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江起我军先向南行军，从东面贴着贵阳而过。由于那里驻有强大的敌军，据说有蒋介石的五、六个师和滇军的几个旅，因此必须防备敌人的进攻。我军一些小部队离开了行军队伍，向城审方向急进。据报告他们到达了距城二十五公里远的飞机场，摧毁了几架飞机和地面设施。除了和敌警卫部队发生小规模冲突以外，在此期间没有进行什么战斗。敌人或者只顾守城，或者出动过晚，总之莸们的部队平安地撤了回来口≯一聪嘲绕过贵阳后，我军掉头向西，准备挺进云南，成功地出其不意地拿下贵阳西南没有驻军的关岭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地方当局的代表自己打开的城门，他们还以为是国民党军队入城呢。这种情挽在长征的这一阶段之所以屡次发生，是 ，因为敌我战线经常变换所致。在这里我们暂时切断了贵阳和一…J÷昆明之间的交通线，并且截获了一辆宦壅蠢和蒋介石的联络官j这辆车正在驶往贵阳途中，车上载有昂贵的药品和宝贵的带有比例尺的地图资料。这时，敌军从北面和东面压过来，我 ．j，．军主力挥师西南，叉以不久前占领关岭一样的方式占领了罗 ／，，平城。从那里红军主力先转向西北，扑往曲靖，但束能拿下该 j．城。接着，第五或第九军团佯攻昆明，据传这一行动引起了敌／叼人很大的惊慌，蒋介石急急忙忙跑劲印度支那去了。我军主 了力以急行军的速度一直向西，一枪未放拿下了元谋城}元谋虽j二然位于金沙江南岸只有五十公里，但令人不解地却没有设防奇人们读了这段简单的作战概况，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 导■以为这两个月的行军是按计划进行的，而且是中央红军唯一的一次胜利进军。今天，毛主义的历史记载也试图这样来描述事实。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可以说与事实完全相反行军越来越变为一场退却，有时竟成了道地的逃窜。为了尽可能地避开战斗，红军在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线上行进口道路漫长，投有尽头，队伍时而并行，时而前进和后退，时而迂回和佯攻，有时甚至在兜圈子。每天行走四、五十公里的强行军是家常便饭，有一次，通常比战斗部队少走一些弯路的中央纵队，一下就走了七十公里。行军大多是在夜间，囡为白天天气好时，国民党的飞机几乎整天不间断地飞行．轰炸和扫射。特㈣删别狡诈的是那些低空飞机，它们从…座山背后贴着地面飞来而没有一点声响，然后用密集的机枪火力向我军扫射。先头部队、侧翼掩护部队和后卫部队，往往要历经几十次遭遇战，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有时甚至几处同时遭遇敌人。
　　当我军翻过云贵边界陡峭的大山时，形势变得更困难了。
　　崎岖的羊肠小路通过直上直下的深谷，许多马摔倒在地跌断了腿，只有骡子勉强能支撑过来。我军越是继续深入云南境内，给养情况也就越来越糟，大山里几乎找不到什么可吃的东西。红军战士们从死马尸体上割下一块头肉来充饥，最后只剩下一具具骨骸。即使在平川上稻米和蔬菜也很少，耳光所及之处，罂粟地比比皆是；为了交纳沉重的地租和苛捐杂税，农民唯有种植鸦片，才能保证自己勉强地生活下去。我们在支付时，也几乎只用没收的生鸦片来代替银元，因为鸦片可以长久使用，又容易分开，完全可以充当货币，所以到处都乐于接受。在那些暂时招来的脚夫和被编入部队的自愿者中，不少人已经嗜烟成习，因此不得不允许他们多少抽一点，虽然这在红军中是严格禁止的。
　　疲劳现象在队伍中急剧增加。我想说一说自己的经历。
　　如果我们在白天行军，总是以小部队为单位，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树枝和野草伪装起来。知果敌机飞到头顶，我们就在路旁卧倒，不象以前那样去寻找掩体口如果我们白天在一个村子或场院里睡觉，附近落下炸弹，我也根本不会醒来，即使炮弹在旁边爆炸，我也只是翻身再睡。有一天夜里，当我们穿过一片平原时，我走着走着真的睡着了，路已经转弯，我却一直走到旁边的小溪里去了，当冰冷的水拍打着我，我才醒了过来。
　　由此可以想象，部队的情况如何了。病号和累垮的人多于死伤者，损失与月俱增。虽然，自年初以来，我军在贵州招募了几千名志愿兵，但许多师团还是明艋地缩减了。我想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值得赞叹的是，尽管如此，部队的纪律和斗志依然没有受到挫伤。
　　与此相反，部队越向西行进，了解实际情况的领导干部的情绪就变得越来越坏口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了几乎要发生一次新的改组和一场新的派别斗争的地步。洛甫和林彪在这以前和遵义会议期间，曾经是毛最热心的代言人和最可靠的支持者，现在却以最激烈的批评者的身份出现了。他们公开指责毛及其整个领导小组“在敌人面前逃跑”，“军事破产”。还有彭德怀，尤其是他的政治委员杨尚昆（我与杨在一次偶然相遇中交谈过），也或多或少赞同他们的意见凸周恩来和王稼祥同毛一样也遭到了批评，而他们却任凭事态发展，宁可采取一种消极观望的态度。采取类似态度的还有朱德，但无论如何他没有去攻击毛由博古向我表示，他担心一场新的派别斗争会导致党和军队领导的分裂。他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否则中央红军的命运就不堪设想了。
　　这次延续了数星期之久的领导危机，不象在遵义时那样是人为地造成昀，而是真正的领导危机；可是关于这次危机的过程和经过，不管在哪一方面的历史记载中都找不出一点痕迹。因此，我觉得以我经历的几次个人谈话来说明这件事，也许更为恰当。所有这些谈话是在云南，大概是在曲靖和元谋‘■；：l啊之间进行的：
　　以前和我几乎没有什么接触的洛甫，有一天和我结伴行军，在开始谈到（如他所说）灾难性的军事形势时，他说，这种形势是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冒险的战略和战术造成的。北部作战的失败，虽然由紧接着的遵义战役的胜利部分地得到了弥补，但是目前向西部的逃跑必然会导致部队的灭亡。同时，他还列举了历史上的例子，说明在公元三世纪三国时代和十九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在金沙江流域曾有全军覆灭的前车之鉴。为了使部队免遭类似的命运，必须有一个适当的军事领导来取代现在的竺三人小组圩，在这里他提到林彪、彭德怀和刘伯承的名字。当然，他在表达这些意见时，并不象这里写的那样直捷了当，而是相当隐晦和谨慎，但他讲话的意思是明了的。我察觉到他内心的确非常不安，然而我对形势的判断不象他那么悲观。我回答他说，现在垒看能不能强渡金沙江了，即使不能成功，也还有别的办法来摆脱困境。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还可以返回贵州，但决不能漫无目的地继续向西行进。我说，我不能赞同他在目前这种时刻变换领导的要求。
　　看来洛甫对这次谈话相当失望。
　　以后我与博古商议，他也表达了如上所述的意见。他同意我的看法，即与其被敌人挤到缅甸，甚至西藏，不如在中国南部开晨运动战。
　　几天以后，毛泽东请我去谈话。他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他认为，军事形势虽然困难，但他坚信，中央红军无论如何会成功地渡过金抄江，与第四军团会台。即使部队最后为了寻找渡口，可能不得不向上游行进很远，他也无所畏惧；他甚至瓤硼lI|_一说出了这样的想法——我相信，他是第一次在这种场合当着我的面说的——带领红军经西康和青海到新疆，以便在那里和苏联建立联系，得到各方面援助。那时，我并没有觉得他当真有这种打算，但还是劝他打消这个念头。我提出的方案，即在最坏的情况下把战线转过来，突破追击部队的半圆形包围圈。但被毛拒绝了。交换意见完全是实质性的。可是，当毛一谈到洛甫，就换了一种严厉的语调。他说，洛甫已陷入恐慌之中，并密谋反对他。母后他提议，让我参加他的行军组，以便我们能随时对要做出的决定事先进行商量。这当然是一个诱饵，没多久，在毛的地位又稍有稳固以后，就不再提及此事了。
　　仅仅这些插曲就表明，事实上的确存在着严重的领导危机。
　　不久举行了一次军委会议，军团总指挥中至少有林彪和彭德怀参加了。我记得很清楚，开会的那间农舍遭到了轰炸。
　　一颗炸弹落得很近，墙壁震得摇晃起来，灰土落了我们一身。
　　但大家都很镇定，随后进入旁边的防空壕，在那里继续开会。
　　周恩来作了形势报告，报告明确指出，蒋介石企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金沙江边，他的追击部队由于滇军乃至湘军的增援而加强了，虽然行动缓慢，但兵分几路不停顿地向江边推进。敌人还在行军路上修建了堡垒，把上下游数百公里酌船只全部拖到对岸，有些地方甚至把船烧掉。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然而争论的内容并不是关于我们所面临的行动，而是关f最近几个月损失严重的行军根据总参谋部统计，这时战斗部队的实际兵力为二万二㈨㈦懈！■千人。这就是说，自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红军已丧失它原有兵力四万五千人的一半多。实际的损失还要多些，大约是三分之二，或者用绝对数字来表示，基本部队损失了三万人，因为它的实际兵力通过招募志愿兵己增加了大约六分之一。这完全是行军中的损失，也包括许多不是计划内的而是迫不得已的战斗中的损失。与此比较，毛在遵义决定打的唯一的一仗，所付出的代价比较小，然而这一仗并没有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至于中央纵队和后勤纵队，他们总计还约有三千人，在经历了突围的严重损失后，现在比战斗部队的损失要小得多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和洛甫的追随者，在军委里没有发生公开的冲突。他们一致认为，无论如何要设法强渡金沙江。
　　关于领导变动问题没有提到。看来毛还是成功地（不管用什么样的理由）说服了政治局和军委的大多数成员，使他们相信，最高指挥员的任何变动都不利于军事行动，洛甫逭时也不得不让步了，然而危机并没有因此被克服，它的解决堆终取决于横渡金沙江是否能够成功。
　　我们采取了巧妙的军事策略，终于成功地渡过了构成滇川省界的金沙江，到达了北岸。第九军团沿江向上游行军，并开始扎木筏和槊桥梁的准备工作。我军主力跟在后面。蒋介石通过空中侦察得到情报，也问那里投入一切可以使用的兵力。值此之际，第一或第三军团的一个先遣营，在刘伯承的率领下向相反的方向即位于元谋东北的毁车渡行进。刘伯承是四川人，辛亥革命后在四川服役多年，因此对当地的情况十分了解。金沙江南岸遗一带地势平坦，容易被我攻占，但北岸耸立着悬崖绝壁，上面构筑了无法攻破的堡垒工事，由一支四川驻军据守着。
　　岸边停靠着儿只船。刘伯承让先遣营的红军战士戴上清楚明显的蓝白两色国民党帽徽，他自己穿着一套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军服，并强迫几个地方名流陪同心敌人以为来了增援部队，就应赳的要求派了一条能装大约一排人的大船到南岸。
　　刘乘船渡江，与敌军指挥官交涉，使敌人又派了几条船过来。
　　这样骗过了对岸敌军，我军几乎一枪未放就解决了战斗。这是1935年5月1日以后几天发生的事。
　　主力部队立即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前推进。金沙江约有二百米宽，水流相当湍急；我军夜以继日源源不断地渡过了江，尽管如此还用了几乎一周时间。当我军后卫部队的最后一个排过了江，蒋介石追击部队的前锋才出现在南岸。
　　在此期问，刘伯承率领我军的先遣部队已经继续向北，往会理方向前进口沿途一带丘陵起伏，森林茂密，居住着少数民族彝民，亦称倮倮矗他们经常进行反对当地中国官员及其军队的小规模游击战。刘成功地从国民党的监狱中释放了几十彝族首领，在他们的帮助下双方签订了一项红军和平通过和购买粮食的协定。不久，毛泽东和朱德在协定上庄严地盖了印o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使得红军有可能把全部注意力放到四川驻军上l当时川罩驻扎在唯一一条通向北面的道路的沿途几个村镇里，而这些村镇都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
　　赳试图通过一次突然袭击占领会理，然而没有成功。这座县城四周有高大坚周的城墙，由一个旅或一个师守卫，敌军凭借四周开阔地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射击。几天以后，我军主力进行的有组织的进攻也告失败了。然而因为敌人满足于防御，我们的部队得到了几天休整时间口毛泽东称赞抢渡金沙江是战略上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在他的倡议下，五月中旬在会理附近匆匆忙忙举行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局外人”，即非政治局委员，这次没有参加，林彪和彭德怀也不在场，我在最后一刻被邀请去了，然而没有带我的翻泽。虽然有博古出来应急，但他只能极其简单地转述讨论的内容和翻译我的讲话。
　　洛甫首先讲话，简短地报告了形势。在报告中他收回了他以前的大部分批评，尤其是不再要求变换军事领导了。毛泽东则转入反攻，他谴责洛甫、林彪和其他反对他的人怀疑革命和从事分裂括动，并说，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对此必须进行严肃的斗争；抢渡金沙江的胜利证实了他的战略是正确的，现在是完成任务的第二部分，即与第四军团会合的时候了。周恩来和王稼祥在一旁帮腔，虽然他们的语调比较温和，也没有扣什么政治帽子。朱德、博古和其他几个我已记不起来的JI：场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支持毛泽东，但他们有意避开他对“反对派"的政治定性，只是强调指出，无论如何必须采取返回中国腹地的路线。当问到我的意见时，我表示了同样的观点，然而补充一点保留意见：“我们别谈过击了，还是谈谈当前吧，在目前的形势下没有其他的出路。”看来毛对这个发言是气愤的，围此对我长期怀恨在心。
　　最后，没有经过形式上的表决一致同意，为了与第四军团会台，应陵继续向四川的西北部前进，估计四军团就在那个地区，然后与四军团一起刨建一大片新根据地q大家都有义务‘盯『‘睚iii‘维护目前的军事和政治领导的团结，反对抵触情绪。
　　在作出这些无疑是加强毛泽东地位的决定时，政治局委员们，其中包括博古，是受什么思想支配的呢？
　　那些在瑞金被掩饰了的，在遵义被排除在议程之外的关于革命基本问题的政治分歧，这时已为现实本身所消除，完全退居于军事问题之后。是内战，还是统一战线的问题，也无需进行辩论了。中央红军同第四军团、第二军团一样，正与蒋介石和地方军周的军队进行一场生死搏斗，这是一场直接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领导的任何分裂都意味着对红军的削弱，因此无论如何必须避免。以后不久，毛泽东和张目焘由于彼此不和而造成的悲剧，更加证明了这种态度的正确性。
　　渡过金沙扛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首先是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击部队，通往北方的道路畅通无阻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敌人企图逼迫我军继续向西，向不毛之地西藏高原移动，我们不能让敌人得逞，而要尽力回到投族居住的中国内地去。我们所做出的这个军事决定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它的正确性阻后也为二，四军团的痛苦经历所证明。一、四军团深入西康中部，在无法形容的困难条件下，以重大的代价从那里沿着青海边界历尽艰辛向甘肃行进。同时，大家部明白，要贯彻会理央议，就会使军队领导在战略上难以作出决策，例如首先遇到的就是强渡大渡河这一步。大渡河是注入长江的岷江的大支流，它虽然不在行政上，但却在地理上和种族上，构成了西藏和四川的边界。
　　这不仅是疆自己的糠法，我与博古及其他几位交谈过，他一骶偶≯们也同意这个意见，并说，在这种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必须把一切分歧放在一边。他们深知，毛将利用他地位的加强，在将来更严厉地制止别人对他的领导的任何批评，但是他们自觉地承受着这一切。
　　我们经过金沙江和大渡河之间的山地，向北继续行军，虽然条件也很艰苦，但比超前几个月的行军条件有利多了。在国民党飞机空袭时，这种地形很便于隐蔽，我们也可以在白天行军了o倮倮的善意中立及川军比较消极的态度，使我军能够几乎毫无阻碍地向前推进。当时的物质情况也还可以，到达大渡河前不久，由于夺取了敌人在一个仓库里储藏的大量稻米和其他粮食，部队的给养一时甚至得到改善了。我军胜利地渡过金沙江，战斗部队的士气大振，领导中的意见分歧看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被排除了。
　　不久局势就表明，我们对蒋介石的军事意图的判断是正确的。蒋重新调配他的兵力，企图隔断我们到四川中部的去路，滇军和川军封锁着大渡河东岸。为了赶在敌人前头，部队必须加快行军速度。我们每天行走三十至四十公里，其中一段是距唯一一条大路不远的山间小路，以便在石棉一带渡河，据说那里有一条渡船。当第一师到达时，渡船和所有其它船只都被拖到下游或被毁坏了，然而夜间我们发现了一条藏在岸边灌木丛申的船。次日清晨，一排人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渡过扛去。我坐在西岸高高的陡坡上观看，这条船在湍急的激流中搏斗了近一个小时I居高临下，莸们对左岸的敌人和比较平坦低洼的地势，可以一览无余，敌人大约有一个团的兵力在那里向纵深层层设防。拽们这个排安全到达敌岸，用手榴弹击溃了前哨敌人，构成了一个小小的桥头阵地。刘伯承再次担任渡河的指挥，其他备队也相继过去了，但是那一天有一营人，军多两营人几乎没能渡过，第二天飞机就开始轰炸渡口了。
　　因此，领导者们决定主力部队向康定进军，攻打泸定桥。
　　那里有一座十八世纪建造的吊桥，这是横跨大渡河的唯一桥梁，相传连接西藏首府拉萨与四川省会成都的古代栈道也从桥上通过。当第二师到达泸定桥对面高耸的河岸时，川军的一个旅已经进入防御阵地，撤去了桥上一半以上的木板，还企图烧掉木板，砍断铁链，当然没有得逞。自告奋勇的突击队员集合起来，冲上火线。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吊在铁链上，用左右手交替向前移动；一部分人扶着左右两边的铁索，一步步前进着。密集的火力准确地射向敌人的阵地，突击队员们在火力的掩护下，冲到最前面。他们中间有六个人坠落到咆哮的波涛之中，其他人到达了铺有术板的桥面，用手榴弹打散了被我们火力压住的、丧失了士气的守敌。后续部队也立即以同样方法冲过桥面。敌人总共有一个师的兵力，在此期间他们感到左（南）翼从石棉渡河的第一师的威胁，立即仓皇逃跑了。
　　蒋介石的飞机取代了步兵，对吊桥不间断地进行轰炸，但幸好没有击中。桥面上的木板叉重新铺好，除去已经在对岸的第一师以外，全部队伍在几天之内过了泸定桥。
　　由于红军战士英勇顽强，奋不顾身的战斗，莪军实现了深入四川中部，返回中国腹地的直接军事目的。然而这一胜利马上又成了问题，继续向东推进的尝试失败了。蒋介石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就以自己的兵力和川军的部队成功地阻止了我们的前进，中央红军因此不得不掉转方向，向北行进。
　　与第四军团会台前的这段行军过程，我已无法详细叙述。
　　从六月初到月中，几乎有两个星期之久，我们经过四川和西康的交界地区，继续行军，距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越来越近。这个地区在地理上同在种族上一样已属于西藏，几乎投有公路和道路相通，顺着崎岖的小道爬上山，大山把海拔三千米的西藏高原同中国的腹地分开。我们还得越过急流，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深浅莫测的沼泽，越过四千至五千米高的山隘。虽然已是夏天，但气韫几乎没有超过摄氏十度，夜间几乎降到冰点。由彝族和藏族组成的稀少的少数民族居民，按中国的传统说法叉称蛮子（野蛮人），他们分不清红军和白军，处于一种对他们的喇嘛头人族长式的封建依附关系中，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威胁，因此都赶着他们的牲畜逃进深山老林。居民们在山林中埋伏以待，不时地袭击我军小股行军部队和掉队的战士。越来越多的人倒在行军路旁，其中有击毙的，冻死的和纯粹景死的。我们所有的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最糟糕的是赤痢蔓延，伤寒病也开始出现了。
　　我想顺便提一下，在这次行军途中我遇到了一件不孝的事。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其中是否隐藏着恶意的目的，还是偶然的事件捉弄了我由当我们趟过一条河水虽浅但流速很急的河流时，驮东西的骡子跌倒了，装着我全部东西的铁皮箱也落入水中。后来所有东西都被打捞上来了，就是少了我的日记本。我到江西以后，经常写日记，几乎没有间断}本子里记嚣硼跚！‘录的事实、时间，名字、提纲，数字等等现在都无法挽回地丧失了。虽然以后我凭着清晰的记忆叉做了笔记，但这些笔记当然无法代替那本日记了。
　　将近六月中，以前曾徒劳地进行过一、两次下山的尝试终于成功了，位于四川西部的小城天全被我军占领。在那里我们才第一扶得到了四军团的确实消息。根据这个消息，四军团的主力应该在去懋功（小金）的行军路上。中央红军没有耽误时间，也向那里出发。部队又爬上火山，继续穿越山地，现在是向西北的方向行进。差不多过了一个星期，中央纵队到达了懋功，部队住进四郊十分分散的．居民离弃的村庄和院宅。根据总参谋部粗略的统计，这时部队，包括非战斗人员，还有一万五千人，晟多二万人。
　　在懋功城里或在郊区，政治局，也可能是军委，再次集会。
　　或许这是一次不拘形式的谈话，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格甫、博古和王稼祥肯定参加了，我也在场。在这以前，从天全到懋功的行军途中，毛泽东苒次提出他在云南对我说过的想法，即经过中亚细亚从苏联得到物质上和技术上的援助。他同我没有谈到这点，因为他知道我对此是抱有否定态度的母但我从博古那里听说，毛试图争取他、洛甫和王稼祥同意这个提议；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提议与不久以后张国焘所表述昀类似的思路完全吻合。
　　在这次会上，毛公开谈到，在川康交界地区建立一个少数民族的国家，红军主力以此为根据地，经过青海或甘肃向新疆推进。他说，从那里可以与苏联建立直接联系，并能使苏联对中国红军的全面援助成为现实q毛的这个计划不仅暴露了他对中国革命自身力量的怀疑，而且又提出了他原先的观念，即中国是世界矛盾的中心，苏联应该在解决这些矛盾中起到纯粹的援助作用。他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革命解放斗争，蔚是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毫无疑问他估计到，向新疆的推进如果成功，一定会导致苏联和国民党中国之间一场严重的外交上的、也许甚至是军事上的冲突，这正是他的本意。假如老虎在山谷里互相厮杀，毛企图坐山观虎斗，象谚语所说的古代中国的封建诸侯一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口LI做“一本万利”，其实这个本也不见得很小。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估计连同毛本人在内，心里都很明白：越过冰山隘口，经过中亚细亚的裙泽、沙漠和盐碱草地，必然会给部队带来极大的损失。看来毛已准备付出这笔代价，但多数会议参加者否决了他的提议。我的印象是，对此起决定作用的与其说是考虑到要避免苏联卷入中国内政和惹起一场苏联和国民党中国之间后果严重的冲突，不如说是担心不可避免的损失必然会导致红军力量的严重削弱，甚至可能导致红军的覆灭。就这方面而言，否央毛的提议并不意味着国际主义立场对民族主义立场的胜利，而只是明智的军事思想的胜利。
　　接着原则上又作出决定，队伍继续向北，更确四些说是问东北行进，这样又来到了汉民地区。甘肃是最近的战略目标，从那里出发既可以转向宁夏，也可以转向陕西。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服从了这个决定，不久以后他完全放弃了他的建议，甚至表示反对了。促使他180度急刷转变的原因，是与四军团会合后的数天和数周中发生了许多情况口我们在懋功停留了几天。不久，四军团的一支部队也随后到达了，其中有张国焘和徐向前的一个代表。他说，张、徐及他们的司令部位于北边的小镇两河口，距此还有一、两天路程。中央纵队迅速出发，向两河口前进。
　　途中，我从博古那里知道了几件重要新闻，这是四军团的代表向党和军队领导人转达的。据说，日本军国主义者正继续加紧入侵华北，由内蒙古向西推进。在中国，特别是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越来越广泛的阶层卷入了抗日群众运动，不仅有工人和知识分子，而且还有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群众运动甚至在国民党军队中，包括军队最高指挥官中也有很大开展。这个梢息证实和补充了我们从无线电广播中截获的情报。
　　出人意外的还有其他一些消息。根据这些消息，四军团（其数量与以前不同，大约有五万人）在四川西部和西康东部占据着一片地区，有三万至四万平方公里，当然这里人烟稀少，居民百分之九十五是少数民族，有藏，苗、彝、西番等民族。
　　考虑到这些情况，据说张国焘准备成立一个联邦政府，四军团的干部正在建立地方权力机构，以便为刨建民族国家打下基础。还说可以以此为出发点，同苏联建立联系，并且根据政治和军事的形势，继续进行有成功希望的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或者积饭参加迟早必然发生的抗日战争。
　　最后四军团的代表还告知.1932年留在老根据地的部队，当那里的局面不能维持时，．历经艰险到了陕南，现在作为独立十五军团在陕西和甘肃的交界地区进行着颇有成效的游击战。
　　博古对这些消息显出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欢迎即将到来的红军主力会师；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毛泽东会把张国焘的：在很大程度上与毛以前的思路相吻合韵政策变成他自己的政策，强迫政治局接受下来。然而，以后的发展证明，这种忧虑是没有根据的。这点我已经指出过了。博古很重视关于第十五军团的消息，我完全髓同他韵意见。我们两人认为，这将大大促进和便利向甘陕的突围——从根本上说，这是政治局多数委员已经决定的方案。
　　六月中旬，中央纵队到达两河口o张国焘，一个高大的，仪表堂堂的、四十岁左右的人，象主人对客人一样接待了我们。他显得很自负，看来已充分意识到了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在行政上的权力。虽然找眼下投有关于这个部队在会师时实际兵力的数字，而且人们对四军团报告的兵力数字表示怀疑，但是可以肯定，其兵力至少有中央红军的两倍之多。他的部队牢牢掌握着岷江上游西部地区，从南面的懋功到北面的毛儿盖，直至西康境内；他的干部行使着地方上的权力。然而这里不成忽略的是，这个地区的东部本来人烟就很稀少，现在居民几乎都逃进山林里击了，因此与其说这是个被解放的地区，不如说是一个被占领的地区。但是无论如何四军团掌握着这个地区所拥有的少量资源的犬部分，这对于上万名红军战士的给养是异常重要的。
　　这些情况，使毛泽东和政治局不得不仲仗于张，不仅如此，张的整个品格以及他在共产党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也使人不得不依从白张的野心和权欲都不亚于毛，象毛一样他也是党的怠4始人之-；但与毛不同的是，张多年来一直是中央政治隔II偶冒_～局委员，他也参加了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深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赏识和尊重口毛本人曾多次，特别是在瑞金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以颂扬的口吻强调指出，张作为中央在鄂豫皖苏区的全权代表和第四军团的总政治委员，作出了很大的功绩。张国焘在四军团的指挥员，政治委员和红军战士中享有绝对的权威，同中央红军中的情况相类似，作为总政治委员，一切战略决策都由他制订；相形之下，司令员徐向前在他面前也就暗然失色了。
　　不难预料，在张国焘和毛泽东之间围绕着争夺党内和会师后军队中的领导权问题必将出现一场斗争。但是就毛这方面而言，因为四军团上下团结紧密，而且时间也很紧迫，要象“中央三人小组一在扛西所进行的那样，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争论必然在对政治局势的判断上和未来军事战略方面尖锐起来。人们希望，这些争论不是个人之争，而是具体工作上的分歧；六月下旬在很小范围内举行的一些会议也暗示了这点，不过关于会议内容我一无所知。
　　年6月2 8日，政治局召开了正式会议，我也被邀请去了，据我所知剐的“局外人”都不在场。会议开得出奇的平静，显然最重要的决定已经在预备会议中作出了。张国焘在会上发表的意见，同他的参谋都代表在懋功向党中央领导报告的内容大致相同，他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巩固和扩大川康根据地上。其他的会议参加者，包括毛泽东在内，同意了他的意见，原则上没有表示反对。他们只想把川康交界地区作为暂时的根据地，在部队休整以后，扶那里继续向甘陕前进。我也同意这个意见o在交换意见过程中，人们没有过多地从政治上考虑，关于抗日斗争只是附带地说了说，而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根本就没谈到；起决定作用的是对军事上的考虑。国民党的主力这时正处于被动状态，在重新调配兵力。敌人只在岷江东岸部署了较强的军队}在南部和北部，敌人还得耗费时日进行准备，以便保证补充给养，然后贸然向前推进I而在西部，在西藏方向，红军根本没有感到国民党方面的威胁。
　　我们的主要困难在于部队的住宿和给养，队伍往往不得不拉得很远，多次更换驻地口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根据两河口通过的妥协办法，主力部队不得不缓缓向北移动。
　　原来的意见分歧，就此只是在表面上消除了，但并没有作出最后的战略决策。
　　相反，却决定了改编会师后的军队及其领导。中央红军改称第一方面军，第四军团改称第四方面军。我想附带说一下，改编工作也可能是在晚些时候，在梭磨或毛儿盖进行的，中国方面的历史记载无疑地把这个日期往前推穆了许多。如果不考虑到，由于时间的提前有可能掩盖住这两支部队会师时的力量对比，那末，部队名称改变的时间在我看来并不是很重要的。以后，我将使用那些现时普遍流行的名称。
　　更为重要的是，张国焘被任命为会师后红军的总政委，朱德任总司夸，刘伯承任总参谋长。革命军事委员会没有正式宜布解散，就默默无声地消失了。如果考虑到，中国红军通常是由总政委作出所有重要的军事央定，那束，这次领导人的变更对毛泽东来说就意味着一次严重的失败，他从第一把交椅上被排挤下来了。周恿来也渐渐隐退了，不久以后他害了重病，不得不在继续行军的逾中有数星期之久躺在担架上。
　　一■T噩”！啊lI睚；一…为什么政治局多数委员以及毛泽东本人会同意作这样的让步呢？因为，两河口会议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举行的，张国焘是唯一代表四方面军的政治局委员，他不可能象后来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个人对其他委员施加了什么压力，或者强迫了他们。他的任命完全在于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四方面军实力雄厚，它的干部又在川康交界地区行使着地方权力，因此事实上张是局势的无可争辩的主宰者，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就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党几乎只在军队里或通过军队起作用。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张国焘，对两河口会议的结果都不甚满意。毛竭力通过他在政治局和第一方面军的支持者，动摇张在会师队伍中的地位，张这方面也在竭力夺取党的领导权。
　　冲突在酝酿着，最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终于公开爆发并导致了党和军队的分裂。
　　在详细地谈及此事之前，我想简短地说一下红军会师后在川康交界地区部队与部队之间，以及部队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口在两河口，虽然谈到了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联合，但实际上并未实现，只对一些高级指挥员的职务重新进行了调整。
　　第五军团和第九军团这时各有兵力二千至三千人，出于给养的原因，它们附属于第四方面军}四方面军分给三军团大约一千五百人作为补充．并向三军团以及一方面军的其他部队给予了物质上、主要是粮食上的援助。
　　在会师后的最初几周内，四方面军是完全有能力这样做的，因为如上所述，它牢牢掌握着这片交界地区，并且拥有这个地区的大部分资源，而它显然也愿意减轻一方面军困难的处境。一般说来，我亲眼见到的四方面军的一些部队，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比起我们精疲力尽的战士来，显得精神更好些，穿着更整洁些，并且有着更为严格的纪律。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j是因为后来流传着许多奇人难以置信的谣言，说他们有军阀习气，甚至有盗匪作风。
　　当然我不能判断，依靠严厉的措施来保障的纪律能维持多久。我认为，可能而且很可能是由于第二年的给养极度匮乏，四方面军的纪律不说瓦解的话，也是大大地涣散了。
　　我们在这个交界地区停留了大约两个月，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之间起初良好的关系渐渐恶化了。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政治上的“小道消息’’，毛的支持者和张的支持者都在下面四处传播，主要原因无疑是日益加剧的住宿和供给上的困难。
　　由于这个原用，听说在七月份甚至发生了个别的武装冲突々有人告诉掳，在毛儿盖一带，四方面军的部队包围了一方面军的一个团。但籍从未亲身经历过这类事情，就是后来发生分裂时，也没有亲眼见过。
