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不能顺利搬倒拜住，铁木迭儿怕在朝中引起和英宗的正面冲突，遂称病不朝，只是安排自己的党羽“事必禀于其家”，随时向他汇报朝内动向。
可铁木迭儿聪明反被聪明误，这种以退为进，反而给了英宗和拜住重新布局，消除他在朝中影响的机会。
铁木迭儿装病不久，拜住奉旨去范阳，为祖父安童立“忠宪王”碑。铁木迭儿得到消息，便趁机想回中书省，可还没有到宫门，有人报于英宗。英宗派人等在宫门前，见到铁木迭儿，先以皇帝的名义赐酒，之后传旨：“卿年老宜自爱，待新年入朝未晚。”——你不是病了吗，那就回去养病吧，朝中的事能不管就别管了。
这是先给个甜枣又扇一巴掌，铁木迭儿不禁惊怒交加，可称病是自己提出来的，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怏怏而还。
经此打击，铁木迭儿又恨又怕，回家后竟真的生起病来。而英宗和拜住又相继给了他三个重大打击，把他向鬼门关又狠狠推了一把。
是年七月，英宗到上都避暑，拜住趁机上本，弹劾中书左丞张思明。英宗立即准奏，将张思明施以杖责，罢官遣返原籍。
这张思明算是铁木迭儿一党中较为老成持重的一个，当初劝铁木迭儿少杀人的便是他。可随着铁木迭儿和拜住矛盾激化，他也摆出和拜住不合作的姿态。作为有着掌管大都仓漕库房权力的中书左丞，按说每到年末都要“例应注代”，也就是清点仓储，登记备案。可自从铁木迭儿称病后，他也称疾不出，弄得如此大的事情无人操办，成心给主持朝政的拜住难堪。拜住暂时忍下一口气，“遣人善慰思明”，才求得他“乃出共毕铨事”。
趁着英宗巡幸上都，拜住一举拔了这颗钉子，报了一箭之仇，也剪除了铁木迭儿重要的党援。
接着，拜住又参铁木迭儿二本，皆是当受诛杀的重罪。
其一，因为浙江闹灾，浙民吴机将累代失业之田卖于司徒刘夔，刘夔贿赂宣政使八里吉思，假托田地是卖给僧寺，矫诏拿出库钞六百五十万贯偿付买田钱款。这个案子中，八里吉思是铁木迭儿的儿子，和老爹一起“上下蒙蔽，分受之。为赃巨万”。英宗的大舅哥御史大夫铁失也牵连其中，从中捞取了大笔不义之财。
其二，是铁木迭儿的老毛病，贪赃枉法。道士蔡道秦强奸杀人，被有司逮捕下狱。这蔡道士坑蒙拐骗有不少积蓄，于是重贿铁木儿，得以免了死罪。
这两个案子都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稍一调查便真相大白。拜住作为主审官，依照从重从快原则，判刘夔、蔡道秦死刑。但却对铁木迭儿父子网开一面，并不论罪，对铁失也没有追究罪责。
虽然并没有直接获罪，但这种敲山震虎也把已在病中的铁木迭儿吓得够呛，何况刘夔也是他的党羽，更有兔死狐悲之忧。惊恐之下，这位三次担任元朝首相的权臣终于油尽灯枯，于是年八月一命呜呼。
让人暗笑的是，一手逼死铁木迭儿的拜住，在听说其死讯后，竟然“哭之恸”。这虽不好说成是“鳄鱼的眼泪”，却也很是虚伪了。
这不能怪拜住。虽然铁木迭已死，但其后台太皇太后答己还在，他必须继续虚与委蛇。作为宰相，在这微妙的时刻，哭是虚伪，不哭却是幼稚，拜住虽然年轻，却决不会选择后者。
不过，拜住的伪装有些没必要，因为答己在上次逆谋失败后，失去了众多心腹，尤其是“闺中密友”亦列失八，一口恶气倾吐不出，从此缠绵病榻。现在又听到情人铁木迭儿离自己而去，病情更是急转直下，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铁木迭儿死去不过十余天，是年九月，祸乱两朝，给儿子、孙子带来无数烦恼的太皇太后答己病死宫中。
她和铁木迭儿是否有真感情不得而知，但就以死亡的时间来看，也算得上是生死相依了。
【正文】
人生如魔术师一般，噩梦和好运总是在始料未及的时候突然降临。虽然英宗做过多番努力，但折磨自己两年多的障碍，仅十余天便全部消失，命运的金光大道迅速展现在自己面前，这无疑让他惊喜非常。
十九岁的英宗再次振作精神，开始了迈向一代英主的征程。
太皇太后答己死后刚一个月，至治二年十月，英宗便将亲密战友拜住擢拔为中书右丞相，并且虚左丞相之位而不拜，建立了元朝从未有过的“独相”制度，这既表现了对拜住信任之专，也是昭示世人，他要推行的新政不愿有任何人干扰。但同时，却也等于告知天下，皇帝可信任的人，只有拜住。
二十四岁的拜住，不但成为帝国首相，而且是独相，货真价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对皇帝知遇之恩的感激，还有着如山的重负。
地位越高责任越大，拜住高处不胜寒，成为中书右丞相后，立即奏请“召用致仕老臣，优其禄秩，议事中书”，启用仁宗朝老臣张珪为中书平章政事，并按照“不次用才” 的标准，在几个月内，将世祖老臣吴元珪、王约、韩从益、赵居信、吴澄、王结等人召回大都，擢任为集贤、翰林院及中书官职。
这些人都是饱学儒士，很多都是在世祖朝便身居高位的官员，他们的复出，给了英宗和拜住极为强有力的支持。
如吴元珪，字君璋，广平人（今属河北邯郸）。世祖朝任枢密都事。被召回大都后任命为知中书省事。他向英宗上书陈列军民之政十余事，件件直指时弊，也成为英宗日后改革的范本，如“诸王近侍，不可干军政；管军官吏，不可渔取军户；军官之材者，当迁其职；有司赋役，当务均一，而军民不可有所偏；军官袭职，惟传嫡嗣，而支庶不可有所乱” 等等。
如王约，字彦博，祖籍河南开封，后迁徙河北真定。在世祖朝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后任中书、詹事、集贤大学士，历经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主要负责起草诏书、文诰，对于朝廷法令、地方政令、判例循规都了如指掌。仁宗在位时对其极为尊重，对他以字相称，并告谕群臣：“事未经王彦博议者，勿启。”在被拜住请旨启用后，复拜集贤大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参与了《大元通制》的编纂发行。为英宗朝确立法制有很大贡献。
而王约在参政期间，还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延续了一个国家的国祚，也避免了边境的扰乱。
是时，大元朝廷有废黜高丽王国，将之改为三韩行省的奏议。英宗命中书杂议。王约上奏道：“高丽去京师四千里，地瘠民贫，夷俗杂尚，非中原比，万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不如守祖宗旧制。”拜住认为有理，奏议也就不了了之。高丽人听说后，将王约的画像请到高丽，立生祠供奉，感叹道：“不绝国祀者，王公也。”
要不是王约，真要废了高丽王国，可想而知必定会遭到高丽人的反抗，将一个恭顺之国逼成久战之地，于国于民都毫无好处。王约不但救了高丽，也救了可能因此作战丧命的元朝将士。
还有王结，字仪伯，易州定兴人。仁宗朝任集贤直学士，后历任顺德路、扬州、东昌路总管，在任上教民务农兴学、治理水患，都很有成效。被擢拔为参议中书省事后，作为官场前辈，对拜住劝谏道：“为相之道，当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恶不可犹豫，犹豫恐生它变；服用不可奢僣，奢僣则害及于身。”
这三句话都是金玉良言，拜住虚心的接受了第一和第三句，相当称职的履行了丞相的使命，但对第二句“除恶不可犹豫，犹豫恐生它变”，却未能贯彻到底。
从至治二年十一月起，英宗便罢世祖以后所置官，“锐然减罢崇祥、福寿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 ，将答己、铁木迭儿主政时的官署全部取缔，官员就地罢免。十二月，重新提起铁木迭儿生前的“司徒刘夔私买失业之田”的案子，将当时未能处置的铁木迭儿之子，宣政院使八里吉思处死，并诛杀同案犯同佥宣政院事囊加台，而将铁木迭儿另一儿子治书侍御史锁南罢官。
以英宗和拜住看来，铁木迭儿的党羽，至此应该是消灭殆尽了。可是他们都忘记了一个人，那便是英宗的大舅哥，铁失。
铁失可算是除拜住之外英宗最信任的人，他是皇后的哥哥，得到英宗重用，本该一心效忠英宗。但奉行平衡术的他却脚踩两只船，和铁木迭儿过往甚密，甚至拜了干爹，所谓“名为义子，实其腹心” ，算是隐蔽的“铁木迭儿党人”，在刘夔一案中他也插了一手，中饱私囊数以万贯计。
可平衡总有被打破的时候。铁木迭儿一党在英宗的打击下逐渐衰弱，更随着铁木迭儿及答己的死而土崩瓦解。铁失的处境开始不妙，所幸因为妹妹和皇帝感情很好，他连续两次幸免于难，非但如此，英宗对他的信任也未减少。于次年五月任命他独署御史大夫事，且被授予更高军权，拜住掌管左、右钦察卫和宗仁卫事，而他则掌管左、右阿速卫和中翊卫事，成为御林军两个最高统帅之一。
铁木迭儿及其一党已经灰飞烟灭，皇帝对自己仍然信任有加，按正常来说铁失应该心无旁骛，专心侍奉英宗。可世上最大的恐惧，是对恐惧本身的恐惧。皇帝信任，自身地位的崇高，并没有让铁失感到安全。当年贪污案的同案犯全都死于非命，自己真的可以独善其身吗？英宗常对群臣宣示：“卿等居高位，食厚禄，当勉力图报。苟或贫乏，朕不惜赐汝；若为不法，则必刑无赦。”铁木迭儿之子八里吉思是英宗自幼便伴随身边的怯薛，两人的感情也算深厚，可八里吉思仍未能逃得一命。英宗的解释是：“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八里吉思虽事朕日久，今其有罪，当论如法。” ——自己的大舅哥身份，真的可以让皇帝永远网开一面吗？
从至治二年十二月起，这种恐惧便一直紧紧包围着铁失，让他寝食难安，风声鹤唳。最终，这恐惧竟一点点将他引向了铤而走险。
自己阵营中的反对者往往比敌人更为可怕，因为你会对他毫无防备。对英宗来说，铁失是无须怀疑的自己人；对拜住来说，铁失最好不过是无足轻重的盟友，最坏不过是无关紧要的敌人，根本无需注意。
