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泛泛扯开说一句，“州”这一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确实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但在中国历史上，这个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却是时废时立，名称更是变化多端。总的来说，“州”面临厄运时，往往是政府为了裁减冗员，觉得省-县制也可以高效运转的时代；而这样的政策往往坚持不了多久，也不过是因为这样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最终发现“随便砍掉还真是不行”而已。
对一个疆域广阔的国家而言，面对几十个省级地方行政机构（比如中国的三十一个，美国的五十个），政务处理起来也并不轻松；而要“省”也承担这样的代价，实在是有点太划不来了——因此，古代的“州”或现在的“地区”以及“地级市”应运而生，应该说也是必然的——截至去年年底，全国有两千八百六十二个县级地方行政机构，如果没有“州”这个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对应为今天的地区、自治州、盟）作为中间层次，那么它们将直接归属于三十一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样一来，平均每个省级地方行政机构大约要直接面对九十二个县，别说有条不紊地管理，光是想一想头皮都发麻——举例来说，假如你在公司里管着九十二个互相平行的直接下级部门，或许就能更深刻地体会这里头的要命之处了吧……
回到“博州”这个具体的“州”，它究竟又属于什么类别的“州”呢？以刚才引用的“上防御”来说，应该属于“上等防御州”，也就是从“防御郡”改制而来的机构。而根据《金史•百官志》的介绍，
诸防御州。防御使一员，从四品。掌防捍不虞、御制盗贼，余同府尹。
啊哈，防御州的一把手“防御使”，原来是个从四品的官员；那么，对我们文中的“同知博州事”，也就是“同知博州防御使事”的品级介绍，应该就不远了：
同知防御使事一员，正六品。掌通判防御使事。
看起来，这个副职实在有点委屈；比起刚才的一把手，那可是又径直掉了三级啊。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后面发生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完颜亮在把遥设提拔为“同知博州事”后，还半是安抚、半是戒勉地说了这么一番话：
尔无自比老人。老人亲告朕，尔以告有司，设有撒离喝党人在其间，败吾事矣。
“老人”是谁？原来就是榜样萧玉。完颜亮这番话说的冠冕堂皇、无懈可击，正是为遥设“指出不足，找出差距”：人家萧玉直接向我告发，而你却通过“有关部门”上告，万一其中混有奸细，岂不坏我大事？
不严谨嘛。
由此可见，遥设的赌博确实有希望赢得更大一些，毕竟完颜亮也不是什么吝啬官爵的皇帝。可惜，小人也有失算的时候，这位遥设通过当时所谓“正规司法程序”来做一些静夜扪心、难对鬼神之事，结果免去了面君的股栗，却也丧失了进一步飞天的机会——当然，以他这个区区令史，想直接见到皇帝，怕也不比白日飞升容易多少……
即便如此，遥设还是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按我们以前计算的办法，通过这一纸昧着良心写满白字的黑状，遥设升官七/八级，转身就成了地委副书记或副厅长一档。不过，遥设的故事也还没有完，以后我们还会提到他的。
而最初受理遥设举报的直接当事人，那位不知道是不是完颜的奔睹，由当时的元帅左都监（从三品）晋升为元帅左监军（正三品），位列都元帅、左右副元帅之下。官品晋升一级之外，完颜亮又给他加开府仪同三司；实惠和面子，也算是两全了。
就这么着，这次杀宫，终于也渐渐平息了。
历数几次杀宫，我们不难发现：完颜亮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前朝重臣和宗室子弟，其中位高权重者优先。这些人里，有的惹过他，更多的人跟他完全没有直接瓜葛。但是，为了皇权稳固，完颜亮是不在乎将他们一网打尽的——消除了这些人的潜在反对和威胁以后，不仅儿子的未来皇位更加安全，而且自己做事也要痛快得多、麻利得多。
而且，通过杀宫这招狠棋，完颜亮迅速提拔了一些“新”人。这些资历一般的“新”人，虽然没有都成为日后完颜亮施政集团的骨干，而且很多“旧”臣依然在辅佐着完颜亮，但毕竟明显地冲击了朝局，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至少，这个现象从人事角度，部分地宣告了金熙宗时代的终结。
总的来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虽然有些极端，但用于形容完颜亮的时代，多少还是有些靠谱的。