　　至于我们和当地居民的关系，比起从泸定到懋功的行军途中还要恶劣，严格地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我们在懋功以南还偶然能遇到一些居民，虽然几乎都是川西人，那朱枉懋功北面就根本不见人迹了。村落和院宅被遗弃了，贮存的粮食被收藏和搬走了，牲口也被赶走了，周围根本没有任何可以买到或者可阻从地主那里没收到的东西。不论人家愿意与否，我们不得不拿走所搜出的一切，甚至最后一粒粮食，并且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派征粮队进山，去遥猎散游的牲畜。我们越往北走，给养情}兑就越发严重口我们不仅必须满足跟前的需要，而且还要为继续行军贮存粮食，因为我们知道，行军途中我军将再次通过沼泽和翻越雪．山。在毛儿盖一带，我们停留了大约一个月，以便为继续行军作好准备。我们收获了半熟的粮食——大麦、小米和其它农作物，把青稞粒从谷穗上搓下来，晒干或者烘干，即使这些少得可怜的食物，吃起来也还是要掺台一些磨成粉的树皮、野草和“含有维他命的土”口有数月之久，我们没有尝到盐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们越过甘肃边界口居住在从这里直至甘肃一带的苗族，彝族和西番族的山民，他们部分是农民，部分是牧民.一有机会就袭击我们的征粮队伍，这已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当时流传着所谓“．只绵羊值一条人命叶的俗话，当然这也可能是后来才流传开来的，因为在川康交界地区并设有绵羊，只有大蹄子的马和牛，此外还有牦牛、山羊和小牲畜。我们只有在居民点和平川上才是安全的，逃跑的居民不敢到这些地方来。
　　队伍继续往西，到了四方面军所在的西藏边界，情况才好一些。如果人们可以相信未经证实的报告，那里甚至有党的省委会和地方的政府机关，少数民族的代表也参加了这些地方的政府机关。在交界地区东部，藐们没有见到这种情况尽管障碍重重和给养缺乏，在毛儿盖一个多月的休整，对部队却是十分适宜的。国民党军队离得很远，他们打出的炮弹也很少落到这里。在一方面军的战士中，特别是在指挥员中很大一部分是南方人，盛夏时节停留在高原上，这对习惯于亚热带气候的南方人来说，还是可以忍受的。因此减员-_般腱∥．；保持在很小的限度内，特别是在此期间既投有急行军，也投有值得一提的战斗。
　　执六月底起，会师后的红军队伍按照两河口决议向北推进，同时，为了寻找粮食，实际上“搜’’遍了整个地区。中央纵队经过小镇梭磨前往毛儿盖，毛儿盖是一个有几百户院落的大居民点。七月初，在梭磨又举行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睾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表面看来是因为对下一步的行军方向和选择建立新苏区的作战区域有意见分歧。在此期间，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或多或少都认识到，在衣食缺乏，绝大多数居民仍然抱敌视态度和远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从东南北三个方向重新形成包围的情况下，主力在川康交界地区长期停留，或者甚至在西藏高原度过严冬，一定会给红军带来可怕的后果。
　　‘ 会上，张国焘作了报告。他提议，不要完全放弃川康交界地区现有的根据地，主力部队可以向青海、大约向青海湖地区行进，并从那里出发，经过新疆与苏联建立联系，以便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如果这一行动不能实现，那还可以向甘肃北部行进，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人们看到，这个建议同他在两河口提出的，毛泽东在他之前主张过的想法没有什么区别。但现在毛赞同由洛甫，博古和其他政治局委员提出的不同建议，即首先经过四川西北向甘肃南部突砬，这符合政治局多数成员以前在会理和懋功作出的决定。会议也没有作出最后的决议口主力继续向北，主要是向毛儿盖地区迸发。中央纵队也转移到毛儿盖，并在那里停留到八月/。
　　关于会师后红军的主要推进方向的争论，在七月份整整进行了一个月。后来听说除了第十五军团以外，在陕西，还有以深得民心的游击队领袖刘志丹为首的地方部队在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并在那里有了一个小而稳固的苏区，以厦在许多中央委员所熟悉的共产党员高岗领导下的一个共产党省委和一个革命政府。当人们知道这一情况时，争论又有了新的内容。
　　这种情况，更加强了政治局多数委员的信念。他们认为，红军应该尽快越过甘肃向陕西前进，去扩大那里的根据地，为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的两条战线的斗争”，赢得新的有利的出发点。引号内的话，在这里并不是引文，我只想借此强调，继续内战和继续进行苏维埃革命的老调子，还丝毫没有什么变动。在江西，就已提出的抗日斗争的政治口号于此第一次在军事战略上有所反映，虽然只是极其笼统而又互不联系的。
　　毛泽东现在成了甘陕路线最积极的赞同者。我没有理由认为，他这样做不是由于他认识刊，这条路线是符合政治目的的，军事上也是盛要的，但是他肯定还受到其他动机的支配。
　　他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局委员是站在他一边的，并希望以此来孤立坚持不同意见的张国焘4绝非偶然的是，象_革命的低潮坩，“失败”、“退却竹以及诸如北类的概念，从他的讲话中消失了，代之以一方面军长征的胜利、在中国西北创建大片新苏区，重建“中央革命政府竹等等词句。
　　与此相反，张国焘则把放弃中央苏区和一方面军的长征视为一次失败。他声称，首先在一省或数省，然后在全中国取—]雅帽得苏维埃革命胜利这个以前在中央全会提出的、在遵义又重复了的论点已经过时了。他认为，苏维埃革命现在正处j：低潮时期，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不是苏维埃革命，而是抗日战争；但是又耍进行抗日旌争，叉要反对国民党，红军的力量刚过于薄弱了，所以应该在一个比较闭塞的根据地里，例如在川西或甘肃坚持斗争，等待时机，直到红军从苏联方面得到援助，并且强大到足以依靠广泛的抗日群众运动，迫使国民党改变他们目前的态度。
　　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屡次听到毛泽东和张国焘说，他们当时就已经看到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远景。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但也不能否认，张国焘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当然绝不是他的军事结论，比毛泽东和支持毛的政治局委员的立场更接近现实，更符合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后者的立场是一种左倾宗派主义态度的表现。我后来看到有关文件，回忆这段历史，不得不确认这一点。
　　在争论过程中，张国焘还直接攻击了中央委员会，特别是政治局口他认为五中全会，尤其在遵义召开的所谓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是无效的，理由是这些决议不是由选举的，而是由委任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遵义甚至是由非中央委员和非政治局委员作出的。只有两个在场的政冶局委员，即他自己和周恩来，是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按照章程选举出来的。毛泽东补选进政治局和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书记是违反章程的口除此之外，中央委员会本身在遵义已经宣布了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破产，因此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并矫正政治总路线，必须把第四方面军合适的干部吸收进中央委员会一]翮雌和政治局。
　　我没有参加这些争论。在到达毛儿盖后不久，我被派到联合军事学校，这个学校离中央停留的地方有十几公里远。就这段路程本身而言并不长，但由于经常可能遭到当地居民的袭击，必须有很多卫兵护送才能通过。我记得，在整个七月份中，大概去了两次，最多三次。因此我的消息来源于第二手材料，主要是趴博古那里得知的，以后又通过谈话得以补充。然而从我手头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些消息基本上与事情发生的真实过程是一致的为什么把我派到联合军事学校去？这是谁的指夸？对此我至兮都不得其解，住宿问题和训练活动，恐怕都不是主要原因。我虽然就战术问题上过几次大课，并且进行过几次专题讲座和图上演习，但大部分时间却是参加“收割”，甚至有两次参加了一个征粮队。我猜想，可能是张国焘嫌我挡遭，想把我排除出去，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他的战略观点；而毛泽东肯定也觉得有我亦可、无我亦可，特别是当张国焘开始攻击遵义会议的时候。或许人们认为，在学桩放一个政治局多数委员所赞成的军事方案的忠实支持者更为有益。我确实也是一个忠实支持者，尽管我对遵义会议持有保留意见。这个学校虽然连同军官学校台在一起只有一营人，但主要都是由一方面军的干部组成的。
　　诖我当这个学校的领导，显然是张国焘的提议，同时任命的还有一个听命于张的四方面军的师长，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他随身带有自己的机枪排，他直率的告诉我，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经常亲自带着这个排参加战斗。在他身上至少有六处伤疤，这是他勇猛善战的明证。在同我的交往中，他表现得非常友好。他对训练并不关心，对现代军队的指挥和参谋工作，显然懂得也不多。他认为，一个指挥员必须亲自参加战斗，做出榜样。他的卫队行动准确无误，然而总是不大与人接近，只服从他的命令。牧提起这些，因为我对四方面军的最初印象就是由此得来的，同时也表示我对一方面军干部有一定的看法。
　　年‘8月初，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开会，旨在最后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台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岳我今天实在想不起来，我是否参加了这个会议。说没有参加，是因为我再也回忆不起来任何细节，虽然这次会议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8月5日通过的决议，我也是以后才知道的，其详细内容其涉及到军事部分；与政治有关的部分没有披露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部分与遵义决议相类似，驳斥了关于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是抗日先锋的神话。所以据我所知，决议也就从未发表过。
　　有兰种情况说明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至少是在讨论军事问题时参加了。首先，我在三十年代的许多不同场台下，对这次会议作了相当深入和确切的论述，当然，相应的消息我也可能是事后得到的。第二，有人在不久前告诉我，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谴责我在毛儿盏采取的赞成毛主义的态度，这可能与我在两河口或梭磨反对张的军事计射有关。第三，这次会改之后，我没有随军事学校，而是直接随中央委员会的队伍继续行军，几天以后军事学校也加入了中央纵队。
　　这次会议和决议非常重要，因此我认为，为了反映当时事件的全貌，应该回过头翻阅有关的文件，更应该在这里一再援引这些文件。
　　在决议的开头虽然确认，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略中国，已经转入建立一个在它统治下的“华北国’’的阶段，然而并没有由此得出结论，没有将革命的前途同民族危机的尖锐化和抗日运动的高涨联系起来。相反地，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坚持进行反对“反动的国民党当局”的苏维埃革命，并且给会师后的红军提出了战略任务，集中主力向西北挺进，在运动战中火量消灭敌人（注意．指国民党军队），在川甘陕创建一个大苏区，这个根据地将成为全中国开展革命的后方。在谈到南方二、六军团的战绩（对此实际上无人知晓）和西北红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七军（这里指的是前面说过的十五军团及陕西刘志丹高岗的地方部队）的战绩，以及谈列一．四方面军会台时，决议写遭，在中国革命的形势依然存在，苏维埃革命并束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在对中国政治形势，特别是对革命前途的判断上，毛泽东在政治局多数委员的支持下胜过了张国焘。
　　在对战略措施作了一个相当概括的分析和列举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遭到的困难之后，决议逐字逐句地写道：“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阱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
　　即使人们把张国焘一同参加起草的毛儿盖决议作为一种妥协来评价，那也很明显，毛泽东和张国焘之何在向中国西北方向挺进以及幻想苏联军事援助的问题上，并不存在根本的意见分歧。就是到后来，毛和他的追随者关于这方面，也没有对张进行过指责。附带说一下，这种观点并不新鲜，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信奉基督教的进步将领冯玉祥，就曾依仗西北各省和内蒙古，进行反对满洲的反动将领张作霖和华北，华中的吴佩孚的斗争。在1 925年至1 92 7年的国民革命时期，也曾有人提出过同毛儿盖决议相类似的意见，那时当然不是在苏维埃革命的口号下，而是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口号下提出的。
　　“一、四方面军的兄弟的团结”在会议中，与此相应也在决议中，占了很大篇幅。决议说，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使苏维埃革命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增加了数倍，并且展现了苏维埃革命胜利的新前景。因此，必须把一切利益服从于革命战争，消灭国民党军队和建立西北苏维埃根据地的最高利益。与此相应，叉重新提jlj了关于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等一条澈烈的路线々关于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以及同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引起了长时间的激烈的争执。“兄弟的团结”，此时情况也不妙了。这表现在：虽然长征被誉为一方面军的壮举，但同时也对一方面军的巨大损失，红军战士精疲力尽，许多干部情绪恶劣，政治工作不深入和纪律涣散，进行了批评。决议建泌一方面军向四方面军学习，接受四方面军的积极经验。
　　关于少数民族问题，决说一方面强调四方面军动员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方剥削者的功绩，赞同在未来的“中华苏维埃联邦”中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已经着手建立的苏维埃联邦政府，如果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为时过早口……一一—了1■瓣■……一一一‘会议最后既反对那些“对革命高潮表现怀疑”和“认为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是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反对那些因轻敌而可能走到军事冒险主义的极左情绪的代表。决议对这个问题讲得很笼统，设有点出姓名，但是实际上却明显地包含着对张国焘意见的批评。张目焘经过努力，中央接受了他的意见，同意让四方面军的干部参与负责的政治工作，并接受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进入中央委员会。
　　总而言之，毛儿盖政治局会议的倾向表明，张国焘和毛泽东之间的政治分歧缓和了，后者得到了政治局多数委员的支持，双方都作了让步，但基本上还是贯彻了五中全会上确定了的中国共产党原来的总路线。决议根本没有提到建立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就这一点来讲，甚至比五中全会更后退了。张国焘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微弱的努力，也设有成功。
　　真是命运的讽刺1 1935年8月1日，几乎就是通过毛儿盖决议的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中国若产党代表，在莫斯科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革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告同胞书号召全体同胞面对日本侵略团结起来，牢记民心所向的伟大真理，丢开任何内部纠纷，共同反对外部敌人。告同施书还具体提出“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斗，唯一的前提是，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并且实行对日抗战口这个同毛儿盖决议明显矛盾的宣言，是以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为依据的o这次代表大会恰好在此时…腻胭r一一举行，并且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内反对战争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口号。宣言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的，后来经过欧洲送到中国。我们当时与外界完全隔绝，对此一无所知白在继续行军途中，估计甚至是在陕西，才有一些零星的、可能被误传的关于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和这个宣言的消息，辗转到达籍们这里。
　　于是，1 93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出现了两条独立的，互相矛盾的政治路线。一条是一如既往旨在内战的路线，是由毛泽东制定并为红军中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所赞成；而在王明领导下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下的逗留在苏联的一小部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则拥护另一条谋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直到1 93 6年至1 9 37年，这个矛盾才部分地得到了解决。
　　如果说在毛儿盖对向北行进的政治目的勉强达成了协议，那末现在关于战略方向的争论又重新爆发了。张国焘这时叉提出他的旧方案，即经过青海向新疆行进，如果不可能，就向甘肃北部行进。毛泽东和政治局多数委员坚持首先l句甘肃东南部挺进，虽然这样必须经过战斗强取少数民族居住区的通道，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还是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在这个问题-卜最后也达成了妥协，总参藻部七月对部队所作的整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为这次垩协作了准备。会台后的红军被编为两个行军纵队，分两路向甘肃前进，预计在甘肃再次相遇。左路军，或者叫西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主力以及五、九军团组成，朱德和张国焘率领，总参谋部也设在这里，因为他们同时指挥着会合后的全部军队。他们的行军路线是这’一]丽一硼菲旷一样设想的：自松潘向西直至阿蚬，中间穿过“大草地”，这片招泽地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的分水岭；然后从阿功！再向北移动，大致是向兰州的方向。右路军，或者叫东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四方面军的少数儿支部队、包括残缺不全政治局的前中央纵队，以及军事学校、干部预备队，尚存的后勤部队和后方机关组成，受徐向前和陈昌浩（都是张国焘的人）的指挥白右路军的行军路线大多是沿着“大草地”的边缘，经过橙潘向巴西行进，然后越过岷山山脉到达甘肃。
　　从军事观点出发，我觉得会台后红军的整编和两路军的行进方向是极不适当的。试想，至少有原来兵力的三分之二要通过渺无人烟的泥泞的大草原，在那里预料不会有强大的敌人，但也根本不可能找到给养，更不用说地理上的困难了。
　　而至多有三分之一的部队从东向北移动，它们受到随军非战斗人员的拖累，实际上成了左路军的侧面掩护。敌人可能从氓江出发，在岷山的谴道上攻击右路军，并准备在它到达甘肃以前把它消灭掉。此外，党和军孰的领导人被左右分开也增加了困难。张国焘、朱德和蜘伯承等军队领导人在左路军，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和残缺不全的政治局，他们仍然是多数，则留在右路军。两军之间只有通过无线电保持联系。如果育较大的作战行动需要配合，这在重新会台于甘肃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
　　很长时间，我都在试图弄清双方促成这次令人奇怪的妥协的动机口我的猜测是，张国焘原想改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使之对他有利，但投有成功，因此他想至少要牢牢掌握住军队的指挥大权。除此之外，显然他并没有放弃原来的想法，一_I砥硼即如果不经过青海，那就经过甘肃到新疆同苏联建立联系。这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他仍然无可辩驳地是党的领袖，他的地位还是稳固的。如果张国焘真能实现他的战略意图，那末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将大大削弱四方面军的实力，而毛作为党的领袖1作为在中国战斗着的这一部分红军的领袖，就将不费举手之劳获得胜利的果实。当然，这纯粹是我的推测，我也不想一径直说出来，只是对博古做过这方面的暗示，他也表示对此事很担心。他说得对，我自己是一直赞成回到中国内地去的，井主张经过四川西北部和甘肃东南部向陕西挺进，是的，我直到现在也还持这种态度。但是，我内心依然存在着种种疑虑，我觉得，鉴于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的对抗，这次军事冒险行动，尤其是政治和军事的领导人分开两地的状况，本身就隐藏着新的冲突因素。不久，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的担忧。
　　政治局会议以后几天，两路军相继出发。首先是右路军直接转向北方，向松潘的方向移动}然后是左路军向西北方向运动。我个人只能报道右路军的行军路线：部队先是再一次经过山区，不久就越过相当平坦的大约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从这里开始了行军路上最困难的阶段。在虚浮的草皮下面是牯滞的黑色泥潭，它无情地吞噬着踏破薄薄的干硬表皮成偏离狭窄小道的每一个人。我亲眼见到一头毛驴就是这样悲惨死去的。找们把当地的牛马赶到前面，它{『I本能地寻找着展安全的道路。灰色的云层挂在天际，几乎一直贴到地面，往往白天冷雨浙沥，夜间雨雪变加。四处没有房屋、没有树，几乎连一丛灌木也投有口我们蜷缩着坐在高出招泽的小丘上睡觉，只一‘一‘}l啊F1日用薄毯子和大草帽这些军队发的装备，或者用油纸伞以及在极少的情况下用缴获韵无袖雨衣来遮盖自己的身子。有的人早上就再也起不来了，他们在寒冷和疲惫中牺牲了。在八月中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唯一的食物是储藏的谷粒，遇到好的时候，能有一块坚硬如石的肉干。沼泽中的水是不能饮用的，但还是有人喝了，因为没有术柴把水烧开消毒。赤痢和伤寒本来在西康已经渐渐减少，此时叉蔓延开来。这次极其痛苦的行军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幸运昀是，敌人既不能从地面也不能从空中进攻我们。
　　我们终于从高原走下来，到达了令人愉快的地区。田地和园圃、房屋和类似城堡的大喇嘛庙，又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里的居民大部分也逃跑了，我们前面是一座四周有坚固城墙的小城松潘。从岷江推进的敌人已经占领了该城，我们只好从西边绕过。几天以后，我们到达了巴西，并在这里停留了下来，这是我们在甘肃边界以南的第一个行军目标。在有几座喇嘛寺的小镇上，我们补充了新的粮食。部队忙着收获快要成熟的庄稼和蔬菜，屠宰能够弄到的牲畜。这时已经是八月底，我们极目远望，前面是岷山的雪顶，这是一个在秋天难以逾越，而在冬天几乎不能逾越的障碍，因此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作好继续行军的一切准备。
　　在此魍间，左路军也到达了最近的目标、即青海边界以南的小城阿坝。但是过了不久，我们通过好几次无线电联系才知道，左路军无望地陷入了泥泞的大草原，不能自拔口由于洪水猛涨，叉缺少架桥材料，部队根本无法渡过那里纵横交错的湍急河流。战士们没有栖身的地方，没有充饥的食物，只得在一吼偶r一比我所叙述的更为恶劣的条件下露营在空旷的原野一卜。
　　张国焘终于决定带着他的队伍调转头来，同时也给右路军下达了退却的命令。这个命令是只发给右路军的司令员徐向前和政治委员胨昌浩，还是以形势报告和决议的形式也发给政治局以及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的军事委员会，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认为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因为政治局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开会讨论了所出现的形势。会议认为，鉴于衣食缺乏，当地居民抱敌视态度，国民党军队又在岷江以西从茂功到松潘一带缓慢而稳步地向前推进，并从三面台围过来等种种情况，返回沼泽草地，尤其是不可避免地在西康高原上过冬，对于红军极为不利，甚至可能导致一场灾难。
　　事件的发展过程是非常棍乱的，有人告诉我，毛泽东试图使张国焘相信，如果右路军不误时机地继续向北行军，左路军则往回走，尽快跟上右路军，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然而张国焘坚持他的决定，并给徐向前下达秘密命令，要他制服中央委员会对他决定的抵抗，如果必要就使用武力。政治局害怕张国焘政变，决定独立行动，继续向甘肃行军。
　　我怀疑是否确有其事，至少博古以后也表示非常疑虑。如果事态果真如此，那政治局就会召开紧急会议6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直到第二天出发后我才得到消息，也就信以为真了。队伍在夜雾中出发j显然不是右路军的所有部队，而是一方面军的部队接到了命令。而我呢，半夜被派到军事学校去传达开拔的命令，我这样去做了。司令员同他的人引人注目地留了下来，其间好象没有发生冲突，早晨我同学校一起又加入了中央纵队口一方面军所有其他部队显然也是照此方式出发的。过了几天，传说属于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部队企图跟踪和截住一方面军，在一个地方甚至动了武力。但后来他们叉集合丁队伍，在徐向前的率领下开始退却。后来我听说，他们在毛儿盖一带加入了左路军。会师不久的红军就这样分裂了。至于分裂是怎样发生的，以后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人们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或者寻找客观理由，把过错归咎于张国焘。
　　有人说，张国焘不是对整个右路军，而只是对在右路军的四方面军的部队和干部下达了退却的命令。这是完全不可信的。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末毛泽东就根本没有必要让一方面军秘密地和匆忙地向甘肃出发。另一方面，张国焘作为会合后红军的总政委，几乎不可能对分裂有什么兴趣。根据中国红军的惯例，在左路军陷入绝境后，张完全有权对整个右路军下达退却的命夸。据我对朱德本人性格的了解，我也认为，朱德在当时一起签署了命令。多年来，不管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命令，还是张国焘的命令，他都是这样做的。有人后来散布谣言，说张国焘用逮捕甚至枪毙的手段，来威胁强迫朱德和一方面军其他领导干部服从他的意志，可是当事人自己从未证实过此事b在六十年代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甚至武断地指责朱德，说他没有对张国焘进行斗争。
　　还有人说，国民党军队的推进导致了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分离”（注意，不是分裂1）o其中又有两种不同说法：
　　一种说法是，敌人从北而来插入左路军和右路军之间；另一种说法是，敌人依仗它占．领了的橙潘城，从东而来插入右路军，这样四方面军的部队就不能随后跟上，不得不折回。这种说法持续时间不长，因为它与人们所知道的事实明显地相矛盾々年，在得到毛的允许而发表的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讲了他自己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党的官方的看法。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伦敦196 8年）的202页上我们读到：“在这里（在四川西部——奥托·布劳恩）这两支军队又分开了，南方军队中的一部分继续北上，其余的和四方面军一起留在四川。至于如何执行正确_的路线，党内意见颇有不同。……这段犹豫不决的时间终于受了两十因素的影响而结束了。第一个是蒋介石的军队从四川的东部和北部向前推进，企图在红军两支部队（哪两支？——奥托·布劳恩）之问插入一个楔子。第二个是四川的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河水突然上涨，无怯渡过，于是把两支军队分开了略此外，党内斗争的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不过在这里毋需讨论了红军分裂的历史，从毛泽东口中听起来是如此简单和无足轻重。实际上，他是唯一从中得到了利益的人。他摆脱了来自张国焘方面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压力，赢得了时间去继续巩固和扩充他个人的权力地位。现在，他作为数量虽少但对他唯命是从的一方面军的独一无二的和无可争议昀领袖，在政治局实际上可以通行无阻地施加决定性影响。政治局尽管缩小了，但毕竟包含着政治局中最强有力的成员，因此，它有权以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说话了在巴西北边某地，残缺不全的政治局再次开会。我已经”■碱硼濉r‘记不起详细的地点和时间了，不过，这也无关紧要々官方的历史记载说，地点是巴西，时间是八月底。然而根据当时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会议只能在一、四方面军分裂之后，一方面军继续行军的路上，大约九月初举行。这从决议中也可以推断出来。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对这些决议记得很清楚，决议都是具有政治和军事性质的。
　　张国焘的举动被谴责为反党行为，他和徐向前指挥下的四方面军被说成是带有浓厚的封建，军阀主义色彩的军队。同时，还说他们对川北临时根据地居民采取了所谓暴行——无理的强制措施，拷打和枪杀。然而，与四方面军无线电联系仍旧保持着，以便对它的军事行动施加影响，并“通过耐心的说服工作”教育它的干部，尤其是张国焘本人。在这方面，人们指望朱德，刘伯承以殛在四方面军的一方面军其他领导干部的积极支持。
　　但是，不论“施加影响’’，还是“说服教育玎，都无济于事，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两方而电报来往不断，互相指控对方背叛革命，在敌人面前逃跑、篡夺党的领导权，以及诸如此类的罪行寺事精最后到了这样的地步，张国焘公开对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合法性，更确切地说，对在一方面军的残缺不垒的政治局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并且声明，他只服从共产国陈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他自己组织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还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这些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是他从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中挑选的。可是，没有具体的事实证明，他排斥甚至残酷压迫他那里的一方面军干部。我当时听到许多带有倾向性的消息，多年来对此一直确信无疑，1939年年底，找骶毗；！
