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看到了这些老同志的信，即刻将其转呈主管中央专案组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遗憾的是，汪东兴没有批准这些老同志的要求。耀邦建议由中组部直接复查这些同志的悬案，汪东兴与中央专案组的人亮出了“两个凡是”：中央专案组的这些大案要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
那么不是中央管理的干部，而是各级组织部门直接管理的干部呢?耀邦提出：由中组部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的组织部长会议，以加快统一运筹对这些干部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和有关政策的落实。没想到，这也举步维艰!他得到的回答竟是：召开全国性百人以上的会议，也非得中央批准不可；但对召开这种性质的会议，中央认为不合适。这一个又一个晃眼的大“红灯”似乎向人显示着：你们不是要搞什么“党员之家”吗?哈哈……
事已至此，耀邦和中组部的许多同志只能横下一条心，进行关键性的一战……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在要求复查中央专案和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的问题上，一连碰了几个大“红灯”，耀邦把中组部的几位局长召来开了一个会。
耀邦说：几个月来，在好几位老一辈的招呼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吁与支持下，我们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坚定的，但是实际进展并不像理想的那么快。第一，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的档案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他们不肯交出，也不让我们插手复查；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干部的案件，我们讲话也不顶用，连召开一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长和中央各部委有关负责人会议，以推动一般干部政策的落实，都得由中央批准，实际上就是不让开；第三，我们主张办任何事都得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更得实事求是，有人就打出“两个凡是”，似乎只要是毛主席定的批的案子，即便不那么实事求是，也只好随他去。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讨论热烈而活跃。最后议决：
第一，不准开百人以上的大会，就分批召开省市区、部委的小会，叫做“疑难案例座谈会”；几个小会加在一起，不是全国也是全国的大会了。过去打仗连死都不怕，还怕多费口舌多劳累?
第二，“两个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须打破的。如果不打破“两个凡是”，让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显的错误想法和做法继续照样执行，一切的一切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让全国人心涣散、相互戒备、相互斗来斗去，我们这个国家的任何主义的现代化都谈不上。因此，凡是不愿意亡党亡国的同志，都必须挺直腰板与这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发通知，请他们带着一些最棘手的疑难案例来开会，一个又一个的小会接连着开，坚决冲破不准开大会的壁垒。
那么谁来主持这一系列座谈会?
耀邦与这几位局长谈话后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由中组部调查组的高奇，具体操办省市区党委组织部长分批参加的座谈会。
高奇是一位中年干部。耀邦曾启发他注意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勇于实践，有空多读书、多读历史，特别要熟悉党的历史，“那是现实生活中正确做人的知识宝库啊!”
这一次，耀邦又把他请到自己办公室，对他说：“你来具体操办‘疑难案例座谈会’怎么样?”高奇说：“我还没主持过这样的会，中央又没有解决疑难案件的政策界限。”
“政策界限一时还没有，”耀邦说，“这得靠我们去讨论实践。我现在只能给你四个字：实事求是。你就按这个精神去掌握。”
高奇仍面有难色。他说：“您已知道我资历浅，而座谈会要研究的案例，许多都是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问题，我……我……”
因为会期已临近，耀邦毕竟有些急。他快步走到高奇面前，指着他说：
“你还记得《论语》中的这句话吗?‘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还有，李大钊同志有一句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你这也是见危受命，去担起我们党的道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再说，如果以后形势有了‘重大变化’，首先处分我，然后再处分你，怎么样?因为是我叫你干的!”
高奇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觉得，耀邦的这一言一行，都透现出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非凡胆略和勇气，对党对人民的极端负责精神，他应该学习。他霍地立起身，握着耀邦的手：“胡部长!您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见办好这件事!”
第一次座谈会，于1978年2月下旬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如期举行。
这是没有主席台的、座次不分高低上下的大型圆桌会议。耀邦就坐在某个省委组织部两位部长之间的空位上，也没在他的座位前专门为他放一个写有“胡耀邦”三字的三棱白牌。事前他安排过：“大家都是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最亲切。”他细心地听取各地汇报。
第一次座谈会结束时，耀邦向参加座谈会的以及中组部的全体同志讲话。他的第一句话后面是个问号：“为什么要采取座谈会形式?”
有人回答：“这是走群众路线。”
“对!”耀邦说，“这就是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走得好，实事求是就可以做得更好。”
谈到会议主题时，耀邦说：“在我们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的，怎么能够委屈别人呢?每个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问题，一定要听取本人对有关情况的陈述，任何人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这也是走群众路线的一个方面。关心和爱护干部，是我们党优良传统。对干部要光明正大，是非分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都讲在明处，绝不能搞两本账。什么‘内控’、‘外挂’的做法，在战争年代，敌人分割封锁，交通不便、活动艰难情况下，一时很难搞清问题，迫不得已地这样做还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时期，交通四通八达，如果还习惯成自然地这么来，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谅的。至少，这是对革命工作、对革命同志的不负责任。
“请同志们来，目的只有一个：认认真真地平反冤假错案，切切实实地落实好干部政策。有什么十分难办的疑难案件，择其典型拿到这个会议上讨论研究，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求出一个最妥善的解决办法，来突破我们面临的‘哥特巴赫猜想’……”
后来根据会议不断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分歧意见，耀邦的讲话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近于同“两个凡是”的直接交锋。
据听过他这些讲话的同志回忆，他先后讲过这样一些问题：
全国究竟有多少冤案?每一个冤案究竟牵涉到多少人?单是波及全国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冤案，在内蒙古自治区就有三十四万六千人遭殃，其中八万七千多人被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一万六千多人含冤而死……这么多的冤屈，都有待于大家去申雪。至于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级副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强加的罪名，最轻的也是“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派工作组镇压革命运动”，其他的则都是“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还有成千累万的“五·一六”分子。“什么‘五·一六’?不就是那三个阿拉伯字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到目前为止，不但平反这些冤假错案的进度微乎其微，就是与干部审查不沾边的、劫去“五七”干校劳动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全国就以几十万计，这怎么得了?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不但要认真研究解决疑难案件，同时也要研究尽快解决这许多同志的工作分配。关于疑难案件的正确解决，必须打破专案工作的神秘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于历史上做过结论的案子，“文革”中又翻烙饼的，必须予以精察细看，看看这个“翻”究竟有没有必要?如果原来的结论基本正确，组织部门理应维持；如果新发现的问题无关大局，也不能影响原来的结论。
关于会上出现的“有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翻”的说法，耀邦说：依我看，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了。小平同志讲过，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而不能孤立地、割断历史地对待毛主席的某一个决定和某一句话。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我认为我们应当这样看：第一、毛主席很伟大——主要是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才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哺育成长了一代又一代新人；第二，他也不是完人，特别在他的晚年，他也有缺点错误，有些缺点错误还不能说不严重，如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第三，正是遵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我们党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些错误。
这就是对待毛主席的“三点论”。请同志们想一想：对待他老人家是不是可以用这“三点论”。如果这“三点论”可以成立，那么对过去的许多疑难案件，当初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定的批的，哪怕就是他老人家定的批的，或是他老人家“圈阅”同意的，只要是错了的，都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改正；而且在哪个场合或范围弄错的，就在原来的场合、范围内平反改正，有的还得登报消除影响，不能含糊。
座谈会上有同志说：必须以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态度，来彻底纠正一切错误。
对于这句话，耀邦说：我举双手赞同这些同志的意见。因为我们的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它是我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斗争得来的，是千百万同志和党外志士仁人用鲜血换来的。尽管在我们前进途中遭受过多少挫折，吃了无数的苦头，但我们也从挫折中吸取了教训，善于倾听实践的呼声及时猛省，努力改正，力求避免再发生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错误，奋起扫除我们队伍中的一切阴暗面。如果仍用人民授予的权力掩盖和否认已存在的错误，那么这种掩盖和否认，比那些错误本身更不可原谅。惟一的办法，在当前，就是彻底地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快刀斩乱麻，真打实着地干下去，不能再“口号喊得凶，干得很稀松”，更不可再干新的丧尽人心的事。这就需要我们真正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坚决冲破阻力，为所有在冤假错案中受害的同志奔走呼号，把每一个冤假错案的平反坚决办到底。同时要坚决反对落实政策中的推托敷衍的官僚主义作风。都做驱逐官僚主义的模范，时刻警惕在我们身边游荡的官僚主义幽灵。对于过去在“审干”工作中违反过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冤屈了一些好同志或犯有其他类似错误的人，只要认识了错误并表示坚决改正的，我建议“多换思想少换人”，团结起来迈大步!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永远不能设有任何‘禁区’!”
在座谈中说到“疑难”案例，大家说得最多最难办的，差不多都是同一个人既强烈反对林彪、“四人帮”，又捎带批评了毛主席的一些错误或对毛主席有些怨声怨语。如有个人说：“我看林彪有野心，就像当年赫鲁晓夫一样，早晚会坏事坏在他身上。”“刘少奇、邓小平都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中央有什么分歧，可以坐下来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为什么一定要打倒?”“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顶峰’，我就不同意。‘顶峰’，马克思主义还怎么发展?”“江青凭什么当中央文革负责人?”“早请示、晚汇报，像念经似的。这是搞迷信，很庸俗!”这个人被判了死刑。
有人响应号召“狠斗‘私’字一闪念”，说了一些心里话。他对毛主席在“反右”中说的“引蛇出洞”、“阳谋”等等，表示“一度不够理解”；他认为我们的党“为什么不反对个人迷信?”这样的人，竟也被开除了党籍，判刑十五年。
有人极其强烈地憎恨林彪、“四人帮”疯狂地制造现代迷信，喊出了“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理由是：“党的领袖也是党员，共产党不要‘党皇帝’。”他还说：“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是亡党亡国的路线。”“‘文化大革命’让党组织瘫痪，全体党员靠边站，整个党的干部挨整挨斗，这是严重的反党事件。后遗症已逐步暴露，后果将不可收拾。好人受气，坏人上台，党国全变。不正之风愈加严重，人民生活愈加下降，供应愈加不足。”“江青!还我八亿人口的文艺生活!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必须恢复!不能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的文化艺术电影戏剧!”“沿党的‘八大’路线前进!”这样的人，立即招来惨不忍睹的杀身之祸。
这样的案件，各地都有，有的多达数千起。罹难者中有干部、工人、教师、学生，也有职务较高的老党员、老干部、老红军。他们都被冠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或“疯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凶恶的阶级异己分子”，等等。按照毛主席“圈定”的《公安六条》，多数均被处以极刑立即执行，轻的也被处以死缓、无期徒刑和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大反革命集团以后，尽管这些受害者的遗属或幸存于囹圄的受害者本人不断地申诉要求复查平反，许多熟知其情的干部群众也为这些受害者大喊冤枉；但由于“两个凡是”论的出现，绝大多数办案人员都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禁区，谁也不敢贸然向前迈一步，致使这些受难者的亲属至今仍在痛苦的深渊中无力自救。有的父母双亡的孩子到处乞讨，有的老母亲悬梁而去，有的母亲整日在党政领导机关大门前发出撕肝裂肺的冤喊，有的全家绝望至极而全都服毒自杀……
每述及这类冤情惨景，叙述者往往饮泣哽语，听者几乎无不动容且泪水涟涟。但对这类“疑难”大案，究竟如何了断才更情理俱合，座谈者又往往面面相觑，莫衷一是。
对此，耀邦所说却出人意料的简单。他说：对待所谓“恶毒攻击”和发表不同的思想认识与批评意见，应有严格而科学的区别。严格这种区别，就是探求真理。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在追求认识的发展上，永远不能设有任何“禁区”；否则，马克思主义就只能停步不前了。我们的同志绝不能作茧自缚，在真理面前设下一个又一个自认为不可逾越的“禁区”……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人能活一万岁吗?这种口号很不科学嘛!”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都知道，耀邦的理性思维领域里无禁区并非自今日始。自从林彪当年摇晃着“小红书”，神乎其神地大喊“突出政治”时，身为共青团第一书记的他就对一些人说过：“他那种‘突出政治’就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时不时地突出鼻子!”后来个人迷信之风刮得遮天蔽日，不分男女老幼都动辄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时，他又不止一次地对许多青年人说：“人能活到一万岁吗?这种口号很不科学嘛!”“我们不能提倡盲目地迷信个人。《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赵钱孙李’，赵家排在第一位，我们能碰到姓赵的就磕头吗?”
