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苏联肃反扩大化，《救国时报》编辑部的廖焕星、张报、邱静山、于辛超等同志先后被捕，李立三、谢唯真等少数几个人已无法开展工作，不得不于1938年2月10日发表了“暂时停刊”启事：“因祖国抗战方殷，本报同仁将全体返国参战，故决定将本报移美出版。”(但未能实现)并就停刊发表社论称：“本报自创办以来，经过两年余的时间，出版了一百五十二期，同人对于本报的成就，虽不敢过自夸扬，但对于救国事业，确实尽了自己的绵薄，有了多少贡献。”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11)
八、义助患难中的冼星海
“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番禺县，1938年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正当抗日战争比较艰苦的时期，为了激励广大人民英勇抗战，八路军电影团团长、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一部《延安与八路军》(有说是《共产党与八路军》)的纪实影片。为了使片子锦上添花，导演袁牧之特别点名要冼星海为该片配制音乐。鉴于当时苏联的设备先进，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于1940年5月被秘密派往苏联。在苏联期间，他除了为电影配乐外，还完成了早在国内已开始创作的《第一(民族解放)交响乐》等。
非常不幸的是，冼星海到苏联不久，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不懂俄文的冼星海“没有办法为战争效力，他便想回国”。但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已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冼星海一行无法通过新疆返回延安。
当时，林彪正在苏联治病。迫于日益严峻的战争形势，林彪不得不中断养病回国。由于林彪当时是抗日的名将和原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不仅有专机，还持有国民党政府发给他的边境通行证。而其他来自延安的同志都被国民党政府视作“洪水猛兽”。为了顺利通过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冼星海一行原准备扮作林彪的随从、翻译，坐林彪的专机回国。也许是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林彪原来也勉强同意了。然而就在临登飞机之前，林彪却突然变卦，拒绝了冼星海一行的请求，只答应给每个人带封家书。林彪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害怕国民党军队查出随行人员的真实身份，自己受到连累。就这样，冼星海发出了给在国内妻儿的最后一封家书。这封家书至今还保存在冼星海的女儿洗妮娜手里。冼星海一行回国的最后希望被无情地打碎了。
1941年9月，林彪离开莫斯科几天后，冼星海一行也离开了战乱中的莫斯科，先后转移到苏联的几个加盟共和国。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冬季他们又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取道蒙古回国。“但在国境线上受到阻碍，他没有方法可以回来”，只得流浪在乌兰巴托。郭沫若在《吊星海》一文中写道：“他就在这时候，在生活上发生了极端的困难。亏了他竟支撑了四年。然而，他那顽强的身体，却变成了一座总科病院了。”
1942年12月9日，他不得不辗转到阿拉木图，以“黄训”的化名取得“政治居留权”。在阿拉木图，冼星海结识了作曲家拜卡达莫夫和萨科里斯基等哈萨克音乐界的朋友，才摆脱了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窘境。在深厚友谊的鼓舞下，冼星海重又拿起了创作笔。他经常去倾听各种音乐会，邀请哈萨克音乐家演奏民歌，贪婪地汲取当地民族音乐的养分。他以自己敏捷的乐思，将许多哈萨克民歌改编成一首首小提琴曲和钢琴曲。他还创作了表现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神圣之战)交响乐》和歌颂苏联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交响组曲《满江红》，撰写了《论中国的民族音乐形式》、《民歌与中国新音乐》等论著。处在“饥寒交迫之中”的冼星海，1944年1月30日抵达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库斯坦奈州，住十月大街44号22室。病中的冼星海虽然身体软弱不堪，但从1945年1月27日开始至2月15日，仍然坚持完成了《中国狂想曲》的钢琴部分，充分表现祖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斗争的精神。郭沫若在《吊星海》中写道：“听说，他的病很多，不仅肺部有结核，而且还有肝肿，有腹膜炎，有心脏病，每天在皇宫病院里要抽出好几立升的腹水。他的病是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才被人发觉，并把他送到莫斯科去的。”
1945年初夏，冼星海在他的犹太族夫人的陪同下，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再次回到战乱中的莫斯科。当时，共产国际这个国际组织早已在1943年解散了，中共也没有正式代表团常驻莫斯科。加之，战事激烈，国际救济会也无力安排他的住宿。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无路，经多方打听，就到莫斯科外国文出版社找到了李立三。
李立三一见冼星海这种境况，非常同情。他义无反顾，二话不说，当即就把重病中的冼星海接到自己的家里安顿下来。可是，李立三的家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
战乱中的莫斯科，各种物资都实行配给制，食品供应相当奇缺自不用说。李立三在住房方面尤为困难。因为，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后，被停止了党籍，成为在莫斯科的无国籍游民。特别是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宿舍，早已被别人占用。他没有去处，只得挤住在岳母家中。岳母家的房子，也只有约30平方米的一个大间，当中用一幅白布帘相隔，一边是李莎的嫂子、侄子居住，一边是李立三夫妇和岳母(1943年又增加了女儿英娜)三代四口，本来就已经是拥挤不堪了，再要把冼星海夫妇安排进来，实在是难上加难。可是，他们又怎能忍心把祖国来的亲人拒之门外呢？李立三与家人商量的结果是：把自己的床铺让给病中的冼星海夫妇，自己却挤在临时铺的地铺上。
李立三夫妇不仅要帮助冼星海联系治病，更要为解决冼星海夫妇的食品来源日夜操劳，全家都不得安宁。后来，林莉、孙维世、李特特等一些中国同志闻讯赶到李立三家里去看望冼星海时，无不触景生情，齐声赞美李立三夫妇对同志的真挚感情和舍己助人的崇高美德，改变了过去因李立三犯过错误而引起的对李立三的一些偏见和误解。
冼星海在经历了几年漂泊之后，得到李立三全家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感到极大安慰。经李立三的多方奔波联系，一个多月后才得到苏联国际救济总会的帮助，把冼星海送到莫斯科的医院治疗，李立三夫妇经常到医院去看望照料。由于冼星海身患严重的血癌，沉疴积疾，医院已无回天之力。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病逝在莫斯科的医院中，终年仅40岁。李立三夫妇善始善终地帮助料理后事，与苏方一起共同为冼星海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苏方致悼词的是后来为《莫斯科——北京》谱曲的著名音乐家穆拉德里(Mypagenu)。最后，人们把冼星海安葬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公墓里，骨灰盛放在一个灰色大理石小匣里，匣子正中镶着一张他的椭圆形照片，周围环绕着缎制的花束，下面刻着金色的俄文字：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员黄训。