悲剧的种子从而深深埋下。
何况，在至治二年到三年之间，英宗和拜住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他们即使有心，也没时间关注在角落里惴惴不安的铁失。
首先，是确立国家的根本大法，完成仁宗所未能完成的法典的编纂。至治三年正月，英宗命中书平章政事张珪、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判宗正府普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及议政元老率其属众共同审定仁宗时编纂的累朝格例，并加以补充。至治三年二月，最终成书并颁行天下，这便是元朝的最高法典《大元通制》。全书共八十八卷，所收断例、条格、诏赦、制令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其中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条格一千一百五一条，诏赦九十四条，全类五百七十七条。元王朝从此有了统一的政制法程。
之后，是改革税制，纾解民困。
将众多老臣召回京城，使得中枢有了强有力的改革班底；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是扫除了改革的障碍；《大元通制》的颁行，更确立了以法治国的基础。但此时帝国的环境已经相当不乐观，至治二年一月至九月，全国各地水旱频仍，加之霜、雹、蝗灾，遍及山东、河北、四川、湖北及江南，而因为灾荒而引起的抗税、抗粮民变也此起彼伏。再不进行整顿，民变的星星之火就可能会燎原。
拜住依据国情，向英宗上奏：“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为本，失其心则失天下。钱谷民之膏血，多取则民困而国危，薄敛则民足而国安。”——咱们必须想办法减少税率，让百姓富足起来，否则国家不安。
英宗听后十分同意，准奏道：“卿言甚善。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当熟虑而慎行之。”——老百姓要是都不认我这个皇帝了，我给谁当皇帝去？怎办么做好，就怎么做！
至治三年四月，英宗下诏“行助役法”。规定“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 ，“会创行助役法，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也就是说，要大田主按照百分之三的比例拿出一部分田地，用其每年的收入补贴一般农民的劳役负担。“助役法”推行后，“豪家大姓，以腴田来归，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于役” ，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
至治三年夏六月，拜住看到海运粮比世祖时增加数倍之多，虽然有运力增强的原因，却也存在加重江南百姓负担的情况，于是向英宗上书道：“今江南民力困极，而京仓充满，奏请岁减二十万石”，英宗准奏，并将铁木迭儿主政时所增加的江淮粮也一并减免。
在短短一年当中，英宗和拜住这对君臣一路高歌猛进，“立纪纲，修举废坠，裁不急不务，杜侥幸之门，加惠兵民，轻徭薄敛”，以图“天下晏然，国富民足” 。尤其是“搜访山林隐逸之士”来充任朝廷官员更是不遗余力，例如寻访成宗朝老臣虞集时，“时集以忧还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于上，遣使求之于蜀，不见；求之江西，又不见；集方省墓吴中，使至，受命趋朝” ——追着虞集几乎跑遍了南中国才最终找到，比之三顾茅庐还要艰苦执着了。
虞集字伯生是南宋在采石矶大破金军的名相虞允文的五世孙，成宗朝为大都路儒学教授、国子学助教，仁宗朝任太常博士、集贤院修撰，其人学识渊博，精于理学，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读书人的领军人物。对他的启用，可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英宗大规模启用儒臣的前兆。与他一起被召回的，还有大书法家袁桷，仁宗朝以敢谏闻名的马祖常等人。
然而，当虞集跟随使臣“受命趋朝”奔波于道之时，一场巨变已经降临在皇帝英宗和丞相拜住头上，这对求贤若渴的年轻人都没有能见到这位儒林领袖。
【正文】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做事一帆风顺的时候，需要谨慎小心，避免过于顺利带来的弊端。而改革一帆风顺的时候，更需要用警醒的态度环视四周，警惕各种反对势力造成的危险。
改革是破坏旧制度，是剥夺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因此要面对的艰险往往超乎想象。
在改革大路上奋力前行的英宗和拜住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拜住曾无奈的对英宗道：“臣少无能，蒙陛下拔擢，待罪丞相。方欲除恶进善，致治隆平，诸人共诅挠之。臣度不能有所为矣。”——陛下，我们的事业阻挠的人很多啊，恐怕很难达到目标。
英宗回答道：“卿有言，第言之，他人言，朕弗也。” ——我只信任你，你放手去做，别人捣乱，朕不会答应。
英宗说到做到，在大力启用儒臣，推行新法的同时，强力打压保守势力。
从至治二年十月开始，大权独揽的英宗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果于刑戮”，对于与自己行政难以和谐的宗王、官员屡屡处分，毫不留情面：
至治二年十月，“江南行台大夫脱脱坐请告未得旨辄去职，杖谪云南。”
至治三年三月，“监察御史拜住、教化，坐举八里吉思失当，并黜免。”
至治三年五月，“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忽辛坐赃杖免。”
至治三年六月，“将作院使哈撒儿不花坐罔上营利，杖流东裔，籍其家。”
至治三年七月，“永宁王卜颜铁木儿为不法，命宗正府及近侍杂治其傅。”
时人记载，英宗御下极严，“大臣动遭谴责” ，“廷臣懔懔畏惧” 。
罚得狠，可赏呢，英宗却大改祖辈的慷慨，相当“吝啬”：
登基之时，赏赐诸王、百官的黄金只有仁宗时的八分之一，白银只有二分之一，钞票虽然增加了五倍，但此时钞票贬值的厉害，远不如真金白银。至治二年三月，甚至因为“以国用匮竭，停诸王赏赉”。
仁宗相对于武宗、成宗已经是节省得让宗王勋贵们怨声载道，英宗比乃父还要过分，怨气不但可以载道，也可以冲天了。
赏钱吝啬，那赐爵封官是否可以大方点？英宗响亮的回答，名与器不可与人！于是，要爵位，要官职的人们纷纷碰了钉子：
“诸王彻彻秃入朝请印，帝以其政绩未著，不允，赐钞二十五万贯。”
“钦察卫兵戍边，有卒累功，请赏以官，帝曰：‘名爵岂赏人之物？’命赐钞三千贯。”
罚重赏轻，威压朝野。英宗的手段不可谓不强硬，他将中翊卫、宗仁卫以及左、右钦察卫和左、右阿速卫全部交给了最信任的拜住和铁失掌管，兵权高度集中，防范也不可谓不严密。
但他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视之为亲人的铁失，偏偏是最危险的敌人。
本就被恐惧折磨的寝食难安的铁失，每当看到英宗决绝的处分宗王、大臣，心头的重负就会加重一分。恐惧到了极致，便演变成为失去理智的狂怒。这怒火将英宗对他的信任、知遇之恩、亲戚之情全部烧成了灰烬，剩下的只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执拗。
仅他一人的怒火并不可怕，但英宗的“吝啬”，“果于刑戮”在众多保守的宗王、大臣中已经积聚了太多的怒火，这些怒火已经足以形成一座蓄势喷发的火山。
高高在上的英宗并没有看到这座火山，但主持政务，事必躬亲的拜住则敏锐的感觉到不祥的预兆。
拜住开始筹谋铲除铁失。
至治三年（1323年）三月，英宗巡幸上都。到了六月，随侍的拜住将铁木迭儿的罪状整理上奏，英宗下诏“夺其官，仆其碑”。此时，铁木迭儿的党羽、儿子已经杀、罢一空，朝堂之上只剩下曾经拜铁木迭儿为干爹的铁失一人，拜住的上奏看似是和死人过不去，实则将矛头指向了铁失。
可想而知，这一举动会给铁失带来何等的震动——一直恐惧的事情将要变成现实！
对铁失来说，现在只有等死和弑君两个选择了。在他身边，聚集了众多同谋者：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木迭儿之子）、宣徽使锁南、典瑞院使脱火赤、枢密院副使阿散、佥书枢密院事章台、卫士秃满以及宗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铁木儿、曲吕不花和兀鲁思不花。
一共十六人，并不算多。但这不过是更多反对英宗的人的代表，“逆党胁从者众”，这十六人只是出头的椽子。
地位越高，敌人越多，做的事情越大，反对者越多。而英宗偏偏是大元王朝地位最高而想做的事情最大的人。
也许是有了某种预感，在上都的英宗一度感到心神难安，“夜寐不宁”，于是“命作佛事”。但被拜住以国用不足的理由谏止了。
铁失抱着最后的希望，让僧人们进言：“国当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无以禳之。”——只要皇帝答应做佛事，便会实行大赦，自己便会安全了，也就不会考虑弑君了。毕竟弑君是危险的赌博，无论成功与否，满盘皆输的可能性极大。
然而，拜住当面呵斥了请愿的僧人：“尔辈不过图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
