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大解救“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1977年12月15日，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副校长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任没几天，他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过问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更知道：耀邦革命一生从未整过人，并对所有被冤整过的人满怀同情。
1932年，他十六岁，在中央苏区湘赣省委负责儿童工作时，被称为“AB团分子”，如不是少共中央局书记冯文彬及时而巧妙地解救，他险乎英才早丧。1942年在延安，他已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的夫人李昭也一度被康生捺下“抢救运动”的漩涡，耀邦自己也受到了株连。在事隔多年的1960年，耀邦向他身边的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回忆“AB团”往事时说：我那时还小，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实在受不了，我哭了。那时我比较胖，人们都叫我“小胖子”，但从那之后我就成了“小瘦子”，直到现在也没再胖起来!
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所谓的共产党内也有“AB团”和延安“特务如毛”、必须在投奔延安的抗日青年中大搞“抢救运动”等等，都是杀人连眼睫毛也不眨一眨的康生之流臆断出来的。
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和这一出出自相残害的历史悲剧，促使耀邦早就暗立誓言：永生永世决不冤屈任何人，也不容任何人这样干!
1956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肃反运动”总结大会。作总结报告的，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西元。当刘西元讲到“肃清反革命”的曲折过程时，坐在台上报告人后面的胡耀邦突然立起身，大步走到台前，挤到话筒前说：“这次‘肃反’，伤害了一些好同志……”，边说边接过一旁秘书递过来的一张名单，大声念了起来，第一位就是《中国青年报》编辑朱志炎(这位复旦大学毕业生，八十年代初是主持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文本的编译出版者)。念完了名单，耀邦接着说：“这是书记处的责任，首先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误，因为我是第一书记……我要向这些好同志道歉!同志们，对不起了!”说罢，他又走到台前正中央，向台下深深一鞠躬，并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1957年整风鸣放，《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就如何办好一份为青年所喜闻乐见的报纸为主题，作了一个包涵五个问题的发言。他说青年报应突出青年的特色，不能什么文件讲话都照抄照登，而应当精细加工，使其生动活泼，形象具体，不要将报纸弄成个“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把他的这些话见了报，全文被载入人民大学新闻系讲义。
当时人们都不把这当一回事。耀邦按原定计划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去伊朗等国访问。在接着到来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时，团中央的“反右”斗争由书记处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罗毅全权领导。他东一头西一棒地在团中央打出了七十三名“右派”，张黎群的那句话也被抓住不放，并被密报到党中央。
1957年秋天，耀邦从国外一回到乌鲁木齐，就给北京的罗毅打电话，询问团中央的“反右”斗争情况。当他得知光是《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就被打出十七名“右派”，约占编辑部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七，而且大部分都是副总编辑、部主任和业务骨干时，十分震惊而沉痛地说：“损失惨重啊!”他立即赶回北京，想出种种办法挽救和保护一些同志。
他先去了中南海，向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张黎群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讲的那些词句，是糊涂俏皮话。他是说报纸登的通知、讲话什么的太多了，好像是贴布告，说了句俏皮话。他很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对党还是很有感情的……”
此前，当有些报纸猛批张黎群的那些用词时，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就把张黎群的整个发言稿调去看过了，还在小平面前为张黎群说了不少好话，并拍了胸脯打保票说：“此君绝不会反党!”现在又听到耀邦也是这么说，小平说：“那就算了吧!不过他既然糊涂，就不能再当报纸总编辑了!”于是张黎群的问题就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被定为“犯了具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严重的政治错误”，给予四个方面的处分：写一篇检讨文章，由新华社发通稿，供各报刊登，以消除错误影响；撤销共青团中央常委；党内严重警告；下放陕北米脂县担任县委书记处书记。
但是不管怎样，耀邦总算从“敌我”分界线上救回一位好同志。而且他还针对上述四条处分，来了个四条保护措施——在1958年8月举行的团中央三届三中全会时，当面对张黎群说：“你的‘政治事件’就到此为止了；处分决定不登报；保留党的‘八大’代表资格；不当常委可仍是团中央委员；不是一般的‘下放’干部，而是真正有职有权的县委书记处书记。到了那里要认真研究如何改变老根据地的贫穷面貌。这是新担子、重担子啊，务必得挑好!”
张黎群临离北京时特向耀邦告别。耀邦又叮嘱他说：“党员犯错误是难免的。你看在延安办轻骑队的许立群，那时有人说他犯了大错误，而今还不是被起用了、重用了?你可千万不要没精打采、一副倒霉相!而应该昂首挺胸，回到老区米脂县立新功!”
然而耀邦痛感遗憾的是，他虽然也作了种种努力，结果未能把《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钟沛璋、陈模等同志和团中央其他被扣上“右”帽的同志，从“敌我”线上救回来。但是他对这些同志从不歧视冷落。有人登门求见，只要有空，他都亲切接待。
当这七十多位同志整好行装，即将去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的故乡——山西平顺县接受考验的时候，他又把他们请到团中央二楼会议室，对他们作了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他说：“我要给你们讲两点：第一，你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十分严重；第二，你们的前途十分光明。”但是对于第一点，他没有再说第二句，而对第二点，却似清泉滔滔地讲了许多。他说在党号召整风时说了几句过头话，并不能表明就是反党。《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干部，绝大部分来自大学，而且是参加过地下工作、学生运动的优秀分子，或是地方团委及地方青年报的比较优秀的干部。他们都对党深有感情、工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思想也都比较活跃。
最后，耀邦对这些同志说：“你们都还年轻，有文化、有能力，过去都为党为青年团做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深信，你们下到农村后，必定会和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为改天换地建立新的业绩，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们还有可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耀邦的这番真挚动情的讲话，对这些被推到“敌我”线上的人们是个强有力的激励，不少人听得直掉泪：“耀邦还是把我们当做自己人的呀!……”
这些同志去了平顺后，都没有辜负耀邦的殷切期待。只两三年工夫，全都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些山沟沟里的村干部和老乡，还把许多人评为模范干部，他们都婉言谢绝，说他们是下来锻炼的，不参加当地干部、社员的评比。他们回到了团中央，都被妥善地安排了工作。像陈模、钟沛璋回到了《中国青年报》，虽然没有恢复副总编，但都当上了青年活动部和知识部的副主任，不仅让他们编稿、发稿，还可以照样撰写评论和社论。
“反右派”斗争结束，耀邦把各单位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一个一个地请到自己家里或办公室谈心：“你们哪是什么‘右派’，多半是骄傲自满、说话欠考虑而已”；“‘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切不可灰心丧志，自暴自弃。”
他深切关怀的当然不仅仅只是“右派”。
1956年，在团中央书记处一次扩大会议上，书记处书记项南、梁步庭等同志，强调共青团要充分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并提出了一个包括民主化、群众化、自治化的“十点建议”。对这个建议，大家都表示赞成，并下发各省市党委和团委，请他们参照执行。
1958年夏，党中央某些同志以检查党的领导为由，先把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打成“反党分子”，开除了他的党籍，接着又要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他们实在抓不住胡耀邦的辫子，就把他曾同意的项南、梁步庭的“十点建议”作为“毒草”来大批特批，连续召开了七十三天的批判会，终于给“十点建议”定了性，说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攻击党的领导”，“篡改青年运动的共产主义方向”。会议定项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农村劳动；梁步庭也受了处分。
其后多少年，耀邦一直为没能保护好这些敢于直言的好同志而深感内疚。他决心要为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
到中组部的前一个月，在他指导下撰写的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他特别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
“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
这就为“右派”冤案的平反公开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一次大解救“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按当时已经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共约四十五万余人；从1959年建国十周年开始到1964年，先后摘去五批“右派”帽子共三十多万人，尚有十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
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完全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的指导思想，就打上了“两个凡是”的烙印。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的改正。
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则表示不以为然。
在闭幕总结会议上，杨士杰又特别就“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他说：“反右”运动已过去二十年了。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
为使这一讲话更有力，杨士杰特地引用了胡耀邦刚进中组部时说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杨士杰还特别强调地说，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成、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被强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可在当时，与会的许多人还没有觉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他们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因而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分成了两大派：《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完全同意杨士杰和中组部其他同志的意见，而另一个特大新闻单位的记者则认为杨士杰等人是“两面派”。于是，会议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党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不久，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列为1978年的“十一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不过在烟台会议结束时，杨士杰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人曾表示对这个报告持有“保留意见”。
《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回到了北京，立刻向报社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副主任付真汇报了会议上的争论。王泽民、付真与报社领导胡绩伟、安岗等人火速商量后，给杨士杰打了电话，表示对仍然被“左”的色彩迷花了眼的人们的主张，不能仅仅“保留意见”，而最好正式写出书面材料送出去，继续据理力争。
接着，在中组部老干部党支部成员袁任远家里，陈文炜与王泽民碰了面。他们知道许多老同志都认为烟台会议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必须向中央反映会议真实情况，并当即谈妥，由陈文炜以会议参加者身份写一个书面反映。陈文炜回到中组部写好后，送请杨士杰过目，杨士杰签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了烟台会议主要牵头者的统战部。统战部有关人员看了这份材料，一再询问中组部送材料的同志：这是杨士杰的个人观点，还是中组部的意见?
