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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大前研一:无国界的世界

_6 大前研一(日)
  选择最有利的网络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产生一个创意,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创业的时候,要非常重视对网络的分析。
  对于你想做的事情,首先要思考,你将用什么样的网络连接最终的消费者,而现在已有的网络又是什么样的,从而在其中选择最有利的网络。在现有的网络中,如果存在对消费者而言不方便的地方,这就意味着有机会。你如果能创造一个网络,排除这个不方便,你就有可能做成大的事业。
  针对一直由国家垄断的邮政运输的不完善之处,大和运输的“宅急便”向顾客提供了非常细致的运送网络和服务,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不能创造这种网络,还可以利用网络的特性做资源的提供方。
  但有一点必须要切记,那就是“提供其他人无法替代的资源”。
  我们的下一章,就从泰德·特纳(TedTurner)谈起,他运用了马龙整合的有限电视网络,在美国缔造了一个新闻帝国。
  基于一个24小时无间断向全世界播送新闻的创意,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CableNewsNetwork)于1980年创立,并成功超越了三大网络。
“堀江现象”的启示(1)
  年轻族群在收入上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现象,已经在媒体乃至政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形形色色的建言与对策层出不穷,但这也许就是难以逆转的时代趋势吧。随着能力至上主义的不断蔓延,这种收入上的差距一旦拉大,恐怕就再也难以缩小了。
  我觉得,如果充分考虑个人在工作中所创造的附加价值的话,即使在收入上出现近乎百倍的差距也是合理的。从同一所大学毕业的两个人,在工作20年后,年收入却分别为5亿日元和500万日元,这个真实的事例容我在后文细述。如果以国际通行的标准视之,从事重复工作与简单业务的公司职员的年薪应该只有200万日元左右的话,那么,更为朝不保夕的自由职业者和打工一族,在收入上与社会精英阶层产生巨大的差距自然不足为奇。
  日本的公司职员们不能再满足于在“好心”雇主的庇护之下过安稳日子了,现在到了对公司能否保障你平稳退休、国家能否支付年金让你颐养天年等事情时刻保持高度怀疑的时候。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今后无论公司或国家走向何方,职员都必须具备自力更生的能力,而相关的培训开展得越早越好。我所指的就是努力磨炼个人的“即战力”与“实战力”。
  我将在本书的序章中对甚嚣尘上的“堀江现象”给日本社会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及其功过是非进行深入分析;并在第一章至第三章中着重阐释如何拥有“即战力的三大神器”——“语言能力”、“理财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对于如何培养日本职员普遍欠缺的科学的学习方法以及在会议上探讨问题的能力,我将在本书的第四章、第五章中加以详述与总结;而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里,我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如何规划自己人生的蓝图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我深信,年龄不是问题,只要能从当下做起,就一定能够达到脱胎换骨的效果。而越来越多的个体发生改变,必将使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
  到目前为止,我创立了自发性的政策研究团体“平成维新会”,发起设立了发掘、培养商业人才的“一新塾”,同时,不断努力扩大致力于培养创业人士的“创业者商学院”和“商务飞跃”课程等事业。近期还专门开设了“商务飞跃”研究生培训课程。而以上这些,都是以鄙人对重建这个国家以及让年轻一代具备在严酷的竞争环境中生存的能力的满腔热望为基础的。
  最后,我希望大家都能以本书为参考,自由自在地悠游于这个时代。
  大前研一“堀江现象”的启示
  时间刚刚进入2006年,东京检察厅特别搜查部就强行搜查了活力门公司的总部,一周以后,包括董事长堀江贵文在内的四名公司领导层成员被逮捕。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
  2004年,堀江贵文因一手挑起了日本棒球大联赛近铁水牛队的收购大战而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时代宠儿”。从六本木新城多如过江之鲫的上班族的一员,摇身一变成为威震一方的明星人物,个中缘由甚或连他自己都无法说清吧。
  而就在此时,此前一直将堀江奉若神明的大众媒体,却一致调转枪口,争做“倒堀江派”的急先锋,同时痛批小泉首相极力倡导和推动的结构改革运动,因为,正是日本政府过度地放宽对相关领域的限制,才造就了众多如堀江这样笃信“金钱万能”的荒唐的年轻人。
  在得知活力门公司于正常股票交易时间外购入日本放送公司35%的股份时,我马上就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对这一违反《证券交易法》第141条的交易行为提出了质疑。当然,深知一旦这一行为得到政府默许,任何人都能在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的“专家”绝不会只有我一个,但却没有人站出来遏止这一行为。
  富士电视台的风波刚刚平息,堀江马上就声称要将自己持有的4000万股价值1428亿日元的活力门公司股票全部抛出套现,开始他的太空旅行计划。看到这一情况,我就作出了“看来堀江这回算是步入穷途末路了”的判断。
“堀江现象”的启示(2)
  正是日本政府过度地放宽对相关领域的限制,才造就了众多如堀江这样笃信“金钱万能”的荒唐的年轻人。
  迄今为止,我与全世界数百位企业经营者打过交道,对他们必须时刻面对风险与竞争,难以得到片刻闲暇的生存状态有着切身的体会,深感如果不是对公司或事业保有高度的热情与旺盛的斗志,是无法承受如此的重压的。更何况活力门表面上是一家网络公司,实际上却从事着庞大的资本并购,而涉足这一与IT产业毫无关联的领域,就必须拼命地到处收购那些非一流的公司,采用圈地的方式不断扩张企业规模以抬高公司股价,从而维持较高的市盈率。在这一过程中,稍有松懈就会导致公司的市值暴跌。在我个人看来,不断重复着这种如同走钢丝般的经营方式的堀江或许觉得,与其在终日的患得患失中饱受煎熬,不如在现钱落袋后立刻“斩仓离场”更为明智。而事实上,有着如此想法的经营者也不在少数。
  如果不是对公司或事业保有高度的热情与旺盛的斗志,是无法承受风险与竞争的重压的。
  也许,堀江若能早日撤出这个“硝烟弥漫的战场”,还能成为一个不错的电视演员。说到底,他还不是值得经团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简称,成立于1946年8月,是日本全国性的民间组织,其会员多为对日本经济有影响的大企业,其会长素有“财界总理”之称。——编者注三顾茅庐邀请加入的人才。
  如果活力门公司真的像安然或世通公司那样涉及企业犯罪,那对堀江就没有丝毫同情的余地可言,其所犯下的罪行必须全部加以偿还。
  总之,堀江现象不过是特定时代的昙花一现罢了,他的倏忽起落甚至称不上“顺应时代潮流”。我认为,对于堀江现象应该进行客观的分析,对其中有益的因素也应加以肯定。
  在当下,“秩序”一词的重要性已经渐趋弱化,只要有实力,即使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也可以一鼓作气爬到社会的最顶层。
“以下犯上”的时代(1)
  人气日渐低迷的职业棒球联赛在黔驴技穷之际,组委会召集各球会主席商讨两大联赛合并计划,而堀江贵文就在此时突然现身。
  在正式场合以休闲T恤示人,张口闭口“不应受人驱使”、“金钱万能”,所领导的活力门公司的主营业务更是让人无从知晓……这个颇为神秘的年轻人迅速聚集了人们惊异的目光,大众媒体因之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最初这种兴趣绝非出自好意。
  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人们对堀江抱有的反感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比起西装革履、在摄像机前只会讲些无关痛痒的漂亮话的旧秩序的维护者们,于电视节目上大言不惭地宣扬“我的资产是渡边恒雄渡边恒雄:日本《读卖新闻》社董事长,读卖巨人棒球队董事长。——译者注的100倍”的堀江,在如今的时代无疑更具魅力,也更易赢得大多数日本人的好感。
  我认为,堀江贵文等人最大的功绩在于,他们用自身的实
  践教导人们,21世纪将是打破秩序“以下犯上”的时代。
  在当下,“秩序”一词的重要性已经渐趋弱化,只要有实力,即使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也可以一鼓作气爬到社会的最顶层。这一点,早已在体育竞技与艺术领域得到了印证,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天才们不断以他们的成绩或作品感动着整个世界。但是,体育竞技有着各种各样的规则制约,而艺术与音乐作品也较容易辨别真伪。本来,如果企业经营与市场竞争也拥有足够透明度的话,其性质应该与体育竞技和艺术同样简单,但无论审计协会、企业董事联合会、东京证券交易所还是日本证监会,其状态在现阶段都只能说是“身处云雾之中”,因此,这只能是一种奢望。
  我认为,堀江贵文等人最大的功绩在于,他们用自身的实践教导人们,21世纪将是打破秩序“以下犯上”的时代。
  例如,堀江买入日本放送的股份及此后收购富士电视台的“战役”,向公众展示了即使公司的规模与地区级的超级市场差不多,只要能够使市盈率达到此前的50倍乃至100倍,在极短时间内筹措到700亿日元的现金也是易如反掌的。我曾在拙著《新?资本论》中论述过这种“倍率经济”的威力。
  堀江这一连串的“战役”反复在电视新闻及评论节目中播放,使得家庭主妇也对TOB(股票公开收购)、MBO(管理层收购)这种经济学的专业词汇了解得一清二楚,而我们更不能忽视的是,这一系列事件在激起大众对股市高度关注的同时,无疑又催生出众多的个人投资者。
