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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策划
第一章
巴黎。1963年3月11日6点40分。
这一天的清晨特别冷。尤其当一个人即将被行刑队枪决的时候，似乎天气显得更加寒冷了。
在巴黎郊区伊弗雷堡的大院里，有一位法国空军中校被反绑着双手，站立在冰冷的木桩前面。此刻，他那双眼睛不时地闪现出冷漠、怀疑的目光，凝视着站在20米以外的一队士兵。他，就是35岁的让·马里·巴斯蒂安·蒂尼中校。似乎为了稍微松弛一下紧张的情绪，他用脚尖踢着地上的砂砾。这时，有人走过来用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在死亡即将降临之时，有一位神父站在中校的旁边，嘴里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二十位士兵拉开枪栓，推上子弹。在一阵子弹上膛的咔拉声中，神父的诵读声更加显得软弱无力。
从高墙外面，传来了一辆向市区飞驰的汽车的喇叭声，正好掩盖了行刑队长发出的“瞄准”的口令声。世界此刻一片寂静。突然响起的枪声，并没有引起这座正在苏醒的城市的丝毫反应，只惊动了一群鸽子，它们被吓得扑棱棱地向寒冷的天空飞去。枪声的余音，也消散在墙外车辆往来的噪音之中了。
被处决的这个军官，是“秘密军队组织”OAS的领导人。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谋刺法国总统。而随着此时他的死亡，应该说谋刺总统的活动也就结束了。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命运的拨弄，它却反而成为另一个重大事件的开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追述为什么在3月的这一天清晨，在巴黎郊区的军事监狱的院子里，要枪决这个人。
1962年的夏天。当夕阳沉落到巴黎宫墙的后面，在宫前广场上投下了长长的影子的时候，人们才感受到了一丝令人快慰的凉意。在每年最热的日子里，即使到了傍晚的7点，气温仍然达到摄氏25度。在这样闷热的城市里，每到周末，妇女和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地坐汽车或者火车到乡间去度假。
1962年8月22日。就在这一天，待在巴黎近郊的几个人等待一个时刻的到来。他们认为，在这一天，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的生命即将终止了。
当城市的居民们正打算到郊区比较凉爽的河滨和海滩去躲避市区的酷暑时，爱丽舍宫里的内阁会议仍在紧张地进行着。
在广场的树荫下，停放着16辆黑色的雪铁龙DS型轿车，这些轿车首尾相接，连成一圈，占去了广场四分之三的空地。汽车司机们都在树荫下乘凉。他们连续不断地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等待着主人们的到来。有人更是抱怨今天的内阁会议时间特别长。
直到快7点30分时，一个身戴饰链、胸挂奖章的侍从官，在皇宫六级台阶顶上的厚玻璃门后出现了，他朝警卫打了个手势，司机就即刻行动起来了。有的司机把吸了一半的高卢牌香烟扔在地上，踩进了砾石缝里。大门两边，岗亭里的保卫人员和警卫都站得笔直。巨大的铁栅栏门打开了。当第一批部长们在厚玻璃门后出现时，司机们已经坐在轿车的驾驶座上。
侍从官把门打开，内阁部长们乱哄哄地走下了台阶，临别时互相祝愿能度过一个安静的周末。轿车依次开到台阶下面，侍从官躬身打开后座车门，部长们各自登上座车，在举手敬礼的共和国卫队面前疾驰而过，驶向通往郊外的大道。不到10分钟，他们都已走光。
两辆长长的黑色DS19型雪铁龙轿车仍然停在院子里，它们缓慢地开到台阶下面。
第一辆车插着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小三角旗，开车的是弗朗索瓦·马鲁，他是国立萨托里宪警学校训练总部出身的警察司机。他生性沉默寡言，从不参加院子里部长司机们的玩笑；他的冷静果断和开车又快又稳的能力使他一直当着戴高乐的私人司机。除了马鲁以外，别人不驾驶这辆汽车。
这辆车后面的第二辆DS19型轿车也是由一个萨托里宪警学校出身的警察驾驶的。
7点45分，玻璃门后面出现了另一群人，砾石路上的共和国卫队再一次挺胸立正。只见戴高乐身着惯常穿的深灰色双排扣西服，打着黑领带，出现在玻璃门后面。按照传统习惯，他先把夫人让出玻璃门，然后挽着她的胳膊，走下台阶，来到等待着的雪铁龙轿车旁边。他们在车旁分了手，总统夫人上了第一辆车，坐在左边后座上。戴高乐将军在她后面从右边上了车。他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上校，当时是法国陆军装甲兵参谋长，他检查了一下左右两扇后车门是否都关好，然后才坐到前排司机旁的座位上。
另外两名警卫人员陪着总统和夫人走下台阶后，登上了第二辆车。
其中一个是身材高大的警卫人员昂里·德儒戴，是一个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昂里·德儒戴扶了一下腰间的手枪，坐在司机的旁边。从这时起，他那双锐利的眼睛就不停地转动着，他并不注意前面的那辆汽车，而是在汽车快速行驶中注视着两旁人行道上和汽车转弯时街上的一切动态。
第二个人对留下来的警卫人员嘱咐了几句话后，进入了轿车的后座。他就是戴高乐总统的警卫队长让·杜克勒。
在广场两侧的墙边，有两个戴白头盔的摩托车手发动引擎，徐徐驶出阴影向大门开去。摩托车手并排停在大门边，他们互相保持着10英尺的距离，注视着后边的汽车。马鲁驾驶的汽车启动后，紧跟在前面的两辆摩托车后边。第二辆汽车则跟在马鲁的汽车后面。这时，是下午7点50分。这一小车队驶入通向市郊的大街，进入马利尼大道。小车继续向前行驶着。
在大道边的树下，有一位头戴白盔的青年看到车队，就驾车离开便道，他与小车队拉开一段距离后跟踪前进。
8月周末的大街上，车辆往来都很正常。总统的出行也未事先通知，只有值班交通警察听到摩托车的警报声后，才知道小车队的到来，急忙停止大街上行驶的其他车辆，让小车队通过。小车队在树荫浓密的大街上加快了车速，飞快地进入了克雷蒙梭广场，直向亚历山大桥驶去。只见那个骑摩托车的人，紧紧地追在这个车队后面，继续跟踪着。
马鲁驾驶着汽车跟着两位摩托车警卫后面过了大桥，直奔向加里昂尼将军大道，然后驶入宽阔的莫凡立特林荫大街。到这时，后面跟踪摩托车的那位青年人确认戴高乐车队是驶向巴黎郊区的，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走向街角上的一家咖啡馆。到了里面，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枚小金属辅币，利用咖啡馆里的公用电话，打了一个市内电话。
这时，在巴黎的郊外，让·马里·巴斯蒂安·蒂尼中校正在等待着。他在空军 部工作，已经结婚，并且有三个孩子。虽然他有正常的职业和家庭生活，但心里却充满了对夏尔·戴高乐刻骨的仇恨。因为他认为戴高乐把阿尔及利亚放弃给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是对法国的背叛，是对那些在1958年使他重新上台的人的背叛。对他自己来说，失去阿尔及利亚并未使他个人遭受到什么损失，所以说他仇恨戴高乐并不是出于个人利益。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他认为谁要是出卖了祖国的利益，他一定要杀死这个人以表示对祖国的忠诚。在那个时期，有这种观点的人何止千万，但像他那样成为“秘密军队组织”领导成员的到底还是少数。这个组织的人员发誓要杀死戴高乐并打倒他的政府。巴斯蒂安·蒂尼就是这样一个人。
电话打过来的时候，他正在喝着啤酒。酒吧间侍者把电话递给他以后，就到酒吧间另一头去调整电视机去了。巴斯蒂安·蒂尼听了几秒钟后，对话筒低声说：“很好，谢谢你。”就放下了电话。他的啤酒钱是先付过了。于是，他慢慢踱出酒吧间，走上了便道，从腋下拿出一卷报纸，小心翼翼地把报纸打开了两次。
街对面，一个青年妇女把她一楼套间窗子上的纱窗帘放了下来，转身对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的十二个男人说：“走的是第二条路线。”
五个青年人——他们不都是老练的刺客——立即停止了搓手，跳起身来。其余七个人年龄较大，也不那么激动。
他们之中有一个老于此道的人，他是巴斯蒂安·蒂尼的副手，名叫阿兰·布格勒内。他是一个极右分子，出身于一个拥有土地的绅士家庭。他35岁，已婚，有两个孩子。
这间屋子里最危险的人物是乔治·瓦当。他39岁，宽宽的肩膀，方方的下颚，是一个狂热的“秘密军队组织”成员。他原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农业工程师，两年后变成了“秘密军队组织”的一个最危险的刺客。由于他腿上曾经受过伤，所以，人们叫他“拐子”。
姑娘宣布了这个消息以后，十二个男人通过楼房的后楼梯来到了一条小街，那里停放着六辆车，都是偷来或租来的。这时是7点55分。
巴斯蒂安·蒂尼亲自花了许多天研究行刺地点、测量射击角度、计算车辆的速度和距离，以及拦截车辆所需要的火力。他选定的地点是通向小克拉玛区主要交叉路的一条又直又长的名叫解放大街的马路。计划是这样的：第一组由带长枪的射击手组成，他们在不到交叉路200米的地方向总统的汽车开火。他们躲在停在路旁的一辆埃斯塔费特牌面包车里，以非常小的角度向开过来的车辆射击。根据巴斯蒂安·蒂尼的计算，等到前面一辆车开到和面包车并排的地方时，应该有150颗子弹穿过那辆车子。等到总统的汽车被迫停下的时候，第二组“秘密军队组织”成员就从一条小街拥出来，以近距离猛扫，把总统的警卫人员干掉。然后两个小组会合到一起解决总统一行人等。事情成功后，跳上停在小街的三辆汽车撤走。
8点零5分时，两个小组的射击手已经守候在各自事先看好的射击位上。巴斯蒂安·蒂尼亲自担任了望员，他站在距射击地点向巴黎方向约100米处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旁，手里拿着报纸，眼睛一眨不眨地向远处望去。他们共同约定的信号是：他挥动报纸向站在面包车旁的第一组组长赛格·贝尔尼发出命令，后者再把命令转达给四肢伸开趴在他脚边的射击手。阿兰·布格勒内将开车拦截警车，而“拐子”乔治·瓦当开枪扫射。
戴高乐总统的小车队离开巴黎市中心拥挤的街道，进入较宽阔的郊区大道时，车速已接近每小时60英里。马鲁看了一下他的手表。他知道坐在他后面的那位老将军急不可耐的心情，就把车速又加快了一些。两辆摩托车已经落到了车队的后面。戴高乐将军一向不喜欢这种鸣锣开道的排场，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乐意让他们离开。
正在担任了望的巴斯蒂安·蒂尼这时不知道他已经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是他在被捕一个月之后，才从警察嘴里明白了其中的奥秘。他在研究行刺时间表时，查对日历，知道8月22日到8点35分才天黑，即使戴高乐的日程比平常晚了一些，也还有充裕的时间。戴高乐这一天的确是晚了。但是这位空军中校查看的是1961年的日历，而1962年的8月22日却在8点10分天就黑了。这25分钟改变了法国的历史。
8点18分，巴斯蒂安·蒂尼看到车队沿着解放大街以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朝着他飞驰而来。他拼命地挥动报纸。
街对面11米以外的地方，贝尔尼愤怒地努力透过朦胧夜色凝视着公共汽车站旁那模模糊糊的身影。“中校挥动了报纸没有？”他也不知在问谁。话音刚落，他就看到总统汽车那尖尖的车头闪过车站进入了眼帘。“射击！” 他对脚边的人尖声叫道。
他们开火时，车队已到了他们眼前，他们以90度的角度，对一个以每小时70英里速度驶过他们面前的活动目标射击。他们的射击技术还算高明，汽车被十二颗子弹击中了，但大多数子弹是从后面打中雪铁龙轿车的。两个轮胎被击中了，虽然它们是自封式轮胎，但是气压的消失使开得很快的车子全靠前轮在地面上滑行，东倒西歪地向前冲去。正是这个时候弗朗索瓦·马鲁救了戴高乐将军的命。
这时，另一个射击手又射中了轮胎，其余的人则向汽车的后窗倾泻他们的子弹。有几颗子弹射进车身，有一颗子弹在离戴高乐的鼻子只有几英寸处穿过。坐在前座上的阿兰·德·布瓦西尼上校转过身来对总统和夫人大声吼道：“趴下！”此刻，总统夫人立即把头伏在丈夫的膝盖上，而这位将军扭转身子望着后窗叫道：“怎么，又来了？”
马鲁紧握方向盘，慢慢地让车子滑行，同时柔和地逐渐把油门踩下去。雪铁龙轿车在一刹那间失去了动力之后，又重新往前冲向杜布阿大街的交叉处，正是在这交叉处的一条横街上埋伏着第二组“秘密军队组织”的成员。
警卫车紧跟着马鲁的车尾巴，没有挨着一颗子弹。阿兰·布格勒内把车子引擎开着等在杜布阿大街上，两辆汽车的高速度使他显然只有两种抉择：进行拦截而自杀，让猛冲过来的金属体把他辗成碎片；或者立即合上离合器，连半秒钟也迟疑不得。他选择了后者。当他把车子开出小街，驶上和总统车队并行的路线时，他因晚了半秒而不能和戴高乐的座车并行，而是和戴高乐 的警卫人员德儒戴和杜克勒警卫队长的座车并行。乔治·瓦当把半个身子伸出右边的车窗，把冲锋枪的全部子弹倾泻在前面的雪铁龙轿车的后部，他从打碎的玻璃窗里似乎可以看到戴高乐的身影。