送信人回来向陈文炜转述了统战部人员的询问，陈文炜说：“杨士杰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他不代表中组部还能代表谁?”但为慎重起见，陈文炜与杨士杰专门向耀邦作了汇报。耀邦看了陈文炜书面反映的副本当即表示：“我完全赞成!”事后，耀邦又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了出来一道附了上去，请中央重新定断。
报告送了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隔三差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三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的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没有再去烟台，也没去青岛、北戴河、大连、哈尔滨等凉快地儿，而就在西单以西三百米的民族饭店，又省时间又省钱。不过，当五大部的人马在那儿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口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帽子，都当做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的了。
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在会上说，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了过来，全党不就忙得乱套了吗?
统战部的又一位副部长在会下说，不管怎么着，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针对这些很坦率的议论，杨士杰拿着一些正式文件材料，也同样十分坦率地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
终于，杨士杰的这一席话，得到了“五人小组”领导成员——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这些部长一致表示：赞成士杰同志的意见。杨士杰高兴得立即给在中组部专候佳音的陈文炜打了电话——“问题解决了，解决了!”陈文炜也立即奔走相告——“‘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一位老干部应声举起了双手——“我举双手拥护!”耀邦闻声更笑呵呵地说——“这就好，这就好!”于是，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序，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当年“五十五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与五个月前转发的烟台会议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不但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做出了“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的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等等。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为之大振。紧接着在耀邦同志的直接统筹建议下，新华社发布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报》配发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
未几，以“右派”改正为中心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与气魄》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随之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被全部改正的消息，也纷纷见诸报端。
有些省市负责人似乎感到太突然，纷纷给《人民日报》打电话探问这是咋回事。胡绩伟一一回答说：专政机关和中央党校的“右派”都平了，别处的“右派”更该平。因此，《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曾特别强调：“中央党校、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改正工作所以进展较快，是由于他们对这项工作有正确认识，有较强的党性和政策观点，对那些负屈二十多年的同志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有些地区的有关部门，面对这项重要工作，犹犹豫豫，摇摇晃晃，至今不敢切实抓起来。这样的精神状态同当前的大好形势是不适应的。要办的事情很多，一定要珍惜每一个人力、每一分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上去。”
无疑，这不啻于快马加鞭。全国迅即形成一股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据过去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公职人员中的统计，“揭发出右派”大约四十五万人；而此刻经认真查实，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五十万大关。
有人有点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又有人说：“有些人是毛主席点了名的。”胡耀邦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实事求是?”
一个工业部的政治部，非要把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总工程师留做“样板”不可。杨士杰闻讯，批评这个政治部的负责人说：“难道你们也想唱一台‘样板戏’?!”
这样，这位总工程师才被解救了出来。
一次大解救这一次大解救，就使数百万人脱离苦海
笔者本人，也是在这场大解救中被解救出来的一个。
我是在1957年所谓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后，在“继续帮助党整风”的党内座谈会上，因提出反对“神化和特权”而被打成“右派”的。新华社曾为此发了长篇报道，刊于全国各大报。路透社、法新社都及时作了转播，港台一些报纸更大肆渲染，台湾新闻界还发了广播，“欢迎”本人到台湾去。
1978年元旦前后，当胡耀邦把抢救“右派”当做重大战略举措即将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年整半百的我还是公安部门严管下的一名“二劳改”，在山西太原东南郊狄(仁杰)村附近四周拉满了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飞车猛推烧砖土。
突然，左车轮被一根脱位的车辐条卡住，随着右车轮的继续飞滚，小车把儿向右猛拐而“打”断了我的左肋骨。
这是我被打成“右派”后，第三次被打断左肋骨。轻轻地说话或咳嗽都钻心地疼。
当然，在从北大荒到北京郊区的四处监狱，从天津唐山间的茶淀劳改农场到山西太原的劳改建筑工程队，这长达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这种痛楚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北大荒，我被雪地爬犁压伤过小腿，被木炭窑中的烟火薰得晕死过。在常年饥饿的难友们不时倒毙于田间、路边、工地的时候，我也瘦得皮包骨，由只穿一条裤衩的净重一百九十六斤枯瘦到穿棉衣棉大衣毛重九十二斤。就是在太原，也多次被电锯、斧头、刨刀伤过手指头，血流如注。
正当又被小车把儿打断肋骨的时候，接到北京来信：我的妻子潘雪媛，终于忍受不了她所在工厂的一些人对她的长达十几年的株连折磨而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恨不得立刻插翅飞越重重关山到北京，飞到她的病床边。但是尽管我身背“右派”恶名，被惩罚了足够培育一代人的漫长岁月，我仍然没能获得这人世间最起码的自由权，而只能在黑的似无尽头的人世隧道中磕磕碰碰向前摸。
然而历史唯物地说，这条黑漫长隧道的那一头，也曾豁然闪亮过涌入新鲜空气的大出口。那是1975年深秋，邓小平仍在代替病危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那时尽管天际已经涌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乌云，他仍然争分夺秒地争来了一道紧急令：让全国所有在押的数以万计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立刻宽释出狱或脱离劳改场所，去社会就业或回故地养老。我也身在其中的太原劳改建筑工程队一些满围着电网铁丝网的场子里和大院里，立刻就有这样的一些人背起小行李卷，提着内装面盆饭盒等杂物的旧网兜或破纸箱，迅速离开这个并不令人留恋的所在地扬长而去。
这一度给我带来了莫大希冀：既然我们党的最高司令部，对原本与我们势不两立的营垒中的县团级以上人员都施以如此礼遇，那么对同样在押的，我们自己队伍中县团级以上人员的宽厚，肯定也为时不远了。
但是，当人们眼看着阵阵风云的迅速变幻，毛泽东刚刚离世就把那四只螃蟹烧上铁鏊的时候，空中响彻云霄的吼声仍是“千万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个纲”；“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么既然是毛泽东拍板的“反右派”斗争，当然也只能“按过去方针办”!于是，我的眼前重又漆黑一片。
然而，我再也没法忍受这茫茫黑暗的挤压。因为我的最大“罪过”，只不过是1957年响应党的召唤，说了一些真心话。即使改“言者无罪”为“有罪”，对我的惩罚也早就过头十万八千里了。因为一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军籍、每月只给二十八元生活费并被发配去北大荒监督劳动，当年同是新四军一员的妻子就立即与我划清界线而别，刚会叫第一个单字“爸”的十个月的小女儿改名换姓送了人；多年患肺结核一直靠我的济助维持生命的惟一的姐姐，由于济助突然中断，不到两个月，就离开了人世；苏北故土所有的侄儿侄女，即使学习成绩再好，体格再健壮，也不能申请入党入团或报名应征入伍。一个年仅二十、又是一名小学代课教师的侄儿，患心脏二尖瓣狭窄症，只需人民币二百元动一次并不复杂的手术，就可挽救他的一条命，但是我们一大家子都穷得丁当响，当地政府又不愿为这个“右派”的侄儿而挤出招待上峰吃顿饭的这点儿钱，就看着他活活地死去。
“文革”之初，家乡小镇也对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召开背靠背的批判会。主持会的小镇干部，硬让我的五十开外的二哥戴作霖领头喊口号。我的二哥知道此人没安好心：因为他“好话已说尽，坏事都有份”，对秉性耿直的人都视若非拔不可的眼中钉。我的二哥说：“门牙早掉光了，怕喊得不清不楚”；他说“没关系，大家会听出个意思跟着喊的”，硬把一张“口号单子”塞到二哥的手中。二哥实在推不过，只得带头喊。“打倒江渭清”的这一句刚出口，这个会议主持人立刻宣布大会要转换方向，批斗“现行反革命”。因为戴作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前，带头呼喊打倒我们的伟大旗手江青的反革命口号”；“因为他的弟弟被打成了右派，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这是明目张胆的报复”。立即命他的左右，抬出早就写好“现行反革命”五个大字的大铁牌，挂到我二哥的脖子上，强迫他三步一跪地游街示众。那细铁丝吊着的大铁牌好几十斤重。起起跪跪地没出几十米，细铁丝就勒破了脖颈鲜血淋淋。不久，他就身罹绝症饮恨死去。
但我身陷囹圄，没能回去为他送别。由于同样的羁绊，我的老母亲辞世时，我也未能最后见她老人家一面……
这是任何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最最难以忍受的伤痛!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让我们这种人继续在这无尽的黑暗中踽踽而行。尤其在我的左肋骨又一次被打断，我的第二个妻子身患难治之症的时候。
她比我年轻整整一轮。当我从北大荒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监督劳动回到北京的时候，尽管她还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姑娘，但她认为我并非“坏人”，而甘愿与我苦伴终身。由此她被人称为“大右派的小老婆，思想极端反动”，受尽了人间罕见的磨难。现在她像一只屡中毒箭的母雁，带着两只羽毛未丰的雏雁，跌落在冷酷无壤的荒漠上，我不去解救谁去?!
