，消声器控制住开枪的声音，就算是在一条静静的街上的街对面也不大能听得见。
他腋下挟着枪，走过这块空地去检视那只西瓜。在右上方处子弹擦瓜皮而过，扫断了网袋上的线，陷入了树身。他又走回来，让望远瞄准器完全保持原位，然后开了第二枪。结果一样，有半英寸的误差。他一点没有动望远瞄准器上的调节螺丝，又连开了四枪，才最后确信瞄准器显然高了一些，而且稍向右偏。于是他调节了螺丝。
他继续瞄准，开枪，这一枪又打得过低并偏左了。为了要搞精确，他又走过空地去检验枪弹打的弹孔。枪弹穿进了这个“人头”上嘴巴的左下角。他在这个新的瞄准位置上继续又放了三枪，结果子弹都射向同一部位。最后他把瞄准器又向原来的位置移动了一丁点儿。
第九次射击丝毫不差地射中了“人头”的前额，这正是他所瞄准的部位。
他再次走到靶子的前面，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粉笔，把子弹射中的地方都用粉笔画出来。一小圆圈画在顶部右方，第二个圆圈画在嘴的左下角，最后是前额的正中。然后按次序地进行射击，先是每只眼睛，其次是上嘴唇，然后是面颊。他把最后的六颗子弹，对准太阳穴、耳朵孔、头颈、面颊、下巴、头盖进行射击，只有其中的一个稍偏了些。
他对这支枪非常满意。他记下了调节望远瞄准器的短螺丝的位置，并且从口袋内拿出一瓶粘接剂，把粘液倒在两个螺丝帽以及螺丝边的远瞄镜筒上。他抽了两支烟。半小时内粘接剂凝固了。到现在，这支枪的望远瞄准器就精确地固定在130米外的目标上。
从另一个口袋里，他拿出那个爆炸子弹，打开纸包，小心地装进枪膛里。他特别注意，目标是西瓜的正中心，然后射击。只见消声器的端部冒出一股青烟。
豺狼把枪靠放在树干旁，自己走到挂网线袋的地方。网袋差不多全空了，瘪着紧贴在斑驳的树干上。已经被二十颗子弹射中的西瓜，现在已全然解体了，有些部分穿过网眼散落在草地上，有些瓜子和瓜汁滴落在树皮上。剩下的一些瓜肉留在网袋的底部，像挂在猪刀上的萎缩的阴囊。
他把网袋取下，扔到附近的灌木丛中。原先里面装的靶子已经变成难以识别的一堆稀烂的瓜浆。他把刀从树上拔出，插回鞘中。他从树那边走回来，取了枪，走向他的车子。
每一个部件又都仔细地用泡沫塑胶包好，放回到背包里，和他的靴子、短袜、衬衫、裤子摆在一起。他重新穿上城市的服装，把背包锁在后备箱里，然后静静地吃他的午餐三明治。
吃完后，他离开小道把车子开回到公路上，然后向左转向巴斯托尼、马尔凯、那慕尔，向布鲁塞尔进发。刚过6点，他就回到了旅馆。把背包送回房里后，他又下来和服务台职员算清了租车费。在洗澡和吃晚饭前，他花了一小时仔细擦净了枪的各个部件，并将活动部件都上了油，然后放到匣中，并锁在衣橱内。那天晚上，他把行军袋、麻线、几条泡沫塑胶等都丢在废纸篓内，把二十一个用过的弹壳盒远远地丢入远离城市的河里。
8月5日，星期一的早晨，维克托·科瓦尔斯基又在罗马邮政总局寻找会说法语的人帮忙。这一次他找服务员帮忙替他用电话询问意大利航空公司班机这星期内从罗马去马赛往返的日期和时间。他获悉星期一的班机已经错过了，因为这架班机将在一小时内从菲乌米齐诺机场起飞，他已经赶不上了。下一班直达飞机是星期三，而别的航空公司没有从罗马到马赛的直航班机。非直航的班机倒是有的。他又不愿意在中途转机。因此只好乘星期三的班机，起飞时间是上午11时15分，刚过中午就可到达马赛的马里尼安机场。回来的班机是在次一日。他决定预定一张往返的飞机票。
科瓦尔斯基从口袋里掏出证件，让售票员看了姓名。共同市场各国间已经废除了护照，因此有国籍身份证就行了。
他被告知在星期三起飞前一小时到达菲乌米齐诺机场的意大利国际航空公司办事处。柜台职员放下电话后，科瓦尔斯基取了信件，锁进小盒，然后回到旅馆。
第二天早晨，豺狼和古桑最后一次约会。他在早餐时给古桑通了电话，制枪人很高兴地告诉他：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请社根先生10点钟来取，并请他把所有东西都带来，以便试装。
豺狼早到了半小时，公文包放在一只普通的胶合板手提箱里，这只手提箱是他那天早晨在旧货店里买的。他在武器制造者住的这条街上察看了30分钟，最后才走向前门。古桑先生请他进去，他毫不犹豫地走入办公室。古桑也跟进来，把前门锁好，然后把办公室的门关好。
“没有什么问题了吧？”豺狼问。
“没有，这次我看是弄妥了。”
古桑从他的书桌后面拿出几个粗麻布卷来，放在书桌上。他把这些麻布卷打开，摆出了一套薄钢管，擦抹得很干净，就像铝的一般。他把最后一支管子也摆在书桌上以后，就伸出手去要那个装着枪的部件的公文包。豺狼把公文包递给了他。
古桑一件又一件地开始把枪的部件都装进管子里去。每件都完全合适。
“打靶的结果如何？”他一边干活一边问。
“很满意。”
古桑在拿起望远瞄准器时注意到调节螺丝都给巴萨树胶粘接剂固定起来了。
“我很遗憾这两个微动螺丝做得那么小，”他说。“最好是专门做一对，但是也是因为原来的螺丝本身就那么小，因此我只好用现在这样的微动螺丝，不然的话，瞄准器就怎么也装不进管子里去。”
古桑把望远瞄准器插进为此而设计的钢管，正像把其他部件放进钢管一样，完全合适。当这枪的五个部件中的最后一个也插到管子里从眼前消失掉的时候，他拿起了作为扳机的细小钢针和剩下的五发爆裂子弹。
“你看，这些东西得另行安排。”他解释说。他拿着黑色皮革里面有内衬的枪托，并向他的主顾显示皮革上有剃刀割开的一个裂口。他把扳机塞进裂口里的内衬当中，然后把裂口用黑色绝缘胶带封上。外表很好，一点都不显露。
他又从书桌抽屉中取出一块圆形的黑色橡胶，直径约一英寸半，长两英寸，从一个圆形平面的中心向上突出了一个钢钮，上面有螺纹，很像一个螺丝。
“这个东西可正好装在钢管的末端。”他解释说。
在钢钮的周围有五个钻进橡胶的小孔。每个孔里他小心翼翼地装进一发子弹，直到全部都塞进去，外面只能看得见铜雷管帽。
“橡胶塞装好后，子弹就看不出来了，而橡胶塞看起来是很逼真的。”古桑解释说。豺狼一声不响。
“您认为怎么样？”最后古桑问道，显得有点不安的样子。
豺狼拿起管子，逐个作了检查，还是没有开口。他反复地把管子摇动着，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因为里面衬着两层粗呢能吸收振动的噪音。最长一根管子约22英寸，里面装枪铣和枪膛部分。其他每根长约1英尺，装两根支撑棒、消声器及望远瞄准器。装有扳机的枪托、装有子弹的橡胶圆柱块则放在别处。用一支猎枪改装成的行刺用的枪，全部看不见了。
“非常好。”豺狼说，并静静地点头。“完全符合我的要求。”
这话使古桑感到很高兴，虽然在这个行业中他是专家，但他同其他人一样，在受到赞扬时总是感到高兴。而且他也明白，他面前的这位顾客，也必然是一个手艺高超的人。
豺狼把装有枪的各个部件的钢管部一件一件地仔细包扎起来，然后又一件一件地放进他的胶合板手提箱中。当他把钢管、枪托、橡胶塞都包好并装进箱子后，他关上箱子盖，然后把那个公文包交给了古桑。
“我不需要这个包了。这支枪直到我有机会使用它以前，就将这样地放在箱子里。”他从里面的口袋中掏出他还欠付的200英镑，摆在桌子上。
“我想我们的交易算是完成了吧，古桑先生。”
“是的，先生，除非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事需要我效劳。”
“只有一件事，”豺狼回答，“请你牢记半个月前我向你说的缄口不言是最明智的这句话。”
“我没有忘记，先生。”古桑平静地回答。他又感到惊恐了。是不是这个低声细语的杀人者要消灭他以保证不致泄密呢？肯定不会，因为这样的谋杀必然要引起侦询，从而就会使警方发现这个瘦高的英国人到这幢房子来过，这样他箱子里携带的枪就没有使用的机会了。
豺狼好像明白他的思想活动，微微地向他笑了笑。“你不必担心。我无意伤害你。再说，我想象你这样一个富有聪明才智的人必定早有防范，以免被你的哪一个顾客所杀害。可能有人等你在一小时内打电话给他，如果到时候没有电话的话，你的一个朋友就会到这里来看看是否有尸体；或者你在
某一律师处存放着一封信，万一你要死亡就打开此信。对于我来说，杀害你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而不可能是解决问题。”
古桑吃了一惊，他确实有一封信长期放在律师那儿，而且约定在他死后，律师就可以把信拆开，信里要求警察检查放在后花园的一块石头下面的一只盒子，里面有每天到他家里来找他的顾客的名单，而且每天更换一次。今天的名单内，只有一个顾客的名字，是一个很漂亮的高个儿英国人，他自称名叫杜根。这就是一种保险的方式。
豺狼很安静地看着他。“我已经考虑过，”他说，“你是十分安全的。但是，如果你说出我到你这里来过，或告诉任何人我从你这里买过枪，那么我就会干掉你。为你着想，当我离开这个屋子以后，你就算我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