  除了堀江以外,创立乐天公司的三木谷浩史、成立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等“六本木新城一族”六本木新城,东京旧城改造的典范,东京新兴高档消费区,六本木新城一族,即指一掷千金的新贵们。——编者注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勇敢地用与常识相悖的经营方式公开向旧秩序宣战。他们的出现令人们进一步思考时代变迁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作用和在幕府统治末期涌现出的一批又一批打破旧体制、点燃明治维新导火索的倒幕志士们无疑是相似的,故此,说他们勇于担负起时代的使命似乎并不为过。
  事实上,堀江贵文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曾将自己的前辈、同行孙正义比做壮志未酬的坂本龙马,而把自己喻为曾在明治新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伊藤博文。然而遗憾的是,有关他自己的比喻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让我说的话,他也是另一个坂本龙马。
  巧合的是,我的确曾于堀江被捕之前,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论述包括堀江在内的“六本木新城一族”的命运是否会重蹈曾作为明治维新运动先驱但却无法看到维新运动胜利的坂本龙马的覆辙。
  最终的结局是,堀江被捕;三木谷难抵TBS等经济实体的诱惑,投入1100亿日元的资金却难以保证是否能够收回投资;村上在以溢价收购的方式得到了阪神电铁近50%的股份后,自身却缺乏经营能力,如不能适时脱身,必将遭受极为惨重的损失。
“以下犯上”的时代(2)
  “六本木新城一族”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勇敢地用与常识相悖的经营方式公开向旧秩序宣战。他们的出现令人们进一步思考时代变迁的问题。
  如上所述,在成功地撼动旧体制之后,他们的表演行将结束。我的预言看来并非杞人忧天。
  那么,承继他们衣钵的又将是什么人?翻开历史书,我们会找到相似的先例。是的,在幕府体制被瓦解之后的日本,重新确立明治政府新秩序的是如同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福泽渝吉这样举足轻重的人。
  在活力门公司如日中天的时候,我所创办的“商务飞跃”研究生课程班曾以“想成为怎样的企业经营者”为题对学生们进行了调查,结果答案无一例外都是“堀江这样的”。然而,现在堀江的神话已然破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堀江打破旧秩序的基础之上构建崭新的企业经营模式,成为真正的国际化的商务人士。
  而这就是我专门写作此书论述“即战力”的原因。
30岁成功,40岁退休(1)
  因工作的缘故,每年我都会前往多个国家。我发现,虽然世界广阔,但像日本职员这样因缺乏危机感而逍遥自在的人还真是少有。
  虽然人类社会早已进入实力至上主义时代,但几乎所有的日本人无论在学校还是公司,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乘坐着“自动电梯”。此前,这部“电梯”无一例外地在人们四五十岁的时候,将他们输送到课长或是部长的位置。这种看似理所当然的进程,最近却因失业率的上升与企业业绩的普遍恶化而被打乱。也正因此,在这个“万事讲究平均”的国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了“出人头地”与“丧家之犬”的概念。
  也许有人会说我有些鸡蛋里挑骨头。然而,如果我们将这种“坐电梯式”的个人发展方式放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来看,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它的荒谬所在。
  例如,在美国,没有一个人会幼稚地认为只要进入一个好公司,就可以等着天上掉馅饼,过上好日子。美国人的常识是,在20多岁的时候考入名牌大学,首先拿到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尽可能地出入于各种社会精英人士的聚会,努力向周围的人推销自己。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尚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得这样积极呢?
  优秀的商务人士在30岁左右就应该成为某个企业的总经理或董事长,否则到40岁都未必能够成功——这就是美国商界通行的成功标准。
  那正是因为美国的商务人士都将而立之年视做其获得成功的最终阶段的缘故。在35岁的时候成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40岁的时候将自己的公司转手获利,就此引退,在加勒比海的沙滩上享受人生。实现这样的美国梦,是绝大多数美国商务人士的终极目标。
  而据我的观察,美国的商务人士的确有许多都在30岁左右达至成功的境地。优秀的商务人士在30岁左右就应该成为某个企业的总经理或董事长,否则到40岁都未必能够成功——这就是美国商界通行的成功标准。最近,德国似乎也受到了这种影响,众多商务人士为了尽可能早地在德国乃至海外取得成功,而掀起了学习工商管理知识与提高英语水平的热潮。
  在这一点上表现更为突出的是印度。设若相扑可以被称为日本的“国技”的话,那么印度人最值得骄傲的东西则是“学习”——不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以完善自身。这是因为,所有的印度人都意识到,对于制造业基础薄弱的印度来说,如果不靠全民学习来增强自身的实力,进而大力发展服务业的话,必将被日新月异的世界所抛弃。
  因此,众多的印度青年都认准了只有获得大学文凭才能够活跃于当今社会这个道理,争相奔赴欧美及澳大利亚等国的一流大学留学。但是,由于印度学生的考试成绩十分出色,如果全数接收的话,学校恐怕就会被印度学生所“占领”。因此,上述国家的不少学校在入学考试时都默认一种被称为“印度折扣”的制度,也即有意压低印度籍学生的分数。
  设若相扑可以被称为日本的“国技”的话,那么印度人最值得骄傲的东西则是“学习”——不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以完善自身。
  当然,印度学生都有点儿自以为是的通病,习惯于在应试资料中把自己描述成不世出的天才,从这个角度讲,“印度折扣”或许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虽然和创立了SantiamComputerSevers公司的马林纳?拉什一样,绝大多数印度人的工作动机都源于为振兴本国经济出力,进而依靠创造就业机会等手段解决贫困问题的远大志向,而并非40岁左右退休在加勒比海享受生活的功利目标,但是,在趁年轻时进入欧美等国的大型企业工作,努力在30岁左右成为成功的商务人士这一点上,印度与美国并无二致。
  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也大多将30岁视为一个人彻底成熟的标志,越来越多的人在按照“30岁获得成功的日程表”不辞辛苦地打拼着。
  而这才是21世纪的标准“日程表”。
30岁成功,40岁退休(2)
  然而,为何唯独日本人会将50岁后成为公司事业部的部长视做理所当然的事情呢?而且,即便在没有绝佳机会的35岁到50岁之间的这段时期,日本人也几乎从不学习,而专注于公司内部人际关系的蝇营狗苟。据此,我在30年前就将这一时期命名为“鬼迷心窍的15年”。在这15年中,年轻时的血气方刚与强烈的进取心都被消磨殆尽,而一个尸位素餐的公司职员的“染色体”却就此生成,最终在50岁时成就了一个畏惧挑战,只知谨小慎微安生度命的公司事业部部长。
  在世界经济逐渐向“无国界经济”过渡的时候,任何企业都不能单纯依靠本地消费者和国内的市场而存活。
  不知读者有没有想过,在日本的企业里,这些或许都是“常识”,而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这早已成为鲜有的荒唐景象。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全球化愈演愈烈的时代,生存在落后于别国20年的环境中,对于一个商务人士来讲,是多么致命的事情啊。
  话又说回来,为什么只有日本落后于别国20年呢?事实上,日本在战后不久就曾涌现出一批30多岁的杰出商业精英。松下幸之助在30岁时确立了事业部制度;藤泽武夫与本田宗一郎相遇进而就任本田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在30岁时;而盛田昭夫和井深大等人创建索尼公司的前身东京通信工业公司时甚至只有20来岁。
  但是,在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之后,老职员占据着主要职位,新职员必须在接受老职员教导的同时等待职位的空缺这种日本公司的形象逐渐深入人心。那落后的20年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奠定了基础。
  如今,抱着“我在日本企业里工作,什么世界标准随他去”的想法显然是不行了。在世界经济逐渐向“无国界经济”过渡的时候,任何企业都不能单纯依靠本地消费者和国内的市场而存活。类似在一夜之间企业就被收购,自己的上司换成韩国人,或是参加企业间的高尔夫球比赛时发现对手竟没有一个是日本公司的人这样的事情,今后将成为家常便饭。
  此外,正如前文所说,即使身处“好心”雇主庇护之下的日本企业之中,它也无法再为你的正常退休提供保证。更有甚者,也许在10年、20年后,这个国家都不能再很好地守护它的国民。
  故此,今后日本所有的商务人士都必须学会无论公司、国家发生怎样的变化,自己都能够独立生存的本领。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但无论美国、印度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几乎所有的商务人士都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在工作着。可以说,这作为常识早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至此,若某些人还对“电梯”的正常运转抱有些许幻想的话,我奉劝他们赶紧开始全速登上旁边的“楼梯”,为储备体能而发奋训练吧。
  21世纪是呼唤精英的时代
  众所周知,日本的强盛之源在于产品制造与加工,但当听到政府要制定政策进一步保护制造业发展的消息之时,我却产生了恍若隔世之感。
  的确,日本在战后能够成为GDP排名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靠的就是像松下电器、索尼这样在国内生产质优价廉的产品并出口国外的企业。2006年,前经团联会长丰田汽车公司的奥田硕董事长在卸任时召开记者招待会,提名佳能公司的御手洗富士夫为下任会长,而其理由之一就是御手洗氏是致力于不断开发尖端技术的大型制造业企业的管理者。
  然而,对于认为日本应继续依靠制造加工立国的意见,以及只要制造业屹立不倒,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就无法撼动的观点,我仍然感觉不知所云。