经说明情由，那个四周圈满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一位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颇有理智的管教干事邢凤舞，给我开了绿灯。我回到了北京西单又一顺饭庄后面一座贫民窟小院里：一间坐南面北的小平房，阴冷而潮湿。我的妻子直愣愣地瞪着我，似乎我是个她从未谋过面的陌生客。两个女孩都穿着打着补丁的旧棉袄，两眼汪汪地直流泪。我早听说，尽管她们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只因为她们的父亲是个“大右派”，就一直当不了红小兵。诸如此类的绝情悖理之为，与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相距何止一天一地!
这说明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亟需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才能最后驱散漫漫长夜结束前的黑暗。
后来在为解除妻儿苦痛而奔忙时才耳闻：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在鼎力托举这轮红日，领头的正是胡耀邦。1978年9月17日的“五十五号文件”下发不久，我就得到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徐文当面通知：“国庆节后回社上班。”12月15日，上班后两个月零十二天，我们党又一次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正式揭幕，新华社党组(当时称“核心领导小组”)就批准了国内新闻编辑部为我和我本人也身在其内的所谓“反党右派小集团”全体成员，以及原国内新闻编辑部副主任庄重共五位同志的改正报告，并召开了相当隆重的平反大会。
特别令人感奋的是，在平反大会前， 新华社领导就让我以新华社记者、共产党员身份重操旧业，并与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多次谈话，为昭雪“六十一个人”的大冤案广泛搜集写作资料。在平反大会前后，特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自己经手编发的，就有不少“右派”改正和平反其他冤假错案的稿件，这是我在漫无尽头的黑暗隧道中第三次被打断肋骨、回到痴愣愣地瞪着我的妻子床前时，万万未曾料到会这样迅速展现的美好现实。
后来由于工作之便而得知，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九百五十三万人的百分之五点八，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常说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的界限。何况这还不包括留下做“样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不拿国家工资的“右派”；据估计，这样的“右派”不下十万人。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内控”的“右派”。
本人大家庭人丁旺盛，亲友众多。自我被打成“右派”并被全国各大报根据新华社的消息予以披露以后，他们受到株连迫害、歧视，一直抬不起头的多达百人以上。许多“右派”的家庭成员和亲友，也许没有这么多人。但仅以十人计，胡耀邦和他所主持的中央组织部的有关同志的这场大解救，至少使全国不下六百万人从黑暗深渊中飞跃而出，重见天日。
同时还得知这场大解救，并非是胡耀邦们以“下油锅”的精神取得的惟一胜利，而只是一系列胜利的一个，其功德之广，无可量及!
一次大解救“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1978年12月25日，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又为迅速解决一直使他深感内疚的项南的不幸遭遇，给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等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野苹同志并干审局、经济局：
我认为1958～1959年团中央对项南同志的处分是过大的，不恰当的，是应该撤销的。对他的处分决定，因为发给了全国，撤销时，也应相应地发下去。至于责任问题，我当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应如何甄别撤销，因为时间已久，我对许多情节记不清楚了，你们办起来也一定感到棘手。我的意见是：先找到当时的决定起草人、经手人，同项南同志一起，先写出一个甄别撤销草稿，由当时团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常委(我、刘西元、胡克实、王伟等人)共同写个意见，然后做出决定。此事，请你们一定抽出二三个同志办一下(也可以说是帮帮我的忙，因为这一案办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
胡耀邦12.25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共青团中央为项南平反的报告，并指出项南当年为提高共青团的战斗力的主张，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积极的，是建设性的意见，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这是一个错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不久，项南即去中共福建省委任第一书记。梁步庭后来也由青海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这时，对项、梁往事，耀邦才渐感宽怀。
在这之前，即1979年2月，团中央在西苑饭店召开共青团省、市委书记联席会议。陈模也被邀请到会。在这大半年前，即1978年夏天，为“右派改正”问题争论不休的烟台会议结束之后，陈模曾给耀邦一信，要求帮他平反“右派”冤案。耀邦给他回信说，现在中央五个部对“改正右派”问题的意见尚不一致，你的“右派”平反问题一时还难以实现。他提议暂时先解决重新入党问题，然后再进而谋之。陈模向机关党委表示他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不能只来个重新入党。机关党委说，为了方便工作，这只是个临时变通办法嘛!陈模说那得允许他保留日后要求平反错案的意见。机关党委表示同意，于是党支部一致通过陈模重新入党。第二天，他就被宣布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副书记，兼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不久，民族饭店会议结束，陈模和团中央的所有“右派”冤案都被彻底改正。这一次，陈模就是以上述党组副书记、社长和总编辑身份应邀出席团省、市委书记会议的。
会议的第一天大家入场时，陈模一进门就在后排找了个空位坐下。耀邦进场时，一眼就瞅见了陈模，连忙微笑着走过去与陈模紧紧地握手，询问陈模的工作和身体近况，边说边拉着陈模的手向会场的前面走去，让陈模在面对主席台的最前排就坐。随后他快步走上主席台，首先指着陈模对全体会众说：
在我们团的高级干部中，谁吃的苦头最多呢?就是陈模。团中央在195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陈模同志，他是受委屈了。这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也是签了字的嘛!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说着，他向陈模连着三鞠躬，接着又向整个会场连着三鞠躬。这使得陈模又一次热泪盈眶：团中央当年打“右派”时，明明耀邦在国外访问嘛；他回国后，想方设法要保护挽救我们这些人的嘛!最后实在无可奈何，他被迫按规定签了字，现在却要代他人承担这个责任，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人?!
耀邦已进入会议主题正式开讲了，陈模边作笔记边不时地擦眼泪。
单单是对“右”字号人物的关怀与解救，耀邦的这类故事就多了。作家从维熙也对笔者说过，1978年烟台会议与民族饭店会议之间，他正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写电影剧本，曾给耀邦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反右”落难后的遭遇，并言明他不会很快回到北京；如果耀邦回信，请径直寄到东四北大街一条小胡同他老母亲的住处。当他数月后回到这不足十平方米的室内低于门外地面的陋室时，一封发自“中共中央组织部”并署名“胡耀邦”的回信，已在家中存放多日了。回信似用“6B”粗铅笔，写了满满两张纸。内中说到王蒙等人给他的信也收到了。“你们都受了委屈了，但也都经受了考验和磨炼。没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我希望并相信你们都会不断写出催人上进的好作品来……”
这回信，成了从维熙的笔尖源源流出优美亢奋文字的重大加速力。
历史转折的谋略“文革”磨难
不少“老共青”都知道，在“史无前例”的岁月，耀邦也再一次经过了磨难——
1966年夏季“文革”初发，中央直属机关头一个受到冲击的是共青团中央，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大院，由身强力壮的“小将”把耀邦硬拽到批斗台上去接受“大批判”，让他“坐喷气式”；弯着腰，低着头，双手反叉到背后往上举，炽热的太阳在上空烤晒着。他面色发晦，汗水浸湿了衣衫，强忍着难言的痛苦，耐心地接受“小将”们的厉声责问：
“你和刘、邓是怎么往来的?”
“这说不得、说不得啊!”
“那么你有没有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小将们批判。”
“是什么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大家批判”……
再多，他就不说了。
这样的批斗一次又一次，有时一天连续十几次。
1966年11月，当红卫兵和一些机关的造反派日夜批斗胡耀邦最激烈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王力等人接见了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代表，王力在会上大声说：“你们应该狠狠地批斗胡耀邦。他是镇压北京各中学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应对挑动学生斗学生、镇压学生运动的‘中学工作组’所犯的罪行负责!”
当即有红卫兵问王力：“可不可以给胡耀邦黑帮们挂大牌、戴高帽游街示众?”王力很轻松地说：“群众运动嘛!即使有些过火的行动也是情有可原的，不算啥。至于胡耀邦，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他绝不仅仅是什么‘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而是正像许多小将所说，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三反分子，是从根本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的问题。因此，不把他们斗倒斗臭，你们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难搞好的!”
于是，对胡耀邦的批斗便更加猛烈。
同年12月上旬，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悼念据说由于团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候补书记带领的工作组，进驻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时发生武斗而被打死的一位老教师。王力、关锋和吴德等人出席了这个大会，一口咬定这个悲惨事件是胡耀邦一手策划和教唆的。王力在会上还高呼口号：“打倒胡家店，解放红小鬼!”
大会还没结束，数百名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像抓小鸡似的把胡耀邦等人反剪双臂，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牌，押上大卡车游街批斗。一路上，糨糊、碎纸、木棍、瓜子皮儿劈头盖脸地向他们飞来，直弄得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碎垃圾。一些红卫兵对胡耀邦说：
“你尝到群众运动的滋味了吗?”
“尝到了!”耀邦说。
“晚了!你已成了人民的敌人了!”
