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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纪事》【德】奥托·布劳恩著
　　（供内部参考）
　　出版说明
　　为了开展党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除了编辑出版党史著作和资料外，还计划在今后有选择地刹译或翻印少量国外和港台出版的，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关我党历史的著述和资料，供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党史工作者参阅。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等原因，这类书不同程度地有一些歪曲史实和攻击我党、诽谤毛洋东等同志的内容。尽管如此，这类书中的史料，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故按原文翻译、翻印，内容没有删节。
　　《中国纪事》是这类书中的一种。作者奥托·布劳恩是德国人，1 9 3 2年由苏联来我国，他在中国期间的名字叫李德和华夫。性积极支持和推行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日他年回苏联，后回东德。六十年代中，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攻击我党的反动文章j1973年出版了这本书。此书主要记述了年我党，我军的一些重要事件，并对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些情况作了评述。
　　本书由李逵六、祁伊倩，王亚汶，马其静，赵晓红，区延佳等同志译，李逵六同志校；并由李践为，王仲清同志作了校阅一九八o年三月译者说明本书作者奥托·布劳恩，德国人，在中国期间曾名李德和华夫。
　　作者生于1900年，青年时期参加过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德国中部的工人起义。1926年被捕，年越狱成功，选往苏联0 1932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积极支持王明的“左竹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坏的影响,19 39年离去年在苏联的克拉斯诺芷尔斯克任教々从苏联返回东德后，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任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1974年病死。
　　作者为了迎台苏联领导集团的反华需要，从他的反动立场和观点出发，记述了1932-1939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各个历史阶段的一些重要事件，对我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抗日战争初期的情况，均有所评述。
　　作者完全背离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在书中极力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诽谤。作者这样做，其实不过是以奴才自命而已。
　　车书根据东德迪茨出版社1973年版本译出，对原书内容译者未作任何删改。
　　叫～。k1_，，--．_——瓯丁1氍lI广…一目（内 容提要奎）前 言……一 -．-…” …………………………，1—第一章 出发地 上海 1 932—1 933……………………．．占L莫斯科到上海 一个殖民地城市 对秘密工作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中国红军和苏区的建立和发胜 马克思主义一国际主义和小费产阶级一民族主义衔荣路线、两种派别的形成 在中央苏区 周崽束和毛j晕求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中央苏区的巩固 蒋舟石时第四扶匣#“围剿” 冯玉祥的抗日行动 巾央军出征福建亚其影响第二章 在中央苏区 1933-1934…．．……”………一…40一一次冒险的旅行 在瑞金的最初感觉和印象 中央苏区匣军队的准确情况 蒋舟石第五次“围剿一的计划瑞金党和军队领导的军事战略和战术 “围剿”第一阶段曲和局 中国共产觉五中全会和第二敬苏雏埃代表大盘 竞和军队领导^掠髟 天翳良机．蔡廷错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哗变 广昌之战 关于短促突击醴术的争论 突围的第一方案 毛{罩东转向派导|l斗争内缱的战斗与第者、第七军团的牵制行曲 最后的突唪 穗文本为“内容提要一。——缠者—可犷1鄱旷一…围计射 主力的般袒行动，还是苏区的撤退？ 长征的最后准备 中央委员台上海局授破鞋，与外界失去任何联系第三童 长征路上 1934—1935--……一………………．中国红军的兵力 与项英夜谈 突破四道封锁线毛泽东加紧进行搌别斗争 部队第一扶政墒 向贵州的胜利进军 _遵卫一政治局扩大会议，探刻背景硅怿细情况 遵义台汪《决议》噩其在党内权力之争中的作用 北部战事的失败 部队第二执政缉 损失惨重曲通址贵，}{和云南的强行军 横准盘抄江 会理政治局台议 强渡大渡河 长矸目标：是新疆还是I-l'肃{ 与第四军团的击音 改称第一和雄四方面羊 任命张园焘为中国红军总政委 两十战略方寨 毛泽东和张国赢争夺领导枉 毛儿盖的妥协军队和觉的舟裂 敢怕局在巴西对张邑焘曲批判一方面军的第三墩改编 长征的新目标二陕西 长征的最后阶置 到达陕北后的政治用谋 长征的简短总结第四章 陕甘宁过渡时期 1935-1937”……………-．在陕北采取的最韧步骤 共产国际在民族统一战线上的政治方针和毛泽东的篡改 缸一方面军的“寐征一，红一方面军撤回珐北 对政治路线的假纠正 扩大宁夏，甘肃根据地的军事战略方针 同地方军阎浩诚反对南京中央政府 毛泽束在统一觇载鞋蘸上的两面手法 一千新前争面内战的危硷 第二和第西方面军的进军和战斗 与第一方面军的会师 四方面军主力的“西征_和失畋，谁的责任？ 毛泽摩破坏挽救“酉征军”的努力 蒋舟石在西安被张学良前军官逮捕民审判和内战，还是谅解和抗日？ 历史的转折，兆产国际执行委员台的干预 民族境一艘线问题上的新角斗 毛泽东反对张崮焘的斗争 1 037年5月的“党代表会议” 陕甘宁“特区”民政和军事的变化第五章 抗H战争的最初两年 1937-1939…………2 7，8—日本军国主卫者的战争目的和进攻行动 洛川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对民族统一战线的两个对立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纲领和中央委员台的内部指示 毛泽东趁国民党失败进行投机 八路军的成就 王明和毛泽东对立 南京沦陷后的中史委员岳宣言 毛的战略问题 张国焘的逃跑和出党 瓦解国民党本占徊军后方的革命根据地 国民党军的退却战术和武汉的失气r 八赂军的观望态度 中央委员台中垒会~一是一个里悱吗o 毛泽东的两面政策平江事件 国茭两党领导之间的公开冲突 战争爆发两周年的中央委员告宣言 忠诚声明和战争宣言扶弗同抗日到互相对抗 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 我在延安的生播和毛的十人行为 陕甘宁的外国人毛{晕求同美国代表的第一班挂触 “延安工作作风一的特点和它在卉十年代对毛政荒的影响尾 声-“一一．-一一“……一””………………””~…．-一……~．我回纠苏联 莫ar科采浊 后往附 录；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一'兰苎=．日lJ 商《纪事》这本书作者奥托·布劳恩，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奥托·布劳恿同志生于1900年，五十多年来一直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行列中进行战斗。1919年4月，他坚守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街垒之上，二十年代又始终置身于阶级斗争的焦点之中，他作为德国共产党的干部，执行过党交给的许多责任重大的任务啬在遭到魏玛共和国法律的迫害和监禁之后，1928年他才得以进出监狱，并根据党的决定到了苏联。
　　年，奥托·布劳恩，这位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前往中国，在中国度过了七年多充满战斗的生涯。
　　他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蚵l』，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先后在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华南中央苏区，长征途中和华北解放区工作过e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征北战，进行了横贯中国的万里长征，奥托·布劳思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外国人：
　　今天，奥托·布劳恩同志作为许多苏联书籍的翻译者、作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社会科学院的科学工作者，而① 原文如此。——译肴注兀为大家所熟悉。为了表彰他在革命工人运动战斗中的伟大贡献，他荣获了卡尔·马克思勋章，祖国战争勋章，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其他许多最高奖赏。
　　作为中国革命发展中决定性阶段的直接见证人，本书作者回忆了他在中国活动的岁月，为中国人民反对内外压迫争取人民革命胜利的艰苦斗争，展现了一幅发人深省的画卷。
　　同时，从他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就已经发生了马列主义力量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的激烈斗争。当时，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已经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和反苏观点，开始了他们对于马列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直因此，奥托·布劳恩同志的《纪事》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对马列主义兄弟党为了进一步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革命力量的统一和团结、反对毛分子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进行争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再迪茨出版社一’埔畦髑¨第 一 章出发地上海年春，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接着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粗略地说，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两周以后，我身着西装，带着一张奥地利护照，已经坐在横越西伯利亚的快车里了。列车把我带到边防城镇满洲里，从那里我继续乘车前进，在哈尔滨柞了短暂停留o为了了解情况，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过上海，直至1932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这几次旅行，象第二次旅行一样，都没有发生意外。
　　因为从南满铁路两边的高粱地里，时有中国爱国者开枪袭击，所以火车上有日本兵守卫。我乘火车先到大连，从那里又乘船到了上海。虽然措选受到白俄分子和日本密探的严密监视，但总算安然无恙在上海，我起初住在札查饭店@，这是一家外国人经常出国夸浦江垭店。——译者注甄删『…入的旅馆，具有古老的英国殖民主义的建筑风格。过了几个星期，我搬进了一家美国人的公寓。这样，我才有了社会的背景，为了使自己不受怀疑地进行活动，我需要这种背景，因为与其他外国人不同，我既没有开设商店，又没有足以证实身份的职业上海这时呈现着一幅为帝国主义分子所统治的港口城市的典型景象。黄浦江流入长江的扛面上，停靠着日本的，美国的、法国的和英国的军舰。“公共租界斗和“法租界”里，外国人的城市管理机关用自己的警察执掌市政。市场上充满了进口货，主要是美国的进口货。外国人通过对女工和童工的剥削，通过军火买奏和鸦片走私赚得了百万钱财，在跑马厅，赛狗场，或者在无数的夜总会，跳舞厅，海员酒吧间寻欢作乐。
　　近旁，在港口和街道上，唐集着骨瘦如柴的苦力和乞丐。
　　离市中心不到半小时汽车路程，就是中国市郊的废墟闸北。
　　年初，日本侵略者企图占领上海时，把这个地区变成了一片瓦砾。当时外国人从他们旅馆和公寓的屋顶上，甩望远镜眺望这场历时数周的浩劫，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外，仿佛自己是坐在剧场里。
　　此时上海是平静了。然而，假象迷人，蒋介石的警探们，依仗着国际警察的支持，白天把大的纺织厂查了又查，夜晚把中国居民区搜了又搜，大肄搜捕共产党员奇谁被搜捕出来，只能有这样的选择：叛变或者死亡。数以千计的优秀的中国党员干部，在这几年里被杀头，被枪毙，被绞死，不仅是他们自己，连他们的家属也被铲除殆尽01927年大革命失败，上海，武汉，广州和其他城市的起义被镇压以后，参与这些有组织的—硼1日拜旷‘谋害行动的除了警察之外，还有同国民党合作多时的流氓集团和蒋介石不久前建立起来的法西斯组织“蓝衣社并，是他们迫使共产党人完全转入了地下斗争。
　　因此，要对社会的冲突获得真正的认识，是极其困难的，这些冲突象火一样在地表之下徽微地燃烧着，只是偶尔在罢工中或者在其他抗议行动中才迸发出来。
　　然而城市中间等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的情绪却是很容易感觉到的d这完全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表现为一种公开的仇外心理，这决不仅仅是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这种以极不相同的方式在公众中显露出来的情绪，无疑地是一种真正的民族危机。然而这种情绪，却被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当作一种新的革命高涨，这当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政治上错误的估计，确定了不符合1 9 32年至1 933年中国现实力量关系的目标。关于这点，我以后再谈。
　　白色恐怖也使我们不得不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一切规则，特别是在我们受到警告以后0 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
　　到达上海几天以后，我同何瑟·尤尔特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在这期间是共严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在德国，我们一起做过党的工作，我同他是很熟悉的凸几年以后，他在巴西同他的妻子萨博一起被捕，遭受了严刑拷打。在㈣j帽循一其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还有一位俄国同志，他是国际联络处的工作人员，负责安全以厦调节一切技术和财政问题，以流亡者的身份出现}还有两位美国同志，分剐代表青年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
　　如上所述，秘密工作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不是中国人，有“洁白无瑕”的护照，又在q公共租界”或“法租界’’里居住，相对来说不太危险，但我们也不得不保持必要的谨慎，在公开场合只同外国人交往，偶尔到俱乐部去，也尽量不要引人注意。
　　同中国领导同志接触却是异常困难的，同他们直接联系的只有尤尔特同志和我。通常是每周一次，我们一起到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去，办事处座落在新住宅区内，当然是相当安全的。我们只能按照约定好的暗号，比方说，在一个窗台上放一盏台灯，或者在一间有亮光的房间里把窗帘打开半叶等等，才可以走进办事处。有两次我们又转了回来，因为没有见到安全信号，我们不得不到设立在办事处之外的紧急情况联络点去，来安排下次接头地点。后来才知道，这两次没有放信一号是由于疏忽所致。除此而外，我在上海逗留期间的联络工作进行得都很顺利，没有发生过意外或者被捕事件。
　　在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尤尔特同志和我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闯天）所谈论的，都是一些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口这两人都在苏联学习过，俄语说得很好，洛甫还在美国学习过，也会说英语，因此投有翻译我们也可以史谈。有时候，当然不太经常，参加这些谈话的还育其他中国同志，很可能有康生，不过我记不清了。以后大概还有斯拉文（李竹声）和米茨克维奇（盛忠亮），他fI'j是在1 933年从苏联回来的,1934年被捕后成了叛徒。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在上海，一方面同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另一方面同中央苏区——中国临时革命政府和中国红军主力部队（即所谓中央红军）的所在地，都有定期的无线电联系，以及临时的通讯员联络。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无线电联系，在这个时期由于没有自己的电台，也是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收发报机进行的。中央委员会问其他苏区和游击区，当时已经没有定期的联系，如果说有，也只是间或通过特派员和通讯员保持着这种联系，但他们在途中常常耽搁数周，非常影响整个工作的开展。同其他大城市党组织的联络，同国民党统治区工业中心的联络，还有同中央委员会设立在北京、武汉和广州办事处的联络，也大体如此。
　　阿瑟·尤尔特同志介绍我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相识，史侏特莱当时正在上海为她的《中国在战斗》一书搜集材料，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多次为她安排与中央苏区来的同志会面。她关于苏区这几年战争真相和情绪的报导，几乎是逐字逐句纪录下来的，她总是把这些报导让我先看一看。虽然这些报导具有主观色彩，而且往往过于夸大，但对我了解中国革命的犄点很有帮助，尤其重要的是，史沫特莱同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有着个人接触。朱庆龄是蒋介石的反对派，因此同其他国民党的反对派，例如同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同广东、广西两省省政府的代表，同流亡在香港的中国政界人士都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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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瞒翻『当我在上海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对于中国政治状况和党内关系都设有足够的、清晰的了解，我所掌握的也只是些残缺不垒的，有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军事情报。我虽然知道，从奠斯科派来的总顾问正在途中，但是，事与愿违，他迟迟未到。因此，实际上执第一天起，我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口通过同阿瑟·尤尔特，博古、洛甫等同志的一系列谈话，我对于政治情况有了一个大略的，当然是相当不完全的了解，依据这种了解，当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发展的第三阶段，——这当然是非常简单地概括，并搜有顾及历史的分期口第一阶段，大约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恸立刭年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其重要标志是孙中山领导下的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直到1925年他逝世时止。这一联盟政策受封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有力支持。尽管在思想上尚未巩固的党内，存在着“左栉倾宗派主义、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在一些工业中心和大城市里还是建立了比较强大的组织，并且在国民党内，以及在广州成立的国民革命军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时重大的弱点，表现在反对大地主和农村高利贷剥削者的反封建农民运动的领导中。由于受蓟全国革命高涨形势的推动，国民革命军在1926-1927午的所谓北值中，夺取了中国南部和中部的政权。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在1926年夺取了国民党领导权，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且在1927年同英美帝国主义分肝一硼酬i‘子和国内军阀、封建主签订了契约，这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遭到了失败由1 92 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及在这次大会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这次革命是一次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既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虽然有某些反封建的倾向，但还不具备明显的一定的阶级性质。继续同国民党左翼实行联盟政策的企图，或者换句话说，分化国民党的企图失败了。以后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单独地仅仅依靠工人和农民来进行了。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接着开始第二发展阶段，社会革命的口号代替了国民革命的口号口虽然其主要内容仍然是农民问题，但是许多人，包括那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或多或少地把它理解为一次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不只是那些官僚资产阶级，即那些大的财政和商业资产阶级，就是那些民族资产阶级和一直作为革命动力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被认为是反动的；而工人和农民则统统按照一个极为广泛的概念，错误地被称之为无产阶级，被认为是革命的唯一动力。这就完全抛弃了同中产阶级的联盟政策，以后到了年就发展为“左竹倾宗派主义，盲动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党的领导中得到贯彻，就是历史上的“直三路线”。
　　两种情况促成了这条路线的产生口一方面，由于白色恐怖横行，党的工人干部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业已失散；另一方面，由于原先国民军中的一部分革命部队，与农民游击队联合起来，举行起义，在中国中部建立了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
　　这样，阶级斗争的重点就从城市转向广阔的农村，从工人转向～~f研Ⅷ玎I『…j一农民，从政治行动转向军事行动。党的领导由于对自己力量作了过高的估计，竞采取了先在一省或数省，后在全国夺取政权的路线，其方怯就是通过城市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武装力量的大规模进攻，从农村根据地出．发去包围和攻占大，中城市和敌人的中心地区由这样二条招致惨重流血牺牲的，冒险主义的极左路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直到1930年底才把它制止住，但是投有彻底纠正过来。
　　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上谴责了李立三的盲动进攻路线，改组了政治局和书记处(常务委员会)，并把具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在国际上经过考验的干部吸收了进去。至此，中国共产党进入了第三阶段，暂时是发展的最后阶段。据我知道，薪参加常务委员会的首先有：王明（陈绍禹），周恩来和原来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向忠发被阶级敌人谋杀后，王明被选为总书记，但王明于1931年就到了莫斯科，直至1937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周恩来在政治局委员项英来了以后，于1931年底，前往赣闽苏区，担任新建立的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工作。博古继王明之后担{壬总书记，同洛甫一起在上海领导着中央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口但是，在新的领导人中间对于政治形势和革俞进程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中央委员会四中全会又谈论起革命的重新高涨，并认为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口这一观点受到了上海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人们把反对自1 9 31年以来日益嚣张的日本侵略而引起的蓬勃兴起的人民运动，以及革命武装力量、根据地，苏区和游击区的‘翻r硼甜盯无可辩驳的增长，看作这一新高涨的契机。然而，与此相对的却是国民党统治区内整个工人运动和党的力量的削弱。因此同官方对形势的估计相矛盾，又常常有革命处在平静时期或低潮阶段之说。
　　这种观点主要来自赣闽苏区。毛泽东在项英和周思来来到以前，把整个政治和军事权力掌握在他一人手中，一旦蒋介石消除了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阈之间的一时冲突，毛泽东就把这种观点宣扬开来。毛泽东认为，苏区是白色大海中的红色岛屿，只要白区的统治者相互开战，这些岛屿就能立足，因此，必须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加以攻击，但应避开他们联合了的力量々作为游击战中的一种军事方法，在苏区尚未巩固的情况下，这当然是一种可以采用的战略。但是，据我后来所知，它作为政治准则却带来了许多严重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人们在“高潮圩和“低潮’’之间争论不休．动摇不定的问题，而是对于革命根本问题存在着迥然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上海党的领导不同意说当时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赞成民主革命的也就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旧纲领，当然，就苏维埃的新的预兆而吉（他们把苏维埃看作是一种工农革命民主的专政），就这个革命的前景而言，它将继续发展成力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中国未来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谁也没有绞尽脑汁地去想过，这在三十年代初的具体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据我们想，不过是为了争取城乡广大群众参加民族与社会解放斗争的一种手段。双重斗争产生了双重任务。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应该不顾一切白色恐怖，积极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j同时，巩固和发展广大农村的革命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我想着重指出，早在1932-1933年人们就已经把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视为主要敌人，而直接的敌人，特别是在军事斗争中则是国民党和各省的军阀。
　　当时的形势使每天都在防御直接敌人的苏区，特别是在毛影响下的赣闽苏区，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首脑，国民党军队晟高统帅，视为第一号敌人。毛认为，为了打垮日本，必须首先打垮蒋介石。因此，同李立三时期一样，内战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也影响了苏维埃所实施的政策，例如，对富农和中农采取错误的，宗派主义的态度，在土地法上规定全部征用一切土地，包括农民的土地，不仅对阶级敌人，而且也对有可能争取的同盟者，甚至对不同政见的共产党员实行白色恐怖等等。因而，一段时期在赣闽苏区，共产党在群众中孤立了。
　　至于提出反帝反封建两条战线不同的主攻目标，一时也很牵强附会，因为严酷的事实，尤其是1930年以来蒋介石有计划地向苏区进行围剿的严酷事实，迫使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央政治局越来越片面地注意苏区和内战这一个目标。尽管有时发表了一些关于抗日的声明，情况也未能改变。赣闽苏区，从这时起称为中央苏区，根据共产国陬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和四中全会的决定，于19 31年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毛泽东任主席，并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这时党的首要任务，是把革命武装力量改编成正规红军，巩固和扩大苏区，加强国民党地区的游击战据我们开始听到的一些暗示性的．不尽相同的意见来看，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党的领导在两个重要问题上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认为，正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落后的农业国家中，工人阶级的领导应该是法定的，不可缺少的。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文盲极为普遍，白色恐怖横行无忌——党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层的知识分子，鉴于这种情况，就更应该加强培养无产阶级的领导干部，而毛泽东剐相反，他在1927年以后一再声称，工人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领导作用，革命的主要承担者是农民，革命的堡垒是农村。
　　与此相联系，他又在步李立三的后尘，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象1917年从德国转到俄国一样，现在又继续转到东方，转到中国。世界的主要矛盾一因此就不再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母他从中得出结论，说什么苏联有责任不惜任何代价，甚至不惜进行一场战争.-帮助革命的苏维埃中国I而胜利的革命的中国，其任务就是继续推动世界革命。．如上所述，所有这些在当时还不是一个完整方案，只是毛平时喜欢常用的一些简短的表述。我们也是通过交谈才逐步了解的。因此谁也投有给予认真的注意，以盾的事态表明，这是极不应该的。
　　此外，还应该强调指出，我们这些人一致采取了相反的立场。我们认为，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富于侵略的代表，越来越明显的是后来形成的轴心国——德国、意大利…：f睢Ⅲ_…和H本。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们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集中体现，保卫它，使它不受冒险计划的破坏，不受敌人的打击，这是我们神圣的国际主义职责。
　　我当时见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相当混杂的政治形势。以此为背景，我把我在上海担任军事顾闻的工作集中在：尽可能地如实了解日本军队和中国武装力量——抗日游击队和具有抗日情绪的国民党将领的部队——以及红军和用来对付红军的国民党军趴这两方面的部署和行动，第二个任务当然处于突出的地位。这样，对于形势的分析和以建议形式拟成决定的工作，就只好局限于唯一同我们保持定期联系的中央苏区了。我把拍摄在微形胶卷上的，附有草图等等的形势报告，好几次通过信使迸到了莫斯科。
　　但要正确地估计中国红军的武装力量，却是困难重重，读者听起来一定会感到很矛盾吧。关于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我大体上是相当了解的，有些是通过中央苏区发来的电报，在这些电报里，几乎敌人的全部无线电通讯都被有组织地窃听和译了出来。相反，关于我们自己部队的消息，部队的番号，部队的转移和战事，有一部分却不甚明了，甚至是互相矛盾和过分夸大的。
　　尽管如此，在此期间我对于革命武装力量及其根据地的情况还是获得了相当全面的了癣~19 39年底返回莫斯科以后，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下面这些与实际情况相当符合的材料，大部分是从报告中摘引出来的根据这个报告，19 27-1932年在华中和华南一些农村的中国红军，主要是由三部分力量组成的：起义的农民、地方的绿林盗匪以及国民革命军和靠近国民党的其他军队的哗变部队。
　　第一批农民游击队，在1926-1927年期间国民革命军经过的地区，特别是在湖南、江西两省，业已产生0 1 927年，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的，在湖南由毛泽东领导的所谓秋收起义中，它发展成了一股可观的势力。据说，毛统帅下的第一师有四、五千人之多。然而，经过多次损失惨重，毫无成效的攻城之战，以及向深山逃跑退却，农民革命军第一师烈剩下了几百人，其残部隐藏在江西境内的天然屏障井冈山之中，并从那里周旋于附近地区。毛的部队还从两股绿林盗匪中增加了在军事上相当可观，然而在政治上十分可疑的力量，这些盗匪许久以来就以井冈山作为自己的隐避之地，如夸同毛部联合了起来。
　　说到这里，我想提一提中国的秘密组织和绿林盗匪、叉称为“土匪”的情况。192 7-19 36年十年内战期间，阶级敌人也把共产党组织和革命武装力量螂为“土匪”之列。这些盗匪很久以来，大部分都是由贫苦农民忙台而成，他们逃脱了封建的债务奴役，不时对地主和农村高利贷者发动小规模的战争，在有才能酋领的军事领导下，他们逐渐发展为比较大的队伍，并往往为地方的军阀所器重，甚至合并成正规部队。以后，他们之中有些人蜕化变质，也同样放火勒索，抢劫杀人。这样，他们就失去了进步的社会面目，而堕落成反人民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凸其余的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那一部分人，则参加了农民游击队，我在上面举例提到的井冈山上的那两股匪帮就是如此，或者象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贺龙指挥下的部队，开始时也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不过我对这方面的情况不很清楚。以后成了四军团根据地的湘鄂边区，根可能也是这种情况。这些土匪在红军中并投有起过值得称道的作用，在政治上，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步得到改造。
