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些传媒的广泛影响，葛佩琦先后收到了近千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有的人还从天津、上海、长沙、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专程来看望他，真诚祝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全面恢复，祝贺他从十八层地狱中重新露头，呼吸到了充满活力的清新空气。
1985年“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前后，全国新闻出版界的同志们又给他许多真挚的关怀与激励。当年年初，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广场》第一辑，就对葛佩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作了长篇介绍；当年3月3日，上海《文汇报》星期日增刊以《葛佩琦轶事》为题，对这篇介绍作了摘要；5月号的《中国青年》杂志刊发了青马的《痛苦与微笑构成的人生——访葛佩琦》；6月，《文汇月刊》发了叶永烈的《离人泪——葛佩琦传》；9月9日，安徽《阜阳日报》登了王天襄的《葛佩琦的界首》；12月8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葛佩琦本人写的《我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同日，《天津日报》发表了《葛佩琦其人其事》；12月9日，《北京晚报》发表了王晓阳的《抚今追昔忆纵横——访“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大学生领导人之一葛佩琦》；12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民大学》发表了周建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上光明之路——访“一二·九”老战士葛佩琦同志》；1986年4月5日，北京市委的《支部生活》月刊发表了李海鸥的《三中全会前后的葛佩琦》……
直到九十年代初，一些报刊仍在发表介绍有关葛佩琦的文章，特别是关于他的冤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12月《法律咨询》刊登的《葛佩琦冤案真相》一文，该文在1991年1月被《文摘旬刊》等文摘报所转载。
这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9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要目刊登的《胡耀邦六年批阅人民来信两千件》，第四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邹爱国、张严平的长篇通讯《六年两千件——记胡耀邦同志处理人民来信》。葛佩琦触景生情，立即想到耀邦同志对他的要求平反申诉信的批示。当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以最显著的位置，刊登了他的《总书记批阅的第两千零一封人民来信》一文，详细叙述了他去耀邦家上访的经过。满纸溢透着他对耀邦同志帮他推倒“三座大山”的感激之情。
1984年6月，即葛佩琦被恢复党籍的一周年之际，他的一些老同学、老战友聚会于北京烤鸭店，热烈祝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他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此刻劳动人事部的顾问刘子久即席赋七绝一首，以表贺忱：
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
1987年1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以校长袁宝华为主任的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确认葛佩琦为教授。
1988年2月17日，春节。19日，大年初三，当年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学，搞了五十三年来从未有过的春节大团拜。陆平、韩天石、邓力群、刘导生、吕东、朱穆之、袁宝华、孙思白、谢邦治、顾大椿、任继愈、甘重斗、胡昭衡、佟成、刘祖春、田价人、沈学祯、刘玉柱、杨锡钧、纪坚傅、孟桂芝、李小慧、刘居英、汪鸿文、叶修直、关士聪、刘火、李兆翔、白文治、于克三、姚震江、朱国平、张震寰、吴承明、宋尔廉、王寿仁等人，与葛佩琦忆昔思念，无不感喟万千。
葛佩琦把刘子久书写的“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那首诗，裱成条幅，从八平方米的“96陋室”，到二十九平方米两间平房新居，再到教授楼的四十二平方米的宽敞住房，都把它挂在中堂，随时目诵，永志不忘。
他戴着一千六百多度的老花近视镜，有时再加放大镜，吃力地书写自己一生的艰苦奋斗，重史实而几乎不加个人评论，内中虽然也写了已成往事的“道路坎坷”，但也仅寄望于后来者从中汲取教训，不再酿造“窝里斗”的亲痛仇快的事。
同时孜孜不倦地甘为人梯。他辅导的那些高中毕业生有六人跨进了高等学府，内有一人还摘取了美国博士冠。
他们自己的孩子也都挺有志气、挺坚强。大女儿在北京教育学院任副教授；被“老子英雄儿好汉”们打坏了一个肾的儿子和他的妻子，大学毕业后去加拿大留学；三女儿、四女儿都在日本获得了硕士学位。三女儿回国后正工作于一家企业。
小女儿更奋发要强，聪明绝顶。中学六年，每年每门功课都是五分。哥哥姐姐们去农村插队，她去安定门的一家拉毛围巾的街道小厂工作。上下班坐电车或在家做饭照顾妈妈时，也抢分夺秒地背外文单词；考上大学时，她已熟练地掌握了英、德、日三国文字。令人痛心的是，1981年她去日本留学突然失踪。后来在一处海滩上发现了她的遗体，全家人悲恸万分，她的老师同学闻之也无不痛惜！
“我们没正式复婚。”朱秀玲说。“我们都七老八十了，我又长期患病。我曾劝他再找一个，能好好地照料他。他很生气地说：‘我不要你管！’事实上我们在互相照料。他常来看我，我也常去看他。他请了一个保姆，上午在他那里，下午就来照顾我——给我弄吃的或洗洗衣服；如果我住了医院，这位保姆也去照看照看……”
朱秀玲的这一席话使人觉得，葛佩琦过去曾经为朱秀玲在那种特殊困境下提出离婚而在心中积下的冰疙瘩，已经随着全家悲剧色彩的淡化而消融了。
朱秀玲继续说，她的生日是阳历8月1日，她和葛佩琦结婚纪念日是8月6日。1992年8月1日，葛佩琦在自己的住处备了一桌菜，买了一瓶葡萄酒和几瓶啤酒，把朱秀玲和在北京的孩子们都叫了去，葛佩琦说：
“双喜合在一起过吧！”
朱秀玲问：“什么‘双喜’？”
葛佩琦说：“咱俩的8月6日，这都忘了？”
朱秀玲这才恍然，眼前顿即闪现1943年在汉中西北医学院这一天的情情景景，不禁情欲唏嘘而强忍。
“明年就是咱俩的金婚纪念日了！到了这一天，把好友们都请来，好好地庆一庆！今年就是自家的孩子们，就算复婚了吧！”
这时朱秀玲再也忍不住早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孩子们也都悲喜交集地心房颤动。是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只可惜，全家最小的成员希成，没能见到这“合家欢”！
更可惜，葛佩琦没有等到他与朱秀玲的“金婚”这一天，1993年1月13日上午十一时五十五分，因心脏病抢救无效而辞世，永远离开了朱秀玲和他们的孩子们。朱秀玲和孩子们悲怆万分！新华社为他的去世发的电讯，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电讯中这样写道：
葛佩琦同志1911年生于山东省平度县，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在“一二·九”运动时期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是当时北大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之一。他曾两次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表现出革命者的气节。他多次受党指派，在国民党军政机构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葛佩琦自1951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并被捕入狱，虽长时间蒙受冤屈，但他襟怀坦白，心胸开朗，正确对待个人不幸遭遇，保持革命者气节。1975年获宽大释放。1980年在党中央直接关怀下获平反，1983年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党的组织关系。
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刚直不阿，心胸豁达，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在冤案平反之后，他以新的姿态投入四化建设，抱病著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人民贡献一生。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以老革命的身份自居，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1月19日，人民大学校园内公布了葛佩琦教授治丧小组名单。其小组成员是：韩天石、朱穆之、陈忠经、刘导生、刘玉柱、刘居英、曹振之、孙思白、顾大椿、胡昭衡、宋尔廉、袁宝华等人。
1月25日，当年共同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邓力群、朱穆之、吕东、袁宝华、韩天石、刘导生、顾大椿、刘居英、任继愈、唐敖庆、胡昭衡、孙思白等人聚会，悼念他们的老同学老战友葛佩琦。他们回顾了葛佩琦传奇般坎坷曲折的一生，高度赞扬他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心胸豁达，忍辱负重，刚直不阿，坚信真理，坚信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信念始终不动摇的崇高精神。
1月31日，在八宝山公墓，为葛佩琦教授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
葛佩琦遗体周围鲜花簇拥，灵堂四壁前架满了花圈。
灵堂入口上方，是一幅白布大横额——“葛佩琦永垂不朽”，两边悬挂着“一二·九”老战友们的长幅白布挽联：
守真理不怕吃苦，下煤井坐铁窗，全不在乎；
为革命情愿献身，跛一足眇一目，何足道哉！
灵堂内，在“葛佩琦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的横幅两边，悬挂着“一二·九”老战友们的又一长挽：
直言遭误解，历尽坎坷无怨怼；
丹心永不泯，常留清望供追思。
胸前戴着小白花前往告别的老同学、老战友、邻居、难友、新老弟子等等，将近千余人。
1994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葛佩琦回忆录》。上海《报刊文摘》以《“我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大右派”葛佩琦平反记》为题，对《回忆录》中的有关章节作了极其精要的摘录。在出版前，葛佩琦还在世时，已是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的他的老同学罗竹风，以《出生入死，艰苦卓绝》为题，写了一篇《读〈葛佩琦回忆录〉感怀》。罗竹风回顾了这位老同学的一生后感叹道：
像葛佩琦这样一位苦出身、根子正、忠心耿耿，一贯为党为人民正义事业奋斗的好同志，却以莫须有的罪名，罗织成“罪”，含冤受屈长达几十年，这只能说在劫难逃或者时代的悲剧！
是的，这“劫”从何来，“悲”从何生，是值得今天和后世一切心存良善的人们好生思索的！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革命节骨眼儿的一封“检举信”
伊玛尼(IMAN)，阿拉伯语，意为“信仰”、“信德”，即崇奉伊斯兰教的人，对“先知穆罕默德从安拉那里传来的一切”诚心承认、确信无疑。其具体信条是：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先知，信末日，等等。
1951年年初，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突破三八线直指汉城，国内正加紧镇压反革命、搜索暗藏敌对分子。公安部收到了一封检举信，说有人于抗日战争期间，在天津以南沧州为中心的冀鲁边区，秘密组织了一个“回民执行委员会”，又称“伊玛尼党”，借助在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党徒，组织回民武装。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反革命集团”仍在继续活动。
这个被揭发的人是谁?据“揭发”人说，他叫丁溪野，他还组织过“伊玛尼委员会”、“和平党”、“回教青年反共同盟”、“保卫伊斯兰教委员会”、“伊斯兰同盟党”等反革命组织。他就是“伊玛尼党”的“党魁”。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哈尔滨市建设局工程处处长；抗美援朝开始，他又担任了抗美援朝一一二工程队政委，正率领这个工程队在朝鲜前线抢修肃川飞机场。他的三弟丁铁石，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冀中回民支队政治部主任、支队司令马本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抗战胜利后在东北，参与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坦克部队；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解放军装甲兵党委委员、技术部副部长，由于技术部还没有正部长，丁铁石就是这个部的最高领导，而他就是“伊玛尼党”的军事负责人。他的四弟丁坚，正在担任哈尔滨市财政局副局长，是“伊玛尼党”的首要骨干分子和财政负责人，……
写这封检举信的人，名叫韩道仁。抗日战争中，他在冀鲁边区担任过《正道报》总编辑，与丁溪野在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共过事。写了“检举信”以后，他竟然混了个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副厅长。尽管在1942年的一次战斗中，他被汉奸队俘虏过，并有过变节行为，但在写这封检举信时，他当然不会自己与自己过不去，而只能以攻为守，转移视线，就不会有人再注意他的“往事”了。
公安部接到这封检举信，立即把这个立为“族字三号”大案，展开深入细致的广泛侦查。首先想到把丁溪野从朝鲜前线“调回”，予以秘密逮捕，同时对丁铁石、丁坚也予以审查或拘留。于是侦查网撒到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黑龙江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三百余人尽收网底。“案情”弄得越来越玄。其中“入网”人数最多的，就是被检举信称做“伊玛尼党核心”的、“混进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丁氏大家庭。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不是“伊玛尼党核心”，而是一个崇尚正义的回民大家庭
这个家庭确实相当大。
“九·一八”事变后，全家老少三代二十余人，就由辽宁本溪市流浪到北平，多人参加了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
事隔十六年——即1951年被韩道仁称做“伊玛尼党党魁”的丁溪野，“一二·九”运动时已经三十又二岁。他幼年读过私塾，由于家境贫穷而辍学，小小年纪就去本溪湖煤铁公司当了个勤杂工，尔后才上了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师范毕业，当了几年穷酸的小学教师。其时日寇的魔爪几乎伸到东三省的每一个角落。抗日爱国的热血，把他推进了东北讲武堂第十期工兵科，毕业后被分到东北军第七旅当少尉排长。“九·一八”事变，第七旅等部队正随着少帅张学良驻在关内。丧权辱国的不抵抗主义，使丁溪野怒火填膺。第二年，他就毅然脱离东北军，拟筹建《清真日报》，召唤回族同胞参加抗日；筹建未获成功，遂去北平安河桥小学教书。
“七·七”事变，他率领学校的孩子们上街宣传、募捐、慰问伤兵，卷入抗日救亡的洪流。
丁溪野的三弟丁铁石，是后来被韩道仁称做“伊玛尼党军事负责人”的，这时还是一位不足二十岁的小青年。“九·一八”事变举家逃到北平后，他与四弟丁坚，都在张学良专为东北流亡学生举办的“东北学院”中学部学习。
