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底，中央委员会在延安发表的声明重申了自己过去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承认，并再度保证停止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武装斗争，放弃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放弃苏维埃制度，使八赂军隶属中央政府国民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民主政权。这项声明是应蒋介石的要求发表的，但以后的事实很快证明，它丝毫未能改变毛泽东的路线。
对日作战的行动，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军队未能阻挡侵略者的进攻，节节败退。九月底，太原失守j十月中旬，上海陷落，十二月中旬，南京沦陷0 1937年底，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国民党军队有三十万人死亡、受伤和被俘，其中被俘人的数字相当小，可见，尽管国民党军队和将军非常软弱，但国民党士兵还是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接着中央政府迂到武汉。
八路军在北部渡过黄河，并且在黄河东岸，即山西省的西北端建立了一个相当大的桥头堡，这是八路军在陕甘宁地区以外建立的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八路军违背毛译东的指示，开始同国民党军队协同作战，其战斗行动同国民党军也是一孵谰阌骶‘；致的。他们依靠已经在部分撤退的山西军队的左翼，在大同和太原之间向晋东推进，竟深入到正在全线快速向南进军的日本人的侧翼和背后。从黄土高原到华北平原，有一条通向太原的公路，这条公路要经过一个一千八百米高的山口，这就是平型关。八路军的先头部队，林彪指挥的第一一五师在这里袭击了正在行进中的日军一个旅。当这个旅正在公路所穿过的一个山谷而无法展开兵力时，八路军全歼了敌军，缴获了全部战争物资。据说，有三千日本官兵在战场上死伤。林彪自己证实说，在他向延安询问而得不到答复、事实等于拒绝时，他于是决定向日军发动进攻。
在取得平型关胜利以后，直到年底，在山西省东北部的忻州、宁武以及广灵、涞源和其他位于河北、山西交界地带的一些县城所进行的一系列小型战斗，也都获得了胜利。在一次战斗中，大概就是在平型关战斗中，林彪受了仿。1 937年底或1938年初，林彪回到了延安，之后前往苏联治伤，接着在那里学习了总参谋部教程。
八路军的这些战绩，使它在国民党部队坤获得了很高的威信，从而也赢得了战区老百姓的信任，这对于创建根据地和扩充兵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延安特别为平型关大捷举行了庆祝会，人们还编写了各种诗歌，由歌舞队来表演，常带还由走村串巷的民间艺人来演唱。各级党组织都举行了集会，干部学校，特别是抗大还就此内容讲了课。平型关一时成了流行的口号，成了毛游击战学说正确性的例证，同时也成了蒋介石“消极防御战略”的宣判书。这样，我再重复一遍，毛泽东就把由于反对他的意见而取得的胜利，变成了对他立场的证实，变成了对他自己的颂扬。
其实，至少在华北的一些取得胜利的战役中，国民党部队也是协同作战的，但这一点却完全没有被提到。在延安，人们通常得到的印象是，国民党军队总是在狼狈撤退，完全处于瓦解状态。这可能部分是确切的，蒋介石很晚才把他的精锐师团派到华北，而且是很有节制柏口各省的军队抵御不了敌人的进攻，敌人虽然在人数上不及省军队，但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方面却遥遥领先。此外，还有一些将领前无能和腐败，他们之间的嫉妒和争夺，以及长年的经济混乱，致使许多军饷不足的士兵去侵害老百姓的利益。所有这些都导致军队某种程度上的道德败坏，导致军事领导者的动摇不决的态度，这些人当中的个剐人，在以后的战争过程中公开叛变，逃到日本人那里击了，建立了主要用来对付八路军的中国傀儡军。
此类叛变事例，i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还只是个别现象，自1938年起才大大增加。．毛泽东从一开始起就不断指出，因为这些事例为他的论点提供了理由，他认为八路军同驻扎在日军后方的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同力合作越来越走向对立。
我以为，中国方面，特别是在战争的笫一阶段，在人力．物力和地盘上受到巨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日本军队战斗力之间．的明豆差别，‘日军充分发挥了突然袭击的特点，进攻的战略，无与伦比的技术和战术，尤其是旺盛的士气等。面对这样的敌人，中国国民革命军又怎样呢撇开我已经提到的省一级中存在的不良现象不谈，还有国民党政治首脑的意见不—，军队组织建设和军事指导的仓促行动，只限于在阵地战中进行战咯和策略的防御。这对于一支一‘≯藤嘲r～要同各方面都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外敌进行一场大战而自己又准备不足的部队，自然是有影响的。因此，日本人甚至在蒋介石派遣了精锐师团，可以凭借有刺后方为基地的江苏和浙江沿海省份，几个月之内就突破了战线，很快打开了通向中国心脏的道路。
我在观察了1937年底总的军事形势以后，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在延安流行的说法，认为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及其在日本后方赢得的其他战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然这些战绩肯定提高了老百姓的反抗精神，增强了部队的战斗意志，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烟消云散了。同样可以肯定，日本人当时被迫对已占领的城市，首先是对铁路和公路加强周守，驻防和巡逻。为此，日本人不得不投入在前线作战的部分军队凸日军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投入的兵力不多，因此基本上没有影响进军的速度，有时最多拖延数周，也是由．于前线的抵抗所致。直到19 38-1939年，当八路军在黄河以北扩大了根据地的时候，八路军的行动才开始对整个形势发生了有力的影响。
八路军的作战行动，在延安产生了不可预料的后果电九月以后，日本空军开始骚扰这个城市，先是侦察机，接着是轰炸机，几乎天天如此，有时在一天之内轰炸几次，轰炸过后留下来的是倒塌的房屋和布满了弹坑韵街道。一年之后，整个延安几乎成了一片瓦砾，只有城墙还残存着。
大家都逐渐搬到偏僻的地方去了，大多数人搬进了窑洞，搬进农民的旧住宅，或者新地遭。开始有上百人，后来有上千人在延安城四周黄土山上挖掘这种地道3有一段地道竞有一百多米长，穿过了两个峡谷之间的一道山梁，老百姓把这条地道扩建为一条街市，商人在那里出售商品，卖小吃的人出售食物毛泽东住进了延安城边的一间很宽敞的窑洞，这个窑洞同其他的不同，是长方形的，座落在山脚下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完全可以抵御飞机的轰炸。他以前任过的房子，长期保留了下来，他有时用来开会和谈话。
我和马海德分到了一个农院；离毛那里有五分钟的路程，位于城门前的半山腰上。这个农院有五个窑洞，门前有一个平坦的场院。这家农民占用了两间，第三间住着警卫员和马夫，我住第四间，马海德住第五间。住在窑洞里非常舒适，冬暖夏凉，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防御日本飞机的轰炸，只是跳蚤和老鼠使我们很伤脑筋，以后我们慢慢也习惯了。
延安被炸毁以后，日本人还继续空袭这个城市达一年之久。他们在延安远近郊区寻找政治和军事的重要目标。飞机在丘陵上空低空飞行或俯冲轰炸，常常是轮番数次。我在延安期间，即使在阵地上有了几部高射机枪之后，也没有见到一架敌机被击落，但轰炸的影响不大，生活在继续着，甚至一天比一天更活跃。
张学良的东北军在离延安几公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军用机场，1 19 37-1938年间先后有两架苏联飞机在这个机场降落。这两架飞机除了运来印刷品，药品和医疗器械之外，还有高效能发报札和一些高射机枪。更重要的是，乘坐第一架飞机回来的（我记得这架飞机是十月底到达的）有一直在莫斯科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为首的是王明（陈绍禹）陈云（廖陈云）和康生（赵容）。一百多干部在机场欢迎他们，我也在场，但为人群所淹挫。我记得好象救有人发表谈话。
当晚，在小范围内举行了欢迎仪式，我没有接到邀请。我听说，毛泽东赞扬了王明在起草1935年8月1日宣言耐的积极行动，这一行动为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洛甫特别提到王明在克服1931年李立三路线时的作用，和他多年来在共产国际中的卓有成效的活动。他还称赞了陈云，因为陈在遵义会议以后模范地执行了他的任务；另外，还称赞了康生对上海党中央机关的安全所作的贡献，最后一点纯粹是一种讽刺，因为中央委员会所有人都知道，由康生建立和领导的保卫部完全失去了作用，以致1934年无数领导干部被逮捕，电台被破获，为此中央同外界的联系中断了很长时间。
王明是共产国际主席团和书记处阿成员，又是共产国际的发言人，据说他可能强调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作用，但同时也指出了加强包括张国焘在内的集体领导的必要性，并主张在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和自主的情况下，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加强同国民党和蒋介石真诚紧密的合作。
至于这次欢迎会上的讲话（如果我转述是正确的话），只是一种在国内流行的客套，还是具有什么深远的含意，这对于袭这个没有参加欢迎会酌人来说I就很难判断了。面面俱到的赞美之词很象是空洞的客套，然而，壬明韵讲话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毛的党内政策以及全国政策的十分谨慎的批评。首先，对一个不知内幕的观察家来说，好象一切都是正常的，至于幕后的活动，那是不会传入公众耳中的。我当时以为，王明所代表的共产国际的路线，会准确地真正地得到贯彻，被毛泽东成功地战胜、分裂和多少被争取过去的马克思主义一国际主义者将重新团结一致，并将起到决定的作用。
使我吃惊的是，毛在十一月中旬，即紧接着上海失守之后所举行的一次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这是我参加的负责干部这类会议中最后的一个会a我投有坐在前排的长凳上，马海德在我旁边，我们两人都没有翻译。前不久，我有一个译员，他在抗大为我翻译，然而在月初被日本炸弹炸死了。事情是这样的，那时抗大在延安的另一边，一天，我们从抗大向我住的窑洞走去，当我们上坡时，突然从山后咆哮着冲出一架轰炸机，我们拼命地跑，想赶快躲进窑洞去，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院子时，炸弹已经在我身后炸响了。后来我们看到，大约在五十米以外的斜坡上炸开了一个大坑。炸弹很可能正好击中我的翻译，把他炸得粉碎，事后我们没有找到他的任何痕迹。
这样一束，我听毛的讲话就比以往更困难r。马海德当时的中文比我好些，但他的解释也不能给我多少帮助。会议之后，我让人给我讲了。具体细节。总的来说我的印象是，毛仍然坚持或者说仍然继续推行他在以往的会议上，特烈是在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主张的旧路线。他甚至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攻击，并且把攻击的矛头扩大刊那些所谓在国民党的影响下成了国氏党“精神俘虏”的共产党员身上，因为他们认真地对待了同国民党合作。在我读了登在《选集》（《毛泽东选集》
中文版第二卷第347-360页）中的毛的文章《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之后，我更证实了自己的印象。
虽然文章一开头，毛泽东也承认，国民党所进行的“部分抵抗”或“片面抗战一是民族的战争，按其本质来说是革命雌战：：i i一玛瓢哪剿：‘争，然而，紧接着他又收回了自己的论点，或者把上述论点加以局限，他说，这种片面抗战；象太原和上海的失陷所证明的那样，已经导致了一场严重的危机，而且无疑是要以失败而告终的。必须有一个愿意而且能够根据十大纲领进行一场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政府和军队，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同时，毛在一切公开场合下，一再强调坚持抗日战争中的独立自主权。他还说，中国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将挟定谁吸引谁的问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昵，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
谈到这个问题时，毛还描绘了部分投降或全部投降的可怕情景，性是从双重政治意义上来讲述这种投降概念的。一方面他讲了党内的“右倾投降分子”，他说，这些人放弃阶级立场，他们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使自己迎台动摇的资产阶级。这里毛提到了八路军中4新军阔主义倾向的发生”，他的所谓“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指的是共产党军队领导人同国民党的军事机构和非军事当局的合作口他认为，这同党领导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他号召为反对民族投降的“严重危机玎而斗争。这些投降人物，主要是反动买办和大地主，还有越来越多的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消极动摇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某些上层母毛认为，人们必须在统一战绒的范围内并利用统一战线，动员工人，农民和城市小市民起来反对他们。
人们经过冷静地判断可以看到，这意味着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在内部确定了两个主攻方向；反对国民党中如他所称的右派和中间力量，反对共产党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翼。无耻的是，他诽谤后者的代表人物有可能成为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客观上的同谋者，并要人们必须在党和军队的一切工作中反对这种投降主义。鉴于这一情境我觉得，毛泽东接着说什么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防止一切可能削弱以致分裂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行动，只不过是一种骗局、一种煽动。后来我有机会问博古，怎样调和这些矛盾。他向我提起了他起草的中央委员会8月1 2月的命令，以厦我所不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后来关于共产党在国民党的政权机构中工作的决议。