“先生，我完全明白，我对所有顾客都是这样安排的。可以说，我也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相类似的保证，因此你拿到的那支枪的枪筒上的号码已经用酸腐蚀掉了。我自己也要保护我自己。”
豺狼又笑了起来。“这样我们相互都了解。再见，古桑先生。”
一分钟后，古桑把门关好。这个比利时人非常了解枪和用枪的人。但是对于豺狼这个人，他实在不了解。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回到办公室去数钞票。
豺狼不希望旅馆服务员看到他拿着一只便宜的衣箱回去，因此虽然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但他还是坐了一辆出租汽车，直接到火车站，把衣箱存在行李寄存处，把寄存收据放在他那狭长的鳄鱼皮的皮夹内。
他在锡恩吃了一顿精美豪华的午餐，以庆祝他在法国和比利时计划和准备阶段的结束，然后回到友谊旅馆去整理行李和付账。
他离开的时候和来的时候穿着一模一样，一套裁剪合身的格子服装，环绕式墨镜，看门人提着两只维尤吞出品的手提箱跟在后面，送到等在那里的出租汽车上。他比以前穷了，口袋里少了1600英镑，但是他的枪却安全地躺在车站行李房不引人注目的手提箱里，而他的内衣袋里还有三张精工伪造的证件。
4点刚过，飞机就离开布鲁塞尔飞往伦敦。虽然伦敦机场例行公事地检查了他的行李，但什么也没有查出来。7点，他已经在自己的公寓里淋浴，然后又去西区的高级餐馆进晚餐去了。
策
第一部 策划
第八章
科瓦尔斯基好像命中注定要倒霉似的。星期三早晨邮政总局不能打电话，如果他要打电话的话，他可能会错过班机。这天给波瓦契的信还在信箱里。他取了五封信，把它们放在铁盒内锁好，很快地动身回到旅馆。9点半罗丹上校让他去休息。他可以回到自己房内睡觉，下一班他将在屋顶值班，时间是当天晚上7点开始。
他回到自己房间里，只是为了拿他的手枪（罗丹从来不让他带自己的枪上街），并把它塞进枪套内。如果他穿上一件合身的外衣，那么鼓起来的枪和枪套在100码内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来的。但他的上衣很不合身，而且缝制得很蹩脚，他看起来像鼓起的口袋一样。
他拿了一卷橡皮膏和他前天买的贝雷帽塞在衣袋里，又把他六个月积存下来的一卷意大利里拉和法国法郎装进衣袋，然后关上门出去了。
楼梯口服务台的值班人员抬头望着他。
“他们让我打一个电话去。”科瓦尔斯基说，用拇指向上面九层楼指了一下。值班人员什么也没有说，只看着他走进了停在那里的电梯。几秒钟后他已经到了街上，戴上了墨镜。
街对面的咖啡馆里坐着一个人，手里捧着一本《今日》周刊。当这个波兰人在街上张望着找出租汽车的时候，那人把杂志放低了一点，透过深色的太阳眼镜打量着科瓦尔斯基。
看看没有车，科瓦尔斯基就向街角转弯处走去。这个拿杂志的人也
就离开咖啡馆的阳台，走到人行道边。一辆小“菲亚特”汽车从街上停车的巷中开过来停在他面前。他跨进了车，这部“菲亚特”汽车就以步行的速度跟踪着科瓦尔斯基。
科瓦尔斯基在街角看到一部招揽生意的出租汽车，就向它招手。他告诉司机说：“菲乌米齐诺。”
在机场，他来到意大利国际航空公司办事处，以现金付了票款，向办事处女职员表示他既没有衣箱也没有手提行李，并且听到女职员通知他，乘11点15分飞马赛班机的旅客1小时零5分后就要登机了。在这一系列过程中，那个行动分局的特工一直悄悄地跟着他。
为了消磨时间，他信步走进咖啡厅，在柜台前买了一杯咖啡。他拿了杯子走到玻璃窗前，在那里他能看到好多飞机上上下下。虽然他不知道飞机是怎样会飞的，但他喜欢飞机场。在他大部分的生命中，飞机的声音，就表示德国的和俄国的战斗机，或者是美国的飞行堡垒。后来在越南，这些声音就意味着B26型轰炸机，在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战斗机。现在他的眼前是民用机场，他喜欢看它们像很大的银鸟似地从空中下降，引擎停止了吼声，在它碰到地面以前，好像用绳索把它挂在空中一样。虽然他在社交上很胆小，但他却喜欢看那飞机场里无休止的喧闹。他在想，如果他的生活有所改变，那么他很可能在飞机场工作。但是他目前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无法改变了。
他的思路又转向了小西尔维，这使他双眉紧皱。他痛苦地对自己说：这太不公平了，她将死去，而那些在巴黎的坏蛋们却活着，真是不公平。罗丹上校曾对他谈起过他们，是他们这些人使法国遭难，他们背叛了法国军队，毁灭了军团，而且把无数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人民抛给了恐怖分子。他认为罗丹上校从来没有错过。
他的班机发出了通知，他跟着大家一起走出玻璃门，沿着炎热的白色的水泥路走到相距约100码处的飞机前。在观望平台那边，有两个罗兰上校的特工人员在注视着他一步步登上舷梯进入机舱。他现在戴着一顶扁圆的帽子，面颊上贴了一块橡皮膏。有一个特工转身望着另一个特工，眼眉间有一种焦急的表情。
当飞机起动，开始飞向马赛时，两个特工人员就离开原来的位置，他们向候机大厅方向走去，在公共电话室前停下，其中一人进去拨了一个罗马的本地电话号码。他向对方报告了自己的身份，然后慢慢地说：“他走了，乘意大利航空公司45号班机，到达马赛的时间是12点10分。”10分钟以后，报告已经转到巴黎。又过了10分钟，马赛也得到消息了。
意大利航空公司子爵号飞机已经飞临蓝色的海湾，最后就要飞抵马里尼安机场了。漂亮的罗马空中小姐笑容满面地走过通道，检视是否所有乘客的安全带都已系好，然后在机尾角落里她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并系上她自己的安全带。她注意到她前面座位上的一个乘客不眨眼地盯视着窗外罗纳三角洲的一片耀眼的白色荒地，好像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似的。这是一个动作迟缓的大汉，不会说意大利语，他的法语也是带着浓烈的他那东欧祖国的口音。他剪短的黑发上戴一顶黑色贝雷帽，穿一身不平整的暗色衣服，架一副墨镜从来也不肯拿下来，一大块橡皮膏把脸足足遮了一半。她猜想这人一定是脸被刮破得很厉害。
飞机准时着陆了，离机场大楼很近，所有旅客都走进了海关大厅。当他们鱼贯穿过玻璃门时，有一个矮小秃顶的人站在检验护照的警察旁边并轻轻踢了一下他的脚踝。“大家伙，黑贝雷帽，贴块橡皮膏。”说完后他安闲地踱开了，又给了另一个警察同样的信息。
旅客们分成两行通过格子窗口。在格子窗后面，两个警察面对面地坐 着，中间相距约10英尺，旅客们从中间穿过。每个旅客都交验护照和入境证。这些是保安警察部门的边防检查站，他们负责法国内部的安全，检查入境的外国人以及回来的法国人。
当科瓦尔斯基出现时，警察朝他看了一眼，在他黄色的入境证上盖了章，然后随便地看了一下他递过来的身份证，点点头，挥手让高个儿往前走。科瓦尔斯基放下心后，朝着海关人员那里走去。那个矮个儿的秃子刚对几个海关官员小声地说了几句话，然后走进一间办公室的玻璃门里。
一个高级海关职员用手势指向站在那里等候自己提包（从外面用运输带传送进来）的旅客们，对科瓦尔斯基说：“先生，你的行李？”
科瓦尔斯基笨拙地向海关职员说：“我没有行李。”
海关职员扬起眉毛：“没有行李吗？很好，你有什么要报关税的吗？”
“也没有。”
海关职员和气地笑了笑。他那笑容几乎和他那如歌唱般的马赛口音一样开朗。
“那好，朝前走吧，先生。”他打手势指指通向出租汽车站的出口。
科瓦尔斯基点点头，走到外面阳光下。他不习惯于随便花钱，因此前后左右张望了一气，直到看见机场的交通车就登了上去。
当他的身影消失之后，有几个海关人员聚拢在为首的官员周围。
“真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抓他？”
“看起来这个人脾气不大好。”
“等那些杂种整够他之后，他就不会这样了。”第三个人这样说，说的时候把头向背后的办公室晃了一下。
“得了，回去工作吧。”年纪较大的那个人插话说。“今天我们总算对法国尽了一份力量。”
“你的意思是为伟大的夏尔（指戴高乐）吧？”当他很快走出去时，第一个人回答说。他叹了口气，并咕哝着：“他妈的！”
正是午饭时刻，公共汽车最后停在市中心的法国民航办事处门口。这里的天气比罗马还要热。8月的马赛很有一些特点，但是努力地工作决不在此列。太阳照在城市当空，像一种病菌一样，钻进每一个人的皮肤内，吮吸着人们的精力，使你一动也不想动，只想躺在凉快的卧室内，把百叶窗关好，把电风扇打开。即使在马赛市最热闹的中心商业区，本来像流水似的车灯也不见了。马路上只有少数行人和几辆汽车慢吞吞地移动着，好像半身陷在泥浆里似的。要花半个小时才能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大部分出租汽车司机宁肯找一处荫凉的地方停下车来休息。