1969年10月，按照“林副统帅”的“一号命令”，团中央机关和各个直属单位两千多人，都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的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不久，耀邦也来了干校，被编在第一连第一排第一班。他先与几十人合住一座仓库，后又与好多人合住一间大草房。他本是行政五级每月四百多元工资的高干，现在每月实际只得三十多元的生活费，与大伙一道在大食堂排队打饭，抽一角六分钱一盒的“工”字牌香烟。不论和泥、脱坯、当小工、上屋顶、拉石头，还是挖河、打草、插秧、收割、烧茶炉、掏厕所、守场院，他都干得欢。抢场时，装有一百多斤粮食的大麻袋，他那么小的个头也一包一包地往仓库里扛。1971年夏天暴雨成灾，河水倒灌，黄湖大堤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他也和大家一道上堤抢险。一天暮色迷蒙，雨声淅沥，抢险的突击队都下堤吃晚饭了，耀邦戴着斗笠，扛着铁锹，独自一人在他们一连的防护堤上来回巡逻，堤外回响着激荡堤岸的涛声。
就在他领受着这种特殊的、远过于战争的血与火的艰苦磨砺时，中共中央西南局派来专案人员，向他了解西南“‘三家村’首犯”张黎群在团中央时的“反党劣迹”。
张黎群在陕北米脂县当了一年多的县委书记处书记，于1960年初被调回北京，分配到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担任办公厅副主任。庐山会议结束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平息后，毛泽东又决定恢复1954年“高饶事件”后撤销的各大区中央局，于是取消了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交通工作部、财贸工作部，让工业部的人分为华北局和西南局两个班底，张黎群遂回自己的四川老家，担任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全党全国大谈实事求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北京《前线》杂志频频发表议论，邓拓在《北京晚报》开辟了《燕山夜话》专栏；张黎群在《重庆晚报》和《成都晚报》，分别开辟了《巴山漫话》和《夜谈》两个专栏。“文革”伊始，北京的“三家村”被彻底“砸烂”；西南的两个“三家村”被点名的成员——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四川文联主席沙汀、《成都晚报》总编辑陈柏林等人也立即被关进了监狱。首先被关进监狱的张黎群，自然成了西南“三家村”的“首犯”。西南局专案组的人来到河南潢川，就是很想从胡耀邦口中弄出一些能够加重张黎群“罪行”的材料。但是他们看错人了!
专案人员对胡耀邦说：“张黎群窃踞《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位置达八年之久，在报社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办报路线，你应该向我们揭发他的这些反党罪行!”
耀邦不加思考地立即回答：“他还没资格犯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因为他只是团中央眼皮底下一个直属部门的负责人。如果说《中国青年报》那时候有过这样的错误，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因为我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
几句话，就把专案组的人打发回去了。
当然，他们是悻悻而返的。他们回到大西南，“提审”张黎群时就指着张黎群的鼻子说：“那个胡黑帮真是顽固透顶!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还大包大揽地死保你哩!不过他不说，你自己得老实交代……”
1971年冬天，干校里查“五·一六”分子，一位年轻人也被怀疑审查，他去向耀邦诉委屈。耀邦安慰他说，年轻人也要学会坐冷板凳，切不要泄气，也不怕坐牢杀头。“古人说过，‘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以四海为任者，宁顾小节’。这是南朝齐文学家孔稚圭说的。我们干革命，就应该有这个大肚量。”
耀邦见这位年轻人似乎听不懂自己随口引出的《南齐书》上的这段话，立即铺开一小张纸，行笔流畅地给他写了下来，后面还加上“孔稚圭”三字。这位年轻人把它视为珍宝地收藏起来， 心境渐渐开朗，不久“五·一六”问题也雪化冰消。
1972年4月，驻团中央的军代表，把耀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耀邦看了这个“审查报告”很生气，逐条予以反驳，拒不签字，并对这位中央特派军代表说：你们不要用大帽子压人!然后他在自己写的《对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中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果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我建议军代表的审查报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经我签。”其后直到“文革”结束，他也没签字。
就在这拒不签字的时候，他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年轻人写了一封很长的复信，信的最后一段说——
我很幸运地能够活下来，并且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时的专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变成了一堆堆臭狗屎；而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地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众心灵深处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着我们一生应该忘却什么，追求什么……
1972年秋，他才离开了潢川干校，回北京检查身体和休息。不久，干校的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北京。
历史转折的谋略“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1974年邓小平复出，胡耀邦才算结束了干校式生活。第二年8月，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即党组)第一副组长，负责整个中科院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立即投入“全面整顿”。他深知建国后这许多年来，知识分子被整苦了!而建设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没有大批扬眉吐气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52年秋天，正是由于邓小平提议，党中央决定把胡耀邦从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调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那时，他就对团中央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说过：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只两个字，叫做“解放”；今后的一切也是两个字，叫做“建国”。要建好国，必须渡过两条大河：这两条河不是黄河、长江，也不是金沙江和大渡河，而是“贫困之河”和“愚昧之河”。要渡过这样的两条大河，没有人才辈出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建国的主力军。
1957年3月，有人说“许多青年只埋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意欲对这些青年批判批判。耀邦闻言，立即向《中国青年报》的同志打招呼：可不能一刀切地对这些青年进行批判。因为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长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钻研自然科学、钻研业务。耀邦说，可以把这归纳成十二个字，叫做“抬头望政治，埋头钻研业务”，这就合人心、顺趋势了!
耀邦的这一席话，直说得青年报的同志笑了起来。
可是，而后这许多年，耀邦认为知识分子们被整得最苦。他一到了中国科学院，就与中科院核心领导小组的另一位副组长李昌一道，顶着炎炎热浪，走遍各个研究所，与科学家们促膝交谈。1975年10月24日，在中科院“纪念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大会”上，耀邦对济济一堂的科技人员说：“建国二十六年后的今天，请我们科学院立下新的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来，讲讲四个现代化的长征故事——新的长征、新的长征故事。”他还认为，知识分子们的“五子”问题——房子(缺房住)、妻子(两地分居)、孩子(入学入托难)、票子(工资太少)、篮子(忙于刻苦钻研，常常吃不上菜)，一定要解决!于是在“全面整顿”中，他首先领导科学院起草了一份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反映了当时科技战线的真实情况，恢复了1956年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正确论断。
然而十分可惜：不久涌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黑潮，耀邦跟着邓小平再次受到了冲击……
1976年10月6日，那四个不可一世的人物去了该去的所在，在家深居简出的胡耀邦又一次心潮澎湃，顿感大解放。他觉得我们这个党又有救了。他想到：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折腾，使全党全国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摧垮不了所谓的“刘邓司令部”?而不可一世、大有靠山的“四人帮”却可以被一举粉碎呢?
归根结底，他说，还是个“人心向背”的大问题。
那么，在这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认为第一要做的大事，就是中兴伟业；而这中兴伟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狠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全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奔向“四化”的热情与激情。这种热情与激情，被压制得太久太久了!粉碎了“四人帮”，陈云、叶剑英、邓小平就不约而同地率先提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大问题。因为这是全国各民族的人心所向。
耀邦更掰着指头对人一一估摸过：“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还剩下多少好人?
至于地富反坏中的“地富”，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被剥夺了；但作为这个阶级中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吗老给人家压着沉重的铁帽子?
同样，“反坏”中的绝大多数已服服帖帖，改邪归正了，为什么还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再说有些所谓的“地主富农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营垒中过来的人，以及海外华侨留在大陆的眷属亲友中的许多人，过去在我们的革命艰难困苦地向前推进的时候，都曾冒着倾家荡产掉脑袋的风险支持过我们的斗争、掩护过我们的同志。我们当时和建国初期都曾尊称人家为“开明士绅”、“进步人士”、“爱国侨胞”、“亲密的朋友”；但转眼间却几乎都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海外关系复杂的人”。如果实在扣不上什么帽子，也成了斜眼看的、不可信任的人。
这些人有多少?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三千万人；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也都成了难以信任的人。这样，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多少好人了!
十年“文革”，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被审查的更达百分之七十五。其他虽没正式立案审查，但也或长或短地被批一批、斗一斗、“微火烧一烧”，几乎无一幸免。因此可以说，党内精英几乎被凋零殆尽!
如果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么这种没完没了地“与人斗”而到处树敌，弄得全社会的传统美德几乎荡然无存，那“解放全人类”只能是空前绝后的大梦想，彻底葬送我们的伟大事业。胡耀邦认为：如要最迅速、最彻底地解决这个人人自危的危机，只有迅速全面而彻底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重新赢得人心。因之他把这归结为四个字：
人心为上!
粉碎“四人帮”后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东城富强胡同6号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巧功勋!”
他接着说：
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反问：“你和华主席熟不熟?”
“很熟。我和他共事过一年半。”
“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话也转告给他。”
耀邦这里说，他与华国锋曾共事一年半，是指1962年夏天，他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带职下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64年年底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华国锋也是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常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自从请叶选宁捎去那几句话之后，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生产狠狠抓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却轮番出台：
第一次，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1976年11月30日的一次公开讲话中，率先提出了“两个凡是”。
第二次，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肯定了“两个凡是”。那时，不仅在“文革”中形成的，几乎等同于党中央号令的“两报一刊”的余威犹存；而且在实际上，这篇社论就是由当时分管宣传口的党中央副主席授命撰写并定稿，经党中央主席批准发表的。
第三次，1977年3月10日，华国锋本人在公开讲话中，也强调了“两个凡是”。
这三个版本，在个别词语的运用上虽然略有差异，但其中心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若以二、三两个版本为准，那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于是，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万岁、万万岁，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
于是，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于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人诬骂为“邓纳吉”，以及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决定照旧有效；
于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所有全国性的，涉及亿万人命运的重大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
所有这一切，都被归结为这赫然的四个大字：“抓纲治国”!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话，还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就是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去治理我们这个几度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
这等于给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瓢冰水!