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完全屈膝于日本强盗，与其签订了《何梅协定》，出卖了华北五省大部主权，日寇不允许北平存在任何抗日团体。抗日情绪极为强烈的“东北学院”大学部后改称为东北大学，大部被迁往西安；中学部改称为东北中学，迁至河南、湖北交界的鸡公山。不管走到哪儿，丁铁石、丁坚兄弟的抗日决心，都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坚如铁石。“一二·九”的风暴推到了鸡公山、武胜关，他们和全体同学涌上街头，走向农村，成了抗日救亡的一股生力军。丁铁石为全校学生会游行示威总纠察队负责人。
1936年夏天，丁铁石在全校最早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出任“民先”区队长。他不断地“滚雪球”，使高中、初中总共只有八百多位同学的学校，就有一百五十多人成了民先队员，其中包括读高中一年级的他的四弟丁坚。
卢沟桥烽火起，正值高中毕业的丁铁石，率领三十多位同学去山西太原参加抗战，其中大部分加入了东北籍共产党人刘澜波成立的东北救亡总会。当年9月，由东北救亡总会举荐，去五台山朱德总司令直接指导的八路军随营学校学军事。当年12月，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分区，历任政治教员和副连长。1938年2月1日，在河北曲阳县孙家庄与敌寇的生死搏战中“火线参加中国共产党”，没有候补期，随即担任连队政治指导员和营的政治教导员。
这时，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回族军官马本斋，率领回民义勇军参加了冀中游击队的回民教导大队，1938年6月，又与人民自卫军的回民干部教导大队合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1938年8月，丁铁石遵从党组织的委派，到这个回民教导总队担任政治部主任，做马本斋的政治引路人，并从政治上根本改造这支部队。同年10月，根据党的指示和工作需要，丁铁石和政治部特派员刘世昌，介绍马本斋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
这时，已在民族解放先锋队做过小组长、小队长和东北“民先”执委会委员的丁坚，也坚加了冀中回民教导总队，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不久，由于他具有出色的组织才干，被冀中军区任命为定县、无极、藁城、新乐县的扩军工作团团长和新兵第一团团长。
11月，丁氏大家庭留在北平回民集居地牛街的男女老少，也全都由冀中党组织派人接到冀中抗日根据地。老大丁溪野参加了回民教导总队，担任政治部的民运干事；年仅十一岁的侄儿丁天真，也参加了总队的宣传队。
1939年7月，丁铁石建议，经冀中军区领导机关批准，“回民教导总队”改称“冀中军区回民支队”，以后“回民支队”威名广扬并永驻史册。
1939年年底，冀中区党委决定在天津以南津浦路东开辟新的根据地。由于日寇和充当汉奸的国民党部队的严密封锁，冀中区党委对那一带的情况十分生疏。他们决定从回民支队抽调一名有独立活动能力的回族干部，去那儿运用许多回民集居点的有利条件打开局面。回民支队领导当即推荐丁溪野作为最合适的人选。当时他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有文化，懂军事，社会经验丰富，且仪表堂堂，又留有回民群众所崇敬的阿訇式的大胡子，肯定会完成这个艰巨任务。
这一推荐，立即被冀中区党委所接受。区党委书记黄敬，行政公署主任李耕涛，联名正式任命丁溪野为沧县县长，并颁发了委任状。
1940年春节过后，丁溪野得到青县地区爱国阿訇田学深、刘凤祥的鼎力相助，通过沿途清真寺和回民中的可靠朋友，顺利而不无惊险地过了敌伪一道道封锁线和大大小小的据点，抵达了沧州地区。这会儿，丁溪野才知道，这里已经建立了隶属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冀鲁边区。他从夹衣层中取出了冀中区党委和行政公署的委任状，受到了冀鲁边区党委代理书记李启华和军区政委周贯五的热情欢迎，边区的《烽火》报也刊登了一条新闻：回族爱国志士丁溪野莅临沧州地区。
随后，他向李启华、周贯五等人详细介绍了冀中回民支队和回民建国会的成立经过，回答了他们都迫切需要明了的团结回族民众共同抗日的理论认识问题。丁溪野说：“建立冀中回民支队的实践证明，这对于发动回族群众参加抗战，打击日寇与回奸，都有着其他抗日部队所不能代替的特殊作用。
李启华、周贯五等人，听后频频点头，当即以冀鲁边区党委的名义决定，抽调回族中共党员王连芳和刘震寰，到冀鲁军区与丁溪野相会，共同筹建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和回民支队。
1940年7月20日，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正式成立。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十三周年，冀鲁边区回民支队也正式成立。王连芳为回民救国总会主任兼支队政委，刘震寰为支队长，丁溪野为总会宣传部长兼第二分会主任。
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丁溪野，活动于津南、海星、新海(即今黄骅县)等县环境最为艰苦的游击区。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贯彻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经他走村串户发动参军抗日的回族青年就有三百多人，并发动不少汉族青年参加回民支队。另外他还直接领导第二分会组建了一个游击中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同时发动回民群众生产自救，自力更生改善生活。同时还创办小学和读书识字班，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宣传抗日救国，狠狠打击回奸和汉奸。从而他在回汉族群众中都深负厚望，人们称他为“丁大胡子丁阿訇”。
1943年春天，日寇大举进犯冀鲁边区，环境异常险恶。冀鲁军区政委周贯五，为了丁溪野的安全，把他介绍回晋察冀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中共晋察冀分局都驻在河北阜平。丁溪野从津浦路东越过了津浦、平汉两道封锁线，到达了阜平温泉。适逢晋察冀边区正要在那儿召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中共晋察冀分局遂邀请丁溪野为国民代表之一出席了参议会，并被选为参议员。
时值日寇频繁“扫荡”，中共中央决定加强敌占大城市的地下斗争，发展党组织，建立地下军。中央委派韩光到晋察冀分局，成立了一个东北工作委员会，从各个军分区挑选优秀共产党员深入敌占城市，在敌人心脏里发展组织，等待反攻时机里应外合，消灭敌人。韩光与晋察冀分局组织部长刘仁，共同负责这个东北工作委员会。他们考虑到，东北的回民也分布广泛，遂在委员会下增设了一个回民工作部，将已在晋察冀党校学习了将近一年的丁铁石调来，负责这个工作部。
1943年5月，丁溪野由韩光和丁铁石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即被派去河北易县接近敌占区的边缘地带水头村，建立了秘密联络站；接着他又潜入北平城，在城内北沟沿清真寺李阿訇家和牛街回民萧德福家等多处建立了联络点。这些个联络站和联络点，负责护送去东北的地下工作人员，并接送从北平投奔抗日根据地的统战对象。其中把英文版《古兰经》翻译成汉文的北京师范大学李铁铮教授等人，就是丁溪野自己冒险接送到晋察冀根据地的。
与此同时，丁溪野派遣刘殿云阿訇去哈尔滨建立联络点。这位阿訇是河北省黄骅县杨儿庄人，一位著名的爱国志士。1940年春天，丁溪野奉命在沧州地区津浦路东开辟游击区时，动员他参加了革命；这时他又参加了东北工作委员会，被派去哈尔滨，联络那里知名度很高的阿訇刘品卿并建立了联络点。随之丁溪野又委派三伯父丁全山的长子——即丁溪野自己的大堂兄丁溪正阿訇，去长春策反伪满洲国政府的一名高级翻译，同时派出自己的二弟丁溪山去北平，负责那里的地下交通。
这期间，已在位于五台山的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高上科(即团级以上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两年的丁坚，也被调入东北工作委员会，并奉命潜入北平，做回民工作。不久，他又被派往徐州，策反汪精卫的伪军郝鹏举部队的一位回民旅长——东北本溪老乡洪旭东。洪旭东一口应承“身在曹营心在汉”，到时候一定对得起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但因故未能发动起义，只身脱离了郝鹏举部队。
此刻住在河北唐县杨家庵的丁氏大家庭，也成了根据地里的一个接待站。老大丁溪野、老二丁溪山以及他的父亲丁全民、三伯父丁全山，也常常深入敌占区边缘的危险地带，接送来往的重要工作人员。总之，他们全家人都参加了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所委任的各项工作，随时都可能身首异处，但他们全都义无反顾。
1943年秋，日寇集中五万多精锐部队，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毁灭性“大扫荡”，多次包围杨家庵一带的村庄，烧杀抢掠。10月15日，杨家庵又一次被围，多数村民逃出了包围圈，部分老乡被拦截赶回了杨家庵，其中就有丁家年过花甲的三伯父丁全山。几名日寇和汉奸特务毒打了这位老人之后，逼迫他指出被赶回的人群中哪个是村干部，又问他粮食埋在什么地方?老人全都回答了三个字——“不知道”、“不知道”。敌人用乱棍猛击他的头颅，鲜血四溅，他也紧咬牙关，一声不吭，直到头颅破裂、脑浆迸散，倒地而亡。
这是这个大家族为抗战捐躯的第三人。第一个，是丁溪野的二弟丁溪山的长子丁天真。他1938年时十一岁，就在河间县河桥镇参加了回民教导总队的宣传队，唱歌跳舞他都会，1942年6月2日，这时回民教导总队已改称为回民支队，在河北阜城县的高庄被敌人包围。丁天真跟着部队奋勇突围时壮烈牺牲，其时才十五岁。第二人，便是丁全山老人的嫡孙(他的二儿子丁溪正的长子)丁双祥。这孩子1940年参加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卫生部充当卫生员，在1943年秋季反扫荡一开始，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中连中数弹而亡。
当年12月反扫荡结束。晋察冀分局领导和东北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程子华、刘仁、韩光等人，鉴于敌人的挣扎扫荡必会日益频繁而残酷，决定把丁家老老小小送往延安，以保安全。分局决定：已是共产党员的丁溪野带队照顾全家老老小小，同时另派交通员护送。
这支老老小小的队伍，于1944年1月，从晋察冀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出发。很不幸，在一个大黑夜通过山西同蒲路北段封锁线时，正遇上日寇的装甲巡逻车，巡逻车上的机枪一阵猛扫，这支小小队伍被冲散。时过三个昼夜再聚拢，两个不满周岁的男孩——丁溪野的孩子丁天胜和老二丁溪山的孩子丁天德——因为一直被包在严严实实的背篓里，被冻饿而死。
1944年4月初，一家人才辗转到延安。中共中央机关管理局，把这一家老老小小安排到大砭沟的清真寺住下。不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枣园接见了丁溪野弟兄的父亲丁全民和母亲丁张氏，表扬了他们一家人爱国热情和忠勇作风。
6月，丁溪野被分配到三边中央民族学院当教员，丁溪山的爱人石凤英带着两个孩子到安塞保育院当保育员，其余的人就在延安参加生产劳动。
11月，丁铁石、丁坚二人也从晋察冀前线来到了延安，双双进入中央党校的第三部深造，直到第二年的抗日战争全面胜利。
延安庆祝胜利的锣鼓声、欢呼声甫定，丁氏大家庭就随着收复失地、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洪流涌向东北。11月中旬到达承德，老大丁溪野和老四丁坚就奉命留下：丁溪野负责筹建热河省回民联合会，丁坚担任热河军区回民支队支队长。其他人继续前进，于当月下旬回到辽宁省老家本溪市。
恰巧，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此刻也迁达本溪，丁铁石被任命为党的本溪市委委员、本溪市保安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3月被推选为本溪市第一届参议会议长。美国军舰向东北抢运的国民党军队越运越多，驻守本溪的民主联军奋起抗击，丁铁石兼任了城防司令。
1946年6月，从苏北到中原大地直到长城内外，蒋介石的军队向所有解放区展开了全面进攻。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一路或数路来犯之敌，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解放区的许多城镇纷纷落入敌手。在东北，从沈阳、本溪、抚顺撤出的民主联军保安部队，合成为辽东第三军分区。丁铁石被任命为这个军分区的政治部主任和中共辽东省第三地委委员。
11月，在敌强我弱艰苦残酷的不利形势下，毛泽东与中央军委依然高瞻远瞩，指示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东北局，从新四军、八路军和民主联军中，抽调一千多名战斗骨干和师团营连排的干部，到苏联红军驻守下的大连市创办一所坦克学校，为日后在人民军队中普遍建立机械化部队和装甲部队培养中坚力量。旅大公安总局局长边慎斋(即新中国成立后驻苏大使馆首任武官边章五中将)兼任校长，旅大地委书记韩光兼任校政委，丁铁石为实际负责全校领导工作的副校长——后来并在苏联红军的指导下学会了坦克的驾驶与修理技术。
1947年12月，丁铁石由大连辗转到哈尔滨东北解放军总部，被任命为东北军区战车团副团长。这时，这个全国解放军中的第一支装甲部队号称一个团，实际才有三个连。善于谋略并勇于献策的丁铁石提议，东北军区炮兵司令朱瑞批准，从各部队抽调五百多名有文化的青年战斗骨干，把三个连扩大为三个营，成为名实相符的战车团。1948年9月，由丁铁石和参谋长李自群率领的这个战车团，参加了辽沈战役的第一场大战的锦州包围战。10月14日解放了锦州，全团随即隆隆东去，参加了11月2日的沈阳解放战，并在与兄弟部队的紧密配合并肩战斗中，前后缴获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坦克营、一个装甲兵团和一百多辆汽车。沈阳解放，东北军区成立了特种兵司令部，战车团扩建为战车指挥所，下有坦克团、装甲车团、教导团，丁铁石被任命为坦克团团长。
1948年12月，丁铁石与团政委毛鹏云率领一个坦克营、一个装甲车营和汽车连、修理连参加攻打天津。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2月3日丁铁石又率领坦克装甲部队参加了和平解放的北平入城式。3月25日他又率领坦克部队的西苑飞机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由西柏坡迁到北平古都，接受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的检阅与鼓励。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隆重盛大的开国大典。丁铁石乘坐第一辆坦克，率领由他奉命组织训练了两个月的装甲车队和坦克群，威武雄壮地接受了朱德总司令的检阅，并隆隆驶过了天安门广场。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正式成立。丁铁石被任命为装甲兵技术部副部长，装甲兵党委委员。技术部部长一职空缺，副部长丁铁石成了技术部实际上的第一把手。
这几年，老大丁溪野与老四丁坚，都已转到哈尔滨。丁溪野在承德筹建了热河回民联合总会，于1947年被调往哈尔滨，被委任为东北回民联合总会教务部长、哈尔滨特别市实业公司经理部长；全国解放后改任哈尔滨市建设局工程处处长，抗美援朝不久，出任一一二工程大队政委，率领一千余位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驰往朝鲜战场。
丁坚，也在1947年离开了热河回民支队支队长的岗位，到哈尔滨特别市相继担任道里区区委、道外西传家区区长，1949年调任市里没有正局长的财政局第一副局长兼专卖局局长。
老二丁溪山，在抗战胜利后向东北大进军时，曾一度担任民主联军本溪保安司令部管理科长；自卫战争全面爆发后随军转战，积劳成疾，于1948年春在辽东军区招待所长岗位上病故，没能看到五星红旗的飘扬……
这就是所谓“伊玛尼党党魁”丁溪野、“伊玛尼党军事负责人”丁铁石、“伊玛尼党财政负责人”丁坚，以及整个丁氏大家庭直到有了“检举信”时的简要史略。且不说，丁氏兄弟及其整个大家庭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与奉献；就是在这到此为止的全部史略中，能有一丝一毫的“伊玛尼党”的活动影迹么?
