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开始在伦敦机场瞭望以前，就决定在整个行刺过程中使用假名。搞一张伪造的英国护照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豺狼采用了大多数雇佣兵、走私贩和其他化名越过国界的人的办法。首先他开车走遍了泰晤士河谷与伦敦相近的各个郡，专找小村子。几乎每个英国小村子都有一座漂亮的小教堂，在教堂的后院则都有一块坟地。豺狼在他走访的第三处坟地里发现了一个墓地雕刻的内容很符合他的要求。碑上写明：死者是亚历山大·杜根，他于1931年两岁半时死去。如果杜根这孩子现在还活着，他就比1963年7月这时候的豺狼大几个月。
在教区办公室里，豺狼对老牧师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业余的家系学者，希望对社根家系的支系进行研究。老牧师很有礼貌，热心地接待他，告诉他有一个社根家族，几年前住在这个村庄里。他表现出很吃惊而有点感动的样子。似乎牧师提供的材料对他的研究工作有些用处。
牧师很仁慈，在陪他一路去教堂时，豺狼夸奖这座小小的诺尔曼时代建筑物的美丽，并答应赠送一笔修缮费，这大大地改善了双方交谈的气氛。
教堂的记载注明，杜根夫妇在过去七年里相继死去，很可怜，他们的独生子亚历山大在三十年前就葬在这块坟地里了。豺狼随手翻阅了教区记载的1929年的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在4月份里，用字迹难认的教士手笔登记的杜根一姓引起了他的注意。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于1929年4月3日生于桑博恩·费修利的圣马尔科教区。
他记下了所了解的细节，对教区牧师大谢而特谢，然后离去。
他回到伦敦后，来到出生、结婚、死亡中心登记处，拿出一张名片，证明他是希罗普郡德雷顿市场某律师事务所的助手。他解释说他们事务所的一位主顾最近死了，把她的房产留给孙子们。他的任务是寻找这些孙子们的行踪，其中有一个叫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于1929年4月3日生于桑博恩·费修利的圣马尔科教区。
登记处的助人为乐的年轻办事员毫无怀疑地相信了这一切。
英国的职员遇到有礼貌的询问时，大多数都是以最热忱的态度予以接待。这次这位办事员对这样的情况，也是毫无例外。他根据询问者的要求，仔细地寻找那个要找的孩子的登记簿，指出这个孩子在1931年11月8日一次车祸中不幸死去。
豺狼只花了几个先令就得到了两张分别有生死记录的证件。在他回家途中，先到劳工部的一个办事处索取了一张空白的护照申请单，又在玩具店里花了15先令买了一套玩具印字机，到邮局去买了一英镑邮汇。
回到公寓，他用杜根的名字填了一张护照申请单，其中年龄和出生日期等都全部正确，而在身材和容貌等方面，则用他自己的。他写上了他自己的身材高度和头发、眼珠的颜色。他在职业一栏里只填上了“商人”。他还填上了这个孩子的父母的全名，这是他在这孩子的出生登记上抄下来的。在证明人一栏里他填上了桑博恩·费修利的圣马尔科教区牧师詹姆士·埃尔德利。他那天早晨还和这位牧师说过话，在教堂大门外面一块牌子上，这位牧师还助人为乐地写上了他的全名和法学博士头衔。
豺狼用一个钢笔尖蘸了淡淡的墨水，用细细的笔划伪造了这位牧师的签字。他用印字机伪造了一个印章，印文为“桑博恩·费修利的圣马尔科教区教堂”，端端正正地盖在牧师的姓名的旁边。他把出生登记证明、申请表和汇票寄到了小法兰西区的护照办公室，又把死亡证明毁掉。
四天以后，当他正在看当天早晨的《费加罗报》时，崭新的护照寄到了他的专用地址。午饭后他去拿了回来。
当天傍晚，他锁上了套间，开车到伦敦机场，用现款购买了去哥本哈根的机票，登上了飞机。在他的箱子的底层，有一个比一般杂志厚不了多少的夹层，除了极为彻底的搜查，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在这夹层里，他放了2000英镑，这是他那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保险库里他租的私人文件箱里取出来的。
他到哥本哈根旅行，是来去匆匆好像是做一桩买卖似的。他在离开卡斯特鲁普机场以前，就预订了第二天下午飞往布鲁塞尔的比利时航空公司班机的机票。在丹麦首都，买东西已经太晚了，因此他在孔根斯·尼托夫街的英格兰饭店住下，在七国饭店吃了一顿十分豪华的晚餐，在蒂沃利花园散步时和两个丹麦金发女郎略为调情一番，到半夜一点才上床睡觉。
第二天，他到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家最有名的专营男子服装的商店里，买了一套灰色轻质的牧师服装，一双黑色皮鞋，一双袜子和一身内衣，三件带领的白衬衫。他所买的每样东西里面都有一小块丹麦制造商的标记。他并不需要三件白衬衫，买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要衬衫里面的标记，可以换到他在伦敦买的牧师衬衫和圆领上去。当时他假称自己是一个即将授任圣职的神学院学生。
他最后的一项采购是购买一本书，内容是用丹麦文写的法国有名的礼拜堂和天主堂的书。
他在狄沃丽公园湖畔的饭店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冷食，然后搭乘3点15分的飞机去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
策
第一部 策划
第四章
谁也不知道像保尔·古桑这样一个才艺出众的人，为什么在他中年的时候会误入歧途。这对他的朋友或者大多数顾客以及比利时警察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
他在列日的国家军械厂工作已有三十年历史，已经成为厂里有精湛技术的、可以信赖的技术人员。对于军械制造来说，精确性是绝对必要的。古桑在这三十年里，在制造武器方面，是厂里第一流的专家。这是一家远近驰名的工厂，专门生产最精确的武器，从妇女用的小巧的自动手枪直到最重的机关枪。
此外，古桑的诚实的品格，也是毋庸置疑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简历记录，也是很光荣的。虽然在被德军占领时期，他留在厂里为纳粹继续工作。但是事后证明，他毫无疑问是在暗暗地为抗战而工作。他暗地里参加帮助被迫降的盟军空军逃走或者提供安全庇护的工作。他在工厂里领导一个破坏小组，使得由列日制造的武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或者打不准，或
者打到五十发子弹后，枪膛就自身爆炸，把德国士兵们炸死。这个人十分谦逊，从不自夸，这一切都是他的辩护律师们从他嘴里一点一点地探听出来，然后得意洋洋地在法庭上为他辩护时说出来的。这对于他的减刑大有好处。他自己在法庭上吞吞吐吐地承认，他从未暴露过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活动，因为解放后的荣誉和奖章等会使他感到尴尬。这给陪审团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在他刚过50岁的时候，在一宗同一位外国顾客做的油水很大的军火买卖里，发现有人贪污了一大笔款项。怀疑落到保尔·古桑头上，这时他已是一个部门的领导。他的上级断然对警方说，他们对可以信赖的古桑先生的怀疑是荒谬可笑的。他的总经理甚至在法庭上为他辩护。但是首席法官认为，由于他以这种方式辜负了人们对他的信任，所以更应从严处理，判了他十年徒刑。通过上诉改成五年徒刑。他由于表现好，三年半就获释了。
出狱以后，所有过去美好的生活都一去不复返了。他的妻子和他离了婚并把孩子也带走了。在列日郊外那幢在当地也是为数不多的有花园的住宅也没有了。同样，他在国家军械局的职位也被停职了。他独自住到布鲁塞尔的一幢很小的公寓里，私自经营武器。大部分武器供应给西欧各大城市的黑社会，这使他的生意兴隆起来。于是他搬到远离市区的一所住宅里去。
到了55岁以后，他在布鲁塞尔已是个著名的制造武器的专家。在比利时这个国家里，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在国内任何一家体育用品商店或专营枪支的商店买到左轮手枪、自动步枪或来福枪，只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证，并在每次购买枪支或子弹时在记录本上写上购买人的姓名就可以了。古桑从不使用他自己的身份证，因为枪支制造商每卖出一支武器和子弹，都要在登记本上记下购买者的姓名和身份证。古桑总是用别人的身份证，有时是偷的，有时是伪造的。
他和城里的一个扒手关系密切，这个扒手除了作为国家的客人闲住在监狱的时期以外，能轻而易举地从任何人的口袋里偷任何钱包。古桑用现金把所有这些钱包全都从扒手那里买过来。他还雇用了一个伪造证件的能手，这人在40年代后期，由于在伪造一大批法国法郎时一时疏忽，在“Bmp deFraud ”（法国银行）里漏了一个“n”而倒过霉（他那时还年轻）。以后，此人从事伪造护照行业，而且颇为成功。
最后一条是当古桑需要为一位顾客购买武器时，他从不亲自拿着伪造得很出色的身份证去找制枪商，而总是让一个刚出狱没活干的小偷，或者一位一时无戏可演的演员去出面。
在和古桑打交道的人中间，只有那个扒手和伪造证件的人才知道他真正的身份，此外，就是少数几个顾客，都是较为有名的比利时黑社会的头面人物。他们不去干预他的买卖，而且还要想方设法保护他。当某些人被捕时，他们拒绝招供枪支的来源，原因很简单，因为古桑对他们是十分有用的。
他的这些活动比利时警方已经发觉，但是经过对他的住宅的搜查，他们仍找不到足够的证据逮捕他或者在法律上起诉他。他们完全知道并深深地怀疑他家里用汽车间改造的小工场在干什么，但是经过反复搜查，还是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只找到一些为制作精巧的纪念章和布鲁塞尔纪念品用的工具和机床。在他们最近的一次搜查时，他非常严肃地把他精制的一座比利时名人的小型雕刻像送给警长，以表示他对法律和秩序的尊敬。
1963年7月21日早晨，古桑悠闲地等着一个英国人来找他。他是古桑的一位最好的主顾通过电话推荐的。这位老主顾于1960年至1962年期间曾在加丹加当雇佣兵，后来在比利时首都搞了一项专门为各妓院提供保护的生意。
客人在中午时分根据约定好的时间来到了，古桑先生把他领到走廊尽头的小办公室里。
“请取下你的眼镜，行吗？”等客人坐下来以后，他说道。高个子的英国人迟疑了一下，古桑补充道：“你知道，我认为，在我们做买卖期间，我们最好互相信任。愿意喝一杯吗？”
当这位枪匠斟出两杯啤酒的时候，这位持亚历山大·杜根护照的人取下了黑眼镜，探询地凝视着他。
古桑先生在他的写字桌后面坐下，呷了一口啤酒，平静地问道：“先生，我能为你干些什么呢？”
“我想路易斯已经打电话告诉你我要来吧？”
“当然，”古桑先生点点头，“否则你不会坐在这里。”
“他告诉你我是来干什么的吗？”
“没有。他只说他在加丹加认识你，他说他对你的一切可以提供担保。他说你需要一件武器，你准备付现金——英镑。”
英国人慢慢地点点头。“好！由于我知道你的工作是干什么的，就没有理由不让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直截了当地说，我需要的武器是一支特殊的枪，要装备某些不寻常的附件。我是专门替人扫除某些有财有势的敌人的，当然，这些人本来也是有财有势的。他们都有专门的保卫人员，因此这些多半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需要精心的策划，更需要一件合用的武器。我最近接受了这样一项工作，因此我需要一支特制的枪。”