若若给科瓦尔斯基的地址是在通向郊区的大街上，当出租汽车到达解放大道，他告诉司机停车让他下车。司机们是完全遵照顾客的要求的。他们想，这些外国人可能在哪儿有他自己的汽车停着，所以宁愿在这么热的时候下车走几步路。
科瓦尔斯基注视着出租汽车掉头进城，直到不见踪影为止。他向路旁咖啡馆的侍者问清楚纸上写的那条街道。这条街上的房子看起来都相当新，科瓦尔斯基心想若若一家看来做车站的食品车生意一定是很有出息的，可能他们已经有了固定的商亭了，这是若若太太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这也就足以说明他们家为什么日趋兴旺了。让西尔维在这一带长大当然比在码头附近强多了。一想到他的女儿，一想到他刚才关于她的那些荒唐念头时，科瓦尔斯基便在公寓房前的台阶下停了步。若若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那是不可能的。
他跑步上了石阶，站在公寓门厅里。这里有两排信箱，他看到“格尔茨鲍斯基23号”，因为就在上一层楼，所以他决定从楼梯走上去。
23号的一扇门同其他房间一样，门口有一个电铃，下面的名卡插内有一张白的小卡片，上面印着格尔茨鲍斯基的名字。门是在走廊尽头，左右是22号和24号。
当他按电铃时，门打开了。就在这一瞬间，有人把一根棒子挥起打在他的脑门上，这一下打破了他脑袋上的表皮。因为皮下是头盖骨，棒子就一下子弹了回去。这时两边的22号和24号门从里面打开，几个人蜂拥而出。这一切都是在半秒钟的时间内发生的。科瓦尔斯基被包围了。
虽然科瓦尔斯基在很多情况下反应很慢，但面临这样的处境，他很清楚：必须进行战斗。在狭窄的走廊里，他的身材，他的力量，使他没有用武之地。由于他个子高大，棒子在打他的头部以前，没有能使出全部力量；现在他头上的血摘下来，流过他的眼睛。他辨认出有两个人在他面前的门口，在他的两旁还各有两个人。他迫切需要活动的地方，因此他冲进了23号房间。这一冲使他面前的那个人蹒跚地向后直退，他背后的人也都跟了进去。有好几双手拉住他的衣领和衣服。他在房间里掏出腋下的自动手枪，掉转身向门口开了一枪，正在这时另一根棒子打在他的手腕上，他的枪口随着向下倾斜，有一个特工让子弹打碎了膝盖，尖叫一声倒了下去。与此同时他手里的枪也给打掉了，他手腕上又挨了一下，手指麻得失去了知觉。紧接着五个人一起扑到他身上来把他掀倒在地。
整个打斗不过3分钟时间。一位医生后来估计，在他最后失去知觉以前，他的头部受到皮包棍棒的袭击总共有十二下。他的一只耳朵有一块肉给打掉了，鼻子也破了，脸孔看起来像一个深红色的面具。
他的还手主要是一种本能反应行动。有两次他几乎抓到他的手枪，直到后来有人飞起一脚把它踢到起居间的另一头去了。到最后他脸朝下倒下去时，打手中只剩下三个人还站在那里用脚踢他。几个特工踢打完后，这个高大的躯体躺在地上毫无知觉，只有从裂了口子的头皮上不停地流淌出来的鲜血说明他还是活着的。那三个没有给打垮的人退后站着，恶狠狠地咒骂，胸膛一起一伏地喘着气。至于其余的人中，那个腿上中了一枪的斜倚着靠门的墙，脸色苍白，沾满鲜血的双手捂着受伤的膝头，从灰白的嘴唇里发出一连串污秽难听的脏话；另一个人双膝跪在地上，缓慢地前后摇晃着，一只手深深地捂着被打破的腹股沟；最后一个人面孔向下躺在离波兰人不远的地毯上，左太阳穴青肿，变了颜色，因为科瓦尔斯基致命的一击不偏不倚打了他个正着。
这群人的头头把科瓦尔斯基背向下翻过来，拨开他的眼皮看了看，然后走到窗前电话边，拨了个市内的号码，等着。他还在喘着气时，电话里有人答话了。他告诉另一头的接话人：“我们抓到他 了……厮打吗？当然，他拼命地厮打……他开了一枪，格里尼伤了一个膝盖骨，卡普蒂睾丸上中了一脚，而维塞特则晕过去了，浑身冰凉……什么？对，波兰人活着，这不是命令么？要不然我们不会让他打得这么惨……啊，他也受伤了，好吧……不知道，他失去知觉了……喂，我们不是要一只盛生菜的篮子，我们是要两辆救护车。要快一点！”
他放下了听筒，漫无对象地嘟哝了一声“妈的”，这是全世界操各种语言的人共同骂人的话。房间里到处是家具的碎片，像劈柴似的，事实上也只有当柴烧了。他们原先都以为波兰人会倒在外面的通道上，隔壁房间没有摆一件家具。结果这就碍事了，他自己就被到科瓦尔斯基扔过来的一把扶手椅砸在胸膛正中，痛得很。见鬼的波兰人，他在想，领导办公室的那些笨蛋们没有说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15分钟后两部雪铁龙救护车来到公寓门口，医生跑上楼来。他花了5分钟的时间，仔细地检查了科瓦尔斯基，最后他把这个失去知觉的人的袖子卷起，给他打了一针。
当两个抬担架的人把科瓦尔斯基抬到电梯口时，医生又转身向着受伤的科西嘉人，他看到墙边周围全是血，知道他受伤很重。他把受伤人的手从膝盖拿开，检查了一下说：“用吗啡，然后送医院。我准备给你打一针，在这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不论怎样，我的孩子，你干这个行当的时代是要结束了。”在打针的时候，格里尼又是一连串的骂娘。
维塞特坐在地上，两手抱住了头，脸上好像没有表情。卡普蒂现在笔直地靠墙坐着，好像只想作呕。他的两个同伙夹住他的双肩架着他一拐一拐地从房内走到走廊。当第二辆救护车中的担架把不能动弹的格里尼抬走后，为首的那个人把维塞特背走了。
他走到过道里，回头看看那乱七八糟的房间，医生站在他旁边。
“咳，真是一团糟。”医生说。
“当地的警察们会来清理干净的。”为首的人说：“这是他们该死的公寓。”
他关好了房门，看见22号和24号房门还开着，这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动，他就把两扇门都关好了。
医生问：“这儿没有邻居吗？”
“没有邻居。”科西嘉人说。“我们占用了整个楼层。”
医生走在前面，他帮着把仍然昏迷的维塞特抬下楼梯，走向停着的车子。
12小时以后，当救护车飞快地在法国国土上跑了好远一段路程之后，科瓦尔斯基现在躺在一张轻便床上。
这是在巴黎郊外一座古堡营房的地下室里。房间里当然是白粉刷的墙，又脏又霉，跟所有的监狱牢房都一样，这里刻写着一些秽语，那里涂抹着一些祷文。房里又热又闷，一股石炭酸、汗和尿的气味。波兰人面孔向上躺在一个窄小的铁床上，床脚是固定在混凝土地面里的。床上除了一块淡棕色垫子和卷在他头下的毯子外，可说是别无他物。两条结实的皮带绑着他的两踝，还有两条绑着他的大腿和两只手腕。一条皮带横捆着他的胸膛。他仍然毫无知觉，只是深沉而不规则地呼吸着。面部的血污洗净了，耳朵和头皮已经缝合。一条橡皮膏贴在被打破的鼻子上， 从嘶嘶发响的张着的嘴里，可以看见两个门牙被打断了，只留下半截牙根。脸上其他部位也青肿得很厉害。在浓密的黑汗毛下面，胸膛、肩膀、肚皮等处都隐约地看到有青紫色的肿块，显然是拳头、靴子和皮包棍棒踢打的结果。右手腕包扎着绷带和橡皮膏。
医生检查完毕，直起身来，把听诊器放回皮包里。他回转身向身后的人点了点头，这个人就敲了敲门。门打开了，他们两人走了出去。门又关上了，管监狱的人还插上两道粗大的钢门闩。
“真不知道你们是用什么打他的，难道是从一辆特别快车上扔下来的？”医生一边走过通道一边问。
“用了六个人才制服了他。”罗兰上校说。
“哈，他们干得可真够厉害的， 差不多快把他搞死了。要不是他壮得像头公牛，那他简直完了。”
“只好这样啊。”上校回答。“他毁了我的三个人。”
“这一场打斗一定是够凶的。”
“确实如此。那么伤势究竟怎么样呢？”
“用外行人的话说：可能右腕骨折——我还没有用X光检查。左耳、头皮撕裂，鼻子被打碎。伤口和青肿多处，很多地方划破以及青肿，有些内出血，这可能恶化而致命，也可能自己慢慢会好起来。他的身体实在结实，我所忧虑的是头部，脑震荡是肯定的，是轻微的或者是严重的就不好说了。看不出来头盖骨受伤，虽然……这并不是你们的人无能，因为他的头盖骨硬得像块石头。不过你们如果不让他静养些时日，那么脑震荡将会恶化。”
“我们需要问他几个问题。”罗兰上校看着夹在手指上点燃着的雪茄说。
两人从地下室走上阶梯，到了监狱诊疗所的门口，都停了下来。医生看着行动分局的头头，觉得有点讨厌。
“我知道这是监狱，”医生轻轻地说，“这是对付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的地方，但我仍然是监狱的医生。在这个监狱里，凡是关系到人们健康的问题，都是我应该管的事。从这儿往回走过去，走廊那边——”他望着后面他们刚来的方向——“是你们的领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在那儿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我的事。我也不必再说什么。但是我要说明：如果在那个人没有复原以前，你们要用你们的方法开始‘审问’，那么他就会死的，或者会成为一个神经错乱的疯子。”
