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世侯幕僚一跃而成为帝国宰相，王文统自然对忽必烈感激涕零，上任后，将自己的才学倾囊献出，操持国事不遗余力，“凡军国大事，皆有成算，然后撮其要领，使例相比，……虽纵横论难，不出所预”。
中统元年五月，王文统主持建立十路宣抚司，对各路诸侯实行监督，整肃州县吏治，规定宣抚司官的考核标准是“户口增，差发办，方为称职”，使人民安于田里，国赋能如数征收。七月，王文统以平章政事主持燕京行省，命各宣抚司选取儒士、吏员通钱谷者赴省任用，置左、右司及其他各下属机构。
中统二年初，行省颁布新政条例于各路宣抚司，对税粮出纳、劝课农桑、刑罚治安、州县官吏考核黜陟等等地方政事作出明确规定。三月，王文统又上奏设置中书左（吏、户、礼）、右（兵、刑、工）部并定其职责，任命了左、右部尚书；制订民事条画二十七款及各路宣抚司应行条画七款；内外新旧官员改授定制；制订中书省工作条例十条等。高度完善了帝国政治制度。
同时，王文统还下大力气对钞法进行改革。针对从窝阔台汗时代开始的币制不统一，各地都发行钞币的混乱局面，王文统主持在由中书省统一发行“中统元室交钞”，同时废除了各路所行钞币。发行新钞取代旧钞，最重要的是不能“一刀切”，让持有旧钞的百姓蒙受损失。在钞法改革上，王文统的作为可以用“如履薄冰”来形容，日与主管部门交钞提举司及诸省官商议，博采众议，分析利弊，采纳宣抚使刘肃的意见，许各路之钞如数收换，使百姓免受损害，并命各路宣抚司限期将所管地方“钞法有无阻滞，及物价低昂，与钞相碍，于民有损者”及时解决。因此中统钞法初行时信用很高，流通甚畅。通行海外。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中记载，中国商人在交（越南北部）、罗斛（泰国南部）、乌茶（印度奥里萨邦北部）等地用纸币与当地货币折价使用，“甚便民”。
王文统为相，兢兢业业，勤恳任事，对于国政民政都有不凡贡献。而尤其难得的是其人并不擅权，处理政务从不独断专行，而是虚心听取下属和同僚意见，采取最为行之有效的政策，“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世谓出于文统之功为多云”。这样的宰相，原本可以以“贤相”之名载入史册的。
可惜，王文统因为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恩，便难免会有迎合主上的作为。元朝建立之初，战争不断，需要源源不断的经费支持。身为宰相，要为主分忧，不能让皇帝打仗没有粮饷，奖赏有功之臣手头拮据。王文统自然以理财为头等大事，既是“头等”，则主张重利，凡是以利为先。这就严重触动了正统儒臣们的道德底线。
以许衡、姚枢、郝经、窦默为代表的儒臣之所以忠心辅弼原本被称为“夷狄”的蒙古皇帝忽必烈，就在于忽必烈附会汉法。一改蒙古帝国时期的杀伐攻略、横征暴敛，颇能以民为重，义以利先。这样的人成为中国之主，才有可能建立继承他们心中的自古传承的正统王朝。他们也就会以名臣跻身于煌煌史册。
可忽必烈毕竟是“附会”汉法，虽然并非如祖先那样用纯粹的蒙古传统来“以夷变夏”，却也并非如北魏孝文帝那样完全抛弃本民族一切文化特征来“以夏变夷”。他是希望建立一个内核仍保持蒙古传统，而外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来重塑一个国家。汉法派希望的那种“独尊儒术”的状态并不在忽必烈的考虑范围之内。
因此，虽然王文统也是儒士，但其人专注于法家和纵横家之“术”，凡是只讲究实效，并不关注于“义在利先”这样纯粹道义问题，再加本身能力非凡，自然深受忽必烈信任，以新进官员迅速凌驾于那些早已跟随忽必烈左右的儒士之上。这样，无论从思想主张还是个人利益来说，汉化派迅速成为王文统势不两立的政治敌手。
【正文】
当王文统被委任为平章政事，窦默便上书忽必烈直接对王文统进行抨击：“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时功利之说，必不能定立国基本。为子孙久远之计，其卖利献勤、乞怜取宠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钩距揣摩，以利害惊动人主之意者，无他，意在摈斥诸贤，独执政柄耳，此苏、张之流也，望陛下察之” ，但忽必烈没有听从。之后，窦默与王鹗、姚枢等又在忽必烈面前指斥文统：“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并认为当宰相的最佳人选“无如许衡”。可忽必烈认为许衡并没有宰相之才，对他们的话置若罔闻。
深谙政治纵横之道的王文统，自然也不会屡受攻击而不还击。但窦默、姚枢都是忽必烈藩邸旧人，与忽必烈感情很深，许衡又是当代大儒，忽必烈虽并不重视他，却很看重其在朝野的影响力，进行直接的反击不会奏效，只能采用迂回。于是，便表奏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这看起来是抬高三人身价，但其实是减少甚至隔绝了三人在忽必烈身边的机会，“阳为尊用之，实不便数侍上也”。
窦默、姚枢已经看出自己不可能扳得倒王文统，决定顺坡下驴，以此避祸。可许衡认为还没有正式册立太子，太师、太保、太傅从何而来？于是三人退回诏书，拒不领命。忽必烈于是改任命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仍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授国子祭酒。不久，已经感觉无所作为的窦默、许衡辞职回乡。王文统轻描淡写地扫除了威胁。
自己能力出众，又深受皇帝信任，而且还能做到出世圆滑。王文统不说能终身显贵，当个十年八年的太平宰相原本是题中应有之意。可惜，人的一生并非全由自己掌握，往往会因与自己并不相关的事改变命运。正当他一帆风顺的时候，一场突如来的大变立即将王文统推向了万劫不复。
这场大变便是山东李璮之乱。
李璮是王文统的女婿，又是“故主”。他在忽必烈艰难的时刻掀起反旗，对忽必烈的打击无论从现实还是心理上都十分巨大。而王文统也无可避免的会被怀疑。
在李璮正式叛乱之前，济南路万户兼总管张宏就曾经向忽必烈揭发李璮谋逆的十条罪状，其中便牵涉王文统，所控罪状可说刀刀见血：
诏命市马诸路，无论军民概属括买，独不及益都——这是帮助李璮储备军需；
中统钞法诸路通行，唯璮用涟州会子，而以所发中统钞到济南买物——这是没有将李璮的地盘纳入朝廷的经济体系；
山东盐课之额岁以中统钞计应纳三千五百锭，减为二千五百锭，中统元年本应恢复旧额而未复，继续侵用国家盐课，又以取宋涟水请功邀赏，留用本境岁赋——这是在侵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满足李璮自己的财货用度，也是为谋逆的奠定资金基础。
张宏在奏章上明确写道：“平章政事王文统，故璮参佐，倘中外连构，窥伺间隙，以逸待劳，此尤可虑。”建议“亟宜罢王文统”，并调李璮从征漠北而择人代治益都。忽必烈的批复则是事属机密，但令勿泄 。
忽必烈并非不察觉李璮的种种不轨，但一方面因为要应付对阿里不哥的战争，不想让南方出事。另一方面也是处于对王文统的信任。
但李璮个人野心膨胀，终于于中统三年二月三日在外无襄援，内无策应之下发动叛乱，并迅速陷入到困守济南孤城的绝境。他昧于大势的一意孤行，确实是自取灭亡，却无端连累了老岳父王文统。
【正文】
李璮乱发后，许多人揭发“文统尝遣子荛与璮通音耗”，忽必烈召文统质问：“汝教璮为逆，积有岁年，举世皆知之。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文统对曰：“臣亦忘之，容臣悉书以上。”写了书面的材料呈上，具体内容没能见诸史书，只知道其中有“蝼蚁之命，苟能保全，保为陛下取江南”之语，看来王文统并没有承认“教璮为逆”的指控。
但这时，李璮派人将王文统曾写给他的三封书信送还，被巡逻兵截获，送到世祖面前。忽必烈“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一句，“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对曰：‘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璮久矣，第缘陛下加兵北方，犹未靖也。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世祖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文统犹枝辞旁说，终不自言‘臣罪当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缚。”
无论《元史》还是《新元史》，对于这次审讯过程都语焉不详，疑点百出。王文统呈上的交代材料到底都写了些什么？为什么李璮会把王文统写给他的书信送还，还正好被“逻者所获”？王文统给李璮的书信，内容是什么，是串通谋反还是确如他所说“姑迟其反期耳”？
疑点多，且无其他旁证，我们只能存疑。但忽必烈却并未存疑，已经认定王文统谋反证据确凿。于是召窦默、姚枢、王鹗、刘秉忠及张柔等人，把上述三封书信给他们看，问“文统当得何罪？”窦默、姚枢是王文统的政敌，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刘秉忠虽然一直是王文统的支持者，但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也必须站在正确立场上。于是诸文臣皆答：“人臣无将，将而必诛。”所谓“无将”，出自《公羊传》，意谓不得企图叛逆，只要是企图叛逆就该杀。武将张柔更是干脆说“宜剐”！忽必烈让大家“同辞言之”，也就是统一口径，于是都说“当死”。王文统的命运就此决定。
是年二月二十三日，王文统及其子王荛以同谋之罪被诛杀，元朝初年的王文统时代迅速落幕。
王文统与窦默、姚枢、许衡等人的政争。虽可算理财派与汉法派之争的开端，但王文统本人并非嗜利无行的佞臣，其当政时的种种举措对民生也极为有利。他自己其实只能算是汉法派中较为务实的一份子而已。儒化极深的太子真金虽深受老师窦默、姚枢的影响，但对王文统也很认可尊重 。如果由他长期秉政，其实并不妨害元朝日后走上汉化的道路。他被李璮牵连而死，忽必烈“始疑书生不可用”，纯粹以理财为要务且丝毫不关注民生的阿合马等人才有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也就是说，王文统时代，理财派与汉法派所争不过是原则上的细节，外带一些自身名利的争夺。到了阿合马时代，两派的分歧就直接触及到了原则问题，以至于争斗更加波谲云诡，血雨腥风。
【正文】
帝国的隐线
——汉法派与理财派之争（中）
王文统之死，对于姚枢、窦默、许衡等汉法派来说，不仅没有胜利的喜悦，反而产生作为儒生不再被忽必烈所信任的忧虑。
虽然忽必烈的“始疑书生不可用”，并非完全排斥汉法派，彻底摒弃附会汉法所建立的制度，但对于儒士们来说，想在忽必烈时代实现大元王朝的全面儒化已经不可能了。
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继承忽必烈的第二任皇帝。
也就是现在的太子——真金。
无论是北魏、辽、金，还是后来的满清，这些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往往要经过一两代，甚至三代以后才会有基本上抛弃草原民族的彪悍性格，而以文弱形象出现的帝王。而元朝，却在忽必烈之后就差点出现了与草原上的祖先，甚至和父亲都完全不同的继承者，这便是忽必烈的嫡长子（实际上嫡次子，长兄早逝），后被追封为裕宗皇帝的真金太子。
真金太子的母亲是察必皇后，出身于与黄金家族世代联姻的弘吉剌部，从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到成吉思汗的妻子勃儿帖，都是出身于这个部族，真金的蒙古血统可说相当纯正，可除了血统，在他的一生中，可说很难找出一点和祖先相似的地方了。
蒙古人之所以能够从弱小松散的游牧部落成长为无坚不摧的战争机器，在于从成吉思汗开始的全民皆兵政策。每个男子都要经历严酷的军事训练，男孩还没有学会走路就要先学会如何驾驭马匹，只要能够顺利长成，一个十五岁的蒙古男子便已经是弓马娴熟，吃苦耐劳而又无惧死亡的战士。而蒙古帝国之所以可以数代保持旺盛的征服欲望和超强战斗力，则在于历代贵族也要经历这样的残酷训练，成吉思汗的儿孙辈，些许并不能都成为军事家，但无一不能横刀立马，冲锋陷阵。
到了第四代，这样的遗传稍有减弱，但总体上还保持着马背民族的特征，而真金却极不协调的出现在了黄金家族的第四代之中。