铁失彻底绝望，看来皇帝和丞相是必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了。那只好先下手为强。
铁失将动手的时机选在了八月，皇帝将在这个月南回大都。而从上都回大都路上所要经过的南坡驿（上都西南三十里），是最好的动手场所。
因为，他所掌管的阿速卫军，驻地是在潮河川，正好护卫着皇帝南下的道路，而拜住掌管的钦察卫军，驻地则是在清州（今沧州市青县），并不负责护卫銮驾。
弑君的计划布置得天衣无缝，甚至连接班人都已经选好。八月二日，铁失派心腹斡罗思赶到漠北，面见了英宗的堂叔，成宗哥哥甘麻剌之子，镇守边关的晋王也孙铁木儿，明白无误的告知他：“我与哈散、也先铁木儿、失秃儿谋已定，事成，推立王为皇帝。”
落网已经张开，懵然不知的英宗和拜住注定无法逃脱。
【正文】
也许有人会说，拜住既然有了铲除铁失的想法，为何动手那么迟缓？
这不能怪拜住，他对付铁失的走得是正常程序，揭露铁木迭儿的恶行，最后揪出铁失，让英宗施以惩罚。
毕竟铁失是英宗的大舅哥，是信任不疑的心腹，扳倒他不能一蹴而就。但只要布置得法，一步步来，铁失难逃一死。
拜住不是神仙，他不可能预料到铁失敢于铤而走险，弑君谋逆。
八月二十七日，英宗的车驾离开上都，向大都前进。当晚，皇帝一行驻跸南坡驿。
夜深人静之时，铁失开始了行动。
他先秘密命阿速卫兵守住行幄，然后率领奸党手持利刃冲进拜住的帐房。拜住正要就寝，忽然听到外面有喧嚷声，手秉烛台站起来欲要查看，只见铁失的弟弟索诺木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刺刀已经冲了进来，拜住厉色喝道：“你等意欲何为？”言未已，索诺木已抢上一步，手起刀落，将拜住端烛台的右臂，剁落地上，拜住大叫一声，随仆于地。逆党趁势乱砍，眼见得不能活了。
拜住已死，铁失复带着逆党闯入帝寝。英宗时已就卧，闻声方起，正在披衣下床，逆党已经劈门而入。英宗忙叫宿卫护驾，谁知卫士统不知去向，那罪大恶极的铁失，居然走至榻前，亲自动手，把刀一挥，将英宗杀死。
这个血腥之夜，便是著名的“南坡之变”。年仅二十岁的英宗和年仅二十五岁的拜住，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逆臣所杀。《元史》记述极为简略，仅是“以铁失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铁失、赤斤铁木儿杀丞相拜住，遂弑帝于行幄”这么简单的一句。
以上的描述，则是借用蔡东藩《元史通俗演义》的桥段。虽说不上身临其境，但铁失一党的凶残，英宗、拜住的无助，也已力透纸背。
英宗和拜住这对君臣，就这样惨烈地结束了人生，也结束了刚开始一年的“至治新政”。
史书称英宗“果于刑戮”，才会导致“奸党畏诛，遂构大变云”。其实，英宗之死，症结在于用人不当。他所卓拔启用的臣子，如拜住、张珪以及吴元珪、王约、韩从益、赵居信、吴澄、王结、虞集、马祖常等人，均是用其能，用其德，而对铁失，则是用其亲，仅仅是因为其人为皇后的哥哥，便授以高位，掌握兵权。非常之变生于肘腋，可说是必然。
在英宗遇害前二十八年，元王朝最忠实的属国伊儿汗国也有一位致力于改革的汗王登上宝座，这便是伊儿汗国第七任可汗合赞汗。他所推行的的伊斯兰化大改革，将衰乱的伊儿汗国带向了繁荣富强。而在推行改革之初，合赞汗用了两年时间大肆杀戮反对改革和妨碍君主权力的宗王，大臣，甚至在“一月间凡杀宗王五人，叛将三十八人。” 手段要比英宗狠辣，树立的敌人也不比英宗少，但因为用人得当，身边掌握军权的将军们都是忠心耿耿、赞同改革之人，使得改革顺利推行，他所统治的伊儿汗国也成为了“蒙古统治的最优秀的典范” 。
一枚铁钉尚且能毁掉一个王朝，何况是心怀二志，手握重兵的人呢？
英宗和拜住及其新政的夭亡，儒臣们无不有极大的痛惜，曾无奈而悲愤的慨叹：“呜呼，以先帝之刚明英断，丞相之公平秉直，使天假以年……则其规举施设将大有可观者。自古忠臣义士，欲除奸邪，率为小人所构，宁非天耶？！宁非天耶？！”
然而笔者在即将结束英宗这一章时，虽然也惋惜少年天子的壮志未酬，青年宰相的赍志以殁，但也隐隐的为他们感到一丝庆幸。
所谓寿则多辱，活得长，做错事的机会多，后世的评价便会每况愈下。魏惠王本是战国初期的霸主，但因为活得长，昏招跌出。最后到晚年丧城失地，无限凄凉，前半生的辉煌也没人提了。唐玄宗一手开创开元盛世，但因为活得长，怠于政事，宠信奸佞，酿成安史之乱，前半生的功业反而不如与杨贵妃的风流韵事被人称道。
难道英宗若活得长，也会干出什么大错事么？
应该会，甚至可说是一定。
在他生命结束前五个月，他亲手结束了另一个皇帝的生命——宋恭帝赵显。
赵显投降后，被北迁大都。世祖忽必烈封他为“瀛国公”，安置于大都居住。但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大都发生了中山人薛保住聚众数千人起事欲救出文天祥的事件。为了避免小皇帝被人利用，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月将赵显送到吐蕃萨迦寺学习佛法。
赵显继承了赵宋皇族善于学习的基因，在高原苦寒之地竟然很快掌握了藏语、藏文，并对佛法有了精深的研究，翻译了《四明入证论》、《百法明门论》等经典，还成为萨迦寺的“本波讲师”，也就是主持讲经的老师。藏人对这位皇族高僧很尊重，称之为“蛮子合尊”。合尊是对于出家为僧的皇室子孙的尊称。
到至治三年时，赵显已经五十二岁了，他原本可以在雪域高原得享天年。可就在这年四月，英宗下诏将他处死。
赵显被杀的原因，一般都是因为“文字狱”，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这首诗表达了他还念故国家乡的情怀，被英宗看到，认为有不臣之心，于是痛下杀手。
宋朝初年，南唐后主李煜写了一首《虞美人》，其中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被看做不臣之语，于是被宋太宗赐死。宋朝末代皇帝也死于一首诗，可谓因缘巧合。
但是，“黄金台”是大都八景之一，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也说“此宋幼主在京师所作也” 。此时赵显已经离开大都数十年，一篇旧作会让英宗起杀心吗？
还有种说法，是有占卜师向英宗提出西方有僧人反叛，英宗派人调查，发现在吐蕃有很多人跟随了蛮子合尊赵显，于是将他处死 。在至治三年三月，确实有西番参卜郎（今四川理塘北）诸族叛乱，英宗敕镇西武靖王搠思班等发兵讨伐，正好可以印证这一说法。
不过，流传最为广泛的，还是英宗进行了元朝第一起，也是唯一的一起文字狱，并用赵显祭了刀。
文字狱对于文化以及世道人心的损害无需笔者多言。英宗如果能够活下去，并最终完成改革，虽然会让元朝稳定富强，但会不会如清朝的皇帝一样，大兴文字狱，残害文人，摧毁文化？从他杀赵显一事来看，答案并不乐观。
思大有为的英宗，如果成为喜欢寻章摘句，罗织罪名的皇帝，即使他能够开创如“康乾盛世”那样的时代，笔者也难以感到欣喜。
因为那样的话，也许包罗万象，胸怀宽广的元朝将不复存在，张养浩、马致远、萨都剌、贯云石、王实甫等等璀璨的名字，也许仅仅是罹难于文字之祸的牺牲者。
史册之中的英宗是一位中道崩殂的英主，但纵观他三年的帝王生涯，优点和缺点一样醒目，天若假年，他会开创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委实难以定论。如要笔者对他有所评价，也只能抱歉的说一句：“欲称英主却又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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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之争的极致——两都之战与三帝更位
每个王朝都有兴盛和衰落，而由盛转衰的转折之处，却各不相同。有的王朝伴随着一场尸山血海的战争而走向衰落，如唐，有的王朝则是在庸君的统治之下，于不知不觉间衰象毕现，如明、清。而元王朝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则有着不同的说法。
有的史家指出，元世祖忽必烈去世后，元王朝便已经走进了衰落期；有的史家将衰落的开始定为元成宗铁穆耳去世后；有的史家则将英宗遇弑作为元朝进入衰落期的标志。
元成宗善于守成，在位期间国家安定，虽然西南动乱，但并不影响国家整体，以他的时代作为衰落期，并不合适；成宗去世后，虽然武宗、仁宗各行其是，弄得国家大政有激烈的变化，但国势并未衰退。
那么，英宗死后，捡到政变果实的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是否该作为“衰落时代的开创者”呢？
相对于仁宗、英宗的锐意改革，以漠北镇戎宗王入继大统的泰定帝确实趋于保守，没有将改革再进一步。但他基本上保留了仁、英两朝的改革成果，在朝政推行上，如同成宗一般，以“惟和”为重，尽量保持稳定。避免了因为英宗遇弑而出现的剧烈动荡，结束了武、仁、英三朝绵延不息的派系斗争。其执政期“天下无事，号称治平” 。
他原本可以如成宗一般留下一个尚可的局面交给后人，然而，在他去世后，一度平息的宫廷斗争以最激烈的方式——内战重新爆发，元王朝陷入到开国以来最严重的内讧，以至于数月之间两都大战，“三帝更位”。从此权臣把持朝政十余年之久，元王朝不可逆转的进入到了衰落期。
泰定帝的责任，恐怕仅仅在于死得太早和死的不是地方。