上校听着医生提出的忠告，无动于衷。“要多久才能复原？”他问。
医生耸耸肩说：“很难说，可能明天就清醒，也许要过几天，即使他醒过来，还不宜于审问——这是从医疗方面的角度说的。如果脑震荡很轻微，那也至少两个星期才能审问。”
“可以用一些特殊的药品吧？”上校轻轻地说。
“药是有的，但是我不想开药方。你可能拿得到这种药品，但决不会是从我这里得到的。不管怎么说，他即使能对你说什么，也是毫无用处的。他可能说的是胡话，也可能清醒不过来。如果能清醒过来的话，也只能让他自己恢复。现在用药品只会使他变成白痴，对你和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他可能还要一个星期才能睁开眼睛，你最好还是等着吧。”他说完转身回诊所去了。
但是医生估计错了。三天以后，科瓦尔斯基的眼睛睁开来了。
那是8月10日，这是第一次对他的审问，也是对他惟一的一次审问。
豺狼从布鲁塞尔回来后，花了三天时间为他即将到法国执行任务作最后的准备和安排。
他把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新的驾驶执照放在口袋里，出门到汽车协 会总部，以同样的名字申请了一张国际驾驶执照。他从专卖旅行用品的旧货店里买了一整套皮的衣箱。其中之一他准备装进去的东西，是为了可以假扮成丹麦哥本哈根的詹森牧师。在整理行装以前，他先把从哥本哈根买来的三件衬衫上有丹麦制的标记拆下来，换在从伦敦买来的牧师衬衫、硬领，以及黑色的牧师服装上。除了这些衣服外，还有鞋子、袜子、内衣以及深灰色的轻质上衣，以便某一天可以化装成为詹森牧师。在同一个衣箱里，又把扮成美国大学生马蒂·舒尔勃格的衣服、运动鞋、袜子、裤子、汗衫还有一件风衣放了进去。撕开衣箱的里层，就在衣箱硬盖的两层皮革之间，塞进了两张外国人的护照。他可能有一天会扮成这两个外国人。在已经装满衣服的衣箱内，最后放进去的东西是丹麦版的关于法国天主教堂的书，还有两副眼镜，一副化装丹麦人、另一副则是化装美国人时用的。他把两套不同颜色的隐形眼镜仔细地用薄纸包好，还有准备染发用的东西。
第二只衣箱里放进他在巴黎旧货市场买的法国设计和制造的鞋子、袜子、衬衫和裤子，还有长过膝盖的旧大衣和黑色便帽。在衣箱的夹层里，他塞进法国中年人安德烈·马丁的假证件。这只皮箱里还有部分空位置，他不久还要装进一套细的钢管，里面有一支刺客用的步枪和弹药。
第三只衣箱稍微小些，装进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用的东西，其中有 鞋子、袜子、内衣、衬衫、领带、手帕以及三件精制的上衣。在这个皮箱的夹层内，有几叠票面为10英镑的钞票，总数是1000英镑。那是他从布鲁塞尔回来时，从他自己的银行存款中取出来的。
他把每个皮箱都仔细地锁好，钥匙套在他自己的钥匙圈内。把浅灰色上衣洗过烫平，然后挂在公寓壁橱的挂钩上。胸口袋内是他的护照、驾驶执照和国际驾驶执照，还有一叠钞票，大概有100英镑现款。
最后一件行李是一只轻巧的手提袋，里面装了刮脸用具、睡衣、海绵袋和毛巾，以及他最后买的一些东西——一副用精织的带子制的轻质吊带，一袋两磅装的石膏，几卷粗织的软麻布绷带，半打卷装橡皮膏，三包原棉，一把刃钝但很结实的羊毛剪。这个手提袋将作为随身的行李，根据他的经验，在通过机场海关检查时，检查员很少会突然要求检查一只手提的公文包的。
采购与装箱完成之后，他的计划工作也接近于完成了。伪装成佩尔·詹森牧师或马蒂·舒尔勃格，这在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预防性措施，除非是波折横生，必须放弃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的身份。安德烈·马丁的身份对他的计划却是至关重要的，很可能其他两种身份根本不会用到。万一真是如此的话，任务完成后整只衣箱可以弃置在什么行李寄存处，事实上他也再不会用到这些东西了。进入法国时他有三只衣箱和一个手提袋，他估计离开时只须携带一只箱子和一件手提行李，绝不会再多了。
当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他就停下来等待两个通知，以便决定他出发的时间。一个是巴黎的电话号码，他能通过这个电话及时了解关于法国总统周围安全保工实际力量的情况。另一个是迈耶先生从苏黎士写来的通知单，告诉他25万美元已经存进了他的银行账户上。
他利用在家等待的时候，在他的公寓里来回地练习跛子走路的姿势。经过两天时间的实践，他对于自己装成跛子走路已经完全满意了，任何人都会认为他的腿或者脚脖子受了伤。
他等待的第一个通知是8月9日早晨收到的，信封上盖着罗马的邮戳，信上说：“你可以用莫里托尔5901与你的朋友接触，用‘这里是豺狼’几个字介绍你自己。回答你的话是：‘这是瓦尔米’。祝你幸运。”
一直到11日早晨，苏黎士的来信才到。当他打开信看到了那个好消息后，真是笑逐颜开。他认为不管前途如何，只要还活着，他将是一个很有钱的富翁。假如他将要进行的工作获得成功，他将更有钱。他毫不怀疑他一定能成功，这个机会是不会失去的。
他把上午剩下来的时间用来打电话预订飞机票，决定第二天——8月12日早晨动身。
地下室里除了桌子后面五个人的深沉而有节制的呼吸外，显得一片寂静。桌子前面绑在一把笨重的橡木椅上的人发出粗声粗气的哮喘声。
无法看清楚地窖有多大，也说不清楚墙壁是什么颜色，整个地方只有一片灯光照射在橡木椅和犯人身上。这是一盏平常供阅读用的台灯，但是灯泡的度数和亮度很大，增加了地窖中的热度。灯夹在桌子的左手边上，灯罩是可以调节的，现在直射在6英尺外的椅上。部分光线照在斑驳的木桌上，可以看得出这儿有几只手或手腕，那儿只看到几只手指，以及用手指夹住的香烟，一缕缕青烟冉冉上升。
台灯的光线是那么亮，对比之下，地下室的其他地方都是暗的，在桌子后面并排坐着的五个人的肩膀和身体，对犯人来说是看不见的。他要想看见审讯者的惟一的办法是离开座位，走到旁边去，避开灯光，不让灯光直接照射在他的眼睛上，这样才能看出审讯者们上半身的轮廓。对犯人来说，这是办不到的。绑带把他的两条小腿牢牢地绑住在椅子腿上。椅子的前腿和后腿，都是用L形的钢支架固定在地面上。椅子有扶手，犯人的手腕，也同样用绑带牢牢地绑紧在扶手上。另一个带子围住他的腰部，还有一根带子则围住他长满茸毛的胸部，每一根带子都渗透了汗水。
桌子上除掉有几只手外，几乎全是空的。只有在桌子的角上有一条小槽，上面镶着一片黄铜，在一侧刻有字。在小槽中间，突出一个小的黄铜手柄端部用胶木包住，这只小手柄，能在槽内前后上下地移动。此外，还有一个电门开关。坐在桌子左边上的人用一只右手握住这只手柄，可以看得见手背上有很细的黑毛在跳动。
桌子下面有两股电线：一股接通开关，另一股则接通电源控制器，通向放在操作者脚边地上的变压器。从这里有一股粗的胶皮电缆连接在墙上配电盘的插座上。
在审讯者的后面，地下室后墙跟前的角落里，有一个人坐在木桌前面，面对着墙壁，在他前面放着一套录音机。有一只很小的绿灯亮着，虽然录音机的卷轴并没有动。
除掉呼吸声外，地下室内非常寂静。所有的人都把袖子高高卷起，他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地下室里的气味几乎使人窒息，充满着汗水、铁锈、发霉、烟草以及人们排出来的各种臭味。仅仅是后者，已足够使人恶心，即使最强壮的人也忍不住，更何况还有恐惧和痛苦的折磨。
坐在中间的人终于说话了，语调很文明、和善并带些诱骗的味道。
“听着，我可怜的维克托，你一定得告诉我们。虽然不一定现在就说，但是最后你一定会说的。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佩服你，但是你也不能再支持多久了。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你以为罗丹不许你说吗？即使他在这儿的话也会命令你告诉我们的。他对这里的玩意儿是很清楚的，他自己也会告诉我们的。怎样才能使你减轻痛苦，这你自己知道，他们到最后还是会说出来的。懂吗？维克托，没有一个人能支撑到底的，那么你为什么现在不说呢？说出来以后，你就可以躺在床上，休息休息，没有人再来打扰你了……”
椅子里的人抬起满脸伤痕的脸向着灯光，脸上的汗闪闪发亮。他两眼紧闭，究竟是由于在马赛给科西嘉人脚踢的大块青肿所致，还是由于灯光的关系，谁也无法确定。这副面孔对着桌子和面前的一片黑暗停了一会儿，嘴巴张开好像要说话。一小堆呕吐物从嘴里涌出来，滴滴答答地挂在胸前，流到他膝间的一摊呕吐物中。头又耷拉下来直到下巴接触到胸部。与此同时，一头蓬松的乱发摇来摇去，似乎算作一种回答。