博古认为，在国民党领导中、在中央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中，自抗战开始阻后，实际上投有发生任何变化。反动褫和反共亲日分子设有被消除，民主改革未能实现，广大群众未被动员起来。因此，共产党不能在上层和中层参政，而必须同掌权人物明显地划清界线。否则，共产党自己在群众眼里就会窘态毕露，而且不自觉地支持了国民党要最大限度地限制共产党影响的企图。而下层即地方和地区那一层，情况就不同了。
在那里，群众的压力很大，以致出于对地方的实际情况的考虑，在一定的时间内同国民党的真诚合作是可以取得成果的。
当然，这里涉及的只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和日本人的临近前线的后方。在自己的根据地，即在以前的苏区或日本人的大后方，在这些地方藏们大权在握，也就没有人想到要分掌权力。
但是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地区，党必须遁过统一战线这个桥梁，渗入各行政机关，各团体以及各级国民党组织本身，其目的是实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以后夺取政权打下基础。为了保护下面的话动，共产党要在上层，就是说在中央政府以及在华中、华南的一些重要城市，设立党的正式代表团以及八路军和新四军联络处，当然不能因过早的或考虑不成熟的行动，而：‘}㈠ IFir;i.:i叫舶【l一威胁到这些单位的合法存在。
博古认为，对毛泽东的言论应当这样来理解，只要战争进程还没有改变国内的力量对比，那就要不动声色。直到力量对比有了变化，更高一级的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实现白到那时，建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的凸博古的解释对我很有启发。我从中得知，毛泽东顽固地坚持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的旧路线；既反对十日本，又反对国民党。从毛的讲话中我已经得出了这个结论。引起我深思的是，博古在阐述了毛的政治策略之后，提到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这里看来预示着博古、也许还有中央委员会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将转而采取一条新的路线。这是王明所代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吗？毛是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在他的讲话中激烈地攻击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封，同时以老子般的口吻训斥那些由于他们的行动而破坏了统一战线的人？
没过多久，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揭晓了，但这个答案不是博古给我的，他只是证实了一部分我从其他来源得知的，一部分由我推测的情况，即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他简单地称为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认为巩固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并认为i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必须竖决以此为准绳，党的领导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应该是，在不反对毛的领导的情况下影响他，以避免宗派主义的错误，如不台时宜地提出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和夺取全国政权的问题。
在抗大有人对我说，王明激烈地批评了毛在活动分子会■硼嘲议上的讲话，说他不应该园抗日战争初期的失败而责备国民党，而应该尽一切努力增强老百姓和军人的斗志；不应该用划分左、中、右的办法来分裂统一战线，而必须把除了亲日变节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之外的一切力量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现在提出领导权问题和政权问题是错误的；一切均应服从抗日斗争；必要的内部的和军事的改革不应该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来强迫实行，而应该力图通过在长期战争过程中的耐心教育和本身的示范来实现；在这当中人们应该以现存的，也就是说以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为出发点。
这一转述肯定是不详细．不全面的，就象俄罗斯谚语所说的“现买现卖”。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一转述是正确的，它同我听到的关于王明到达后在欢迎会上他所持的态度以及我从博古那里听到的情况是相吻合的。根据他们的意见，在中央委员会中有阿个与其说是不同的、不如说是对立的纲领，其代表人物是王明和毛泽东。
年1 2月，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延安开会。关于这次会，我又是通过问接渠道得到了一些消息。几乎所有被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当中有王明，胨云，康生和项英，项英是从江西来的，可惜我没有见到他。王稼祥缺席，他年初作为申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新代表到莫斯科去了。至于1935年12月补选上来的彭德怀和张浩，据我所知，政治局开会时，他们正在八路军司令部。局外人都没参加这个开了几天的会议，整个会议是极其保密的。
在关闭着的大门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是隐蔽的，但是，会议…谰硎㈤一的政治结果通过党内消息、大量的文章和南京陷落后所发表的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公开了。宣言向全国一切爱国人士发出号召，号召他们“巩固国共两党的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
这样就定下了基调。
宣言具体指出，尽管战争初期遭受不可避免的损失和失败，然而蒋介石领导下的英勇抵抗显示了长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全民族的统一和强大，因而也就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
中央委员会在宣言中表面上还声称：国共两党的目标基本一致，共产党决心同国民党亲密合作，不仅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也为了抗战胜利后共同建国。现在战争正处于决定性的严重阶段。主要危险与其说是严重的军事形势，不如说是日本日益增长的“阻华制华”的企图。因此，必须彻底清除敌探、汉奸和托匪日接着，宣言列举了具体任务，如动员国家的一切力量和资源，巩固和充实“联合国民革命军”，在“统一指挥下”，根据“统一的作战计划”，布署“统一国民革命军”，充实和加强“统一的国民政府”，改造战时经济，建立巩固的后方，扩大对国际的宣传和外交活动。
军事上，宣言强调把重点放到巩固江防，保卫新首府武汉，开展日军后方的游击战争，以便争取时间，直至最终达到力量优势。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反映了军事任务的丹配。不过，同我的错误估计相反，这种分配本来是由毛泽东单方面实行的，现在好歹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了。
毛的其他一些思想，例如关于篮机和与此相联系的过渡阶段等说法，在宣言中也有所表现。但除此之外，宣言同毛在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是完全对立的。王明的一切均应服从Ⅷ㈤咖I盯…抗日战争、一切为了民族统一战线、一切通过民族统一战线的提法，虽然当时被毛不点名地冠之以“右倾投降主义”，但在政治局厦常务委员会中也通过了。而毛为了不使自己孤立，也表示了同意。
王明．洛甫、博古、周恩来和其他人在党的机关刊物上相继发表了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新的路线得到了解释和补充，甚至在答记者问时，毛也公开表示赞同这条路线，虽然不是没有保留的，并阐明了他对严重的军事形势的态度。
根据党内的消息，政治局就未来党的工作作出了一系列的决议。陈云和康生被选入常务委员会，王明、毛泽东、洛甫、博古和周恩来仍然是常委会委员。至于朱德和张国焘，根据西方的消息，他们也应该是常委，但我对此一无所知口中央批准在陕甘宁地区以外成立三个局，其主要任务是？
在全国恢复原有的党组织并建立新的党组织。此外，每个局还有它的特殊任务。
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其任务是在八路军活动地区，也就是在日军的后方动员群众参加游击战争，扩大现有的根据地，建立新的根据地，进行必要的社会经济改革，如减租减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民主一政权机构。
东南局由项英领导，它的任务是依靠新四军，经常指导新四军的活动并组织动员东南各省的群众。
堆后是华中局，它设在苒介石的大本营，即当时的武汉市内，在国民党的领导和中央政府中代表共产党。尉时，这个局不仅在华中，而且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着建党的各种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为此还出版了自己的报纸。由于它的地谰湖位重要，所以政治局及其常委有三个委员在这个局工作，他们是王明，博古和周恩来。当然他们之中总有一两个不在当地，他们轮流检查和指导全国的、特别是南方的工作，或者到延安参加会议和协商问题。特别是周恩来更是常常外出。
我们把华中局叫做“第二政治局”o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央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的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
据我判断，毛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
暗中，他加紧进行活动，以便使他旧的错误路线现在就能在事实上得到实现，并且到一定时候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或者在一次政治局计划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给予通过。在给中央委员会北方局和八路军前线司令部的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指示中，毛俨然以公认的党的领袖和军事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确定了用分散占领，政治动员与实际掌权睁办法来填补日本后方的军事真空地带的方针。他在八路军那里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朱德作为总司夸签署了指示，大批指挥员，首先是师长林彪，赞龙、刘伯承都无疑是忠实于毛的。至于杨尚昆和彭箍怀，我听说，他们开始时对毛的“宿命论的战争前景”有过怨言，但在这时并救有听说他们提出任何指责口这样，如果中央委员会中产生新的分歧，毛就有八路军和新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干部为他撑腰。
在中央委员会本身，他也是有所准备的。他的老朋友，如董必武（不久毛把他派往华中局）和其他人都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对陈云和康生的支持，毛更是成竹在胸。这两个人在中央委员会中占据了关键地位，陈云担任组织部长，一度还兼任民运委员会领导，负责领导工会，妇女和青年运动；康生则占据了保卫部的要职。保卫部这个名称经常更换，有时叫“政治保卫部”，以后又称“社会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职权范围从陕甘宁扩展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和两军无数的联络站，以及目民党地区的党的办事处。至于洛甫，他原有的影响已大l大减少，看来是被排除在新的领导集团之外了。不过，详细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同样，对高岗以及陕甘宁边区党和地方政府其他领导干部的态度，我知道的也很少。在这里，毛主要是依靠守备部队司令员、他党内的老同伙肖劲光。张国焘只是在形式上还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地方政府的代理主席，他同毛泽东之间政治上的和个人的冲突，显然是无法调和的口我对“第二政治局”和新四军的情况也不清楚。看来博古和周恩来摇摆于毛，王之间，而项英则忠实地赞成王明在中央委员会所贯彻的政策。1937年年底和1 938年年初，德国方面企图在中国中央政府和日本政府之间进行调解的消息传出以后，叉出现了由毛一伙制造的对蒋介石抗战决心的怀疑，怀疑他是否能毫不妥协地把抗日战争迸行到胜利，然而怀疑很快就被排除了。支离破碎的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又巩固了，王明的政治地位也加强了。不只博古和周思来，而且毛泽东本人及其追随者，在1938年3月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又站到了年12月决议的基础上。
…_谰㈣∽但是，毛仍然继续准备修正这些央议由要使自己的意见得到贯彻，就需要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困此，他开始努力学习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这些著作由一个翻译小组陆续译成中文，译文的选择和顺序是博古按毛的愿望圈定的。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青人负责主要翻译工作，他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和英语，我想他姓吴，可能是毛在陕甘宁的秘书吴亮平。虽然他在延安属于我比较熟悉的人之列，但我不能肯定说是他。
年七、八月份，毛写了两篇哲学著作——《矛盾论》