1945年6月25日，郭沫若同志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抵达莫斯科，参加该院成立220周年的纪念大会，苏方为他安排的参观游览活动长达50天时间，李立三多次前往郭沫若的住处，与分别18年的老朋友亲切交谈。郭沫若从李立三那里得知冼星海重病住院的情况后，曾两次计划到医院去看望冼星海，终因日程安排太紧未能如愿。8月16日郭沫若离开莫斯科回国。他回国后不久，得知冼星海在莫科科病逝的消息，十分悲痛，当即写了《吊星海》的文章，发表在重庆的报刊上。为了表达对冼星海的怀念，毛泽东同志也题写了“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志哀”。
经过李立三的多方奔波，冼星海逝世一个多月后，苏方才在原共产国际的宿舍柳克斯大楼找了一间房子，冼星海的犹太族夫人才从李立三的家中搬出去。虽然李立三夫妇照顾落难中的冼星海同志一事，已经过去了50多年，但直到如今，一些了解此事的人们在谈论起李立三这件舍己助人的往事时，还都是赞叹不已。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12)
李立三与郭沫若之间，早在1927年共同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时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当时，两人都是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但在那次起义失败之后，两人天各一方。特别是李立三因犯“立三路线”错误，被迫流落他乡——苏联，身处逆境，双方更是失去了联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下落。时过18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远在莫斯科重逢，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1945年 6月，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和中国学者的身份，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前去莫斯科参加该院成立220周年纪念大会。纪念活动本来安排在6月16日至28日进行，但郭沫若于6月9日乘美国军用飞机离开重庆，绕经印度、伊朗，由于路上耽搁太长，直到6月25日才抵达莫斯科，只赶上纪念活动的尾声。
在苏联外国文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的李立三，得知郭沫若抵达莫斯科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多次前往郭沫若的住地，与分别18年的老朋友亲切交谈，两人长时间的叙旧，充分反映出李立三强烈地思念祖国、思念旧日的战友和同志的赤子之情。
郭沫若在7月4日的《日记》中，把他与李立三的第一次见面作了较多的记述：
按照电话的约定，晚九时，立三也来了。十八年不见，他比从前消瘦了好些。他说我的相貌一点也没有变。这应该是不可能的事。立三在苏联已经十五年了，已娶妻生一女，女已两岁。他在外文书籍出版部做工作，《俄罗斯人物》和《考验》(注：即《俄罗斯人》剧本，西蒙诺夫著 ；《考验》，小说，别尔文采夫著)，都是他所翻译的。他很思念国内的朋友，差不多所有的旧友，他都殷殷地问到了。
我们同到高尔夫大街去散步。他指着一座大厦给我看，他说：“这是以前的第三国际招待所，现在改着别用了。恩来来时，是住过的。那时候，这条大街，还没有好多的大建筑，现在是大厦凌云，鳞次栉比了”。的确，为了放宽街面，有的高楼大厦正整个往后移，而同时又在向高空中发展。这是原来的基础好，改造起来也比较容易。立三住在郊外，坐地下车约40分钟。我们步行到普希金广场又折回，在转向旅馆的街角上握别了。
郭沫若在随后的《日记》中继续写道：
7月6日晚，到外文出版部谈话，在座者半系中国人，但除立三外，无一相识。
7月26日，立三来电话，言6时将来访，届时，果来。
8月13日，上午，立三与外文出版部另一女代表来访，求将《考验》与《在辽远的北方》阅读数章，对于译文加以严格的批评。
二人去后，即开始阅读。《在辽远的北方》，译语确太生硬，有些习惯语竟忘记使用。如一本或一册书，(译)作“一个书”，一只或一口皮箱，译为“一个皮箱”之类。这大约是俄国朋友译的，不然便是离国太早或太久的中国人。《考验》，无此毛病。虽略嫌过于使用文言。
8月14日，上午，立三和外文出版部的另一代表来访，我把两种阅后的书交给了他们，毫无掩饰地陈述了我的意见。
在郭沫若紧张的参观访问活动期间，李立三在短短的40天当中，5次去拜访叙旧、探询国内情况。早在7月26日那次拜访时，他就请郭沫若带回两封信回国。一封是带给党中央的，他向党中央汇报了在苏联的近况，再次请求党中央同苏联交涉，准许他回国工作。一封是带给他自己的家属，里面附有他与现在妻子李莎和两岁的女儿英娜三人的全家照片。
郭沫若于8月16日离开莫斯科辗转欧洲回到国内，按照李立三的托付，一一照办。
首先是向在重庆的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他与李立三在莫斯科见面的情况，并转交了李立三写给党中央的信件。经党中央与苏共中央的多次交涉，终于促使苏共中央于年底通知李立三允许他回国，实现了李立三在外漂泊15年一直未能实现的回归夙愿。
与此同时，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全文刊登了他写的《苏联纪行》。当时流落在重庆的李立三的儿子李人纪、李人俊从《苏联纪行》中看到了涉及他父亲李立三的内容，真是喜从天降，想方设法约见到郭沫若，当面接到了父亲的来信和照片，喜悦之情，难以言表。郭沫若告诉他兄弟俩，不必往苏联去信了，你父亲很快就会回到国内来的。
十、祖国终于召唤了
从1930年10月李立三奉命到共产国际作检讨以来，10多年间，他曾多次申请回国参加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但一直得不到批准。而且他在被无端关进监狱出狱后，也多次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自己在苏联的情况，要求回国参加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但是党中央一次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
1945年6—7月间，李立三托郭沫若给党中央带信，再次提出回国请求。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13)
就在这年9月，苏共中央国际联络部把李立三叫去，通知他可以作回国的准备。很显然，这是中共中央交涉的结果。从此，李立三可以每天到联络部去读报，了解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形势，时刻等待着回国的通知。
李莎得知以后，心中忐忑不安，她担心从此夫妻分离，团聚无期。李立三耐心安慰她：我的战斗岗位在中国，必须回国。我现在还没有恢复党籍，回去以后，到报社当编辑或作俄语翻译都可以。一旦条件成熟，就接你和孩子回去。你可以去学校教俄语，我们会有自己的小房间，可以安安静静，永远和和睦睦地生活在一起。有自己的小房间，这是李莎当时最大的期望，她也在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事实上，她也深知，她的丈夫的事业只能在中国，作为妻子，她必须义无反顾地支持丈夫回国的决心。
1945年除夕，按照苏联的风俗习惯，家家晚上都要等到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敲响，新的一年到来时，才开始吃年饭，一直持续到天亮。正当她们在忙碌着准备过新年时，突然接到通知，要李立三立即到苏共中央联络部去。李立三因外出采购年货，晚上9点才回家。他得知后，便直奔联络部而去。家里人对李立三此去的吉凶深感不安，10点多钟还不见人归来，焦急万分，以为李立三又被逮捕了。李立三后来也说，刚开始他也以为是又被逮捕了，并做好被处死的思想准备。