　　中国红军的基础和主力无可争辩地是由国民革命军中起义的部队构成的，在以后几年里，冯玉祥的国民军和中国南方诸省军阎的哗变部队也参加了进来0 1927年南昌八月起义以后，这些部队的大部分（约一万人），在朱德、叶挺、方志敏以及其他共产党将领和军官的领导下向南方进发，到达湘赣地区，直至广东。因为几乎全部是所谓“铁军斗的部队，即原国民党第四军的部队，所以这支部队开始时仍然带用这个名称。
　　在长期的战斗中，他们动员了农民，创立了暂时的根据地。
　　年初，朱德带领这支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部队汇合，当时毛泽东的部队还不到一千人，披编为第四军第一团。
　　这两支力量以朱毛部队而著称，是以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的骨干。
　　年7月，以彭德怀为师长的国民党独立第五师倒向红军以后，又有一些哗变的江西省部队增加进来，于是成屯了第兰军团。后来，大约在1929年年底，冯玉祥国民军的一个旅在宁都举行了起义，这个旅成了董振堂指挥的第五军团的核心。
　　年，中国南部的中国红军的主力，就是以这种方式形成起来的，中国中部的革命武装力量的形成过程也大体血Ⅱ此。参加1927年南昌起义的一些零星的部队，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历尽艰辛到达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成立了红军第四军团。在长江中游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贺龙创建了自己的根据地，组成了以后的第二军团。
　　红军的战斗行动最初纯系游击性质，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城镇得而复失，战斗时胜时败，实际上没有中央领导，它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江西、福建地区才建立起来0 1929年，毛泽东利用中央委员会赋予他的过分的权力，组成了一个前敌委员会，甚至动用恐怖手段，使得省和地方党委隶属在前敌委员会之下，实现其指挥一切革命武装力量的企图，一些地方权力机关也不得不俯首贴耳。直到1930-1931年，才建立了相互之间有联系的、或多或少比较巩固的苏区和正规部队。
　　如果说在这阻前拥有一些实力的地方军闷部队和省府官员还是主要的敌人，那末，这时的情况就不同了。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这时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相当巩固，又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美国，英国，还有德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大力支持，已经拥有一支用比较现代化方式武装和训练起来的军队，于是，蒋介石便在1930-1931年向最重要的苏区发动了三次围剿。虽然敌军曾一度深入苏区，甚至占领丁红色首都江西瑞金，但这三次围剿都失败了。这几次围剿之所以失败，因为敌军没有充分的准备，没有考虑到经济，政治和地理的情况，特别是敌人的军事策略不符合有组织的游击战的新条件。敌人排成漫长的行列，在大部是丛山的地区迅速向前推进，没有足够的掩护，更不用说是堡垒了，这样就使自己遭到突然的打击；又由于军事首领之间争权夺利，缺乏相互支持，以致单个纵队，鞋团整师的敌^被围困在苏区腹地之中，被引诱到埋伏圈之内遭到歼灭。
　　这样一种战略，虽然在军事上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牺牲也很惨重a我们部队在战斗中，特别是在退却的时候，损失非常巨大，而老百姓的损失更为惊人，因为敌人一旦占领苏区，对老百姓越发惨无人道。在李立三时期，中央的冒险进攻策略，即毫无意义地进攻敌人的中心地区，其影响也十分恶劣。正是在这种策略的影响下，四军团攻打了武汉，攻打了长沙的中央军，攻打了赣州及其他大城市老百姓和部队中间的政治工作也很薄弱，红军的发展当然受到了影响。我听说，在有些部队中，特别是在中央红军第五军团和第四军团中，连长期保留着某些封建习气——侵犯老百姓的利益，机械地执行纪律，辱骂甚至殴打下级等诸如此类的行为。这些现象显然表明了旧军事传统的恶劣影响，对此我当然无法监督，有一部分可能还是过去流寇行为的恶劣影响。直到几年以后，这些弱点才得到克服凸此外，还有我提到的在惩治反革命斗争中采取恐怖手段时的过火行动，大批人被逮捕和处决，遭到逮捕和处决的不只是真正的阶级敌人，还有战俘，甚至还有党的干部和红军战士；焚烧地主庄园，甚至焚烧整个村庄0 1931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朗显的变化，这对于巩固苏区，加强红军起了根本的作用。就社会的成分来说；红军几乎全部由最贫苦的农民和职业士兵组成，而职业士兵往往是各级部队的指挥员，其中还有很小一部分是流氓无产阶级分子。产业工人寥寥无几，主要来自广州，以及一度被占领的城市吉安．赣州和长沙。这种不…围潍鞠睚利的社会成份，后来也投有什么改变，相反，越发严重了。
　　根据我1932年的统计，共产党员和菸青团员，占红军官兵总数不到百分之二十，虽然在一段时期，整个整个村庄和部队集体参加了共产党和共青团。
　　尽管有这些阻碍和困难，到1932年红军的各个部队还是建立了拥有自己政权机构的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建立了强大的正规部队，一些孤立的地区，当然只能作为游击队的根据地坚持着斗争。
　　年，在一月全会上组成了新的中央政治局，接着在瑞金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以后，武装部队和党的领导之问的联系也得到了改善o-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项英和周恩来被派到了中央苏区，张国焘被派到了第四军团的根据地。但是，在这两个比较大的苏区，由这些政治局委员掌握政治领导，以及后来的军事领导以后，很快产生了磨擦，特别是同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磨擦。
　　到了1932年，同红军其他根据地和部队之间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了。
　　年，武装力量进行了改组，改组工作的最初一些阶段在1929-1930年业已开始，在以往几年中建立的不同部队的名称和番号都统一了起来，迄今为止的十几个军，也都尽可能改成团和师，集团军和方面军都改成翠团，还建立了后方机关，供应，给养、卫生和教育等机关也相继组织起来。
　　但是我不能说明，改组工作在中央苏区以外贯彻的程度如何，特别是在一些孤立的地区和根据地还一直沿用方面军，集团军和军的称号，这些部队通常只有几千人，有时甚至更噩m…少，直到夸天在毛主义的历史著作中，这些名称还仍然象幽灵一样时隐时现，令人捉摸不定。
　　根据我从中央委员会获得的情报，1932年蒋介石进行第四次围剿初期，苏区及其居民和武装力量的状况如下，中央苏区，其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临时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设在那里D它位于江西东部和福建西部，土地联成一片，比较稳定，有五、六万平方公里，人口四，五百万人。中央苏区的正规武装力量中央红军，是由第一、第三和第五军团以及五个师（以后是六个师）组成，约二万五千人，一万五千至二万支枪口除此而外，在这里还有一些独立的地方师、团，合计约三，四万人（同样有一万五至二万支枪），其战斗力差别甚大，比起正规的军团当然要差得很多o遂有农民的自卫组织——赤卫队，少先队等等。然而，这些组织如果说有什么武器的话，那也是非常少的。他们的战斗行动只限于防御民团（由地主豢养的土匪）偶而的袭击，此外就是在军需，给养方面帮助正规部队。
　　在中央苏区的北部和西部，还有三个独立部队的根据地，但中央苏区同他们没有固定的联系a在江西、浙江，安徽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有一片交战甚为激烈的游击区，它拥有一万五千平方公里，将近一百万人日o在方志敏的指挥下，红十军在选里活动，有五、六千人，三、四千支枪。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的南端，即已经由国民党政府划线测定，但尚未建成的武汉至广州的一段铁路地区，有两个独立师，即第十七师和第十八师在这里作战，这两个师以后在肖克的指挥下台并成第六军团，其根据地同样有一万五千平方公里，一百万至一百五十——‘—1—丌ii‘田Iil_■『r一‘～万人，武装总数一万人，七，八千支枪。方志敏和肖竟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领袖，他们保证了这两个地区的严格的政治领导。
　　然而，独立十六师所在的湖南，江西、湖北三省交界的游击区，情况则不同了。这个游击区也曾一度拥有一万二千平方公里土地，五十万人口，三，四千战士，但在这里既没有建立坚实的政治领导，也没有在人民中贯彻正确的政策，也投有创建有效的苏维埃机关6实际上是听其自然，以后这个师就逐渐瓦解，它的根据地也丧失殆尽。
　　拥有四万平方公里，三百万人口的第二大苏区，位于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在长江以北，京援铁路以东。这个地区的正规武装部队组成了第四军团（也常常称为第四军、第四方面军和第四集团军），有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人，一万支枪。此外，在这里还有一些拥有五，六千战士的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这些部队在后来主力部队撤出以后，合并列第十五军团（实际是合并到第二十五军团，这一点直到年秋我在陕西时才知道，但是为了叙述上的真实，在此以前，我仍称第十五军团，请参看本书192页）。张国焘受中央委员会的全权委托，在这里实现了政治上的领导，并且日益加强了军事上的领导，这里是否设立了中央委员会办事处，我不知道．但我认为是很可能的。
　　最后，在长江中游，在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地带，还有第二军团所在的苏区，该区拥有二万平方公里土地，一，二百万人口，一万多名战士。
　　粗略地计算一下，一共有六个较大的苏区和游击区，总面一一]1髓珥|?{■；积十五万平方公里，具有战斗能力的、或多或少是正规的武装力量六万五千至七万二千人，四万五千至五万支枪。这样，在年春，也就是说在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打开始时，苏区所占的面积，即使不把广东、福建、四川和陕西一些较小的孤立的，尚未巩固的游击区计算在内，也达到了晟高点，至于武装力量和正规部队，在这时尚未达到最高程度。
　　与中国内地十八个省份的总面积相比，苏区占百分之三点五至百分之四，人口占百分之=点五至百分之三。土地和人口之间之所以有这个差别,}兑来也很简单，因为苏区主要是在人烟稀少的各省交界的山区，此外多年的内战和敌人的围剿，也使这些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这就是我在上海为着指导战争而作出政治和军事决定时所掌握的最初的数字，当然这些数字只能作为一般参考，因为除了统计本身受到限制外，无论是“红斗区还是“白竹区的迅速发展也不断改变着这种情况，特别是1932年，这一年带来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和军事的变动。
　　蒋介石终于巩固了他的中央政府的势力，削弱了一些省份的将领和行政长官的权力，并使这些人的部队至少在形式上隶属于他的指挥之下。但是在下面，在国民党中国的许多地方，却酝酿着争夺和阴谋，而且越来越公开爆友出来。这时，不仅是毛泽东，甚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日益立足于这一点，“利用敢人阵营的矛盾”几乎成了一张符咒，企望用它克服自己的一切困难，解决当时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在内战中巩固和发展苏区的主要任务。这种思想更由于日灞萨益高涨的反对日本侵略的人民斗争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国民党内部的新旧冲突也因此而暴露出来，不过*于这一点，我想以后再谈。
　　内部的困难，首先在苏区表现了出来。随着中央政治局的建立，以及唯毛命是从的前教委员会的解散，周恩来和毛择东的严重分歧开始了，其实这已经预示了马克思主义一国际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两派形成的撮初迹象。但我必须承认，当时并设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口1932年8月在宁都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由于过去的，特别是对富农和中农的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由于土地政策和恐怖统治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口他在军事上的片面主张，丑『j所悄枪杆于政策，以及由于他一味退却，毫不抵抗的战略而造成的苏区的丢失，还有向山区溃逃等等都在会上受到批判，被谴责为“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和“消极抵抗”。他虽然还是临时革命政府的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失去了主宰一切的影响和迄今为止的权力。他是趴领导岗位上被排除的，还是象他烈前多次所做的那样自行引退，以便等待有利时机“卷土重来”呢，我们在上海是无从确定的，估计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职位由项英接替，在中央红军前敌指挥部的职位由周恩来接替了。
　　直到1 9 3 2年底和1 933年初，我们在上海中央委员会见面时，还多次谈到过这个冲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阿瑟·尤尔特同志以及以博古，洛甫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都不同意对毛泽东采取“冷淡态度”，在给瑞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指示中，他们都强调“一定要使毛泽东的情绪改变过来，”并且强调指出，一定要使他能够通力台作0 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表示了同样的意见。我的印象是，无论是共产国际代表，还是上海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还是得到了他们报告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都主要是这样考虑的l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很大，而且有一大批追随者，因此对他应该迁就一些，以防止分裂的危险，因为果真分裂，那对于中央红军和整个中央苏区的命运将起到不幸的作用。不过，我们也是在隔岸观火，对中央苏区的真正情况很难一目了然。这种情况，尽管不是主要的动因，也促使党的领导在1933年春作出决定，迁往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的巩固，并没有受到内部分歧的影响。1932年，准确地说.19 31年至1933年，它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且遍及各个方而：经济政策的制定，党和苏维埃机构的加强，特别是正规武装力量的发展。上海和瑞金之间的无线电报交往也频繁起来，其中军事性质的，在我到达上海以后，都是经过我手的，因此我对最重要的措施相当了解。
　　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里成立了总参谋部，主管部队的补充和供应，训练和后勤，并指导独立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的行动。为了这个目魄，中央苏区分戚四个军区——南军区设在会吕，东军医或称福建军区设茌汀州，西北军区设在宁都，东北军区最先设在南丰，后来设在黎川廿各军区分别在军区司令员的指挥下，与总参谋部有电话和无线电联系。这样关于边区情况的报告就能够迅速地传递，地方部队的战斗行动也能蝣相应地调整q总参谋长是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刘伯承将军，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临时革命政府副主席．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掌管整个领导。
　　在各个部队里，无论是正规部队，还是地方部队，都设置了政委一职，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里设立了政治部，由政治局委员王稼样领导，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红军总政委，同时负责组织前敌指挥部的工作。为了培养司令员和政工干部，开设了两所步兵学校和一所技术专门学校，主要是培养炮兵和工兵直到1934年秋，有三、四千干部进了这些学校的短期学习班，还计划建立一所培养高级司令员和政委的军事科学院，不过一直到1933年底才建成口这些旨在建设一个强大的正规军和全面巩固根据地的措施，之所以在当时能够顺利地实现，是因为蒋夼石在1932年底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没有向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无所事事了。完全相反，他们吸取了过去几年军事上失利的教训，精心准备羞下一次“围剿" .即第四次“围捌”。
　　为了给这次围剿筹集资金，他们废止作为国家金融基础的银元流通，聚敛中央银行的银元，代之以很快就贬值的纸币，他们还从帝国主义列强那里获得了高额贷款。美国在短期内接连两次贷款给蒋介石，合计九千万美金，其中有一半用于提供不少子八百五十架侦察机、战斗机和轰炸机，英国贷款二千五百万英镑，祛国四千万金法郎，德国四千万马克。现代战争技术——炮兵，装甲车，追击炮、快速射击武器以殛充裕的弹药，还有道路和堡垒建筑的技术设施以及通讯设备——充分装备了国民党军队。甚至日本人也在放慢侵略速度，以便蒋介石有可能不至过于丧失政治体面，而把整个中国军队用于苏区。好几百外国军事顾问坐镇在南京，坐镇在许多军队的司令部里，有一部分是以著名的将领塞克特(19 33年由法尔肯豪森替代)，韦策尔和克里伯尔为首的德国军官，j丕有美国人，如著名的飞行员林德伯格上柱。他们改组了国民党军队，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军队，并以现代技术和新式战略训练了这些军队。他们还草拟了“围剿”计划，计划上的那些作战原则在开始几次已为人所认识，不过在以后的第五次“围剿”中更加完善和最终贯彻了。最主要的原则是：为了提高部队的士气，采取政治和纪律的措施J以几个师的兵力结成强大的纵队，集中进攻}在行进道路和地区上连续构筑堡垒。
　　蒋舟石的第四欢“围剿”于1932年夏季开始，延续到年初。中央政府动用了十二个精锐师来对付红军第四军团，其中有一个骑兵师，合计十万至十五万人。为了对付第二军团，蒋介石配备了中央政府的四个师和湖南地方的几个师，总共五万人口其余的湖南军队，估计有六万至八万人，用来与第六军团和独立第十六师作战，蒋介石的两个精锐师和浙江部队二、三万人则与红十军对峙。
　　附带说明一下，各省军队的数字往往不如中央政府军队的数字那样精确。北外根据德国军队组织序列表，大部分的师是由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和特种部队组成，有些师则由至三个旅（六至九个团）组成。还有，应有兵力和实有兵力相差也很悬殊，因此这些统计数字是非常不稳定的。
　　敌人的兵力大部分集中对付中央苏区口在北线，吁汀的东面和西面至少有十二个精锐师，在西面赣江1坩岸有三个精．㈠㈨i碓㈣…锐师，在东面是第十九军，有五十师兵力加上福建地方军队，在南面是广东军，有六至八个师的兵力。敌人的军队，约三十个师，二十五万至三十万人，逐渐包围了中央苏区。这时，广东军和福建军，在福建军开始进攻之后，态度却相当消极，很明显，不愿为蒋介石卖命，火中取栗。就是那些精锐师，虽然也在北面和西面向前推进，但行动非常缓慢，主要也是致力于构筑街垒和碉堡。
　　在第四次“围剿”中，蒋介石把主要的进攻目标首先对准红军的二、四军团，他依靠大工业城市武汉和航运线长江，保证了给养的顺利供应和军队的自由运动。
　　关于第四次“围剿”第一阶段的作战经过，我一直也没能得到详细的情况，因为和这两个军团的联系，在1 932年夏末就中断了。根据报纸和电台的报道可以推断，四军团从根据地撤出，被敌人从南面和东南面挤到西面，同时越过了京汉铁路，敌人用重兵迅速地占领和固守了这个地区，这样后退也不可能了。于是四军团的主力在湘鄂边界一线继续向西，终于在川北和跌西之间已有小部游击队活动的交界地区，找到了一个新的根据地。留下的一些地方部队和独立部队，开展了游击战争，后来加入了十五军团。这样苏区日益缩小，只剩下原来面积的三分之一，就是这块剩下的土地，又白于国民党军队有组织地进行破坏和灭绝行动，一年以后也几乎全部丢失了。 ．，至于苏区遭受损失的原因，从来也没有人进行过分析。当我在上海问及此事时，博古列举了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不论在部队中还是在老百姓中，政治工作薄弱，因此‘‘封建习气”
　　投有被克服，根据地的老百姓和经济资源也没有被动员起来。
　　第二，四军团阱运动战攻击敌人的外线，同时又把兵力分散于各个次要方面，这样既没有保住苏区，又没有进行决战。博古说他的判断不是依据绝对可靠的情报，当然是作了某些保留。
　　他和洛甫坚决驳斥了说四军团是按照上海党领导的命令行事的这种意见。
　　以后在瑞金，我叉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对于第五次“围剿”中中央红军的战略是很重要的。周恩来对博古列举的原因表示同意，但对其他情况则保持沉默。毛泽东同样对此事迟退不作判断，反而高谈四军团西征的“伟大胜利”
　　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四军团的政委张国焘和总指挥徐向前正是依从了他自己所主张的那种游击战术。在1935年夏和张国焘分裂之后，毛又把四军团的行动说成是“在敌人面前逃跑"。
　　贺龙领导的二军团，在敌人的突然袭击下，也投能坚持得住。二军团离开了它在长江以南的根据地，向西前进，进入湘黔川三省空界的三角地区，那里同样已有一些小部游击队在话动0 1932年二军团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苏区，并胜利地坚持了一年之久。关于贺龙的军事指挥，投有人发表过什么意见，毛泽东也是如此，他以后反而盲过其实，对贺龙大加赞赏，因曲他把贺龙看作是自己一个可靠的追随者。
　　六军团和红十军虽然也受到猛烈的逼迫，并且不得不丧失许多领土，但还是胜利地坚守了它们的根据地而在独立十六师那里情况就不同了，它甚至在湘军微弱的压力下就不战而退，分散成连缴的最多是营级的单独小分队。这些小分队尽管也进行_些小型战争，但与其说是战争，毋宁说更象绿林盗匪的袭击，在这些袭击下当然是老百姓受害最深。为了暂时结束内战中的这段插曲，我想再提一件事。
　　十六师师长孔荷宠1934年来到瑞金，关于他的部队情况，_空了一份过分渲染的报告。周恩来对这份报告的真实性似乎表示怀疑，就把他进进军事学院学习。在那里我同他谈过话，他对把他送来学习一事，一直愤愤不平。他说，他自己知道应该怎样打仗，用几挺机枪就能坚持到底，什么正规军和现代战术完全是一派胡言。他要求让他回到他的师里去。毛泽东出来为他说话，满足了他的愿望。不久以后，他就背叛了革命，投降了敌人。
　　如上所述，我们关于第四次“围剿玎第一阶段所得到的情报，尽管很不完全，互相矛盾，而且这些情报的大部分我们又不得不从报纸和电台上获悉，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二，四军团虽然放弃了它们原来的根据地，但是保存了有生力量。
　　在胜利地反击国民党省军队的战斗中，至少是四军团得到了大量扩充。六军团和红十军虽然受到一些损失，还是守住了原来的根据地，只有十六师失掉了本来就成问题的地盘和作战能力。
　　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局部胜利。他以为，二、四军团的主力都被消灭了寻这不但在报纸上，而且在秘密情报中也是这样说的。因此他只用少量的兵力进行追击，并且把追击的任务主要交给那些省军队，使这些军队遭受了惨重失败口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精锐师却抽调到江西。蒋介石之所以将原来的“围剿”计划加以变动，显然是慑于中央苏区的发展。在—1翮睚『这段时期，由于动员亍群众，．改编了部队和积极进行了战斗，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大大地加强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周恩来、项英和王稼祥的功绩，他们当时在军政领导中是马克思主义一国际主义干部中的核心。
　　年的夏季，中央红军对赣州发起进攻，这次进攻虽然投有拿下这座城市，但它扩大和巩固了赣江以东的苏区。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这时在一旁嘟嘟嚷嚷，把这次只取得了部分胜利的作战行动，武断地斥之为军事冒险。
　　到了1932年秋季，情况已经很清楚，蒋介石妄图在北线给中央苏区以决定性的一击。．从此，第四次“围剿”进入了第二阶段。关于国民党军队这次出动，我们得到了非常准确的情报口上海的党领导，根据我的意见，并且经过其产国际代表的同意，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建议，对国民党的攻势先行反击。与此同时，将中央红军凋到北线，暂时先调到东北军区，因为那里敌人的工事还没有构筑完毕。巾央红军的任务是扩大江西东北部的苏区，向红十军靠拢。这样就能夺得有利的出击阵地，以便从侧翼和背后向敌人发动进攻。这次战役不久就取得了初步胜利。位于东北军区的敌人重镇黎川被我军占领，与红十军的联系，也通过中央红军的先锋部队建赴了起来。
　　茌此期间我们又得知，蒋介石的强大部队，在他的最好将领陈诫指挥下，在吁江和赣扛之间的地区，向乐安——宁都方向开始发起攻势。因此，江西东北的战投，又根据上海党领导的建泌和我的意见，于1 93 3年1月停止了，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向乐安方向进军。中央红军在南丰未被敌人觉察，越过—1藉|jl艏羹鞋『_一一……一‘ …一盱江，出其不意对行进中的国民党第十八路军的第十一、十四和五十二师发起了进攻。第十一、十四师被歼，第五十二师连同其师长几乎全部被俘口第四次反叫围剿什就这样结束了。蒋介石停止了进军，命夸所有部队，在阵地和交通线上构筑工事，他的德国顾问们在制订新的“围剿竹计划o中央苏区得到一段喘息时间，一直持续到1 933年秋。
　　国民党中央政府军采取比较消极态度，不仅仅限于军事上的原因，还有种种政治上的背景。日本军国主义者撕毁了年与蒋介石签订的停战协定，继续侵略中国0 1 933年初，日本军从满洲经过上海向华东、经过热河向察哈尔进犯。
　　蒋介石实际上没有采取什么反抗行动，他正忙于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工作，认为这次“围剿竹会昂终战胜共产党人。如果华北各省过于独立的地方将领和行政长官不得不单独抵抗日本人的压力，并因此而遭到削弱，蒋介石可能不会不高兴的。
　　侵略者的铁蹄步步紧逼，群众抗日运动的烈火在全国，特别是在华北和华中熊熊燃烧起来。一些国民党将领，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公开地或者秘密地同情人民的抗日运动，比如张学良，在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整个东北之后，他和满洲军一起被蒋介石撤到西北的陕西；蔡廷锴在中国的上海市郊闸北进秆了英勇保卫战之后，蒋介石把他指挥的第十九路军调到南方的福建，与共产党人作战，实际是把他贬谪了}还有冯玉祥，他的势力范围内蒙古直接受到了日本人的威胁。共产国际代砸稠旷…表团和上海的党领导看出其中的有利转机，想以此动员广大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强迫蒋介石停止内战，枪口对日即使不能形成这种局面，但蒋介石为了驯服这些难以驾驭的将领，也不得不暂时延搁他的进攻企图，减少集中对付中央苏区的军事力量。
　　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来的指示更坚定了我们对形势的判断。指示中的具体建议是，鉴于迅速增长的民族危机，应依靠广泛开展的人民抗日运动，在下列三项条件下与任何中国军队和集团建立联盟，共同反对日本的侵略，这三项条件是停止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一切进攻，保障民主权利和自由，武装人民。
　　关于这些指示的政治意义，我们在上海看法完全一致口找们认为，这是建立一个新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步。接着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央定，发表了宣言，宣布临时革命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准备共同抗日，毛泽东和朱德在宣言上簦了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宣言是由洛甫起草的，有一天在中央委员会办事处每周一次的例会上，我们对此进行了讨论，尤尔特同志同其他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也议论过这个草案口宣言起到了它的作用。在国民党的范围内，甚至在南京，表示拥护联合一切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人进行抗日的呼声很高。冯玉祥相蔡廷锴发表了相应的声明。据电台报道，广东和广西两省省主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图，但他们在幕后却抱着观望态度，因为他们更为关心的并不是抗日，而是维持他们一省统治的传统自主，他们认为，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如果取得胜利，必然会殃及他们的统治母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个新口号还有两个障碍。在中国同志中，在党的领导中都普遍存在着一种怀疑情绪，怀疑指示的三项条件是否可能实现。他们倾向把抗日宣言不作为行动口号，而作为宣传口号，借以削弱蒋介石的中央集权，减轻红军的负担。这样他们就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毛泽东认为利用国民党中的矛盾是顺利地继续进行内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另外，要同那些具有抗日思想的国民党将领建立直接联系，以及与他们进行谈判，客观上也存在着困难。
　　年春，冯玉祥宣布，决心向日本占领者开战，并将他的部队改称为“抗日同盟军玎口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上海党领导在详细讨论了局势之后，作出决定，指示中央委员会北京办事处与冯玉祥进行联系，并要求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来支持他。此外，指示还要求和蔡廷锴进行接触，可以考虑由朱庆龄从巾斡旋。至于张学良，中国同志并没有想到与他接触，因为他在政治上向来不很认真，而且有“花花公子”之名。
　　我参加了有关的会议，并受委托亲自前往北京，在北京通过一个同时从上海派去充当翻译的中国联系人与中央委员会北京办事处的一个代表会面，再和他一起去张家口拜访冯玉祥，以便依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签署具体协定。遗憾的是，联采人没有到事先约定的接头地点，我回到上海后才听说，他在此之前就被捕了。接连几天，我在不同的时间到一家酒吧间等他，引起了一些可疑分子的猜疑和注意口后来甚至有一个家伙用俄语同我攀谈，这足以使我警惕了。为了捎除我的踪迹，我访问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我临行前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曾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带给他，以应付各种情呵硼孤__‘况。我想髓服斯诺，以他合法记者的身分和我一同去找冯玉祥，但是他不愿参与此事。他和他的夫人带着我在北京的四郊游览，我们互不信任地试探着对方，进行一些若即若离的政治性谈话。我徒然地返回了上海。
　　冯玉样的行动不久就破产了。与蔡廷锴建立联系一事，出于我当时还不能说明的原因，也没有成功。上海中央委威会内部的意见不一和勾心斗角，可能起了某种作用。但我认为，更可能是蔡廷锴不愿意铤而走险，因为他当时在自己第十九路军指挥机关中也受到蒋介石追随者的排挤。
　　无论如何，变内战为民族革命解放战争的可能性；尽管尚不确实，却始终来被利用。在国民党地区，党的工作虽然还在继续，工作重点虽然还是建立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党领导的主要注意力却越来越放在中央苏区及其部队上了中央委员会上海办事处的工作条件，变得日益困难了。在年新旧更替之际i人们开始认真考虑，如果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舍迁至瑞金，是否更为合适口因为政治局和常委会本来就不过是个空架子，其大部分成员都在莫斯科或者在中国苏区和红军中。博古和洛甫开始只是把这项措施看成是组织上的权宜之计，后来考虑到，作为革命主要堡垒的中央苏区的政治领导，通过此举可能太大加强。而且宁都会议以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派之间的可以感觉到的紧张气氛，也有可能因此得到缓和。
　　我们请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33年初，执行委员会表示同意，主要是从两方面来考虑的-一则可以避免在上海受到逮捕的严重威胁，再则也可以改进江西党的工作和苏维埃的工作一.1933年春）博古，洛甫：陈云（据我所知，他当时负责工会工作）和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其他几个同志，动身去中央苏区。中央委员会在上海留下了一个上海局，先由康生领导，在他不久前往莫斯科以后，由斯拉文和米茨克维奇领导。
　　博古和洛甫动身前，要求尤尔特同志将我也派到苏区去，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当时党的领导机关正准备迁至苏区，总军事顾问又指日可待，可以预料，我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一定会受到相当的限制，因此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击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0 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的行期推迟到秋天。我利用这段时间，彻底作了一些准备工作，阅读了所有可以找到的关于中国的参考书，并开始学习中文。
　　在此期间，大约在．1933年春天，总军事顾问到了上海。他“曼弗雷德·施特思，简称弗雷德，以后在西班牙战争中以克勒贝尔将军著称。他游历了欧洲，美国和日本，来迟了几个月．几次约会都给耽误了。幸好我们从莫斯科起就很熟悉，有一天他在大街上与我攀谈，我介绍他同阿瑟·尤尔特建立了联系。虽然弗雷德作为总顾问是我的上级，但}ji于秘密工作的原因，仍由我与中央委员会上海办事处继续保持联系。