  佳能公司在众多日本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的时候,却逆潮流而动进行着将制造加工部门迁回国内的尝试。然而,也只有像佳能这样拥有着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及雄厚实力的公司才敢于做这样的尝试,如果要其他稍逊一筹的制造业企业也照搬此举的话,无疑是十分残酷的事情。
  我认为,日本的制造业企业今后无须再拘泥于国内生产,甚至应主动抛弃“国内生产”的旗帜。原因就在于,根据经济学通则,如果制造同样品质的产品,自然应选择生产成本较低且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地区作为生产基地。
30岁成功,40岁退休(3)
  世界范围的分工协作和全球性的生产资料调配正是21世纪“无国界经济”模式的特征。如果日本所有的产品都像大米一样崇尚国内生产的话,那么在澳大利亚10公斤只要250日元的大米,日本消费者却要支付2500日元才能买到,类似这样不近情理的事情将会层出不穷。
  假如某些人担心一旦丧失旧有的制造加工基地的地位优势,日本的经济将会风雨飘摇的话,不妨去看看近邻新加坡。在把制造加工业转移到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后,新加坡大力扶植本国的服务业,从而在经济发展速度上一举超过日本。
  环视整个世界,我还没有看到哪个国家用国民税收来扶植某一产业而获得良好结果的。
  因而,我认为最为恶劣的就是“日本依靠制造加工立国,现在更需要国家与产业界团结一致,依靠制造业的优势令日本在世界经济浪潮中屹立不倒”这样经团联式的想法。假设这样的想法真的付诸实行,那么消费者、纳税者作为弱势群体必将成为受驱使的对象,蒙受巨大损失。这是对自由经济的亵渎,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况且,环视整个世界,我还没有看到哪个国家用国民税收来扶植某一产业而获得良好结果的。
  作为世界三大渔场之一的加拿大纽芬兰,以盛产北极鲑鱼而驰名天下。但是由于当地海域一年到头终日风急浪高,致使渔民们的生活总是难以安定。为此,加拿大政府颁布了渔民只要一周出海捕鱼两天以上,政府将提供补贴以保证渔民在不出海时候的收入的政策。政令一出,所有的渔民一周只出海两天,受此影响,加拿大北极鲑鱼的产量锐减,最终落到不得不从智利进口人工养殖鲑鱼的地步。
  另一个例子来自德国。政府为失业者提供最长9个月的失业保险,这使得众多国民选择在一年中的9个月无所事事,从而成为社会的一大难题。作为一向以勤勉著称的日耳曼民族,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佳能公司虽是制造业的巨头,但在企业经营困难时期也没有选择走与理光公司合作这样的捷径。真正令他们再攀高峰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毅然舍弃了个人电脑事业部,将资源投向其他数码产品的研发。而重要的是,做出这一英明决断的人,必须是企业的最高层领导。
  故此,我觉得在日本这个国度里,最急需的并非制造业的发展,而是努力培养像御手洗董事长这样的人。
  或许有人又会担心这样做是否会导致某些个体或部分企业独强,而日本经济整体趋弱的局面。对此,我奉劝他不妨去美国的夏洛特市或奥斯汀市看一看。曾是波音公司的“城中城”的夏洛特,现在已然成为了“比尔?盖茨市”。而奥斯汀市以20%的惊人经济增长速度成为拥有上百万人口的高科技都市,靠的就是戴尔电脑公司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
  所以,为了国家的繁荣兴旺,我们应该共同祈祷像盖茨或戴尔这样的人才不断涌现才是。
  21世纪是呼唤精英的时代,拉帮结派的方式已然过时,如果不认清形势的话,惟有吞下失败的苦果了。
  事实上,美国总统在探讨经济问题的时候,并不会同像经团联这样的经济团体召开圆桌会议,而是直接把电话打给比尔?盖茨或是思科系统公司的约翰?钱伯斯。
  综上所述,21世纪是呼唤精英的时代,拉帮结派的方式已然过时,如果不认清形势的话,惟有吞下失败的苦果了。
  正是由于IT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因特网的普及,人类社会这块“新大陆”的经济运行模式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新大陆”的戒律(1)
  幕末时期,以坂本龙马为代表的勤皇志士们,并非如无根之草般突然出现在这个国家的。当时,日本已经受到了来自依靠产业革命而兴起的西方列强国家的威胁,这群青年凭借敏锐的感觉辨别出时代的动向,因此提前做出了反应。
  与此相同,堀江贵文等人的出现并非为了改朝换代,而是因为他们具有敏锐地发现时代即将产生变革的能力。他们意识到在这个全新的世纪,比起往昔的日本人那种埋头苦干的方式,似乎新的做法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从而率先采取了行动。
  的确,在他们沐浴在聚光灯下的20年前,时代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关于这一点,我早已从各个角度加以指明,那还是在1985年。
  就在这一年,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出现宣告了东西方冷战的终结。与此同时,美日两国签署的《广场协定》迫使日元升值,宣告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结束。而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微软公司推出了“视窗10”软件。
  至此,全世界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都被比尔?盖茨一手掌控,这进而成为20世纪90年代因特网发展和普及的起点。
  为了表示对这一变化的直接策划者盖茨先生的敬意,我总愿将1985年以前称为“前盖茨时代”(BG),之后则称为“后盖茨时代”(AG)。而这一表述绝非夸张,正是由于IT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因特网的普及,人类社会这块“新大陆”的经济运行模式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由于此前的世界经济全部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之上,运行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较为简单,企业也较容易制定获取利润的战略。而现今,在“实体经济”之外,又有“无国界经济”、“虚拟经济”、“倍率经济”等多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出现,各种经济模式之间呈现彼此交叉、盘根错节之态,使得国际经济空间变得异常复杂。因此,过去的种种常识与做法就变得不再适用。
  首先,随着“无国界经济”模式的出现,货币、信息、劳动力等经济因素全都摆脱了国境线的束缚。全球的财富集中向利率高的地区流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中国如今成为了“世界工厂”;如果工作环境如同客服中心一样要求使用英语,欧美企业会毫不犹豫地把印度作为BPO(业务流程外包)的首选;而众多印度的优秀医生及企业管理者则冲出亚洲,活跃于欧美等国的医院和企业。
  如果无法准确地把握这个全新时代的脉搏的话,无论在旧时代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历史的企业,也会像老式唱机或是偏光板一样难逃遭淘汰的命运。
  其次,“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得年轻一代手持一杯咖啡稳坐星巴克中,通过手机登录谷歌(Google),就可将世界各国的信息尽收眼底。现在,全球拥有个人URL的“虚拟经济”受益者已超过10亿,并且仍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增加。对于这些人来说,音乐是从互联网上下载的东西,而照片不过是电子数据罢了。
  如果无法准确地把握这个全新时代的脉搏的话,无论在旧时代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历史的企业,也会像老式唱机或是偏光板一样难逃遭淘汰的命运。顺带说一句,最近手机小说获选文学奖在日本国内引起了争论,几年之后,手机小说也许将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今后,在公园的长椅上闲坐,利用手机或是别的数码产品阅读书报才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吧。
  而提到“倍率经济”,尽管“六本木新城一族”表现活跃,这一概念也只是在最近一两年间才为人们所了解。随着个人投资者的激增,从某种意义上讲,将手中的钱存入利息微薄的银行,不如购买股票获利更为保险吧。只不过,倍率就意味着有赚有赔,特别是投资失败所受到的损失较之“实体经济”模式下更为惨重,关于这一点希望大家不要忽视。
  自己来决定前进的方向,只有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人才
  能够获得生存的机会,这就是荒野之上唯一的法则。
“新大陆”的戒律(2)
  总之,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世界已步入全新的时代。是否保有对远离过去田园诗般生活的乡愁悉听尊便,但想要在新时代克隆过去成功的经验则纯属无益之举。
  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荒野,甘泉在何方?哪块土地适宜耕作?猛兽毒蛇会否现身……西部开拓时期的美国人面对辽阔的西部平原,所思考的一定是类似的问题吧。如果在此时死抱着既有的做法而不知变通,恐怕连生存都无法保障。
  自己来决定前进的方向,只有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人才能够获得生存的机会,这就是荒野之上唯一的法则。
在“新大陆”生存的条件(1)
  这还是2005年拙著《专业主义》《专业主义》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编者注出版时的事情。最初,出版社告知我该书首版计划印行3万册,但在书还未上市之前,我又接到了出版社加印3万册的报告。探寻个中原因,我发现,全国各地的书店在看到亚马逊网站上对拙著的介绍后纷纷发来订货单。其实,说是介绍不过是将目录和印有鄙人照片的封面放在了网页上而已,导致该书热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下次出书要加入笔者更多的照片才好吗?
