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改了，体制改了，官位改了，王爵改了，科举改了……如此大刀阔斧四面开花，就算是著名的改革家，搞了这么多也该歇歇了吧？
还不行，因为还没改完。
十二、印钞制币
在具体介绍这个方面的改革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当年奉命出使大金的宋使许亢宗的一段话吧。在大金内地，他老人家发现
无市井，买卖不用钱，唯以物相贸易。
这一年，是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年）。
以1001n个人看法，许亢宗说的“无市井”有点过了；就算是“易物”，总也得有个集散地吧。但是有一点他说对了，那就是“买卖不用钱”——事实上，大金至此已经立国九年，却真的还没有“钱”。
其实，说大金没有“钱”，也确实有点冤枉它。客观地说，大金境内不仅有钱流通，而且还花样繁多：宋钱、辽钱和后来刘豫大齐的钱，都在混合流通着——这怎么能说大金没有“钱”呢？
但是，大金确实没有它自己的“钱”。为什么没有？无非是官方不重视、没想到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会再有别的解释了。
用别人的“钱”，好处明摆着：
——不用自己设立鼓铸及发行机构，节省了铸造、投入流通所需开支；
——使用别人的货币，实际上是接受了别人的信用担保，这比自己从头建立要省事的多；
——当时的钱是用铜制，而外国的铜进入境内，不相当于自己积累了战略物资么？呵呵……
所以，一个新兴政治力量的发展过程中，铸币绝不是它最优先的任务——从史书中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这个答案，这里就不展开了。
当然，坏处也很明显：
——铸币权在人家手里掌握，自己必定只能跟班；
——别人的财政金融风险比如通货膨胀之类的，自己肯定要分担；
——心理上很不爽。
就这么着，大金就一直痛并快乐着地使用着“别人的钱”，直到“舍我其谁”的完颜亮出场为止。
具体到当时，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别人”陆续出了岔子——大辽已经被灭，大齐已经被废，这二位是不可能再铸造新钱了，旧钱注定是越用越少；而北宋被灭，仅剩南宋偏安，三家钱只剩了一家，用起来如何能凑手、如何能不搓火？
假如当年有“经济战”这个概念，那赵构还真应该考虑一下，用自己铸造的钱去搞垮大金的经济——当然这只是个玩笑了，他能维持住南宋就已经很不错了……
在这个背景下，原籍大宋、现职大金户部尚书的蔡松年建议“复钞引法”，也即重复大宋的钱钞制度，打造大金自己的“钱”。
锐意改革的完颜亮当即批准了这个提议。很快，第一批钱就印出来了，上面不仅有面值，还有发行机关的名字、字号、料号、警告文字、花纹……
——等等，铜钱上哪有那么大地方啊？！难道完颜亮同时还发明了显微镜不成？
当然不是。本来这钱就不是“铸”出来，而是“印”出来的；换句话说，它们正是不折不扣的纸币！
一个王朝，不先发行铜钱而直接发行纸币，完颜亮的所做所为，确实空前！
这些大金的“交钞”，仿的是北宋“交子”，就制币国家而言，即便放眼世界，也是排名第二。我们今天都知道，纸币适宜携带，用起来很方便；而在当时，对一个连铜钱都还没造过的大金来说，上来就是纸币，这观念也的确也太太太……太超前了……
当然，世界上没有比“钱”更现实的玩意儿；而完颜亮的交钞不是铜钱，那也绝不是为了玩儿概念。事实上，如果大金铸造铜钱，这些钱就必然有一部分会流出境外；而当时大金铜矿紧缺，要是以此方式流失国有资源，那是根本无法允许的。而铜矿，又能缺到什么程度？它就能缺到大金一度在境外打主意找矿的地步……
——说到底，巧妇做了一桌全鸭宴，那也是因为当地没有养鸡场啊……
为了保证交钞的印刷和发行，完颜亮还专门设立了三个新机构：抄纸房（制作交钞专用纸）、印造钞引库（印刷）、交钞库（存储发行），并设置了专门官员负责管理。
印出的交钞，其具体技术细节如下：
交钞介绍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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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征 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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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额 1、2、3、5、10.5 小钞
100、200、300、500、750贯 大钞
发行机构 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
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
警告文字 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
更换期限 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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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面额居然出现了“十贯五”，总怀疑是“十五贯”……
如此这般，交钞也成了后世金帝循行不易的货币制度。
顺便说一句，如图所示，交钞都是由“路”这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发行的。起初，交钞只能在自己的路里流通；后来，各路与中央达成了一致，各种交钞都可以在中央自由兑换，并在全国流通。从这一点上讲，金的交钞制度，比起宋的交子制度要领先的多了……