　　在莫斯科的报告中也是这样写的。偶尔还有这样一些风传，说张冒焘在军队刚一分裂时，甚至在此之前，就已经建立了上述组织，这同样也是投有多少根据的。知情人心里都明白，这一步骤最早是在1935年底采取的。
　　说完这段题外话，我们再回过来谈一谈巴西政治局会议。
　　一方面军又一次进行改编。根据参谋部（其人员已大大精简，主要由以前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组成）的统计，一方面军的实有兵力总计只有九千至一万二千人，其中有七千至一万名战士。以后的统计说有三万人之多，显然是被篡改了。人们把甘肃和陕西现有的部队也统统计算在内，而对这些部队的独立存在和活动长时期闭口不谈。一军团仍然由第一，二师组成，每个师有两个团，每个团有四个连，总共有四千至五千人。三军团取消了师的编制，同样由四个直属团组成，每个团有四个连，总北有三千至四-‘人。会台后的中央纵队和后勤纵队，包括学校和其他警卫部队，以及所有非军事组织，几乎照原样末变，计有二千至三千人口彭德怀任一方面军的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尽管出现了疲惫、饥饿和疾病等现象，会议对全体指战员的士气仍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强调了在分裂的时候没有人表现动摇。
　　’ 关于行军的战略目标首先出现了不同崽见，大家从一开始只对向甘肃方向行动意见一致，可是再往何处去呢？毛泽东在暂时把张国焘从竞争中排除以后，又提出了他原先的想法：向新疆前进。洛甫主张到宁夏去，博古，王稼祥和其他人，也包括我在内，刚赞成去陕西，最后这个建议被一致通过了，并且决定与那里的部队会合，扩大现有的根据地，然后确定未疆iI睚j_’
　　来的战略。
　　大家认为，继续行军应当在原来抗日的政治口号下进行，因此一方面军得到了“抗日先锋竹的称号。这在以后给毛泽东提供了借口，他在1938年宣称“党中央和红军主力”(f)“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o（《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年北京中文版第493页）实际上，已被~jll弱的一方面军除了向陕北进军没有别的选择，这是一条最短的道路。到了陕北，一方面军既能得到军事增援，又可以有一个苏维埃根据地。因此，这也是一致的决定o我认为，一开始出现的不同意见，从毛泽东方面来讲，只不过是他的一种手腕，其目地在于，将来给自己留一手}而洛甫显然是要求得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
　　向甘肃的继续进军，确实是闻所未闻的艰难。队伍沿着道路先是顺山而下，渡过在深谷中奔流的白水江，然后爬上岷山，越过几个部分还有白雪覆盖的山口，大约沿着川甘边界又向下行进，从上游渡过白龙江。在这段路上实际上投有敌人，只有当地的游牧部落常常从埋伏处向我们射击。这里大部分是光秃秃的岩石大山，形成了几乎不可克服的自然屏障，特别是狭窄陡峭的能走牲口的小路和几座摇摇晃晃的吊桥有一部分也被破坏了。我们不得不爬过一个又一个悬崖绝壁，尤其是在白龙江南岸．更要吃力地攀登。为了明确起见，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我们上面是陡峭的石壁，下面是湍急的河流，对岸有一个小镇，通向那里的小路被大块岩石堵住，从小镇打过来的子弹正对准这些被封锁住的路口，幸而敌人使用的都是一些老式步枪。我们无法躲避敌人的射击，等待夜晚的来临又太费时间，只好冲过去l我们过去了，虽然付出了一些死伤～~旧：：帽雏…的代价。象这样类似的情况，我们几乎天天经历。
　　当我军横穿甘肃边界的时候，遇到了敌人的正规军，但其兵力比较薄弱。从白龙江北边向上是一个很高的山口，它已属于邻近的一个山脉，可以说是通向甘肃的大门审我们用奇袭的方法夺取了甘肃军队占据的这个关口，然后一方面军转向西北，拿下了其他几个由胡宗南将军指挥的国民党第一军先遣部队守卫的山口。这几次交锋都不是什么大仗，不过是一些前卫战和小冲突，以后行军路上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我一方面军走下长长的山坡，将近九月底到达岷县一带。途中找们穿过许多村镇，居民投有逃跑，这是四个月以来第一次，除了在川西有一、两次例外口这样，部队又有了充足的粮食，而无须采取象在西康时那样的强硬措施。描途我们所接触的大多是中国的回民，他们对我们一般都很友好，有些地方甚至象旧友重逢，这使我感到非常惊讶。
　　我们在岷县遇到红二十五军的联络人员，他们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甘肃和陕西的形势。这时÷谜底才算揭开了a原来，红二十五军主要由青年组成，因此有少年先锋军之称，它由徐海东指挥。我昕到过两种说法：一说这个军是在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撤退以后，又说是在四方面军从陕南川北临时根据地向西康继续行军以后向陕北方向挺迸的，以后叉在陕北与刘志丹的二十六军合并为第十五军团。这个消息使我感到迷惑不解，因为根据我以前得到的、当然是不准确的报告（请参照第21页和其他页），十五军团业已在前鄂豫皖苏区由四方面军的驻留部队所组成。估计当时存在一个翻译错误，所指的应是红二十五军。我也不知道，同样在前面谈到的红二十蕊啁融七军以后有了什么发展，因为不同时期的消息是相互矛盾的。
　　我认为，它可能被编八十五军团了。
　　至于说到红二十五军的战斗行动，据我看长期以来被人有意识地隐匿了，至今还被当作微不足道的事情撇在一边。
　　这里的原因是不难猜到的。在毛的历史记载中写道，毛领导一方面军抵抗了远居优势的敌军的进攻，信心百倍地向陕西前进。而对于四方面军以及二军团的一部分在这段时间和以后更长的时间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主力引向自己并加以牵制的行动刚只字不提。当徐海东得知一方面军向甘肃行进时，红二十五军也立即向那里进发，在胡宗南部队的背后作战，这样为一方面军到达甘肃、陕西开辟了道路。毛的历史记载，对此也避而不谈。我知道这些情况后才明白，我们为什么能够以如此快的速度和如此小的损失夺取甘肃边界的山口，而且在后来的行军路上也没有遇到什么很大的困难。
　　在岷县再一次举行会议——一种军事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参加的还有彭德怀，．可能还有红二十五军的一个代表。
　　会上有人重新提出这样的考虑，是否可以经过甘肃北部向新疆或宁夏行进口然而会议还是坚持以前的决议，继续向陕北的苏维埃根据地前进，而且要加快速度。
　　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关于趺北形势的新消息起了作用口执这些消息得知，那里的武装力量有显著的增加，据说正规部队有一万至一万二千人，还有五、六个县牢固地掌握在我们手中}此外，在一个几乎两倍于此的地区里，敌人只能控制较大的城镇和重要的交通线。另一方面我们还知道，胡宗南为了保住省会兰州，已经把他的军队主力集中在岷县以北，这碾I椰【：
　　样他同时也封锁了通向宁夏和新疆的道路口除此之外，在甘肃北部和西部的狭长地带（此地南与青海高原相接，北与内蒙古大草原和乱石丛生的沙漠毗邻），驻有兵力很强的军队，主要是回族将军“三马’’的马队，他们有决心也有能力，阻止红军经过他们的领域向新疆推进。
　　陕西也绝不是没有敌人的军队，完全相反！那里有蒋介石1931年从满洲里撤下来的、张学良指挥的强大的东北军，大约有十万兵力，司令部设在西安。在甘陕交界地区和渭河北岸，敌人部署了十七路军的大约两，三个师，由陕西省省主席杨虎城将军指挥。然而，这两支军队，特别是东北军的士气非常低落。从士兵直至最高指挥官，都宁愿与日本人作战，不愿向“赤色分子”开火，因此，他们基本上只限于守卫战略阵地和设防地区。
　　所有这些消息都请楚地说明，为什么我军应该向陕西进军，其他的决定根本无从谈起，特别是向新疆进军的方案看来是彻底放弃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就此落了地。
　　在我们开会期间，林彪带领一军团向天水行进，红二十五军在渭河北岸已经构筑了桥头堡，．这样保证了队伍顺利通过九月底，在国民党军队到达渡口之前，我们渡过了渭河。
　　我军大约沿着甘陕边界，时而在左，时而在右，．继续向东北方前进。红=十五军此时在．定程度上成了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平凉它击溃了马鸿宾将军的一支骑兵部乱，而后，要是我没有搞错的话，它又向东转，朝台水和庆阳的方向挺进，以图在杨虎城和张学良的部队背后作战。一方面军继续向东北方行进，途中没有遇到认真的抵抗。
　　我们穿过的甘肃那部分地区，中国的回教徒占大多数。我必须说，红军严格地遵守了他们的宗教习俗。政治部发布了一个命令：禁止进入伊斯兰教教堂和民宅，禁止使用居民的饭锅和餐具，禁止吃猪肉，等等申这些正确的作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在给养上没有什么困难，这里有不少地主，我们可阻没收他们的财产。受到甘肃军闽残酷剥削和压迫的老百姓，给我军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情况。这是我们通过倮倮区以后叉一次同一个少数民族——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的少数，但却是宗教上的少数——最初的友好关系。当1936年红军把苏区及其势力范围扩大到这里的时候，事实证明，这种关系发生了持续的影响。
　　我们越向北走，景色变化越大口我们踏上了陕北的黄土地区，这里是一片光秃秃的高原，狭长的山谷纵横交错。‘房屋越来越为窑{同所代替，田地和菜园越来越少，树木也越来越稀了6我们面前是一个贫穷的地区，有些地方甚至是一片不毛之地。
　　十月中甸，一方面军经历了最后一场战斗。我已记不起来，它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可能离吴起镇不远，总之，这个地方一定紧挨着苏区的边界，因为此后没多久我们就遇到了第一批“赤卫队员开o对这场战斗本身，我记得很清楚。十七路军或东北军的一个骑共旅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毛泽东决定发起进攻。战前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毛泽东向集合起来的红军战士讲了这次战斗的意义。他说，这次战斗将打开新苏区的大门，胜利结束伟大的长征口他的讲话经过政治部变成几乎相同的口号，加虬扩大和宣传，很能鼓舞人心，使部队本来…Ⅷ洞瓢就很好的情绪更加高涨了。
　　毛泽东确信他能成功，邀请我陪同他和彭德怀到附近小山上的指挥所去。从那里莸们观察了战斗的过程，这场战斗只持续了几小时。悬崖峭壁的地形对我们非常有利，而敌人的骑兵队没有下马，在狭窄的山谷里不能展开，在高原上又完全无法掩护，成了我们理想的射靶。当敌人的骑兵被冲散时，毛和彭把指挥所向前移动了很远，可惜我不得不留下，因为我的马已经死了很久，而驮着行李的骡子还在后面数里远的辎重队中。到了晚上，我才和中央纵趴一起赶上了军司令部。
　　第二天，我得到了一匹缴获的马，这是一头训练有素，非常驯电的牲口。几星期以后，我从王稼祥那里换来了一匹察哈尔小马，小马的脾性非常暴躁，只有用马嚼铁才能驾驭。这匹马为我效劳多时.一直到1930年秋我飞往莫斯科为止。
　　在苏区边界上的最后一位中，我们的损失很小，敌人的损失惨重口我们缴获的战利品不多，有将近一百匹马，少许武器和一些弹药。根据政治部的公告，一部分受伤俘虏也证实，许多官兵都厌恶继续进行无休止的内战，希望最终开赴抗日的战场。象通常一样，俘虏们经过初步救护和短期政治教育以后，就被释放了口大多数人又回到他们的部队，并去宣传我军停止内战和一琅抗日的口号。
　　队伍维续行军通过苏区，封处都有老百姓热烈欢迎我们。
　　在少数较大的村子，地方苏维埃和农民自卫队的代表举着红旗迎接我们。在黄土窑洞的墙上，用石灰写的白色标语闪闪发光。
　　大约两天以后，我们到达保安。这是一个房屋很少，却有许多大石窑洞的小镇。有人告诉我，这个小镇是在修筑长城的时候，也就是大约一千七百年以前建立起来的，是始皇帝，郎中国第一个皇帝或者他的郡守的临时行辕口这是否确实，我不知道，以前的豪华景象，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十五军团的第一批正规部队，有一营、最多一团的兵力，他们显然是在民团或省军发动袭击时经常作为后备队来使用的。使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刘志丹也在这里，他是红二十六军的前任军长，据我们所知，也是十五军团现任总指挥。我们又听说，他在不久前被解除了职务。
　　围绕着这个事件出现了许多千奇百怪和矛盾百出的谣传。关于此事的详细情况，我从未听说过，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也找不到有根据的说明。埃德加·斯诺把整个事件描写成一个“离奇事件”（参见《红星照耀下的中国》1968年伦敦版第页），这可能是毛泽东幽雅的说法。按照斯诺的描写，在年夏天，大约是当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之时，一个神秘的中央代表来到陕北，他似乎是以最高检查者的身份来检查党的工作，并揭出了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倾向，甚至反革命活动，以后在地方保卫机关的全权代表的支持下，逮捕了刘志丹，高岗和一批他们的同事。刘志丹等人尽管可以依靠优势的武装方量，而且也知道人民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但是他们容忍了这件事，没有进行反抗，徐海东担任了十五军团的指挥。
　　毛泽东和政治局后来调查了此事，发现控告是没有道理的，于是又恢复了刘志丹、高岗和所有其他被拘捕人的权利。
　　因为“中央代表”长时间在共产党湖北省委工作，并且可能是随=十五军来陕西的，所以开始有人说，这件事也许是张碾㈦『…一国焘的一个政治阴谋，张想把他的人派到军队和政府机关的领导岗位上去。然而，这种说法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任何人都知道，张国焘激烈反对向陕北进军。接着出现了另一种说法，说徐海东想夺取军队权力々这也是无稽之谈，因为红二十五军在数量上远不及红二十六军白整个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只有地方保卫机关的全权代表成了替罪羊。所有其他的人，包括惹起所谓‘‘危机”的“中央代表一和徐海东，都还继续担任着重要职务，并且在1945年以后晋升到人民中国的高级职位。
　　年春，刘志丹在所谓东征过程中，在保卫主力渡过黄河时牺牲了。高岗在五十年代，在他担任东北（满洲）人民政府主席时，由于毛分子对他发动了一场粗暴的诽谤运动，即使不是被谋杀，也是被迫自杀了。．这次事件的唯一胜利者，又是毛泽东D他阻仲裁者的身份，特别是以巾央政治局的名义，迅速而每人满意地解央了“危机”。这样，苏区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大权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的手中。这就使人产生一种猜测，而这种猜测从未公开说出来过，虽然有些人，其中有洛甫（当然不是对我）曾有过这方面的暗示。事情可能是这样，毛泽东在甘肃认识了徐海东本人，并且确信他的忠诚。相反刘志丹和高崩，毛都不认识，他一定扭心；只要刘、高他们在军事上超过一方面军，叉掌握着行政上的权力，就可能出现类似张国焘在川康地区时的情况。还有什么比使用权术和诡计去唆使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互相争斗，人为地制造一场政治危机，使毛一到陕北就立即占据优势更顺乎自然呢？我已经说过，这些都是猜测，没有什么地方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
　　丁■]骺F啊捌矿一一中央纵队和后勤纵队，在保安脱离一方面军的战斗部队以后，便移至瓦窑堡，这是陕北唯一牢固掌握在红军手中的县城，也是共产党省委或地委和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战斗部队在彭德怀的指挥下顺洛河而下，向东南方向行进，去与正在围攻甘泉县城的十五军团的主力会合。
　　年10月20日，大约是在江西突破封锁后恰好一周年的日子，我们开进了瓦窑堡。从这时起人们所说的长征或者远征，就一方面军而言是结束了。原来所设想的作为大规模战略转移的长征，从军事上来看成了战略退却，这种退却只是在最后阶段才转为前进。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口当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还剩七、几千人，其中有五．六千名战士是正规部队。所有这些经过斗争锤炼的干部，当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紧接着的人民解放战争中成为党和军队的骨干力量。
　　在长征的紧要关头，在一方面军同四方面军充满希望的会师之后，发生了军队的分裂，随后又发生了党领导的分裂。而最后毛泽东所宣传的原始的农民和士兵的共产主义在长征的过程中得到了新的滋养，将来有可能带来不幸的后果。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的中国工人阶级每日每时以巨大的牺牲所进行的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完全退居于次要地位，甚至被人故意抛到脯后丁。
　　尽管有这些严重的消极因素，但从政治上来看，长征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乖Jo红军抵御了占有强大优势的敌军，突破r敌人的坚固阵地和重重包目，给敌人咀数。}’次打击和成百改骚扰。红军行程一万多公里，横贯十二个省，翻过十八座火山，其中有五座终年覆盖着冰雪，渡过二十四条大河。这是一个不可席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其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
　　当找们骑马进入瓦窑堡时（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军司夸部的所在地），我与博古就新根据地在日本、中国和苏联的政治交叉点中的地理位置进行了交谈。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地理位置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使我们能够把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解放斗争同世界范围内的反战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然而，我们能说服毛泽东使他认识到，必须把我们列入以共产国际和苏联为首的国际斗争阵线中去吗？或者，他会从中国是世界矛盾中心的陈旧主张出发，坚持其挑动“山里的老虎”互相攻击的格言，去试图使苏联违背她所宣布的和平政策而陷入与国民党中国，甚至与日本的冲突中去吗？
　　这种危险确实存在，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两人认为这种危险是现实的。按照事态的发展，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中防止这种危险，看来希望也是渺茫的。我们认为展好的方法是重新与其产国际建立正常的联系，即使只是无线电联系，也可以得到正确的情报和指示。博古打算为此目的尽力争取派一个类似于当时陈云那样的联络员去莫斯科。
　　一飞F蕊骶一第 四 章陕甘宁过渡时期陕北新根据地的面积有三，四万平方公里，它的范围大致是西靠甘肃边界．东濒黄河，北接长城、南临富县。但是除了瓦窑堡以外，所有城市和大部分较大的村镇都被敌人占据，从西安到延安的唯一公路也由敌人控制。放眼望去，除了几处肥袄的河谷，其余都是贫瘠的黄土地，四处见不到树林，只有深谷纵横。这里常常遭受干旱和洪水的侵袭，坚硬如石的土地，即使被开垦出来，收成也少得可怜。
　　农民和部队战士每天的伙食，通常是三碗小米饭或高梁米饭和一点酸菜。只有相当干燥的大陆性气候令人有舒服之感，尽管气候变化很大，而且偶然还有从戈壁滩刮来的威沙，但这种气候对人的健康还比较适宜。不过，这里的居民多数患有结膜炎和皮肤病，甚至有时也流行天花和从蒙古蔓延过来的羊瘟口自古以来，这个地区就全国而言是一个堆贫瘠，培落后的地区。只有城市人和大地主才能住上房子，农民毫无例外地和牲口一起都住在窑洞里，这种窑洞就象是在土玻上挖的坑道。村庄相隔很远，一般有四，五户人家，比较大的村子也不碡Ⅷ噩■超过十二户。这里，不单单吃穿很差，有的地方还严重缺水。
　　因此，这个地区虽然土地辽阔，但人烟稀少，蛀多也不过有五十万人口。
　　我们现在经常看到，国民党的报纸幸灾乐祸地说，如果认为红军在那里能档生存下去，那是极为荒唐的，那里没有衣食，甚至投有补充队伍的男人。报道还说，从四川到中国西北的长征无异是_pAJ走向死亡的长征。这当然是赤裸裸的胡说，不过困难确实很多，有待我们去克服。
　　另外，苏区述不巩固，民团和省军经常威胁它，甚至有几次逼近到瓦窑堡城下。他们没有受到惩罚，因为红军的主力由于上述的困难，只能在不周定的苏区边界或苏区外围作战，直到1935年底主要在南部和西南部与张学良的东北军交战。
　　陕北红军的实有兵力，我在1939年的统计数字是一万六千至一万九千人，其中一方面军五千至六千人，十五军团七千至八千人，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四千至五千人0 1936年，周恩来告诉埃德加·斯诺的数字有些不同，按他的说法，一方面军七千人，十五军团包括划志丹的独立部队一万人，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三千人，共计二万人。对总数的估计差别不大，但各个部队的数字有些出入，原因是部队在很短的时期内连续进行了两次改编。第一次在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前不欠，第二次是到达陕北以后母毛泽东在确认刘志丹和高岗部队的忠诚以后，将改名为一军团的一方面军与十五军团，还可能包括原来的独立团和独立营，合并为新编红一方面军。关于二十五军的情况我不清楚，它可能被编八了两个军凰中的一个，也可能还继续独立作战。彭德怀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自己任总政垂。新编一军团由林彪指挥，十五军团由刘志丹率领。
　　年11月，国民党军队有二十万人，与只有二万兵力的一方面军相比是十倍的优势。东北军的十至十二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师，近十万人封锁了苏区南部。他们的阵地向北一直延伸到包括延安在内的根据地附近，向西到甘肃南部。
　　东部宜川地区，有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两个师把守，另外两个师在绥德镇守黄河渡口。由胡宗南指挥的八十六师（以后还要谈到），则以坚固的榆林城为据点，扼守着北部；除此之外，在甘肃还有胡宗南的四至五个师作为后备部队。另外，还有“三马”的三至四个步兵师和兵力不详的骑兵团，总计大概有五万人，他们的地盘从宁夏经甘肃一直到青海。
　　然而，这样显赫的兵力不过是迷人的假象。第一，国民党军队驻地相距很远，兵力分散，东西相距八百公里，南北相距约五百公里，中间是苏区。第二，前面我已经说过，他们主要只限于守卫巩固的地盘和重要的交通线，不敢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战，甚至在推进地区，他们也放弃了有效的、但是费力费时的所谓壁垒主义战术。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士气低落，特别是东北军和十七军的一部分尤为突出；另外，地方将领之间，地方将领与中央军指挥官之间争权夺利，结果是消极被功，互不协作。因此，尽管敌人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但一直役有发生效力。
　　这样，红军就可以自由行动，自己选择作战目标，进攻敌人单独的部队。在一方面军到达之前，刘志丹和徐海东已经消灭r东北军的两个旅，并给丫--一o师以沉重的打击。十一月，新编第一方面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当时毛泽东在瓦窑—瑕Ⅷ岬眨堆）使一o九师受到重刨。张学良原来对蒋介石的进攻命夸就执行不力，现在干脆停止了进攻。不久，他与红军签订了秘密停战协定，我方是周恩来和博古去协商的。为了掩人耳目，没有成文的协定，条款中有一条规定，双方的军事行动应该相互协调。其他的敌对军队，首先是第十七路军大体上也放弃了积极的军事行动。从此，军事局势开始稳定下来。
　　与此同时，党的领导人，即毛泽东以及在陕北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着手进行苏区内部的整顿。苏区分成南北两区和两个独立的县，一个县在东北部（榆林——绥德公路东北面），一个县在延安的南边。另外，还新建了相应的党的区、县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机构，动员部并入地方苏维埃机构，其任务是动员参军，领导地方部队与自卫组织。区、县机关的领导职务一部份是由中央委员会调派的后备干部担任，一部分是由经过审查的地方干部担任。据我所知，没有进行过选举。中央委员会以这种方式牢牢地掌握了党和苏维埃的机构。
　　同时，在瓦窑堡成立了省党委会，中央委员也是属于省委的。另外，还重新组织了作为中央苏维埃政权的临时革命政府，并建立了军事领导机构，但我今天已无法说清，究竟是作为政府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还是作为党中央的军事委员会，很可能是后耆，因为政府只起附属的行政作用。从这个时间起，在官方的文件中，差不多也总是沿用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个名称。
　　附带说一下，关于两个军事领导体制的关系——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我始终没有搞得很清楚。
　　据说，在瑞金两个军事委员会都有过口可是，我从来没有感到瓣洇畦一过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存在，这显然是因为中央军委同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也许甚至同“三驾马车”（博古、周恩来，李德）在人员上很大一部分是相互重叠的。反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讨论和决议却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遵义会议以后，革命军事委员会如上所述已不再起什么作用了，可能是从此以后中央军委代替了军事委员会口，中央军委中的一切决议都由毛泽东作出，周恩来领导具体工作。与第四方面军会台，以及与张国焘分裂以后，情况又有了变化此时，第四方面军成立了第二中央，那里又有了一个独立的军事委员会，而中央军委仍在厩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所在的一方面军那里。
　　在陕北，三个领导机构都是以毛泽东为首。中央委员会以洛甫为代表，恤负责协调整个领导工作；政府以博古为代表，他主要进行内部改组工作，后来从事“外交”事务；革命军事委员会（藐们姑且这样称呼它）以周恩来为代表，他着手建立新的总参谋部，并与前线部队经常联系，而且也很关心指导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的工作。
　　根据总参谋部的报告，尽管这里居民稀少，在年冬季的参军运动中，仍然动员了四、五千人入伍，这些志愿兵一部分补充到前线部队，一部分则充实了地方部队和后勤部队，将别是警卫部队口我自己参加了参谋部的工作，主要是在军事学院。军事学院同样是新建立起来的，学员是十五军羁和参加过长征的一些同志，有几百人。
　　苏区的经济情况一直很困难，虽然独立部队偶尔袭击一一；…珊栅琅！
　　下与苏区交界的国民党统治医，年底连存延安以外、柱相当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贸易，但困难的情况几乎役有多大改变。蓐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一直是强制性的征收（一种实物税收），大多是向富农、中农以厦投机商和反革命分子征收，当时对这些概念的解释是很宽的。象二十年代束三十年代初在江西一样，一时叉出现了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打，这种形势当然影响了苏区的政治巩固。后来，“自力更生竹的原则代替了这种形式。随着与统一战线政策相关连的对内政治路线的变化，“自力更生’’原刚越来越得到贯彻，而到1938年初，抗日战争开始后才得到充分发展经济困难带来的问题是：怎么办？一方面军是重新出征，去建立新苏区呢？还是扩大现存的根据地呢？在什么地方？
　　去什么方向呢？基本上还是在川康边界没髓得到解决的那些问题。这时，要从苏联求得物质和技术援助的思想，又重新抬头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或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洛甫建议：经宁夏过内蒙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推进。他认为，这是与苏联取得联系的可行之路。这条路虽然在北部耍经过草原和沙漠，但路程比较短，而且在那边只会遇到地方军，主要是马鸿宾的部队口这个建议既未被采纳也未被否决。一些出席会议的人，虽然也主张向宁夏迸军，但他们的目的只限于在宁夏、甘肃方向扩大陕北苏区，以便建立一个资源比较丰富的大根据地。据我回忆，博古，周恩来，王稼祥和彭德怀都表示同意这个意见，我也表示赞成。会上还附带谈到了新疆，但大致意思是，四方面军如有可能也可以向那里进军。令人意外的是，毛泽东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他只表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向富有的省份山西推进，然后从那里经绥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联系。他认为，这样--F子就可以解决两大任务：保证根据地物质供应和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中国走狗”的运动战，这一行动在一定程度．卜将会点燃全面人民战争的火焰。会议就此结束，没有作出任何决议。
　　有一天，我从博古那里得知，洛甫和毛泽东曾认真考虑过，让一方面军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进军。洛甫想这样做，但不愿采取可能导致国际纠纷的重大政治和军事冒险行动a相反，毛却准备让红军作为*抗日先锋’’，大张旗鼓地进行东征。
　　我的看法是，毛有意地想引起以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为方，以国民党中国和日本为另一方的冲突。因此他没有派专人去莫斯科接洽母直至后来，在所谓东征以后，他才搬邓发去了，但不是为了从莫斯科得翳情报和指示(这些情报和指示他在此期间都己得到)，而是为了商谈关于提供武器和其他物资的援助问题。
　　在政治和军事战略问题还处于悬而未决的时候，1935：年月底或12月初，张浩出人意外地来到瓦窑壁。张浩是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典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代表。估计他是在苏区北部从飞机上跳伞下来的，后来他有一周左右的时间一直穿着～套带有皮里子的苏式飞行员服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他来做毛泽东迟迟未做的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迅速建立联系一事十分重视，有人告诉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又为了保险起见，共产国际除了派来张浩，甚至还派遣了一个小组，化装成商队通过内蒙。据说，中途他们受到强盗的袭击，最后仝队横遭杀戮，无一人幸免岳张浩肯定也估计到，他会落到敌人手中，所以他既没有带文件，也没有带无线电联络密码，无线电联系直到1936年夏才得到恢复。但是，他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口头报告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决定的新的战略和战术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于1935年8月1日以中央委员舍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的宣言（参看本书页），特别是报告了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倡议、在第七次世界大会之后举行会议的结果，这些会议结果，后来以宣言的形式于1935年11月日同样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
　　张浩的报告和由此应得出的结论，使党的领导者们在十二月份忙了整整一个月o人们没有邀请我参加会议，我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会议所涉及的是确定基本政治路线问题。因此，有关的报道也极少，甚至12月26日政治局作出的决议我也没有看到，只是听到二些决议的片断o-据我所知，决议是在1936年春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但从未全文发表过。
　　然而，我参加了12月27日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a会上，毛释东阐述了这个提议。这篇讲话后来编入了他的《选集》