但是，完颜亮如此不择手段地实现目的，确实也有极坏的影响。前文总结过的不多说了，现在我们又能看到一条，那就是：彻底毒化了金帝国的政治文化。
回想本次杀宫中的遥设，就是最好的例证：如果没有之前萧玉的榜样作用，遥设敢于陷害当朝大员么？而在大案炮制的过程中，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事实，却一再被颠倒黑白；面对玉阶上横流的鲜血、刑场里滚落的人头，还有谁能不自危？不颤栗？
“撒谎者有赏，无罪者遇诛”，完颜亮以鲜血和爵禄打造出如此的反馈机制，究竟指望收获到什么样的果实呢？
不错，现在已经没有人敢于反对完颜亮了。但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愤怒，难道可以永远压制住，永远不让它爆发么？如果说，完颜亮日后会遭到报应的话，那么此时此地他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在亲手培育着“恶之花”么？
在完颜亮刀下倒下的，又何止是反对派啊。
杀来杀去，终于杀到反对派噤若寒蝉、保皇派跃跃欲试的时候，完颜亮一展平生抱负的机会也就来了。经过这几次血洗，他平生三大志愿中的第一项，也就是他孜孜以求的“国家大事，皆自我出”，至此已经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别说重臣弄权了，到了这时候，还有人敢对皇帝的主张说个“不”字么？
在这种顺风顺水的情况下，完颜亮再一次举起了刀；在如水的刀锋上，血痕犹在。
只不过，这一次他要砍的不是人，而是体制了。
至此，《完颜亮的一生【上】》连载完毕，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完颜亮的一生（中） 一：改制 1
皇帝大位，已经成功篡过来了；可疑的反对势力，也陆续被镇压下去。摆在完颜亮面前的，正是一片可以纵情施展拳脚的大好天地；“国家大事”，现在确实可以“皆自我出”了！
只不过，“皆自我出”——这个皆自我出，真的就那么容易实现么？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皇帝就是最高权威”这个貌似不需要怀疑的论断，在实践中却往往会被无情地扭曲，以至最终成为一个彻底的谬误。我们还记得，史书中层出不穷的“权臣”、“权奸”、“势焰熏天”、“天下但知有某，不知有君”……之类的记录，如此等等，也确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我们也还记得那位与完颜亮接受相同教育、并先他一步上台的皇帝，金熙宗。这位年纪轻轻、在“全面汉化”的价值取向上绝不妥协的皇帝，纵然有才华有魄力，最终仍然摆脱不了臣对君的干涉，以至于三代权臣陆续把持朝局，以至于悼后都能伸手管事——而他只有在朝会的时候，以“什么都不说”的悲惨表情，坐在那张豪华的龙椅上。
可是，金熙宗为了亲掌大权，做出的努力还不够多么？
——为了铲除完颜宗翰，他屈尊和臣子完颜宗磐联手；
——为了铲除完颜宗磐，他又屈尊和臣子完颜希尹联手；
——为了铲除完颜希尹，他再次屈尊，选择了臣子完颜宗弼。
每搬倒一位权臣，他的皇权就暂时扩张一些；但是，扳倒权臣的“功臣”很快又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了新的权臣——如此这般的螺旋，终于在资源耗尽的时刻指向了深渊——等到养父完颜宗干病逝后，金熙宗再也没办法从叔叔辈的重臣中找到合适人选，来对抗完颜宗弼的专权了。
回思种种，在“利用-铲除-利用-铲除”这个怪圈中，金熙宗身不由己地失去了生杀予夺的权柄，也是情理中事。
在中国悠久的政治斗争史中，我们都能看到，“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一招确实很好使。可是，架不住一“借”再“借”，借到最后，“钟馗”本身越长越壮，倒成了直接笼罩在皇权周边的一个巨大阴影。而且这个虚拟的钟馗一旦成型，生命力就极为顽强；它只要随便附上谁的身体，谁就立刻会变成皇帝的新威胁——正应了那句话，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由此看来，皇帝仅仅指望某个臣子“良心发现”，进而完全彻底地“忠君”，基本上只是个缘木求鱼的想法。那么，皇帝当然要仔细思考：到底是什么样的“土壤”，才能滋养出“钟馗”来？
完颜亮当然不傻。金熙宗养出的“钟馗”，固然有他自己性格软弱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当时的朝局时政。如今，朝局和时政都已经大变，再加上现今的完颜亮已经杀掉了大批可能的“附体对象”，可以说，“钟馗”已经暂时偃旗息鼓了。但是，谁能保证将来它不会复活？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彻底铲除它能赖以生长的“土壤”。
而事实，已经很清楚地证明：金熙宗时代那曾经成功培养出“钟馗”的“土壤”——也就是大金的政治制度，显然是有重大缺陷的；为此，无论是朝廷还是金熙宗本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那么，是不是该改一下了？