时过11点，李立三回到家里，心情无比激动。李莎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李立三像小孩子似的说：“你猜猜，找我有什么事？”接着又说：“亲爱的，你是不会猜得到的，我现在还是中共中央委员。”李莎简直不敢相信，反问道：“你是不是在做梦。你的党籍还没有恢复，怎么可能呢？”这时，李立三详细描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我到苏共中央联络部，潘友新部长对我说，接中国党中央通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你已被选为中央委员，我向你祝贺，并通知你可以无条件回国。当时，事出意外，还以为是听错了，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这位部长又把话重复一遍，我惊呆了。一时百感交集。我像远离母亲的孤儿，流浪国外十多年，突然听到了母亲的召唤，那眼泪就像断线的珍珠，怎么也控制不住，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想，我历史上犯过那么大的错误，党却没有忘记我，没有抛弃我。我感激党、怀念党的心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在部长的催问下，我只是连声地说：我要立即回国。部长说，给你一本机密文件带去看看。我一看，原来是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在苏联还是保密的。部长给我看，是表示对我的信任。”
这个意外的喜讯，给李立三全家带来了真正的节日欢乐。李立三充满着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万分感激的心情，含着热泪对李莎说：“我们党的政策就是伟大。有的党，谁犯了错误，就要坐牢杀头。我们党，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我就是最现实的例子。”他激动得彻夜未眠，顾不上吃年饭，一口气把《论持久战》读完，他被书中政治、军事上的真知灼见所吸引，想着又可以回到祖国大显身手了，他在思考和筹划着回国后为党为人民效力的美好前景，决心加倍地工作，以弥补过去所犯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
李立三动身回国之前，向苏共中央提出了携带妻子和女儿英娜一同回国的申请，但未得批准。夫妻俩马上面临分别的命运。对李立三的回国，李莎是既高兴又发愁。她最担心的是她可能从此要与李立三永远天各一方了，因为过去许多在苏联有妻室的中国同志回国，都没有获准带家属同行……但是，妻离女别的遭遇，不能阻止李立三回国的急切心情。
1946年1月16日，李立三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吻别妻子、女儿，与杨至诚、袁牧之二人一起，乘火车长途跋涉抵达海参崴。在等候回国的飞机时，李立三给李莎寄去一封信，说他回到国内一定想办法接她来中国团聚。
李立三于1946年1月底从海参崴乘苏联军用飞机抵达哈尔滨，回到了阔别十五年之久的祖国大地。他通过努力，终于办好了李莎来华的各种手续。在罗荣桓1946年8月去莫斯科治病之机，把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联系批准李莎来华的文件带到莫斯科。李莎见到批准书后，喜出望外，她庆幸很快就可以飞到丈夫的身边了。
李莎要带女儿英娜去中国的消息在亲友中传开了。刚刚经历过战争劫难的亲友们，都竭力劝说她留在苏联：“中国刚刚结束抗日战争，现在又要爆发大规模的国内战争，那里的生活将要因为战争而变得更加艰苦和动荡不安，你何必在这个时候带着孩子到战乱的中国去呢？”李莎毫不犹豫地答道：“中国有句老话，‘嫁鸡随鸡飞，嫁狗跟狗跑’。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孩子，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到中国去？我作为中国人的儿媳妇，也应当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把力。李明的事业在他的祖国，我应当到他的身边去，协助他完成崇高的事业。我热爱故乡，热爱莫斯科，但现在李明需要我，我能够不去吗？我已经做好到中国去过那种艰苦、危险的战争生活的准备。”
正当李莎在莫斯科积极准备来华时，哈尔滨的战事发生了急剧变化。在苏联红军撤离哈尔滨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疯狂进攻，我军曾一度考虑撤离哈尔滨。显然，这种时候李莎不宜来中国。李立三赶紧先发出了电报，9月20日又写了下面这样一封长信：
我亲爱的丽扎：
五天连续收到您的两封信，是喜出望外!每封信都反复看了好几遍，不时停下来拭泪。您不相信吧，可当我读这几封信的时候，我的确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您想像不到，我是那么想念您。当然，到了办公室，就能忘掉一切。可是一回到家里，顿时感到孤单、空虚。家里的确是空荡荡的。我住五间房，和我一起的还有两位同志，是我的下级，我们之间谈论的都是公事，心事却无法向他们诉说。
我们这所住宅，非常像俄罗斯的郊外小房，周围是绿树成荫的小花园。每当我在花园里散步，我总是想起您和小女儿。心想：为什么我的丽扎和小英娜不在这里？为什么她们不能跟我在一起？我们何时才能团聚？假如她们能在这里，我的生活该多么美满，她们母女二人又会多么幸福呀！瞧，这里有一堆沙土，小英娜来了，可以在这里玩。我想起了去年她是多么喜欢玩沙子啊，还让我用沙子给她堆成各种各样的小东西。现在她在哪里呢？是不是还在玩沙子？或者和保姆一起在公园里散步？
丽扎，这三个月来，东北的形势比较平静。我们的工作虽然很紧张，生活还算安定。假如您在这里，您一定会十分满意，可惜您还没来。眼下形势又开始起变化了，战火重新燃起，短期内，战争是不会结束的，您又偏赶在这种时期来。难道我们俩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只有在艰难时期才能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当然是值得庆幸的，困难时期我有你这样的亲人在身边，就能力量倍增，去克服困难。可是您呢？我为您感到痛惜！您和我在一起度过的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当时我没有任何欢乐，简直没有真正的生活(注：指李立三l938年在苏坐牢时期)！
昨天，我本想给您发一份电报，内容是这样的：“形势日趋复杂，暂勿启程，一俟形势明朗，再定行期。”发完电报，我的情绪十分低沉，去找一些同志谈谈心。他们异口同声，劝我把电报收回。大家都说：你们丽扎一定能和你一起克服一切困难。后来，我果真把电报收回了，现在又感到后悔：我怎么能这样做呢？您在莫斯科正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我却叫您到战火纷飞的地方来，让您再一次经历战争的艰辛和恐怖。为的是什么呀？可是，我又想，假如现在不叫您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国内的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很可能要打五年、十年。假如战争时期我们不能在一起，那么我们再也不能团聚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呀，丽扎!
几个月前，我们对国内的民主改革、和平解决还抱有希望。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不过是幻想。敌人迫使我们打仗，我们就决心打下去，一直打到胜利。是的，这场战争将是艰苦的、长期的(我们不仅要同蒋介石，还要同美国人打仗)。但是，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丽扎，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恐怕会很难过。不过，这都是事实，前景就是这样的，我有义务明明白白地告诉您。我相信您是不会感到畏惧的。等到我们重新团聚，我们就不仅是恩爱夫妻，还会是共同斗争的战友。我们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在战争生活中找到我们的幸福!
我惟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您能在我们撤离哈尔滨之前到达。否则您要找到我将是很困难的。
吻您!亲切地吻您!