“为什么不还击，这些白痴！”戴高乐生气地问道。此时，德儒戴原打算对准10英尺以外平行的“秘密军队组织”的汽车射击，但是汽车司机遮住了他的视线。杜克勒警卫队长对司机大声吼道，要他紧跟总统的座车。几秒钟后，“秘密军队组织”的车子落后了。两名摩托车警卫人员中，有一名因阿兰·布格勒内突然从小街冲出而从车上跌下来。这时，他们很快就清醒过来，飞速地向前面的车队靠拢。这样，总统的车队冲过十字路口，向郊外驶去了。
那些埋伏在伏击地点的“秘密军队组织”的射手们来不及互相埋怨，他们急忙离开原来的汽车，跳上预先停在路旁准备逃跑的三辆汽车，很快消失在渐渐降下的夜色之中。
警卫队长杜克勒利用车上的无线对讲电话，把刚才发生的情况通知了前面的机场。10分钟后，车队到达机场，戴高乐命令把汽车开到直升飞机旁边。汽车停下来后，一批官员立即围了上来。车门打开了，他们把震惊的总统夫人先扶下车，戴高乐把膝盖上的玻璃碎片抖掉，则从另一边下车。他不顾四周官员们慌张的慰问，绕过车子搀扶住夫人的胳膊。
“来吧，亲爱的，我们回家去吧！”总统对夫人说。
然后，他转过身对其他官员说出了他对“秘密军队组织”这次行动的评价：“他们射不准！”说完，他就扶着夫人上了直升飞机，坐在她的旁边。德儒戴也跟着上了飞机。他们动身去乡间度过周末。
到这时，弗朗索瓦·马鲁还心有余悸，脸色灰白地坐在方向盘后面。汽车右边的两个轮胎已被打掉，最后仅靠轮圈向前滑行。杜克勒暗自庆幸，没有出大乱子。他安慰了马鲁几句，接着就去处理那些必须尽快处理的事情了。
全世界的新闻记者都在打听这桩谋刺事件，但苦于缺乏这方面的真实资料，只好凭个人的猜想来写报道。然而，法国警方则以保安总局为首，加上特工人员和宪兵队的力量，发动了一次法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侦察工作，接着进行了搜捕。这次搜捕活动仅次于以后进行的追捕另一个刺客的活动。这个刺客的情况至今尚未弄清楚，档案里用的名字仍然是他的代号——“豺狼”。
9月3日，警方获得了第一个线索。这和其他一些案件情况有相似之处，是在一次例行的检查中获得的。
在里昂市以南的小城瓦朗斯的郊区，在一条巴黎通往马赛的公路上，警方的路障拦住了一辆坐着四个人的小汽车。这一天，他们已经拦住了几百辆汽车，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当他们检查这辆小汽车时，其中有一个人拿不出身份证，说是已经遗失。警察就把他和另外三个人带到瓦朗斯镇进行例行的查问。在审讯中，他们知道其他三人和此人无关，因为这三个人仅仅是给此人搭了便车，所以就释放了他们。警察把第四个人的指纹印下来，送往巴黎以便核实他自己所报的姓名。12个小时后，巴黎的答复来了：指纹属于一个30岁的外籍军团的逃兵，根据军法被控有罪。但是他所说的姓名倒是确切的。他的名字叫皮埃尔·德尼·马加德。
马加德被带往里昂的司法警察区分部。马加德在接待室等候审讯时，一个看守他的警察开玩笑地说：“喂，小克拉玛是怎么回事？”
马加德无奈地耸了耸肩回答说：“好吧，你想知道什么呢？”
就这样，马加德一连讲了八个小时，惊呆的警官听着，速记员的笔飞舞着，记了一本又一本的记录。最后，他把小克拉玛的每一个参加者的姓名都说了出来，还有其他九个人，有人在策划期间担任了某些次要任务，有些人帮助搞了器械。一共二十二个人。
警察的大追捕开始了，这次他们知道该捉谁了。
最后只有一个人逃脱了，直到今天也没有捉到。这就是乔治·瓦当，他逃掉了，估计和大多数“秘密军队组织”的首领们一起住在西班牙。
对巴斯蒂安·蒂尼和阿兰·布格勒内和其他参与这次阴谋活动的为首人物的审讯和起诉工作是在12月前就完成了。1963年1月，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审判。
当审判正在进行中的时候，“秘密军队组织”又集中力量对戴高乐政府进行了一次全面出击。法国保安总局也竭尽全力予以反击。在愉快的巴黎生活方式的背后，在所谓有文化、有教养的外表下面，一场现代历史上最残酷和最激烈的地下秘密战争开始了。
法国保安总局的全称是国外行动与反间谍总局，简称SDECE。它的任务包括在国外搞间谍工作和在国内进行反间谍工作。因此，这两部分工作有时又互相重叠。第一局是纯粹的情报工作，下分几个处，以字母R（法文情报一词的头一个字母）为各处的代号。R1为情报分析处；R2东欧处；R3西欧处；R4非洲处；R5中东处；R6远东处；R7美国和西半球处。第二局主管反间谍工作。第三、四局设在一个办公室里，主管共产党事务。第六局是主管财务。第七局是行政管理局。
第五局的名称叫行动分局。这个局是对付“秘密军队组织”的战斗核心。该局指挥部设在巴黎东北一个肮脏的郊区，里拉门附近的莫尔埃大街上一座毫无特色的楼房里。行动分局有一百来个硬汉子。这些人大部分是科西嘉人，他们练就一身最棒的体格，然后被送往萨托里训练营，在该营一个与其他部分完全隔绝的特别部门里，学习一切有关破坏的技术。他们成为用小武器或赤手空拳——徒手劈杀和柔道——进行格斗的高手。他们还学习无线电通讯、爆破、破坏、用刑或不用刑审问、绑架、纵火和行刺等课程。他们有些人只会说法语，其余的人能够流利地说好几国语言，并且能在全世界任何首都行动自如。他们有权在执行任务时杀人，并常常行使这种权利。
随着“秘密军队组织”活动的日益狂暴残酷，保安总局的头子尤金·纪博将军最后取消了对这些人的一切限制，听任他们去搞掉“秘密军队组织”。他们有些人参加了“秘密军队组织”，打入了该组织的最高机构。他们只满足于从内部提供情报，而由其他人采取行动。把“秘密军队组织”派进法国或其他地区执行任务的间谍逮捕归案，都是靠打入这个恐怖组织的行动成员提供的情报。有时，警察无法把所要抓的人诱骗来法国，就残酷地把他们在国外杀掉。许多失踪了的“秘密军队组织”成员的亲属从此就都认定他们是被行动分局的人干掉的。
对于“秘密军队组织”成员来说，教训是够多的了。他们咬牙切齿地痛恨这批行动分局的人，称他们为巴布斯，“大胡子”，甚至比痛恨警察还要痛恨出卖自己组织的人。
在和戴高乐政权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持续的权力斗争的末期，“秘密军队组织”活捉了七个“大胡子”。后来他们的尸体被挂在阳台和电线杆上，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这一场秘密战争就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着，至于究竟谁在哪个地窖里死于谁的酷刑之下，这一切将永远不得而知。
剩下来的“大胡子”仍留在“秘密军队组织”内等候保安总局的差遣。他们中有些人在参加保安总局之前是地下黑社会的职业刺客。他们仍保持着以前的老关系，他们不止一次地请地下黑社会的老朋友帮助他们为政府干一些特别肮脏的勾当。这些活动使人们认为法国存在一支平行的、非官方的“二警察部门”，据说是在戴高乐总统的得力助手M ·雅克·福卡尔指挥之下的。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平行的“二警察部门”，这些事情都是由行动分局的刺客或是从那个“社会”里临时借用的黑帮头头们干的。
科西嘉人在巴黎和马赛的黑社会里是很有名的，他们对于这场仇杀也略知一二。当七个“大胡子”在阿尔及尔被杀后，他们宣布要向“秘密军队组织”讨还血债。科西嘉人的黑社会在1944年时曾帮助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他们后来得到的报酬是有权垄断科达聚地区的大部分非法生意。而在60年代初期消灭“秘密军队组织”的行动中，科西嘉人则以同样的方式又一次为法国效劳。“秘密军队组织”里有许多成员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科西嘉人差不多，因此这场战斗有时几乎是兄弟间互相残杀。
在审讯巴斯蒂安·蒂尼和他的同伙期间，“秘密军队组织”也在展开攻势。他们这时候的指挥者是曾经在幕后参加策划小克拉玛事件的安东尼·阿古上校。他毕业于法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工业大学，具有灵敏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他在戴高乐的自由法国部队里当过少尉，并且参加了在德国纳粹统治下进行的解放战争。后来，他曾在阿尔及利亚指挥一个骑兵团。他虽然长得身材矮小，但却是个硬汉子，同时也是一个有战绩而又非常残忍的军人。从1962年起，他就成为“秘密军队组织”流亡在外的行动首脑。
阿古有丰富的心理战经验，他知道反对戴高乐政权的斗争必须在各方面进行，既搞恐怖活动，也要通过外交渠道及宣传活动。作为整个活动的一个部分，他安排“秘密军队组织”的外围政治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的负责人、前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同全西欧的报纸和电视举行一系列的会见，用体面的词句说明“秘密军队组织”反对戴高乐政权的原因。
阿古的才干，过去曾使他成为法国军队中最年轻的上校，而现在则使他成为“秘密军队组织”中最危险的人物。他安排让乔治·皮杜尔接连地接见一些主要的报刊记者，在这些接见中，这位老政治家可以为“秘密军队组织”的这些活动披上正直行动的外衣。
皮杜尔的宣传活动，几乎和这几天在法国各地电影院和咖啡馆里出现的炸弹爆炸恐怖活动一样，使法国当局感到吃惊。
然后，到了1963年2月14日，发生了另一次谋刺戴高乐的事件。戴高乐预定要在第二天到军事学院去讲话。谋刺计划是当戴高乐步入大厅的时候，由一名刺客从附近房子的屋檐下向戴高乐的背后开枪。
有三个人在这次事件后被捕审讯，他们是让·比农、一个名叫罗贝·普瓦纳尔的炮兵上尉和一名军事学院的英语教员保罗·鲁瑟莱·德·莉菲阿夫人。射手应该是乔治·瓦当来担任。但这次又让“拐子”乔治逃脱了。他们的被捕是因为在普瓦纳尔的套间里搜出了一支带有红外线瞄准器的步枪。经过审讯后表明，他们为了把乔治·瓦当和步枪偷运进军事学院，曾找过马吕·杜准尉，后者立即报告了警方。
2月15日，戴高乐将军准时出席了军事学院的典礼活动，但是令他很不高兴的是，乘坐了一辆装甲汽车。
那次的阴谋搞得非常笨拙，但是它却使戴高乐很生气。他在第二天把内政部长罗杰·弗雷伊叫来，拍着桌子对这位负责国家安全的部长说：“这种暗杀的勾当搞得太过分了。”
弗雷伊决定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某些高层阴谋分子来个杀一儆百。他对最高军事法庭正在进行的对巴斯蒂安·蒂尼的审判结局十分放心，因为蒂尼已在被告席上直言不讳地努力说明为什么他认为夏尔·戴高乐应该死。这一点就足够判他的死刑了。但是还需要更多杀鸡儆猴的例子。
2月22日，法国保安总局第二局局长致内政部长的一份备忘录的抄件到达了行动分局局长罗兰的办公桌上，内容摘要如下：我们已经查明这场颠覆运动的一名主要领导人的下落，他是前法国陆军上校安东尼·阿古。他已逃往德国，根据我方情报局的惰报，他将在德国停留数日。既然如此，应有可能对阿古下手，或可捉拿归案。我方的反间谍机构曾向能干的德国反间谍当局提出合作要求，但遭到拒绝。德国反间谍当局现同意我方人员跟踪阿古和“秘密军队组织”的其他领导人。因此，我方的行动，凡针对阿古者，必须以最快速度周密进行，而且要求授予全权。
这项任务交给了行动分局。
1963年2月25日，安东尼·阿古在罗马会见了其他“秘密军队组织”的领袖后回到德国的慕尼黑。他没有直接回到乌纳特尔街的寓所，却乘坐出租汽车到伊登·沃尔夫旅馆开了一个房间，打算在这儿开个会。他还没有到房间去，在旅馆的大厅里就遇到两个口操纯粹德语的人找他谈话。他还以为他们是德国的便衣警察，正打算从口袋里取出他的护照。这时，他突然感到两只手臂被紧紧夹住，他的脚离开了地面，被架到停在旅馆门口的一辆洗衣房的面包车里。他开始抗议，却遭到了对方用法国话的一顿臭骂，一只强有力的手打在他的鼻子上，另一只手击中了他的腹部，一只手指点了他耳朵下的神经，他突然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就不省人事了。
24小时以后，巴黎凯德索菲弗街36号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电话铃响了。一个沙哑的声音对接电话的警官说，他代表“秘密军队组织”说话，并说安东尼·阿古已经“捆绑停当”，待在这座房子后面停着的一辆面包车里。几分钟后，面包车的门打开了，阿古跌跌撞撞地从车上下来，出现在一群惊呆了的警官面前。
阿古的眼睛被蒙住了24小时，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着才站得住。由于鼻子出血，他的脸上沾满着血迹。他的嘴被一个钳子夹住。
警察把钳子拿掉，有人问他：“你是安东尼·阿古上校吗？”他说：“对。”至于阿古前一晚如何被特工人员偷运过国境，这辆汽车又如何开到警察局后院而由一个陌生人用电话通知，这只不过是他们在工作中开了个玩笑。阿古一直被拘留到1968年才释放了。
但是有一件事是行动分局没有估计到的：他们弄掉阿古虽然使“秘密军队组织”的士气大为低落，但是却为阿古身后那位不出名的副手——马尔克·罗丹上校掌握谋刺戴高乐行动的指挥权铺平了道路。他虽然藉藉无名，却同样精明强干。从许多方面来讲，这是一件不合算的买卖。