时光荏苒，一转眼，已是天德二年（1150年）十二月了；而完颜亮的皇帝生涯，也正好满一周年了。在过去的这三百六十天里，伴随着刀光剑影，大金史册里处处浓墨重彩，隔着书页都能嗅到挥不去的血腥气味。
也就在这个十二月，完颜亮发布了一道新诏令；在《本纪第五》中，这道命令被叙述得很简单：
罢行台尚书省。
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
诏改定继绝法。
最后一句是《大金帝国继承法》的修改更定工作，这里不去提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罢行台尚书省。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这两句；数一数，一共只不过十五个字。
比起完颜亮“多姿多彩”的一生来说，比起《金史•本纪第五》全文洋洋洒洒一万二千四百一十五个字的篇幅来说，我们实在有太多的理由，对这两句“走马观花”地 “如无无字之境”；以如今时髦的网络语言来说，就是“选择性无视”。
但是，也正是貌不惊人、只占总篇幅0.12%的这十五个字，却实实在在地拉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完颜亮的政治体制改革，由此正式开始了！
开篇的时候我们说过，完颜亮是一位“奇人”，那时主要是讲他的晋升之“奇”；到了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政治改革之“奇”吧。
而要把政治改革讲清楚，怎么也少不了的几个问题是“要改的是什么”、“为什么改”、“怎么改的”、“结果如何”。按这个流程处理，即便不写成八股，肯定也是写起来痛苦、看起来心烦。那么，还是按照本文的一贯风格，依旧从“人”讲起；不过，从谁讲起比较好呢？
想来想去，还是从两位进士说起吧。
我们知道，正牌的进士，那可是读书人的偶像，全是生生蹦过了龙门的一流才子。不过，话是这么说，蹦过去的一流才子也不少，谁又知道是哪两位进士呢？
那么就再明确一下吧：
这二位不仅都是进士，而且，还都是如假包换的汉奸。
二、篇外之三：两位汉奸 1
[ 以下两篇，都属于【完颜亮的一生】的篇外篇。之所以把它们摆在前面，也是为了让后面行文的时候比较顺畅。追看完颜亮事迹的朋友，这两个篇外篇已经扯出了九千六百多公里，可以直接跳过了；对金史有兴趣的朋友，看看篇外篇似也无妨，呵呵 ]
首先得说一句的是：这里说的“汉奸”，与我们平日理解的“汉奸”还略有一点区别。首先，文中的汉奸指的是出卖汉族利益、曾经在宋朝为官的汉族人；其次，它只是个称谓，我们不对它进行道德评估和考量。
生逢金宋乱世，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面对气势汹汹、趾高气扬的的异族军队，大宋境内的很多汉人选择了沉默。也有很多汉人无法继续忍受，于是啸聚山林，或者投奔宋军，走上了以暴易暴的反抗道路。
当然，沉默和反抗之外，也还有第三条道路——虽然一走上去就会遭到臭骂，但是，这条“耻辱之路”却始终没有寂寞过……
比如，我们文中的两个进士，就鱼贯走了上去。
第一位进士，名叫张邦昌。
这位伪皇帝的事迹足够有名，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了；咱们这里，也就泛泛提一些不那么著名的事情吧。
张邦昌曾经出使大金，并因此被金朝看中，选做傀儡，这一段比较著名。但既然是“出使”，总得有个名目吧？我们知道，自隋唐以来，字面意义上只是个皇家通讯员的“使”，其实往往是个大得不得了的中央派遣职务，例如节度使之类，以至于有“出将入相”乃至“使相”的说法——那么似乎也可以研究一下，这张邦昌的“使”，又是个什么使呢？
历史告诉我们，堂堂的太宰兼门下侍郎张邦昌先生，不是什么“节度”地方的“节度使”，而是割地求和的“割地使”，具体来说，则是“河北路割地使”……
实际上，割地使当然不仅张邦昌一位，也当然不止河北路一路。迫于大金的军事压力，宋钦宗总算想通了，于是按约定派出多位割地使，把太原、中山、河间等“三镇”割给金人。这样一来，大金总该领情了吧？
他没想到的是，不领情的居然是当地百姓和驻军，有的割地使甚至被激愤的人们打死——结果，没有一位割地使能够完成任务，通通辱了“使命”。而我们要说的，其实还不是这些使者究竟辱不辱使命的问题，而是朝廷居然就能设立这么个职务，末年的北宋也实在是够可以的了……
金军攻陷汴京后，将徽钦二帝废为庶人（后来又讽刺性地分封为昏德公、重昏侯），并把捕来的皇族和官员浩浩荡荡押回了大金。大宋已灭，而康王赵构再建的宋朝廷——也就是南宋政权——还得等到半年以后才能出现在历史书上；如此一来，放眼原大宋的疆域，就出现了“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景象。
仗打赢了，敌国灭了，地盘也扩展了一大块儿，可是却没有政府来管理，这还了得？那就设个政府呗——而出人意料的是，“设立什么形式的政府”这个问题，竟然也成了金人的一大心病。