和《实践论》，他在抗大和中央党校宣讲了这两篇著作，之后又收入了《论辩证唯物主义》一书。我看没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尤其是我在多年之后，才读刊这两篇著作在《选集》（第一卷和第二卷）上发表的最后定稿的全文。比我更内行的人都指出，毛在著作中所阐述的完全是庸俗的唯物主义口年上半年，毛泽东把绝大部分时间用于理论写作和普聂他的革命战争战略的观点，井把国内战争的经验广泛地运用于抗日战争。特别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他在抗大也同样讲授过这篇著作的主题。我当时不知道他举办了《论持久战》讲座，根据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参看《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407页），毛是在抗日哉争研究会中举办讲座的。我猜想参加讲座的都是经过挑选的高级军事政治领导人。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战略问题》这篇著作，象其他著作一样，过了很久才出版。我自己是在五十年代，《毛泽东选集》出俄文第一版时，才阅读了这两篇文章的全文。如果我的猜想是对的，那末这个我不知道的、不祥的协会，很可能就是毛所纠集的宗派集团的核心，其目的是孤立王明，从长远来看，是破坏王明所代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路哉。
毛学习理论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弥补他极其缺乏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是要寻找他能利用的台适词句，来论证他自己的，完全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观点，更正确地说，来装饰他自己的观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例如以后不久，他在年11月中央六中全会作了总结讲话，这篇讲话后来以《战争和战略问题》为题收入了他的《选集>o就是在这篇经过编辑加工的文章中，毛也一再提到中国的特殊性，由此推论出特有的规律性，并炮制了至今没有改变的流行警句，如：崔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o这样的例子还可以随便举出很多。其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如果允许我不拘礼节但确切表达的话，那就是借口把马列主义刨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具体条件，实际上是把毛的“思想”冒混于其中。
年4月初，一天上午我被叫到毛泽东的窑洞口这不仅就时间而且就邀请的紧迫性而言，都是不寻常的。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毛正坐在办公桌旁，桌子前站着一些我不认识的同志，猜想是保卫部门的人，还有三四个抗大的领导干部，罗瑞卿站在最前面。我没注意，不知道政治局或常委委员是否在场。一个遁讯员进进出出，带来消息，接受指示。我们在一边空闲无事，站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毛向我们说；张目焘带着一部分追随者从延安逃到西安去了，在那里投奔了国民党，①见《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507页。
同上第511面。
并在国民党的协助下转至武汉，到了蒋介石的大本营。毛说，有迹象表明，张还策动前四方面军的指挥员效法他的榜样。
因此，必须估计到最坏的情况，估计到甚至可能出现叛乱现在已经采取了安全措施，我们的任务是，不要使抗大发生骚乱，对张国焘叛变一事，除非有人问起，否则什么都不要说。
看来我们可以走了，但毛叉把我们留下，他好象还在等待别的消息，扼们只好又长久地站在一边。我似乎有这样的印象，毛对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很信任的。我对他所说内容的正确性并无丝毫怀疑，他的表情清楚地流露了他的忧虑和不安。
毛终于让我们走了，我们向抗大走去，半路上我们看到警卫部队的一些单位正处于戒备状态。抗大一切都很宁静，我操着蹩脚的汉语同一些人谈话，大家毫无所知。接着，我在罗瑞卿的办公室里坐了很久，他同样也显得比较为难。后来我回家了，以后几天也没发生什么事，也根本没有发生什么骚乱。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我所在的后方司令部的基层组织，公布了开除张国焘出党的决议口语甫的妻子是党支部书记（我忘记她叫什么名字了），她拿着一份油印材料，显然是一种报告材料，宣读了张国焘的种种罪行，列举了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本人为了同他积极合作和在他逃跑之后为使他回心转崽所作的“耐心努力竹o以下的内容却使人吃惊了，说张国焘企图纠集他原有的干部一同“反对王明”，因为张不同意王明所坚决代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这时我突然感到耳目为之一新，因为我知道，这里涉及的民族统一战线近来一直是毛泽东和王明之间争端的主题。
四月底，洛甫在一次活动分子会议上讲话，再也没有提到所谓反对王明的问题了。新的说法是，张国焘在西安发表声明，表示他在陕甘宁无法工作，要求脱党鲁为此，中央委员会把他作为不服从党的领导，与国民党保持暖昧关系的叛徒清除出去。从中可以看出（以后博古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在张国焘还根本没到达武汉时，就在毛的煽惑下作出了这个决定，并使王明、周恩来、博古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此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是在张国焘五月初发表了《敬告国人书》之后才批准了这个丧定口张在《敬告国人书》中谴责毛泽东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坚持以往的宗派态度，追求党的私利，而不顾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敬告国人书》的原文我从未见过，此事我又是从党内情报和洛甫作为答复而写的一篇文章中知道的。正如我在这本纪事的其他地方所说的，我就是根据这些情况认为张国焘是一个脱党分子，并认为清除他出党的决定是正确的。
过了几个月，在我知道了“逃跑”的真正过程以后，我的看法也没有改变。据说，张国焘象往常一样，在随身警卫陪同下，以陕甘宁政府主席的公开身份到边区外去参加祭祀仪式。
启程前他就表示不再回来了，因为与毛泽东无法相处。他准备继续去武汉，以便在那里同“第二敢治局竹商谈，如有必要，将请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裁决。这些听起来是可信的，因为张国焘在西康已经声明，他只服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从过去发生的一切也不难看出，毛泽东不把自己的老对手和老竞敌置于死地，他在延安是不会安静的。现在，张国焘发表了-他的《敬告目人书》，投奔了国民党，这样在政治上就自一川酬㈣朋取灭亡了，对毛泽东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
同毛泽东1937年底的声明，以及博古对这个声明的解释相反，1938年共产党同国民党最高当局开始了亲密合作。其外部原因是《武装斗争和民族复兴的纲领》的发表，这个纲领是三月底四月初在国民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通过的，根据延安发表的消息和评论来看，这个纲领同共产党的十大纲领比较接近，虽然人们不许公开地、直接地参加国民政府，但是允许参加该政府的“民主机构一o中央委员会也把国民党纲领巾规定的国民政治委员会以及类似的省县政治委员会都看作是这种机构。当然，政治委员会的委员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中央政府及其附属的常设机构在各政治党派推荐的基础上任命的。他们只有协商权利，没有立法权利。国民参政会于七月初首次在武汉集会，有七名共产党领导人属于该委员会，为首的是毛泽东，毛当然不愿出席这次会议，而让王明去积极括动。王明在会上声明，共产党准备支持国民政府，实现国民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但同时也声明，共产党将坚持自己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最终目标。
王明的声明显然是同毛泽东商量过的，这可以从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中事先作的表态看出，表态着重指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由中共中央委住的并经中央政府批准的共产党领导人同意接受在参政舍中任命。他们积极参加参政会工作的直接目的是，在战争现阶段，特别是在战略上十分重要的保卫武汉的战斗中加强抗战力量凸参政会的成立是全国政治生活真正民主化的第一步，并为将来成立赋有全权的人民代表机构奠定了基础。共产党真诚希望，在紧密的合作中，通过共同的努力，同国民党研究和决定具体步骤，消灭日本侵略者，为独立的，自由和幸福的中华共和国开辟道路。
还在国民党特别会议通过新纲领和国民参政会成立以前，不参加国民政府及其中央机构的原则就已经被破坏了。
年2月初，国民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政治部，陈诚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他是唇民党将领中最有能力的，蒋介石最信任的人之一，周恩来任副主任。周同中央磋商后，不仅接受了任命，而且还带去了一些共产党员参加工作，这些人中有郭诛若，此人以后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该委员会属政治部领导。郭抹若以这种身份在国民党的队伍中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这种活动不久引起了国民觉铺导的严重忧虑从延安看，这一切好象有几分混乱，因为这里象从前一样，依然是反对日本侵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两条战线的口号在起作用。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在干部学校中都说国民党军事上无能，政治改革上也不可信，由共产党完全独立进行的游击战争是战胜日本和建立新中国的唯二保证{只能通过游击战才能创建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建立广大的革命根据地。
因此，整个政治工作以致党的工作的重点，．盛须放在军队和以延安为中心昀革命根据地I在国民觉地区财相反，应该尽可能地开展秘密工作，不能听任阶级敌人的摆布，纵使阶级敌人暂时还是同盟者。
这些言论听起来多么革命，但是同政治局最近的决议以及武汉所执行的路线是极其矛盾的。尽管如此，还是照央议行事了。大约1937年底，中央干部部开始着手把受过训练的—-r——--r—L—‘--～、——一．；！}Ⅲ{百硼啪同志送到“抗日根据地”，去开展合法工作，或者进到国民党地区去，执事半合法或非法工作0 1938年，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缓和新形势同党的官方路线过分尖锐的矛盾，作为上述干部政策基础的政治路线有了改变，但是干部政策却仍然没有变化。我在上面带有一点讽刺口吻谈到的延安中央委员会同武汉“第二政治局一之间的分工，至今也原封未动，所不同的只是，毛泽东以无与伦比的两面派做法，在一个人身上代表了两条路线。他出席1 938年1 0至11月召开的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我叙述这一点以前，还必须简略地提一提总的军事形势.‘因为这种形势在1 938年有了根本的改变，不仅严重地影响了武中全会的决议，而且也影响了党领导以后的政策。
八路军在取得初战胜利之后，不再以军、也极少眺师的规模作战，而是以旅，团以至营为单位分散活动。这些部队袭击日本小股队伍，特别是日本人的后勤部队。这样，自己遭受的损失较小，而得到的战利品吼1j十分可观，同时又可以得到敌后居民的同情々这些部队的主要目的是在距离城市和交通线不远的山区和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使日本军队无法保持稳固的驻地0 1938年初，在晋察冀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就己经出现了这样的大根据地，它的面积一度有四、五万平方公里，彭德怀把他的司令部设在交通不便的阜平县城，华北“解放区圩地方政府成立时，它的首府也设在这里，以后据说该城为日军所占。
年至1939年，黄河以枣，以北地区J建立了一连串棍措地，这片根据地象一条宽阔的带子，从绥远、陕西经过山西，河北一直延伸到山东沿海，南边与江苏、安徽直至浙江和江西的小片根据地相接，新四军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在这里作战。
关于这些根据地的消息，以及我们在那里作战部队大小和强弱的情况，来源相当贫乏，而且有一部分是极其矛盾的，特别是涉及到华中和华南的消息就更是如此，因此我自己对此很难有一个全貌。粗略地估计，华北“解放区”至1938年底面积是二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二千万.1939年底面积是五十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五千万4我提供的这些数字是很有保留的，因为它们出自无法核实的中国方面的材料。中国方面的材料还说，被日本占领拘领土已有一半成了“解放区忡，这个数字可能比较准确，但由此也可以说明，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日本最高司令部并不重视八路军及其根据地，更不用说陕甘宁了。1944年4月，毛泽东在对党的领导干部的一次讲话中自己也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蚵iJ不重视，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a，，事实上，日本人一直是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战略的主攻方向，而从未进攻过陕甘宁，因十年代初才开始进攻八路军根据地。
所有这些根据地，完全是被日军控制的城市、铁路线和公路线彼此分开的农村地区，而且有_小部分居民离开了。但是，这些地区的革命根据地远比以往的苏区要大得多，富得多。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机构和部分离散的部队，有的被“改编一.如果他们同日本人进行勾结，有的则被消灭和驱散，《毛泽东选集》中立版第3卷第965页。