　　年 北京 中文版第一卷139-165页)，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卓但是此文经过“编辑”之后，发表在《选集》中的文章已不能作为一个真实的文件。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利用一下文件资料，并根据自己的印象加以补克。
　　月2 5日，在莫斯科发表的宣言，是以1 9 3 5年夏季以来中国的爱国抗日运动达到一个声势巨大的新高潮为出发点的。宣言要求全国人民，一切党派和军队立即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救亡会议，要求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团体，组织和军队派代表参加，为动员和联合全国一切爱国力量商讨具体措施。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无疑是主要政治力量的国民党，也明显包括在被要求参加会议之列事紧接这个宣言书之后，中国红军最高司令部又向一切军队爱其官长，当然也包括蒋介石，发出号召，号召书说；“我们声明，我们决定，全力支持国防政府，而不管它是以什么方式产生的；我们决定，首先参加抗日联军，而不管它是如何编制的口我们希望与～切真正抗日的军队紧密台作，而不管他们在过去是否反对过我们a一这些文件所代表的路线展现了同国民党真诚合作的可能性，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条件，客观上已经成熟口困为这时日本的侵略已经威胁副中国各阶级和各阶层的利益，其中包括最高统治阶层，甚至美荚帝国主义，而国民党中央政府或多或少是依赖他们的。
　　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瓦窑堡决议，完全否认了上述可能性，这个决议的主要起草人显然就是毛泽东。击议正确地把工人阶级，农民、城市中产阶级和青年知识分于阶层，作为“民族革命”的主要力量，说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是动摇的~分裂的，但为了抗日战争，必须加以争取j可是决议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高级官吏和“大军阀”完全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因为他们是“人民的公敌打，是“帝国主义走狗”，是“卖国贼"。遮；滕瞅_一意味着，从一开始就拒绝同国民党、尤其是同蒋介砸进行任何合作，确认反对内外敌人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针，实际上是继续进行国内战争略12月25日的决议明文写道；"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必须把民族革命战争同国内战争结合起来。一在1 2月2 7日党的话动分子会议上，毛认为：“同时进行反对国外帝国主义力量和国内反革命力量的战争是必要的。”
　　这是一个宗派的，冒险的口号，它既不符合国内实际力量的对比，也无助手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目的。总之，瓦窑堡决议中有许多矛盾。之所以产生这些矛盾，是因为在张浩转达的基本内容中加入了毛泽东所主张的路线。
　　在党的话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试图掩盖决议中的矛盾，他运用原始的，低级的“辩证法”，不断地玩弄“一方．面一另一方面持的概念。一方面是民族危机，另一方面是革命高朝，一方面是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另一方面是坚决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一方面诅咒军阀，另一方面利用他们局国民党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来削弱蒋介石的地位。如此等等。
　　毛还用饱狗和饿狗来比喻军阀同蒋介石的关系，语言是很尖刻的。他把蒋介石比作饱狗，把陕西、广东、广西等省敢于抗命的军阀比作饿狗，他认为可以、也有必要与后者订立反对中央政府的协议和同盟。这样，他实际上阻止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本身的实现。
　　毛热衷于形式主义的简单化，而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国民党本身是不统一的，甚至蒋介石也是日本攻击的目标，因为日本人入侵中国越深，蒋就越加受到不仅是英美庇护者的压力，而．fll还有人民爱国运动和他自己大部分追随者的压力，而不得不寻找一条阻止日本完全奴役中国的道路。日本军国主义者公开宣称，他们的目的是，首先消灭中国红军，然后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最后是蒋介石的军队。
　　在研究了莫斯科8月1日和12月25日的文件后，蒋介石认为同共产党人的会谈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毛泽东的两线作战的理论又使蒋离开了这个方针，并为他提供了口实，说共产党要把国民党和他本人排除在民族统一战线之外，因此他不得不继续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
　　毛泽东是真的以为他宣布的两线作战方针会获得成功吗？当然不是！更确切地说，他是从以下考虑出发的：要是爆发新的世界战争，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世界革命。12月25日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与意大利帝国主义大举进攻阿比西尼亚的冒险战争，无疑的存在着引导到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这一形势，使得中国革命脱离了过去的孤立。”决议还说："在向日本帝国主义使用一切和平方法无效，而日本反积极向苏联挑成的情况之下，苏联是准备着打击这个野蛮帝国主义者的。这就把中国革命，日本革命和苏联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会台在共同目标——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
　　这是关键的一段！不管如何竭力掩盖，也无法否认：这就是毛1 923年所采取的和1 930年所支持的，后来被共产国际执：i：
　　引嘲行委员会和1931年中共中央四中全会批判了的李立三方案当时这个方案的根据是，通过在中国发起暴动和冒险进攻，使苏联卷入与帝国主义势力的武装冲突，从而导致世界大战，引起世界革命，并以这种方法来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
　　年夏，毛泽东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证实了他的思想基点，毛确实想利用西北苏区的战略形势把苏联拉入抗日战争。当斯诺问他是否相信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会参加这样一场战争来援助中国肘，他回答说：“当然！苏联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对远东的事件不会置之不理，处于被动地位。’’他强调说盲“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世界性的任务，苏联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在这场战争中不会保持中立。”
　　我承认，我常常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张国焘和毛泽东尽管平时很对立，但是1935年这一年，他们商人都一再试图把苏联引入可能导致与国民党或与日本人相冲突的这样一种境地。毛泽东在政治局的决议中写道，苏联在远东的和平政策失败了o他说得对吗？尽管我了解甚少，我也是断然拒绝这种论调的口为了可靠起见，我请张浩说明一下，在莫斯科人们对此事是怎么考虑的o但是他回避同我谈话，附带说一下，张浩当时完全避免同我接触。因此我只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丁。
　　为了更全面些，我还想说一下，政治局的决议又一次冲淡了阶级问题。未来的人民政府不仅应当保护劳动人民的社会权利，而且应给民族资产阶级、即财产占有者以经济上的自由，这种提法的确是台乎逻辑的，即使毛的解释j“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坤，"劳动法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垤■啊挪家发财”，说得似乎有些过分。然而，央议中有些部分却使我疑惑不解。比如，说什么中国共产党不只是无产阶级的先锋趴，而且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说什么为了“在组织上去扩大”党，党的大门必须对千百万人敞开}说什么党既不用惧怕野心家，也不用惧怕政治愚人或阶级异己分子，党会教育他们等等。
　　这样，危险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就其组成来说，绝大部分本来就是一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穷苦农民的政党，现在则更加失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面目，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全民族的，不分阶级的组织。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没有详细叙述这个问题。
　　莫斯科八月，十一月宣言，同1 93 5年12月25日决议的区别（我们姑且不说是矛盾），是很明显的。政治局的瓦窑堡决议，虽然在形式上是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制定的，由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为基础的，可是决议对指示作了“补充仆和“修改”，使它几乎转向了反面b尽管如此，这个决议同8月8日的毛儿盖决议相比，还是前进了一步，因为瓦窑堡决议基本上肯定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并以建立“人民茹和国一这一要求代替了苏维埃这个口号。而实际上决议对国民党、蒋介石和内战的态度并没有变化，因此一开始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加了困难和危害。
　　为了给决议以更大的意义，毛补充了在此期间已经多少由他左右的残缺不全的政治局。当时十五个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只有七人在陕北：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王稼祥、邓发和凯丰（青年团书记？）o另外八人，有三人在莫斯科，五人在中国的其他地区o为了使决议的表决取得多数，两名中央委员，即彭德怀和张浩，仓卒地被朴进了政治局。
　　决议产生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同张学良签订了秘密停战协定，党中央的代表可以经过西安到国民党地区，与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与此同时，在地下党工作的已有从苏联和其他国家派回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在青年中，特别是在大学生中成功地掀起了一个以8月1日和1 1月2 5日宣言为政治基础的群众运动。据传说，毛泽东的追随者们企图把这个运动纳入1 2月25日决议的轨道，他们当时所依据的是政治局的权威。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否正确，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毛紧接着政治决议之后提出了一个很能清楚表明其意图的军事计划。
　　年1月初，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或军事委员会会议，这两个机构的成员大体是一致的。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毛提出了新的战略计划，他把下列任务作为主要目标放在计划的首位，即得到苏联技术上和其他物质上的援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红一方面军应推进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境，与苏联远东军建立直接联系。毛考虑分兰个阶段来实现这个意图：第一，巩固陕北苏区，准备渡过黄河向山西挺进；第二，}肖灭由军阀闹锡山指挥的山西省省军，并在山西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第三，向北进军，经绥远或察哈尔直到蒙古人民共和国。
　　； ：‘馐F1眶盯第三阶段的计划投有拟定细节，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也就是说，只勾画了远景草图。尽管如此，我还尾立即表示反对，并建议：把红军的作战行动局限在山西西部，否则不仅会损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也会损害苏联的和平政策。可是我没有得到支持，在座的人同意了毛的计划，尽管人们没有多大热情，而且一部分人还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洛甫只是顺便说了说，主要目标也可以或者最好通过进军宁夏来实现。
　　周恩来强调，绝不能放弃陕北根据地6毛只是严厉地反对了我的意见，热心支持他的有凯丰和张浩。关于张浩，我的印象是，他与毛的关系十分密切。最后，这个计划在原则上垒体通过了。对于我来说，藐的态度造成的结果是，直到红一方面军开拔也没有人再来邀请我参加什么会，大概也没有再举行关于军事问题的会议。
　　以后几周里，我通过谈话听说，政治局委员完全不是象开始时所表现的那样意见一致。例如，彭德怀讽刺地说，这是以不足的兵力继续进行长征}王稼祥表示担心，如果在军事上过于激进，政治上就很窖易使自己脱离抗日群众运动而陷于孤立D博古在几次个人交谈中与我有同样的考虑，但他认为事情并不象所想的那么糟，最好的办法是，留在毛身边来影响他，以阻止他的冒脸行为。从博古那重我还听说，不仅军事委员会，而且除周恩来之外的整个政治局都准备跟随部队出征。这更使我思虑重重，因为看起来似乎是要放弃现有的根据地了。
　　周恩来对此没有表示意见，只是耸了耸肩j但对让他留下来担‘任陕北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这一点甚为满意。这使人感到，他的意图似乎是，在红一方面军不再返回的情况下，也要一。？
　　保住苏区。，矿．‘-F鼍．j：：Z：_≮扑2 1．：∥_．-j}j-j√¨j掣．一；，大概在二月中旬，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准备出发，参加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工作。在此期间我经常考虑，毛的战略计划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呢。最后我得出结论，毛的计划是与- ，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沫议 ，．■所反映出来的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相违背的，同样也是与苏联人民的利益相违背的，如果毛的计划得以实施，苏联人民j肖 一将由于一场大战的爆发而直接受到牵连。象过去在江西一。． ’
　　样，我叉陷入了激烈的圆想斗争，这一次思想斗争甚至比蔡廷 ‘一；锴哗变时的那一次蔓为献剩。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政策和苏 ：。
　　联政府的和平政策，处在危险之中o -：‘-．t一：
　　我这时再一次把我知道的，无论是听说的还是亲身经历．÷．‘的，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重新思虑了一遍。毛在1923年中国，j’-j．共产党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表示，中国革命只有通过苏俄支。。．援的军事斗争才能取得胜利.1930年毛支持李立三，企图把苏． 。：
　　联拉入与帝国主义，特别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冲突巾去；，。
　　毛多次表示不满，认为自1927年以来苏联扶未给中国红军以， ，任何援助，相反却同国民党媾和交好; 1934年以来他一再强；．调，中日之间的对立是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主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锨的斗争是世界范围内革命斗争的决定性因素}毛从1935年以来一再重复的具体计划足，通过中国红军向新疆或蒙古的进军，首先把苏联拉入与国民党的冲突中，然后再使苏联与日本发生冲突鲁如此等等。
　　我回忆了1932年在满洲中东铁路线上亲眼看到的日本人的挑衅行为，同时也回忆了苏联政府维护和平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从世界上消除了冲突的因素。但我也知道，日本当时正利用满洲国这个傀儡，继续加紧对蒙古人民其和国的挑衅，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由日本统治的大蒙古国，直接威胁苏联的安全。当时，我确实不知道，毛泽东在1936年夏对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声称：“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奥托·布劳恩）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将作为一个自治区成为中国联邦的一部分口”他很可能就是这样选定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红军未来的基地。
　　我的想法搜有错。不久前我看到1936年3月6日国民党《盛京时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文章写道：“红军向山西推进的目的是：第一与外蒙古联合，得到苏联的援助；第二对河北省和察哈尔省不断进行威胁，以此引起日本的侵犯。如果红军能实现其中一个意图，那束就足以造成对南京政府的一个巨大的实际的危险，因此对南京政府来说，反共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度过好几个失眠的夜晚，我反复考虑了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国际主义战士所处韵地位，决定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写一封信口信中我写了自己的想法，坚提反对氩一方面军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进军D这是一封长信，我现在已不能复述它的全部内容，但是我可以从193 9年我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中搞引三个要点。第一，我指出“中国红军向蒙古人民共和冒边境进军，将损害苏联的和平政策，客观上会成为p本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借口竹。我解释说，这样一来必然引起苏联的插手，使苏联不得不扮演毛冒险政策的庇护者的角色，而不顾及由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和平政策所造成的后果。第二，我认为“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F1统一战线这一基本政治任务出发，中国红军的主要任务目前不在于去获得苏联的技术援助，而是必须在中国内地进行战斗，以便建立一个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打击亲日的卖国贼军队”o我继续说，毛泽东向山西逼进的计划不会达到上述目的，相反这个计划会重新点燃内战的火焰，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向华北扩大侵略的借口（这实际上已经发生）o第三，我借用彭德怀的话写道，“主力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新的长征，如果途中敌人采取措施牵制住我军，主力也许不能返回，那陕北苏区的存在实在很成问题”。
　　这封情由俄文详成中文之后，我交给了周恩来，他答应把信印出来发给政治局委员。这事是否做了，我不知道。同时，我还声明，我拒绝参加出征的队伍。过了几天，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还有参谋部和后勤部的…部分人随军离开了城市，我仍留在瓦窑堡。
　　我没有收到对我的信的答复。只是过了不久，周恩来告诉我说，从Jl 1西来了电报，政治局批评了我，说我的态度是机会主义的；还指责我，误解了苏联和平政策的实质，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和中国红军的实力。这也许就是回答吧！周恩来在向我转达这个批评时未加弹论。同时，恤建议我除了军事学院的工作，再参加参谋部的工作，我们的目的是防备敌人突然进攻或袭击新根据地。
　　虽然周掌握的军事力量只有军事学院，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以及参谋部和警卫部队，总计两，三千人，但他还是显得很有信心。他信赖张学良的停战协定和杨虎城的消极抵抗，这是正确的。红一方面军离开后的几个月，陕北苏区没有发生过什么危险口当然人们不应忘记，大部队离得并不太远，随时都能返回。至此毛的第二阶段计划始终未能完成，但是谁又能事先知道呢？
　　在这段时间，只有民团多次侵入苏区的中心地区，敌人常常骑马袭击村庄，进行屠杀和掠夺，然后又撤了回去。一次，民团几百人深夜偷袭了紧靠瓦窑壁的一个村子，我们担心这一帮民团可能会袭击城市，于是周恩来动员一切力量，保卫这个地形极为有利、疰落在孤立高地上，四周有坚固城墙的城市。我和军事学院全部人员立即出发，去驱逐侵犯者。但是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土匪,ffJ在最后一刻受到警告，仓皇逃跑，丢下了他们所掠夺的物资，主要是粮食和一些马匹。追剿这股土匪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回到了瓦窑堡。这些土匪看来是得到了教训，以后不敢再靠近城市了我讲述这段插曲，是想说明，我们之间的合作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参谋部按时给我进来前线的消息，可惜相当少。除此之外，周恩来有时给我的译员一些中国报纸，这些报纸是通过“战地邮局一从山西寄来的，有时他也用英语同我谈谈政治和军事形势，这样我就稍微知道了一些情况。
　　一方面军的出征，以后被称之为东征6二月二十日，东征主力在国民觉十七路军占据的城市宜川和绥德之间宽阔的空隙地带渡过了黄河。驻扎在黄河东岸兵力薄弱的山西省军只是稍稍进行了一下抵抗，因此，东征在开始时进展比较顺利。
　　省主席周锡山尽管拥有大约六万余人，即二、三倍于我军的优势兵力，但他没有和我军进行公开的交战，而只限于保卫城镇‘谰猢r一和坚守从黄河边吴堡到汾河边祁县曲交通要遒，以阻止红军向省会太原进攻。因此，一方面军占据了黄河与潍河之间、北面直到上述交通要道这块三角地】式中的几乎所有的县城，估计占面积=万五千平方公里。
　　在此期间，主要战斗任务落到了十五军团身上。十五军团作为北路纵队必须在后面掩护主力渡过黄河，同时还必须掩护部队的左翼，去抵御集结在太原以南的阎锡山主力。另一方面，政治局，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所在的一军团，也可以在两河之间的整个地区直至黄河和汾河的汇合处，比较自由地进行作战，一直向同蒲铁路所穿过的富饶的汾河河谷推进，并在那里剥夺地主和商人的财产、征集志愿兵和建立新的地方政权机构，以代替国民党政权。根据参谋部的报告，动员新兵总计五、六千人J缴获财物总计五十万块银元以上，这对于我们比较艰苦的环境束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食品（粮油盐等）和布匹以及少量的武器和弹药。运输队把战利品陆续运回陕北，周恩来在这里设立了后勤站，由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负责管理。
　　东征的政治目的据说是“抗击日本强盗，严惩参与华北自治（实际上是脱离——奥托·布劳恩）罪恶括动的卖国贼叶。自称“抗日先锋”的一方面军出发阻后第二天，毛泽末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出号召，建议召开一个全国大会。从表面上看，这个号召好象同1 93 5年11月25日的莫斯科宣言相符台，实际上它是与此相违背的12月25日政治局决议的政治路线的继续。尤其不能使人相信的有两点：
　　一点是它包含了一系列蒋介石此时不能接受的条件，如要求清算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释放一切政治犯、与“人民政府”
　　（迄今为止革命政府一直这样称呼自己）建立“正常’’的关系；另外还要求商谈立即断绝与日本的外交关系，立即对日宣战、派遣“讨伐军’’前往满洲，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宜；还建议以陕北作为开会地点(!)o更为严重的是另一点，言行不一，因为每个人都清楚：进军山西叉重新引起了内战。
　　果然，蒋介石命令他驻扎在黄河以南河南省和江苏省的军队，火速开往山西，支援阎锡山。他给绥远、察哈尔、河北等省的省军也下达了同样的命夸，这样他就不得不让北方各省轻易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同时他还命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封锁黄河，阻止一方面军撤回陕北，并占领我实际上没有防卫的根据地。
　　三月底，黄河以东的敌人部署基本完毕。国民党中央军在陈诚将军的指挥下，总共调动十二至十五个师的兵力田守汾河一线和沿岸的铁路线，构筑坚固工事并依仗山西军队防守的城市，分几路纵队（每路有二、三个师）开始缓缓向西推进。同时，阎锡山的主力也在北面向西移动。敌人此时又采用了第五次“围剿斗时对付中央苏区的堡垒战术口可以想象，我们四月份的军事形势是很不利的9汾河与黄河之间的作战区域遂渐缩小，部队的运动受到束缚，和敌人决战叉不可能，因为这只能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现在决战叉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是为了突破汾河防线（直接通向绥远的道路已被封锁），经过山西东部向河北并继续向察哈尔进军吗？
　　果真如此，后果将不可预测。一方面军同根据地的联系如果被切断，就不得不孤军同国民党的优势兵力作战。肌敌人的角度来看，国民党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只可能有这样的选择，或者恢复山西过去的局势，即把我一方面军赶回黄河以西，或者把地盘让给在他们背后蠢蠢欲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失掉察哈尔和河北（此省已经几乎不可能保住），而且还要失掉绥远和山西。
　　这时，中国报纸根据日本的报道，也在宣传中国红军同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勾结。日本人则公开声明，他们的势力范围——华北和蒙古，受到了“红军”的威胁，因此他们必须加强华北的兵力，以保护河北、察哈尔．绥远和山西，防止共产党的侵占。日本人还迫使中国方面的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签订了拜关于反对华北共产主义”的协定。事实上把这两省的权力让给了日本占领者。显然，这个协定不仅是反对共产党人的，而且也是明确针对蒋介石的。总之，毛泽东的东征煽起了中国内战的战火，加强了中国反动的亲日分子的势力，并为日本侵略者提供了反对中国，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最终反对苏联而扩大战略基地的借口o不管这是不是毛的意图，在客观上事实就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毛，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最后采取了另一种选择；决定撤回到陕北。当时这样做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张学良和杨虎城没有执行蒋介石封锁黄河渡口的命令口此后不久毳遇到博古，他对我说，对撤退起决定作用的是军事上的考虑，毛泽东已认识到自己的战略计划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博古认为：应该说，东征的积极结果是，此后会比以往更为坚决地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口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步调不-.可能在作出这个决定时起了作用，或者至少起了促进作用。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十五军团担负着战斗的重担。但一军团多次不重视总司令部的命令，拒不支援十五军团，因此，十五军团遭到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特别是在撤退和掩护渡黄河的时候。十五军团总指挥刘志丹不幸牺牲口林彪由于他这种态度受到了政治局的谴责，并暂时被免去了总指挥的职务，改任军事学院枝长。
　　年4月的最后几天，红一方面军回到陕北D过了不到一个星期，五月初毛泽东在瓦窑堡东边的一个村镇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通知我，说我也被邀请参加。第二天早晨，我们一起骑马前往，下午到达开会地点。晚上博古来找我，要我第二天在会上发育，作自我批评。他暗示，他来我这里毛泽东是知道的I还说，毛很希望大家的意见能移完全一致，以便消除红一方面军中的分歧和预防对主力撤回可能产生的“误解”o我欣然同意了，因为战事基本是按照我的想象进行的，而且涉及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也没有担心的根据了。
　　不是政治局委员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充满了“和平”的气氛。毛的举止就象是宽宏大量的胜利者。
　　他作了一个纲领性的讲话，讲话中他又来了一个急转弯，这种情况我已经历多次，特别是在与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显熬毛的讲话政治局委员事先进行过商谈，因为大家的发言差不多大同小异口‘我在会上承认了政治局对我的信的批评是正确的，由于东征的结局这封信实际上已变得无的放矢了，我还“赞颂丹了毛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他也谦和地表扬了莸在抗击民团时的积极行动。还有其他人，例如洛甫和王稼祥，这些对毛原来的计划不那么热心的人，也都二一表示了悔意和赞同。只有林彪甚为不满，在一旁沉默不语，但他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而是出于个人的怨恨。
　　在这里无需赘述毛的讲话内容了，因为它基本上同5月日会议通过的呼吁书相一致。呼吁书是作为《中国红军最高司令部致南京国民政府晖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的通电》发表的，在《毛泽东选集》(19 51年北京中文版第一卷第页)中也可以阅读到。只有几点，我想强调一下。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毛的讲话已不再提到他在年初阐述过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同会议本身一样，至夸在毛主义的史记中只字未提。相反毛在2月21日的号召书中却反复说明，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玎发起的东征，是为了反对日本强盗，严惩中国卖国赋。具体地说，后者指的只能是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员，事实上他们与日本人正进行着肮脏的交易。而山西和绥远的省_主席那时还比较顽强地抵抗着日本的进逼，但是众所周知，毛攻击的主要对象恰恰是他们。特别令人惊奇的是，毛声称东征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卖目贼，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我在上面简要叙述的东征的结果证明适得其反。