  说不定照片的确对书的销量有所帮助,然而该书加印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在于书名的影响。
  最终能够在如今这个时代生存下来的,既非专才又非通才,而是真正的专业人士。
  越来越多的日本青年正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他们都将自己的未来与公司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然而,不久后他们发现,这里没有终身雇佣制度,如果做不出成绩就会被炒鱿鱼;公司在一夜之间被卷入全球化、IT化的浪潮之中,需要学习的东西堆积如山;媒体不负责任地大肆宣传“出人头地”与“丧家之犬”的概念,甚至从首相的嘴里也漏出了“社会的两极化是必然的”这样的只言片语。曾几何时,在歌曲中被形容为“轻松赚钱”的上班族生活竟然一去不复返了。
  我觉得,或许无数个有着相似遭遇的青年在思考“我们今后到底要怎样活着”的时候,偶然了解到大前这个老头喊出了“专业主义”,继而顿悟“就是如此”。由此,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
  在现在的公司这样工作下去是否是最好的选择?银行存款、健康保险和自有住房会不会发生变化?国家能为我的老年生活提供保障吗?靠我的工作能够支撑起整个家庭吗?从1985年到现在的20多年间,终于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意识到世道的变化,并开始怀疑那些此前一直深信不疑的种种看似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仅仅意识到是远远不够的。懂得在荒野中的生存之术,却无法加以实行,最终仍难逃被淘汰的命运。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才选择将“专业主义”作为拙著的书名。最终能够在如今这个时代生存下来的,既非专才又非通才,而是真正的专业人士。因此,我认为为“专业主义”鼓与呼的人们实在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那么,为什么专才或通才在这个时代都行不通呢?
  我所说的专才指的是会计师和律师这样获得国家认证的某一领域的专家。的确,精通所有的会计准则,能够保证日常业务毫无差错的人,以及对琐碎繁冗的法律条文了如指掌的人,都曾经是企业不可或缺的人才,可是,环顾当今的美国,绝大多数会计师的工作已经被一种叫“Clicken”的软件所取代。律师的工作也被“FamilyLawer”、“thelawcom”等收费低廉的法律咨询网站所包办,许多律师事务所只能勉强维持。本来,律师事务所的收费标准是每小时100美元,而网站代理一个案件每小时只需支付14美元,人们自然愿意选择后者。
  真正的专业人士即便将其置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他也能够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判断力与洞察力,发现前进的方向,进而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医疗方面亦是如此,在美国做一个心脏搭桥手术需要5万美元,而在印度只需支付1/10也即5000美元,且成功率高达997%。故此,有保险公司推出了在印度进行手术的保费低廉的健康险种,现在每年有近15万美国人进行着这种“医疗旅行”。
  像这样的专门技术,由于受到固定规则与程序的制约,所以可由电脑轻而易举地代替人来完成。总之,在虚拟和“无国界经济”模式的作用下,这些行业佣金的水准必将一落千丈。
  而所谓的通才,其所具备的能力受职业的影响不大,因此也有不少人将自己的未来发展定位在成为一个“超级全能人士”上。但即便是这样的人,在当今也难逃碰壁的尴尬。这是因为“隐蔽大陆”的存在,无论在领导组织和操控他人方面有着怎样高明的手段,面对虚拟经济模式下的“地球村”,怎样的通才也只能对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与企业徒呼奈何。
在“新大陆”生存的条件(2)
  我们看到,不管是专才还是通才,一旦外部的环境与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所具有的本领与技能就成为了摆设。
  然而,真正的专业人士不会这样。即便将其置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他也能够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判断力与洞察力,发现前进的方向,进而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想要在当今人类世界的“新大陆”上生存下去的话,只有依靠这真正的专业主义。
专业主义精神(1)
  位于美国波士顿市郊外的耐克公司总部,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校园”。在其中矗立着“迈克尔?乔丹大厦”、“约翰?麦肯罗大厦”以及“鲍比?杰克逊训练中心”等一座座用与耐克渊源颇深的运动员的名字命名的建筑物。
  “耐克公司提供赞助的对象应该具有在10年乃至15年的时间内‘君临天下’的能力。”
  众所周知,耐克只会对上述这些世界顶级运动员提供赞助。而在我担任耐克公司董事的时候,适逢野茂英雄进入美国职业棒球联盟,他因在比赛中多次帮助洛杉矶道奇队将对方球员封杀出局,而获得了那个赛季的最佳新人奖。为此,他的经纪人来找我,提出希望耐克公司把对野茂的待遇提高一个档次,以及在野茂生日的时候让野茂与迈克尔?乔丹共进晚餐等种种要求。由于野茂当时被人们视为日本的民族英雄,故此,我向耐克公司的董事长菲尔?奈特转达了经纪人的这些要求,但却没有获得他的首肯。
  菲尔认为,为了耐克公司的发展,公司只应对至少5年之内能够在各项竞技领域中保持前5名水准的运动员提供高额赞助,而“野茂还是一个未知数”。此外,他还说“提供赞助的对象实际上应该具有在10年乃至15年的时间内‘君临天下’的能力”。
  从此后野茂所取得的成绩来看,我必须承认,菲尔在当时没有立即答应那些要求显然是正确的。野茂的确有着巨大的潜力与非凡的斗志,然而由于外界环境的影响,他的状态总是难以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他是一个专业人士,不如说他是一个只会打顺风球的专才罢了。
  在野茂成功地打开通往美国的大门后,几乎所有日本的一流棒球选手都曾远渡重洋去挑战美国职业棒球联盟。然而,到美国后依然能够保持在日本时的水准的选手仅占少数。故此,这些人最终只能是日本棒球界的专才。
  像松井秀喜那样具有只要有必要,就彻底放弃从前的那些常识以及成功的经验,一切从零开始学习的勇气与机变是十分了不起的。
  在这一点上,或许只有在美国职棒联盟登场以来到现在,其表现每年都没有辜负球迷期望的铃木一郎和松井秀喜选手才配得上“专业人士”这个称号。这两人在进入全新的环境后,很快就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给出了自己漂亮的答案。特别是松井,当他发现自己的风格在美国行不通后,果断地放弃了在比赛中对击出本垒打的追求,成功转型为重视打击率与得分能力的击球手。
  像松井选手那样具有只要有必要,就彻底放弃从前的那些常识以及成功的经验,一切从零开始学习的勇气与机变是十分了不起的。这也就是无论在何种环境下也不会“褪色”的专业主义的现实例证。
  然而,绝大多数普通人却无法做到这一点。特别是那些在过去的年代里曾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的人,由于对自己所具备的知识及惯常的行为方式持有过度的自信,反而使得他们难以认清新环境的本质,而处处碰壁。
  有关这一点,就连哈佛大学与斯坦福大学的MBA课程也未能例外。这些课程现在仍然在案例分析时要求学生们像背方程式一样记住迈克尔?波顿的框架理论,然后将不同的事例填充进去做出回答。然而,框架理论是以旧时代的企业通行法则为基础的,在新时期,世界经济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显然行不通了。
  事实上,我在几年前就做过调查,近半数在哈佛大学MBA案例分析课中被当做经典例子的企业,都已破产或是被其他企业所兼并。这一情况正好说明了,即使再精通20世纪的种种规矩与法则,在21世纪也无法获得成功这一说法绝非夸大其词。
  因此,在我开办的BBT研究院里,并不注重案例分析及框架理论。虽然我也会向学生灌输通行的常识与经验,但这却绝非主要的。我的方针是,将课题布置给学生,让他们进行充分地调查、思考并得出属于自己的答案。就算某些时候方程式是必需的,我也会对他们说“那就自己想出一个吧”。
专业主义精神(2)
  如果全日本的大学与企业都能够采用这样的教学与培训方法,再加上日本人较强的基础学习能力,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如松井和铃木那样活跃在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但是,现在我还看不出这样的趋势。许多商务人士在咨询我时所提的问题也基本上不外乎“今后要具备怎样的技术,获得什么认证,才能够出人头地”等等。
  最近,某些人终于意识到,日本人依靠拼命的努力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然而或许此后耽于安乐的日子太过长久,几乎所有的国民都基本丧失了危机感。的确,在我眼中,冰山正在不断逼近,但绝大多数日本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而继续在“泰坦尼克号”上夜夜笙歌。
  日本的酒店业不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吗?10年前的“三大家”——东京大仓酒店、新大谷酒店以及帝国酒店在不知不觉间被拥有外资背景的东京凯悦花园酒店、东京威斯汀大酒店和东京丸之内四季酒店这“新三大家”所取代,现在无论从销售、利润还是知名度上都被排除出酒店业前10名之外。而今后,位于六本木新城范围内的东京凯悦大酒店、处在东京中城的丽兹?卡尔顿酒店以及位于日比谷十字路口的半岛酒店极有可能成为“新新三大家”。曾经被人们视为如“泰坦尼克号”般永不沉没的“三大家”,在外资这座冰山前竟也不堪一击。
  由于对经济稳定的脆弱性,以及陷入危机后国家、财团都不足以依靠这一点有着充分的了解,韩国人对要具备能够承受外界条件发生各种变化的个人能力有着极高的自觉。
  诸如此类的事情无论在个人身上还是企业界都不胜枚举,此后上升到国家的层面也并非没有可能。
  日本的近邻韩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座“冰山”相撞,让所有国民都体味到被置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辖之下的屈辱。从那时起,韩国人普遍意识到仅仅强调“做大”、“抱团”是不行的,随着现代、大宇、三星、LG、SK五大财团相继分拆,各个企业开始独立地迎接来自海外的挑战,韩国的经济状况也得以迅速好转。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对经济稳定的脆弱性,以及陷入危机后国家、财团都不足以依靠这一点有着充分的了解,韩国人对要具备能够承受外界条件发生各种变化的个人能力有着极高的自觉。
  一个国家有多少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呼风唤雨的专业人士,甚至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国力。
  例如,在我担任名誉客座教授的高丽大学三年前进行改革的时候,该校校长做出了“努力培养本校学生,使他们中的半数在10年内成为各国大型企业的亚洲区负责人”的英明决策。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着力培养学生的外语能力与国际化视野,因此,该校决定学校的一半课程都用英语教学,而包括我在内的新任教授都必须具有在国外的教学经验。
  与此同时,作为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名誉教授,我深感该校学生们对学业的认真劲儿与高丽大学不相上下。其在课堂上提问的尖锐程度,有时甚至让我不寒而栗。想必各位读者能够想象出她们有多么厉害。
  总而言之,21世纪是呼唤精英的时代。一个国家有多少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呼风唤雨的专业人士,甚至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国力。而无论韩国、印度还是北欧五国,都已经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围绕这一点开始行动了。
  但是日本为什么只对自由职业者及失业者有相关的培训计划,而在培养拥有国际水准的商务人士这一方面却恰恰无所作为呢?