首先，他的名字便和兄弟们不同。忽必烈有十二个儿子，嫡子四人，除真金外，分别叫朵儿只、忙哥剌、那木罕；庶子八人，分别为忽哥赤、爱牙赤、奥鲁赤、阔阔出、脱欢、忽都鲁帖木儿、忽里带和铁蔑赤。全都是正宗的蒙古名字，只有真金，用的是如假包换的汉名。
真金的名字，是第一个接触蒙古贵族的汉传佛教禅宗高僧海云法师所起。真金出生于公元1243年，正赶上海云法师到和林传法。海云法师是得道高僧，他的这次北游记，给了忽必烈两样宝贝，一个是此时还是他的小沙弥，日后被留在和林，成为忽必烈首席谋臣的刘秉忠，另外一个，便是给新出生的王子取的这个“真金”的名字。
也许，一个名字并不代表什么，但从汉地而来又为王子取汉名的海云法师确实是将附会汉法之风吹进了忽必烈的心中。于是，随着法师北上的脚步而降生于人世的真金也走上了完全不同于所有兄弟的道路。
【正文】
1250年，真金只有七岁，忽必烈便命姚枢为真金的老师，专门教授儒家经典。姚枢本就是忽必烈身边强烈推进行汉法的中坚人物，得到这么个培养汉法第二梯队的机会，自然使出浑身解数言传身教，对真金“日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 ，在他的教育下，真金很快便学完了《孝经》，儒家的义理也逐渐在幼小的心灵中扎根。
1253年夏，到真金十岁时，启蒙老师姚枢要追随忽必烈南下攻打大理国。仗要打，可皇子的学业不能耽误。于是忽必烈又命另一位儒臣窦默继续教授真金。小孩子习惯了一个老师，突然换人难免要闹情绪。忽必烈赐给窦默自己随身的玉带钩，并特意嘱咐道：“此金内府物也，汝老人，佩服为宜。且太子见之，与见朕无异，庶几知所敬畏。”这和尚方宝剑一样，要真金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尊重老师。但毕竟真金已经是现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年纪了，只有一位老师已经满足不了教学需要，于是忽必烈又命儒士王恂作真金的伴读，算是窦默的“助教”。
虽然姚枢、窦默都是很称职的老师，但要说对真金影响深远的，则是王恂。这位与郭守敬齐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精通经学的儒者。因为是伴读，给真金的感觉不像老师那么严肃，陪伴真金时间又长，而且“于太子起居饮食，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 可说是关系极为紧密。这使王恂得以“每侍左右，必发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然”，“以正道经书”辅翊。这样教学方法属于启发式，最能抓住学生的心。真金得以独立思考，以儒家思想来分析问题，经常和王恂讨论尝问“历代治乱”的原因，王恂则“以辽金事近接耳目，即为区别善恶，而论著得失，深切世用，盖二十万言上之” 。
在三位大儒的熏陶教导之下，真金离草原上的金戈铁马、祖先们的豪勇善战越来越远，而三纲五常、微言大义、诗书典册则慢慢融进了他的血液。
于是，我们在史书中便看到了一个情感丰富，仁慈孝友，而略显懦弱的王子。父亲“违豫”，便会“忧形于色，夕不能寐”，母亲“暴得风疾”，“即悲泣” 。
而在与臣子们讨论论立身处世之道时，也不再以祖先的教导为唯一真理。一次与撒里蛮、伯颜、札剌忽等大臣谈话时，真金谦虚地说道：“吾属适有兹暇，宜各悉乃心，慎言所守，俾吾闻之。”
王子发话征求意见，臣子们自然把最拿得出手的见识奉送。撒里蛮说道：“太祖有训：欲治身，先治心；欲责人，先责己。”伯颜道：“皇上有训：欺罔盗窃，人之至恶。一为欺罔，则后虽出善言，人终弗信；一为盗窃，则事虽未觉，心常惴惴，若捕者将至。”札剌忽曰：“我祖有训：长者梢，深者底。盖言贵有终始，长必极其杪，深必究其底，不可中辍也。”
三位大臣一位说太祖，一位说当今皇上忽必烈，一位干脆说自己的祖父。都是符合尊奉祖先和老人经验的蒙古传统。可真金却说道：“皇上有训：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败。吾观孔子之语，即与圣训合也。”把孔子的话和皇帝老爹的圣训等同，在蒙古贵族当中也算是石破天惊了。
龙生九子，各有禀赋不同。真金的其他兄弟也在父亲的指令下跟随汉儒学习儒家文化。比如说董文用就是那木罕、忽哥赤的汉学老师，李槃是忙哥剌的说书官，高道是那木罕的讲书官。但这些皇子虽然不能说对儒学完全免疫，也不过是作为业余生活的调剂，如真金这样学到骨子里的一个也没有。真金随之成为元朝皇族中附会汉法的旗帜，汉人儒士以及儒化极深的勋贵都自然而然的聚集在他周围。
中统三年（1261年）十二月，忽必烈封十八岁的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四年（1263）五月，初立枢密院，又以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枢密院的设立是附会汉法的重要内容，真金没到二十岁便掌管枢密院，除了他是嫡长子外，更在于他的深谙儒道。真金执掌大权，自然为儒臣们所兴奋，他们不但全力赞襄，而且积极为真金某得更多权位。四年八月，刘秉忠、王鹗、张文谦、商挺等儒臣向忽必烈建言；“燕王既署相衔，宜于省中列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这可说是在奠定真金日后的太子地位。
中统十年三月十三日，年已三十一岁的真金终于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成为大元王朝无可争议的接班人。虽然此时的忽必烈已经不再热心于推行汉法，但接班人是真金，汉法派也可安心等待了。
但汉法派们实在无法安心，原因就在于忽必烈对于回回人阿合马的宠信。
【正文】
这阿合马出生于中亚花剌子模细浑河（今锡尔河）畔的纳客忒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塔什干西南），初隶属于弘吉剌部按陈那颜。按陈之女察必是忽必烈的皇后，在出嫁时，以阿合马为媵臣，也就是陪嫁奴隶随之入宫。
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 。因为善于理财，逐渐被忽必烈重用。中统三年（1263），王文统被杀之后，阿合马被任命为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管财赋之事。
虽然阿合马被列于元史的《奸臣传》，但其人确实很有能力。担任诸路都转运使期间，大兴河南钧、徐等州的冶铁业，使岁产铁103万7千斤，铸造农具20万件，换取官粮4万石；后又增加盐课，弥补了太原地区因私盐泛滥造成的盐课亏欠。这两件事做得相当漂亮，阿合马从此更加为忽必烈所倚重。至元元年，阿合马升任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至元三年，朝廷设置总理财政的制国用使司，阿合马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开始总揽全国财政大权。次年正月，设立尚书省，又以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到真金成为太子的时候，忽必烈已经对阿合马到了“授以政柄，言无不从”的地步。
忽必烈时代的元王朝对外战争频繁，灭南宋、征安南、征日本、征爪哇，还要应付西北的窝阔台、察合台汗国，军费花销如流水，再加上忽必烈虽然不像窝阔台汗那样慷慨无度，但赏赐宗王、勋贵和有功之臣也是出手阔绰，没个能理财的大管家也确实不行。但阿合马为了取悦皇帝，敛财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于“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而且为了敛财方便，更是“屡毁汉法”，“逋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五万四千锭，犹以为未实。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
王文统时代改革钞法，以谨慎为第一要务，极力避免钞票贬值。至元十年（1273年）以前，中统钞发行量相当有节制，每年不过十万锭。到了阿合马理财，竟然滥发钞币，从至元十三年开始，中统钞的币量每年竟然发行几十万锭，最高达一百九十万锭，钞票的购买力急转直下，公私俱疲。这虽然短时间内弥补了财政上窘况，但对于长远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敛财还算是公事，做得过分是为了献媚于皇帝；屡毁汉法，也是利用皇帝对于汉法的怀疑，问题的根子都在皇帝身上。但阿合马还擅权、培植私党和疯狂聚敛私财。《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阿合马独揽一切政府官员的升迁和一切罪犯的判罚。每当他想把他所恨的人置于死地时，或是经过审问，或是不经过审问，就对大汗说：‘这样的一个认真该死，因为他曾做了这样或那样的事，冒犯了圣上。’于是大汗必定会说：‘按你的意思去办吧，’于是他便马上处死那个人。”“他约有二十五个儿子，都身居要职。有些还仗着父亲的保护，也犯下了和父亲同样的罪恶，甚至其他比这些更可耻的罪恶。阿合马又积蓄了大量的财宝，因为凡要求当官的人，必须送他大量的钱财。”
这样的描述虽然有些夸张，甚至马可•波罗还认为阿合马是用巫术控制了忽必烈，这自然是无稽之谈。但大体来说，也较为客观的展现了阿合马的所作所为。
【正文】
王文统只是较为重利，就屡受汉法派攻击。阿合马自然更不能为其所容。双方的争斗不可避免的全面展开。
首先出手的，便是许衡。
许衡虽然在忽必烈心中没有宰相之才，但因为是当世大儒又是藩邸旧人，因此在朝中仍屡任显职。至元七年，被任命为中书左丞。此时的中书右丞相是安童，在蒙古勋贵中受儒家学说熏陶最深，许衡与之共事可说毫无隔阂。但好日子没过多久，至元八年，阿合马出任中书平章政事，领尚书省六部事，专权“征利”，许衡作为有“为生民立命”使命的读书人，首当其冲掀起了针对阿合马的政争。
在态度上，许衡对阿合马“每与之议，必正言不少让”。 并屡次世祖上书，陈言：“阿合马所用部官……多非其人”。 但阿合马深受荣宠，许衡又不为忽必烈所看重，这些谏言对阿合马的打击只是清风拂面而已。
儒者重义，但宦海多年的许衡并非腐儒，他也知道君主对臣子最忌讳便是谋反，只要沾到这两个字，任你权势熏天也会一朝覆亡——王文统就是前车之鉴。于是，在至元十年，当阿合马欲命其子忽辛为同签枢密院事时，许衡不失时机的出手了：“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这话绵里藏针，用意明显。忽必烈立即听出了门道，问道：“卿虑其反耶？”许衡回答：“彼虽不反，此反道也。”
许衡的这招确实够狠，狠到原本以为藏在皇帝身后便可无忧的阿合马不得不站出来反驳，当着忽必烈的面质问许衡：“君何以言吾反？”许衡答道：“吾言前世之反者，皆由权重。君诚不反，何为由此道？”这话相当有杀伤力，若是顺着这番道理反驳，阿合马立即就会落入下风。可阿合马所能者不仅是理财，能言善辩也是一流，立即反击道：“君实反耳。人所嗜好者，势力、爵禄、声色，君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
汉朝开国之时，丞相萧何公正廉明，理政有方，百姓爱戴，却反而受到汉高祖的猜忌。原因就是一个没有不良嗜好，名声好，能力高的大臣是不自觉的和皇帝争夺民心，一旦这样的大臣图谋不轨，皇帝是极其危险的。萧何不惜自污，马上巧取豪夺，鱼肉百姓，才避免了危险。阿合马这番话，立即变被动为主动，且攻中代防：我贪财好色，人人侧目，这样的人是不会威胁皇权的。
话说到此处，许衡已是必败，虽然忽必烈不会相信他会造反，但也不可能再怀疑阿合马。而许衡的下一句回答更是糟糕：“果以君言得罪，亦无所辞。” 这是对皇帝赌气，只会受到忽必烈的反感，这句话一出，无异于缴械投降了。
经过这次奏对，许衡的话在忽必烈耳中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即使痛陈时弊，说出：“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后日自违者，可否异同，纷更变异，纪纲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无所持循，奸人因以为弊……”这样的话，也未被忽必烈所听信。知道自己该知趣退隐的许衡于是“以老疾辞中书机务”，担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官场失意的读书人最好的归宿，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以待来者。