甚至早在1955年11月的一次小范围的讲话中，他就说过：“我们为什么要喊‘毛主席万岁’呢?人是不能活到一万岁的。”“世界人类已有一百多万年的历史，积累了多少科学知识，对此任何一个人不可能都懂得，处理任何事都有最正确的办法。”
因此早在那个年代，这位平生博览群书、苦读强记的人，就号召青年团干部既要读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也要读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世界名人传记等等，而不是专读毛泽东一个人的书。
许多人还知道，耀邦的这种勇气与真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926年北伐战争时，他才十一岁，就在学校里担任了少先队队长和宣传组长。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耀邦的家乡浏阳，并在文家市学校的草坪上向一千多名红军战士讲了话，说是“小石头总有一天要砸碎大水缸。”当时十二岁的胡耀邦和同在一个学校读书的表兄杨勇，都爬到学校的围墙上，观看了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场景，毛泽东的这番演讲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如果他不是只有十二岁，个头儿又小，红军不肯带他走，不然他那会儿就成了红军了。
1929年冬天，刚满十四岁的胡耀邦就参加了共产党，第二年终于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历经了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又从延安到北京，在迭享胜利的欢乐中也累遭种种磨难，但他一直保持着一个革命家的充满激情的思想境界。他的每次讲话，嘴上说的，手上比划的，都体现着一种忠诚。而在历经苦难的中国，对党和人民来说，还有什么比始终不渝的忠诚更可宝贵的?
参加座谈会的很多同志觉得：只有经受过不少磨难而从不泯灭良知、心里始终装着党和人民的人，才会如此一直明辨善恶是非，忧世人之忧，急冤苦者之急。因此耀邦在会议上的一次又一次的及时破难释疑的讲话，都使大家听得入神而信服，使座谈会的讨论愈来愈深入、愈来愈活跃。几乎每天散了会，负责掌握会议的同志都将当天的会议进展和各种不同意见，连夜写成书面材料送给耀邦。通常上午报去的材料，当天下午或至迟第二天上午，耀邦就批复回来，并逐一签署了意见。其中有过这样的批语：同意你们讨论的意见，请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带回去供本地区、本部门党委参考，结论由党委做。有时候他还进一步说：作为共产党人只能服从真理，实事求是，不应该让现代迷信和禁区继续存在。
这样的座谈会一共开了三次，从1978年2月下旬起到4月下旬结束，共研究了一百多个疑难案例。每一次前一个会议刚刚接近尾声，后一个会议的与会者就已到中组部报到，使三个座谈会开得十分紧凑。在这前后会相接的短暂间隙，耀邦对中组部参加会议的同志鼓劲说：“我们辛苦些，紧张些，哪怕政策落实得只快一天，就等于被落实政策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少过‘一年’的苦日子；因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话说人人都应该将心比心。我们当年在干校是啥滋味?”
几乎与此同步，耀邦请另一个人主持的、也分三批召开的中央与国家机关二十多个部委落实政策的座谈会也顺利结束。这三个座谈会，共研究了八十多个疑难案例。
每一次座谈会结束，耀邦都向即将分手的同志说上几句话。他再次强调：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必须全党来抓，从中央到省、地、县，四级党委一齐抓。这种座谈会的方法，可以层层推广。务必要搞清事实，实事求是，作出结论。
耀邦在座谈会上的这些讲话，使每一个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都感到思想大解放，原则很明确，对平反冤假错案是个大促进。他们回去之后都作了认真详细的传达。
1978年8月上旬，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又对所谓“恶攻”和一般认识问题作出了有文字可鉴的明确划分，使这类被视为“禁区”的疑难案件的平反，纷纷化险为夷。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震撼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
如果说到此为止，耀邦与中央党校和中组部许多同志的一切努力只是推倒“两个凡是”论的外围战，那么对“两个凡是”论的直接交锋，则是随之而来的“真理标准”的全党全国大讨论。
上面提到，在疑难案例座谈会的一年前，即1977年4月，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率先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列主义。4月10日，他在给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及党中央的信中说，应当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半年后，即1977年10月9日，在中央党校复校的开学典礼上，华国锋讲话后，叶剑英也讲了话。他认为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绝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他希望在党校工作和学习的同志，“都要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等于要求研究总结整个“文化大革命”。
当时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胡耀邦，积极指导党校讲授哲学与党史的同志，深入研究这一课题。
耀邦明确提出研究“文化大革命”并非自此刻始。早在这之前数月，即1977年5月7日，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他就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乌烟瘴气明确提出，应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后来又具体地说，“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就是说，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去总结“文化大革命”，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8月25日，中央党校在耀邦倡导创办并直接指导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就刊发了一篇经耀邦审定的批评“风派人物”的文章。文章说这种人“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这等于又一次提出用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
这样，在当年11月，中央党校的哲学课堂上，就开始批评过去多少年以个人迷信取代了实践检验、用强权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错误做法。
当年12月2日，在中央党校教育长冯文彬主持的学校党委会讨论党史教学计划时，胡耀邦又针对一些人的不同议论，多次插话或讲话。他说：“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我看这十几年的历史如何，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人的讲话，而应该看实践嘛!”
冯文彬当即表示完全同意耀邦的讲话。他说：“要研究党史，就应该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框、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就在这个会议上，耀邦布置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等同志搞一个新的党史教学方案，起草成一个文件。
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起草好的文件初稿，送请已去中组部但仍兼任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定。耀邦提出：应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和精神实质为指导；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在耀邦提出这种真理标准，并指导《理论动态》初步发表一些有关文章的过程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等人，从“十年内乱”给全国教育战线的严重摧残和天安门“四·五”运动之被残酷镇压等事实出发，也认为必须在理论上和认识路线上，找出一个明确区分路线正误是非的标准。同时，胡福明应《光明日报》所约，于1977年秋天写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
1978年3月，中央党校开始组织全校八百多名学员，讨论研究党史的那个指导文件。在讨论中，发生了一些争论。少数学员仍主张以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来评价“文化大革命”，明显地倾向于“两个凡是”。
据此，吴江布置理论研究室的同仁孙长江，为《理论动态》写一篇针对性的文章。孙长江以耀邦的多次讲话为依据，写成了这篇文章，题目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与南京的胡福明可谓不谋而合。
正当吴江等人研究孙长江的这篇文稿时，中央党校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被中央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党校学习半年，曾两次与胡耀邦深入交谈，支持用实践标准来总结党的路线斗争的是与非。他到《光明日报》履任后，才知道《光明日报》已约来南京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并经报社编辑部作了五次修改，他感到文章的分量还不够，没有着力突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个哲学命题。同时他知道党校的孙长江在写同一主题的长文，遂通过吴江邀请孙长江到《光明日报》，帮助修改胡福明文。吴江嘱咐孙长江：尽量把两文捏合成一文。
孙长江勤奋思考把两文融合成一文后，仍以他自己原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为题，两次送请耀邦审改。
与此同步，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九周年，耀邦又组织中央党校的同志撰写了《科学与民主》一文。
这篇文章说：“四人帮”是科学与民主的大敌。“四人邦”代表着旧中国最腐朽、最反动的没落封建统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思想，正是摧毁他们的封建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强大思想武器，所以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极大仇恨和恐惧。他们采取了野蛮的蒙昧主义和暴力镇压手段来践踏科学与民主。“现代化等于复辟”论和“全面专政”论，是他们摧残科学与民主的两把屠刀。
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是生产力，同时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革命力量。马克思主义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中民主的最高典型。而“四人帮”反对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炮制出一个反动的“全面专政”论，要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领域”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切阶段”，对“一切阶级差别”、“一切生产关系”、“一切社会关系”以及“一切观念”，统统实行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使用暴力镇压的这种特殊手段，无限制地扩张到一切领域和一切人。他们不但在政治生活中践踏人民民主和革命法制，而且在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都推行法西斯暴力统治——用暴力摧毁工农业生产，用暴力摧毁机关学校，用暴力摧毁文学艺术，用暴力摧毁科学研究。谁在日记中或睡梦中流露出对他们的丝毫不满，谁在内心中怀念被他们仇恨的周恩来总理，一被他们的鹰犬察觉，立即当做“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镇压。他们完全是一群野兽，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蛮的暴力镇压手段，全都拿来对付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精华。
文章说：打倒了“四人帮”反科学、反民主的野蛮兽行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否巩固和强大有力，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能否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能否组织人民管理和监督国家的事务。巴黎公社原则的伟大意义就在于第一次实现了劳动者对国家的直接管理和监督，防止国家管理人员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自从这个伟大尝试以来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由于历史的曲折前进，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怎样管理自己的国家，还没有现存的完整的经验可借鉴。这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继续进行创造和总结。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在粉碎了“四人帮”这样的专制魔王以后，完全有能力在自己的国家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大家都记得，在1966年怀着反修防修热情涌向街头的那些青少年，由于缺乏经验往往上当受骗，选错了造反的目标；但是到了1976年，人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把矛头一直指向万恶的“四人帮”。这不平常的十年锤炼了毛泽东思想故乡的伟大人民。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和鉴别大是大非的能力已经极大地提高了。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革命中，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切实地保证人民管理国家的根本权利，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最大限度地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依靠这个伟大的人民民主力量，去完成新的长征。
这篇也强调了“实践”的文章，于1978年5月4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如期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也以“特约评论员”名义，隆重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篇文章。当天新华社全文播发，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这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但在国内，也有人认为这是“砍旗”、“丢了刀把儿”、“反对毛主席”。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震撼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二)
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夜晚，“文革”前的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吴冷西，就在电话中给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提出了严厉指责。他认为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5月18日上午，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熊复、《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宣布熊复接管《红旗》，并说：理论问题要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外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很显然，这是一次发动并布置围攻“真理标准”一文的谈话。这对尔后的一些地方阻挠和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实起了“打气”作用。
当天下午，张平化就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地代表团团长——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或宣传部长，召集到当时中宣部所在地钓鱼台东门内的一座楼里开会，传达了汪东兴的谈话。张平化说：关于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小范围内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比如在省市区党委领导班子内。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子，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与此同时，胡乔木去了富强胡同6号耀邦家，对耀邦说：争论是你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不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新的分裂!