  政府不惜税金在保护和帮助银行、企业摆脱危机,救济失业者及危房居住者方面大力投入,可对全世界各国都甚为重视的人才培养项目却舍不得拿出一文。此外,无论政府还是教育部门对现在国内的人才标准能否在21世纪的世界通行这一点都没有丝毫危机感。我认为,日本现在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在于全社会对教育方法、培养人才等事务漠不关心。而这10年来,我之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创业者商业学校及“商务飞跃”研究生课程的工作,正源于我对这种危机的深刻认识。
专业主义精神(3)
  既然国家不为我们提供相关的条件与环境,那么各位读者只有努力自修了。
  拥有即战力所必需的“三大神器”
  所谓即战力就是即使进入全新的环境,也能够通过冷静地观察发现事物的本质,继而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与计划,而这也就是专业主义。
  想成为专业人士当然最好能够以身边的专业人士为榜样,但是环视四周,非常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发现在当今日本的公司里有配得上专业人士称号的人。
  而如果你向30岁以上落后于世界标准20年,死抱着“这样做就一定能行”等过去的成功经验不放的上司、前辈学习的话,或许会变得一无是处。
  我必须提醒各位读者注意的是,不要将即战力与能够为你现在的工作提供帮助的技能或是认证视若等同。它并非是像这些对你将来的发展毫无帮助的东西一样,肯花费时间就能够培养出来的。即便你像所有中规中矩的公司职员那样模仿那些工作卖力的前辈,潜心于与客户的交往,并在公司内培养良好的人脉关系,但在企业突然被外资所并购之后,面对“空降”过来的美国上司“你会用英语进行商务谈判吗”的提问,如果你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回答“Yes”的话,一切就只是白费。
  简而言之,所谓即战力就是即使进入全新的环境,也能够通过冷静地观察发现事物的本质,继而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与计划,而这也就是专业主义。
  故此,在我们身边如果没有这样的专业人士的话,不妨将视线转向全世界。
  从麦肯锡起步,在美国运通、纳贝斯克、IBM等众多性质不同的世界知名企业获得成功的路易斯?加西亚,CNN的创始者泰德?特纳,从印度的小型钢铁公司开始,依靠收购俄罗斯、中国以及东欧等国几乎成为“古董”的钢铁厂,成为钢材产量世界第一,进而将排名世界第二的阿塞洛钢铁公司收入囊中,一飞冲天的拉克希米?米塔尔,此外还有创立了SantiamComputerSevers公司的马林纳?拉什和WiproTecnology公司的阿基姆?H?布莱姆、Infosys的纳拉亚那?穆尔蒂以及纳尔丹?尼莱卡尼,这些人才是商界真正的专业人士。
  而在日本,恐怕只有赴美400次以上成功开拓了北美市场的盛田昭夫,以及经过20年的努力获得印度及匈牙利市场占有率第一位的铃木汽车的铃木修这样经过千锤百炼的人,才能够被称为专业人士。
  具备上述这些人的能力与资质,才能够达至专业主义的境界。
  外语能力、理财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打
  开专业主义大门的钥匙。当然,专业主义的内涵甚为广阔,但
  拥有这“三大神器”,才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畅通无阻。
  以我的观点,外语能力、理财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打开专业主义大门的钥匙。当然,专业主义的内涵甚为广阔,但拥有这“三大神器”,才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畅通无阻。也即是说,以上三种能力是成为专业人士的最低要求。
  我认为尚不具备这三种能力的职员,显然是与世界水准不相容且正拿着过多工资的族群。因为,仅仅是处理简单业务的话,以世界通行的标准来看,职员年薪最高只应有200万日元。
  虽然公众媒体在鼓噪收入差距问题上起到了“杰出”的作用,但这说到底是时代的趋势,恐怕是难以遏止的。同时,随着能力至上主义的不断普及,公司职员在收入上也许会产生更大的差距。
  我觉得,如果考虑个人在工作中所创造的附加价值的话,即使在收入上出现近乎百倍的差距也是合理的。从同一所大学毕业的两个人,在经过20年到45岁时的年收入却分别为5亿日元和500万日元,而根据职业的不同,年薪可以在200万到2亿日元之间浮动。虽然现在看来年薪500万日元还算不错,但随着各企业的简单业务逐渐向印度等国转移,恐怕这一标准只能跌落到200万日元。而对于因为企业破产或是被炒鱿鱼失去工作,只能依靠打工维持生活的人来说,其收入水平自然更在这一水准之下。
专业主义精神(4)
  如果考虑个人在工作中所创造的附加价值的话,即使在收入上出现近乎百倍的差距也是合理的。
  因此,对于公司职员来说,此后也只能靠个人能力获得相应的收入。这也是“新大陆”的另一个颇为严厉的戒律。
外语能力指的就是英语能力(1)
  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外语能力、理财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具备即战力的专业人士所必备的“三大神器”。此外,能够熟练运用电脑等办公设备也是必需的条件。
  而在这些条件中,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外语能力。我深感,日本人的外语能力与其说具有世界水准,不如说还仅仅处在最初级的水平。绝大多数日本人都缺乏对于世界经济正在向无国界化过渡的认知。
  对于那些认为在日本企业工作只需懂日语就万事大吉的人,我想请问他们是否知道日产汽车现任总裁是哪国人。
  作为日本产业界代表的丰田汽车公司,其总部设在爱知县的丰田市(计划迁入建设中的名古屋站前街大楼),而实际上其汽车零件的生产与组装已转包给世界各国的相关企业。因此,现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丰田公司,工作地点并不仅限于日本。设若被委任至位于中国的工厂负责制定生产计划,那么部下就可能是讲汉语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懂日语的话,就会因无法与人沟通,而只能做在日本国内处理简单事务的职员。
  然而,我并不是说“如果想要在国际化社会中生存的话,所有的商务人士都必须精通汉语、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况且,即使我这样说的话,又有多少人真的会照此办理呢?
  难道当有人就外语能力向我咨询“今后掌握什么样的语言最具市场价值”时,我若回答西班牙语,那此人就会拼命下工夫,用一年的时间学会西班牙语吗?