也孙铁木儿是成宗大哥晋王甘麻剌的长子，是英宗的叔叔。他的岁数可算是个千古之谜。按照《元史》记载，他生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那么到英宗遇害时的至治三年（1323年），就应该已经四十七岁了。但他做了五年皇帝之后，去世时却被记载“寿三十六”。《元史》错漏很多，年纪记载出问题不足为奇，但在日后的《元史本证》以及《新元史》中，也没有提出修改，实在是匪夷所思。如果按照其出生年为至元十三年的话，他去世时应该是五十二岁，但他的长子，皇太子阿速吉八其时却只有八岁，也就是四十四岁时才生了儿子，属于超级晚育，在当时的条件来说不现实。如以去世时三十六岁来论，二十八岁生儿子，虽然不算早，倒更符合情理。
而另外，也孙铁木儿的父亲甘麻剌是于大德六年（1302年）去世的，年寿四十岁，那么推论其生年应为中统三年（1262年），至元十三年生也孙铁木儿时是十五岁，以当时的情况也算合理。而如果也孙铁木儿去世时是三十六岁，那么他出生时便是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其时甘麻剌三十岁，三十岁才生长子，也算是晚育了，不过也说得过去。
这个问题无法确切考证，只能放在一边，以惯用的说法且认为英宗死时，也孙铁木儿三十一岁。
他自幼跟随父亲镇守漠北，父亲去世后袭晋王爵位。甘麻剌在成宗继位时曾试图争位，但得不到皇族和重臣的支持，只能安心做个王爷。也孙铁木儿吸取父亲的教训，从未表现出对皇位的觊觎，及至成宗去世，也没有积极运作谋取皇位，甘心拥戴答剌马八剌一系的武宗、仁宗。
可到了英宗继位，也孙铁木儿敏锐的感受到中央局势的波谲云诡，非常隐晦的做了一些部属，派自己的心腹倒剌沙之子哈散入京跟随丞相拜住，并成为皇宫宿卫，专门负责“常侦伺朝廷事机”。铁失等人的逆谋，也孙铁木儿事先便得到了消息，待到铁失派人通知弑君之后会拥立自己为帝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回京继位的准备。
但作为皇帝的叔叔，作为真金太子的长房长孙，也孙铁木儿可不愿意将自己和铁失等铤而走险的逆党扯在一起。得到铁失通知后，他故作姿态的将使者关押，并派人向英宗“告变”——虽然漠北距大都近万里之遥，告变使者无论如何不可能在事变发生前警告英宗，但这种形式是必须要有的。
至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英宗被铁失等人所弑。九月四日，逆党中人诸王按梯不花和也先铁木儿便拿着皇帝玺绶到达也孙铁木儿驻地，迎他回京继位。之间相差不到十天，可想而知联系之紧密。
拿到皇帝大印的也孙铁木儿在龙居河（今克鲁伦河）即皇帝位，是为泰定帝，改元泰定，以明年为泰定元年。自己的皇位是人家冒天下之大不韪送来的，自然要有所表示，泰定帝对于参加谋杀英宗的人几乎都给予了封赏，也先铁木儿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相，铁失为知枢密院事，诸王月鲁铁木儿袭封安西王，完者任知枢密院事，秃满任同佥枢密院事，章台任同知枢密院事，孛罗为宣徽院使。并且宣布大赦，规定除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不赦外，其余如谋反、大逆、奴婢杀主等罪概赦不问——这种大赦简直就是告诉铁失逆党，你们杀了前任皇帝，非常正确，我是不会追究你们的。
值得一提的是，泰定帝因为久镇边关，身边的近臣不是蒙古人就是回回人，缺少懂得文言的汉人儒士，而为了早定大位又不得不尽快诏告天下，于是产出了一份相当有特色的蒙古文硬译体诏书：
“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依着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甚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皇帝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着，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侄硕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众百姓每，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迤南诸王大臣、军士的诸王驸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着：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这份诏书虽然有些粗鄙不文，但却通俗好懂，真是能达到“老妪能解”的地步。其中明白说明，泰定帝是世祖忽必烈嫡孙，英宗死后，“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属于是舍我其谁的名正言顺，而且作为晋王时，无论干什么，都是“遵守正道行来”，法统和品德都毫无问题。
这种自我标榜所有的即位诏书都差不多，但泰定帝在自己的即位诏书中说得这么明白，除了广而告之之外，也是在知会铁失等人：不错，你们拥立我确实有功，该给你们的封赏我会给你们。但你们要知道，这天下是父祖留给我的遗产，不是你们这些以臣弑君，以奴杀主之辈可以随意送人的礼物。作为一向行得正走得端的人，我必须要撇清与你们的关系。
至于怎么撇清关系，那是不言而喻的：赐给他们所不想要的重赏——死。
仁宗延祐年间进士，时任监察御史的许有壬对于泰定帝封赏逆党的作为，曾有过评价，说这是因为“各贼雄据两都，或握兵权，或操省印，或在宪台，布满要地，号令百姓”，所以必须“宽恩而释其疑，使恶逆之徒，有以自安，不至狂肆” 。这自然有为泰定帝粉饰的成分，但也客观体现了泰定帝当时的想法：稳住他们，等我掌控大局后，再来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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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报仇讲究十年不晚，但君主要惩治臣下，可不需要等那么久。尤其是出身军旅的君主，更喜欢效率。
登基为帝后刚一个月零两天，泰定帝感到没必要再和逆党虚与委蛇了，他的刀骤然落下。
十月初六，泰定帝遣使至大都，以即位告天地、宗庙、社稷，就在同一天，陪伴在他身边的也先铁木儿、锁南、秃满、完者便被下令处死。紧接着，泰定帝任自己藩邸的心腹旭迈杰为中书右丞相，通政院使纽泽为御史大夫，命他们星夜赶回大都，召集众臣宣读圣旨，将铁失、失秃儿、赤斤铁木儿、脱火赤、章台等全部诛杀，并“戮其子孙，籍入家产”。
铁失因为怕被诛杀而弑君乱政，可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死于非命。和其同伙的高官乌纱还没带稳，便和脑袋一起掉了下来。
从个人角度来说，铁失简直就是如俄狄浦斯王般的悲剧人物，想要逃脱命运，而自己的所作所为最终还是走向命运的安排。
而更悲剧的是，在这个时代，身处政治舞台中间的人，似乎都会陷入到这样的轮回。英宗为了改革成功而集中兵权，结果直接导致掌握兵权的铁失弑君；而泰定帝在诛杀逆党后竭力维持朝政平稳，平衡各派政治力量，但偏偏这种平衡，导致了他死后的天下大乱。
十一月中，泰定帝一行抵达大都。这时逆臣中的首恶差不多已都被诛杀。但朝中的英宗旧臣却并不想就此罢休，中书平章政事张珪，监察御史许有壬、赵成庆、脱脱等人纷纷上疏要求彻底清查逆党，无论身份高低一律诛杀。但泰定帝认为“逆党胁从者众，何可尽诛” ，除了已杀之人，都进行了赦免或从轻处罚，如御史台经历朵儿只班、御史撒儿塔罕、兀都蛮、郭也先忽都等人，虽名列铁失一党，但只是罢官回乡。尤其是对于参与杀害英宗的诸王月鲁帖木儿、按梯不花等人，只是处以流放，一个没有杀。
至于一直作为情报负责人的心腹倒剌沙，虽然隐隐与政变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没有被处罚，而是成为朝廷新贵，中书左丞相。
曾有史家说泰定帝毕竟派自己的心腹参与了南坡之变，所以他诛杀铁失等人只是个形式，不但没有除恶务尽，反而还重用牵涉其中的“自己人”。可想而知泰定帝是得了便宜卖乖，很不干净。
而其实，泰定帝派倒剌沙之子哈散“常侦伺朝廷事机”，无非是为了优先取得情报，在宫廷斗争中占得先机。并没有真正参与到弑君行动中。他的不干净只是明知有变而坐享其成而已，不够磊落，但说不上卑鄙。让他为了证明自己而处罚倒剌沙，即使排除自断臂膀的顾虑，也毫无必要，甚至有欲盖弥彰之嫌，他何必如此呢？
而至于对铁失一党边缘成员的轻罚以及赦免参与逆谋的诸王，则实在是出于稳定的需要。
因为这个时候的大元王朝，已经没有多少资本来承受剧烈的政治震荡了。
从仁宗末年开始，元王朝便灾害不断，到英宗朝，灾害的次数和程度都更为加强，不但有水灾、旱灾，霜、雹、蝗灾也四处肆虐，遍及山东、河北、四川、湖北及江南，而因为灾荒而引起的抗税、抗粮民变也此起彼伏。英宗虽在执政的末年大力整顿吏治，并广为赈济，但因为他的突然遇害，灾害的后遗症仍然相当强烈。到泰定帝即位之后，西北各省连年爆发雨雹、地震，甚至影响到荆湖北部地区，东南从浙东到苏北沿岸不断发生海溢，华北则时而雨雹山崩，时而旱蝗。