6月9日，汪东兴以党的副主席身份，直接找耀邦和陈野苹谈话，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和吴德也在座。这次谈话当然不是对耀邦进行表扬。
6月15日，汪东兴又召开中宣部和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发表了严厉讲话，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和耀邦组织的几篇文章，并对《人民日报》作了一系列批评：
一、《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讲得不对，只讲了一面而没讲另一面，没有分析，好像有一股气，在出气。打着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纸上那么样写，要注意。我给耀邦说，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报纸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账的。对纪念总理的文章，有的讲过头了，有的还是假造的。
二、《人民日报》记者余焕春(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的发言，竟认为天安门的案子(1976年“四五”运动)还没有彻底翻过来。这明明毛主席说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
三、《人民日报》在(刚刚召开过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对邓副主席的讲话，在标题上用了“精辟阐明”，而叶副主席讲的话，华主席讲的话，为什么就不标出“精辟阐明”呢?
四、(《人民日报》转载的)徐迟写陈景润的那篇文章，对“文化大革命”那样写，对吗?徐迟还写了一篇周培源，对北大怎么能那样写?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嘛!
这一系列批评，虽然没有明确提及“真理标准”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但通篇依然突出地强调了“两个凡是”的不可动摇性，其要害是：
“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账的”“明明毛主席说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
可是，千百万的冤假错案弄得天怒人怨，不翻过来能行吗?莫说在这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就是在“摔死林彪”，到“活捉‘四人帮’”那个变幻莫测的年代，胡耀邦就为如何才能替天下冤苦人助一臂之力而朝思夕虑着。那时他的态度就是“多读书，不出门；有人来，不关门”……无论亲疏远近，来者一律不拒，为许多遭受迫害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平反昭雪或恢复工作而操心劳碌，或出主意，或转材料，虽然从干校回京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自个儿一直在家里被挂着没工作。以后在1975年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江青等人曾发出这种威胁性的信号：“在北京，有几个专门搞右倾翻案的地下联络站，胡耀邦家就是一个!”
然而胡耀邦当时泰然置之。这一次，汪东兴又向耀邦们发出了警告：接受教训，下不为例!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但是，争论的实质并非如此!
现在江青之流都已去了该去的地方，整个神州大地要求实事求是、真正遵照真理办事的强烈呼声犹如山呼海啸的时候，汪东兴等人还片面地认为这是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在这之前两个月，汪东兴就似乎按照这个逻辑，坚决不让胡耀邦对新华社《内部参考》一篇报道的震撼人心的批示公开见报。
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正处于紧张修改完善阶段的4月2日，《内部参考》刊登了新华社吉林分社副社长康国志的一篇报道——“长春光机所前主要负责人单奎章残酷迫害科技人员制造的冤案得到昭雪平反”。
报道说，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是建国初期建立的技术力量较强、设备条件较好、拥有光机电配套齐全的研究机构，并附设专为科研服务的大型实验工厂。在毛主席的科研路线指引下，全所科技人员、干部和工人奋发图强，团结战斗，早在五十年代就研制成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晶体谱仪、大型光谱仪、万能工具显微镜等多项重要光学精密机械仪器和一个系列的光学玻璃。激光技术一兴起，这个研究所就和国外几乎同时起步投入研究，而且相继取得了同样的研究成果，对开辟我国光学科研领域，促进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研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毛主席在科学院科研成果展览会上，视察了这个所的科研成果，并高兴地在高精度经纬仪旁照了相。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吉林省委前第一书记把他的亲信、“四个帮”的爪牙单奎章安插到这个科研所，窃据了这里的党政领导权，并怂恿支持单奎章大搞法西斯专政。
于是单奎章全面否定广大科技人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进步和做出的贡献，肆意颠倒敌我关系，以知识分子为仇敌，视科学为罪恶，狂叫“光机所是封资修的大染缸”、“研究室是修正主义的黑苗圃”，诬蔑知识分子是“知识地主”，“知识资本家”，“知识越高，权威越大，思想越反动”，是“用技术专无产阶级的政”。他甚至用下流语言辱骂知识分子是“猪”、“狗”、“鬼”，“一肚子黑心烂肠子”。他疯狂地叫嚣科技战线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矛盾，“党的基本路线就是要抓一个‘斗’字”，对知识分子“斗争就是政策”，“工资八十元以上的都要批判”，就是要把知识分子“打个落花流水”，“打个人仰马翻”，“打个灵魂出窍”。
从而单奎章无中生有地说：“光机所有四条特务线”，“有六层阶级敌人”，“各种阶级敌人应有尽有”，“特务多得连成了线，结成了网”，像“毛毛虫满地爬”，掀起了大抓“特务”的黑风。一霎时，被他抓出了“特务”或当做“特务”隔离审查的多达一百六十六人。其中研究员、副研究员和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的百分之八十二，工程师的百分之五十七，助理研究员的百分之五十和教师的百分之五十，都被打成了“特务”；剩下来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和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之全部，助理研究员、工程师和技师的一部分，也准备打成“特务”。
面对这多如“毛毛虫满地爬”的“特务”，单奎章狂叫“抓起来就审，一审就解决问题”，“不用出门调查核实就可以定案”，并私设公堂，动用多种酷刑逼供——科技会员证就是“特务身份证”，收音机就是“收发特务情报的电台”，个人存款就是“特务活动经费”，照相机也是“特务活动工具”，甚至通晓哪国语言、去过某个国家，也成了是这个国家“特务”的证据。
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残害下，有的科技人员被打死，有的被逼自杀。单奎章竟天良丧尽地说：“自杀说明他们问题严重。”
单奎章制造了这些冤案，不但在政治上、生活上、升学招工等方面直接影响着受害者的子女，而且还向外省市许多单位发出所谓的“敌情通报”，使许多受害者的亲友受到株连，轻者长期背着黑锅，重者被隔离审查甚至被迫害致死。
单奎章进而把技术上的分歧、学术上的争论，以及科研、生产上的责任事故，也统统说成是“阶级敌人的有意破坏”，并蛮不讲理地说：“你说无意，我说有意，你怎么解释，嗯?!”因此而受害的就有近百人。
为建立光机所、发展我国光学科研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国内外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教授，也被单奎章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总后台”，并诬蔑他上边有根子，“根子就在北京”，对他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批判和迫害。
总之，单奎章把一个好端端的光机所糟蹋殆尽，使国家光学科研事业受到了严重破坏。
然而吉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王淮湘却对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人极为欣赏。他让单奎章总结“大抓特务”的经验，组织报告团在省内六个地区巡回报告几十次，听众数十万人，流毒很广，后果极坏，仅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就有一百一十一位老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员被打成了“特务”。不仅如此，王淮湘还让单奎章当上了省委候补委员，把他由光机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提升为省科技局党组书记和局长，把持全省科技大权。
尽管如此，忍无可忍的光机所很多职工仍与单奎章不断地进行着坚决的斗争，要他按照党的政策平反“特务”冤案，为受害者恢复名誉。但是单奎章以王淮湘为后台有恃无恐，对这些职工乱扣“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等大帽子，疯狂地进行打击报复与镇压。他说：“说我不落实政策，我看是落实过头了!要说不落实，就是批得还不够!”他更嚣张地说：“说我整知识分子，秦始皇一次就整了八百个，我算个啥?光机所有八百知识分子，批掉三百，还有五百呢!”
“四人帮”倒台后，单奎章在吉林省的大后台王淮湘也倒了台。新的吉林省委坚决执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光机所问题的指示，派出工作组进驻光机所，带领广大职工深入揭批“四人帮”和王淮湘、单奎章的罪行，查清了单奎章隐瞒了几十年的为汉奸和日本强盗效劳的罪恶历史；同时对一起起“特务”案件进行了复查，结果证明被打成“特务”的一百六十六人全部都是冤案。为此工作组召开了全所职工、家属和本地外地科研单位的代表以及受害者亲友共五千多人参加的大会，宣布了平反决定和平反名单，使九载沉冤得到了昭雪。工作组还向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五十个单位发出了一百九十五份平反通报，为受害者的亲友和受株连者挽回影响，将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对受害职工安排适当工作，伤残的给予治疗，死亡的开了追悼会并做好遗属的抚恤和安置；对被当做“罪证”抄走的财物，已经查到的全部归还，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生活困难的给予补助。
对于单奎章，待其他问题查明后，将由司法部门依法严惩……
4月8日，胡耀邦看到了这个报道，立刻从历史的高度作了一个相当长的批示。他批道——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材料。对我们党的干部人事部门、政治部门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党从有政权以来，已经有五十一年的历史了[注1]。五十一年以来，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极其错误的审干政策和肃反政策；在错误路线的统治或干扰下，这种政策可以发展到极端荒唐、极其野蛮的地步。这个材料就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同坏人当权有关，同我们平时教育不严有关，同人们的法制观念不强有关，一句话，同我们的整个经济、文化落后有关。因此，我们的干部部门、政治部门应该经常注意用这种反面材料教育我们的同志，以提高我们这一方面的政治和文化水平。
胡耀邦在邓小平“文革”复出因周总理病重而主持国务院工作时，曾一度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职务，对中国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们的一切都特别关心，此刻又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正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发动党的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拨敌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和其他一切优良传统，对这篇材料作出这样的批示，不但合乎情合乎义，也是完全公允，无可指责的。
新华社编辑部得到了这一批示，当即给吉林分社康国志挂了长途电话，要他火速来京把这篇《内参》稿改为公开广播稿，并将这个批示作为《新华社编者按》，冠于广播稿前。《人民日报》闻讯，也按照这个批示的内涵写了一个短评，将配合这篇广播稿一齐见报。两大新闻单位的这一默契，得到了全面支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密切关怀知识分子与民主党派人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等人的支持；但是到了分管宣传的党的副主席汪东兴面前，这《编者按》和短评被全部砍掉。新华社在当月28日只光溜溜地向全国播发了这篇报道，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左下角予以见报——《吉林省委彻底昭雪长春光机所“特务”冤案，“四人帮”的爪牙、冤案直接制造者单奎章将依法严惩》。
当时一些知情人就说，谁想全面地恢复实事求是、彻底地拨乱反正，“两个凡是”论者必然起而阻挠与遏制……
在下面，也有一些人在“顶牛”。山东烟台地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问山东《大众日报》理论部副主任：“为什么《大众日报》不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位副主任说：不是我们不宣传，而是省委负责同志不准报道，理由是要“看一看”。
在上海，上海市委对“真理标准”问题，从5月中旬到9月中旬长达4个月，在全市的理论宣传系统没有组织过一次讨论。报纸上除转载新华社发出的文章外，没有登过一篇有关“真理标准”的文章。市委宣传部长在一次会议上说：“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总不能超过(清查‘四人帮’余党的)第三战役吧!”这位部长竟把这没有任何矛盾的两件事对立起来。七八月间，群众再次广泛要求组织讨论，这位部长又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收到中央文件，所以不组织讨论。我们只能按中央文件办事嘛!”9月初，这位部长又借中央四十八号文件借题发挥说：“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高举’。在国内有一股风，企图贬低毛主席。中央报刊上两篇文章，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是不妥的……”
真是上上下下，阻力重重。但是耀邦向一批批甘愿跟他“下油锅”的同志说：“真理在手，心里不愁，决不后退!”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讨论更上一层楼
1978年5月13日，即吴冷西打电话批评责难胡绩伟的第二天，胡耀邦在自己的家里，请来《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开了个小会。《人民日报》的同志介绍了吴冷西的电话内容，耀邦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一些同志提出，对“砍旗”与“反对毛主席”之类的谬论，必须公开批驳。耀邦想了想，支持这个意见，并出了个题目，叫做《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耀邦说：这篇文章要从真理越辩越明谈起，阐明历史潮流是无法抵挡的。“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文革’如此深重的大灾难，反面教育如此之深痛，在今后几十年，若再重复这种灾难与倒退，人民是定难饶恕的。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耀邦强调：这篇文章要把历史潮流是怎样地不可阻挡这个道理，说深说透。
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思潮，十分明确地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6月16日，就在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提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警告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新华社立即转发，《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
专门反驳“两个凡是”论者对“真理标准”一文责难的首篇重头文章，是由吴江撰写、孙长江参与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由于汪东兴已对各报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了禁令，为减轻耀邦和《理论动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已受到的压力，这篇文章得到了已恢复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的罗瑞卿的大力支持。他赴德国动手术之前，还专门为这篇文章的发表给耀邦打电话说：“如果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不幸他这一去，在手术台上与世长辞；这个电话成了他给耀邦的最后一句遗言。
6月24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这篇一万六千字的文章，《人民日报》同日全文转登。
这篇文章首先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根本颠倒；阐述了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就是实践检验真理、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依据；然后针对“真理标准”讨论后出现的种种指责与非难，发表了鲜明有力的不同意见。
文章说：林彪、“四人帮”所以大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就是为了对任何事物任何人，可以不顾事实地由他们任意解释任意贬低，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好人说成坏人，坏人说成好人，完全视他们的“阶级斗争需要”而定，他们也把这叫做“事实为需要服务”。
文章说：本来，路线的正确与否，只要尊重事实，不掩盖事实，让实践与事实说话，那是不难辨别清楚的。林彪、“四人帮”砍掉真理的客观标准，是为了便于他们胡作非为、作假伪造而又能强词夺理，把随便什么臆造、谎言宣布为“真理”，其危害之烈、情节之恶劣，几乎每个人都有切身的感受。
文章说：可是有些同志却发出了这样的责难：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摆在什么位置呢?