　　可惜，在弗雷德和我之间，为了一十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意见分歧，这个问题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有很大影响这就是关于同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关系问题。我在前面说过,19 32年初，十九路军英勇抗击了日本入侵，保卫了上海闸北中国工人区。当时共产党动员人民群众，支持十九路军，并利用这个机会把许多共产党员豫了进去。后来蒋夼石和日本人进行谈判，停止了战斗，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以便使他在福建的军队从第四次“围剿打中腾出手来。他的“蓝衣社一和宪兵队虽然对十九路军进行了清洗，但是抗日的情绪，包括对民族叛徒蒋介石的愤怒情绪，在军队中和指挥机关中仍旧有增无减。第十九路军，1 932年秋季进行了唯一一次规模较大的进攻以后，实际上几乎处在枕戈待命的状态。这次进攻出于某些原因（关于这些原因，我还要简短地谈到），使十九路军获得了一块可观的地盘，之后，它就不再继续进攻中央苏区，对修筑旨在形成福建封锁圈的工事也不特别热心了年春，当冯玉样的行动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可能实现的耐候，蔡廷错那时确实只尚言语，来见行动。但我和尤尔特同志却认为，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1933年1月的指示精神，他仍然是一个可能的同盟者。。所以我认为中央红军不应再对他进行军事进攻，而应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北线，也就是集中到蒋介石军队这边来。
　　弗雷德在他刭达不久尉建议，利用北线的喘息之机，在福建发起攻势。他主要列举了两条互相之间没有紧密关联的理由。第一，他暗示苏联可能向中国的中央苏区提供武器援助。他是凭自己的臆想，还是从莫斯科带来了如他暗示的有关指示，我就不得而知了口面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内局势，尤尔特同志和我都觉得这样一种援助纯系空想。苏联不久前同国民党中国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即使这种援助不致招来严重政治纠纷的风险，运输中技术上的困难也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弗雷德辩白说，这些困难可以通过空运或袭击福建沿海的一个港口而得以解决。第二，他认为，蔡廷锴在冯玉祥行动时表明自己是一个不可靠的家伙，为争取他成为抗日反蒋的盟友，必须向他显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先打后谈l”，弗雷德对我提出的异议作了驳斥，并补充说，即使不能使蔡就范，但通过对十九路军的胜利攻击，我们也可以在即将到来的和蒋介石的决战中，确保我军在福建的后方和侧翼，然后我们就能转而对国民党中央军在北面的进攻，开展积极的骚扰活动。
　　弗雷德的建议得到了中央委员会上海办事处的有力支持，中央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也从瑞金发来电报，表示同意。先前大体上和我意见一致的尤尔特同志，也改变了主意。
　　同样，原先迟疑不决的博古，也在政治局里被多数压倒P或者说改变意见，他后来对我说，毛同意这个作战方案，对此起了重要作用。
　　简言之，决定进攻。1933年夏，中央红军被调到西南军区。五军团在南面对付广东军，以确保这次战役的进行，一，三军团在福建西部宽阔的战线上迅速向前推进，投有遇到顽强的抵抗，虽然有几千名减员，但太都是疟疾和脚痪所致，这在亚热带的夏季并非意外，伤亡是微乎其微的。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这两个军团攻克了一连串小城，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粮食和布匹等。一年半以前曾在对日作战中炫耀于世的十九路军，这时被证明是不能打仗或者是不愿打仗的。在被广东军、中央军完全丢下不管的情况下，十九路军避免野外作战，把自己主要限制在防守坚固的城镇，同时还向长期固守的以南平为主要据点的屯溪和沙溪一线，缓缓向后撤退。九月底十月初，红军的进攻终于在南乎停了下来。
　　在这次战役中，除了福建省军队以外，十九路军的好几个师也遭到了重创，接着，在十至十一月问蔡廷锴的代表和红军代表开始谈判，达成一项类似停火或休战的协定。谈判期间，我正在去中央苏区的途中，因此对谈判的详细情况不太清楚。
　　我也不熊判断J福建的战事是否由于我们的攻势而平息下来的。
　　在这次战役中，我们夺取了大片地区，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并以停火而结束}从纯军事角度来看，当然是一次胜利，可以说是谜到了既定日的。但是另一方面，蒋介石趁我北线正规主力部队暴露之机，将碉堡工事沿旰江继续向南一直修到南丰，出其不意地占领了黎川0 1 932年底，我军在江西东北部所夺取的大部分地区又丧失了，那里原来存在的防御工事间的空隙被弥合了，与红十军的联系也就此永久地中断了々中央红军不得不以急行军的速度直扑告急的北线。这样，蒋介石为第五次“围剿’’夺得了有利地位，而我们在福建的优势也因此而丧失了。
　　福建战役所带来的政治情况和影响，还要严莺得多。战役之前在上海，战役半年之后在瑞金所进行的激烈讨论中，不知不觉地出现了一些倾向，这些讨厌的倾向使人不禁又想起李立三关于中国是世界革命新中心的论调。根据这个论调，苏联应该不顾外交上可能引起的后果，给予这个世界革命新≯愿‘}嘲『『中心的国内斗争阻军事上的援助。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月指示、中央的政策，原则上应着眼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现在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终于占据了首位。在民族革命解放战争中争取同盟者的方针也被置之脑后，代之以利用国民党阵营内部矛盾夺取军事胜利的方针。过去早已存在的那种面向农村苏区和红军的片面倾向，此时更有所加强。
　　当然，在1 9 33年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没有象今天在回顾往事时这样清楚地以批判的眼光通览由于变更政治重点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不可否认，这种变更当时就已经有了表现，而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革命中的先锋作用，这千在客观上本来就是立足不稳的命题，在主观上也就更成问题了口……‘；：‘]丌一1唧二 章在中央苏区年9月底，我去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在与共产国际代表团全体成员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们又一次讨论了形势。尤尔特同志特别嘱咐我，要在党政军领导中有争论的势力之间做些和解工作，他还向我暗示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过去的冲突，他认为这些冲突尚未解决。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也都一一表示了他们的愿望口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弗雷德给我的指示和建议最多口我从这些指示和建议中感觉到，他深信苏联会给予武器援助，并且抱有进行一场大规模正规战争的设想。因此他命令我，尽快让人建立一个飞机场，并在赣江和吁江之间的北线上建立坚固的阵地，以便在那里能以薄弱的力量牵制住敌人，在福建战役结束之后就着手准备一次大规模进攻，目的是一直挺进到南昌，或者甚至挺进副长江褙岸的敌人中心地区。虽然我上面所概述的军事形势的突变还投有发生，因而我们也不可能知道突变的情况，但是我对这些计划表示了怀疑口他要我负责在中央苏区严格执行他的一切指示，其根据是，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为了保证在危急情况下能够直接联系，她同我商定了一个密码，这个密码只有我们两人知道。尤尔特同志稍稍劝阻了一下，他说，一切决议最后还是应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
　　半夜，我带若几百块美元，以应付意外情况，和一只小手提箱，乘车来到码头，在那里上了一只英国海轮，上这只船的好处是不会有人提什么好奇的问题。为谨慎起见，我还是弄来了一张国内护照，护照上填写的地方，当然不包括那些“防匪地区”。海轮把我带到汕头，在这个华南港口的唯一的一家欧洲旅馆中，我根据约定见到了中国的联络员，他是保卫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姓壬，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曾在基督教教会学校读过书，在冯玉祥军队中担任过牧师，后来成了共产党员。这里附带说一下,1937年我在延安又见到了他，当时他在中央新闻部门当翻译，另外还担负一些保卫和联络任务，例如1936年在西安他给埃德加·斯诺同邓发接上了关系第二天早晨，王拿着我的小箱子（到了瑞金我又把这只箱子取了回来，里面的东西完好无缺），这样，如果我们在路上被截住，我可以说我是一个无辜的旅游者。接着我们一起乘车向内地行驶，到了附近的县城潮安，潮安的那一边就是“禁区”
　　了。我们步行离开城市，向韩江河畔走去，还没到达诃畔，突然被一个国民党哨兵截住。一名军官检查我的护照，检查了好久，最后还是让我们走了口王对军官说，我是考古学家，想参观附近的一座古代寺庙。
　　以后没有再遇到其他意外情况，我们到达了韩江。另一个联络员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使我很失望的是他不懂外文。
　　后来我多次见到他.19 35年长征途中，在一次蛮子的突然袭击JlI,他牺牲了。王匆匆与我告别，我的新同伴把我引到一只船上，船系在岸边，有倒垂的灌木覆盖。我爬进狭窄的船舱，在这里我平躺了几乎二天二夜，不敢出声a将近傍晚，船终于开动了D晚上，这只小船同其他许多小船一起由一只轮船拖着，向上游驶去。措途停了多次，在我的上面是人的脚步声，有几次，显然是在盘查，混杂着粗鲁的问话和命令。我的下面是流水的声音。第三天我才走上了小船的船板，船夫们拖着小船，在韩江的源流上缓缓前进。天黑以后，我们在一个村庄旁边偷偷地上了岸，潜入了一间偏僻的房子。在那里迎接我们的是几个带着毛瑟枪的人，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中国红军战士。
　　我们仍然在国民党地区。第二天夜晚，我们又动身了。
　　我们在稻田中间狭窄的田埂上鱼贯而行，绕过极其昏暗的村庄的屋角和篱笆，走进了山区。突然在我们前面传来了枪声，我们的侦察员同国民党的巡逻兵遭遇了，我们不得不折转回来。第二个夜晚，我们比较幸运，到天亮时已走了好大一截路程。白天我们睡在亚热带树林里，成群的蚊虫蜂拥而来。过了两夜到达了无人地区，一营地方部队在等着我们。我们继续翻山越岭，在白天行动。一眼望去，到处是淤塞的稻田，野草丛生的薯地，荒芜的蔗田，烧成废墟的虏屋。四周几乎杳无人烟，这是长年内战的后果。
　　又是上山，一直爬到山顶，我们越过了福建和江西两省的交界线。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完全不同的、使人愉侠得多的情景。我们下了山，走上一片宽蚵的肥沃的平原，这里有收割过的田地，干净的房子和勤劳的人们．．]甄捆瓣在整个旅途，我象是一个聋哑人。我学会的几句支离破碎的中国话，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我会讲的是中国官话，也就是北京方言，而我的同伴们讲的都是广东或福建方言口旅途中我有时骑马，有时步行，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脸上遮着一条毛巾，警卫员们簇拥在我的四周，把所有好奇的人挥走。就这样，我们到了红色首都瑞金。那时瑞金几乎已经被国民党飞机全炸毁了。我们在远离城市废墟的一间冷落的小屋于里停下来了，等了几个小时，来了一个比较消瘦的中年人，满面红光，身后跟着一队警卫人员。
　　这就是邓发，他是中央委员，又是党和政府的保卫委员。
　　第二年我对他的r解多丁起来。他是一个性格诙谐、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人；他喜欢举行赛马和手枪射击梧动，用宽面的大刀装备他领导下的保卫部队和警卫人员，刀把上绑着红布口就我所能判断的情况来看，他严格地并且“不偏不倚竹地履行他的职责，而不公开介入内部的纠纷0 1946年4月，他同博古和叶挺一起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邓发讲了几句不成句的俄语，向我表示欢迎，陪我走进一间孤独的农舍。那里接待我的是两个俄语说得非常好的同志，他们自我介绍说是我的翻译。两个人都在苏联学习过，其中一个是伍修权。在我所参加的政治局和常委会阻及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都是他为我翻译，我认为他翻译得完全正确0 1935年他被任命担任外事工作，得副毛的信任，逐渐升为中央委员，中央国际联络部领导和外交部副部长q我同他最后一次谈话，是1939年秋天，是在兰州当我乘飞机圊莫斯科的时候。他在那里领导党和政府外事处的工作，担任苏联雕阂『一一基地司令员的联络员。1 963年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我从远处看到他，听到他粗暴地攻击兄弟党，因此代表们不得不命令他遵守大会秩序。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搞得声名狼藉0 1 967年4月1 3日，我见到了一张北京“红卫兵”大字报的英文底稿，大字报指控他“反对毛的革命路线，反对林彪，亲近南斯拉夫和苏联修正主义，攻击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_。大字报上有一段是这么写的："在1935年月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上，正是李德这个大叛徒，堆激烈地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方针。李德在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都是反对毛主席的，而把李德的这些报告和讲话忠实地翻译过来的不是剐人，就是伍修权这个混蛋。斗另外一个翻译是一个很壮宴的中国北方人，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他有扎实的军事知识，主要从事训练工作，在军事学院为我当翻译。在延安抗大——这是一所抗日干部学校，抗日战争开始后军事学院就叫抗大，我们也一起工作，一直到我离开。
　　我用厨还有几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带着毛瑟枪和大刀担任警卫。
　　当夭晚上，博古和洛甫来看我，他们告诉我，我的住处在一十禁区内，所有的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临时革命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参谋部r，都设在这个蔡区卣。中央办公室和总参谋部办公室，离莸的住处步行只有五分钟的路程，国民党飞机早就发现了这个地区，几乎每天都来轰炸。
　　我们看到，到处都是防空洞和防空壕，当五百公斤，一千公斤的重型定时炸弹扔下来时，这些防空洞和防空壕也只能起到相对的保护作用。所以我们以后就不得不迁到离瑞金更远一点的地方去，住在禁区内的居民完全可以自由行动，男人、女人和弦子都不知疲倦地劳动着。他们忙着收藏这一年的第二季收成，把稻子，甘薯和腌菜集中起来，甚至还交纳猪和鸡，为红军战士编树皮鞋和草鞋，用外地的棉布缝制制服。
　　博古和洛甫向我简略地介绍了中央苏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形势，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其他地方再谈，这里我只想讲_：
　　个与当时军事发展有关的问题。他们两人对福建战役的胜利都表示满意，那时已是十月中旬，这次战役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他们暗示，有可能同蔡廷锴取得谅解，后来到十月底果真实现了。他们对赣东北的局势显得很担忧，几乎就在我到达的同一天，传来了黎川失守的恶讯。他们根据这个消息，尖锐地批评了东北军区司令员肖劲光的作为。肖劲光在黎川城不战而弃，带领他的独立部队仓惶撤退，而让地方部队听任命运的摆布。博古和洛甫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过时了的游击战方法的回潮，认为在苏区业已巩固、敌人进行堡垒战的新条件下，这种过时的方法必然会导致战略重点，甚至大片地区无法挽救的损失d他们说. 1933年初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的阌西区党委书记罗明以及这个区的其他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在一次国民党部队（其中包括不久前刚调到那里去的第十九路军）的进攻中，也是逃跑似地慌忙撤退，当时所失去的各县一直到现在才得以收复口同时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肖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我把博…ll盯Ⅷ默叶…古的劝告牢牢记在心上a更使我惊奇的是，不久以后，在十一．月，周恩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反对红军中以肖劲光为代表的罗明路线》。在这篇文章中周指出，在红军中，特别是在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中，这条路线根深蒂固，同这条路线的斗争，如同以前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一样，是我们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而毛泽东却相反，他亲自出来袒护肖劲光，因为肖劲光是他的比较亲近的同乡，在年毛的政治阴谋中又多少有点瓜葛。后来，毛甚至不惜把黎川失守的责任归咎于以博古为首的党的领导，随心所欲地时而说它是“左”倾机会主义，时而说它是右倾机会主义。
　　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我们还完全一致地明确规定，我对政治领导不进行任何干涉。因此，我在以后的时期内只参加政治局及其常委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当然这样的会议也是相当多的口博古和洛甫还告诉我，在瑞金只有他们两人是中央书记，他们的分工是，博古承担党和军趴的工作，洛甫负责政府和地方苏维埃的工作。但是看来他们不久都得到了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后果。博古越来越成为一心想获得原育权力地位的毛泽东的攻击目标，而洛甫在政府中与毛紧密合作，在毛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他的立场。不过，在当时还没有发展到严重的地步，这两个中央书记暂时还是同心协力的。
　　最后，博古要我暂时尽可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他认为，我是个“外国鬼子”，为了我的安全，又鉴于国民党不断叫嚷有“俄国间谍”活动，这是必要的。对此我虽然不很了然，但还是一I酲嚯盯一顺从了。再说，几天以后我的脚发炎了，肿得不象样子，而且全溃烂了口医生对我说，这是一种典型的热带病，是由沼泽中的污水和蚊虫引起的。因此我有一个半月或多或少是被拴在房间里了。
　　这次谈话后过了几天，在我住处召开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洛甫、毛泽东、项英、刘伯承和另外二，三个同志，他们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其中有青年团书记。三个有名的委员没有出席，朱德和周恿来在前线，王稼祥在】．932年被弹片打成重伤，住在野战医院，他是政治局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整年帮很少见到他。
　　会议主席是毛泽东或项英，博古把我介绍给大家，毛泽_求以生硬的形式向我表示欢迎，对1932-1933年冬季北线上的成功反攻讲了几句赞许的话。他似乎知道，这次反攻是我建议的，由此得出结论，我是同意他的观点的，他的观点是，必须以速决战，切断敌人的内外联系，以此打击敌人。然后讨论了群众动员和供应问题。接着项英作了一个关于前线形势的报告，报告说，整个中央红军已出发开往北线。有人问我，对以后的兵力部署如何设想。我想到弗雷德的指示，就建议，通过地方武装，以阵地战把敌人牵制在北部赣江和盱江之间，并且如一年前所计划的那样，把五军团（一个师）放在黎川以南进行防御，命一、三军团（五个师）继续向东北方向挺进口这个建议被采纳了，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莸之所阻如此详尽地叙述这一次讨论的过程，因为以后对形势的判断和作出的决议似乎都是按照这个模式的。障占以及以后的周恩来，总是习惯地把一切军事问题事先周我讨丽凋l广…论一下，然后在军事委员会上代表我的意见。这种情况看来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两人专门主管这方面的工作。虽然我再三提醒大家注意，我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并无下达指示的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产生了这种错误的印象，似乎我是具有极大全权的。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口当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毛却巧妙地利用这种误解以便撤去博古党的总书记的职位。
　　根据我在以后几星期和几个月中进一步了解的情况来看，中央苏区对蒋介石的第五次“围第’’，总的来说是有充分准备的口然而，中央苏区的外部形势是困难的，同二军团，四军团以及红十军的联系被切断，同六军团和十六师的联系也中断了多时，因此同这些部队的协同作战就完全不可能了。除了事实上已经可以说是解散了的十六师而外，这些部队虽然都保住或恢复了它们的有生力量，四军团甚至还增加了有生力量，但是它们的苏维埃根据地就不得不被认为是全部或部分丢失了。此外还有以下一些不利的政治因素，国民党统治区内觉的工作薄弱，对敌军的政治瓦解工作没有开展，以及敌后游击战争发展不够等等。
　　因此，中央苏区只得完全依靠自己了母苏区本来巩固的地区同样也在缩小，这同我侗在上海时所想象的完全不同。前不久在福建收复的地区尚且不能说是已经牢固地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而最近在赣东北被割去的地区当然就更不能这样说了口真正不受敌人威胁的巩固地区，估计得高些，大约有四万平方公里，我曾多次到前线各地进行过实地考察，这个数字是可以确信的。这块巩固地区以瑞金为中心向四周各延伸大概一百公里左右，向南大大少于一百公里，向北蚵IJ多于一百公里；还有一块差不多大小的地区，虽然仍在苏维埃机构的管辖之下，但常常是有争议的或者是军事上的无人区o这里不断有红军的地方武装和敌人的地方部队，主要是民团和省军交错活动，一部分地区已经被敌人的堡垒体系割开了尽管如此，这个被敌人封锁和禁锢的地区的经济形势还是不错的。农产品可以足够养活本区居民以及部分红军；红军通过对国民党地区的袭击，不仅能满足武器和弹药的需要，而且还能满足粮食、服装等方面的需要，如最近在1933年夏秋两季的情况就是如此。此外，在闽南和粤北还进行着相当活跃的贸易，输出钨，烟草和其他产品，输入迫切需要的奇缺商品，特别是盐、棉布和煤油。
　　中央政治局在江西建立以来，老百姓中的政治工作已经有所改进} 19 33年春，政治局直接领导以后，更有了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的结果不仅表现在公粮增多，红军服装及其他装备生产的提高，而且也表现在自愿要求参加红军的人大批增加a在此基础上，到19 33年底建立了很多新的正规部队，例如；第三师（后来改称力九军团）、第六师（编入三军团）、独立十四师和独立十五师，这两个师主要是由共青团员组成，所以也称为青年共产国际师（后来合并成一个师，隶属于一军团）、第十九．二十和二十一师（后来合并成七军团的一个师），以及独立二十二师和独立二十三师卓根据总参谋部的资料，中央委员会当然不得不批评指出．在动员红军战士以及组成盯墨新部队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系列的缺点和错误，如地方苏维埃不是始终坚持自愿的原则，说服工作常常为行政措施所代替，因此逃兵的百分率很高，各地区的情况不一，逃兵的百分比大概占动员兵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建立新师的时候，对指挥部的成员——指挥员和政委的挑选不够认真，对部队训练也很不重视。所以个别部队在作战中因伤亡（主要是因疾病和掉队）而损失的人数有时竟高达百分之五十，而在老部队中“正常”减员在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间。最后，由于建立了这么多新的部队，对原有部队减员的补充也暂时受到了影响。
　　然而正规部队还是增长到了四万多人，这些部队由于年的胜利都比以前有了较好的武器装备，特别是装备了。
　　机关枪，但重型武器仍然明显地感到缺乏。虽然有缴获来的追击炮（确切地说，按当时的．语言习惯应该称之为山炮，这种炮可以拆开用毛驴运输）和野战炮可供使用，但是缺少弹药如果弹药用完，这些武器也就报废了。相反，步枪和机枪的子弹，却可以利用旧弹壳在自己的工厂里制造。有一个兵工厂，从1 933年以来，就制造手榴弹和修理轻型步兵枪械, 1934年就转为辅助生产迫击炮弹了。参谋部和部队都配备了足够的通讯工具，特别是无线电和长途电话。羌线电不仪用于联堵，也用于侦探，国民觉司令部的很大一部分的消息和命令都是靠无线电窃听和破译的。总之i我们这些较高一级的参谋部，特别由于刘伯承的努力，还是比较好地发挥了作用。但是在某些师和多数团里的参谋都的工作，往往只局限于跗属性的辅助和抄写工作。后勤工作——卫生、供应、军队的补充等，如果考虑到当时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如医生和药材，那末还是…砥硼E‘完全符合需要的。由于生活条件和运输条件很差，髓军人员中有很大一批担架队员，炊事员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辅助人员，成了战斗部队的累赘。
　　刘伯承拟订了三种类型正规军建设方案，我作了鉴定后，方案就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口在建制方面，方案基本上与苏联红军的建制相卿合，但是在人员方面，也就是说在人员的数目、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当然比苏联红军落后多了。根据这个方案，一个师由三个步兵团、一个追击炮部队（有追击炮二至六门）．、一个侦察连，一个通讯连和一个内勤连（警卫连）组成；一个团分成三个步兵营、一个机枪连，并各有一个侦察排、一个通讯排和一个内勤排；一个营分成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排和一个内勤排；每个连分成三个步兵排，每个排分成三个班，每个班有十名战士。一个师的应有兵力，类型不同，多少不一，在一、三军团是七千五百人，配有三千五百至四千支枪，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挺轻重机枪和四至六门追击炮j在五，七和九军团中是七千人，配有三千至三千五百支枪、六十至九十挺机枪和二门追击炮；在独立师中是六千五百人，配有三千支枪，四十至五十挺机枪。但实有兵力，无论是人数还是武器，尤其是在独立师当中，通常都大大低于应有兵力，在某些师中，右时只有三千至四千人，甚至更少口我从广东前线向北前进时，在瑞金附近看到隐蔽在一个临时搭起来的兵营里的五军团，那里的人数当时还不斟五千人口一般说来，新的组织形式是合适的，所不利的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艰苦条件下，一些排、班基层单位的力量比较薄弱。由于缺乏机枪和弹药，部队火力不足，又由于训练仓促，Ⅷm雌∽i一部队中没有作战经验的战士的比例过高。
　　这些不利的因素，通过1933-1934年在部队里以及：萨战俘中开展的良好的政治工作，部分地得到了弥补，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成果：提高了部队内部的自觉纪律，建立了与老百姓的模范关系，促成了士气的空前高涨。我在中央苏区这一年中，只听到一件破坏纪律的事，有两个化装成国民党士兵的侦察员，在敌人后方强奸了一个妇女，他们完成军事任务回来以后，就被军事法庭提审、处央了。我想特别强调指出，这是一个重大的偶然事件。
　　此外，在部队的高级干部中，以及在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中，一直还存在着游击主义的残余。这不仅在上面提到的肖劲光的行为中表现了出来，我在1933年12月第一次上北线所经历的一件事，也证明了这一点口有一次总参谋部任命二个指挥员去担任一个独立师的领导，但是这十指挥员立即到了前敢指挥部，表示拒绝接受这个师，坚决要求分到三军团去。这件事甚至还引起我同周恩来之间的一场小小的争论，周告诫我说，应该考虑到这些干部的心情。
　　为了提高部队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水平. 1933年夏天我在上海就曾建议建立一所军事学院。当莸蓟达瑞金时，它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只是初具规模。军事学院有将近一百名学生，部是有作战经验的低，中级指挥员，1934．年一年中，人数增加到几百名口领导同志除了偶而来校作政治报告，很少关心这个军事学院，只有刘伯承和周恩来表示了比较大的兴趣。
　　我的翻译很精于军事，我同他主要担任讲授战术课课程，主持讨论和作战演习。这些课程在当时是非常需要的，因为直至…]飘ii稠驯我到那里时，所有的宰事专业课完全由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讲授，其中有五十二师师长，他的名字我一时记不起来了o这名将领曾企图煽动他的旧属，1934年初又自杀未遂睾之后，我应周恩来的恳求，同这个人谈了一次话。他说，训练共产觉人去反对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他于心不忍。不久以后他失踪了，可能被枪毙了国民党军官讲授战术课，是以德国前线服役规程为基础，其中有《多种武器的使用与作战>o但我们没有重型武器，因而也不能进行经典意义上的大规模的战争，所以讲授这些课程是毫无意义的。我于是用了很大气力，编写了轻武器部队在运动战中的战术规程，使其既适合红军游击战争的传统，又符台同具有现代技术装备的敌人作战的要求。然而，大部分国民党军官对此都没有兴趣。我们逐渐让那些最好的学生去当老师，把他们换了下来。只有一个年青的工兵少校例外，这位少校后来在长征途中，例如在黔东强渡乌江的桥头战役中，立了多次战功，以后入了党。1 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回家休假，没有再回来。
　　最后我想谈一点关于红军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在这方面我见到一个关于政治管理工作的报表，使我很受启发，当然这个报表所涉及的只是中央红军，而且所反映的也只是1934年夏夭的状况。据报表介绍，中央红军百分之六十六是农民，百分之三十是工人，百分之四是其他成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报表是不可信的，因为它很明显是从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阶级划分出发的，这种错误的阶级划分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把农村工人，苦力和流氓无产阶级分子都算成是工人阶级。事实上，如果把工人阶级只是理解为产业工人，那末工人的百分比要低得多，：而农民和其他成分的百分比要高得多。这从动员工作的统计中看得很清楚，统计表明，新兵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七是从苏区居民中征集的，百分之七是从战俘中招募的；百分之四是从起义过来的人当中补充的，百分之十二是过去的国民党部队的成员。所谓过去的国民党部队的成员，显然是指年以后由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的起义部队组成的红军的原有的骨干——或者是红军的残留部分。关于部队战士的年龄，情况要盘f一些：十六岁以下的占百分之一，十六岁到二十四岁的占百分之五十一，二十四岁到四十岁的占百分之四十四，四十岁以上的占百分之四。红军中百分之二十八是共产党员，百分之十以上是共青团员，因此党员的人数从1932年到1934年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如果算上共青团员，甚至增加了一倍。共产党员中百分之=十七是指挥员，百分之十是政治工作人员，百分之四十是红幸战士，百分之二十三是参谋部和后勤机关的工作人员。
　　这个概述无论如何表明了，红军主要是一支农民的军队，它的这种性质在以后几年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但同时也表明了，红军无可争议地是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保证了它的高度的纪律和士气o甚至在第五次反“围剿一和长征极艰苦的环境中，红军也保持了这些特点亡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与以前的一切计划完全不同，它是政治．警察和军事措施的综合。为了提高部队的可靠程度，巩固部队的纪律，蒋介石在所有部队中都设立了政计处，其成员主要是法西斯“蓝衣社计分子，同时加强了战地宪兵…_■碡偶¨一队。为了破坏占领区居民的反抗，他们采取了“联保一制度，并且在地方控制和管理方面，给予民圃这一类反动的“自卫组织打以无限的权力。他们为了争取居民，还开展了“新生活什运动，这一运动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平定国家、“医治”经济、审建因内战而遭到破坏的城市和乡村。但实际上，这一运动结合上述其他措施，不过是意崃着向i日的半封建状态的倒退。用来引诱农民的“改革”，其目的不过是要在消除过去债务奴役的沉重负担的幌子下，重新恢复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毁掉的地主和农村高利贷者的地契和证券的法律效力。
　　所有这些措施，当然对老苏区居民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在国民党部队里却发生了一定的作用，敌人在第五次“围剿”中几乎没有起义者，只有很少的被俘者。
　　新“围剿打计盘|J的核心是德国顾问们根据第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炮制的一个完整的军事方案。它的基本思想是，集中几个主攻方向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在每一个主攻方向造成战役优势，而在进攻时l/lI完全采用战术防御手段，也就是说在步步推进中布下一个越来越稠密的碉堡体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持久的、消耗巨大的行动，但是德国专家们认为，这一行动叮能使而且必然使中央苏区在一、二年之内完全瓦饵，并使残留下来的“岛屿一逐渐缩小。他们还断定，中央红军由于不得不进行堡垒战而越来越失去运动的自由，并逐渐被消耗，晟后被包围，被消灭。
　　这方面的前提，从军事上看确实是存在的。帝国主义列强所提供的比1932年更为充足的源源不断的贷款，至少可以使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队按照现代化的原则重新装备和改孤阙rr一组。德国谢厦其他外国顾问，主管训练国民党部队掌握新式重型武器，并在主要战线上负责兵力的调动口由于建造了公路和混凝土工事，后方和补给线的安全也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在这个基础上，蒋夼石为第五次“围剿一配备了不下四十个师的兵力进攻中央苏区，而对付其他根据地和红军其他部队的任务，刚大部留给各省的部队了。蒋介石只是在每一条战线上为各省部队配备了二至三个他自己的师，借阻加强各省部队。此外，对付中央苏区的还有十九路军的五十师，粤军的六至七个师，湘军的三至四个师，总共有五十至六十个师，将近五十万人，或者说其兵力高出于我军十倍以上。