最简单的方案，无非是将新征服的地区纳入大金的行政建制序列，多建几个省一级的“路”也就搞定了。这样一来，管理者势必是金人，或者至少是大金的肱股之臣。
可是谁能想的到，这么个活计，居然就是没人乐意干……
起初，左副元帅完颜宗翰亲自点名，让萧庆留守汴京，并以此为节点，将新占领的地区牢牢控制住。
关于萧庆，现在能找到的记录不多。看起来，他似乎是跟随耶律余睹一起降金，尔后连遇提拔的。到了金熙宗天会十三年（1135年）十一月的一天，他和完颜宗翰的心腹高庆裔同时升官：他当上右丞，而高庆裔则当上了左丞。
说起来，萧庆和高庆裔这二位同僚，还真不止这个同日升官的缘分：他们名字都带个“庆”字，都不是女真族，却都是大金的高级干部……不止如此，翻翻他俩的履历表就不难发现：一个从前当过平阳尹，一个当过大同尹；更有意思的是，俩人还先后死在了曾经提拔过他们的金熙宗手里，而且被杀的性质还都是“陪绑”：金熙宗打算消灭完颜宗翰，于是砍了高庆裔；三年零两个月以后，金熙宗又杀掉完颜希尹，顺手砍了萧庆……
——冥冥之中，自有天数？说他们是一对难兄难弟，怕是不太离谱啊。
扯得够远了，把话拉回来吧。听到完颜宗翰提名自己来管汴京，萧庆明确表示不乐意。是啊，汴京已破，大宋已亡，但是大宋子民的抵抗远未停止；而金军限于种种实际困难，又不可能在此久留。那么，金军一走，把自己搁在汴京，面对着四面八方的怒火和刀兵，岂非是极为坐蜡？
不干，说死也不干——没办法，大家只好又推荐都统制刘彦宗来管理汴京。
这位刘彦宗的经历比较复杂一点点。他是汉族人，籍贯宛平（今天的北京市宛平）；而从前那位“儿皇帝”石敬塘割给大辽“幽云十六州”，其中的幽州，就包括了宛平。由此，纯种汉族的刘家“六世仕辽”，而且官运亨通，“相继为宰相”。等到了刘彦宗这会儿，大辽终于气运已绝；而这位当时的大辽高干、签书枢密院事，也就投降了带兵前来的金太祖。
由于本人的文才干练，降臣刘彦宗得到了金太祖的青睐，还特别受赐金牌一枚。尔后，他发挥了祖上善于作官的优良家风，以自己的能力，迅速升为大金的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再加侍中，尔后又受命辅助军国重臣完颜宗望。而完颜宗望对他也极为信任，以至于 “（完颜）宗望奏，方图攻取，凡州县之事委彦宗裁决之”。及至大金伐宋时，刘彦宗又拟定了十条策略，到最终攻破汴京的时候，他已经是节制诸军的都统制了。
一个大辽降臣，能够成功地进入大金的核心统治阶层，本就为数不多；而刘彦宗更是以一个汉人的身份，掌握了大金的军事重权，如此际遇，完全可以称得上罕见了。只是，所有的光荣都属于过去，而现在，对他寄予厚望的女真集团，要求他来管理汴京了——又该怎么办？
还是俩字：不干。噢，萧庆能看出危险来，我刘彦宗就看不出来？谁也不傻，大天白日朗朗乾坤地，为什么要主动去坐这个火山口？那不是有病么……？
结果就是，把汴京直接纳入大金行政建制序列的想法，就这么因为大金内部没人乐意当汴京一把手，而彻底流产了……
但是到手的肥肉，能说不要就不要么？于是完颜宗望提出了另一个方案：既然我们自己没人愿意管理汴京，大金朝廷也确实暂时没有治理整个大宋疆域的能力，那我们就扶持一个新政权，让它来管理以汴京为代表的原大宋土地吧。
此计一出，大家纷纷同意。这样一来，一个在大金绝对控制下的新政权的诞生，也就是必然的了。问题是，谁来当这个傀儡政权的头头呢？想来想去，既然大金内部没人乐意出头，那么为了平息新征服区人民的怒火，索性从汉族人中间找一个算了。
这种手法，也就是“某人治某”，古、今、中、外简直是史不绝书；无论是“汉人治汉（这里的“汉”是指原宋疆域内的汉族人）”、“港人治港”还是“阿富汗人治阿富汗”、“伊拉克人治伊拉克”，都是这一原理的各种变形。当然，每个例子间的区别非常之大，意义也完全不同，咱这里不过是泛泛一提而已，大家就别叫真了，呵呵。
而为了这个新政权头头的位置，大宋唯一的漏网王爷——康王赵构，那是想方设法，又摇橄榄枝又递小话，必欲争得而后快。而金人已经恨透了赵家父子的言而无信，立谁都可以，就是绝对不能考虑赵家骨血。在《大金吊伐录校补》中收录的《行府告谕亡宋诸路立楚文字》里，就很明白地表明了这个意思：
寻以赵氏父子不守信誓，为罪之深，将所以必废赵氏之意。
长话短说，历经重重的内部斗争以后，金人最终选定了张邦昌来做这个新政权的头头，也就是伪皇帝；国号，则是“楚”。我们上面提到的《行府告谕亡宋诸路立楚文字》，也正是行（元帅）府为立楚而发布的告示。
我们都知道，汉奸十分该死，为了一己私利，就出卖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但是如果仅仅以此来看，张邦昌这个汉奸，当得还真是有点特殊——当金人选定他来做皇帝时，张邦昌居然誓死不从，并打算“引决”，也就是自杀！
看到这里，事情就变得非常怪异了：既然不惜以死拒绝卖国，张邦昌当得这又算是哪门子汉奸？而且，第二个问题马上就出现了，那就是：既然他不怕死，为什么还要当傀儡皇帝，去坐实这个汉奸的罪名呢？
原来，就在张邦昌打算动手消灭自己的关键时刻，旁边的人说了这么一句：
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涂炭一城耶？
是啊，您从前没有战死城外，今天反而打算给金军一个屠城的借口么？