国家大势如此，而泰定帝所面对的朝堂，却是相当诡异复杂。因为仁、英两朝的积极汉化政策，严重动摇了世祖忽必烈所创建的汉法、蒙古法、回回法杂合运用的格局，使得大量宗王、勋贵极为不满，朝廷内部矛盾日趋尖锐。而其中又夹杂着武宗系、仁宗系、答己系的党争，各派人物水火不容。如果仁宗或英宗能够完成汉法改革，彻底改变政治格局，大局原本会有起色。但仁宗半途而废，英宗掌权短暂，使得朝中臣子和地方大员，汉法派大臣和蒙古宗王、回回官员仍是分布朝野，互相较力，武宗旧臣、仁宗（英宗）旧臣等等各派势力犬牙交错，混乱不堪，如今再加上泰定帝从藩邸带来的心腹臣属集团，也要极力扩充在朝廷中的势力。蛋糕就那么大，而想分蛋糕的人很多，又都想分到大块，朝政的乱象频仍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泰定帝的首要任务，只能是保持稳定，让各派政治势力机密团结在以自己为中心元王朝新领导班子周围，各取所需，各安其位，都不闹事，天下太平。
他的年号先选定为“泰定”，后改元“致和”，可见其对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稳定的渴望。
诛杀铁失一党，是为了标榜自己的清白也是宣示天下自己得位的光明正大。这是泰定帝的第一步，之后便是安抚各派势力，让他们诚心拥戴自己。
铁失一党被杀的同时，泰定帝“召诸王官属流徙远地及还元籍者二十四人还京师”。继位后的第三个月，至治三年十二月，泰定帝将被铁木迭儿诬杀的杨朵儿只、萧拜住、贺伯颜，以及被英宗所杀的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全部予以平反昭雪，对于被罢免的王毅、高昉、张志弼以及被流放的李谦亨、成珪也全部召还录用。
被铁木迭儿冤杀的大臣自该平反，被英宗使性子冤杀的大臣也该昭雪，但英宗在位时大力打击诸王势力，很多宗王勋贵的官属被流放，大多是于法有据的。可泰定帝并不在意，无论是谁，无论什么罪名，只要是前朝受了委屈的，到了朕这里一律还给你们当初所失去的，前朝党争酷烈，天子严苛，而朕则要阳春解严霜。
对泰定帝来说，不如此，何以彰显自己取义泰和安定的年号？
平反冤狱只是安抚工作的开始。接下来便是对于朝廷和地方的前朝各派势力的妥善安置。
第一个要大加封赏的自然是自己的藩邸旧臣，这无可非议，这些人对自己最忠心，是自己掌控权力的重要力量。旭迈杰为中书右丞相，倒剌沙为中书左丞相，纽泽为御史大夫，马某沙、撒的迷失为知枢密院事、马思忽为同知枢密院事。这些在泰定帝还为晋王时便随侍左右的蒙古、回回大臣成为泰定帝朝廷的核心班底。
其二便是宗王贵族，这些金枝玉叶在英宗朝被压抑得够呛，一口气已经憋得够久，实在需要好好的宣泄一下。泰定帝恢复了被英宗停发的宗王赏赉，也大方的将仁宗、英宗时代一降再降的赏赐额度提高，一次性便赏赐金七百余锭、银三万三千锭，钱及币帛若干。这个赏赐虽然比不上当年成宗、武宗的豪奢，甚至比仁宗还少了不少，但比起英宗来说，金的赏赐高出七倍，银的赏赐高出两倍，已经足以让大家满意。然后，泰定帝也拿出当年武宗的办法，封赐王爵，成吉思汗叔叔答里台的后裔买奴被封为宣靖王，镇南王脱欢之子宽彻不花为威顺王，阔阔不花为靖安王，并让他们分别出镇益都、湖广和陕西。元代宗王出镇，一般都是在边关，而在内地则并不设立。泰定帝在内地大力推广宗王出镇，是以损害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为代价而增加诸王的权益，这也就明白的告诉了和他流着同样血脉的亲戚们：朕把自己的本该独享权益都拿出来和你们分享了，你们的怨气总该消了吧。
其三是英宗旧臣。虽然英宗在位短暂，但在他身边也形成了颇有实力的班底，以拜住为首，还有中书平章政事张珪、王居仁，以及王约、王结、许有壬等儒臣。随着拜住和英宗一起被杀，这一集团失去了实权人物，但其声望却在朝野非常之高。泰定帝对于这一集团非常优礼，继续留任张珪、王居仁，对于王约等人也以“三老”之名进行尊礼，奉诏商议中书省事。
最后，便是武宗旧臣。这一支力量在仁宗朝受到强力打击，但被消灭的基本上是武宗设立尚书省所重用的理财文臣，而武宗夺取帝位的西北军事贵族则只是暂时离开了政治中心，仍在军界有着极大的实力。这派人以钦察人燕帖木儿、蔑儿乞人伯颜为首。燕帖木儿是名将床兀儿第三子，少年时便是武宗宿卫。父亲去世后，袭父职任左卫亲军都指挥使。伯颜也是从少年便跟随武宗的骁将，仁宗、英宗两朝历任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陕西行台御史大夫等职。泰定帝对他们也大力笼络，燕帖木儿先被提拔为太仆卿，后又升迁为佥枢密院事。伯颜则被任命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佩虎符，节制江淮诸军。而在武宗朝曾任中书参知政事的理财专家、回回人乌伯都剌在英宗朝被贬为甘肃行省平章政事，这回也被调回中央，提拔为中书平章政事，成为泰定帝重要的理财之臣。
该平反的平反了，该封赏的封赏了，该抚慰的抚慰了，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各派政治势力在泰定帝治下或多或少的都分得了蛋糕的一块，虽然互相还有太多不满，但对于皇帝，都只能感恩戴德。
党派的事摆平了，泰定帝开始全力应付不断地天灾，混乱的经济和此起彼伏的民变了。
他要向世人证明，都是真金太子的后裔，甘麻剌一系绝不比答剌码八剌一系差。
【正文】
元代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可算是空前，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曾大略统计了元代的灾害次数，其中有水灾九十二次，旱灾八十六次，雹灾六十九次，蝗灾六十一次，歉饥五十九次，地震五十六次，风灾四十二次，霜雪二十八次，疫灾二十次。不过，后又有学者对邓先生的统计进行了核查，发现其数字统计过少，其最高数还不如江西一省在元代的灾害次数 。但即使以邓先生的数据，也足以使之感慨：“可知元代之灾况，较其前之任何朝代，皆严重多矣。”
人类对自然灾害，预防只能起作用于部分种类，如水灾，其他灾害，基本上只能灾来挺着，灾后赈济。
中国的民间赈灾一向很发达，但也只能作为政府赈灾的补充，政府赈灾是否及时，是能否维持稳定的关键。
泰定帝渴望稳定，但他的执政期，灾害接连不断，一刻也不让他消停。笔者在这里罗列泰定元年的基本灾害情况，比较繁杂，不感兴趣的读者可略过，但只要扫上几眼，便可知泰定帝时代的元帝国实在是多灾多难：
泰定元年正月，广德、信州、岳州、惠州、南恩州民饥，发粟赈之。
二月，绍兴、庆元、延安、岳州、潮州五路及镇远府、河州、集州饥，发粟赈之。
三月，临洮狄道县，冀宁石州、离石、宁乡县旱，饥，赈米两月。
四月，木怜撒兒蛮部及北边蒙古户饥，赈粮、钞有差。
五月，袁州火，龙庆、延安、吉安、杭州、大都诸路属县水，民饥，赈粮有差。
六月，大司农屯田、诸卫屯田、彰德、汴梁等路雨伤稼，顺德、大名、河间、东平等二十一郡蝗，晋宁、巩昌、常德、龙兴等处饥，皆发粟赈之。大同浑源河，真定滹沱河，陕西渭水、黑水，渠州江水皆溢，并漂民庐舍。宣德府、巩昌路及八番金石番等处雨雹。河间、晋宁、泾州、扬州、寿春等路，湖广、河南诸屯田皆旱。
七月，奉元路朝邑县、曹州楚丘县、大名路开州濮阳县河溢，大都路固安州清河溢，顺德路任县沙、沣、洺水溢，真定、广平、庐州等十一郡雨伤稼，龙庆州雨雹大如鸡子，平地深三尺，定州屯河溢、山崩，免河渠营田租。大都、巩昌、延安、冀宁、龙兴等处饥，赈粜有差。
八月，秦州成纪县大雨，山崩，水溢，壅土至来谷河成丘阜。汴梁、济南属县雨水伤稼，赈之。延安、冀宁、杭州、潭州等十二郡及诸王哈伯等部饥，赈粮有差。
九月，奉元路长安县大雨，沣水溢，延安路洛水溢，濮州馆陶县及诸卫屯田水，建昌、绍兴二路饥，赈粮有差。
十月，延安路饥，发义仓粟赈之，仍给钞四千锭。广东道及武昌路江夏县饥，赈粜有差。河南廉访使买奴坐多征公田租免官。
十一月，河间路饥，赈粮二月。汴梁、信州、泉州、南安、赣州等路饥，赈粜有差。嘉定路龙兴县饥，赈粮一月。大都、上都、兴和等路十三驿饥，赈钞八千五百锭。
十二月，察罕脑兒千户部饥，赈粮一月。延安路雹灾，赈粮一月。温州路乐清县盐场水，民饥，发义仓粟赈之。两浙及江东诸郡水、旱，坏田六万四千三百余顷。
泰定帝执政五年，可在第一年老天爷便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每个月都来场灾变，让他穷于应付。
一年之中尚且如此，五年执政期有多少灾变也就可想而知。
天灾也往往伴随着人祸，随着灾害不断，各种民变也此起彼伏。
泰定元年（1324年）五月，有宾州方二之乱；七月有思州平茶杨大车、酉阳州冉世昌之乱；十二月有夔路容米洞蛮田先什用等九洞之乱。
泰定二年（1325年）五月，有柳州徭和浔州平甫县徭之乱，达鲁花赤都坚、都监姚泰亨在镇压变乱中战死；六月有河南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发动叛乱，直到十二月方才平息；十月有播州凯黎苗之乱。
泰定四年（1327年），有苗人祭伯秧之乱。
致和元年（1328年）五月，广西普宁县僧人陈庆安聚众起事，并建号改元。
面对灾荒，泰定帝并不吝惜府库中的钱粮，有灾必赈，而对于民变，泰定帝也并不手软，派兵严厉镇压。他将很多宗王分镇各地，虽有封赏之意，但加强地方控制，以宗王坐镇镇压民变，则是他向宗王们索要的回报。
因灾害无法谋生，百姓便会追随不安分者铤而走险，赈灾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才能使得民变无法发展壮大，成为颠覆王朝的燎原大火。
“泰定之世，灾异数见”，却能够“天下无事，号称治平”，泰定帝君臣的努力总算是有效果的。
但是，这就牵扯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无论是赈灾还是打仗，都是需要大量的钱财，何况，泰定帝不吝惜钱财不仅表现在国计民生上，对于宗王勋贵的赏赐、庙宇的修建以及自己的享受（如中买宝物）也都大慷其慨。而仁、英两朝留下的财政状况却很不乐观，钱从何来？