3月4日，最高军事法庭宣布了对巴斯蒂安·蒂尼的判决，他和其他两人被判处死刑，而“拐子”瓦当则没有逮住。
3月8日，戴高乐总统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听了犯人辩护律师提出的减刑请求。最后，他把其他两人的死刑减判为终身监禁，而对巴斯蒂安·蒂尼则维持原判。
这天晚上，律师把最后的判决告诉了这个空军中校。当后者微笑着表示不相信时，律师说：“日期定在3月11日，你将被枪决。”
巴斯蒂安·蒂尼依然保持微笑并且摇摇头。他告诉律师说：“你不知道，在法国军队里，没有一队士兵会对准我开枪的。”
但他估计错了。
在法国的第一欧洲广播电台早晨8点钟的新闻节目里，报道了这条执行枪决的消息。在西欧大部分土地上，只要愿意收听的人都能听到这条消息。
在奥地利一家小旅馆的一间房子里，这条消息触发了一系列的计谋和行动，这些计谋和行动使戴高乐将军比他毕生事业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死亡。住在这个房间里的就是“秘密军队组织”的新行动首脑马尔克·罗丹上校。
策
第一部 策划
第二章
马尔克·罗丹关了半导体收音机，从桌子旁站起身来，一盘早餐几乎原封未动地留在桌子上。他慢慢地走到窗子跟前，又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远眺窗外白雪覆盖的景色：这迟来的春天，使积雪还没有开始融化。“这些混蛋！”他小声地诅咒着以表示愤恨。接着他又轻轻地用一连串的咒骂以发泄他对法国总统、他的政府和行动分局的强烈仇恨。
罗丹在许多方面都不像前面几个领袖人物。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灰白色的脸蕴藏着满腹仇恨。不像其他的拉丁人，他经常以一种冷淡的态度来掩饰自己的感情。由于他没有理工科大学毕业的学历，使他不能再往上晋升。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在德国侵略法国的时候，他才十七八岁，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他驾驶着一条渔船，从法国逃到英国，后来在洛林十字架的旗帜下当了一名列兵。
罗丹从列兵到下士，然后上升到准尉，经历是很艰苦的。在科尼希将军率领下，他在北非参加了几场血战，后来又跟着勒克莱在诺曼底登陆，通过灌木丛林。解放巴黎的战斗才使他带上了军官的肩章。如果凭他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无论如何也是升不上去的。要是在战前，他只能考虑自己是复员呢，还是留在部队里终身当一名小兵。可是，复员后回去干什么呢？他除了父亲教给的修鞋技术以外，一无所长。他发现自己家乡的工人阶级已归共产党控制，共产党接管了“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的内务部。因此，他只好留在军队里。
后来他看到从军官学校毕业的有知识的年轻新一代，通过教室里的理论课程赢得了同他一样的、用鲜血换来的“V”形军官臂章，这使他更感到不平。当他眼看着他们在军衔和特权方面都超过自己以后，这种不平之感便变得难以摆脱了。
剩下来的惟一出路是参加殖民军部队，那儿的士兵勇猛顽强，长年征战，不比那些义务兵只是在操场上练个没完。因此，他设法调到了殖民军空降部队。他在印度支那的一年里，很快成为一名连长。和他生活和战斗在一起的人，说的和想的都是和他一致的。作为一个鞋匠出身的青年人，要想往上爬，还必须通过战斗、战斗、更多的战斗。他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时，已经是一名陆军少校了。他回到法国又经历了不愉快和受挫折的一年以后，又被调到阿尔及利亚。
法国撤出印度支那这件事以及他在法国度过的那一年，使潜伏在内心的愤愤不平变成了对政客们和共产党人的厌恶。在他眼里，政客和共产党是一路货，他们这些人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法国的各种社会生活中去了。法国如果不由军人统治，就永远无法摆脱那些遍布法国政界的卖国贼、马屁精的掌握。只有军队里才不存在这两种人。
罗丹像大多数作战军官一样，曾亲眼看着自己的士兵死去，有时还掩埋过那些不幸被俘的士兵的支离破碎的尸体，因而把士兵看做是真正的社会中坚。正是由于这些战士的流血牺牲，那些资产阶级才得以在家里过着舒适的生活。他在印度支那的丛林里打了八年仗以后，才从祖国的老百姓那里知道，大部分人对于军队是毫不关心的。他看到过左翼知识分子指责军队的文章，写的无非是些关于严刑拷问战俘以获取重大情报等琐碎小事。这些在马尔克·罗丹内心激起了一种反感，这种反感和他原先由于没有晋升机会而积下的不满情绪结合起来，使他变得更加狂热。
他一直认为，如果在当地有殖民地政府当局的支持，在国内有政府和人民作为后盾，那么军队是能够打败越盟的。在越南的失败是一种集体的背叛，使得成千上万的优秀青年在那儿死去，而且死得毫无意义。罗丹自己是决不会也决不可能背叛的。在阿尔及利亚就能证明这一点。
他在1956年春天离别马赛口岸时，是一个很快活的人。他似乎相信，在遥远的阿尔及利亚的高山上他将达到自己毕生事业的顶峰，从而使法国军队在世界人们的心目中成为至高无上的军队。两年艰苦和残酷的战斗，并没有动摇他信念。确实，这些反抗者并不是像他当初想象的那样容易被征服。虽然他和他的士兵们击毙了多少反抗者，把多少村庄夷为平地，使不少反抗者在折磨中死去，但这些反抗者的力量却愈来愈壮大，不但在乡村扩大了势力，而且包括不少城市在内。他所需要的当然是宗主国给他的支援。在这里或者在那里，不论在什么地方打仗，毫无疑问都是法国领土的一个角落。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一部分，那里居住着300万法国人。人们为阿尔及利亚打仗，就像为诺曼底、布列塔尼或者阿尔卑斯打仗一样。
在他升为陆军中校后，他就转移到城市去战斗，起初在波尼，后来到君士坦丁。在布莱德他是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士兵作战，他们虽说不是正规军，但总还是战斗人员。他对他们的仇恨，同他对城里那种偷偷摸摸的邪恶战争的仇恨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在后一种战争里，清洁工人把塑料炸弹放在法国人常去光顾的咖啡馆、超级市场和游艺场里。他为了把那些在法国公民中间置放炸弹的坏分子清除出君土坦丁而采取的残酷措施，使他在卡斯巴城得到了“屠夫”的绰号。
为了最终消灭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军队，惟一需要的就是从巴黎得到更多的帮助。罗丹和大多数狂热分子一样，可以单凭信念而不顾观点、战争费用的日益增长。在一场愈来愈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重负下，法国的经济摇摇欲坠、义务兵的士气逐日下降等等，对他来说都成了小事一桩。
1958年6月，戴高乐重新执政，出任法国总理。他干净利落地搞掉了腐败的摇摇欲坠的第四共和国，建立了第五共和国。由于他使用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这个词，并由将军们传达下去，这才使他得以回到总统府，然后又于1959年四月进入爱丽舍宫。当罗丹听到戴高乐说出那个词时，他回到屋里兴奋得哭了。当戴高乐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对于罗丹来说，就好像上帝降临人间。罗丹认为戴高乐肯定正在制定新的政策：共产党人将被撤职，让·保罗·萨特必然会以叛国罪被枪决，工会必须服从指挥，而法国不久终将全力保护她在阿尔及利亚的亲骨肉，支持正在保卫法国文化边疆的军队。罗丹对这一切就像他对太阳会从东方出来一样有把握。
当戴高乐以他自己的办法着手恢复法国时，罗丹以为一定是哪里出了毛病了。总得允许老头儿有一定的时间啊。当法国内阁与本·贝拉和民族解放阵线开始初步谈判的传闻不胫而走时，罗丹觉得不能相信。他虽然同情大个子乔·奥梯兹于1960年领导移民发动的那场叛乱，但是他仍然认为未对当地农民进行彻底的扫荡仅仅是戴高乐的权宜之计。他确信老头儿是一点也不糊涂的。他不是曾经喊过“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吗？当最后毫无疑问地证明戴高乐复兴法国的版图并不包括阿尔及利亚时，罗丹的理想就像一个瓷瓶被火车撞得粉碎一样破灭了。忠诚和希望，信仰和自信，全成了泡影，留下的只有仇恨。他恨这个制度，恨这些政治家，恨知识分子，恨阿尔及利亚人，恨工会委员会，恨新闻工作者，恨外国人，而最最主要的就是恨那个人——戴高乐。
1961年4月，除掉一些软耳朵的胆小鬼们拒绝参加外，罗丹带领全团举行 了一次军事政变。哗变失败了。戴高乐只是略施小计，就把哗变在娘胎里扼杀了。
在最终宣布开始同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的前几周，给部队发了成千上万台简易半导体收音机，这件事丝毫没有引起军官们的注意。他们把收音机看成是给予部队的无害安抚，许多军官和高级军士们甚至还赞成这种做法。苦于炎热、苍蝇和无聊生活的士兵们，听听法国的流行音乐倒是一种惬意的消遣呢。
但戴高乐的声音就不是这么无害了。在军队的忠诚受到考验的严重关头，遍布整个阿尔及利亚各兵营的成千上万的义务兵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新闻结束时，他们听到了罗丹自己于1940年6月曾经听到的同一个声音，内容也几乎相同：你们面临着忠诚的抉择。我就是法国，掌握着法国的命运。跟随我，服从我。一些营长早晨醒来时发现只有少数几个军官还在，大多数军士都走了。
兵变像南柯一梦似地被收音机的广播粉碎了。罗丹比其他部队幸运些，他的120名军官和士兵跟他在一起。这是因为他带领的这个部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印度支那流过汗的，而且在阿尔及利亚也流过血的。他和其他参加兵变的人在一起，组织了一个“秘密军队组织”，发誓要推翻爱丽舍宫的那个叛徒。
在胜利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效忠于法国的军队之间，进行大规模破坏的时间不多了。在最后的七周里，当法国殖民者把他们毕生辛苦所得廉价变卖、逃离战火纷飞的海岸时，“秘密军队组织”对他们不得不留下的一切进行了最后一次骇人听闻的洗劫。之后，那些在戴高乐当局的名单上挂了号的“秘密军队组织”领导人，只有离乡背井逃亡国外一条路了。
1961年冬，罗丹成为安东尼·阿古的副手，也是流放国外的“秘密军队组织”的行动领袖。从此以后，阿古凭他锐利的鉴别能力、他的才干和他的敏捷，使他成为在法国大城市进行活动的幕后人；而罗丹的特点，则是他的组织能力、他的老练和他具有丰富的战斗知识。如果他仅仅是一名粗鲁的狂热者，那他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而决不会是一个杰出的领袖。早在60年代初期，很多有才干的人为“秘密军队组织”扛枪，但他比这些人更为能干。老鞋匠生下他时给他一个善于思考的头脑，虽然他始终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也没有经过军事学院的训练，他是用自己的步子，走出他自己的路来的。
当罗丹以自己的信条面对法国和面对军队的荣誉时，他和其他人一样的固执；但当他对待纯粹是具体问题时，他就能重视实际效果并进行逻辑的思考，因此他比世界上所有的鲁莽的狂热分子和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更高明一筹。
因此，他在3月11日那天早晨，想到了如何谋刺戴高乐的问题。
他并不那么傻，认为这项工作简单易行。相反，由于小克拉玛和军事学院的失败，更加重了困难。要想寻找一个刺客倒不是难办的，问题是现在总统周围已经筑起了一堵很安全的围墙，想找一个人或提一个简单计划，能钻进这个安全的围墙，已经是非常困难了。
他有条不紊地在脑子里思索着一系列的问题。他在窗前坐了两个小时，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直到整个屋子都弥漫着蓝色的烟雾，才拟出了一个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对计划进行严格检查时，它似乎合理可行，但到最后却总是经不起考验，无法成立。想来想去，总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即保密问题。
自从小克拉玛事件以后，情况有了改变。行动分局打入“秘密军队组织”上下各层的程度已达到惊人的地步。他的上级阿古最近遭到绑架一事就表明行动分局是多么急于抓到“秘密军队组织”的领导人并加以审问。他们甚至不惜和德国政府大吵一场。