可惜，已经把当朝权贵得罪到死，却想平安躲进象牙塔，如何能够如愿？阿合马卡住国子监的经费，能减则减，能免则免，国子学“廪食不继”，“诸生多引去”。许衡虽然经纶满腹，却变不出钱来。无奈愤恨之下，辞职走人。忽必烈“命诸老臣议其去留”，许衡的朋友如窦默等人知道他在留在朝中难免不测，于是“为衡恳请之，乃听衡还，以赞善王恂摄学事”。许衡至此离开政治舞台，不久郁郁而终。
【正文】
许衡之败，对汉法派虽然是重大打击，但他毕竟只有声望而无实权，整体来说还没有动摇根基。而随着阿合马的乘胜追击，将矛头指向另一位汉法派中坚中书右丞相安童时，汉法派才感到伤筋动骨的威胁了。
安童何许人也？他可和许衡大不相同，后者是忽必烈藩臣出身，而他则出自根正苗红的蒙古帝国、元王朝功勋大贵族，曾祖木华黎是成吉思汗身边“诸葛亮”式的智将，蒙古帝国一建立便是“左翼万户官”，权力仅次于成吉思汗幼年好友，身为“右翼万户官”的博尔术，帝国的扩张开始后又第一个被任命为“国王”，掌管被征服的阴山以南金国领土。
其父亲霸突鲁，不但是勇冠三军的勇将，更是忽必烈定鼎中原，开一代帝业的策划人之一。忽必烈将首都定在大都，便是听取了霸突鲁的建言。
安童此时是中书右丞相，其人深受儒学熏陶，是蒙古勋贵重臣中推动汉法最积极的一个。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他虽早已不满，但深知与之硬碰并不明智，为了不重蹈搭档许衡的覆辙，他“含容久之”，以自己掌控的中书省遏制阿合马的权力，处处和尚书省对着干。而阿合马也明白安童在朝中树大根深，非同于一般官吏，也玩起了太极拳。
至元五年，阿合马奏请以安童为三公，想以明升暗降的手段解除其实权。廷议时，商挺力谏：“安童，国之柱石，若为三公，是崇以虚名而实夺之权也，甚不可。” 此意遂罢。
阿合马见一时无法架空安童，便在权责方面用阴招，干脆将中书省架空。
忽必烈成立尚书省的本意，只是作为中书省的附属单位，所谓：“凡铨选各官，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中书闻奏。”可到了阿合马这里，凡是“不由部拟，不咨中书。”用尚书省代替了中书省。安童发觉不妙，连忙向忽必烈提意见，忽必烈向阿合马责问，阿合马干脆回答：“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这样蛮横的应对，忽必烈并未作出追究，实际上采取了默认态度。安童发觉皇帝已经有舍中书而重尚书之意，便试探的提议：“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忽必烈“俱从之”。从此，中书省几乎形同虚设，安童挂着中书省右丞相的职衔，实际已无任何实权。
安童这才发现，自己的“含容久之”不但不能遏制阿合马，反而显得自己软弱可欺。于是愤而上书弹劾阿合马“凡所用非人，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官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面对安童，忽必烈不能不有所表示，下诏“命穷治之”，可仅仅是表示表示，没有任何实际动作。不久，窝阔台汗国海都犯边，忽必烈命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的身份从北平王那木罕出镇北方，这虽不是阿合马排挤的结果，但安童即使不离开朝廷中枢，也不可能再有何作为了。
一连两个丞相败于阿合马之手，其权势已达顶峰。汉法派节节败退，再有人想挡其锋镝，都显得自不量力。
至元十三年，架空了中书省的阿合马又对另一汉法重镇御史台发起攻击，奏罢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内台。时任御史中丞的张文谦也是忽必烈潜邸旧人，竭力与之相争，总算保住了御史台的地方机构。但从此张文谦自知为阿合马所忌，力求离开御史台。次年，忽必烈授之以昭文馆大学士。张文谦的调任，御史台从而有名无实。
至元十五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上书弹劾：“阿合马溺于私爱，一门子弟，并为要官”。忽必烈下旨“并罢黜之”。但并没有牵涉到阿合马本人。同年七月，忽必烈命崔斌迁江淮行省左丞。崔斌到任后，“凡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悉厘正之，仍条具以闻。阿合马虑其害己，捃摭其细事，遮留使不获上见，因诬构以罪，竟为所害”。 崔斌死后，阿合马不依不饶，继续检覆江淮行省钱谷，然后将与崔斌同列的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下狱处死。而原来被崔斌奏劾免官的阿合马子忽辛、阿散等，于是年十一月又被复官。崔斌也是忽必烈藩邸旧臣，曾经是忽必烈深为信任乃至向其咨询谁可立为宰相的谋臣，竟然能在构陷之下死于非命，汉法派与理财派的斗争终于上升到刺刀见红的阶段。
至元十七年，另一位汉法派中坚，有“廉孟子”之称的畏兀儿人廉希宪联合董文忠借着礼部尚书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的机会，极力要促成设立门下省。门下省在隋唐时代是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这是汉法派在失去中书省和御史台两大阵地后，在寻找新的掌控权力机会。然而，在阿合马的竭力阻挠之下，门下省的设立最终流产。是年十一月，廉希宪在郁闷中因病去世。
【正文】
当汉法派在阿合马的攻击之下屡战屡败，元老重臣非死既去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深受儒学熏陶，且是国之储君的真金太子为什么没有起到汉法派大旗的作用，来遏制阿合马呢？
这就不得不说是大儒们对于真金的教育出了问题。中国虽然在汉武帝时代便确定“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主体意识形态。但作为皇权掌握者，一定要明白，要尊的应该是“儒术”而并非“儒学”，所谓“外儒内法”，以儒教掌控世道人心，以法家来操纵国家机器，并夹杂以阴阳家的谋略来应付政治斗争。而大儒们对真金的教育，几乎是全盘的儒学，只告诉他儒学多么多么好，却并没有告诉他如何再有一个强势的父亲和强势的权臣的复杂政局中来实现这些“好”，如何能在保全自己和自己的臣子同时对于政敌采取有效的打击。
阿合马之所以看似横行无忌，并非其本人已经掌控了帝国的权柄，无非是因为皇帝忽必烈急需用钱，而在王文统死后，朝中已经无人能够将财理得符合他的心意，这才不可一世。许衡、窦默乃至安童、张文谦、廉希宪诸人只想着让君主节用以爱民，都不能如王文统一般既能从天子之欲又能顾及百姓利益，在阿合马面前毫无竞争力也就并不显得奇怪了。真金作为太子，也很欣赏王文统，却也没有王文统的本事，也只能跟着老师们用大道理来对抗金钱的威力，崇高的地位也就不能显示优势了。
再加上儒学中的“孝”已经深入真金的骨髓，对于父亲，他不敢有丝毫抗争，虽以中书令参与政事，“然十有余年，终守谦退”，不敢“可否君父之命”，“惟有唯默避逊而已” 。
当许衡无奈辞职之时，真金不能挽留，只是请求忽必烈任命许衡之子许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奉养其父，并遣东宫官员来晓谕许衡：“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其善药自爱。” 让许衡保重身体，等到自己继位的那一天。
崔斌遇害时，真金“闻之，方食，投箸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 ，终究不能救其一命。
廉希宪病危，真金遣侍臣杨吉丁问疾。廉希宪向他留下遗言：“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 但他并没有“急为屏除”的能力，只能看着老臣死不瞑目。
父亲让自己学习儒学，而当自己所学的一切已经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父亲却似乎对这一切已经毫不在乎，所倚重的臣子更把这一切都弃如敝履。与父亲的亲情和对天下的责任相互绞杀，折磨着真金脆弱的心。他的一腔怨愤，只能用看似不羁的方式表现出来。
对与阿合马，他“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对其经常地折辱。一次，在与阿合马相遇时，真金二话不说用弓击其头，并划破他的脸。阿合马被打了不敢做声，随后朝见时，世祖问他脸上何以如此，真金就在旁边，阿合马不敢说实话，只道被马踢伤。可真金却并不领情，当面承认就是自己打的，并当着世祖的面，拳殴阿合马多时。
当朝太子在皇帝面前把宰相一顿殴打，宰相既不能躲也不能还手，还得陪着笑脸。这样情形，让人觉得好笑，但这是真金因碍着父亲无法施展抱负，如小孩子在家长面前摔东西一般的泄愤举动。这不但不好笑，且显得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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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会给人们制造一些黑色幽默，正当真金太子及众多汉法派大臣面对阿合马袖手无策的时候，两个小人物却戏剧般的结束了阿合马的一切。
至元十九年（1282），真金太子跟随忽必烈前往上都。阿合马以宰相留守大都，一切都极为正常。而到了三月十七日这天，突然闻报皇太子回大都做佛事，要百官前往东宫迎接。枢密副使张易也接到旨意，派兵到东宫警戒。
阿合马与众官员赶到东宫，果然见到太子仪仗，正要上前请安。岂料，端坐马上的皇太子大声斥责起阿合马来来，不等阿合马回答，太子身边一名壮汉便走上前来，将阿合马拽到太子马前，从袖中掏出铜锤把他脑袋击碎。一代权臣糊里糊涂毙命当场，紧接着，阿合马的党羽，左丞郝祯也被当场格杀。
跟随阿合马前来迎接太子的百官被这场面吓呆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有工部尚书张九思发现不对，大呼有诈，留守大都的达鲁花赤博敦这才冲上前去将“太子”打下马来，众兵士乱箭齐发，“太子”扈从四散溃逃，只有刚才杀死阿合马的壮汉不逃，安然受缚。
这名壮汉名叫王著，官任益都千户，“素志疾恶，因人心愤怨，密铸大铜锤，自誓愿击阿合马首”，于是，与一个颇会些幻术的僧人高和尚合谋，“知阿合马所畏惮者，独太子尔，因为伪太子，夜入京城，召而杀之”。这一切的一切，不过是一场针对阿合马的暗杀行动。
谁能想到，权倾大元王朝近二十年的阿合马，众多高官费尽心力都不能动其分毫，竟然这么容易便死于非命。
事变发生后，忽必烈勃然大怒，下令枢密副使孛罗主审此案。孛罗虽不是汉法派中人，但对阿合马平日的跋扈也深感不满，在审讯中对杀阿合马之事简略带过，却主要收集阿合马的罪状。案子很快审结，王著、高和尚及在事变中派兵参与王著等人计划的枢密副使张易被杀。可在随后，孛罗在汇报审讯经过时，将收集的阿合马罪状讲给世祖听，忽必烈原本以为阿合马只是贪些钱财，岂料还有结党擅权、盗用皇家宝石以及用巫蛊之术诅咒自己等罪状，惊怒交加，再加上真金及诸汉官趁机进言，历数阿合马罪恶。于是，在王著等人死后不过四十余日，忽必烈的态度便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下诏将阿合马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阿合马的子侄皆伏诛，财产充公。妻四十、妾四百人（这么多老婆，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分赐他人，朝内“阿合马党人”七百一十四人也全被罢黜 。
阿合马之死与王文统之死一样笼罩着重重迷雾：王著一个小小的地方千户官如何能如此明白的了解大都的情形？在事变发生时，身为枢密副使的张易怎么会那么容易相信“矫诏”的真实性而派兵协助？
似乎，整个事件都是太子真金及其身边的汉法派官僚的谋划，但是，真金真的敢于冒险制定这个计划吗？需知阿合马在朝中党羽密布，即使能够成功杀死他，又怎么能保证顺利铲除其党人？一旦消息泄露，真金的太子之位便有可能动摇。如果是汉法派其他人物主谋，却为何让王著等人口口声声牵涉太子？就不怕牵连太子吗？又或许，这起事变，是既反对汉法，有对阿合马专权不满的蒙古勋贵所为？