前文说过，武宗即位花钱大手大脚，不得不用发行新钞票来化解财政危机。而仁宗继位，废止了武宗颁行的至大交钞，从延祐三年开始，一直用压低钞币发行额来抽紧银根，控制物价上涨。
可到了延祐六、七年，因为延祐经理的失败，财政状况每况愈下，仁宗不得不增加钞币发行额来弥补收支亏负，结果引起又一次通货膨胀。这次通胀一直延续到英宗末年，英宗即使想改变也没有时间。
泰定帝继位，处处都要花钱，而又面对灾变不断，那么就必须平抑物价并在缩紧银根的基础上增加国库收入。
既不能再发行更多的货币，又要平抑物价，还要增加收入。
这事情很难。
但泰定帝做到了。
当然，并不怎么懂经济的泰定帝自己没有这个能耐。完成这个艰巨使命的，是他一力重用的回回大臣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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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理财派和汉法派之争贯穿始终，因为有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再加上理财派大都为色目官员，理财派往往被指斥为奸臣。从世祖朝的阿合马、桑哥、卢世荣到武宗朝的脱虎脱、三宝奴无不如此，泰定朝的旭迈杰、倒剌沙、乌伯都剌等人，自然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被称为“专权自用，疏远勋旧，废弃忠良，变乱祖宗法度，空府库以私其党类” 。
历史上的党争往往是成王败寇，理财派因为种种原因总是失败者，“众恶归焉”便没什么奇怪。不过，人性是复杂的，善恶并不能截然分开，政治人物的作为，也并不能总是简单的予以黑白的判断。
泰定帝重用回回大臣，确实属于“用人唯亲”——大力提拔自己的藩邸旧臣，使得汉人儒臣们对“时相多西域人”极为反感。但面对泰定帝执政期不断的天灾和不尽如人意的财政状况，这些回回大臣们作出了相当贡献，维持了经济的稳定。
在他们的主持下，泰定帝恢复了仁宗朝减少印钞数的措施，缩紧银根，使得物价平抑。但朝廷的“钞本”不足，储蓄不够，如何能够缩紧银根？泰定众臣奏请实行了拿出两条方案，其一是“盐课增价”，提高盐税。其二是“富民入栗拜官”的制度，将一批中下级官位出售，“二千石从七品，千石正八品，五百石从八品，三百石正九品，不愿仕者旌其门。” 从而获得大量财富，不但使得府库得以充盈，还可用于赈济灾民。另外，加大南粮北运的运量，平抑京畿物价，稳定民间市场。
虽然“盐课增价”，“皆足以厉民矣”，而“富民入栗拜官”更属于卖官鬻爵，但也不失为解决燃眉之急的办法。
原本喧腾的物价终于得到平抑，跌落到延祐六、七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还低于腾贵前的价格水平。如盐引，仁宗朝官定价格是一百五十两钞一引，泰定二年便下跌到钞一百二十五两。
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作为宰辅的回回大臣们也并没有破坏已经实行的汉法。泰定元年，泰定帝册立长子阿速吉八为皇太子，并马上遵从大臣的建议“如裕宗故事，择名儒辅太子，敕中书省臣访求以闻”，让儒学大师来教导太子读书，准备将太子培养为真金那样的继承人。
同时，泰定帝自己也在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将世祖朝开始的名儒向皇帝进讲帝王之道的作法，正式定为经筵制度，让张珪、赵简、吴澄、邓文原、虞集、王结、忽都鲁都兒迷失等蒙汉儒士担任进讲官，讲解《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
仁宗朝开始的科举，泰定帝面对朝廷中“有欲罢科举法者”的议论，听取了礼部尚书曹元用“科举取士之法，当革冒滥，严考核，俾得真才之用” 的建议，继续坚持。泰定元年三月便开科举士，八剌、张益等八十六人中举；泰定四年三月，再次开科，又有阿察赤、李黼等八十六人金榜题名。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泰定帝和他的回回宰辅们，十分重视行政效率，在处理政事上也很能听得进儒臣的意见。英宗旧臣许有壬每次朝议，都要“屡争事得失”，旭迈杰等丞相也能够认真听取，“汛扫积滞，几无留牍”，迅速作出处理。至治元年进士，先后担任礼部郎中、吏部侍郎的宋本也由衷的感叹：“此贞观、开元间议事也。”
但他们的这些作为，并没能逃脱“奸臣”的骂名。
这虽然有党同伐异的原因在内，但他们对泰定帝私欲的纵容和自己私利的撷取，却也是洗刷不掉的污点。
泰定帝非常信佛，为了表示虔诚，四处修建寺院，大做佛事，并四处置办采买宗教仪式用品，乃至“建西山寺，损军害民，费以亿万计；刺绣经幡，驰驿江浙，逼迫郡县，杂役男女，动经年岁，穷奢致怨”。做佛事的排场更是远超前代，“一事所需，金银钞币不可数计，岁用钞数千万锭，数倍于至元间矣。”——旭迈杰、倒剌沙、乌伯都剌等人完全没有谏止，反而想方设法筹钱供皇帝花销。
泰定帝非常喜欢海外宝石，极为重新开始了“中买宝物”，“中书乃复奏给累朝未酬宝价四十余万锭，较其元直（值），利已数倍，有事经年远者三十余万锭，复令给以市舶番货，计今天下所征包银差发，岁入止十一万锭，已是四年征入之数，比以经费弗足，急于科征。” ——泰定帝的回回宰辅们都是出身西域，与西方豪商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皇帝的这项爱好自然大加逢迎，“西域富贾以其国异石名曰瓓者来献，其估巨万，或未酬其直（值）”。
泰定帝主张稳定，刑罚提倡宽松，右丞相旭迈杰便将之“发扬光大”，什么样的重罪到他这里都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时宿卫士自北方来者，复遣归，乃百十为群，剽劫杀人桓州道中”，这是杀人越货的重罪，却“旭迈杰奏释之”。
“蒙古千户使京师，宿邸中，适民间硃甲妻女车过邸门，千户悦之，并从者夺以入”，这是强抢民女的重罪，苦主“泣诉于中书”，得到的结果却是“旭迈杰庇不问” 。
“辽王脱脱……杀亲王妃主百余人，分其羊马畜产，残忍骨肉，盗窃主权，闻者切齿”，竟然“今不之罪，乃复厚赐放还，仍守爵土”。
“武备卿即烈，前太尉不花……令鹰师强收郑国宝妻古哈，贪其家人畜产，自恃权贵，莫敢如何” ，这是依仗官位霸人妻子，夺人财产，“事闻之官，刑曹逮鞫服实，竟原其罪”后，结果却是不了了之。
“宽仁慎刑”确实是仁政的表现，“胜残去杀”也是仁君的气度。但这一切必须要有底线，也就是不能放弃“惩恶扬善”和“违法必究”的根本。如果杀人越货、夺人妻女、残杀族人、抢人财产这些罪行都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国家的法律岂不是形同虚设？这样的来维持稳定岂不是本末倒置？
儒臣们评价这种作为是“刑政失度，民愤天怨”，再加上与生俱来的偏见，对回回宰辅们自然大加指斥。
何况，作为儒臣领袖的宰相张珪，曾给泰定帝上了一份奏章，洋洋洒洒近五千言，历数“弑逆未讨、奸恶未除、忠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赏罚不公、赋役不均、财用不节、民怨神怒”种种弊政，希望泰定帝能够改正，得到的结果却是简单的三个字“帝不从”。张珪再次痛陈：“臣闻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应天以实不以文，动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应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议，乞悉行之”。可仍然是“帝终不能从”。
张珪的言论，代表着众多儒臣的心意，他的上疏被拒，也代表着儒臣集团的郁郁不得志。
自己不得志，又看到心目中的政敌如日中天，自然更增加几分怨愤。
张珪在上疏后不久，便告病回乡，虽后又多次被封爵赐官，但也不再愿意参与朝政。泰定四年十二月，张珪在家中一病不起，终年六十五岁，永远的退出了政治舞台。
虽然张珪在病重期间获得了泰定帝相当丰厚的慰问，“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国公、经筵如故”，不久又打算起用为“商议中书省事”，去世后更是钦命“上蔡国公印”。但相对于英宗追赐李孟的哀荣——“赠旧学同德翊戴辅治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文忠”，无疑显得凄凉很多。
这也是泰定朝儒臣们的写照，仁、英两朝时昂扬进取的精神已不存在，剩下的只有汉法尚未失坠的庆幸和在待遇上聊胜于无的慰藉。
【正文】
纵观泰定帝执政的五年，不得不说他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执行了恰当的政策。在英宗被弑后一触即乱的局面中，他抚平党争、安定地方、清理财政、保境安民。而且，他在保留了汉法改革成果的同时，用儒者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也远远不似武宗一般，由镇戎宗王入继大统后大力复兴蒙古旧制所能相比。
我们有理由相信，泰定帝的计划，是要在自己这代彻底稳定帝国，然后将一个完好的江山交给由名儒教育出来的接班人。让他去继续仁宗、英宗所未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他在位不是五年，而是十五年，或者是十年，元王朝的前景也许会光明很多。
但是，所谓天不遂人愿，虽然泰定帝的年龄还是个谜，但他仍没能摆脱从武宗开始的在位短暂的宿命。