文章说：对于说这种糊涂话的人，除了上面所说可供他们思考以外，这里，只须再反问他们一句：毛主席说过：“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你们把毛主席这个教导摆在什么位置?怎样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看来，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不经过认真学习，单凭朴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们还是应该好好学习。
文章说：我们有些同志自称信奉唯物主义，熟读《实践论》，但一听到实践标准就如临大敌，究竟为了什么呢?应当认为，这是目前一种很值得注意的思潮。这种思潮，同群众中、工作中、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刚刚恢复和发扬起来的实事求是、凭事实讲话、敢于提出和研究新问题的优良作风，站在对立面。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毫无疑义反映了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这场斗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文章也不客气地指出：改变一些旧口号往往很不容易。其原因，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这些人，他们口头上说的是担心某些旧口号、旧提法的修改，会导致整个革命和整个理论的否定(显而易见，这不过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饰辞)，实际上是害怕自己某种个人的东西会因此受到损害。
6月30日，《理论动态》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经耀邦审定、署名“岳平”(特约评论员的谐音)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批评了“两个凡是”，同时也对一切反对“真理标准”的种种议论作了总回答。
7月15日，第七十三期的《理论动态》，发表了韩树英的《“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一文，文中也有“真理也是一分为二”的小标题。
7月21日，邓小平找张平化谈了话，要他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设禁区、下禁令。
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邢贲思的又一力作《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向更深的层次。
这天下午，邓小平找胡耀邦谈了一个多小时。邓小平说，“真理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理论动态》的班底很不错，这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
也在这一天，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刊登了该社黑龙江分社记者孙铭惠的报道，介绍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的情况。
讨论的背景是：在“文革”中，原省委的领导同志被说成是“黑省委”；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又全都被委以重任，这说明原省委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但“文革”中进了省委班子的人却指责说：对“文革”前的省委只能称“黑省委”、“旧省委”，不能称“原省委”。这就产生了根本性分歧：如按照“两个凡是”，这“黑省委”三字是经毛主席圈阅过的，当然是“黑省委”；而按照“真理标准”来检验，则不能称做“黑省委”。于是在省委内部，乃至更大的范围，这原省委究竟是“红”还是“黑”，发生了许许多的争论。
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用“真理标准”来衡量，“文革”前的省委是“红的”而不是“黑的”。既然原省委是红的，那么对于毛主席关于“夺权”的指示怎样看?
常委扩大会就此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坚持“真理标准”，不但不会贬低毛泽东思想，而是真正地捍卫了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
耀邦当天看到了这份《内参》，立即提出给中央党校每个学员小组发一份。耀邦这样做，对学员们的思想大解放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新华社又将这篇《内参》稿改为公开电讯播发全国，《人民日报》于第二天在头版头条刊载时用了这样的大字标题：《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问题》，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
7月23日下午，耀邦在家里向《理论动态》的同志传达了头天下午邓小平对他的谈话。耀邦说：有些人一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就大吃一惊，一听说《“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又大吃一惊。对这样一些基本道理，一些老同志淡忘了，一些新同志根本就不知道。因此，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就很需要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了!
过了几天，耀邦又召集《理论动态》的同志开会，布置撰写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又一篇重头文章，即《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由王聚武执笔。此文经几次讨论，耀邦几次修改定稿，发表于9月10日《人民日报》和第八十四期《理论动态》，新华社立即转发全国。
这些文章，不但为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报纸和中央一级的大报所转载，还引发出更多为“真理标准”而呐喊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了《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和法制》、《一定要把林彪、“四人帮”连在一起批》、《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把理论研究的空气进一步活跃起来》、《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天才论与实践论的斗争》、《理论工作惟一正确的方针》，等等；《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哲学研究》等报刊的文章分别有：《斥林彪所谓“句句是真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非肃清不可》、《评所谓“专家路线”》、《在理论工作中要发扬科学精神和民主作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同志，也在报上发表了题为《实事求是地宣传党的历史》的文章。
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和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等同志，也在《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文章：杨易辰的文章题目是《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任仲夷的文章则是《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全国已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公开发表文章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正如《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真理标准”问题在全国范围的讨论十分广泛而热烈。
对这样一个大好局面的出现，有人评述其原由说，除民心所向，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在耀邦的组织指挥下，迅速形成了一支健康的理论大军，涌现出一批优秀人才。这支大军简直所向无敌，笔锋锐不可当。统治中国多年的“左”倾理论，以及妄图在新时期继续坚持这种错误理论的“两个凡是”，在这支大军的横扫下，顷刻间土崩瓦解，连一篇反攻的文章都拿不出。
如是，直到9月中旬还在“等等‘中央指示’”而拒不宣传讨论“真理标准”的中共上海市委，也不得不赶忙登出几篇表示认同“真理标准”的文章，以应付一下“门面”。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重大突破口：“六十一人案”
一边进行决战的外围战，一边为平反“文革”中的一个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的斗争，也在紧张尖锐地进行着。
这个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赵林、李楚离、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所谓“叛徒”，就是在日寇势力蚕侵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这些在国民党北平监狱中的同志，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个字而离开监狱，积极投入抗日斗争的那段往事。
那时候，这些同志都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胡同的国民党政府北平反省院。他们当中，有北伐战争前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和土地革命战争及“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白区工作的老干部，也有1936年在监狱中被狱中秘密党支部吸收的新党员，还有当时还没有入党入团但积极要求抗日的热血青年。他们都是因为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叛徒告密，或在大街上发表抗日演说、散发抗日传单而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有些同志在被捕前，已担任了党或团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特委书记或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尽管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残酷迫害，他们都一直与敌人进行多种顽强斗争。有些人刑期早满，但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宁愿把牢底坐穿。
1935年11月，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结束，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其时日寇魔爪已深入华北，全国抗日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北方局开展工作严重缺少得力干才。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向少奇同志建议，可以让这些同志履行敌人规定的“签字”手续出狱，以解急需得力干部的燃眉之急。同时他们还进一层考虑到，如不及时营救这些同志，不论是日寇侵占了北平天津，还是蒋介石集团把这些同志转押到南京去，他们都有可能全部被杀。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同意柯庆施的提议，并上报党中央研究决定。党中央经过缜密研究，让当时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给刘少奇和北方局回电，批准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北方局立即将这个决定转致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让李葆华迅速派人巧送狱中党支部立即执行。李葆华和徐冰委派孔祥祯，通过秘密渠道，向狱中党支部转达了这个决定，但狱中党支部一致拒绝执行。他们的理想是：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将来打着红旗唱着《国际歌》走出敌人的牢门。
1936年夏天，柯庆施等人再次写信，让孔祥祯辗转送到监狱去。信上说：“你们知道谁给你们写这封信的?他就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同志。”狱中党支部负责人薄一波等几位同志都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的化名，这才勉为其难地着手研究如何执行这个决定。从1936年9月开始，他们才断断续续地履行了狱方规定的手续离开了监狱。事后，柯庆施对薄一波说：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
1943年，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副团长，与代表团一起到了延安。在毛泽东的窑洞中与毛长谈时，他曾说到这段往事。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
这次长谈后，薄一波整理了谈话记录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在这个记录上批道：“个人的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
第二天，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也与薄一波谈了话。在谈到出狱一事时，任弼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
后来，安子文等几位同志也与毛泽东谈了话。关于这件事，毛泽东作了同样的表示。
1947年，康生率领中央土改工作团到了山东渤海区，帮助搞土改。1948年春节，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惠民地区阳信县何家湾——过春节。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请康生和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吃饭。
饭后，康生与团员张琴秋、毛岸英、凌云、于光远、曾彦修等人到村外散步。康生从刘格平也在当年的北平军人反省院里坐过班房谈起，说到了薄一波等同志出狱的事。
康生说，1936年，中央分析了全国形势，深感华北形势十分危急。抗日高潮又已到来，迫切需要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却在平津敌人的监狱里。如果再不加紧营救，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转往南京。如日寇很快侵占了平津，或者华北国民党政权汉奸化，这些同志就只有全部被杀。考虑结果，中央决定，让他们办理了出狱手续。当时很多同志都照办了，惟有不属薄一波他们这个党支部的刘格平没有办，直到日本鬼子投降才出来，多坐了八年牢。
这个“饭后漫步闲谈”足以说明，康生对这段往事的曲折过程也清清楚楚，并不觉得薄一波等人自己对这件事该承担什么责任。所有党的领导人对这件事的历次表示，更说明这些同志自身在这一点上都清清白白、苍天可鉴。
正因为这些同志的狱中表现甚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又功勋卓著，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被党的“七大”和“八大”选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乃至中央政治局成员。党的“七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工作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所有这些都只能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薄一波等同志于1936年奉党中央之命，以那种方式离开敌人监狱，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是，日月轮转，三十个寒暑过后，这突然成了特大问题。1966年8月4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前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为呼应彻底整垮刘少奇，下令在已很庞大复杂的“彭罗陆杨”专案组中，悄悄塞进与刘少奇密切相关的“1936年”专案或简称“三六”专案。
这时，这批老同志中已有十九人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党为人民壮烈捐躯，或在建国前后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另有二人在战争的生死关头，没能经受住新的严峻考验而叛变，被自己人处决。“文革”时仍健在的只有四十人，其中二十二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乃至国务院副总理；另有十三人为省政协副主席或司局级干部，其他人为一般职务。