古桑继续喝他的啤酒，静静地听着并向客人点点头，表示领会他的意思。他说：“很好，我是这一行的一个专家，我现在感觉遇到对手了。你心里想得到的是怎样一支枪？”
“重要的不在于哪一类型的步枪。问题在于这项工作带有一些限制，我需要一支能在这些受限制的条件下达到满意效果的步枪。”
古桑先生的眼里闪出喜悦的光芒。
“一支空前绝后的枪，”他以愉快的声调说道，“一支专门为某一个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干某种特殊的活用的枪，不能再干第二次。你找对人了，我亲爱的先生，我感觉我自己遇上了一位向我挑战的人。我很高兴你来找我。”
英国人对这个比利时人的职业热情报以微笑。“我也很高兴，先生。”
“现在告诉我，这些限制是什么呢？”
“主要的限制在于枪的尺寸，不是长度而是主要部件的实际体。枪筒和枪栓不能大于这个——”他举起右手，用中指和拇指形成一个“O”形，其直径不到2英寸半。“看来似乎不可能是一支连发步枪，否则它的枪膛就必须超过这个尺寸，并且因而也不能装体积较大的弹簧机械部分。”英国人说。“我看必须是一支打一发上一次膛的步枪。”
古桑先生面对天花板点着头，在脑子里记下客人所提出的细节，并在内心里形成了一支主要部件都极为细长的步枪。“往下说，往下说。”他咕哝着。
“另一方面，它也不能像毛瑟792式步枪或利·恩菲尔德303式步枪那样把枪栓装在侧面，而应该装在后面，由大拇指和食指把子弹装进枪膛里，也不能有扳机保护器。扳机本身也只能在发射前才装好的。”
“为什么？”古桑问。
“因为整套枪支为了便于携带和隐藏，必须装在一根管子里。而且这根管子还必须不引人注意。为此，它的直径不能比刚才说的大，理由我等一会儿还要解释。采用可以拆装的扳机，有没有可能呢？”
“可以的，你提出的几乎全都可能。当然，我能够设计出一支单发的枪，它的后部是可以打开的，像鸟枪一样便于装子弹。但是必须有一个铰链，那是不可缺少的。这支枪需要从头开始设计和制造。还需要有一块锻制的钢材来制造全部枪膛和弹室。在我这个小作坊里要完成这项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还是能够办到的。”
“需要多少时间？”英国人问。
古桑耸耸肩并把他的双手摊开。“恐怕需要几个月。”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那么就必须从枪械商店里买一支现成长枪，自己加工。请接着说吧。”
“对。枪的分量必须轻。口径不一定要大，在于子弹本身起作用。枪管必须短，不能超过12英寸……”
“你射击的距离有多大？”
“这还没有一定，但是可能不超过130米。”
“你是射头还是射胸？”
“恐怕得射头。我可能射到胸部，但是头部更保险。”
“如果你射得准的话，那倒是更保险。”比利时人说。“但是胸部更容易打中。至少，当你用的是一支短管轻枪，距离是130米，又可能有障碍物的话，我估计，”他补充道，“从你那没有把握是射头还是射胸的情况看来，可能会有人在中间走动吧？”
“是的，很可能。”
“你是否有机会开第二枪？必须记住，你还得用几秒钟时间退出弹壳并装上一颗新子弹，装好后还得再瞄准目标。”
“这几乎不可能。如果装上消声器，那么即使第一枪没有命中，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时我就可以打第二枪。如果第一枪就命中头部，那么我也需要用无声枪来帮助我逃走。在人们能够搞清楚子弹发来的方向，也要花几分钟的时间。”
古桑继续点着头。这时他的目光注视着书桌上的吸墨水纸板。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最好用爆炸子弹。我将为你准备一些，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英国人点点头。“甘油的或水银的。”
“我想用水银的吧，这样干净利落得多。关于枪还有什么要求吗？”
“还有，为了使枪细长，枪管以下的一切木制把手都得去掉。整个枪托都得去掉。为了便于射击，这支枪必须有一个像斯坦式卡宾枪那样的架式枪托，三角枪托的三部分，上、下和肩托，都必须能拆开成三根棍。最后一点，必须有绝对有效的消声器和一个望远瞄准器，这两件东西也必须能拆卸下来以便收藏和携带。”
古桑想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把啤酒都呷完了。
英国人不耐烦了。“喂，你能不能做呀？”
古桑先生似乎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微笑地道歉说：“请原谅。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订货。但是，我可以做。我还从来没有做不到按样交货呢。说真的，你所描写的是一次狩猎，在这次出猎行动中，武器又必须毫不引起任何人怀疑地带过某些检查岗哨。一次出猎活动就需要一支猎枪，那么你将得到这么一支枪。不能是22口径的小枪，这种枪只能打兔子；但又不能太大，像雷明顿300步枪那样大，太大了就不合你刚才提出的尺寸要求了。在我的头脑里，有这样一支枪，它在布鲁塞尔的某些体育用品商店可以买到的。这支枪价格较高，但却是非常精确的枪。非常准确，十分漂亮，既轻又长，本来是用来打羚羊和小鹿的。但是装上爆炸子弹后，它可以用来对付很凶猛的野兽。请告诉我，你射击时，目标是动得快的还是动得慢的？”
“不动的。”
“那就没有问题了。枪架子分成三节，并用螺丝旋紧。要做扳机，那纯粹是机械加工的事。枪身上装有消声器，枪可以缩短到8英寸长，都由我自己来加工。不够8英寸长的枪身，就失去准确性了。你是不是一个神枪手？”
英国人点点头。
“那么在130米以外，用带有远瞄镜的枪支瞄准一个不动的目标，是没有问题的了。消声器我自己能做。那些部件并不复杂，但是制造部件的原材料不易找到。特别是这样长度的枪，一般是不用于打猎的。先生，对于你刚才提到的用来装枪支的管子，有什么想法？”
英国人站起来，走到桌子前面。他的身材大大地高过古桑。他把手塞进他的外衣口袋。就在这一瞬间，古桑的眼睛里闪耀出恐惧的表情。他第一次注意到这个英国人的面部和眼睛毫无表情。他的一双眼睛，有一层灰色的薄雾，把他的眼神遮住了。
这英国人从口袋里拿出来的是一支银色的活动铅笔。他把古桑的便条本倒转过来，飞快地画了几秒钟。他一边把便条本倒回去给古桑着一边问道：“看得出来吗？”
“当然。”古桑对这幅画得非常准确的草图看了一眼，回答道。
“对。现在这样，整个容器是由一套旋在一起的铝管组成。这根，”他用铅笔尖指着画上一个地方说，“装枪托的一个支柱。这里放另一根支柱。装两根支柱的两根铝管组成这一部分，整个这部分组成枪的肩托。因此，只有这一部分是不需作任何改变就可派两种用场的。”
“在这儿，”他指着画上的另一点，这时古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这最粗的地方是直径最大的管子，装枪柱和套在里面的枪筒。这根一头慢慢地细下来，接上枪管。显然，用了望远瞄准器就不需要准星了，因此，当你把这套东西旋开时，里面的整个东西就滑出来。最后两部分，这里和这里，放望远瞄准器和消声器。最后是子弹，应该塞在底部的这里。把管子整个装配在一起的时候，必须看上去像这么回事。这七个部分——子弹、消声器、望远瞄准器、长枪和组成三角形枪托的三根支柱，可以全部卸开，经过重新装配则又成为一支完全能射击的枪。行吗？”
矮小的古桑凝视着这张图有数秒钟之久，然后站起身来，伸出手去。“先生！”他敬佩地说，“这是天才的设计，又这么简单。可以做。”
英国人既不感激，也没有不高兴。“好。”他说，“现在谈时间问题。我大约在十四天内要用这支枪，行吗？”
“行。我能在三天内把枪弄来。再用一星期时间进行加工。买望远瞄准器没问题。你把选择瞄准器的事让我来干吧，我知道你设想的130米的射程需要什么样的瞄准器。你最好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对枪进行调整。至于做消声器、改装子弹和做铝制外管……都可以在要求的时间内完成，不过得日夜赶工。但是你最好在规定时间的前一两天来，以防万一临时有什么问题需要商量。你能不能十二天以内来？”
“可以的，从现在开始，第七天到第十四天，哪一天都可以，但是第十四天是最后的日期。到8月4日我必须返回伦敦。”
“那就请你8月1日到这里来，做最后一次商酌，那么在8月4日早晨你就可以拿到一支完整的枪，包括你所提出来的所有的附件的要求。”
“最后的问题是，你估计需要多少钱？”英国人问道，“你考虑过没有？”
古桑想了一会儿，说：“你这样的买卖，有那么多的加工工作，幸而我这里有便利的工作条件，再加上我自己的特殊技能。我必须向你要1000英镑。我承认这比一般手枪的价格高，但这并不是一支普通的枪，而是一件艺术珍品。我相信在欧洲能够既公道而准确地完成这样工作的，恐怕我是惟一的了。我像你一样，是各自领域里的杰出人物，一分价钱一分货嘛。此外，我还要用高价买一支枪，还有子弹和望远瞄准镜，以及其他原材料，我说，额外再加上200英镑吧。”
“我同意出这个价格。”英国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从他上衣的里口袋内抽出几叠5英镑的钞票，每叠20张，他拿出5叠来交给古桑，平静地说：“为表示我的诚意，我先付给你现款500英镑，作为预付款。到第十一天我来时再给你700英镑，你同意吗？”
“先生既是一位专家又是一位绅士，我感到十分荣幸。”古桑一面说话，一面机灵地把钱装进衣袋里。
“还有一点补充，”他的客人继续说下去，好像根本没有被打断似的，“你以后再与路易斯见面时，不要向他打听我是谁，或者打听我的真正的身份。你也不要去打听我是在为谁工作，或者我要对付谁。要是你想试试看的话，那我是会知道的。要是有这样的情况，你就不用想活下去了。当我在第十一天后再到这里来时，如果你想与警察接触，设下圈套，那你也没命了。懂吗？”
古桑心里隐隐地产生了一点不安。他站起来抬头看着这个英国人，不由地感到一阵恐惧。他见过比利时地下黑社会的许多硬汉子，他们有的来要某种特殊的武器，有的只是来要做工粗糙的扁头的科尔特手枪。他们都是铁石心肠。但是这位来自英吉利海峡彼岸的打算去杀一个戒备森严的重要人物的客人身上，却有某种难以捉摸的坚不可摧的东西。他不是一个黑社会的头目，而是一个大人物，也许是个政治家。古桑想表示抗议或者抱怨一番，最后决定还是不这么做为好。
“先生，”他平静地说，“我不想知道任何有关你的事。你将要拿到的枪也没有号码。你知道，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你的所作所为会不会追踪到我身上，而不是去更多地打听关于你的事。再见吧，先生。”
豺狼回到明亮的阳光下，走了两条街，才找到一辆兜客的出租汽车。他坐了这辆车回到市中心的友谊旅馆。
他猜想古桑既会私自造枪，一定会认识一些造假证件的人。但是豺狼宁愿去寻找他自己知道的人。又是路易斯，他在加丹加时的老朋友帮了他的忙。
布鲁塞尔成为伪造证件工业的中心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了，所以要找个合适的人是并不困难的。许多外国人喜欢在这里办这类事，也用不着什么正式的手续。在60年代早期，布鲁塞尔开始成为雇佣兵的基地，这是在法属刚果事件发生以前，随后南非、英国等国家垄断了刚果的商业。随着加丹加的丢失，有三百名以上的由冲伯政权雇用的“军事顾问”都失业了。这些人都在妓院区的酒吧间里闲荡，他们中间很多人有几套身份证。
豺狼在纳佛街附近的一家酒吧间找到了他要找的人，那也是路易斯替他安排的。在他自我介绍以后，两人就在酒吧里找了一个比较僻静的座位。豺狼拿出用他自己真名的驾驶执照，这张执照是伦敦市政局两年前颁发的，有效期还有几个月。
他对比利时人说：“这张执照的主人如今已经死了。由于我被禁止在英国开车，所以我要利用这张执照造一张用我自己名字的新的驾驶证。”