逃走的地主和商人等都被刺夺了财产。至于其他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只要他们赞成抗日战争，真正拥护新政权，都没有受到触动，甚至地方各级参议会的职位也有半数到三分之二留给了这些人，但是各级常设机构决不在此列。另外，还通过减租减息和其他与抗日战争初期在陕甘宁实行的相同的经挤措施，争取了广大的劳苦群众。
八路军依靠这些“解放区”，（在延安一般称为“革命根据地”，我觉得颇有启发，所以也用这个名称了），兵力得到极其迅速的增长。关于这方面的数字当然各说不一。根据后方司令部的统计，(1939年底我在莫斯科的报告中，用了这个数字，当时我的记忆是很清晰的)，1938年八路军最少有六万人，就是说正规军的实有兵力增加了一倍，1939年增长到十二万至十五万人。后来中国公布的材料说，1938年底就有十五万至十八万人，假如《选集》里的总结讲话可以相信的话，那末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六中全会上甚至说超过了二十万人。
参看《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504页)我认为，即使把新四军、陕甘宁的留守部队和独立游击队都计算在内，这些数字也是夸大的。
但是不管怎样，八路军的兵力飞快地增加着，这一点却是不容怀疑的。1938午秋，当蒋介石根据相应的要求，把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由三个师组成），承认它是一支独立的部队，完全隶属于中央政府国民军事委员会的时候，他肯定是考虑到了这一事实。不过这也纯粹是一种形式上的意义，因为不仅蒋介石不能对日军后方的战争进程发生实际影响，毛泽东做梦也没有想到要执行蒋的指示口附带说明一下，在政治语言的习惯上，八路军的新番号并没有通行，因此我仍继续使用八路军这个称号。
八路军及其创建的政权机关（对新四军和在中国东部和南部作战的游击队，由于消息缺乏，我没有什么可叙述的）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不断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以及动员根据地居民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反对日本占领军，反对叛徒和内奸。这样，除了正规部队之外，还组织了地方民兵，很象以前在苏区一样，民兵作为所谓的和平军队和农民自卫组织，保卫根据地的新制度，抵御日军，“惩罚”坏人，进行小规模的战斗。民兵的数目，1938年底估计有一百万.1们年，根据未经证实的报告增加到二百万。
时间越长，八路军的正规部队也就越来越避开大规模的战斗，这些部队通常只限于进行伏击，奇袭和小规模战斗，由于战斗频繁，致使敌人在人力和物力上都受到严重损失，并迫使敌人把越来越多的军队留在自己的后方，最迟从1938年底开始，敌人也日益利用由投诚的将领和政客拼凑起来的伪荤睾至于是否象我以后读到的那样，说四十年代初就有垒部R军的百分之六十及全部伪军的|百分之九十用来进攻革命根据地，我是有怀疑的。但是这并不重要，可以肯定的是，八路军连同它的根据她和地方民兵，从1938年至1939年逐渐成了一个越来越影响战争形势的固素。并且在中日战争中有力地导致了力量的某种平衡。新四军和在其他根据地独立作战的游击队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当然他们的话动范围要小得多了。
但不管怎么说，1 938年至1 93 9年，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国民党军队仍然是决定性的因素々在战争第一阶段，国民党军趴在人力和物力上，受列了巨大损失，放弃了中国东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以及最重要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然而由于外国特别是苏联的帮助，蒋介石及国民军事委员会成功地改组了败北的军队，建立、装备和训练了新军。在延安，人们对这方面的情况听到的不多，因此和过去一样，对消极的方面——失败，退却、征兵、投降，叛变等这类的事谈论很多。无疑，其中有许多是对的，但是只有一半是真实的。通过和消息灵通同志的谈话，其中也有搞监听、分析无线电通讯和无线电广播的同志，我不仅知道建立了强大的后备军，而且也听说在战争方法上也正在逐渐改变，其表现是，南京陷落之后，事实上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消极阵地防御战，开始转向运动战的战术。
当日本人为了全面控制战略上极为重要的从江苏到陕西（东西陇海线），从天津到南京的铁路干线而发起新的攻势时，年春国民党在上述两方面都收到了初步成果。日本人从济南向南，从南京向北，向两线交叉点徐州推进，就在这个城市南边的一个地方，国民党军队同日本人激战了一周，在这场战斗中，日本人的许多师虽然未被摧毁，但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一个半月之后，徐州才开始疏散。
日本人从徐州沿着陇海铁路，越过开封进攻郑州。郑州是北豪到武汉南北铁路干线的交叉点，于六月初陷落。但是日军在这里受到阻碍，最后几乎完全停止下来。日本人一直未能越过陕西省界，也许他们并不想这样做，不愿使自己的力量分散到次要的方向去。
我想公正地说，徐州的胜利在延安很受注意，而且评价很高，当然很快就有引起批评和讨论的新事件把守掩盖了o这年夏天，强大的日本军队继续向长江上游推进，其目的显然是占领武汉。国民党军队没有固守长江江岸，在战斗中象以往战争过程所表明的那样，国民党军队在技术和战术上，都比日本人相差甚远。他们拖延战斗，以便保存实力，“牺牲地盘，争取时间”，这是蒋介石当时的新格言。因此，在两个月之内，日本人向前逼进了按航空里程计算有四百公里之多，七月底占领了九江。九江就其本身来说，本来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城市，但它座落在武汉前沿，因此战略上十分重要。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要不要保卫武汉，怎样保卫这个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中心？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对这个问题前后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至于是不是象后来所说的那样，毛泽东和王明的意见一开始就不一致，还是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意见都改变了（我认为很可能是这种情况），我实在是无法说清楚的。我只知道，只要人们计算一下日军挺进的速度，那末，毛开始把“在运动中保卫”长江流域的作谣称为“逃跑式的撤退”，并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长期保卫武汉，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他认为的一定条件是；立即在国民党地区进行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根本改革，以便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战，增强部队的士气j建立外围防御，在进攻者侧面相背后开展积极的战斗行动加以配合；此外根据“任人为贤拧的原则，以共产党的及其他忠实的部队领导人来替换无能的，不可靠的国民党军官。王明、博古，特别是周恩来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周甚至把胜利保卫武汉税为战略十分重要、条件十分有利的一举。他认为，保卫武汉可能成为战争的转折点，因为人们可以因此争取时问，以争善新的力量继续战斗，为聚后阶段的决定性战役做好准备。
从七月底至十月底，日军为了靠近武汉，用去了三个月时间。当日军开始包围这个城市时，中央委员会改变了它从前所发表的意见。这一点周恩来表达得最为请楚。他从持久战的思想出发，（这种思想毛是从蒋介石那里接受来的）写道；守住还是丢失武汉不能视为央定性的，相反，不惜任何代价．无止境地去保卫这个城市，就会减少大规模作战的时机，不利于力量对比的转变。
这样，周竞同蒋介石_的意见少有地一致了，蒋当时也说；胜利的关键不是保卫一城一地，必须避开敌人安排的战斗，而应该迫使敌人在山地，湖泊和沼泽地作战，这样长期下去，地点和时阿都将对敌不利。因此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蒋介石方面要接受毛泽东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卿了。
十月份，武汉城疏散一空。中央政府及其全部机构搬蓟内地重庆。“第二政治局”也迁到那里。十月底，日本人进兵武汉，几乎就在同时，占领了中国南方最后一个大港口广州城§从此以后，正规前线相对地平静下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达到了他们的主要战略目标，封锁了整个中国海岸，掌握了几乎集中全部工业的大城市，控制了占领区的铁路和公路。
看来日本人并不想深入中国内地，因为这不会给他们带束任何效果，而且超出他们的力量，H军分散在中国广阔的内地，兵力势必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日本人此时正努力改组在一年半的不断进攻中所削弱了的军队，巩固它占领的地盘，特别是巩固它的后方。毛泽东的下述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说，战争第一阶段已基本结束；开始了_战略相持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游击战具有更大的意义。
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召开扩大的六中全会时，我看到的军事形势。全会是秘密召开的，会上讨论的内容很少透露。从报纸简短的报导和一些偶然的交谈中，我只知道一点零碎的细节，从中我获悉，会上一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对我说，毛泽东代表政治局就1934年1月五中全会以来那一阶段的工作做了报告；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当时中国的特殊性，完全是一种毫不隐晦的民族主义的调子寸王明的讲话则不同，他认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同一切反战o反法西斯主义进步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不应该把抗日战争孤立起来，而必须使抗日战争隶属于世界范围内的斗争。王明说，这是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本原则的，当苏联支持中国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一原刚的精神行动的。
毛在他的讲话中用了很大篇幅谈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其目的无非是表示他的政策和策略是唯一正确的口撇开这一点不谈，那末他的讲话中心是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殛共产党在其中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清楚地表明了毛的两面性。他一方面称赞国民党的“光荣历史一和“光辉未来一，明确地承讽国民竟是统一战线中的老伙伴，并郑重其事地保证毫无保留地支持蒋舟石。另一方面他又直言不讳地宣称，“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错误的，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先锋作用斗，主张对盟友根据“先斩后奏”的格言（意即，酋训叭；删旷…先行动，然后报告），采取造成既成事实的方法，象八路军在华北一开始实行的那样。这一点还可以在《毛泽东选集》中读到。
在《选集》中，毛这次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大大压缩，语气也大夫缓和了（参看《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504页）o他把这种方法称之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或者说“既统一，又独立竹(同上博古曾对我说，先前的政治局央议应该修改，他没有说明毛在同谁论战，但看来只能是王明。毛提出的“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圩（同上第509页），这一要求就是针对王明的，也可能是针对刘少奇、项英和其他致力于在城市的工人中加强政治工作的同志的。毛还重复他原有的立场，认为只有在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在延安和军队中党的工作才有决定意义。与此有关，他说：“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圩（同上）。这当然也不是什么新的观点了口至于他怎样理解“中国问题”，他在前面还说了几句话。根据反对内外武装反革命的情况，他把为民族和社会而进行的武装斗争视为党的主要任务，他还批评一些人：有了1927年的教训之后，若干年中还不理解这一点，并且想把主要方面放到白区政治工作上。
毛泽东的片面面向农民、面向军队、最后面内一场新的内战的路线，在这次讲话中重新有了突破。所有这些，同他的所谓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长期台作等言论，是极不协调的他说，要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并说这一个共和国既不是苏维埃式的，也不是社会主义式的。也许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进一步阐述的思想，此时已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了o不过研究这个问题，就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毛在阐述他所设想的，在充分保证双方完全自主的情况下长期合作的最好组织形式时，他的讲话真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建议共产党员在保留共产党党籍的条件下，公开参加国民党，同时主动向国民党机构提交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名单。这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毛就是这样击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并且一遇机会，还把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做为可怕的例子来吓唬别人，因为陈独秀在二十年代中期曾粗暴地驳斥了国民党提出的类似的无礼要求。