对此，陈云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3月，仍然“大有杀气”。仍被闷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胡耀邦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在第三个版本出来之前的1977年2月18日，春节，在中央苏区时代就与胡耀邦亲如手足的冯文彬去富强胡同看望胡耀邦。冯文彬看耀邦愁眉深锁，面呈重忧，对耀邦说：“出门看看老同志老朋友吧，宽宽心!”耀邦说：“我哪儿也不去!”
时过八天，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之一汪东兴，还有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找耀邦谈了话，耀邦还是哪儿都不去。直到3月10日，华国锋也在公开讲话中强调了“两个凡是”之后，3月12日，党中央副主席之一的叶剑英找耀邦谈了话，耀邦在3月14日就去见了邓小平。
耀邦对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之后，究竟人心在哪里?对全党命运攸关的这种大问题，凡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可是有些人就是模糊得很!”
3月底，党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刚刚解冻的党校校园的时候，仍思虑重重，为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而苦苦思索着。
历史转折的谋略“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天下午，他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对他说：
“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杨逢春说。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了。”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
“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后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和紧迫。
耀邦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大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虽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耀邦突然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说从十年浩劫一开始，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建议在座的也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
他说今后在党校，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
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国后，又涌进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所以在三年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
这样的社会——耀邦说，还能谈得上什么突飞猛进?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限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
所以，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可是，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口实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有人问：“文章可写多长?”
耀邦说：“太短了，恐怕引不起多大影响。我与胡绩伟同志说好了，《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千百万同志和他们的数以亿计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
得到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的写作进展相当快。耀邦首肯了杨逢春、叶杨、陈中的写作提纲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拿到了初稿，并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后来《人民日报》的同志也参与了修改，前前后后共修改了十七次才定稿。
定了稿，耀邦却让先放着，等待合适的时候再发表。等了一月又一月，他仍然按文不动。他说，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积极筹备中；应该期待原来强调“两个凡是”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能够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念而改变原来的态度，和全党多数同志一起，化解人们心目中纵横绵亘于中国大地的特大冰山。
但是，1977年8月18日闭幕的“十一大”，虽然取得了恢复邓小平一切领导职务的重大进展，但在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上，却使人们很失望。华国锋面对代表着当时三千五百多万党员的一千五百一十位代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尽管也说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却只字不提“平反冤假错案”，只说“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由此人们不禁议论纷纷。有人说：那么“文革”中不是“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诬蔑不实之词，等等，难道就应该永远被供着吗?
这时，耀邦才感到，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的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面篇幅全文刊发。
广大读者看得出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
文章说：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们摧残破坏殆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他们打击迫害革命干部比其他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更凶恶、更疯狂、更狡猾。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流毒深广，危害极大。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做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该积极地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绝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可装两麻袋。这些来信来电者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有的说：“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意”；有的说：“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有人则“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各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位青年工人说：“听了广播，高呼‘共产党万岁’!决心把自己的心血全用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也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长篇电报上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子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历史转折的谋略“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然而，要使每一个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盼来这“大天亮”远非易事。在这篇文章广为传播后，许多省市和中央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顶牛”，其中尤以一向都是“审干”、“定案”核心的组织人事部门为最。一个自称“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的人打长途电话责问《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如果你们不根据中央原有的文件精神办事，这么多的案子咋平反?这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党委和组织人事干部也振振有词地说“这事很难办”，缘由是：“前任首长批的，现在无权过问”；“好不容易定了的案，现在不能翻烙饼”；“处理时有材料依据，不要再费事”；“揭批‘四人帮’、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重，顾不上再搞这档子事”……说得最软和的，也是“问题太复杂，只能慢慢来”。
怎么办?
《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耀邦家里(富强胡同)碰了头。耀邦说：这不奇怪。自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是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台风十二级。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能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接着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他希望这些同志“都有当仁不让、坚忍不拔之志”。
那么在党的“十一大”刚刚结束后的这股“十二级台风”究竟风源起于何处?人们的目光所及，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玉峰把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组部起狂飙郭玉峰在中组部的作为
郭玉峰，原为部队的一位军政委。“文革”风起后不久，康生把他带到了中央组织部，并对中组部的全体工作人员说：“我给你们调来一个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康生还说，郭玉峰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治委员。开始，郭玉峰只是中组部的业务组负责人，后来先后成了中组部的核心领导小组长和中组部部长。许多人都知道，这是康生对郭玉峰的赏识与恩典，因为康生当时就是党中央组织宣传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康生的妻子——“康办”主任曹轶欧的办公室就设在中组部的大楼上。
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郭玉峰带着中组部的另一位“九大”代表，去吉林省通榆县双岗中组部五七干校召开大会传达“九大”精神，郭玉峰在大会上提到朱总司令时说：朱德一贯老右，一贯反对毛主席，从没打过胜仗，连一份检查都写不好……1973年8月，党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郭玉峰又带着中组部的另一位“十大”代表，去河南省长葛县中组部五七干校传达“十大”精神，再一次丑化了朱总司令。
粉碎了“四人帮”，许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纷纷到中组部上访，往往都被拒之于中组部大门外，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原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妻子钟月林、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夫妇等人。
一天，先后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舒同，也到西单商场北邻的中组部大院上访，想诉说诉说林彪、“四人帮”对他的诬陷迫害，并要求看看陕西省委对他的审查报告和中央的批示。郭玉峰虽然派人与他谈了话，但当他想住进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时，招待所的人却将他的手提包扔出门外，要他“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
就这样，这位建国前后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有时骑在马背上也不忘练字的著名书法家，被冷落在北京街头，茫然无去处。
此刻在北京，在中央各机关，尚有六千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竟被人统称为“社会糟粕”而没人敢用，只得在家待着。
在外地，被“押”在外省市的许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写信，要求早日“天大亮”，有人愤怒地责问郭玉峰：“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那么，对原来就是中组部和中监委的老同志，比如袁任远、陈野苹、张策、杨士杰这样的老革命，这位“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是不是稍作宽让、给条出路呢?不，也一样，也一直不给他们“天大亮”。粉碎了“四人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连中组部办公大楼都不能迈进一步。“文革”前的中组部老部长安子文的秘书陆沅，一位纤柔瘦弱的女同志，从五七干校回来又被投入修建地下工事的劳动，直到1977年4月——粉碎“四人帮”已达六个月，郭玉峰还让人叫她在留党察看两年的结论上签字，否则立即开除党籍。在此之前，还想把陆沅赶往农村，理由是“黑帮”的秘书不能留在北京。并让北京市吊销陆沅丈夫的户口——因为陆沅丈夫是北京市的干部——把他们一道赶出北京。这时北京市的有关人员出面答复说：“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加之陆沅奋起抗争，“赶出北京”的计谋才未得逞。
中组部和中监委的一直被歧视、刁难、压制的老同志，再也不能忍受郭玉峰的恣意妄为，再也不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1977年春天，围绕着中组部推选党的“十一大”代表的活动，再加以原巡视员张志杰的紧张联系，中组部老干部党支部遂以袁任远、张策、杨士杰等同志为核心，纷纷用大字报向郭玉峰展开了斗争——“郭玉峰不下台，老干部出不来!”
然而上面似乎还有人庇护着郭玉峰，他继续稳坐钓鱼台。
《人民日报》发表那篇文章的大清早，郭玉峰先听到了中央台广播的文章摘要，就狠声狠气地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人民日报》一到，他看都不看，揉巴揉巴扔进了废纸篓，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
中组部靠边站的老同志们更加明白：这场斗争如果不是党的正义一方取得胜利，那后果恐怕不只是一些人很可能人头落地(已有人因“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而惨遭杀害)，而是整个国家整个党仍将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阴影笼罩着!为了党的命运，也为个人的尊严，他们又一次纷纷奋起抗争。一霎时，西单商场北邻的这个大院就糊满了大字报。许多大字报认为，这些年中央组织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真正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这个阎王殿的特色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完全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
“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一位老同志在其大字报中不但引用了恩格斯的这段话，而且还注明这段话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的多少页；接着这位老同志自己说：“我们虽然备受摧残，但幸运的是头脑还都正常，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郭玉峰是个什么人!”
还有一张大字报在历数郭玉峰许多乱党纲常的事实之后，引用了《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一段话：“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你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你弟兄眼中的刺!”
许多老同志的大字报几乎同声厉斥：“郭玉峰!你要知道，你继续糟蹋坑害党的干部，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他们强烈要求郭玉峰立即给他们妥善安排工作，他们不愿再白吃人民的小米。
郭玉峰听说院子里贴了为数甚多的大字报，不免大吃一惊。他的妻子到院子里转了转，看了看。郭玉峰感到很委屈。他认为他对全国五七干校几十万干部的分配工作是做过一些努力的，只是由于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一再责难，才未能如愿。甚至于，汪东兴也曾打电话责问过他：“郭玉峰，你叫把干校都撤销啦?!”