他把那张有杜根名字的护照放在造假证件的人面前。那人先打量了一下护照，发现它是崭新的，实际上是三天前才发下来的，然后狡黠地看了看英国人。“可以。”他喃喃说道，然后翻开那份小巧的红色驾驶执照。几分钟以后，他抬起头来。
“这不困难，先生。英国当局都是君子，他们似乎没想到官方文件是可以伪造的，因此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这张东西，”他轻轻地用手拍弹着执照第一页上粘着的那张小纸，纸上注有执照号码和执照持有者的全名，“用一架玩具印字机就能印，水印也容易搞。一切都毫无问题。你要求的就是这一点吗？哦，说老实话，像这样简单的工作，你竟然要来找我，我觉得很奇怪。这样的东西在你们伦敦，一定有不少人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出色地完成的。那么你说的其他两个证件是什么？”
豺狼详细地描述了他所要的其他证件，比利时人眯着眼在动脑筋。他拿出香烟，递了一支给英国人。英国人没接他的，却点燃了一支自己的香烟。
“这两件办起来不那么容易。这张法国人的身份证还好办些，比较容易找到。你明白，我们经常是先要找到一张真的证件进行加工，这样才能做出最好的假证件。至于另一张，我想不起曾经看见过，这是一件十分不寻常的要求。”
他停了下来，等豺狼叫酒吧间的服务员走过来，把酒杯倒满，又等服务员走后，他才继续说：“还有照片，那也很不容易。你说，年龄、头发的颜色和长短都必须有所不同，但很多人却愿意把自己的照片贴在假的证件上，至于个人的描述则是假的。现在要搞一张新的照片，实际上又不像你现在的样子，这是一桩很复杂的事情。”
比利时人把啤酒喝掉半杯，眼睛仍然盯着坐在对面的英国人。“这么干就必须先找到一个年龄和证件持有者相仿的人，而他又必须和你长得相当像，至少是头部和脸部很相像，然后把他的头发理成你所要求的长短，最后把这个人的照片粘在证件上。以后就看你如何根据这个人的外形来装扮你自己了，而不是倒过来。你同意我的意见吗？”
“我同意。”豺狼回答说。
“这得花时间。你能在布鲁塞尔待多久？”
“待不了多久。”豺狼说。“我必须很快离开，但是我可能在8月1日回来，再待上三天。我必须在4号回伦敦。”
比利时人沉思了一会儿，凝视着面前护照上的照片。最后，他把护照合上，还给了英国人，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记下了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这个姓名。他把这张纸和驾驶执照都装在口袋里。
“行啊，可以办。可是我得把你现在的模样照两张照片，一张正面，一张侧面。这得花时间和钱，还得有其他花销……可能得上法国去一趟，还得带上个擅长扒窃的同行，去弄一张你刚才提到的第二种证件。当然，我要先在布鲁塞尔打听一下有没有，但是可能要费很大劲……”
“多少钱？”豺狼打断了他的话。
“20000比利时法郎。”
豺狼想了一会儿说：“大概合150英镑。好罢。我先付你100，其余的取货时再付。”
比利时人站起身来。“那么我们先拍照吧。我自己有照相室。”
他们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来到一英里多以外的一间狭小破烂的照相馆。房子外面有一块招牌，说明这是一个商业性机构，专门供顾客立等洗印护照用的照片。橱窗里陈列的当然是让过路人一看便以为是照相馆主人过去作品中的精华——两张经过大量修版的傻笑着的姑娘照片；一张结婚照，新婚夫妇都很不讨人喜欢，使人对婚姻这个概念产生不快之感；还有两张小孩的照片。
比利时人带着客人下了台阶，来到大厅门口，打开了锁，请客人进到屋里。
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比利时人表演了他对照相的技巧。这是拍摄在橱窗里展览照片的摄影师所永远赶不上的。在房间的角落里有一只大箱子，他用自己的钥匙把它打开，里面有几只很值钱的照相机和闪光灯，此外还有一套面部化装用具，包括染发药水、前额的短发以及假头发；还有各种式样的眼镜和一盒演出用的化妆品。
在这项工作进行的过程中，比利时人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说可以不必找替身来拍照了，换一种方法来试试。他给豺狼的脸部化装用了约半个小时，然后又从他的箱子里拿出来一套假头发。
“用这套假发好吗？”
这套假发是铁灰色的短发。
“如果你在用这张身份证时把你自己的头发剪成这样，并染成这种颜色，那就更合适了。”
豺狼拿过假发端详了一会儿。“可以试试，看它在相片里会是个什么模样。”他建议说。
效果良好。比利时人给这位顾客拍了六张照片，然后去暗房冲印。半小时以后，他拿了一叠照片从暗房里出来，两人伏在桌上仔细观察。照片上是一张衰老憔悴的脸庞，肤色灰暗，两眼下面还有疲劳和痛苦所造成的黑圈。这个人没有胡子，但是从他一头灰发来看，使人感到他至少50来岁，而且身体并不壮实。
“我想这是成功的。”比利时人终于说。
豺狼回答说：“问题在于，你在我脸上化妆了半小时才达到这种效果，而且还有假发。我不能一个人把这些事全包了。何况现在我们是在灯光下，而当他们要我拿出证件来看时，我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问题并非如此。”比利时人反驳道。“你不完全像照片倒没关系，只要照片有点像你就行。通常检查人员在查验证件时，一般是这样一个过程：他先看人的脸，看真的脸，然后要证件，接着看证件上的照片。他的先入为主的印象是站在他面前的人。他看证件上的照片只是想找相似之处而不是找不相似的个别地方。其次，这是一张20x25厘米的大照片，而身份证上的照片则是3x4厘米。第三，要避免十分逼真。如果这张照片是几年以前照的，那么人的脸就不可能没有一点儿变化。这次你照相时穿的是敞开的带假领的条纹衬衫，那么到用的时候你就应该避免穿现在这种衬衫而要穿另一件带领的衬衫，再带个领带或领结；或者穿一件高领的羊毛衫。最后，我为你化装的这些都是容易模仿的。主要一点当然是头发。在用这张照片以前，你必须剪成短发，然后染成灰色。甚至比照片的颜色更深些，而不要再浅，要使人有年龄大些和苍老些的感觉。让胡子长上两天或三天，然后用一把不很锋利的刺刀刮胡子。最好刮破几处，年纪大的人，常有这种情况。脸色也很重要，为了得到别人的同情，应该使脸色显得灰色和疲劳，而不是蜡黄病态。你能搞到一点火药吗？”
豺狼以敬佩的心情倾听着这个造假证件的人的开导，然而脸上却不露声色。他在今天已经是第二次接触到一个精通本行业务的专家了。他暗自提醒自己，等这件事干完以后，要好好谢谢路易斯。“也许能弄到点儿吧。”他谨慎地回答。
“两三小块火药，细嚼慢咽，就会使你在半小时内恶心想吐，不舒服但不会致命。它们还会使你皮肤发灰，满脸流汗。我们以前在军队里一直用这个办法装病，来逃避杂役和行军。”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窍门。现在谈别的，你能及时把证件弄好吗？”
“从技术角度看来，毫无疑问这是能如期完成的。惟一存在的问题是能不能弄到一张你所要的第二种法国证件原件。因此我必须加紧干。但是你如果能在8月初来，我想是可以弄妥帖的。你……哦，你刚才说准备预付一笔费用……”
豺狼的手伸进上衣里面的口袋，拿出一叠20张5英镑的钞票交给比利时人。“我怎样和你联系？”他问。
“我想可以用今晚同样的方法。”
“这太冒险了。我有可能找不到联系人，也可能他出门去了。这样我就找不到你了。”
比利时人想了一会儿。“那么从8月1日开始的头三天内，我每天晚上6点到7点在我们今晚会面的酒吧间里等你。”
英国人此时已经把假发脱掉，正在用毛巾和洗净溶剂把脸擦干净，并默默地戴上领带和穿好上衣。当他穿好后，他转身对比利时人说：“有几件事我想预先讲清楚。”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来丝毫没有友好的感觉，眼睛盯着比利时人，冷冰冰得像英伦海峡上的迷雾。“当你干完这件工作以后，你就像你刚才答应的那样在酒吧等我。你必须把新执照和你从现在手里那张执照上撕下来的那一张纸都给我，还有我们刚才拍的全部底片和全部照片。你必须忘掉杜根这个名字和那张驾驶执照的原主。至于你伪造的那两份法国证件上用什么姓名，可以由你决定，但是一定要用简单普通的法国姓名。把证件交给我以后，你也必须把那两个姓名忘掉。你不准向任何人提到这件事。你如果违反了上述任何一条，你就活不成了，懂吗？”
比利时人注视着英国人足足有好几分钟。在过去的三小时里，他始终认为英国人只不过是一个普通顾客，他只是想在英国开车，想在法国为自己的某些目的装扮成一个中年男人，有可能是个走私贩，从布雷顿等偏僻的小渔港，把毒品或钻石偷运进英国。
“我明白，先生。”
几秒钟后，英国人消失在夜色之中。他走了五条街，才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回到友谊旅馆。时间已经是午夜了。他在房间里要了一瓶莫塞尔葡萄酒和一盘冷鸡片，彻底洗净在他身上的化妆品，饱餐一顿，然后睡下。
第二天清晨，他付清旅馆费，搭乘布拉邦特国际快车去巴黎。那天是1963年7月22日。
就是那天早晨，法国保安总局的行动分局局长罗兰上校，坐在他的书桌前，看着摆在他面前的两份文件。两份都是别的部门的特工人员提出的日常例行报告。在蓝色的薄薄的报告封面上，是一系列规定阅读这份报告的部门头头的姓名。在他自己的姓名处，有一个小记号。这两份报告都是当天早晨送到的。在平常情况下，罗兰上校对每一份报告都只浏览一遍，看看里面的内容，把主要的内容都储存到他自己的记忆力特别强的脑子里，而且还能根据不同的内容分别归类。但是今天的两份报告中每一份中都有值得注意的事，使他发生了兴趣。
第一份报告是第三处（西欧处）的一份供各部门传阅的备忘录，里面是第三处常驻罗马办事处一份紧急报告的提要。报告提要直截了当地说：罗丹、蒙克雷和卡松等人仍躲在他们的顶层套间里，仍由八名保镖保护着。他们自从6 月18日进入该套间后，始终未涉足楼外。他们已从巴黎三局增调人员到罗马，每天24小时不停地对该旅馆进行监视。巴黎的指示不变：不采取任何行动，单纯监视。旅馆中的三个人已于三个星期前建立了和外界进行经常联系的一条渠道（“见6月30日三处来自罗马的报告”），现仍使用该渠道。交通员仍是维克托·科瓦尔斯基。
罗兰上校翻开了办公桌右侧的皮革档案夹，档案夹旁边还放着一个充当烟灰缸的锯断头的105毫米弹壳，这时里面的蓝星牌烟头已经装满了半缸。他的眼睛顺着6月30日三处来自罗马的报告往下看，终于找到了他所要的那一段。
报告称：每天有一个保镖离开旅馆，步行到罗马邮电总局。他们在该局用一个叫普瓦蒂埃的名字租了一个信箱。“秘密军队组织”没有用带钥匙的信箱，显然是怕被盗。所有给“秘密军队组织”头目的信件都寄给普瓦蒂埃，由邮局待领柜台的职员保管。三局的一名特工人员曾试图贿赂原来的那位职员，让他把邮件交出来。但这次尝试失败了，那位职员将此事报告了上级，换了一名高级职员。给普瓦蒂埃的邮件如今可能由意大利保安警察检查，但是三局并未接到指示和意大利人联系要求合作。贿赂职员的尝试是失败了，但是他们认为应该采取主动。每天，邮局把头天晚上到达的邮件交给这位保缥。经查这人名叫维克托·科瓦尔斯基，是外籍军团的一名前军士，是罗丹在印度支那时的那个连队的战士。科瓦尔斯基看来似乎有适当的假证件，向邮局证明他是普瓦蒂埃，或者有邮局可以接受的权威性信件。如果科瓦尔斯基有信要寄，他总是在邮局大厅邮箱边上等着，到收集信件前5分钟才将信扔进信箱，然后再等着看邮局把整箱信件收集起来，拿到邮局大楼中心进行分类。要对“秘密军队组织”首脑人物的信件收集或发送过程采取行动，必须使用某种程度的暴力，这是巴黎已经拒绝批准的。科瓦尔斯基偶尔也从海外长途电话台打长途电话，但是试图打听出电话号码或者窃听电话内容的努力也全归失败。