是什么东西促使毛提出这样的要求呢？用他自己的谙来说，是想以此来消除国民党的怀疑，因为共产党干部的渗透当然已无法对国民党隐瞒了。或者如六中全会决议所云，是为了改善两党合作关系，以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o事实上-二这一点在延安对任何人都不是什么秘密了——中央全会以后，还继续有上百名，次年又有上千名干部学校的毕业生被送到国民党地区去，一部分直接参加党的工作.-部分则辗转到国民党及其机构和军队中，以殛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去。人们在知己人当中都嘲笑提交名单的做法。．显然，在毛泽东的《选集》里，除了其他许多内容外，这一点也被隐匿了。在《选集》
中只是说：“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忡①。
哉必须承认，我对毛这些零零散散传到我耳中的互相矛盾的讲话，开始时也是无法理解的。一方面，毛泽东在年不点名地．到1 94 5年以后又点名地把以王明为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诋毁为投降主义分子，而现在他似乎比他们还要‘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501页。 ．训雕酬“右玎o另一方面，特剐是在作为他的总结报告补充部分的结束语中，他又为回到他的lH宗派主义政策打开了后门。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相信，他的路线得胜了。但后来证明这是一个错误。倒不如说，人们共同制定了_个至少在表面上是统一的，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那里可以批准的纲领。
这个纲领写在《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决议中，该决议千1938年11月公布，接着在各级党组织中进行了说明。在这个决议中，除了对张国焘在当时的情况下完全公正的批判外，并没有对过去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攻击，但是毛在自己的讲话中，却把很多时间用在这种攻击上。决议充分肯定了五中全会剐六中全会这一时期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强调了通过从内战向统一战线过渡实现历史转折的思想。决议既没有提爱毛所谓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先锋作用的霸权主义的论点'也没提及他片面面向农村和军队的路线，更没有提及恤所预示的以武装斗争反对“内部反革命’’的前景。
决议集中对形势作了请醒的分析，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决议多次明碚指出，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中国人民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正奋起进行一场光辉的战斗，在这场正义的战争中，尽管有惨重的牺牲，但卸走上了民族解放和民主繁荣的道路a决议说，中国人民将在长期抗战中取得最后胜利。在这场战争中，在敌人方面为：进攻——相持——退却，在中国方面为：防御——相持——反攻。作为主要政治力量的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以及与其他一切抗日党派和团体的长期合作，是建立持久战的必要基础。目前的抗战，正处在执第一阶段转到第：阶段的过渡时期。在这情况下，敌人正在加紧争取叛徒，组成傀儡政府，以便分裂中国人民。对此必须加强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支持，亲密屋共两党的合作，加强对叛徒、妥协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接着决议列举了中华民族的紧急任务，认为完成这些任务是转弱为强，转败为胜的条件。
在论及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段落中，（决议说，这种合作是武装抗战取得胜利的唯一保证，是民族复兴以及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立薪的人民共和国的唯一保证）以及论及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作用的段落中，又重复了某些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曾经使用过的提法。全会又一次郑重地声明，中国共产党人承认兰民主义，诚心诚意拥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井宣称；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将交出上述名单。
另外决议强调，在当时曲历史情况下，既不允许●党专政，也不允许具有苏维埃的或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最后，垒会提醒所有共产党员，保持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防止左_的和右的倾向，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
在我参加的讨论六中全会的党的会议上，有人对向国民党提交共产党员名单是否正确，表示怀疑。党支部书记眨了眨眼睛，形象地做了回答。抛说，这不能从字面上来考虑。有些人想更详细的知道，怎样理解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左和右的倾向，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左’’是革命的急躁情绪，这种情绪可能使对党有益的民族统一战线过早崩溃。“右丹则相反，这种倾向放弃党的自主权，使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々其实大家对擞议并挫有进行仔细的讨论，就一致通过了口中央委员会六中全会还作出一系列决议，主要是组织上和宣传上的决议，其中部分内容全部或摘要发表了。可惜，我只能回忆起一个关于准备不久以后召开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众所周知，这次代表大会是七年之后，于1945年才举行的，那时正值共产国际自行解散以后，毛泽东认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彻底清算的时机成熟了。而在1938年的全会上，毛显然在政治上受到马列主义者的某些牵制。实际上，毛当时在党内，军内已经占据了领导地位，这一地位使他能毫不顾及已作出的决议，顽固地贯彻他自己的路线。
至于抗日战争中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的继续发展，我根据自身的阅历很难叙述什么新的情况，大多数情况是从我当时根本看不到的有关文件以及以后陆续出版的一些书籍中知道的。我在延安看剐和听到的，只是根不生面地反映了当时国内发生的事情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然而这些情况使我获得了一个大概的印象。1939年一年中，有两种倾向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来。这两种倾向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国民党的统一和民族统一都成了问题。第一种倾向是日本企图通过政治解决，最终达到它在中国的战争目的，第二种倾向是共产党同国民党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年1 2月，日本首相近丑文磨发表了一项原则声明，声称，他的政府所奉行的政策，其目的在于使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在于通过日本、满洲国和中国的平等合作，在远东地暾建立新的秩序。实际上在这个声明背后所隐藏的无非是在日本的统治下，以反共为幌子建立“大东亚著荣圈”的旧口号而已。
蒋介石回答了近卫文磨的“和平建议”，他说，日本的真正意图是，在虚伪呼吁中日合作外衣的掩盖下，完全并吞中国并彻底奴役中华民族，因此必须把抗战进行到底。不管蒋的动机是什么，但他的态度在当时是肯定和明确的。
在国民党内乃至它的最上层，确实有人出于反共立场或个人动机，准备接受近卫文唐的建议。身为蒋介石副手、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防务委员会副主席的汪精卫,1938年12月底秘密离开重庆，逃往印度支那，并且从河内发出电报，他在电报中要求同日本缔结和平条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决定解除汪精卫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亡所有这些我都是间接知道的，然而上述事实在几天以后延安的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证实，文章激烈反对汪精卫，完全支持蒋介石的立场。1 939年1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在露天广场举行了群众集会，王明在这个会上讲了话。他指}】}汪精卫同近卫文磨的勾结，是反共老阴谋的新花样。他说，汪精卫不是孤立的，近来很多地方出现了反共活动，有的地方竞发展为武装冲突。这样民族统一战线势必被破坏殆尽，因为谁反对共产党人，谁就在客观上支持了日。本占领者以及饪精卫一类的汉奸。如果蒋介石真的想把抗战进行到庶，那末他不仅在反对公开的叛徒上，而且在反对反共投降分子及反对反革命分子上都应采取有力步骤口这无疑是正确的。我只是想说，国民党有影响的政治家反对共产主义，是以毛泽东一贯的夺权野心为对立面的。国民党领导人，包括蒋介石在内，都觉得受到威胁，因而进行了暑回击，这当然对反共分子和准备投降的反革命分子起了煽惑作用。王明当然不可能公开谈及事情的这一面。那末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六中全会的决议在实践中得到贯彻了吗？看来没能这样做。总之我听说，为了把整个国民党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党的办事处之间的通讯网联系起来，采取了许多组织措施0 1939年春，周恩来到东南各省进行了长时间的视察，以便就地作出相应的指示。
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发起了进攻，派重兵从长江下游向南推进，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这一段时期向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次进攻。我认为，他们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方面，他们想以军事压力配合近卫文唐的政治解决；另一方面，他们要在占领武设和广州之后，把两个城市之间的主要联结线——经过长沙的铁路以及经过南昌的公路——控制在自己手中，以此切断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各省同内地的西部和西南部各省的联系。第一个目的，日本人根本搜有达到l第二个目的，只达到了一部分。但是，在短短的三月至四月的时间里，日本人还是先后占领了守卫力量很弱的江西和湖南两省的省会南昌和长抄。
周恩来在巡视中遇到了项英，考虑到新的形势，他指示项英，用新四军的一都分武装在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交界多山的三角地带开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根据地，在南方可以以老苏区作为基础。这些地区的地形条件和政治条件都很有利，因为在苏维埃初期，这里进行过斗争，肯定能移得到劳苦大众阶层的同情。严重的问题是，武祝，甫昌，长沙之间的三角地—带还驻有国民党军队，其高级军官，说得缓和一些，对共产党不甚友好。尤其是由于双方的职权范围和作战地区没有明显的界限，所以同这些国民党军队的摩擦和冲突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了。
项英把新四军后方司令部（也许还有江西省党委——我知道的不详细）迁到1930年内战时战斗十分激烈的县城吉安，并在离长沙东北足有一百公里的平江设立了新的通讯处。
六月初，在这里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此类事件，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之间从未发生过，但是到年逐新增多了。国民党兵在破绽百出的搜捕逃兵的借口下，强行进入通讯处，杀死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有几个人是被立即枪杀的，：其余的是被捉住后活埋的。在延安，人们是这样说的（参看《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544页注释1），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知道，这样一种极其痛苦的，慢慢死去的方法，自古以来就为中国‘的封建主和军阀所使用，有一次我还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
平江惨案与以往的这类意外事件不同，它引起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导致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一场极为尖锐的争论，特别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争论更为激烈口‘争论过程中，双方互相指责，列举罪行。这场争论的结果是，用“统一和斗争竹酌新口号代替了当时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口号“统一和独立挣口王明早在他一月讲话中就着重指出，反共和投降势力的结合在这一事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口其实，分歧早巳开始了0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常务会议，会上，蒋介石只是把恢复司一硼硼盯．年7月的状态作为抗战“到底”的目标，并要求“违抗命令”的共产党员遵守秩序。就是说，要求他们服从中央政府，维护同内和平。可能王明的一月讲话已经反驳了蒋介石的类似讲话，但是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关于国民党的这次大会，除了延安发表的很少的消息外，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国民党大会的贺电全文，贺电再一次表示加强民族统一战线，拥护蒋介石。