桌子后面的声音又开始了。
“维克托，听我说，你是一个硬汉子，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已经打破我们这里的记录了。但即使这样，你也是不能再坚持下去的，而我们却能够坚持。如果需要，我们可以让你活着，一天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活下去。但是像过去那样仁慈的大赦不会再有了。因此你为什么不说呢？现在是技术世界，有药物，你是懂的。现在第三阶段已经结束了，比这更好的待遇不会再有了。因此，你为什么还不说呢？我们明白你的想法，我们也知道肉体折磨是什么滋味，而这些小夹钳子它们不知道。这些小夹钳子不可能懂得，它们还会继续干下去。你要告诉我们，他们在罗马干些什么？他们在等待着什么？”
他的大脑袋耷拉在胸前，左右摇来摇去。就好像他那闭着的眼睛在检视一个又一个夹在他的乳头上的小钳子，或者那个惟一的大钳子——那锯齿般的齿紧夹在他的阴茎头上。
说话的这个人的双手平摆在面前的光线下，看上去细嫩、洁白、安闲。他又等了一会儿，然后把一只手从另一只手那里伸开，拇指屈到手掌中，其他四指则伸开，平在桌上。在房间另一头掌管电闸的人用手把铜钮从标尺上的2推到4的地方，然后把开关捏在食指和拇指之间。放在木桌面上的那只手把分开的手指收起来，又一次把食指伸向空中，然后把指尖指向下，这是世界各地都懂得的“进行”的标志。这样，电钮就把电流接通了。
椅子里的那个人身上夹的金属钳子用电线连向开关，在轻微的嗡嗡声中动起来了。一声不响，椅子里那个硕大的身躯好像是背后有只无形的手在推动一般，犹如飘浮般地升起来了，腿和手腕都在挤着皮带向外膨胀，直到皮革的衬垫都紧紧地嵌进肉里和骨头里。那双眼睛，由于周围的肌肉浮肿，从医学上来说是不可能看清东西的——现在也不管什么医学现象了，向外突出，鼓着盯视着上面的天花板。嘴巴张着好像是吃惊似的，紧接着从肺部发出一声鬼嚎般的嘶叫。叫过一声后，就接连不断地叫下去……
维克托·科瓦尔斯基在下午4点10分时支撑不住了。录音机继续开着。他开始谈了，有点语无伦次，漫无边际地一会儿抽泣一会儿尖叫，坐在当中的那个人以平静的声音和十分明确的语言，一句一句地提问。
“为什么他们在那里， 维克托……在那个旅馆里……罗丹，蒙克雷和卡松……他们怕什么……他们曾去过什么地方？维克托……他们见过谁……为什么他们谁都没有见？维克托……告诉我们，维克托……为什么是罗马……在罗马以前呢？为什么是维也纳，维克托……维也纳的什么地方……哪一个旅馆……他们为什么要在那里，维克托……”
科瓦尔斯基在50分钟以后不响了，他最后的一些胡言乱语在他又陷入昏迷时都给录了下来，一直到他停止出声。桌子后面的那个声音仍在继续，显得更加温和了，这样持续了几分钟直到什么回答都没有了。然后中间的那个人给他的下属一个命令，这一次讯问就算结束了。录音带从盘子上取下来，用一部快车从古堡营房的地下室飞速送到巴黎郊外行动分局的办公室里。
午后耀眼的阳光，曾经使得巴黎的马路很炽热。待到金黄色的夕阳西下时，阳光逐渐暗淡，到了晚上9点钟，路灯齐明了。夏天的傍晚，常常有成对的伴侣沿着塞纳河的岸边缓慢地散步，手牵着手，好像陶醉在薄暮之中。爱情和青春，不论他们如何努力企图留住它，好像永远不能保持原来的那样。在沿着岸边的人行道上的咖啡馆，显得非常热闹，顾客们有聊天的，有碰杯的，有互相祝贺的，也有互相讥讽的；有的嘲笑，有的恭维，有的道歉，还有的相互攻击。可以说是无所不有，真是塞纳河岸8月晚上的奇迹。即使旅游者们嘴里说感到厌倦，却还是照样带着钞票去了。
在靠近百合门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却丝毫没有这种轻松的气氛。一架录音机在书桌上慢慢地旋转，三个人环桌而坐。他们从下午一直干到傍晚。一个人掌握着开关，不断地根据第二个人的指示放音或者倒带。第二个人头上带着一副耳机，他皱起眉头集中注意力，尽可能地从耳机中传出的一片杂音中识别出有意义的字句来。他嘴巴里叼着一支香烟，升起来的蓝色烟雾熏得他两眼淌着泪水；每当他要重听一遍时就打手势向管机器的人示意。有时10秒钟的一段录音他要听上六七次才点头让管机器的人继续放下去，然后他就把这一段话背诵出来。第三个人是一个年轻的金色头发的人。他坐在一架打字机前，等候听音打字。
古堡营房的地下室中提出的问题在耳机中听来清晰准确，很容易懂。但回答就没有条理了，也听不太清楚。打字员打出的稿子像一篇访问记，问题都是从新的一行开始，前面冠以一个“问”字；回答总是另起一行，前面冠以“答”宇。这些回答都是前言不搭后语，在意思完全连不上的地方用了许多顿点。
他们完工的时候已近午夜12点了。虽然窗户开着，但空气里还是充满了蓝色的烟雾，闻着活像一个火药库。三个人僵硬疲乏地站起来，各人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伸着懒腰，舒展紧张的肌肉。其中有一个人走到电话机旁，要总机接通外线，拨了个电话号码。那个带耳机的人把耳机取下，把录音带卷到原来的盘上。打字员则把打字机上的最后一页抽了出来，把夹在中间的复写纸取出，一大叠打好字的纸张，按顺序整理好，顶上面的一份要送给罗兰上校，第二份存档，第三份摄制成微型胶卷，存放在主管部门，如果罗兰认为需要，再分送出去。
罗兰上校这时正在饭店内和朋友们一起共进晚餐。电话追踪到了这家饭店。像往常一样，这位看来很潇洒很风流的单身汉，由于他本人的机智和漂亮，以及他对女士们的殷勤，在场的妇女们对他特别赞赏。当服务员请他接电话时，他表示歉意而离开座位。电话机就在柜台上，上校简单地说了一声“罗兰”，并且等了一会儿，让对方辨认出这是他本人在接电话。然后罗兰讲了第一句话，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字句，而且再同样地说了一遍。一个旁听者可能听到电话里说的是关于他的正在修理的汽车已经修好了，可以在上校 认为方便的时候取用。罗兰上校向对方表示感谢后，回到餐桌上。5分钟后，他用很礼貌的托辞提前告退，说他第二天早晨将起得很早，还要处理一件很麻烦的事，必须回去好好休息。10分钟后，他驾驶着汽车飞快地通过市内仍然很拥挤的街道，驶向安静的近郊的里拉门。
他到达他的办公室时，刚过凌晨一点钟。他脱去那件深色洁净的外套，向值夜班的服务员要了杯咖啡，便按电钮招呼他的助手。科瓦尔斯基的一份供词与咖啡同时送到。
他很快地看完了这份26页的文件，企图抓住那发狂的外籍军团人员所说的要点，中间有些语句吸引住了他，使他紧皱眉头，但是他从头读到尾，没有停顿。第二遍他读得慢了一些，更仔细一些，对每一段都非常注意。等到读第三遍时，他从文具盒里拿出一支黑色的钢笔，读得更仔细了。他把西尔维、坏血病什么的，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若若、柯瓦契、科西嘉坏蛋、外籍军团等字样上，都划上一条粗杠，所有这些他都已经知道，对它不感兴趣。他的许多胡言乱语都是有关西尔维的，有些是涉及一个名叫尤莉的女人的，这些对罗兰来说毫无意义。把这些都删去后，供词就不超过六页了。在其余的段落里，他希望能找到什么有意义的东西。
供词里有罗马，三个头头是在罗马的，反正他是知道这个的。可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提出过八次了，大体上说每次的答案都一样？ 显然，他们不愿意像阿古在2月份被绑架那样也被绑架。罗兰想这是自然的。在处理科瓦尔斯基这件事上，他是不是在浪费时间？但有一个字这个外籍军团人员曾经提起过两次，或者毋宁说是咕哝过两次，当他在回答这八个同样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字就是“秘密”。是个形容词吗？他们在罗马没有什么可称为秘密的；或者是一个名词，那么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罗兰从头到尾反复看了十次，然后又回到开始的地方。这三个“秘密军队组织”的人在罗马，他们在那里是因为不希望因掌握一件秘密而被绑架。 罗兰讥讽地微笑着。他比纪博将军知道得更清楚，罗丹是不会出于害怕而躲避起来的。如此看来他们是知道一项秘密的，是吗？什么秘密？看来事情是出自维也纳，维也纳这个词出现过三次。可是最初认为他所说的一定是里昂以南20英里的维也纳，现在看来可能是奥地利的首都，而不是法国一个省里的城市。他们在维也纳开了一个会，然后他们去了罗马避难，怕的是在他们的秘密暴露以前就被绑架或审讯。这个秘密一定起源于维也纳。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咖啡也不知喝了多少杯，弹壳做的烟灰缸里的香烟头也在增加。当莫尔埃林荫大道东边可怕的工业郊区开始呈现出一条淡灰色的细线时，罗兰上校知道他已找到一些端倪了。有些什么重要的内容一定是漏掉了。