说到这里，“天下”这两个字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上一回，完颜旻就被这个借口说动了，于是同意登基；这一回，张邦昌也被这个借口说动了，于是也同意登基。当然，都准备登基了，自然也就不“引决”了。
张邦昌的选择，就是自己承担骂名，来保护汴京官民能够活下去。而这个选择到底是他本人的真实意思，还是稍稍扭捏一下，为自己在历史上多少保护一点点名节，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了。特别是，联系到后来他的作为，似乎也不能说，他就是个铁了心的戏子，非要又当皇帝又立牌坊——既然很难分辨，我们姑且就把这个疑问留在心里吧；唯一可以定案的，就是：汉奸毕竟是汉奸，“天下”照样只是借口——汪精卫还说“曲线救国”呢，今天的各位会相信呢？
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张邦昌，而是那个劝张邦昌的人。跟许许多多的类似事件一样，历史同样没有留下他的名字，却只留下了他说过的话。在我们几千年的史册里，关键时候从来就不缺这位“旁边的人”。他或者他们到底是谁，历史没有留下清楚的记录，我们只能模糊地看到一个影子；可是，这个影子的言行，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历史的走向——比如这句“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既搭台子又送梯子”的话，不就是一个例子么？
认真说起来，如果张邦昌事先真的曾经打算以死抗命的话，那么这位以全城官民性命为说辞的“旁边的人”，至少也应该负担一半的汉奸责任——而他，却轻飘飘地从我们眼前掠过了，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能揪住他；于是，张邦昌也就只能独自承担所有的骂名。
——或者，这就是历史吧。
说话间，正好来册封他的金使到了。就这样，在金人的卵翼下，张邦昌“北向拜舞”，就位了。
但是，就位后的张邦昌，和我们一般印象中借势作威作福的伪皇帝不同，表现十分低调。当时，赵家王朝几乎被金人一网打尽，只有康王赵构因为不在汴京而躲过一劫；也因此，赵构已经成为宋人心目中大宋的正牌继承人，这一点，张邦昌自然知道。
按说，有金人全面撑腰，张邦昌就算仗势欺人也很“正常”：即便你赵构完全应该继承大宋的皇位，又能把我如何？
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实话实说，傀儡皇帝张邦昌的所做所为，应该说是相当收敛的：
皇帝都是“南面而坐”，他则“东面而立”；
皇帝在正殿办公，他避而不去；
皇帝每日朝会，他不搞；
皇帝要接受群臣山呼万岁，他不许；
皇帝自称“朕”，他自称“予”；
皇帝发“诏书”，他发“手书”；
皇帝被称为“陛下”，他只许别人称他“相公”；
皇帝必有年号，他不立。
而他给臣子封官时，前面还一律要加上“权”字——而这个属于臣子官职前缀的“权”字，本来一般是级别略低的上级除授下官时才用的；在这里，却似乎正好描述了“相公”张邦昌的内心真实感觉：这个皇帝位置，不过是“事急从权”、不过是“借”来的而已！
为了敷衍“上头来人”，张邦昌也会煞有介事地暂时恢复皇帝的作派和威严；但金朝来使一走，他马上又低调下来，根本不用什么“天子礼仪”；
金人北撤时，曾经先后表示，愿意给张邦昌留一些军队作为支持，或者留一些女真官员，扶持他、保证他坐稳位置，而张邦昌一律婉言谢绝……
从以上种种细节我们不难看出，张邦昌确实是把自己定位成一名“临时皇帝”的；换言之，至少在那时，他并没有把自己看做是理所当然的皇帝。那么，在张邦昌的心目中，理所当然的皇帝，又是谁呢？
两个字：赵构。
说到这里，我们姑且多扯两句吧。
这个时候，赵构手下的群臣百姓，对张邦昌“沐猴而冠”是极为愤慨的。回看过去，他们屡次要求金人不要册立张邦昌，改立赵构。但在金人的强大兵威和断然拒绝下，大家渐渐地不爱吱声了；只有一位御史中丞，冒死再次上书大金元帅府，说：
今若册立（张邦昌），恐元帅大兵解严之后，奸雄窃发，祸及无辜，将不称元帅吊民伐罪之意。
这就是说，元帅你带兵回大金以后，老张肯定会大干坏事，如此一来，岂非是辜负了你出兵拯救百姓、讨伐罪人的本来期望么——“吊民伐罪”倒不是他空口白牙地乱奉承，而是引用大金对宋用兵时，写在檄文里的原话。
顺便说一句，这样的文字今天看来比较肉麻，而在当时的情境下、在众多要求册立赵构的上书中，也实在不算出格——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的记载，后来当赵构被追杀逃命时，给完颜宗翰写信，其中更有这样的文字：
……恭维元帅阁下，以宗英之重，行吊伐之师，谋略如神，威权不世。其用兵之妙，与皇帝争躯。遂北平契丹，南取中国（指宋，关于“中国”含义变迁的问题，后文会专门讲述），极天所覆，混为一区。此岂载籍所有哉！
……愿削去旧号，自此一……者。盖知天命有归，而欲仰以成……一尊之人也。
如此，则……金珠玉帛者，大金之外府也；学士大夫者，大金之陪隶也。