　　至于决定东征后撤的理由，毛说，在山西军队和中央军封锁了向河北和察哈尔的去路以后，一方面军为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利益，决心避免有利于日本人和卖国贼的新的内战，因此起决定作用不仅有军事上的考虑，而且也有政治上的考席口他甚至还说，从山西西部取得的许多蘸大胜利来看，我军在军事上完全有可能突破汾河沿岸的封锁线，继续向河北进军令人岢怪的是，参加会议的人尽管对上述情况知道得清清楚楚，却承认这一切都是完全真实的。这时毛在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的地位毕竟十分巩固，以致设有人敢公开地反对他。再则，东征作为一次目的有限的出征来看，也是有实际效果的，它在政治上开辟了新区，缴获了丰富的战利品，军队．的兵力和武器也得到了加强。对于国际主义者来说尤其重要的是，会议最终开辟了统一战线政策的新阶段，《通电》也表明了这一点。其特点是，不再把国民党、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而是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停止内战被摆在首要位置，“因为最后的解放，只有通过整个中国人民的共同斗争才能实现”，这样一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好象终于得到了贯彻。
　　但是，敏锐的观察者从政治局会议和5月5日的《通电》
　　中不难看出，新的政治路线带有更多的宣传性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与实践相矛盾。困此，毛和政治局的联合政策仍艏不是面向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而是面向地方上的军阀——华北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华南的两广省主席，他们一有机会就与中央政府相对抗，因此在客观上越来越削弱丁民族统一战线，因为根据当时存在的力量对比关系，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就不能实现。
　　关于停止内战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要求在山西，陕西和甘肃，也就是在一方面军的作战地区，规定一个月内付诸实现}而在华南，华西，即在四方面军，二军团和各个游击支队“骺谰眶的作战地区，只是一般地议论一下，没有确定的地点和时间。
　　人们不应当忘记，政治局是以全党的名义，而军事委员会、即最i岛司令部是以全国红军的所有武装力量的名义讲话的。另外，在谈到关于尽快实现停战问题时，人们又故意不提宁夏。
　　毛还借此机会来证实他在遵义以后，特别是在毛儿盖提出的，并从此写进中国（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中的论点，即红军长征从一开始，并且在各个阶段，都是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以动员全部力量开赴抗日前线为目的的。
　　会议结束时，决定了近期的军事战略，更正确地说，是公布了这个战略，因为它早已确定了。这个战略目标是将陕北苏区向西扩大，并作为抗日根据地加以巩固。可以用两种方法进行：第一，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开展政治攻势；第二，向宁夏和甘肃迅速挺进，出其不意地进攻和打击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除了扩大根据地之外，同时也要考虑到，一有机会就与四方面军和二军固在甘肃取得联系_o这时四方面军和二军团在川、滇、康几省（下面我很快就会谈这问题）经过漫长的战斗和行军正向北移动。还有一个只是风传而没出确定的目的，就是试图与苏联建立直接的联系，这个问题可能只在毛周围很窄的范围内议论过，我是很晚才知道的。他们还考虑了洛甫原光的想法，即经过宁夏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推进，但鉴于原来还有另一个方案，即经过新疆得到苏联提供的武器和其他物资援助，就把洛甫的想法搁下了。张浩支持经新疆方案，他说苏联政府原则上准备通过这条路给中国红军提供援助。因此邓发不久被派往莫斯科，去商量具体步骤，并把距甘肃西面边界不远的一个商队驿站哈密定为交货地点，那里有一个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建立的、以后叉放弃了的飞机场。
　　这个新的战略计划得到了一致同意，会议就此结束。当天晚上举行庆祝大会，我很不聪敏，没有去参加，这引起了毛的不快。第二天政治局委员，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动身返回瓦窑堡，部队领导人也分别回到他们的司令部。几天以后，一方面军就向宁夏方向进军了。
　　在瓦窑量，我第一个从自己的住所搬了出来，这是一座隧道式的近似窑洞的石房，紧靠着总参谋部的房子，毛泽东搬了进去，另外又给了我一座城外无人居住的农舍。据我回忆，从这段时间起我就不再参加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了o邀请我参加的只是活动分子会议或党的会议，有时候在特殊情况下，也有人邀请我去进行个人交谈，不过次数不多。
　　此外，我还继续在军事学院工作，并附带负责建立和训练一个骑兵团，这是中国红军的第一个骑兵团。几百匹马是从宁夏来的，一部分是从马步青的骑兵那里缴获来的，一部分没有经过训练的马是从一个蒙古人的养马场弄来的口同时，还来了几百个善于骑马和愿意骑马的人。虽然我不是骑兵，但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在指挥唐波夫骑兵团时，以及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演习中所得到的知识和经验，使我勉强完成了这个任务，并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
　　找们在瓦窑堡呆的时间不长。五月底，驻扎在榆林的国民党第八十六师乘一方面军远在西部和苏区相对无防御之机，进行了突然袭击，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出现在瓦窑堡城前，所有的中央机关都在这里，但几乎没有军队防守。在毛的硼诩…指示下，城市不战而弃，人员仓卒撤退，例如我就是在撤退前一个小时才得到出发的命令的。所有的机关都转移到保安，我们是在第二天或第三天才到达那里的。这件事实在太丢且了，以致瓦窑堡再也不作为临时红都而为人所提起了。
　　以后不久，有人告诉我，又有一队中国同志带着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密码，从苏联经过蒙古到达宁夏，又从宁夏抵达保安。这样苏区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有了经常的联系，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毫无疑问起了积极作用，在党的领导中也加强了马克思主义一国际主义力量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毛泽东改变了他的基本态度。由于消息不全而且片面，很长时期我以为毛的态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这时起执行了一条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基本一致的．旨在结束国内战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通过学习有关文件，特别是学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才纠正了我的看法。当然，毛泽东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不能置之不问，至少当时还设有这样做，然而他从来就很善于用他自己的意思去曲解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受他操纵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如今在这条道路上追随着他，由此产生了一种两面的政策，有些方面表现出左顿宗派主义的特征，有些方面又表现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特征。虽然应该承认这个政策也有一些积极的效果，这可以从1936年这一年看出来。
　　所谓积极的效果大体说来，首先是由于周恩来的外交才干成功地与张学良达成了“以抗日为目的的互不侵犯和合作”
　　的牢固的秘密协定，不久杨虎城也参加了进来。这个协定大骶㈣眍广大稳同了陕北苏区，使我们一方面军有可能在宁夏、甘肃比较自由地进行作战。另外，张学良还用钱和军服等物资支援一方面军，更重要的还是他在政治上的让步。他允许（当然是极其秘密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经延安和西安与国民党地区的共产党组织自由来往，还允许共产党在他自己的司夸部所在地西安设立地下办事处，以爰在东北军中“帮助进行抗日教育”，也就是在官兵中进行政治鼓动工作。
　　将介石在同一时f’日J内加强了他的宪兵和“蓝衣社”在东北军中的活动，因而出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为了在政治上争夺张学良的军队而展开了一场“暗斗’’的不寻常状况。
　　年夏，毛泽东两条战线的冒险政策达到了危险的顶峰。那时所谓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即两广省主席，公开反对南京中央政府并且为了争取群众而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实际上，他们完全是为了维护他们传统的自治权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财政来源。他们的态度是针对蒋介石，不是针对日本侵略者的，这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来：他)1对日本在广东和邻省福建直接策划的阴谋，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相反，他们在自己省内同蒋介石一样残暴地镇压抗日民众运动，对付共产党的残暴程度就更不用说了。
　　一场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新曲军阀混战，正迫在属睫。尽管如此，毛泽东却声明，红军决心支持西南集团酌“北上抗日”。中央政治局在保安还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说，由两南政务委员会开始的这次斗争，不单单是中国军阀之间的战争，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意义，因为它首先是反对反革命头子和卖国贼蒋介石。在耳前的情况下，抗日战争曩㈣i嘲r一与反对蒋介石的战争是不可分割的，人民群众运动最终会扩大为一个强有力的真正的民族革命。
　　这个决议同2月21日的宣言和1 936年5月5日的《通电》，很明显是互相矛盾的。政治局片面地支持西南省份的军阀，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选在客观上只会对日本侵略者有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批判了这个决议，认为它是错误的，并且在电报中指示：“正确的方针应该是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内部分裂。”
　　大规模的战斗还设有发生，西南集团的企图就破产了，这是因为几个高级指挥官带着他们的队伍投奔了中央政府军。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避免了一场可能造成后果难以预料的灾祸q八月份，博古有一次随便向我谈起一件趣闻，他说：在西南集团起事时，曾在小范围内议论过一个战略计划，其目标是剥夺蒋介石的权力，开展抗日战争。计划中两广的军队由南方．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由北方向南京挺进，红一方面军则在内蒙或华北抗击日军心这个计划昕起来象是幻想，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这究竟是空谈，还是认真的意图。不言而喻，由于这个时期事态的发展，这个计划如果确实有的话，也已过时了。
　　然而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却没有过时。这个很成问题的计划与以前的东征一样，都是以他的思想曲基础的。
　　在我回顾了往事以后，我敢断言，他思想的核心归根结底是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号l-分裂国昆党，组成反蒋联盟，推翻南京中央政府。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毛泽东1936年的政治和军事战略，这个战略同共产国际执行委鼹会的态度是相矛盾的，不过按照情况的变化，矛盾有时多些，有时少些。一方面军的政治部在当时就觉得有必要对这方面的谣言当作“谎言和诽谤竹一再加以反驳，并说这些谣言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卖国赋”编造出来的，看来这不是偶然的。但苏区确实一直还流传着这个口号：“先打蒋介石，后打日本人！”1 93 7年以后代替这个口号的说法是。胜利不属于任何一方，也就是说既不属于蒋介石，也不属于日本人。对外毛泽东当然不得不继续强调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迫使他这样做的不仅是全国抗日群众运动，而且还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性的意见，政治局里的马克思主义一国际主义者，尽管他们平时追随毛的意向，也不能对这个决定性的意见充耳不闻。
　　于是政治局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于1936年月向国民党和蒋介石发出公开信，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同时在这个文件中又对蒋介石公开地进行谩骂和指控，说蒋进行反共内战以及对日本的掠夺采取消极容忍的态度，使国家遭到分裂，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得到支持口公开信写道，“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蚪同样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催促下，政治局于九月中旬作了《关于抗H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目的决议轧与过去的文件相比，这个决议无疑是一个进步。尽管如此，决议仍然声称必须“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斗，认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途径。可是曾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舍谴责的1935年月2 5日决议中对蒋介石的错误态度，在这个文件中仍没有得到明显的纠正。决议中尽管强调说，有必要“争取统治阶层一切可能的部分列抗日斗争中来”，其理由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阵容和力量’’，但是对蒋夼石却根本只字不提。
　　十月份，“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竹终于发出命令，指示红军的所有部队停止对国民党军队发动攻势，如果遭到进攻，也只许进行自卫。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正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在甘肃孤军作战，战斗极为艰巨的时候，继续战斗下去势必导致他们主力的毁灭！命令还说，释放一切战俘，发还他们武器，只要他们的部队是抗日的，或者他们本人愿意加入红军。这一点也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因为红军多年来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由于缺少一个相应的后方根据地，除了高级军官外，红军从来就把战俘，自然是不带武器的战俘，释放回家或编入自己的队伍。还有关于不去阻止而击支持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战线这一点，也只有宣传意义，因为只要我们与南京中央政府的其他军事要员或省主席设有具体的和睦关系，那革命政府的影响范围实际上就只限于与红一方面军已签订了秘密协定的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一些基本问题，例如：加何建立垒中国范围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发展与蒋介石以及服从于他的军队的关系等等，不仅在八月公开信里，而且在九月决议和十月命夸中都没有得到解决。然而，所有这些文件却绐人一种假象，似乎逖砦文件与赣们在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所知道的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是完全一致的口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都被迷惑住‘弧硼棚潮一了。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可以这样说，他们在力所能瘦的范围内已经尽了一切力量，“通过和平的手段统一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把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他们这样傲是很容易的，因为上面谈到的和其他的步骤完全都是以他们的名义公布于焱；而共产国际的指示只有政治局委员，最多还有高级指挥员知道，其他所有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都无从知悉，甚至我也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有时，博古和其他人在同我谈话时做过一些暗示，但我不可能从中了解很多。
　　在1936年9月的决议中，政怡局只是在一个问题上从形式上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评，这就是1935年月2 5日决议中关于一切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的社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的决定。至于这种纠正是否收到效果、效果究竟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b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来判断，实际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口当时，博古可能是担任地方苏维埃政府的主席或是在政治局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他对此也表示出怀疑的态度。他十分担心，毛泽东“为了把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一，有意要吸收张学良入党。政治局对此事可能发生了分歧，因为当时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拍去了请示电，由于燕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反对，才放弃了这个意图。
　　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原删上反对同张学、良和杨虎城合作，相反，它同意和这些军阀建立联系1只要他们承认抗日统一战线，并允许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能在他们的所属部队中进行宣传工作。可是，毛的计划近远超出了．这个内容，完全是另外一种倾‘向。他想让红军，东北军和国民党的十七路军台编成“西北抗日联军丹，并想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成立“西北抗日政府”，依靠陕甘宁三省，策划建立反对蒋介石的民族统一战线，消灭蒋氏政府。这一幻想（在当时的现实情况下，人们只能把毛的这些计划称之为幻想）的基本思想绝不是新的，它可以一直追溯到二十年代，其中也包括从苏联得到军事上、至少是物质和技术上援助的空想o(请参照本书页、211-213页和其他段落o)为了进一步达到他的目的，毛泽东甚至考虑让张学良出任“西北抗日联军”的总司令。同时，他还准备给绥远省政府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这样“西北政府”的领土就可以扩大到内荣一带。所有这些，我在同别人交谈时只听到了一些只言片语，因此我不能说，中央政治局是否讨论了这些计划、是否报告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然而可以肯定，这些计划不符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观点。
　　毛泽东在党的公开会议上，确切地说在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主要以下面的论据来说明他的独特的统一战线政策：蒋介石在国民党领导层中受到强大的反动亲日派的影响，仍旧坚持“先安内，后攘外什的格言，这里的“攘外”并非一定意味着诉诸武力，更多的却意味着进行外交谈判。如果要使蒋介石扶反动派中分化出束，"动员”他，即强迫他停止内战i赞同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那必须对他施以双重的压力，第一·是通过全国抗日群众运动的压力，第二就是通过西北抗日联军和西北政府的压力。
　　这一套论据听起来好象是十分明白的。然而，我们每天看到和听到的是什么呢，不仅华南和华西各省的军闷，而且还有国民党中央军，对我游击区、红四方面军和二军团不断地进行战争！同样，众所周知，蒋介石最晚是从“东征押以来就准备给我红一方面军以新的打击，他打算在陕西、甘肃，宁夏（简称陕甘宁）新苏区把红一方面军完全包围并消灭之。有些情况，我原来不知道（除小范围以外没有人知遭），而最近才从文件中获悉，说蒋介石在1 93 6年夏曾通过中国驻莫斯科使馆的武官去探听l是否有可能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与中国红军共同进行抗日。莫斯科正确地让蒋介石与保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系，上面摘引的文件，特别是那封公开信可能就是对此事的答复。至于双方这种政治试探到底认真到什么程度，我直到今天也很难判断。我更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即不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都是想通过这种政治试探为他们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内部争端创造有利的出发点口无论如何事实就是如此：193 6年拖了整整一年的内战，井未因他们所采取的政治步骤而受到任何削弱或任何影响。
　　相反，这一年的军事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对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政治决策起了一定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贯彻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治路线相对立的、旨在削弱南京政府的独特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地除掉唯一的助敌张国焘，他当时由于四方面军在人数上实力较强，一直威胁着毛泽东在党领导中的统治地位口按照东征后决定的战略计划，红一方面军于1 936年春推进到宁夏，击溃了马步青或马鸿逵的几个团，到达黄河支流清水河后停了下来。接着，他们在夏天向南面甘肃边界地区转。_睚■飘移，顺利地逼进到弪橱上游。然而他们在那里遭刊“三马”军队的阻击，胡宗南国民党第一军的几个师也赶来增援。敌人在两河沿岸和两河之间的平凉一固原一盛镇公路沿线挖掘工事，并在这些防御阵地上等候从渭河出发准备转入反攻的国民党第一军主力的到来。
　　这样，我红一方面军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基本上结束了。
　　它虽然投有达到所希望的那么大的范围，但仍然使苏区扩大了一万五千至二万平方公里。当然，这个地区象陕北一样人口稀少，主要居住着回民。
　　据我所知，一方面军的主力直到年底都驻扎在这个新区，指挥员彭德怀把他的司令部设在位于甘肃东北端的小城庆阳。周思来作为总政委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毛泽东有时到那里对新区进行行政上的安排和政治上的指导。那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情况如何，我现在也说不清了。毛本人的全部时间都呆在保安，我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恤住的窑洞恰巧就在我的住处旁边，但我们之间柏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出以往更密切，我们的交往几乎只限于礼尚往来。在鄂段时间，我没有一个固定翻译，而当时我学会的中国话还相当少，这个情况可能也起了一定的、虽然是次要的作用，更主要的原因无疑是我给政治局写的邴一封信，使毛对我一直心怀不满。
　　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通过寥谋部定期得到前线的消息，所谓参谋部就是同后勤部一起留在保安的简陋的情报处。据前线消息说，一方面军（此时已是秋季）有两项主要战斗任务：
　　第一，采取措施与四方面军和二军团取得联系，此时四方面军和二军团正从西康出发，试图打开一条~过甘南的道路J笫；每辱二，同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一起为粉碎蒋介石对陕甘宁苏区显然要发动的新匿捌作好准备口但在这方面没有一个确定的计划，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我们对两个情况还不清楚：
　　如果真的打起来，张学良和杨虎城将采取什么态度}另外张国焘对四方面军是怎样打算的。我听说，毛泽东甚至考虑过，我们一方面军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向何处突破自从分裂以来，关于四方面军的许多谣言到处传播，我很怀疑，这些谣言是人有意散布的。我想仅举下列事实来证明这一点：随着整个局势韵变化，我们与张国焘的关系也有所变化，这些谣言也就时盛时衰。1935-1936年冬天，这些谣言的盛传第一次达到了高峰，说四方面军的纪律完全涣散，领导严重不和、对老百姓实行极端恐怖手段，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一概不能幸免j还说他们进行掠夺和抢劫，甚至有吃人肉的现象。张国焘被打成党和革命的敌人，惯匪，说他逃避任何战斗，只在逃跑中求得安生0 1 936年夏秋之交，当四方面军和二军团向北进军时，谣盲突然消失了，而四方面军主力在所谓西征中失败之后，谣言又重新四起，到后来我自己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好了。以前我听到过对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非常恶劣的评论，但是通过在西康的实际观察，我深信。这婪谣言即使不完全是、也至少大部分是凭空捏造的。这也可能是在此期间由于四方面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斗争，所以情况有了变化。当然，我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坚决谴责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军事委员会的行为。
　　最使我吃惊的是我f『j通过无线电收到的那些消息，消息虽然不多，但多少能经常收到，并能从我们摘到的国民党报纸蠹㈣氍删；中得到补充和证实。据这些消息说，四方面军，包括原中央红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于1935年夏向南转移，还收复了在此期间被敌人占领并修筑了工事的川西的一些村镇，如懋功，芦山、天全等地。l935-1936年冬，四方面军试图继续向南突破，大概是想与二军团会合，也可能是想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过冬忡，他们甚至推进刭大渡河下游的一些地方，然后被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阻止了前进，于1 936年春返回西康。他们在那里沿着大渡河和雅著江逆流而上，占领了大片地区，据说有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几乎一直延伸蓟西藏和青海的边界。在川西，张国焘实现了他原来的计划，成立了苏维埃联邦政府，在占领西康东部甘孜城之后，卫成立了第一个西藏人民政府，当地的“活佛一在形式上担任了政府首脑，这位活佛是最高喇嘛，同时体现了世俗上和精神上的权势。
　　根据我们的情报，当时四‘方面军，包括五，九军团，分成了六个军团，共有十至十二个蛭，备师兵力极不相等。张国焘不仅是另立的中央委员会的主席_，也是由他一手成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朱德是总司令，撩向前是剐总司夸，昧昌浩是总政委，。。王宏坤是参谋长。实际上，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占据了所有的关键职位，但是，正知藐在其他地方所说过的，没有具体的论据可以说明i‘中央红军的干部象保安和后来延安的人们所说的那样.'被撤掉了指挥职务，。甚至受到压制和迫害。令人奇怪的是，在军酿领导人的名单里只是找不到刘伯承的名字。
　　关于红四方面军在西康时的兵力；说法不一。国民党报纸说是七万人，他们可能把贺龙的部队也计算在内了，我们估计是四、五万人左右。无论如何红四方面军在1936年夏秋之际还拥有相当可观的兵力。由六军团和二军团合并而成的红二方面军（从现在起我使用这个名称）的情况就不同了，大概在1935年夏他们就离开了根据地。据我所知，我们的参谋部直到红二方面军到达西康北部时，都没有同它取得联系。
　　年夏，二方面军开拨一年以后，我才得知比较详细的情况。据说他们开始长征时是四万人，对这个统计数字我是有保留的，实际上可能不会超过三万人，就是这个数字与1934年的统计相比差不多还增加了一倍（参照本书113—-114页的统计数字）。
　　红二方面军首先向湖南进军，然后向西，在贵阳北面渡过乌江的上游，接着继续被敌人向南逼迫，不得不历经重重艰险，绕过我们曾翻越的黔滇之间到处是断壁悬崖的界山，直到昆明以北，又分路向西。估计这可能是1935-19 36年冬天的情况白他们被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几乎追到澜沧江边，最后成功地转战向北，并在石鼓渡过金沙扛，石鼓在一方面军渡江地点的上游口红二方面军的主力沿河逆流而上，一直前进到西康北部的喇嘛城白玉。这支很强的部队可能以军队领导人为首，经过高原地带一直挺进到甘孜，此地也是张国焘夫本营的所在地。枉长征途中，二方面军所经受的困难和匮乏的境况至少与一，四方面军不相上下。根据官方的统计，1936年夏，当他们通过四方面军的参谋部与保安进行无线电联系的时候，还有一万五千至二万人。周恩来认为，一万五千人比较接近事实。
　　在甘孜，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对形势和未来的战略进行了讨论，决定夏天就离开西康，一同向甘肃进军，但是要保证两支部队中的任何一支在组织上和行动上的独立性。
　　我们在保安讨论了这个模棱两可的决议，而且是在一次为数不多的我也被邀请参加的会议上讨论的。然而我不知道，会议是在什么样的范围、是在甘孜决议以前还是以后召开的口在这之前，电报往来非常频繁，政治局在电报中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相应的指示，要求克服党与军队中的分裂，加强三个方面军的团结，以便为建立一个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有利的条件，为抗日战争赢得有利的出发点。张国焘不得不服从这些意见，尤其是张浩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或者至少是作为共产国际的发言人也簦署了政治局的电文。再则，正象张国焘自己在1938年所写的那样，“是年十二月间由于共产国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决定一，促使他同毛泽东之间的争论“新次缩小"，因此张国焘也就更为窖易地同意了中央的要求。
　　毛泽东之所以十分重视二方面军的独立性，是有其充分理由的。贺龙和肖克是他的老战友，对他也很忠诚。由他们两人指挥的二方面军与此时又强大起来的一方面军加在一起，形成了对四方面军的一种抗街力量，四方面军在人数上与一，二方面军相比仍占优势，或者至少是旗鼓相当。在敢治上，贺、肖二人无疑地加强了四方面军中象朱德那样的一些真诚希望张国焘与毛泽东和解的领导干部的影响。