罗兰上校把档案封皮合上，拿起那天早晨送来的第二份报告。这是梅斯司法警察局的一份报告，叙述警察局在对某一酒吧进行例行搜查时对一个人进行了盘查，从而引起了一场角斗，这个人把两名警察打得半死。后来，在警察局，这个人的指纹证明他是外籍军团的一名逃兵，名叫桑多尔·柯瓦茨，出生于匈牙利，于1956年从布达佩斯逃出来。巴黎的司法警察署在梅斯司法警察局的报告底下加了一个注：柯瓦茨是一名臭名昭著的“秘密军队组织”刺客，由于和1961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波纳和君士坦丁地区对忠诚的知名人士的一系列凶杀案件有牵连，对他悬赏通缉已久。那时他是另一个至今逍遥法外的“秘密军队组织”刺客的助手，该刺客为前外籍军团下士维克托·科瓦尔斯基。
罗兰上校同过去的做法一样，继续仔细地研究这两个人的关系。最后他按了他面前的电钮，在对讲电话里吩咐说：“把维克托·科瓦尔斯基的档案拿来。”
10分钟后，他就收到从档案处送来的档案。他又花了一个小时阅读这份档案，有几次他把自己的眼睛注视着那引人注目的一段。
当一般巴黎人正在匆匆忙忙地去进午餐时，罗兰上校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包括他自己、他的私人秘书、从楼下文件室找来的一个字迹专家，以及两个身强力壮的、从他的私人卫队中挑出来的武装人员。
“先生们！”他对他们说，“在一位现在没有到场的人士的并非出于本愿但又无法拒绝的帮助下，我们将起草、誊写和发出一封信件。”
策
第一部 策划
第五章
豺狼乘坐的国际快车在午饭前不久到达巴黎北站。他乘出租汽车来到坐落在通向马德兰广场的苏莱纳街上的一家小而十分舒适的旅馆。
虽然这家旅馆不能与哥本哈根的英格兰饭店和布鲁塞尔的友谊旅馆相提并论，然而，豺狼有种种原因希望在巴黎逗留期间居住在一个比较朴素和不甚知名的地方。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在巴黎逗留的时间较长。此外，7月底在巴黎比在哥本哈根或布鲁塞尔更有可能遇见曾在伦敦同他邂逅相识而又知道他的真名实姓的人。上街时，他相信，他经常戴的那副环绕式墨镜会掩饰他的身份，而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戴这种眼镜又是非常自然的。在旅馆的走廊
或门厅里，则有被人识破的危险。事情进行到如今，他最怕的是被一声兴高采烈的“真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的呼唤叫住，然后在那个只知道他是杜根先生的柜台职员能听到的地方道出他的真名实姓来。
他在巴黎要尽量做到不使人们对他加以注意。他住在那家旅馆里非常安分守己。他在自己房里吃早餐。从旅馆对门一家食品商店里买了一瓶他爱吃的橘子酱以代替送来的早餐盘上的黑色葡萄酱，然后请服务员每天早餐时把橘子酱一起送来而不要葡萄酱。
他对待旅馆服务人员的态度，也故意装得相当谦逊。他很少讲话。而讲话时总是很客气地故意用英国腔调讲生硬的法语。当旅馆经理关心地问他是否感到称心满意时，他总回答说要他们放心，他感到非常舒适，并且感谢他们。
一天。旅馆经理对服务员说：“杜根先生非常和蔼，真是一位绅士。”服务员完全同意。
白天他走出旅馆，去观光巴黎市容，过着真正的旅游者的生活。第二天他就买了一张巴黎市的地图。他用小本子把他感兴趣的地名记录下来，并在地图上做了标记。接着他就实地去参观了这些地方并非常认真地加以研究和分析，考察得极其专心，就连某处建筑的优美和另一些地方的历史背景都铭记在心。
他花了三天时间在凯旋门周围闲逛或坐在爱丽舍咖啡馆的阳台上，瞭望星形广场四周的纪念碑和高大建筑物的屋顶。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有人跟踪他（其实没有人跟踪他），一定会对才华横溢的豪斯曼先生的建筑艺术居然能够吸引这么一位真诚的鉴赏家而感到惊讶。自然，任何旁观者也不会猜想到这位一边搅着咖啡，一边用几个小时凝视着每一座建筑物的沉默寡言而又风度翩翩的英国游客，此对此刻脑海里正在计算着射击角度、从建筑物的楼上到凯旋门下面燃烧着的长明火之间的距离，以及一个人从建筑物背面的太平梯逃下楼去，并且人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杂乱的人群之中的可能性如何。
三天以后，他离开了星形广场，访问了坐落在瓦莱里山下的法国抵抗运动烈士纪念堂。他带着一束鲜花在一位导游的陪同下到达那里。导游本身就是一个抵抗运动的参与者，他一面带着这位客人走遍了纪念堂，一面滔滔不绝地加以说明和评论。但他没有发觉这位客人的目光却注视着纪念堂附近监狱的高围墙，这座高围墙隔开了从建筑物屋顶到纪念堂庭院间的视线。过了两个小时，他很客气地说了声“谢谢你”，给了导游一些既大方却又不过分的小费，离开了烈士纪念堂。
他还参观了荣军广场，它的南面是荣军大旅馆以及标志着法国军队荣誉的殿堂。宽阔的广场西边则是法贝尔街。这使他更感兴趣。上午，他独自坐在街角的一家咖啡馆里，这里正是法贝尔街与小小的三角形的圣地亚哥广场连接的地方。与法贝尔街相垂直的是格伦耐街，从格伦耐街146号的六楼或七楼上，如果有一个射击手，他就能够完全控制住荣军广场前面的花园、它的进出口以及大部分广场的内部，甚至还能控制两条至三条街道。这是一个很有利的地形，但却不是一个理想的行刺的地方，原因是从窗口到荣军广场进口处停汽车的地方之间的距离，将超过200米；此外，从146号楼上的窗口向下射击，圣地亚哥广场上浓密的菩提树叶将遮住他的射击目标。因此他感到很失望，付清了酒钱，悄然离去。
他在圣母院教堂周围地区消磨了一天。在这里的城中岛的养兔场之中有后楼梯、小胡同和市道，但是，从教堂入口处到台阶底下的汽车停放处只有几米，而圣母院前广场的屋顶相距又太远，毗邻的很小的查理曼大帝广场的屋顶又太近，保安部队可以轻而易举地布满监视哨。
最后他去的一处地方是雷纳街南端的广场。那天是7月28日。这个广场过去叫雷纳广场。但是后来为了纪念戴高乐在1940年掌握政权，改名为“六月十八日广场”。豺狼的视线转移到建筑物墙上的亮晶晶的新名牌，凝视着它。他想起了上个月读到的有关记载：1940年6月18日，当时在伦敦的那位形单影只、但是高傲矜持的流亡者通过广播向法国人民宣告：他们虽然输掉了一次战役，但是并未输掉整个战争。
广场的南端是大而无当的蒙帕纳斯车站。对于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巴黎人来说，这个广场充满了往事的回忆，而这也使豺狼停止了脚步。他慢慢地观察了这片柏油马路。从蒙帕纳斯大道隆隆驶来的车辆同从奥德萨大街和雷纳街驶来的车辆，川流不息地在这里汇集为一个杂乱的大旋涡。他环视了雷纳街两旁俯瞰着广场的高大而门面狭窄的建筑物。他缓缓地绕到广场的南面，透过栏杆向车站的前院里凝视了一会儿。
这里是嘈杂一片，汽车和出租汽车往来不绝地把每天从巴黎这个最大干线车站之一出来的数万名旅客运走。但到了冬天，它就会变成一个无声无息的空壳，独自回忆着曾经在它那钢铁的身影下，在烟雾缭绕的气氛中发生的各种人类和历史的事件。车站预定在1964年拆除，届时沿铁路线500码的地方将建成一座新车站。
豺狼转过身看着雷纳街上的车流。这时，他面向着“六月十八日广场”。他确信在不久后的某一天，法国总统将来到这里。他上周所观察过的一些地方，只不过是有可能；但在这个地方，他觉得是肯定无疑的。不久以后，这里将不会再有蒙帕纳斯车站。现在有那么多柱子的地方，将改建成为栅栏。曾经目睹过德国人失败、法国人获得胜利的车站广场，不久后将出现另一个咖啡馆。但是在这项拆迁工程开始以前，那位头戴平顶军帽、佩带两颗金星肩章的将军还要到此地来一次。豺狼估计着从雷纳街两侧街角处那幢楼房的最高层与广场中心相距约为130米。
豺狼以老练的眼光仔细地观察了他眼前的地形。雷纳街进入广场处的两幢拐角楼房显然是合适的。雷纳街的头三幢楼房也可以，不过对前院的射击角度就狭窄了。再往里去，射击角度就更狭窄了。同样，从东到西，横贯广场的蒙帕纳斯大道临街的头三幢楼房也是可以的。再往里去，射击角度就同样变得很狭窄，而且距离又太远。除了车站以外，没有任何建筑物能控制前院而又离得不太远。车站是不可能使用的。面向广场的楼上的窗子必将布满保安人员。
豺狼决定首先观察一下雷纳街西边拐角处的三幢楼房。他于是漫步走到坐落在东边拐角处的安娜公爵夫人咖啡馆。
他坐在离隆隆而过的车辆只有几英尺的平台上，要了一杯咖啡，凝视着街道对面的楼房。他整整坐了三个小时，后来，他到街对面远处的汉希阿尔萨斯餐厅去吃午饭，同时观察了街道东边建筑物的正面。下午他来回漫步，向那些他认为可能被选中使用的公寓单元的前门里就近张望了一番。
他最后去看了蒙帕纳斯大道临街的一些楼房，不过，这里的建筑物是办公用的，新一些，显得更活跃而忙碌。
第二天豺狼又来到建筑物前面，然后穿过马路，坐在人行道树下的长凳上，一面假装看报，一面研究对面建筑物的屋顶。
建筑物的屋顶都有女儿墙，女儿墙后面是斜面上铺瓦的屋顶，并看得见屋顶阁楼的窗子。这些阁楼原来是仆役们住的，现在则多半由较为穷困的靠养老金度日的老人们住着。到了那一天，阁楼上一定都会有人看守的。屋顶上的守卫者则很可能蹲在烟囱旁边，他们的望远镜一定都是对准着对面建筑物的窗口或屋顶上，他们自己都隐蔽着不被人发现。但是阁楼下面楼房的最高一层如果有人坐在房间的黑暗处，则同样也不易被发现。在巴黎炎热的夏季，很多家都打开窗子以便通风。就这样，豺狼选定了他谋刺的地点。
靠近广场的雷纳街两侧各有三幢楼房可以考虑。但是如果从第三幢楼房的窗口发射，射击角确实太小，于是豺狼决定排除使用两侧的第三幢楼房。只剩下四幢楼房可供选择了。由于他估计到谋刺那天的时间很可能是在午后，到那时太阳已经西斜，但是阳光还是能够从车站的屋顶那边照到雷纳街东边那两幢楼房的窗子里面，于是他最后决定只从马路西边的两幢楼房中进行选择。这天是7月29日。他坐着等到下午4点钟。他注意到日光仍然很强烈地照着东边的整幢楼房，而西边楼房顶层的窗口里，则只照进一些斜射的光线。
次日，他再次来到楼房前，注意到有个看门的老太太。三天以来，他总是坐在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或坐在一条便道的长凳上。眼下他选好了离他感兴趣的两幢楼房的大门只有几英尺远的一条长凳。在他后面几英尺，隔着一条行人不断匆忙往来的便道。看门的老太太坐在她的门口织着毛活。有一次，附近咖啡馆的一个侍者走过来和她聊了一会儿天。侍者管看门人叫贝特太太。这里景色宜人，气候温暖，阳光普照。在东南方和南方，高悬在车站屋顶和广场上空的太阳照进黑暗的门洞有好几英尺深。
看门的老太太是一位安详自在的老祖母式的人物，她总是向不断进出她那幢楼房的人们愉快地说一声：“早上好！先生。”人们也总是愉快地回答：“早上好！贝特太太。”从这个情况看来，坐在20英尺以外的长凳上的观察者断定，她一定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人。她性情温良，而且怜悯这个世界上一切不幸的事物。下午两点刚过不久，一只猫出现了。贝特太太立刻奔进在底层尽头她的那间黑暗的小屋里去，几分钟以后，端着一盆牛奶来喂这只她称之为“小猫咪”的动物。
在4点前不久，她卷起她的毛活，塞进她那围裙上的宽大的口袋里，慢腾腾地穿着拖鞋朝面包房走去。
豺狼从他坐的长凳上悄悄地站起来，走进了那幢公寓。他没去乘电梯，而是顺着楼梯轻轻地跑上楼去。
楼梯是围绕着电梯盘旋而上的。在楼房后部楼梯的每个转弯处都有个小平台。每隔一层楼，平台靠楼房后墙的地方有一扇门，通向一座钢制的太平梯。在第六层（除了顶楼以外，这就是最高的一层了）转弯处，他打开了后门，朝下望了一望。太平梯通向一个天井，周围是一些楼房的后门，这些楼房构成豺狼身后的那个广场的一角。这个由楼房围成的方形天井有一个出口，那是一条朝北的带顶的狭巷。
豺狼轻轻地关上门，插好门闩，走完最后半段楼梯后便到达了第六层。在这一层过道的尽头有一道质量差一些的楼梯通向阁楼。在过道里有两扇门分别通向两套面向天井的房间，另外两扇门通向楼房正面的房间。他的识别方向的能力使他知道这两套楼房正面的房间都有窗子，可以俯视雷纳街，或是侧视广场以及远处的车站的前院。这些窗子就是他在下面街上观望已久的。
