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李立三之谜》卷首语
了解一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不会不知道李立三这个名字。
但知道他最多的，莫过于在20世纪30年代某一时期，党内曾有过一次被命名为“立三路线”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代表人物正是李立三。除此以外，至于李立三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他为何能进入到中共领导的最高层？在此之后他又做了些什么？……恐怕真正知道者就为数寥寥了。
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李立三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但也正由于他曾经有过那么一次虽然短暂(前后不超过4个月)却广有影响的失误，他作为一个“错误路线的代表”、一个党内的“另类”，长期未能得到正常的介绍和评价，以至于人们心目中的李立三，几乎只是党史教科书中的一个特定的“符号”，而并非一个活生生的人，更别说他曾经是、并一直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一个一生忠诚的职业革命家，一个历经坎坷却始终不曾动摇信念的共产主义战士！
当我们提起安源大罢工时，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一般都会知道那是与毛泽东、刘少奇的名字分不开的。然而，有多少人明了实际的组织领导者会是李立三呢？当我们提起五卅运动，也都知道那是上海工人阶级的一次气壮山河的革命行动，可又有多少人知道，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五卅运动总指挥的正是李立三呢？！当我们提起南昌起义，眼前会出现一长串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同样我们并不太了解的是，恰恰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临时常委会委员的李立三，倡导并实际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当我们……
天安门前的那座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可以作证：在围绕着纪念碑座那组表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进程的8幅浮雕中，就有两幅所表现的历史内容，是由李立三亲自参与领导与组织的。
李立三出生于1899年，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67年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终年68岁。
如果有必要将李立三的一生进行简单归纳的话，大体可以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1－1930)可以称之为“辉煌的十年”。
这一阶段包括：在法国初露锋芒；1921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了安源大罢工；“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在武汉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1924年任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四大中央委员会9名委员之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五卅运动总指挥；1926年10月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带领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1927年中共五大，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临时常委会委员，倡导并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广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重建革命力量；1928年中共六大后，任中央常委、宣传部长、秘书长，实际主持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使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较快得到转机。但随后即发生了“立三路线”的严重错误。
第二阶段(1930－1945)是他回国投身革命请求得不到允许、被迫流落他乡的十五年。
李立三在实际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中，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犯了“左”倾冒险错误。当共产国际指出其错误后，李立三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作了深刻检讨，很快就停止了错误，并接受共产国际的指令，于1930年10月初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一步检讨错误。他的检讨，得到共产国际领导成员的普遍称赞。虽然他多次要求回国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但就是得不到批准。留在莫斯科以后，他兢兢业业，努力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各项工作任务。当时，陈云同志在苏联见到李立三的实际表现，给他冠以“坦克车”的称号，意思是说他坚强有力，不怕艰苦，勇往直前。这个比喻是十分恰当的。
在莫斯科间，李立三在王明、康生领导下，长期受到压制，进而遭到陷害，被投入苏联的监狱。经过李立三本人在狱中的奋力抗争，又经周恩来等人的过问交涉，22个月后才被无罪释放。
1939年11月，李立三出狱后，共产国际某些人仍然揪住他不放，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下，就单方面停止了他中共党员的党籍，又不允许他回国，使他在苏联沦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共产国际不给他安排工作，没有工资来源，他靠每月从国际红十字会领取200卢布救济金来维持家人生计。从此，他与党、与祖国失去了联系，像一个孤儿，漂泊异乡……
第三阶段(1946－1951)是李立三受到党中央、毛主席最信任、最重用的六年，也是他一生中心情最愉快、工作最有成效的黄金时期。
1946年1月李立三历经坎坷回到祖国后，一再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加倍工作，补上15年没有参加国内革命斗争造成的损失。他抱着满腔热情，开足“坦克车”的马力，奋力拼搏，以图将功补过。先是在东北局做争取和瓦解国民党敌军的工作，为保护丰满电站立下了汗马功劳。1948年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他重新回到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岗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给他委以重任，参加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享受副总理级待遇。在当时的新闻媒体上，不断可以见到李立三的踪影。在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工作中，他开拓创新，成绩卓著，世人皆知，即使在50多年后的今天，当时的一些举措仍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令人感慨与尊敬。
第四阶段(1952－1967)是李立三政治上遭受接踵而来的打击，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在夹缝中游走，直至不白命丧的充满悲情的最后十五年。