平江惨案之后，重庆首先竞相要求惩办肇事者，不仅要惩办事件的直接挑动者，而且要惩办事件的幕后人物和暗中操纵者，这里指的是那些国民党的最高将领，如中南二十七集团军司令，以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何应钦，他们两人素以极端仇恨共产党而著称。周恩来不止一次地要求惩办直接参与屠杀的肇事者。蒋介石反过来也指责共产党，不仅在跌甘宁擅自建立革命根据地，而且在整个国家密谋反对国民党及其机关和军队，造成既成事实，采取单方面行动，提供错误情报。因此共产党必须最后决定是赞成还是反对国民党领导下的整个国家制度。
周恩来急速返回延安，以便同政治局进行磋商。从西安到延安的路上，周乘一辆载重汽车，坐在司机身边。途中遇上土匪，可能是过去民团的袭击。幸亏车上的警卫打退了敌人的袭击，怛司机受了枪伤，几天之后由于伤口溃烂不得不截去双腿。在延安有人说，周恩来在这次事件中手臂也受了伤。
他的手臂确实是那时候伤的，但究竟是在这次袭击中伤的，还是如人们以后告诉我的那样，并不是敌人打伤，而是不光彩地从马上捧下来受的伤，我就不去管它了正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战争爆发两周年来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利用这个机会公开声明他们的立场。蒋介石发表了《告全民书》，我没有看剜此件的原文，从零碎的消息可以看出，他判断中日两国之间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有利的变化，同时尖锐地驳斥了由日本侵略者和双奸发起的“和平运动什，以及一切“暂时解央办法”，他还号召把战争继续进行到胜利的（或痛苦的？）结束。
在延安同时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纷纷撰写大量文章作为补充。使我诧异的是，在写文章的人当中也有邓发，他很长一段时间不在延安，估计此时叉在这里了。除了宣言以外，毛泽东曲文章《当前阶段的主要危险》也很突出，因为它具有纲领性意义，这篇文章后来经过编辑修改以《反对投降括动》为题，收入了毛的《选集》（参看《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535-539页）从表面看来，两个文件的内容同上述蒋介石的《告全民书》中的三点意见是一致的。掘果人们读一读中央委员会宣言的开头“极其尊重垠高总司令蒋介石”，以及结尾“拥护蒋介石，拥护国民政府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国共台作，精诚团结”，那末这个印象就更深刻了o（参看沃伦·韩《中国共产党历史分析》1970年台湾英文版第三卷第551页）o可惜我不得不以这部反革命，反共产主义的著作为依据，因为没有剐的来源给我提供宣言的材料。但是这部反共的著作基本上正确地反映r宣言的内容，对于这一点我是不怎么怀疑的，因为据我自己回忆就是这个内窨，面且其要点两毛泽东的文章也是相■]觏溷曝[‘当吻台的。
然而，假象迷人a忠诚声明是表面的，背后却明显地出现了就本身来说完全是有理由的谴责，谴责一切把反共斗争凌驾于抗日战争之上的倾向。宣言开头强调说，历时两年之久的战争促进了中国的统一和进步，在持久战的广阔战线上,旁弱了敌人的物质力量和军事力量，接近了抗战的胜利。因此，宣言接着指出，日本企图通过所谓和平调解的政治策略达到奴役中国的目的，近卫文磨的声明表达了这一点。近卫文唐在实行这个恶毒的阴谋时，得到了国内外的庇护和支持；从外部得劲了祛，英、美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他们赞成“太平洋国际会议圩，这次会议的结果对中国来说只是“东方幕尼黑斗，在内部得到象汪精卫这样的少数汉奸的支持，饪此时正公开加紧同日本人结成反共同盟；此外，还得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支持，这股势力诽谤中国麸产党，骚扰陕甘宁边区，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根据地和机关，破坏抗日战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还得到那些暗中掩护叛徒、投降分子和反革命的动摇分子的支持。日车侵略者、外国帝国主义分子以及中国反共势力的勾结，成了中国人民争取统一和胜利的主要危险口因此，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同日本“媾和什，反对“东方慕尼黑抖.反对一切以部分或过渡解决的形武出现的投降活动，反对一切利用反共口号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企图。中国共产党决心把日本军队打到鸭绿江边（满洲和朝鲜之间的界河），争取抗战的完全胜利，并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中国。
我从毛泽东的文章中摘引了同宣言一致的内容写入了我对宣言的简介，毛讲话中的有些提法则走得更远。他过去把人分成左，中、右，现在只简单地分成主和派和主战派。他把所有“大、小住精卫竹都算作前一种人，这种A-他从中国古典戏剧中找到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在公开投降的背后活动，这是指蒋介石，后来《毛泽东选集》注释4和5(参看第二卷第539页)证实了这一点。他在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地方（同上，第537页）还谴责“暗藏的汪精卫辈”制造反共气氛，甚至企图再次挑起一场新的国共内战，企图用这种方法破坏统一战线，准备投降，背叛民族。毛以此驳斥了所谓共产党通过目的在于反对国民党的活动来瓦解抗日战争的谴责。文章的结尾与宣言不同，他没有要求拥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只是要求反对投降和分裂口几星期之后，毛泽东在追悼平江售案死难烈士的集会上发表了激烈的演说，他认为，肇事者是根据反动派的指使行事的。收入《选集》的这篇讲话的注释1（同上，中文版第544页）清楚地说明，他在这里就是指“蒋介石和他的党徒叶。他问，为什么有罪的人没有受到惩罚。他回答说，因为中国不统一，没有统一于抗战，没有统一于团结，没有统一于进步。他又重复说，“公开的和暗藏的住精卫”破坏统一，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舟裂，国内打仗。
我不掩盖，毛的论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毛的悼念演说中提到的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用他的话来说，是针对共产党及一切其他进步力量的，这个秘密办法确实是一种警报。还有党内的通知，更引起了忧虑。通知说，国民党规定在共产党活动最多之地区，实行“联一j硼㈣旧保连坐法”，并在各地普遍建立情报人员通讯嘲和反革命组织来实现这一法律，平征惨案就是具体的后果。毛泽东的回答，当然也是整个政治局的回答。毛说t假如有效的法律不起作用，假如统一遭到破坏，我们_就必须动员人民，制定一项法律，使挑衅者、反动派和投降派受到监督。接着又说：在我们的力量足啦强大的地方，我们要进行反击}在国民党掌权的地方，我们耍转入地下！总而言之，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分裂了，大家知道，不久之后，即在四十年代的前几年引起了武装冲突。我认为，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推行双重政策的必然结果口年还被掩盖着的内部争论，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军事形势。在延安有谣传说，由于有利害关系的帝国主义势力从中斡旋，蒋介石正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签订停战协定问题进行秘密谈判。或者说，他正企图转向汉奸们的所谓和平军。
我不知道，是否确有其事a无论如何，不祥的H太平洋国际会议斗并没有召开。19 4 0年1月，汪精卫成立的：并为日本官方承认的南京反蒋傀儡政府，也正说明上述传言是不可靠的另二方面，在前线形成了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之间一定程度的和局.一种或多或少被动的相持局面。我认为，这种战局的相对静止，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是当时‘出现的力量相对平衡的作用。对这种局面起主要作用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这时都把“清理一自己的后方作为主要任务。国民党加强了反对新四军的行动，而。日本人则把自己更多的军队，特别是中国伪军投入了反对八路军的战斗。
现在，毛泽东谴责蒋介石，说蒋介石回琏同日本人打仗，然而从根本上来说，毛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口他推行的是旧游击战。
。 ；硼盯的战略，当敌人进攻时，就把军队撤退到山里。另外，他也同样满足于这种可疑的相持局面，有一段时间甚至还容许以走私形式进行的相当频繁的贸易往来口博古后来同我交谈了几次r有一次他讽刺地对我说，年形成了一种三角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三方互相攻击：日本人，包括汉奸和傀儡，攻击共产党和国民党（攻击的矛头仍然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坚实核心，毛泽东以前所预言的国民党内部的大分裂并没有出现）}国民党攻击日本人和共产党；共产党攻击日本人和国民党。
根据毛泽东的三个阶段的理论，相持是中国走向反攻的过渡阶段。但是，由于三角关系的出现，相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实际上，相持作为一种停滞的状况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人在军事上出现了和局之后既不能通过政治解决的办法达到战争的目的，中国军队也由于越来越尖锐的国共两党的对立而不能达到必要的力量优势，以便把日本占领者从国土上赶出去。
统一战线的双方为了将来争夺中国的政权，都在保持和加强自己的地位d为了这个目的，国民党需要的只是一场虚假的抗日战争，以便竭尽全力反对共产党。相反，华北共产党的部队却不得不加强对日伪军的压力的抵抗，这些日伪军使用了类似蒋介石1933-1934筚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时的堡垒策略，当时称为“蚕食政策”，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各个革命根据地被分别圈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八路军在敌人强迫造成的积极相持状态中，也采取了曾被毛泽东在遵义斥为“把战争当儿戏”的短促突击的战术6 1 9 4 0年初，由于军队的压力，毛虽然决定进行了“百团大战一，但是同以后的战役一样，这次大战同样对战争没有产生决定性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位于日本后方的“革命根据地一甚至大大地缩小了。
众所周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来自外部，在日本堕落为反对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太平洋地区战争冒险家之后，反法西斯的同盟国战胜了轴心国，在远东苏联和蒙古军队进攻满洲，迫使关东军和日本政府投降。
但是，这一段历史已经超出了我的纪事范围这里请允许我谈一点我自己在延安的情况。这些情况同时也可以说明，最近几年多次有人问我的关于毛泽东的个人行为以及他同干部的交往中的几个问题。
．我已经屡次指出，在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初从所谓的东征撤回之后，瑰越来越被排陈在参与讨论和决定军事问题之外，政治方面的消息也很缺乏。我主要是从我参加的活动分子会议和群众集会，以及从私人谈话，特别是从同博古的谈话中得到的消息，博古在保安和延安时，一直到我离开，有时间隔长些，有时间隔短些，总是按时来看我。此外，我开始作为客人，后来作为成员参加了后方司夸部党支部会议o-我还继续紧张地在军事学院，即以后的抗大教课。从1938年起，我再也没有固定的翻译了，困难越来越多，至少在给从国民党申国那里来的年轻大学生上课是如此口自然我主要是给以前的红军战士、参加过长征的人讲授战术课，把他们培养成中，高级指挥官，并同他们一起讨论、一起搞实践演习和沙盘练习。
我原来的第二个翻译给了我很大帮助，他在这时已升为抗大训练部主任。
年同莫斯科恢复了无线电联系以后，我几次向洛甫请求把我招回苏联。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我毕竟是1932年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派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军事顾问。洛甫是否接受了我的请求，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他对我始终避而不答。
年至1938年间的冬天，我又向王明请求这件事，我们偶然遇到一两次，谈话很随便I和张浩以及其他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央委员不同，他们都回避我。就在谈话前不久，王明被任命为女子大学的校长，我觉得这对一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委员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来说是一个很奇特的职务，尤其是他根本不能关注这个职务，因为他大部分时间在武汉或重庆，看来他对此也很不满意。总之，他给我的印象好象是忧虑重重，在这点上我是同情他的。一方面，他要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路线，另一方面又不能损害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纵使毛所执行的完全是另一种政策，这简直是一项无法解决的任务至于我，王明再三劝我不要再坚持回去了，他的原话是，在苏联等待我的不是什么好事，我必须估计到可能被流放，甚至被枪杀。他这番话并没有使我感到十分吃博，因为在《真理报》上我经常读到我十人认识的或是知道的名字成了“人民的敌人竹，裁可以保证，他们对党的忠诚是坚定不移的口我不理解其中的背景和联系，但是我对自己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愿意在莫斯科为我自己的工作负责。
因为没有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只好准备长期地．虽然不是一…可一i圳洲1豳永远地在中国呆下去了0 1938年，有一天我去找陈云，有一段时间他是主管中央组织部的中央书记，我请他把我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以便能参加党的生活}并请他同意我同一位名叫李丽莲的歌唱演员结婚，．她是1937年底同演员江青（毛泽东现在的夫人），一起从上海到延安的。这两项请求他都同意了，我就同李丽莲到延安办事处登记结婚。