如果郭玉峰的这种委屈确有某种根据，那么“全国最强的”也仅仅是康生们眼中的“强”，在解放全国受苦受难的广大干部方面，也还是碰到“硬胡桃”就软了下来的。
接着，大院里就有些似乎自愿为郭玉峰解围的人，以整洁院落为借口，用水龙头洗刷墙上的大字报。可是，老干部们又在后面跟着贴……
中组部起狂飙斗争由大字报转上了《人民日报》
中组部大院里的大字报斗争持续了三个月。极盼结案分配工作的杨士杰——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把人家撕下来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了当时还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另外还有人把一些大字报送给了胡耀邦。
胡耀邦翻阅了这些大字报，急得在室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他让人打了几个电话，请来了《人民日报》和中央党校的几位同志，到自己家里商量：如何冲破落实干部政策层层阻力的下一步。他说：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下一步，我们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们的极左行为，同时发表由点到面地落实政策的消息，逐步推动打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他与大家几经研究，确定这第二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文章应着重挑明，许多干部群众热烈赞扬第一篇文章的同时，也愤怒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罪行，而有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有些地区和部门的党委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没有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帮派体系，以致这帮派体系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还在暗中活动，欺上压下，抵制和破坏干部政策的落实。
耀邦回忆说：革命战争年代，干部到了党的组织部门，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感到十分亲切温暖。但是这许多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破坏，一些组织部门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控制下，干了不少坏事，把党的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完全破坏了!我们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彻底批判这种反常状况，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重新发扬光大，把党的组织部门建设成真正的“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
磋商后不到一星期，第二篇文章的清样就出现在中央党校耀邦的办公桌上。这时天色已暗，不巧中央党校那一片又停电，耀邦就点起两枝蜡烛，与杨逢春逐字逐句地细心修改，直到夜深把通篇文章都改完才搁笔。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在这个总标题下，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五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既赞扬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那篇文章，又揭露了写信者本人所在地区或所在系统的组织部门抗拒或拖延落实干部政策的行为。《人民日报》编者为这些来信所加的标题分别是：《不能无动于衷》、《这种说法不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首先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多发表这样的文章》。
接着，《人民日报》又刊发了一些地方已经落实干部政策的报道。首先在山东，一个大队支部书记被摘去了“走资派”的帽子，《人民日报》不但发了消息，还郑重其事地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新华社记者顾建鹏、曲忠诚报道了中共宁夏自治区委员会大力重申党的干部政策，认真处理过去审干中的遗留问题，长达四千六百多字，《人民日报》全文采用，并配以三行通栏大标题。其眉题是：“坚决推倒林彪、‘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采取各种措施”；主标题是：“宁夏区党委大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下面的副题是：“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推动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
这时，中组部的同志对郭玉峰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副总编辑安岗，把中组部老同志们的又一批大字报交给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以报社党委的名义委托他整理成一篇《情况汇编》，题目叫《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王泽民写了一万多字。胡绩伟、安岗过目斟酌后，再请袁任远、杨士杰、张策等同志传看，然后送给了叶老帅和当时负责中央宣传部的耿飚。
看来，郭玉峰的仕途有可能发生重大转折。
中组部起狂飙果然不久，郭玉峰就离开了中组部大院
一天夜晚，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组部的老干部袁任远、杨士杰、张策、郭述申等同志。郭玉峰奉命而至时，中组部的很多老同志已在座。汪东兴问郭玉峰：你对在座的这些老同志怎么样?
郭玉峰面不改色地回答：很好啊!
汪东兴掏出了《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让郭玉峰细细地看看，然后说：“对老同志的住房、用车等等，你都得要安排好，不能再在生活方面为难老同志。”郭玉峰连声答应：“好好好。”
可是，不论汪东兴还是郭玉峰，对审干结案、安排工作的大事，却都只字未表。即便对老同志在生活上必须予以照顾的这种小事，郭玉峰回到中组部后也滴水未漏，更谈不上开会传达。老干部们又一次掀起了张贴大字报的高潮，愤怒声讨郭玉峰欺上瞒下的两面派勾当，要求党中央尽快撤换他。否则，所谓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只能是又一场白日梦!
这样，郭玉峰才不得不浮皮潦草地传达了汪东兴的那点儿指示。但传达归传达，行动还是不见影，正像一张大字报引用的《马太福音》中的那段话所说，他眼中的梁木还没去掉，怎能看清世道真谛!
1977年12月初，郭玉峰只能打点好他那只公文包，永远离开了那个由他把持了十年、令人望而厌畏的大院。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竭力举荐胡耀邦接任中组部第一把手。由此，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焕发出昔日之光彩。
对郭玉峰来说，这种结局也许使他有些想不通；但在大众心目中，这种结局是理所应当的。1980年11月19日，在研究华国锋同志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些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在干部工作问题上，讲了这样一些话：
……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
虽然这是后话，但从中不难看出，从“文革”伊始到离开中央组织部，郭玉峰究竟主要扮演了何等样角色是明明白白的。
另，在宋任穷交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宋任穷回忆录(续集)》中，谈到他在耀邦之后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写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组部是受到林彪、康生、江青严重干扰和破坏的一个单位。粉碎“四人帮”之后，郭玉峰继续坚持错误路线，给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造成极大困难。
这样，郭玉峰在中组部期间的作为，就更加明明白白了!
重振“党员之家”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1977年12月15日早上八点整，胡耀邦来到了中央组织部，组织部前院顿时鞭炮齐鸣，烟花朵朵。院内的老老少少，激情满怀地欢迎胡耀邦的到来。街上行人不知内情，都好奇地驻足凝望，西单商场的一些顾客也纷纷跑来踮足围观，不知这个过去老是铁门紧闭的大院，究竟发生了何等大喜事。耀邦带着他的秘书小梁快步登上了办公楼，立即召集处级以上干部开会。耀邦在会上说：今天只向大家报个到，见见面；中央党校那边还有一些事需要交代一下，过几天再来正式上班，和大家一道工作。
12月19日，耀邦正式到中组部上班，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动情地讲了许多话。组织部不少同志向笔者回忆说，耀邦这次见面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那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耀邦说：“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他说这一时难以说得清。他说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这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丘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究竟伤害了多少自己人，也没法说得清。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的遗留问题、“红旗党”与其他一些地下党的悬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大杀“AB团”的冤案，等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谁能说得清?所以说，这叫“积案如山”!
耀邦说：对于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阻力是很大的。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很多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其苦都如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
耀邦说：不管如何“维艰”，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为此，他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两个要求：
一、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郭玉峰们过去紧跟“四人帮”们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
二、“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散会后，他立即采取了一个大动作：把中组部所有还在“靠边站”的老同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苹、何载、吕枫等几十位部局级老干部，一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谈心，说是“与很多老同志好久不见面了，叙叙旧”。他请这些老同志帮他分挑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
谈完话，他立即给这些老同志分配了工作——
杨士杰，协助统管整个中组部工作，等中央批准后再正式宣布为副部长；
陈野苹、蹇先任负责老干部接谈组，专门接待来访的老同志；
章蕴、曾志两位老大姐负责已经作了结论的老同志的工作分配，具体事务由吕枫负责；
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干审局，有一位局长和六位副局长，其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不久，曾被错划为“右派”的何载，就接任了这个局的局长……
如此放手大胆、雷厉风行，是中组部很多同志始料未及的。从此，“党员之家”美名重新大振。1978年1月，即耀邦到中组部安排就绪后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来信达六麻袋。
重振“党员之家”“对夏衍、楚图南……这样的老同志，怎么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
在这许多来信中，有一封原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二百零五位干部的联名信。由于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一千多名干部中的八百多人已被分插到有关各部，只有这二百零五位干部一直“没人要”，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
他们在信上说：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我们都欢欣鼓舞，振奋异常。但身染极左路线遗毒的一些人一直剥夺了我们的工作权利，还说我们是“社会糟粕”。我们强烈要求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
信末署名的有副部级干部五人，司局级干部十四人，处科级干部八十六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下干部一百人，其中包括曾担任对外文委副主任的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
耀邦看了信愤愤地说：“这简直是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的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小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由干部组的成员成鞘伯带队，前往调查研究。
工作组兵分数路，跑东城走西城，一一看望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同志，分别召开了七八次座谈会，请所有长期受压抑、遭冤苦的同志畅所欲言。这二百零五位同志都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没想到给中组部的信发出不久，中组部就派人深入了解下情，“党员之家”的传统终于又回来了。有人在座谈会上当场赋诗抒怀：
一年两年十余年，只耗草料不耕田；
等闲白了少年头，原来“四害”是祸源!
一月二月三四月，除了“四害”心欢悦；
东风浩荡春光好，只争朝夕情切切!