对所有幸存的这些同志，康生、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等人到处煽动学校的红卫兵予以揪斗迫害。他们对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煽动说，“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康生在军委扩大会上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接着康生又到安子文担任部长的中央组织部去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
在这个杀气腾腾的过程中，尽管周恩来多次出面劝阻，给有关方面打电话、发电报，说明这个问题由中央负责，这些同志本人是清白的；李富春也给正在广州养病的薄一波发电报，叫他“千万不要回北京”；但是由于康生等人的大肆煽动，各地纷纷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把过去所有被敌人逮捕过但已做过正确结论的同志的旧案统统翻了出来，甚至无中生有，制造了一大批又一大批的冤假错案。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随之，过去在南京、苏州、济南、太原、新疆等地国民党或侵华日寇监狱中囚禁过的老同志，以及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干部，几乎全都被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成了被造反派任意揪斗拷打凌辱的“叛徒集团”；株连所及，冤狱遍布全国。
此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也被正式定为“叛徒集团”。不但这四十位老同志悉遭残酷迫害，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老同志，受到株连审查与迫害的成千上万。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1975年邓小平就说过：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小平同志说：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那件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
然而，由于“四人帮”捣乱作梗，这个问题不但没能得到解决，而且中央专案组及郭玉峰主持的中央组织部还再次派人对这些同志进行威胁，强迫在北京已被解除“监护”的老同志离开北京：安子文去了淮南，刘澜涛去了安庆；与“三六”专案毫无关联的彭真，也被勒令去了陕西。他们还勒令薄一波去河南南阳，并派来了河南省公安厅的三个人要押着去。薄一波坚决不从，并再三抗议，才被勉强留在北京。
专案组的人警告薄一波：“你讲这个问题(指1936年出狱经过)，一定要避开‘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你不讲，对你有利；讲了就对党不利，对你自己也不利。如果你照我们的意见办，将来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可以从宽考虑。”
对薄一波的这类警告或“提醒”，不止三次五次。
对刘澜涛等人，专案组的人也是这样说：“不要写1936年履行手续出狱的事‘中央同志都知道’。你要把这一历史事实抹掉，重写。”
粉碎了“四人帮”，尤其在1977年7月党的“十一大”恢复了邓小平的原有领导职务之后，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再次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错案。
1977年11月11日，当年曾向狱中党支部转达过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此刻也再次向党中央写信说：“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我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者，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上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实在心常戚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殒；而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来这件事情的经过呢?”孔祥祯在信中还特别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时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接着，孔祥祯在信中还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何布置给李葆华和徐冰、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党中央指示，以及后来薄一波等人出狱的经过，等等，都作了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但是，中央专案组和郭玉峰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的一些人依然冥顽不化，又一次逼迫薄一波离开北京城。薄一波也照样坚决不去。正在这无法调和的相持中，耀邦到了中央组织部。他觉得，必须迅速掀掉扣在薄一波等同志头上的这口大黑锅。对此，中央专案组的某些人却大为震怒、大发脾气：“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们的头上来啦，这还了得?”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了得不了得，先打开一个小小突破口
恰巧，这时与“六十一人”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了中央组织部。
申诉人是位女同志，名叫王先梅，“六十一人”之一王其梅的遗孀。
王其梅当年离开敌人监狱才二十二岁。“九·一八”事变他十七岁，在北平读大学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担任支部书记；1933年1月加入共青团，同年7月转为共产党员。党组织派他去从事兵运工作，他就毅然离开大学，去国民党军队当伙夫、车夫、勤务兵、马弁，积极发展军人党员。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他担任北平学联交际股长，奔走呐喊于街头巷尾，不久被叛徒出卖而被敌人逮捕入狱。1936年秋天出狱后，他奉党的派遣，去开辟豫东根据地，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任特委书记、地区党政军委书记、地委书记、旅政委、军分区政委和司令员、师政委、军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十八军副政委兼进藏先遣支队司令员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进入拉萨，随之被调回昌都兼任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和昌都地区分工委书记，指挥部队修建川藏公路；“文革”前，他又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和西藏军区副政委。
虽然王其梅功高位显，但他一直艰苦朴素，对文恬武嬉骄奢淫逸之风深恶痛绝。1955年实行军衔制后仍十分注意节俭，除买书和接济困难同志外，他从每月三百多元工资中省下二百元。虽然他与王先梅已有五个孩子，需要抚育，而他认为让孩子们自幼多吃苦，有好处。“三年灾害”期间，他将五年来节省下的一万多元全部献给国家，以解国困于分毫。据认为，这是当年有此义举的惟一高干。
康生等人酿造了“三六”大案，身患重病的王其梅在1967年8月就被迫害辞世。他在北京的家，也早被查抄封门。他的妻子王先梅是十四岁(1938年)参加新四军、十五岁参加共产党的老同志，此刻与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分住四处。年岁稍长的大女儿要求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或云南农场都被打了回来，说是“没资格”。为了生存，她自己扒火车去了内蒙阿荣旗插队务农。王先梅后来把分住几处的八岁到十六岁的两儿三女都收拢在一起，去了她所在的轻工部江西“五七”干校。
在干校，孩子们也服从分配，打鱼、割草、放鸭子、喂牛、种地、挑百来斤重的大粪桶，派啥干啥，但同工而无酬。他们的父亲含冤去世后，周总理批准给每个孩子每月十五元抚养费，西藏军区却拒不执行，他们六年未见分文。他们全家烧水做饭，只能去附近钢厂捡煤渣，也被干校的连长说成“太丢人”!这样，孩子们常常清晨五点外出打鱼，直到傍晚才回家，在外挨饿十二个小时。
1973年5月，江西干校撤销，按规定，没工作的孩子应随父母回北京，王先梅才把孩子们带回北京。周总理再次批示，才开始发给这些孩子的生活费。但轻工部仍未能对这些孩子一视同仁，而将他们的户口，转去河北固安县五七干校。后来，大男孩掌握了制作和修理大小提琴全套工艺，并会修理钢琴做道具，报考海政歌舞团，文化素养、艺术技能、个人历史等等全部合格，只因其父在“三六”专案中一直悬而未决，而未被录取。小女儿在外地读初中，年年都是三好生，到北京读高中，又被评为三好生，并被选为团支部书记、优秀团员。在天安门广场先后召开的毛主席追掉大会和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学校其他各班的团支部书记和支委都参加了，惟独她这个团支部书记不能去，也因其父是“三六”案成员。
历遭如此许多不平事，王先梅心境很难平静。1977年12月8日，她向小平同志写了申诉信，信中简单叙述了孩子们的遭遇，接着说：
“我曾于上月多次找总政治部有关单位，同时也写报告给总政治部领导同志并报中央领导同志，如实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明确表示：对于我爱人的问题，我和我的子女坚决遵照党组织对他的结论正确对待，同时恳切地要求党组织能使我的子女得以享受党的政策范围内的政治权利，不因其父的问题受到影响，以便发挥他们的特长。”
“党早有政策，出身没有选择的余地，‘重在表现’。但一些地区和单位在具体执行中，政策往往不能兑现。十年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常常遇到不少实际问题而得不到解决。根据党的政策和孩子们的现实表现，我感到对他(她)们说服无力，我和孩子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经过一翻辗转投递，此信到达邓小平面前已是12月25日。邓小平当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汪东兴看了也接着批：“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中午，耀邦才看到了党中央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这封申诉信。他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做彻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
当天下午三时许，耀邦委派的中组部一位副局长王建梅和王盛湖两位同志，找到了右安门王先梅家的两间房，传达了两位副主席的批示和耀邦的嘱咐。王先梅和她的子女都激动得流着泪，一再表示感谢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从政治上解放了他们。当问到还有什么要求时，王先梅说：对王其梅的结论应该重新做。至于我自己，组织上已经十年没让我工作了，我要求尽快恢复工作。另外按党的政策，应该给孩子们出路，够参军条件的，就该让他们去。
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回到了轻工部，担任科研室外事处长，仍做外事工作；大儿子被批准参军，去了海政文工团；学医的二儿子，去了北京市政府附近的椿树医院；小女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
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摘要)》，并发表了该报评论员文章：《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
评论员文章说：当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扭转宁肯“左”一点的错误倾向。有的同志受“四人帮”流毒影响，不敢正视事实，搞过头了也不肯纠正，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看做是“右”的表现。他们不了解，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会牵涉到周围许多人和影响到一大批人。这关系到党的路线和政策，关系到党的事业，我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去解决。
这组消息、信件摘要和评论员文章的发表，并经中央电台的多次广播，引起广泛反响。各地给中央组织部、《人民日报》和王先梅个人的信件纷纷而至。熟知“六十一人案”的人认为，对王其梅同志家属和子女的政策的落实，评论员文章又说了那样的一大段话，说明康生们蓄意制造的“三六”大案的平反昭雪已指日可待，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也只是迟早的事。
然而，人们对这种事常常想得太天真。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扩大突破口时的激烈较量
一天，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又一次写信提议，是不是把包括“三六”专案在内的这些重大案件统统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的时候，汪东兴等人仍然不以为然。他们说：只能把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办公室对一些案件的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的申诉等等的文书档案，仍由中央专案组保管。同时，耀邦与中组部同志的这些举动，都一一被人传到了汪东兴等同志那里。后者觉得，有必要予以釜底抽薪。
上文谈过：1978年6月9日，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曾找耀邦与陈野苹谈过话。那次谈话，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的几个人也在座，他们单刀直入地谈了“六十一人”问题。
汪东兴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华国锋同志和我们三个人(指汪本人和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现在应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也要贯彻华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所以，关于这些案子，还是原来的那句话：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而文书档案不能交。另外，关于一、三办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可以交给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
第一办公室的人更盛气凌人。他们一位姓范，来自海军某部门；一位姓杨，来自陆军某个学院。他们以命令的口气对耀邦和陈野苹说，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翻案，并说，帅孟奇(深受大家尊敬的帅大姐)的“叛徒”案也绝对不能翻。
耀邦明白：这实际上是开他的批判会。他先洗耳恭听，然后才开始答辩。他说：真正的材料都在文书档案里。比方说，这个案子缘何而起?调查所得的旁证材料究竟如何?结论中所引用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颇?我们今天复查这些案件，比方“六十一人”的案子，那个“启事”是有的，但这个“启事”是怎么来的?只有摸清这些背景，才能真正地分清是非功过，分清组织与个人的责任。“六十一人”问题，早在“七大”时就已做过正式结论。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在延安，记忆犹新。事隔三十年，为什么又要翻开这本已经一清二楚的旧账?对这本账，康生本人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他是惟恐天下不乱，蓄意整人，抬高自己，浑水摸鱼。
耀邦最后说：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的案子，几乎都是“叛徒”、“特务”之类的敌我矛盾，哪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我们的意见还是交给组织部复查，还是统统交。
当然，这个要求不可能被汪东兴等人所接受。
如是，就必然带来这样一个大难题：这许多所谓的“结论”，无非仍然是按照康生等人当年设下的框框，仍然肯定这些同志是“自首变节分子”，是“叛党”、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部分”，全都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给予一二百元多少不等的生活费，已被迫害而死的就听其死去。
对于汪东兴、张耀祠和中央专案组的这种态度，胡耀邦没有再对他们说什么。因为不少人都知道，中央专案组是由怎样的一些人组成的。其中开始审查“彭罗陆杨”案，后又加进“六十一人”案的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恰恰就是薄一波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兼太岳军区政委时的一位老部下——太岳军区所属第一纵队下面的一个团的政治处主任。“文革”开始十多年来，他在林彪、康生、“四人帮”的指使下，对他的老首长薄一波及其他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竭尽迫害之能事。
“四人帮”的猖狂时代一结束，仍在冤案阴影笼罩下的薄一波为了给这位步入歧途的故旧创造一个回心转意的余地，特地拜托当年同在太岳军区的另一位老战友去向这位故旧捎了口信，希望他利用拨乱反正的大好时机一改旧习多做好事，向新的党中央提供全部实情。
没想到，这位听了口信的故旧一下从沙发上蹦了起来，气急败坏地说：“这不可能!‘六十一人’的案件永远翻不了!这是中央定了的，毛主席批了的!”