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无有二上矣！
……社稷存亡，在阁下一言；某之受赐，有若登天之难，而阁下之垂恩，不啻转圜之易。
……
比一比吧，连赵构都能说出这样的话，上面所提到的臣子的言论，又有什么过分呢……
扯太远了，接着说那位御史中丞冒死向金人上书的事情吧——接着，他就再次提出了那个并不新鲜的主张：
于赵氏中推择其不预前日背盟之议者，俾为藩臣。
这就是说，既然大金“以赵氏父子不守信誓”， “所以必废赵氏”，那么就册立一位没参与盟约谈判的赵家子弟，让他成为大金的屏藩，不就行了吗——说白了，还是要求册立唯一不在汴京而漏网的赵构。
问题是，大金元帅府已经三番五次地说过，绝对不立赵氏骨肉，如此顶雷而为，不是找死是什么？果然，看信之后完颜宗翰大怒，当即下令索拿这位御史中丞，将他押回大金。
而这份置自己生死于度外、绝对堪称感天动地的事主忠心，也理所当然地轰动了宋金双方；不要说当时心向大宋的臣民，就连“敌酋”金太宗听说了他的事迹后，都非常欣赏他那“不附立异姓之节”。
那么，这位义薄云天、得到敌我双方一致高度赞许的御史中丞，又是谁呢？
不是别个，正是秦桧。
……就又想起了白居易在贬官路上写的那首名诗《放言•之三》：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回思历史，白居易说得真是一点不错啊……好了，还是继续讲述张邦昌这边的事情吧。
在张邦昌心中，赵构才是正牌子皇上，而自己，实在是不配。于是，他接受了朝臣吕好问、马伸等的建议，而对朝臣王时雍、徐秉哲的反对意见置之不理，最终背着金人开始了“顶风作案”——具体来说，他依次搞了五个“主动”：
主动之一：主动册封元佑皇后为宋太后，迎入延福宫；
主动之二：主动写信，和赵构取得了联系。在信中，他这样描述了自己的处境：
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纡国难也，敢有他乎？
主动之三：主动向赵构献上“大宋受命宝”，也就是皇帝大印；
主动之四：主动要求太后垂帘听政，也就是放弃了自己的皇权；
主动之五：主动退位，自我还原为人臣，继续当他从前的太宰。
对比历朝历代汉奸们的所作所为，张邦昌的这五个“主动”，读来实在是令人感慨啊。
但我们也绝不能忘记：此时金军已退，各路勤王兵马包括康王人马正在不断地向汴京汇集、逼近，城内也是众议汹汹，民心已去——如此“大环境”、“小气候”，才是张邦昌连续五个“主动”的“主要动力”。
饶是如此，我们也不该忘记，张邦昌的表现，确实应该算是汉奸、伪皇帝中相当收敛的一位了。换是别人，在异族军队的铁腕支持下，会不会真的自以为是真命天子、进而狐假虎威作威作福呢？而到了这个时候，又会不会困兽犹斗负隅顽抗呢？
最终，赵构被他迎了回来；进城那天，张邦昌伏地大哭，要求处死自己，赵构还抚慰了一番。
按说，如此收敛的伪皇帝，真算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就算他登基后的一切作为，都是因为“汉奸怕死”、怕被回来的赵构杀掉而表演出来的，也用不着从始至终都这么逼真吧——毕竟，新皇帝真给迎回来了啊；要只是为了表演，总不至于一点点地把自己往死路上表演吧？
说是死路，果然就是死路。很快，忠臣们就上奏，说张邦昌如此示好，只是因为金军撤走了没有依凭，而为自己留条后路而已；而如果不把张邦昌这样曾经“僭逆”过的家伙赶出朝廷，难道还要大家继续把他看成天子么？
话这么一说，太宰张邦昌的命运也就决定了。转眼之间，他就被贬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尔后又被随便寻了个借口，数出了若干罪名，最终在潭州被奉旨赐死。
而他的“大楚”，从立国到废国，寿命也不过四十多天而已。
就这样，又一个值得抚卷长思的人物，渐渐淡出了我们的故事……
在那条汉奸之路上，张邦昌走了没多远，便一头栽了下来；而这所谓的“前车之鉴”，自然会被后人看个清楚，想个明白。
看懂了、想通了之后，咱们故事里第二位进士，也就意得志满地出发了。
三、篇外之四：两位汉奸 2
张邦昌的大楚完了，赵构建立的南宋出现了。可想而知，金人对这个结果是十分愤怒的；很快，金军就开始了新一轮的伐宋。至于出兵的原因，以《伐康王（赵构）晓告诸路文字》里说的，正是“汴邑更端，推戴赵构，妄称兴复”；出兵的目的，则是废掉赵宋、“复立大楚而已”。
当时，金人还不知道张邦昌已经死在了潭州，声言“如张氏已遭鸩毒，则别择贤人”；金太宗更在诏书里说，“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注]——没办法，大楚模式还是很受大金喜欢的。
[注：“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语出《金史•卷七十四•宗翰传》，而在《金史•卷七十七•刘豫传》中则记为“俟宋平，当援立藩辅，以镇南服，如张邦昌者”。顺便说一句，钱建文所做的很方便的电子版《二十五史》中，以上两处的“藩”字均误为“籓”字；现据中华书局1975年版《金史》修正。]