　　至于说到火力，那当然更是无法比较了。敌人的五百架飞机川流不息，轮番轰炸着前线和苏区后方，而我们这里几乎没有什么积极的防空设施，最主要的防空办法，如同在陆战中一样，不过是到处都在熟练运用的伪装办法。估计敌人有一千五百门追击炮和野战炮，而我们只有二十几门，就是这些炮又由于缺乏弹药多数已无法使用9机关枪的比例虽然不那么悬殊，但也至少是二十、三十比-，我们的主要武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步枪和手榴弹。
　　关于蒋介石的进军计划，我们得到了相当准确的情报。他计划了七个主攻方向，三个在北线，近期日标是占领永丰、广昌和建宁}西线首先攻打兴国J南线攻打会昌，东线攻打长汀和宁化。在这七个主攻方向的每一条战线上，都有三至四个师的兵力，准备向苏区进军。此外，东北线还有陈诚部队的十至十二个精锐师，准备随时参加任何一条战线的进攻。余下的十至十五个师驻扎在碉堡里，从那里掩护进攻的部队，而；1再礞犷一自己并不出击。
　　可以看出，这个进攻计划的目的在于，在上述的七个主攻方向上把堡垒象楔子一样插进苏区的心脏，先把中间地区分割开来，然后逐个加以冉清剿”。这完全符合蒋介石和他的顾问们的基本战略思想。
　　幸好敌人同时的集中进攻未能实现。湘军和粤军开始采取观望态度，而十九路军刚完全离开了进攻的行列。采取这种态度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争夺。这些冲突和争夺使我们有可能“利用敌人阵营的政治矛盾竹，把主要兵力集中于北部一线，打垮敌人军事上的咄咄逼人的优势口因此，比较大的战役主要都局限在北线。
　　从一开始教人就坚持以守为攻的策略，前进时，总有飞机和大炮进行火力掩护，即使投有遇到抵抗，前进四、五里（二公里）以后，就掘壕自卫。敌人在所有的通道和一切村镇上都构筑了“堡垒”，堡垒之间可以互相了望，机枪火力可以彼此接应。这些堡垒用我们的轻武器根本无法攻占，敌人从这些堡垒中出来，至多离开一小段距商-一旦遇到我们曲反攻，就马上折转回去。附带说明一下，红军战士有时轻蔑地称之为“乌龟壳战术”的敢人的堡垒战术，并不是什么新的进攻方法。这种战术在前几年就已经运用了，在这几年中对中央苏区形成了一道或多或少无法通过的封锁线。堡叠体系构筑最坚固、推进最深的是北部，它的前端从赣江延伸到永丰以北、乐安和南丰以南，直至黎川，其主要部分是从福州到南丰两岸都构筑了坚固堡垒的盱江一段。西部主要的堡垒线沿赣扛到赣州，从赣州继续向南到信丰以北和会昌以南，一直到福建边界。东部，即闽西，堡垒一直投有构筑完毕{ 1933年我们发动了夏季攻势以后，这些堡垒大部分都被放弃或捣毁了。在东北部暂时还敞开着一个缺口，敌人准备在拿下黎川以后，继续构筑堡垒，越过尚在我们手中的广昌和建宁直到南丰，来封住这个缺口。
　　中央委员会、苏维埃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以坚决的措施回答了蒋介石的战略计划。他们用“一切为了前线f"和“不丧失寸土！”等口号来动员群众，特别是他们成功地使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对产品和输入的商品进行公平的分配，同时还进一步采取了尽可能完全自给自足的方针。接着掀起了一场新的动员参军的运动，这场运动在1934年持续了整整一年之久，并于年中达到了高潮口按照官方数字，自愿参军的有将近十万人。据我估计，其中最多只有六万人补充了正规部队，其余的有的当了逃兵，有的不合格，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被退了回来，或者被分配在地方自卫部队。但是，参军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就足以弥补第五次反“围剿”一年艰苦斗争中的损失，并可以有一定的储备。
　　中央红军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说从1 933年10月到1 2月底，在北线，丰要是在东北一线作战。他们本来应当利用敌人的堡垒地带在那里尚未建成的遮种情况，包围和进攻陈诚军_队的外侧，而不是如弗雷德所建议的那样，一直挺进到浙皖敌人后方的中心地区，因为如果这样，就有被敌人切断退路．无法撤回的危险。
　　十月底，我第一，第三军团与陈诚的三至五个师展开了大规模的遭遇战口敌人虽然遭到重剖，但来被歼灭，因为它们依仗着在此期间构筑了堡垒的黎川城，立即掘壕自卫，转为防御，使其优势火力充分发挥了作用。在这个地区后来又有两次遭遇战，战斗开始时我军取得了胜利，但结果不分胜负。
　　．十-月份，第一、第三军用把作战重心从敌人有计划地构筑堡垒的东北部移到旰江两岸，以便在那里先发制人，进攻从南丰向广昌挺进的国民党主攻部队。那里发生了一系列战役，在这些战役中，我们虽然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口每当我们进攻时，敌人就退到碉堡里面，以火力掩护自己。不久，来增援主攻部队的陈诚主力，也是尽量回避任何决战。这几次战斗_般被称为浒湾战役（以盱江而得名，吁江又称浒江），它持续了一月之久，实际上成了我们这方面的分散的短促突击。
　　十二月，当陈诚在东北部又试图从黎川向建宁推进时，我们经历了同样的情形。我第三，第五军团向陈发起进攻量但也只台营把它打了回去因此在这三十月中，中央红军只得满足于取得一系列战术上的胜利，至于在大规模的包围战和开阔地野战中歼灭敌人，这个主要目的则没有达到。红军的攻势只好停止下来，但是敌人也没有达到其目的，它未能攻下广昌和建宁，然而却把堡垒体系执黎川一直延伸到阐西北的邵武。
　　对于第五次反“围剿打第_阶段的战斗，军事委员会和前敌指挥部进行了审议。林彪指责说，在浒湾战役中，第一军目奉命利用初战成果继续进攻}追赶敌人直至碉堡区，但遇路却没有保障o彭德怀反对分散主力部队。他争辩说，如果在十二■~蹶}I啊瓤…月战役中把第一军团放在黎川东南，也许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抓住了这些批评意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激烈反对这种战术，即：一旦敌人离开碉堡区，就箝制敌人于主要作战区内，给敌人以直接的反击睾他认为j由于这种战术我们失去了主动性，自己放弃了在有利条件下，即在敌人的外部交通线上或在苏区内部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可能性。对于这种他称之为进攻性防御的原则，本来是无可争议的，我们大家也都是赞成的。但是面对敌人的“堡垒政策”，该如何实现运动战，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并没有回答。在赣东北敌人的外线寻找决战时机，这点从战略上来讲是毫无结果的。至于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也就是说敌人不放弃堡垒战，那就没有希望得到口如果敌人不这样做（最近三个月的经验证明，敌人连做梦也没想过要这样做），我们埋伏在这里，而敌人就可以丝毫不受干扰地继续推行它计划中的堡垒政策。这岂不意味着，我们自己放弃了苏区的重要地区，而不去利用时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些考虑同我对形势的判断是符合的，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也得到了大家的承认。
　　在这阻前，大约在十一月底，博古和我走访了设在建宁的前敢指挥部。此行之目的，除了想同朱德相周恩来讨论军事战略与战术的问题而外，主要是因为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同前赦指挥部的合作中存在着一些含糊不清和容易引起误会的问题。就我们看来最主要的是要严格射分各自的职权范围。我的意见是，前敌指挥部应受革命军事委员舍曲领导，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口．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前敌指挥部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断行动，至少在中央红军的调动上是这样。前敌指挥部所依靠的是它对不断变化的军事形势比较了解，因为只有它拥有利用无线电技术进行侦察的一切手段，以爱通过特务和侦察员获得补充情报的一切力量。因此，作为军事委员会机关的总参谋部，实际上只是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的作战领导机关，只是兵源补充，给养供应和战士训练的组织机构。最高军事领导如此分成两部分，使得一切军事行动很难一致，更促使游击主义现象产生，而且便于毛泽东挑起争端，从中渔利我们此次旅行（我一直不能步行，只能骑马）用了三天时间。半路上我们曾在几个兵站和一个野战医院过夜口这些兵站虽然比较简舾，但相当整齐j野战医院尽管设备很少，却完全符台卫生要求。从瑞金到建宁有一条战地军用电话线，最们逗留过的兵站和少数比较大的地方苏维埃政府都有电话相通口藐们看到，一些地方张贴着竞赛图表，以激励人们去争取更大的成绩d总之，到处是一派充满着政治积极性的和平景象。只有一次，我们在射程以外从一个用岩石筑成的堡垒旁边走过，听说堡垒的洞穴里驻有一个地主的民团，因为他们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和水源，所以能坚守至今。
　　第三天晚上，我们到达建宁。朱德和周恩来茌前敌指挥都会见了我们。他们领着我们穿过了指挥部a指挥部有十几间房子，包括警卫人员有几百人，其中有整整一连被亲热地称为“小鬼一的情报科的年轻工作人员，他们日夜值班，窃听和破译国民党的无线电报。在以后几天中，除了一些次要问题，饵如改进后勤组织工作等等，我们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
　　……i霏Ⅷ霰∽．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前敌指挥部的关系以及总参谋部和前敌指挥部的关系问韪。我们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台并这两个机关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它们本来都是用同样的联络工具—一军用电话和电台与部队取得联系，而且由于中心区离前线不远，亲自同部队指挥员联系，也不致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另一方面，朱德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军总司奄，周恩来作为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及红军总政委，在瑞金可以更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这样，有关职权范围的一切含糊不清的问题就÷下子都解决了口至于中央红军进行大规模战役的领导问题，可以根据需要由第一军团或第三军团总指挥林彪或彭德怀负责，如有必要也可以由军事委员会的某级领导负责。这个决定由军事委员会批准以后，从1 93 4年初开始实行口 ？
　　六年以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在莫斯科宣称，我企图用这种手法免去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员职务。还说，．毛泽东看穿了这个阴谋，激烈地反对了这种做法。凭空捏造、诬蔑诽谤是毛主义阴谋政治的一个典型侧子，_其荒谬程度真是无以复加。甚至周恩来，虽然他在那时早已转到毛的立场上去了，对此也加以否认并解释说i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当时周恩来和朱德的关系，对哉来说一直是个谜。我的印象是，一切军事问题都是由周恩来决定的a具体地说，浒湾战役就是这种情况，这也是我们讨论的第'=个问题审博古暗示说，朱德多年来已退居幕后j1929年毛独揽了军事领导大权，但是在1932年又不得不让权于周。我发现；在这里党内冲突正激烈进行，而我也就不再多问什么了。很久以后我叉嘲F稠舯研到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事，我想以聒再谈。
　　我们对军事形势的判断是完全÷国[的…我们认为，在陈诚将其主力集结到吁江以后，应当尽快停止浒湾战役，而在部分口被敌人夺去的东北二r线发动新的攻击中为了履行义务，我叙述了实际上已被革命军事委员会否定了的弗雷德的原先计划，即在赣江和盱江之间构筑防御工事，在东北部向敌人舶后方推进。当然我也没有隐瞒我对这个计划所持的怀疑态度。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袁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此外，‘我们也都认为，‘建宁和广昌是战略要地，必须坚决守住。因此应该在广吕地区梅筑工事，以便阻止敌人的主攻部队在对敌最容易而对我们最危险的道路上继续向我苏区的心脏地区进攻，‘并在吁江东西两岸保证自己部队发动突击时安全过江。这些抉议也都报告了军事委员会，并且得到了批准。
　　我们在建宁逗留期间，从项英那里传来了一个消息：根据上海方面的无线电报，蔡廷锴正在策划反对蒋介石。估计蔡廷锴在政治上会得到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其他国民党反对派政治家的支持，粤桂两省省主席至少会保持中立。按照共产国标代表团和中共上海局的意见，我们应该利用国民党阵营内部新产生的矛盾，缭蒋介石以毁灭性的打击。共产国际执行蚕员会的军事代表（弗雷德）建议，一旦蔡廷锴开战，中央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人阵地，越过赣_江，夺取国民党军队的外侧，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我讨论了这个建议，并对此基本上表赤同意^．关于实现这个计划的政治前提和军事细节．，由于缺乏详细的情报，开始时我们没有讨‘嘲伊弧骱论。博古认为，这些问题应在1934年1月所有领导同志会集瑞金时再进行讨论i璜荚来电话说，革命军事委员会原则上也同意这个计划。
　　鉴于事态有了新的发展及我军主力又有可能重新部署于赣西北地区，前敌指挥部因此命令第一军团胄在广昌地区，同时第三和第五军团（四个师）在黎川东南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分散兵力无疑不利于战事的结局，彭德怀的批评是正确的。
　　博古和我绕道回到了瑞金。在广昌地区我们察看了地形，毳对掩体的构造作了一些指示，这些掩体应当伪装起来，使人不易发现而又能在飞机的轰炸和大炮的射击下进行防护，这样做是极其必要的，因为至今在这里和其他地方自发建造的带枪眼的半圆形工事，往往成为敌人火力的最好目标。
　　．1934年1月，在瑞金附近召开了中共中央五中全会，接着月底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自从在第四次中央全会上政治局得到更新，常务委员会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者以后，．已经过了整整三年。．至于在统一过去存在的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不同见解，！保证同毛泽东及其在．中央苏区的追随者有效的合作方面，究竟取得『了多大的成绩，现在大概可以看得清楚了。
　　其实，这方面的条件是存在的。在忠实坚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台指示的马剜主义干部的领导下，甚至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闺赣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稳定了，军事力量巩固了。同1932年宁都的激烈冲突相比，在中央领导和多数受毫影帕的地方和军队干部之间，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密切的关系口我从自己的所见所闻可以证明主博古作为党的总书记，当时尽了一切努力来搞好同毛泽东晦关系，然而这种努力没有得到毛相应的回答。毛那时虽然或多或少又重新参与了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但在其他方面，在个人交往中，态度总是非常冷淡。中央全会预备期间，他借口身体状况不佳，声称不能参加会议，因而破坏了会议表面上的和谐。他对这次会议事实上采取了旁观的态度，博古讽刺地说，毛叉犯了“外交病开口使毛感到愤忿不平的原因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将不是由他而是由洛甫来作；另外，他希望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要求，没有被批准。
　　从表面上看，人们也许舍得到这样的印象，以为不存在什么重要的意见分歧。无论在中央全会中，还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有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毛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也同意了中央全会指示中所确定的政治路线。但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两次会议的发言和决议中，都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地接近毛观点的提法口由于我自己没有参加中央全会，我得到的消息也可能不够准确，下面我所依据的是年在莫斯科摘录出版并附有王明写的引言的正式文件。
　　从这些丈件中可以间接看到，至少中央全会给代表大会的指示是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商定的。
　　两个大会一致认为，中国革命是带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还强调指出，“只有苏维埃的道路., (意思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国甓党的殖民地道路上拯救出_来。井指示中说，苏维埃政府真诚地希望，l坷-切反日和反帝的力量联合起来，为民族革命面共同斗争。但是接着却叉指』出，中国的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都色崩溃，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口‘L建：理论出发，于是就断定，只有阻革命战争去稍灭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先在一省或数省‘最后在全中国取得硷面胜利。为此，应该采取使各个苏区的军事行动严格_致前靠针j：以便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j占领中心城市。 √．“ +。。．：
　　由于中央苏区同中国其他地_方的革命根据地和部趴几乎都没有联系，所以在j当时要协调中央苏区以外的一切军事行动，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_，：即使撇开这点不谈，这个目标也。是从两个不切台当时实际的前提出发而提出的o第一，把国内一切非共产党和非苏维竣势力都毫无区别地笼统地称之为反．动前一邦，并由此得出结论_谠，反对国民党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即内战，是头等重要_trj任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是这样葛tF{J-l红军是抗日战争中唯_的武装力量，是整个：中国革命莲。动的最主要的杠杆。尤其是1933年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_的指示中已经明确指示，在民族革命解放运动中，向茸民竟反对派集团和军队结成回盟是有可能的，上述看珐就更使人觉得惊奇。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存在的，以下的事实证明了这÷点；1933年春，冯玉样的崛起，同蔡廷锴谈判的恢复及继续，由于蔡廷错的努办使谈判在1934年月，即中央全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取得了成功。第二，认为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但是，在对形势作了冷静的．判断，采取了以战役瓤战术进攻的方法达到哉略防御目的的军事路线时，却又说革命虽然在发展，但正如毛泽东有时所讲的那样，仍然述处于“低潮”o毛片面地强调军事斗争的路线越来越得到贯彻，甚至达到了如此程度，竟要白区的政治工作首先服从游击队的领导，这说明他们对国民党地区地下党的群众政治工作是十分轻视的。
　　不可否认，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以后，王明在莫斯科所写的“引言斗中也有类似的思想。在那里也说到中华苏维埃是一种特殊的新的国家形式，鉴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彻底崩溃，以及它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革命同反革命的长期流血斗争中，必须实行这种国家形式睾在这方面王明还不厌其烦地说，已经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将进入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不久将取得决定性胜利。他在“引言”中说，如果中国革命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取得胜利，就有可能引起世界革．命的第二次高潮并阻止战争。但是，如果日本帝国主义先发动一场反对苏联的罪恶战争，那末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就必须利用这场战争，来完成民族革命的任务，并把远东的所有其他的民族从帝国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虽然王明在这里很清楚地提幽了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国际主义任务是武装保卫苏联、保卫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祖国，但是在这个“引言”的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李立三和毛泽东若于中国是世界革命新中心的老调口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他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认为，他肯定是被片面夸大的消息一…一……‘]瓢稠眶_一一迷惑了。例如他在“引言”中说，中国已有六分之一的土地被苏维埃政权所控制矗写到这里时，他颇为恰当地加了限制词，说这些地区都是分散的经济落后的农村。实际上到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苏区面积总共还不到中国内地十八个省的百分之三，也就是在四百万平方公里中只占十二万、最多占十五万平方公里f而居民人口只占百分之=点五，与1932年相比，略有减少。由于当时第二军团和第四军团新开辟的根据地还不巩固，所以其影响还是很严重的。有所增加的是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特别是第四军团的武装力量。
　　此外，关于国民党军队的所谓政治上分裂和军事上薄弱，以及关于红军人数的夸大之词，都是属于这类不实报道之列。
　　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在最短时间内创建一支拥有百万人数的军队，中央全会的指示也要求组织“新的方面军，新的师和新的军团”，但这种要求同实际的可能性是很不相符的。
　　在讲话和决议中，有些地方也显示了马列主义领导干部的影响，例如其中谈到了关于坚决同游击主义的传统做斗争，关于提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关于坚持包括同中农结成牢固联盟的正确的阶级路线和重新分配没收来的土地、关于加强和巩固工人阶级在苏维埃政权各级机构中的领导作用菩问题。但无论是中央全会的指示还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都没有谈到国际工人运动a关于苏联，除了在毛泽东报告的开头有几句空洞的词句外，在文件中也都没有提及。
　　会议文件，特别是中央全会的指示，内容常常前后不一，有些地方甚至互相矛盾。这说明人们所追求的只是达到一致…．通过的目的，而事实上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另外还表明，在马克恩主义一目际主义者同毛泽东的追随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力量的均势，但是也可以看出，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对毛的观点开始作出了让步。两次会议几乎尚未结束J叉发生了虽然在语言上是缓和的，但事实上是十分尖锐的冲突口据我所知，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纠正经济政策，进行战争的方法，以及同苏联的关系中央苏区的经济，不盲而喻，当然只能是战时的经济，也可以说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但是，过去在贯彻经济政策过程中，是存在严重错误的。毛泽东推行一条非常强硬的“左倾计路线，这条路线不仅要消灭地主和农村高利贷者，而且还要消灭富农，有时甚至要消灭中农{其他的中间阶层j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也遭到了严重损害口他把全部土地，包括农民的土地，一律收归国有或者没收征甩，‘然后再按“人头一重新分配。在重新分配土地时，红军战士及其家属往往被忽略不顾，人们就以“最后胜利斗来宽慰他们。在成立合作社过程中，矛盾也很尖锐，行政上采取强制措施，急于求成，毫无选择的自由。
　　这些老错误是_左竹倾宗派主义思潮的表现，或者髓，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出于误解而采取过急行动的表现，现在这些错误或多或少得到了浦算。毛泽东，还有一直倾向于支持“左倾竹路线的洛甫，这时来了一个急转弯p-．再以往．-样，毛这一欢又从．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板端，他现在耳主张政治上也对大地主和农村高利贷者采取缓和政策，主张给私人投资和商业以更大的活动余地。这里值得tt-意的是“活动余地开这几个脬硼斛字，因为放松对经济的控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台对此也是赞成的。也许毛想到的是在中国实行一种类似年在苏联代替了军事共产主义的那种新经济政策，以为在被封锁的条件下，经济形势可以因此有所好转，苏维埃政府的社会基础也可以得到扩大。与此相联系，他还以Ⅲ一切为农民蚪这句口号，来补充“一切为了前线斗这句正确的口号，他相当明确地主张采取由他推行了多年的面向农民的路线，更精确地说是面向农村居民的路线，进而冲淡了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原则。这样，尽管没有明白地表达出来，但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阶级路线问题。
　　至于进行战争的方法，内部的争论是：在正规战术和非正规战术，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之间，重点应放在哪一方面口其实，从1931到1932年改编革命军以来，就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毛依据1927年以后的所谓_胜乖j实践”，主张完全采取一游击战的老方法，而不考虑这样做可能会丧失自己的土地；同时还低估了第五次“围剿”中敌人的“堡垒战术”口他的这些观点不仅遭到中央领导人的反对，甚至他的一些追随者也不同意。我记得，项英为此来找过我，要求我起草《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我拒绝了，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是对中央全会和苏维埃传表大会政治观点的干涉，这是不允许的。但是博古，项英、周恩来、刘伯承和我在小范围内谈论过这个问题，谈论的结果，我们认为：应该承认两种战争形式和两种部队的组织形式，而运动战，不管是作为正规大部队的行动，还是作为非正规部队的游击行动，都是普遍有效的原珂ljo最后毛也同意了这个提法，于是这个提法就写进了大会的报告和决协而对于在独立：！： 啊孤行动的游击队领导人和地方部队指挥员身上一直可以觉巢到的专断行为，田IJ通过要求他们严密组织，服从上级，积极配合和遵守“铁”的纪律来加以约束。
　　关于同苏联的关系，只是顺便谈到了。在此以前提的口号，一直是“帮助苏联，”口这句口号与世界性的口号“不许干涉苏联！好比较一致。而毛现在却说，据我所知不是公开地说，这甸口号过时了，应该用“帮助中国j"这句口号来代替。他重申了他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上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社会主义苏联和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对立，而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冲突母他说，从这个冲突出发按事态的发展来看，目前主要任务是中国苏区同国民党中国之间的内部斗争，一切都应该服从这一斗争。当时“帮助中国！”这句口号的理论和政治意义还没有被普遍承认，所以实际上开始时也投有什么影响。因此，一些本身投有完全摆脱这种思想的党的领导同志，例如从上面提到的王明在国际代表大会文件“引言”的段落中可以看出来，并不重视这旬口号，象过去的情况一样，这一次也役有要求作相应的说明。
　　在五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补进了新的委员和候补委员，选举了新的政治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毛泽东也是．政治局委员之-- .？会议任命博吉为总书记。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任命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鹿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没有任命他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全会的提议，这个职务由洛甫担任I此外，洛甫还继续担任中央书记。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还是项英_和张国焘(张褴有出席会议)o博古和洛甫在形式上也是革命军事委——诵一；稠|l¨…员会委员。
　　这样，马列主义干部在中央和政府里占据了大部分重要职位。尽管如此，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的政治路线得到了贯彻，那就错了口实际上，无论是五中全会还是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都没有彻底澄清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长期存在的意见分歧，为以后的冲突留下了祸根。
　　据我所知道的例子来看，我以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党领导中的马列主义干部对毛的观点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回避明确的采断，寻求妥协的提法，甚至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届服于毛的影响。例如，忽视国民党阵营内的民族革命力量，过低估计敌人，过高估计自己的成绩，尤其是片面推行内战、红军武装斗争和农村苏区的总政策。这些政策也确实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的支持。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意识的环境，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举行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环境正是毛泽东殛其追随者的影响在地方党和军队领导中得以发展的土壤。根据代表审查委员会所公布的名单，参加代表大会的只有八名是产业工人，其他算在工人名额中的有二百四十四名手工业者．五十三名苦力和一百二十二名农业工人。如果算上三百霉三名贫农、二十五名中农和六十六名其他阶层的人（小商人．知识分子等），那末可以看出，代表的社会成分主要是农村居民的最贫困的阶层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中间等级玎。
　　附带说明，这些数字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作为客人参加会议，同代表们不坐在-起。礼堂最多能容纳七百至八百人，瓣■一但是在纪录中却写着参加大会的有七百名代表和一千五百名客人，其中有一百多名来自国民党中国和国外，而我根本就没有见到一个外国人。至于来自其他苏区和游击区以爱国民党中国的代表，博古对我说，由于封锁的缘故派来的也是寥寥无几。
　　毛泽东几乎应当对会议感到满意了。会议增强了他作为、中央苏区政治领导人的威望d在此基础上，他准备为他在中央委员会里遭到的双重失败进行报复。在保持表面上的政治。
　　统一和同志式台作的烟幕下，他又重新挑起了旨在争夺党政军领导大权的争斗。
　　我在中央苏区最初三个月，结识了一些领导人物，这里我想插一段我对他们的强察和判断。这些观察和判断都是很粗浅的，而且最初的印象也难免同以后的印象交织在一起。为了尽可能地全面，我把一些在当时通过谈话以及其他途径得到的消息也写了进来口和我本人经常有些来往而又很熟悉的人是很少的，即使在“保卫措施”比较放松和我的脚病痊愈以后，我的活动范匿也主要是局限于定期访问中央委员会、总参谋部和军事学院，还有总其到前线去了五次。当然，还有很多偶然碰到的人爱其名字，我已忘记了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萝的中年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裆…≯。。唾硼濉…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稻，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象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很长时间我都吃不惯味道很厚的菜，象油炸辣椒，这种菜在中国南方，尤其在毛的故乡湖南是很普遍的。这就引起了毛的讥讽，他说：“真正革命者的食粮是红辣椒口”和“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P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想可能是老于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对总之，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诉我，历来很著名的红军八项政治原则和四项策略原则中的一部分也是毛从历史中，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起义的口号中吸收过来的。他根据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蚪的原则，但在长征路上他又引用孙子的另一句话“投入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就连他那句关于红辣椒的格言也是随形势而变化的。在云南耐，真正革命者的标志是生鸦片，因为当时发给红军战士的津贴，不是银洋而是鸦片。而在西康，革命者的标志是虱子，在那里我们几乎让虱子给吞吃了。类似这样的格言和比喻，我们还可以随意举出一些例子，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但其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它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盲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弓【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当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这是我对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还说了几条理由：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括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他常常讲无产阶级，但是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他的阶级划分，不是从“社会生产的一定历史地位朴及其同生产资料一定的关系出发，而是从收入和生活水准出发。这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庸俗歪曲，在实践中影响很深，例如上面弓}用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统计数字，就是这种影响的表现。这种歪曲使毛可以按照主观判断来确定不同阶层的阶级性质，并在实际上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政权和无产骱级专政，他交替使用的这两个概念量被他归结为共产党的统治，而共产党的统治在他看来又体现为红军的力量，因为他认为，阶级斗争主要是以内战的形式进行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同博古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交谈了多次，我知道，他们对这一切是有认识的，但是他们却投有与之斗争。他们不想由于这些“理论”问题同毛泽东破裂，这当然也是符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舍的路线的。他们知道，毛在中央苏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有时开玩笑说，他的影响是利用了“民众的激情”，其实例不如说是基于长期共同进行武装斗争的传统。由于这种传统毛同农民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对于没有参加武装斗争的一城里人丹，则以白眼相待。因为他同工业城市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所以在他的眼里，苏区以外共产党人英勇的地下斗争是无足轻重的o他认为，只有农民军队的武装斗争才有意义4他狂妄地以为，只有他才能担负起把他所理解的革命引向胜利的使命，所以在他看来，只要有利于他达到个人独裁的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采用。