当然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但在那警惕性奇高的年代，韩道仁等人的“检举信”，无异于给这个革命家庭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族字三号案”一丁点儿真凭实据也没有(1)
正巧，那年头除了敌我矛盾的政治运动外，又搞起“三反”运动。公安部这才撒下了“族字三号案”的侦查网，首先落入网底的，是哈尔滨市财政局第一副局长兼专卖局长丁坚。
那是1952年3月3日。当天早起刚上班，丁坚接到哈尔滨市政府转来沈阳的一封“特急”电报，内称东北人民政府召开所属各省及大城市财政厅局长会议，要他即刻动身去沈阳，而且连一张软席卧车票都准备好了。丁坚二话没说，立即汇拢了必要的报表与材料，提着公文包，急冲冲赶到哈尔滨火车站。
在车站软席候车室，他碰见了哈尔滨铁路局工会主席苏洪波，老朋友，就坐在一起聊了起来。不一会儿，苏洪波的警卫员跑来向苏洪波报告，说外面有人要找他。苏洪波起身刚离开，哈尔滨市公安局一处处长王××、二处处长张××和一处侦察科的尚科长就进了候车室。他们与丁坚也都是非常熟悉的老熟人。王××首先发话：
“老丁，哪儿去?”
“去沈阳开会。”
“咋不带个人?”
“和你一样，带人干嘛?”
王×ד噢”了一声话锋一转：“李书记找你有个事，要我们来找你。”
丁坚不禁一怔!李书记，即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李长清。他找我，干嘛不让人给车站打个电话，或让省市办公厅的人来叫我，却让公安局政治保卫处(一处)和经济保卫处(二处)的同志来?经过十多年政治斗争和战火磨炼的丁坚明白：这种突如其来的反常现象的背后，必有一时难解之故。他只得跟着王××们登上停在候车室外的一辆雪佛莱。
这辆车，还是他帮助购置的——抗美援朝前，他奉命从上海买来十部小轿车：两部别克由省主席冯仲云、市长饶斌分别使用，八部雪佛莱分别给了市里的一些部厅，其中市公安局就分到了两三部。现在他坐着自己帮助购买的一辆雪佛莱，去见李书记。
但是，这辆雪佛莱并没开往省委或市委大院，而是一直开到哈市中央大街尽头的一所监狱，停在大门内一座平房前。在这座平房的一间屋子里，哈市公安局局长王××——更是丁坚的老熟人在等他。王××冷冷地问，“你知道叫你回来是什么事?”
“不知道。”
“有人说你贪污，李书记要你回来反省。”
丁坚这时才纳过闷儿：怪不得，在车子上的三个人几乎同声问他“身上带枪了没有”，原来是这码子事!
丁坚压着满肚子火，但仍不失镇静地对这位老朋友说：“你们这不是秘密逮捕我吗?”
“我是公安局长，秘密逮捕你也可以嘛!”这位老朋友厉声厉色地说。
这下，指挥过两千余人回民支队的丁坚，满肚子火终于喷发而出：“你是公安局长，我是财政局长，你有什么资格逮捕我?!”
“公安局长就有权逮捕!”
“你‘有权’!你有‘逮捕证’吗?”
王××这可泄了气。他只觉得公安部“族字三号案”的密令可以给他撑腰，没想到那只能自己心中有数，而对被侦拿的当事人，还得用表面说得过去的手续办事才成。
“老丁，你别发火。”王××软口软气地说，“李书记为照顾影响，不让别人知道，才叫我们这么办的。反正也没啥大不了的事，过几天说清楚了，就回去。”
王××说罢，向屋内几位公安人员一使眼色，他们就对丁坚搜了身，取走了他的裤腰带，然后把他带进了围墙更高、墙顶上围着电网的大院内。
这样，他没见着“逮捕证”就被押进了监狱。
这是帝俄时代建造、伪满时代关押抗日志士的监狱。许多抗日英雄就牺牲在这座高墙里，包括一位抗日联军的军长。从苏联远东战犯管理所押解回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等人，也曾在这儿关押过，然后才被押去抚顺战犯管理所。
丁坚在这儿闷度五日，才离开了这座“历史悠久”的监狱，被押往电车街“兆麟电影院”北侧的一个大院。这就是对外绝对保密的市公安局一处——政治保卫处的所在。
大院一分为二：前院是办公楼和宿舍，后院就是关押审讯反革命分子的看守所，或称“小监狱”。前院有一座乳黄色的四层楼。丁坚被关在这四层楼的最顶层的一个房间里，“任务是反省”。他“反省”了许多个日日夜夜，越“反省”越糊涂：既然是“经济问题”，为何秘密逮捕，又被转来政治保卫处?
春去夏至，夏去秋来。到了11月，哈尔滨已经飘起雪花了，丁坚听到房门外楼道里有人沓沓走过，并发出轻微的咳嗽声。他觉得这咳嗽声耳熟，连忙侧耳细听：没错，是大哥的声音，原来大哥也被捕了!后来丁坚才知道，大哥丁溪野就是在这11月才被逮捕的；哈尔滨的一封急电，把他从朝鲜前线的肃川机场工地召回，说有“要事磋商”。信以为真的丁溪野匆匆赶回哈尔滨，想先去头道街的商务街(“大跃进”时改称上游街)看望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走在半路上就被公安局一处的便衣人员不声不响地带到这个院子里来了。不久，丁坚就听不到大哥上茅房路过他门前的咳声了。大哥被押进了后院看守所，即“小监狱”。
在那里，从伪满警察中精选留用一些人，用皮鞭、皮带猛抽丁溪野，要他老实交待“伊玛尼党”问题。皮鞭、皮带抽打了多少个白天黑夜，也没抽打出一星半点的“政治”油水。
于是，丁溪野被押送到我们前面说过的，中央大街尽头的那座古老的大监狱，关进了过去关押抗日“要犯”或死囚犯的“独居”牢房。它不足四平方米，黑暗而潮湿，蚊子臭虫成把抓，吃喝拉撒睡都在小屋子里，而且不放风，只是半月一月出来透透气。那是名副其实地上厕所，开点儿恩。不出三个月，体格健壮还不到五十岁的丁溪野，就已面无血色。
丁坚的人身际遇尚算走运。1952年11月，老大丁溪野被押进这座古老的大监狱又被关进“独居”牢房后，市公安局一处有人找丁坚谈话：“换一个地方吧，别在这儿住了……”他以为没事了，可以回家了。但在当天晚上他却被送进了八个月前他已来过的这所大监狱。
说实话，他可没老大那份罪。他遇到了一位好心的老熟人。当天夜里，他以被定名为“338”号囚犯的身份送进了高墙大院里的第三监房：一百几十人的大屋，从上到下三层木板大通炕，层与层之间的高度只能盘腿坐着，个头高些的就得躬腰低着头。第一层的木板就铺在水泥地上。他是个“新来的”，睡在第一层的最里头。一米来高比牛腰还粗的大尿桶，就放在他边上。
第二天，一位大官被人搀扶着进了这监房，一百几十号犯人连滚带爬地齐刷刷立在通炕前的地面上。这位大官似乎眼睛不好使，连声叫“丁三哥”而茫然四顾着。丁坚心里嘀咕：他咋不按狱里的规定叫我“338号”，而把“丁老四”叫成“丁三哥”。叫错了?丁坚也只得应了一声：“有!”
这位大官连忙下令：“把‘丁三哥’调换到第二层铺的第一个!”说完又被搀扶着离开了这监房。
第二层的第一个，靠近监房门，空气最新鲜，“班长”的铺位。就是说，这位“新来的”无须“士别三日”，而只睡了一夜觉就被全监房的人刮目相看。他成了班长，左臂上套着红箍，可以自由出入监房，还可以在整个监狱大院自由转。
过了几天丁坚才弄明白：这位“大官”就是这里的监狱长，一位老红军，名叫崔喜峰。1946年春天“四平保卫战”时，是李运昌纵队的一位师长，不幸双眼被弹片崩伤而近乎睁眼瞎。他到本溪疗养时，丁铁石是本溪保安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特动员政治部文工团女团员王淑贤与其结为夫妇，好好照料这位老革命。后来他转到哈尔滨担任荣誉军人学校校长，1952年又被调到哈市公安局担任第七处(劳改处)处长兼这所拥有数千名犯人的监狱长。事隔多年，他对当年给他物色了一位贤惠妻子的丁铁石一直感铭难忘。当年他就叫丁铁石为“丁三哥”，几年来一直想着“丁三哥”，乃至于听说丁坚丁老四来到了这监狱，他出口就叫“丁三哥”。后来他夫人王淑贤对他说“这是丁坚丁四哥”，他才改了口。
有了这层完全可以摆到桌面上的背景，很爱深入基层的崔喜峰每次找犯人谈话，第一个就找“丁四哥”。也要丁坚不要再穿那扎有一条条竖道的紫红色囚服，而改穿干部的蓝制服；丁坚说穿啥都无所谓，只要干净就行。他说大家穿的囚衣每一条针缝里，虱子都一串串，铺炕木板缝里的臭虫也都密密麻麻，全监狱都应该大搞卫生，彻底消灭虱子臭虫。
崔喜峰大喜，立即召集大小几十个监房的班长开会，发动全体犯人突击搞卫生。“搞得好的插红旗，搞得不好的插黑旗”。所有的衣服、被子都下大铁桶煮一煮，所有的铺板都一块块拆下来放到大铁槽里煮，所有的厕所都由卫生所经常喷洒DDT；暖气包后面的墙上也要都抠掉重新粉刷，茶杯把儿缝里的黑灰也要都刷掉……
一个星期后，全监狱的臭虫虱子就被灭了个精光!