工作组更是快马加鞭。他们前后忙了十余日，关于这些同志为何久久不能安排工作的《情况简报》就送到了耀邦面前。耀邦阅后批下这几行字：
①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
②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
③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依照这个批示，中组部立即从中央有关部委借调来一批干部，把临时的干部分配组充实后改称为干部分配办公室，吕枫为主任，下设若干组，不但迅速解决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二百零五位同志的工作安排，还统一领导了对中央各部委“靠边站”的六千多位干部的工作分配。
重振“党员之家”“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消息疾如风，迅速传遍中央各机关、各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中央民族学院(即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学)讲师郑仲兵听说中央组织部果真又成了“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立即用街道公用电话给中组部打电话，明言要找胡耀邦。接话的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接谈组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仲兵说了声“行”，就与陈野苹在电话中谈了起来。
郑仲兵说：“‘文革’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我私下表示过不满，并说过谢富治、江青、中央文革与林彪也有摩擦等，就被打成‘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四年，遭到长时间的折磨，差点送了命。现在粉碎了‘四人帮’，虽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一下。”
“好的!”陈野苹说，“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不久，中央民族学院校园里的几只大喇叭同声呼唤郑仲兵，要他听到广播立即赶到院党委办公室有要事传达。郑仲兵听到广播怦然心动，不知为何声势如此之大。他满头大汗地跑到院党委办公室才得知，原来是胡耀邦要他火速去谈话。等他倒了两次车赶到中组部，又不巧：耀邦正临时主持一个紧急会议，他指派中组部宣教局长代他接待郑仲兵。
“我受耀邦同志的委托，向你传达几句话。”这位局长说。“耀邦同志说：一、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问；二、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圆满解决；三、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后来，郑仲兵写的这份材料，也被列为中央发布全党的“谢富治指使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的依据之一。
而且在郑仲兵与中组部的同志接谈后不久，公安部就给郑仲兵作出了平反结论，结论写道：“两次对郑仲兵同志拘留审查，是由林彪、‘四人帮’及谢富治的迫害所致，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公安部几位局长会见郑仲兵时指出：平反结论是胡耀邦同志指示，赵苍璧部长布置，凌云副部长负责写出来的。
1979年秋，正值胡耀邦兼任中宣部部长时，郑仲兵被调到中宣部工作，他感到无比欣慰。
重振“党员之家”耀邦在自家接待了申诉沉冤的恽逸群和秦川
一天，著名老报人恽逸群，来京申诉他的延绵26年的沉冤。
这是一位1926年7月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当年他才21岁。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的第二年，他是其家乡江苏武进县的中共县委书记。1932年奉党的指派进入上海新闻界，先后担任过《立报》主笔和《译报》、《导报》总编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相继担任过《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和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上海解放后，出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和社长兼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等职，并且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前身青年记者协会创始人之一。
1950年，恽逸群的做缝纫活谋生的同父异母大姐恽清芬，因老家五亩地出租，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并被挟嫌报复的流氓恶霸打伤。恽逸群给华东土改工作委员会和中共苏南区党委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并请求允许其姐进医院治疗。华东土改会和苏南区党委派员调查并征求了恽逸群的意见。恽逸群表示：此事如何处理悉听当地领导机关决定。
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恽逸群因曾将《解放日报》相当于两千个“折实单位”(每单位等于大米一斤、麦粉一斤、煤球一斤、龙头白布一尺的市价)的公款，相当于1954年币制改革后的一千元，借给一位友人开办小煤窑，为此作了多次检查。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硬说恽逸群企图“从中牟利”，责令其停职反省，由张春桥接任《解放日报》社长。
1952年3月，恽逸群就因上述两项“罪行”被开除党籍。《解放日报》发布了头版头条新闻并发表社论，大张旗鼓地公开批判，全国各大报亦广泛传播。
1955年4月，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冤案发生。恽逸群因1936年后在上海、香港等地曾两次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过地下情报工作，于同年5月10日也被秘密逮捕。公安机关对他侦查审讯了一年半，查明他与潘纯系正常的工作关系，但仍把他继续关押了九年。在这十年半中，他一直被孤囚一室，完全与世隔绝，也不能与家属通信见面。1965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照样对他起诉；同年11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照样对他秘密开庭审讯，判其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得上诉，以示把他冤关了十年半完全有理。
同年12月8日，他被“假释”离京，并被严嘱“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被捕经过及判决书的内容”。然后被安排到笔者家乡江苏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原行政七级每月三百多元的副省级高干，每月只给生活费三十七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他又被“群众专政”，关进了“牛棚”，成年累月地挨批、陪斗、挂牌示众，并从事冲刷厕所等力所不及的重体力劳动，终于积劳成疾得了严重哮喘症。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不久，七十一岁的恽逸群支撑着孱弱多病之躯，几乎是讨乞要饭地赴京申冤，但无人闻问。
1978年夏天，他风闻中央组织部又成了“党员之家”，立刻来京打探消息。他在新华社的老友庄重对他说：“你可以直接去见胡耀邦同志，请他为你伸冤。”果然，胡耀邦与他亲切长谈，热情慰勉，表示一定要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昭雪。耀邦还介绍他去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申请撤销那“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得上诉”的原判和恢复名誉。当年8月，中组部就根据恽逸群本人“先工作”的迫切要求，把他安排到位在南京的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干点工作，每月生活费暂定一百二十元，其他待遇、职务，等彻底平反后解决。
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先后撤销1965年原判，宣告恽逸群无罪。
1982年10月，中共上海市纪委筹备组作出了复查结论，并经中纪委批准，撤销1952年给恽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
1984年4月13日，又经公安部复查，认为1980年对恽逸群宣告无罪的平反不够彻底，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重新作了结论：恽逸群同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他在潘汉年等同志领导下，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1955年后，恽逸群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同年5月12日，在南京石子岗殡仪馆举行了恽逸群骨灰覆盖党旗的悼念仪式，宣读了长篇悼词，新华社和京津宁沪各大报都发表了消息或悼念文章。
虽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覆盖党旗晚了一大步，恽逸群到南京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工作后不久，便于1978年12月10日因旧病骤发而去世；但在胡耀邦与他长谈之后，他就欣然预感他的一切冤情总会得到彻底洗雪；所以，在享年七十三岁临终时，他是瞑目与世长辞的。
秦川，又一位老报人，手持张稼夫介绍信，踏入耀邦家门槛，向耀邦诉说了自己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坎坷遭遇。
“大跃进”时，他已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七八年的宣传处长，听到各地对“大跃进”颇多非议。他去江苏、福建、江西、四川、陕西等地深入调查，觉得浮夸风和对自然环境的毁坏等情况确实非同小可。回到北京汇报调查所得，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曾告诫全党，主观主义能导致亡党亡国亡头；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观主义也照样能够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他说在全国，现在虽然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不会失败，但在个别地区，这种失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眼下已经成了现实。同时，他还正式向上报告要求不再呼喊“毛主席万岁”，因为这与共产党人的谦虚谨慎背道而驰，而且也不符合人生的客观规律，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不但如此，在庐山会议之后，他竟把彭老总在庐山招灾惹祸的那份“万言书”，推荐给一个号召大伙讲真话的单位负责人，作为向其本单位做形势报告的核心材料。在起草建国十周年大庆的宣传提纲时，他又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提纲的引语……
所有这些作为与言论，都很快一一击响了康生耳鼓。康生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失败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道令下，秦川被定为“右倾分子”，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皖北东部山区来安县半塔集劳动。1962年1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各地纷纷为彭老总等人之外的“右倾分子”平反，中宣部的六位正副部长坐成了一大排，想听取秦川畅谈“劳动锻炼”的收获，如何改变了“社会主义失败论”。他们未曾料想秦川不但不领这份情，而且直截了当而又十分简要地回答：“我不但分毫没改，而且觉得这种失败已是铁的事实，因为饿死了很多老百姓就是严酷而有力的证明!”
人数足有半个战斗班的正副部长们大失所望，他们认为秦川所说未免太过火。秦川说：“这并不过火，而是实事求是。”部长们让他写份材料。他说“写就写”，每个字写得“袁大头”那么大，写了几张纸。
一位副部长向别人抖抖这几张纸，说“这是十足的对抗情绪”。他说“可以安排秦川的工作，但要他自选门路”。秦川说：“这等同于上山下乡返城的待业青年。”
秦川找了当时任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的老熟人谷牧，谷牧让他担任了工交政治部宣传部长。耳目遍布的康生得到了“小报告”，即刻驱车到谷牧家大吵大闹：“你怎么能用这种人?!嗯?!”