从史册上，我们看不到泰定帝有贪酒好色的毛病，这与他的前任和后任大不相同，但其在为五年而亡，也许可以推断，他的寿命并不是三十六岁，而是五十二岁，这个年龄去世，在古代，算是很正常了。
泰定五年，泰定帝在围猎时患病——也许是受了伤。是年二月，泰定帝改元致和，以当年为致和元年，这似乎是为了用改元来冲喜，祈祷病体早愈。
三月，泰定帝下令巡幸上都，皇后、太子，丞相倒剌沙等人陪侍。
也许是病情并不沉重，泰定还想着到上都游玩；也许是感到来日无多，想到更有草原气息的上都重温一下在草原故乡的时光。泰定帝在生病之际做出的这个决定，非常符合情理。
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作为用安抚手段而不是根除的手段压制朝廷各派的皇帝，他在位的短短五年还远没到将一切用时间平复的程度。
皇帝病重，而又远离国家根本之地，那些只是暂时蛰伏的各派势力岂能不有所动作？又会使多少野心家蠢蠢欲动？
何况，早在泰定帝身体康健，牢牢掌控朝政的时候，各派势力暗地里的活动也从未停止。
泰定三年，泰定帝潜邸旧臣，时任中书右丞相的旭迈杰病逝。其人虽然纵容泰定帝的私欲，又喜欢法外施恩，导致“刑政失度”，但作为首相也还谨慎、尽职。他死后，塔失帖木儿接任中书右丞相，但不过是个摆设，朝政大权都掌握在左丞相倒剌沙手中。其人虽然理财很有一套，但却相当跋扈，被称为“弄权”，惹得朝野侧目。
英宗旧臣，曾被英宗赏识的怯薛任速哥便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对其他各派的“统战工作”。
他首先找到了平章政事速速，密谋道：“先帝之仇，孤臣朝夕痛心而不能报者，以未有善策也。今吾思之，武宗有子二人，长子周王，正统所属，然远居朔方，难以达意。次子怀王，人望所归，而近在金陵，易于传命。若能同心推戴，以图大计，则先帝之仇可雪也。”
对任速哥来说，泰定帝诛杀铁失等人，并不能洗清自己参与逆谋的嫌疑。在他心中，当今的天子，便是杀害先帝的主谋。可英宗死时太年轻，还没有子嗣，仁宗一系绝统。那么，只有拥立武宗的儿子们来推翻泰定帝，才能复仇。而平章政事速速，也是武宗旧臣，对这番言论自然“深然之”。
可两人一为文臣，一为无职的闲散人员，这样的大事，都是有心无力。于是便开始统战武宗旧臣中的领军人物，掌有兵权的燕帖木儿。
燕铁木儿是钦察贵族，其祖父土土哈、其父亲床兀儿都是威震边疆的名将，在平乃颜之乱、对抗西北察合台、窝阔台汗国等等战役中都立下奇功。他自己自幼就是武宗的宿卫，参与了武宗的一系列战斗，颇有将才。
其家族在武宗朝颇为显赫，但在仁、英两朝时受到冷落。而到了泰定朝，燕帖木儿先是加太仆卿，后又迁同佥枢密院事，成为实权人物。因此对泰定帝还颇有知遇之情。刚听到任速哥和速速的密谋，还是“闻之矍然”，并不买账。但任速哥屡屡相劝，指出：“天下之事，惟顺逆两途，以顺讨逆，何患不克。况公国家世臣，与国同休戚，今国难不恤，他日有先我而谋者，祸必及矣。” ——你不要忘了，对当今皇上不满的可不光我们这帮人，要做大事就得趁早，一旦被别人抢了先，后悔都来不及了。
燕帖木儿也知道，无论是泰定帝在位，还是日后太子继位，自己这些武宗旧臣都是要逐渐边缘化的，想要大富大贵，只能从险中求——拥立武宗的儿子承袭帝位。
泰定帝以为自己分蛋糕很公平，但他忘了，毕竟自己的心腹们拿到的那块最大。别的派系都会不满。
于是，在燕帖木儿的多方联络下，众多希望获得更多蛋糕的人聚集在他身边，这股势力如滚雪球一般迅速壮大，遍布朝野。
在朝廷中，既有世祖忽必烈庶子，平西王奥鲁赤的后人，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以及诸王满秃、阿玛剌台等，还有太常礼仪使哈海，宗正府断事官阔阔出、中书右丞赵世延、前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明里董阿、前宣政使答里麻失里、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太子詹事塔失海涯、前陕西行省参知政事王不怜吉台、翰林学士承旨亦列赤、通政院使寒食等等。
而在地方大员中，有燕铁木儿的叔父，屯防辽东的东路蒙古军元帅府元帅不花帖木儿、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颜、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高昌王铁木儿补化、镇守武昌的威顺王宽彻不花等。
仁宗、武宗旧臣，宗王亲贵，地方实力派，各种势力拧成一股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颠覆势力，暗中将矛头指向泰定帝朝廷。
不过，只要泰定帝在世，这股势力还只能暗中准备，绝不敢造次。只要皇帝发觉一点端倪，伸出手去予以镇压，那么，这看似强大的联盟会毫无悬念的土崩瓦解。
毕竟，皇权至高无上，皇帝与臣子的实力对比过于悬殊，这是燕帖木儿等人无法克服的软肋。
然而，致和元年，泰定帝在病中巡幸上都，将皇后、太子、中书左右丞相以及最忠于皇室的怯薛、诸卫大军带走护驾。而且，进燕帖木儿为金枢密院事，并让他领“总环卫事”，也就是负责大都的卫戍和治安。这等于给了燕帖木儿一党最好的起事时机。
泰定帝起驾时，诸王满秃等人随侍。临走前，满秃对燕铁木儿道：“今主上之疾日臻，将往上都。如有不讳，吾党扈从者执诸王、大臣杀之。居大都者，即缚大都省、台官，宣言太子已至，正位宸极，传檄守御诸关，则大事济矣。” ——我看皇上的病是好不了了，一旦晏驾。我们这些人在上都将扈从诸王、大臣杀掉，劫持太子回到大都，由你接应，立武宗之子为帝，布告天下，大事可成！
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当然，最主要的条件是泰定帝“如有不讳”，要是泰定帝突然好了，那么计划也就全盘取消。
燕帖木儿心领神会，从銮驾北走之后，他就开始焦急的等待着消息。
四个月后，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终于病逝于上都。燕帖木儿一党起事的时机到来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一旦发动，泰定帝一系实在没有多少机会。
不过，做为泰定帝生前最倚重的大臣，在皇帝去世后更有责任安排朝政的左丞相倒剌沙原本有着扼杀这一切于摇篮的机会。
如果他能够在泰定帝刚一去世，便宣布皇太子阿速吉八继位，改元继统，布告天下，形成大势安稳的局面。那么，人心思定，燕帖木儿一党即使发动，也必会陷入极为不利的局面。
然而，倒剌沙在泰定帝在时便喜欢弄权，对于权力极为热衷。现在见老主子去世，正好给自己过把最高权力的瘾。于是。“专权自用，逾月不立君，朝野疑惧。”
倒剌沙明显没有察觉到燕帖木儿等人的密谋，他过足了瘾，却耽误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到了八月，在一片“朝野疑惧”的氛围中，燕帖木儿不失时机的出手了。
【正文】
不过，计划仍是有了改变。按原计划，应该是诸王满秃等人先在上都发动，然后燕帖木儿予以接应。可倒剌沙虽然没有看出政变的端倪。却把上都控制得死死的，满秃等人毫无下手的机会。
政变这种事是要讲究出其不意，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泰定帝去世已经一个月，燕帖木儿也迟迟没有动手，应该也是在等待上都的消息。既然盟友无法指望，他只好自己放头炮。
燕帖木儿知道，自己一旦动手，上都的同志们可就危险了。成大事不能不有所牺牲，但亲人还是要顾及的。泰定帝巡幸上都之时，燕帖木儿的弟弟撒敦、儿子唐其势也随侍而去，应该是为了配合满秃的行动。现在是用不着了，燕帖木儿秘密派人把他们召了回来——至于其他人，只能自求多福吧。
大都的卫戍部队此时都掌握在燕帖木儿手中，要发动政变可说易如反掌。八月四日，燕帖木儿率族党阿剌帖木儿、纳只秃鲁等人进入兴圣宫，召集百官，公开宣布：“祖宗正统属在武皇帝之子，有不顺者斩” ！
泰定帝后期，掌管朝政的是三驾马车：中书左丞相倒剌沙、平章政事乌伯都剌，还有世祖名臣赛典赤•瞻思丁的孙子，平章政事伯颜察儿。这次出巡，乌伯都剌和伯颜察儿都留在大都，这也算是泰定帝稳定朝局的安排，可这只能是针对正常情况，二位理财能手处理朝政毫无问题，要对付真刀真枪的武装政变，却是全无能力。燕帖木儿图穷匕见，他们便被武士当庭羁押下狱。同时被下狱的，还有中书左丞朵朵，参知政事王士熙，参议中书省事脱脱、吴秉道，侍御史铁木哥、丘世杰，治书侍御史脱欢，太子詹事丞王桓等，忠于泰定帝的大都留守大臣遂被一网打尽。
紧接着，燕帖木儿重新组织了政府，任命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为中书左丞相，太子詹事塔失海涯为中书平章政事，前湖广行省右丞速速为中书左丞，前陕西行省参知政事王不怜吉台为枢密副使，并命中书右丞赵世延、翰林学士承旨亦列赤、通政院使寒食分典机务，与自己一起掌控朝政。同时，“征诸卫兵屯京师，下郡县造兵器，出府库犒军士”， 派重兵防守居庸关(今北京昌平北)、卢儿岭、白马甸(今北京密云北)、泰和岭、碑楼口、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迁民镇(今河北山海关)等长城关隘，增兵驻守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准备全面对上都开战。
短短数天之内，作为元王朝首都的大都便彻底成为燕帖木儿反对泰定帝一系的大本营。