阿古受审已有十四天，“秘密军队组织”的全体领导人都不得不东躲西藏。乔治·皮杜尔突然对出头露面失去兴趣。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惊慌失措地逃到西班牙、美国和比利时。他们一窝蜂地抢购假证件和远程机票。较下层的成员们看到这种情况后，都大为丧气。
在法国境内，以前乐于提供协助的人，如藏匿被追捕的人、运送武器、传递消息，甚至提供情报等等，如今接到电话时却都轻声说一句道歉，就挂上了电话，再也不肯理睬他们了。
小克拉玛事件失败后，被捕者受到审讯，法国境内的三个地下组织网全部被迫停止了活动。法国警察根据内部情报，抄了一家又一家，破获了一个又一个贮藏武器和其他物资的密室。另外还有两次谋刺戴高乐的活动，当阴谋策划者们刚坐下开第二次会时，就被大批警察捕获。
当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人在委员会里进行讲演，空谈在法国恢复民主的时候，罗丹却坚强地准备对付他床旁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所描述的那些事实：缺乏资金，在国内外失去支持，人员减少和信誉下降，“秘密军队组织”在法国保安总局和警察的袭击下正在分崩离析。
罗丹独自一人在反复思考之后，喃喃自语道：“一个不知名的人……”他挨个数了一系列他知道敢于行刺总统的人，但是这些人每个都在法国警察总部有一本像《圣经》那么厚的档案。他自己——马尔克·罗丹，不是也因此而躲在奥地利一个偏僻山村的旅馆里吗？
快到中午时，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答案，他一会儿又否定了这个答案，但在跃跃欲试的心情下把它再次拣了回来。如果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只要存在这样一个人。他缓慢而又吃力地以这样一个人为中心制定了一套计划，然后又对此项计划设想了种种障碍和反对意见。这项计划通过了这一切，甚至保密问题。
刚要打午餐铃的时候，罗丹穿上大衣下了楼。他在大门口碰上了从冰封的街道上刮来的第一股冷风。他缩了缩身子，但是冷风却使他那因为吸烟过多和室内高温而迟钝发木的头脑顿时清醒了。他向左一拐，嘎吱嘎吱地往阿德莱街的邮局走去，在那里发了一连串的电报，告诉他那些化名分散在德国南部、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同伙们，他因为有任务外出，将有几个星期不在此地。
当他正步履艰难地往他那简陋的住地走去时，他突然想到：有些人可能认为他也害怕了，在行动分局的绑架谋杀威胁下销声匿迹了。他耸了耸肩：随他们怎么想吧，现在已经不是作详细解释的时候了。
他在小旅馆里吃的午饭。今天的菜单是罐肉烤面条。虽然这几年他一直在阿尔及利亚的荒山和丛林中生活，对食物的滋味已经无所谓了，但这一罐面条也是很困难地才塞下去的。
当天午后，他整理行装，付清账单，离开那里去执行一项独特的任务——去找一个人，严格地说，去找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但是他不知道这样的 人是否存在。
罗丹登上火车的时候，在伦敦的飞机场，正好有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彗星4B式客机朝着04号跑道降落下来。飞机是从贝鲁特飞来的。在列队穿过入境旅客大厅的旅客中有一个高高的浅黄色头发的英国人，中东的太阳把他的脸晒得黝黑而健康。他在黎巴嫩尽情地享受了两个月难以想象的愉快生活，感到身心舒畅。此外对他来说，更使他快活的是监督从贝鲁特银行把一笔不小的款项转入瑞士的另一家银行。在遥远的埃及的沙土地上，他挫败了埃及警察的追踪，并留下了两具德国导弹工程师的尸体，每具尸体都有一个干净利落的子弹孔穿过脊椎骨。现在，困惑不解、满腔怒火的埃及警察早已把尸体埋葬掉。这两人的死亡使纳赛尔总统的阿尔·古莫里阿式火箭的研制推迟了好多年。而纽约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则认为慷慨地掏出腰包给这个英国人还是非常合算的。
这个英国人轻轻松松地通过了海关的检查，乘了一辆出租汽车，前往他在伦敦西区的公寓套间。
罗丹寻找了90天，结果只是拿到了三份薄薄的档案。每份档案都放在一个马尼拉纸卷宗里，装在他那永不离手的公文包里。他到6月中旬才回到奥地利，在维也纳布鲁克纳街的克莱斯特旅馆住下了。
他在维也纳邮局发了两份电报，一份发到意大利北部的波尔萨诺，另一份发到罗马。他召集他的两名主要助手，到维也纳他住的小旅馆来开一个紧急会议。在24小时内，这两个人都来到了。
卢内·蒙克雷是从波尔萨诺乘出租汽车来的，安德烈 ·卡松则是从罗马乘飞机来的。他们两人都使用假名字和假证件。因为在这个时候，住在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法国特工人员所掌握的名单里，都列有他们的名字。法国警方不惜花费大量钞票雇用眼线在飞机场和边境到处查询他们呢。
安德烈·卡松是在规定的11点差7分钟首先来到克莱斯特旅馆的。他让司机把出租车停在布鲁克纳街口，在一家花店橱窗前整理了一下领带，消磨了几分钟，顺便看看是否有人跟踪，然后很快地进入旅馆大厅。罗丹跟平常一样是用假姓名登记的。这次用的是他二十个假姓名中的一个，也只有他熟悉的伙伴才知道。他们两人都在前一天收到一份用舒尔茨具名的电报，这就是罗丹在这特定的二十天内用的假姓名。
“请问，舒尔茨先生在吗？”卡松用德语询问一个坐在接待室的年轻人。
年轻人查看了一下登记簿。“在64号房间，是他约你来的？”
“是的。”卡松回答着直接向前走上楼梯。他走到二楼沿着过道寻找64号。他发现64号在右边过道的中部。当他伸手去敲门时，忽然感到背后有人抓住他。他回过头来一看，只见一张下巴突出的脸，浓眉下的一双眼睛毫不惊奇地注视着他。原来这个大个子家伙在离房间门口不远的隐蔽处就跟上了他。由于这人走在地毯上，因此卡松一点儿没听到他的脚步声。
“您想干什么？”这个家伙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道，但是握住卡松右肘的手却没有松下来。
就在这一刹那间，卡松直感到恶心想吐，他想到四个月前阿古在伊登·沃尔夫饭店被迅速绑走的情况。然后，他才认出身后的这个人是外籍军团里的一个波兰人，以前在印度支那和越南时都曾在罗丹的连队里待过。他想起罗丹有时用这个维克托·科瓦尔斯基执行特殊任务。
“我和罗丹上校约好来看他，维克托。”他轻声答道。
听到对方称呼自己的名字和主人的名字，科瓦尔斯基的双眉皱得更加连到一起去了。
“我是安德烈·卡松。”卡松又补充了一句。
科瓦尔斯基似乎无动于衷。他伸出左手，绕过卡松，在64号房门上敲了敲。里面一个声音答道：“谁？”科瓦尔斯基把嘴凑到门缝处。“来了个客人。”他低声地咆哮道。
门开了一条缝，罗丹向外张望，然后把门敞开了。“我亲爱的安德烈，真抱歉这样对你。”他对科瓦尔斯基点了点头说，“没事，下士，我和这人约好了的。”
卡松感到自己的右肘终于被松开了，这才跨进了房间。罗丹站在门口又对科瓦尔斯基说了几句，然后把门关上了。大个子波兰人又回到了壁龛的阴暗处站着。
罗丹和卡松握了握手，领他到煤气炉前的两个扶手椅那里。虽然是6月中旬，但外面下着冰冷的蒙蒙细雨。两个人都已经习惯于北非的烈日了，因此把煤气炉开得大大的。
卡松脱下雨衣，在火炉前坐下来。“马尔克，你往常并不是这样小心谨慎的。”他说。
“这并不是为我自己。”罗丹回答。“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自己会安排好的。问题是必须花几分钟把这些文件毁掉。”他指着窗前书桌上放在手提包旁的一份厚厚的文件夹子。“这是我为什么把维克托带到这儿来的原因，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总可以给我一分钟时间让我毁掉这些文件。”
“那些文件该是很重要吧！”
“可能是这样。”罗丹说话的声音里仍然有一种很满意的口气。“但是我们还要等一等卢内。我告诉他，让他11点15分到这里来，这样你们不至于同时到达而使维克托慌乱。如果有很多人同时来这里而且是他不认识的，他就会感到紧张。”罗丹露出了一丝罕见的微笑，他想到左腋下挂着沉甸甸的科尔特牌左轮手枪的维克托紧张起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时有人在敲门，罗丹穿过房间，把嘴凑到门缝上：“谁？”
这次是卢内·蒙克雷的声音，紧张而畏缩。“马尔克，看在上帝的份上……”蒙克雷结结巴巴地说。
罗丹把门打开了，卢内·蒙克雷站在那里，由于身后的那个波兰家伙的高大而使他显得更加矮小了。维克托用左胳膊抱住他的身子，紧紧夹住了这位会计师的两条胳膊。
“行了，维克托。”罗丹悄悄地对保镖说。蒙克雷被放开了，他欣慰地走进屋里，对坐在炉火旁椅子里微笑着的卡松做了个鬼脸。
门又一次关上了，罗丹对蒙克雷表示歉意。蒙克雷走向前来，两人握了握手。他脱下大衣，露出了一套剪裁得很差的满是皱褶的深灰色西服，他穿得很不讲究。他和罗丹像大多数习惯于穿制服的退伍军人一样，穿便服时总是那么不合身。
罗丹作为主人，请他们两人在卧室的两把扶手椅上坐下。为自己保留了他当写字桌用的普通桌子后面的一把高背椅。他从床头柜里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询问地举起瓶来。两位客人都点点头。罗丹在三只酒杯里都斟满了酒，把两杯递给蒙克雷和卡松。他们开始饮酒，让酒来消除身上的寒气。
卢内·蒙克雷斜靠在床边，他是一个很结实的矮个子。他和罗丹一样是军队里的职业军官，但他和罗丹不同的是没有带过兵。他大部分的军队生活是在管理部门工作，在最后的十年，他在法国军队中干会计工作。从1963年春天起，他是“秘密军队组织”的出纳。
只有安德烈·卡松不是军人。他身材矮小，办事细心，穿的衣服仍然像在阿尔及利亚当银行经理时一样。他是法国首都地下的“秘密军队组织”和全国抵抗委员会的联系人。
这两个人和罗丹一样，在“秘密军队组织”内部都是很有名望的，是强硬派。但也各有特点。
卢内·蒙克雷有一个19岁的儿子。三年前当他还在马赛军队里当会计时，儿子到驻阿尔及利亚的军队中服役。少校卢内·蒙克雷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儿子。这位年轻战士后来被游击队抓住，关在一个村子里。当军队巡逻队攻打这个村子时，发现他已经死了，随着就地把他埋葬了。事后他了解到儿子当俘虏后，被游击队残酷折磨的细节，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为儿子报仇。这些事情在军队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安德烈·卡松和“秘密军队组织”的关系就更密切了。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把毕生心血献给了他的工作、他的住宅和家庭。他所供职的银行的总行设在巴黎，因此，即使阿尔及利亚易主，他也不会失业。但是当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在1960年发动叛乱时，他参加了，并成了他的家乡君士坦丁的领袖之一。事后，他仍然保留了工作职位，但是当他发觉银行户头一个接着一个地结清了账，商人们卖掉了一切搬回法国去时，他知道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军队哗变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对戴高乐的新政策深感恼怒，他眼看着当地的小农和小商贩倾家荡产，只身逃回到大洋彼岸他们中好多人还从未涉足过的祖国。于是他就帮助一队“秘密军队组织”成员抢劫了他所在的银行约3000万旧法郎。一个低级出纳员发现了他与“秘密军队组织”的共谋关系，向上司作了汇报，他就不能再在银行里干下去了。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佩皮尼昂他老丈人家住，自己加入了“秘密军队组织”。 他对“秘密军队组织”的价值在于他了解目前在法国的几千名“秘密军队组织”的同情者。
马尔克·罗丹在他书桌后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望着他们两个。他们也注视着他，但谁都没有开口。罗丹小心地、有次序地开始把最近几个月来“秘密军队组织”被法国保安总局连续不断的打击和遭到失败的情况，简单扼要地作了介绍。他的客人们忧郁地看着自己手中的酒杯。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过去的四个月内，我们遭受了三次严重的打击，我不必详细介绍，你们同我一样，都知道得很清楚。不论安东尼·阿古对组织如何忠诚，但在现代化的询问方法中，很可能给他服用某种药物。从安全观点来看，整个组织已处于危险的境地。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几乎从零开始。要是在一年前，我们就从零开始也很不坏，因为那时候我们还能发动几千名热情和爱国的志愿者。我不愿过于责备那些同情者，他们有权要求看到 效果而不是听空话。”
“好了，好了，你到底想说什么？”蒙克雷说道。