但是，纸币容易磨损，虽然也出台了有偿更换制度，但总归不如铜钱耐用。于是，在做了充分的准备——禁止铜外流、收集民间铜器——之后，正隆二年（1157年），又是由完颜亮，开创了大金的铸造铜钱的新货币时代。
以《金史·食货志》中对正隆元宝的记载，则是：
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文字峻整过之，与旧钱通用。
在这里也泛泛提一句：在《金史·食货志》中，把上面这种字迹非常清楚的“正隆元宝”钱误称为“正隆通宝”，搞得前辈专家还专门为此做过勘误。可见，史料尤其是正史出了错，该是件多么讨厌的事情——铜钱还好，总有流传下来的实物做对照，别的方面呢？
由此，再次鄙视一下那些乱写的史官们……
不过，对大金来说，铸造铜钱并不是个很轻松的活动——境内已知的铜矿远远不够，原料价格太高；同时，铜钱又不断流出境外，加剧了这个趋势；结果就是，某年当局统共铸钱十四万贯，而包括原料费用在内的工本费，居然花去了八十万贯。
——这哪里是造钱，简直是烧钱啊！
说到这里，也顺带说一下完颜亮时代之后的金朝货币制度的弊端吧。由于铸钱成本太高，导致铜钱供应严重不足；为了保证流通，朝廷下令各家不能存储过多铜钱，最多最多只能存储两万贯，其它都要兑换成交钞或者买东西，反正不能见到铜板。
结果，依靠行政硬性规定的“限钱法”并没有结束严重的钱荒，反而导致了更强烈的反弹。最终，金章宗只好取消了限钱法；而为了解决钱荒的问题，这位金章宗又创造了一项纪录——开始用白银铸造货币了。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法定的银币，它的名字叫承安宝货……
在制造银币的同时，金章宗再开铸造铜钱大业，结果性价比更低——造一文钱，成本居然飚生到十文！没办法，只好虚标面值，铸造以一当十的“泰和重宝”，试图糊弄老百姓。结果呢？问题当然不可能因此获得解决，于是又只好恢复限钱法，并大肆印制交钞来应付这个局面。
可想而知，这时候想不进入恶性通货膨胀都不可能了——在大金的最后二十年，为了救市，光交钞就发行了六种！而当它们轮流登场的时候，大金也终于被自己的货币之手越来越紧地扼住了喉咙——我们都知道大金亡于蒙古和南宋联军，但是，在雷霆一击最后到来之前，大金自己，又还能摇摇晃晃站多久呢？
……
虽然交钞之滥最终不仅毁了金，而且也毁了曾以胜利者自居的元，但是，这确实不能直接引证为首创者完颜亮的错误。
毕竟，接替他上台、沿袭了这些制度的金世宗，怎么就没有在任内出现财政金融的崩溃，相反却达到了金朝经济的顶峰状态呢？即便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金章宗，上台的时候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了，可库里的钱也还足够两年之用——咋就越搞越糟了呢？不该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么？
——就好像一支枪，用好了是防身自卫的利器；而非要朝着自己脑门搂火，又怎么怪的着造枪的人呢？
……
总的来说，完颜亮首制交钞、首发铜钱，对大金的货币制度定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无论从财政还是从“国运”的角度来看，这次改革都是足够写入史册的。通俗地说，如果这是次考试，那么完颜亮本次的答卷至少应该打个九十分——至于后世金帝嘛，有的恐怕连十九分都打不了……
下一节，我们将不再分专题叙述完颜亮的其余改革，而是一节内予以综述。周末啦，休息休息吧：）
重要补充
昨天发现本节有个错误，结果时间不凑手，今天才腾出空来……
文中所提，完颜亮正隆二年所铸“正隆元宝”，为大金第一次铸造的铜钱。
原文见《金史•卷四十六•志第二十七•食货一》：
初用辽、宋旧钱，虽刘豫所铸，豫废，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议鼓铸。
及《金史•卷四十六•志第二十九•食货三》：
钱币。金初用辽、宋旧钱，天会末，虽刘豫“阜昌元宝”、“阜昌重宝”亦用之。……正隆二年，历四十余岁，始议鼓铸。……文曰“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与旧钱通用。
另一部笔记文献，金元之际的刘祁所著《归潜志》中亦有类似说法。
顺便说一句，《归潜志》不同于一般的文人笔记，自言“若夫所传不真及不见、不闻者，皆不敢录”，写作态度是足够严肃的，乃至刘祁自己为叛将立碑的不光彩事情也老老实实地原样录入；而后世史家对《归潜志》的评价也相当高，大元所修《金史》的部分章节甚至是直接引用的《归潜志》，清朝四库馆臣甚至用《归潜志》来校正《元史》中的部分错讹之处。
其中，在《卷第十》，第109页（中华书局1983年6月第1版，1997年12月第12次印刷）有文如下：
金朝钱币旧止用铜钱，正隆、大定（金世宗年号，1001n注）、泰和（金章宗年号1001n注，下同）间始铸新钱，余皆旧钱。
然后是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周峰先生所著《完颜亮评传》（民族出版社，2002年11月1版1次印刷）第165页中，有如下文字：
完颜亮在金代经济史上还占有一席不可磨灭的地位，那就是他在金代历史上第一次发行了纸币和铸造了铜钱。
《金史》、《归潜志》、《完颜亮评传》三部著作都持此观点，即完颜亮在大金第一次铸造了铜钱。也就放下心来，在文中做了相关介绍。
结果不曾想，这居然也会出问题——在西西河论坛，为了回答
十三、改革综述
在以上那些比较显著的重大制度改革之外，完颜亮还采取了一些配套性的辅助改革措施。比如，
★规整地方行政区划：
全国被统一划分为19个相当于省的“路”，其中有五个京路，十四个总管府。这方面的内容，后文还要详细提及。
★地方官制改变：
天德二年(1150年)，完颜亮下诏废除了中京、东京、临潢、咸平、泰州等路节镇及猛安谋克。按旧制，猛安、谋克要分成上、中、下三个级别，如今不再区别，统称为“诸猛安谋克”。
★限制权力继承：
贞元二年（1154年），完颜亮命令修改“荫叙法”，皇室的八品官员不再能荫及子孙，而七品以上官员的荫叙也各自有限。如此，直接从制度上限制了宗室的世袭权力，以巩固皇权。
★法律改革：