正当李立三在奋力拼搏，忘我地为党工作而且成就显著的时候，在1951年12月全国总工会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上，他遭受到错误的批判，并被罢免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职务，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又被免去了劳动部长之职，更使他无用武之地了。从此，他在新闻媒体上消失了。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他成为“里通外国”的嫌疑分子。虽然名义上他还是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分管工业的书记，但实际上是“靠边站”了。
虽然李立三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仍然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一如既往，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地工作，满腔热情地向党献计献策，用各种可能的方式，积极参加和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凡是党分配给他的任务，他总是竭尽全力地去完成，他的劳动成果，至今还在我国的建设事业中发挥作用，他的许多意见一再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一个人如果是金子，有谁能不经过“千淘万漉”呢？一个人从婴儿到成年，有谁能不经摔跤就会走路呢？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都有一个由婴儿到成年的成长过程。在历史熔炉的冶炼中，有些人成为金子，有些人成了渣滓。而李立三最终是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一样，被确认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之一李思慎曾在李立三身边工作多年。虽然那正是他日暮途穷，“虽有强烈的报国心，却无报国之门”的时期，但在与他朝夕相处的岁月里，作者仍深深地感受到一个真正革命者的伟大与忠诚，无论是在革命的高潮还是低潮，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对革命事业始终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李立三在工作中不但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实干家，而且是一个多谋善断、才华横溢的多面手。他总是朝气蓬勃、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来没听他说过苦和累。他对干部要求严格，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一丝不苟。重要文件，常常是亲自起草，特别是给中央的报告，绝少假手他人。他向干部作报告，自己写个提纲，出口成章，语言生动，有条有理，深入浅出，且理论联系实际，一讲就是半天，有时长达六七个小时，而且一直是站着讲话，越讲越有劲。人们无不为他的渊博学识所折服，常用赞赏的口气，亲切地把他称做“滔滔不绝的李立三”。他早年在安源，在武汉，在上海、广州等地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就是一个负有盛名的演说家和鼓动家。李立三的口才好，文才也好。他写文章，从题目开始，到最后结尾，往往是一气呵成，洋洋洒洒，清清楚楚，基本没有涂改，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无不佩服。
李立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有绩不居功，受挫不气馁，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从不讳疾忌医；他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心直口快，淡泊名利，是一个无私无畏、全心全意的彻底的革命者！
无庸讳言，李立三的确犯过错误。对此，李立三一生都在检讨。问题在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犯了“左”倾错误，不料却受到一些比他更“左”的人的长期打击迫害；因为自己不到4个月的错误，却遭受将近40年的排斥与冷遇，最后还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
这，恐怕就是李立三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大的谜了……
第一部分《李立三之谜》代序
1980年3月20日，正值母亲生日的那一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陪同她，走进北京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抬头一望，父亲的形象立刻展现在我的眼前。他昂首远视，坚毅的目光充满了信心和自豪。我知道，这幅标准像是父亲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拍摄的，生动体现了他那胜利在望的高涨情绪和乐观豁达的革命家胸怀。
爸爸，我又见到了您！多少年前的生离死别，多么漫长的峥嵘岁月，现在统统都过去了。今天，我和母亲终于在这里见到了您！
邓小平率领中央领导同志走过来，和母亲及我们子女一一握手慰问。由王震刚刚宣读的悼词还在我耳边回荡：
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现在，党中央决定为李立三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李立三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统统推倒。
父亲在世的时候，从不愿讲自己的政治生涯和革命功绩，留在我记忆中更多的是慈父的温馨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有那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精神魅力。父亲是我孩提时亲切依偎的巨人，是我少年时期深深崇拜的偶像！但是，长大成人后，我发现自己对他知之甚少。我力图梳理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想追问的问题却比得到的答案要多得多。此时此刻，我多么想坐到父亲身边促膝长谈，倾听他一一给予解答。我多么后悔十七八岁时曾谢绝了父亲要我记录他口述往事的建议！这时我才开始向母亲认真询问，走访父亲生前的战友和部下，后来还一头扎进共产国际档案馆，贪婪地翻阅着发黄的历史档案，渐渐增进了对父亲生平的了解。
我了解到许许多多有关父亲的动人故事、传奇般的曲折经历。我仿佛看到父亲站在海轮的船头遥望着法国的海岸；看到他在昏暗的油灯下正在安源夜校给工人们讲课；在上海街头，他巧妙地躲过密探的追踪；在赣南，他带领着走出南昌的起义队伍翻山越岭，艰苦作战；在东北，他藏在俄侨的马车上越过边境，奔赴“红都”莫斯科去参加中共“六大”……妈妈和爸爸的“跨国之恋”更是扣人心弦。爸爸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身陷囹圄，在劫难逃，正是我母亲，一个质朴的俄罗斯姑娘，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向他献出了纯洁的爱心。依靠爱情的力量，他们俩冲破社会的阻隔和偏见；人生的坎坷和遭遇使他们彼此难解难分，风雨同舟三十载……父母亲的恋爱故事被《阳光卫视》收入《百年婚恋》大型电视记录片，展现了他们崇高的人文精神，脍炙人口。
父亲在党内被平反之后，一转眼，二十多年又过去了。1999年父亲百年诞辰之际，首都北京、其家乡湖南等地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父亲的历史功绩再一次被肯定，他的功过得到了较为客观的评价。然而，或许因平时宣传介绍得不够，他的名字一般还是仅限于和“立三路线”连在一起，而很少引起人们其他联想。正如本书所说：……以至于人们心目中的李立三，几乎只是党史教科书中的一个特定的“符号”，而并非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身为李立三的女儿愿意向大家作证：李立三的的确确是个活生生的人，他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和悲哀，有过错和失误。他个性突出，锋芒毕露，但又直率坦诚，从无害人之心。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是这样回忆他的。