两个听众都知道罗丹说的是对的。蒙克雷比任何人都清楚，抢劫阿尔及利亚各银行所得的资金已经全部耗费在这个组织的日常开支上了，而右翼企业家的捐款也开始枯竭。到后来，他的募捐要求往往招来相当露骨的蔑视。卡松知道他同法国地下组织的联系渠道也日渐堵塞，他的许多窝藏点遭到了袭击，而且自从阿古被捕后，许多人不再支援他们了。巴斯蒂安·蒂尼的被枪决更加速了这个趋势。虽然罗丹的概括介绍是事实，但是听起来还是很不愉快的，使他们的感觉更加沉重。
罗丹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根本不理会蒙克雷的那句问话。
“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这样的境地，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消灭那个老家伙，挽救法国。如果我们再没有新的计划而继续沿用旧的传统方法，必然将导致失败。我很着急，我想不能再用牺牲我们爱国青年的生命去执行没有把握在几天内打倒法国盖世太保的计划。总而言之，那些告密的人、背叛的人和不服从指挥的人实在太多了。法国保安总局现在已经趁此机会渗透到我们的组织中来，即使我们的最高级委员里也已经有人开始向他们泄露机密。当我们做出决定后的短短几天内，他们就能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我们的计划是什么，以及我们的班底是哪些人。这是无可逃避的、不愉快的、却又必须面对的处境。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现实，那么我们就未免太天真了。照我的想法，我们要完成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杀死那个老家伙。只有一个方案可行。这个方案可以避开保安总局整个间谍和特务网，让他们失去情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事前发觉。即使发觉了，也不能轻易破坏它。”
蒙克雷和卡松很快地抬起头来。卧室里一片寂静，只有偶尔打到窗户上的雨点声打破了这种寂静。
“如果你们同意我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虽然这是非常不幸的，”罗丹接着说，“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所有愿意而且能够去消灭戴高乐的人，保安总局也一样知道。他们中任何一个人只要在法国一露头，就会像被猎捕的野兽一样，不仅受到正规警察的追捕，而且会受到‘大胡子’和坐探的暗算。我认为，先生们，我们惟一的办法是雇用一个局外人。”
蒙克雷和卡松看着他，开始是惊慌，继而开始有所领悟。
“哪种局外人呢？”卡松终于问道。
“不论他是谁，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外国人。”罗丹说。“他既不是‘秘密军队组织’的成员，也不属于全国抵抗委员会。他既不为任何一个法国警察所熟悉，也没有留下过任何档案。一切独裁政权的弱点都是那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凡是档案上没有的他们就认为是不存在的。刺客是一个不知名的、因而也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他将用一份外国护照旅行，干完这差使就回到他本国隐藏起来。这时法国人民就会起来扫除戴高乐卖国集团的残渣余孽。对于这个人来说，能否逃出法国并不重要，即便这个人被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取得政权后反正要放他的。重要的在于他能不受注意和不受怀疑地进入法国。这是目前我们任何人也做不到的。”
听他说话的两个人沉默不语，都在那里开动着脑筋。罗丹的计划也逐渐在他们的脑海中成形了。
蒙克雷轻轻地吹了一下口哨。“一个职业刺客，一个雇佣兵。”
“完全正确。”罗丹回答说。“要说有一个局外人是为了对我们的热爱，或为了爱国，或为了好玩才同意去干这件事那是天真的。我们为了找到在智力和胆识方面都适合干这个差使的人，就必须雇用一个真正的职业刺客。而这样一种人只是为了钱，为了一大笔钱，才肯干。”他补充道，很快地瞥了蒙克雷一眼。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能找到这么一个人呢？”卡松问道。
罗丹做了一个手势。“先谈主要的，先生们。显然我们要做大量细致的调查工作，但是我首先想要知道的是，你们是否原则上同意这个意见。”
蒙克雷和卡松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又都转向罗丹，慢慢地点了点头。
“好。”罗丹把他坐着的高背椅子尽量往后靠。“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大家原则上意见一致。第二点是保密问题，这是整个计划中的关键。我的看法是，在我们的队伍中，被认为绝对不会泄露机密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并不是说，在我们的队伍里，无论是‘秘密军队组织’，或者是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人在这方面都是叛徒。有一句古老的成语：‘知道秘密的人愈多，到头来就越不成为秘密。’这个方案的全部实质就是绝对保密。结论是知道的人愈少愈好。即使在‘秘密军队组织’内部，也有些渗透进来的人，他们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并把我们的计划报告给法国保安总局。这些人暴露出来只是时间问题。但到目前为止，都是隐蔽的危险分子。在全国抵抗委员会的政客中有些人或者是神经质或者是没有这样的胆量来相信整个计划是办得到的。我不希望无缘无故地、毫无必要地让这些人知道某一个人的存在，从而使这个人遭到生命危险。你，卢内，你，安德烈，我叫你们两个人来这里是因为我完全相信你们对事业的忠诚和保守秘密的能力。此外，我想到的这个计划，必须要有你卢内的积极合作。你作为司库和军需官，必须支付职业刺客无疑将要提出的款项。安德烈，还需要你的合作，你必须保证在法国境内有少数几个绝对忠诚可靠的人，一旦这个刺客需要时，可以给予协助。但是我认为这个主意的细节，除了我们三人之外，没有理由让别人知道。因此我建议，由我们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完全对这个方案、它的计划、执行和资金负责。”
又是一阵沉默。最后，蒙克雷说：“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把‘秘密军队组织’的整个委员会，以及整个全国抵抗委员会甩掉吗？他们会不乐意的。”
“首先，他们不会知道这件事。”罗丹平静地答道。“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方案提交他们全体讨论，就必须召开一个全体大会。单是这个会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大胡子’就会积极打听召开全体大会干什么，甚至会有一两个成员走漏消息。如果我们对成员逐个拜访，要达到初步原则同意就得几个星期。然后，他们所有的人，在每一个计划阶段和通过阶段，都要求知道所有细节。你们是知道这些政客和委员都是什么东西的，他们就是为了要知道而想知道一切。他们什么也不干，但是却又都能在喝醉时或不小心时以一句话而使整个计划失败。第二点，即便我们得到了整个‘秘密军队组织’委员会和全国抵抗委员会对这个方案的首肯，我们在事情还毫无进展之时就让三十几个人知道了这件事。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自己干，承担责任，即使失败了，我们也不比目前后退多少。无疑我们将受到指责，如此而已。如果计划成功了，我们就掌权了，那时不会再争论此事了，而消灭独裁者的确切手段将成为一个学术问题啦。那么，简单地说，你们俩是否同意和我一起成为我刚才告诉你们的方案的仅有的三个策划者、组织和执行者？”
蒙克雷和卡松再次交换了一下眼色，转向罗丹，点了点头。自从三个月前阿古被绑架后，这是他们第一次会见罗丹。当阿古主持工作时，罗丹总是悄悄地待在他后边。如今他自己作为一个领导者出现时，给地下组织的头头和司库留下了精明、果断的深刻印象。
罗丹看着他们两人缓缓地吐了一口气，微笑了。“好！”他说，“现在让我们来研究细节。就在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可怜的巴斯蒂安·蒂尼被杀害的那一天，我突然想到了雇用一个职业刺客的主意。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寻找我们所需要的这个人。显然这种人是很难找到的，他们不做广告。我从3月中旬以来一直在寻找，所得到的结果都在这里。”
他拿起了桌子上三个马尼拉纸卷宗。蒙克雷和卡松又一次交换了眼色，扬起眉毛，没有作声。
罗丹继续说下去。“我想你们最好先看看材料，然后我们可以讨论选谁。我个人已把这三人都列为可取，以防万一我们选择的第一个人不能或不愿干。每份材料只有一份，因此你们只好轮着看。”
他把手伸进马尼拉纸卷宗，拿出了三份薄薄的档案。他给了蒙克雷一份，又给卡松一份。他把第三份拿在自己的手里，可是没去看它。他对这三份文件的全部内容已经了如指掌了。
需要看的确实不多，罗丹所说的“简历”这两个字用得太准确了。卡松先看完他手里的材料，抬头看着罗丹做了个鬼脸。“就这一点吗？”
“这种人是不轻易让人家知道他们的底细的。”罗丹答道。“看看这个吧。”他把手里拿着的那份档案递给卡松。
几分钟后，蒙克雷也看完了，把档案交还给罗丹，罗丹把卡松刚看完的档案给了他。两个人又埋头阅读。
这次是蒙克雷先看完。他抬头看看罗丹，耸了耸肩。“嗯……没有多少好谈的了，这类人我们能一下子找到五十个。”
卡松打断他说：“等一等，你看看这个再说。”
他翻到最后一页，很快地看完了最后三段。他看完后把档案合上，看着罗丹。
这位“秘密军队组织”的领袖人物丝毫不显露他的倾向性。他拿过卡松看完的档案，递给了蒙克雷，又把第三份档案递给卡松。四分钟后，两个人都看完了。
罗丹收集起档案袋，把它们放在写字桌上。他端起高背椅子，把它掉了个方向，拉向火炉旁，把胳膊放在椅子背上跨坐在椅上，然后静静地看着其他两个人。
“好吧，我告诉你们干这种买卖的人很少。可能有很多干这种事的人，但是在保安总局没有档案的人却很难找。而最理想的人选，也许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他们的档案。你们把三份材料都看了，现在让我们暂时把他们称做德国人、南非人和英国人吧。如何？”
卡松耸了耸肩说：“我看不必讨论了。如果档案是可靠的话，那个英国人看来比其他两个强多了。”
“卢内呢？”
“我同意。那个德国人年纪太大了些。他除了为现存的纳粹分子干掉了几个追踪他们的以色列特务外，似乎在政治上没干过什么。何况他反对犹太人的动机可能是私人性质的。因此，他不能称为纯职业性的。那个南非人干掉像卢蒙巴那样的黑人政客完全可以胜任，但是谋杀法国总统是另一回事。此外，这个英国人还能说流利的法语。”
罗丹慢慢点头说：“我想这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即使在我结束整理这些文件以前，这个英国人在我心目中已经是首选人物了。”
“你确实了解这个英国人吗？”卡松问，“他真的做了那些工作吗？”
“我自己也有些怀疑。”罗丹说。“因此对这个人我额外地多花了好多时间。说要有确凿的证据，那是没有的。如果有的话，那也并不是什么吉兆。我的意思是说各处的档案里都会有他的名字，他就成为一个受到注意的人物了。实际上对这传闻并没有人提些不同意见，即使英国有他的档案，至多也不过是一个疑问号而已，还不值得列入国际警察的卷宗里。英国当局能够向法国保安总局提供关于这个人的情况的可能性也是不多的。你们知道，他们之间是尔虞我诈的。去年元月乔治·皮杜尔在伦敦，英国当局就保持沉默。不，这个英国人干这件工作非常有利，只有一件 ……”
“是什么？”蒙克雷很急切地问。
“很简单，他的要价是不会低的。像这样的人可能索价很高。我们的经济情况怎样了，卢内？”
蒙克雷耸耸肩说：“不很好。现在所有的开支下降了不少。自从阿古事件以后，全国抵抗委员会的成员转入地下或住到小旅馆里去了。他们似乎对于发表电视谈话已不感兴趣了。另一方面，收入像滴水一样少。正像你所说的那样，必须采取行动，不然就会由于缺乏资金而垮台。干这类工作是不能只凭感情就可以解决的。”
罗丹忧郁地点点头：“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必须从某些方面去弄些钱来，不然我们就无法采取这样的行动计划。我们不知道需要多少钱……”
卡松插话说：“是不是可以先和那个英国人接触一下，问问他是否愿意干这件工作，他要价多少。”