他看看这两扇门上在电铃按钮旁的姓名牌，一块写着贝郎瑞小姐，另一块则写着夏里埃先生和夫人。他静听了一会儿。但是两间房里都没有声音。他检查了一下门锁，两扇门上用的都是弹簧暗锁，非常结实。这种锁是法国人最喜欢用的，他们用了这种锁会有一种安全感。他知道要打开这些房门，必须用钥匙。他相信在贝特太太的小房间里一定有打开这些房门的钥匙的。
几分钟以后，他轻轻地从原来上楼的楼梯向下走。他在这幢楼房里总共待了不到5分钟，但看门的老太太已经回来了。他从镶嵌着毛玻璃的门外向内看了她一眼，然后转身出去，经过拱形的大门走上了人行道。
他向左沿着雷纳街，经过两幢公寓楼房，然后到达邮局。过了邮局是一条很窄的小胡同。豺狼停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在打火机打开的一瞬间，他斜视了一下，发现这是进入邮局后门的小路。电话交换台的夜间值班员可以进去，胡同的尽头就是太阳照耀着的院落。他发现再远处就是他刚离开的楼房的火警出口处。他已经找到了他逃脱的路径了。
再往前转了个弯，他到了伏吉拉尔街。这条路又与蒙帕纳斯林荫大道相连。他走到林荫大道路口朝着左右观望，想找一辆出租汽车。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驾驶摩托车的警察，很快地到了马路交叉处并且突然刹住摩托车，下车后站在路口指挥交通。他吹警笛命令所有来自伏吉拉尔街的车辆以及从车站方向到林荫大道来的一切车辆都停住，所有从杜罗克路来到林荫大道的车辆都向右转弯。当他把所有车辆指挥停车后，有一阵警车的尖叫声从杜罗克路方向传来。
豺狼站的地方可以沿着蒙帕纳斯林荫大道看得很远。他看到离他500米处有一队汽车从荣军大道到达杜罗克路交叉路口，开始朝着他的方向迎面开来。最前面的是两辆由两名身穿黑色皮上衣的警察驾驶的摩托车开路，白色的钢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警笛声不停地鸣叫着。在摩托车后面有两辆DS19型轿车。在豺狼面前的警察笔直地站着，左臂很僵硬地平指着交叉路口南面的缅因路，右臂弯向胸前，手掌向下，指示让即将过来的那队汽车优先通过。当两辆摩托车飞快地进入缅因路时，后面的两辆轿车就到了他的面前。第一辆车在司机和双目注视前方的保安人员背后，坐着一个高个子身穿深灰色上衣的人。豺狼在车队经过他面前时，很快地向车内看了一眼。他看见那个戴着帽子的头部以及不容置疑的鼻子，暗暗地想：下次我再看见你的尊容时，将是通过一个望远镜来瞄准了。等车队过后，他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回到了旅馆。
在马路的远处，有一个少妇从杜罗克路地下铁道车站出来，也站在路旁。她是另一个注视总统经过时比一般人格外感兴趣的人。刚才她正准备越过马路，警察招手让她退回去。几秒钟以后，车队冲出了荣军大道，驶过铺着大鹅卵石的广场，拐进蒙帕纳斯大道去了。她也看到了第一辆雪铁龙轿车后座上的那个与众不同的身影，她的眼睛闪现出一股愤怒的仇恨火焰。甚至在车队过去以后，她还在目送着它们，直到她发现一个警察正在上下打量着她为止。她急忙继续穿过马路。
杰奎琳·仲马当时26岁，长得相当美。她知道怎样在最大限度内炫耀自己的美貌，因为她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后面的一家高级美容院里做美容师。7月30日傍晚，她正赶回坐落在布列特依广场旁的公寓，准备当天晚上去赴约会。她知道，在几个小时之后，她就会赤裸裸地被她所憎恨的情人搂在怀里，为此她要打扮得越漂亮越好。
几年以前，她感到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同男朋友约会。她的家庭很美满，相互关系很亲密。父亲是一家银行的一名体面的职员，母亲是一位典型的法国中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她修完了她的美容课程，弟弟让·克劳德则在服兵役。全家住在勒维齐奈远郊区，虽然不是在最好的住宅区内，但是房子总算是不错的。
那份武装部队部长拍来的电报是在1959年快到年底的一天早餐时收到的。电报上说，部长极为遗憾地通知阿芒·仲马先生和夫人，他们的儿子、第一殖民军伞兵团列兵在阿尔及利亚捐躯。他的私人物品将尽快退还给居丧的家庭。
在一段时间里，杰奎琳的小天地崩裂了，似乎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无论是勒维齐奈的家庭所提供的宁静的安全感，还是美容院的姑娘们谈论伊夫·蒙当（当时的法国男电影明星）的魅力或刚从美国传来的一种最新式舞蹈狂热——摇摆舞，都变得毫无意思了。在她的思想深处只有一件事不断冲击着她：小让·克劳德，她那亲爱的娃娃般的弟弟，那样柔弱和蔼，那样仇恨战争和暴力，只想一个人看看书，她无限宠爱的、比一个孩子大不了多少的人，竟然被打死在一条倒霉的阿尔及利亚的干河谷里。仇恨在她的心中发了芽：是那些阿拉伯人，那些令人厌恶、肮脏、懦弱的“傻瓜”干的。
弗朗索瓦就是在这个时刻到来的。一个冬天的星期日上午，他突然到家里来了，当时杰奎琳的双亲都出门串亲戚去了。那是12月的一天，街上有雪，花园的小径也结上了一层冰。别的人都面色苍白，缩手缩脚，但是，弗朗索瓦却晒成了棕褐色，身体十分健康。他询问可否同杰奎琳小姐讲几句话。她说：“我就是。”并且问他有什么事？他回答说，在他指挥的那个排里，有一个名叫让·克劳德的列兵战死了。他带来了一封信。杰奎琳请他进来坐坐。
这封信是让·克劳德阵亡之前几个星期写的。弗朗索瓦的士兵们正准备去清剿一个村庄，但他们没有发现游击队，却与阿尔及利亚叛军部队相遭遇。在清晨天未明时，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冲突，一粒子弹射中了让·克劳德的肺部。在他临死以前，正值弗朗索瓦在冲突发生后去巡逻时发现了他，就把这封信交给这位伞兵队长。弗朗索瓦后来一直把这封信装在他贴身的衣袋里。
杰奎琳读完了信，哭了一会儿。那封信里没有说些什么，只谈些关于营房里的琐碎生活、袭击训练以及军队纪律等等，其他情况则是由弗朗索瓦告诉她的。
当阿尔及利亚叛军部队包围他们时，他们在丛林中走了4个小时，在无线电里重复呼唤，要求空中支援。到早晨8点钟，战斗轰炸机才来到，飞机引擎的叫嚣声和火箭炮的轰鸣声才把叛军打退。她的弟弟是自愿参加一个最顽强的战斗队伍中的一员，在战斗中证明他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而且死得也确实像一个男子汉。在临死前，在一块石头后面，他躺在一个下士的膝盖上，咳着吐出了鲜血。
弗朗索瓦对她非常温和。在他四年的殖民地战争中，他锻炼得像当地的岩石一样坚硬，他变得像职业军人一样，但对于他部下一个士兵的姐姐，却非常和气。她很喜欢他，因此接受他的邀请到巴黎去参加宴会。此外，她也不愿让父母知道让·克劳德是怎样牺牲的，因此他们决定在一段时期里，假装对失去兄弟的不幸事件漠不关心，而且要装得像没事似的。在第一次约会的饭后，她要求中尉同意保持沉默，他同意了。
然而，她想知道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战争的真实意义是什么？政治家们究竟在玩弄些什么？她对这一切的好奇心是无止境的。戴高乐将军是在去年元月由总理而担任总统的，他被一股爱国热潮卷进了爱丽舍宫。人们认为他既可以结束战争，又可以保持阿尔及利亚依旧归法国所有。她从弗朗索瓦口里第一次听到她父亲崇拜的那个人是法国的一个叛徒。
弗朗索瓦休假期间，他们俩一直在一起。每天傍晚她在美容院下班以后和他约会。1960年1月，她从训练学校毕业后就到这所美容院里工作。她从他那里知道了法国武装部队的背叛，巴黎政府同被监禁的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艾哈迈德·本·贝拉进行的秘密谈判，以及即将把阿尔及利亚移交给“傻瓜”们等情况。
他在元月下旬回战场去了。在8月里，他设法在马赛休假一星期，她抓紧时间同他单独在一起，待了很短的时间。她一直等待着他，她在思想里把他塑造成一个兼有法国青年男子的美德、纯洁和大丈夫气概的典型。1960年的整个秋天和冬天，她一直等待着他，他的照片白天和傍晚一直放在她的床头桌上，睡觉时，则放在睡衣里贴着肚子的地方。
他最后一次休假是在1961年春天，他又来到了巴黎。他们俩沿街漫步时，他穿着制服，她也穿了她最漂亮的衣裳。她认为他是全市最健壮、肩膀最宽、最漂亮的男子。同她一块儿工作的一个姑娘看到了他们俩。第二天，美容院里便传遍了关于杰奎琳与漂亮的“伞兵”的议论。她不在那里，她休假去了，成天和他在一起。
弗朗索瓦很激动。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同民族解放阵线的谈判已经众所周知。他肯定，军队，真正的军队，忍耐不了多久了。对于他们俩来说，对于经过战火锻炼的这位27岁的军官和崇拜他的23岁的未来的母亲来说，阿尔及利亚继续归属法国，就是忠诚的标志。
弗朗索瓦不知道她已经怀孕。他于1961年3月回到阿尔及利亚。当年4月21日，又有部分法国军队背叛了政府。第一殖民地伞兵部队几乎全部参加了叛兵行列，只有少数新兵急急忙忙跑出营房，集合在军官办公室，也没有人去管他们。叛军和仍然忠于政府的部队之间，在一个星期内接连地发生了接触。5月初，弗朗索瓦在与政府军队的一次冲突中阵亡。
杰奎琳从4月开始就等着弗朗索瓦的信。在没有能接到信的时候，她并没有什么怀疑。一直到了6月，她才得知了不幸的消息。她悄悄地在巴黎郊区租了一间便宜的房间，企图用煤气熏死自己。因为房间里漏气的地方大多，自杀没有成功，但是她怀的胎儿却夭折了。后来她父母带着她出门去休养了一个时期。等她恢复了健康以后，他们回到巴黎。12月她加入了“秘密军队组织”，成为这个组织的一个活跃的地下工作者。
她参加“秘密军队组织”的动机是很单纯的。弗朗索瓦和她的亲兄弟让·克劳德都牺牲了。她一定要为他们报仇。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是她或者任何人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报仇。除此以外，她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心愿了。最初参加“秘密军队组织”时，只交给她一些送送信跑跑腿的任务，她感到很苦恼。后来偶尔在她的手提包里让她带一个塑料炸弹，但她深信她还能做更多的事情。在一次咖啡馆或电影院发生爆炸事件以后，接着当局就突然要搜查行人。此时给她的任务是站在街角的人行道上，要她眨眨眼睛噘噘嘴来传递消息。她也不耐烦干这些小事。
在小克拉玛事件发生以后，一个在逃的刺客在她的布列特依广场寓所里住了三天。这对她来说实在是个重要的时刻，不过后来他转移了。一个月以后，他被逮捕了。但是，他对曾在她的寓所住过一事只字未提，也许他忘记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基层组织的领导指示她在几个月之内不要为“秘密军队组织”做任何工作，直到形势缓和下来再说。
1963年1月，她又开始传递信件。
她就这样继续工作下去，直到7月里一个男子来找她。基层组织领导人陪同这个人一起来见她，并对这个人非常敬重。这个人无名无姓。问她是否愿意为“秘密军队组织”干一件特殊的工作？当然，这件工作也许是危险的，肯定是令人厌恶的。杰奎琳表示没有关系，愿意干。
三天以后，小组领导人指给她看了一个刚从公寓里走出来的男子。当时他们坐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那位领导人还告诉了她那个人是谁和他的职位，还告诉了她应该怎么做。