初战大胜，丁坚又发现大院内许多已经判了刑的犯人，还拖着沉重的脚镣去车间劳动，有的上工收工，不得不把拖在地下的一大截铁链儿提在手里。他了解到，这些都是判了十几年以上徒刑的重刑犯。他对崔喜峰说：社会主义国家对犯罪分子是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改造政策，不能一味地惩罚。既然让他们去劳动，拖着那么长那么重的脚镣，怎么劳动?越是这样，他们会在内心里越仇恨人民政府，是达不到改造目的的。
崔喜峰又大喜，一个命令，一千多名已参加劳动的重刑犯，全部摆脱了脚镣的累赘与折磨。
能够在大院里自由转的丁坚又发现，大大小小的监房所有高低宽窄的窗户，都钉有铁皮风挡；不但从监房内看不到外面的任何景象，而且“漏”进监房的空气和阳光很稀少，致使室内空气十分污浊，尤其那一个个“独居”牢房，更形同不见天日的暗牢，不通风、不见光。据说从帝俄时代到伪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是这样。丁坚于是又提了个建议，大大小小的风挡被全部拆除，向阳的“独居”牢房也洒进了阳光。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从一个院子里搞清洁卫生的犯人口中得知，老大丁溪野正被关在一个“独居”牢房内得了严重的肾炎，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立即向崔喜峰建议应及时改善老大的处境，丁溪野这才离开了“独居”牢房。
当时，每个犯人每个月只有四两油、一斤半细粮和少许菜金，伙食搞得不怎么好。经丁坚建议，成立了监狱管理人员领导的犯人代表参加的伙食委员会，每天定食谱，高粱米加红豆、黄豆、大芸豆煮干饭，剩下饭就炸丸子，每个星期改善一次伙食；犯人们吃得笑口常开。
犯人的文化生活也得到了大改进。监狱买了电影放映机，每两个星期放一次电影，办起了犯人的墙报黑板报，阅览室也向犯人开放。丁坚当了文艺组班长，每个星期都有一次犯人自编的文艺节目的演出，增强了犯人悔过自新和自我改造的动力。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族字三号案”一丁点儿真凭实据也没有(2)
在监狱的各种生活都得以改善的前提下，丁坚又提出了开展“找窍门、挖潜力”的生产运动的建议。被“镇压反革命”运动投入监狱的大批工程师、教授等知识分子，人人都积极地开动了脑筋，很快就办起了晶体管厂、机械厂等多种科学技术类的工厂和车间，大大拓宽了监狱的生产创造领域。
丁坚的建议一个又一个，崔喜峰大喜连着大喜，使当年拥有三千多名犯人的哈尔滨市第一监狱，成了全国的模范监狱之一。
丁坚当时这样想，是党派他到监狱里来工作了。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非分的男女私情，总之什么问题也没有。他坚信，党终会搞清自己的问题的。如果搞不清而受了冤枉，只要出得监狱，他就去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如果中国党平不了这冤，就去共产国际告状。但目前，既然党把自己“安排”到监狱里来，虽然身穿紫红色囚衣，但在自己胸膛里跳动的却仍然是一颗共产党员的心，那就应该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去对待周边生活的一切，是的：一切!
但是一个共产党员一旦沾上了严重的政治嫌疑，不管他自己如何继续对党抱有绝对的忠诚，监狱长一直把他看作是自己人，也统统白搭。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消息传来，丁坚放声痛哭。监狱管教科的负责人立即找他谈话。这位负责人说，像他这样的老干部在现在这种处境下，对党的感情仍然这么深厚，是其他人所不能理解的，劝他不要过分悲痛。同时，这位负责人向他提示说，他的问题不便明说，好像不只是经济问题，恐怕还有其他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连监狱长也无能为力，只能靠自己向上级党申诉。
几乎与此同时，监狱里也有人私下嘀咕：“你们是个大案!究竟是什么大案，谁也说不清，反正是谁也不敢沾边的!”
至此，丁坚才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和大哥的被秘密逮捕绝非寻常。一年后，这又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1954年4月，哈尔滨市法院对于丁坚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宣判。奇怪的是，这宣判不是在法庭而是法院院长办公室，而且法院院长姜达生又正是他的老熟人：1945年抗战胜利后，丁坚当了热河省回民支队支队长，姜达生是热河省省会承德市的公安局长；1947年丁坚到了哈尔滨特别市担任道里区长和道外西传家区长，而后又当了市财政局第一副局长兼专卖局长，姜达生调任赤峰市公安局长之后，也到了哈尔滨市担任公安局第三处刑事侦察处处长，继而转任市法院院长，姜达生对他说：“这么大的哈尔滨市，局长坐监的就你一个啊!如果只是‘经济’问题，你家老大也不至于住‘独居’啊!”
然后，姜达生说：“你过去对革命忠心耿耿，这是我们所有认识你的老同志都一致肯定的，将来你还要耿耿忠心地干革命……”
接着姜达生宣判：1947年，丁坚贪污生产经费五千万元(即后来的五千元)，经过党多年的教育等待，从不悔悟，已够“大老虎”资格，决定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如果不服，在接到《判决书》后五日内上诉有效。
所以把“开除党籍”也列在法院的《判决书》内，是判决时中共哈尔滨市纪委(后改称过监委)的有关负责人也在座。因为当时“大老虎”、“小老虎”层出无穷，如是“党内老虎”，就党内处理和法纪惩罚“相结合”：干脆，省事；也可以说这是那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色。
丁坚当即作了驳斥，他说，1947年，国民党占领了辽东、辽南的大中城市后，他的一家子老老少少从本溪辗转撤退到哈尔滨。1948年春天，又有从本溪逃出的二十多个老百姓来到了哈尔滨，吃住在他们家，他们家很快就无力负担。他向市委打了个报告，市委特别发出一千万东北币(相当于后来的人民币一千元)救济费，让这些逃难人分别进行生产自救。“这怎么能被说成是我‘贪污’了这些钱，而且‘一千万’又加码到‘五千万’?”
接着丁坚大声说：“我可以就此机会在这儿郑重声明：我们丁氏兄弟和我们整个丁氏大家庭，多少年来只有对革命事业耿耿忠心地作贡献，没有任何人做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也没有所谓的‘贪污’过公家的一文钱!只要还有一丁点儿革命正气和一般的道德良心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这铁的事实!”
在座的哈市纪委的人员洗耳惊听，木然无语。姜达生连忙说：“老丁，你别急，今儿个就算找你谈了一次话。”接着他就让在场的书记员当场改写了《判决书》：
以上事实，被告全部否认。但根据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组的调查属实，故本院认为属实，判有期徒刑五年，限十五日内上诉，过期执行。
第四天，丁坚在狱中收到这《判决书》，第五天就写成了《上诉状》：一份送市法院，一份让人带给自己的老父丁全民，转送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
但是，法院接到《上诉状》的第二天，即宣布判决的第六天，而还未超过上诉期的十五天，即下达了执行判决的命令，丁坚再也不是一名未决犯，而成了一名真正的犯人!这就是说，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可以无法更无天!
丁坚立即血压升高，肾功能减弱，成了“病号犯人”。市法院院长人事变动，新来的院长名叫于华锋。于院长也很乐意深入基层，到监狱找丁坚谈了话。丁坚向于华锋诉说了对自己的胡乱判决，于华锋听得很仔细却也不置可否，但一再叮嘱丁坚说“老丁，不要急，先养病。”
于华锋离开了这所模范监狱，吉普车直开哈市公安局，要局长王××放人。王××不放，说是中央公安部有密令。于华锋说：“那你们总该向公安部实话实说的，总不能把丁坚冤死在自家人的牢里吧?!”
王××死活不松口。
执行判决的两个月后——即1954年6月，丁坚终于第一次被保外就医。他立即奔赴沈阳，向中共中央东北局监察委员会书记马辉之申诉。马辉之说：“你先回去，我们来处理。”
“我不能回。”丁坚说，“因为判决已生效，无论如何东北局得解决。”
“东北局怎么解决?”
“一是调案，一是派人，都可以。”
马辉之觉得有理，当即派出姓白姓张的两位作为“调查丁坚案”的专员，与丁坚一道北上哈尔滨。
两位专员持有东北局监委的特别介绍信，哈尔滨市委不得不让市公安局、市纪委、市法院各派一人配合两位专员，组成“丁坚案”五人调查小组。这五人小组一连调查了二十多天，掌握了大量确凿的事实，一致否定了市法院的判决，建议恢复丁坚的党籍和原有一切职务；但为了给“对方”一个台阶下，给丁坚改为一个“党内警告”处分。
对留下的这条尾巴，丁坚也不同意。姓白的专员对他说：丁坚同志，你以往怎么对他们顶得这样厉害?以后尤其对李长清(省委书记兼市委书记)不能再硬顶了，这应该耐心等待。
然而对五人调查小组这么一个给市委和李长清台阶下的建议，市委和李长清还是一直不表态。这就是说，已经执行的判决依然有效，被“保外就医”的丁坚立即又被收回了监牢。
丁坚的病本来就没减轻分毫，一被收回监牢，血压更加高升——低压一百、高压二百，又被保外就医。他刚出监狱，半路上巧遇已去中央政治学院担任刑事教研室主任回哈尔滨探亲的原法院院长姜达生，姜达生跟着到他家悄悄对他说：“你家老大丁溪野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丁坚想问个究竟，姜达生哼哼哈哈地没细说。
丁坚即刻启程去告状，到了沈阳东北局，又去北京党中央。中央给哈尔滨市委打了长途电话，要市委认真处理丁坚一案。哈尔滨市公安局不但不处理，反而又把他收回监狱。
就这样，一直到1957年，他一共被六次保外就医，六次被收监。其中一次被收监，正逢市公安局长王××被调走，从北京调来了新的局长贾正操。他为人正直，使哈市的公安工作突然有了新起色，被群众称做“贾青天”。1956年，丁坚被又一次假释，贾正操在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与丁坚长谈了四小时。他向丁坚详详细细地了解了监狱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他说丁坚是真正体验了监狱生活的老干部，能真正地反映监狱真情实况的人。他还问丁坚：
“犯人最反感的是什么?”
“最反感的是戴背铐，最恨的是打假报告的人。”
贾正操又非常认真地记录了这两句话后，又对丁坚说：“我这次被调来哈市公安局工作，没带任何私人，全凭党性依靠公安局正直的党员来工作。你们的问题，总有一天会被澄清的。”
哈尔滨对于丁溪野、丁坚没能挖出任何“政治油水”，北京的军委装甲兵总部，对所谓的“伊玛尼党军事负责人”丁铁石，也就没有贸然采取行动。他们也只能借着“三反运动”这股“东风”，从“经济问题”打开突破口。
这当儿在装甲兵技术部搞“三反运动”的，是从装甲兵后勤部副部长位置上调到技术部当政委的刘景晏。他不懂装甲技术，但对搞任何一种“运动”却十分在行。当年在延安，他就取名为“刘斗争”，可见他也是很乐于奉行那种“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哲学的。他指挥技术部的“打虎队”，动用三十多种刑罚大搞逼供信，在二百来人的技术部打出了大小三十多只“老虎”，其中四只“大老虎”被开了公审大会关进了“大铁笼”——北京市的。技术部的“三反”“热火朝天”，而刘景晏原当副部长的装甲兵后勤部的“三反”却冷冷清清。向××一个命令，把技术部的“打虎队”调去“支援”。这“打虎队”把在技术部使用过的三十多种刑罚也搬到那儿照用不误，很快就“打”出了二十多只“老虎”，“功上加功”。
应该说，技术部与后勤部的这一群群“老虎”之被猎获，除了刘景晏之“指挥得法”，技术部政治处主任王右也“功不可没”。
这位王右，来自地方部队，妻子是农村妇女，生有三个儿女，大孩子已将二十几岁，他又在政治处的一位年仅二十一岁的女打字员身上打歪主意。这位年轻貌美的女打字员不答应，他就用造谣、诬陷等办法，终于把她弄到手。正是这号人，也是最乐于搞“运动”的。
丁铁石，当然成了技术部“虎”群中的一个。他没有被关进“大铁笼”，但也被软禁了半年多。刘景晏和王右及其“打虎队”给他数落出一大堆“经济”罪：假公济私，盗卖公物，以搞家务为名，伙同兄弟进行投机倒把，从中贪污受贿，等等。
那么在这一大堆“罪名”下，总共涉及多少钱?
说来会让人吓出一身冷汗：“共贪污东北币四十亿元!”丁铁石由此而遭降职。他不服，这四十亿少说也得装满两吉普车，我能把它们藏到哪去?技术部其他受牵连的同志纷纷要求批判刘景晏。“风声”飘向了装甲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向××。向××一个电话，把一位不了解“重大敌情”的新部长沙×叫去谈了话。沙×回到技术部就口气大变，说是他“领受了任务，只保驾过关”。他虽然主持了三天大会，但对刘景晏的那种主观狂暴、任意残害同志的罪行，来了一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大会的最后一天，向××莅临会场并登坐主席台。许多受害者和“运动”期间反对那般残害自己人的同志，继续争先恐后地揭发批判刘景晏一伙的罪行，丁铁石也对“事实可变，处分不变”的谬论和刊登在《装甲兵》杂志上的装甲兵党委对他的处分决定，逐条进行了驳斥。
丁铁石发完言刚刚坐下，主席台中央的向××就开始讲话。
“运动搞得很好嘛!”向××说，“揪出了不少‘老虎’，成绩很大嘛!”突然，他气急败坏地指着台下的丁铁石说：
“他就是比‘大老虎’还要大的‘狮子’!”