凌晨3点钟有电话告诉他科瓦尔斯基不能再回答提问，因为他已经死了。那么那些漏掉的就永远补不上去了吗？也许这些漏掉的字句，夹杂在某些杂乱无章的答话中，因为犯人到了最后阶段，身体已经不能支持，精神已经错乱了。罗兰用铅笔把那些扑朔迷离的东西摘抄下来。克莱斯特，有一个人叫克莱斯特。科瓦尔斯基是一个波兰人，他对这个字的发音是正确的，可是却被法国的抄录员拼写错了。罗兰在战争年月里学会了一点德语，把它改正了过来。或者是一个人名吗？也许是一个地方？他打电话给总机，要他们找出维也纳的电话簿，并从上面找一个名叫克莱斯特的人或地方。过了10分钟，总机那边有了回话来了。在维也纳有两个克莱斯特的电话号码，都是私人的。还有两个地方是这个名字：一个是男孩子上学的埃瓦尔德·克莱斯特小学，还有一个是在布鲁克纳大街的克莱斯特旅馆。罗兰把两处地方都记了下来，并在克莱斯特旅馆下面划了线，然后他继续读下去。
有好几处科瓦尔斯基提到一个外国人，对于这个人他的感情是错综复杂的。有时他用法语的“好”来提到这个人；有时他又用“坏人”来称呼他。早晨5点刚过，罗兰上校就派人去取磁带和录音机，然后花了一个小时来听它。当他最后把录音机关掉后，他平静地对自己责骂了一阵。
他拿起一支铅笔对供词的抄稿作了几处修改。科瓦尔斯基讲到外国人时说的“好”，并不是“好”，而是“黄”，表示黄头发的意思；而记下来的“坏人”，实际上是“杀人”，这是因为他的嘴辱碎裂，无法发出正确的声音。这项工作从这里开始，再联系到科瓦尔斯基的一段含含糊糊的语句的意义，就容易明白了。本来在出现豺狼（杀人者）这个字的时候，是被罗兰删去的。因为他认为这是科瓦尔斯基对那些追捕他的人以及使他受苦的人的一种侮辱之词，而现在却有一种新的意义了。这是一个浅黄头发杀人者的绰号，他是一个外国人。他们三个头头在去罗马严密地保护起来以前，是在维也纳的克莱斯特公寓曾与这个人会晤过。现在罗兰搞清楚了为什么前八个星期以来在法国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银行和珠宝店抢劫案，波浪所及震撼全国。这个浅黄色头发的人，不管他是谁，显然是要钱才为“秘密军队组织”干活的。全世界只有一件事才需要这样多的钱。显然这个浅黄色头发的人并不是被找来解决一件匪帮格斗的任务的。
到早晨7点钟，罗兰打电话给他的通讯办公室，命令夜班值勤人员跨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惯例，发出一个“十万火急”的命令给保安总局驻维也纳办事处，虽然按照常规维也纳是属于三处，即西欧处的辖区的。然后他把科瓦尔斯基的每份供词都收拢来，一齐锁在他的保险柜里。最后他坐下来写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只有一个收件人，上面标着“绝密”。他仔细地用正楷书写这份报告，扼要地讲明这次行动是根据他个人的动议并由他亲自布置来逮捕科瓦尔斯基的；报告叙述了此人被诱进圈套，误信一个他亲近的人因病入院，结果这个前外籍军团人员就回到了马赛，被行动分局特工人员捕获；又简略地描述此人受到行动分局特工人员审问的记录以及他所作的杂乱的供词。报告里明明白白地指出，这个前外籍军团人员曾拒捕并打伤两个特工人员，在企图自杀时自己也受了伤，在他被制服后不得不送去住医院。他的供词是在病床上作的。报告的其余部分，是大量的供词和罗兰对它的解释。
他写完报告后稍停了一下，审视着窗外鳞次栉比的屋顶，在东方的朝阳照射下像是镀了金似的。罗兰是有声望的，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不能过分地叙述他经办的案件，也不能作夸大的结论。他小心细致地写好最后一段。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刻，以确认这个阴谋的存在为目的的审问还正在进行。无论如何，如若审问的内容属实，则根据我的看法，上述获得的情报构成一个最危险的阴谋，即恐怖分子可能已在谋划危害法国总统的生命。如果阴谋如上所述确实存在，如果某个外国出生的、秘密代号为豺狼的刺客已在谋划危害总统的生命，甚至现在正准备执行此计划时，那么我有义务通知您，在我看来我们面临一个全国范围的紧急状态。
非常不寻常的是，罗兰上校还亲自打出报告的最后清样，用他的私章把它封在信封里，写上地址，盖上特工机构最高保密级的印记。最后他烧掉他用正楷写在大页书写纸上的原稿；在他办公室一角的小间里有一个小洗手盆，他把纸灰从水管里冲了下去。
当他做完这一切以后，就洗手洗脸。他擦干后望着洗脸盆上面的镜子，那张朝他望着的脸已经失去了原来的俊俏。这张在年轻时曾经是那么漂亮，而且在成年后仍旧那么吸引着妇女的脸蛋儿，已经显露出中年时期所具有疲劳和紧张。鼻子两侧各有一条皱纹，一直延伸到嘴角；眼睛周围好像永远有两道黑圈；双鬓显得已经斑白了。他为了自己的生存，使用了不少阴谋诡计。他把人们派出去送死，或者去杀人；他把人们送进地下室，并使用各种手段让他们在地下室里嚎叫。他在这方面的经历太多、知识也太丰富了。这就使得这个54岁的行动分局首脑的面貌，远远地超过他的实际年龄。如果多 看他一会儿，他的面貌和单纯的农民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异。
“到今年年底，”他对自己说：“我真的要离开这个岗位了。”回头看着镜子里的这张脸，的确是很憔悴了。是不是应该简单的辞职呢？或许这张脸比他心里要说的更清楚。经过若干年以后，人就无法自拔了。一个人原来干什么，那么他的余年仍然是干什么。回想从抵抗运动到保安警察，又到保安总局，最后到了行动分局，在这些年代里死了多少人呀，流了多少血呀！他在对着镜子里的面孔提问。一切都是为了法国。可是见鬼的是法国哪里管你这些呢？镜子里的面孔也凝望着镜子外的面孔，相对无言。因为两者都知道答案该是什么。
罗兰上校命令一个骑摩托车的信差到他的办公室向他本人报到。他还要了煎鸡蛋、面包卷和黄油，另外还要了更多的咖啡，不过这次要的是大杯加了牛奶的咖啡。因为头痛，还要了阿司匹林。
他把用他的私章封口的封套交给了信差，并对他作了吩咐。吃完鸡蛋和面包卷，他把咖啡端到敞着窗子的窗台上去喝，这是面向着巴黎的那一角落。跨过好几英里鳞次栉比的屋顶，他可以远眺到圣母院的塔尖，而且透过 塞纳河上热天的晨雾，还能遥望到更远的艾菲尔铁塔。
这一天是8月11日早晨9点，城里的人正在紧张地工作。也许有人在咒骂这个穿着黑色皮革上衣的骑摩托车的人呢？因为他把报警器按得山响，在车子行列中穿来穿去，向第八区疾驶。
罗兰在想，放在骑摩托车的信差屁股后面信袋里的信件中所说的威胁是否能够避免呢？他到年底时能不能安稳地退休恐怕就取决于此了。
策
第二部 追捕
第九章
那天午前，法国内政部长罗杰·弗雷伊坐在办公桌前忧郁地望着窗外洒满了阳光的圆形庭院。庭院的出口处有两扇装饰着法兰西共和国国徽的铁门，庭院外面就是波伏广场。从郊区公路和马利尼大道来的车流，按照站在广场中央的交通警的指挥，围绕着广场川流不息地行驶着。从米罗梅尼大道和索赛路驶向广场的车流，同样地按照交通警的指挥通过广场。这位交通警像一个斗牛士似的，把巴黎大街上往来的车流当做一只只大公牛引来引去。他是那么安详、沉着，既庄严又老练。他那种有秩序的单纯的动作，以及他执行任务时充满着自信的神情，不禁引起内政部长的羡慕。
在内政部门口，有两个卫兵在欣赏着他们的伙伴们在广场中指挥车流的艺术。他们站在8月炎热的太阳下，背上背着手提机关枪，从两扇铁门里望着外面的世界，保护着内政部，以免遭到外来的狂热分子的侵袭。他们每月领取固定的工资，职业也有保证。内政部长对他们那种单调的生活和平凡的欲望也羡慕不已。
他听到背后有页纸沙沙作响，于是掉过转椅来面向着办公桌。桌前那个人合上档案夹，然后恭恭敬敬地把它摆在部长面前的桌上。两个人彼此对望着一声不响，只有对着门的壁炉架上镀金的钟的嘀嗒声和外面波伏广场上车辆的喧嚣声打破了寂静。
“喂，你认为怎么样？”
让·杜克勒是戴高乐总统警卫队队长，他是法国精通一切保卫问题的最卓著的专家之一，特别是在保卫个人安全防止暗杀方面最有专长。这就是他担任这项工作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有六件谋杀法国总统的阴谋都在执行中失败或在准备过程中就被揭露了。
“罗兰是对的，有道理。”他最后说。他的话语很平静，不动感情，斩钉截铁。他好像是在判断一场要进行的足球赛，预测其结果似的。“如果他所说的情报属实，这一阴谋的危险性将是非同一般的。如果那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局外人，单枪匹马，根本不同任何人接触或交往，那么，全法国保安机关的整个档案系统，和打进”秘密军队组织“的全部特工人员将全都变得无能为力了。而且，那是一个职业刺客。正像罗兰所说的，那是——”他翻到行动分局局长的报告的最后一页，大声读道：“人们所能想象的一个最危险的阴谋。”