“对，那么我们三个人是否都同意这样做？”罗丹对两人轮流看看，两人都点点头。罗丹看了一下手表说：“现在刚好中午一点钟。我在伦敦安排了一个联系人，我现在必须和他通一个电话，要他和这个人接头，并询问这个人是否能到这儿来。如果他准备搭今天晚上的班机来维也纳，那么晚饭后，我们就能碰到他。不管怎样，当我的联系人给我电话时，我们就知道了。我没有征求你们的同意先在这楼上为你们预定了两个相邻的房间，我想我们大家在一起有维克托保护比分散住而没有防卫更安全些。就这样吧，希望你们是能够理解的。”
“你倒想得很周全啊！”卡松对他独自决定这样的做法有点不高兴。
罗丹耸耸肩说：“我在取得这些资料以前，已经花了不少时间。从现在开始，浪费时间越少越好。如果我们同意这样做，让我们现在开始，要抓紧时间。”
他站了起来，两人也随着他站了起来。罗丹叫来了维克托，告诉他下楼去把65号和66号房间的钥匙拿来。在等钥匙的时候，罗丹对蒙克雷和卡松说：“我得在邮政总局打电话，我要维克托和我一起去。我不在的时候，请你们俩待在一间屋里，把门锁上。我敲门的暗号是先三下，停一会儿再两下。”
人们熟知的这个“三加二”是代表“法属阿尔及利亚”一词的音节。巴黎开汽车的人在前几年用这个节奏按汽车喇叭，以表示对戴高乐政策的不满。
“随便问一下，”罗丹接着说，“你们俩有枪吗？”
两人都摇摇头。
罗丹走到写字桌旁，拿出一支沉重的9毫米口径的马布牌手枪。这是他的自用枪。他检查了子弹盒，啪地压了回去，顶上膛，然后把枪递给蒙克雷。
“你懂得使用这个玩意儿吗？”
蒙克雷点点头。“没问题。”说着把枪接了过来。
维克托把两人送到蒙克雷的房间里去。他回到罗丹的房间时，罗丹正在扣大衣扣子。
“来吧，大个子，我们有事要做。”
那天晚上，一架英国航空公司的子爵号飞机从伦敦到达维也纳，在许威哈特机场降落时，已经是从薄暮转到夜晚的时候了。在机舱尾部靠窗口位置上，坐着一个浅黄头发的英国人。他看着窗外掠过的导航灯光，看着这些闪光愈来愈近，直到最后飞机落在地面上，他对这种情况常常感到高兴。在最后一分钟时，导航灯熄灭，出现了光滑的水泥跑道，轮子终于停稳在地面。对于这种精确的降落技术，他非常欣赏。他喜欢精确。
在英国人旁边的是和他一起从伦敦来的法国旅游事业局的一个法国青年人，他有点紧张地看着这个英国人。自从午饭时接到电话后，他一直很紧张。
差不多在一年前，他休假回到巴黎时，曾接受过“秘密军队组织”的任务。那时候，他们告诉他，只要坐在伦敦的办公室里就行了。在适当的时候，会用专门给他的秘密名字写信或去电话。只要开始时用“亲爱的比埃尔……”那么他就应确切地立即执行命令。但从那时以后，直到今天6月15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当话务员告诉他有一个电话是从维也纳来的，而且还强调是奥地利的维也纳，以区别于法国的维也纳镇。他拿起电话听筒觉得很奇怪，他听见声音叫他“亲爱的比埃尔”，他呆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这是他自己的秘密名字。
午餐时间过后，他以头疼为借口，请了个病假，然后到南奥特莱街找到了那个英国人，并把消息告诉他。后者对于请他在3小时内去维也纳一点也不表示奇怪。他静静地准备过夜用的行装，然后两人坐了一辆出租汽车去希思罗飞机场。当法国人发现自己只带了护照和支票本而没有想到要用现款买飞机票时，英国人就拿出一叠钞票，还够他俩回来时买飞机票的。
从那一刻开始，他们互相没说过一句话。英国人根本没问去维也纳什么地方，会见谁，或是去干什么。这正合法国人的意，因为他不知道。他得到的命令只是叫他从伦敦机场回个电话，说明他的确乘坐比利时航空公司的这一班飞机到达。对方告诉他，在到达许威哈特机场后，要到总问讯处去报到。这一切都使他紧张，他身边坐着的那个英国人的那种自制与镇静，不仅不能帮助他，反而使事情更糟糕。
他们共同来到大厅里的总问讯台，他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那个漂亮的奥地利姑娘。姑娘在身后架子上的许多小格子里找了一会儿，递给了他一张小小的浅黄色的留言条，上面简单地写着：“拨61440，要舒尔茨听电话。”他转身向沿大厅后墙一字排开的公用电话间走去。
英国人拍拍他的肩膀，指指标着“兑换”字样的小间。“你还需要一些硬币。”他用流利的法语说。“即使奥地利人也不是那么慷慨的。”
法国人涨红了脸，大步走向换钱的柜台。英国人在沿墙的一条靠椅的角落里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点上了一支特长的带过滤嘴的英国烟。
不一会，他的向导拿着几张奥地利钞票和一把硬币回来了。法国人走向电话间，找到一间空闲的，进去拨了号码。对方的舒尔茨先生简单扼要地给了他指示。只花几秒钟，电话就打完了。年轻的法国人回到长靠椅处，浅黄色头发的英国人抬头看着他。
“我们去那里吗？”他问道。
“我们去那里。”
法国人在转身时把带电话号码的留言条捏成一团扔在地上。英国人俯身用手把它拾起来，又以另一只手用打火机把纸条点燃，一会儿就烧着了，烧成碎片的纸灰落在地上。
他们一声不响地走出大厅，雇一辆出租汽车离开机场。
城市中心闪耀着灯光，车辆往来很拥挤。过了40分钟后，汽车才到达克莱斯特旅馆。
“这里是我们分别的地方了。有人告诉我要我带你到这儿来，而把出租汽车开到旁的地方去。你径直到64号房间去就行，有人等着你。”
英国人点点头，然后打开车门出来。法国人告诉司机：“继续往前。”他说着，汽车就在街上飞驰向前了。
英国人看了看路牌上写着的老式哥德式字样，然后又望了望克莱斯特旅馆大门上面的方形罗马式大写的字。最后，他把吸了一半的香烟扔掉，进入了旅馆。
值班的服务员正背朝着门，但听见了门吱吱作响。英国人毫无接近服务台的表示，径直走向楼梯。服务员正想问他要干什么，来客朝他这个方向看了看，然后满不在乎地像对什么下人似地点点头，生硬地说了声：“晚上好。” “晚上好，先生。”服务员不觉冲口而出地答道。等他说完，浅黄色头发的人已上楼去了。
他两级一跨地走上楼梯，但毫不显得急促。在楼梯的尽头，他停了下 来，朝前面惟一的一条走廊看去。走廊的尽头是68号，他倒着数过来，数到大约是64号的门口，虽然他看不见房号。
他在离64号门大约20英尺远的地方停下来。右墙还隔两个房门才是64号门，左墙上有一个小小的壁龛，红色的丝绒帘子挂在一根蹩脚的铜杆上，半掩着壁龛。他仔细地查看了壁龛。帘子离地约4英寸，有两只黑皮鞋的鞋尖隐约可见。他转身回到门厅里。这次服务员有准备了，至少他要开口了。
“给我接64号房间。”英国人说。服务员对他的脸看了一会儿，然后从命。几秒钟以后，他从小交换台转过身来，拿起桌上的电话机，递了过来。
“如果那个猩猩不在15秒钟内离开那个壁龛，我就回家去了。”浅黄色头发的人说完放下电话。然后，他又走上楼梯。
在楼梯尽头，他看见64号门开了，罗丹上校出现了。他对英国人凝视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叫：“维克托。”波兰大个子从壁龛里走出来，站在那里，挨个儿看着他们两人。罗丹说：“没事，他是我约来的。”科瓦尔斯基怒目而视。英国人开始向门口走去。
罗丹引他进入卧室。房间已经布置得像会议室一样。办公桌是留着给主人用的，桌上放着些纸张。书桌后面是一张室内原有的高背椅，而放在两侧的另外两把硬椅，则是从邻室搬来的，由蒙克雷和卡松坐着。他们好奇地看着英国人。英国人朝四周看了一眼，看到桌子前面没有椅子，就挑了一张软椅子坐下，面向着书桌。这时候罗丹让维克托出去，然后关上门。
罗丹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他对着从伦敦来的这个人看了几秒钟。他感到相当满意。他对于观察一个人是颇有经验的。这个客人身高超过6英尺，看上去刚过30岁，体格精悍，有点像运动员。他长得很匀称，被太阳晒黑的脸看来很平常，没有显著的特征。两只手安详地放在椅子的扶手上。从罗丹的眼光看来，这个人很能控制自己。但是那一双眼睛使他有点担心。他曾经见过柔和而水汪汪的眼睛，也见过迟钝发呆的精神病患者的眼睛，还见过士兵们警戒着的眼睛。英国人的这双眼睛却睁得很大，他用一种坦率的神情回看着你。他眼珠上有些灰色细点，就像冬天早晨灰色的烟雾似的。罗丹看了 几秒钟，却始终没有看出他真的表情。在这烟雾后面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这一点则没有表露出来。罗丹感到有点不平静，他不喜欢那种不可捉摸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是很难驾驭的。
“我们知道你是什么人。”罗丹开口了。“我最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马尔克·罗丹上校……”
“我知道。”英国人说。“你是‘秘密军队组织’的行动首脑。你是卢内·蒙克雷少校，司库。而你是安德烈·卡松先生，法国本土的地下组织的头头。”他一面说一面逐个地盯视着他们，然后伸手取烟。
“你似乎已经知道得不少了。”卡松插话说。三个人注视着客人点着烟。
英国人往后一靠，喷出第一缕青烟。
“先生们，让我们大家坦率一点吧。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而你们也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们都有不同寻常的职业。你们正受到追踪而我却能丝毫不受监视地自由往来。我为金钱干活，你们为理想而工作。但是谈到具体细节，我们都是精通本行的专家，因此我们不必躲躲闪闪。你们打听过我的事。既要打听而又想不让被打听者很快地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很自然，我想知道是谁对我这么感兴趣。可能是有人想报复，也可能是有人想雇用我。我很有必要知道。我发现了对我有兴趣的组织的名字后，只需要到英国博物馆去待上两天，查查法国的旧报纸，就足够让我了解你们和你们组织的情况了。因此，今天下午你们的使者来访时，一点儿也不使我奇怪。好了，我知道你们是谁，你们代表谁，我现在想要知道的是你们的要求。”
沉默了好几分钟。卡松和蒙克雷望着罗丹，看他有什么主意。陆军上校和刺客互相对视着。罗丹对于凶猛的人很了解，他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正是他所需要的人。从这以后，卡松和蒙克雷只是摆设了。
“你既然已经阅读了有关档案，我就不想再多费唇舌，向你介绍我们组织的动机了。你已经准确地把它概括为‘理想’。我们认为法国现在由一个独裁者统治着，他玷污了我们的国家，强奸了它的荣誉。我们相信如果他死了，他的政权一定会垮台，法国就会归还给法国人。我们的支持者们为了消灭他进行了六次尝试：三次在早期策划阶段就暴露了；有一次是在谋刺前一天被人出卖了；有两次实现了，但是没有打中他。我们在考虑，现阶段仅仅是考虑，请一位职业专家来干这件事。但是我们不希望白花钱。首先我们想知道这件事是否可能。”
罗丹的牌打得很精彩。最后一句话的答案他早已知道，但却使得对方那双灰眼睛里表现出兴趣。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防备一个暗杀者的子弹。”英国人说。“戴高乐出来的机会是很多的，当然杀死他也是有可能的。我注意到，当一个狂热者企图在独栽者公开露面时进行谋刺，往往只能牺牲他自己。”他有点傲慢地继续说，“不考虑你们的理想主义。你们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人，所以在小克拉玛和军事学院你们都失败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准备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干的。”
“现在还有很多爱国的法国人准备这样干。”卡松开始有点反感地说。但罗丹暗示他不让他说话。英国人根本没理会他。
“作为一个专业人员呢？”罗丹提出问题。
“一个专业谋刺者干起来是不凭热情的，因此更为冷静，而很少犯原则性错误。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就不会在最后一分钟想到关于在爆炸或类似的行动中谁可能受伤的问题。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他要估计到一切意外的危险，因此按规定程序进行的成功机会比任何人更有把握；他所想到的计划不仅要使他能完成任务，而且能使他安全逃脱。在他还没有这样的把握时，他是不会轻易采取行动的。”
“你估计到会有这样一个计划，既能使一个专业人员达到刺杀老家伙的目的，又能安全逃脱吗？”
英国人一声不吭地吸了几分钟烟，凝视着窗外。“理论上讲，可以。”他终于回答说。“从理论上讲，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计划，总是可能的。但是，我们说的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比行刺其他任何人要难得多。”
“为什么比行刺别的人难得多？”
“这是因为戴高乐事先得到了警告，不是指哪一次具体谋刺，而是指总的意图。所有的大人物都有保镖和保卫人员，但是如果有好几年都没有人去试图行刺这位大人物，那么盘查就会流于形式，例行手续就会机械化，警惕程度就会降低。那时来一颗结束他生命的子弹便完全成为出乎意料的，于是人们便惊慌失措，刺客在这种掩护下就可以逃脱。在我们说的这件事上，警惕程度没有降低，不存在机械的例行手续，如果子弹打中了目标，许多人不会惊慌失措而会去追捕刺客。这件事是可以干的，但这是目前世界上最难干的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先生们，你们的尝试不仅失败了，而且也破坏了其他所有人成功的可能性。”