更多的细节我们无从知晓，但这场事变戏剧化的改变了大元朝廷的政治格局，阿合马时代在一片血腥和迷雾当中迅速落幕。无论是早有谋划，还是意外之喜，汉法派得了完胜，帝国中枢迅速被倾向汉化蒙古勋贵和汉人儒士所占据。
然而，帝国边疆的战事仍没有平息，国库中的银钱仍流水般的花出去，已经六十多岁，越来越顽固的世祖忽必烈也不可能停止战争和减少用度，重新执掌大权的汉法派们如果不能扭转财政状况，开辟新的财源，那么阿合马之死就并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
【正文】
帝国的隐线
——汉法派与理财派之争（下）
阿合马死后的帝国政局，俨然一派汉法派大行其道的景象。至元十九年四月，原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被任命为为中书右丞相，执掌朝政大权。和礼霍孙出身蒙古勋贵，曾任世祖宿卫大臣，其人深谙儒学，一上任便大力援引汉法派官员充实朝廷中枢。耶律铸被任命为中书左丞相，甘肃行省张雄飞为参知政事，张文谦任枢密副使，董文用为兵部尚书。
耶律铸是著名的耶律楚材之子，张文谦、董文用都是世祖藩邸旧臣，汉法派中坚，张雄飞是受“廉孟子”廉希宪举荐为世祖所任用的汉臣，其人清正廉洁，官声极好。这些人一个个身居高位，似乎那个汉法派众臣一律靠边站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太子真金也感到自己曾经许诺许衡的那个“道行有时”的时刻已经到来，一反常态的表现出对政治的热情，明白的指示和礼霍孙：“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有沮挠，我当力持之。”对于身边的儒士何玮和徐琰也意气风发的鼓励道：“汝等所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
身边都是“自己人”，储君又明白表示全力支持，和礼霍孙再无顾忌，雷厉风行的对阿合马留下的政治遗产进行清理——为日后大行汉法铺平道路。
首先，“置黑薄以籍阿合马党人之名”，把已经拔除的阿合马党人全部列入黑名单，不但现在不用，将来也不用，以国家法律的形式避免那些重利不重义的家伙卷土重来。
其次，对阿合马生前掌管的户部各库以及盐运司、财赋府、茶场都转运司等部门进行钩考，继续坐实阿合马名为为国敛财其实是祸国殃民的罪状。
第三，废黜阿合马所设的用于敛财的各种官署一百七十一所，什么司徒所、农政院、泉府司、四道宣慰司、诸道盐司、各地金银冶炼官署等等一律裁撤，在这些部门里任职的官员全部视为“冗官”，就地免职。
经过这么一番整顿，朝野上下确实大有新气象。而和礼霍孙在自已为清理完障碍，准备对整个帝国的进行布局的时候，却发现地方官员普遍无法和中枢达成协调——要行汉法，光是中枢有儒臣是不够的，可地方官能够算儒臣的少之又少。
元朝开国以来，在西夏、金、宋时代实行的科举制度便被废黜，没有科举，学习儒家经典的读书人便没有进身之阶——毕竟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可以靠游说来得官，何况游说是少数人才能玩得转的游戏。
于是，和礼霍孙向世祖进言，请开科举。
和礼霍孙原本以为，世祖让自己做宰相，又允许自己任用汉法派官员，对自己清算阿合马也采取默认，那么趁势改革帝国的选官制度，让饱读圣贤书的儒家子弟充实帝国官员队伍便应该题中应有之意。岂料，此疏一上，和礼霍孙的宰相官运便到了尽头。
说到这里，不能不先插一句，说说忽必烈对科举制度的态度问题。
有人说世祖忽必烈不开科举，是为了扼杀中华文化，此言大谬。科举只是一种选官制度，并非中华文化的唯一载体，承载文化的应该是学校和书院，而忽必烈对于官学、书院的建设相当重视，这在前文已经说过了。
可是，对于儒学教育的重视却伴随着对科举制度的极端厌恶。忽必烈最讲究务实，而偏偏科举自隋代开始实行六百多年以来, 已经流弊众多，几乎成为华而不实的东西。广大读书人潜心于科场学问, 疲于仕途竞奔，竭心费神，在元朝学者胡祗遹眼中不过是 “记诵章句、训诂、注疏之学, 圣经一言, 而训释百言、千万言, 愈博而愈不知其要, 劳苦终身而心无所得, 何功之有!”
虽然所学“何功之有”，但“一个通过了文学考试而进士及第的考生, 总是最快地得到擢用, 而且有时在刚入仕途便已身居显位” 。这样的人大部分缺乏以管理国家各种实际事务的经验及处理紧急事务的能力, 更遑论统筹全局治国平天下了。无论西夏、金还是南宋，以经义诗赋录取的满腹经纶之士在蒙古大军的劲弩铁骑面前软弱无能，丧城失地以至于毁家亡国。于是乎，宋元之际的儒者，鲜有对科举有好感，忽必烈曾为开科举之事咨询大儒许衡，许衡直截了当的回答：“不能！”忽必烈颇为赞同: “卿言务实, 科举虚诞, 朕所不取。”
许衡是元臣，对于科举的态度还可能有迎合上意之嫌，而曾经和文天祥一起并肩作战，失散后隐居乡里的宋末词人赵文在其《学蜕记》中也认为没了科举实在是对读书人的大解放: “四海一, 科举毕。焉知非造物者为诸贤蜕其蜣螂之壳而使之浮游于尘埃之外乎?”
没有科举，靠什么选拔官员呢？忽必烈时代对于官员的选拔主要靠推举和荫叙, 荫叙就是指老子当官儿子也可以当，这自然有很大的弊端，不过这样的荫叙只占官员很少的部分，《元史•选举志》记载: “诸职官子孙荫叙, 正一品子, 正五品叙。从一品子, 从五品叙。正二品子, 正六品叙。从二品子, 从六品叙。⋯⋯正七品子, 酌中钱谷官。从七品子, 近下钱谷官。诸色目人比汉人优一等荫叙, 达鲁花赤子孙与民官子孙一体荫叙,傍荫照例降叙。”儿子获得老子的荫叙，平均都要降五级使用，油水相当有限。
因此，推举便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手段。所谓推举，就是将“吏”推选为“官”。虽然人们一般把“官吏”并称，但在古代二者可相差甚远，官是经过科举出身由国家任命的政务员，而吏却只是非正途出身，在衙门里操持具体事务的事务员，不算国家编制，虽然能拿朝廷俸禄，却属于“不入流”。不过，吏的地位虽低，却很重要，靠读书考试成为官员的读书人吟风弄月、寻章摘句很拿手，却无法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真正做事的往往都是吏，要说对国情民瘼诸方面的了解，十个官也未必及得上一个吏。
两宋时期，胥吏为士大夫所不齿，由吏入官是极个别，若是哪位不是考科举而是因为在吏的职位上做出成绩而升为官，便会被认为不是正途入仕，被人鄙视。可到了元朝，忽必烈讲究务实，既然吏是从基层干出来的，处理事务的能力自然出众，于是大开以吏升官之门，中下级官吏都要从令吏、司吏、通事、奏差等吏员中选拔。本来官与吏高下悬殊，属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这下很快就成了平起平坐的“哥俩好”——“曰官曰吏, 靡有轻贱贵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 今之吏即后之官。官之与吏情若兄弟, 每以字呼, 不以势分相临也。”
以吏为官，大量有实际事物经验的基层干部有了提拔升迁的机会，对于政府建设、政策推行自然大有好处，可这推举制度名为“制度”，却没有“机制”。一个胥吏要成为官员，能否被推举，没有固定的选拔模式，是否能力出众没有统一标准，这就出现了“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情况，通过人情关系、贿赂请托等手段获取推举就大行其道。而胥吏虽然粗通文墨, 但未经过系统的儒家教育，有术而不通“道”，大部分没有“八荣八耻”之类的价值观，他们为官之后, 往往比科举入仕的贪官更加巧取豪夺、寡廉鲜耻，所谓：“府州司县吏人幼年废学, 辄入吏门。礼义之教懵然不知, 贿赂之情循习已著, 日就月将。及至年长, 即于官府勾当, 往往受脏枉法, 遭罗刑宪。”
中国自古讲究“德才兼备”，德在才前，一旦拘泥，便会让大量迂阔无能之辈和伪君子进入仕途，而以吏为官，重术不重道，却又使得真小人充斥官场，在专制时代，这样的矛盾始终无法化解。可相对而言，无道德的人能力越大危害越大，与有道德却比较平庸的人相比，是两害相较不能取的“重”。
阿合马才能出众而道德败坏，他的政策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不能不说与以吏升官的推举制度大有应和。
和礼霍孙请开科举，并非不知道科举之弊，但在没有更好的代替制度之前，科举确实是最不坏的选官制度。然而，身为蒙古人的和礼霍孙却忘记了，老皇帝忽必烈对于科举的厌恶，除了其不够务实之外，还因为这项制度会使得汉人迅速占据各级官僚体系，蒙古人、色目人要说学习子曰诗云如何是汉人的对手？当地方中央的官员大部分成了汉人，且不说蒙古人的统治地位堪忧，自己想要坚持的“内蒙外汉”的体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土崩瓦解。在经过山东李璮之乱和暗杀阿合马事件之后，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越来越深，着这个时候提出开科举，无疑是逆老皇帝的龙鳞。
何况，和礼霍孙做了宰相后，光想着清除阿合马的影响和推行汉法，对于日益窘困的财政并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整顿方法，也没有新的生财之道，“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皆无以副世祖裕国足民之意” 。阿合马在时，虽然结党营私，但生财有道，老皇帝也就睁一眼闭一眼，而和礼霍孙隐然有结党之嫌又不能从君所欲，现在又想实行严重动摇蒙古勋贵地位的科举制度，宰相当到头也就没什么悬念了。
皇帝有需要，而当朝大臣不能满足，那么可以满足的人便会取代他们。新一代的理财权臣的呼之欲出，也就成为必然。
【正文】
沿着阿合马之路前进的，倒并不是以经商著名的回回人，而是一个吐蕃人桑哥和一个汉人卢世荣。
第一个进入世祖视线的是桑哥。其人在《史集》中被说成是畏兀儿人，这应该是作者拉施特远在伊朗，听传言所做的记载，并不准确。他应该是 “出身于噶玛洛部落”的吐蕃人 ，也就是吐蕃帝国第五代赞普赤松德赞时代派驻脱思麻地区（今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的吐蕃军队的后裔 。在至元初年，帝师八思巴在脱思麻地区活动时，将其收为自己的侍从官。日后随八思巴来到大都，因见识广博，很得八思巴喜爱，因此有很多机会代表八思巴到世祖驾前奏事。桑哥口才很好又见多识广，每次奏对都很符合世祖的心意，世祖一高兴便向八思巴提议，将桑哥留在自己身边任职。
桑哥“能通诸国言语，故尝为西蕃译史”，因此颇受重用，不久便成为掌管佛教和吐蕃事务的总制院使（宣政院前身）。相对于阿合马除了理财别无所长，桑哥倒是个多面手，不但具有语言天赋，理财本事超群，而且颇有军事才能。至元十七年，西藏的第二任本钦贡噶桑布与八思巴意见不合，造成西藏地方骚乱，桑哥受世祖之命率军进藏平乱。
这“本钦”本是八思巴执掌的佛教萨迦派掌管世俗事务的官员。忽必烈册封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后，将卫藏十三万户作为灌顶的供养奉献赐给了八思巴，并赐予萨迦本钦“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头衔，建立了萨迦政权，本钦于是就成了西藏最高行政官。第一任本钦是释迦桑布，在至元五年（1268年）病死，贡噶桑布继承其位。贡噶桑布担任本钦时，八思巴正在大都，因此贡噶桑布凡事独断专行，其所作所为被八思巴得知后，便免去了他的官职。可贡噶桑布虽然退居二线，影响力仍然很大，其党羽对八思巴指定继承人的决定不满，引起了骚乱。世祖向桑哥问计，桑哥提出西藏山谷险峻，难容大军，派兵不可过多，于是世祖给他十万部队。桑哥率军进藏后，先后攻下叛乱者所据朗卓康马土城（在今康马县境）和甲若仓之城（在今江孜县境），处死贡噶桑布，稳定了局势。之后，他主持修建了东甲穷章寺，在乌思藏各要害之地留下精兵镇戍，并整治了驿站，对西藏的长治久安颇有贡献。
有了战功，又“好言财利”，这样的人自然被世祖看重。回到大都后，桑哥权势愈加显赫，以至侥幸之徒竞趋其门入贿求官。按说，这时候桑哥该以自己理财本事获得更大的权力，争取入主中枢，混个宰相当当。可阿合马的殷鉴不远，桑哥还需要有人来做个试金石，为自己蹚蹚道。
这个人得是自己人，理财思想要和自己差不多，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在成为宰辅后仍不能脱离自己的控制。
于是，一个名叫卢世荣的汉人在桑哥举荐下，面见了世祖忽必烈。