罗杰·弗雷伊用手指理了理剪得很短的铁灰色头发，又转过去向着窗户。他这个人是不容易发怒的，可是在这8月11日上午他却被触怒了。多少年来他是夏尔·戴高乐的事业的忠实追随者。除了表面上显得富有才智并且温文尔雅外，他是有名的硬汉子，这种特性使他坐上了部长的席位。那双聪慧的蓝眼睛既温柔动人，又冷酷无情，坚实的胸膛和肩膀充满了活力，英俊冷漠的面容使得多少喜欢有权力的男人的妇女为之心仪。可是今天，在罗杰·弗雷伊的脸上，那亲切的微笑已经看不见了。
以前，戴高乐派为了生存，要对付美国的敌视者、英国的异己者、吉罗德党的野心，以及共产党的残暴，他学会了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战斗。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获得了胜利。在18年中他们所追随的那个人，两次从流亡中回来，回到法国的最高职位上。但在最近两年内，战斗又开始了。这次他所对付的人是两次帮助过这位将军重新掌握政权的军人们。就在几分钟以前，这位部长还曾想过最后的斗争已经接近尾声了，他认为他们的敌人已经陷入到虚弱而无望的痛苦中了。但是现在，他知道事情还没有结束。一个瘦弱而发狂的上校，在罗马布置了一个计划，打算杀害戴高乐，继而摧毁这座巍峨的大厦。
很多国家的制度，使得在一个总统去世或一个国王放弃皇位以后，能安全度过难关。就像多年前的英国以及美国在一年前所遭遇到的那种情况。但是罗杰·弗雷伊非常清楚地认识到，1963年法国的制度却没有这种可能。因此，如果法国总统去世，其后果只能带来兵变和内战。
他继续望着窗外的庭院，说：“必须通知总统本人。”
站在那儿的警官没有回答他。这就是作为技术人员的有利条件之一，你只要把你的职务干好就行了，至于对重大问题的决定，让那些挣高薪有职权的人去担当吧。他丝毫无意自告奋勇地去告诉部长怎么做。
部长回过头来看着他。他说：“好的，队长先生，我打算今天下午找个机会向总统汇报。”说话的声音简捷利落。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不用说，这件事一定要严格保密，直到我把情况向总统说明并由他做出决定如何来处理以后。”
杜克勒站起身来走了出去。走过广场，又走了大约100米路，到了爱丽舍宫大门口。内政部长的办公室里只剩下部长一个人了。他翻开放在他面前的卷宗夹子，又慢慢地读了一遍。他毫不怀疑罗兰的估计是正确的。而且杜克勒的意见，使他没有可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危险不仅存在着，而且是很严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一定得让总统知道。
他不耐烦地按了一下在他面前的对讲电话的按钮。他对准话筒说：“给我接通爱丽舍宫秘书长的电话。”一分钟后，在他的对讲电话旁的铃声响起来了。他拿起电话，听了一秒钟。“请找福卡乐先生。”又等了一会儿，这位法国最有权威者之一的人用柔和的声音来接电话。罗杰·弗雷伊简单扼要地说明他需要什么而且为什么。
“越快越好，雅克，是的，我知道你需要安排一下，我可以等待，请你尽快地打电话告诉我。”
一小时内，电话来了。约会定在当天下午4点钟，等总统睡过午觉后。就在这一瞬间，内政部长的头脑里忽然想到在他面前的紧急文件比总统的午睡更为重要，但他像每一个在总统身边工作的人一样，仍然没有提出反对的不同意见。他很清楚地知道和这位轻言慢语的公职人员顶嘴是不明智的，总统无时无刻不听他的话，而且他有一套私下的机密情报的档案系统，对其内容人们虽不了解，但却十分畏惧。
这天下午3点40分，豺狼在柯曾街的克宁汉饭店吃完一份伦敦海味食品中最为美味和最昂贵的午餐后，走到街上。他在南奥德利大街上漫步。很可能他要过一段时期才能回来，这是他在伦敦的最后一次午餐，因而他有充分理由要为自己庆贺一番。
就在同一时间，一辆黑色DS19型雪铁龙轿车从法国内政部大门口出来，开进波伏广场；在广场中心的警察听到铁门口的同伴大声叫喊的预告后，拦住广场所有的车辆，让轿车通过，并举手致敬。
这辆雪铁龙车开出100多米，来到爱丽舍宫的灰色石头门廊前。这里站岗的警卫士兵也由于听到招呼而拦阻了其他交通车辆，让这部汽车有回旋的余地，从极其狭窄的拱门通过。门廊前左右两个警亭前站岗的两个共和国警卫“唰”地把戴着白手套的手横向枪的弹盘前致敬，部长的车进入了总统府的前院。
在门廊的拱门前，有一条低悬着的锁链，挡住车子，值班的警官——杜克勒的一个部下，很快地向车里张望了一下。他向部长点点头，部长也点头作答。警官一示意，锁链落在地上，雪铁龙车从上面嘎嘎地开过去。穿过100英尺的褐色砾石路就是总统府的正面了。司机把车子调向右面，以反时针方向绕过庭院，在门前六级花岗岩台阶前停了车，让他的主人下来。
门口有两个挂着银链条穿着黑色礼服的接待员，其中的一个打开门。部长下了车，上了台阶，在厚玻璃门前受到为首的接待员的迎接。两人很正式地互致问候，然后部长跟着接待员进了里边。前厅里巨大的枝形吊灯用镀金的链子悬挂着从天花板高高垂下。他们在这里等了一下，接待员用门左边的大理石桌面上的电话简短地联系了一下。他放下电话，转向部长，微微一笑，然后，以他那一贯从容不迫的步伐顺着左面的铺着地毯的花岗石楼梯拾级而上。到达二楼，他们来到宽而短的楼道，向下望去，就是门厅。接待员在楼厅左首的门上轻轻地扣门，等听到里面有人轻轻地说“请进”后，接待员慢慢地把门打开，站在一边，让内政部长进去，然后把门轻轻地关上，照常下楼回到前厅。
在客厅较远的一边，朝南有几扇很大的窗子，太阳光直射进来，把地毯也晒暖和了。有一扇落地玻璃门向外开着，从宫殿的花园里，传来鸽子在树丛中咕咕的叫声。离宫殿约500米的爱丽舍大街上汽车来往的声音，被茂盛而浓密的菩提树和山毛榉树挡住了，以致外面传来的车辆往来的声音，比鸽子的叫声还要轻。像平常一样，当弗雷伊先生进入爱丽舍宫这间南面房子时，他这位生在城市长在城市里的人，好像走进了一座乡间的古堡里。他知道总统是热爱乡村的。
这天的副官是塔赛尔上校，他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
“部长先生……”
“上校，”弗雷伊转向客厅左面关着的装有金色门把手的门口问道，“总统可以接见我吗？”
“当然可以，部长先生。”塔赛尔走过去，轻轻地敲门，然后开了半扇门，站在门口说：“总统先生，内政部长来了。”
里面有轻轻的说话声音，塔赛尔转过身向部长微笑着，罗杰·弗雷伊就走进总统的私人房间。
这间房子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他经常在想，这间房子与住在这间房里的人，好像不怎么相称。右边是高而大的三扇窗子，像外面的客厅一样，通过窗口也可以看到花园。在这书房里，也有一扇窗子开着，虽然刚才从客厅走过门口时，从花园里传来的鸽子的咕咕叫声有点减弱，但是到了这间书房里，声音又听得见了。
在那些菩提树和山毛榉树下，静静地埋伏着手持自动步枪的警卫人员。这些人的枪法都是百发百中的。但他们中如果有一个人被二楼窗内的那个人发觉的话，那么麻烦就来了；如果所采取的安全措施被他发现是干扰了他的私生活，就会使他愤怒。这件事使杜克勒感到责任重大，因而没有一个人羡慕他这个保护总统安全的工作。总统认为对他本人采取任何形式的保卫措施，都是对他的一种蔑视，使他非常不高兴。
房间的左侧靠墙有一排书柜。书柜前有一张路易十五时代的桌子，上面摆着一只路易十四时代的钟。地板上铺着的地毯是1615年在夏乐特皇家地毯工厂编织的“肥皂厂地毯”。总统曾经告诉他说，这个厂在织地毯以前，原来是个肥皂厂，因此生产的地毯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这个房间里的东西没有一件不是俭朴的，没有一件不是庄严的，也没有一件不是风趣的。全部的陈设几乎没有一件不显示出法兰西的伟大。罗杰·弗雷伊想；这还应该包括坐在桌子后面的那个人。他现在开始站起来，用他平时一贯的谦逊的态度向弗雷伊问候。
内政部长回忆起驻巴黎的英国首席记者哈罗德·金，他是戴高乐私人挚友中惟一的一个盎格鲁萨克逊人。他曾经向部长谈起过这位总统的言谈举止，说他不像是20世纪的现代人。从那以后，弗雷伊在每一次遇见总统时，没有办法想象这个穿着讲究的高个子，同旁人一样对他的下属能待以尊敬和有礼貌。他曾这样期望过，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他也不能忘记，有那么几次，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真的被他所不喜欢的事激怒的时候，他就大发脾气，用士兵们在营房里讲的那些粗鲁的话骂人，使他周围的人或内阁成员目瞪口呆。安全工作与总统的不高兴，可以说是连在一起的，因而当弗雷伊想到他手提包内带来的文件，以及即将提出的要求时，他几乎要发抖了。