耀邦和许多同志还知道，瞿秋白同志的遗孀杨之华大姐直到病重垂危之际，中央专案组的有关人员才假惺惺地宣布对她“解除监护”，送往北大医院治疗。送到医院不久，杨之华大姐就含冤死去……
这对耀邦等人来说，虽痛心疾首但并不感到惊奇，他们知道，一些专案人员在办“专案”过程中，是如何残酷迫害许多老革命的。别的不说，单以贺龙元帅专案组为例，在这个“主案组”之下，还设有十几个“分案组”：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祥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祥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缨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等等。这些被“专案”的对象，都曾是不同革命历史时期贺龙同志的老部下，其中绝大部分是贺龙同志统率的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师和晋绥军区的老干部。另有一位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据说就因为秦基伟的夫人曾是西南军区的保卫干部，是贺老总为他们牵线做媒的，秦基伟也由此而被关押在一个部队农场长达七年之久。
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的专案人员在他的床头吊了一个三百瓦的大灯泡，不交代“贺龙乞降通敌情况”，就折腾得他整宿整宿不能睡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被整天罚站，不准解小手，硬逼他交代所谓的“贺龙罪行”；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拒绝参与诬陷贺龙和许光达，被专案人员猛一拳打瞎了一只眼；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通宵达旦罚跪，半边脸被抽打得黢青乌紫，骨瘦如柴，便脓流血；工程兵副司令员谭友林被连续几昼夜地突击审讯，险些死于狱中……
一位将军被打得通身剧痛实在没法忍受，被迫接过纸笔，按专案人员的口授，写下了贺龙在洪湖根据地大部分失手后，曾与蒋介石派去湘鄂川黔边区诱降的“特使”熊贡卿“议妥”叛变的条文，尽管贺龙当年及时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并当众公审枪决了熊贡卿，根本没有所谓的“议妥”叛变的影儿。数日后，又有一位贺老总当年的老部下被屈打成招，“证明”贺老总当时之所以叛变未遂，是因为遭到红三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出于无奈才杀了熊贡卿。
在所谓的贺老总“现行问题”上，贺老总的一位老部下也未能忍受住专案人员的残酷折磨而信口胡诌，说贺老总为研究“兵变”先后八次召开“黑会”，着重研究如何在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安插亲信夺取领导权，以及掌握控制部队等问题，并将兵变时间确定在10月1日，第二天这位骨头欠硬的人翻供，专案组便对他进行更加凶狠的批斗，叫做“打他的态度”；这位软骨症患者几次翻供均被一一打了回去，专案组非要他“假话真说”不可。接着专案组按他的“坦白交代”提审了另外两个所谓“参加黑会”的人。酷刑之下，这两位也分别承认到“会”了，但参加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都与那位软骨症患者的“坦白交代”捏不到一块儿。
但主案组“分析”认为：肯定开过“黑会”。这么大规模的兵变计划，不开会各军区、各军兵种怎么统一到位?因而要求所属所有分案组一律以那位软骨症患者的“坦白交代”为准，“兵变”时间统一在10月1日。
历史就是这样被强暴编造的。从此各分案组竞相大打出手，只求目的而不择手段。一位瘦小体弱的将军已被罚站二十三个小时了，浑身一软便栽倒了。一个块头很大的专案人员走上前，拧住他耳朵将他拎将起来，可手一松，他又像一摊泥似的瘫软下去。一旁的好几个专案人员冲上去用翻毛大皮鞋猛踢他的小腿，疼得他抱住腿满地乱滚哇哇直叫，直到他喊了声“我交代”，那疾雨般飞踢来的“翻毛脚”才收住劲。一个专案人员将一枝笔往他手里一塞，诱供说：“好好坦白，那天是个节日!”
“五一?”
“妈的，不对!”
“那就是‘七一’?”
“还不对!再想想，是个很大的节日!”
“那就是‘八一’了!对，‘八一’建军节，我们军队的重大节日!”
“还是不对!不过差得不很远了，再给你三十秒钟考虑!”
“难道是‘十一’?”
“唔，到底是哪天?说!”
“‘十一’，是‘十一’!”
“好吧，那你写下来!”
专案组人员认为这是“斗争的需要”，不以为耻!
被迫害得最苦最惨的是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那些打手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趴下去舔了吃，并放肆地呵斥说：“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候斗你!”他的专案组组长、装甲兵保卫部的某位副部长，在审讯时攥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打手们纷纷赤膊上阵，几次打得许光达心脏病发作昏死了过去。在场的医生将他弄醒，打手们接着再打，直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打手们打得他站不住了，就把他按在藤椅上打。有一次，一个狗熊般粗壮的汉子飞起一脚，将许光达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将起来扔回椅子里，鲜血浸透了他的白衬衣和被强行扒掉领章的军装。
专案组还对许光达施行车轮式滚动审讯。一次，身高一米八以上的一个姓党、一个姓都的两个大块头，一左一右地反拧住许光达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了九十度，主审人硬要他承认是“贺龙兵变总参谋长”，许光达据理力辩，坚决不承认，那个姓党的打手一拳又一拳地猛打许光达的腹部，边打边狂叫：“我干脆让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算了!”
姓党的打累了，姓都的上，同样边打边叫骂：“你过去说我是小贝利亚，老子今天就打你这个老家伙!”直打得许光达口中的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
许光达的身体终于被彻底摧垮了!1968年11月到1969年1月入院治疗六十天，仍受审七十九次，被逼写所谓的交代材料二十五份；又一次住院八十一天，受审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份。1969年5月23日，许光达已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5月31日，即许光达悲辞人世的前三天，人已卧床不起，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主席的像请罪!1969年6月3日晚十时二十分，许光达在既无医护人员看护、又未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惨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只隔六天，即1969天6月9日，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样的贺龙元帅于上午八时送到三○一医院，于下午二时也离开了人世……
这些，都是如此这般专案组的罪恶记录!!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中坦率承认：“我看贺龙同志(被)搞错了，我要负责任呢!”对贺龙“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1974年9月，邓小平恢复工作时，贺老总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1975年6月9日——贺老总辞世6周年，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参加了贺老总的骨灰安放仪式，对贺老总作了高度评价，再次肯定“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这也等于为受“贺龙专案”株连的所有受害者恢复了名誉。但是“四人帮”和搞专案的一些人，竟然把周总理抱病参加的贺老总骨灰安放仪式诬称为“复辟翻案的典型”。时至1978年的此时此刻，胡耀邦要求将中央专案组的一切档案材料转到中央组织部统一复查处理的当儿，有关专案组的一切违背党的传统精神的黑暗内幕，对胡耀邦和中组部的老资格来说，又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对如此专案组的一些人，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你还能抱什么“善哉善哉”的指望么?耀邦断然决定：对这些重大案件复查平反，中组部只能另起炉灶!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另起炉灶，兵贵神速
耀邦一回到中组部，立即把干审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一些同志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说：“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
“实事求是。”人们都这样回答。
“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
“再大的风险，”有人说，“还能超过‘四人帮’的?”
耀邦说：“对，要有这份勇气!”
耀邦说：按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伟大领袖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是”牌子不放，坚持一错到底。针对这种态度，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请大家议议行不行?”
大家说，应该这么办，这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又简明有力。这时，耀邦才向大家谈了这次与汪东兴等人的正面交锋，并下达了准备“另起炉灶”的动员令。
但为稳妥起见，耀邦觉得有必要首先取得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一天，他向中央负责人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要求复查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不久，邓小平又接到了有关“六十一人案”的两封申诉材料。6月25日，他在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耀邦随即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
耀邦说：作为专案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个“结论”所依据的有关材料，都是中央专案组已经整理好了的。真正有重要价值的实事求是的东西，恰恰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人们最不屑一顾的。他们可算是做到了各尽所能地“各取所需”，把被立案的人置于“永世不得翻身”之地而后快。事实上，一个重大的案子，究竟是何原因搞起来的，这必须查清楚。在搞的过程中，中央专案组当然也做过一些调查；但那是“各取所需”的调查。他们所需要的，如获至宝；他们认为不合“口径”的，就不会写到结论上去。而这没被写到结论上去的一些真实情况，如果光看那个“结论”是看不出其一丝痕迹的。所以，我们这“另起炉灶”，就必须下工夫对能够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访一遍，看看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才能还历史事实之本来面貌，才能分清哪些是当事人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哪些责任应是组织领导方面承担的。这样，才能真正地是非分明，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
说完，耀邦又叮嘱他们：此案关系重大。为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调查研究，珍惜每份资料，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上复查结论，在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谈完话，正好吃午饭，耀邦也拿着自己的碗筷，和大伙边走边聊地向大食堂走去。他说：如果不把“两落实”(指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得紧紧的、搞得美美的，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不会扬眉吐气。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大突破口，就是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这些同志的特大错案的平反昭雪……
进了大食堂，卖饭的大师傅一眼瞅见胡部长排在大老远队尾，连连大声招呼：“胡部长!您靠前来；您工作忙，靠前来!”耀邦说：“大家都忙啊!你就顺着来吧!”
耀邦买完饭，像往常一样，与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聊。耀邦说：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这儿又是“党员之家”了。既然是“党员之家”，我们就要形成这么一股风气：多跑门可罗雀的寒门，少走车水马龙的大户。一句话：多走冷门，少走热门。
“老贾，”他转脸对坐在一旁的贾素萍说，“你能不能先抽空去看看薄一波?”