  基本上只要会说英语,你就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种族的人做生意。因为英语就是21世纪的世界语。
  言归正传,我所说的外语能力是单就英语而言的。由于从市场价值来看,还没有任何语言能够与英语媲美,因此,如果在商务工作中能够熟练地运用英语和母语,那么就无须再去努力掌握其他语言。即使你的部下的母语是法语或是马来语,只需用英语做出指示即可,因为部下也会下力气掌握英语的。特别是时下,韩国与中国都掀起了英语学习的热潮。因此,不出几年之后,我们就能够与近邻用英语沟通了。如前所述,我在韩国两所大学担任名誉教授,在课堂上用英语讲笑话的话能够得到学生们热烈的响应,而在日本却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基本上只要会说英语,你就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种族的人做生意。因为英语就是21世纪的世界语。
  所谓世界语是波兰人L?L?柴门霍夫为了促进国际交流而于1887年创造的一种人工语言。它具有16条语法规则,并且使用字与音一一相对的表记方式,是一种十分容易掌握的语言。然而,由于在具体的使用方式上存在较大难度等原因,最终这种语言没有能够得以在国际上通行。
  但柴门霍夫的构想在当时使世界各国感到的确需要一种国际通行的语言。特别是法国,当时的政府认为若能让法语成为世界通行的语言,那么本国在外交及通商上将占据极为有利的地位。为此,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雅典?法兰西”学校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对法国文化及法语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虽然依靠这一方式,法语在当时国际上的外交用语方面取得了优势地位,但这种优势最终却没有能够维持下去。
  二战后,英语在转瞬之间席卷了整个世界,进而被公认为是国际性语言。
  并且,随着20世纪中后期因特网的触角向世界各个角落延伸,英语的地位变得更加不可撼动。据有关部门推算,在因特网上使用的语言中英语占80%,同时,有近七成的信息是用英语表述的。
  今后,英语一定会继续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内获得广泛应用。因此,说到外语能力,作为一名商务人士,必须具备能够在日常工作中熟练应用的英语水平。不具有这一水平的人,将被“无国界经济”所彻底封杀。
  所谓世界语是波兰人L?L?柴门霍夫为了促进国际交流而于1887年创造的一种人工语言。由于在具体的使用方式上存在较大难度等原因,最终这种语言没有能够在国际上通行。
外语能力指的就是英语能力(2)
  英语是“最为实用”的语言
  为什么世界语和法语未能成为国际通行语言,而英语却轻而易举地登上了这一宝座呢?
  这是因为二战后,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军事上均号称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使用的是英语。故此,美国没有也无须像法国那样人为地在全世界推行本国的语言。也就是说,正是经济规律的作用,令超级大国美国的国民所使用的语言成为了国际通行语言。
  无论何种语言,如果依靠人为推广的话,效果都不会理想。因为人们会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自然而然地选择“最为实用”的语言。
  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加拿大。加拿大联邦宪法规定英语与法语是本国的官方语言。然而,实际上,在加拿大真正使用法语的只有魁北克省(只说法语)和新不伦瑞克省(法、英双语),为什么呢?因为使用法语的成本太高了。
  例如,在首都渥太华所在的安大略省,只有5%的居民讲法语。即便如此,该省法令也要求在公共场合英语与法语并用。这就使得政府及司法部门的文件、交通标识等都要用两种语言表示,并且在公检法部门还要配备一定数量的懂法语的人员。为此,省政府必须支出一大笔费用,这给该省财政带来十分沉重的压力。
  正是经济规律的作用,令超级大国美国的国民所使用的语言成为了国际通行语言。
  而且,即使政府动用财政预算来维护法语的地位,由于加拿大处于北美经济圈,在商务活动中,人们仍旧不得不使用英语,这就导致讲法语的人逐年递减。
  因而,现在在加拿大,像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那样规定法语是官方语言,但由于使用人数较少故学校也可不教授法语的地区正在不断增多。
  同样的,魁北克独立问题没有出现在同样拥有众多法裔居民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就是因为当地政府并没有动用法律对语言进行强行规定的缘故。在使用何种语言的问题上,人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判断。而以严刑峻法的方式强行推行某种语言,无疑是不智之举。这样做必将得不偿失。
  与美国关系非同一般的以色列,在语言的选择上也具有和加拿大相同的倾向。以色列的官方语言是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但由于存在众多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年轻人,使得英语成为日常语言,因此这里也被纳入英语圈的范围之内。
  在爱尔兰,第一官方用语是一种被称为盖尔语(Gaelic)的爱尔兰本土语言,排在第二位的才是英语。但是,现在会讲盖尔语的只限于某些小城市的中老年人,而绝大多数国民都使用英语。正是由于这一点,爱尔兰才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得以举国一致,实现了“e-HUB”(电子中心)计划,从而吸引了大批国际知名公司前来投资。
  受惠于此,爱尔兰创造了被称为“凯尔特奇迹”的经济发展佳绩。假设该国在语言上仅仅拘泥于盖尔语的话,如今的爱尔兰可能仍旧会是一个弱小的农业国。正是因为有着大批有技能且会讲英语的劳动力,欧美等国的公司才选择了爱尔兰。
  如上所述,虽然选择某种语言关乎民族的同一性,但这种语言是否有益于商业贸易,是否是“实用的语言”似乎更为重要。
  当今的美国难道不是这样吗?路易斯安那州使用法语,得克萨斯州使用西班牙语,夏威夷州使用波利尼西亚语,而俄语则通行于阿拉斯加州。作为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政府并没有采取什么强制性的措施,所有的国民都自然而然地汇聚于英语的“旗帜”之下。这正是源于许多人感到在美国工作的话,英语是最为便利的。而有关语言的问题,巴塞罗那政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州的首府)也有着同样的经历,作为本民族语言的加泰罗尼亚语在当地总是难以普及。
  虽然选择某种语言关乎民族的同一性,但这种语言是否有益于商业贸易,是否是“实用的语言”似乎更为重要。
  就这样,二战后,由于美国经济影响力的不断增大,“英语是最实用的语言”的观点逐渐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同,并且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互联网的发达,这一观点进一步渗透到世界各地。
外语能力指的就是英语能力(3)
  如今在中国掀起的英语学习热潮,正是一种放眼看世界的表现。而且其教学方式也颇不寻常。例如让尚在懵懂之中的小学生面向墙壁默诵英语课文,或是为了提高操作电脑的熟练程度而要求学生练习盲打。虽然现在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一样都不怎么擅长英语,但只要这些做法能够持续下去,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一定会将日本远远地甩在后面。
亚洲各国的英语普及与教学情况(1)
  “无国界经济”的发展已使国民英语能力的差距体现在国家经济实力上这一点成为事实。特别是某些此前曾是英语国家殖民地的亚洲国家,由于切身体会到英语的重要,早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举国上下致力于提高英语水平,而其成果也无一例外地体现在这些国家的产业及经济发展方面。
  新加坡的国土面积虽只有琵琶湖日本最大的淡水湖,位于京都市以东。——译者注的大小,但却有超过500家的国际大型企业将亚洲总部设在此地。而这就是将英语确立为新加坡通用语言的“国父”李光耀的功劳。
  在将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同时,新加坡从澳大利亚等国引进了众多教师,要求他们在授课时使用英语。这一举措让当今新加坡的年轻人都具备了极高的英语水平。故此,欧美企业才能够放心地进入这个国家。
  在马来西亚,虽然马来语被指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但学校却同时用马来语及英语进行教学。这源于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的英明决断。
  顺带提一下,这也是当时作为马哈蒂尔顾问的我,向其建议“世界即将进入IT时代,如果只保持单一的马来语,必将落后于时代。贵国在英语教育方面还存在空白,希望您能重视这件事情”的结果。于是,马来西亚也学习新加坡,从英语圈国家引进大批教师,特别是在理工科教学方面全部采用英语授课。