“我亲爱的弗雷伊。”这个穿深灰色上衣的高个儿，从他经常坐的那张大书桌后面站起来，走到桌子边上伸出手来表示欢迎。
“尊敬的总统先生。”他握住伸出来的手。至少从外表看来总统情绪还不错。
办公桌前有两把以第一帝国时期的博韦织锦蒙面的靠背椅。他给让坐在其中的一把上。戴高乐把作为主人应尽的义务完成后，回到他那一边背墙坐下。他靠在椅背上，双手的指尖摆在面前光滑的桌面上。
“亲爱的弗雷伊，我听说你有紧急事务要见我。好，你有什么事要说呢？”
罗杰·弗雷伊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前来的原因。他知道戴高乐是不喜欢喋喋不休的，当然他自己的长篇讲话不在此例，不过他也只有在作公开演讲时才如此。在私下里他是喜欢长话短说的，当他的几个比较爱啰嗦的属下发现这一点后，他们不禁感到有些惶惶然。
他在说话的过程中，桌子后面的这个人显而易见地变得僵硬起来了。他愈来愈向后靠，好像在不停地往上长。他从鼻尖下盯视着这位部长，好像这个一直可以信赖的属下突然给他的书房中带来了什么惹人讨厌的东西似的。不过，罗杰·弗雷伊知道在5米之外他面孔在总统眼里便模糊不清了。总统不愿让人知道他的眼睛近视，因此除了读讲稿之外，在公共场合他是绝不戴眼镜的。
内政部长结束了他的独白，也不过用了一分钟光景，提到了罗兰和杜克勒的评论，最后以“我公事包里有罗兰的报告”做结束语。
总统没有说一句话，把手伸过桌子来。弗雷伊把报告从公事包中取出，交到总统手里。
夏尔·戴高乐从上衣袋里掏出阅读用的眼镜戴上，然后把文件摊开在书桌上，开始阅读。
这时花园里的鸽子停止了叫声，好像知道现在不是叫的时候。罗杰·弗雷伊注视着窗外的树，然后望着桌子上吸墨纸旁边的黄铜台灯。它是一座很漂亮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朱红色的烛台改装成的台灯，在总统五年的任职期内，有几千个小时，它都立在桌子上，照亮着数不尽的国家文件。
戴高乐将军读得很快，只花了3分钟，就把罗兰的报告读完了。他很仔细地合上文件夹，把手放在上面，然后问：“好，我亲爱的弗雷伊，你打算要我做什么？”
罗杰·弗雷伊第二次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他用最简单明了的词句像背诵似地向总统报告。他两次用这句话：“根据我的观点，总统先生，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个威胁……”他只用了33秒钟时间，甚至用了“为了法国的利益”这样的话。
总统打断了他的话，他那响亮的声音提到法国这个字的时候，好像这是至高无上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时代，没有其他可与之比拟的。
“亲爱的弗雷伊，法国的利益是不能让人看见法国总统被一个可耻的被雇用的刺客的威胁吓得畏缩不前，而且——”他停了一会儿，他对这个不知姓名的暗杀者很蔑视——“还是一个外国人。”
罗杰·弗雷伊发觉他束手无策了。将军并没有像内政部长所担心的那样发脾气。他开始清晰、准确地讲话，他不愿让他的听话者对他的意图有丝毫模糊不清之处。当他说话时有些词句传到窗户外面，塔赛尔上校也听见了。
“法国不应当接受……把尊严和伟大屈从于一个……一个豺狼的可耻的威胁。”
两分钟后，罗杰·弗雷伊离开总统那里。他严肃地向塔赛尔上校点了点头，通过礼仪大厅的门走了出去，下了楼梯走到前厅。为首的接待员陪着部长走下石级，坐进等待着的雪铁龙汽车，并且看着部长乘车而去，他不禁想到：“这个人一定又带走了苦恼和难题，我是经常看见的。不知道这位老年人对他说了些什么。”由于他是首席接待员，他在这里已服务了二十年，对这种情形已是司空见惯，因此他的脸部就像爱丽舍宫的宫墙一样始终保持着平静。
“不，不能那样干，总统在这一点上的意见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罗杰·弗雷伊从他办公室的窗口转过身来，看着那个听他讲话的人。当他从爱丽舍宫回来后，几分钟内，他就召来了他的秘书长亚历山大·桑根纳蒂。
桑根纳蒂是科西嘉人，是另一个狂热的戴高乐派的铁腕人物。这个人在过去两年内，由于内政部长委派，做了很多关于法国安全方面的具体工作，他根据受惠者的个人政治地位和公民权利的变化灵活处理，从而树立了他的尊敬和名望。
由于他毫不犹豫地出动了共和国保安部队、抗暴部队以及45000名准军事部队，用有效的战略战术对付不论左派或右派的上街游行示威，使极端派既怕他又恨他。共产党人也叫他法西斯，虽然他所采取的维护公共秩序的措施，使人想起可能是铁幕以外对工人阶级所采取的最文明措施。
极右分子也同样地不喜欢他，因为他压制民主和民权，但更为可能的是因为他在维持公共秩序方面所取得的效果，右翼分子长期以来本想由他们来保持这种公共秩序、以便使他们自己扬名。
群众也普遍地不喜欢他，因为严酷的法令都是从他的办公室发出来的。根据这些给群众造成不便的法令，大街上设置了栅栏，最主要的交叉路口要检查身份证，主要道路上布置了路障，并大肆宣扬年轻的示威者被共和国保安部队用警棒打翻在地的照片。
新闻界已经把他称为“反秘密军队组织的专家”，而且除了发行量比较小的戴高乐派报纸外，无不对他进行谩骂。他作为法国挨骂最多的人即便肚子里有气，也没办法去躲起来。他个人信奉的神是被供奉在爱丽舍宫的一间办公室里的，而在这个宗教里，亚历山大·桑根纳蒂就是教廷的主持者。他对着面前的吸墨纸怒目而视，吸墨纸上摆着浅黄色的文件夹，里面装着罗兰的报告。
“这样不行，不行。他这人简直没法办。我们得保护他的安全，他却不让我们这么干。我本来可以抓住这家伙的，这个豺狼。但你却说不容许我们采取反击措施。我们干什么呢？就等着他袭击吗？就光坐着等吗？”
内政部长叹了一口气。他曾希望从他那位秘书长那儿得到些帮助，但却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现在他的工作还是那样困难，他重新坐在他的书桌后面。
“亚历山大，我认为我们目前的处境是这样：首先，罗兰的报告所说的情况，我们还不能肯定绝对是真的。这是他自己对这个科瓦尔斯基的胡话的分析，这个人已经死了。也许罗兰错了。向维也纳的查问，现在还正在联系。我们已经与纪博将军联系过，他说今天晚上能有回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我们仅仅知道他的绰号的外国人，要开展一个全国范围的搜捕，那是一个不现实的建议。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同意总统的意见。其次，他的指示就是一个‘不’字，这是他的绝对的正式的命令。我一再说明现在这件事不允许公开，不允许在全国范围内搜查，除掉我们这个小圈子以外，不允许让外界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如果在报刊上公开了，总统将感到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不仅外国人要嘲笑我们，而且只要我们采取任何额外的安全措施，那么不论在国内和国外，都将会认为法国总统躲起来了，是为了躲避一个外国人。这里我再说一遍：他是绝对不许可把这件事公开出来的。”
部长伸出他的食指以加强他的语气，说：“他使我很明白，如果我们在处理这桩具体事情时，即使仅仅给人们有丝毫这样的印象，人们就会动乱起来。相信我，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那么坚决。”
秘书长建议说：“在那些公共集会上露面总得改变一下吧？在这个人被捕以前，他不能再在公共场合露面，他必须……”
部长打断他说：“他决不肯隐蔽起来，什么都不改变，一小时一分钟也不改变，整个事情必须全部严守机密。”
自从2月揭露军事学校暗杀阴谋并且逮捕阴谋者以来，亚历山大·桑根纳蒂第一次感到他又回到了他的起点啦。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尽管要和抢银行、抢商铺的浪潮斗争，他总是认为最坏的情景已经过去了。在行动分局从内部，以及大批警察和共和国保安部队从外部进行了夹攻以后，他就把这种犯罪浪潮解释成为“秘密军队组织”的垂死挣扎，最后一小撮暴徒的猖狂一跳，企图取得足够的钱以便去做流亡寓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