你的明
9月20日
李莎非常理解李立三此时的矛盾心情。读完信后，急于来华与丈夫团聚的她立即到莫斯科饭店会见了罗荣桓，终于拿到了由苏联边防军司令签发的过境通行证明，9月24日，李莎匆忙告别了老母和兄嫂，在林莉、孙维世二人陪伴下，在莫斯科登上了东去的火车。当列车徐徐启动，李莎抱着刚刚3岁的女儿英娜，向站台上为她送行的亲友挥手告别时，忍不住内心的激动，默默地说：再见吧，莫斯科！再见吧，亲人们！我将永远怀念你们……
列车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昼夜向东方的中国奔驰。在苏、中边境小站——满洲里，一个年轻的中国士兵走进车厢，向李莎敬了一个军礼，亲切地报告：“首长工作很忙，派我来接您！”在李立三的警卫员照料下，李莎一行换乘一列载送外交文件的专车，于10月6日安全抵达她的第二祖国——中国哈尔滨，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吉林街11号安了家。
1947年10月，她们的第二个女儿雅兰就降生在这里。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1)
一生传奇的他，继续书写着传奇：参与军事调停、
担任敌工部长、保护丰满电站……
如游子回到母亲身边，他被压抑了15年的工作激情，
像火山爆发般喷泻而出；
无意中，他却与林彪结了怨……
一、东北调停中的中共首席代表
李立三辗转回到国内后，暂时就留在东北工作。
此时的东北，是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也是各种利益矛盾激烈冲突碰撞之地。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14日决定由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成立了东北局，彭真为书记。9月19日向各中央局发出了《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紧接着，派出了10万大军和两万干部陆续进入了东北，与国民党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由林彪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
蒋介石为了欺骗舆论，则于1946年1月在重庆与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
1月1日马歇尔在与周恩来举行会谈时，提出建议：由国、共、美三方各出一人组成委员会(后称三人会议或军事三人小组)，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受降事宜，取得一致协议方式，每方都有否决权，一切决议通过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才能生效。三人委员会可以在离冲突地区较近的地方设立一个机构处理有关的一切具体问题。
1月3日又提出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执行已取得停战协议的政策，监督停战，公正地作调查。军调部下设四个中心、八个小组。
1月10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中共代表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担任。1月13日，军调处三方代表：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特，飞赴北平执行任务。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停战积极准备内战，蒋介石悍然宣布《停战协议》不包括东北几省。他利用美国的军舰飞机不断向华北、东北运兵，企图独吞东北人民和我军长期苦战获得的成果。
经过我党的坚决斗争，特别是经过我东北军对蒋军的奋勇抗击，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于3月27日在重庆桂园张治中公馆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决定于29日派四个小组去东北执行停战调处工作。因此，饶漱石乘美国飞机由北平抵达东北局所在地梅河口附近的东丰机场。东北局的彭真、林枫、李立三、伍修权等到机场迎接。饶漱石向东北局传达了叶剑英和北平军调部的意见：除了在沈阳成立第27执行小组(即东北执行小组)外，还要在抚顺、本溪、四平和辽西等地设立四个小组，东北小组的我方代表由东北局派负责干部担任。彭真等研究后，决定由李立三用李敏然的名字与伍修权参加在沈阳的第27执行小组。其他各分组的我方代表：抚顺小组是莫文骅，本溪小组是萧华，四平小组是耿飙，辽西小组是王首道。4月4日，李立三、伍修权等就从梅河口到东丰机场和饶漱石、美方代表贝鲁特少将一起乘飞机去沈阳赴任。饶漱石担任我方的小组长、李立三担任政治顾问、伍修权任参谋长，住在沈阳中苏联谊社的七层楼上。国民党在第27小组的驻地周围布满了监视中共代表活动的军警特宪。
最初，代表国民党的小组长叫赵毅、中将军衔，原来是东北军的师长，抗日战争中与我军有联系，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因此，他的上级认为他反共不够坚决，甚至同我们有点什么关系，很快就把他撤换了，来接替赵毅的叫蔡中濂，也是一个中将，东北人。美国代表开始是戴梯乐上校，后来换为泰勒上校，他们为着自己及国民党的利益，变着法子同我们斗。
5月中旬，李立三乘军调部的美国飞机，经北平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李立三写了给党中央的长篇报告《东北情况》，交给了党中央。这个报告是他回国5个月对东北地区的调查和研究的总结，党中央很重视这个报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接见李立三，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李立三见毛泽东时，汇报了他在莫斯科15年的学习和改造以及回国后在东北的工作情况和自己的感受，对自己过去的错误又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衷心感激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决心在今后工作中将功补过，为党的事业贡献后半生的力量。毛泽东勉励他努力工作，全党团结一致争取革命胜利。会见后，毛泽东指示中央机关负责同志给李立三发一套干部服装，把他身上穿的外国衣服换下来。刘少奇同李立三几次谈话，并让李立三去南京见周恩来，由周恩来负责分派他的工作。
在李立三的主动要求下，李立三在延安向延安干部和党校学员作了一次长篇讲话。他一开始就说：“我就是那个搞‘立三路线’的李立三。”然后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充满激情地讲述了回国以来的感受，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接着，他又从延安乘飞机到南京，同周恩来见面，向周恩来汇报了东北战场的情况和回国后的工作，还谈到了对过去犯错误的认识，周恩来向他讲了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发动内战的情况和我党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方针。周恩来决定李立三仍然回东北解放区。
因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中央把饶漱石调回北平。李立三便接替了东北调停小组的中共首席代表，伍修权为副手。小组由沈阳迁往长春，住长春东北旅馆。国民党代表住在中国旅馆，美国人住在大和旅馆。
当时，在东北的国民党部队主要是孙立人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六兵团。
李立三担任东北三人小组我方负责人，惊动了美蒋情报部门。他们很快搞清并公布消息说李敏然就是中共重要领导人李立三，并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介绍李立三历史的文章，和他在1927年武汉群众大会上演讲的照片。因此，李立三一到沈阳，立即成为中外记者所注目的重要新闻人物，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监视对象，派特务在李立三的住处长春市东北旅馆安上窃听装置，严密监视李立三的行踪和出入人员，给李立三的工作开展增加了困难。
李立三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就拉法、柳河、平泉等地发生冲突的责任问题和交换俘虏问题，进行了拉锯式的谈判，最终达成了用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长春市长赵君迈，换回了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金人。李立三还同廖耀湘、杜聿明直接谈判，迫使国民党从松花江北和江桥以北的据点撤到江南去，并停止修复松花江大桥，以保证江北解放区的安全。这些谈判活动，为我军在东北地区争取一段必要的休整时间作出了贡献。
伍修权在回忆中写道：
在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时，李立三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立场坚定，正气凛然的。比如有一次他与我一起会见国民党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时，会谈中双方发生了争执，李立三寸步不让，严正指责对方的无理言行，捍卫了我党的立场和人民的利益。还有一次在拜访国民党军队将领廖耀湘时，虽然李立三与廖耀湘有同乡之谊，但在廖耀湘自吹国民党也是为国为民时，李立三很不客气地马上加以反驳，并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求民族解放的，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在我劝说后，这对同学才停止了争论。充分反映了李立三的某些性格特征，也显示出他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一片赤子之心。