7月中旬，她和那个男子又见面了，但在安排上似乎是偶然的。她当时在一家餐厅里坐在那个男子的旁边，向他羞答答地微笑，请他把他桌上的盐瓶递给她。那个人说了几句话，她表现得含蓄而端庄。她的这种反应是恰如其分的。她的娴静使他发生了兴趣。看上去在无意中，两人谈起了话来。那个男子说话主动，她柔顺地应答着。不到两星期，他们之间便发生了暧昧关系。
她对男人颇为了解，使她能够判断几种不同的基本类型以及他们的口味。她扮演的不是那种习惯于轻易把男人征服的经验丰富的女人，而是装得羞羞答答、体贴入微而又贞洁娴淑，表面上拘谨冷淡，只是不时地暗示一下她那美妙的肉体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的。诱惑起了作用。对于这个男人来说，最后的征服终于成了一件压倒一切的紧急任务。
7月下旬，基层组织的领导人告诉她，应当很快开始同居。障碍是那个男人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同他住在一起。7月四日，他们到卢瓦尔流域的乡村别墅去了，由于工作，丈夫必须留在巴黎。他的全家离开后不到几分钟，他就打电话到美容院，坚持要杰奎琳在翌日晚上到他家里同他共进晚餐。
杰奎琳·仲马一回到自己的寓所里便看了看表。她有三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尽管她打算把自己打扮得尽善尽美，但是两个小时也就足够了。
她洗完澡后就无精打采地想着就要来临的这个夜晚。由于厌恶，她的腹部紧缩起来。她发誓，不管他要求用哪种方式寻欢，她都会完全满足他的心愿。
她从柜橱后面的一个格子里拿出来一张弗朗索瓦的照片，镜框里他那冷淡的、似笑非笑的神态，同昔日他见到她在月台上向他飞跑时的神态一模一样。照片上他那柔软的棕色头发，凉爽的浅黄色制服遮盖着的结实的胸肌，很久以前她曾经多么喜欢把脸靠在上面啊！钢制的伞兵翼状徽章使她烧灼的面颊感到多么凉爽。如今徽章依然存在，用纸小心地包着呢。
她把照片贴在胸口上，低语道：“弗朗索瓦，帮助我吧，今晚一定帮助我吧！”
就在7月的最后一天，豺狼是忙碌的。
那天上午，他在跳蚤市场，从一个小摊走到另一个小摊，手里提着一只廉价的手提袋。他买了一顶油腻的黑色贝雷帽，一双磨损得很厉害的鞋子和一条不太干净的裤子。最后，经过一番寻找，还买了一件一度曾是军用的厚大衣。他本想买一件薄些的大衣，但是，军用厚大衣很少是为了在仲夏穿的，而且在法国军队里，这类大衣是用又粗又厚的毛呢料做的。他买的这件大衣即使穿在他的身上，也够长的了，可以一直远远盖过膝盖，这是最重要的。
当他快要离开市场的时候，看到有一家铺子摆满了各种旧的勋章，他买了一些。他还买了一本介绍各种法国军队勋章的小册子和一些褪了色的绶带。小册子上面说明了哪一种勋章是为了纪念哪一次战役，以及由于哪一类英勇的功绩才能获得这些勋早。
在皇后饭店吃过午饭后，他转了个弯回到了旅馆，付清账单并整理行装。那些新买来的东西放在他那高级提包的最下面。他根据说明书，把买来的许多勋章列成一横排，从普通军事勋章开始，其次是解放勋章，还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自由法国英勇作战而在五个战役中立功的奖章。其余的勋章连同那本说明书，他就分别扔进林荫大道路灯电杆旁的垃圾箱里。
旅馆服务员告诉他，有一列北极星号特别快车将于下午5点15分从巴黎北站始发开往布鲁塞尔，他正好能赶上这班火车。
他在车上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到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时，正好是7月份的最后一小时。
策
第一部 策划
第六章
8月1日这天上午，维克托·科瓦尔斯基从邮局取信件回来，经过旅馆前厅时，旅馆的服务员招呼他说：“先生，请你留步……”
他和往常一样大模大样地转过身来。他并不认识招呼他的那个意大利人，但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异常。每天当他经过前厅要上楼梯时，总是大摇大摆地走自己的路，从来不去注意他们。
这个意大利青年走到科瓦尔斯基面前时，手里拿着一封信。他用意大利语说：“有一封信，先生，是给科瓦尔斯基先生的……我们这儿没有这位先生……说他是一个法国人。”
这一通哇哩哇啦的意大利语，科瓦尔斯基一个字也没听懂，但是他理解大致的意思，并且听出了他自己的名字，尽管音发得很难听。他从那个人手里夺过了那封信，凝视着那字迹潦草的姓名和地址。他在旅馆是用另一个名字登记的。由于很少读书看报，因此他不知道五天以前巴黎的一家报纸抢着独家发表了一条新闻，说“秘密军队组织”的三名最高领导人现在藏匿在旅馆的最高一层楼上。
就他本人而言，不应当有人知道他的行踪。这封信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不经常收到信件，因此，同一般生活简单的人一样，一旦收到一封信就成为一个重大的事件。他明白了：柜台上没有人听说过有叫这个名字的住客，因此不知道如何处理这封信。他从那个站在那里带着一副讨好的神色抬头望着他的意大利人眼里看出来，似乎他——科瓦尔斯基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只有他才能解决这个难题。
科瓦尔斯基低下头，看了看，高傲地说：“好，我去问一问。”但是，那个意大利人的双眉并没有舒展开来。
“问一问，问一问。”科瓦尔斯基重复说着，并且朝天花板做了个手势。
意大利人终于明白了。“啊，对，问一问。十分感激，先生。”
科瓦尔斯基大踏步走开去，那个意大利人还做了个表示感激的手势。他乘电梯到了8楼，一出电梯门就在楼道里碰上了值班的保镖，手里拿着上了膛的自动手枪。两个人相互注视了一下，然后值班人员推上了保险，把枪放进口袋里去了。他看到只有科瓦尔斯基一个人，电梯里没有别人。这完全是例行公事，每次电梯越过7楼朝8楼开来时，值班人员都要这样。
除了值班保镖以外，在楼道尽头的太平梯门口也有一个人守卫着，在楼梯口还有一个人。楼梯和太平梯都藏着炸弹，旅馆负责人并不知道这件事。只有拉开楼道服务台下面的电闸，才能关闭引爆装置的电流，炸弹才起不了作用。
白天值班的保镖还有第四个人，他守卫在头头们住的房间的屋顶上。此外还有其他三个人，刚值过夜班，这时正在睡觉。如果发生任何情况，他们就会在几秒钟内醒过来，立即开始行动。第八层楼的电梯门是从外面焊住的，但如果8楼的电梯门灯亮了，就表示这是一种警告信号。这样的事只发生过一次：一个服务员拿了饮料要送上顶层去，他却误按了电梯的电钮。自从这次事件发生后，他就再也不敢去碰它了。
这时走廊上的值班员打电话给楼上，报告送信人要上楼了，然后他指示科瓦尔斯基可以上楼。科瓦尔斯基已经把给他自己的信塞进衣服的里面口袋里，给头头们的信件则还是放在带链的铁盒里，夹在左胸前。铁盒用的弹簧锁只有罗丹一个人有钥匙可以打开。科瓦尔斯基把铁盒交给罗丹后，因为下午还要接替值班员值班，在这以前，他可以回到自己的卧室去休息了。
他在自己的卧室里读了他的信。一开始他就看发信人的名字，他很惊奇，这封信是柯瓦契寄给他的。这个人已经有一年多没见面了。他和科瓦尔斯基一样，不知道怎样写信，他连读信也是感到困难的。但是对这封信，科瓦尔斯基借助字典，勉强能够看懂。
这封信并不太长。柯瓦契开始说，他在写信的那天，看到报上登着消息说罗丹、蒙克雷和卡松躲在罗马的那家旅馆里，那也是一个朋友读给他听的。他猜想他的老朋友科瓦尔斯基可能同他们在一起，因此写这封信，希望侥幸能到达他的手里。
后面几段主要说的是，近来法国形势越来越严峻，警察到处搜查证件，然而，他们还是奉命到珠宝店去搞闪电式抢劫。柯瓦契说，他本人就参加了四次，的确不是闹着玩的，特别是还要交出抢到的东西。过去在布达佩斯的那些值得留恋的日子里，他干得好多了，尽管才干了半个月。
最后一段说，柯瓦契在几个星期前见到了米歇尔。米歇尔说他见到了若若，而若若说小西尔维得了一种白什么病。总而言之，她的血出了毛病，但是柯瓦契希望她不久会好起来，维克托不必担忧。
但是，维克托不能不为此而担忧。小西尔维生病，使他十分焦虑。在维克托·科瓦尔斯基出生后的36个激荡的岁月里，没有几件事真正打动过他的心。12岁时，德国入侵占了波兰，一年后他的双亲被装进一辆黑色的篷车带走了。他当时已经懂事了，知道他的姐姐在教堂后面的一家被德国人接管了的大旅馆里干着什么事。许多德国军官经常到那里去。他的父母难过极了，向军事长官办公室提出了抗议。他当时的年纪使他能够参加游击队了。15岁时，他第一次杀死了一个德国人。17岁时，俄国人来了。但是，他的父母一向仇恨和惧怕俄国人，并且向他讲过俄国人对波兰人干的可怕勾当。因此，他离开了游击队，而其他游击队员后来在政委的命令下都被枪决了。
他像一只被追猎的动物一样向西、向着捷克斯洛伐克奔去，后来又到了奥地利，进了一所难民收容营。这个身材高大、瘦骨嶙峋、行若病夫、只会讲波兰语的年轻人，已经饿得虚弱不堪了，被人们认为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无害的废物。随后，他吃着美国提供的食品，逐渐恢复了体力。
1946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他逃离了收容营，沿途设法搭车朝南走到了意大利，然后又到了法国。一路上同行的是一个他在收容营里相遇的会讲法语的波兰人，他们经过意大利，结伴去法国。在马赛，他钻进一家商店去偷吃的，把一个店主杀了，接着他又亡命逃走。他的同伴要离开他另谋生路，临别时告诉他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这就是去投奔外籍军团。第二天早晨他就去报了名。等到警察们在被战争破坏还未恢复秩序的马赛市内查访时，他已经出海了。当时法国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仍然是美国供应食品的进口基地，为了食物而杀人的事是很平常的。这件案子由于找不到可疑的人，就销案了。
这时，科瓦尔斯基已是个外籍军团的士兵了。那时他19岁，老兵们最初时都叫他“小好人”，后来他说他会杀人，因此人家就称呼他科瓦尔斯基。
六年的印度支那战斗生活使他不再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了。然后科瓦尔斯基又被送到阿尔及利亚。在此期间，他有六个月的时间在马赛郊外一个训练营里受训。他在马赛船坞旁边的酒吧间里遇到了尤莉，她是一个倔强的擦洗女工。她正好同她的头儿在吵架，科瓦尔斯基一下子就把这个男人摔出了酒吧间，摔出去6米多远，这一下使这个人昏迷过去10个小时。几年之后这个人还留下难看的怪模样，因为他的下巴被打碎了。
尤莉喜欢这个硕大无朋的军团战士。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每晚他都成了她的“保护者”，在她下工以后陪伴她回到她那在旧港的东倒西歪的阁楼。两人的淫欲是很强烈的，特别是尤莉，但是，他们之间谈不上什么爱情。当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就更谈不上爱情了。她告诉他，孩子是他的，他相信了，因为他愿意要个孩子。但她告诉他，她不想要这个孩子，有个老太婆可以替她把孩子搞掉。科瓦尔斯基揍了她一顿，并且告诉她说，如果她那样干，他就宰了她。
三个月以后他要回阿尔及利亚去了。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名叫约瑟夫·格尔茨鲍斯基的波兰籍退役外籍军团士兵，别人都管他叫“波兰人若若”。这个人因病退役离开了印度支那，同一个快乐的寡妇一起安了家。这个女人经营一个小吃车，沿着主要车站的各个月台往来兜揽生意。他们俩在1953年结婚以后，就一起经营，在他的妻子把小吃递给顾客时，若若一瘸一拐地走在妻子后面收钱和找钱。晚来无事，他喜欢到驻扎在附近兵营中的军团士兵常去的酒吧叙叙往事。这些士兵大部分是年轻人，是在他在印度支那时应征入伍的，他们谈得很投机，也开心。一天晚上，他遇到了科瓦尔斯基。