这本书的基础是曾与父亲共事多年的李思慎同志历经二十多年所精心搜集整理的纪实性资料。感谢李思慎、刘之昆两位作者，真实、全面地描绘了父亲的一生。在他们的笔下，李立三的形象被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为解读李立三这个“符号”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让年轻一代和广大读者们能够接近他，揭开《李立三之秘》。
李英男
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第一部分铁树开花时出生的人(1)
三湘大地，人杰地灵。从这里走出过太多杰出人物……
李立三的“死”很是寂寞，他的生却是轰轰烈烈；
对于成为毛泽东的“半个朋友”，两人说法很不一致；
对于湖南名宿程潜，他永远心存感激……
一、多如牛毛的名字：一条窥其一生的线索
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李立三的一生确实是波澜壮阔而又充满着险恶与坎坷。如果需要找到一条简单的线索就能窥其一生的基本脉络的话，那么这条“线索”很可能就是——他因革命需要不断更换和使用过的那些多如牛毛的化名。
据不完全统计，李立三一生中使用过的名字多达30多个。虽然说在那个峥嵘岁月里从事职业革命活动的人，往往根据需要会使用多个化名，但像李立三这样使用过如此众多名字的人，在中国共产党内，不是惟一，也属凤毛麟角。这颇有些戏剧性的情节，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出他不平凡的一生。
1899年11月18日，李立三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城郊阳三石芋园府内。
图01：湖南醴陵李立三故居
父亲李昌圭(字镜蓉)是当地一名秀才、教书先生。李立三出生之日，适逢李家后院的一棵百龄凤尾蕉开了一朵很大的白花。凤尾蕉又称铁树，开花极难，民间有“千年铁树才开花”之说，李立三于铁树开花时出生，全家人都感到此子生得不凡，因而，都十分高兴。李立三的父亲遂给他起乳名“凤生”。
在李立三上面，原来还有一个哥哥，天资聪颖，在其秀才父亲的教育下，4岁就能吟诗作对，可惜才高命薄，不幸夭折。父亲李昌圭生怕凤生也步他哥哥之后尘，便按乡间习俗，又给他取了一个贱名一一狗妹子。无非是认为女人最低贱，所以从名字上“改变”了他的性别，这还不够，再冠一“狗”字，就显得再也不能比他更低贱了，为的是避邪躲灾，保得李立三能“长命百岁”。
“狗妹子”年龄稍大一些，要到小学去念书时，李昌圭又给他正式取了一个学名：李隆郅。隆者：兴隆、高大之意；郅者：极也、大也、盛也。说明这个秀才教书先生对儿子的未来寄予了厚望，指望“凤生”将来能够出人头地。
李隆郅果然也不负家人厚望，自幼聪明好学，读书极有天赋。同时，他遇事有主见，从小就显出与众不同。比如，他十二三岁在醴陵县渌江中学读书时，适逢军阀混战，国家战祸连年，乡间土豪劣绅横行，百姓流离失所，这一切，使得生性活泼的李隆郅早早萌发忧国之情。因此，他常常以“忧国子”的笔名，写出一些主张救国的政论性文章，贴在渌江中学的墙报上，博得同学和老师们的赞赏。1916年，他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就寻着“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的指引，有幸与毛泽东结交，成为毛泽东的“半个朋友”。到中学毕业后，由于他的“主见”与父亲的期望水火不兼容，他毅然摆脱了父亲一心要他在家乡教书的束缚，决然“投笔效班侯”，跑到程潜将军领导的“护国军”中，当了一名军中文书。
李隆郅曾把他在青少年时期写的诗词，汇辑为《芋园诗草》，署名“芋园”。
在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影响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9年9月，他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刚到不久，他就在欢迎新同学的大会上，与许德珩、徐特立老先生一起登台演说，提出自己的主张。在是否坚持走“勤工俭学”道路上，他与蔡和森发生意见分歧。为此，1921年2月19日他以“佐夫”的笔名，在《旅欧周报》第69期上发表了《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和主张，争得了老教育家徐特立以及赵世炎等人的积极支持，很快在勤工俭学生和在法华工中成为公认的“小领袖”。他领导的学生运动，激怒了中、法当局，被武装押解回国。在此期间，他以激烈勇敢著称，被同学们称誉为“坦克车”，赵世炎还戏称他是“一条毛茸茸的小大虫”。
1921年12月11日，李隆郅抵达上海，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当即被批准加入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不等在法国的行李运达上海，他就接受陈独秀的派遣回到湖南，跟随毛泽东赶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此间，为了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他改名为李能至，原因是为了让文化不高的工人群众对他的名字好认好写。“能至”本来是采用“隆郅”的谐音，可是由于他领导工人运动精明能干，成绩卓著，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拥戴，工友们便称他为“能人”，纷纷传言“能至者，能人到来之意也。”李能至领导工人运动，激怒了安源路矿当局，而被悬赏600大洋要取他的人头，但在工友们的悉心保护下他安然无恙。在此期间，他以能至、隆郅、能郅、能致、能治、农志、志致的笔名在报刊上不断发表政论文章。比如，他用“能至”的名字，在1922年8月10日的长沙《大公报》上就发表了《我要替土木工人说几句公道话》的文章。
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李隆郅被党中央委以重任，由安源去武汉担任区委书记。任务是速去那里重建“二七”惨案后被打散了的党组织，恢复党的活动。此间，他还受命在武汉帮助那里的国民党进行改组。在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隆郅与毛泽东成为这次会上最活跃的两个人，使与会的国民党元老们刮目相看，惊呼这是哪里来的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会议结束后，李隆郅就被中共中央以有经验的工运干部调到工运比较薄弱的上海，去加强那里的工运斗争。
在1925年8月以前，李隆郅用“李成”的名字与庄文恭两人成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负责人。同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区委。李成与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尹宽、郑超麟、何今亮7人为正式委员，与何今亮一起分工负责工农部。在此期间，他还用过“李诚”的笔名。
李立三1924年3月到达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公开使用的名字仍是李隆郅，过了半年多才改名为“李立三”的。这个名字传开以后，曾经在社会上引起种种议论，学究们说他是胸怀大志，要“立德、立功、立言”；国民党人士牵强附会，说他是“决心转向”，要由信仰马列主义转为“三民主义”。其实这都是无稽之谈。李隆郅改名为李立三，缘由很简单，只是为了让更多的工友对他的名字好认、好写罢了。事情的经过其实是这样的：
1924年11月，上海吴淞口成立工人俱乐部，要投票选举俱乐部负责人。为了同黄色工会作斗争，共产党组织安排李隆郅作候选人，担任俱乐部主任。邓中夏与李隆郅在去吴淞口的火车上，谈论到这次投票选举的一些具体问题，邓中夏突然说道：“今晚上的选举，你的名字太文了，像这个‘郅’字，工友们别说写，连认也认不得，是不是改为一个简单的字?”李隆郅认为邓中夏说的有道理，表示接受他的建议。反问道：“那么改个什么名字好呢?”两人在思索中，邓中夏见车厢门口站着三个人，便脱口说道：“叫李三立吧！笔画简单，工人好认，写起来也方便。”李隆郅听了，略加思索笑着说道：“三立不好听，就叫立三好了。”这就是李立三改名的缘由。从此，此名一直沿用终身。
对于李立三的改名，有人写文章说是刘少奇提议，其实有误。李立三曾对我们说过此事，他说是邓中夏。据查证：李立三于1924年3月到上海搞工运，始终是与邓中夏在一起活动。而刘少奇是1925年6月，即五卅惨案已发生，6月1日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李立三担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以后，刘少奇才去上海总工会担任总务部主任，第二次与李立三在一起工作的。所以，不可能是刘少奇提议的。