丁铁石立即站起来，严正反驳向××：“我一向清清白白，你讲话要负责任!”
“你贪污了四十亿!”
“你得拿出证据来!没有事实根据，你不能乱扣帽子，不能乱给处罚!”
“事实可以变，但处分不变!”
“你这是哪家的逻辑?!”
“对你这种人，就是这样!”向××更加大了声调说。
丁铁石也加大声调说：“你得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向××当然不能当众把“伊玛尼党”案一语道破。所有在场的人，除了沙×这些极个别信得过的被打了“招呼”的，几乎无不觉得自己部队的这位最高政治领导人是整个的蛮不讲理。
被揭发批判的主要人物刘景晏，没有参加这几天的大会。“运动”还没结束，他眼看被他的“打虎队”揪出来的一只只“老虎”，不但都是白白地遭了一场罪，而且这些“老虎”以及众多同情这些“老虎”的人一个个都摩拳擦掌地要找他算账，他被吓懵了!他说他每晚吃了多少安眠药都睡不好觉，“神经极度衰弱”，躲进了协和医院。听说部里又连续开了三天声讨他的大会，他从医院病房二楼的阳台上往下那么一跳，跌断了一条腿。向××于是向大家正式宣布，“刘景晏神经失常”，于是人们也就不再向他“讨债”了。隔年后，他的伤骨复愈，被调往上海军医大学当了政委，这假“斗争”的一页就被翻了过去。
但是，强扣在好人头上的屎盆子却“天长地久”!
1952年10月，“事实可变，处分不变”的丁铁石被派往朝鲜前线，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装甲兵器材补给处处长。他率领六十多位技术保障人员深入前线，负责两个坦克指挥部及步兵师坦克团的技术保障，有力地支援了上甘岭战役和朝鲜停战前夕金城反击战中装甲部队的参战。1954年6月，朝鲜停战已近一周年，他才从朝鲜奉调回国，去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担任副主任。
这个“伊玛尼党案”或“族字三号案”，就是这样一连搞了五年多，受迫害、受株连的多达三百多人，广及十个省市自治区。在1956年2月，公安部曾又一次组织这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部门，对这三百多名受害者，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秘密侦查，结果仍未发现这些人有任何反党、反革命的蛛丝马迹。
1957年1月，公安部不得不下了这样的结论：“回教执行委员会”是个落后的迷信组织；丁溪野同志没有政治问题和反革命问题，应撤销对他的专案侦查，同时对他应分配适当工作；但因他在回民群众中有影响，也可对他继续观察。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庐山会议后炸了丁铁石，罪名还是“胡乱凑”
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丁铁石只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名学员。
1952年有人利用“三反”运动，把他行政降职、留党察看半年，从朝鲜回来，调去南京军事学院担任装甲兵系副主任之后，他工作得勤勤恳恳，倍加小心，同时深感如不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现代科学技术水平，是不能适应今后工作的发展需要的。他的这一要求得到批准。1958年1月，他已四十三岁，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先在预科学了半年多，然后顺利考进了本科。
这时，军委装甲兵派人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办了个快速成材进修班。丁铁石不是作为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原来的副主任，而是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本科的一名普通学员入了进修一班。这进修一班三十多名学员，数他年纪最大、级别最高，其他不少人都是他担任解放军第一个坦克团团长时的老部下。班里成立党支部，学院派来的班政委张秀斌是当然的专职书记，还得学员们自己推选一位副书记，大家遂一致推选忠厚老成、奋发苦学的老领导丁铁石。
这位老领导不负众望。他的每门功课都是优秀。
他的暑假是在南京度过的。他的妻子白琴，当时就是南京著名的鼓楼医院副院长。他们的家，就安排在南京军事学院的一处宿舍区。暑假还没完全结束，庐山的风雨已由个别隐秘小道传下山。当丁铁石度过了暑假回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已内定了四名“彭黄集团分子”，他是第一名，“事实”根据是：
一、军工学院政委谢有法传达了庐山会议文件之后，要各个班组讨论时，学院派了一名干事到进修一班做记录。他回去向学院领导反映说：“丁铁石说：彭老总有什么错?彭老总这一生至少也有三分功吧!”这明显是为“右倾路线头子”彭德怀鸣冤叫屈；
二、1958年暑假前，预科结业考升本科，学院领导指定丁铁石代表一千多名预科和本科的学员，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他借口自己讲不好，让另一名学员代讲，这是藐视学院领导；
三、1959年夏天期末考试期间，学院装甲系规定，各个进修班的党支部委员会，都应开会讨论研究聘请下学期的授课教员人选，并列出名单。丁铁石借口为避免耽误大家的实习和考试，最好等考试完毕后，支委们晚放两天假，专门留下开会也不迟。这也是藐视学院的规章制度；
四、后来虽然在装甲兵系党委的坚持下，进修一班还是召开了支委会，但丁铁石提名的讲授金工金相学留学归来的教授胡振威，恰恰就是一名“右派”。丁铁石不要党员教员讲课，而独独提出一名“右派”，这就是“右倾反党”。
在那年代，尽管这些个罪名都是胡乱凑，但也足以在政治上彻底整倒一个人。不过，这仅仅是学院领导的“内定”，怎么着也得装模作样开个批判会，以表示这是“群众”的一致要求，而且进修一班的全体会议，竟由军事工程学院少将院长刘××——“一二·九”运动时的北大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亲自主持。他要大家踊跃揭发批判丁铁石的“反党言行”。
可是，会场冷冷清清，没有一人发言。刘××少将再一次动员：“开批判会，应该人人发言，谁也不能坐球场上光吹哨儿的!”这才开始有人张口。但张口者寥寥，而且所说也都是丁铁石的好：学习成绩优秀，带动全班通过了劳卫制，掏大粪都走在前，不靠老资格、高级别吃饭……
刘××一听，连忙摆摆手：“散会!”
后来，在全院师生干部大会上，刘××说：“进修一班的政治空气不浓，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可要引起严重注意哩!”
此后，大会批，小会斗，接连不断。
有一次，由学院党委组织部长王坚为组长的学院“反右倾”斗争五人领导小组，又专门找丁铁石谈了话。他们用略带几分安抚的口气，看似漫无目的地东扯西拉了一阵之后，王坚突然向丁铁石：庐山会议前，(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与向仲华副政委、贺晋年和张文舟副司令员来我们学院，你和他们谈了些什么?
丁铁石回答说，这是学院装甲兵系主任徐介藩要他去谈话的，他们只问过进修班学了些什么科目。
“谈过‘分建学院’没有?”
丁铁石没有即刻回答。他明白刘伯承元帅主管的南京军事学院，其指挥系即将分散，以便分别建立各个军兵种的学院，故简称“分建学院”。他还明白：“分建学院”如果成为现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各个系，必定也一一分散各自归口于分建的各个学院。五人小组特别关切这件事，想必是刘××们不愿看到这将成为事实。
同时丁铁石更明白：在解放战争中，许光达是彭老总手下的一员骁将，并曾当过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如果从他丁铁石口中弄些材料，把许光达挂靠到“彭老总一边”，刘××们可就立了大功了!!
王坚见丁铁石相觑无语，似乎顾虑重重，就“鼓劲”说：
“说吧，说吧!你说了，你自己不但不会有什么事，说不定也会给你的肩章上添颗金豆儿，嘿嘿嘿……”
这就是说，为了加官晋爵竟可以诬陷许光达!丁铁石感到这简直是对自己人格与党性的极大侮辱与贬低!他立即火气很重地反问：“你说，你到底要我说些啥?”
王坚一见丁铁石发了火，也立即抹下了假装正经的假面具，大光其火地说：“你顽固到底，绝没有好下场!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丁铁石更火了!他说：“随你们的便!你们自己心怀鬼胎，还想拉上别人和你们一起为虎作伥?你们这种人，才绝对没有好下场!!”
五人小组对丁铁石只好就此收兵，悻悻然。
1960年上半年，“反右倾”已大体结束，教学工作已恢复正常。暑期考试前，系领导突然宣布给丁铁石“撤销进修一班党支部副书记职务”的处分决定，当场引起全班学员的哄堂大笑。因为1959年下半年开学伊始，进修一班党支部已经改选过，同班学员田申被选为副书记。大家觉得，这是由于从不做亏心事的丁铁石，顶得学院领导下不了台，学院领导自找台阶下而闹出的一个大笑话!
笑话归笑话，在丁铁石看来，这是学院领导对他的侮辱和戏弄。尽管他的意志正像他的名字那样坚如“铁石”，但从“三反”到“反右倾”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折磨中，他确实气恼重重。他为此得了神经衰弱症。加上1960年下学期的主课都是坦克的驾驶、修理和枪炮射击，他早在日寇投降后在驻旅大的苏联红军帮助下学得滚瓜烂熟，并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多次实践过，因此他向学院请了一个学期的病假，1960年下半年一直在南京治病休养。
1960年冬天，北京装甲兵总部派人进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拟筹建装甲兵自己的工程技术学院。带队的，正是“三反运动”后期，从第二坦克师师长位置上调到技术部当部长的沙×。现在他虽然已是坦克一校副校长，即将担任装甲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但他当年在技术部“同情与理解”被屈打成“虎”的同志以及正直群众的要求，同意召开大会揭发批判“三反”肇事者刘景晏；被向××叫去打了声“招呼”，就在三天的大会上一言不发，以及向××到会与丁铁石台上台下的激烈交锋的情情景景，许多当事人仍历历在目。他们虽然不明其中奥秘，但他们揣想沙×这次去哈尔滨，肯定不会给丁铁石带去什么好兆头。
果然，在1960年12月下旬，家住南京军事学院一处宿舍区的丁铁石，突然接到军事学院转来的向××秘书的电话，要丁铁石立即回哈尔滨军工学院“处理”自己的问题。丁铁石问：“处理我什么问题?”秘书回答：“我不知道。这得请示首长再答复你。”
不多日，这位秘书就来了电话，说是处理丁铁石在“反右倾”斗争中的问题。丁铁石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把我的班支部副书记给撤掉了，没有任何问题了。”
不多日，这位秘书又来了电话，口气硬得不容分说：“立即返校!你去也好，不去也好，由你自己决定!如果不去，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半月之内就来了三次电话，而且最后一次没等丁铁石回一个字，就“砰”一下把电话挂了。丁铁石心想，在南京家中养病这半年，是哈尔滨军工学院和装甲系领导批准的，养病期间还两次向班、系领导写信汇报了治病情况，两次都得到了班、系领导的回信予以抚慰，并一再嘱咐“要安心养病”，干嘛要向××来插上一杠子?他向××是军委装甲兵的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又不是哈尔滨军工学院的领导，我丁铁石回不回学院，与他挨得着吗?!丁铁石再联想到“三反”时的“事实可变，处分不变”和台上台下对着干的那几场“戏”，他觉得向××这样逼他赶快回哈尔滨军工学院，肯定又要耍什么新的狠毒阴谋，遂坚决不理他那茬儿。
1961年2月初，哈尔滨军工学院给了丁铁石来了信，开宗明义地要他火速赶回学院，参加开除其党籍的会议。这大大震怒了丁铁石，他即刻登上北上的列车。
丁铁石一到了哈尔滨，就有人悄悄告诉丁铁石：开除他党籍的支部会早开过了!据这些知情人说，在1961年1月即将放寒假时，由班政委兼党支部书记张××主持了进修一班的党支部会，班主任李××和全班在校学员都到了会。张××宣布了丁铁石的“错误事实”，还是1959年秋天把丁铁石定为“彭黄分子”并撤销其进修一班党支部副书记的那些事——
①彭黄分子；②严重不服从命令的个人主义；③1959年暑假前支委会决定请“右派”教员在下半年讲课，是公然反党……
张××刚说到这儿，还没来得及要大家讨论表决，在丁铁石被撤销支部副书记之后被选为支部副书记的田申——著名剧作家、作家和诗人田汉之子，就站起来表示坚决反对召开这样的支部会。
田申说：开除党员的党籍，如果不是在战火分割或秘密工作的特殊情况下，必须让其本人到会。他说着，就从衣兜里掏出一本《党章》念了起来：“‘在党组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理或做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他作证和辩护’……现在你们既然要开除丁铁石的党籍，就应该让他回学院参加会议并听取他的申辩，这才符合《党章》的要求，否则就是非法的!”
发言同志很不少，直说得张××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临末了，他还是强要大伙举手表决，结果大多数人举手反对，使一心要开除丁铁石党籍的人没能达到目的，只得放寒假，让大家回家了……
丁铁石听了知情人的这些叙述，才恍悟到怪不得向××要他的秘书，在学院放寒假之前像秦桧连发十二道金牌似地，连二连三地给他打电话催他赶快回到学院，“原来如此”!