大金的第一部法律是由金熙宗皇统三年（1145年）颁行的《皇统制》，在完颜亮正隆年间，又新修《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
对《续降制书》，后世的金世宗“以正隆《续降制书》多任己意，伤于苛察。而与皇统之《制》并用，是非淆乱，莫知适从，奸吏因得上下其手”，又进行了修改。不仅如此，历代史官和现代学者一般也对《续降制书》评价不高——但也确实有这样的观点：在皇权至上的年代，有个法律总比根本没有法律要好一点吧？说到底，即便没有法律，皇帝还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关于大金的法和刑，在这里也顺便提一下吧。
按照女真的传统习俗，轻罪要用柳条为鞭抽打，杀人及盗抢则“击其脑杀之”，并处没收全部财产，四成归公，六成赔偿事主，家人也要被没为奴隶；即便家人出钱赎罪，也要割掉罪犯的鼻子、耳朵，来跟平民相区别。（见《金史•卷四十五•刑》）以前见过一个资料，说大金初年有俩和尚犯规，被官兵当场“击脑杀之”，看起来触目惊心，但确实也不过是当时的习俗制度而已。
而在传统刑罚之外，还有一招叫“沙袋”，算是承袭辽制：“以革为囊，实之沙石，击於杖头，有罪者持而决其背，大率似脊杖之属，惟数多焉”。抡起这玩意儿照着后背狠砸，可以想像挨打的会有多惨；由于它的不人道，很快这个制度就被首先废掉了。（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四）
“沙袋”虽然被废了，但是脊杖却被保留下来。问题是，脊杖也不那么好玩，“杖罪至百，则臀、背分决”，打成这个德行，杖下之人基本也就没救了。到了完颜亮这里，脊杖这种打法由于“以脊近心腹，遂禁之，虽主决奴牌，亦论以违制”——虽然当时存在的刑罚还远远谈不上人道，但是，废除了其中一种酷刑，多少也算是对保护生产力的一个小小贡献吧，呵呵。
……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仔细审视一下完颜亮推行重大改革的对象吧。省电高于一切，继续列表如下：
完颜亮时代重大改革对象来源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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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设立目的 设立者 对女真进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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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台尚书省 取代齐国 金熙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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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元帅府 伐宋所需 金太宗 ★ ★
─────────────────────────
三省制 体制规整 金熙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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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眷官制 体制规整 金熙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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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爵旧制 赏功彰劳 金太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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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旧制 选拔人才 金太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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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旧制 ˉ ˉ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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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总结一下完颜亮针对这些重大项目改革的意义，如下：
完颜亮时代重大改革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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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对象 改革名称/结果 对女真进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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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台尚书省 