  近年来,马来西亚逐步发展为亚洲的信息中心,在东南亚地区获得了仅次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成果,这一切自然与在英语教学环境下培养出的具有“双语”能力的年轻一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当然,排名亚洲第一的英语大国非印度莫属。在当地通行的语言包括以印地语为首的17种方言以及英语等众多语言。但印度的商务人士普遍都能够使用标准的英语,许多私立学校从低年级开始就只用英语进行教学。这是因为,印度从很早以前就成为欧美企业的“后院”,承担着诸如软件开发及客服中心等业务。
  特别是近几年来,印度在医疗领域也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不仅手术费用较之美国要低不少,而且医生又普遍会说英语。在医疗技术方面更有诸如“心脏搭桥手术成功率997%”的金字招牌。故此,印度成为美国人“医疗旅行”的主要目的地。此外,技术高明且英语流利的印度医师还被聘请到欧美等国的医院中任职。由于在美国有近30%的医生是印度籍,因此,美国人去印度治疗自然也不会产生丝毫抵触情绪。
  此前深受贫困和失业问题困扰而不得不进行劳动力输出的印度和菲律宾,现在依靠服务业而一举夺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白领阶层的饭碗。
  在看到印度因国民的英语能力较强而成为世界经济的热点地区后,菲律宾在这方面也开始活跃起来。比起印度,菲律宾人所说的英语没有那么明显的口音,而且显得十分耐心且亲切。最早发现这一点的是马来西亚的阿南达?克里斯。他在马尼拉的马卡蒂区设立的面向美国企业的电话接线中心如今已经上市。紧随其后,越来越多的电话接线中心诞生,当地以此为业的人数已达10万人。
  各位看到了吧,此前深受贫困和失业问题困扰而不得不进行劳动力输出的印度和菲律宾,现在依靠服务业而一举夺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白领阶层的饭碗。
  “财富越过国境,顺着电话线扑面而来。”最早在爱尔兰进行BPO(业务流程外包)的IDA公司总裁布莱安?克里根曾经这样说道。
  那么,日本又是怎样的情况呢?日本既不能像新加坡那样吸引众多国家的企业前来,又不能像印度那样成为欧美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以及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疗旅行者。通常情况下,绝大多数国际型企业都将亚洲总部设在香港或新加坡,而在东京只设立分公司。
  每天,CNN从香港,CNBC从新加坡向全世界发送着信息。而它们在日本均只设置了通信员。超过半数的欧美新闻社都将亚洲分社设在香港,有关日本的新闻只是地区性的简讯。虽然不能以偏概全,但日本全民性英语能力的欠缺肯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亚洲各国的英语普及与教学情况(2)
  特别是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对于日本变为“信息闭塞的岛国”这一现状,政府或财经界应该具有更多的紧迫感。因为国外新闻社对日本的报道仍然采取着与马可?波罗写作《东方见闻录》时相同的猎奇态度,故此,每当听到国外新闻社的通讯员对我说,“分社的社长将从香港过来,请大前先生一定赏脸见一面”时,我都十分生气。
  日本在众多欧美企业眼中仍然是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边缘国家,马可?波罗的描述至今仍在对欧美人的思想产生影响,我对此真是无话可说。
  在亚洲,中国人的英语水平也并不高。但是由于中国拥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而日本的人工费用又太高,故此日本实在难以像从前一样维持世界工厂的地位。而且,对于第三产业(服务业)来说,语言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而,我不得不说,如果日本人再不掌握英语,恐怕这个世界就不会再有日本的席位了。
为何日本人不擅长英语(1)
  许多日本人至今仍然无法摆脱依靠在国内勤奋工作,制造出优质的产品销往国外赚取外汇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而这一点正是日本人不擅长英语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想要在这个时代生存下来的企业,都应重用能够用国际通行的英语做出指示及进行业务商谈的员工。
  我已多次提到,21世纪的经济将会是“无国界经济”。在这一背景下,各国的制造业企业都将视野转向全世界,力争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产品,并在销路最好的地区出售产品。故此,像众多日本企业那样将生产基地设置在国内,以及采取只争取懂日语的消费者的销售策略,最终难逃被淘汰的命运。
  此外,想要在这个时代生存下来的企业,都应重用能够用国际通行的英语做出指示及进行业务商谈的员工。像德国的拜尔制药公司那样将英语能力作为部门领导晋升条件的公司越来越多,日本也应照此办理。因为在被美国企业收购的戴姆勒—奔驰、辉瑞、大陆等公司,不懂英语就完全无法开展工作。
  教育方面也存在问题。现在日本的学校仍在采取英文读解这种肇始于明治时期的陈旧的教学方法进行英语教学,许多学校的英文课只有“文法”与“阅读”而没有“听说”就是鲜明的例证。我对没有人对此感到不可思议而感到不可思议。
  说白了,学生使用这种以英语文章读解为中心的传统的学习方法,是永远无法使自身具备较高的英语水平的。退一万步说,即使学生也许通过这种方式掌握了一定的翻译基础,也不能靠翻译获得稳定的饭碗。况且今后,随着翻译软件的智能化不断提高,翻译这一职业存在的价值也渐趋于零。总之,日本目前的英语教育就是在下大力气向学生灌输根本不实用的英语。
  试想,需要在头脑中把对方说的话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翻译出来,这样如何进行商谈,又怎能在短时间内做出正确的指示呢?
  来自多个国家的员工参与同一个项目这样的情况,今后在所有的公司中都将是常有的事情。而在这种情况下,众人所使用的一定是英语。如果不具备像用日语与日本人开会或交换信息那样的英语水准,将无法开展工作。
  锻炼敏锐的英语听力
  那么,究竟怎么做才能够学会“实用的英语”呢?虽说较为困难,但只要转换思维方式,并立下不懈努力的决心,这绝不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在于耳朵。一定要锻炼出敏锐的英语听力。
  请仔细想想你是如何学会母语的?如果有从语法、造句以及默诵单词开始逐渐学会母语的人,我还真想见识一下。恐怕这样的人一个也不会有。
  最初是靠听母亲的细语,然后一点一点地模仿学说,5岁左右开始根据字帖摹写文字,这应该是一个标准的母语学习过程。总之,人们是通过“耳→口→手”这一顺序掌握自己的母语的,至于文章读解,那将是这以后的事情。
  练习敏锐的英文听力,最好是一天从早到晚不间断地收听CNN这样的英语节目。只要坚持不懈地听下去,就会自然而然地掌握英语独特的节奏和语调了。
  但是,为什么在学习英语的时候要将这一过程彻底颠倒过来呢?从英译日开始,在达到一定水平后,进而教授英语写作与日译英,当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都还停留在初级水平的时候,学校的英语教育已经完结了。
  日本人在背记英语单词的考试方面能够领先全世界,但却无法进行日常会话,全拜这种毫无科学性的教学方式所赐。无论是英译日还是日译英所学的都是僵死的英语,无论背记多少都对日常使用毫无益处。
  当遇到如“nosoonerthan…”(立刻)这样的英语惯用句的时候,为了让学生记住它,就要求他们背诵“妈妈一进来,我立刻就走出了房间”这样的例句,这就是代表性的日本英语学习法。但是,无论这一句子本身多么正确,这样的英语都永远无法在生活中运用。在实际的会话中,最需要的难道不是将“我为什么走出了房间”的理由告诉对方吗?
为何日本人不擅长英语(2)
  更为不堪的是,如果听不懂对方所说的话,那就无法知道说话对象关心的到底是“我走出房间”的原因,还是“妈妈进来了”。这将导致双方完全无法沟通。
  练习敏锐的英文听力,最好是一天从早到晚不间断地收听CNN这样的英语节目。即使你对“收音机一族”这一词汇不甚理解也没有关系,只要坚持不懈地听下去,就会自然而然地掌握英语独特的节奏和语调了。
  在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试着模仿耳熟能详的音节进行发音了。但是,在此时没有思考文意的必要。只要像学习动物的叫声一样着力模仿就行了。而这就是锻炼准确发音的方法。
  但是,日本人对于如此简单的方法却难以适应。不知是出于认真还是不会变通,总之,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学生们总是一定要考虑什么是正确的发音以及句子的意思是什么。
  这样做的话,好不容易所掌握的一点点英语又会被全部糟蹋了。故此请一定要摆脱旧有学习方法的诱惑。
  我想告诫那些追根究底的人,英语是没有所谓正确的发音的。就连美国人面对同样的单词,也会因身处纽约与得克萨斯而产生发音上的区别。关于这一点,美国人会认为只要能够交流就无所谓,而究竟哪个发音正确,那是语言学家的事情。
  在英语中,犬吠的声音为“Bau-u-u-”,但现实中美国的狗肯定不是这样叫的。只需模仿得像一些,那么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印度人都会知道那是狗的叫声,这就达到目的了。
  练习听力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听者也会逐渐掌握“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使用这种表达方式”的规律,这较之那些从一开始就将惯用句或是文法等强行灌入脑中的方式难道不是又快又好吗?