很久以前，我开始系统地学习汉语。1938年我已经可以比较自如地交谈一切问题了，只是要用那些很准确的政治和军事术语来讲课，就不行了。我用一切空闲时间学习读和写，学习时使用的主要是延安出版的成人读本，它的优点是有很多插图，每一个象形字都带有相应的拉丁字母。在罗瑞卿的默认下，我在抗大的学生中挑选了一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当老师，他能说点英语，也很乐意接受这个工作。渐渐地我已经可以读延安报纸上和其他出版物上的重要文章和文件了，虽然感到有点吃力而且有时还需要辅导，而昕报告、讲话，讨论就顺当些了。
在正式接受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有一天肖劲光来看我，他告诉我，毛泽东提议让我在后方司令部（我被分在这个支部）当顾问。我把这件事视为命令，好多次到那里去遇到朱薅，朱的情绪以往一直是很好的，这时看上击却有点不愉快的样子。在司令部里其实并没有我千的工作。不久我才知道了其中的奥妙，从根本上来说，人们并不愿意我参加工作，只是象其他人一样，由于衣食住等等问题，在行政上我必须属于一个单位罢了，因为抗大离我的住处有几公里远，而离得最近的司令部再合适不过了。此外，把我的关于战术的文章译成中—■r~Ji:i疆啊群i一文的翻译也在那里工作d在地方政府卫生部工作的马海德，还有警卫员、饲养员，总之所有住在大院里的人，同我一起组成了司令部的一个独立的供应单位。
当初，我在中央红军看到的体现红军面貌的严格的纪律和严谨的生活方式，在延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慢慢松弛了。
一种类似社会化的生活，虽然范围很有限，也开始发展起来了。不仅成千上万的中国爱国者，绝大部分是来自大城市的年轻知识分子，而且作长期或短期逗留的外国来访者都对此起了作用。
例如，在我和李丽莲成了密友之后，自然各方面的艺术家就常到我家来过周末，爱好交往的马海德也常常把一些年轻人拉到我们院里来。戎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主要谈艺术和政治，也打乒乓球，有时甚至还跳舞，在这以前跳舞一直是被当作外国的恶习被禁止的。在来访者中间，开始几次也有江青，但很快就疏远了。
她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一件丑行正威胁着她，这种丑行触动了毛泽东周围最亲近的人，并且在党的高教干部中引起了相当大的骚动，人们还试图把我牵连进去，到六十年代初，我才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暗示，因此我不得不简短地叙述一下这段历史，虽然它是令人不愉快的，而且本身也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年夏天或秋天，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如·斯诺的夫人来到延安（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说是斯诺本人，其实不是）o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为自己写朱德搜集材料，这本书名为《伟大的道路》，1 9 58年出了德文版。因为她几乎不会椰孺雌雕一讲中文，于是就派吴莉莉给她当翻译，这位女翻译英文讲得很好。毛泽东常常看望这两个美国人——有几次我也在场——这样也就认识了吴莉莉。由于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从中介绍，毛泽东和吴莉莉常在马海德的住处见面，关于这些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见面的时间总是安排在我不在场、可能马海德也不在场的时候。毛的夫人贺子珍是一位游击队员，受过伤，参加过长征。她知道了上述情况，对毛进行威吓々年至1 93 8年间的冬天，我亲眼见到在毛的房间里（不是在他的窑洞）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为了对付贺子珍的谴责，毛搞了一个小小的阴谋。有一天吴莉莉在我这里，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当我还在考虑如何摆脱她的时候，肖劲光借口要和我谈点什么上我这里来了o然后他们两人都走了，我不知道是谁先走的。这就是垒部过程口肖显然是要证明吴莉莉来访，不是为了毛，而是为了我。贺子珍并没有因此受骗。后来，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脒云受毛的委托在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毛的要求宣判离婚，这时吴莉莉已不再起什么作用了这期间，江青进入了毛的视线。她到达延安的初期，同李丽莲一起在延安剧院登台演出，两人有时演古老的京剧，有时演写实士奠的新剧。为了看她演出，听她唱歌，毛令人奇怪地常常去剧院。一种关系慢慢开始了，其括动场所在离延安特别远的鲁迅艺术学院。离婚之后，毛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他把贺子珍进到苏联去“就医”，把吴莉莉迸回她的老家四川，而江青刚在1938年秋搬到毛那里，开始名义上是他的秘书，后来成了他的夫人。
对于这个婚姻以及对江青车人，我都昕到了许多轻蔑的议论。博古谈到她“复杂”的过去，象人们现在所说的那样，说她过着一种“甜蜜的生活”，博古还谈到她同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同党的不清楚的关系。事实上，她到延安之后，并没有象其他从国民党地区来的所有党员那样，被送到党校去学习，一般人都认为她是非党员。后来换了一种说法，说在1932年或1933年由康生介绍她入了党，说她过去那些年在政治上是消极的(后来又说是搞秘密工作的)，因此先受到了审查口我在延安时，她在政治上不太显露，同时放弃了舞台生活。同朴质的延安人的习惯相反，：她在公开场台总喜欢表现出一种使人不可接近的傲气，骑着高马，由四个警卫陪同，大家并不喜欢她。好，就说这些吧。我想附带说一下，虽然埃德加·斯诺写书是为了提高毛泽东的声誉，可是他也没能完全回避这段不愉快的历史矗（参看《西行漫记》一书的附录，1968年伦敦英文版第459-460. 467-468页）。
毛的这种做法完全勾画了他独断专行的作风，在我看来，也证明了毛在党的领导层中的地位实际上那时就不容攻击了。关于这一点，我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加以补充。毛是个整脚的骑手，短路程他宁愿步符，从1938年起，在城外，他总是乘坐一辆不知什么人送的救护车。假如不算偶而来往于延安和西安之间的载重汽车，那末这辆没有用于应有目的的救护车就是延安唯一的汽车了，除了他，谁也不能用这辆车子，车子在哪里出现，人们就说；“毛主席的车”
年，我常常遇见毛，或者是在他看望外国人时（看来此事很能吸引他），或者是在特别的机会，象张国焘逃跑那次，而最经常遇见他还是在抗大，在那里我听了他几授课。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抗大所有领导干部集体拍照，拍照时我坐在他身边。可惜我得到的照片于1941年在莫斯科丢失了。总的来说，我的印象是在我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为中国的环境同化之后，毛把我看作是一个无害的人，对我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他来说，我无非是一个无需介意的，无足轻重的人。
年初夏，毛泽东同洛甫，博古一起突然来到袭的住处，这使我火吃一惊。他们同我毫无拘束地、泛泛地就政治和军事谈了足足两小时，范围大概就是我在纪事的后二部分讲到的那些情况，当‘然是毛的看法。细节我已经想不起来了。谈话是用中文进行的，有些字我听不懂毛的湖南口音时，博古就出来翻译，他们来得很突然，走得也很突然。我不明白这次来访的目的，博古对此也沉默不语。在以后的几次访问中，凡是涉及政治问题，博古通常总是显得非常寡言。他常常同前面提到的伍（修权）一起打桥牌。过了很久我才渐渐明白，这次目的不清的拜访，很可能同莫斯科的质问以及同召回我有关。
随着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特别是抗日战争开始之后，陕甘宁的边界不仅向无数中国人开放，而且也向一些外国人开放了。他们都是作为期友来的，至于遗些朋友是真是假，那就很难洞察了d但是当时已经可以看出，美国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已很明显了。毛泽东很巧妙地利用这些人来阐述或者掩饰他的政治见解和观点，给西方留下好的印象。我并不了解这些人，特别对那些记者我更不了解，我总是有意地避开他硼i嘲旷…们。有些外国人，我在其他有关段落已经程度不同地提到了。
这里，我只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我对这些事的总的印象，也许这种印象并不全面。
年初夏，第一批客人来到延安，他们是埃德加·斯诺，格奥尔格·啥特姆博士（马海德）o展近，我在一本书中看到，他们是由美国情报机关派去的。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根据何在。据我自己的观察，我对此既无法反驳，也无法证明。有些情况可以说明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例如有一些情况表明他们此行是半合法的。
年，我在北京就已经认识了埃德加·斯诺（参看本书33页）。至于他是怎么来的，他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他说，一位中国朋友向他转告了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这就给了他所渴望的机会，向全世界介绍他亲眼看到的中国红军和苏区的真相。斯诺于1968年把校阅和扩展的英文版主要著作《红星照耀中国》最后一版作了进一步补充。据说，他是从一位他不认识的当时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北方局工作人员那里接到了邀请，同时还给了他一封用隐宇墨水写的给毛泽东的介绍信，并告诉他在西安碰头。在西安，还是那位曾把我选过国民党封锁线的姓王的牧师，介绍他同邓发取得了联系，邓发叉把斯诺带过当时还由东北军占领的延安，抵达陕甘宁，会见丁周恩来。
周很热诚地为他打通了继续前进的一切道路，这完全是可以相信的，否则斯诺很难进入苏区，也根本不可能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更不用说得到毛的友谊了。
不知出于什么理由，斯诺对他根本不是一个人旅行，而是同马海德一起，以及他们两人进入甘肃到一方面军司令部这；．}j j■1翻习瞳羁叭些事，一直沉默到六十年代。斯诺于七月在保安出现，而马在甘肃一直呆到当年年底。斯诺几乎有半年之久在那里搜集材料，这些材料扶中国红军初期的历史直到目前的情况都包括了。斯。诺不知疲倦地询问每一个人，这对他来说并不困难，因为他能相当熟练地讲中文，他得到了一切他希望得到的消息，不久就传说，他深得毛的宠信。毛也选定斯诺作为他的传记作家和他的思想的宣传者。一直到不久前撕诺逝世为止。
他也向我追问一些有关红军和共产党的问题，但是每次我都拒绝了，我对其他向我提问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原则上也是这样做的。因而我们的来往只限于社交活动，例如打网球，玩纸牌，这些活动博古总是参加的，洛甫有时也在，我以前的翻译伍修权，还有一个叫蔡树藩的独臂团长（他在军政治部工作），以及其他几个我忘了姓名的熟人。．假如斯诺是美国间谍，那他给他的主人一定提供了宝贵的情报。他是一个精通政治的中国通，作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外国人，他在不长的时间里提供了大量的准确的事实，时间和数宇，并附有大多数领导人物的照片和报告，在此基础上.美国政府就可能对各种关系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但是，斯诺首先是个记者和作家，作为这样r种人_，也必须承认，他以自己的文牵为拆穿在整个西方世界散布的关于中国红军和苏区的大量谎言做了不少贡献。．他生动地描述了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同人民的紧密联系和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也早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一国际主义者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后果严重的党内争论。可是，他除了作为毛泽东的喉舌片面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辩护，并把他们吹捧为（稍有保留地）中国唯一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之外，又怎么可能期待他会有别的作为呢。
十一月，西安事变前不久，斯诺离去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因为他是在袁被召回之后才又回来的。当我的第一篇论中国问题的文章1964年发表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上时，他从日内瓦写信给我（他当时暂时住在那里），要我证实我就是李德。
。 1937年初，马海德在延安同我住在一起时，我们才相遇。
他是一个叙利亚血统的美国公民，曾在法国和瑞士学过医，到上海时还是_个初出茅庐的医生。他自己说想为中国红军服务，不知通过什么方法他同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取得了联系，艾格妮斯·史沫特莱长期以来一直同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有联系，她把马海德介绍给上海党组织，并介绍他同埃德加·斯诺相识，然后马海德陪同斯诺到达陕甘宁。这些都是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向我证实的。
马海德当时二十五岁，他刚到中国时还不会说中文，作为医生也没有什么实际经验，他自称在思想感情上是个共产党员，其实在组织上不是，而在政治上天真得使人吃惊。后来，我逐渐给他讲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最简单的基本原理。他有三个很有利的特点，理解快，适应性强和年轻人那种无忧无虑的性格。他很快就掌会了说中文，但不能看和写，过了不长时间入了党，作为实习医生给居民看病，后来戚了防治中国西北部广泛流行的传染病专家。他同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虾，因为他不妨碍任何人，并且在哪儿都有用处。他有时在延安新闻机关协助工作，收听英语和法语广播，以及类似的工作。
丌—藤曩啊封町一_…年，准备在香港设立一个新闻代办处时，有人曾考虑到他为候选人，但后来还是派了一个中国人去了。