废行台尚书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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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元帅府 废都元帅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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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制 一省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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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眷官制 正隆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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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爵旧制 正隆例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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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旧制 科举定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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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旧制 首发钞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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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研究上述两表，我们不难发现历史潜藏的又一条暗线——当年，牛顿在遭到大家沉痛表扬时，曾经谦虚地说：
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ye shoulders of Giants.（如果我看得更远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而完颜亮的改革果实也绝不是从天上平白掉下来的；他所立足的肩膀，主要而言，正是金熙宗。
我们在前文提到过，金熙宗自幼便被完颜亮的父亲收养，小哥俩在同样的家庭里一起长大、一起接受了完整的汉化教育，应该说，他们也有着相当近似的趣味和志向。无论是他还是完颜亮，两人都不被守旧的女真贵族所欣赏，由此，也就使他们更加不满于自己所面对的现实——这一切，或许应该理解为他们改革的原动力吧。
从这个角度讲，金熙宗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全面汉化改革工作，实际上是由完颜亮来继续的。主观上讲，完颜亮未必有这个心思；但是客观上，这正是完颜亮改革的一个注脚——而这其中，多少也有了点“继承遗志”的味道。
再换个角度说，金熙宗在位十四年，头几年受权臣挟制、无所作为，末年又嗜酒滥杀、心思不在朝政上，真正锐意改革的只是中间几年。以他后来的表现看，即便上天再给他几年，怕是也难把他从酒精和虐杀中拯救出来；而要期待他继续进行重大体制改革，恐怕也是很渺茫的一个希望。
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完颜亮的弑篡无论从道义上有多么卑鄙、混帐，从改革效果上说，其实却正是大金朝堂乃至女真民族的一个福音。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澄清的一点是：完颜亮干了许多坏事、恶事，但是，这不代表他就没有“善”的一面。后文我们还会提到，完颜亮胡作非为，其惨酷、其无耻、其荒淫、其流毒程度远超金熙宗；肆意兵伐，其祸害之烈，更是史不绝书——但仅就他铸造并彻底定型了大金的政治结构骨架这一条，完颜亮对大金宗庙的稳固、对女真民族的进化，就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
总的来说，金熙宗在前、完颜亮在后，曾经的小哥俩志同道不合地前赴后继，先后对着最顽固的政治堡垒开火，并在完颜亮时代取得了最终的决定性胜利。这也就难怪为什么很多资料会把金熙宗和完颜亮这一对生死冤家并列起来，然后以他们为代表来描述大金那个激烈变革的时期——仔细想想，这样的划分也确实是很有道理啊。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完颜亮已经被主流学者普遍评价为“女真民族杰出的改革家”。当我们再次仔细回味他的改革举动后，平心静气之余，我们应该承认：这个称号，完颜亮实在是当之无愧。
但是，以上这些，还不是完颜亮改革的全貌。在他的一生中，最具魄力、最复杂、头绪最多、影响也最深远的一场重大改革，我们一直还没有涉及。
这场重要改革，正是迁都。
迁都。
——不就是把首都挪个地方么，又有什么了不得的？还值得专门来写一篇？
实话说：一篇还真不够；以下几节，中心还全都是这个“迁都”。
无论从它的起因、经过乃至结果来说，“完颜亮迁都”都是一桩堪称划时代的重大举措，更是完颜亮个人的标志性作品。
如果说，一个人一辈子只允许立一座碑的话——那么对完颜亮来说，这座碑，正是迁都！
十四、迁都 1：雄心抱负
说来说去，把“迁都”拆开来，无非就是两个问题：
——为什么迁？
——迁到哪里？
提出两个问题，区区八个字而已。
而要想周到地回答出来，恐怕八千个字也打不住。