谷牧没辙，只好让秦川去太原汾河西岸的山西化肥厂搞“四清”。搞了一年半，谷牧奉调去主管国家建设委员会，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接任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向中央建议让秦川担任工交政治部副主任，但遭到了康生的坚决否定。“文革”风起，康生仍不放过这根“眼中钉”，秦川遭到了更甚的打击迫害。
1975年邓小平开始全面整顿，有人提议让秦川去负责中共北京市委科教部；即将寿终正寝的康生得风还是不放过他，叫人传话对秦川要“控制使用”。直到“四人帮”垮了台，秦川还一直被挂着。
秦川恼怒地向耀邦陈述主要冤情，耀邦边听边插话说：“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净是耍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秦川要求给份工作，耀邦说“没问题”，并留他共进晚餐。李昭端上一碗甲鱼汤。那时候北京市面上的甲鱼，还不是“身价昂贵”的饕餮者们的专享物，只不过块把两块钱一斤。耀邦一筷未动，只吃辣子豆腐和芹菜炒豆腐干，那碗甲鱼汤让秦川一人独享。
不日，方毅要秦川去中国科学院担任政治部主任，中央很快就批准；相隔不久，在《人民日报》支左的迟浩田即将归队，胡绩伟向中央打报告要求秦川去《人民日报》做他的左右臂，这立刻得到了中央主席和四位副主席的一一批准。中组部干部调配局的同志，把这先后两种批件都亮在秦川的面前：你看怎么办?
当然党的正副主席们的完全一致的批件更算数——秦川去《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未几，迟浩田一离开，胡绩伟成了报社的一把手，秦川就成了二把手。他们紧密配合胡耀邦拨乱反正，相得益彰。
重振“党员之家”“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那时候，不但中组部大门前有许多上访者，就在东城富强胡同六号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访人。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一天大清早，武汉钢铁设计院党委书记朱鸿翔，来到耀邦的家门前。他向守门人员说明了来意，就直奔后院，毫无阻碍地进了耀邦卧室。耀邦夜间与《人民日报》的同志研究修改一篇文章，深夜两点才睡觉，这时还没有起床。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他便一骨碌坐起来，忙问有何事。朱鸿翔表明了身份，说是上访要求申冤的。耀邦边穿袜子边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
原来，朱鸿翔的妻子周苏是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处长，“文革”中遭到“四人帮”死党的残酷迫害，被活活打死，一直没有人为她平反昭雪。耀邦动情地说：“我一定要为周同志彻底平反!”
这时已早晨七点钟了。家里人招呼耀邦快吃早饭好上班。耀邦匆匆刷牙抹把脸，带着朱鸿翔来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几位上访人。耀邦请他们一一在长条餐桌的两边坐下，自己坐在一头，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
他接着向朱鸿翔继续说：“我们一定会为周苏同志彻底平反。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三个月，周苏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么样?”
朱鸿翔连连应声说：“好好好。”耀邦这才转向另一位上访者。等他放下早饭碗，和六位上访人都已谈了话。他与他们在住宅门前一一握手，才登车去中组部。
不到三个月，周苏冤案就被彻底平反了。朱鸿翔及其家人对耀邦家的这一幕幕，终身难忘。
又一个上午，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同志扶着一位双目几近失明拄着拐杖的老人来到中组部大门传达室。他们只给胡耀邦留下一封信，没说几句话，就转身离去。
他们就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负责人曾三及其老伴沈义，此刻曾三已七十有二岁。
1924年，曾三十八岁，即在家乡湖南益阳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曾三奉党的指示到上海党中央特科培训班学习无线电通讯。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中央红军与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并着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先后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兼台长和红军通讯学校政委，为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各部队的通讯联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西安事变”，曾三被派往西安任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继被派往新疆联络友军，1940年回到延安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和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1946年冬天，胡宗南部队开始进犯延安。曾三奉命率领中央秘书处部分人员带着大批核心机密档案东渡黄河到达晋绥根据地，1948年又转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胜利地完成了中央重要档案的安全转移。
新中国成立后，曾三历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秘书局长、中办副主任及新中国第一任中央档案局局长和中央档案馆馆长，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为全党和全党档案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起了核心领导作用。
1966年6月13日“文革”甫始，中央办公厅“造反有理”的人们突然向中央各部委办公厅发出了一个“揭发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通知。同年11月15日，又发出撤销曾三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文件，给曾三同志扣上了“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推行修正主义档案工作路线”等等的大帽子，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全党全国档案工作的重大成就。接着国家档案局和很多地方的档案机构被砸烂，大量重要档案被任意焚烧损坏打砸抢，大批从事档案工作的同志被撤职的撤职，坐牢的坐牢，不少同志被打伤致残或迫害致死。尽管曾三本人自幼就有一目色盲和白内障，另一目因多年从事通讯报务和秘书档案而视力很弱，“八大”期间又夜以继日地整理文件以致眼底出血长期不愈，他和老伴沈义也还是被押往江西进贤县农村“五七”干校种地割草。
沈义也是一位老革命。1928年她十六岁，就在广东海陆丰根据地闹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国家档案局党委书记。
对待这么两位老同志，干校的军代表还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把他们也当做十八岁的小伙子、大姑娘用!”
1973年曾三双目越发模糊，实在没法再干任何体力活，经中央办公厅批准回北京治病。老两口住政协礼堂东侧丰盛胡同原中央直属机关小招待所的一间小平房，自己买菜烧饭，挤车去医院，苦度残年。
粉碎了“四人帮”，曾三被恢复了正部级待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处给这两位老同志在复兴门外三里河南沙沟部长楼大院分了一套房，但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政治部的人却横竖不让搬。曾三找了原来在一起共事多年并相当要好的中直管理局负责人，没想到这位老熟人竟一推六二五，说他不知道这档子事，没法管。曾三老两口又去找中直管理局政治部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说：“虽然下了文件恢复了正部级待遇，但还没有具体分配正部级职务，咋能住部长楼?”
万不得已，老两口只得上访中组部。虽然，他俩与耀邦、李昭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他俩从五七干校回京治病时，耀邦与李昭还特地请他们吃了一顿饭；但他们考虑到耀邦现在日夜操劳，只给耀邦留下一封信，恳请在可能顾及的情况下，帮他们解决这个大难题。
耀邦正在楼上开会。看罢这封信忙问：“曾三、沈义同志呢?”送信上楼的同志说：“走了，放下信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耀邦叹了一口气，为没能和几年不见的两位老同志当面长谈而深感惋惜。他当即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相当激动地向与会的同志宣读了这封信，然后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至极!”
他在信上写了几行字，请人即刻送给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
汪东兴看了信和耀邦写的几行字，也批了几个字，曾三老两口才搬进了一座部长楼的三层楼。此刻曾三的视力只有零点一，上下三层楼有一回竟两次踩空，险乎摔断骨头。随后，他们调整到没有上下楼危险的一层楼的要求，也顺利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档案系统的冤案被彻底平反，曾三被恢复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原来的职务，并当选为中纪委委员、中顾委委员、“十二大”候补代表和“十三大”特邀代表，1990年11月因病去世，享年85岁。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称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一位老党员在多病缠身的晚年受人折磨刁难时，也在胡耀邦当部长的中央组织部得到了真诚的温暖和得力之助。如今他的现已八旬的老伴沈义向笔者说起这段往事，仍然感怀难已。
但在当时，类似曾三、沈义老两口在中组部传达室放下信转身就走的举动，早有多起。这加深了胡耀邦积思已久的考虑：很多迭经磨难的老同志的心都被整碎了!加上他们又一向谦逊自爱，对许多个人的困难和要求都是一忍再忍，轻易不愿麻烦别人；实在忍无可忍，也仅仅寄封信、送封信而已。
重振“党员之家”应该主动地找老同志们谈谈心
从曾三、沈义老两口放下信就走，耀邦想到一定还有很多老同志把好多应该一吐为快的话硬憋在肚子里，应该主动找他们谈谈。这时，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就住着一批尚未“解放”的老同志：周扬、丁玲、林铁、王从吾、金明，等等。
耀邦在自己家里，请来《人民日报》的同志问可否去万寿路招待所找这批老同志聊聊。报社的同志欣然从命。第二天以《人民日报》的名义去看望这些老同志，并开了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在交谈中，周扬对《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十分赞叹。这篇文章说：“党的组织部门是‘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机器。”周扬说，许多年来，很少见到党报上发表这种令人感到很亲切、很振奋人心的文章了。他向报社的同志说了许多积郁已久的心里话。
但是，有些老同志却不大愿意心扉尽敞。问他们有何意见、要求或困难，他们似都嗫嗫嚅嚅，诚惶诚恐。
耀邦听了汇报，感叹不已，他对《人民日报》和中组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说：
“不出所料，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被整得碎了心。”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平反冤假错案，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只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一个方面的工作；而更重要的工作是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为党的中兴负起历史性重任!”
接着他与这些同志共同研究，决定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激励所有为革命事业做过艰苦斗争和奉献的老同志，都要挺起腰杆放眼未来，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时期，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并搞好传帮带，把党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民主作风、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传给品质优良的中青年干部，快马加鞭地中兴我们的伟大事业。
1978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达万言的文章，迅疾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很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胡耀邦和《人民日报》来信发电报，表示坚决放下包袱向前闯，向一切背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行为作果敢的斗争，以振兴我们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和十亿人口的大“家”。
在这又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信件中，也有1975年被中央专案组分别赶往陕西、安徽等地“监护改造”的彭真、安子文等人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诉说他们被押解到这些“监护改造”场所后，继续备受磨难，健康每况愈下。他们要求迅速返回北京治病，并解决自己的“莫须有”问题，重新为党奉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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