　　．这样，上面提到的斑定也就被接受和同意了，并很快得到了贯彻。二方面军和分散在各处的四方面军的军团，集中在橙潘地区，从那里开始基本上按照一方面军过去的行军路线前进。他们甲安地到达了甘肃东南边界，但在向北继续进军的途中，与常驻那里的“三马”的五、六个师以及正在向我一方面军进军的胡宗南的军队进行了多次交战，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这次损失显然耍归结于两军缺乏合作的缘故，特别是我一方面军也没有进行吸引赦军的进攻，只有一军团的一、两团人于十月份经固原向会宁推进，那时二，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会宁o二方面军以这两个团作先导向东进军，不久与一方面军会师。据当时内部估计，红二方面军的兵力是一万至一万二千人。贺龙前往彭德怀的驻地庆阳{关于肖克的情况，我没有听到什么，就我所知，他的名字以后再没有出现过，关向应接替他担任了二方面军的政委。
　　红四方面军继续向北，朝着宁夏方向进军，在兰州东北的‘靖远一带到达了黄河，其主力渡过黄河，踏上了灾难重重的“西征”道路，这次“西征一不幸地导致了四方_面军的覆没。
　　西征的决定是怎样产生的，很长时间我都甚为模糊，因为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有关会议我没有参加，而从参谋部能得到的文件中也看不出什么情况。只有从交谈中我才听说；张国焘接到指示，让他从红四方面军部队中抽出兵力，组成独立的“西路军”，虽过甘肃向新疆进军，以便弃哈南接受苏联已经提供的物赘和武器援助；并让他本人回到保安，在中央委员会，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中担任适合他的职务。
　　这完全是可信的。虽然详细情况我不了解，但我知道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放弃经过新疆接受苏联援助的老计划，在这一点上，他的企图完全符合张国焘的愿望J张对让他去保安也不会有任何怀疑，因为他早就同意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为遮一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纲领了。于是，他组成了“西路军”，任命徐向前为总指挥，陈吕浩为政委，协助徐向前工作。张本人与朱德、刘伯承和其他领导干部一起出发来到保安。
　　关于西征的第一个说法就是这样，我想再一次说明，这不是从正式渠道而是通过谈话听到的争据我对情况的了解，我觉得这种说法还是可以相信的。令人奇怪的只是，除了原有的四方面军的主力参加了“西路军”外，还有董振堂手下的第五军团。西征开始时，他们的兵力是二万五千至三万五千人之间，四方面军只有六、七千人留在黄河东岸，从那里和朱德、张国焘以及其他人一起向陕甘宁开拨。在客观上这意味着，红一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苏区会师以后，毛泽东就夺得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
　　不久又出现了另一个全新的说法，这次是由官方传开的，与第一个说法是根本矛盾的。按照这个说法，中央曾明确指示张国焘与一方面军会台，但是张违背了这个指示，独断专行，进行西征；他命令四方面军渡过黄河，向甘肃西北部进军，希望从那里与苏联建立联系。至于战略目的，这两个说法并没有什么区别，根本的区别在于把西征的全部责任都推给了张国焘，其实西征的失败从1 936隼1】、12月就已经很明显了。
　　我对这个新的说法开始是怀疑的，但是我不得不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就接受了这一说法。这不仅仅由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张国焘反反复复和盘加严厉的指责，这些指责都是党内正式批评，也差不多是我几年来有关这个问题的唯一消息来源，．而且1936年年底整个军事形势叉很紧张，因为“西路军”的脱离，我正规部队的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白最终的原因是由于张国焘本人的态度，他于1938年4月擅自离开延安，不久以后投靠了国民党，并在一个公开声明中指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利己为目的，滥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关于这个步骤之前和之后的政治争论，我以后再谈。在这里，我只想详细谈谈军事事态的发展，叙述中我将参照193 9年年底我在莫斯科所作的报告，因为它最好地反映了我当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前面已经说过，蒋介石在我一方面军东征以后，一方面用外交手腕试探是否可能通过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达成某种谅解，另一方面又准备对陕甘宁苏区进行新的“围剿野o在这次战争中，他开始先依靠张学良和扬虎城的军队，共计十二至十五个师，这些军队得到了从南部和东部向前推进的命令。诚然他们执行了这个命令，但他们的进攻纯粹是一场滑稽戏，因为他们每走一步都是事先与我们驻西安的代表协商的，所有的军队行动都是极其缓慢的，而且没有发生战事岳我们这方面对付w敌人打的，实际上只是地方部队和游击队。
　　秋季开始，蒋介石功用了自己的军队白在大同-r带，他集中了三、四个师，加上太原以北的三，四个山西师，这样在苏区东北部就有七、八个战斗力很强的师了。另一支拥有二、三个师的中央集团军，可能就是以前布署在甘肃的那支队伍，在西北部出人意外地插到了宁夏。在甘肃，也就是在西部，依旧是胡宗南的军队，它们驻扎在清水河边，再加上“三马”的部队，总计八至十个师。只是在北部包围圈还有个缺口，而那里是一片草原和沙漠。
　　满洲国和察哈尔的傀儡军在日本的操纵下侵入绥远，为蒋介石进军山西和宁夏提供了表面上的理由，或者更正确地说提供了借口o虽然傀儡军被绥远省军用自己的力量击退了，但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以抗日为幌子完成了对苏区的包围。
　　在红四方面军还没有完成强渡黄河之前，侵入宁夏的国民党中央军出人意外地占领了靖远冉有将近四分之一的部队，包括朱德、张国焘和其他领导干部以及参谋部和后勤部的一部分，被截断了口过河的部队，即“西路军’’，足有四分之三的兵力，他们已不能或不愿返回，在敌人不断的压力下大致向着西北方向独自继续开拔了口在朱德和张国焘的率领下，落在后面的部队向东挺进，约有四、五千战士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了。其余的约有二千人不是直属作战部队，他们在1 93 6年12月初，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和其他人率领到达保安。
　　我是他们到达保安的见证人，看上去他们的情绪相当低落，大多数人的衣服破烂不堪，各种各样的颜色混杂在一起，甚至还能看到穿着喇嘛服和藏族服的人。但是从表面的印象来判断，纪律显得并不涣散；参谋部和警卫部队的武装，简直让人不能再有过多的奢望了，特别引人注耳的是，他们中间大部分由警卫人员组成。当时在中国红军中已经流行的检阅仪仗队的欢迎仪式，这次却没有举行。只是把高级领导干部留在保安住下，所有其他人都安置在远郊的房屋和窑洞里了。
　　硼御哪厂十五年以后，我在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的《伟大的遭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1958年柏林版第54 9页读到，红四方面军在甘肃就已从一方面军那里得到四万套新军服，我感到很惊讶。她根据的是一位名叫哈特姆博士的所谓信件和日记，以后我还要谈到这个人。史沫特莱关于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的描写，同样也来自这个渠遭，我认为是虚构多于真实。根据我在保安所听到的、并被以后发生的事什所征实的情况来判断，“西路军竹在甘肃西北部那种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始进行冬征之前，在装备，衣物及其他给养方面完全没有准备，其兵力人数也迅速缩减了0 1936年12月，“西路军”首次遭到惨重的失败，五军团总指挥阵亡，该军团自此也就不复存在了，“西路军”这时还剩一万五千至二万人。
　　“西路军”在青海和戈壁之间狭长的走廊越向前推进，它的损失就越大口西征道路经过的地区，主要居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族人冉为了得到必需的衣物，食物和住房，他们不得不毫无区别地进行征用和没收，严重地破坏了地方和宗教的风俗习惯。因此，这激起了当地居民越来越强烈的反对，他们积极拥护当地的伊斯兰教军阀。寒冷、疾病、饥饿和疲惫以及在1 936年11月-1937年3胃这五个月中经历的几十次战斗（国民党报纸报道有七十次之多），这一切使得“西路军蚪的队伍日益稀疏了据我们在保安得到情报，“西路军”总指挥部在这种绝望的状况下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办？有三种可能性：撤回到陕甘宁、突围去新疆、或者分散部队打游击白1 937年3月，当“西路军”在酒泉城最后被击溃，徐向前身负重伤的时候，决定采取争；硼澜¨最后一个办法。约有八百至一千人的一支队伍经过艰苦奋战，打到了新疆哈密，转危为安口大部分领导干部，包括徐向前在内，带着几支小部队或者他们的警卫员成功地抵达苏区。
　　有几千人被俘，其中一部分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回到了陕甘宁。
　　“西路军”大约总共剩下不到兰、四千人张国焘是“西路军’’覆灭的唯一罪魁之说，写进了官方的中国历史著作，成了毛泽东有计划地消除张国焘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影响的求之不得的理由0 1936年底，毛泽东在保安红军军事学院所作的关于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中说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他还说，“西路军忡在黄河以西的覆灭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o在。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对此还有几条注释，其中说道；“张国焘这时候(19 36年秋季一奥托·布劳恩)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o QD1938年4月，张国焘从延安逃跑以后，毛泽东把张的路线概括为“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台”。
　　不管西征是毛的中央委员会决定的，还是张目焘擅自进行的，最迟在1936年12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陕甘宁会师的红军，就正规部队而言总共是三万至三万五千人，此外还有独立部队和卫成部队，估计也有五，六千人，这些部队能不①《毛择东选集》1951年北京中文版第1卷第197页和240页。
　　毛泽东进巢》中文版第2卷第493页。
　　能以爱如何把“西路军一从这时已经很明显的极端困难的境况中解救出来呢？我认为，虽然苏区差不多完全被包围了，但是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南部和东部到那时为止还没有真正受到进攻的威胁，唯一有战事的前线在西部，我们整个正规部队的兵力，即红一，二方面军以厦四方面军的余部，都集中在那里。敌人方面，作战的主要力量是胡宗南的军队，因为“三马”的部队和甘肃、宁夏的中央军绝大部分被“西路军”牵制住了。此时我军向甘肃挺进正是时机，但是红军总司令部严格地坚持红军方面不采取进攻性行动的决定，甚至当胡宗南开始从清水河向环江推进时，我军还局限在犹豫不决的防御上，后来在环县才进行了一次突然的短促回击，消灭了敌人一个旅。接着胡宗南的军队撤回到原来的阵地，我军没有随后向前推进，局势保持稳定，可是并没有减轻“西路军丹的负担，而是让它听凭命运的摆布，另外苏区的包围也没有突破。
　　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虽然讨论了进军宁夏或甘肃的问题，但在讨论中过去已经出现过的，后来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对而放弃了的计划，又被提了出来，遮就是联合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北各省建立抗日联军的根据地。我不知道幕后的情况如何，更难想象到，有人会用这个计划按毛的意圈来#改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建议。不久，这个计划又一次突然消失了，虽然绝不是最后一次。看来张学良对此并不感兴趣，他的野心放到其它方面去了。而毛泽东也肯定无意与“西路军竹合作，“西路军圩此时向西北方向越走越远了蒋介石在这段时间缩紧了对苏区的包围圈，另外他在东北军中加强了“蓝衣社”和宪兵队的活动a毛泽东这时显然把一F…_㈣御㈦一‘“西路军”已经放弃，对保卫陕甘宁也抱着怀疑态度，于是想出了一个类似年初东征的新的战略方案。如果没有出现能使军事局势缓和的政治转折，红军全体正规部队就将按此方案在靖远一带沿张学良与胡宗南军队之间的缝隙向南突破，或越过渭河经过陕南向河南进军，或再渡黄河向山西河北方向推进D我不知道，毛是想在南京政府军背后进行运动战，还是想向河北和察哈尔的H本傀儡军进军，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他当时的及以后的战略计划，向来总是把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馄在一起的。因为我都知道了这个冒脸计划，那这个计划肯定曾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讨论过，不过没有达到实际的效果。
　　十二月中旬的西安事变，使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个计划也就石沉大海了。
　　在详细叙述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想就毛爱其在政治局的追随着对“西路军一曲态度，作一些政治上的补充说明。我在这里提供的情况，是很久以后我从一些文件中获悉的。
　　政治局在开始时没有利用军事上的可能性，给“西路军”
　　以直接的援助，反而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请求提供相应的援助。至于这个援助具体指的是什么，文件中没有提到，然而人们很容易想到，他们是希望苏联政府在军事上或者至少在政治上进行干预。根据事态的发展这两方面晋然都是不可能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这时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具体指示，其中建议让张学怠和杨虎城对.. -马一施加压力，必要时甚至可以争取张、杨的军队与红军一起向甘肃进军}另外还建议向南京政府要求，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利益为重，停止内战，特别要迫使“三马”停止对“西路军”的一切作战行动。这些建议，在蒋介石于莫斯科伸出外交触角进行试探以后，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以后，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然而，通过政治途径使“西路军”绝处逢生的这些建议和类似意见都被忽视了，或者如上所述被“改变”得转向了反面々这样，不管人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内战的战火又重新燃起来了年12月12日上午，保安出现了不寻常的活跃情景。毛的住地同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进行联系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着。就连习惯于夜间工作，次日睡到中午的毛泽东也一大早就出来了，周恩来来到他这里，过了一会儿，洛甫、博古和其他几个人也来了。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惊人的新闻，我先是从一个警卫员那里知道的，博古路过我这里，也证实了这件事。原来在天亮之前，东北军的将领在西安把蒋介石抓起来了，并按张学良的命夸把他押在一个旅馆里，对他进行最严密的监视。这个消息象闪电一般传遍了整个地区，人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蒋介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最痛恨的人，他指使人严刑拷打和屠杀了数万工农革命群众，国内战争中有数十万人丧失了生命，而他又是内战的主犯和罪魁祸首。
　　选一天或第二天晚上，在露天举行了一个大会，实际上是保安和附近地区的所有党员、部队战士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参加曲公开集会，几乎看不副老百姓，因为在保安可以说没有什么老百姓。我也参加了这个集会，毛泽东首先在会上讲话，在他之后，就我回忆有朱德和周恩来讲话。这些讲话我远远不能完全听懂，会后我请人给我作了说明，讲话的主要内容是。
　　清算和公审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蒋介石的时候到了，只有对他进行清算，才能为全国一致抗日开辟道路j必须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特别是反对红军的内战，以及立即停止对共产党员的迫害J必须举行关于建立有东北军总指挥张学良将军、陕西省主席国民党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共产党代表和国民党地区抗日组织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的会谈；必须动员整个民族和全国一切武装力量，反对日本及其在国民党中的帮凶口人们情绪激动地听取了这些讲话，而对其中的矛盾却似乎设人注意，这就是：一方面号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要求对蒋介石进行清算，这样势必舍引起严重的内部战争和外部纠纷。
　　在以后的几天和几周内，在保安的中央委员会活动极其频繁。周恩来和博古去西安，就蒋介石的命运以及必须采取的政策进行谈判。形势发生急速变化，而且越来越复杂了，博古返回了保安一、两次，同毛、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军委）研究下一步的做法。我从博古那里知道了一些事实的片断，其中只有一部分为正式的公告证实了博古是这样告诉我的，开始蒋介石拒绝任何谈判，并坚决拒绝与中国共产党的任何代表谈话，甚至1925-1927年革命时期曾与他密切合作的周恩来，也帔他拒之门外I蒋在张学良面前为自己辩护，说他的政策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唯一正确的，他还责备张的作法引起了一场危机，使他统一中国的事业成为泡影，使他为阻止日本人的继续入侵所作的努力付之东流。
　　张学良起先想把蒋介石交给共产党，但后来叉放弃了这个想法。另外，他当时完全处在周恩来的影响之下，而周是按照毛的指示有意识地把张推到前面。
　　堆后博古暗示。有消息说，不仅苏鞋政府，还有美国和英国政府都不同意西安的作诸。他对此事投有具体说明，因此我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对蒋介石被捕一事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不太清楚还有一个问题也不太清楚，就是在这两位国民党将领的哗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否插手或者插手到了什么程度。
　　一开始官方坚央否认这点，大家也都以为，共产党对这个事件是感到意外的}博古还向我保证，他事先什么也不知道。在此期间有些事至少可以使人推断，毛泽东，周恩来和他们的几个亲信知道一些情况。蒋介石通过他的特务多少了解一些张学皂和杨虎城同红军的关系，他这次来西安是想好好教训一下张、杨，并促使他们对红军发动强有力的进攻的。为了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他预先派米了一团宪兵，他的寓所也不在西安城内，而在城外。所有这些情况，我们驻西安的代表当然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同张学良的司令部经常进行密切的接触。引人注目的还有，就在哗变发生的时刻，陕甘宁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和军队的一些高级领导人都集中在保安，特别是周恩来，这以前他大部分时间是呆在前线或苏区的。堆后，张学良在同蒋介石的谈话中特别强调，这次“暴动”的责任不应该只由他个人承挹，而应同其他许多人共同分担。
　　可以肯定，毛和政治局对这次哗变从一开始就是坚决支持的。仅仅是保安大会的过程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另外这次大会的过程也为其他人，如埃德加·斯诺所证实，不过斯诺没有写出证明人的姓名。特别是可能由毛亲自起草的中国共、弭瓣猢产党中央委员会12月1 5日绐南京政府的呼吁书更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其中说道，“西安事变和蒋介石被捕的消息使我们感到十分震惊，但是，这十事件是蒋介石政策中的三个错误所导致的结果；1，投降的外交政策，2、对红军的进攻，3、对人民的压迫。一再之，“如果你们要同蒋介石和亲日派划清界限，就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并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的要求，结束业已开始的战争，撤销蒋介石的职务，把他交给人民法庭，由各党派、军队和团体的代表组成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介石所实行的那种专政政策和官僚机构，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重新开放被封锁的新闻机关，集中全国所有的武器力量并把他们立即派副山西和绥远武装抗日。计因此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周恩来和博古为一方，张学良和杨虎城为另一方，一起商谈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口至于最后一点，即关于派武装力量去山西和绥远的要求，纯粹是欺人之谈，因为蒋介石已经派军队到那里去了，不过他表面上是为了对付日本人及其傀儡，实际上是为了进行台围，甚至是为了对苏区发动我们所担心的新的进攻。蒋介石被捕后，南京国防部长何应钦急忙调兵遣将，与国民党上层中和中央政府． 中有影响的反动亲日派代表一起自行集中军事力量，目前自然是为了向陕话进军，攻打两个哗变将领的军队以及与张、杨结成联盟的红军。这些人自己也不相信这种方式能解救蒋介石，而且这样做既不利于他们自己，也无益于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下，12月16日呼吁书所提出的政治要求，不管听起来是多么动人，也只能起到宣传的作用，尤其是这个呼吁书的对象是一些政客，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怎么说也肯定比蒋介石更反动，更亲日。
　　为人大肆宣扬的民族统一、一致抗日的口号未能实现，代之而来的是一场新的规模更大的全面内战，这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无疑是了解这一事实的，上面摘引的呼吁书中关于“业已开始的战争一之说绝不是无的放矢。
　　。与此同时，事变的最初几天在西安达成了具体的军事协定，成立了“抗日联军特别委员会’’，以张学良为首，其次是杨虎城和周恩来。特别委员会将在垒陕西行使行政权力和军事权力，并尽可能扩大到西北其他各省，到一定时候将成立独立于南京的“西北抗H政府”o这样，毛泽东在很短的时脚内第三次实施他最得意的思想，他不仅希望能从苏联得到后援，而且希望能使苏联卷入同国民党中国和日本的直接冲突中去。
　　张学良把他的东北军集结在西安周围，并请求红军总司令部将红军主力同样调向南面，以便共同抵抗南京军队将要发起的攻势。在军队的转移途中，张学良放弃了一些到目前为止由东北军占据的城镇，其中有通往西安的公路两侧的城市延安、甘泉、富县和洛川。红军部队随即开进这些地区，其主力进驻了西安东北和西北的前沿阵地，十五军团甚至推进到西安以南，只有少部分队伍留在甘肃和宁夏，其余部队替换了北面杨虎城的军队，占领了*城脚下的城市靖边，接着一直推进到榆林附近。
　　这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所控制的地区，没放一枪一弹就一下于扩大了几万平方公里，居民几乎增加了一百万人口。这是权力的巨大增长，但是它终究是牺牲了同红军结成联盟的军阀的利益々此外，我们所采取的这些军事措施，同致南京政府的呼吁书，显然是十分矛盾的。呼吁书要求，把全国一切武装力量放在北部，还说；“如果这一要求得以实现，由我们率领的二十万强大的红军将与你们的军队共同坚守民族革命阵地，为了我们祖国的解放而进行无情的斗争。一附带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二十万人，如果包括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也只是非常勉强的数字。在陕甘宁直属保安总司令部的红军，正规部队和地方部趴都计算在内，也几乎不超过四万人。与我们完全隔断、只能独立行动的“西路军”，还有一万五千至二万人。在老苏区，特别是在前中央苏区和长征经过的地区，现存的大大小小游击趴，据官方可能夸大了的统计大约有四万人，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同中央没有任何联系，因而也不受中央的控制。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在全国域高估计是九万至十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在遥远的南部和西部实际上，总司令部所支配的只有陕甘宁的四万人。这个数字差不多正好符合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正式登记的数字口蒋介石被捕以后，双方开始出动军队，迅速向前推进，与此同时，贺龙（肯定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在一个公开声明中称之为“爱国将领竹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所推行的破策，虽然得到了陕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积极支持，根据一切迹象来看甚至是受其鼓动，但在几天之内即陷入了绝境。从保安和西安天天都有呼吁书和号召书发至全国，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国民党地区抗日运动的代表，尽管受到蒋介石的追捕和监禁，却坚决拒绝同西安的哗变分子同瀛合污。他们正确地认为，西安哗变分子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分裂者。他们可以依仗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这些群众受到最近绥远军事上获得胜利的鼓舞，迫切要求一致抗日，甚至那些一贯主张地区自治、反对中央集权的中国军阀，这时也明确同张学良和杨虎城划清界限。陕西的“民族革命”的集团，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显得很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到，国民党地区的共产党员，至少是大部分党员，在执行党的政策时是很不理解和十分忧虑的据我听到的可靠消息，由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拍来了电报，局势确实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甚至还有谣传说，斯大林亲自进行了干涉，向毛提出了晟后通牒。周思来和博古从西安被召回，政治局举行紧急会议。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研究，政治局决定，放弃把蒋介石提交人民法庭审判的要求，就共同执行在中国建立民主秩序和反抗日本侵略的政策这一问题，与蒋进行谈判，说服张、杨释放蒋介石。
　　关于这个央定的更详细情况，我无可奉告。埃德加·斯诺写道（还是投有写明告诉他消息的是谁），毛泽东接到莫斯科的电报，气得直跺脚，而且周恩来对这个提供消息的人透露说，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决定的问题”。事实是否果真如此，这无关紧要。毫无疑问呵以确定，毛泽东是想把他宗派的、冒险的政策强加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收到电报后开始还是维护这种政策，而至少博古和洛甫却很快转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路线。当毛看到他的观点不能得到贯彻时，才转变了态度。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囡为后来毛对这一历史的真相进行了粗暴的篡改，把和平解决西安事件的主要功劳归于自己0 1 936年1 2月28日，毛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声称：“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①这一提法后来编入了毛主义的历史著作。在胡乔术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本小册子中(1 9 54年柏林版第页)也写道：“共产党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应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因此蒋介石被释放了，国．内和平乃得实现这种对历史的歪曲，虽然早已受到以后发表的许多文章的批驳，但它在一些善意的、然而不明真相的作者笔下还是留下了痕迹。莫斯科《新时代》(1969年第十三期第6-7页)上的一篇文章就是一例，文章写道，蒋介石被捕以后，“这个屠杀了成千上万中国共产党员的刽子手，出乎意料地被毛派去西安的周恩来解救了……周劝说哗变分子保全蒋介石的性命，并把他释敢了。毛试图用下面的理由来说明他当时所起的作用，他髓，他救下蒋夼石，使蒋免于一死，是想促使他同共产党人一起继续抗击入侵中国的日本军队。’’
　　如果我们（我指的是陕甘宁所有共产党领导干部，极少数高级领导人除外）对于酉安事变的国内政治背景爱其后果还有一知半解，那末对于它所引起的国际纠纷‘刚长期一无所知。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军国主义日本和纳粹德国不久前簦订了臭名昭著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也不知道日本新闻机关煽动说，西安事变是莫斯科唆使而成的，莫斯科想以此发出在整个远《毛泽东选集1951年北京中文版第1卷第245页。
　　东地区进行大规模共产主义阴谋叛乱的信号；还说，张学良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成立了新政府，并与苏联订立了攻守同盟。
　　当然，我们既不知道塔斯社的官方辩白，也不知道1 2月1 4日《真理报》社论，以及苏联其他的表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之间来往的电报就更不用说了。电报一致指出在中国爆发一场毁灭性内战，从而完全受日本奴役的危险性，明确要求和平解决争端。电报的原文最近才公开发表，刊载于1972年莫斯科出版的文集《格奥尔基·季米特格夫一 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一书中。
　　关于西安事变国内国际的一切联系和背景，这里没有必要再详谈了，苏联，还有西方（尽管是歪曲了的）进行多方调查所发表的许多文章已经说明了这些问题。我只想向读者提示一下1 969年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东方》文集中科·维·库库施金所写的《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文，文章中以很有启发性的材料叙述了直到1943年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