这个卢世荣，名懋，世荣是他的字，河北大名人。阿合马专政期间，卢世荣以贿赂得官，为江西榷茶运使，后以罪废。此人是汉人，而且是“阿合马党人”，即使得势，无论蒙古勋贵、汉人官僚还是色目官僚都不会把他看成自己人，他能依靠的只是皇帝还有在皇帝面前具有发言权的桑哥。而卢世荣的理财思想与桑哥很契合，做蹚道兵最合适不过。桑哥对世祖谏言道：“卢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
世祖正愁没有理财之臣，听到桑哥举荐，便诏卢世荣“奏对称旨”，这一奏对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老皇帝立即有了更换宰辅的意思。
其实要换宰相。不过是一句话的事，但老皇帝还想让和礼霍孙等儒臣输的心服口服，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辛丑，召中书省官与卢世荣廷辩。卢世荣能言善辩，把理财之道说得井井有条，和礼霍孙等人虽然并未理屈却陷入词穷，结果辩论失败，均被罢官。在同年三月，曾经中书右丞相安童在被窝阔台汗国可汗海都俘虏八年后释放回到大都，他虽然接受了海都授予的官职，但因为海都也是黄金家族成员，并没有被看做“失节”，仍被世祖重用，借着这次官员调整，再次成为中书右丞相，卢世荣为右丞，并以卢世荣所推荐的史枢为左丞，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并为参知政事，前户部尚书拜降为参仪中书省事。
安童本是汉法派中坚，但吸取上次与阿合马争斗的教训，已经不再讳言财利之事，再加上毕竟政治上有污点，需要尽快向皇帝表忠心，于是全力配合卢世荣。上任次日，便与卢世荣一起上奏：“阿合马专政时所用大小官员，例皆奏罢，其间岂无通才？宜择可用者仍用之。”起用前河间转运使张弘纲、撤都丁等多人，受命理财。和礼霍孙想让阿合马党人永世不得翻身的企图终于未能达成。
【正文】
在《元史》中，卢世荣与阿合马、桑哥同列为“奸臣传”。其实，他与阿合马的理财方针并不相同，阿合马诸多政策是取利于民，而卢世荣的则以“裁抑权势”为方针。
上任当天，卢世荣即连续推出诸多政策，均被世祖采纳：
其一，整治钞法，定金银价，禁私自回易，请听民间金银从便交易；
其二，怀孟诸路竹货从民货卖收税；
其三，江湖渔利，听民采用；
其四，使臣往来，除驿马外，饮食不取于站户，由官府支给。
以上四条，减轻百姓负担，开通百姓财路，让政府从中收税，可说是一举两得，作为在王文统、阿合马之后崛起的理财之臣，卢世荣的开场白非常精彩。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正月，卢世荣又上奏：“臣言天下岁课钞九十三万二千六百锭之外，臣更经画，不取于民，裁抑权势所侵，可增三百万锭。”
如何能在“不取于民”的情况下增加“三百万锭”的收入？卢世荣制订了一系列政策：
在泉州、杭州设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由商人经营海外贸易，获利官收其七，商有其三；
权势之家所占有的产铁之所全部禁没，由官府立炉鼓铸，获利买栗存于常乎仓；
各路设平准周急库，向贫民放贷收息；
各部立市易司，管领牙侩（中间人），商人货物四十分取一，其中四分给牙侩，六分作为地方官吏俸禄；
在上都、隆兴等路，由官府买羊马，令蒙古人放牧，畜产品官取其八，牧民取其二。
总而言之，就是两点——开商贸，抑权势，将财利归于国家，避免权势之家从中渔利。
二月间，卢世荣请罢行御史台，各地按察司改为提刑转运司，兼管钱谷诸事。中书省立规措所，以规划钱谷。并建言忽必烈下诏颁示九事：一、免民间包银三年；二、官吏俸免民间带纳；三、免大部地税；四、江淮民失业贫困卖妻子者，由所在官府收赎，使为良民；五、逃移复业者，免除差税；六、乡民造醋者免收课；七、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课，减免一分；八、添支内外官吏俸五分；九、定百官考课升擢之法。
除非故意找茬，卢世荣的政策可说利国利民，实在找不出有什么问题。忽必烈也极为满意，当卢世荣对世祖提出自己的担心，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请先言之。”世祖道：“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 要他放心大胆的去干。
但是，事情的好坏不在于出发点如何，而在于在实行之后会不会变味。中国从来不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地方官，何况，此时地方官员都是勋贵荫叙和胥吏升迁的产物，让他们顶着得罪权贵的风险不侵渔百姓，根本不可能。再加上任命善于经商者作为官吏的政策，更让百姓频遭侵毒——商人都懂得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最大化，应该和权贵过不去还是和百姓过不去对他们来说是不需要考虑的。
因此，汉法派对卢世荣从一开始就极度敌视。御史中丞崔彧在卢世荣上任不到十天时即“言卢世荣不可为相”。皇太子真金更是痛言：“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 。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因为卢世荣罢行御史台，对他极为不满，丞相安童也对其日渐跋扈而改变了支持态度，至于一般勋贵大臣更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将卢世荣视为仇寇。满朝上下，充满了火药味，随时可能把卢世荣炸得粉身碎骨。
汉法派的敌视，勋贵豪强的不满，对卢世荣来说并不算什么，只要能够确实获得财政的改观，便会有皇帝的撑腰，和阿合马一样做个十几年太平宰相并非难事。卢世荣不是高谈阔论不知世事的书呆子，他深知自己坐在火山口上，可理财之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见到成效之前，他必须获得皇帝的某种承诺，否则，一点变故都会让自己万劫不复。至元二十二年四月，卢世荣上奏世祖：“臣伏蒙圣眷，事皆委臣。臣愚以为今日之事，如数万顷田，昔无田之者，草生其间。臣今创田之，已耕者有焉，未耕者有焉，或才播种，或既生苗，然不令人守之，为物蹂践，则可惜也。方今丞相安童，督臣所行，是守田者也。然不假之以力，则田者亦徒劳耳。守田者假之力矣，而天不雨，则亦终无成。所谓天雨者，陛下与臣添力是也。惟陛下怜臣。”
这番话说白了，就是希望忽必烈对自己的信任不要动摇，并暗示现在一切都只是初见成效，希望老皇帝有些耐心。
世祖仍然安慰道：“朕知之矣。”——我知道了，你去做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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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谓天威难测，在对卢世荣进行承诺后，老皇帝便去上都避暑了。御驾前脚离开大都，各方反对力量后脚便迅速联合起来向卢世荣发起了猛攻。
四月初八，监察御史陈天样上章弹劾卢世荣，此次弹劾可说是找好了机会，跟随皇帝到上都的大臣都是卢世荣的反对者，如果皇帝因这篇奏章询问左右，可以形成众口铄金而使卢世荣毫无辩白机会的局面。
陈天祥的弹劾奏章确实写得好，条分缕析，层层推进。
首先，先揭伤疤，说出卢世荣早年的不堪：
“卢世荣素无文艺，亦无武功，惟以商贩所获之赀，趋附权臣，营求入仕，舆赃辇贿，输送权门，所献不充，又别立欠少文券银一千锭，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转运使。于其任，专务贪饕，所犯赃私，动以万计。其隐秘者固难悉举，惟发露者乃可明言，凡其掊取于人及所盗官物，略计：钞以锭计者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九，金以锭计者二十五，银以锭计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计者一万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马以匹计者十五，玉器七事，其余繁杂物件称是。已经追纳及未纳见追者，人所共知。”——皇上看看，这是个什么人？
其次，说他的理财方法错误百出，上误国家下害百姓：
“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为自安之策，以诛求为干进之门，既怀无餍之心，广畜攘掊之计，而又身当要路，手握重权，虽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实得专之。是犹以盗跖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于当代，亦恐取笑于将来。朝廷信其虚诳之说，俾居相位，名为试验，实授正权。校其所能，败阙如此；考其所行，毫发无称。此皆既往之真迹，可谓已试之明验。若谓必须再试，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权，岂宜轻授。夫宰天下，譬犹制锦。初欲验其能否，先当试以布帛，如无能效，所损或轻。今捐相位以试验贤愚，犹舍美锦以校量工拙，脱致隳坏，悔将何追！
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乃民之肤体。血气充实则肤体康强，血气损伤则肤体羸病。未有耗其血气能使肤体丰荣者。是故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其理然也。昔鲁哀公欲重敛于民，问于有若，对曰：“百姓足，君敦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以此推之，民必须赋轻而后足，国必待民足而后丰。《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历考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乱，百姓困穷以致治，自有天地以来，未之闻也。夫财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间岁有常数，惟其取之有节，故其用之不乏。
今世荣欲以一岁之期，将致十年之积；危万民之命，易一世之荣；广邀增羡之功，不恤颠连之患；期锱铢之诛取，诱上下以交征。视民如雠，为国敛怨。果欲不为国家之远虑，惟取速效于目前，肆意诛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财之本既已不存，敛财之方复何所赖？将见民间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虚，安危利害之机，殆有不可胜言者。”——什么叫国之大蠹？这就是国之大蠹！
再次，说卢世荣当初信誓旦旦，说能不害民而增收，结果压根没有成功，这是欺君之罪：
“计其任事以来，百有余日，验其事迹，备有显明。今取其所行与所言而已不相副者，略举数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物今愈贵；始言课程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增数包认；始言能令民快乐，凡今所为，无非败法扰民者。若不早有更张，须其自败，正犹蠹虽除去，木病亦深，始嫌曲突徙薪，终见焦头烂额，事至于此，救将何及？”
最后，当然还要表忠心：
“臣亦知阿附权要则荣宠可期，违忤重臣则祸患难测，缄默自固，亦岂不能！正以事在国家，关系不浅，忧深虑切，不得无言。” ——我一个御史，说卢世荣的坏话，就有可能“不测”，皇上看这卢世荣擅权到了什么程度？
世祖接到这个奏章，自然惊骇莫名，于是命安童集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知民间事者，同卢世荣听陈天祥弹文，并令陈天祥和卢世荣二人同赴上都廷辩。
忽必烈是很喜欢让大臣在自己面前辩论的，理越辩越明嘛，通过听辩论还让自己的判断更准确。卢世荣当初的发达就源于廷辩，他并不惧这个。
可是，当他风尘仆仆赶到上都的时候，得到却是一道旨意：将卢世荣绑缚宫门外——现在没有辩论，只有大批判了——皇帝身边无论理政之臣、宿卫之臣还是词章之臣几乎异口同声弹劾卢世荣，这种状态下怎么可能还有卢世荣说话的份？