这不用说，以后当然也该去看看刘澜涛、安子文等人。虽然六十年代初，耀邦从湖南调往西北局担任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之后，为制止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刘澜涛在“四清”运动中的“左”倾路线对农村广大基层干部的无情打击和残害，曾被刘澜涛整了又整，整得很不轻；但是他很欣赏的“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以四海为任者，宁顾小节”的那种品德，不是光要别人去学习和实践的，他仍然决心为包括刘澜涛在内的“六十一人案”的彻底平反而勇往直前……
贾素萍，一位忠诚干练的老同志。革命战争年代，她就担任过太行兵工厂的党委书记。她急忙答应耀邦：“这就去。”
当天下午，贾素萍一行四人就去探望了无家可住而临时栖居于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薄一波。在第二招待所传达室，贾素萍一见这位须眉皆白，被“造反者”打伤了一段脊椎骨而直不起腰的老者，便十分热情地上前问候，并伸出手：“薄一波同志，您好!”薄一波顿即感动得涕泪交流。十多年来，不少的红卫兵、专案组无数次地对他调查审问，从不称他为“同志”，也不通报单位姓名，更没有任何稍稍过得去的结果；而此刻站在面前的中组部派来的贾素萍等四人，不但亲亲热热地称他为“同志”，还说明是奉耀邦部长的委托特地前来探望他的，所以他激动异常。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贾素萍说，“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找个时间，我们再来听取您的意见和要求。您看怎么样?”
“不，”薄一波兴奋而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
边说着，薄一波就把贾素萍他们请到自己的房间，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一吐十多年来的悲愤和夙愿。
从此，贾素萍一行四人冒着盛暑，在京城到处奔走。他们找到了与“六十一人案”有关的周仲英、马辉之、刘有光、朱则民、孔祥祯等多人并逐一交谈。孔祥祯在交谈中指着自己已经残废了的双腿说：“过去红卫兵和专案组的人多次来，口称调查，可是比审讯还凶。我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他们全不信，还要逼着我在他们写好的诬陷的结论上签字；我不干，他们就整我，把我的双腿都整残废了。他们后来再找我‘调查’时，我就不再同他们谈一句话，给他们吃闭门羹!这次你们来了，我衷心欢迎……”
8月上旬，贾素萍一行飞到了安徽合肥。一下飞机，江淮的炎热使他们好像突然掉进了蒸锅一样，但他们还是立即前往安庆，在一间小平房里找到了刘澜涛 。这位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从西安被揪到北京，关押审讯了八年。1975年5月28日，他虽然被从监狱中开释出来，但专案组仍把“叛徒”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不给他自由，不许他和任何亲友见面，并逼迫他“下放”安庆。为此他写了一首小诗：“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出禁总作罢。云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以表明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志。现在见到了“党员之家”派来的人，让他倾述他们当年在敌人的监狱中与敌人的斗争，以及他的一家在自己人的“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富有理智而坚强的刘澜涛不禁热泪滚滚。他热诚地要用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菜豆角亲手做菜，招待贾素萍一行。贾素萍说任务紧，婉言拒绝了刘澜涛的盛情，又仆仆风尘地赶到淮南去见安子文。
被幽禁于淮南的安子文，面对他在“文革”前做了十多年部长的中组部来的同志倍感亲切。他回想“文革”中被揪斗、被踢打拧掐，遭受过许许多多的迫害与凌辱，以及康生们强加的“叛徒”罪名，原以为人们早把他忘得一干二净，或仍然对他歧视敌视，谁知贾素萍一行不仅带来了部分同志的关怀与问候，还带来了平反冤案的希望。他刹那间苦屈难诉，呜呜痛哭不已。
贾素萍一行结束了在安徽的调查访问，又快马加鞭地赶到山东、天津和吉林，然后再折往西安，去访问一位年过七旬的知情人。连续数月，他们走访了“六十一人案”中所有受迫害而仍健在的同志，研究了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一摞摞申诉材料，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的各人有关出狱经过的自叙，调阅了大量敌伪档案，走访了1936年担任我们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党的“七大”期间熟知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中组部干部科长王鹤寿和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另一位副团长王从吾，并请他们都写了书面证明材料。
“文革”伊始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也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周总理当时曾给他一个电话，让他这样回答“揪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赵林(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
张闻天同志的老伴刘英也写了一份材料。她在材料中认真回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与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
中组部同志的调查研究紧凑而大有成效，直累得贾素萍心房纤颤，患了心脏病。写证明材料的同志也争分夺秒。1978年8月21日，闷热的夜晚，于光远汗流浃背地跑到仍是“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急急如律令地说：“快快快，关于‘六十一人’的问题，耀邦要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1948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之后，康生对我们谈的那段话。”
曾彦修一听，连忙摊开纸，挥汗疾书。写完，两人签了名，于光远拿了就走，连夜送到耀邦家。
耀邦连忙挑灯夜读。这一段时间，耀邦不但常常夜读这类送到家的材料，而且贾素萍等人每次调查归来，他都立即听取他们的汇报，认真阅读他们写的每一份调查材料，在这些材料上先后批写了这样一些字句：“这份材料很有用”，“这份材料很说明问题”，“送中央常委阅”，“根据这些充分的复查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啦”。
随后，耀邦与贾素萍等人一起，研究如何起草给中央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复查报告。一切似乎进展得一帆风顺，但是耀邦明白：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中南海里的短兵相接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信和上访人员，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这个会议，是胡耀邦刚到中组部时就向中央建议举行的。汪东兴遂让耀邦主持会议，并在开幕式当天作主要讲话人。
明眼人看得出：这将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
正因为这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历来不爱宣读讲稿，而习惯于旁征博引、嬉笑怒骂皆文章的胡耀邦，这次却特别请来政研室和干审局的一些同志研究并协助起草讲话稿。在研究中，有人提出耀邦最好不要去，理由是：“人家正要找你的碴儿呢，你还送到门上去?”
耀邦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最好讲坛，我们绝不能放过。我们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更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气，是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大家所以同意用“两个不管”去针对“两个凡是”，我想大概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不能再搞个人崇拜了。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说过：“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林彪、“四人帮”们搞了这么多年的个人崇拜，对全党全国造成的危害之大之重之深，难道还不够吗?
耀邦说到这儿，在座的有人说：您说的都很对。但是现在，人家既然一直强调“两个凡是”，就会说我们这是“砍旗”，而且在“真理标准”文章出来时就已经这样大说特说了。对这种谬论的反驳，我们也得想得周全些。
说得对。耀邦说：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毛主席，我们与“两个凡是”论者是有原则区别的。对待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和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一定要遵循不变；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则绝对不能延续不变。否则，就是对党对人民的不忠。
这次谈话后，一连数日，在中组部的部长办公室，耀邦都抽出一点时间，向政研室的苗枫林等同志口授全国信访会讲话的主要内容，委托苗枫林起草讲话稿。
对耀邦的这个讲话，苗枫林认为非同小可，很可能引发一场激烈争论。因而在起草过程中，他尽量把观点阐述得十分周密而无懈可击。等把稿子弄好送给耀邦过目时，他又一次劝阻耀邦：“最好等时机成熟了再讲。”耀邦一听，不免有点气，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谨小慎微。”苗枫林请耀邦再考虑一下，耀邦义无反顾地说：“怕什么!就是下油锅，也总得有人下嘛!”
这一边，人们忙忙碌碌，心情欢畅；另一边，有人气得咬牙咯咯响。
9月11日，就在全国信访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刚刚印出了复刊第一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刊有《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就遭到了查禁。因为，文内有这样的小插题：
林彪、“四人帮”是现代迷信的制造者；
现代迷信是新长征路上的一大障碍；
站在破除现代迷信的前列。
文章提醒广大青年：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现实告诉我们，科学与迷信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不但现代迷信妖雾未散，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再出现借“高举”以营私的政治骗子，很难完全避免以更新更巧妙的形式出现的现代迷信。为坚持真理而勇敢斗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是永远需要的……
很显然，这也是犯了“两个凡是”、“永远高举”的大忌的。汪东兴火急下令禁止发行。有些火爆不服气的青年人急得没法，把这篇文章和《春风吹又生》的复刊词贴上了西单民主墙，还有人搬请共青团中央的元老邓(颖超)大姐出面表示深切关注这件事。一位开国老将军也为这件事给《人民日报》的一位同志打了电话，这位同志回答说“是汪(东兴)副主席执意要这么干”。气得这位老将军把电话一掼：“什么副主席?”这时，汪东兴才很不情愿地，为这本青年男女广泛喜爱的杂志的发行开了绿灯。《人民日报》立即转载了《破除迷信，掌握科学》一文。
9月18日，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如期开幕。耀邦从从容容地走上了怀仁堂讲台，并发表了那篇讲话。台下掌声连连。他一回到中组部，一直提着心的苗枫林，急忙迎上去问耀邦的秘书张耀光：“讲得怎么样?”张耀光回答了三个字：“很对劲!”耀邦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照本宣科。”
“照本宣科”，还是出了事!按规定，大会秘书处应该立即把耀邦讲话全文登上会议《简报》。但是，等《简报》发下来，许多代表都傻了眼：耀邦讲话的精髓——用“两个不管”针对“两个凡是”的内容——被删得一字不剩。接着，续出的《简报》连篇累牍，借用某些会议代表之口，对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一系列批评指责。其中据说是来自河南省的代表说：胡部长的讲话也太离谱了!连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尊重毛主席了!
负责会议日常事务的，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按说，他没有权力删改主持会议的中组部部长的讲话。耀邦遂找这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问：“你这是何用意?为什么要删去这句话?”这位同志说：“这是汪(东兴)副主席让删的。”耀邦转身就走，没说第二句话。
会议闭幕，汪东兴同志作了会议总结讲话。他又直接面对全体代表宣告“两个不管”的说法不妥。散了会，9月25日，耀邦找汪东兴等同志讨论这句话究竟有何不妥。被询问的同志中有人反问耀邦：
“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
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平反改正。”
对方又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这说法未免太大而无当了!如果这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假错案，难道也得由我们去平?”