“为此，我们才决定聘请一位职业刺客来完成这项任务。”罗丹说。
“你们必须请一位专业人员。”英国人打断他的话轻轻地说。
“如果我们决定雇用一个职业刺客来干这件事……”罗丹开始说。
“你们也只好雇用一个职业刺客。”英国人平静地插嘴说。
“那是为什么？请问。现在仍然有许多人纯粹出于爱国动机而准备干这件事。”
“是的，还有这样的人。”浅黄色头发的英国人答道。“无疑还有更多的巴斯蒂安·蒂尼。可是你们三位叫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泛泛地谈论政治性行刺的理论，也不是由于你们突然缺乏刺客。你们要我来，是因为你们最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法国保安总局的特务已打入你们的组织到如此地步，你们的一切决定不需要多久就不成其为秘密。而且你们每一个人的脸庞都印在法国每一个警察的脑海里。因此你们需要一个外人。说明白点，你们是正确的。若是要干这件事，就必须由一个外人来干。剩下来的问题就仅仅是由谁来干，要多少钱。现在，先生们，我想你们已经用相当长的时间来检查这件商品了吧？”
罗丹扬起一侧的眉毛，斜看着蒙克雷。蒙克雷点点头，卡松跟着点头。英国人则望着窗外，显出不感兴趣的神情。
“你愿意刺杀戴高乐吗？”罗丹终于开口问。声音很轻，但是这个问句整个屋里的人都听到了。
英国人回转头看看他，一双眼睛里毫无表情。“可以，但是要花很多钱。”
“多少？”蒙克雷问。
“你们必须明白，这是件一生中只能干一次的买卖。这个人干了这一次，以后就不能再干了。即使能保住性命，但要使不被抓住甚至不被发现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要干这件工作，必须拿到足够的钱，使他能够在余生中生活得很美好，而且能得到保护，不受戴高乐派的报复……”
“等我们掌握了法国，”卡松说，“少不了……”
“现款。”英国人说。“一半预先付，另一半事后付。”
“多少？”罗丹问。
“50万。”
罗丹看着蒙克雷，后者做了个鬼脸。“不少钱啊，50万新法郎……”
“美元！”英国人说。
“50万美元？”蒙克雷嚷嚷道，站了起来。“你疯了？”
“没有。”英国人平静地说。“我是最棒的，因此也是最贵的。”
“我们肯定能得到比这便宜的要价。”卡松冷笑着说。
“是的。”浅黄色头发的人无动于衷地说。“你们可以找到便宜一点的人，而且你们会发现，他们拿了你半数的钱就逃之夭夭，或者事后找些借口说为什么办不到。你要雇用最棒的，你就得付出代价。价钱是50万美元。据说你们想得到法国，那你们对自己国家的估价看来很低啊。”
罗丹在这段对话期间一直保持沉默，现在接着话碴儿说：“说得对。问题在于，先生，我们没有50万美元的现款。”
“我知道。”英国人回答说。“你们如果要我干这活，你们就得从什么地方收集到这笔款子。你们应该明白，我并不需要这个买卖。我上一次差事的收入足够我舒舒服服地过几年了。但是吸引我的是弄到足够的钱，以便从此洗手不干。因此我准备冒极大风险弄到这笔钱。你的朋友们要的更多，他们要的是整个法国，但是又怕冒风险。对不起，如果你们弄不到这笔款子，那么你们就得回头安排你们自己的计划，再眼看着它们一个一个地被当局破坏掉。”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同时在烟灰缸里弄灭他的烟。罗丹随着他也站了起来。
“坐下来，先生，我们想能够设法找到这笔钱。”
两人又一起坐了下来。
“好！”英国人说，“但是还有条件。”
“什么条件？”
“你们需要找局外人的理由，是因为你们的秘密经常泄漏给法国当局。在你们的组织里有多少人知道关于雇用局外人的计划？”
“只有在屋里的我们三个人。我想到这个方法是在巴斯蒂安·蒂尼被杀害那天开始的。自那以后，所有一切调查策划都是我亲自做的，没有另一个人知道。”
“那么必须继续这样做。”英国人说。“所有会议记录、档案、文件必须全部销毁，除你们三人以外，不应该再让别人知道。鉴于二月份阿古事件的发生，如果你们三位中任何一位被抓住，我就有权单方面解除我们之间的协议，因此你们必须在某处安全的地方躲避起来，并且还要有强大的警卫人员采取保护性措施，直到任务完成。同意吗？”
“同意，还有呢？”
“策划和执行全部归我安排，我不会把细节泄漏给任何人，包括你们三人在内。简单地说，我将失踪了，你们再不会听到有关我的任何消息。你们已经有了我在伦敦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但当我准备开始行动时，这一切都没有用了。无论如何，你们只能在紧急关头时才能在那地方和我接触。此外，就不能有任何接触。我将留下我在瑞士银行的账户，当他们告诉我最初的25万美元已经存入我的户头里，而我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完成，那么我就开始行动。除掉我自己的判断外，我不会操之过急的，也请你们不要干涉我，同意吗？”
“同意，但是我们在法国的内线能给你介绍情况。可能对你会有帮助，他们中有些人是被安插在关键部门的，地位很高。”
英国人考虑了一会儿说：“好的，你们准备就绪后，给我一个简单的电话号码，最好在巴黎，这样我在法国任何地方都能够直接打电话联络。关于我的行止，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只是简单地用电话打听关于总统周围安全措施的情况的最新消息。但是接电话的对方不应该知道我在法国干什么。简单地告诉他，我同你们的任务有关，需要他的帮助。他知道得愈少愈好。让他仅仅作为情报交换站。他的消息来源也必须是那些有地位的人所提供的内部情报，不要说那些我能在报纸上读得到的废话。同意吗？”
“很好。你愿意完全单独活动，不要帮助，不要掩护，就按你自己的想法办吧。那么假证件呢？我们手上有两个非常高明的伪造证件者。”
“我有我自己的，谢谢。”
卡松插话说：“我在法国有一个完整的组织，和德国人占领时的抵抗运动相仿。为了协助你的工作，我可以把这整个组织交给你支配。”
“不，谢谢。我还是愿意靠我自己隐姓埋名地来干，这是我最好的武器。”
“可是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你可能需要逃跑……”
“除非是你们这方面出问题，我是不会出差错的。我将和你们的组织毫无联系地进行活动，也不让你们的组织知道。卡松先生，原因和我之所以坐在这里的原因相同：你们这个组织里到处是特务和坐探。”
卡松看上去气得要爆炸。蒙克雷闷闷不乐地凝视着窗子，挖空心思地想如何很快地弄到50万美元。罗丹沉思地凝视着桌子对面的英国人。
“不要激动，安德烈。这位先生愿意单独工作，就这么办吧。他习惯于这种方法。我们花50万美元雇的一个人不会像我们自己的射手那样需要那么多人来侍候。”
“我想知道的是，”蒙克雷咕哝着说，“我们怎么能那么快地搞到这么多钱。”
“用你们的组织去抢几家银行。”英国人轻松地建议说。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的问题。”罗丹说。“在我们的客人回伦敦前，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保证你不会拿了第一笔25万美元就逃之夭夭呢？”卡松问。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先生们，我想洗手不干。我不想有半个军的前空降部队来追捕我，这样我所花的保护自己的钱就比我所得的钱要多，钱很快就会花完了。”
卡松接着说：“那么在你完成任务以后，如果我们拒绝支付其余的25万美元，那你又怎么办？”
“理由相同，”英国人圆滑地回答，“在那种情况下，我必须用自己的钱进行工作，目标就是你们三位先生。虽然这么说，但我不相信那种情况会发生。你们以为如何？”
罗丹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好，假如一切都谈妥，我想我们不必让客人多耽搁时间了。还有最后一条，你的名字。如果你愿意隐姓埋名，那你也需要有个假名字或代号，你有什么想法？”
英国人想了一会儿说：“我曾谈过打猎，用‘豺狼’这个词怎样，这个名字可以吗？”
罗丹点点头：“很好，事实上我很喜欢它。”
他陪着英国人走到门口，把门打开。维克托走了过来。罗丹第一次面露笑容，并把手伸出来给这位来客。
“我们将根据协议尽快地办到，同时你是否可以先开始策划，这样就不至于浪费时间。”
“当然。”英国人回答说。
“晚安，豺狼先生。”
维克托看着客人像来时一样悄悄地离去。
英国人在机场旅馆里住了一晚，早晨搭第一班飞机回伦敦去了。
在克莱斯特旅馆里，罗丹面临着从卡松和蒙克雷那儿来的一连串的问题和责难。他们俩从9点钟一直到午夜，连续三个小时都在动摇着。
“50万美元，”蒙克雷反复地说，“我们到哪里去搞到这50万美元？”
“我们可以采用豺狼的建议去抢劫几家银行！”罗丹说。
“我不喜欢那个人。”卡松说。“他要单干，不要同伙，这类人是危险人物，没法约束他们。”
罗丹结束了这场争论。他说：“瞧你们两位，我们一起想出了一个计划，我们一起同意了这个方案，然后我们找到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能够刺杀戴高乐总统。现在需要的就是钱。我对这样的人是有所了解的。如果有人真能干这件事的话，我想就是他了。现在我们得加紧工作。让我们干我们的，他干他的吧。”
策
第一部 策划
第三章
1963年6月下旬，到整个7月，在法国发生了一系列的枪劫案，许多银行、珠宝店和邮局遭到抢劫，那猛烈的程度在当时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这些抢劫罪案的详细情况。记载在警方的档案里。全国各处，从南到北，许多银行被拿着手枪、短枪或手提机关枪的人所抢劫，几乎每天都要发生。在那段时期，珠宝店里的橱窗被打破，贵重珠宝被抢走，已成为很平常的事。而当地的警察，面对着那些发抖和流着血的珠宝商和店员们，还没有来得及处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们的管区内又发生了另一件相类似的案件，他们被请走了。
当人们奋起抵御强盗抢劫时，有两名银行职员在不同的城市里被枪杀了。到7月底的前几天里，情况越来越严重。共和国保安队，那是每个法国人都熟悉的反暴力部队，首次用机关枪武装起来了。那些到银行里去的人必须在大厅里先接受一个或两个身穿蓝色制服的共和国保安队士兵的检查，每个士兵都配备着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提机关枪。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银行家和珠宝商们对这次抢劫风波，向政府提出了强烈的责难。为此，警察在夜间增加了巡查次数，但是毫无用处。由于这些强盗不是专搞偷窃的小偷，不是专门在深更半夜悄悄地撬开银行金库的那些人，而是一批持枪并戴着假面具出现的暴徒，只要稍稍惹怒了他们，他们就准备开枪射击。最危险的时间是在白天，全国任何银行和珠宝商都可能在买卖进行时，突然看到两三个手持武器的蒙面人闯进门来，大声吼叫：“举起手来！”
7月末，有三个强盗在不同的枪劫案中受伤并被抓获。这三个人中，有的是打着“秘密军队组织”招牌进行一般不法行为的无名歹徒，有的是不久前曾承认自己是“秘密军队组织”成员的前殖民军逃兵。不论警察局的审讯如何严酷，三人里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来为什么这股抢劫浪潮如此突然地席卷全国。他们只供认是受他们集团的头子指使，去抢劫某某银行和某某珠宝商的。警方最后认为犯人并不知道抢劫的目的，他们只是奉命抢劫，是坐地分赃的小人物。
没过多久，法国当局就发现“秘密军队组织”是这次突发的抢劫浪潮的幕后人，为了某些原因急需用钱。直到8月上半月，当局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现了这些情况。
6月下半月，对银行和其他可以迅速抢到珠宝钱财之地的洗劫浪潮已相当严重。因此，颇受尊敬的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大队长莫里斯·布维埃专员接管了这类案件。在塞纳河畔凯德索菲弗街36号司法警察署的总部里，这位大队长有一间异常狭小然而事务繁忙的办公室，墙上的一张图表标明了所抢现款的数目和所抢珠宝的估价。到了7月下半月，总数已远远超过200万新法郎或40万美元。据这位大队长估计，即使扣除一笔适当数目作为进行抢劫所需的开支，再加上付给进行抢劫的歹徒和逃兵的报酬，还能剩下相当大的一笔钱。
到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有一份报告放在法国保安总局局长尤金·纪博将军的桌子上。这份报告是从他驻罗马的办事处送来的，大意是说“秘密军队组织”的三个领袖人物马尔克·罗丹、卢内·蒙克雷以及安德烈·卡松，一起住在一家旅馆的最高一层楼上。报告补充说，他们住在这样一个高级区域的旅馆里，房费一定是很高的，而他们三人却占用了整个一层楼，而且把下一层楼提供给他们的守卫人员住宿。他们由一名非常彪悍的前外籍兵保卫着，日夜守卫，每班不少于8名。他们都不敢冒险出去。情报人员起初以为是在召开会议，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发现他们仅仅是采取一种特别小心谨慎的措施，以免造成另一次绑架，像安东尼·阿古那样遭到逮捕。