　　根据政治局在保安新作出的决议，仍由周恩来继续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唪不久，谈判成功了。蒋介石获得释放，他口头上许诺：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领导层中的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冶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捌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I召集各党各攮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一，决定抗日救亡方针I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并采取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这个协定当时段有用文字固定下来，因此谈判的双方也没有签字o协定展初还是秘密的，以便使蒋介石采取必要的步骤来贯彻他的新政策。正由于同一原因，也就没有规定一定的期限。尽管如此，我似在保安还是很快地得到了一些详细的消息。毛泽东还促使西安广播电台将这个协定用中文播出，并通过中间人（据说其中有芟格妮丝·史沫特莱）用英文公布于众。蒋介石离开西安，取道洛阳，张学忘甘愿作为他的人质随同前往。12月26日，蒋介石在洛阳发表声明，其中他把公布协定一事委婉地称之为食言行为，他引用孔于的话说；“言必信，行必果。”为此，毛泽东在上面引用过的12月28日的声明中回答说：“蒋介石困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他威胁说：“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刚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o蚪这场尖锐的公开争论，又重新危害着业已开始的民族统一战线。它表明，毛在解决西安事变之后仍继续执行他旨在削弱和分裂国民党的原先的宗派主义政策，他这样做为日本人加强对南京政府的压力提供了他们所希望的口实。博古尽管在同我的谈话中表示对公布秘密协定和对9月28日声明感到突然，但他认为，必须把这两件事看作是战术上的两步棋，借以强制蒋介石公开亮相，尽快实现他所允诺的条件。同时他表汞确信，以王明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圃所积极支持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治路线，最终将得到贯彻。
　　这番话听起来是根令人欣慰的，但仍存在着某些疑点，特别是有谣传说，张学良放走蒋介石一事周恩来并不知道，在蒋介石和张学良一起驱车去机场途中，周企图追上他们，而当周赶到机场时，蒋、张乘坐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年岁序更新之际，中央委员会-革命政府和其他所有中央机构，包括军事学院以及一部分警备部队，迁移到了延安，从这时起延安成为中国的红色首都达十年之久。阻前我们从瓦窑堡向保安行盘是在黑夜的掩护之下，并时刻防备敌人的袭击，而这次转移到延安是在大白天进行的，实际上没有采取什么防备措施，周围还充满了胜利的气氛q国民党的飞机没有再来轰炸，蒋介石起码是立即兑现了他的诺言之一，这就是在他被释放之后，立即停止南京政府的军队向陕西的进军和7切军事行动。
　　延安位于一块平原上，有三个河谷在这里相接，四周黄土丘陵起伏，与保安真是有天壤之别。城的周围有坚固的城墙环抱，城墙在北面蜿蜒向上，越过一道道山梁白延安城内有几百座相当漂亮的房屋和院落，近郊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许多房屋，主要是鄂些最宽敞和最漂亮的，都空无一人，因为这些房屋的住户是大地主、国民党官员，高利贷者和商人，他们早已偕同家属搬走了口因此住房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也分到了一座房子，房前有一个精致的花园，哈特姆博士和我住在一起，在此期间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马海德。他从这时起直到我去莫斯科为止，约有两年半的时间一直是我的邻居。
　　根据粗略估计，这座城市曲居民还足有三千人。在露天集市上，农民和商贩出售肉、蛋、蔬菜和其他食品，还有一些小商店，小吃店和几座有名气的饭馆，仍旧照常营业。总之，延安呈现着一片差不多是正常的和平的生活景象。我们看到这种已经不习惯的热闹的民间生活，感到趣味盎然，但或多或少可■冈骱■总有局外人之感，因为我们身无分文，衣食住行一向由地方苏维埃的主管部门以及军队后勤部门负责，这种情况以后几年也搜有改变。
　　在政治上，博古的乐观主义似乎得到了验证。临时革命政府，或称中央苏维埃政府，虽然继续保持着它的名称，但同时还建立了西北局，一段时期由博古负责。西北局的任务是，在一定的时候接管以往地方一级中央苏维埃政府的职能。
　　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国民党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公开阐述了一个国内和平和合柞的纲领，其内容与西安协定基本一致，对于西安协定，我们直到那时只知道国民党方．面的责任，现在中央委员会方面提出了“四项保证玎，概括起来。即：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中央苏维埃政府作为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改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编入国民党军队，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和高利贷者等财产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把日本人从中国赶出去，坚挟准备抗战”这个普遍性的口号，代替了过去的立即对曰宣战的要求。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后几个月在南京举行了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的最高级会谈，与此同时国氏党一个代表团于1 937年4月到延安进行谈判。所有这些迹象表明，中央政治局认真地完成了一个以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为方针的政治转折，这实际上意味着；政治局愿意同国民党以及同蒋介石实行真诚和解。因此，马克思主义一国际主义一派在党的领导中又重新得到了加强蛊这种力量有双重后≯‘‘1■唧矿盾，一方面，依靠中国率国人民群_盘的情绪，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情绪，这时要求结束内战进行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这种情绪不只局限于人民群众，它越来越波及到统治阶层，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就是很好的说明亡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的坚决态度也起了积极的作用。面对这个现实，毛泽东也不得不有所考虑，至于他是想真正改变他以往的政策，还是仅仅出于战术上的考虑，那只能由未来去说明了这一政策的改变，无论在国民党内部还是在共产党内部都遇到了困难和挫折口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表面上似乎是一个堂堂的胜利者，其实不然。汪精卫，何应钦和国民党领导中，南京政府中，以及华北几省中的其他反动亲日力量，千方百计地破坏并尽量阻挠与共产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在他们的压力下，国民党三中全会作出决议，决议甩了“关于彻底根除赤祸抖的醒目标题，并提出以下最低要求，以回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保证，即解散中国红军和其他所有的共产党武装部队j解散中华苏维埃政府厦其附属机构，承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停止任何共产主义宣传，放弃阶级斗争。同时，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答应实行民主自由，释放政治犯。
　　在国民党地区，政治上最初儿乎没有什么变化。西安协定迟迟未能实现，政治犯大部分还是身陷图圄，南京政府役有改组，除了容许抗日力量，包括还有人身自由的共产党人进行活动，以及开放对延安的联系（实际上这种联系过去就已经半公开地存在着）以外，民主改革只是微乎其微。甚至这点非常有限的“自由化仃，也已引起了日本军目主义者的极大猜疑，现在他们比过去更加激烈地公开攻击蒋介石，井在华北增派了大量军队。
　　只有在军事方面才可以看出真正的变化。从1 9 37年年初开始，国民党停止了对陕甘宁红军的战争行动，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队伍都撤退了，并继续向华北和华东推进。从好的愿望来说，这可以解释为准备去抗击日本侵略者及其中国傀儡。至于在华南和华中的老苏区和游击区是否暂时也出现了和平局面，我不太清楚，由于没有得到反面的消息，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只是在甘肃“三马”针对掰西路军抒所进行的战斗并没有减弱，直到“西路军斗遭到悲惨的结局，但没有任何人作出那怕是最微小的努力来制止这些战斗。
　　“西路军”的最后覆没，正合毛泽东的心意。他立即利用此事，以便把张国焘这个最厉害的对手，和党内领导人中唯一的竞争者除掉。在以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西路军抖遭到了沉重打击，但只要投有全军覆没，张国焘就仍然拥有可观的军事力量，尤其是留在黄河东岸和加入了一方面军的四方面军那部分干部都拥护张。虽然这些干部中的大部分的职务，在此期间已由一方面军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接替，他们被进到军事学院或党校受训，但是张国焘对他们的髟响并没有消除。尽管张国焘在公开场台几乎执不露面，然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作为合法选举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以及中华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他的个人威望仍然赋予他一定的权势。人们在背后说，他已经失去了工作的兴趣，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话动范围也是很有限的。
　　现在，毛泽东认为同张国焘堆后清算的时候到了。在部队．机关和干部学校中，特别是在军事学院和党校中，纷纷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审这样的会议我本人至少参加了一次，可能是在后勤部，也可能是在军事学院。会议的口号是：肃清张国焘的错误！党的机关报发表了《关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报告》。具体地指责他：对革命丧失信心，奉行退却逃跑的军事战略，在党内军内进行派别斗争，实行个人独裁，以严厉惩罚的手段代替教育干部（多么熟悉的调子！）以及在群众关系中采取军周主义的办法。
　　在作了这些准备以后，四月初在延安举行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政府成员和军队领导人都参加了。我没有被邀请，因而只能概括地复述一下我后来所听到的情况。人们指责张国焘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时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实行了错误的领导，说他在创建苏区、镇压反革命和压制群众运动方面犯有严重错误，其主要罪行为自立伪中央和伪军委，因而分裂了党和军队；擐后又把“西路军一覆灭的一切责任推到了他一人身上。
　　张国焘粗暴地反驳了这一切指控，他认为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而且是对他所领导的苏区和四方面军的诬蔑，并断然拒绝发表自我批评性质的声明。
　　在这次会议期间或会后不灭，发生了一起值得注意的事情，这件事对我来说直到夸天还是一个谜。据说，第四方面军的干部一师、团、营的指挥员在军事学院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逃出延安，煽动四方面军的队伍同他们一起摆脱毛泽东的■训溷黼势力范胃，独立进行游击战争，以后适当的时候再建立新的苏区。如果起事成功，那束张国焘将作为起事的领袖。这个计划还没有实行就暴露了，五十多个“阴谋分子”被秘密逮捕，传说其中有几个人困进行反抗被打死了。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军事法庭式的调查委员会，由受人尊敬的党校校长董必武担任主席，然而这个调查委员会没有揭发出张国焘或被捕的四方面军干部有什么罪行。据我所知，几个月以后被捕的干部又都释放了，并让他们担任了军事指挥员。
　　我在复述这些细节时，是有很大保留的，因为以我自己的观察丝毫不能证实此事。我在军事学院讲授战术课，几乎每天都呆在那里，我也曾与四方面军的干部变谈过，其中有一位师长曾在西康任过军事学院临时院长，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张国焘的同情，但拽并没有发现任何哗变的迹象。估计这很可能是一桩捏造的或者人为挑起的事件，以便更容易地解决张国焘问题，因为这期间同张国焘还没有出现根本的政治分歧。
　　这个企图之所以投有得逞，据博古说，首先是由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干预。共产国际执委会强调指出，必须埋葬过去的一切争端，因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无条件地维护党的团结，坚决贯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我不知道，幕后是否还有什么活动，总之北后不久张国焘听从了朱德、洛甫，周恩来和其他人的劝说，为了党内的和平，发表了一个自我批评性质的声明，刊登在延安党的机关报上。
　　他在声明中承认自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军阀主义倾向’’，并“发展到了反对党中央的错误”，但是投有举出具体的事实。总的说来，这个声明行文很短，很含糊，显然是一种违背心愿的让步。虽然引火药还在地表之下微微地燃烧，但无论如何从外表看来人们的情绪是比较平静了。
　　现在党的领导者们又以全力投入到当前的任务中去。之所以迫切需要这样做，是田为新政策不仅在人民群众中，而且在军队中开始遭到部分人的不理解和暗自不满。农民们担心土地分配和其他各项土改政策会被收回，红军战士则把新政策看作是向国民党投降，是十年内战浴血奋斗的不光彩的结束。
　　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进行普遍的启发教育，并向干部和群众解释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四项保证所作的让步。二月间书面拟定的一些原则以及后来的告全党同志书，是这次启发教育运动的基础。
　　这两个文件称四项保证是一种必要的和许可的妥协，是为了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在短时期内实现对日抗战的有效步骤。文件说，这种妥协决不是等于取消或降低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相反，共产党将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公开活动的机会，保持党对革命军队的领导，以新的民主体制代替苏维埃制度、停止没收土地、放宽经济政策以及改变红军的名称，使之从属于南京中央政府等等都不会对此有任何改变。
　　我们的目的现在是以后仍然是，千百倍地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烈增强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没有这个条件，民族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
　　这些论点听起来很容易理解，而且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连我也相信它们是正确的了口然而令人怀疑的是，其中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决议只字未提。人们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默认了这个决议。于是，“解散”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变成了“改称”，“停止”任何共产主义宣传变成了“加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解释成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者的统一，而人们所承认的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三民主义；没有矢口否认阶级斗争，然而由于把民族主义的口号推到亍首位，所以阶级斗争也就被归结为对亲日分子的斗争白在我的头脑里渐渐地产生了这样不确定的印象，蒋介石和毛泽东作为主要对手的双方都在推行两面政策。他们知道，对日一战迟早总会发生，而要进行抗日战争就只有把双方的力量联合起来，但是他们都想以牺牲对方为代价，来完成抗日之业。我的这个印象在后来几年中得到了证实。
　　年5月，在延安举行了“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地区代表会议”，后来改称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据我估计大约有一百五十名代表参加。所谓“垒国”和“代表”这两十概念其实是不很确切的，出席会议的主要是党中央机关代表、地方党组织代表和陕甘宁红军代表，此外还有来自东北军内共产主义支部的党的工作者以及来自华北，特别是北京的领导干部。华中和华南，尤其是老苏区和各分散游击区的党的代表没有参加会议，其中有政治局委员项英，王明、康生和陈云当时在莫斯料。从本来意义上来说，人们很难将与会者称作代表，因为，可能除了来自国民党地区的代表以外（是否如此，我也无法判断），他们都不是由下面推选的，而是由上面指定的。
　　我也接到了邀请，并坐在前排的座位上，因此我可以很好地观察会议的表面进程。会上的讲话，我最多只能听懂一半，因为我虽然又有了一个翻译，可惜他的水平并不高。另外，开会期间我仍然要到军事学院去上课，所以有一半时间我没有参加会议。然而，我对会上发生的一些相当混乱的事情，还是得到了一个大概的印象，这是因为我在会议期间与一些熟人进行了交谈，除了博古和其他人，还有彭德怀的前政委杨尚昆，我同他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这次与杨会面是最后一次，他在会后不久去华北担任了党的领导工作，他俄语说得很流利，象以往一样他总是乐于给我帮助。
　　洛甫主持这次会议。主席台上坐着包括张国焘在内的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但是没有周恩来，他可能在南京j也没有王稼祥，他由于重病缠身，几乎从不露面；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也都没有出席会议。
　　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任务》的主要报告，内容大体上同西安事变以来“摇摆不定斗的新的政治路线相符台。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后来毛泽东在《选集》
　　中以新的标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51年北京中文版第一卷第249-267页)发表的文章，内容与当时他所作的报告内容是一致的，对此我就不必赘述了。
　　当然，有一些措辞同原始报告有很大的出入，但蝴果想到，这篇文章已经是第二次修改的稿子，那也就不足为奇了。
　　毛在文章的第一部分解释“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肘说道，世界上的主要矛盾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对于加入“世界和平战线”的问题，他却没有提及。还有，对国民党的批评也更加尖锐了，正是从这里引出了争取统一———丁■—1 fjl?1霸ll广一战线的斗争，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也就是从“民族主义”的口号过渡为“民主和自由”的要求（当然指的是国民党地区），并认为这是“目前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
　　毛讲话的第二部分正是这个主题，他在这里特别强调了“革命阶级”的同盟问题，他说这个同盟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后又把其他所有“爱国分子”以及大地主包括在内，并且为这些同盟者加入共产党铺平了道路，因此，这象过去一样严重混裙了阶级路线。另一方面，毛在他讲话的最后一部分强调了共产党和国民革命军即红军的领导作用口他严厉地警告说，导致1925-1927年革命失败的陈独秀“尾巴主义什不能再重复了。他说，或者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或者是社会主义，二者必居其一，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最终目的。共产党和国民革命军，在统一战线范围内保持充分的独立性和无限制的自主性，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在毛泽东的讲话中，有些地方前后矛盾，引起了与会者的许多疑问和一些异议，特别是关于阶级路线问题，关于过分强调军队作用和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贯彻厦其可能产生的影响等问题。毛泽东在讲话的结论部分回答了这些问题，这一结论部分，后来也编在“毛选”笫一卷（中文版第269-279页），当然删去了所有争论部分。这个报告最后还是由会议一致通过了。
　　第二个主要报告是由洛甫作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十年》。他在报告中维护了自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总路线，李立三的路线控有包括在内，正如洛甫所瑚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李立兰路线很快被克服了o关于莓民党统治区的斗争以及所付出的牺牲，他讲的差不多同博古那时在遵义所讲的一样。他说，共产党在这十年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动员和组织了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而斗争}提高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觉悟和战斗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战斗的党。当然，他也为其产党人的地下活动作了辩解，并表示将来在“统一战线范围打内合法的和非法的工作要结合起来。
　　接着会议对洛甫的报告展开了讨论，意见基本一致，报告由代表大会通过。这两个报告不久以后作为小册子出版，当然经过了修改。
　　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中几乎没有露面，他在主席台上的座位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着的。然而我认为，与他的意愿相反，他仍然引起了小小的骚乱。张显然是在政治局或主席圃的督促下作了一个简短的自我批评讲话。他在讲话中简要地表示他毫无保留地拥护目前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是从当前这种政策的角度来判断过去，那是错误的。说完，他离开了会场。于是有几个代表起来激烈地攻击他，在场的四方面军干部却为他辩护，洛甫起来平息了这场唇枪舌战，他指出，党中央已烃对张国焘进行了批评，大家不要再进一步追究了，因为张国焘不仅有错误，而且还有很大功劳。
　　最后，会议主席发出号召，号召书说。抗日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一切共产党员耍立即奔赴自己的战斗岗位，部队主力要进行改编，占据有利地点，为运动战作好准备j返回城市的同忘应转入地下，同时重新建立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用各种办法支援战争。就此会议宣告结束。
　　总之，可以肯定地说，1 9 3 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是一次大的进步甲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一国际主义者的政治路线基本上得到贯彻；中国共产党就民族范围而言加入了抗日的统一战线，就国际范围而言有限度地加入了世界反战反法西斯战线。此时此刻，人们未曾注意到下述事实，即作为会议主要发言人正式表示拥护新政策的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他在党的领导中的地位，因而使他有可能象他过去多次作过的那样，在实践中去实行另外一种政治和军事的战略战术。
　　事实证明，洛甫在党代会上的预言是正确的。此后过了两个月，日中大战就爆发了。在这段短短的时期内，趺甘宁根据此次会议决议并在南京会谈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年整整一年，直至19 38-1939年的大部时间，人们都在致力于实施这些措施。
　　苏区改为“特别管理区坩，以后简称“边区”，它有自治权，并为蒋介石所承认。边区在名义上如毛泽东所宣布是“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什，实际上却仍然是一块同中国其他地方划定分界线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国中之国。
　　开始几个月，边区甚至蘩止国民党人员进入，至于国民党军官那就更不用说了。即便是一些民政机构，如邮局、办事所和户籍登记处等等诸如此类的单位，也完全在边区政府的监督之下。只是边区自己的货币不再流通了，不过这种情况早已， 一．三如此口我说这是一块界线固定的领域，其实。是不完全确切的j因为分界线并设有确定下来，而且还常有变化白蒋介石把东北军的主力继续向东调动，把杨虎城（此人已经逃到国外）的十七路军部分队伍向北调动，随着这些调动，在一些设有驻军的县城就形成了一种军事上的真空。国民革命军（红军在短期内称作国民革命军）的部队开进了这些县城，建立了新的地方政权机构，把国民党的行政机关排挤掉了。这个过程开始或多或少是和平地进行的，但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冲突，以后大约是在1939年夏，发展成了武装冲突。陕甘宁特区就是以这个方式大大地扩大了地盘，1 939年底据说全部或部分地包括了二十三个县，这些县东濒黄河，北接长城，西至宁夏和甘肃之间南北走向的蜿蜒山脉，南以弪河为界。
　　让我们再回头谈一谈1937年初夏的事吧。临时革命政府或苏维埃中央政府解散了，成立了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我本人不认识他，张国焘在1938年逃跑以前任剐主席口为了实施“新的民主制度”，边区政府曾考虑建立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参议会，也就是一种议会的形式，但是直至我离开以前参议会也没有开过会，也许根本就授有成立起来。只是到了年冬天，一些城市祁县镇才建立了描参议会圩，然而这些“参议会”是否行使了自己的职能，以及它们是怎样行使职能的，我就不得而知了。我从来投有看到任何形式的选举，当然迭可能是因为我接触的只是早已熟识的领导同志以殛军事学院和后勤部门的同事，那些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在边区行使职权的地方党和军队的干部，对我来说几乎都是一_■__l砸爪1啊m町陌生的，虽然我在不同的场合也见过他们，但是分不请“谁是谁忡，连边区党委第一书记高岗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毛泽东在党代会上提出，进行拜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一，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进行“有计划的文化建设”，以扫除文盲。
　　确实，在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到经济上的逐渐变化。但是毛对于“有计划地建设”几乎是无所作为。一些逃跑的商人，其他有钱的居民，甚至还有些大地主，在他们惊魂稍定之后，也都纷纷回来了。同外界的贸易，也就是同国民党地区的贸易有了增长，但是盎行的时间比较短，范围也很狭窄，因为边区缺乏进行交换的商品和货币。“进口货”大部分是纺织品、煤油，食盐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还有一些嗜好品，如茶，糖、米酒，烟叶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另一方面，随着党政军干部人数的增加，他们的日常供应也越来越困难了。后来，又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已被日军占领或受到日军威胁的国民党地区逃出来，大批流八陕甘宁边区，投有别的办法可寻，只好依靠“自力更生竹，广泛实行逐年发展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这样做也是可能的，因为农民主要在富饶的山谷里种植豆类和蔬菜，而地势较高的缺水的贫瘠黄土平地和山坡地大部分尚未耕种。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等等开始用锄头和铗锹开垦这些荒地，据我亲身体验，这是一项艰苦的体力劳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结出了硕果口我们种植和收获的主要有小米和高粱，同时在房前屋后还种了白菜，葱头，甚至还种了蔷茄，人们还从鄂尔多斯草原和内蒙古边界地区赶来了牲畜，有的得到了那里部落王爷的同意，有的却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这样就在有限范围内暂时解决了人一一可垤糯啡广们长期缺肉的困难口走私的日本货，开始一律没收，至少有一扶我亲眼看到把日本货公开烧毁了，但不久人们就不这样干了，而是把这些货物分配给中央机关，即便它们在半合法的市场上出现，人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跟，装作设有看见。
　　我想说句公道话，‘在教育事业方面，人们确实作了很大努力。边区居民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部队里也有相当一大批人目不识丁，他们主要是在中国西北部入伍的，甚至也有参加过长征的战士口当时出版了印耐简陋的初学课本，里面附有简单的图画，虽然只包括几百个概念；但选用的都是农民和战士常用的词汇寺这些课本不仅用来作为许多单位或军人的教材，也是新建学校孩子们的教科书二我自己也用这种课本学习汉语读写由此外，在这里还继续进行国民党语言学家已经开始的尝试，以鲁迅和其他现代作家在文学上所倡导的口语（白话）为依据，创立了二种拉丁文字体。但是由于中国语言结构和发音特殊，再则在_陕甘宁边区全国各省来的人忙集在一起，各种方言互相影响，语育十分混乱，所以试验没有戚功。人们又回过来用原来的文字，在延安日报或油印杂志瑟手抄墙报上用的是古老的部分简化了的象形字口另外，人们还用带有说明的画片作为补充教材，类似过去在我们鄢里很流行的街头画片或现在的“连环画”。
　　边区在文化方面也傲了许多事情。部分依照红军的传统、部分依照当地居民的传统，人们成立并增加了许多宣传队、歌舞队、业余戏尉队等等，他们多半还保持着古典的演出形式，也有_部分戏剧，歌曲和诗歌充实了新的内容。深深地———— 日一‘！‘∥{；i {I偶骶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一次新年联欢会，人们舞着龙灯列队游行，各个村子竞相表演。同时，在延安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现实主义作风，例如把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编成戏剧上演，巡回放映队在露天放映上海的和中国其他电影公司的电影，以后又放映苏联影片，特别受人欢迎当然，这些在文化教育领域从1937年开始的、而且（我再重复一遍）总的来说很有成绩的努力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些努力本身并非纯粹是目的，它们成为一种重要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群众的手段。如果我说，在这里人们可以发现“群众路线”的雏形，我想这样说是不会错的吧。这种特殊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不久以后颇为盛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被强调，进而代替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口同样，我认为实行自给自足的政策，在当时是很必要的，是符合1937年和以后几年陕甘宁边区特定生活条件下的客观需要的，它对今天毛泽东领导集团的经济政策，也起了决定作用。上述的“群众路线件和“自给自足”两项政策，就象其他许多实际措施一样，同党代会上宣布的“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毫无关系，依我看来，它们过去是，现在也一直是毛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经验基础上确立政治战略和策略很重要的出发点。