李立三第一次到苏联，使用的是“秦进有”这个名字。
1925年10月，李立三为躲避上海反动当局的追捕，带着夫人李一纯离开上海，他与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一起，在翻译沈泽民的陪同下，前往苏联，于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3月13日，李立三以秦进有的化名在会上作了发言，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情况，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援助中国革命。紧接着他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共产国际原准备派他到西方某个国家去搞工人运动，为中共驻某个国家的分局，以逃避中国国内反动派对他的追捕，而李立三谢绝了共产国际为他作出的安排，坚持回到国内参加斗争。4月回到了广州，5月1日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5月3日的大会上，他作了《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的经过》的报告，4日向大会作了《世界工运状况》的报告，11日又作了《罢工战术》的报告，代表大会主席团致了《闭幕词》。此后，他就成为全国总工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接着，他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随即赶到上海，领导了那里新的罢工高潮。为了加强对内外棉纱厂罢工斗争的领导，8月20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李立三继续以李成的名字与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项英5人组成特别委员会。
第一部分铁树开花时出生的人(2)
李立三在莫斯科参加完中共六大以后，1928年秋回到上海，即化名“肖柏生”，以古董商人的身份作掩护，租了一处较好的房子，开始了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同年11月，李立三接任中共中央常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后，虽然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上是由李立三逐步主持着中共中央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分别以立三、柏生、柏三、伯三、柏山、伯山等名字发表演说，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
李立三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以后，1930年9月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的检讨发言，是以柏山的名字公开发表的，这是从安全考虑出发的一种策略。
1930年10月，李立三奉共产国际之命到达莫斯科，检讨结束后，共产国际不准他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把他留在苏联，并给他取了一个俄国人的名字一一亚历山大·拉宾，同时改用中国名字一一李明。他在苏联15年，还分别以唯真、维介、阿三、苍木等笔名，翻译书籍，有西蒙诺夫写的《俄罗斯人》剧本，别尔文采夫写的《考验》小说，以及《在遥远的北方》等，在《救国时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
1946年1月，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国内，党中央安排他以“李敏然”的化名，参加了由美国代表、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停执行处东北小组的工作。他以东北小组中共方面负责人的身份，赴长春、沈阳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不久这一内情就被美国情报机关识破，国民党的报刊上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哗然。首先是东北立即轰动起来，国民党的主要将领郑洞国、廖耀湘等纷纷以同乡的名义，到他的住处来拜访。
在新中国的创建过程中，李立三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
十分具有戏剧性的事情是：1964年，已满65周岁的李立三，再次以“李明”的化名，到达河北省霸县的农村蹲点搞“四清”运动，与当地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年，去补上他一生中所缺乏的农村工作经历。接着还以“李明”的化名到工厂搞“四清”，与工人“三同”。“四清”尚未结束，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把李立三逼上绝路。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被迫害致死，“造反派”在火化李立三的遗体时，没有用李立三的真实姓名，而用了他在苏联时使用过的名字――“李明”，结束了他的一生。
二、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凡读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的人，大都还记得毛泽东对斯诺说过：李立三是他的“半个朋友”。对于李立三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的“半个朋友”的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自己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
1961年5月31日，李立三接见安源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谈安源罢工史时，就书稿中提到的“二十八画生访友”这一问题是这样说明的：
“二十八画生访友”的时间不对，可能是1916年的事情。因为，1917年，我在广益中学毕业，此事发生在我在长郡中学上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几个同学是一个小团体。“启事”(即毛泽东的“二十八画生访友”)是在南城门看到的，是古典文体、手刻油印的。“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大意是：愿意与有爱国热情的青年联络，愿与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志士为友。落款署名“二十八画生”，注明了联系方法。读了“启事”，觉得这个“二十八画生”有救国救民的志向，值得钦佩。经过一番分析猜测，推断出这个“二十八画生”可能是毛泽东。当时，我们都听说在长沙有一个叫毛泽东的“怪人”，都想去看看他。就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那天，我和中学的一个姓邓的同学相约一起去看毛主席。在第一师范的宿舍和自修室都没有找到他。我们找到教室去，看见他坐在讲台上，正聚精会神地看书。(毛)主席比我大(六岁)，看他好像一个大先生的样子，思想上有些拘束，加上原来在印象中他是一个“怪人”，就没有敢同他谈话。我假装着去看墙上贴的课程表，有意悄悄地从他的背后走过去，看见他正在看“宋史”。我从他身后走过去了，他才发现我，就起身下了讲台向我走来，可是我没有与他讲话就很快走开了。后来，在与(毛)主席相处的日子里，闲谈中提起这段往事，(毛)主席说，“原来是你呀！当时我跟你讲话，你没有回答。”我记得没有听到他与我说话。(毛)主席还说，“那次访友活动，只交了三个朋友，现在再加上你，当时我们没有对话，只见了一面，那就算半个朋友吧！”
而斯诺在《西行漫记》书中记述他1936年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的“访友”活动是这样说的：