政府班子安排好了，就该有请老板来坐镇了。燕帖木儿即派明里董阿、答里麻失里驰驿江陵，前去迎接武宗次子、怀王图帖睦尔。同时，密谕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颜，让他整备兵马，用精兵扈从怀王入京。
图帖睦尔现年二十四岁，作为武宗儿子，因为武、仁时代的宫廷斗争，自幼便饱经患难。十一岁时，哥哥和世剌因为被废掉储位而掀起反旗，结果战败逃亡察合台汗国，所谓唇亡齿寒，哥哥的遭遇让图帖睦尔一直活在不安的阴影中。至治元年五月，有人向英宗皇帝状告图帖睦尔与朝臣勾结，图谋不轨，于是被流放海南岛。
现在海南岛虽是旅游胜地，新开发区，但那里的炎热潮湿仍让很多北方人难以忍受，何况数百年前，生活条件更糟。十五岁的图帖睦尔被流放到那里，其苦状可知。
直到泰定帝继位，图帖睦尔才被召回，但回京路上到潭州（长沙）时便要求不许再走，滞留还几个月，又体验了一下湖南火炉的滋味，之后才被允许还京，受封为怀王，过上了安稳日子。然而，安稳没多久，一年后又被命令迁往建康——真所谓席不暇暖，颠沛流离。
而到了泰定帝去世的迁徙，图帖睦尔王爷终于经历了一次最令他高兴的播迁。燕帖木儿等人为了发动政变，怕倒剌沙察觉对他不利，暗中派人将他安置到江陵。
就在燕帖木儿率人控制大都后的第十天，特使派明里董阿、答里麻失里赶到江陵，随即保护着怀王北上。
到达汴梁后，河南行省平章伯颜这时早已将河南忠于泰定帝的官员平章曲烈、参政脱烈台等人处死，“征发民丁，增置驿马，补城橹，浚濠池，修战守之具”，将河南建设成了拥立怀王的大后方。怀王到达后，伯颜亲自率领五千精兵护送一行北上大都。
八月二十七日，怀王一行到达大都，入居大内。
至此，燕帖木儿的“大事”已经成功了一半，下一步就要看如何对付上都了。
而在上都，忠于泰定帝的诸王和大臣们又在干什么呢？
他们的反映倒也不慢。
惊闻大都的事变，中书左丞相倒剌沙便会同梁王王禅（甘麻剌次子松山之子）、湘宁王八剌失里（甘麻剌第三子迭里哥儿不花之子）、辽王脱脱（成吉思汗幼弟帖木格后裔）诸王失剌、诸王也速帖木儿等人加紧了对于上都的控制，并调集兵马准备反攻大都。
这一加紧控制，免不了要调查一下在上都中是否有逆党同谋。诸王满秃等人原本是这次事变的主谋，又负有首先发动的责任，所谓反迹已露，被揪出来并不费事。很快，诸王满秃、阿马剌台，宗正扎鲁忽赤阔阔出，前河南行平章政事买闾，集贤侍读学士兀鲁思不花，太常礼仪院使哈海赤等十八人被发现“同谋援大都”，全部逮捕处死。
大都政变集团在上都的别动队，全军覆没。
燕帖木儿铲除了所有大都的泰定系大臣，倒剌沙消灭了所有上都的武宗系大臣，双方都不可能用中心开花的方式击败对方，只能靠各自掌握的兵力决战疆场了。
八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怀王图帖睦尔来到大都前六天，倒剌沙作为上都方面的总指挥，与辽王脱脱留守上都，而将其他诸王、将军、大臣全部派出，分兵四路南下，气势汹汹逼向大都。
其中，梁王王禅进军居庸关，诸王失剌进攻古北口，诸王也速帖木儿进攻辽东迁民镇，湘宁王八剌失里等则绕道山西，与陕西军队相配合,向东回攻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 。
在上都一方，拥有随驾怯薛、诸卫大军，并得到辽东诸王、湘宁王八剌失里、赵王马扎儿罕以及陕西行省和行台支持，兵力颇为雄盛。倒剌沙的四路并进，迂回包抄战略，这是基于兵力充足而制定的。他深知燕帖木儿虽然掌握了大都，但兵力有限，一旦分兵据守，必然陷入被动。四路大军只要有一路夺关成功，大都便指日可下。
然而，自幼便在军中摸爬滚打，继承了祖父、父亲名将素质的燕帖木儿却并不会如倒剌沙所愿。他的家底，是以左卫亲军、钦察卫、阿速卫为基础,利用“总环卫”而临时拼凑、征集的军队。虽然钦察、阿速两卫战斗力很强，但数量不足，真要是分兵据守，层层防御，那必然是左支右绌，难以招架。
他采取了后世后金可汗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的策略：“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加强长城各关隘防守,并把部队主力收揽于麾下,采用迅速转移奔袭的方式，集中优势兵力积极以攻为守。
博弈的双方摆好了阵势，各自都发挥了己方的强项，难分优劣。剩下的，就看具体打仗的人手段如何了。
八月二十四日，两都之战正式爆发。
是日，上都军诸王失剌率领所部最先进至宜兴(今河北滦平北) ,立足未稳，便遭大都方面枢密院同知脱脱木儿阻击，失剌败走，其平章政事乃马台被擒获。
这边刚刚胜利，上都军梁王王禅、右丞相塔失帖木儿便率军进至榆林(今河北怀来东) ,势头凶猛。燕帖木儿闻警，立即率主力于九月一日越过居庸关，迎头猛攻王禅，王禅不敌败退。
打了几天的仗，虽然屡屡胜利，但燕帖木儿已感到上都方的优势不仅是兵力雄厚，更在于占有大义名分，“泰定初立之年，即立阿剌吉八为太子，至是五年，名分已定” ，而自己拥立武宗之子，毕竟是作为臣子对泰定帝的反叛，“天历起兵,实为叛逆” ，军事毕竟是政治的延伸，政治上站不住脚，军事上无数次的胜利都无法承担一次失败的结果。他明白，“扰攘之际，不正大名，不足以系天下之志”。
于是，在击退秃满迭儿后，燕帖木儿返回大都，“与诸王大臣伏阙劝进”，请怀王图帖睦尔继承帝位。
这时的图帖睦尔与当年的仁宗很相似，受了那么多年的苦，他何尝不想荣登九五？但自己的亲哥哥和世剌还在北方，论长幼有序，怎么也该哥哥先当皇帝。于是，他推脱道：“大兄在朔方，朕敢紊天序乎？”
燕铁木儿马上反驳：“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一或失之，噬脐无及。”——这种紧要关头，还能讲究那些繁文缛节？名分不定，我们就总戴着个叛逆的帽子，天下人心就不会倒向我们这边。
这个理由十分充分，再不答应就是矫情了。图帖睦尔于是道：“必不得已，当明诏天下，以著予退让之意而后可。”——虽然不得以来当皇帝，但要让天下人都知道，等大势底定，可是要把皇位让给哥哥的。
作为政治人物，厚黑学是必须的素质，如果脸皮够厚，便可避免黑心去做见不得人的事。图帖睦尔如果不是摆出礼让的样子，而是当仁不让继承皇位，不管哥哥，虽然不怎么要脸，但日后便不会出现“明文禅替”的兄弟相残，落得个杀兄的骂名，最后被侄子清算，子嗣不得善终。“厚”与“黑”应如何取舍，实在是很需要细细思量的。
在众臣的劝进下，九月十三日，怀王图帖睦尔在大都大明殿即皇帝位，是为文宗，“札牙笃汗”，改元天历。并以致和元年为天历元年，直接否定了泰定帝的合法性。
皇帝既然确立，就要大赏功臣。燕铁木儿作为定策首功，被封为为太平王，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并赏赐大量的金银宝物。其他功臣也各有丰厚的封赏。
可是，正当大都城里君臣其乐融融之时，前方战报传来，上都军辽阳行省平章政事秃满迭儿所部已于九月三日攻破迁民镇，并一路由东向西挺进，威逼大都了！
【正文】
就在燕帖木儿想到要“正大名”拥立文宗的同时，上都的倒剌沙也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力瘾，将泰定帝的皇太子阿速吉八扶上皇位，改元天顺，是为天顺帝。
从世祖时期的昔里吉之乱后，大元朝第二次同时出现了两个皇帝。
皇帝一立，拥护上都的将士们也就有了主心骨，士气顿时也高涨起来。虽然有了一路失败，其他几路仍气势汹汹。秃满迭儿所部便是高歌猛进，攻破了迁民镇。
兵来需将挡，登基大典只能草草结束。燕帖木儿二话不说，立即与弟弟撒敦赶赴三河(今属河北) 、蓟州(今天津蓟县)拦截，双方一场激战，秃满迭儿难敌燕帖木儿兄弟的勇猛，所部败退。
这边刚击退敌军，没等喘口气的燕帖木儿又收到战报：上都军梁王王禅所部趁他和秃满迭儿交战之时，大举南下，于十六日袭破居庸关，大都再次告急。
怎么办，掉头再战吧。
燕铁木儿以脱脱木儿屯驻蓟州，自己率主力西返。二十日在榆河(今温榆河)截住王禅军，此时王禅军领军将领是枢密副使阿剌帖木儿、指挥忽都帖木儿。燕帖木儿挥军迎头痛击。自己身先士卒，亲自舞刀杀入敌阵，重伤阿剌帖木儿，而忽都帖木儿也被部将和尚所伤。上都军损了主将，顿时混乱败退。燕帖木儿乘胜追击，先在横跨榆河的红桥之上将重组阵型的上都军击溃，之后又在白浮之野(在今北京昌平东北)追上“复合”的上都军，两军再次鏖战，“周旋驰突，戈戟戛摩”，燕帖木儿仍是身先士卒，亲手斩杀七名敌人，上都军再次崩溃。
连续三次大败，梁王王禅倒未气馁，重新收拢败兵扎下营寨，与燕帖木儿对垒，意图将其牵制于此，策应其他几路友军。可燕帖木儿第一夜命部将“阿剌帖木兒、孛伦赤、岳来吉将精锐百骑鼓噪射其营”，王禅军“互自相击，至旦始悟，人马死伤无数”。第二夜，燕帖木儿“又命撒敦潜军绕其后，部曲八都儿压其前，夹营吹铜角以震荡之”，王禅所部再次“自相挝击”，死伤枕籍，终于彻底丧失士气，全面溃散。燕帖木儿兜后猛攻，“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梁王王禅单骑逃走。
激战六昼夜后，九月二十六日，居庸关被燕帖木儿收复。
居庸关的胜利尚未庆贺，古北口方向又再吃紧。
就在燕帖木儿彻底击败王禅的同一天，上都军知枢密院事竹温台所部攻破古北口，进至石槽(今北京顺义北)。
燕帖木儿衣不卸甲，命弟弟撒敦率前锋驰往阻击，随后亲率大军倍道兼行,赶到石槽。竹温台没想到他来的这么快，还在让部队埋锅造饭，猝不及防间被燕帖木儿“直蹂之”，全军溃散，在军中参战的驸马孛罗帖木儿，平章蒙古答失、牙失帖木儿，院使撒儿讨温等官员全被燕帖木儿俘杀。上都军几乎全军覆没，“各卫将士降者不可胜纪”，余部退出古北口。
虽然多次失败，可上都众将仍挫而不溃，继续组织进攻。九月二十八日，上都军秃满迭儿、诸王也先帖木儿所部辽东军在蓟州击败脱脱木儿，一路南下占领通州，大都再次告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