　　毛泽东在党化会上提出的首条要求是，立即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使它在各方面都成为全国国民党军队的榜样。在同南京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协商以后，陕甘宁边区的红军部队按照他们的人员编制编成三个师，部队的组织形式与国民党军队的相似，每个师与过去不同，现在由两个旅组成，每个旅按照战士的人数由两个至四个团组成。另外，后来在军司令部下设』个炮兵团，配有迫击炮和轻野战炮；在师和旅里设有执行特殊任务的独立团，大部分是骑兵，主要作为侦察部队，通讯部队和警]；l部队使用，如果指挥部受到突然袭击，在紧急情况下也是指挥部的预备队。团以下各部基本上保持原来的三三制。在设置政治委员方面，我方不得不作出形式上的让步，蒋介石坚持取消政治委员，但实际上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什么变化，政治委员成了政治部门和特别部门的领导人。由于任务扩大和分工细致——例如有我军中的、．老百姓中的、敌军中的政治工作，实际上主要是_友邻部队竹中的政治工作和反敌特、叛徒和碱坏分子的斗争——这些政治部门的现有人员甚至大大地增加了。
　　年夏韧，这三个师的实有兵力在八千和一万人之间，国民革命军的全部兵力，包括后勤部和司令部及其所属的警备部队在内，大概不超过三万到三万五千人。一直到年底，当部队已经调入山西的时候，根据延安官方统计人数总共增加到四万人，主要是从国民党士兵在头几次前线作战失败后补充进来的。
　　边区的守备部队是完全独立于军队的，它的指挥就是那个在1933年秋把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黎川城不战而弃，‘年底长征途中擅自离开了领导岗位的肖劲光(参见本书页和122页),1937年守备部队的实有兵力总计有四千至五千人，共分五个目。1938 -1939年同国民党军队开始发生摩擦时，从前线撤下三个团来加强守备部队，使其人数增加到六千至八千人。直到我离开延安时，这个数字或多或少还保持着术变。
　　边区守备部队经常得到被称为自卫军的地方民兵武装的支援。自卫军不是中央组织起来的，而只是在一些城市和县城劳动人民自愿建立起来的队伍，类似过去的自卫组织，他们时常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增援守备部队。据说自卫军在偏僻的边界地区多次参加过战斗，可是我自己从未看到它们有什么行动。
　　中央委员会把主要注意力逐渐转到对干部的训练上来，党校虽然扩大了，但是训练的重点不在党枝，而在军事学院。
　　这其中有一定的分工，参加党校学习的只是新老党员，他们大部分经过三至六十月的短期学习，然后分派到国民党地区后方，在那里根据情况从事合法工作或地下工作{反之，军事学院是为国民革命军培养各级军官和政工人员，包括低级、中级和高级领导干部，以后又越来越多地为蝣击区和日军后方的地方行政区培养这方面人员。学生的学习期限同样为半年，他们分成所谓的大队，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系。由于他们在延安的人数不断增加，引起了住房的紧张±人们只好把学院的一部分移到城外一座古老的寺院里。这是一所抗日大学，简称抗大，过了几年已经很有名望了毛泽东很早就特别重视抗大，这从以下情况可以看出来，他成了抗大的保护人，象在保安一样自己授课，除了军事课外，还教政冶课、理论课，甚至哲学课。最重要的讲稿，阻后当然经过修改编入了他的《选集》，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和其它等等。抗大名义上是由林彪领导，实蓐领导是罗瑞卿。
　　毛泽东所考虑的抗日战争的政治方针，在干部训练上已经有所表现了。总而言之，这个方针归根结底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大大加强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组织，控制全民族的解放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无论在国民党的后方还是在日军的后方都必须建立党和军队的根据地。这完全是旧口号的精神：“胜利不属于任何一方”，即不属于日本人，也不属于国民党。但是，当时大家对这一方针的影响还没有认识到，因而表示一一致拥护，可能只有张国焘例外，对此我也说不具体。
　　直到战争公开爆发后，人们才对这个方针展开了讨论，这场讨论开始于1937年8月底的洛川“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一一r——一硼—谰御盯覃抗日战争的最初两年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离北平不远的地方发动了芦沟桥（也称马可r渡罗桥）事变。在一次演习中，他们以一种可笑的借口，首先拿下了大桥，接着，在炮兵加紧作了准备以后，袭击了大桥后面的宛平县城。驻扎在那里的中国军队虽然进行了顽强的自卫，但还是被打败了。
　　第二天，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传到了延安，党组织举行了许多集会，会议宣布，中央委员会已立即向蒋介石发出了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当天还发表了一项宣言，宣言以同样的精神号召全国同胞立即投入到民族革命战争中去，陕甘宁以外的其他地方都流传了这个宣言。过了几天，我得知，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以全体官兵的名义，在一份署名的电报中，要求蒋介石立刻把他们派到前线去反击日本入侵者。
　　这一步骤收到了怎样的实际效果，由于我缺少较准确的情报，就无法判断了。我只是听说，芦沟桥挑衅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军队同中国军队在北平到天津之间的铁路沿线及永定河沿岸对峙着，在第一次大的冲寞之后，只是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局部的战斗。看来，日本人企图争取时间，以便调集增援部队，在表面上他们刚同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河北和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将军（战斗区域就在他管辖的范围内）进行谈判。看来宋哲元并不反对和平调解，尽管这种调解对两省意味着的“非军事化”，或者换句话说，意味着从察哈尔和河北撤出中国军队，从而使日本侵略者能在华北腾出手来。当时在延安传说：蒋介石现在还在犹疑，是不是要把中央政府军投入到战斗中去，他没有决心同国民党领导层中的以及中央政府中的亲日反共派断绝关系，他力图依靠亲日反共派的努力求得妥协。与此同时，他还希望英国方面、特别是美国方面从中进行政治斡旋后来，收听到电台广播的中国朋友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她是在夏末秋初到达延安的）告诉我，蒋介石在7月7日，即在芦沟桥挑衅事件之后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发布之前，就已经表示，赞成拯救民族危亡的战争，宋哲元将军也同意把驻扎在从南方通北平和天津的两条铁路沿线的中央政府军调往前线。
　　然而整个七、八两个月，我在陕甘宁却很少觉察到有迅速出兵抗只的迹象。的确，没有蒋介石和山两省主席阎锡山的同意，要独自进符一场新的“东征升，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也是不可能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的军事措施j{限于——我想说，这是理智的——完成改组军队、把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从抗大派往部队，让更多的部队开赴珙西东北的黄河沿岸口再谰Ⅱ硼¨‘七月底，毛泽东发表了纲领性鲁话，讲话在某种程度上澄清了我以及大多数人对形势的十分模糊的看法。讲话的准确日期是1 93 7年7月23日，虽然我是从各种不同的来源知道的，但说法却是一致的。这一天，抗大，党校和各中央院校，络绎不绝地列队来到延安城门前的抗大操场，每一个想参加大会的人都可以加入到队伍中去。然后，群众集会开始了，毛泽东讲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逾》（参看《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299-307页）。讲话一开始，他宣读了月8日的通电。接着，他投有引用蒋介石7月7日的声明，而是引用了几段蒋介石7月1 7日在他的避暑胜地J卢山发表的答记者问。这两个讲话都强调了一点，蒋介石不允许对日本的挑战有任何一点让步口据我的印象，这些弓l文在《选集》中正确地反映了出来。随后，毛尖锐地谴责了束哲元，说他在日本人面前投降并同意就冲突一事向日军道歉，就是说承担了冲突的责任，同意把二十九军从芦沟桥及永定河以东的战区撤退}同意镇压中国北方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实行中日共同防共。
　　但这种谴责，正如不久所证明的那样，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几天之后，日军在广阔的平津～线发起了进攻，北平城门前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这次成役中，二十九军有上千人死亡，上万人受伤、被俘和溃散，日本人占领了这两座大城市。如果人们从军事角度来判断，那末无疑的是，宋将军在日本人面前并发有投降，而是率领二十九军进行了战斗。这里有两个事实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是，关于平津战役的消息在延安迟迟才给予公布；另一个是，毛在《选集》里没有再提到宋将军的名宁，只是笼统地指出有叛变，动摇、让步的可能性。
　　而毛泽东是以所谓宋哲元的投降和蒋介石的犹疑政策为依据，提出了他的关于一种政治方针和两套实际办法的论点。
　　在他的讲话中提出了无疑是正确的口号，这个口号是由政治局决定的，当然也是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的，口号是．全国军队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对内改革国家机构，对外执行符台于抗日战争要求的政策——同苏联结成联盟，争取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同情。所有这些口号，无非是一再重复说明：只有积极地、主动地进行一场广泛的人民战争，才能保证最后的胜利。
　　毛在他的讲话中没有涉及应采取的军事战略，然而他强调指出了游击战所具有的伟大战略意义I同时他也承认，这种行动必须同正规部队的作战相配合。我之所以提起此点，是因为毛在这里据我所知是第一次公开宣布，他认为他在抗大讲课时所阐述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在抗日战争中也同样是具有约束力的。如果他没有在此后不久完全抛弃自己所说的同前线部队合作的条件，并进行一场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特殊的两条战线战争，同时立即把重点越来越转移到第二条战线，那本来是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其实，毛从一开始就抱定了这个方针，这可以从他的讲话申看得出来，毛在讲话中谴责蒋介石没有执自己当时正确的政治路线中引出实际的结论，一直容忍自己政府中的投降派和卖国贼，准备进行一场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有限防御战争。毛还指出，这样一种态度只会导致失败，使中国完全受奴役。
　　不窖否认，上述种种谴责部分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这个一—Ⅷ邢熏日畦㈠实际上的战争宣言，尽管披着警告和规劝的外衣，然而不正是表示要在抗日战争中进一步破坏国民党的威信，以便进一步求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霸权。这篇讲话不会有益于统一战线的加强，反而会使可能联盟的双方加深了潜在的怀疑，尤其是讲话的基本思想作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个宣言在全国已经传播开了口日本军队在1 937年7月底占领北平，天津和张家口以后，八月，他们沿着通往南京和武汉的铁路线迅速向南推进，这时进攻的重点首先在右侧，其直接目的是占领太原。同时，在北面日军的一个军团正向铁路枢纽城市大同进犯，以便从那里继续向绥远省省会包头①、即当时东西铁路线的终点逼进。这种战略目的是很容易识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占领华北的河北，山西、山东各省，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类似满洲国那样的傀儡国。如果他们达到了目的，攻占了察哈尔，绥远，甚至占领了人口稠密、发展迅速的内蒙古东部，那末他们就为实现庞大的征服计划拥有了面积广大，战略上极为有利的后方，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征服计划，是在创建一个“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下或多或少公开宣扬的。
　　所有这一切，都不难从我们在延安得到的消息中分析出来，或是从中引出结论。眼前的问题是，日本人今后企图宴现的是哪一种“大东亚栉，是北方的q大东亚柙，还是南方的埘大东亚”。根据反共产国际条约推断，日本人可髓是要实现北方的原文如此。——犏者．●-__．-__—_-__．—nnn习唧盯厂一一“大东亚”，就是要征服苏联的远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紧接着使东西伯利亚脱离苏联。特别是所谓的关东军，这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此时正驻扎在满洲，而没有侵犯中国，它一年年更加强大，据我的经验来看，从三十年代初，它已经为一场进攻战作了一切可以想象的准备。实现南方的“大东亚一，也就是说，除了偏僻的难以到达的西部省份外，征服整个中国，其目的在于以后向印度支那以及太平洋地区进军，年时这种可能性看来也不小，因此同样必须加以注意。
　　从八月起，日本人为了占领上海，不断准备了强大的海、陆、空武装力量，并且用自己的战舰实际封锁了直至南方的中国所有港口。当然，日本人也抱有另一种企图（无疑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从海岸线沿长江而上，向中国的心脏，向南京和武汉推进，并阻止美国，法国、英国由水路给蒋介石提供武器和其他物资等一切可能的援助，或者至少把这种援助限制副最低的限度。
　　我从日本人直接的和可以预料到的军事行动来谈及他们的两种战略目标，似乎很不可思议，因为上述目标还十分遥远，才具有一个模糊的轮廓。然而事实上，正如博古多次对我说的那样，当时在南京和延安人们都在谈论此事，他在南京和延安都曾参与过此类谈话。蒋夼石可能从中得出结论，认为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在他的领导下，尽快地稳定国内战线，进而千方百计地去动员来自备方面的外援，不仅来自苏联的，而且也来自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外援。毛泽东却相反，他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H有经过一场在共产党领导下（应该读作在毛的领导下）的广泛的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日本。他的目标是政．—诩瑚蘸偶吖一治上分裂国民党，军事上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展望未来，他并不排除掉日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但同时他也估计到，假如日本人在战略上进择了南方，那末国民党也就势必舍更加削弱了。
　　八月下半月，南京中央政府国民军事委员会把以前的陕甘宁红军作为第八路军编入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在此期间已按照1926-1927年北伐战争的传统，改称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被派往山西省长阎锡山指挥的山西第二战区，朱德任司令，彭德怀任副司夸，因为朱德绝大部分时间在延安，所以实际上彭德怀在前线指挥着全军。林彪指挥第一．五师，这个师主要由包括十五军团在内的前红一方面军组成，贺龙指挥-=o师（前红二方面军），刘伯承指挥第一二九师（红四方面军的残部和一些独立部队）。九月初，朱、彭发表了一项向蒋介石保证他们真诚的声明之后，八路军开赴山西，陕甘宁只剩下了留守部队，由肖劲光领导。
　　过了不久，大约十月中旬，南京国民军事委员会批准长江以南、主要是前中央苏区的共产党的部队编为新四军，由叶挺和项英指挥。新四军被派往华东第三战区，据我所知，这支部队直到1938年初，当日本军队开始从上海和南京出发，向长江以南推进时，才同．日本军队交锋。量然项英不同于毛泽东，他真诚地遵守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但新四军同在反动军官指挥下的国民党地方军之间从一开始就有磨擦，到1937年底新四军的一个部队竟被缴了械0 1941年冬终于发生了突然事变，在这场事变中项英牺牲，叶挺被俘。（参看本书第116页）八月下半月，苏联政府同南京中央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引1霸聪盯～条约，并决定向它提供物资与技术援助。这对于世界这个地区的反战和反法西斯斗争，是一个不可估量的贡献。这个条约在道义上增强了一切中国爱国者的反抗精神，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确保了中国北部同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交界的后方，条约还包括随时准备直接出兵支援中国军队的条款。在乌鲁木齐，哈密和兰州相继建立了基地，飞机把物资运到陕西和四川，再从那里继续运往前线。后来，穿过新疆的旧商道修复，运输也使用载重汽车丁。据说，苏联派来了上百个飞行员和上千个汽车司机，有人甚至说可能派来了苏联战斗飞行员和军事顾问。苏联还以自己的远东军牵制住日本的关东军，为中国的军队提供了不可低估的、间接的军事援助。根据我们舶情报，关东军当时已有二十到三十个师，足足有五十万人。
　　在延安，在公开场台下是欢迎苏中条约的，但在内部对条约却持有某种保留态度，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条约符合了毛泽东的战略意酲，他的意图是希望苏日发生冲突，把苏联卷到中日战争中来，这势必对华北八路军的处境极为有利。这时，苏日的冲突已有迹象，并且很快日益增多。众所周知，当日本军国主义者1938年以关东军一部进攻朝鲜边界线上的张鼓峰高地时，在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南的哈票湖挑起了同远东军的冲突。但是经过十天奋战之后，日本军被打得头破血流，望风披靡。1939年日本军又一次企图在诺蒙坎试探蒙古和苏联部队的实力，蒙，苏部队经过数月之久的苦战，在一次九战中使D军伤亡上万人之多。但是，关东军的几次失败，并没有最终使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转向南部海面。毛对此感到非常失望，虽然他也预计到了这种发展口当然1945年苏联一蒙古部队进攻满洲国以及关东军的投降，极大地弥补了毛的这种失望。
　　另一方面，毛怀着不安的心情注视到，苏联的物资和技术援助，主要对南京政府有利，而开始分进到延安来的主要是急需的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的，当然也有斯大林的讲话和著作。顺便提一下，这样一来，我能读到《真理报》了，虽然报纸来得很不齐全，而且也不按时。毛泽东根本不愿意以此来加强中央政府的战斗力，他宁赋看到政府的战斗力日益削弱下去。他故意视而不见，国民党军队尽管战事不利，而且屡遭惨重失败，但至少在开始一年半的时间里肩负了战争的主要重担，对它的援助岂不就是对全中国人民的援助？在延安出现了许多刻薄的讥讽，诸如“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顾问越多，失败越大”o另外还暗示说，在这段时间里还有德国法西斯的顾问坐镇南京。我已经不大记得，是从谁那里听到这些话的，但显然完全是毛的口气。
　　至于说到西方帝国主义，日本人对中国的快速进攻，也越来越严重地危及到他们原有的势力范围和市场。法国一开始就在背后观望，美国和英国虽刚答应支持蒋介石，但后来多少有些裹足不前。这三个国家提供的物资和技术援助都相当少，尽管他们完全有可能通过香港和印度支那提供援助。英国虽然修筑了一条从缅甸到云南的公路，但从1939年以后，有一段时间公路被关闭了，为的是要寻求同日本的和睦相处。起初，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企图使共产党同国民党取得一致的意见，后来由于没有成功，叉由于八路军的地盘越来越大，于是就改变了政策，转而促使国民党同日本在反共的旗号下彼此和解我概括地、扼要地叙述了这些事，而且把一些后来发生的事情部分地提前叙述了，目的在于使读者对此有一个总的认识，知道当时我和在延安的大多数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国际援助的。尽管我通过阅读《真理报》和其他苏联及西方的印刷品，对这件事我比别人柏稍清楚些，但这方面的消息实在少得可怜。总的来说，我无法排除这样的印象，即人们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暧昧态度无动于衷，但对苏联方面的积极支持却十分轻视。即使偶尔也发表官方声明，表示赞同苏联及其政策，但上述态度并没有得到改变。只是世界进步人士的支援多少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毛泽东一开始就着意贬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行动，或者保持沉默。这一点，我可以借助亲身经历的一件小事来说明白年9月或1 0月，延安军事杂志的编辑来找莪，建议我根据后方司令部发给小范围人看的形势报告，每月写一份军事事件概况，我同意了。几天之后，我把第一篇稿子交给了他，在这篇文章中我客观地叙述了当耐的形势。过了大约一个星期，他又来了，向我表示道歉，有点为难地说，文章不能发表了，计划中的这组文幸也被禁止。我问；被谁禁止了？他犹疑了一下才回答说；毛主席。
　　我认为，禁止文章的发表并不是针对我个人的，因为在这以前，粒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已经写了一篇关于西班牙内战和外国干涉的长文章，当然搜有署名，文章未费周折就发表；]瓢崔哪翳昕了，甚至还受到了称赞母1937-1939年冬，我又受司令部的委托，写了几篇论反对现代武器——坦克，飞机，大炮等在不同斗争中的策略的文章，这些文章通通发表了，并署了译者的名字。只有一次，由于疏忽把李德称为作者了，我得到了读者的几句称赞，但编辑却受到了指责。
　　其实，根本无需叙述这一段小事，就能弄清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对中国国民革命军的看法了。八月底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八路军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使人颇受启示。我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所以只能根据有关的报告、私人谈话、党的会议和年底（大约是十一月）举行的延安活动分子会议所了解的情况作些叙述。
　　扩大会议召开以前，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文件加上了形势分析的导言和结束语，以后在洛川会议上形成了决议。虽然文章是王明在莫斯科起草，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批准的，但却异乎寻常地收入了《毛泽东选集》（参看《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309-315页），标题是《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十大纲领把抗日斗争放在首位，要求共产党同国民党在充分信任协作的基础上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据我判断，这个纲领在党内曼到了普遍的欢迎。
　　同时，在有关的发言中也出现了对国民党领导的谴责，说国民党领导再度迎合了日本人，向日本人表白要扼杀抗日群众运动，只进行正规的或单方面的政府之间的战争。发言者一再要求国民党，完全彻底地改变它的总政策，清洗政府机关，允许和促进抗日群众运动的发展，把政府之间的战争变成人民战争。这些发言内容，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听起来却是很有说服力的。
　　通过中火委员会的内部指示，这种谴责和要求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虽然我从没有亲眼见过这个内部指示，但博古大体上向我讲述了它的内容。据他自己讲，他是这个指示的起草人之一。根据这个内部指示，全中国所有的共产党员要在统一战线的范围内积极行动起来，加入现有的组织，或者建立新的组织，并且要力求在国民党机关和军队中占据领导地位，以便把它们逐渐改造过来。指示要求全体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停止对国民党以及对其他政党和团体的政治斗争，特别是不能停止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为此应利用合法斗争的一切可能性，同时也应加强和巩固各地的地下工作。
　　完全代表了毛路线的博古，还对我说，在洛川会议上，对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主要是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的论战。象以前一样，毛认为蒋介石进行的只是一场半心半意的、单方面的局部战争，这场战争无疑会归于失败。国民党迟早要投降日本，或者，如果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继续作战，就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样中国共产党就要在全国起领导作用。因此，共产党不能再迎合国民党，而必须保持政治上和军事卜的完全独立和白主，一旦情况允许或必要，就起来反对它。毛认为，最后问题在于，谁能立于不败之地，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张国焘则相反，他认为，虽然国民党的右翼有分裂的可能，但它的核心仍然没有受到触动。战争使国民党在人民中的威信提高了，而且很有可能扩大为一场全面战争。而共产—硼谰旷党每一次任意的行动，都是对国民党的挑战，从而有引起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这对中国人民将是一场灾难口大敢当前，必须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准则。
　　洛甫最后提出了妥协的意见，他说，国民党方面所进行的战争虽然隐藏着失败的危险，但另一方面只要能唤起千百万群众支持抗日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是肯定的：这个意见被接受了。当然并搜有消除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反对意见。
　　关于八路军的组织和战略问题也发生了意见分歧。朱德得到周恩来和其他人的支持，主张八路军形式上加入国民革命军，但同时强调，不要为人同化。其次，他还谈到，在战略问题上，应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也就是服从第二战区总司令阎锡山将军。鉴于我们的供应情况很差，这样做会带来不可低估的好处，就是说，八路军可以从南京政府那里得到军饷和装备。毛泽东却相反，他坚持八路军要在组织上和战略上完全自主，他的基本出发点是，国民党正面临着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破产。
　　因此，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一直没有澄清口朱德，彭德怀主张，根据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指令与国民党部队进行真正的合作。同时两人都拒绝让八路军进行任何阵地战，而是同意进行如彭所说的那种运动战和游击战相配合的战争。毛泽东认为，在数量上和武器技术上椰不如国民党的八路军，没有希望在前线取得较大的军事胜利，并且认为，不可能发动起广泛的人民战争。他要求，八路军的行动不要限制在指定的第二战区，就是说，不要限制在山西，而是要到日本占领者的后方去，在那里完全自主地进行纯粹的游击战，在山区建立自己的醒根据地，动员群众，通过建立新的部队不断扩大八路军。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也以一种妥协的办法取得了一致，即八路军先在山西同国民党部队在某种程度上并肩作战，当前线坚守不住，日本人不断推进的时候，八路军的部队就分散到整个华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展军事行动。
　　因此，正如博古向我强调指出的那样，在洛川会议上，尽管有种种妥协的办法掩护，但是毛泽东的意图还是得到了贯彻。然而几十年之后，朱德和彭德怀却受到毛的“红卫兵”的恶意诽谤，除了其他原因外，也是因为他们在这次会议上所持的态度。而一向善于随机应变的周恩来，自然没有遭到这样妒）的诽谤。
　　博古在这次同我谈话以及以后的几次谈话中都认为，毛泽东在洛川所贯彻的战略和策略，同南京的指示是一致的，在下级党组织中也是这样议论的。由于缺少其他不同的消息，所以直到最近我还一直认为，南京方面指定了被日本人占领的华北地区为八路军的作战区，以便八路军在华北扰乱敌人的后方交通线，使之难于补充军队和提供给养，从而削弱敌人在正规前线的主力。我当时也说出了自己的揣测：蒋介石也有可能包藏着祸心，妄图在这场战争中消灭八路军（参看国际政治与经济社会主义向报《地平线》1969年第3 6期）。研究丁有关材料之后，今天看来我上述评论的第一部分其根据是错误的。决定八路军作战区在H本占领者后方的不是蒋介石，而是毛泽东，毛以此对抗了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口至于说国民党领导层中的反动亲日派企图破坏的民族统一战线，由于洛川会议的决议和以后的实践，却从我们这方面（虽然不…‘【1●flll；丹■晴—rII：一~一是立即）给破坏了，这种说法看来是正确的。另外文中紧接着对毛的意图的评价也是正确的，这一点可以从以下的事实得到证明；毛在三十年代末的讲话和文章中，特别是在抗大的讲课中，一再重复说明和补充了他的上述意图。
　　在上边提到的《地平线》杂志中我还写道；“毛泽东从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战争这一新吉出发，发展了他把游击战作为主要斗争形式的旧观点。肩负这场斗争重担的是农民阶级，斗争的阵地在农村。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必须把全部力量放在那些敌人能够控制的较大市镇和重要交通线的大后方，建立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毛认为，这就是军队的任务，因此，不应再把军队集中于重大的战争行动上，而应相反地把军队分散开来，分成若干小部队，这些小部队应独自占领一切未被日本人占领的地区，建立政权，进行管理，既要防御占领者的进攻，也要防御‘国民党反动派的措施’d这里已经明显地出现一种冒险的倾向，即在抗日战争中采取观望态度，并把抗日根据地变成反对国民党的根据地。毛还要求人们利用国民党在主要前线的失败，在完全独立的而不是协同作战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地区和部队。毛相信，国民党军队越是遭到惨重失败，日本人就越是进一步地侵入中国内地，日本军队的后方就会越扩大。
　　我在《地平线》上写的这些话，现在无需收回。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涉及的并不是保障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和自主这个原则。对这一点，也许除了张国焘之外，大家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这里涉及的倒是政治的和军事的遮两方面的战略，这种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国民党更甚于反对骶硼鹱盯r一日本侵略者的倾向更为明显了。至于背后隐藏着什么目的，抗大的领导干部公开说出来了：首先以假妥协来迷惑国民党，然后把它从华北赶出去，当共产党和军队的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最后再把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夺过来，并在全国夺取政权！
　　毛泽东的难于识破的政策，开始对外是有意掩盖着的，它之所以易于掩盖是因为在洛川大家只是小心谨慎地对这种政策提出异议（张国焘又除外），并用妥协的方式加以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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