6月底，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和平调处工作已经没有希望了。随即，李立三被调回东北局(在哈尔滨)，他把第27小组的工作交给了伍修权。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2)
二、一不小心“得罪”了林彪
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发生过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而他与林彪之间却并没有太多的个人交往。早在1927年南昌起义时，李立三身为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和起义军前委领导成员之一，林彪只不过是叶挺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的一名排长。直到起义失败，他们相互间可能还未曾相识过，从此就天各一方。
1946年 1月，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哈尔滨后，两人交换了位置：李立三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也没什么，以李立三的革命经历，他从来是个“能上能下”的人，只要有工作做，他很少计较权大权小。但令李立三始料未及的是，在与林彪极为有限的共事中，竟连续发生了三件事情，使得林彪与他结了怨。
之一、梅河口“放炮”埋下祸根
1946年3月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在抚顺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张闻天、李富春、高岗、李立三、彭真、林彪、陈云、罗荣桓、林枫、蔡畅，候补中央委员王稼祥、黄克诚、吕正操、王首道、谭政、程子华、李运昌、万毅、古大存、陈郁、萧劲光等。
会议由东北局书记彭真主持，任务是讨论东北地区的形势和我们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会议开始不久，因国民党军进攻抚顺，会议撤退到吉林省内与辽宁省交界处的梅河口继续进行，会期将近一个月，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梅河口会议”。
会上对东北工作的战略方针发生意见分歧：一方认为，东北地区同全国一样，暂时还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因此，主张放弃某些大城市(必要时，连哈尔滨也可以退出)和主要铁路线，以便把我们的部队抽出去做剿匪和发动群众工作。整个东北的工作，要把重点放在广大农村(包括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壮大自己力量，然后才可能同国民党作决定胜负的战斗。而另一方则认为，由于我10万大军赶在国民党之前来到东北，到东北后又扩充了20万人，已占据了军事要地，已经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还有人民群众和苏联的支持，而国民党军队远在四川，鞭长莫及，靠美国飞机运进东北的兵力有限，他们脱离群众，远离后方。因此，我们可以不放弃四平、长春等大城市和重要铁路线，以城市为中心，抗击国民党的进攻。
在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面前，李立三不仅明确表示支持另一方的意见，而且还补充道，在东北的苏联红军一定会公开或秘密地支持我们，我们的优势是肯定的。他进而还提出了要适当扩大和改组东北民主联军统帅部的建议。其理由是，东北的人民军队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民主联军的总司令部应该有到达东北来的所有部队的代表参加。会议争持不下，没有取得统一意见。
鉴于当时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党中央给东北局发来电报，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4月28日苏军撤离哈尔滨后，东北民主联军立即进驻哈尔滨。经过与国民党军的激烈争夺后，东北民主联军在继撤离沈阳、本溪、抚顺等大中城市之后，5月19日又先后撤离了四平、吉林和长春，转移到东、西满建立根据地。5月21日，东北局迁到哈尔滨，同时撤销北满分局。6月15日，党中央决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以林、彭、罗、高、陈5人组成东北局常委。这一调整，说明党中央对不久前梅河口会议上的分歧意见作出了正式结论。李立三很快就发觉，自己刚一回到国内就又一次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并立即做了检讨。
由于李立三在梅河口会议上没有与林彪站在一边，而且公开提出要改组民主联军统帅部的建议，更是“刺激”了林彪，为自己以后遭受林彪的迫害，深深地种下了不解的祸根。
之二、他竟敢批评林彪
李立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对待同志特别是对待他的上级领导，一向都是很尊重的，处处都表现得彬彬有礼。李立三对人很和气，这是众所公认的。
林彪取代彭真担任了东北局的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的政委，李立三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虽然林彪比李立三年轻7岁，而且入党的时间也晚，但李立三时时处处都对林彪很敬重。每次开会，李立三总是把第一把椅子留给“林总”。即使林彪不到会，他也把这个位子空着。
但是，李立三对上级的尊重，并不同于封建的等级观念，做驯服工具。有这样一个事例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李立三在工作中对人对己要求都非常严格，他特别强调要有时间观念，无论作什么事情，一定要遵守时间，尤其在战争年代，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败的关键。谁要违反，他是绝不留情面的。
据一位知情的同志回忆说：有一次原定8点钟开会，只有林彪没有按时到达，大家都在等待他一个人。李立三不耐烦地不时看着手表。过了一阵，林彪才姗姗来到会场。这时，与会的人都笑嘻嘻地起身或点头与林彪打招呼，惟独李立三安然未动。待林彪坐定以后，李立三再次看了看手表，当众清楚而准确地说到：“林彪同志，你今天迟到了12分钟！”这时，林彪瞪着一双大眼看了看李立三，然后抬头望了望天花板，再垂下眼皮看着地板，心里想着：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李立三。当然，他是不会轻易开口说话的。但是，李立三的话并没有完，仍旧继续说下去：“我们一定要按时开会，希望以后没有迟到的同志。”这一下子弄得林彪原来那张蜡黄的脸，顿时涨红了起来。这时，会场上寂静无声，李立三让他当众下不来台，大家都替这位不懂世故的李立三捏一把汗。
之三、为“救”孙维世而终身受屈
孙维世是周总理1939年从延安带到莫斯科去学习的一位烈士遗孤，后来在莫斯科艺术学院学习戏剧专业。1946年l0月李莎从莫斯科来中国时，随同她一道回国的就有孙维世。因此，到哈尔滨后，孙维世就住在李立三家里。由于孙维世长得很漂亮又未结婚，加之林彪当年在莫斯科曾经拚命地追求过她，她一回国立刻引发了争风吃醋的风波。李立三见势不妙，就偷偷地把孙维世用飞机送到延安周恩来那里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风波逐渐平息了下来，李立三暗中庆幸。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3)
谁知事情并未了结。1949年春，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以后，一次李立三在北京饭店理发时，正好周恩来也在那里。在交谈中，周恩来说道：“立三，你这个人就爱管闲事。”李立三不明白周恩来指的是什么事情，反问道：“总理，你说我管了什么闲事？”总理说：“在哈尔滨的时候，为孙维世的事情，还值得专门给我发电报，不让她再返回哈尔滨去吗？”李立三着了慌，忙解释道：“总理呀！我从来没有给你发过这个电报呀！”总理很不满意，严肃地批评说：“怎么没有？我就是收到过你的电报嘛！怎么又不承认了呢？”李立三见总理生气了，不好再作解释。后来，经过查对，原来是林彪的老婆叶群，生怕林彪把她遗弃了，就不惜盗用李立三的名字给周恩来发去上述内容的电报。对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来说，像这样内容的电报，当然只能属于闲事的范围。而李立三也不便再为这些无稽之谈去向总理进行解释。李立三只好是受了一辈子的“屈”……
其实，李立三做梦都没想到，林彪的企图，并非自哈尔滨始，而是早在5年之前，林彪在苏联养病时，就单相思爱上了孙维世。
事情是这样的：1938年冬林彪在他妻子张梅的陪同下到苏联养病。当时，有许多革命先烈的后代和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在莫斯科学习，如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蔡和森的儿子蔡博、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朱德的女儿朱敏、赵世炎的儿子赵施格、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等。这群青年人当时对“常胜将军”林彪十分崇拜，经常到林彪那里去，请林彪给他们讲一些井冈山、长征、平型关大战之类的故事。在他们当中，天生丽质，明艳动人，年已20的孙维世，特别引起林彪的青睐。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林彪趁张梅外出看朋友的机会，单独把孙维世接到疗养院来，直接向孙维世表达了他的爱慕之情，向她诉说了他与张梅之间的“痛苦爱情”，说他和张梅很快要分手，要求马上与孙维世结婚。面对林彪这突如其来的求爱，她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除了惶恐、惊疑之外，不知所措。