　　年以前，他在闽赣地区实际上曾经达到了这个目的。在这之前，党内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冲突是以当时的中央全权代表，前教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一方，以湖南省委爱闽赣地委为另一方。有关这次冲突的详细情况，我在这里虽然比在上海知道得略微多一些，但至夸仍然不甚了解。总之从我得到的一些暗示可以看出l毛主要是依靠对他唯命是从的军队领导人，在1929-1S30年用强制手段取消了省委和地委，在镇压反革命——o反布_尔什维克联盟分子一以及真正的或所，谓的托诚和社会民主党-二的幌子T;据说从内体上消灭了很多反对毛路线的党的千部，其中也有甄军战士，特别是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员，以及在1927年广，}{公社失败以后和年哲时占领长沙以后参加红军的工人口我听了虽然很吃惊，但对这些不可靠的谣传并不十分夯意。直到现在，这些谣传才在文件资料中得到证实，使人不寒而栗。当时大家也许认为，而且也希望，令人不快的内部斗争已经过去。．周恩来称一m卜嘲”‘毛当时采取的恐怖手段为“镇压反革命斗争中的过激行动”，项英刚直率地称之为_党派斗争玎第四次中央全会以后，毛在中央苏区的统治地位受到严重损害0 1931年中央局的建立，1932年在宁都召开的扩大会议，以及最后1933年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迁至瑞金，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报警信号。他的影响明显地减弱了，在五中全会上他要求发言，但没有成功。从此以后开始了一场隐蔽的争夺，党和军队领导权的新的不平衡的斗争。之所以说是不平衡的，那是因为我们大家把毛看作是群众威信很高的革命领袖，对他很尊敬，我们诚恳地尽力去寻找同他的共同语言；而他却施展政治阴谋，暗中用尽心计，不仅想恢复他已经失去舶影响，而且想更进一步夺得全党的领导权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组织了一个反对派小组，小组成员都是1930年他反对湘、赣，闽省委时支持过他的地方和军队的干部。属于这个党内宗派的有古柏，曾山和毛的秘书陈正人，1930-1931年他把他们推上了江西省委和政府的领导岗位，但这时他们都不再有什么显著的作用了。我不知道，他们以后是否又东山再超审此外，还有他的弟弟毛泽潭和毛泽民，他们两人只做过基层的经济和财政工作，而从来没有担任过重要的政治领寻。参预其阴谋的还有受他保护的罗明和肖劲光；军队干部中除了林彪，还有当时是师长的胨毅和军政治部《红星报》编辑的邓小平。
　　博古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当然不得不主管政治问题以及越来越突出的军事问题，这就使他违背自己心愿地成了毛的对手。他只有=十五岁左右，在理论上很有修养，虽然年轻，但政治上很有经验，然而在制订军事方针时，他总是乐于接受我的建议和周恩来的决定。我同博古之间逐渐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也经受了以后几年意见分歧的考验。我同他作过多次交谈，从交谈中我知道，他在很多方面不同意毛的观点，但他认为必须同毛合作，以使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他而维护党的统一。他被毛“贬职”以后，还一直坚持这种看法，直至年悲惨地死去。诚然，这种“忠诚”的态度，使他以后叉激烈地支持毛的政策。只有共产国际的权威和苏联的利益，在他看来始终是高于一切的。
　　洛甫比博古年纪大些，受的教育也比他全面；洛甫和博古一样致力于增强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多次表示很蔑视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农民意识。但是作为负责政府和苏区工作的中央书记以及闽赣苏区政府的新领导人，他也逐渐陷入了毛的影响之下，并转到了他的路线一边。对此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毛的军事计划，显然他相信这个计划在中央苏区的具体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洛甫并不因此而放弃他自己的立场，所以，在他作为博古的后任当上中央总书记之后，又多次同毛发生冲突。到六十年代，毛终于把他彻底赶下了台共产党领导人中精力最旺盛、策略最灵活的是周恩来。周翌过中国的古典教育和欧洲的现代教肓，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国际经验，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外交才能}然而在政治上，他总是力图见风使舵，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变化。在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最高司令时，他曾是黄埔军校和国民党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口他在.-1927年组织了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但是作为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常委，他在二十年代末也参与或容忍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错误0 1932年他担任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领导^时，把毛泽东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现在他支持主明和博古，拥护共产国际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路线睾他一直是政治局常委，与此同时又扩大了他在军队中的势力，因为很多指挥员是他当时黄埔军校的学生。第四次反“围剿玎军事上的成就，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他把这些成就完全算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在前敌指挥部和总参谋部合并以后，有关战事的一切领导权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实际上他指挥着全部武装力量，包括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1939年底他在一份表格上写道：1932-1935年曾任中国红军总司夸。当他在长征‘中及时觉察到毛泽东占了上风，于是就毫不犹豫地转到毛的一边。我觉得，他至少是在一些方面，违背了自己比较正确的认识，成了毛的忠实亲信。
　　据我所知，除了陈云，项英是政治局里唯一的工人。他们两人都是二十年代国民党中国有名的工会领导人和罢工的组织者，项英领导了1 923年2月的铁路工人大罢工。在周恩来掌握了领导权以后，项英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主要负责动员和供应工作，以及地方自卫队和游击队工作。他工作时沉着，实在，从不小题大做o在中央红军出发的前一夜，他有一些失去常态，关于这一点我以后再谈。
　　军队最高领导者都是职业军人，并在1926-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就已经是将军或上枝了，只有林彪例外。
　　朱德当时就是一个国内战争中传奇式的英雄，同时又是一个少有奢望的谦虚朴素的人。他参加过辛亥革命j 1922年在德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0 1927年南昌起义以后，他率领第四军革命部队到达扛西，于1928年同毛的农民游击队会师。
　　我零零散散地从博古和项英以及朱德那里知道，朱德后来是在什么情况下承认毛是正确的，以及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博古和项英看来对这方面的情况知道得也很少，而朱德则很不愿意谈这方面的问题。在毛泽东和湖南省委之间发生冲突时，朱德和毛之间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朱德批评毛当时的深居井冈山、以井冈山为中心“陀螺似地向外扩展什的军事策略，毛责怪朱“理论上无知斗，“机会主义倾向,，因为朱执行了省委的指示，出征湘南，而这次出征以部分失败结束了。1929年再次舍台以后，毛一步一步地射弱朱德作为军队领导人的威信，把朱的政委陈毅和当时还只是营长的林彪拉到自己一边，彭德怀和刘伯承不久也被毛争取过去了。朱德屈服了，形式上他还是总司令，但从此以后就不再起什么独立的，决定性的作用了。依我看，多年以来，直到今天，仍然是这种情况。
　　。 我不知道，我应该怎样去看待从零散的谈话中体会出来的这段历史。．它至少说明了，为什么象朱德这样一位程有经验的，‘对革命忠贞不=的元帅，对政治和军事决策的影响竟然这么小。现在，这段历史如同其他诈多事情一样，已经由发现的文件证明是确实无疑的了。一 ．毛在江西回避一切私人交往；好几次我想同他交谈，都被他拒绝了。与他相反，朱德却常常来看我，我们还一起蓟前线去了=，三次々．．他在谈话中主要的愿望是争取对方理解毛的观点。他经常讲述红军的发展和几次战役，显然是想用过去的经验启发人们，在今天第五次反N围剿抻的条件下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刘伯承也是这样蚀_ llcJ。他的英勇事迹流传很广I又由于在战争中失掉了一只眼睛，所以有“独服龙”之称。他也参加了1911-1913年和1925-1927年的两次革命。后来他在苏联学习过，但是几乎从不说俄语。他一直独立地掌管参谋部的工作，自从周恩来操纵了总参谋部以后，他觉得自己也有些多余了。他喜爱作战工作，他的愿望是重新率领部队。在政治上，他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在军团总指挥中，最有特色的是彭德怀口他自执1928年带着他的部队参加红军以来j一直支持毛，把毛看成是革命军队的当然领导人。但逮并不是说，事事,ftll-都同意。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样都很积极，只要他认为必须批评的，就总是直言不讳。他爽直、严厉，既反对损失浩大的阵地战，也反对分散的游击行动o唯独他的军团由三个师组成，人数上是最强大的军团，正规战训练方面也是堆好的军团，因此他通常总是被派去承担最艰苦的任务。他曾多次陷入险境，但叉一次次地化险为夷，突破难关。我回他及其在苏联学习过的政委扬尚昆偶尔作过交谈，从谈话中我感到，他们两人都具有国际主义的思想，都是苏联的忠实朋友。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注定了他们在六十年代的悲惨命迳。
　　、林彪在军团总指挥中是最年轻的。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在北伐战争中曾任连长，1927年后一跃而成为营长和团长。自1931年以来他一直指挥第一军团。这个军团的两个师以行动迅速而闻名，因此特别善长于包围战和迂回战。林彪无疑是一个卓越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家。他不赞赏其—TI雨j”啊盯一‘一他作战方式，在军事问题上，特别是关于战略战术的领导河题，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然而在政治上他却是白纸一张，在这张白纸上j他盲目崇拜的毛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他从毛的宠儿发展为毛用来反对以博古为首的中央的工具。
　　林彪同他柏偶像毛泽东一样，回避与别人交谈。他的政委或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却很善于交际。罗和林的经历相同，也是走过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红军这一条道路。多年来罗一直受到毛和林曲信任，H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林也把他打成刘少奇的同谋，任凭红卫兵对他进行迫害矗关于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该军团直到1934年秋只由一个师组成）我没有多少可说的。他是一个很壮实的军人，总是认真执行一切命令。有人背后说他有“封建传统观念”和“军闽习气”，我却从来没有感觉到a不知什么原因，他的部队享有只善长于掩护战的名声，而且也总是相应地担任掩护的任务。其实，他们也很善于进攻~ 1935年我亲眼看到，他们在贵，H非常勇敢地，几乎毫无伤亡地攻下了贵州省军队防守的布满堡垒的山坡0 1936年董振堂率领他的部队在贵州前线作战时阵亡。
　　我在中央苏区同王稼祥，踪云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人接触比较少。他们是后起之秀，：因此关于他扪以后会有一些叙述。刘少奇当时也在中央苏区工作，长征开始时据说被派往华北担任政治工作，关于他虢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显然，当时他在党的领导中不象后来那样起支配作用，与军事方面的事情也设有多少联系。
　　在五中全会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所谓福建事变正在进行。1033年11月，蔡廷错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在他的司令部所在地福建省省会福州建立了一个“人民革命政府”o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是：停止对苏区的内战（十九路军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与红军共同反对日本侵略和蒋介石的独裁。一月中旬，有两个人(-个姓潘、一个姓张)刘瑞金来谈判，准备签订一些具体协定。我从博古那里知道，他们的权力很有限，但还是就蔡廷锴对中央苏区的经济援助以及红军同十九路军的军事合作问题，进行了磋商。关于军事合作问题，蔡廷锩首先并不是要得到直接的支持，他只是想签订一个包括确定分界线等内容的互不侵犯协定。对此起了决定作用的，可能是两个原因：一方面，他根据1933年我们进攻的经验，害怕红军会占领他的领地，“吃掉斗他和他的军队}另一方面，他觉得必须考虑军队领导中，特别是广东省政府中政治上温和分子的情绪，因为他依靠的正是他们善意的中立态度。
　　月初或二月中，当他的处境迅速恶化时，他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但为时已经太晚了如果在红军的帮助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一宣告成立，华南和华北的其他反对派力量也纷纷噙应，．那这种形势必然会威胁蒋介石的绕治。蒋介石看到了这种危险，因此决定中断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把他的大部分军队用来对付十九路军。他把十至十五个师的兵力，实际上也就是把部署在北线的全部进攻部队调到阿北，要求他们迅速推进，占领福州。
　　他把踪诚的部队十至十二个师放在建宁以北，以备在我军插入福建时掩护其前进部队的右翼，或者向我已没有主力部队一÷1丁T--lEiI_旷……一的东北部纵深推进。同时，有十至十二个师的堡垒驻守部队，仍然留在原地。
　　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集中第一、三，七军团以及独立三十四师，总共七个战斗力很强的师，发动一次进攻，开始时还考虑实施弗雷德在十二月建议的，原则上己被采纳的计划。
　　按照那个计划，在湘赣南部边界独立作战的第六军团也应该在赣江以西向北挺进。留在后方牵制敌人的：建宁地区是第五军团，广昌以北吁江沿岸是第九军团，西北部是独立二十三师，南部是独立二十二师，总共是六个师，但这六个师中只有三个师，即第五、九军团各有一个主力师及独立二十二师真正有战斗力，其他几个师（第十四、十五和二十三师）是重新改编的部队，其战斗力也很有限这样，中央苏区全都正规部队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并且都是最精锐的部队处于发起攻击的准备状态中，但是进攻投有发动起来。人们不去积极地行动，反而在中央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争论不休，几乎有一个月的时间都在争论政治上应该如何判断形势，军事上应该柞出什么决定等问题。
　　至于在政治上应该怎样估计蔡廷锴和十九路军，当时有三种不同意见。博古一个人——也许得到周恩来半心半意的支持——的观点是，这是一次难得的时机，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实现1933年年初班来就在酝酿建立新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组成远远超出苏区范围的，以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的抗日阵容。因此，我们应该全面支持蔡廷锴，尽管蔡自己有顾虑，在军事上也要给予直接的支持。中央委员会上海局却相反，它多次急迫地警告说，不能相信募廷锴，蔡倾向于第三党（社会民主党），而社会民主党是顽固反共的。上海局认为，蔡反蒋不过是军阀之间的一般斗争，．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我们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与此相似，好象也同意弗雷德的计划。毛泽东把蔡廷锴的起义称为“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企图通过新的谋略来欺骗民众，以便逃避它们越来越迫近的灭亡”。因此，他的结论是：我们不应该马上直接支持十九路军和“人民革命政府”。当事变正在发展时，他不断地批评福建政府，说它“不一致”、“不履行对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义务’’（他指的是福建政府曾答应的物质上和经济上的援助），说它“不主动不坚决”等等。他警告说，要“谨慎’’，要“三思而行什o他认为，十九路军必须首先在闽北打击蒋介石的部队，然后我们才可以积极干预，给予支持。
　　看来博古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作了让步。中央委员会一致认为，必须利用敌人阵营内部的矛盾，阱便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果然不出所料，关于这个问题上海和瑞金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这次冲突比政治上的意见分歧影响还更恶劣，因为实际上他们是迁就了毛的踌躇不决的战略。
　　根据弗雷德的计划，第一军团开拨至永丰，第三、五军团在广昌待命。茌此期间弗雷穗用无线电发来一个经上海局批准的详细计划。计划规定，在一个月之内集中主力向江西西部迅速挺进，直至湖南边界}除占领南昌外，也要尽可能地攻占长沙。这个计划太冒险，太不符合实际力量的对比情况，因此遭到了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的坚决拒绝。我也反对这个计划。从博古阐述的政治理由_出发，我从一开始就同意进攻闲甄硼蓰町北，但因为我觉得自己受到弗番德指示的束缚，所以我在军事委员会中一直持保留观望态度。现在我以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的异议为掩护，发电给上海，表明了我的反对意见。接着无线电报来往不绝，其中也有弗雷德用我们之间约定的密码拍给我的私人电报。他明确表示，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命令我，一定要排除一切阻力贯彻他的计划。因此我内心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
　　在这以前，我一直在贯彻弗雷德的指示精神，尽管我并不同意这些指示。例如，由于我的催促在瑞金建造了一个备用机场，虽然我认为这是毫无用处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这样反而会弓l起对苏联技术援助的幻想，而这种幻想叉必然会变为失望和不满。事实上这个飞机场我们一直没有利用，后来却为国民党的飞机效劳了。同样我在军事委员会还违心地宣读了弗雷德关于在盱江和赣江之间建立堡垒以及在东北地区向敌人后方发动进攻的建议。当然，我同时根据自己对形势比较正确的认识，并按照军事领导部门的意见，已经把这些建议归略到可以贯彻的程度。但是他现在这个计划实在无法实行。为了消除任何怀疑，我建议，命令第一军团派部队到永丰进行侦察；同时，我请博古要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表态。这两个燕议都通过了。不出所料，军事侦察的结果表明，敌人在赣江以东iaJ纵深层层修筑堡垒，这不是我们的兵力和其他手段所能突破的。同时肖克派人来报告，说第六军团在赣江以西也遇上了坚固的堡垒而不得不返回原地。
　　这时，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占领了闽北，正向福州方向推进。被打败的十九路军前途渺茫，虽然坚持反抗，但终究不敢一围f硼雕央一死战。+jL路军的领导中，复发生了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应迅速采取行动，挽救还可以挽救的局势。因此我决定，不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博古告诉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拖了很久才批准下来，主要内容是：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军事上可以独自作出决定），自己承担起责任，立目p把我们先头部队的七个师调到福建，在那里大约在南平地区向蒋介石部队的右翼发起进攻，以减轻十九路军的负担。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这次一致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蔡廷锴深知自己处境之艰难，无路可寻，所以也同意红军向福建中心地区挺进。
　　这时，情况有了变化口我第一、三军团急行军向南平挺进，第七军团和独立三十四师在邵武以东地区抵抗陈诚的部队，以掩护第一、三军团的左翼。就在这时，蔡廷锴的一名师长带领他的全师人马投降了蒋介石，他的部队占领了建阳、建瓯和南平，以致我们无法渡过闽江，不得不把整个先头部队转向东南方。二月中旬，福州失守。十九路军领导内部发生分裂，军队大部分投降，只在闽南还有个别部队进行反抗。我们的先头部队在闽中打击了新编第五十二师，占领了二块相当大的地区，包括抄县，三明、永安和尤溪等城市。但是这已经影响不了战争的结局了。我们只能力求保护十丸路军的人和物的安全，这一目的是达到了，但远远不是所希望的程度。
　　决定十九路军和“人民革命政府蚪命运的福州陷落以后，蒋介石从福建撤出了大部分军队井把他们调往北线的原来阵地，他的意图显然是要在我们主力返回之前，继续进行第五次“围剿”o陈诚突然进攻建宁，第五军团胜利地保卫了这座城■]翻勰骱市。尽管如此，军事委员会还是命令第一和第三军团回到北线，因为敌人的其他主攻部队已在行动，这样北线又成了主要战场。为了阻止或者至少是延缓蒋介石部队完全占领福建和建立新的堡垒战线，第七军团和第三十四师奉命留在新区，积极进行作战，后来有一段时间也得到了第九军团的增援。
　　虽然福建事变的过程和结局暴露了蔡廷锴“人民革命政府”内部的弱点，但还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提供了某种机会，来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竹，并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为了利用这个机会，当然就必须立即采取坚决的行动；但是，由于我们对事变的政治判断上以及由此面得出的军事战略上意见不一，所以一直未见行动母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上海局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毛也随声附和，并用他的怀疑等待和不合实际的政策，来支持这种错误估计，致使政治局反对了博古开始提出的正确观点，又一次采取了“利用敌人阵营内部的矛盾丹的方针，拒绝迅速给蔡廷借直接的援助。弗雷德的计划，是要在西北部向敌人的中心地区，发动一次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来讲都是无法实现的大规模进攻。他的这个冒险主义的战略方案，以及坚持这一方案的顽固态度，阻碍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及耐作出把主力放到闽北，同十九路军一起作一决战的唯一正确的决定。而当他下决心这样做时，为时已经太晚，机会也已经错过口我自己也是应该受到批评的。在弗雷德从上海和毛在瑞金的双重压力下，我也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一样犹豫不决，没有迅速作出决断。
　　福建事变以后，中央红军反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条件急剧恶化。蒋介石不仅镇压了蔡廷锴的起义，而且吓倒和削弱了全国的反对派。他现在可以出动全部兵力对付中央苏区。1934年他在福建建立了一条新的战线，这条战线虽然就堡垒的密度来讲有许多薄弱地段，但却使中央苏区的经济情况更加困难了，并迫使中央红军在完全被封锁的条件下作战于内线，蒋介石的后方这时却很安垒了。斗争的道路变得越来越诬长，最后红军不得不突出重围。
　　一年以后，毛泽东利用福建事变以及在事变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并以此为把柄篡夺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他仍然说十九路军是“反革命内_部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企图用更多的欺骗……来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封q他还无耻地歪曲事实说，党虽然正确地认识蓟，我们必须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以突破敌人的封锁，但“博古和其他人却让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地去攻击永丰地区的壁垒，而不是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一o但是，对于福建事变的真实过程，对于延续了数周的意见分歧和冲突，以及对于他自己、中央委员会上海局．遗憾的是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其中起的恶劣作用，他却很明智，闭日不谈。
　　福建事变正在发展的时候，我在一月底，二月初又到北线去了一次，这一次是与朱德同杼的。不久以前，弗雷德关于在西北部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详细的日程计划，已到达瑞金口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坚决拒绝这个计划，把我主力调到闽北并决定第一军团从北线撤出之前进行一次我在前面提到的军事侦察。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同第一、第五和第九军团的总指挥们谈谈我们的战略战术。林彪在谈话时言词激烈，对不久以前根据弗雷德计划把第一军团调往永丰和以后命令他们进行军事侦察这两件事甚为不满f但是，他拥护在福建主动支持十九路军的决议，也同意用小腰部队摘掉永丰地区的敌人堡垒。
　　在这次访问中，我第一次给较大范围的听众，即第一军团的高中级指挥员们作了报告。我在报告中阐述了我对第五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术的看法，在此没有发生什么矛盾々这一时期，广昌和建宁以北的敌人同整个北线一样都比较安静。董振堂深信，如果陈诚向前推进，他一定能成功地挡住陈的军队，守住建宁日我们在广昌同第九军团总指挥谈话时，他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但是两个人都强调说，抑果蒋介石的主力重新发动进攻，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军团必须协同作战，否则建宁和广昌就有失守的危险。
　　他们的忧虑是正确的。蒋介石几乎还没有同蔡廷锴清算完毕，他的主力部队就在主要战线上重新开始了进攻，用的述是步步推进，步步建碉的战术方法。从二月底到四月初，陈诚军队同我第一、第三和第五军团在东北一线发生了一系列战斗，双方都受到了严重损失，但是都没有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四月初开始，敌人把进攻的重点移到盱扛两岸，旨在卣领广昌中央政治局或常委会以及革命军事委员舍，对眼前的形势和由此得出的结论，作了多次深入的讨论。在对形势的判断上大家都比较一致，包括毛泽东在内。至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意见就有分歧了。简单地说，当时的情形是，曩~隰髑n…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己被完全封锁。封锁线沿着整个东北线、北线和西北线从南平一直延伸到吉安，在西部沿着赣江向上直到赣州。
　　由于敌人的堡垒构筑坚固，并且层层向纵深推进，所以要想在这里突围，．到敌人的外侧或背后作战，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最近半年的经验表明，突围肯定会使我军陷入敌人的堡垒地带而不能自拔。南面的堡垒地带比较容易通过，闽西南暂时还是最薄弱环节。
　　敌人决心一如既往，在北部发动进攻并继续把堡垒象楔子一样插到建宁、广昌和永丰一带，它的近期目标是广昌。湘军这时开始慢慢向兴国推进，粤军也开始向会昌推进，但是没有采取大规模的行动。
　　因此，我们是处于战略防御地位，但是我们不能以阵地战，而必须以战术上的运动战和进攻战米完成保卫苏区和保存有生力量这个双重任务。这本来不是什么新的认识，只是如何实行这一点，需要我们在更加困难的条件下作出新的决定。在此有j种可能：
　　第一，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主力，用第一和第三军团，或者也可以用第五和第九军团突破重围，以便在敌人后方摆脱敌人堡垒的牵制，向敌人发动进攻并将其消灭。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来的口我还补充说，这样的突围只能在敌人最薄弱的地方进行，即其能在西南部我东南部，才有希望成功J我突围地点不能选择在敌人的中心地带，因为这样敌人会越战越强，我们会越战越弱，而且敌人肯定已经作好了准备。在这样的战役中，我们虽然可能会暂时丧失．翮调耵部分土地，但是可以保存有生力量，获得作战的行动自由口当时大家都反对这个意见，反对最激烈的是毛泽东。他宣称，在苏区内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绝不是不存在了；他竭力主张，继续运用诱敌深入的策略。这第二种方案也同样被拒绝了，因为大多数人认为，面对敌人的策略，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就会把我们的领土不战而弃，而且不能为我们阻止敌人并打击敌人提供保证。
　　作为第三种可能性我建议，继续运用短促突击的战术。一旦进攻的敌人离开堡垒，我们就让它有比以往更多的活动自由，它“跳出坩堡垒越远，就越有可能落入“陷阱”
　　第三种方案原则上被通过了，并决定把第一、第三和第五军团放在北线，对付从南丰向广昌推进的敌人主攻部队{第七军团、第三十四师和新编二十四师在闽南作战，不得已时也可耐粤军交锋。由于在这个地区还有某些行动自由，所以他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 三月底四月初，在彭德怀指挥下，主力部队在南丰以南向敌人的主攻部队发起侧翼攻击。第三军团打开了一个缺口，大踏步向北挺进。然而，陈诚的“消防队”出动了，他依靠南丰的堡垒工事及其优越的军事技术转入反攻。第三军团面临着被割裂的危险，在遭到极大的损失以后才冲破重围矗我们的进攻也就毫无成果地逐淅停了下来。
　　在这以后，敌人最后决定四月份攻取广昌。党的领导人把这个本来不很重要的县城，视为必须保住的战略要地，因为它卡住了通向苏区心脏地区的道路口此外他们认为J将广昌不战而弃，政治上无法承担责任。因此，在一次毛泽东也参加的革命军事委员的会议上，大家一致决定，在广昌地区打一位。
　　由于教人在胨诚部队获得部分胜利后稍微加快了通常缓慢的进攻速度，军事委员会在另一次会议上又决定（毛也参加会议并同意了这个决定），这一仗在广昌的前沿阵地进行。在此期间应让敌人有迅速推-进的可能，也就是说采取变化的“诱敌深入”的策略，引诱敌人进入苏区，然后给敌人的侧翼以歼灭性的打击。这次战役延续了两周左右J没有取得什么重要成果，因为敌人根本不给我们以可乘之机四月底，军事委员会的一个领导小组出发到广昌，小组成员有朱德．博古，政治部的副主任和我。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使我军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能够更好地协同作战冉这时，博_占已经听到一些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军队里的追随着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这当然是无法证实的，但有间接的迹象可以证明。如彭德怀在广昌战役前夜同军团指挥员谈话时，曾气愤地指出，在四月初的一次战斗中，第一军菌和第九军团就在附近，却让他单枪匹马与赦作战。