耀邦即刻把这种挑衅也顶了回去：“国民党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
对方哑然。
过了些日子，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发表了耀邦的讲话全文，完全恢复了“两个不管”。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两个凡是”的主阵地终于被突破
经过耀邦一系列委婉加强劲的斗争，“两个凡是”的阵地越来越狭小，“两个不管”的洪流节节壮大。到最后，汪东兴等人不得不把中央专案组管辖的所谓“大案、要案”，全都转交中组部重新复查。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这《报告》列举了大量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后说：
我们认为，“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教导，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
(一)薄一波等同志在敌人的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做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事后)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当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事人和北方局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么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二)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三)在这批党员中，有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情节轻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六十一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
(四)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严重错误，应当实事求是地另作结论。
1978年12月16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又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
随之，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为数寥寥的“两个凡是”论者作了最后冲刺之后，一向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怀元帅的“庐山沉冤”也被昭雪于天下；陶铸也与薄一波等人一起，从“叛徒”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
历史的尊严不容亵渎!经得起反复检验的真理才能无敌于天下!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了这一系列决定。雷厉风行的胡耀邦即刻回到“党员之家”研究部署，迅速从外地接回健在的同志，处理好含冤而死的同志的善后；有些同志病老伤残，不便行走，组织部的同志一一前往拜访，加紧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一切，都如胡耀邦所一再叮嘱的：快刀斩乱麻。
拨乱反正鼓声急彭德怀、陶铸与“六十一人案”同时平反
以推倒“两个凡是”为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使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人们又一次喜放鞭炮、痛饮开怀。彭真、陆定一、杨尚昆、杨献珍、赵林等人相继回到了北京。坚决不说“刘少奇是个大叛徒”而被专案组人员打掉了几颗牙的安子文，也从淮南一农场回到了北京。白发苍苍的刘澜涛也告别了流放地安庆市。在“理论家”康生的特别“顾问”下，在监狱中戴了四年“背扭铐”或叫“苏秦背剑”的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居然也活着回来了，而没有像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那样，在这同一酷刑的摧残下惨然死去。
当然，康生蓄意提出“三六案”时仍健在的四十人中，十中有四即十六人没能再回来。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原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和副校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原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锡五，前文已提过的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等同志，在“文革”中的折磨迫害下，分别于1967年至1972年含冤而逝。原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及其爱人李琛，被南开大学“八·一八揪叛徒战斗队”打得皮开肉绽，高仰云不能忍受这法西斯暴行投河而死；李琛则忍恨留生，悄悄藏起高仰云遗下的血衣，希冀有朝一日把这古今中外罕见的最野蛮、最暴虐的罪行，揭之于化日光天。她终于把高仰云的血衣带到了北京，盼到了这一天……
1978年12月2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三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两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元帅和陶铸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中纪委、全国政协等所有领导人，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彭德怀、陶铸同志的生前友好，都出席了追悼会。会场正中悬挂着彭德怀、陶铸同志遗像，安放着彭德怀、陶铸同志的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骨灰盒，陶铸的骨灰盒是在追悼会前三天由中央派出专机从安徽合肥接来北京的。
追悼会上，邓小平为彭德怀同志、陈云为陶铸同志致悼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向彭德怀同志的夫人浦安修、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及他们的亲属作了亲切慰问。
1979年1月25日，又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为“三六案”中被残害致死的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几乎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或出席了追悼会。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沉痛地致了长篇悼词。
此前此后，北京和外地还召开了一系列追悼会，为我们的开国元勋贺龙、庐山会议开始落难的张闻天和周小舟、瞿秋白烈士的夫人杨之华、杰出的革命戏剧家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田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作家冯雪峰、我国杰出的作家周立波等同志平反昭雪。
随之，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的冤案也得以昭雪。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高潮时，他曾主张稳健发展，不图虚张声势，被毛主席说成是“小脚女人”，被别人扣以“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的帽子，后被迫害致死。“文革”正式开始前，从《海瑞罢官》引发的“三家村”及邓拓、吴晗被迫害致死的冤案；在“三家村”冤案之后，成为“文化大革命”又一前奏的所谓“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冤案，也得以平反昭雪。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倡计划生育，而被诬为“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借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冤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史学权威”，并被迫害而死的冤案，连带着全国史学界也被扣以“‘保皇党’霸占了史学阵地”的冤案；林彪、“四人帮”意欲整倒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进而打倒周总理与朱总司令以架空毛主席的“二月逆流”案；林彪、“四人帮”诬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冲击中南海”“到中央文革抓人”案；原海军司令萧劲光的所谓“上贼船”案；跟着彭老总在庐山落难的黄克诚同志，被林彪、“四人帮”捏造的“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推行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同彭德怀一起在庐山向党猖狂进攻，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案；由“四人帮”密谋策划，其黑干将迟群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诬蔑全国教育战线建国后十七年“都搞封资修，培养‘白专’苗子”案；1973年轰动全中国的河南唐河县马振抚中学“复辟考试制度，和孔老二一样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案；“中宣部阎王殿”案和“总政治部阎王殿”案；诬蔑长篇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为习仲勋涂脂抹粉”、“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而鼓吹另立山头”，从作者到出版社到审阅过书稿或对小说草稿提过修改意见的大批同志都遭迫害，有的被摧残致死致残的大冤案；以及其他各条战线一些著名人士的重大冤案，都相继被平反昭雪，对这些冤案中被残害致死的同志，都开了追悼会。
拨乱反正鼓声急1976年的“四五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
对震撼全中国、必将永驻青史的1976年“四五运动”，在粉碎“四人帮”的五个月之后，即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就提出要为它平反。虽然这个提议没有获得成功，但它打破了不许拨乱反正的“铁幕”，揭开了推倒“两个凡是”的序幕。1978年，在党中央尚未做出平反决定前，一些地方就率先为参加这次运动而受到迫害的青年先驱平反昭雪。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就以大半个版面，介绍了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庄辛辛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
1976年4月8日，“四人帮”血洗天安门广场的第二天，二十四岁的庄辛辛还向当时被“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公开提出了“打倒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口号。当年7月，他被冠以“反革命”而被捕，9月被判刑十五年。
早在1973年，二十一岁的庄辛辛，就在日记中写了《给江青的一封信》，历数江青煽动武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颠倒敌我搞乱阶级阵线的罪行。在被捕后的审讯中，庄辛辛面无惶愧地回答：“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去办，张、江、姚伙同林彪干了大量坏事。他们想把老干部打下去，结党营私，篡党夺权。邓小平同志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我信任他，佩服他。我对周总理无比崇敬。我认为张、江、姚一伙诬蔑革命人民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行动，我不能接受。”
庄辛辛被判刑没几天，“四人帮”就完蛋了。当年12月31日，他申诉要求平反释放，居然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拒绝。四个多月后，“天安门事件”一周年，他写出了第二份申诉书，接着又连续写了三份申诉书，以十分有力的事实揭批“四人帮”，批驳了法院的荒谬批复。
广州市许多干部群众为庄辛辛平反的强烈呼声，传到了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庄辛辛才重新获得了自由。
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介绍了庄辛辛的事迹，同时发表评论说：庄辛辛的冤案，是“四人帮”及其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镇压革命群众的又一罪证。无产阶级报纸镇压革命群众，是党报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事。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从来是党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是“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完全改变了毛主席的办报路线，破坏了党报的传统。必须肃清“四人帮”在新闻战线上的流毒，恢复和发扬党报的优良传统。
当天，新华社将《人民日报》的评论和庄辛辛的事迹转发国内外。
同年8月9日，北京举办了“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
10月1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王海力的《我们要做无产阶级的好后代》一文。王海力是北京铁路分局丰台电务段通信工。“四五运动”时，这位在部队当过兵的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写了一张血书，悼念周总理，被“四人帮”在北京市的死党逮捕入狱。1978年夏天，北京铁路分局党委召开广播大会，宣读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新决定，为王海力彻底平反。分局党委还根据王海力早先的入党申请，批准他为中共预备党员。王海力在他的这篇回述往事的文章中，用了这样三个小插题：《我们要做无愧于先烈的后代，也要做无愧于后人的先人》、《镇压吧，我不怕!坐牢吗?我等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要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党，做无产阶级的好后代!》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于国厚等人的长篇通讯《暴风雨中的海燕》，满怀激情地赞颂了北京手表壳厂青年共产党员贺延光带领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英雄事迹。
10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记者王永安的通讯《在急风暴雨中》。通讯记述了共青团员韩志雄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业绩。正是这位当时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东侧张贴并宣读了《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那篇史诗般杂文。
10月20日，《工人日报》发表通讯员葛运池、记者辜坚的通讯《披荆斩棘、冲锋陷阵》，记述了北京市总工会工人评论组副组长曹志杰和他的伙伴们声讨“四人帮”的史实。正是这二十八位平均年龄二十六岁的青年工人，于1976年3月30日，在英雄纪念碑上贴出了第一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誓与资产阶级血战到底》的悼词与檄文，从而开始了永垂史册的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
正确的舆论是人民的心声。在中国，那时候的舆论是十分坚韧有力的。当年11月15日，时为新华社社长的曾涛获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曾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曾涛立即与副社长穆青商量认为这是事件发生地现在的最高组织负责人对这个事件的正确评价，新华社要把它当做重大新闻向国内外发布。
当天下午七点多，新华社向海内外发布了这条新闻：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中共北京市委在最近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会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跟着，11月18日，新华社又发出一条消息：《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多人中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消息说：“1976年清明节前后，首都广大革命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从1978年5月开始，北京市公安局组织专门班子，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经过大量调查证明，这是一起重大冤案。充分的事实说明：在这个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在为这些被捕的同志平反时，都在结论中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为他们彻底恢复了名誉。”
与此同时，中共江苏省委、浙江省委、河南省委等纷纷宣布，1976年清明节前后在各自省区内的广大干部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全国多种报刊纷纷发表有关这种革命行动的通讯、回忆和评论文章：
11月21日，《中国青年报》发了评论员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
11月21日至22日，《人民日报》连载了该报记者的《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11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其评论员文章《“四五”精神永放光芒》；
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发表了《“四人帮”蓄谋镇压天安门革命群众一罪证揭露姚文元和那个女黑干将炮制的一份黑材料》……
各地报刊和有关省市委对天安门事件充满革命豪情的充分肯定，迅速得到了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认同。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在回答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时说，中共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作出了决定，肯定了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行动是革命的。这是经过党中央批准同意的。这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也可以说，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共同一致作出的决定。
邓小平还对日本客人说，毛主席一贯主张“有错必纠”，天安门事件是个错案，当然必须纠正。不只是天安门事件，如果有些问题处理不正确，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有错必纠，这正是我们有信心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心情舒畅，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好四个现代化。
全国各大报刊随之对这一事件作出了更深刻更全面的新一轮评论：
当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以两个版面刊登了一万七千字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并在文内加了如下几个小插题：《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殊死搏斗》，《历史的里程碑》，《生活在教导人们》；
1979年4月5日，“四五运动”三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发扬天安门的革命精神》的社论；
同一天，《中国青年报》为号召广大青年学习《扬眉剑出鞘》一诗的作者王立山，发表了社论《发扬“四五”精神，做王立山式的突击手》；
也在这一天，《工人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发扬“四五”精神，献身四化事业》。
《人民日报》的社论说：粉碎“四人帮”两年多的事实证明，广大群众继承发扬了“四五”运动的精神，对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对破除现代迷信、解放思想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都起了积极作用。希望参加这场斗争的人们在新的长征中再立新功。
拨乱反正鼓声急平反冤假错案的滚滚春雷响彻四方
这个震撼全中国也震惊全世界的大案，在推倒“两个凡是”后，就这样迅疾而干净利索地得到了大张旗鼓的彻底平反。在这个过程中及其后，神州大地平反纠正各种冤假错案的讯息，犹如滚滚春雷，响彻四面八方。
1978年7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文革”中的一百二十个“反革命”案件宣告无罪。其中有的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革命同志，而被诬陷为“反革命”的；有的只是无意损坏了领袖像或喊错了口号、写错了字句，或发生了技术事故、责任事故，被无限上纲定成了“反革命”。浦镇车站的一位装卸工，说了句“毛主席红光满面，林彪骨瘦如柴”，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判刑五年；南京铁路局建筑工人萧经业，在一座不断冒烟的土窖西侧作业，因刮东风弄得他烟灰满身，说了句“刮西风就好了”，就说他与毛主席的“东风压倒西风”唱反调，被管制三年。还有的精神病患者，胡言乱语，也被当做“反革命”来惩办。
南京平反这些冤假错案，大得人心。被错定为“反革命”判刑十五年的范焕成，被改判无罪送回家时，范的几个儿女都含着泪，表示要努力工作，报答好心人的恩情。
1978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万人大会，为所谓的“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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