关于孩子的事情，科瓦尔斯基征求若若的意见。若若同意他的看法，因为他们都是天主教徒。
“她要把这个孩子弄死。”科瓦尔斯基说。
“娼妇！”
“婊子！”科瓦尔斯基同意地说。
他们喝了不少酒，眼睛望着酒吧后面的大玻璃镜子。
“这样对待小孩子是很不公正的。”科瓦尔斯基说。
“太残酷！”若若附和说。
“我过去从来没有过孩子。”科瓦尔斯基想了想说。
“我也没有，结婚以后也没有。”若若说。
从半夜一直喝到黎明，他们俩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同意了他们的计划，还举杯祝贺他们所负的神圣职责。第二天早晨，若若想起了他许下的诺言，但是不敢想象如何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的妻子。他等了三天，反复地考虑这个问题，还是犹豫不决。直到那天晚上他和妻子睡在床上时，他突然开口说了出来。没料到他的妻子听了很高兴，因此就这样安排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维克托·科瓦尔斯基到了阿尔及利亚又和罗丹少校在一起。罗丹这时带了一支队伍打仗，却打的是另一场新的战争。
若若和他的妻子在马赛，又是恫吓又是哄骗，监督和保护着怀孕的尤莉。维克托离开马赛时，她已经怀孕四个月，再想打胎也为时过晚了。若若还经常指着那个下颚被打坏的家伙，威胁地劝她安下心来。其实，这个家伙现在看见外籍军团的士兵也小心谨慎了，即使碰上一条腿残废的退伍老兵也不敢惹。因此他又干起了他的老行当，赚钱，而且到处钻营。
1955年尤莉生下了一个碧眼金发的小女孩。在尤莉的同意下，若若和他的妻子正式提出了过继申请。这个申请获得了批准。尤莉重操旧业，若若夫妇获得了一个女儿，起名叫西尔维。
他们写信告诉了维克托。在他的兵营里的床上，他感到一种奇妙的愉快。但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在他的记忆里，他所有的东西一旦为他人所
知，无不被人夺去。
不过，三年以后，在阿尔及利亚的群山之中进行一次持久的战役之前，随军的牧师提议他立个遗嘱。这件事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后人的，因为，在偶然得到一次休假时，他把积累下来的饷金全部都在所到城市的酒吧和妓院里花光了，其余的东西都属于军团。但是，牧师说，在当今的军团里，立个遗嘱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在别人的大力协助下，他立了个遗嘱，把他所有的财产和杂物留给过去的军团士兵、现住在马
赛的一个名叫约瑟夫·格尔茨鲍斯基的人的女儿。后来这份文件的副本连同他的档案一起被归入设在巴黎的武装部队的档案库。
法国保安总局在侦察1961年的波纳和康斯坦丁恐怖案件时发现一个叫科瓦尔斯基的人与此案有牵连。他的这份档案同其他许多档案一块儿被找了出来，引起了在百合门的以罗兰上校为首的行动分局的注意。他们走访了格尔茨鲍斯基夫妇，了解了事情的全部来龙去脉。但科瓦尔斯基却始终不知道这件事。
在他的一生中，只有两次机会见过他的女儿。一次是1957年，他的大腿上取出了一颗子弹，被送到马赛去休养。还有一次是1960年，为了罗丹少校到马赛的军事法庭去作证，他是去执行保卫任务的。第一次会见时，小孩才两周岁；第二次是4周岁半。第一次科瓦尔斯基送去了很多礼物给若若夫妇。还给小西尔维送去很多玩具。小女孩和狗熊似的科瓦尔斯基叔叔之间，相处得非常好。但是这件事，他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即使是在罗丹面前，他也没有提过。
而现在她却得了什么“血病”！
这天上午，科瓦尔斯基坐立不安。因为罗丹正在等待着从法国来的一封重要信件，其中有关于抢劫累积起来的总金额的更详细情况的报告。他要科瓦尔斯基第二次再去邮局，去收取下午来到的信件。午饭后，科瓦尔斯基到楼上去取那个装信件的铁盒子，准备到邮局去。
“什么叫‘血什么’病？”科瓦尔斯基突然脱口提出这个问题。
罗丹正在把铁盒子的链子套在他的手腕上，很奇怪地望着他说：“我从未听说过。”
“这是一种血的毛病。”科瓦尔斯基解释说。
卡松在房间的另一边正在看杂志，听到后笑了起来，说：“你的意思是说白血病吧。”
“是的，先生，这是什么病？”
“这是癌症。”卡松回答说。“就是血癌。”
科瓦尔斯基望着他面前的罗丹，他不相信卡松说的话。
“上校，这个病能治好吗？”
“不能，科瓦尔斯基，这是致命的。你问这干什么？”
“没有什么。”科瓦尔斯基咕哝着。“我刚才读过关于这种病的一些东西。”他一边说一边走了出去。
关于这件事，罗丹应该感到需要警惕，因为他的这位保卫人员除掉每天站着接受命令指示外，从来不知道读任何更复杂的书，而今天却会提出从什么书上看到那个名词。但他没有注意，并且很快就把这件事忘掉了。因为他正等着今天下午来的信，他希望信里告诉他，“秘密军队组织”在瑞士银行的存款户头里，现在已超过25万美元了。
来信果然告诉他金额已经凑足并存入瑞士银行。当罗丹坐下来写信给银行，通知他们把25万美元如数转给他所雇用的刺客时，他感到很满意。他对于还缺少25万美元并不担心。戴高乐总统一旦死了，早些时候在“秘密军队组织”更为得意的时刻，为该组织提供过经费的那些极右翼实业家和银行家，一定会立即拿出这笔钱来的。就在几个星期以前，这些人在他要求继续提供些经费时，借口说“爱国力量在近几个月内未能取得进展和采取行动”，使他们过去的投资兑现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干脆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是将来他们会争先恐后地愿意做那些不久后将成为复兴了的法国的新统治者的军人们的后盾的。
他写完了给瑞士银行的指示时，天色已晚。但是卡松看了罗丹写的要求瑞士银行把钱付给豺狼的信件以后，表示反对。他争辩说，他们三个人答应过那个英国人的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是，在巴黎为他设立一个联络点，可以随时向他提供有关法国总统的行动的最新和确切的情报，以及围绕着总统的保安措施所能出现的变化。这些情报很可能、甚至肯定对刺客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卡松推理说，在现阶段通知他钱已经转到他的名下，将促使他过早地采取行动。什么时候进行暗杀，当然由他来决定，但是晚几天并无大碍。向刺客提供最新情报的问题，很可能是成败的关键，一旦失败就再无成功的可能了。
卡松今天早晨也收到一封信说，他在巴黎的代表已经成功地安插了一个间谍，她已经与戴高乐身边的一个侍从有密切的接触。再过几天后，这个间谍就能经常提供十分可信的消息，其中包括关于戴高尔将到哪里去、他的旅行目的地以及他在什么时候将在公共场合露面等等。所有这些，事先是不公开的。卡松希望罗丹把钱在自己身边多留几天，直到卡松把巴黎的一个电话号码告诉这个谋刺者，使他能得到情报，这对他执行任务是非常重要的。
罗丹对卡松所讲的理由反复思考了很久，最后他认为卡松是正确的。
他们两人都无法知道豺狼的意图。其实，向银行发出指示，接着再向伦敦发出一封有一个巴黎电话号码的信，都不会丝毫改变谋刺者所安排的具体日程表。在罗马的这几个“秘密军队组织”的头头们，他们不知道这个谋刺者早已选择好他的行动日子，并且在像钟表那样精确地执行着他的计划。
在罗马炎热的夜晚，科瓦尔斯基坐在旅馆的楼顶上，他那高大的身躯就在空气调节器出口的旁边，手里握着自动手枪，在那里为在马赛生病的小女孩发愁，她的血里不知道得的什么病。在快要天亮的时候，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记起在1960年最后一次见到若若时，这位前外籍军团土兵告诉他，预备在自己的公寓里装个电话。
当科瓦尔斯基收到信的那天早晨，豺狼在布鲁塞尔已经离开了友谊旅馆，乘出租汽车到了古桑住的地方附近。早餐时，他曾用杜根的名字打了个电话给古桑，约定11点钟会面。他到达那里时，才10点30分。他走到街道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坐在长凳上看报，观察了半个小时。四周是静悄悄的。
他到达古桑家门口时，刚好11点钟。古桑让他进去，带他经过会客室进入他的小办公室。等豺狼进去后，古桑把前门锁好，并用保险链条钩上。
豺狼到了里面，转身向古桑说：“有困难吗？”
“困难么，可以说有一点儿。”古桑似乎有点儿窘迫。
豺狼冷冰冰地注视着他，面部毫无表情，眼睛半闭着，略带怒容。“你对我说过，如果我在8月1日回来，8月4日我就可以把枪带回家去的。”
他说。
“完全正确。我向你保证，问题不在枪上。”古桑说。“其实枪已经做好了。坦率地说，我认为是我所做的最杰出的成品之一，一支非常漂亮的枪。问题出在另一件东西上，那东西得从头做起。让我给你看看。”
在书桌上放着一个扁平的匣子，大约2英尺长，4英寸宽，3英寸高。古桑先生打开了匣子，在豺狼虎视眈眈下，把匣盖向后平放在桌上。
看上去像只平的托盘，被分隔成精心制作的格子，每个格子的形状同它所装的部件的形状完全相符。
“这不是原来的匣子。”古桑先生解释说。“那只匣子太长了。这是我自己做的，非常合适。”
匣子十分紧凑。在这只平托盘的上半部放着枪管和枪栓，全长最多18英寸。豺狼把它取出来，检查了一下。它很轻，乍看上去像支半自动步枪的枪管。尾部密闭的枪管里有一根细长的栓。枪管尾端有一只同枪管一般大小的旋钮，栓的后半截就装在这里面。
豺狼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捏住旋钮，向逆时针方向猛转了一下，栓松动了，顺着螺纹转了几圈。他拉了一下，栓向后退了出来，露出了闪亮的弹槽，他把栓推回原位，顺时针转了一圈又平滑地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上。
紧接着枪的尾部下面有一个精巧的钢制圆盘。它有半英寸厚，但是圆周不到一英寸。在圆盘的顶部有个半月形的空洞，便于枪栓向后退时可以通过。在圆盘背面正中心有一个直径半英寸的孔，孔边有螺纹，似乎是为了拧螺丝用的。
“那是为枪托准备的。”古桑悄悄地说。
豺狼注意到，原来的木枪托拿掉以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只是在枪的底部安装旧枪托的地方有一条略微凸起的边。用来把木枪托固定在枪上的螺丝所使用的两个孔被精巧地堵上并且烤了蓝。
他把枪翻转过来，查看了底部。在枪管的底部开了一个细长的口子。通过这个口子可以看到装有击发子弹用的撞针的枪栓。扳机从口子里伸出来，被贴着钢枪管的表面锯平了。在剩下的半截扳机上焊上了一块很小的球状金属物，中间也有一个带螺纹的孔。
古桑先生没有出声，递给他一根小钢条，有一英寸长，形状弯曲，一端有螺纹。他把有螺纹的一端放在孔上用食指和拇指迅速转了几转，拧紧后新扳机就伸出在枪管的底部了。
古桑从盒子里又拿出一根细长的钢棒递给他，钢棒的一端也是有丝口的。“这是枪托装配的第一部分。”他说。
豺狼把钢棒的一端装进枪铳子后面的孔眼里，并拧得很紧，直到一点也不摇晃为止。
钢棒的侧面伸在枪的后面向下倾斜30度角靠近枪的这一部分，离丝口约2英寸的地方，枪杆渐渐平直。在中心处钻了一个孔眼，沿钢杆的角度成30度角，这个孔眼直接正对在后面。古桑把第二根比较短一点的钢棒交给豺狼。
“上面的撑杆。”他说。
当这根棒也拧好以后，两根棒都向后伸展，上面的一根同枪管构成小得多的角度。这样两根棒分叉开去，就像一个狭窄的无底三角形的两条边。
古桑拿来了托底。它是弧状的，大约五六英寸长，上面垫着厚厚的黑色皮革。在这个护肩，也就是枪托的两端各有一个小孔。
“这里没有什么可拧的，”古桑说，“把钢棒的两端按进这两个孔里就行了。”