现在他回来了。全班的学员又都放假在家，准备过春节，开不成党支部会，“把他催了回来干什么?”
他想错了!存心要整人的人总会“妙计横生”的：支部没法形成决议，还可以召开别的会议。
丁铁石回到学校的第五天，学院装甲兵系开了个党委会，到会的有装甲兵系和进修一班的领导六个人，外加沙×带来的筹建装甲兵工程技术学院的十六七个人，会议由沙×主持，叫丁铁石也到会。沙×宣布丁铁石的“错误事实”，比撤销丁铁石党支部书记的决定以及张××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支部会上所说的那几条，大大地加重了砝码。沙×说丁铁石：
第一，分裂党的组织，破坏党的团结，反对党的领导，是一个具有强烈个人主义野心的反党分子!
第二，历史上个人主义严重，是个典型的“民族反动分子”!
第三，组织观念极为薄弱，在装甲兵内部大搞宗派活动!
第四，彭黄集团的忠实分子!
沙×宣布完毕，既不要大家讨论，也不让丁铁石申辩，就要大家举手表决。当然，这是早就串通好的，除了丁铁石一人外，其他“一致通过”这个开除丁铁石党籍的《决定》。丁铁石起立高声反对。他说这是强奸民意，违反《党章》。他说沙×不是学院的领导，也不是系的领导，凭什么主持这个宣布开除他党籍决定的会议?他说认定他“分裂党的组织，破坏党的团结，反对党的领导，有强烈的个人主义野心，典型的民族反动分子，大搞宗派活动，彭黄集团分子”，等等，有哪一条事实根据?!
丁铁石刚说到这，学院装甲兵系主任徐介藩忙打断丁铁石的申辩说：“向××副政委给你打电话叫你回来开会，你怎么也不回，这就是反对领导!”
丁铁石说：“向××既不是南京军事学院的领导，也不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领导，怎么能说是我反对领导?!至于说我是‘彭黄集团分子’，有什么根据?我有生以来与彭老总、黄克诚同志未有过任何个人之间的交往，总共只坐在台下听过彭老总的三次报告，包括1958年夏天彭老总来咱们学院视察的那一次。
“那一天，学院院长刘居英、政委谢有法一改日常铺张浪费讲排场之风，特地把讲台上的大红丝绒台布换成一条朴素的黄军毯，在讲台前后躬身欠腰地连声呼叫彭老总为‘我们敬爱的首长’，而我这个坐在台下十几排之后听报告的普通学员，倒成了‘彭黄集团分子’，这是哪家的王法?!”
“对所有这些诬蔑陷害，我保留申诉权!”
丁铁石滔滔不绝，直说得沙×，徐介藩等人无言以对。
时值1961年即辛丑年春节，远离南京老婆孩子的丁铁石，孤零零地一个人在招待所里住着。有时候，他也到大院里转转，人们都忙着过年，合家团聚，几乎没人敢搭理他。他在招待所里冷冷清清地住了三个月，一直住得神经极度衰弱，每天早起都头脑昏沉沉、眼前闪火花，也没等到任何地方的任何通知，只得抱病再次进城，再次找到总政治部监委会。刘处长对他说：“已经和装甲兵党委说通了，开除党籍是不行的，改为党内严重警告，你看怎么样?”
“凭什么给我‘严重警告’?”
“算了，老丁。他们是党的一级组织，也总得给他们一个面子吧!”
“什么‘面子’?是党的组织原则重要，还是个人的‘面子’重要?”
“算了吧，老丁!自古以来，哪个朝里没有屈死鬼!”
末了刘处长又说：“这些日子你的健康欠佳，你去杭州西湖边上疗养一个时期吧……”
1962年春天，在杭州疗养了三个月的丁铁石回到了北京装甲兵大院。他被装甲兵干部部分配到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担任组织计划部副部长，由原来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副军职的副主任，降为这个副师职的副部长，还能奈谁何?
他一肚子明白：尽管在庐山会议后这一连串的纷纷扰扰中，一直对他找茬儿的人们虽然避口不再提起沙×已露了出来的“民族反动分子”那样的政治问题，然而实际上还是那一串不定时炸弹中的一个对他炸了一下。炸他的人们心照不宣，被炸的人则有苦难言。他口含这咽不下吐不出的“苦”，一会儿去内蒙古东部的牙克右抗装甲冷冻试验，一会儿又被派去南方雷州半岛海峡搞水陆两用坦克的测验，呕心沥血，奔忙不息……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一连串的不定时炸弹连续爆炸，多少人受尽屈辱，命丧黄泉
1964年春天开始，全国大搞“四清”。中共沧州地委“四清”工作总团党委的一些人，又翻起了这本早被公安部否定了的“丁溪野组织‘伊玛尼党’反革命组织”的旧账，而且增添了“丁溪野在抗日战争中勾结汉奸制造‘侯庄惨案’”、“煽动回民闹事”、“在沧州地区扩大了回汉民纠纷”等新罪名。增添这些新罪名的惟一根据，就是“侯庄惨案”。
所谓“侯庄惨案”，就是1943年秋后到1944年，分属沧州地区几个不同县份的侯庄、段庄、丁庄子、王古宅、张官等村庄的回汉民之间发生的一些纠纷。在侯庄回汉民打群架时，有的汉民把血淋淋的猪头，挂到清真寺的大门上，引起全村回民的激愤，从而发生了械斗，双方互有伤亡。对这类小打小闹的事，如能及时调解，本不难和平解决；但有些村干部“激情”有余而政治水平不足，有的干部也抱有偏见，排解纠纷时很不公正，以致旧怨未消又添新仇，事端不断。而这时，丁溪野早已离开了沧州地区，并已到了延安，正在延安以北数百里、位于陕北最西北角的定边的中央民族学院教书，所有这些纷争，都与他八百杆子也挨不着。
但是，急于想立“政治大功”的沧州地委“四清”工作总团党委，照样两次派人去哈尔滨“查办”。“查办”的惟一结果，是让已经成为哈尔滨市园林工人的丁溪野，于1965年退休。
第二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倒给沧州地区原“四清”工作总团的一些人，又点了抢立“政治大功”的希望之火。
1966年8月的一天中午，全家已迁回哈尔滨、本人亦已在哈市园林处退休的丁溪野，正与一家人在家吃午饭，突然闯进去几个陌生人，口称“调查问题”，要找丁溪野谈谈。丁溪野没有半点犹疑，立即放下吃了一半的饭碗，随着这几个陌生人出了家门，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去。
一家人有过“三反”期间丁溪野被逮捕、全家人被赶下农村的伤痛，这时不禁更加忧痛。孩子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又被弄到何处去。不久，他们全家人就接到哈市“革命派”的通知，说他们全都成了“反革命家属”，随之被勒令赶往农村，而且一年之内被逼着搬了三次家。丁溪野的老伴刘兰田领着三个不成年的孩子挤在一间不能开窗的泥土小屋里，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们要去生产队劳动，生产队说他们是“反革命家属”,不给安排活。两个小男孩被称为“反革命狗崽子”，别人要骂就骂、想打就打，小学没念完就被赶出了学校。更不能让他们忍受的是每隔三五天，他们家就要遭到一次半夜三更“查户口”的惊扰。这些人来到屋跟前，先在外面把门窗敲得震天响，闯进了屋子就用手电筒到处乱照乱翻，已快六十岁的刘兰田被吓得小便失禁；每被惊吓一次，她好几天都不能恢复常态。每次“查户口”的人一离开，全家人就抱在一起痛哭，常常哭到天明。丁溪野的大女儿丁威和她的两个弟弟常常忧伤自语：爸爸到底去了哪儿？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他们的爸爸已被关进了沧州地区黄骅县公安局监狱，同年12月15日转为正式逮捕。黄骅县公检法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对他进行了长时期的封建法西斯式的审讯逼供；不但狠抓“伊玛尼党”不放，还搞出一个“回教国运动”。这“回教国”“国王”就是丁铁石，“总理”是丁坚，“国旗、国歌”也都齐备了，“国都”将设在兰州。
这消息传到了装甲兵，装甲兵“斗罗筹备处”的造反派头头们如获至宝，很想在“伊玛尼党案”上“扩大战果”，给当年主持全国公安工作的罗瑞卿，扣上“包庇反革命组织‘伊玛尼党’”的特大罪名。他们这个计谋，得到了后来成为“四人帮”分子的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以及“夺权”后由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成了全院第一把手的宋昆的全力支持。他们让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牵头，并让这个科研院的计划处长，装甲兵学“毛著”的尖子田永兴中校，担任这个“专案的”总组长，会同哈尔滨市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北京市公检法机关军管会等，发动哈尔滨市公安局、丁坚担任副秘书长的哈尔滨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丁坚的妻子李葵南担任主治医师的哈尔滨市立第二医院，丁溪野的老战友刘桂轩当经理的哈尔滨市废品收购公司，丁铁石的妻子白琴担任副院长的北京协和医院（当时已改称“反帝医院”）等单位的造反派，纷纷成立专案组，对丁溪野、丁铁石、丁坚、白琴、李葵南以及丁铁石和丁溪野革命战争年代的老战友刘桂轩、周绍先、刘殿云阿訇等人，一一进行专案审查批斗。
1968年1月15日，田永兴率领一帮打手急匆匆赶往哈尔滨。一到那儿，他就摆出手捧尚方宝剑的架势，自称是中央军委的处长、“伊玛尼党案”联合专案组总组长，由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负责接待的。他要求哈尔滨市军管会协助他，将已是哈尔滨市体委副秘书长的丁坚“逮捕归案”。
其实这时候的丁坚，早已身陷囚牢。1966年冬天，全国各地体委都被说成是“贺龙黑线”而被军管，哈尔滨市体委被下放到哈尔滨东北二百多里地的通河县查林河农场参加“斗批改”，丁坚由于原也是哈市体委的一员，也被从哈市监狱押转到通河县监狱。1967年春节前，监狱检查监房，把所有人犯都扒光衣服，一丝不挂地在雪地里躺二十分钟。一个名叫“袁小五”的犯人被冻得犯了抽风病。他清醒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妈拉个巴子，这疙瘩也都是法西斯，把我们也像卓娅那样放在雪地里冻！”可是就这么残酷折磨，丁坚还是什么也不说。
丁坚被从通河县又押回哈尔滨监狱，田永兴立即命令打手们给他戴上背铐，整整一个星期未松一丝一扣。丁坚吃饭喝水拉屎撒尿，都得靠同牢房囚犯们七手八脚地帮忙。尽管如此，田永兴对他的白天黑夜地连续审讯逼供，还是一无所获。
田永兴不甘心，想从另一个人的身上打开“突破口”。这个人就是哈尔滨市废品收购公司经理刘桂轩。他1940年才十来岁，在丁溪野的动员下，就随其父亲刘殿云阿訇一道参加了革命，1944年又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介绍，随丁溪野到陕北中央民族学院学习，1945年日寇投降后被分配到哈尔滨工作，“文革”前就已担任废品收购公司经理。
1968年5月，田永兴率领一帮穿着现役军人服装的打手第二次到了哈尔滨，立即召开大会斗争刘桂轩。他强迫刘桂轩作九十度以上的“喷气式”，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导致刘桂轩心脏病急性复发而栽倒在地，脸白得像一张纸。就在这人命关天的危急情况下，田永兴照常阴阳怪气地吆喝了一声，打手们一齐上，对刘桂轩拳打脚踢，骂他“装死”、“装孙子”。被强制参加斗争会的废品公司职工当场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进行抢救，田永兴却坚决不允许。不一会儿，刘桂轩就停止了呼吸。
活活整死一个人，就像弄死一只小猫小狗，田永兴根本不往心里去。他却身又去哈尔滨市的第二医院，组织人马批斗丁坚的妻子——第二医院主治医师李葵南。李葵南十多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很快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白求恩卫生学校(即如今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前身)初创时期的学员。她哪儿怕田永兴的横眉立眼、狠声狠气?
1968年6月15日，田永兴就将李葵南抓进了监狱，像对待她的丈夫一样，也对这位四十多岁的女医生戴起了背铐，一戴就是九天九夜。他骂她是“丁坚同伙，铁嘴钢牙”，但他还是一无所获。
这时候他觉得，还是应当把“突击的重点”放在丁溪野身上。他推断：只要这个“伊玛尼党党魁”能招供，这整个“族字三号案”就会迎刃而解。他遂率领得力打手苏金泉等人，从哈尔滨一竿子直插河北省沧州地区的黄骅县，突出审讯丁溪野。
他们常常用一根细铁丝吊着一块老沉的大铁牌，挂在丁溪野的脖子上，再逼他做大弯腰的“喷气式”，一个多钟头，都不让他直直腰抬抬头，有时丁溪野被整得昏倒在地。他们就冲上去拳脚交加。如果丁溪野还没有醒来，他们就骂他“装死”，向他的脸上身上泼凉水。待他苏醒后，让他再做“喷气式”连续批斗。
这种模式的批斗，有时一连几天地周而复始，形成冷酷的车轮大战。田永兴和他的打手们轮班休息、吃饭、喝水，而让丁溪野只有一直弯腰低头挨斗的份儿。一天只给他吃一顿饭，连他站着迷糊一会儿也要打得他跟头踉跄。丁溪野口干舌燥得说不出话。他想要喝一口水，他们倒了一杯水却不让他沾嘴唇，说是除非他说出他们要他说的那些话。但丁溪野硬是没有说出他们所需要他说出的任何一个字。
这样轮番逼供一个多月，田永兴等人空手而归，黄骅县公安局的专案组继续强逼。终于，丁溪野精力耗尽，由眩晕病倒发展到腹水鼓胀，生命垂危。这“敌情”传到了北京，装甲兵专家组的总指挥——装甲兵后勤部政委周正和装甲兵政治部保卫部长薛振光立即提示专案组：“千万不能让丁溪野就这么死了，一定要从他的口中搞出口供来!”