中书右丞相安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御史中丞阿刺帖木儿、御史中丞郭祐、侍御史秃剌帖木儿、中书省参政撒的迷失、翰林学士赵孟頫等大臣秉承世祖旨意对卢世荣声讨问罪。很快便拟出了“不经丞相安童，支钞二十万锭；擅升六部为二品；仿效李璮的办法，要急递铺用红、青、白三色囊转行文字；不与枢密院议，调三行省万二千人置济州，委槽运使陈柔为万户管领；用阿合马党人关闭回易库，罢白酵课，立野面、木植、磁器、桑枣、煤炭、匹段、青果、油坊诸牙行”等十条大罪。卢世荣知道现在再辩驳也无意义，“一一款伏”，于是被正式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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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任到沦为阶下囚，卢世荣的宰相生涯不到半年便结束了。他树敌过多，以至于一朝覆亡，看似不能算作是汉法派一手操作的结果。但在卢世荣下狱后，真金太子保奏郭祐、杨居宽为中书参知政事，同时，阿术的从弟帖木儿也因“于汉人语言无所不通，久淹下位，宜升用之” 的理由被安童卓拔为参知政事。卢世荣的倒台，成果都被汉法派摘取，而其曾启用的“阿合马党人”也面临着再次被清洗的命运。于是，汉法派和理财派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斗争迅速升级。
新的宰辅班子刚成立半年，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人便奏请进行大规模钩考，世祖从其请，并让答即古阿散主持对中书省的钩考，一时间鸡飞狗跳，“人情危骇”。新任的参知政事郭祐迅速反击，奏明：“以自平江南，十年之间，凡钱粮事，八经理算” ，奏请停止了钩考。
可答即古阿散等人虽输了一招，很快便抓到了一个让汉法派几乎万劫不复的机会。因为世祖的察必皇后（真金母）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年病死，至元二十年（1283年），立弘吉刺氏南必为后。忽必烈年近古稀，相臣常不得见，便向南必皇后奏事。女人干政在汉人儒士眼中是很不得体甚至危及社稷的事，于是南台御史曾封章上言：“帝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预。”
真不知道这位不知名的御史是不是理财派安插在御史队伍里的内线，这奏疏简直就是把太子往火坑里推——谁不知道让老子让位给儿子是不忠不孝之举？这要是让老皇帝看到，太子会有好果子吃？
真金太子得知有这封奏疏，惶恐不已，御史台都是太子的人，便秘其章不发，以为可以遮掩过去。可答即古阿散等人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其事，立即向世祖奏请收内外百司吏案，以大索天下埋没钞粮为名，查封御史台吏案仔细查找，非要揭露出来不可。御史台都事尚文知道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御史台能顶住了，将事情原委告知中书右丞相安童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两位大臣商量之后，决定将奏章秘藏不交。岂料，答即古阿散见搜不出来，干脆直接上告世祖，命大宗正薛彻干去取奏章。
被逼到死角，安童和玉昔帖木儿也束手无策，事情一旦揭露，不但太子之位不保，安童、玉昔帖木儿恐怕也要被株连。危急时刻，尚文献计，让二人先计夺谋，抢先至世祖驾前陈述事情经过。
得知竟有人撺掇儿子夺权架空自己，忽必烈勃然大怒，面对跪地俯首的安童和玉昔帖木儿，历声责问道：“汝等无罪耶？”丞相安童带头认罪道：“臣等无所逃罪，但此辈名载刑书，此举动摇人心，宜选重臣为之长，庶靖纷扰” ，进过反复解释，忽必烈怒气渐消，也看出这是有人要陷害太子，不再追问。不久，自己为聪明的答即古阿散及其党羽蔡仲英、李蹊等因奸赃罪被被诛杀。汉法派最大的一次危机终于过去。
可惜，一向仁慈孝友的太子真金却因为这件事忧惧不已，以至一病不起。是年十一月，卢世荣最终被杀，且死后尸体喂了旱獭，仅一个月后，太子真金便在忧惧中与世长辞，年仅四十三岁。
可以想象，真金太子之死对于汉法派的打击何等巨大，他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大旗和保护着，也失去了未来的希望——世祖的其他儿孙没有一个倾心于汉法。卢世荣倒台以及答即古阿散一党的覆灭都无法弥补这一损失。
耶律铸赋诗悼念太子，诗云：
象辂长归不再朝，痛心监抚事徒劳。
一生威德乾坤重，万古英名日月高。
兰殿好风谁领略，桂宫愁雨自萧骚。
如何龙武楼中月，空照丹霞旧佩刀。
诗中充满了悲哀、失望、萧索、无奈，这可说是所有汉法派官员心情的真实写照。但政治容不得感情，他们必须迅速摆脱颓废的心态去面对新一轮的绞杀。
因为在卢世荣倒台之后，他的举荐者，那个一直在幕后的桑哥终于不得不亲自出马，担任理财之臣。而卢世荣的失败也给他以深刻的教训——必须在短时间内见到实效，一旦考虑长治之策便会腹背受敌。如果说卢世荣从本质上与阿合马决然不同，那么桑哥便是阿合马的翻版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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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卢世荣是桑哥举荐，其倒台桑哥也多少会受点牵连。可桑哥甚为聪明，对卢世荣的获罪既没有任何援助，也没有落井下石，摆出一副“我是打酱油的”模样，而想要扳倒卢世荣的人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也故意忽略了桑哥的存在。
然而，对于这些故意忽略桑哥的人来说，尤其是汉法派官员来说，桑哥是比卢世荣更为可怕的存在。早在至元二十三年，桑哥便具列中书省宰执等官人选名单中，朝廷上有所建置以及人才进退都让他参与议决。作为掌管佛教和吐蕃事务的总制院使，竟受命预议政府大臣人选，有元一代绝无仅有，可想而知，这样倍受宠信的人一旦正式成为宰辅，其权势与跋扈绝非卢世荣可比。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世祖召集中书左丞麦术丁、参知政事杨居宽、帖木儿、集贤院大学士阿鲁浑撒里以及翰林学士叶李、程钜夫、赵孟頫等人商议钞法，其实是在商议新的理财之臣人选。此时，帝国进攻安南无功而返，世祖正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出兵，对缅甸蒲甘王朝的征伐也在最紧要阶段，而东道宗王乃颜已有叛乱之意，朝廷要准备平叛。在日出斗金的战事接连不断的同时，大都又发生饥荒，饥民需要赈济。面对每个月平均花销五十万锭的局面，掌管财政的麦术丁等人已经无力回天，见世祖问起，干脆回答：“自制国用使司改尚书省，颇有成效，今仍分两省为便。” 请世祖如阿合马时代一样再设尚书省专管理财——这活我干不了了，您爱用谁用谁吧。
于是，当月世祖便下诏立尚书省，分别任命了尚书、中书两省官，以桑哥为尚书平章政事。中书六部被改为尚书六部，各行中书省也改为行尚书省，统归尚书省领导；除任命行省官要与中书省议行外，其余事务都由尚书省从便奏闻。中书丞相安童再次陷入有丞相之名而无丞相之权的尴尬境地，他深知桑哥其人与阿合马不相上下，遂上书世祖：“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别相贤者，犹或不至虐民误国。”世祖完全不听——你不行，又提不出人选，凭什么反对我的选择呢？
同年十一月，桑哥正式为尚书右丞相，仍兼总制院使（二十五年，桑哥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仍兼院使），新一代理财权臣隆重出场。
相对于卢世荣理财之法总体趋于长远打算，桑哥可说急功近利。
首先是更定钞法，颁行新钞“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同时通行。至元钞一贯文折合中统钞五贯文。老百姓手里的中统钞票一下子不值钱了，只能大量兑换至元钞，官家自然大获其利。
发行新钞票后，便是钩考中书省和全国各地钱谷。
钩考是曾经让忽必烈在当年蒙哥汗时代吃尽苦头的措施，但在做了皇帝后，忽必烈倒对之青睐有加，原因很简单，地位决定立场，钩考对于藩王、地方官来说自然是灾难，而对于皇帝来说却是可以迅速聚敛财富的手段。
阿合马时代，便举行过钩考，但规模程度都很小，桑哥这次钩考却是大张旗鼓，横扫千军，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在中央，面对中书省这样的宰辅机构，桑哥为张声威，大施辣手，对各个省官严厉追查。杨居宽、郭祐身为参知政事，只是稍作辩解便被殴辱，最后竟一起以“失职”之罪被杀。二人都是真金太子生前举荐的儒臣，一向视金钱如粪土，最后却死于钱财之事，恐怕都无法瞑目。参政尚且如此，一般官员更不用说了，宰辅机构如此，其他部门也不用说了，“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毫分缕析，入仓库者，无不破产”。
然而如此重苛之下，中书省也不过“凡校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尚不够财政一天的花销。
中央官员虽然位高权重，可要说油水可就不如地方了，桑哥的钩考自然不会放过地方。二十五年九月，桑哥以钩考事关重大，需要有专门机构负责为由，上奏设置征理司，秩正三品，专治合追财谷，这算是成立了中央的钩考机构。一个月后，又以各行省欺盗、亏欠钱谷必多为由，除湖广省已由桑哥姻亲平章要束木自查征偿外，奏请派尚书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省、院、台官12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陕西）六省钱谷，每省2人，特授印章，并给兵以备使令和护卫，将钩考范围扩大到了全国，除了云南、吐蕃这种特区外，各地普遍进行清查和追征积年逋欠钱粮，而且期限严急。
这下，各省地方官员算是倒了血霉了。派驻各省的“钩考大员”都属于“贪饕邀利之人”，一切以多弄钱为最高目标，唯求增羡。对于地方官毫不留情面，“官吏首尝受竹治民财及酒食馈遗，督责之使，日十余辈，燕犒送迎不少遑。其恃势须索者，无少敢逆其言”。当然，对亏、盗钱粮的官吏狠狠的钩考，让他们把平日贪污受贿的钱吐出来，也算大快人心。
比如，在征南宋中立过大功的阿里海牙，在湖广行省做行省左丞相，其家族和部属在湖广盘根错节，极有权势，自然也就会鱼肉百姓，祸害一方。桑哥的姻亲要束木对之钩考，竟然使得曾经威风凛凛的大将如今的勋贵阿里海牙被逼自杀。其家资和荫占民户也被没收。
可毕竟官少民多，钩考官员为了展现政绩，势必要逼取于百姓，“以追怔逋欠为名，所至凶残百至，虽汉唐酷吏之不为者，尽其毒螫，死者相望。有司股栗屏息而不敢言，亦仅有助恶为奸以肥其家者”，“州县别置牢狱，逮捕人，昼夜鞭笞，械系者相属于道，大家巨室无虑悉破坏。甚至逼人妻女为娼，风俗为之大变。一时使者所至，征取尤甚。”
特别是江南理算，追征逋欠甚急，“胥卒追逮”相望于道，“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扬州、杭州两地受害最惨，“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追系收坐，牢狱充牣，掳掠百至”，不但富户，即使中产之家也被催逼，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死者达五百余人 。很多富户不堪其扰，逃入山中为盗，江南“盗贼”蜂起达数百处之多。
桑哥在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对世祖上奏中说：“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可说是纯属扯淡了。
虽然官民都不得其安，但钩考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效果，“已征数百万，未征尤数千万”，一下子缓解了财政危机。