  英语是没有所谓正确的发音的。关于这一点,美国人会认为只要能够交流就无所谓,而究竟哪个发音正确,那是语言学家的事情。
  最后,我们只需通过实践提高运用英语的正确率就可以了。这与“不摔跤就无法获得进步”的滑雪法则是异曲同工的。
头脑精明却不擅理财(1)
  成为具备即战力的专业人士所需的“三大神器”中排在第二位的是理财能力,对此我不得不说,和外语能力一样,以世界水准衡量,日本商务人士的理财能力也是令人担忧的。
  话又说回来,日本的商务人士即使想要磨炼理财能力,其所处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也不允许。一个明显的例证是,若询问美国人“你的净资产有多少”,一般人都会马上将“我的房子、保险和持有股票的价值是多少,减去贷款后剩下的又是多少”这张个人资产负债表清清楚楚地开列给你。但是,日本人不要说自己所持有的资产,甚至连资产负债表这一概念都没有。
  在孩子成年后,他们所关心的只是金钱的量入为出,却十分不擅长资产管理及积极的投资理财。最终,即使成为经理,也只是徒具精明的头脑而没有正确的财务观念。
  这样的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幼年的教育。
  美国人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会在日常谈话中频繁地向其灌输资产负债表的概念。最近还有公司推出了“Quickenforbaby”这款帮助母亲从幼儿期就开始教导孩子基础会计知识的软件。
  而日本人在这方面最多只能做到让孩子记录零花钱使用的明细,从而提醒他们不要乱花钱。这并非资产负债表,而是损益计算书。因此,在孩子成年后,他们所关心的只是金钱的量入为出,却十分不擅长资产管理及积极的投资理财。最终,即使成为经理,也只是徒具精明的头脑而没有正确的财务观念。
  而美国人会将私宅、年金、寿险这些可以用来抵押的东西都纳入资产的范围。特别是在私宅方面,在美国,比起新房,老宅的交易价值更高,由于房地产市场十分成熟,故此就连具有上百年历史的房屋也能够正常进行买卖。由于房子所具有的资产价值较高,因此以其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比起定期存款更为有利,因此有不少美国老人都采取这种方式从银行借款,得以终生在全世界旅行。
  处在如此恶劣的财务环境之中,如果没有高度的自觉去主动学习的话,是无法具备必要的理财能力的。说实在的,我对能够忍受01%的存款利率的日本人成为专业人士真是缺乏信心。
  培养理财能力
  培养理财能力应从对自己的资产进行合理的运用开始。现在投资股票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如果顺利的话,投资股票或是海外基金能够得到年均10%的收益,某些技术好的人甚至可以实现25%以上的收益。
  假设现在将500万日元存入银行,按照003%的利率计算,30年之后也只会变为504万日元。而如果能够实现每年5%的收益的话,30年之后就是2161万日元,更为令人兴奋的是,若真能达到10%,那么最终这500万日元将变为8725万日元(请参照下页图)。
  2005年,有个人投资者因瑞穗证券的撤单失误而一口气赚了20亿日元,瞬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从理论上讲,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是,股票作为一种信用买卖受到倍率经济规律的影响。此外,土地也是如此,其实时交易价格会对同一地区的所有土地价值产生影响。
  图21500万日元获利比较
  资料来源:BBT研究所。
  倍率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一旦市场开始走弱,那么股票、证券的价格将会暴跌。
  在实物经济时代,恐怕没有人听说过,一碗原价500日元的荞麦面条,由于某家饭馆按1000日元出售,而导致全国的荞麦面条都涨到1000日元一碗的事情。但是,在股票市场,某一手交易的实时价格却会直接影响到所有持有这只股票的投资者的资产。在此种情况下假设价格上升的话,就会被称为“泡沫”,但这也是基于正常的会计准则。土地等资产在评估时也会以实时交易价格为基准。
  说到荞麦面馆,在泡沫经济最盛期,曾发生过位于兜町的老面馆因地价上涨,最终以20亿日元出售的传奇故事。为此,我曾在《纽约时报》上以“兜町的荞麦面馆牵着美国股票市场的鼻子走”为题详尽地介绍了此事。并在文中写道,“东京的这种反常的经济过热已经凸现泡沫经济的特征,如不加以防范将会对纽约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给人们敲响了警钟。《纽约时报》刊登这篇文章是在星期五,下个周一美国股市就迎来了“黑色星期一”。当时美国经济界有不少人对我抱怨道,“就是你那篇文章惹的祸”。
头脑精明却不擅理财(2)
  姑且不论责任是否在我,倍率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一旦市场开始走弱,那么股票、证券的价格将会暴跌。在日本,通常情况下银行的担保融资倍率是1∶1,那么用贷款去购买深受倍率经济规律影响的股票或土地又会怎样呢?请看下面的例子。
  一个持有市值60亿日元股票的人,以这些股票做担保按照80%的担保价值从银行借出48亿日元。但是,某天,原本价值60亿日元的股票突然暴跌为30亿日元,于是其原持有股票的担保价值也降为24亿日元,但由于银行担保融资倍率为1∶1的缘故,他的借款额仍然是48亿日元。由此,借款人现有的30亿日元担保额就不足了,他必须想办法从其他渠道再筹措24亿日元的现金交给银行。
  发生在2006年1月的活力门事件的性质即是如此。当时,有证券公司将活力门公司股票的担保价值降为零,从而令以活力门公司股票为担保进行信用买卖的投资者遭遇了惨重的损失。
  但是,死盯着倍率经济的负面作用,并对投资抱有恐惧感而不敢出手的人,是永远无法具备卓越的理财能力的。
  因活力门事件而受损的投资者并非运气差,而是对于股票的基础知识及操作手段不甚了解的缘故。这同体育竞技一样,平常不进行训练而突然进入奥林匹克的赛场,自然难免在比赛中受伤。
  死盯着倍率经济的负面作用,并对投资抱有恐惧感而不敢出手的人,是永远无法具备卓越的理财能力的。
  在暴跌前,活力门公司的股票价格是每股700日元,稍具股票知识的人都应该看出这一价格的反常,故此绝不应进行交易。
  将活力门公司股票划为网络股是最大的错误。实际上,其作为门户网站的营业额连公司总收入的1/10都达不到,并且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在众多分公司中利润最高的要数金融服务业务。以活力门公司的规模,其实现快速增大靠的就是不断地并购其他公司。而其收购对象都是与网络业完全无关的二三流公司。借此,随着股票价格不断被人为抬高,公司进一步通过股权置换再次进行收购。这一经营模式与泡沫经济时代专事炒地皮的公司如出一辙。
  而如果对活力门集团的各项业务分开进行会计核算的话,公司的总市值只有1800亿日元。如果按照股票发行数量平均的话,每股应该在180日元左右,我们能够立刻发现其多出的520日元不过是泡沫而已。如果进行更为严格的计算的话,由于活力门公司所收购的企业也提升了活力门的市值,减去这一部分,即使将公司所持有的现金折算进去,其股价也只应维持在100日元左右。
  如果不能进行这样的基础分析,投资者仅凭“堀江在电视上频频露面”这一理由就贸然买进活力门的股票的话,损失自然是无法避免的。
  投资股票的原则
  无论何时,如果不按照一般规律或是正确的方法而随便出手的话,身负重伤是在所难免的。
  其实不光股票,所有的投资行为都是存在风险的。在牛市的时候,一个对股票丝毫不了解的门外汉拿着现金来到证券公司,或是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就可以使本金增大10倍、20倍的梦想是不现实的。不过,无论何时你向证券公司的营业员咨询,他会一成不变地回答你“现在是入市的最好时机”。
  当日经综指处在36万点的泡沫经济最盛期时,不仅是证券公司,连股票专家及公众媒体都对指数升至5万点充满信心。而此时,我根据《证券收益价格法》的标准计算,发现12万点才是最为妥当的。而如果从各上市公司的资金成本及国家的经济前景来看,股市甚至会跌到9000点(相关论文发表于1992年的《文艺春秋》杂志),但谁又会听我的呢。在当时,公众对股票是最好的赚钱方式这一点的迷信程度甚至超过现在。
  那之后日本的股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无须我在这里多言。我想提醒各位的是,无论何时,如果不按照一般规律或是正确的方法而随便出手的话,身负重伤是在所难免的。
头脑精明却不擅理财(3)
  那么,初学者在接触股票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基本上应遵守以下三大原则。
  绝大多数情况下,股市权威的意见背后往往隐藏着其他目的,所以轻信某一权威人士(或是公司),最终只会“损己利人”。
  一、多多学习股票的相关规律和常识。
  在进行股票交易之前,必须对股票的结构及投资股票存在怎样的风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此外,例如在股指上扬的时候“闭着眼睛买入交通股、电力股以及大型服务企业的股票”等判断也属于应具备的投资常识。
  二、多和身边的投资者交流学习。
  在西部拓荒时期,如果你独自一人行走在西部的荒野,一定会被成群的土著印地安人包围进而被洗劫一空。故此,对于还没有掌握有利武器的初学者来说,大家聚在一起交换信息和看法将会对彼此都有帮助。
  在美国,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商务人士在晚上一起研究股票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可以说,在对股票的态度上,美国人要比日本人认真许多。
  一定要培养将股票价格的变动与世界经济形势联系在一起观察的习惯。换句话说,也就是时刻紧跟全球的资金走向。
  而在这种学习会中,如果有一个能够为大家答疑解惑的老师当然最好,但是如果想要依附权威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绝大多数情况下,股市权威的意见背后往往隐藏着其他目的,所以轻信某一权威人士(或是公司),最终只会“损己利人”。因此,想要找老师的话,最好还是从身边值得信赖的人中挑选。如果实在没有,那就只能靠所有成员共同努力了。
  三、放眼世界。
  在“无国界经济”时代,日本的市场显然已经不可能仅仅受到国内因素左右。故此,一定要培养将股票价格的变动与世界经济形势联系在一起观察的习惯。换句话说,也就是时刻紧跟全球的资金走向。
  特别要注意的是,操控着世界富豪的资金的英国基金经理们,以及世界最大的政府背景投资基金——加利福尼亚公务员退休年金基金的动向。
  股票投资的一个大前提是,没有永远通行的方程式。
  其次,对金钱一向敏感的美国人,对于哪里最能赚钱总是先知先觉,因此,他们的一举一动也能够成为你的投资方向或是离场时机的判断标准。2005年投资埃及股市的人在一年间获得了10倍的收益(1000%)。而在世界上的基金经理闻风而动的时候,这些人却及早撤离了。故此,想要在股市中获得收益,必须培养这样的先知先觉。
  例如,在看到CNN报道“乌克兰的输油管道发生事故”的时候,你马上就应想到“欧洲天燃气的价格将会波动。与此相关的公司的股价将会上涨”。
  实际上,被日本人视为单纯的新闻频道的CNN及CNBC,在美国人眼中则是股市晴雨表。这是因为他们只将俄罗斯的普京或是日本的小泉看做是自己钱包的敌人或朋友。
  想成为高手就不要怕受伤
  如果各位读者认为遵循上述这“大前三原则”,就会在股市这个激烈的战场上永保安康的话,那就错了。因为股票投资的一个大前提是,没有永远通行的方程式。
  但是,如果因害怕而只会四下观望的话,是永远不能获利的。同样的,仅仅依靠模拟炒股这种纸上谈兵的方式奢谈盈亏,无法培养征战股市的实力。
  高手一定是在摔断一两根骨头后才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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