(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因为感觉到要向外发展和需要一些亲密的伴侣，有一天我就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我特别提出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的青年们。对于这个广告，我收到了三件半的回信。一件是罗章龙的回答，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叛变了。两件是从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得到的。半件回答，这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所说的一切话，可是他随即走开了，他自己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我们的友谊永远没有发展起来。”(见斯诺：《西行漫记》1960年2月版第115、116页)
当秘书的我们发现李立三与毛泽东说的不尽一致。一天晚饭后，在陪李立三在林中散步时，我们直接向他提出疑问。
他想了想，微笑着说：“说起来很有意思，实际情况并不是像斯诺在书中所写的那样。那是(毛)主席对斯诺说的，是他记错了。”
“1915年，湖南省把12个县的中学生集中起来，在长沙成立了长郡中学，实际上是一所省立中学。我也随着醴陵的渌江中学合并到长沙的长郡中学念书。1917年转到广益中学念书。这件事发生在长郡中学，应该是1916年。那时，我们听说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有一个叫毛泽东的‘怪人’，他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常到闹市区去看书，一年四季坚持早晨天蒙蒙亮就到井边用吊桶扯上井水从头上往下淋，即使寒冬腊月仍坚持不懈；冬天寒风凛冽，穿着单薄的衣服，爬山绕城，任风劲吹或迎风大唤，谓之风浴；数久严冬，到江河里游泳，夏天烈日当空，光着上身站在操场上或游泳后躺在沙滩上让阳光曝晒，谓之日光浴；大雨如注时，他站在操场上让倾盆大雨淋个痛快，或独自一人，顶风冒雨登上岳麓山顶，然后跑下山来，说是雨浴；甚至于几天不吃饭来锻炼肠胃。他为了集中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和同学们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他曾写过一副对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那时，都传说毛泽东是一个‘怪人’。我们看到那个‘征友启事’，经过猜测分析，‘毛澤東’三个字，正好是‘二十八画’。出于好奇心，我们就去了。”
李立三把他去与毛泽东见面的情形又重说了一遍。他坚持说，他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时，只见到毛泽东起身向他走过来，他就立即走开了，彼此都没有说过话。
关于李立三应毛泽东“征友”前往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情节，李立三早在1940年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写的《自述》中就曾经写道：“毛泽东同志公布征友启事后，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应为斯诺)所记载的毛泽东自述中也提到此事，但与我记忆中的情节有所出入，不过这自然是无关紧要的。”这是李立三在莫斯科看到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以后不久写的，只是他对有出入的情节没有具体叙述。
第一部分铁树开花时出生的人(3)
对毛泽东“征友”的记述，其他人的说法也不尽一致。
罗章龙在《椿圜载记》一书中写道：1915年5月中旬某日，我赴司马里第一中学访友，于该校会客室门外墙端偶见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一则，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我伫立浏览，见启事引句为《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辞复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逾三日而复书至，略云：接大示，空古足音，跫然色喜，愿趋前晤教云云。旋双方定于次星期日至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同学陈君圣皋同往。
《毛泽东研究事典》第4页说：1915年9月，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发出《征友启事》。
张聿温著《中国革命家逸事》第3－4页说：1915年秋天，长沙各重要学校都收到一份“征友启事”。启事是用蜡版油印的，约二三百字内容，主要是结交对救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特别提出要能耐艰苦，有决心，直到能为国牺牲。最后，引用了《诗经》上“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两句，落款是“二十八画生，“通讯处是‘第一师范附属学校陈章甫(即陈昌，当时任附小教员)转交’”。信封上批着：“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
唐纯良著《李立三传》中写道：“1917年罗敖阶(罗章龙)第一个响应‘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和毛泽东交了朋友，为了更多地交些朋友，毛泽东就请罗敖阶把李立三介绍给他。李立三接受了罗敖阶的建议，同意和毛泽东谈一谈。于是约定，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李立三去定王台省立图书馆会见毛泽东。毛泽东拿一张报纸坐在长凳上看，李立三凑上去，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李隆郅，毛泽东站起来握手表示欢迎……李立三听完毛泽东的讲话，无话可说，就走开了。”
而李立三多次谈到是1916年中秋节。其理由是：1915年，他刚到长沙上学，那时，他还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因此，不可能是1915年。事情发生在他在长郡中学念书那一段，而1917年他已转到广益中学去了。所以，也不应该是1917年。
三、程潜送李立三上大学
李立三生前忆及往事时，常常十分感慨地说道：“要不是程潜的帮助，也可能没有我李立三的今天……”
那么，程潜，这位当年的湖南名宿、著名起义将领，在李立三的人生道路上曾经扮演过一个什么角色呢？
据李立三回忆，1917年他在长沙广益中学毕业后，为找生活出路，在他父亲的坚持下，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他父亲为了把他留在身边，还强行为他包办了婚姻。李立三对当时封建礼教极度不满，加上对原小学校长(当时任县教育会会长)叶沛棠徇私舞弊、横行霸道的疾恶如仇，他愤然在学校闹起了一次“革命”——在暑期小学教师的会议上，他发表演说，无情地揭露了叶沛棠的恶行，敲着桌子痛骂了这位“醴陵的绅士”。
但李立三的这次“革命”，遭到许多守旧教师的反对，连他的父亲也骂他“不尊敬师长，太过分了”。
这种封建桎梏下的生活，使他如坐针毡，他觉得透不过气来，思来想去，只有一走了之。于是，他下定决心投笔从戎，去参加革命军，另闯一番事业。临行前他给家乡亲人留诗一首：
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
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
到哪里去投军？李立三心里早有考虑。当时，在湖南人民的心中，执掌“护国军”的湘籍将领程潜，是最了不起的一名革命者，况且程潜又是醴陵县同乡。为了走向革命路，李立三便跑到衡山，找到护国军，在程潜部下当了一名士兵。
由于有文化、办事能力强，他很快就在湖南护国军三营七连当上了连队文书。
1918年秋季，一次，连长派他去给护国军司令部送信。到达司令部后，巧遇护国军司令程潜在庭院中与人下棋，正杀得不可开交。李立三不便打扰，只好站在一旁观战。他见程潜下了一着棋很不理想，又不能多嘴，不由自主地“唉”了一声，叹了一口气。结果，程潜把这盘棋输掉了。见程潜的棋已下完，李立三便把信件呈递给程潜，告辞转身要走，不料程潜一下把他拉住，非要与他下盘棋不可。原来李立三观棋时的那一声“唉”，早已引起了程潜的注意。李立三不敢在这个司令官面前逞能，一再推说不会下。但程潜不依不饶，李立三无法，只好坐下与之对弈起来。
李立三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铆足了劲，连下三局，硬是把素称高手的程潜给赢了，使这个司令官大吃一惊，不得不对这个青年刮目相看。随之，与李立三拉起家常来，问起了李立三的身世。结果程潜发现，李立三不仅与他是醴陵的同乡，而且李立三的父亲李昌圭还与他是“同年”(同一考场中的秀才)，是老相识。有了这一层关系，程潜对李立三就更为器重。不久，就把李立三调到司令部候差，“尔后又做破译密码的工作，曾一度担任邮政检查官”。