只不过，要彻底解读完颜亮，我们还非要把这两个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是啊，平白无故朗朗乾坤、没遭天雷未遇地火，他怎么就想起这出来了？
有人说，因为他要伐宋，迁都就是为了打前站。
有人说，因为旧都规模太小，不够他骄奢淫逸的，所以要造个更大的新都。
——都有道理，但是，事实远远不是这么简单。果真如此，伐宋就必定需要迁都来打前站吗？旧都规模小，就不能原地扩建吗？
既然这两个问题都未必直接导致迁都，那么，费时费力的迁都背后，必然还有着更重要的理由。也是在这里，历史又埋伏下一条暗线……
话头一转，让我们先越过大金，来看看更早的大辽时代的三个故事吧。
第一个发生在大约一千零八十年前，正是大辽立国之初。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向身边侍臣提了个问题：
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
是啊，最应该祭祀哪位，才能配得上“事天敬神”呢？
结果，侍臣们众口一词：佛呀！
太祖很不满意：
佛非中国教。
眼看情况比较尴尬的时候，太祖长子耶律倍闪身回奏：
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
听了这个回答，“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这是第一个故事。过了二十一年后，有了第二个故事：
那时是大辽会同十年（947年）。当时辽太宗耶律德光御驾亲征，成功灭亡以汴为首都的后晋。为了庆祝这一胜利，辽太宗“备法驾入汴”，穿上“中国冠服”，受百官朝拜。辽太宗兴奋不已之余，对身边侍臣说：
汉家仪物，其威如此。我得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邪！
然后又过了六十一年，发生了第三个故事：
大辽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也就是北宋宋真宋的大中祥符元年，北宋来使通知大辽，宋真宗要去祭泰山了。大辽的回答不仅很短，而且很酷：
中国自行大礼，何烦告谕？
翻译成简体中文就是：你祭奠你的，关我P事啊？
当时的辽圣宗耶律隆绪，还就别的话题发表过议论：
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后唐明宗，近则宋太祖、太宗也。
……
三个故事讲完，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截至辽圣宗为止，大辽一直很尊崇“中国”，仰慕“中国”的文明和文化。
在这里有必要专门提出来说一句的是：本节所说的“中国”，包括后面段落里的“中国”，既不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古代中国。在辽代，皇帝所说的“中国”，指的就是宋。至于后来，“中国”的含义也一直在变，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咱们还是慢慢看吧。
然后是第四个故事：
这一次的主人公，是那个在位长达四十六年的耶律洪基，也就是辽道宗。一次，辽道宗身边的汉族侍臣给他念讲《论语》，读着读着汗就下来了，因为正好读到这么一句：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侍臣不敢往下讲，辽道宗却开口了：
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
意思很清楚了：没有礼法道德的，才能叫“夷”；现在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与“中国”没什么区别，你又紧张个啥呢？
这第四个故事，意味可就相当深长了——对待“中国”的态度由“倾心仰慕”到“平起平坐”，大辽皇帝的心态变化不可谓不明显。
而这个历程也正象一个符咒，反复压按在各个新崛起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头上。一开始，他们都仰慕先进的“中国”，然后拼命学习、竭尽全力地“汉化”，然后，就渐渐地不把“中国”当回事了——特别是，当他们的军队已经可以战胜“中国”军队的时候。
现在，就让我们由着这个话头，去看看大金的心态演变历程吧。
前文里我们提过，大金是由完颜阿骨打创立的。而在这个创立过程中，完颜阿骨打在谋臣杨朴的建议下，处心积虑地谋求大辽的正式承认。为此他提出了十项要求，内容从国号、帝号到仪驾等各方面，均要求大辽允可。
整个事情最后搞砸了，加上这时恰好大宋派来使臣，要求联合攻辽，结果金宋签订了著名的“海上之盟”，由此敲响了大辽的丧钟。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提出十项册封要求的大金，当时还处于“要求更强大的辽帝国认可自己立国”的状态；所谓“中国”，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
很快，金辽冲突情势变得一边倒。完颜阿骨打志气倍增，对皇储完颜杲下诏说：
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
这是大金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发出“中外一统”的号令。但是，这个“中”，还不是“中国”，也并非指代“大宋”；所谓的“中外”，其实是女真民族眼前那片有辽有金的世界，并未包括中原。
到了金太宗时代，情况也差不多。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六所引《南归录》中的记载，当时大宋派沈琯出使大金，和金太宗谈及燕云地盘，又说到如今大宋人心稳定，但若真的发生动乱，“必有英雄起”。金太宗的回答挺气人，跟前面我们提到的那次大辽回复大宋的话，实在是伯仲之间：
你中国自相杀，干我甚事？
“你中国”三个字，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大金此时的自我定位。