这次讨伐，却远没有上次伐宋那么顺利。按照金人的初始想法，上次能灭了你北宋，这次再灭个南宋，又有何难？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愿望一直到金朝自己灭亡，也没能实现；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说穿了只有两个字。
大胜。
正是因为金军对北宋用兵的大胜，北宋才会被灭亡；
也是因为大胜，金军才会骄气十足，进而尽情凌辱北宋皇室及官员百姓；
还是因为大胜，金军才有可能在对手的地盘上大肆洗掠，乃至将对方的京城劫掠一空；
同样因为大胜，金军军纪松弛，到处都是犯罪现场……
如此等等，“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才在南宋激发出了最强的战斗力，才凝聚出了最广泛意义上的抗金统一战线。
对比之下，金宋形势可以说是此销彼长——由于连灭大辽和北宋，金军早已是骄横意满，不可一世。再加上洗掠所得甚多，这支本来连军粮和盔甲、兵器、马匹都要士兵自己买、自己带、自己养的朴素军队，迅速地腐化变质了。过去，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金军士兵，作战之勇，令对手闻风丧胆；而现在，突然间已经有了私财薄产的士兵，还愿意不愿意豁出性命，没完没了地去搏杀？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此外，大金连年用兵，人已疲、力已罄，本已灭宋，不想又冒出来个南宋，军队的烦躁、厌战情绪，也是可以想见的。
当然，军事形势的对比变化，远不是这么几句话就能简单说明白的。但是，事态确实在渐渐变化：从前的金强宋弱，现在正渐渐变得金宋持平；而这，正昭示着金宋关系史上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一方纸醉金迷，士气平平；一方誓死抵抗，士气高涨。折射在地图上就是：金军进攻的箭头越来越钝，动作越来越支离破碎；从纯军事角度来看的话，当年攻击汴京时那种优美、连贯、强悍、霸气、所向披靡的进军锋芒，如今再也看不见了——尽管把赵构追的狼狈逃窜，甚至一口气追到了海上，甚至在海上还追出了三百多里——但是，南宋并没有灭亡，而且，还坚持了下来。
我们前面提到，金太宗曾经说过：等到灭宋以后，就要复立大楚。那么，灭不了大宋的前提下，大楚还要不要复立？
当然也要。但到了这个时候，新政权的管辖范围比以前就要小多了——在两河（黄河、淮河）以南，有官有兵的南宋已经出现了；即便大金新扶持一个新政权，也不可能管到南宋那边去啊。
此外，这次又该扶持谁呢？
金人的目光扫来扫去，最终，会聚在了一个人身上；他就是我们文中的第二位汉奸，进士刘豫。
刘豫是北宋的汉人，二十多岁的时候进士及第，也算是青年得志了。然后，历任大宋殿中侍御史、河北西路提点刑狱。
顺便说一句，“提点刑狱”的简称是“提刑”。一个多世纪以后，另有一位比他小113岁的同行，在专业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业绩，还被搬上了电视荧幕。只不过那部电视剧的名字起得很有后现代的味道，叫做《大宋提刑官》——这感觉，正如《新中国局长官》一样，妙得令人无言以对，呵呵。
赶紧拉回来。看看地图就不难发现，疆域纵贯今天河北、河南省的河北西路，当年大金灭宋时，它正好对着金军南伐的锋芒；摧枯拉朽之下，河北西路很快就失陷了。而河北西路提刑，咱们那位刘豫先生呢？还提个鸟刑，小命要紧啊；他大印一扔，就穿州越路，一口气逃到了仪真（今江苏仪征）……
按说，刘豫既然主动放弃了官职，那么这辈子，仕途也就跟他没什么关系了。何况，他到了仪真以后，不仅老婆死了，还丁了父忧；一时半会的，跟当官是彻底绝缘了。可是，朝里就有那多事的，枢密使张悫（音“却”，恭谨、厚道的意思）居然看着这个逃兵素质不错，把他推荐为济南知府。
按说是个好消息吧？可刘豫一琢磨，老大，您说的是济南吗？开玩笑呢吧？那里盗贼蜂起，还是宋金最前线啊，派我过去，那不是要我命么？我千辛万苦从河北西路跑出来，难道是为了今天送死去么？
再按说，既然怕死不想去，刘豫不答理这茬，接着当自己的老百姓也就是了。可是刘豫毕竟还是放不下这次复官的机会的，生怕过了这村没这店，于是他恬着脸找到宰相，要求换个地方，别派江南了，给我换到江南某一个郡吧。
如此挑肥拣瘦，也真是够可以的。宰相没有答应，刘豫只好“忿忿而去”。忿忿归忿忿，“而去”还得“而去”——济南知府四个字，对一个年纪已经五十六岁的宦海落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吧。
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很快，济南知府刘豫，就看见了大批金军迎面杀了过来……
这一次，正赶上完颜宗翰、完颜宗辅大军进入山东，而完颜昌亲自率军攻击济南。大军压境之时，驻守济南的骁将关胜，多次率军出城与金军作战。从道理上说，知府当然应该全力配合军方守好城池，但在完颜昌的利诱下，刘豫做出了相反的选择——他杀掉了关胜，开门投降了~
自毁长城在先，开门揖盗在后，这就是刘豫卖身投敌的第一步；而前文中，我们说张邦昌是个很收敛的汉奸，实实在在，这话就是针对刘豫来说的。很快，我们就能看到汉奸和汉奸的巨大差异了……