程潜觉得李立三是可造之才，这么年轻就当了兵可惜。就在那年的年底，程潜对李立三说，你不要在这里当兵了，我给你钱，供你去北京上大学深造。李立三听到有这样的好事，真是喜出望外，感激不尽。于是李立三拿着程潜给他的纸钞，离开了护国军。先回老家，告别父母，再转往北京。
1919年春李立三到达北京。而这时，程潜给他的纸币，除去路费开销，加上纸币贬价，已所剩无几，根本交不起学费，进不了大学。此时的北京，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各种新思潮新文化如破土的嫩芽茁壮生长，大批有志青年正在积极寻求报国之路。正当李立三走投无路之际，经一些青年朋友介绍，他也毅然选择了留法勤工俭学这条路。于是，他很快进了设在北京西郊酒醋局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去进修法语。在预备班学习期间，李立三一方面经过法语的突击培训，同时接受着五四运动的洗礼。为了坚定不移地寻求革命的道路，预备班结束后，他回到家乡，竭力说服父亲卖掉了16亩祖业好地，筹得200元银洋作路费，然后转往上海……
在解放战争时期，程潜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在长沙起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程潜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时的李立三是大会选出的主席团常委，并负责组织开国大典的工作。他曾到“六国饭店”专程拜会程潜先生，诚恳地向当年资助他上大学的恩人致谢。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同乡程潜和陈明仁先生，李立三作陪。席间，当毛泽东得知程潜资助李立三上大学的情况后，风趣地对程潜说：“颂公(程潜号颂云)，你的革命功劳不小呀！给我们培养了一位中央委员李立三。”引起在座人哈哈大笑。
第一部分初露锋芒在法国(1)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和领袖人物，李立三就是其中的一个；
血气方刚的他，在同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蔡和森的意见不合，并未影响他脱颖而出，
成为留法学生的青年领袖……
一、跨海求学
1919年9月29日上午10时，李立三同徐特立等其他47名赴法学生，登上了博多斯号轮船。轮船从上海起锚出海，李立三义无反顾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途程，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李立三一行，在大海中颠簸了40多个日日夜夜，于1919年11月12日抵达法国巴黎。由于他们的语言没有过关，随即先进蒙达尼学校补习法语。
初到法国的李立三，感觉一切都很新鲜，他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自由体的新诗，表露了他要“唤醒可怜的同胞”、“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的凌云壮志：
我是一个断梗的浮萍，
随着那风波儿上下飘零。
也到过黄浦江头，
也到过潇湘水滨，
也到过幽燕，
也到过洞庭。
今又吹我到西天来了。
呼吸那自由的空气，
瞻仰那自由的女神。
我还要唱那自由之歌，
撞那自由之钟，
唤醒可怜的同胞，
惊起他们的酣梦。
鼓荡雄风，
振作精神，
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
作一个幸福无比的新国民。
此时的李立三，虽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学习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创造自由的新世界”！因此，他一面在蒙达尼公学补习法语，并到三侠孟一家纺织厂和钢铁厂做工，一面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其师傅(一名法国共产党党员)的帮助下，参加了由法国共产党组织的一次大罢工，第一次受到革命的阶级教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李立三学习很刻苦，仅几个月时间，就能阅读一般的法文报纸了。他特别喜欢读法国共产党人主办的《人道报》。
青年时代的李立三是个性格十分外露的人。他天性好动，因此每有体育活动总是少不了他。他性格直爽，襟怀开阔，雷厉风行。就连读书这样的事，他都显得与众不同。比如他要是得到一本好书，总喜欢一口气看到结尾。据友人对他的回忆说，一次，李立三从同学处借到一本《资本论》，简直如获至宝，书一到手，他就把自己“钉”在房子里，独自蹲在一旁，“啃”得津津有味，谁也别想叫动他。
李立三对旧世界有着强烈的憎恨，因之他思想活跃，善于讲话，非常喜欢谈论和争辩政治问题。据当年《时事新报》记载，1920年4月下旬，时逢五四运动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在法国同学以“群策群力争回山东主权”为主题，召开欢迎新到法国的同学大会，到会的有巴黎同学及各地来的代表百余人。欢迎大会由李圣章主持，报告开会理由，继由书记周览详述该会一年来之经过，随后请来宾演说。
首先由北京大学的许德珩登台，报告国内最近情形，谈及政府听命日本，压迫国民诸罪状，闻者无不痛愤切齿，大呼“誓除国贼”。
次由湖南勤工俭学的老教育家徐特立先生(年约40岁)演说：吾国丁兹时局，危险已极，欲图自存，惟有实行国民外交，要求同情于欧美各国之真正了解正义人道者，合世界善类之力，以推倒武力侵略之强权国家，然后可以转危为安。
紧接着，血气方刚，年仅20岁的李隆郅(立三)，也上台演讲。他除了激烈抨击帝国主义侵略，表达爱国热情外，还主张把爱国运动和当前的学习结合起来，提出共同创办英法文定期出版物，以“发表中国之文明，宣扬日本之罪状”。
李立三那“粗暴夸大的性情”，“毛茸茸的像一条小‘大虫’”，在旅法同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每当同学们在房子里谈起灾难深重的祖国时，谁一提到反动军阀，他会立即挥动拳头：“推翻”!谁一谈起无耻政客，他会摆动胳膊：“打倒”！谁一讲到卖国贼和反动派，他会高声喊道：“杀掉！”这一方面反映出李立三为人坦率直爽、胸怀开阔急躁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反映出他对旧世界强烈的憎恨，与反动统治阶级势不两立的态度。“推翻!”“打倒!”“杀掉！”这六个字，成为李立三的口头禅，被同学们称誉为“李隆郅的英雄气概”。
李立三早年曾经倾向过无政府主义，因此和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关系密切，而同蔡和森等人比较疏远。但时间很短，在他读了较多的法共报纸和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后，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他坚决相信照十月革命的干法，把军阀政府砸它个稀巴烂，中国革命很快就成功了。
思想的飞跃带来行动的坚决。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李立三从此坚定不移地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伟大实践道路。1940年，他在《自述》中回忆自己在法国期间的革命活动时写道：“1920年底，我和赵世炎、鲁易、刘伯坚、袁庆云等人一起组织了留法中国工人学生中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二、与蔡和森的首次意见不合
1920年，大批留法勤工俭学生抵达法国，秋后总数已达1600多人，另外还有在法华工10多万人。这时，战后的法国发生经济危机，这么多的留法学生和华工在法国寻找工作十分困难。面对此种形势，1920年12月31日，李立三、王良输、吴明、杨洵、赵世炎、罗汉等22位相好的朋友，经过几番讨论，联名给“法兰西巴黎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全体执事先生”写出了一封长信。
这封信一开头就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声浪，哄传了一年多，实际的经过以及现状，到底怎样，向来没有系统的记载，就有，也只是些片断的新闻。”“时机逼迫我们到了现在，令我们不得不想披肝沥胆，坦然一吐。”“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对于现状太含糊，也不要因恐怖而生悲观。”他们列举了勤工俭学生的种种困难处境，“到法国同学已经千五、六百人了，除四百上下现在做工，其余在学校补习法文或是住巴黎等候工作。”他们还提出了解救的办法，建议：“①工业学校交涉开特别预备班；②工厂交涉特别学习部；③限制国内未来(法国)的同学。”