然后，皇帝换成了金熙宗，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事情渐渐发生了变化。
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十六引述《金虏节要》所说，少年时期的金熙宗，得到汉族儒生的教导，“虽不能明经博古”，却也“稍解赋诗”——当然，以我们前文对金熙宗的介绍，《金虏节要》实在是低估他的汉化水准了。而这位爱好“烹茶焚香，奕棋战象”，“徒失女真之本态耳”的金熙宗，对那些顽固坚持女真传统观念的“旧大功臣”极不欣赏，直斥为“无知夷狄也”；反过来，人家也觉得金熙宗“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
值得注意的是，“夷狄”在这里，变成了金熙宗所藐视的那些守旧女真贵族的代名词。显然，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大金的最高统治者，已经不再承认自己是尚未开化的“夷狄”了。
——而“夷狄”一向是与“华夏”相对应的，不承认自己是“夷狄”，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随着汉化速度的加快、汉化程度的加深，当然，也伴随着对宋用兵的节节胜利，席卷大金上下的新思潮终于到来了：整个女真民族越来越不认可自己“夷狄”的身份，而开始谋求更堂堂正正的地位。
这个质变，终于在完颜亮时代发生了。
前文我们提到，完颜亮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汉文化教育。而在《大金国志》中提到，完颜亮不仅汉学功底深厚，而且“嗜习经史”，完全是典型的汉族读书人的爱好。在回过头来面对文明开化程度较低的大金时，他的心理自然倾向于更加先进的“中国”，毫不奇怪地“渐染中国之风”；即便登基后，仍然“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
尽管仍然是羡慕，但是完颜亮此时已经渐渐产生了更具野心的想法，那就是统一天下，自为正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统一天下”对一个新勃兴的政权来说，不过是个顺理成章的自然想法；而关键就在后面的“自为正统”，这可就完全不是大金过去的思路了。
换言之，就是以大金为正朔，不再承认大宋——这时候是南宋——为毫无疑义的“中国”正朔。
无论他这么做是“狼子野心”，还是“雄心勃勃”，对于大金、对于女真民族的进化而言，都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
他对我们前文提到过的耨碗温敦思忠说过：
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以为正统。
他也说过：
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
（注：以上两处，分别见于《金史》卷八十四和卷一百二十九。）
至于前文提到的涉及《论语》的那个故事，在完颜亮时代也有了新的答复。我们还记得，辽道宗听到侍臣读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时，曾经这么回答：
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
同样的一段书让完颜亮读到时，味道就变了：
朕每读鲁论，至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朕窃恶之。岂非渠（似通“其”）以南北之区分、同类之比周，而贵彼贱我也！
（注：本句引自《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二所引张棣著《正隆事迹记》。）
如果以我们今天的观念来看，人和人应该是平等的，至少理论上讲“应该”是平等的。即便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也多是因为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造成的个体差异。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被周遭瞧不起，并不是你自己的言行有什么问题，而仅仅因为你是或不是某族人——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公正、太莫名其妙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完颜亮对“贵彼贱我”现象的高度敏感，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应激反应。虽然，没有谁能指望他喊出诸如“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之类更加激进、甚至与至尊皇权直接抵触的口号；虽然，他身为女真族，因为感受到歧视才有如此言论；……尽管如此，也不能抵消他的“华夷平等”观念的正确性。
顺便提一句，这个“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历来争论极多，焦点就在“不如”二字该怎么解释。朱熹说，这个“不如”意思是“不象”；更多人说，“不如”就是“不及”。结果，根据南辕北辙的两种解释，孔子他老人家到底是不是瞧不上“夷狄”，争到现在都很难有个定论——不过，至少完颜亮对此的理解与朱熹不同，他肯定是理解为“不及”了。
说来不奇怪的是，少数民族君主，对这个问题往往相当敏感。前有辽道宗，中有完颜亮，后则有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就愤怒地写下了以下文字：
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
在同一书中，他又引用韩愈的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