田永兴闻命，即刻率领一些打手再度奔往黄骅县。他命令黄骅县监狱的医生给丁溪野注射强心针，等他刚刚睁开了昏花眼就叫他招供。但是丁溪野依旧没有说出一个字，直到咽了气。
这是1968年10月20日。田永兴连忙布置封锁消息，不准向丁溪野的隶属单位和同样也没“招认”一个字的丁氏大家族的任何人传递丁溪野的死讯，以便向他们和一切有“连带关系的人”“继续深挖”；同时，他与黄骅县公安局共同“研究”，给这个“顽抗到底”、“戴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伊玛尼党党魁”，判了个“有期徒刑”十五年。好像丁溪野还活在人世；实际上，他已被秘密掩埋，掩埋地连任何记号也没留。
在黄骅县被残酷整死的第二人，就是1940年经丁溪野动员参加了革命、1943年被派往哈尔滨建立秘密联络点的爱国阿訇刘殿云。1968年11月，田永兴又来到黄骅县，硬说已经退休的刘殿云是“伊玛尼党党徒”，动员不明真相的群众斗争刘殿云。在一次斗争大会上，个别汉民群众糊了一个纸猪头扣在刘殿云阿訇的头上，并把他装在箩筐里抬着游行示众。这引发起当地回民群众的极大愤慨，认为这是肆意侮辱伊斯兰教，并且因为田永兴及其打手们都是解放军，而对解放军的传统看法有了重大改变。最后，已过古稀之年的刘阿訇，终被反复折磨致死。
田永兴又过黄河、跨长江，到了江西省，“审问”一个军分区的政委周绍先。1940年二十岁参加回民支队的周绍先，本不是回民而是汉族，就因为他是丁铁石当主任的回民支队政治部领导下的剧社舞蹈演员，也被称做“伊玛尼党党徒”，田永兴召开这个军分区的大会批斗周绍先。周绍先不服，田永兴当着一千多人的面，使劲掴他的耳光子，直到把他的耳朵打聋，使他成了残废。
田永兴又赶回北京，让打手们严刑拷问与丁氏大家庭素昧平生的民族文化宫回族干部李希光，直把李希光逼迫凌辱得自杀而亡。
至此，就这个案件直接受害和被秘密侦查的老党员、老干部和回汉民群众已达数百人，形成了骇人听闻、后果严重的大冤案。但是装甲兵政委黄志勇和抢班夺权成了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第一把手的宋昆，却认为田永兴“立了大功”。
这正是田永兴梦寐以求的。他下狠心要在他的顶头领导丁铁石的身上，为他榨取更加飞黄腾达的资本。
其实这时候，丁铁石的人身自由在他的完全控制下，已有一年多了。但是——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硬要把闪光的历史翻成一本黑账，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1)
前面说过，由于这个“伊玛尼党”的重大疑案，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装甲兵党委就给丁铁石胡乱加了一些“经济问题”的罪名，给了他行政降职、党内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由装甲兵党委委员、技术部副部长降为技术部的一个处长，抗美援朝回国后，去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担任副主任。1959年庐山会议后，尽管他与彭德怀、黄克诚等无交往，装甲兵党委也硬说他是个“彭黄反党集团分子”，说什么也要开除他的党籍；军委总政治部不同意，装甲兵党委只好给了他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上由副军职的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副主任，降为副师职的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组织计划部的副部长；1966年3月，又让他改当这个科研院的副总工程师，彻底剥夺了他的行政领导权。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他刚刚从海南岛又一次测试了水陆两用坦克回到了北京，一些造反派也许认为他已不属于当权派的序列，就没有让他加入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等人戴着高帽弯腰撅屁股的大队。
1967年1月，得到毛泽东支持的跳梁小丑王洪文们，在上海刮起了“一月风暴”，装甲兵的一些人也跟着抢班夺权。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宋昆，立即夺取了这个研究院的第一把交椅。
1967年8月25日，科研院召开科研院副政委汪志华被戴高帽游街一周年大会。会前一刻钟，两位“造反派”走进了丁铁石的办公室，恭恭敬敬地敬了礼，请他去参加这个大会。丁铁石只得跟了去，并被安排坐在最前面。会议进行了半小时，新四军老战士汪志华在台上被折磨得面如土色，田永兴突然跳上了台，向台下大吼一声——“把‘三反分子’丁铁石揪上来——”丁铁石即刻被早坐在左右的两个造反派一人抓一只胳膊推上台去，当场撕下他的领章、帽徽，随后就在他自己的住处被“软禁”起来。所有来信早就被查收，丁坚、丁溪野等人在哈尔滨和黄骅县等地已经遭受的一切磨难，他全然不知。
1968年4月1日黄昏，丁铁石在有人盯梢的氛围中去水房打水。他还没走到水房，就突然被人从前截住，扭送到技术保障队的一间平房：窗户早用木板封死，还被糊满了报纸，报纸上还又抹了一层黑，成了完完全全的黑牢。
不一会儿，田永兴就带着技术保障队的一名排长、两名班长和一个老兵走了进来。田永兴一进来，翻出一本《毛泽东选集》上的毛泽东像，往窗台上一放，几个人按着丁铁石的头向毛主席九十度弯腰“请罪”，要丁铁石“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
“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我无罪!”
低头弯腰的丁铁石话音刚落，田永兴立即给他一个大耳光，接着用双腿夹住他的脑袋，命令那个排长、两个班长和那个老兵，对他使劲打。从此，丁铁石每天都得“五请罪、三挨打、挂黑牌”。
所谓“五请罪、三挨打、挂黑牌”就是每天早起床、晚就寝和三餐饭，都得面对毛主席像，脖子上吊着重达十五公斤细铁丝勒到肉里的上书“反革命分子”的大铁牌，再撅着屁股就“喷气式”，嘴里还要大喊“毛主席万岁”，其中必有三次挨打。这样直打得丁铁石遍体都是伤。
两三个月之后，丁铁石被带进了自己很熟悉的原来处长以上干部的小食堂，此刻成了专案组的审讯室。田永兴在审讯台边翘着二郎脚，丁铁石则被按坐在审讯台前的小凳上。田永兴瞪着眼睛问：
“你还认识我吗?”
“什么意思?”
“四七年三月间，你是坦克学校校长，坐在一个大转椅上，多么威风，多么神气!”
这一下丁铁石才突然想起，他当年在大连担任解放军第一个坦克学校校长时，田永兴曾是那里的一名学员。丁铁石遂严肃地说：
“你不用讽刺挖苦，直截了当地说什么事吧!”
田永兴阴阳怪气地说：“那一次我向你请假，去市里办事，你不但不准假，还狠狠地批了我一顿。”
“噢，就为这个?”
“今天你落到我的手里啦!你不能再那么威风、那么神气啦!你做的那些事，对头吗?”
“你不用再讽刺挖苦!你说说，我批评你，到底对不对?”
“你甭嘴硬问我‘对不对’!我说这是不对!”
“我当时做得非常对!因为是你违反了纪律、违反了校规!你当时明明也知道，坦克学校的同志去市里活动，必须两人以上同行，而不能一人独自外出。这是为了保密，确保安全。咱们坦克学校之所以穿警察服装，对外叫做‘警察学校第四大队’而不叫坦克学校，就是为了保密。这些你都是清楚的， 而你偏偏要一个人独自上街，这是明知故犯!另外，学员请假，学员队的队长、指导员就可批准，根本用不着找我，我也不应该代替你们队领导的工作。是你完全错啦!对这样一件琐碎小事，事隔二十多年，你也成了一个团级干部，竟然还怀恨在心，可见你的党性、人格和肚量是多么的卑下!”
田永兴“啪”地猛拍了审讯台跳了起来，大吼一声：“你向毛主席请罪!”两个打手应声卡着丁铁石的脖子，又按着他的脑袋，使劲地向下压。丁铁石也使劲地顶着不低头，并大声说：
“我当年做得非常对，没有半点儿错!随你们的便吧!”
从此，丁铁石的每天“五请罪、三挨打、挂黑牌”便升了级：每次审讯，几乎都是先罚他跪在众目睽睽的走廊上，然后由田永兴带头，一个班的年轻战士上去用皮鞭抽打，有的还脱下脚上的解放鞋猛打他的耳光，终于把他的耳朵打聋。
一日三顿饭，每顿饭都让他蹲在令人作呕的泔水缸下面吃。每日罚他掏空全院的男女厕所不算，还故意让他去喂猪，实可谓“放手大胆”地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和侮辱他人的人格。
人常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而我们那个混沌时代的无数怪事，似乎其生命力强大得“无与伦比”，是不会自败的。所幸者，丁氏家庭的成员，就偏偏不奉行这个“见怪不怪”、“忍字心头一把刀”的哲学。丁铁石的妻子白琴也是敢于向这些“怪事”英勇抗击的一名战士——
她1938年7月17岁，由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介绍，迢迢数千里奔往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而后逐步升入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和鲁艺、抗大等校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社会科学部深造。1940年春天，她从华北联合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晋察冀第二军分区“七月剧社”担任分队长兼政治教员，参加了百团大战宣传队。1941年秋，为发动群众配合八路军粉碎日寇的扫荡，她转去山西定襄、孟县等县担任县文救会主任和宣传部长。1942年秋，因敌后医生奇缺，党组织推荐她去白求恩学校学医，数月后即考入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得到重点培养，抗战胜利时毕业，被分去东北，先后在辽宁军区和哈尔滨医科大学当医生。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她也随东北野战军入关。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她被调进中国铁路总医院担任副院长。丁铁石从朝鲜前线回国，去南京军事学院担任装甲兵系副主任，白琴也从北京调往南京，担任鼓楼医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和眼科主任。1965年又被调回北京，担任著名的协和医院副院长。她像丁氏弟兄们一样，平生从未做过亏国亏民亏心事，岂怕这混沌时代的“咄咄怪事”?!
1968年3月底的一天黄昏，白琴带着十岁的儿子丁中刚乘坐郊区的公共汽车经过卢沟桥到达槐树岭，直奔已夺了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大权的宋昆家。宋昆刚吃完晚饭，正坐在客厅里心满意足地品茶。白琴一见，不禁怒火中烧，一把揪住宋昆的衣领，要他拿出了丁铁石的“反革命”证据来。
白琴说：“我和丁铁石都是经党教育几十年的革命干部，我们都是讲道理的。如果丁铁石真是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是‘暗藏的反革命’，只要你们能够拿出真凭实据来，我立即与他一刀两断，断绝夫妇关系，绝不含糊!否则你得放人，现在就答复我!”
白琴边说边抓着宋昆的衣领不放手。宋昆支支吾吾，既拿不出证据，又不答应放人，也不敢还手。宋昆的老婆急忙溜出去“告急”。不一会儿，涌进来科研院的几十个造反派。他们谎称要宋昆去开会。宋昆也忙说他马上就要去开会。
“那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答复。”白琴说。
宋昆连忙逃之夭夭。然而这几十个造反派却一个也没走。他们的一个头头对白琴说：“宋院长走了，你得马上离开这里!”
听到这句话，白琴反而顺势在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白琴说：“我所以特地到宋家来，就是为了向他讨个说法。他去开会了，不管他开多长时间，我都要等他回来给我一个说法再走。这与你们没有关系。我不找你们，你们也不要妨碍我。”接着她又把刚才对宋昆说的话说了一遍：如果拿不出丁铁石的“反革命”真凭实据，就必须放他回家。
这些造反分子哪能听得进这些?他们纷纷指手画脚围攻白琴。白琴仍然稳坐沙发面不改色。她说：“宋昆不回来，我就不走!”