1942年1月，林彪准备回国前夕，把孙维世接到疗养院。吃过晚饭，他领着这位比他小13岁的女青年在莫斯科河畔散步。林彪告诉孙维世，他已同张梅分手，过几天就要回国了，要求她跟他一块回国去。孙维世委婉地拒绝道：“很遗憾，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回国。我正在念导演系，还没有毕业。”林彪在再三求爱不得的情况下尽管心里很不痛快，也不好再勉强了：“那我先回去，我一定等你。”她忙说道：“不，你千万不要等我，我还要学习4年呐！”林彪说：“4年算什么，多长时间我都等你。”
林彪回国后并没有遵守他自己的诺言，不久就同叶群结了婚，1944年生下了林立衡，1945年又生下了林立果。
1946年10月，孙维世跟随李莎、林莉回到哈尔滨，得知林彪与叶群已经结婚，出于对林彪的尊重，曾前往林彪住处去进行礼节性拜访。林彪一听说孙维世要到来，欣喜若狂，破例亲自迎接，热情款待，立即安排极为丰盛的晚宴。
当时，林彪在东北局可以说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正在谋划着如何才能重新赢得孙维世时，哪知被这个不识时务的李立三打破了他的美梦。这一连串的事情，在林彪心中埋下了对李立三仇恨的种子。
三、在东北局敌工部长任上
在东北局梅河口会议上发生分歧后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由梅河口迁到哈尔滨。
6月26日，东北局就东北局领导人员分工问题向中央报告，又提出由彭真担任我占区和敌占区的城市工作，并担任社会部的工作。6月27日，中共中央复电东北局，同意东北局的分工。
李立三回到东北局后在东北局担任联络部部长和敌工部部长职务。一时，在苏方人士中流传着李立三是未来的外交部长之说。
7月上旬，李立三出席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的扩大会议。
10月28日，李立三以东北局敌工部部长的身份在东北局会议上汇报了在国民党军内开展工作的情况。
真是冤家路窄。原共产国际干部部长、苏联克格勃重要人物、曾经诬告陷害过李立三，把李立三抓进监狱，并在共产国际监委会上和李立三对质的马尔特维奇，早就在哈尔滨中长铁路局担任副局长，只不过他己改名为卡尔洛夫。李立三经常要和他打交道，联系工作。一次，为一件小事，卡尔洛夫无中生有地对林彪说，李立三是托派分子，美国间谍，为美国人服务，现在又挑拨破坏解放军和苏联的关系，他搞外事工作是不适宜的。卡尔洛夫以苏联方面负责人的身份表示他不愿再同李立三打交道了，实际是要求东北局撤换李立三的外事职务。林彪为照顾与苏联的关系，征得李立三同意，李立三不再担任军区对外联络部部长，专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市工作部(1947年 4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中央和各级党委都要成立城市工作部，因此把原敌工部改称城工部)部长，后于1947年5月9日被中共中央正式批准。
城工部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我军战场上的作战，派遣人员进入蒋管区去“发动第二战场”，搞情报，特别是要搞争取和瓦解敌军的工作，“准备里应外合，争取全国胜利”。从此，李立三全力以赴开始了对在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
当时，国民党占据东北的军队，有从云南省调去的93军(军长卢俊泉)和 60军(军长曾泽生)。为了对滇军开展策反工作，党中央从延安把云南籍干部刘浩(在云南时叫刘若坚，在延安时叫刘健)、李竞、刘惠之、苏民、徐克、左仲云等派到东北局。1947年2月，党中央给东北局发电报称：“刘浩今后的工作完全由东北局决定。”刘浩到达哈尔滨后，把叶剑英亲笔写的介绍信交给了当时担任敌工部长的李立三。从那时起，刘浩就在李立三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对滇军的策反工作。
图29：1947年，李立三在哈尔滨与夫人李莎、女儿李英娜在一起
1947年3月，东北局成立了滇军工作委员会，由李立三兼该委员会的书记，李立果、刘浩为副书记。下设吉北、吉南、辽北三个联络处，具体开展对滇军的工作。吉北联络处设在缸窑，由陈少中、方正二人任正、副处长，担任在吉林北部对国民党第60军开展政治攻势。当时分析形势，决定重点做第60军的工作，重中之重是做第60军暂编第21师师长陇耀的工作。
1947年4月，一天上午，李立三到哈尔滨马迪尔旅馆找到云南籍干部李竞，通知他与刘浩一起到敌区去做国民党第60军的工作。李立三亲自向刘浩、李竞交代了进入敌区的任务。他说，为了配合我军夏季攻势，要他们携带一部电台，潜伏敌区同我军保持联络，并指定由李竞负责翻译密码。于是，刘浩率领译电员李竞、报务员张文喜、警卫员刘生，携电台从哈尔滨出发，经吉南联络处，在我党地下工作人员配合下，潜入国民党第60军军部所在地吉林市。在李立三直接指挥下，李竞、刘浩多次往返于吉林与哈尔滨两城市之间。李立三也曾带领城工部的干部到吉林前线舒兰、拉法一带，就近听取派进敌区工作人员的汇报，面对面进行指挥。
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国民党第60军中我地下党组织于1947年6月成立了中共国民党第60军工作委员会，由杨重任书记，范啸谷为委员。
刘浩等打入滇军，与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联系，了解情况、传达任务，商量安排工作，并在第60军中和地下党的同志一起工作了一些时间，然后以公开的身份，先后会见滇军第93军军长卢俊泉和第60军暂编第21师师长陇耀，对他们讲当前形势、滇军处境和我党政策，对他们进行策反工作。
对此，陇耀在回忆录中写道：1947年6月中旬，军部副官处长杨重陪着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了，我亲自将他迎上楼去，杨副官留在楼下会客室等候。一上楼，客人就说他叫刘浩，代表东北局和东北军区首长来看我，并将东北军区林彪和潘朔端(1946年5月起义的国民党军第 60军第184师师长)的亲笔信各一封交给我……接着他向我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分析了东北战局现状，指出蒋军败局已定，讲解了党的统战方针和政策，鼓励我当机立断，早作抉择……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4)
四、殚精竭虑保护丰满电站
1947年夏季，我解放军从四平战场撤到吉林、长春两市之间，一面休整，一面围困吉林市。秋末，组成吉(林)长(春)前进指挥部，对吉林发起攻击。经多日激战，扫清了吉林市外围所有敌军据点。国民党第60军盘踞在吉林市，在其东南松花江上游的小丰满水电站，驻有第60军第182师第544团。
据情报得知，蒋介石和东北“剿总”为挽救其覆灭命运，已拟定炸毁小丰满电站水坝的计划，妄图水淹松辽平原，断我后勤补给退路。
丰满电站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南24公里处的松花江上，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于1936年开始修建的，装机容量60万千瓦，是当时被誉为“亚洲第一”的水电工程。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接管了电站。苏军撤走时移交给东北民主联军。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下，1946年5月28日我军主动撤出，被国民党第88师占领，同年10月又移交给国民党第60军182师第545团，第二年移交给该师第544团驻守。
1947年10月，我冬季进攻开始之前，东北局专门召开了敌军工作会议，提出要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一定要制止敌军破坏小丰满水电站。会议认为，小丰满大水坝为松花江流域广大人民生命所系，是东北人民福利攸关的巨大设施。我人民解放军既要英勇作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又负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因此，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即使花费千两黄金也要全力保护电站。
为配合我军冬季攻势，东北局特派李立三带队在吉林市外围大力开展以保护小丰满电站为主要任务的政治攻势，向敌人喊话，发传单，揭露敌人破坏小丰满电站的阴谋。
因此，李立三作为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代表，亲自率领刘浩从哈尔滨到达吉北联络处，又叫上陈少中、刘惠之、马逸飞，带上同盟军三支队一起到六纵队开展政治攻势，与国民党第60军内的地下党组织，内外配合，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防止敌人撤走时破坏小丰满水坝。
李立三一行到达前线以后，首先以吉长前进指挥部的名义，写信给小丰满国民党驻军，晓以大义。信稿先由工作人员孟方起草出来，送给李立三审阅。他看完稿子觉得不满意，干脆重起炉灶，自己动笔亲自起草了下面这样一封信：
胡团长及小丰满全体官兵们：
蒋介石、陈诚、杜聿明这帮内战祸首，卖国罪魁，不仅用强暴手段强占了你们的家乡，摧残着你们的父母兄弟姊妹，也不仅用欺骗手段，把你们骗到离家万里的东北，替他们打内战、当炮灰，抛骨异乡，而且现在正布置一个极端毒辣的阴谋，要使你们成为莫大的罪人，遗臭万代。你们知道吗，这帮人民公敌正在积极准备待民主联军解放吉林市，即要你们炸毁小丰满水闸，淹没吉林城和北满解放区，使解放区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尽被冲没。如果你们听从这种乱命，下此毒手，那你们便是自绝于人民，决不能逃脱人民法庭的最后裁判。民主联军亦将视你们为战犯，决不宽恕。如果你们尚有爱国天良，尚有正义感，便应毅然决然拒绝这种乱命，全力保护水闸，制止一切特务分子实行放水的阴谋手段，那你们便是对东北人民建立了大功，民主联军将视你们为起义友军，或继续为人民服务，或回转家乡均听你们自愿而予以帮助。现在你们被困一隅，外援断绝，蒋贼亦自顾不暇，无法强制你们，你们有完全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究竟愿意听蒋贼乱命自绝于人民，还是毅然拒绝乱命，保护水闸，成为人民功臣，希望你们自择，这是我们郑重的警告。