在大批学生寻不到工作的情况下，中国驻法大使馆对学生的生活毫不过问。而代表当时中国政府的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于1921年1月12日和16日两次发出通告，宣布“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至二月底止，以后概不发给维持费。这一“宣布”从经济上断绝对勤工俭学生的接济，使学生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广大勤工俭学生顿时面临着能否坚持以及如何坚持下去的问题。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学生中复分两派，一主张继续要求政府津贴，一主张要求华法教育会再担任找工……现两派日寄传单于各处，互相攻诘。”
在蒙达尼的中国学生大多主张不去勤工，人人要求官费，理由便是工作的困难。于是，蔡和森、向警予等发起了求学运动，想通过组织学生示威运动来强迫中国官僚解决学生的学习问题。蔡和森认为，当时勤工俭学生的实际困难，说明勤工俭学是不可能的――“勤工所得不能达到俭学的目的” 。他认为，勤工俭学也是没有必要的，做工只是替资本家增加几个金钱奴隶，达不到培养人才的目的。他们中有的还公开宣告了勤工俭学的“死刑”，并于1921年1月发表了《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讲了上述观点，号召勤工俭学生掀起一个“要求生存权与求学权”运动，用群众运动的办法，迫使北京政府每月给每个勤工俭学生发放400法郎津贴，使到法的学生能继续学习下去。
这时，在三侠孟工厂做工的李立三，却不同意蔡和森的意见。他认为应该争取继续勤工俭学，到工厂做工同样能学习。因为要革命，首先要组织工人。到工厂做工可以学会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运动的本领，可为将来革命培养干部。
第一部分初露锋芒在法国(2)
根据这些看法，李立三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署名佐夫，寄给了《旅欧周报》，但他们不敢登。因为，当时大部分同学是拥护蔡和森的主张的。李立三便又写信催促报社，并且表示：如果不登，则请把稿子寄回来。几天以后，李立三的这篇文章终于发表在《旅欧周刊》第67号上了。
李立三公开发表的文章对蔡和森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蒙达尼(的)同学宣告勤工俭学“死刑”的意见，“触目惊心”、“最可骇怪”。勤工俭学的目的应为“促成智识阶级的猛省与劳动阶级的觉悟”，二者携手“杀一个七进七出，将资本主义完全推倒。”以促进知识分子和劳动者携手为主要目的的勤工俭学活动，应该坚持下去。李立三认为，找工困难只是暂时现象，只要“勤工俭学者自家猛省”，丢掉“精神上虚荣主义之蒙蔽”，克服“惰于劳动的恶习”，勤工俭学是能够坚持下去的。而那种向军阀政府要求津贴，达到读书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也是“无聊的”。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此时的李立三，已完全抛弃了过去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曾经相信过的工读主义，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出发，认为中国工业不发达，缺乏参加工厂劳动和工人相结合的机会，又受封建主义严重束缚，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充分条件。因此，在法国坚持勤工俭学，可以很方便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作为革命的第一步，先同在法华工相结合，促成工人的觉悟，把工人组织起来准备中国革命的干部。
文章发表后，徐特立看到后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驳蒙达尼同学的公启》，连载于《旅欧周刊》第68、69号，表示赞成李立三的主张。几天后李立三又收到赵世炎写来的信，也表示同意他的主张，并说要见他。当时，李立三和鲁其昌、黄齐生、徐特立等人住在三侠孟，赵世炎、罗汉等人住在三得建。没过几天赵世炎便如约来见李立三。见面后，他们谈得极为投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完全一样。
李立三的主张还得到刘伯坚、刘伯庄、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人的支持，纷纷站到坚持勤工俭学这方面来。这样，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就自然地分裂成以蔡和森与以李立三为首的对立两派。
这两派的主要代表如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分歧是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而不是两个主义和两条路线的分歧。但是他们的分歧导致了组织上的分离，所以，以李立三、赵世炎为代表的这一派没有参加史称“二二八”事件的示威运动。
三、因故不参加 “二二八”运动
随着停发维持费日期的临近，学生们大起恐慌，纷纷往使馆请求设法维持。中国驻法公使陈箓，连续发电给北京国务院、教育部并各省督军、省长，报告学生困难情形，请速汇款救济。二月下旬，北京政府复电称：“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国。”责成公使馆办理。
公使馆向学生宣布政府回电内容后，主张勤工的一派学生，当然没什么反响，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希求政府津贴有什么着落，他们关心和努力的，就是在极力向各机关交涉“觅工”，争取多得些“位置”。而反对做工的一派学生在得知政府回电消息后，知道维持费肯定是难望继续了，便认定若再不直接行动，不可能达到任何要求。于是，便有了“二二八”运动。
2月28日，“求学派”学生400多人集合于中国驻法使馆，要求每月给学费400法郎，以4年为期(因此，也有人称之为“44”运动)，公使不允，学生不散。至午后，陈箓偕留学生监督高鲁，往大众聚集之公园当众演说。学生以公使仍不允每月400法郎之请，将其围住。“双方争执，陈退回使馆，众尾之，突有法国警察向前解散，是盖国内政府与驻法公使之故智也。幸留法学生谨训，虽以生死当头之面包问题，犹能从容退让，随驱随散，未至流血……代表在使馆久坐不去，至晚由法警挟之出，至警署告以：‘此(乃)贵国公使指令也，无我等事，君等可归寓矣!’学生方面主张‘勤工’者，当然愈坚其主张，广布其意见，冀得多数同情者，以坚‘勤工神圣’之壁垒。”
李维汉曾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
以赵世炎、李隆郅(即李立三)为首的“劳动学会”是一个进步团体，但当时仍笃信工学主义，主张坚持勤工俭学到底。王若飞等一部分贵州同学也持相同主张。他们都不赞成请愿，认为请愿是向反动政府乞怜，要求补助是寄生虫。针对求学运动，他们提出“甘做苦工，不希官费”的口号。我们没有采取积极态度去同他们讨论问题，争取共同行动。徐特立、黄齐生两位教育家也支持他们的主张。蔡和森和我……都是徐先生的学生，一向敬爱他，这时也没有去同他讨论商谈。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
李立三在回忆中则说：
二八事件包围大使馆，我们没有参加。事后出现一种谣言，说我和(赵)世炎是受了陈箓的收买，因此，对这次事件不积极参加。其实，我和世炎虽不同意这次行动，但对中国大使馆勾结法警殴打学生的行为表示愤慨。因此，事件发生后，我们便明确地表示：①坚决反对大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殴打学生；②应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勤工俭学会。为此，我们劳动学会的八个人联名发表宣言，号召全体学生团结起来，反对大使馆勾结法国反动派殴打学生。至此，人们对我们的怀疑才解除了。
四、组织勤工俭学学会
以李立三、赵世炎为代表的这一派，为了加强对在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运动的领导，曾提议建立“共产主义同盟会”，由于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而称之为“劳动学会”。该会最初的8名成员是：李立三、赵世炎、刘伯坚、吴明(陈公培)、鲁易、袁庆云、周钦岳、熊自难。