降金以后，刘豫受到了重用。很快，他就被封为“京东东、西、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如果仅此而已，这位进士还真不值得我们细讲——对那个年代的宋朝官员来说，“降金”简直是个批发行为，又何止一个两个刘豫而已啊。
但是，历史的关节点又出现了——张邦昌的大楚已经消亡，续之而起的南宋面临着金军的报复性反攻，势必坐不久汴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新的傀儡政权一定还会被建立起来；唯一的问题是：挑谁来干呢？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表现不错”的刘豫，和降金的宋将折可求，都是可能的人选。当然，无论是刘豫还是折可求，都不可能决定自己当不当皇帝——傀儡嘛，得幕后的人来挑才是啊。
而为了这个傀儡皇帝的人选，金朝高官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政治冲突。说白了，谁都想把“自己的人”安插进去；而这对增强自己在朝廷的发言权，实在是太有用了。
我们记得，张邦昌被选为皇帝后，曾要自杀，又被旁人劝下来，才勉为其难地登了基。
这回轮到刘豫，可就远远没有这么麻烦了。
拒绝金人？别逗了，抢都抢不过来呢——为了让完颜昌推举自己做皇帝，刘豫专门派了儿子刘麟，跑到金人那里公关去了！记在史书里，就是“（刘豫）遣子（刘）麟，以重宝赂虏酋闼辣（闼辣即挞懒，是完颜昌的女真名字汉译）左右，求僭立”。
命令甲当皇帝，甲不乐意；而乙当皇帝八字还没一撇呢，已经开始用行贿的手段去拼命力争了——正所谓“有人星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归故里”，这人和人的差距，咋就那大呢？
而成功拿下济南府的完颜昌，本来也确实想推举刘豫。在他的想法中，刘豫那是自己劝降过来的，属于不折不扣的“自己人”；要是刘豫能当上傀儡皇帝，不仅整个山东，就连原大楚所辖的河南之地（黄河以南地区），不也就成自己的地盘了么？
于是，完颜昌答应了下来——可是谁又想到，这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情，居然也泄露了！
得到信息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我们前文提到过的一位陪绑冤魂——完颜宗翰的心腹高庆裔。这位心机极为灵动的高参，当然立刻就把事情的本质看透了：果然由完颜昌去上表奏请刘豫登基，不用说，功劳必然归在完颜昌名下。到那时，刘豫最感念的人，还能是谁？
真要那样，又把完颜昌的上级、咱的老大完颜宗翰置于何地？而且，完颜昌要是挟刘豫以自重，问题岂非是更加棘手？
于是，“恐为（完颜）昌所先”的高庆裔，马上向完颜宗翰建议抢先一步册立刘豫，让完颜昌做梦去吧——“元帅盍（音“合”，“何不”的意思）进此议，无以恩归他人”。
完颜宗翰自然是心领神会，立刻命令高庆裔去山东筹备册立刘豫事项；翻过手，就命令完颜希尹去朝廷上报。以完颜宗翰当时在朝中的分量，金太宗自然是言听计从，几天后就批准了；而刘豫当皇帝这事，也就算定下来了。
天会八年（1130年）七月，原中奉大夫、京东西淮南等路安抚使、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知东平府事、节制大名、开德等府、濮、博、滨、棣、德、沧等州……的刘豫，终于成功即位，国号大齐，定都北京（今河北大名）。后来，大齐又连续迁都于东京（今山东东平）、汴京（今河南开封），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了。
而由完颜宗翰的心腹高庆裔，以及后世金熙宗的老师韩昉二人带去的册封令，也即《册大齐皇帝文》中，明确写着：
世修子礼，永贡虔诚。锡（同“赐”）尔封疆，并从楚旧。……尔其上体天心，下从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难谌，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尔其勉哉！无忽朕命。
意思很清楚：一代代要象对爹一样对大金，永远对大金保持忠诚；还要“上体天心，下从人欲”，否则，恐怕“厥位”也不那么好保！
如果当时的人们有一双看破历史的慧眼的话，他们必定会发现：册立文中留下的如此话口，已如草蛇灰线一般地埋伏了刘豫将来的命运。
长话短说，就位后的刘豫，对大金可谓是竭尽犬马之劳，而对汉族政权——南宋——的表现，不仅是“不遗余力”、 “十分嚣张”，而且简直可以用“疯狂”两个字来形容。这位汉族进士、这位曾在大宋多年任职的老人，反目成仇的火焰竟然烧得如此之旺，委实令人无话可说——不仅金人交代的他做到了，就是金人没交代的，他也主动做到了！
比如，刘豫在宿州设立了专门招降纳叛的“归受馆”，并先后收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