东北民主联军吉长前进指挥部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
11月10日，李立三又以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再次警告驻吉林蒋军，不要染指丰满水电站，不要做黄河花园口决堤那样的千古罪人。(注：1938年5月19日日军攻占徐州后，准备进而夺取中原攻占武汉。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开会决定在豫东决黄河大堤，阻止日军前进。6月9日，国民党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带队在花园口炸堤成功，下游的河南、安徽、江苏3个省44个县市受灾，3911354人外逃，893303人死亡，经济损失达10.9176亿元。)
1947年末1948年初，我军准备攻打吉林市，李立三又一次带领刘浩等城工部干部战士来到担任攻城任务的东北解放军第六纵队司令部，同司令员洪学智、政委赖传珠一起研究配合我军作战，争取60军起义的工作。李立三的卫士长王家元回忆：为了等待从敌军占领的吉林市出来汇报情况的工作人员，李立三到达我军前沿阵地，从晚上一直等到第二天的黎明。时常遭到敌人炮火的轰击。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下，李立三同干部战士一起蹲在战壕里冻得发抖，不得不经常转换位置。
当时在国民党第60军中的地下党员、后任中国军事科学院大百科全书编审室第二室主任的孙公达回忆道：
1947年12月，我军在东北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冬季攻势。为配合我军作战，地下党组织的任务，一是贯彻执行东北局、东北军区关于防止敌人逃离吉林市时炸毁小丰满水电站的指示，二是……我们在60军内密切注意可能参与破坏行动军官的言行，并通过一些关系较好的军官，宣传炸毁电站就成了千古罪人的道理。与此同时，包围吉林的我军部队，为保卫小丰满电站向(国民党第)60军官兵发动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连曾泽生的书案上也出现了我军要追究破坏小丰满电站元凶的警告书(注：即李立三起草的给胡彦团长的那封信和李立三发表的公开谈话)。这对国民党第60军从吉林市逃跑时没有对小丰满电站造成破坏，起了相当的作用。
1948年3月初，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为了减轻孤立据点空运补给的负担，也为了避免孤军被各个击破，决定放弃吉林市，把60军撤到长春，增加长春的防守兵力。
3月7日，卫立煌派其副总司令郑洞国和参谋长赵家骧持蒋介石手令及卫立煌的亲笔信，乘专机到吉林市，给第60军军长曾泽生传达撤退命令。命令曾泽生即率第60军及吉林省政府所属各机关、军警宪工商学界人员撤退到长春。蒋介石手令：在撤退之前必须将小丰满电站及其堤坝彻底炸毁。不能带走的武器弹药也必须全部销毁。
曾泽生送走郑洞国后，马上召集全军团以上人员开会，研究撤退计划。曾泽生接受了我军关于不得破坏小丰满电站的警告和师长陇耀、副师长李佐等高级军官的劝谏，除了表示坚决执行撤军命令外，对炸毁小丰满电站及销毁剩余弹药，反复示意应当慎重处理。而军参谋长徐树民当即高声宣布必须坚决执行委员长命令，按手令指示去办。在会上，曾泽生不便和他争辩，会后又给驻小丰满电站的182师544团团长胡彦打电话，要他执行破坏任务时，必须注意到不损害人民利益，千万不能做像破坏黄河花园口那样的千古罪人，同时要把时间安排得晚一些。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5)
原国民党第 60军暂编第 21师师长陇耀在《回顾长春起义》一文中写道：
曾军长拿出卫立煌的命令给我看，上面还写着要我们在撤退时把小丰满电站炸掉。我当即表示反对。我说：‘修建小丰满电站时，牺牲了数千东北同胞的生命，它是东北最重要的动力基地，日本人投降时没有敢破坏，共产党撤退时完好无损，我们为什么要把它炸毁呢？解放军再三警告，谁破坏电站，谁就是战犯。军座，我们决不能做民族的千古罪人！’曾军长微微点头，并立即打电话暗示防守小丰满电站的544团团长胡彦，做个炸毁姿态，撤退时，把电站机房和水坝完好地移交电厂职工看管。
胡彦团长领会了曾泽生的意图。虽然军参谋长徐树民在电话上强令胡彦团长坚决执行炸毁电站的命令，但在解放军长期宣传爱国爱民，保护电站，警告破坏电站必严惩的教育影响下，胡彦决心冒违抗军令的生命危险，把电站保护下来。他与副团长黄宗尧商议决定：在表面上造成准备爆破电站的气氛。速命部队撤退，暗地留下侦察排，待部队撤完，3月8日凌晨，用集束手榴弹把团炸药库炸毁，造成破坏电站的假象而了此任务。
由于在我军强有的政治攻势和强大的军事压力下，60军军长曾泽生等军师团主官决心不做黄河花园口决堤那样的千古罪人，在撤离吉林时，没有执行炸毁电站的命令，使蒋介石妄图炸毁小丰满电站的罪恶阴谋没有得逞。
丰满电厂厂长杨德玉证实，这次破坏电站的行动，总共只爆炸了两三枚手榴弹，打了几发子弹，仅仅把配电盘铁板崩了个洞，炸坏了一个电力表的玻璃罩，打坏一台变压器。除此，整个电站完好无损。
由于未执行“剿总”炸毁电站的命令，60军参谋长徐树民曾一度要追究侦察排长的责任。在前往长春途中，胡彦私自把他放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在曾泽生的保护下，胡彦躲过了血腥之灾。后来，胡彦随60军在长春起义，进入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军41师，随部队南下，进军云南。
曾泽生不敢对抗共产党对他的警告，便公开对蒋介石的命令阳奉阴违，一方面说明怕共产党把他列入“战犯”名单，成为千古罪人，“同时也反映了他在思考自己的后路”。1948年 10月 17日，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也是在李立三的直接指挥下，亲自选派担任城工部前方办事处处长的刘浩冒着不惜牺牲生命的危险，进城同曾泽生、陇耀进行谈判获得成功的结果。60军光荣起义，并立即掉转枪口，迫使郑洞国所部放下武器，长春获得和平解放。
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没有动用一枪一炮，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使当时这座全国最大的水电站，安然无恙地回到人民手中，继续为人民的事业服务，江城吉林市和下游1600平方公里的松辽平原免遭洪水吞没，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破坏。
李立三领导的东北局城工部为配合我军军事行动，所进行的瓦解敌人、争取滇军、保护丰满水电站的工作，功不可没。
五、回到工运领导岗位
1948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发动的大反攻取得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拥有140多万人的宏大职工队伍。为了统一解放区的工人运动，促进全国工人的团结，动员和组织工人群众投身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于1948年3月5日发出指示，决定6月10日在哈尔滨召集全解放区的工人代表大会，要求各解放区选派代表前往参加。会议的任务是成立解放区工人联合会，同时选举出席世界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
3月7日，中共中央又给东北局指示，这次代表大会要在东北局领导下，指定由李立三负责筹备和主持。从此，李立三由原来的东北局城工部长改任东北局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
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使国民党极为恐慌。为了控制和利用工会运动，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国民党于1948年4月18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工会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妄图与解放区的职工联合会相抗衡，遭到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坚决反对。蒋管区由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发表声明，揭露其控制工人运动、配合“戡乱”政策的真面目。
为了尽快彻底挫败国民党分裂、控制工人运动的阴谋，中共中央在“五一”节口号中发出了“解放区和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起来，建立全国工人阶级的统一组织，为全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号召。
为了争取蒋管区职工代表前来参加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遵照中央的指示，李立三领导的筹委会增加了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由于要等候蒋管区的代表，会议延期在8月1日召开。
蒋管区的代表，除一部分必须用真实姓名外，其余都改用化名，原因是这些代表的家属都在蒋管区，代表开完会还要回蒋管区去，如果报纸上登了真名，会受到国民党特务迫害的。