1921年3月1日，劳动学会联合勤工俭学讨论刊社、勤工俭学互助社、勤工俭学第一组、勤工俭学互助团等团体，写信给华法教育会，称：会长先生，我们愿意勤工俭学的同人，因历史的关系，向贵会简明质问：“我们是任何工作都愿做的，而我们的生活问题，迫不及待，贵会能否于最短时期内，对无工者绝对负介绍工作的责任？”
华法教育会于3月4日复信：“今见来书，首先揭明勤工俭学根本主义及同学志愿，无任钦佩，本会自当竭其能力介绍工作，尤望同学速起组织健全之勤工俭学会，始基既固，扩展工期，将来美果实现。”
于是，遂由勤工俭学者同盟会同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赞助会组织了勤工俭学会促成会，草拟留法勤工俭学会约章。复经本年3月28日勤工俭学者代表会议，修改通过，决定留法勤工俭学会自3月28日起正式成立。勤工俭学会的宗旨，是本工学主义及互助精神，实行勤工俭学以谋社会之改造，而劳动与互助为勤工俭学会会员共同的信条。
勤工俭学会的成立，迅速得到大家的响应，多数留法勤工俭学生报名参加这个组织，“两千多勤工俭学生当中的绝大部分便报名参加。”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都是这一组织的积极分子。赵世炎和李立三是“勤工俭学会”委员会的主要领导成员，而“劳动学会”又成为勤工俭学会的领导核心。
五、创办华工俱乐部和《华工周报》
勤工俭学会成立后，其领导成员便商定：马上带领大批同学离开巴黎到华工集中的克鲁梭史乃德工厂去做工。
李立三在回忆中写道：
勤工俭学会成立后，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发起人和负责人是留在巴黎，还是下厂做工？如果把大批的会员动员进工厂，而我们几个负责人留在巴黎，显然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怀疑。如果到工厂做工，勤工俭学会的工作又无人负责。因此，我和世炎同志商量，我们两人分先后也进工厂。于是，我同第一批学生(100多人)到了克鲁梭(史乃德)钢铁厂……个把月后，世炎同志在巴黎把学生安排好以后，也到了克鲁梭，我们便在一起工作。
第一部分初露锋芒在法国(3)
史乃德工厂是一个大型的机械工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主要生产军械和战车，战后则生产车辆和农业机械。这里招收中国勤工俭学生，主要用来做厂里杂工，今天搬运钢铁，明天装卸货物；另一部分调往消耗体力很大的翻砂和锻冶车间。这些工种的劳动强度普遍很大，而且容易出工伤事故，而工资仅仅略高于学徒工，每天只有10多个法郎，去掉当时很低水平的生活费就所剩无几了。
李立三就被分配当了一名翻砂工，在熔铁炉旁工作。他每天面对滚烫的铁水要不停地搬动上百斤乃至几百斤重的铸件，且分早、中、夜三班轮流，睡眠颠倒，饮食无常。“工作一天汗流一斗”，一天下来，汗流浃背，疲劳不堪，浑身像散架一样，苦不堪言。
对于李立三来说，这种紧张的劳动，艰苦的生活，对于他的成长进步、乃至整个人生世界观的树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使得李立三不仅身体力行地亲身体验到工人阶级的艰苦劳动生活，也实实在在地清除了头脑中那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时，在工厂带李立三干活的工人师傅，是法国共产党员。他对李立三的劳动态度和爽朗的性格很是赞赏，常向他讲述一些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情况，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李立三始终不忘这位工人师傅对他的教诲。后来，他在回忆中写道：“我是个翻砂工人，我的法国师傅是共产党员。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时我们要革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明确的，但是如何革命这是不大明确的。”
李立三一面紧张地劳动，一面始终记着他所主张的勤工俭学的最终使命：“促使智识阶级的猛省与劳动阶级的觉悟”、“二者携手，杀一个七进七出……”在克鲁梭，当时有华工2000多人，李立三为了把华工团结起来，努力在华工中开展工作，开办夜校，并牵头办起了华工俱乐部，还创办了油印的《华工周报》，李立三身兼数职，既写又编，还亲自印刷。当他得知这些华工都和法国资本家订有包身合同，便带领勤工俭学生联合华工，开展解除合同的斗争，许多华工因而获得人身自由。在共同的劳动和斗争中，李立三同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此，“热心公务，喜欢出头露面的李立三，很快就成了在法中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有声望的领袖。”
六、消除分歧走向联合
周恩来于1921年12月写的一篇通讯中指出：“本来是共患难的朋友，只因为一时意见不合，便各自分开了。各人都勇猛地求他们主张的实现：一方请愿得了维持费，一方走入工场，两方的生活都算暂时有了着落。但是何能算安定？至于求学的大目的，在这两条道上，更成了绝望的倾向。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
这是对以李立三为代表和以蔡和森为代表的两派学生从分歧走向联合的真实写照。
当时，蔡和森、蔡畅、李维汉、李富春等组织了“工学励进社”(后改名为“工学世界社”)，没有参加“勤工俭学会”。
“二二八”运动结束后，李立三与赵世炎研究了同蔡和森以及他所领导的“工学世界社”同志们的团结问题。他们认为蔡和森等都是勤工俭学的优秀分子，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革命的，应当主动团结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因此，他们决定写信给蔡和森，表达他们的愿望。在征得对方同意后，赵世炎又专门去蒙达尼与蔡和森会谈了3天。双方共同认为争论已经过去，现在观点完全一致，大家都信仰马克思主义，决定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行动。
赵世炎回来传达后，李立三与“劳动学会”的其他成员都十分高兴。李立三与赵世炎商量，为了统一领导在法华工和勤工俭学生的工作，只有“劳动学会”是不够的，因而提出成立“共产主义同盟会”的主张，并写信给蔡和森征求意见。蔡回信表示同意，但主张名字叫“少年共产党”。李立三、赵世炎再去信表示，名字不计较，只要有一个共产主义的核心组织，把华工与学生统一领导起来就好。
李维汉在回忆中写道：“二八”运动教育了我们，迫切希望勤工俭学内部团结。我们请“劳动学会”派代表到蒙达尼出席“工学世界社”的会议，相互加强联系和了解。
1921年7月23日，李立三以“劳动学会”代表的身份，应邀去蒙达尼参加了“工学世界社”召开的会议，蔡和森在会上提议建立“少年共产党”，李立三以来宾身份在会上讲话表示同意。由于郭春涛等人坚决反对，发生争论。李立三不便参加“工学世界社”内部的争论。通过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赵世炎为代表的“劳动学会”和以蔡和森领导的“工学世界社”已经消除了分歧，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了。
两派团结起来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陈公培等为在勤工俭学生中建立党的组织，都同在国内的陈独秀、毛泽东有过通信联系。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详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他写道：“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在1920年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第二篇通信中明确指出：“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
毛泽东1920年12月1日在回信中，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921年1月21日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1921年2月11日蔡和森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写道：“闻公主张社会主义……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府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