　　通过无线电侦察我们得知，敌人企图在四月三十日，即次日清晨，以强大的兵力发动进攻，其出发地是广昌以北十五公里远的堡垒区。我们视察了广昌周围的防空设施，结果表明，尽管过去对蚍下过指示，但这些设施建造得十分马虎，既不能抵御飞机轰炸，也不能抵御大炮射击。困此我们作出决定，不再坚守广昌，星夜撒出县城，让敌人一直攻到广吕城前，然后由第一和第三军团在盱江的开阔地带打击敌人，同时第九军团掩护渡江并守卫盱江东岸。
　　朱德发出了相应的命夸。四月三十日，第三军团在半路藤瓢上打击了正在向前推进的敌军，可能为时有点太早，当然是否如此也无法确定。第一军团本应在迂回运动中打击敌人，切断敌人缩回到堡垒区的后路，但是部队展开得过晚，还没有同敌人发生接触，敌人就躲进了堡垒。第三军团这次又是单独作战，在敌人获得源源不断的增援并动用了飞机重炮的优势火力下，又一次受到了严重损失，而第一军团却在一旁若无其事。领导小组作了简短讨论之后，朱德在傍晚时分命夸停止战斗，撒出阵地。部队秩序井然地撤了下来。敌人没有准备向我们追击，他们在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才占领了广昌。接着双方暂时休战。第三军团撤回到休整地点，从十四师那里得到了人员和武器的补充，。因为根据政治部副主任的报告，十四师政治上不蟛巩固，又缺乏战斗力。后来十四师的大部分人员编八十五师，十五师后来又转为第一军团的第三师。
　　五月一日，我在第三军团的一次大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工人阶级的战斗节日的报告。在一次同指挥员的座谈中，象先前在第一军团那样，说明了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条件下我们所应采取的策略J同时我表示反对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那种过分强调建造防空设施和不留任何余地的过于短促突击的错误做法。我把这些意见写在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军事夺志《革命与战争》上口（见附录）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就广昌战役对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战术重新作了检验。、我在两次会议上都讲了话。和三月底那时一样，我又一次表示，在敌人坚持堡垒战的条件下，要在苏区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I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以主力部队突围的方针，以便重新获得/“阔的作战区域一一了_一肝髑旷并为此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同时我们应该在中央苏区以外，例如由第六军团在湖南，由第七军团在福建开辟新的战线，在敌人后方通过威胁敌人与后方的联络束牵制和引开敌人。艟后我建议，我们甚至可以丢掉一部分土地，让向前推进的敌人有“更大的空隙”，使我军能较为灵活地给敌人以突然打击口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根据主力撤离的程度，必须在敌人主要战线上牵制和骚扰敌人，也可以采取这个方针。
　　毛泽东这次还是反对突围的建议。他认为，这样的决定至少还太早，因为在中央苏区内客观上存在着消灭敌人的条件。但是，无论是政治局还是军事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这时原州上都同意突围，我建议的其他战略战术方案，他们也都表示赞同。
　　毛泽东成了少数派，从这时起他以半公开半隐蔽的方式反对党的领导。他以他称之为“灾难封的毫无战绩的广昌战役为把柄，给博古、周恩来和我——即他所谓的“军事上的三套马车”，加上了种种罪名。什么消极防御，分散兵力，采取堡垒战术、没有胜利把握就轻率作出作战决定等等。他利用一切机会，不断重复数落着这些罪名，在部队指挥员的眼里贬低我们三人，甚至不惜进行人身攻击口他在公开会议上很少这样说，但在背后同他的亲信交谈时，就竭尽诽谤之能事。化把我选作主要攻击对象，困为在当时的环境中，我最没有能力维护自己。他煽动同胞们的民族自尊心和仇外情绪，并散布开始是针对我的、后来却概括为政治论点柏言论，说中国革命有它的特点，中国红军的斗争也有其特殊性，而这些是一个外国人永远不能理解的。
　　旷一毛把这时已经转刊他一边的洛甫派到政治局。洛甫在军事上没有经验，但对军事著作比较熟悉；他盲目地接受毛的论点，而他的表达能力却比毛好，因此容易获得听众，尤其是他避免了毛在讲话中一直带有的那种民族主义语气。洛甫和博古之间，由于广昌战役发生了激烈冲突。洛甫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1 905年莫斯科起义以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采取的态度，当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维竟名言；“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拿起武器。蚪同时博古提醒洛甫，关于广昌战役的决议，当时经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一致通过，洛甫和毛也是同意的。围绕着广昌战役的这场争论，完全是为了宗派的目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先讲一个事实：毛泽东后来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广吕战役决议，以及由于形势不利又作出撤退的决议，不再称之为灾难性的了，反而说成是完全正确的凸为了加强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地位，毛让他的卫道士林彪从前线写来一封信。林在信中也坚决主张，以后在苏区内只能进行纯粹的运动战，而且只有在地形有利和胜利在握时才能作战。经过博古同意，我按照上面所叙述的意思给他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我说，人们不能迷佶地形，在任何战斗中谁也无法事先确认一定能取得胜利。我承认，这些话讲得不很合适。
　　在这几次激烈冲突以后，大家的情绪至少在表面上平静了一段时期。毛参加军事委员会的会议越来越少了，而在暗中却继续进行着宗派斗争。他把红军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和㈣一嘲旷…军事委员会委员王稼样争取了过去，成了他最亲密的同盟者。
　　但是王稼祥由于伤势严重，几乎很少嚣面，为了抑制体内的弹片所引起的无法忍受的疼痛，他不得不定时服用鸦片。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组成了宗派的政治领导——“中央三人小组对o这个宗派为夺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从这时开始进行着一场秘密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把其他政治局委员，特别是军队指挥员拉到了他们一边。这样，毛泽东达到了分裂中央政治局和削弱军事委员会的目的，直到1934年秋长征开始时，他认为公开登场的时候到了。
　　五月初，嵇受中央委托草拟了1 934年五——七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央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毒这个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又由周恩来在细节上作了加工。最后计划规定，贮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追击炮弹和手梧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把这些师编入军团，每个军团至步有两个师；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以爱其他内容等等。最后还草拟了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了军队的高级领导人。
　　突围的准备工作从1934年5月开始，此后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五月底六月初，这个计划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 甄硼¨…一形成决议。据我所知，这一次毛泽东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是同意的，他很可能是出于宗i睦斗争的考虑。我们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了这个计划的梗概，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个计划，至少博古是这样对我说的。
　　毫无疑问，这个计划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都是有某些弱点和缺陷的，并且在计划的实行中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中央委员会几乎把全部政治工作都集中在苏区，而且还是在“一切为了前线”和“不放弃一寸土地”的口号下进行的口至于国民党军队和白区居民中的政治启蒙工作以及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其可能性本来就很有限，而我们现在几乎一点也没去利用。
　　在部队的改编过程中，象以往一样，又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主要是人们没有把原有的军团和师扩充到昂大限额，而是建立了许多新的单位和部队-虽然也有几个薄弱的部队解散了，但是由于1934年一年中损失严重，大部分队伍中没有经验的新兵的比重很大，尤其是新成立的第八军团和扩充了的第五、九军团。
　　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决定并在五——七月计划中规定的战略战术原则，贯彻得十分缓慢。由于敌人一直坚持它的策略，虽然我们使它有了更大的活动余地，但一直也褴有和我军进行决战。在原刚上决定了突围以后，我们也不再于苏区内寻求决战了。这样总的说来，我军首先就停留在短促突击上，这当然限制了我们自己主动性的发挥，而且由于战线多次变化，部队经常转移，搞得战士们疲惫不堪。
　　但是，在春夏两季，我们还是取得了几次较大的胜利，这些胜利甚至被周恩来用束发展成一种理论，即在持久战中通过战术上的胜利来取得战略上的胜利。他在给部队报纸《红星报》写的好几篇文章中，都讲述了这种论点。他试图以此从理论上论证军事指挥中两条并行的方针——一条是突围到敌人外线作战，另一条是继续在我们自己的内线作战。事实上，整个战略形势并投有因为我们的局部胜利而有所改变，敌人虽然遭到了某些失败，但仍然不甘罢休，还继续实现它在主要战线上构筑堡垒的计划。
　　敌人于五月底六月初占领了建宁，并从建宁和广昌分两路向石城进军。在石城以北，第一、三军团在-_些小部队的协同下向敌人发起突然袭击，敌人的两三个师遭到重刨，但还是逃回了原地，因此我军缴获的战利品很少。
　　六月，国民党中央部队和湘军占领了永丰和兴国，准备从那里出发集中向宁都进军。同时粤军也开始积极活动了。省主席陈济棠显然很担心，因为如果蒋介石成功地通过苏区一直推进到广东边界，那他的地盘也要受封威胁。我们在南线只有一些独立部队和地方部仇，因此军事委员会委托我和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到会昌作短期视察。我们得出的共同结论是，那里按老方法自发建造的半圆形t事根本不适用于防槲的目的，最多只能成为敌人炮火的目标j在那里作战的部队由于兵力不足，特剐是由于缺乏武器和训练，我们认为，他们投有能力进行富有希望的正规战争；以我们的主力来加强这些部队，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也不可能。此外，敌人即使在很小的战斗中也表现得极其谨慎，几乎近似于胆怯。出于这些原：l}雨酬困，我们指示军区指挥员，他1¨的任务是骚扰敌人的队伍，不断破坏敌人的进军，但不要使自己卷入真正的战斗。我们回去以后，我也是这样向军事委员会汇报的。军事委员会同意我们的指示。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敌人直到年秋才占领了会昌。
　　此后不久，由朱德、博古和我组成的一个领导小组从瑞金出发，经宁都到西北前线。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根据总参谋部的命令，已经在那里集绪，准备打击在永丰以南向前推进的敌人主攻部队。这一次又只是第三军团同敌人发生了遭遇，第三军团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敌人随即又缩回到它出发的堡皇里去了口这以后，除了福建以外，在所有战线上都出现了很长一段休战时期。整个夏天敌人没有发动较大规模的进攻，而只是限于扩建堡垒系统，伺机步步推进。
　　在第五次也是堆后一次前线视察的时候，我同林彪作了一次深谈，谈话中林维护他和毛的战术观点。穗建议他为《革命与战争》写一篇文章，阐明他的思想，他真的写了a‘实际上，军事委员舍五月份所作的决议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现在再进行公开的讨论，就多少有点无的放矢了。博古和我却宁愿把这场讨论看作是用来迷惑敌人的计谋，’j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真正的意图，因为可以肯定地说，间谍己把这份杂志弄到敌人手里去了。彭德怀也参加了谈话，我们同他没有什么意见分歧。
　　七月底八月初，第六，七军团在敌人外围交通线上的作战行动大大稳定了北部战线的局势，因为敌人的一部分兵力因此受到了牵制和束缚，使我们能够把中央红军主力在短期内或较长时期内撤回休整，进行补充和训练。
　　年初夏，有一队政治和技术干部带着无线电设备和密码，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第六军团所在地。这样，中央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可以收到关于那里苏区形势的比较洋细的报告。事实证明，那里的形势比我们想象的还不利。地盘大大地缩小了，第六军团的物质基础也很薄弱。另一方面，据说贺龙领导的第二军团（当时我们同它没有直接的联系），成功地巩固了他在湘鄂川交界的新根据地。我们认为，这块三角地区在战略上很重要，因为它位于长江附近，叉处在中国内地几个最发达省份的交界点，可以为广泛的政治括动和军事行动提供很好的立脚点。因此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肖克，放弃第六军团的老根据地，在抗日的政治口号下与贺龙舍台。同时命令独立十六师师长，从瑞金出发返回十六师的根据地，用声东击西的方法把敌人引向南昌的方向。但是，正如我已提刊的，独立十六师师长跑到敌人那里去了。
　　第六军团在湘东成功地突破了两层堡垒区，通过湘南直到贵州，没有受到重大损失。第六军团经过的路线大体是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稍靠北一些。它通过无线电汇报了许多有关敌人堡垒体系的宝贵情况，接着从贵州又突然向北，于年秋到达第二军团的根据地o我们同第二军团又建立了无线电联络，当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两个军可合二为一，贺龙担任军事总指挥，肖克担任政治领导。开始他们在湘北与敌作战，时而也取得一些胜利。1935年夏秋之交，他们跟随着中央红军的足迹向西转移。
　　年7月底8月初，由第十九师组成的约有七千人的翻~璩『第七军团，从闺西南出发。他们称自己为“红军抗日先遣队”，准备在福建开展游击战争，然后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台，以此来威胁赣闽浙皖交界地区蒋介石的战略后方。蒋介石在清算了蔡廷锴以后，稳住了福建的局势，并让早已准备的两个主攻部队向宁化和汀州方向移动。军事委员会因此命令第一，九军团和第二十四师，在汀州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支援第七军团突围。上述各部队击溃了敌人一至两个师的兵力，并缴获了大量战争物资。这次战役以后，在这里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停战状态。第七军团顺利地进入福建内地，然后挥师向北，可是，1935年初在浙江边界地区为敌人的优势兵力所截，遭到了严重打击，我们同第七军团的联系也突然中断了。第七军团的余部虽然同红十军会台了，但此时红十军自己的处境也极其艰难，．我们从敌人的广播中获悉，1935年初红十军几乎全军覆没，1 927年起义的最杰出的领导^之一方志敏也被捕遇害。
　　年8月初，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重新研究了军事形势，对形势的估计总的来说是满意的，-五月——七月的季度计划也基本上完成了。第六，七军团紧紧咬住敌人不放，最初的形势十分有利{同时在六、七两军团的配台下我们取得了石城和汀州之战的胜利，迫使敢人的主攻部队在整个主要战线上停止了前进。可以说，尽管在北部还有许多小规模的战斗，但是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已经接近尾声了。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敌人在北部和西部战线已达到了它的近期目标，在南部和东部（在福建）它也令人忧虑地接近一阑‘淄E…预期的目标。敌人比以往更加紧构筑堡垒，同时不只限于保护它从后方到壁垒前沿的联络线，而且还建造了几道横贯的堡垒线，以此把堡垒之间的苏区地盘割开。此外还有消息说，敌人在它的后方纵深处围绕中央苏区加固了堡垒地带，并且补充构筑了新的堡垒。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也许因第六、七军团的突围而得到了警告，估计我军主力可能突围，所以千方百计加以阻挠。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致认为，此时此刻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意义的。毛泽东也不再有什么异议，更不用说相反的建议了。此外，他几乎完全引退了。我原先以为他在禁区的政府机关内“养病”；过了很久才听说，他至少从九月份起在第一军团待命地于都逗留了一个时期。好多年以后，他让人散布无耻的谣言，说博古和我借口让他去侦察最有利的突围地点，把他流放到那里去了。
　　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一个八月——十月的新季度计划。这个计划象第一个季度计划一样，由周恩来重新加工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讨论通过，并把它的大概内容通过上海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汇报。在对这个计划进行加工时，嚣和周恩来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我原来的想法是，以中央扛军三十军团突破封锁线，此外在中央苏区内继续部署战略防御，倮证以后主力重返苏区I虽然由于敌人的堡垒地带已经向纵深层层推进，主力能否回来还很成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至少可以保证苏区成为强大的游击根据地。在实行第个季度计划时，就已经有倾向表明，要把第九军团和暂时还只是计划中的第八军团也牵八突围的行动。现在周恩来竭力主‘丁]■羽『一张，撤退整个苏区，包括所有的中央机关，后勤部门和物资等等，并把很大一部分准备留在苏区内和边界地区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也纳入正规部队。通过博古从中调解，我们之间达成了妥协，领导整个准备工作的周恩来实际上占了上风。只是应撤退人员的总数稍有降低，据我估计，降低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结果作战部队被非作战人员过分拖累，大夫妨碍了部队的行动。被编为军团的新建部队的战斗力，当然也有待提高，但这些部队对非正规战争来说是很需要的，而它们的兵力在苏区却是越来越少了。后来的情况证明，这里还是应该留下足够的、可以顺利开展游击战争的干部和战士。
　　据我回忆，这次意见分歧并没有波受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而只是在博古、周恩来和我之间产生的，后来又在完全同志式的气氛中解决了，对外我们还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日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八月计划，已经包含了常委会在九月底作出的关于突围的最后决议的所有主要内容。
　　当时的主要政治口号是动员苏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人民群众中的一切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附属这个政抬口号的“战略”口号是向抗日战争的主要障碍国民党发动大规模进攻，继续积极捍卫现存的苏区。实际上，这当然也是政治目标可是，这一切完全被毛主义的历史编写者歪曲了。他们宣称，毛泽东在当时拟定了一个动员全部革命军队开赴抗日前线的天才计划。且不说毛在制订和实现突围计划时所采取的消极旁观态度，这一点读者可从上述的党内事件中看得很清楚，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那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决不是党和军队领导者的军事计划口突围的目的，只限于冲破敌人对中央苏区越来越紧的包围，以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配合已由第六军团加强了的第二军团，在华南的湘黔两省交界地区创建一大片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侦察结果表明，敌人最薄弱的地方在湘粤桂三省交界处口虽然这里也有四道南北方向的堡垒封锁区，它们之间相距按直线计算约有五十至六十公里，纵深至少有=百至三百公里，在最重要的东西方向上有堡垒相联结。然而这里的堡垒同其他线段上，特别是同北部和西北部的堡垒是不能相比的}此外我们在这里还可以远远走在蒋介石增援部队的前面，而粤军和桂军却根难加入这场损失浩大的战斗，因为这必然会大大削弱它们同中央政府抗衡的力量。这是同我军的意图相吻合的。我军的意图是要避免冒着巨大风险在堡垒地区进行决战，而待我军获得广阔的作战场所以后.+在运动战中打击敌人。
　　五月计划中确定的措施——贮备粮食，冬表，弹药，补充和改编部队等等，在组织上越来越加紧贯彻下去凸新的重要工作是已经着手进行的在中央红军和苏区之间关于人员和物资的分配。根据周恩来的撤退计铷，中央红军扩大为五个军团，由十二个师和两个纵队昀非战斗人员组成(详细数字见后)；苏区留下来的独立部队的人数下降到一万至一万=千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人数不定的农民自卫组织，他们的武器很差，战斗经验也不足。政治机关和干部也作了相应的分配，其中多半只是中央的机关和干部进行出发的准备，而几乎所■—霄弦积旷一一有的地方机关和地方干部都留在苏区。苏区在政治上由项英领导，在军事．L由胨毅领导，而且变得更加独立了八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十月底十一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罔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此外，从华南地区的地理气候上来考虑，这也是行军和作战的最有利的时间。附带说明一下，毛泽东甚至在突围的时间问题上也把是非完全颠倒了。春季，他激烈地反对突围的想法；夏季，他说突围至少过早了j但后来又说突围太晚了。
　　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困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因此，当时关于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队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但是从九月初开始，中央红军的军团已经陆续回到休整地点，九月底十月初，最后的决定作出后，这些军团被调到待命地点。同时，向主要领导干部进行了相应的传达，而中层和基层干部，不管是民政干部还是军队干部，直到最后还只知道上面提到的政治口号以厦关于蒋介石企图大举进攻的情况说明，出发前一星期，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含义，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九月初，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突然向红军递交了一份秘密停战声明。如果不考虑粤军以蜗牛般的速度极其缓慢地向会昌行进，以及许多民团的经常袭击，那么南线从1932年以来一---‘．oL-JL一．1i』雨翻■一直是比较平静的。现在蒋介石发动薪的“围剿”，陈济棠显然是担心，至今一直使他没有同蒋介石发生直接对峙的苏区一旦失守，蒋介石就会同他争夺赣南领地，并危及他在广东的统治。谈判进行了整整一个月，博古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汇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回问；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能让主力继续在苏区内作战。中央政治局仍然决定突围，因为敌人对苏区的封锁已经大大地缩紧了。其次，在我们南线的粤军第一军司令余投谋，是有名的蒋介石同党，他随时都可能从背后攻打我们。粤军驻扎的地区是唯一有利的突围地点，如果不辛q用，以后要突围就很成问题了6以上种种考虑起了决定作用口谈判还在继续，从我们这方面来讲，主要是为了掩饰我们的战略计划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这个问题的无线电往来，是一年半中最后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之深一直持续到1936年，即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准备柑召开时期。众所周知，这次大会重新确定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战略和战术。王明在会土也作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结束中国内战，建立抗民族解放斗争新的统一战线。这条路线同共产国际旨在动员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共同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总策略，是完全一致的。
　　中央同外界的隔绝，正中了毛泽东的下怀，他更加放手加礞硼紧进行反对党的领导的宗派斗争，不惜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过去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所提出的建议任意加以解释和歪曲，以此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一国际主义的干部。
　　毛的阴谋所以容易得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时上海局的领导人李竹声和盛忠亮，在或者被枪杀或者叛变二者必居其一的情况下，选择了后一条道路，投靠了国民党秘密警察。他们供出了一切他们熟悉或者知道的情况，导致了白区很多领导干部被捕，中央和地方党的组织被摧毁，很多重要文件被丢失口蒋介石很可能就是这样知道了我们的突围意图，幸好只是一个大体轮廓，因为具体的细节、特剐是突围路线和日期，当时尚未最后决定，所以也没有告知上海局。从很多情况来看，蒋介石其实已经得到了一些关于我们基本决定的情报。
　　第一，我在上面已经提到，八、九月份第六和第七军团开始突围以后，国民党在后方加强了封锁区的堡垒设置。第二，陈济棠突然递交停战声明。第三，我们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情报），蒋介石指示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大约一个月在九月的最后几天中，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升埘作出相应的修改最晚是九月底，我军主力最后开到待命地点口这些部队事先已由留下来的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从前线换了下来，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的任务是坚持战斗，牵制住进攻的敌人口一切准备工作都在加速进行，并在十月-日基本结束。十月十六日，长征队伍开始行动，在敌人没有发觉的情况下，夜行军向出发地靠拢。
　　．！1]鹾第 三 章长征路上一一根据我1939年的笔记中记载的1934年红军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机关枪的数字只是粗略的估计），中央红军在出发时的实有兵力是七万五千至八万一千人，其中五万七千至六万一千名战士，有四万一千至四万二千支步枪和一千多挺轻重机关枪。战斗部队编为五个军团，第一军团由第一、第二和第十五师组成，有一万六千至一万八千人，其中一万四千至一万五千名战士，有九千至一万支步枪和三百至三百五十挺机枪。第三军团由第四、第五和第六师组成，有一万五千人，其中一万二干至一万三千名战士，有九千支步枪和大约三百挺机枪。除此之外，作为突击部队而承担突围主要任务的这两个军团，还拥有三十至四十门轻追击炮和大约三千枚霰兵工厂制造的迫击炮弹，并且各有两门以上直接瞄准射击的野战炮和几百发炮弹。第五军团由第十三和第三十四师组成，有一万一千至一万二千人，其中一万名战士，有七千支步枪和一百五十至二百挺机枪口新编第八军团由原来的独立二十一师和二十三师组成，有一万人，其中八千名战士，有六千支步枪和大约一百挺机枪。最后是第九军团，由第三和第二十二师组成，有一万一千至一万=千人，其中九千至一万名战士，有七千支步枪和大约一百五十挺机枪。每个战士发了一至二枚手榴弹，每支枪配有七十至一百发子弹。每挺机枪配有三百至四百盅子弹，每挺重机枪配有五百至六百发子弹。
　　所有部队，包括师指挥部，都拥有足够的无线电设备、野战电话和其它通信器材。两支收容纵队也是这样，而且武器装备也很充足，以便在必要时能够短期独立活动，进行自卫。第一行动纵队，或称中央纵队，包括中央委员会、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总参谋部的成员。总参谋部下面设有几个直属部队，其中有一个通信营，一个主要负责修筑道路和桥梁的工兵营和一个肪空连。由军事学院和三个军事学校合编成的干部周负责保卫工作，干部团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特务营，该营拥有武门轻追击炮、六挺重机枪，相应数量的轻机枪和步枪。这支纵队总共有四，五千人，其中两千名战士，有一千五百支枪以及上面列举的武器。属于第二纵队即后勤纵队的是军队的后勤部门，包括一个野战医院、各种机关及党政干部，就数量来说其主要部分是所谓预备师人员。这个师由新招募的挑夫组成，他们负责运送数百包宣传品、银元箱，兵工厂机器，其他工场设备，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行军途中，他们的负担部舟减少后，往往就要作为战斗人员编入部队，以补充不可避免的减员。这个预备师的人员实际上是没有武器的，因为他们带在身边的梭标、长矛和大刀也没有多大用处。这个纵队由保卫部队的一个混合团担任掩护，总共有八，九千人，其中大约两千名战士，有一千五百支步枪和毛瑟枪，以及几挺机枪口这个混合团的人数很不稳定，因为它是根据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弼I『一对警卫人员和警卫部队的需要而设置的。
　　所有参加长征的人，身边都带了大约可以用两个星期的给养，主要是大米和食盐。给养用完以后，就只有巨和必须通过购买和没收来开辟地方上的粮食来源了。
　　这些精确的数字说明，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一，或者象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下同——译者）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象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什。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准备的军事行动。诚然，它在漫长的过程中带有一种退却的性质，这是原先投有设想到的母根据毛轻率提出的并在历史记载中至今流行的说法，突破封锁是军事上失利的必然结果，并且是在敌人的压力下进行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这不是一支被打垮的、而是一支完整的军队，突破了敌人的封锁。领导者们针对敌人的企图和计划作出这个决定，完全是出自本意，出于明智的考虑，即苏区内的不利的战略总形势6问题非常简单，是应该保卫这个四面被围~资源枯竭和部队行动越来越受限制的地区呢，还是应该保存有生力量和夺取广阔的区域，以进行运动战，使我们有希望去打击敌人，创建一个新苏区而又不完全放弃老苏区T如果我们把下面～点作为军事战咯上的主要任务，这个阿题也就迎力而解了，这就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和在全中国的范围内，中央红军作为革命武装的重要部分，根据至今的经验和经济上．政治上、道义上以及技术上的可能，去粉碎敌人的战略企图，并为继续进行武装的阶级斗争创造良好的条件。
　　人们至多可以说，苏维埃运动在中国遭到了一次政治上的失败白蒋介石的第四和第五次“围剿”的经验说明，在三十年代中期新的国际环境和民族状况中，比较小的和互相隔绝的苏区是不能长期坚持下去的。阶级斗争在以后的年代里，越来越汇合到民族革命解放战争中去，而同时苏维埃运动也越来越被统一战线所代替，因此坚持苏维埃政权的这项任务在客观上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把上面列举的数字和早年的数字比较一下，就会清楚看到，中央红军的战斗部队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武器装备上都有所增长，战术训练和政治教育也有所提高I可以毫不夸张地浇，红军自建立以来在这些方面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口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十二个师的战斗力也不相等，第一、三、五和九军团的七个主力师（第一、二，兰，四、五、六和十三师）战斗力很强，而另外五个师（第十五、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和三十四师）刚缺乏正规战争的经验0 1934年刚刚参军的战士，就是在主力师里也占了相鲞高的百分比。这的确是严重的缺陷和弱点。尽管如此，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央红军中还是拥有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它完全能胜任自己所面临的新任务。
　　为了完整起见，在这里我讲一下就我们所知道的中国红军其他独立作战部队的实力.一般说来它是与1934年年底总参谋郭估计的数字相符台的口红十军和第七军团在损失严重的战斗之后，总共还有六千至八千名战士和五千至六千支枪，他们只能依靠一块狭窄的根据地与敌周旋，根据地的面积在五千至七千平方公里之间，居民将近有五十万人。主力从中央苏区撤出之后，这些部队由项英和陈毅领导，但是1935年主力缸军和他们就失去了联系。
　　第二军团和第六军团台编以后，有一万五千至两万名战士和一万至一万二千支枪，其根据地的面积经常变动，曾达到两万平方公里，只有大约一百万居民。