到7月底，全国职工代表齐集哈尔滨，不仅有各解放区的代表，而且有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武汉、天津、唐山等大城市及全国各大产业之职工代表。无论在所代表的有组织工人的数量上或所包括之产业和地区上，都具有充分的全国意义。为了统一全国职工运动的领导，集中工人阶级力量，联合一切民主爱国阶级，更快地打倒国民党卖国统治，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在7月30日举行的各代表团团长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提案。将此次大会改名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将由大会产生全国组织，恢复历史上之光荣名称：中华全国总工会。
图15：1948年8月，李立三参加并主持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图为李立三在大会上致辞
这次大会，是自从1929年在上海秘密环境下举行的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的第一次。大会的举行，标志着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我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接近最后胜利；标志着全国性的新的大革命时期已经到来；标志着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全国工人中的分裂政策已经最后宣告破产，全国工人运动重新在革命的旗帜下统一起来。
7月31日召开预备会，一致通过了改变大会名称和大会议事日程、规则，选举出由34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陈云、李立三、蔡畅、陈郁、刘宁一、李颉伯、张金保等。
大会会场设在哈尔滨市的兆麟电影院，最上面的墙上排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两旁各有一面红旗，下面是“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横幅，旁边是“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巨大直幅，门前搭有拱形彩门，上面写有“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万岁！”给人以庄严隆重的感觉。
8月1日上午10时，全体代表满怀革命激情来到会场，首先通过了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接着，李立三致开幕词。他宣布，出席大会的518名代表，共代表了全国有组织的职工283万余人。他回顾了由1922年5月1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劳大到六次劳大期间中国工人运动的战斗历程后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人员曾经不得不分散，一部分在敌后领导抗日，参加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争创造了敌后广大的解放区，因而坚持了中国的抗战，以至最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一部分则在敌占区坚持地下斗争。再一部分则是到国民党统治区与朱学范同志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联合，进行合法运动。大后方工人运动的统一，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重大推动作用的。”
李立三说：“今天，上海、天津、武汉、唐山、广州及其他各大城市的工人代表，能够冲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来出席这次大会，说明了中国工人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的革命斗争是不可抗拒的。”这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李立三说：“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如何进一步地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团结，并联合全国各个民主阶层人民，发挥中国人民更伟大的战斗力，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反革命军队及反革命政权，建立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
李立三致词后，宣读了中共中央、世界工联等组织拍来的贺电，东北局的党政军领导人和各界代表致贺词后，大会通过了给斯大林、毛泽东、朱德、解放军的致敬电及给世界工联、海外侨胞的致敬电。
8月2日，东北局负责人作了政治报告，3日陈云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当前任务》的报告，着重阐明了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后工人运动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指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今后工运的总方针。4日，刘宁一作了《国际职工运动》的报告。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6)
8月10日，朱学范作了《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当上海代表欧阳祖润在大会发言照着稿子念时，李立三在台上对他说，你不要念稿子，你们在上海怎么干的，就怎么讲。
8月17日，李立三代表大会主席团宣读了《关于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报告的决议》草案，获得与会代表一致通过。
李立三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的报告。他首先说明了工会的性质。李立三强调指出：工会与共产党虽然都是工人阶级组织，但又有不同。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信仰共产主义的；而工会则是工人群众的组织，它可以包括各个工人阶级，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也可以加入。工会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李立三指出，要正确了解工人利益。工人利益有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工人的目前利益是增加工资和解决生、老、病、死、苦的问题；工人的长远利益是工人阶级的最后解放。“长远利益是高于目前利益，要看到将来，要有百年大计。因此，工会不仅要保护工人当前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
李立三指出，当前工会的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向官僚资本作斗争；在解放区基本问题是发展生产。他特别强调了工会的群众性和自愿原则，批评了在入会条件问题上的错误偏向。工会不同于政党，工会是一所学校。职工入会应不分民族、性别、宗教、信仰，只要自愿都可以参加。李立三特别强调工会内部的民主原则。工会应坚持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反对委派制，不要把工会变成行政的附属品。“要使工会有蓬蓬勃勃的民主生活，使每个工人都能把他所代表的意见反映到工会里来。”要“大家办工会”。
大会通过了由李立三主持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共五章二十二条。
最后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决定“恢复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并训令全国总工会新的执行委员会继续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全国总工会的革命传统，在当前新的时期和新的条件下，迅速组织全国的职工群众，并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联合一致，为迅速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为建立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到底！”
大会在投票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成员时，李立三代表大会主席团向大会提议：希望这次选举能照顾到各个地区、各个方面。全总正式执委名额为59人，候补执委为22人，其中留出正式执委6名、候补执委2名名额给会后新解放城市的工人推派代表参加全总的领导。选举结果：陈云、李立三、蔡畅、陈郁、刘宁一、朱学范、易礼容等53人当选为执行委员，20名候补执行委员。陈云为主席，李立三、刘宁一、朱学范为副主席，张维祯为秘书长。
根据陈云的提议，由李立三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常务副主席。陈云说，我是一辆木炭车(当时解放区受国民党封锁，石油紧缺，许多汽车后面装一台一氧化碳发生器，用木炭作动力，开动汽车。陈云说自己是木炭车，意为身体不好，像木炭车一样，开不快，经不起大振动，走不远)，做不了许多事；而李立三同志却是一辆坦克车，可以胜任主持总工会的工作。代表们一致同意陈云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