造反派们没法，也只得一个个离去。白琴一直等到夜间十二点左右，宋昆也没敢回来。白琴眼看着儿子中刚一个劲地打瞌睡，就带着儿子离开了宋家，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张大字报，贴在装甲兵科研院俱乐部门前的墙上。大字报说：
丁铁石是久经战争考验的革命干部。他忠于党和人民。宋昆陷害他，是想转移斗争目标，嫁祸于人，逃避自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宋昆这样做，似乎是得势于一时，但历史是无情的：好人终归有好报，一切问题总会被搞个水落石出；而宋昆之流则必会恶有恶报，绝不会有好下场。
大字报末尾写着“丁铁石老婆白琴”和年月日。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硬要把闪光的历史翻成一本黑账，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2)
白琴刚刚贴好大字报，城内协和医院的造反派就来到了。原来装甲兵科研院的造反派对白琴围攻不下，就忙去城内协和医院搬“救兵”。白琴觉得大字报已贴出去了，就已经教训了宋昆，“基本任务已完成”，遂带着儿子坐着协和医院造反派开来的汽车，于午夜两点返回了医院。
这天天一亮，协和医院的造反派贴出了大字报，“勒令”白琴检查认错，否则“严重的后果自负”。白琴回答说，“我没错”，拒绝做出任何检查。当天下午，她就被造反派关进医院地下室“太平间”旁边的“牛棚”。当天夜晚，田永兴就来到协和医院，伙同医院的造反派“会审”白琴，要她交代她和丁铁石的“罪行”，白琴一一予以严辞驳斥。
由此白琴也遭了罪。她与卫生部长钱信忠和本院的著名医学专家张孝骞、刘士豪、冯云琨等人，常常排成大队弯腰挨斗，她更被本医院十六个党支部一个不落地挨个儿拉去轮回批斗，一些人拳打脚踢地逼迫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丁铁石也是“反革命”；她昂起头大声说：“我和丁铁石是始终如一的革命者，我们都没有错!”
一天黑夜，看守白琴“牛棚”的人趁夜静更深没有人，悄悄对白琴说：“你呀你呀真傻!在这场天下大乱中，别人连躲还躲不及呢，你还迎头上，去贴什么大字报……”
在这座“牛棚”的对面，是举国第一流的医学专家张孝骞的“牛棚”。“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这位常给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等人瞧病的老专家就被关进这座“牛棚”了，造反派们要他承认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是“美国特务”。他说他只是一个爱国的穷书生，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他虽在解放前，在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办的湘雅医院和协和医院教书行医，但他一直抱着爱国强民的宗旨，从来也不是“美国特务”……
一句话，他对造反派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他都实话实说地一概不承认。
“不承认，就得打!”白琴住进了“牛棚”后，几乎每天夜晚都听到对面“牛棚”里传出皮鞭抽打声和张孝骞教授跪在地上的惨叫声。有一次，没头没脑地鞭打，竟打碎了他的一片眼镜，他的额头被打得血迹斑斑。
第二天一早，高度近视的张孝骞照例和医院所有的“牛鬼蛇神”们一道，被造反派们押着去医院食堂打饭，只见他一手扶着已没有了一只镜片的高度近视镜，磕磕碰碰地离开“牛鬼蛇神”大队直向大街走去。他边走边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我到法院去……如果我有罪……让法院杀头枪毙都行……”
当然，他立即又像被抓小鸡似的揪着衣领提了回来。当夜，他那“牛棚”里又传出鞭打与惨叫的混合声，令各个“牛棚”里的人都揪心裂肺，彻夜难眠。
一天，造反派们押着张孝骞和白琴等人去打扫整个医院的楼道与厕所，又命令张孝骞与全国著名的内分泌专家刘士豪等人去擦窗户。这些人都年老体弱，高度近视，突然感到景物模糊，天旋地转，刘士豪没能一把抓紧窗扇把手，从梯子上“扑通”摔了下来，直跌得内出血，也跌伤了腿骨，隔了很久才能勉强拄着拐棍走路。
1968年冬天，寒风呼啸，滴水成冰。造反派把医院烧饭烧锅炉的碎煤末都集中在一块堆儿，命令白琴和张孝骞等专家们用冷水把它们和成煤泥，再用手把煤泥做成一个个小煤团。只冻得他们双手紫胀，全身打战。最后一个个都被冻僵了，手里捧着煤泥而揉不成煤团团，仍不让他们回屋暖一暖。
这时候，他们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只有十二元，每日只能吃窝头和咸菜，但还是去露天寒风中筛煤、和煤团、拉石碾子压路。然而白琴和张孝骞一样，任田永兴和医院的造反派往死里折磨，她都心口如一：“我是革命者!丁铁石是革命者!丁家兄弟和妯娌们都是革命者!!”
时至1969年秋天，当时还被称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林彪，下了一道叫做“一号”的命令，准备在京、津、唐这一带对付“苏修”的登陆作战，京、津、唐区域内一切“不可靠”的人物，尤其是一些“政治犯”，纷纷被架着机关枪的一趟趟列车，分散到全国各地。丁铁石和装甲兵科研院的其他七名“反革命”，也被田永兴押送到苏州以南的一个坦克试验站。
在这个试验站，田永兴每日都毒打丁铁石。这个站的政治指导员王子耕，也想跟着田永兴在丁铁石的身上“立大功”。他让那七名“反革命”都有床睡觉，惟独让丁铁石一个人睡潮湿的水泥地。白天对他轮番审讯，夜晚又让他去挖防空洞或继续批斗，直到深夜才让他躺在水泥地上，凌晨三四点，又喝令他起床，每天只让他睡眠两三个小时。
这时丁铁石已五十五岁。尽管原来的身子骨挺硬朗，但经过这“三反”以来近二十年的凌辱、残害，再加上南方蚊虫的叮咬和水泥地潮湿气的侵染，他白天黑夜都觉得全身骨节酸痛。
王子耕的几个孩子，经常看到他们的爸爸和田永兴毒打丁铁石，他们也手痒痒地跃跃欲试。
7月的一天，王子耕剥光了丁铁石的上衣，让他在毒太阳下暴晒。王子耕自个儿则坐在树阴下的一把椅子上，跷着二郎腿，嘴上叼着烟，叫他的孩子们去拷打丁铁石：
“你们去呀，打国王!”
孩子们拿着一截钢筋，喝令丁铁石在太阳地里转圈圈，他们边打边说：
“叫你去当国王!”
“叫你去当国王!”
“叫你去当国王!”……
丁铁石突然想起，“专案组”的一个姓张的曾阴阳怪气地对他说过：“你怎么不自杀呢?”现在王子耕叫孩子们用钢筋打他，他遂高度警觉起来：如果一下猛打到脑袋上而致死致残，十岁上下的小孩子是无罪可治的，而田永兴、王子耕他们的目的却达到了，不能不防着点!所以每当孩子们跳跳蹦蹦想猛打他的脑盖骨，他都一一躲闪着。
一天，王子耕又让丁铁石去填防空洞。
这防空洞，也是丁铁石和其他“反革命”参加修建的大小十来个防空洞中的一个。
等丁铁石和另七名“反革命”来到后，这些防空洞才一个一个地竣了工。竣工后才发现，很多洞子土质松软，大有坍塌之虞。遂决定留下一个最大的，并用条石水泥加以巩固，其他不论大小深浅，逐个回土填埋。
填到最后一个，也是最岌岌可危的，让一个班的年轻战士在外面用小铁锹往洞口攉土，让丁铁石一个人在黑黑的洞底里，借着一小盏马灯的光亮自装自运，一筐一筐地往几米外的洞底填土。王子耕则远远地站在洞外平安无事的小坡上，悠闲地叼着烟坐着。那神态似乎是：就是这洞子立即塌了，也只不过埋了这个“反革命”。
丁铁石一个人在洞内铆足了劲飞快地铲土装筐来回跑，哪抵得上七八个年轻力壮的战士铆着劲往洞口攉土?不一会儿，洞口就快被虚土堵住了。丁铁石隐隐地听到王子耕在外面对战士们嚎：“干脆把这臭娘养的埋了吧!”丁铁石一听就扔下锹筐往外跑，被几个小伙子抓住往里推；他挣扎着跑到洞外，又被七八把军用锹劈头盖脑地砸了回来。他只得坐在洞内看着，看他们究竟要把自己怎么样。
不一会儿，整个洞口就被堵死了，洞内的小马灯因空气越来越稀而终于熄灭。他也感到出不来气而全身乏力。他虽挣扎着用锹把儿在洞口一堆土的最下面，捅了一个小孔，趴在那儿吸点透进来的空气，但仍觉得头脑越来越昏沉，全身不断地冒冷汗。他心想，过去和日本强盗、国民党反动派不知打过多少次仗没有被打死，如今却被活埋在向××、宋昆、田永兴、王子耕这帮人的手下，不禁备感酸楚悲凉，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党和军队从过去那段光辉灿烂的高峰，往眼前的这种无底深渊直落而下，而感到无限的悲痛……渐渐地，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丁铁石才觉得突然通进来阵清新的空气，同时有人在把自己往洞外拖，直到完全被拖到洞外隔了好一会儿，他才苏醒过来。原来是一个被王子耕罚了禁闭的小战士也被放出来劳动，听说丁铁石被王子耕活埋了，在王子耕和那一群战士离开这洞口之后，他飞快跑来救出了他眼中的这位老革命。
丁铁石醒来后，找到了王子耕大骂他是“法西斯”。王子耕却当着一群小战士的面嬉皮笑脸地说：“你不是又活过来了吗?开个玩笑吧!”
丁铁石“死”而复生，田永兴大为失望。他又想出一个让丁铁石此生休想重见天日的“计谋”——让丁铁石抄写专案组审查“别人”的一份“材料”。
实际上，这是田永兴组织他的几个“得力”助手，挖空心思编纂成的一份“悔过书”。他们拿出标准信纸，指定丁铁石在不同页的从上到下的不同位置上，按照他们拿去的“底稿”抄上一两行和两三行。一天抄几次，每次只抄一页——这一页也许在最上面抄了一两行，或在中间抄了两三行，然后在下面注明年月日，再按上指印，每一次抄写，都由送“材料”和信纸的人在一旁监督，不准抄错行或抄错一个字，抄完即拿走。半个多月全部抄完。后来才明白，田永兴把丁铁石抄写好的这一页页看似零零碎碎、前言不搭后语的“材料”，全部聚拢之后再按照他们原来编写的“程序”，前后上下剪辑在一起，再在最前面加了个总标题，就成了丁铁石的“亲笔《悔过书》”，而且看不出什么破绽。老实巴交的丁铁石，当时却压根儿没想到这是一个要置他于死地的特别阴毒的陷阱。
根据这份“亲笔《悔过书》”，装甲兵科研院于1970年8月5日，向装甲兵党委上报了《关于对丁铁石问题的处理报告》。《报告》说：“丁铁石密谋组织反革命的‘伊玛尼党’，极力策划建立反革命武装，并曾勾结汉奸、妄图建立‘回教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有特务嫌疑”等等。《报告》给丁铁石正式定为“反革命分子”，建议“将其永远开除党籍，立即逮捕法办(判无期徒刑)”。
8月15日，装甲兵党委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报告》，上报解放军总政治部并中央军委办事组；但是这两个领导机关都没有批准这个《报告》。
9月10日，装甲兵党委又向总政治部及军委办事组写了个《报告》，要求先“拘留丁铁石”，以后再具体研究对他的处分。
当月26日，总政治部以“保字183号”文件形式，批复“同意”了这后一个《报告》。这样，丁铁石立即从苏南坦克试验场，被押回北京，关进了北京军区看守所的白庙监狱——成了“文革”十年整个装甲兵惟一被关进监狱的人，还美其名为“监护”。
但是假的终究还是假的。一个人在某些时候能骗得了许多人，但他绝不能够在任何时候蒙骗住所有的人。1971年“9·13”林彪自我爆炸之后，田永兴跟着他在装甲兵的一些主子也倒了台。后来在清查“三种人”揭发追查田永兴罪行的会议上，有四个人当面揭发他的罪行之一，就是使一些无辜受害者纷纷落入他陷害丁铁石的这个陷阱——把他们写好的稿子，挪到同样格式的纸上，在每一张纸上都加上一段他田永兴另编的“供词”，然后让丁铁石一一誊抄，并让丁铁石在每一张抄好的纸上注明日期和按上指纹，就成了丁铁石自己的完整的“供词”，这是何等的恶毒啊!
这四个人都当场责问田永兴：有没有这回事?!
田永兴垂着脑袋回答：“有!”
“这是什么行为?”
“是政治陷害。”
“是不是极端的卑鄙无耻和阴狠毒辣?”
“是极端的卑鄙无耻和阴狠毒辣。”
然而十分奇怪的是，这种极端卑鄙无耻、阴狠毒辣之徒，竟得到了装甲兵领导机关一些人的庇护，还被提升为装甲兵科研院后称为科研所的副所长，随之被派往昆明去夺另一个装甲兵研究所的权，当了那个研究所的所长。“四人帮”倒台，昆明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摩拳擦掌地要揪斗他，他又溜回了北京，躲进了长辛店装甲兵大院“避风港”。
不过他纵然“威风”一时，陷害丁铁石的图谋毕竟未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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