　　在四军团以前的根据地，徐海东领导的地方部队合并成第十五军团，有五千至六千名战士和四千至五千支枪。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洗劫和屠杀，老苏区已经难以坚持，十五军团便在1934年底向西北挺进，它可能是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同意，这我就说不准确了。 一关于四军团的流言传播甚广，我们同它一点联系也没有以后，四军团同地方军罔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斗争，直到年夏在川北创建了一块根据地，据称有两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一百五十万人口，一时甚至达到四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三、四百万人口口但是，后来四川军阀纠合在一起，蒋介石叉调动了四，五个师的兵力并且采用了象对付中央红军那样的堡垒战术，四军团在这种压力下不得不继续向西撤退。传说．在主要居住着少数民族的川康交界地区，它创建了一大片新根据地，并成立了苏维埃联台政府。关于第四军团的实力，说法非常矛盾，一般说战士人数在十万和三十万之间，这无疑是被大大夸张了。根据总参谋部的清醒估计，大约有六万名战士，三，四万枝枪。可是_，据说四军团没有重武器，只有相当少的机枪。关于四军团的实力，估计数字之所以如此悬殊，可能是因为四军团在离开川北的临时根据地时，还撤走了一部分居民。
　　这些颇为不足和不可靠的数字，大部分来自敌人方面，但仍然可以说明：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中国红军其余独立作战的部队大部分也在1 9 34年左右放弃了他们以前的根据地，那些由于当地的情况没能这样做的部队，以后也或多或少地被瓦解了，红十军的情况就是如此。
　　十月十六日晚上，当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项英约我进行一次个人谈话。因此我同护送我的人员就落在后面了，第二天才赶上了纵队。中央纵队象所有的长征队伍一样，也只是在夜里、在黑暗的笼罩之下行军。同项英的谈话j■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i。
　　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口项英显得非常乐观。虽然蒋介石这时已经开始了新的“围剿”，并且由于我们的独立部队在各处只能与敌人进行周旋，粤军此时在南面也同样加紧向前推进，兵临会昌城下，他仍然认为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并非不利。未被敌人占领的连成一片的苏区还有两万五千至三万平方公里，另外有一些是被敌人或多或少截断昀还存在苏维埃地方政权的“岛屿”o把这些地区都算在内，留下的居民仍有二、三百万人。当然也应该估计到，这个数字会相当快地减少下来，因为可阻肯定地说，进攻的敌人不仅会占领和“清洗”少数还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县城和所有比较大的村镇，而且也会把沿途的村庄和这个。
　　地区中心的富庶平原扫荡一空。然而，项英计不气馁。一、两个星期以来，所有危险地区的撤退工作已在进行，民政机构、干部和储备物资都转移进，难以通行的山区。自愿跟随他们撤退的还有老百姓中最有觉悟的、特别是参加了地方自卫组织的那一部分人4当然，项英对迟早会来到的经济困难，也感到颇伤脑筋一旦主力突围成功，陈毅领导下的独立部队就会比现在更加分散地，从山区适宜的根据地出发进行游击战，而赣闽粤和湘赣交界地区中险峻的蜿蜒连绵的山脉，将为此提供堆好的条件。
　　以后的事实，证明了项英对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q蒋介石的军队虽然于1934年底开进了已成一片废墟的红都瑞金，但他必须把大部分精锐师团迅速派往湖南和西面更远的省份，分头进行追剿。江西革命武装的主力常年未受损害，它甚至从分散的和被截断后叉回到老苏区的主力部队那里补充了一些有生力量。这样，项英和1937年接替了陈毅的叶挺就能够在国民党的容忍下建立新四军，其实力在短时期内达到了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人。然而，当新四军1941年奉命北上，开赴日军后方作战时，陷入了国民党军队的埋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项英战死，叶挺被俘。有谣传说，新四军接到了从延安来的同国民党商定的协议相连背的命令，因而引起了事变。最新的调查证实，新四军确实从国民党有关部门得到了开拨到长江以北在日本人的背后作战的命令，但是出发时间给耽搁了，因为毛泽东发出了相反的命令，毛的意图显然是要保存和扩大长江以南国民党后方的岛革命根据地”p当新四军经过长时间反复考虑终于出发时，国民党军队已经集中了兵力，然后对行进中的新四军进行了袭击，当时特别对准了新四军的军部。这样，项英就成了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和毛泽东角斗的牺牲者0 1938年年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上诽谤项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圈为项英忠实于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定地代表了民族解放战争中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我在事变之前，早已作过这样的评价。因此，项英之死并不是不合毛泽东心意的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和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顾及到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谈话中选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冉我想在这里插几句话，我在江西逗留期间，这位过去曾经勇敢地反对过毛泽东政治上的轻率行动，努力使中国共产党能有一条正确的，与共产国际相一致的路线的杰出革命领导者，就已经不再起什么明显的作用凸据我所知，他还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府人民教育和文化委员，但几乎不太引入注目了。这只是由于他的重病，或是还有什么政治阴谋，我就无法说明了。1935年在试图撤出苏区的途中，瞿被国民党的暗探抓住并被处死了。
　　毛和“红丑兵”甚至到最近还在继续玷污他的英灵，并把他的名字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抹掉。
　　象以前一样，项英这次也对毛的恐怖政策，以及毛在年左右对忠于党的干部所进行的迫害，作了明显的暗示。同时，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可是，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b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中央红军兵分三路，通过赣州和会昌之间未被敌人占领的缺口，向江西的西南端进发，在信丰一带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渡过了赣江的一条源流——桃江。这段战线是由广东第一军第一师把守的，我们对他们的阵地以及我们的进军路线和进攻方向都进行了极为详细的侦察，几个夜晚之内我们的部队就到达了他们的前沿阵地。第一，三军团使用了储存的重武器，出其不意地突破了敌人的阵地，击溃了粤军第一师，而自己在战斗中几乎未受损失。这次战斗获得了圆满的胜利，就连毛泽东对此也不得不承认，尽管他感到不甚痛快。
　　随后，三路大军不停顿地向湘赣交界地区——我们必须突破的第二道封锁线继续进军。根据我们对形势的判断，主力部酞向预计在我们前面和左面积极行动的粤军和桂军发动进攻，而用较弱的兵力掩护右翼向北挺进，估计在那里国民党中央军很可能还投有出动追击。困此，中路军由作为突击部队的第三军团以及中央纵队和后勤纵队组成，并以第五军团…] 旷；作为后卫；右路军负责北翼的掩护，由第八军团组成；最后是左路军，它作为第二突击部队，同时作为掩护南翼的部队，必须占领广东边界上设防的山隘口，抵御住粤军和以岳桂军町能发动的进攻，由第一军刚组成，第九军团作它的后卫。
　　第三军团从正面顺利地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第一军团在地形不明的大山里，没有地图可循，被迫在羊脑小遭上和狭长的深谷中行进，因而未能占领他们前面设有坚固堡垒的隘口，侧面叉受到粤军赶来增援的部队的威胁，而自己却不能展开兵力对付他们。至此，第一军团必须掉转头来暂时拐入中路军的行军路线，以便绕过自然障碍，避开敌人的侧面袭击。
　　这样，就失掉了几乎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兵力强人的粤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开始在后面紧紧追赶，使得第五，九军团好几天都陷入损失巨大的后卫战斗之中。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样（中央三人小组），马上抓住了这个时机，激烈攻击博古、周恩来，当然首先是我。我们承认，在确定第一军团行军方向时，我们犯了错误，但这个错误，正象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一贯性的一，过失在于情报侦察的不准确。虽然，毛泽东出于种种理由不让朱德参与此事，但朱德是站在我们一边的母因此毛准备重新在党和军队的领导中挑起泉派斗争的企图，从一开始就破灭了。但是，从这时起，他把这个斗争公开地继续下去了。他对每个作战方案都加以非难，特别是我提出来的每个建议，他都表示反对。他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它逐渐分裂。当时，他所凭借的是许多长征参加者的情绪，特别是那些在新编韵队和后勤纵队中屈服于突围的困难、惊慌失措和只想到退却回家的人的情绪。毛不去反对这种情绪，反而对此人加煽动。
　　由于敌人在此期间加紧进行追击，我军在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又损失了许多时间，现在必须加快行军速度，而这也给毛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借口，因为逃兵和掉队的人数在日益增加。
　　我们以强行军的速度前进，终于成功地在蒋介石大队人马到达之前，在刚剧测定的一段汉粤铁路旁边冲过了出较弱的湖南兵力把守的第三道封锁线。向第四道即大家知道的湘江沿岸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的进军，尽管湘桂交界地区道路难行，以硬后面紧迫不舍的粤军不断给我后卫部队施加压力，我们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同时我们通过无线电侦察得知，蒋介石三、四个师的兵力由周将军指挥在我一侧平行方向进行追击，并力图夺取位于广西北部的县城垒县（全州），同时打算渡过湘江，在这里堵住我主力，乘我军渡江之际消灭我们。
　　当我们先头部队到达县城时，发现周已走在我们的前面了。周的一个旅占领了县城，将主力埋伏在离县城不远的地方心全县四周的城墙又高又厚，就象中国内地大部分古城一样。用我们的武器攻城看来不大可能，至少要消耗很多时间和付出裉大伤亡。在全县的近郊进行决战也几乎不能成功，因为在这个地区兵力很难展开，而且此地居民主要是少数民族——瑶族和苗族。
　　因此我建议，执南面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遭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在那里没有修筑睹御工事口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他要求同周的军队进行一战。洛甫和王稼祥支持他的意见。最后在军事委员会中进行表决，表决结果票数相等。朱德，周恩来和博古同意我的建议，朱德作为会议主席，他的一票起了决定作用。
　　然而这期阳』又过去了两天宝贵的时间，出敌不意的时机也失去了。而且由于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向我们的左翼发起进攻，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虽然第一、五军}I情匿略击退敌人进攻，第三军团也能够突破封锁线，但是，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特别是第五军团遭受了很大伤亡，它的第三十四师被截断，无法与主力重新会舍。这个师未能突破重围回到江西，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转向湖南，在那里进行地方性的游击战争，以后加入了第二军团。还有第八军团（第二十一，二十三师）和第九军团的二十二师减员也很严重，但主要不是打仗的结果，因为除了掩护战和后卫战以外，他们几乎没有参加大的战斗，而是逃跑和离散，掉队和生病所致。警卫团，特别是后勤纵队预备师的情况也是这样。随军携带的大部分物资，已在突围战斗的近两个月中消耗殆尽，或者成了多余的累赘。此外，为了提高中路军的灵活性，在越过湘赣边界之后领导上决定，把一部分笨重的机器和工场设备就地丢' I．，摆脱了沉重员担的挑夫大部分也都留下了，有的留居在当地老百姓中间，有的成群地或单个地返回自己的家乡。
　　损失最大的是按照周恩来的撤退计划新编成的部队，这些部队主要由动员兵和白愿兵组成，作战经验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作战经验。据总参谋部的粗略估计，他们在占领贵州东部县城黎平时损失达到百分之五十，预备师的损失甚至达到实雠旷有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五。向遵义的继续进军看来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他们到达遵义时的人数，同在黎平时一样，减员不多。
　　主力部队，即第一，三、五和九军团久经战斗考验的许多师的减员保持在很小的限度之内。
　　尽管在突围的最后阶段损失这般严重，但中央红军仍在年1 2月中旬——出发两个月之后，顺利地冲过了在德国军事专家看来是不可攻破的国民党层层封锁。长征队伍这段时期在极其艰难的地区行程达五百公里，历经数十次小仗和三次大仗，终于夺取了广阔的战略区域。蒋介石妄图把红军消灭在堡垒区的计划失败了。我军主力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山，在笨重的后勤纵队和临时组成的部队把自己的累赘大部分甩掉以后，主力部队在质量上甚至还有所提高了。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的确为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和长征以后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⑥ 还是那个肖劲光，在全县战斗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他在1933年秋天第五次“围剿蚪开始时，把中央苏区东北军区的大片土地及战略重镇黎川不战而弃了。今天我不能够确切地说，他在全县战斗中指挥的是什么部队，在中国编年史中这段插曲当然已无人知晓了。可能当时是第三十四师，也许是第八军团两个师中的一个。无论如何，事实是，当敌人的部队出萁不意地接近他的指挥部时，他带着警卫人员逃跑了，丢下他手下的部队，听天由命。后来这些部队有的被截断，有的被打散。他在总参谋部报告时，却好象没有发生什么事。我们臼然谈到了这件胆怯失职的事件，我当时说，应该把肖交给军事法庭处置。毛泽东象以前一样又出来庇护他，肖被调到后勤纵队，事情也就此了结。1937年我在延安见到他时，他当卜了陕北留守处主任；1955年毛又让他当上了海军火将。在澧义毛利用我的话诽谤我、加罪于我，说我使用了“恐吓和惩罚的手段”。
　　中央红军按照计划继续向西前进，然而在战术上有了一个很小的，但很重要的变化，这就是：中央红军避开广西的区域而采取了一条大致向北的、朝着湘黔交界方向的路线。这样中央红军就从丛山峻岭、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居住地进入了好客的汉人地区。此外，粤军和桂军也停止了追击，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地盘不再受到危害了。我军暴露了的南冀，以前常常受到威胁，如今消除了，而我们沿途遭遇到的地方保安队和民团对我们也无可奈何。相反，周将军却继续在我军行军路线的北边平行方向进行追击，但他暂时并不进攻我们。
　　显然，只要没有国民党中央军大量增援部队的援助，他在堡垒区以外就会感到力量不足。年底我们越过贵州边界，击退了那里地方驻军的无力抵抗，占领了黎平。
　　在一次行军间隙中，总参谋都对部队暂时的实有兵力进行了统计。在此基础上，军事委员会一致同意着手对部队进行改编。决定解散第八军团，第九军团的二十二师和后勤纵队的预备师，以这些部队的指挥员和战士来充实第一，三、五相九军团的各个师。中央红军这时由八个有战斗力的师组成，第一，三军团各有三个师，第五、九军团各有一个师。关于实有兵力的人数，据莪的回忆，没有提到，但战斗部队肯定至少还有四万五千人，这差不多相当于中央红军最后在中央苏区、也就是说在按照周恩来的撤退计划组建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之前的水平。一直到遵义，兵力人数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啬在贵州有少量减员，但通过征集俘虏中和农民中的自愿兵而弥补．}-了。周恩来在遵义也说是四万五千人，他肯定知道这个情况，闻为他在总参谋部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
　　非战斗人员部队的减员很厉害，后勤纵队比中央纵队更为严重。这两支队伍的人数下降到三，四千人，甚至也许更少。军事学校和军事学院的警卫团以及掩护团被改编成营。
　　总之，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变得更有利了，现在不是三比一，而是六比一。此外，我们把携带不便的辎重，包括那些用完了弹药的重武器统统扔掉了，中央红军由此赢得了更大的灵活性。简言之，运动战的一切条件现在都已具备，问题只在于，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的。
　　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它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卜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井在洲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刨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甲至于怎样实现这一点，他却闭口不谈。四军团目前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的并不确切，因为和它长期没有联系了j此外同二军团的无线电联系也在行军时中断了。
　　我很费劲地听了这个谈话，好象过早地走开了。从年秋季以后，我染上了严重的热带疟疾，这段时间发作得特别厉害。春季到达滇北山区时，我的病况才逐渐好转。当我看到所发布的命令时，我才知道了撮后决定的全部内容。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
　　占领黎平之后，我们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彭德怀和林彪也参加了，我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周恿来事先来问我的意见，我提议，改变行军方向转向西北，以便绕过省会贵阳（因为根据我{『』的情报，已有六、七十蒋介石的部分机械化精锐师向贵阳方向出动了），渡过乌江，消灭较弱的贵州省军队，解放乌江以北和以西的、以遵义城为中心的地区；然后在这个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寻找同蒋介石向前推进的军队进行战斗的时机。
　　虽然这个方案，除击最后一部分，大体上符合毛泽东在以前的谈话中所表示的意见，但又被他粗暴地驳回了，他没有提出一个不同的建议。其实，如果撇开周恩来提出的几个战术行动，向遵义继续进军的方案，同我的建议并没有什么区别。
　　从黎平到遵义，我们又走了三百多公里的路程，这次行军是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完成的。这个地区没有防御工事，我藤㈦r『们可以加快自己的行军速度，而且又有足眵的伪装用来对付频繁的空袭}敌人的空袭不断加剧，以扑充或代替地面的追击q虽然这个地区很贫脊，资源也很少（贵州是中国南部最落后的省份），但是部队的给养没有发生困难。我们除去占领了一些较大的村镇外，还占领了好几座城市，其中有富饶的商业中心镇远。我们没收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大批存货，不仅能够保障自己的供给，而且还可以分发给穷苦的老百姓。当地居民友好地接待我们，有时还派代表对我们表示欢迎。我军只与贵州省军队有过直接的战斗接触，他们的装备不如我们，而且训练也很差，至于他们低落的士气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认真地试一试，来进行长时间的抵抗，就被我们赶跑了。
　　乌江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是我们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新贵州军在河边构筑了防御阵地，所有船只都被拖到河对岸去了。第一、三军团的先头部队迅速扎起竹筏，强渡过去，拿下桥头堡。在他们的掩护下，主力部队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修起两座竹桥，急忙渡过江去。这里的敌人也是在开始时抵抗了一阵，然后就仓惶地撤退了。
　　第二灭我们得知，蒋介石的两、三个师，估计是周的军队，急速行军从湖南边界向乌江推进，显然是打算在我们渡江时进行装击。本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袭击并消灭这两个师，因为敌人必须从对岸渡过乌江，而我们可以在江岸这边伺机行动。我认为，我有义务提出适当的建议，但是毛泽东却根本不愿听取。在这种时刻打丁胜仗，好象是会破坏他的计划似的。他急着要赶到遵义，因为他认为：经过长期和彻啊；iir：…’底的准备，打击党的最高领导并重新掌握军队的时机成熟了。
　　照他看来，这根本不需要军事委员会作什么决定，他的一句话就足够了口从乌江到遵义这段短短的路程，袭们走了两三天。贵州军队不敢与我们作战，他们或是逃跑，或是溃散了。省主席王家烈不愿动用剩下的四、五个师，让它们继续向西撤退。中央红军一举解放了这个拥有一万五千平方公里土地、人烟稀少的地区，除了省主席的夏季住地遵义外，还占领了遵义以北的商业中心桐梓。中央红军就此还控制了长江港口重庆和省会贵阳之间的重要交通线。
　　我们向这些城市的进军如此之神速，以至很多居民（遵义将近有一万人口，桐梓还要多些）几乎都留了下来，甚至那些国民党官员、大地主和大商人也没来得及逃走。粮食布匹等大批货物都落^我们手中，但我们最急需的枪支和弹药等战利品却很少。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提出口号，准备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但根据地是临时的，还是固定的，没有央定。方面军的总政治部，军团和师的政治部，首先是干部预备队中的党政干部展开了紧张的活动，组织宣传鼓动队，召开群众大会，成立革命委员会，把没收的储存物资和劳动工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分给穷人，建立自卫队和征募自愿兵，甚至还规划了土改的最初步骤。
　　都队得到近两个星期的喘息休整时间}因为蒋升石停止了消耗巨大而叉徒劳无益的追击，他需要时间重新部署他的是力，并把它们的行动与黔滇川等省地方军队的行动协调罩…㈣I硼濉起来。
　　当时的形势，决不象中国官方的历史记载所描述的那样，“党在长征的极端艰难危急的关头，保存和锻炼了红军基干，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的危机。”①相反，中央红军＆期以来从没有象现在这样行动自如，它完全有能力采取主动。
　　毛泽东不去这样做，反而利用这次休整时间，强迫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了所谓的扩大会议。他之所以能够毫不迟疑地这样去做，是因为他知道大多数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是支持他的，其中除了洛甫，王稼祥和陈云外，还有在某种程度上半心半意支持他的周恩来。但是他仍不满意，还邀请了临时革命政府委员、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军团和师的指挥员，政委等来参加1 935年1月7—8日举行的会议。这些人形成了多数，他们违背党章的规定和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不仅参加讨论而且还参加表决。即使把1 934年1月五中全会补选的委员考虑在内，那束，三十五至四十个与会者当中肯定有三分之二，甚至可能有四分之三不是中央委员，更不用说是政治局委员了。这是这次会议的第一个特点。人们不禁想到今日中国在所谓“九大”以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o人所兆知，会上毛集团分子和红卫兵对出席会议的少数中央委员，也是施行了以多压少的和恐怖的手段。
　　第二个将点是：象以前五中全会一样，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避而不谈一切革命基本问题，例如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世界①见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北京1959年，英文版第2明页臂‘、馏匪硼‘的主要矛盾，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等等，关于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争论不休，投有结果申会上，既不谈国际形势，也不谈对苏联的关系和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斗争，甚至关于抗日战争，这个中国红军未来的战略目标和多年来共产党和革命政府的主要口号，在会上也只字未提。会议的唯一题目是关于反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和长征第一阶段的总结。
　　会议内容的这种限制，以及会议的组织成份，从一开始就保证了毛泽东去贯彻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的纲领。为了万无一失，他非常明智小心地不去攻击中央的政治总路线。他说，这条总路线大体上是正确的，只是“局部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以后他又反过来把这条路线咒骂成彻头彻尾的“第三次左倾竹。他把批判的全部火力都集中在中央红军的战略和策略上，也就是集中在纯军事问题上。
　　在谈到遵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果和决议以前，我认为有必要对会议以前的历史和有关会议的其它情况作一些综合性的说明。我在此依据的是文件记录，对其内容的真伪，我是没有理由去怀疑的。
　　毛泽东在遵义有何目的呢？非常明显，他是要对1928年“六大”对他的批判，以及他在1932年8月宁都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和1 934年1月瑞金申央垒会上的失败进行报复。在宁都，他在中央苏区政治和军事领导中的独裁统治被打破了，主要是因为他不顾领土丢失，不顾百姓利益，顽固坚持向山区退却的战略。现在，他通过利用组织上和战术上的个别错误进行煽动，特别是通过臆造论断和诽谤陷害等手段，有可能实现他多年来派性斗争的目标了，这就是贬低党的领导，消除总书…_]li硼记博古的影响，完全恢复自己的名誉，并把军队重新“抓在手中”，从而使党服趴他的意志。
　　为什么他敢于在遵义这么千呢？第一，突破封锁线以后，整个政治生活和党的工作实际上只是在军队中进行{而这支军队，正如我咀前多次提到过的，几乎完全由农民组成并受职业军人的指挥。毛在部队指挥员中和部分政治工作者中，由于多年共同战斗，有许多追随者。中央苏区的转移，在他们中间引起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和不稳定的感觉，这是他有计划煽动起来的。第--，许多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的革命领导人，如李大钊、张太雷、彭湃、邓中夏、恽代英、罗亦农、向忠发和蔡和森，有的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丁，有的被阶级敌人杀害r。其他领导人，如瞿秋白、王明、项英，方志敏和张国焘（瞿和方不是政治局委员）也都没有在遵义。另外，在党的最高领导人中有一些比较年青的干部，如王明、博古．洛甫和周恩来，他们当中只有周恿来在军队中有支持者。第三，党在思想上还不够巩固，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也或多或少有点偶然。百分之八十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不是在“六大押上选出来，而是后来补选的，政治局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就他们的社会出身来说，据年统计，中央委员里只有百分之十一是工人，百分之二十六是寝民，同样百分之二十六是职员和知识分子，百分之三十七出身于地主和商人阶层口因此毫不奇怪，当时中央委员会百分之三十六的委员，后来在各个不同时期投降变节了口特别是1934 -1935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阻，阱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地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
　　另外，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对下一步应该怎样走没有一个清楚的设想q原先的计划，即和二军团一起在华南建立一个新苏区，由于毛泽东断言此计划不能实现并从中作祟，只好放弃了，而在贵州建立一个根据地的想法，如果不是带有自发性的话，也是一时冲动的产物。毛泽东考虑和四军团会师的设想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因为谁也不知遭应该怎样去实现。至于向西北、向陕甘宁地区进军，在那里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一事，在当时就是做梦也没有人想过。党的领导人根本不知道那里有一个苏区年夏通过张国焘才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这段神话竟被大肆宣扬，说毛泽东在遵义天才地设计了红军所有部队共同开赴抗日前线的方案白这是纯粹的臆造，这一点甚至从会议的“决议竹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人们就会懂得，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在遵义的一部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中占了上风。博古除了同意会议的组成及其片面的议题而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他估计到，毛及其追隧者将会对他和周恩来，当然还对我，进行尖锐的攻击，但是他希望客观地评价当时的局势，共同解决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面前重要的刻不容缓的问题。然而，他受骗了，毛一心一意所谋求的只是讨论错误和换班两件事。
　　卜硼瓶会上，博古首先作了政治局常委会的报告，接着周恩来在另一个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他们讲的都是围绕已经提出的题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第一阶段的总结。他们的论点是，中央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领导一般说来是正确的。至于红军放弃中央苏区的主要原因，他们则列举了一系列主观和客观因素。所谓客观因素，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给予大量借款、提供现代化军事技术和配备军事顾问等手段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援助，使得蒋介石能够巩固他的中央集权，并建立强有力的军事优势；另一方面是革命的即共产主义的运动，在国民党中国十分薄弱。
　　所谓主观因素，他们谈到：中国共产党在白区人民和敌军中政治工作不足，游击战开展得不够，以及在贯彻基本正确的军事战略上犯有战术和策略错误。
　　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他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这就给毛提供了他所希望的借口，把他的攻击矛头集中在我们两人身上，让到会的多数人起来反对我们，而他对周恩来却大大地加以庇护。他把周恩来的真正错误，例如周关于在长期战争中通过战术上的胜利来夺得战略上胜利的理论，都算在博古和我的帐上，还对突围时非艋斗人员给中央红军带来的极大负担，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
　　在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之后，毛发表了长篇讲话，实际上这是主要的报告。他一反往日的习惯，作报告时手里拿着一份显然是经过详细拟定的讲稿。他说博古的报告“在基本路线上是错误的”，博古“过分估计了客观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对当时所谓在中国存在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因而他得出了认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这一“机会主义的结论”。
　　在敌人对中央苏区实行封锁的条件下，红军的灵活机动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并且不得不对慢慢集中推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作战，而敌人所依仗的是多年来构筑的并在第五次“围剿”中逐渐完善起来的堡垒和岗楼封锁系统母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指责博古，周恩来和我，说我们“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门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打，“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试图“阻止敌人的进攻”而不是“把敌人消灭在垒胜的最后决战中”o所有这些指责都是牵强附会的，我在前面对江西斗争的描述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心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经是消极防御或阵地战的信奉者。在遵义会议以前，更确切地说，在广昌之战以后出现的有争执的问题，除了突围方案以外，始终只涉及少数几个战术上和策略上的决定々毛很善于蛊惑人心。他虽然依据五中全会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次议侈谈“革命局势的新高潮”，但同时又象在瑞金一样，总是说“革命低潮抖，并且从中引出他在遵义还坚持的战略防御理论，认为如杲存在有利条件，就能够而且必须舍从战略防御转入反攻。人们不会忘记，没有任何人象毛泽东那样直到垠后一刻还在反对突破包围圈，而现在他却反过来说突围太迟'r、太仓促了。