钩考虽然见效快，但并非长久之计，何况很多官员、富户或自杀、或逃走，大量的“欠款”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于是，桑哥向世祖请求增加赋税，提出盐课每引由中统钞三十贯增为五十贯；茶课每引由五贯增为十贯；酒醋税课江南增额十万锭，腹里二十万锭。同时大增商税，江南为二十五万锭，腹里二十万锭。这要比阿合马当初提出的“人头税”好得多，而且不是增加田赋，世祖欣然诏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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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考和增税，虽然引起不少骚动，但国库确实大大充实。桑哥本就倍受宠信，这下更是春风得意。春风得意的权臣自然不好只对同级、下级的官员以及百姓们抖威风，对于贵族、勋臣这些特权阶层便也要下手整治一番。
至元二十五年四月，桑哥上奏世祖：“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除四顷之外，验亩征租。”“扈从之臣”也就是指怯薛，是从成吉思汗时代设立，从贵族子弟中选出作为大汗侍卫，属于“超级特权阶层”，一个普通怯薛都会见官大三级。他们占有大量土地而不纳地税，现在桑哥令他们按军、站户体例，占地超过四顷的都要交地税。可想而知怯薛们对桑哥会多么痛恨。
是年十二月，桑哥又向世祖提出：“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世祖令：“自今不当给者，汝即划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这是干什么？减少皇帝对宗王贵戚的赏赐！赏赐诸王贵戚是一项巨大的财政支出，在国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也不能减少，因为这是从成吉思汗时代便留下的传统，有钱要给，没钱也要给，贵族们拿惯了，不给哪行？直接触动帝国最高阶层的切身利益，这是讲究“微言大义”的儒臣都不敢做的，可桑哥就是要予以裁抑，读史至此，也不得不对这个名列“奸臣传”的吐蕃人叫声好。
不但减少对贵族的赏赐，桑哥还干脆要减少宗王人数降低一些宗王的地位。皇子忙哥刺之子阿难答嗣封安西王，另一子封秦王，桑哥认为一藩二王不妥，遂诏罢秦王之封，收还其印；东道诸王胜纳哈儿用“皇侄贵宗之宝”，桑哥谓“宝”非人臣所宜用，奏改授“济南王印”。
汉人儒臣他得罪了，皇帝近侍他得罪了，宗王贵族他得罪了，地方官员他得罪了，富户百姓他也得罪了。可以说，大元朝能得罪的人都被他得罪光了，桑哥这么做倒并非他有多么高远的政治抱负，只不过他不属于任何现成的政治集团，而是纯粹的“皇党”——皇帝需要什么，他就全力去做什么。
但是，人臣之所以要结党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出现危机的时候会有所依傍，如果你身在一个盘根错节的政治集团当中，即使皇帝要动你也要思量思量。桑哥看似风光无限，但除了皇帝的信任，他一无所有。一旦信任丧失，或者反对他的力量过大使皇帝都不能忽视的时候，末日便会旦夕而至。
他曾经让卢世荣帮他蹚道，可他从卢世荣身上并没有吸取太多的教训。
随着权势日隆，桑哥的跋扈也日甚一日。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大都人史吉等请为桑哥立“德政碑”，世祖正对桑哥宠信有加，便诏准之，并命翰林学士阎复撰文，题为《王公辅政之碑》，次年闰十月，做好的德政碑便树于尚书省前。一个大臣，竟然在生前便有人树碑，而且是皇帝亲自授意，这是难得的殊荣，却也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可桑哥却之不恭，欣然受之。
平日上朝，桑哥都要乘小舆，且有怯薛散班及侍卫兵百人为导从。这是连宗王都不能享受的待遇。随着他掌握了铨调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人事权，且从世祖那里求得“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的诏旨，连宣敕由中书省颁给的程序都免了，桑哥彻底成为帝国中除了皇帝最有权力的人。桑哥并非君子，有了权力，自然要“寻租”，“由是以刑、爵为货而贩之”，犯法、求官之人“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环，人心骇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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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桑哥理财有方，有过军功，且还和国师颇有渊源，因此各方反对势力并未能如对付卢世荣一般迅速结成同盟。但暗中的窜联已逐渐形成，在桑哥秉政四年之后，一场针对他的风潮不期而至。
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世祖在大都东南的柳林（漷州北）狩猎。其实皇帝狩猎并不在于真的捕获多少猎物，而是一种散心。散心的时候心情自然不错，想要除掉桑哥的人们不失时机的出手了。
集贤直学士赵孟頫趁机对世祖身边的贴身怯薛，利用监卿彻里言道：“皇上论贾似道误国，常责留梦炎等宋朝大臣不能挺身而出。现今，桑哥之罪，有甚于贾似道！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其责！然我乃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惟君为皇上所亲信，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倘若您能不畏天威之怒。为百姓除此凶残之贼，真仁者之事，公必勉之！”鼓励彻里弹劾桑哥。
彻里其人较为正直，早就不满桑哥，再加上桑哥让怯薛纳税，属于既有公仇也有私怨，便挺身而出控告桑哥奸贪误国害民诸罪，“言色俱厉”。一下子把世祖的好心情弄没了，世祖大怒，责他“丑诋大臣，失几谏体”，命左右掌嘴，彻里被打得“血涌口鼻，委顿地上”仍抗辩不止，声明自己与桑哥无仇，只是为国家着想 。身边的人如此强硬，世祖也很感意外，便问其他近侍彻里所言是否真实。结果一问不可收拾，怯薛也里审班、御史中丞也先帖木儿等人纷纷跪下劾责桑哥专权黩货等罪。
这下世祖不能再等闲视之，急招出使在外的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木以问情实。这不忽木，字用臣，康里部人，早年因“资禀英特，进止详雅”被世祖所看重，随王恂、许衡学习儒学，天资聪颖，过目不忘，被许衡称为“有公辅器”。学成后历任利用少监、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属于汉法派的少壮一代。在阿合马、卢世荣时代都竭力与之相争。他出身于怯薛，又是汉法派中人，抓住这么好的机会，如何能够放过？在行宫营帐里见到皇帝后，不忽木痛心疾首地说：“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在场的集贤学士贺胜等人也力证桑哥奸邪，“久而言者益众。”
紧接着，怯薛长月赤察儿根据时任尚书平章的怯薛也速答儿的密报，也奏劾桑哥擅权贪墨；中书平章麦术丁和御史中丞崔彧奏劾桑哥“当国四年，中外诸官鲜有不以贿而得者”。
朝廷上下，弹劾请诛之声甚嚣尘上。如果说有人认为这是偶然事件导致的政治风潮，那就是犯了政治幼稚病。史书没有明载，但我们仍可窥见在这幕“倒桑大戏”中，各派政治力量的默契。
是杀桑哥而安百官之心，还是保桑哥而将百官的不满从桑哥转移到自己身上，已经御极三十年的世祖忽必烈该做什么选择，绝不会令人意外。
【正文】
正月二十三日，桑哥被罢去相位，交付审讯。
二月二十五日，世祖命彻里率怯薛三百余人抄籍桑哥家资，一抄之下，竟然“得金宝衍溢栋宇，他物可资计者，将半内帑” 。
指控桑哥的罪状，如“沮抑台纲，杜言者之口，又尝捶挞御史”、“改革钞法、增加课税而害民”之类，其实并不能真正动摇桑哥，毕竟这些作为的背后都有着皇帝的影子，可贪赃罪被证实，而且数目如此之巨，世祖便真的动怒了：“你把一些粗毛衣带给了我，而把金钱和无比贵重物品归了自己！” 于是将桑哥拘捕入狱。
三月，桑哥的“辅政碑”被捣毁，其亲旧党羽湖广行省平章要束木、江浙行省平章纳速刺丁灭里、忻都、王巨济等也全被逮至大都。
七月，诏诛桑哥，这位吐蕃宰相和他的众多党羽一起被绑缚刑场，刀下头落，血腥一片，世祖时代最后一个理财权臣灰飞烟灭。
桑哥死后，尚书省又被罢废，机构并入中书省，各地的钩考也随之停止。一切似乎循环一般，每当一个理财之臣倒下，便有一批儒臣趁势崛起。世祖听取不忽木的建策，以太子真金的原詹事长、故丞相線真之子完泽为中书右丞相，不忽木为中书平章政事，彻里为御史中丞，麦朮丁仍为平章。
完泽是勋臣之后，其祖父土薛在成吉思汗时代便是大将，后跟随窝阔台汗攻打四川，立下攻陷成都的功劳，获赐食邑六百户。父亲線真在中统四年时任中书右丞相，与诸儒臣论定朝制。其人所受儒学熏陶并不少于不忽木，在任真金太子詹事长时，入参谋议，出掌环卫，小心慎密，很得太子器重，被誉为：“亲善远恶，君之急务。善人如完泽者，群臣中岂易得哉！”真金去世后，完泽又随侍后来的成宗铁穆耳出镇北方。
完泽和不忽木为相，开始了再一次的拨乱反正，崔彧被任命为中书右丞，因为桑哥专恣而不出仕的别都儿丁被任命为中书左丞。胡祗遹、姚燧、王恽、雷膺、陈天祥、杨恭懿、高道、程钜夫、陈俨、赵居信等儒臣全被召回大都“置翰林备顾问”。死在桑哥手下的杨居宽、郭祐也被平反，家属得到安置。
此时的世祖忽必烈已经七十七岁，老皇帝仍然不忘继续开疆扩土，对外的战争并不能马上结束，财政问题也仍然没有解决，理财之臣再一次出现似乎不可避免。
然而，上天留给老皇帝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他想征服日本，想消灭海都，但都已力不从心。在生命的黄昏，虽然世祖忽必烈仍用自己强有力的手掌控着庞大的帝国，但再启用理财之臣以至于继续引起党政，已经是他所必须避免的了。
跟随忽必烈从藩邸出来的汉人儒臣们老死身亡，凋零殆尽；深受儒学熏陶的勋臣安童、廉希宪等或早已入土或行将就木；新卓拔的南人儒士们，叶李虽官居平章政事，但也已在至元二十九年去世，其余众人都没能身居高位。新宰相完泽、不忽木承载了数代汉法派人士的希望，在世祖朝的最后两年实行轻徭薄赋政策，让帝国在平稳中缓慢前行。
但是，一国多制、“内蒙外汉”是忽必烈的既定原则，而全盘汉化，以儒治国则是王朝长治久安的保障，多年来汉法派与理财派的残酷政争，绝不会因忽必烈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结而结束，这条隐线必将贯穿整个元王朝统治期。
【正文】
家务事引起的“世界大战”
——元与其他蒙古汗国的合纵连横（上）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生存的世界陆地面积有多大？即使是小学生也会说句“简单”，只要把人类所划定的七大洲的面积加起来，便会得出答案——约一亿四千九百万平方公里。
而如果把这个问题的提出时间上推八百年，到元朝时代，那答案的数字就要小得多，只有约八千四百万平方公里。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面积约二千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北美洲，面积约一千八百万平方公里的南美洲，面积约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大洋洲和面积约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南极洲都还没有被发现。虽然在美洲已经有高度文明的国家，但对当时其他洲的居民来说，相当于我们日后可能会发现的外星人。至于大洋洲的土著和南极洲那些可爱的企鹅们，更是人们所不能想象的存在。
对当时的人类来说，即使遍游天下的旅行家，心目中的世界也不过是欧洲、亚洲和非洲。人们所知道的文明，人们所了解战争，人们所争夺的利益，都集中这几块土地上。
随着十三世纪初蒙古帝国的平凭空崛起和疯狂扩张，到忽必烈建立元朝时，当时人们所知世界的土地有近一半在蒙古人的直接或间接统治之下。元、窝阔台、察合台、金帐、伊儿五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但在这时因为中央大汗传承的问题，开始了绵延数代的你征我伐。而因为这五大国都是当时的世界强国，无数小国和其他中型国家也被卷入他们之间的争斗，在那个时代，因为黄金家族之间的家务事，却引发了数十年之久的“世界大战”。