尤金·纪博将军看到那些恐怖组织的头面人物现在像胆小鬼一样躲在旅馆里，不仅露齿一笑，然后像往常一样把报告作为例行公事归了档。
今年2月，法国人在慕尼黑的伊登·沃尔夫旅馆绑架阿古的事情，波恩的德国外交部始终认为这是一件侵犯主权的行为，经常以此责难法国外交部并提出抗议。虽然这一事件仍然烦恼着他，但他对于他的情报人员出色的工作，还是感到非常高兴。作为对自己工作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深知政治和外交真实情况的人，他知道他很不容易再得到一次许可去组织一次类似的绑架。一直到后来，当他了解到这三个“秘密军队组织”的领袖人物为什么要对他们自己的安全采取十分小心谨慎措施的真实情况后，才使他清醒起来。
在伦敦，从1963年6月下半月到7月上半月，那位职业刺客即豺狼一直小心翼翼地按计划行事。从回来的那一天起，他主要是搜集和阅读一切有关戴高乐的或戴高乐写的文章。他只需前往当地图书馆查看一下有关戴高乐的最新书籍，就搞出了一份关于他的研究对象的相当全面的书目。
然后，他用假名和帕丁顿区普雷特街的一个转信地址，写信给各著名的书店，通过邮购买到了必要的书籍。他在自己的套间里，每天浏览这些书籍直到深夜。他在脑子里给法国爱丽舍宫的那位执政者勾勒了一幅极为精细的画像，从童年直到目前为止。他搜集的资料有很多是毫无用处的，但他偶尔会在一个小练习本上记下他的某个怪癖或某个性格特点。这位将军的第三部回忆录《宝剑利刃》，对了解这位法国总统的性格颇有启发。夏尔·戴高乐在这本书里极为清晰地阐明了他个人对于人生、祖国和自己命运的看法。
豺狼这个人既不迟钝，也不愚笨。他博览群书，计划周密，并有能力把大量事实情况贮存在脑子里，以备将来有一天会用到。
虽然豺狼通过阅读夏尔·戴高乐的作品和熟悉他的人的著作，对这位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法国总统有了全面的概念，但是这并未解决自6月15日在维也纳罗丹房中他接受这项任务以来一直困惑着他的问题。直到7月的第一个周末，他还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应当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动手”？
作为最后的手段，他只能前往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以他惯用的假名填写了进入阅览室进行研究工作的申请表格后，开始翻阅法国最大的《费加罗报》日报。
不清楚他是在什么时候得到了答案，但是可以大致估计出是在7月7日后的三天。在那三天内，他起初是从一位专栏作家于1962年写的一篇文章里得到了一点启发，然后查阅了自戴高乐1945年出任总统以来历年的报纸材料，这位刺客终于解答了他自己的问题。
据他判断，在那些年里，有某一个特定的日子，夏尔·戴高乐哪怕身体不适或天气不佳，都会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在公众前露面的。从这一点开始，豺狼的准备工作就从研究阶段转入了实际策划阶段。
在他考虑最后的行动计划之前，他花了很长时间进行思索。他在公寓里躺着，仰望着刷成奶油色的天花板，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他习惯用的过滤嘴长支香烟。在他最后决定谋刺计划以前，至少考虑过十余个方案，一个方案成熟了，然后又放弃掉。他计划着如何干，什么时候干，以及在什么地方干。最后他做出了决定。
豺狼非常清楚地知道，1963年的戴高乐，不仅是法国总统，而且在西方世界也是戒备保护最严密的人物。事后证明，要刺杀他，比刺杀美国总统约翰·弗·肯尼迪更为困难。虽然这个英国职业刺客并不知道法国的安全专家们曾经得到美国的许可，有机会研究美国安全当局保护肯尼迪总统的安全措施。他们回来后私下里表示看不上美国保安的保护措施。法国专家们拒绝采用美国的方法。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法国专家对美国保安方法的否定是正确的。因为1963年11月肯尼迪在达拉斯被一个近乎疯狂的职业刺客刺死。而戴高乐则好好地活着，平安退休，最后病故在自己家里。
豺狼完全知道他面对的保卫人员至少是属于世界最优秀之列的。围绕着戴高乐四周的保卫机构，由于不断得到警告有人可能正在策划谋害他们的保卫对象，因此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雇用他的组织在保密工作上却漏洞百出。有利的条件是：他在暗处，隐姓埋名，无人知晓；而他的对象则暴躁地拒绝同他自己的卫队合作。
在他选定的那一天里，这位法国总统的骄傲、固执和完全无视个人安危的特点，将迫使他不顾一切风险地公开露面，哪怕是几秒钟。
从哥本哈根的卡斯特鲁普机场飞来的瑞典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班机在伦敦机场上空飞绕一周后，停落在跑道上，引擎响了几秒钟后也停止了。在几分钟内，舷梯推了过去，客人们陆续出舱下梯，向机舱口微笑着的女服务员点头告别。
在候机大楼的暸望平台上有一个浅黄色头发的人，正把他戴着的黑眼镜往上推到前额上，然后用望远镜观望。他注视着从飞机上下来的旅客。这是今天早晨的第六批了。平台上挤满着接客的人群，在那暖和的阳光下等候着下机的客人。因此对于这个观望者的动作，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当第八个旅客走出飞机，在阳光下直起身来，平台上的那个人稍显得有些活跃，他看着这新来的旅客走下梯子。
从丹麦来的这位客人不是牧师就是神父，身穿灰色教会服，戴一个牧师的白领圈。从他那铁灰色、中等长短、从前额往后梳的头发看来，他已年近50岁了，但是他的脸却显得较为年轻。他高高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看来身体不错。他和那个从平台上观察他的人身材差不多。
当旅客们鱼贯进入入境大厅等待检查护照和办理海关手续时，豺狼把望远镜扔进身旁的公事皮包里，关上包，悄悄地穿过玻璃门，下楼进入大厅。
15分钟后，这位丹麦牧师提着一个旅行包和一只箱子从海关走出来。似乎并没有人来接他。他首先到巴克莱银行柜台去换钱。六个星期后，当丹麦警察讯问他的时候，他说他并没有注意到有一个浅黄色头发的年轻英国人在柜台前站在他身边，表面上好像也在排队等候换钱，但是却从墨镜后面观察着这个丹麦人的相貌。至少他并不记得有这么个人。但是当他走出大厅去乘坐开往克伦威尔路下客站的英国欧洲航空公司的班车时，手持公事皮包的英国人距离他只有几步路。他们一定是乘坐同一辆班车进入了伦敦。
到了下客站，丹麦人站了几分钟，等他的皮箱从班车后面的行李拖车上卸下来，然后走过服务台，走到标有箭头和国际通用字样“Taxi”（出租汽车）的出口处。
在这一过程中，豺狼在班车后面绕过去，穿过班车停车场，来到职工停车场，他已把自己的汽车停在这里。他把公事皮包扔在一辆敞篷赛车的客座上，上了车，把车开到下客站左手墙附近，然后停车注视着右边圆柱拱顶走廊里停着的一长排出租汽车。
丹麦人上了第三辆出租汽车，车开上了克伦威尔路，向骑士桥开去。那辆敞篷赛车跟了上去。
出租汽车把那位心不在焉的牧师送到半月街一家舒适的小旅馆门口。
赛车驶过旅馆门口，几分钟后，在柯曾街的另一边找到了一个空着的停车处。豺狼把公事皮包锁在车尾后备箱里，在谢泼德市场的报摊上买了一份《旗帜晚报》的中午版，不到5分钟就进入了旅馆的门厅。
25分钟后，丹麦人下了楼，把房门钥匙交还给服务台。女职员把它挂了起来，钥匙在钉子上来回晃了几秒钟。那个坐在门厅里一张扶手椅上的男人显然是在等一个朋友。当丹麦人进入餐厅时，那个人放低了报纸，看到钥匙号码是47。几分钟后，当女职员到后面办公室为一位客人查找他订购的戏
票时，这个戴黑眼镜的人乘人不备悄悄地溜上了楼梯。
一片两寸宽的云母片，是不可能打开47号房门的，因为锁比较紧。但是云母片加上有弹性的画家用的调色刀，就非常容易把弹簧锁的锁舌推回去。因为牧师下楼只是去吃午饭的，他把护照留下了，放在床头柜上。豺狼只花了30秒时间就从房里出来，而把旅行支票的夹子留下没有动。他希望不留下任何偷盗的痕迹，企图让当局认为丹麦人仅仅是不留心在某处遗失了自己的护照。后来证实确是这样认为的。
在丹麦人还没有喝完他的咖啡以前，那个英国人已经走远了。
丹麦人回来时并未注意到已经丢失了护照，一直到好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他在房间里彻底寻找以后，才告诉旅馆经理，说他丢失了护照。经理也帮着在房间里寻找，后来他指出所有东西包括旅行支票夹子也原封未动，就用自己的见解劝告那位受惊的旅客，不要把警察请到旅馆来。他的护照很可能是他在外出时丢失的。
这位丹麦人很和气，而且在国外人生地不熟，同意只怪他自己不小心。因此第二天他向丹麦总领事馆报告说他丢失了护照，就开了一张旅行通行证，用这张证件可以在伦敦停留两周，然后回到哥本哈根。回去之后，他就再不去想这件事了。在总领事馆的办事员签发旅行通行证时，填写了牧师的名字：佩尔·詹森。遗失护照存档，也没有再考虑有其他任何问题。
那一天是7月14日。
两天以后，从纽约州雪拉丘兹来的一个美国大学生，也经历了一次很相类似的丢失护照的事。他从纽约到达伦敦，在机场大楼里，他取出了他的护照以便在美国捷运公司外币兑换处兑换旅行支票。他换好支票后，把钱放进他的外套里面的袋内，又把装护照的小袋塞在一个小的手提包内。几分钟后，他想去找搬运工人时，曾把手提包放在地上。一会儿，手提包就不见了。起初他还责怪搬运工人，搬运工人把他带到泛美航空公司问讯处，那里又指点他去找附近的警察。后者带他到一个办公室，在那里他说明了他丢失手提包的经过。经过一番查找后，排除了这个手提包是由于某些人的疏忽而错拿的可能性，就作为一次故意的偷窃案件列在档案内。
由于在公共场所扒手和小偷的活动频繁，当局向这位高个儿的美国年轻人表示抱歉和遗憾。而且告诉他机场管理人员已经十分注意到制止那些小偷从刚来的外国人那儿去偷提包。他痛痛快快地承认他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在纽约中央火车站也遇到一次相类似的被盗事件。
作为一桩普通案件的报告，终于辗转到伦敦各区的警察局，并附有描述所遗失的手提包内容，小袋内还有钱钞和护照。报告及时列入档案。但10个星期以后，不论手提包或者里面的东西，都没有找到，也没有人再想起有过这次事件。
这位美国大学生名叫马蒂·舒尔勃格，他无奈中只好前往位于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领事馆，报告了他的护照被偷，并领到了旅行证明，这样他就可以和他的女友在苏格兰高地度过一个月的假期后再飞回美国。领事馆把遗失护照一事登记下来，报告了华盛顿的国务院，以后两个机构也把这件事淡忘了。
来到伦敦机场那两幢接待海外来客的大楼里的外来旅客，他们在步出飞机走下舷梯时，究竟有多少个曾受到瞭望平台上望远镜的观察，那将永远是个秘密了。这两个丢失护照的人虽然年龄差别很大，却有些共同性。两人都身高6英尺左右，宽肩膀，细身材，他们都是蓝眼珠，并且在长相上跟那个跟踪并偷盗他们的、不引人注目的英国人相当近似。不相同的是：詹森牧师的年龄是48岁，灰色头发，阅读时戴金丝眼镜；马蒂·舒尔勃格只有25岁，栗色头发，一天到晚总戴着一副宽边眼镜。
豺狼最后在南奥特莱街公寓里的写字台上对这两个人的面型仔细地进行了研究。他花了一天时间，然后做了一系列的采购。他到了戏剧服装店、眼镜店、伦敦西区特别制造美国式衣服的成衣店。他定制了一副纽约制造的蓝色隐形眼镜，两副平光眼镜，一副是金丝边的，另一副是黑色宽边的。买了一整套旅行装备，其中有一双黑色皮鞋，短袖汗衫和短裤，一条白色运动裤，以及一件装有拉链的天蓝色尼龙内衣，领口和袖口是红色和白色的毛织品，全部是纽约制造的。还有一件传教士穿的白衬衫以及黑色上衣。他把最后三件的商标都细心地拆掉了。
他那天最后一次出去，是到切尔萨的一家男用专卖假发商店。他在那里买了染成灰色发和栗色发的两种染发剂，卖主还悄声地教他如何在最短时间内使染发剂达到最好最自然的效果。他还买了几把蘸染发水的小刷子。除了那一整套美国服装以外，他不在同一家店里买两件东西。
第二天，7月18日，在《费加罗报》第二版的右下角，登了一小段消息，说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伊波利特·迪皮专员在巴黎凯德索菲弗街的办公室里中风，死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接任此职的是凶杀处处长克劳德·勒伯尔，鉴于刑警大队各部门在夏季的几个月里工作繁重，他将立即到任云云。豺狼每天都看伦敦出售的各种法国报，由于标题上的“刑警”字样而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了这段消息，但却未加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