　　同样蛊惑人心的是，毛歪曲事实并武断地说，中央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在五次反“围剿”期间“常常轻罩易地强攻堡垒”，从中央苏区撤退时又采取了“不战而逃的路线”，“把战争当儿戏’’。
　　这些论调是很容易驳斥的，但这就意味着，我不得不重复了。我想，我对中央苏区和长征第一阶段情况的清楚描述已经足以证明，毛的责难，除了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确实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以外，都是站不住脚的。然而毛却把这些缺点错误无限制地夸大，并且说成是普遍性的。下面有两个事实无论如何是确定无疑的：1 9 33年10月-1934年1 0月这一年中，兵力薄弱，装备很差的中央红军不仅在拥有五十万人和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面前岿然不动，而且使敌人遭到了惨败口其后，红军井井有条地重新进行了改编，顺利地冲破了四道封锁线，保存了有生力量的战斗力。而所有这些却被毛说成是“把战争当儿戏”
　　在遵义会议期间和遵义会议以后，毛试图把事情说得好象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军事战略方案的分歧，他自己代表的是正确方案，博古，周恩来，我和其他人代表的是错误的方案。在红军建立以后的最初几年里，确实可以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见解。但正是毛泽东在二十年代束，依赖于井冈山这个天然屏障，时而热衷于一种实际上是消极的防御，时而以伏击和偷袭的形式进行“流寇战_ .以后又与李立三的胃险进攻理论相一致，去进攻敌人的大城市和坚固的中心地区。而在三十年代初，他叉采取了向山区逃跑退却的方针0 1931年中共中央四巾全会之后基本上有了．个统一的战略方案，这个方案是通过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以及朱德、彭德怀，方志敏，贺龙、刘伯承和中国红军其他许多杰出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共同努飘]哺硼力制定出来的，而且适应了时局的不断变化。毛泽东也参与了此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军事观点向来缺乏逻辑性，和那个他归功于自己的“唯一正确”的方案，很少有共同之处。
　　凡是毛在他的讲话巾所阐述的共同制定的战略计划，其内存毫无疑问都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正确原则，对这些原刚，人们并投有什么意见分歧q遵义会议之前和遵义会议期间有争论的问题，我已经多次说过，只是涉及战术上和策略上的问题。但这就使毛有机可乘，把“曲解和损害中国红军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抖的罪名，强加给那些在这些问题上持有不同见解的人，并给他们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标签。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实际上这是经过编者加工的毛泽东的讲话）这样写道，“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打，这条错误路线的根源在于对客观困难估计过高，特别是对红军和苏区的力量估计不足。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态度是；在军事问题上反对“单纯防御路线”，同时在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形式十年以后，我们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毛泽东撰写的，1 94 5年4月20日在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通过）中看到了完全相反的意见。这里写道：“左倾”的发言人（印博古领导的中央）“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
　　等等”。还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甚至认为，红军对于超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o"①①《毛泽东选集》弟3卷，北京1 953年，中文版第1002页。
　　矾腿盯为了给他的所谓第五次反“围剿”中党中央的方案是错误的这一论调寻找根据，毛竟不惜把他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是正确的政治口号歪曲成战略目的。他声称，“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誓死保卫苏区”的口号被博古、周恩来和其他人篡改成军事命令，并由此给红军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毛泽东对1934年年初福建事变的论述，达到了他篡改历史事实的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对此已经作了详尽的叙述，在这里我想简短地概括一下。毫无疑问，党中央疏忽了对蔡廷错十九路军的及时有效的支持。这首先是一个政治性错误凸这个错误与弗雷德的冒险进攻方案一起，在军事上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并给第五次反“围剿一的斗争增加了巨大的困难。但是，大家想必还记得，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遗憾的是还有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在瑞金的毛泽东，正是他们警告说要防备蔡廷锴，反对中央红军直接和马上与十九路军合作。在遵义毛泽东干脆倒打一耙，诽谤和指责博古和政治局常委会，说他们“不了解十九路军和人民政府的存在对我们十分有利。”同时，他在遵义仍然把十九路军说成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还说这个派别为了维持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给自己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因此对群众更具有欺骗性。，他甚至枉遵义还毫无改变地坚持这种宗褫主义的态度。同时，他又提出一种原则，我们必须“帮助任何派别反日反蒋的斗争斗，这是对于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这一正确原则的极危险的修正。后来，毛从这个原则引伸出同地方军闰实行联合的政治口号，以破坏正在兴起的民族统一战线。因为，不去进行抗日的民放革命战争，而去进行反对蒋介石的内战，一直是他的主要愿望。
　　毛还把搞宗派的罪过，推到从一开始就赞成同十九路军紧密合作的博古和其他人身上。报显然，毛是想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投机，因为绝大部分与会者不知道福建事变期问的错误政策和战略的具体背景，也没有人向他们讲清这一点。
　　最后，毛泽东为了诋毁我并孤立博古，对领导方法进行了最激烈的攻击，把这种方法说成是‘‘极端的恶劣’’。他给我的罪名是：我“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卵，在军事问题上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o但是. -个外国顾问既设有下达指示的权力，又不懂中文，和外界又没有联系，怎么才能做到这些呢？
　　他对此却始终讳奠如深。毛企图以此说明，政治局对“战略战术方面刚极少注意”，政治局常委会，即博古“积极的拥护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o是的，参与决策人的范围是很小的，可是说军事委员会的大多数人（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是军委委员）“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我是“徒然的”，那就根本不是事实了。毛蛊惑人心地把他的派别“中央三人小组’’和军事委员会的大多数混为一诚，至于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我在前面已经详细地谈到了。集体领导首先是由毛本人以及部分地由洛甫和王稼样破坏的，他们为了进行宗派的煽惑活动而参加军事委员会会议的次数越来越少。在遵义人们根本就不把我看成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但是几年以后，当事实的真正联系已经被人遗忘，有人为了使以上令人难以置信的论断得…孵腰瓣…到较为可信的解释，又到处传播，说我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在某种程度上强加给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审毛在讲话的结尾，突然以一种十分乐观的语调说，“我们红军的主力仍然存在着”，这与以前他自己所谓红军的损失“达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的论调自相矛盾。他还提出了“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的任务，并强调说，这个任务“只有在自己艰苦奋斗中竹，而且“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如果人们撇开新根据地的地理位置继续西移这一点不谈，那末这个如此仓促地制定出的目标与突围之前制定的战略方案，从根本上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更笼统更没有约束力罢了。至于是否和怎样实现同二军团或四军团的协作，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对此事会上根本就没有谈到。毛不能或者不想作出任何一种选择。
　　由于从一开始一切基本政治问题都被撤在一边，所以迫在眉睫的问题，即党和革命的前途问题，也未能解决帚对于日本侵略所引起的民族危机，只字未提，对于动员广大民众进行抗日战争，也只字未提。虽然，这个口号从1931年以来就是红军的主要政治口号，而且同全中国人民息息相关，并为他们所了解。这并不奇怪，因为对于毛泽东来说，占第一位的从来就不是政治斗争，而是军事斗争和内战4这一点从他的讲话中已经清楚地流露出来，在以后经过编者修改的《提议》中也是明白可见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在策略上追求两个目的。
　　他想为自己赢得与会者的多数，同时使他的“对手”至少保持中立。一方面，他把党中央内部的两派对立起来，称为“我们”
　　和“他衄”。我们，即原告，指他本人和他的追随者；他们，即被告，指博古，周恩来、我和其他人。甚至他的讲话从形式上来看也象律师的弹劾演说，而以他的讲话为基础的《决议》也颇象一纸公诉状。例如在《决议》中写道："我们不能否认：堡垒主义造成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新的困难(而他们晕：初却以左的空谈轻视堡垒主义) "，或者“不否认而且应准备红军的技术条件”，如此等等。
　　另一方面，毛清楚地知道他对党的领导者的指控大部分、恰恰是最严厉的部分，是投有任何根据的，因此他不得不狡猾地玩弄手段。我在前面已经援引过，他虽然声称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由博古，周思来和我主持制定的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是错误而有害的，但同时叉肯定说；“党中央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在他控诉了博古十恶不赦的罪状并将撤离苏区的责任强加给博古之后，他缓和了他的指拄，说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总之，他的讲话除了以诽谤诬陷和肆意歪曲，还阻含混不清和矛盾百出而著称。
　　由此人们可以看出，在遵义毛所关心的不是解决生死攸关的原则问题，而是一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这场派别斗争将为他通过军队夺取党的领导大权铺平道路。
　　但是，这个派别斗争的特点，并没育逃过与会者的眼睛。
　　所以，毛苒三强调，要防止把他和他的追随者的登场视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决议》上也是这样写的。事实上，人们私下也在悄悄议论，因为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之间的角色分配太引人注目了，竭力操着粗暴声调的林彪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口相反，朱德．彭德怀和划伯承发表意见很有分寸，可以说是很羽删曩谨慎的。与会者大多数沉默寡言，观望等待，他们的神情就象在接受命令。
　　博古直至最后还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表示同意对个别战略和战术决案的批评，并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忠诚地进行协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才承认了《决议》。
　　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地倒向毛泽东。至于我呢，我只能吃力地跟上两天的会议。伍修权显然不乐意给我翻译，而且译得也不完全。因此，我在得到会议记录或者至少是尚待作出决议的文字材料井详细阅读之前，没有表明态度。同时，我请求允许我在第一军团呆一段时问，使我能够在前线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所大肆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这一请求被批准了。
　　最后作出了著名的《决议》，但是据我所知，它并没有以书面的确定形式提交出来。在我的记忆里，连一个形式上的表决也投有进行。毛泽东的报告很可能是以掌声和欢呼声通过的，如果这种或多或少带被动意味的接受也能称之为通过的话。当然，与会者的大多数都同意这个报告，这一点是不窖置疑的。看一看会议参加者的组成以及“中央三人小组”事先的准备工作，就可以预见到了。
　　接着，在一次政治局委员会议上讨论了具有最重大政治意义的组织问题。据说，毛泽东成了政治局的或者甚至成了中国其产党的主席，这是一个到那时为止尚未有过的职位；洛甫接替博古，成了党的总书记。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相信这是真的，中国领导同志的许多讲话也加深了我的印象。尤其是毛泽东的传记作家埃德加·斯诺著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㈣书，19 68年于伦敦发行的最新英文版中也写得明明白白。可是，根据许多文件我相信我是搞错了。毛只是进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他本来就已是政治局委员了。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一个月以后，也就是在1 935年2月，经过长时问的犹豫，他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由此可以看出，毛在遵义的“胜利”并不是象我当时所感到的那样完美，他在政治局的统治也不是那么巩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意味着毛向篡夺党和军队的大权迈出了第一步，并且是重要的一步J特别是在军内他得到了堆强有力的支持。在洛甫的支持下，他排挤了身为中央红军总政委，实际上是中央红军总指挥的周思来，并取代了他的位置，这样除了政府以外，把军队也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在政治局爱其常委会中，他同样取得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权力的集中，虽然没有立即，但却在以后的十年中过渡到毛泽东的新独裁，使他得以推行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路线。与此相反，党的领导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力量的影响，却大大下降了。由于政治局中民主决定的风气，只是逐渐被削弱的，因此他们还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只要革命仍c日带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我们内部取得凉解就是完全可能的。另外，这对紧张的军事局势来说也是迫切需要的。博古至少是出于这些考虑，才继续同毛泽东合作。毛则成功地把他完全拉到自己一边，并且在不久以后，当旧的“中央三人小组’’内部出现意见分歧和分裂的时候，还一度让博古担任了自己最亲近的政治顾问。
　　博古指望，或迟或早会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王明是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恢复联系，并“纠正’’现时的政治路线。他所希望的，正是毛所疑惧的。为了使新近取得的权位：趣≥在国际上也能够得到巩固，会议结束后，毛就立即派陈云去莫斯科。陈云在中央红军继续长征时就留了下来，并且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平安地到达了指定地点白他的使命绝不仅仅限于按毛泽东的旨意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据我以后知道，他首先是要说服苏联政府向中国红军提供物质上和军事上的援助。这也说明毛为什么先在西康后在陕西那样急迫地要越过新疆或内蒙同苏联建立直接联系。同时，也明显地暴露出他对中国红军自己的力量并不相信，只是嘴上说的截然相反罢了。
　　毛显然也同样向中国红军的其他部队派出了联络人员。
　　关于此事的更详细的情况我一直没有听说，只是看到，有一支相当于连排兵力的部队向贵州东北部出发了。由此可以断定，这支部队是去寻找同贺龙，肖克的联系，也可能是向他们转达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命令。这或许能够说明，为什么贺龙和肖克于1935年毫无必要地放弃了自己的根据地，并先转向湖南南部，然后沿着中央红军的足迹向西行进。顺便提一下，毛当时硬谠同二军团取得联系和协屙作战是不可能的，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当然这一切只是猜测。至于四军团，张国焘以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在1 935年1月底就已经知道有关遵义会议的情况了在我继续描述以后发生的事件之前，想先就《中央关于反—_T狐？硼㈨；‘对敌人五次‘围剿’柏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一1 9 35年1月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如文件的正式标题所称）作一些说明。
　　我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在遵义既没有作正式的会议记录，也没有提出以书面文字固定下来的挟议，而且我这个看法越来越肯定。会议之后，我多次提出请求，希望看一看会议文件，俚总是被空洞的安慰搪塞过去，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后就根本谈不上了。实际上，我在中国逗留期间，以及回到苏联之后，都投有看到过这份《决议》，直到1967年我才得到一份俄译本，1970年得到一份英译本。
　　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我可以肯定地说有博古——也不得不等到三十年代末才拿到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是如此。陈云到莫斯科要途经白区，当然不可能携带什么书面的东西。最遇到1936年夏同莫斯科建立了正常的通讯联络，并且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也就是一年之后，才又有了人员交往。尽管如此，完整的《决议》到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手里时，已经又是好几年过去了，而且还不是通过正式的途径0 1939年末，《决议》出人意外地被“塞到竹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手里，其用意是想在莫斯科给我脸上抹黑，同时在共产国际的眼里贬低博古，周恩来，以及其他毛泽京jH时的“反对者”口据我所知，在中国这个《决议》是1948年在毛泽东著作选集中首次发表的，由中国共产党晋冀鲁豫出版社发行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它收入《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三卷。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译成了饿文0 1969年在伦敦《中国季刊》杂志第40期上刊登的英译文源出何处，我不知道，它同俄译文出入不大。在这两个文本中非常明显的是，不再出现博古和周恩来的名字，而是用x x和xxx代替了o这表明，博古，特别是周恩来在毛泽东那里又得宠了。因此，他们叉“官复原职打，不再被指名道姓了。在发表的《决议》中，除了引言外，他们两人的名字只用××明显地标了出来，以致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猜来猜去，都猜不出这到底指的是谁呢。
　　在文件中，开始我的中国名字是李德，以及当时授与我而我不知道的笔名华夫；后来李德就从文件中消失了，仅仅留下了华夫。
　　所有这些，人们可以从中得出明白的结论，遵义《决议》的内容就是以后经过编者修改的毛泽东的讲话原稿，毛把这个稿子也用来作为1936-1937年在红军军事学院讲课的基础，并H'在以后的文章里，特别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文中应用了这个原稿。
　　具有政治意味的是，遵义会议及其《决议》，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人们甚至对此避而不谈，但后来又被大肆宣扬。除了已经提到的事实，引人注目的还有，毛泽东在年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只字未提遵义。他仅仅说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找现在逐字逐句地援引《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中的这一段：“第一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中，设有能和蔡廷锴联台。第二个错误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取了错误的单纯防御战略。”
　　除此之外，连一个字都没提甄喇旷一这种做法叉如何解释呢？我认为，在此有时间上先后连接的三个原因，而这些原因都是同毛泽东追求党内，军内和国家内的个人独裁，以及推行他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暴力政策相联系的。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他的极位相对来说还不够稳固；在长征路上的内部争执中，以及后来，他一直致力于把中央红军里的政治局委员拉到自己一边，这一点他基本上得逞了，甚至我有时也被牵扯进这场玩弄权术的把戏中去。这时，《决议》只能起妨碍作用，所以一直被妥善地保管在毛有名的文件箱里。
　　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重新建立了正常的联系之后，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业已开始、王明回到中国之后，国际主义的思潮这时在党的领导中再度增强了影响。为了对付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毛在莫斯科抛出了《决议》这张王牌，以此作为证据来证明他的战略和策略，自1927年以来，在革命斗争的各个阶段，都是唯一正确的日本战败后，特别是通过四十年代头五年，在整风口号下进行的实际上是党内的清洗运动，毛的地位得到大大地巩固，这样他就可以将《决议》在中国公布于众了。另外，遵义会议在时间上同中国抗日群众运动的高涨同时发生，这种情况可能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后，历史的记载也以此为据，说会设促成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转变，即采取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方针。我已经说过，甚至从以后经过编者修改过的《击议》中，也看不出有类似的内容口实际上新的方针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提出来的，以后由王明领导的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共代表团贯彻实行；而毛泽东导曝m¨却一直坚持继续内战的旧方针，只是不断变化策略上的手段罢了。
　　年共产国际解散一事，可能也相当重要，毛泽东因此更加放手去加强他的民族主义方针，并逐渐排腺，甚至剔除这些国际主义的党的干部。
　　当《决议》在争夺党的领导权斗争的各个发展阶段起到了它的作用之后，就消声匿迹了，无论如何它不再被收进毛泽东的《选集》以及我所能接触封的历史记载里了。只是在“文化革命”中《决议》又偶尔出现了一下，在将来争夺领导权的新的斗争中，可能还会是这种情况。
　　遵义会议之后，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批准了毛泽东的战略方案，并以时间上前后相连接的口号形式，传达给了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这个方案分为两个部分I第一是在云贵川交界地区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第二是渡过长扛和四军团会师。
　　其实，只有第一部分符台毛在会议上提出的任务。此外，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两个部分是互相矛盾的。重庆往上直至氓江入口这一段长江尚可通航，但很容易被敌人封锁，特别是敌人可以使用内河船队作为便利的联络线。若是渡江成功，邪末重新返回长江南岸或者仅仅与长江以南地区保持正常的联系，就完全不可能了。这一点毛自然是知道的，看来他想为自己保留这两种可能性。首先，他试图取近道强菠长江，使中央红军朝着大致向北的方向进军在一个警卫排的陪同下，我自己也动身了，以便跟上第一军团司令部的行动蛊差不多两天的时间，我安然地通过这个地区，我的路线距离去重庆的通商大道不远，大致是向西北方向。第一天傍晚，我遇到了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这个军团不久前拿下了一个由贵州军设防把守的山坡。在一个作为宿营地的古庙里，董坐存台阶高处，对取得的胜利颇为满意。从他那里我知道他的军团负有掩护一军团背部和左翼的任务。
　　一军团这时已经在我们的北面，离这里有半天路程，因此我只好加快步伐继续赶路。在一个小村庄里，我们过了夜，村民们很友好，但也很谨慎，在他们中间我没有发现什么政治工作的痕迹。然而他们证实，不久前红军路过了他们的村子略直到第二天晚上，我们才遇上了一军团的哨兵，而且很快就到达了司令部。
　　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待了我。关于军事形势，他缄口不谈，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过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他对我也几乎毫不过问口他把此事推给了罗瑞卿，罗也是粗略地给我讲了讲作战的经过。以后一军团和三军团在通往重庆的大路西面的广阔战线上向前推进，准备在这个港口城市的上游伺机渡过长江。五军团防御云南之敌，九军团分散在主力的右翼，大娄山东边的群山之中，以便侦察来自乌江下游敌军行动情况，并且在必要时加以骚扰。
　　毛和林显然估计敌人不可能殛时地以优势兵力在沿岸各处封锁住长汪。实际上，湘军的大部分已被二军团牵制，川军的主要力量已被四军团牵制}另外，在不少川军将领与已把总司令部迁至重庆的蒋介石之间，据说也存在磨擦。同时，国民党中央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散的，有几个师加强重庆一带长江的防守，并以此控制那些难以驾驭的川军将领，其他师驻守在乌江沿岸的各个设防据点中，而主要兵力则一部分去保． 卫贵阳，另一部分从东面向遵义推进。
　　为了利用时间上的优势，一军团试图以急行军赶至长江，每天行军四十至五十公里。严格地讲，红军战士们不是在走，而是穿着轻便的布鞋和草鞋慢步小跑。这样，他们走了大段的路程，而又不显得过分疲劳。这种“持续小跑"的专门行军本领，．使_军团不愧有“神速部队”之称。在这种情况下，平坦易走的地形更便利了他们的行军，只是向北走村镇越来越密集，需要耗费时间去侦察和警戒，因而减慢了行军速度。
　　长江，就是从远处我们也投能看上一眼。在越过贵州同四川省界之后——这里的省界就象在华南和华中到处见到的那样，由一条山脉构成，这为防御者提供了极好的天然阵地——我们在这里遇上了力量较强的敌军，一场战斗就此展开，战斗中敌人投能被我们赶出阵地，我们不得不毫无结果地停止了战斗这时候，毛泽东到林彪的司令部来商讨局势，我也被叫去了口通过无线电侦察和战斗侦察，当时可以确定，蒋介石的意图是要把中央红军围困在云贵川交界的三角地区。长江以南有川军九至十二个团的兵力在挖掘工事，其后分布着兵力不详的国民党中央军。西面滇军已集结起来，周将军的部队，大约有六至儿个师分成几路从东面向遵义推进。
　　南面在贵阳以及贵阳北面，驻有贵州军剩余的四，五个师和早已调往那里的蒋介石的几个师。
　　毛泽东这时还不想放弃他横渡长江以及与四军团会师的计划。他和林彪作出决定，转向西面，突破他们认为敲包围圈雨中最薄弱的环二甘——滇军，并且继续在长江上游泸州和宜宾遮两个港口城市之间寻找有利的渡江地点。
　　按照这个决定，一军团设有遇到多大抵抗就渡过赤水河，并且从四川西南端挺进至云南省界。在这当中，一军团在北面一直受到川军的搔扰，被挤到南面；因为林彪回避大使，。部队不得不进行消耗力量和时间的运动。其他军团也是如此，尤其是行军路线多次和●军团交叉的三军团。最后，当正面和南翼也出现了滇军，局势就更加困难了。部队前进一段又退了回来，不断变换方向，并且在一个越来越狭小的地区兜圈子，以至经过某些村镇达两三次之多。
　　毛泽东又一次来到林彪这里，返一次显得有些闷闷不乐的样子。我也参加了这次谈话，从中我得知，别的军团有一部分已经向东南回转了；-军团无可奈何，也只好按照毛事先的决定同样掉头回转，先【q东北，后向东南，大致上是向着遵义的方向日经过一个月疲惫不堪和毫无益处的徘徊之后，毛的两个方案一个也投能够荑现，中央红军既没能在原定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也投能强渡长江。使我一直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在同川军发生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毫无结果的战斗之后，以及随即向西转移之后，没有对滇军的战斗力至少试探一下，也没有寻机突破滇军曲阵地母我认为这是打破蒋介石的围困计划，寻找有利渡江地点的最简单的途径，尤其是敌人的阵地上并没有构筑坚固的堡垒体系，充其量不过是一般的野战工事。然而没有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大概也不能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因为我对敌人的情况、对自己部队的运动情况，是不甚了了的…1]雅㈣卜…在回转的途中，第三，五和九军团在桐梓以西打击了从贵阳向北推进的贵州军零散的剩余部队，紧接着在遵义地区又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周部的一支纵队。一军团恰好及时赶到，冲进了敌人的侧翼。据总部发出的战报称，这支纵队的二、三个师受到重创并部分被击溃，我军抓到了几千名俘虏，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首先是急需的弹药。
　　在这一胜利的鼓舞下，中央红军又扑向周驻扎在遵义东北仁怀地区的另一纵队。但敌人立即退入防守阵地，打退了我们的进攻。我们受到了很大损失，还有一名师长阵亡了。
　　然而在遵义取得的局部胜利毕竟是可观的成果，它巩周了由于在长江以南三省交界地区作战失败而有所动摇的毛泽东的地位。
　　在遵义我又加入了中央纵队。这座城市此时呈现出一派凄凉的景象，几乎见不到一·个人，商店和仓库也都空了；大地主和商人的乡寓以及省主席的夏官，被钉上了木条或者多半被毁，被抢；在房屋的墙上还到处挂着我方政治工作人员所张贴的标语口号的碎片；这些都是一月初那样热烈进行的苏维埃化所留下的最后痕迹。
　　周将军虽然局部受挫，但很快又把他的部队纠集起来，另外从北面又开来了增援部队。面对这些情况，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必须迅速作出决定。讨论中出现了对毛泽东北部作战行动昀尽管很委婉、但却是很明确的批评。在此期间，继博古之后担任了党中央总书记的洛甫，把这次作战行动称为未加考虑的、从一开始就没有希望的行动，并且认为，我们本来早就可以在同样有利的情况下战胜周的军队，并以这种方式在砑I硼更好的条件下于贵州建立新的苏区。这样，他就对我以前提出的在横渡乌江时打掉周的先头部队的建议，事后给予了肯定，虽然他没有明白地表达出来。壬稼祥主要是责怪作战决定实际上由毛泽东一手包办，这里已经显露出原先宗派的“三人小组”分裂的兆头。结果以成立一个“军事领导小组”达成了妥协，成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毛仍然是总政委，也就是实际上的最高指挥者}周恩来领导总参谋部的全部工作和决定战术方面的事宣；王稼祥还和以前一样，负责军队的政治工作。
　　鉴于北部作战期间的部队减员，为了提高主力师的战斗力，最后对部队又一次进行了整编。第一军团撒消了第十五师，第三军团撒消了第六师，两个军团各由两个师组成。第五和第九军团保留了原来的编制，只是象第一和第三军团那样从俘虏和农民的自愿者中增加了少量的兵员。一直保存的少量辎重，只要不是必要的，也都丢掉了。
　　当时，从战略上确定的方针是横渡长江，与四军团会师。
　　但如何在作战中实现这一意图，谁也说不上来。根据事态的发展，只有一种解决办法：首先回兵黔南，然后挥师滇北，到长江上游的金沙江畔寻找渡江地点。但据我所知，对此没有作出形式上的决定。
　　俘虏们在经过肤浅的政治教肓，并保证永远不再反对红军之后，都一一被释放了，只有少数人自愿参加了我们的队伍0 1 93 5年3月初，所有红军都队向乌江进发，这一次从相反的方向毫不困难地在上游渡过了乌江。
　　一…1-可7i闻年3月至4月，中央红军不停顿地行进了鞋稚两个月，穿过黔南和滇东，并一直受到省军阀部队的顽强逼迫以及对我侧翼掩护部队和后卫部队的骚扰，尤其是受到蒋介Ⅱ三路强大力量的围击。周的军队在背后几乎是脚跟脚地尾随着我们；在我们的前面，又有另外两支军队凭借着贵阳和昆明这两个省会——蒋介石将总司令部先后移至这两地——企图切断我军去金抄江的道路口桂军也在广西省的界河沿岸重新拉开进攻的架势，以防止我军被挤向南面。
　　毛泽东及其军事领导小组一味回避任何大使，只想寻找渡河地点，。错过了多次有利战机。在中国内地为了防御掠夺成性的兵匪的袭击，几百年来许多城镇到处都筑有高墙，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堡垒系统妨碍我军的行动。道路两侧山势陡峭，有些地方甚至是悬崖绝壁，在这里敌人很难把数量上远居优势的军队集中起来。
　　虽然在总参谋部我叉能时常看到侦察报告和每天发布的命令，但我对中央红军在这两个月中的行军路线只能作大概的说明，因为行军路线经常变换，使人不能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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