以蒙古帝国大汗汗位合法继承者自居的元朝，在这规模空前的家务争端中，自然而然处于矛盾的焦点，一系列的战争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外交的合纵连横，元朝的历任皇帝都自觉不自觉的成为主角。
就如要介绍众所周知的“一战”和“二战”要先说明白参战双方的国家是谁一样，介绍这场世界大战也要从双方选手开始说起。但要一下子说明白谁执黑谁执白却并不容易，因为在漫长的战争过程中，各个国家经常会因为自己的需要转换阵营，更换盟友，一会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一会又是肝胆相照的友邦，所谓朝秦暮楚，在那个时代是各国首脑的必修课。
而要说一贯比较有原则的，倒是元朝，因为他是老大，虽然比起蒙古帝国时期差了很多，但也是老大——和我打交道，必须以承认我是老大为前提，否则没得谈。
何况，整场战争就是从争老大开始的。
公元1259年七月，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首脑，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蒙哥在南征南宋之时暴死于重庆金剑山温汤峡。在他死前，整个世界只有一极，那便是不知疲倦四处攻略的蒙古帝国，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其相提并论。如果蒙哥汗不死，蒙古铁蹄还要踏破什么地方，恐怕只有天知道。
然而，随着蒙哥汗之死，随着因他的死而导致的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战，庞大的帝国瞬间分裂，再也没有一个让众人服帖的中心领导那些骄兵悍将对外征服，成吉思汗的子孙们迅速枪口朝内，对自己的亲兄弟、堂兄弟虎视眈眈。
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在帝国的东部激战之时，分布在帝国中西部地区的实力派们都在冷眼旁观，他们不知道谁会胜利，甚至也未必会在乎谁会胜利，他们更多要考虑的，是自己该怎么走下去。
但有一点他们是明确的：世界再不会回到父祖们的时代了。
让我们自西向东，依次说起。
首先是最西边的旭烈兀。
1253年，旭烈兀奉蒙哥汗之命率十五万大军西征，目标是在里海以南山区险隘处已经存在一百余年亦思马因宗教国。这个神秘的刺客之国竟然曾经派出四百人的刺客团企图刺杀蒙哥汗，把蒙哥汗弄得每天穿着连环锁子甲上朝以防不测，作为弟弟自然要为大哥出气。而同时，在西亚还有富庶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叙利亚苏丹国，再往西还有埃及。那里的财富更吸引人。
1256年，旭烈兀率大军渡过阿姆河。
从是年6月开始，旭烈兀展开了一系列残酷的征服战争。是年11月，亦思马因宗教国末代教主鲁克赖丁•库沙走出宫府麦门底司堡向旭烈兀投降。这个曾让无数英雄人物谈之色变的刺客之国在旭烈兀展开的对亦思马因派教徒的大屠杀中宣告灭亡；
1257年9月，旭烈兀大军逼近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 1258年 2月10日，在巴格达守军伤亡几尽的情况下，谟斯塔辛带领儿子、官员、贵族3000余人出城投降。旭烈兀将哈里发家族全部处死，并纵兵大掠，世界名都巴格达几乎成为废墟，存在了五百年的阿拔斯王朝至此终结；
1259年9月，旭烈兀率军进入叙利亚， 1260年4月占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苏丹纳昔儿逃奔埃及马木留克王朝，叙利亚苏丹国灭亡。
接着，旭烈兀开始着力准备进攻埃及，为了扫除后顾之忧，旭烈兀派军扫荡小亚细亚，击败巴尔干诸国联军，巩固了与亚美尼亚王国、安条克公国、小亚细亚塞尔柱王朝的藩属关系，并命汉将郭侃渡海，攻陷富浪(今塞浦路斯岛)。
然而，正当旭烈兀准备跨国西奈半岛，进入非洲的前夜，帝国的中心传来消息——蒙哥大汗在攻打南宋时去世。
作为前方统帅，又是蒙哥汗的亲弟弟，旭烈兀立即下令班师回国，只留下两万军队交给大将怯的不花，镇守叙利亚，并负责攻略巴勒斯坦和埃及。
可是，当旭烈兀进入伊朗后，便接到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已经同时称汗互相攻伐的消息。而在他身后，埃及马木留克王朝苏丹忽都思率领十二万大军攻入叙利亚。留守叙利亚的怯的不花率军迎战，结果在艾因贾鲁一战中，两万蒙古骑兵全军覆没，怯的不花战死。埃及军乘胜进击，占领了叙利亚全境。各地区的蒙古官员被杀，留在叙利亚的一般蒙古居民退到鲁木地区。
旭烈兀审时度势，决定留在伊朗静观其变。以“伊儿汗”为名控制伊朗、阿塞拜疆、小亚细亚的总督和将军们，“其势足以自帝一方” 。伊儿汗的意思是“附属的汗”、“臣属的汗” ，旭烈兀算是非常维护蒙古帝国统一的人了。
可旭烈兀想“静”观，有人可不答应，那便是金帐汗国的可汗——别儿哥。
【正文】
我们再说说金帐汗国的情况。
在蒙古帝国第一次西征后，成吉思汗将新征服的土地分封给了三个儿子。长子术赤的封地囊括额尔齐斯河以西，咸海、里海以北的钦察、花刺子模和康岭等古国的领土。这个封国被称为“术赤兀鲁斯”，也就是术赤汗国。
1225年，术赤病逝，次子拔都承袭汗位。1235年，作为蒙古帝国“长子西征”的统帅，拔都统领各家的长子们率大军一路攻伐，连续征服俄罗斯诸公国，破波兰、日耳曼、条顿骑士团联军，抵达多瑙河畔，攻陷匈牙利首都佩斯，直到窝阔台汗去世的消息传来，才引军东还。
回到封地后，拔都在伏尔加河下游，今天俄罗斯的谢里特连诺耶修建“萨莱”城作为自己的都城，因为日后还有一个名叫“萨莱”的城市出现在伏尔加河流域，因此这座城市被称为“拔都萨莱”。以“拔都萨莱”为中心，拔都整合父亲的遗产和自己这次新征服的土地，建立了“金帐汗国”。不过，其实拔都的封国还应该叫做“术赤汗国”，但因为其日后的历史大部分为俄罗斯人记载，而俄罗斯诸城邦的大公们按时向可汗缴纳贡税和述职的时候，都是在草原上金顶大帐中拜谒可汗。久而久之，金顶大帐给他们的印象刻骨铭心，“金帐汗”便成了拔都以后所有可汗的通称，“术赤汗国”也在俄罗斯编年史中成了“金帐汗国”并一直流传到现在。
拔都在1255年去世后，他的两个信奉基督教的儿子撒里答、兀剌黑赤先后被蒙哥汗指认为继承者，但都在一年当中去相继去世。这么凑巧的事情，恐怕只能用“奇迹”或者“阴谋”才能解释的通。随着两个王子的死，拔都的弟弟，信仰伊斯兰教的别儿哥继承了哥哥的汗位。拔都的两个儿子因为死得早，所以看不出能力如何，别儿哥上位的原因虽然可疑，但他却是个相当称职的可汗，若不是后来蒙哥汗暴死，他也许可以继承哥哥遗志，再次攻进欧洲腹地去。
在旭烈兀西征之时，别儿哥汗奉大汗之命出兵相助，帮了旭烈兀不少的忙。按照，蒙古传统，下来的土地大要交给大汗按功劳分配，别儿哥汗满心等待着能够分到商业繁盛，人口众多，还有着木甘草原的阿塞拜疆。同时，在出兵帮忙时，别儿哥汗还拜托旭烈兀，在打下巴格达后，千万不要杀死哈里发。因为哈里发是伊斯兰教徒的“教皇”，土地可以占，财宝可以抢，教皇可不能杀，这是伊斯兰教徒别儿哥非常在意的。
可没想到，旭烈兀打下巴格达后，压根没把这位堂兄的话当回事，一口气把哈里发家族斩尽杀绝。别儿哥汗勃然大怒，恨不得立即把这位异教徒堂弟抓来剁了，可大汗蒙哥那边没发话，他也只能忍气吞声。
待到蒙哥汗去世，旭烈兀“自帝一方”，对阿塞拜疆这块肥肉更不愿意松口，别儿哥汗没有了大汗的制约，决定对这位堂弟大打出手了。
可传统的力量还是强大的，别儿哥汗虽然已经准备好教训旭烈兀，可毕竟中央动态不明，作为帝国屏藩，他还不能贸然动手。
不过，有人可要比别儿哥汗决绝的多，属于那种早就心怀异志，终于找到机会的人。
这个人便是窝阔台汗国之汗——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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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阔台是蒙古帝国第二任大汗，成吉思汗在世的时候便确定了他的继承人身份，可说是相当显赫。可就是因为这种显赫地位，使得他在获得封地的时候远远小于其他几位兄弟。
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皇太子窝阔台的都城，当其父统治时期，是他在叶密立（新疆额敏）和霍博（新疆和布克赛尔）地区的禹儿惕（份地），但是，他登基后，把都城迁回他们在契丹和畏兀儿地之间的本土……这个地方确实是他们帝国的中心。”这并没有什么不公平，日后整个帝国都是你的，私有财产少点算得了什么？
可关键是窝阔台万没有想到，自己去世后，继承汗位的儿子贵由是个无能之辈，仅在位三年便死去，窝阔台家族从此失去了大汗之位。这下，当初那点封地就显得可怜了，以至于想要如当年的拖雷家族一般依靠封地实力对抗中央权威都无法做到。蒙哥汗即位后，立即对窝阔台家族进行严厉打击，流放诸王脑忽、失烈门；夺取窝阔台后裔掌握的原属大汗的军队和自己组建的武装。同时，将窝阔台诸王分迁各地：合丹迁于吉木萨尔，灭里迁于额尔齐斯河畔，脱脱迁于额敏，蒙哥都迁于河西永昌，海都被迁到海押立。经过一番整顿，“窝阔台兀鲁斯”等于国除。
在大势已定的情况下，窝阔台系其他宗王只求自保，不敢反抗。而作为窝阔台孙子的海都，却是个桀骜不驯的枭雄。对他来说，在祖父窝阔台汗、伯父贵由汗登基之时，所由宗王都曾宣誓，蒙古汗位要世代传承于窝阔台家族，拖雷系宗王也在其中。伯父尸骨未寒，拖雷家族便违背誓言夺取汗位，这是严重背叛行为。因此，在被迁到海押立之后，海都积极整备人马，暗中联络同系宗王和金帐汗国，随时准备掀起反旗。
蒙哥汗刚明雄毅，在位时牢牢掌握整个帝国，海都的反叛只能停留在计划上而没有机会实施。待到蒙哥汗死去，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兵戎相见，海都立即开始了行动。
在《元史》中，海都被描绘成不知进退的莽夫，其实其人极有谋略。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位之初，海都实力并不强大，但他迅速表明立场，站在阿里不哥一方，并积极劝诱窝阔台系其他宗王与自己统一战线。打的旗号是维护蒙古传统，但实际上是促使拖雷系内讧，趁机恢复窝阔台系的势力。在他的折冲樽俎之下，窝阔台系最有实力的宗王，封地在原窝阔台汗国首都叶密立的贵由汗幼子禾忽改变了投奔忽必烈的初衷，归于阿里不哥麾下。
当阿里不哥与忽必烈打得不可开交之时，海都则通过种种手段，整合原窝阔台汗国土地，等到阿里不哥战败的时候，除了中原汉地窝阔台系宗王的封地之外，窝阔台汗国原有领土全部被海都所控制。
如果阿里不哥和忽必烈能够相持的时间长一点，海都的势力也许还会更为膨胀，但阿里不哥从自身素质、人才储备、物资补给等等方面都远不如忽必烈，一交手便一败再败，于是积极谋取察合台汗国的控制权。这本来算是好办法，然而他所倚重的阿鲁忽是个不亚于海都的枭雄，结果不但没能获得助力反而使得察合台汗国也趁机扩大势力，争雄中亚。家务事越发复杂混乱了。
【正文】
察合台汗国从察合台时代的领土是西辽旧地，包括天山南、北麓与裕勒都斯河和玛纳斯河流域及今日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地区。但主要是草原牧场，中亚地区的城市和农业地区却属于大汗汗廷直辖。察合台原本要把汗位传给自己和父亲成吉思汗都十分疼爱的儿子莫阿秃干。岂料天有不测风云，在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的时候，年轻的莫阿秃干立功心切，战死在范延城下。
1241年，察合台病故，将汗位传给莫阿秃干之子合剌旭烈。除了莫阿秃干，察合台还有其他儿子，舍子传孙是统治者的大忌。结果合剌旭烈只当了五年可汗，在1246年继位的蒙古帝国第三任大汗贵由便借口不当舍子传孙，将他废黜，改立与自己友善的察合台第五子也速蒙哥为察合台汗国之汗。
贵由汗去世后，也速蒙哥与窝阔台系诸王一起反对选立蒙哥为大汗。这是典型的政治押宝，押中自然会钵满盆溢，可一旦押错就会血本无归。
结果，也速蒙哥满盘皆输，蒙哥还是成为了新任大汗。刚一即位，便命拥护自己的合剌旭烈回国复位。合剌旭烈在途中病逝，其妻兀鲁忽乃回到阿力麻里，出示大汗诏书，杀也速蒙哥，自任监国。
到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时，兀鲁忽乃监国原本冷眼旁观，结果阿里不哥派阿鲁忽回到察合台汗国，将她囚禁，夺取了汗位。
然而阿鲁忽可不是个甘居人下，不识大势的人，当他看到阿里不哥斗不过忽必烈时，便又倒向忽必烈。这个过程在前文说过，这里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