豺狼把两根钢棒的尾端放进相应的孔里，然后把枪托推紧。从侧面看上去，这支枪正常得多了。它有扳机，并且有一个由上下撑杆和托底构成的完整的枪托。豺狼把托底靠在肩膀上，左手握住枪管的底部，右手食指勾住扳机，闭上左眼，右眼顺着枪管望去。他向远处的墙壁瞄准，扣了一下扳机。枪栓里轻轻地咔嚓了一下。
他转向古桑，这人两只手里各拿着一根看来约10英寸长的黑色管子。
“消声器。”豺狼说。他接过了递给他的管子，观察了一下枪管的末端。这一头已经被精细地刻出了螺纹。他把消声器的大头套在枪管上，迅速地拧转，直到拧不动为止。消声器从枪管末端像一根香肠似地伸了出去。
他把手抬起来，古桑把望远瞄准器轻轻地递给他。
在枪管的顶部有一系列成对的槽。望远瞄准器底部的弹簧夹子就是嵌在这些槽里的，以便使望远瞄准器同枪管绝对平行。在望远瞄准器右边和顶部有几个小巧的螺丝。这是用来调节瞄准器里的十字标线的。
英国人再次举起枪来，眯着眼瞄准。乍一看去，他很像一个道貌岸然、身着格子服装的英国绅士在波卡迪利大街枪支店里选购一支新式的猎枪。10分钟以前还是一堆奇形怪状的零件，现在成了一支高速、远距离、完全消声的暗杀用步枪了。豺狼把它放了下来，转过身来对古桑点了点头，表示满意。
“好。”他说。“很好，我向你祝贺，这是一件很漂亮很精致的杰作。”
古桑微微笑着。
豺狼又说：“现在剩下的就是调整瞄准器的问题以及用实弹试射的问题了。你有子弹吗？”
古桑打开书桌的抽屉，拿出一只里面装着100粒子弹的盒子。盒子已经启封，有6发子弹已经拿出来了。
“我拿出来6粒，用来改装成爆炸子弹，其余的你可以拿些做实弹试射。”
豺狼向手心里倒了几颗子弹，看了一下。要用其中的一颗来完成未来的任务，它们似乎太小了一点。但是，他注意到它们是这个直径的子弹中特别长的一种。一旦击发，它所具有的额外推力将使弹头以极高的速度飞出去，从而增加其准确性和杀伤力。大部分的猎枪子弹都是扁头的，但是，这些子弹是尖头的，猎枪子弹是铅制的钝头，而这些子弹头上有一层铜镍合金。其优越性是很突出的。
古桑从书桌的抽屉里又拿出一个纸制的小盒说：“我本来把它放在很安全的地方，由于知道今天你要来，才把它拿出来了。”
他把纸盒上有螺纹的盖子打开，把里面装的东西倒出来，放在干净的吸墨水纸上。最初一看，这些子弹跟豺狼刚才拿起来看的那些子弹完全一样。豺狼从吸墨水纸上拿起一粒，仔细地观察着。
子弹顶端很小的一块铜镍合金被小心翼翼地用砂纸磨掉了，露出里面的铅。锐利的子弹顶端略微钝了一点，在这个顶端上钻了一个小孔，深入弹头四分之一英寸。在孔中倒了一滴水银，然后用一滴溶铅把孔口封住了。在溶铅凝固以后，经过挫和砂纸打磨，恢复了原来子弹顶端的尖形。
豺狼知道这类子弹的性能，尽管他从来没有使用过。因为制造过程太复杂，所以，除非由工厂成批生产，否则不能广为使用。日内瓦公约禁止使用这类子弹。它比普通的达姆弹更厉害。这种爆裂弹在击中人体后会像一枚小手榴弹一样爆炸。子弹击发后，弹头的前冲力会把孔中的那滴水银猛抛在孔后壁上，犹如汽车猛然加速时，乘客会紧贴在座位上一样。弹头一旦击中人体的肌肉、软骨或是骨头，就会突然减速。这时，那滴水银就会高速往前冲，它的冲击力足以把子弹的尖头冲开，它会使弹头张开，如同一只手的五指张开或者花瓣怒放时一样。这样的开花弹头再往前推进，能够使人身的肌肉撕开割裂，以致粉碎。它的杀伤面可大于一只茶碟。从外表看，它和普通子弹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击中头部，那它能毁坏头盖骨里的一切，
并且使头盖骨炸得粉碎。
豺狼小心翼翼地把子弹放回到盒子里。在他旁边那个设计制造这种子弹的小矮个儿男人古桑迫切地想听听意见。
豺狼说：“我看这些东西做得不错，古桑先生，你显然是一位高手。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
“是另一件东西，先生。那些管子，做起来要比我想象的困难得多。首先，按照你的意见，我用铝做材料。但是，务必请理解，我是首先去搞枪并且进行了加工。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天我才腾出手来做别的东西。我本来以为凭着我的技术和我的车间里的机器，做起来比较简单。为了使管子尽可能细一些，我买了很薄的材料，但是，太薄了。当我在机器上车螺纹，以便以后一截截组装起来时，这种材料同绵纸一样软，稍加一点压力就弯曲了。为了使管内的尺寸足够容纳枪管的最宽部分，管壁就要稍微厚些，结果成品势必看上去不太自然。因此，我决定改用不锈钢。这是惟一的办法了。不锈钢看上去像铝的，但比铝重，强度较高，因此，可以薄一些，车过螺纹后也有足够的强度不致变形。当然不锈钢加工起来比铝困难，费时间。我是昨天才开始的……”
“很对，你所说的合情合理。我所需要的东西是要真正顶用的。什么时候能做好？”
古桑耸耸肩说：“很难说，主要的部件我都有了。除非发生意外，不过我想也不至于发生。我相信最后的技术难关已经解决了。总还得五六天或许一星期。”
豺狼没有表示出不安的样子，脸上仍然没有表情，听着古桑的话，一面在思考着，等他把话讲完。当他讲完后，豺狼还在思考着。
“好！”他最后说，“这意味着我将改变我的旅行计划。关于日期，也许不是像我上次来这里时所提出的那么严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将打的一次电话。在任何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枪能够做好而且适用。要在比利时买到一支枪是容易办到的，但我所要的是这样一支特别的枪和特别的子弹。我想趁这段时间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试试这支枪，你认为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可以试验这支新枪？在这个国家里，哪儿可以找到一个完全隐蔽的地方来试射一支新枪呢？大概需要一片130米到150米长的空地。”
古桑先生想了一会儿。“在阿登山的森林里。”他最后说道。“那里的森林里有一片地方可供一个人没人打搅地待上几小时。你一天可以打个来回。今天是星期四，从明天开始，森林里会有不少人去野餐。我建议你5号，即下星期一去。到星期二或是星期三，我大概就可以把其他的活干完了。”
英国人点点头，满意了。“好。我想最好把枪和子弹现在就带走。我下星期二或星期三再和你联系。”
比利时人刚要表示异议，但是，顾客抢先说话了。
“我大概还欠你大约700英镑。这是500英镑，”他说着把几捆钞票放在吸墨水纸上。“剩下的200英镑，在其他装备到手以后再付给你。”
“谢谢你，先生。”古桑说着，把20张5英镑一叠的五叠钞票塞进他的口袋里。
古桑把枪一件件地拆开，很仔细地放在手提箱的绿色粗呢衬着的格子里，豺狼要的那个爆炸子弹则单独用纸包好，放在干净的擦枪布和刷子的旁边。手提箱关好后，他又把一盒普通子弹交给英国人。英国人把子弹放在衣袋里，把手提箱拿在手里走了出来。古桑很客气地把他送出了门。
豺狼回到旅馆后，先把装枪的手提箱小心地放在大衣橱里，锁好并把钥匙装在口袋里，然后去进午餐。
下午，豺狼踱步走到邮政总局，向瑞士的苏黎士要了一个长途电话，差不多半小时后电话才接通。又等了5分钟，来了个迈耶先生接电话。豺狼先报了一个号码，然后再报他自己的姓名，说明他自己是银行的存户。迈耶先生说了一声“请等等”，走开了。两分钟以后又回来了。这时他的口气已经没有刚才那么谨慎和冷淡了。不断有美元和瑞士法郎存入银行的顾客是理应受
到有礼貌的接待的。
在布鲁塞尔这边的豺狼向那人问了一个问题，瑞士银行家再次说了一声“请等等”，走开了，不过，这次不到30秒钟就回来了。显然，他叫人把这位顾客的卷宗及结账单从保险库里取了出来，而且正在研究它们。
“没有，先生。”说话声传进了布鲁塞尔的电话间。“我们收到了你的来信，指示我们只要有新款项存入，立即用航空加急信件通知你。但是，在你提到的期限内还没有款子存进。”
“我不过是想问一下而已，迈耶先生，因为我离开伦敦两个星期了，在此期间这笔钱可能存进来了。”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只要有新款存入，我们一定立即通知你。”
在迈耶先生连连表示良好祝愿的声音里，豺狼放下了电话，付了钱，走了。
那天晚上，6点刚过不久。豺狼在纳佛街的酒吧里同造假证件的人见了面。那人先到了。豺狼看到一个角落里还有空座，于是一扭头，示意造假证件的人坐到他那里去。他坐了下来，点了一支烟以后不到几秒钟，那造假证件的比利时人就过来了。
“做好了吗？”豺狼问道。
“是的，全做好了。就连我也认为干得不错。”
豺狼伸出手来。“给我看看。”他命令道。
比利时人点了一支巴斯多牌香烟，摇了摇头。“先生，请你注意，这是一个非常公开的场合。此外，光线好才能检验它们，特别是那些法国证件。它们都在照相室里。”
豺狼冷冷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点点头说：“好吧，那么让我们去看看那些证件。”
几分钟后，他们离开了酒吧间，坐出租汽车来到马路拐角的地下室照相馆。这天天气很热，傍晚的夕阳还没有下去。但是这里的街道很窄，阳光没有照过来。豺狼依然戴着他的黑眼镜以免有人认识他。有一个老年人从另一条马路走过来，和他们相遇，但他低着头弯着腰慢慢地走过去了。
造假证件的人带头走下楼梯，拿出钥匙把门打开。照相馆里光线很暗，就像外面的夜晚一样，只有几条光线穿过门旁的玻璃橱窗里的几张不像样的照片透进屋里，使豺狼能看清办公室里的桌子和椅子。
造假证件的人带他穿过天鹅绒门帘，到了摄影室并把中央的电灯打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只棕色的纸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证件都放在一张红木圆桌上。这张桌子原来是放在墙边的，他把它移过来放在室内中央的灯光下面。摄影室里还有成对的弧光灯，但没有打开。
“请看吧，先生。”他得意洋洋地笑了，指了指放在桌面上的三张证件。
豺狼拣起了第一张，拿到灯下看了看。这是他的驾驶执照，第一页上贴着一张纸，纸上写明：兹批准伦敦西一区的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先生，驾驶1a、1b、2 、3 、11、12和13类机动车。有效期为1960年12月10日至1963年12月9日（包括9日）。其中写有车牌号码（当然是个伪造的）以及“伦敦市议会”和“1960年陆路交通法”等字样。接着是“驾驶执照”和“15先令税款已付”。豺狼认为，这是一份完美无缺的假证件，完全可以满足他的要求了。
第二张证件是一份简单的法国身份证，用的是安德烈·马丁的名字，年龄53岁，生于科尔马，在巴黎居住。他本人的一张照片贴在证件的一个角上，比他自己老20岁。铁灰色的短发，神情有点发呆和不安。身份证上有点油迹，已经卷折过。是一张工人的身份证。
第三张证件他特别注意。这上面的照相和身份证上的不一样，而且颁发的日期也相差几个月。即使这些证件都是真的，那么颁发的日期也不会是一致的。这张证件上的照片也是他两个星期以前拍的，但是他手里拿的这张证件上的照片，衬衣的颜色深些，而且下巴上有一些短胡子。由于修饰技巧高明，给人们的印象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穿不同的衣服照的相。
这个造假证件的人手艺是杰出的。豺狼看罢，就把证件放在袋内。
“非常好，”他说，“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我祝贺你做得成功。我还应该再付你50英镑吧？”
“是的，先生。谢谢。”证件伪造者以期待的神情等待拿到这笔钱。豺狼从衣袋里拿出一叠10张票面为5英镑的钞票。用食指和拇指捏着。他说：“大概还有点别的东西应该给我吧，对吗？”
证件伪造者假装没有听懂，但是装得不像。
“什么？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