如果马海德是一个间谍，他似乎不可能象斯诺那样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大家都知道，他为斯诺和史沫特莱报告了不少消息，但也无损于他6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情况是在六十年代初。他住在北京，有一个中国老婆和几个孩子，还是象从前一样很得人心。他在政治上确实投有什么影响，但同毛周围的人关系很好，他热心支持毛的政策。根据我对他的认识和估计，看来他安全地渡过了“文化革命什我已经提过, 1937年夏或秋，艾格妮斯-史沫特莱由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陪同到达延安，带了几箱子书和一个特剐大的包裹，其中有一个带唱片的留声机。看起来她象是要永远住在陕甘宁似的。因为斯诺已先决定写毛的传记，于是她就去我束德。朱德只字不谈革命斗争中的关键，对党内分歧也保持沉默，因此她在自己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不得不越过这些要点，有许多内容也是从其他甚至是不可靠的材料来源中波取来的。大约一年之后，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又动身走了。她把书籍、唱片及其他东西都留下了，是很受欢迎的礼物。斯诺夫人主要从事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她离开延安更早一些，只果了几个月。
毛带常来看望这两位妇女，有几次我也在场冉据我所知，毛确实不曾同他们进行过认真的政治方面的谈话。党的其他领导人，如洛甫，博古和周恩来，他们在延安时显然都很谨慎，更不用说正明了。在这两位妇女那里，我从来没碰到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不管是艾格妮斯·史沫特茉，还是海伦·斯诺，他们在言谈中都有明显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口她们崇拜毛，对民族统一战线抱着怀疑态度，认为国内战争是主要动力，认为延安的军事生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形式。至于毛实际上无视工人阶级，而把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看作民族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的动力和支柱，则丝毫没有影响她们对毛的崇拜。所以我曾对第三者讽刺地说：“病态的托洛茨基主义”
年至1 93 8年间的冬天，作为“三大洲医生”写进文学著作的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大夫，带着一个外科护士和各种医药设备到了延安。他很少关心政治，而是迫切要求尽快地到前线去，建立有效的卫生制度和必要的战地医院，采用象输血、消毒等诸如此类的现代治疗方法。他同毛泽东进行了多次谈话，主要内容也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有一次毛还到他居住的窑洞来看他，恰巧我当时也在场。一两个月之后，他动身到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那里，没有带那个外科护士，因为我们这里的严酷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不能使她满意，所以她宁愿背道而驰，离开了延安。白求恩大夫在前方，更正确地说，在新的革命根据地，毫无疑问工作是非常出色的。
年11月，一次他在敌人的轰击下进行手术，自己血渡中毒去世口死后他得到了应有的崇高荣誉。
几乎与白求恩大夫同时，有十个妇女和姑娘参加的国民党医疗队也到达延安口过了几个月，这个队又不见了，我实在无法说清，她们是参加了白求恩大夫的医疗队呢（一些情况说明有这种可能性），还是又返回国民党地区去了。不管怎么样，这个趴在延安再也没有出现过一_硼藕嘲啊～此外，1 938年曾有国际联盟卫生委员会到延安来访问，还建了一个设有除虱室的浴室，这确实是有益的设备，但是对仍然极其贫乏的陕甘宁卫生事业来说并没有多大意义。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欧洲人，看起来更象是旅游者6也许他们当中的这个人或那个人要附带完成某些侦探任务。他们看见什么都要拍照的这种嗜好，说明这两种解释都是可能的。
一个印度的医疗小组却不同，它由四五名有经验的医生组成，其中有外科医生柯隶华大夫。过了一些时候，他和另一个大夫到八路军部队新的战地医院去工作，其他人在离延安不远的地方设立了一个临时诊所，既给战士看病，也给百姓医疗。他们多次请我去，在这些人当中，我虽然设有结识到共产党员，但他们都是非常进步，乐于助人的人。使我惊奇的是，毛没有或是很少注意他们，以致他们几乎完全自己照顾自己，完全依靠自己的财力。以后他们的情况怎样，我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到延安来的还有其他“援助者”，不过详细情况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有一个红头发的新西兰人，摘组织生产台作社的工作睁这个工作，他在国民党中国已经千了多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同马海德很接近，常常到他的窑洞里打字。中国入民解放军取得胜利之后，他继续留在中国。他大概叫雷维·艾黎，这是以后我从1954年在北京出版的一本书中读到的，书名是《人民有力量》，但莸也不能十分肯定。
如果把两架在延安着陆的飞机驾驶员除外，那末苏联的唯一来访者，直到我离开时为止，就是著名的纪录影片摄制者罗曼-卡尔门，他于1939年春从南方来到这里，在陕甘宁摄制了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我们经常见面，在一起友好地交谈。他还给我照过几张相。对那些棘手的政治问题，他总是机敏地回避过去凸他甚至不知道，同他来往的是些什么人。
年，美国人才开始有计划地，试探性地来到延安，虽然是非官方的。起先来了一个资产阶级记者小组，其中也有设学家，是由福特基金资助的b他们可以在特区自由旅行，当然是在管理人员和翻译的陪同下，我投有同他们接近。看来这些人在为一个驻外使馆的武官侦察地形，这个武官在半年以后带了一组工作人员来到这里。他在延安栗了数周，进行了秘密谈话白至于他来谈判什么问题，我根本不知道蛊从交谈中我听说，他想了解八路军的军事战斗力，和共产党同国民党之间政治上彻底和解的‘可能性，以及同美国紧密合作的可能性。据说，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加强了美国在东亚对抗日本的地位，同时削弱了苏联的影喻不过这位武官看来好象是不满意地回去了。以后，毛泽东同他的美国谈翔者之间的关系开始冻结，美国又完全依靠蒋介石和国民党，毛这方面只好更加倒向苏联。但是在年，在日本进攻苏联远东的情况下，毛却破坏了同苏联的共同军事行动，1 944年毛又重新同美国的代表进行了正式接触。
同美国人的这种最初调情，表明毛在美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苏联之间搴行了一种无原则的实用主义的摇摆政策，其出发点还是他的那个老调，即所谓中国是世界矛盾的中心。
最近，我看到有材料说，毛的领导同美国政府以及五角大楼代表之间的最初接触是】．944年才开始的。虽然这个事实，既没有在苏联的文献中提到，也设有在西方的文献中论及，但我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这种接触在1938至1939年——藏不寻谰御盯÷能确定准确的时问——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它涉及的是一次秘密使命，一次非官方的接触，所阻无论中国方面，还是美国方面都对此沉默至今。
虽然我已经详细叙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特区及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革命根据她的发展，但我认为最后再一次强调几点（尽管略嫌重复），还是适宜的，而且我认为这几点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最近在北京，人们常常听到要求恢复所谓延安工作作风的呼声，其意图是，要把在当时生活条件下为毛泽东有意识促进的那种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同毛集郾现今的专政，军事官僚主义的统治，以及大国沙文主义和反苏的外交政策联系起来，使现夸的政策具有一种革命的外貌口事实上这样一种联系是存在的，但它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使它是由中国阶级斗争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这种阶级斗争所造成的种种关系和条件，使毛泽东可以在党内和国内确立他的独裁统治，贯彻他的反动的和空想的政策。
从我在中国时的情况看，所谓延安工作作风，当时还刚刚形成，它的要点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自给自足，军事化，群众路线和民族主义。
这种地方的和区域的自给自足是被迫形成的局面6中国西北，自古以来就是所谓的饥饿区口当地稀少的居民根本不能养活自己，红军的给养也产生了困雎。幸好在“东征竹和其他战役中，部队缴获了一些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总算暂时渡过了困难。然而八路军离陕甘宁很远，他们自己的困难也越来越多，所以也只能拿出很少的给养。就在这时，成千上万的人从日军占领的或受之威胁的城市，以厦国民党统治区涌到延安。再加上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国民党军加紧了对陕甘宁的封锁，-日本占领者及中国傀儡军加紧了对新革命根据地的封锁。根据党和政府的决定，所有的人，大人和小孩，党政机构，军队，干部学校以及其他机关和组织都必须转到生产上来，种植粮食和蔬菜，满足自己的需要，大多数是利用开荒生产，收获是微乎其微的。尽管如此，用这种方法保证了生存。
六十年代以来，虽然客观形势根本改变了，但毛的领导在农业和消费品工业中，又以另一种形式回过头来采取了这种方法，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排除严重的困境，而是要把国民经济中的国家资金最大限度地投资到原料工业和军备工业上去，也就是说，投资到军事——工业的混合体中，并派去了许多优秀科学技术干部。
生活的军事化，是有一定的国内战争、特剐是长征的传统的。假如人们把国民党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除外（中央委员会长期以来未能对这些组织作具体的领导和监督），那末，整个·党的生活在离开了老苏区之后，几乎完全是在军队中进行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也就谈不上党内的民主和社会生活的民主了。
然而在陕甘宁和新的革命根据地内，却有可能把党的生活至少在一定的范围内恢复列列宁式的标准，实行民主的领导方法，当时并没有这样做。军事化的工作作风保留了下来，军事纪律从部队扩展封党．扩展到整个大众的生活之中o未被触及的就只剩下那些不属军事机构和民事机构的居民了。党．的机构和行政机构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任命的口我在中国的最后几年，一直同党的基层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然而我没有参加过一次选举口就连民事机构，学技和机关也是处于一种严格的军事控制之下。职员，干部，教师，大学生等等，甚至艺术家事实上都进了兵营々他们大多在自己挖的土窑洞里，按照严格规定的时间表生话，工作和学习，在那里吃，也在那里睡。已婚的周末可以放假，就是在老百姓中常说的_过礼拜六”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集团中，尤其是中下层和附属机关中，都是部队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主宰一切，但在最高领导层中，在中央委员会中这种人则比较少。实际工作的责任，即执行的权力，绝大部分掌握在这种人手中。这在战争情况下，无疑是有好处的，我们也没有感到不民主，更不会感到反对党的原则。从决定到执行的过程缩短了，手续也简化了，并且保证了各项任务能按时严格地完成。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可以继续依靠军队干部，加强他个人的权力地位，贯彻他的政治方针口大家知道，军队的这种主宰作用，一直延续下来，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在以后的人民解放战争中，甚至在胜利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最初几年都是如此。到五十年代，根据我的判断，军队的影响缩小了，但是六十年代以来，军队作为毛集团的工具，毫无例外地占领了扶经济到文化的一切生活领域，成了这个集团进行专制统治的主要支柱。
当然，军事性的强迫命令既不能长期代替党内民主，也不能长期代替普遍民主。于是另～种工具，即三十年代末产生的所谓群众路线代替了它，据说毛借助于群众路线在人民之中汲取了他的思想。事实上，群众路线是从军事的实践中，也就是说从军队政治工作中抄袭来的。上级作出的决定，不管是党的决定还是行政的决定，完全象军队的命夸一样，作为指示向下传达，并且以行政和纪律措施加以保证。“群众路线”归根结底不过是党员和群众解释根据毛的决定所制定的指示，并保证这些指示的贯彻执行，就象军队中历来对士兵那样。宣传和鼓动工作基本上也只限于通过尽可能简单的，容易记忆的口号，把上级制定的措施硬塞给多数文盲的下层群众，并通过戏剧队和舞蹈队的演出，以及歌曲和传单使他们更易于理解。
六十年代以来，“群众路线”再次复兴，并且在新形式下吏得到了发展。“群众路线卸被誉为民主的最高形式，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消除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最后痕迹，扼杀各种反对毛集团内外政策的反对派的工具。就本质来说，“群众路线”
正是适合了这种需要。它不允许自下而上的批评，因此从上面下达的政策是否符合毛泽东自称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也就没有标准了。这样，毛在过去和现在更可以为所欲为，玩弄权术，挑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和个人的互相争斗，而自己从中渔利，时而依靠这一部分人，时而依靠另一部分人，一切所谓的或是真正的对手，包括他自己的故友在内，都一个接一个地被抛弃了。
就毛依靠军队，辗转于各阶级之间这一点来说，他的统治具有拿破仑式的特点。在三十年代还不是这种情况，到了四十年代就已经显示出来了。我认为，毛的社会基础一直是经挤上最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而产业工人，他始终只薷硼把他们看成劳动的阶级，从柬没有把他们看成历史上负有掌握政权使命的阶级。
这个小资产阶级成分以后又为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为封建主和军阔所补充和壮大，他们坚决支持抗日战争，在人民解放军战胜国民党统治后，站到了入民共和国这一边。这个成傍是民族主义的沃土，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毛泽东把这种民族主义视为中国阶级斗争的明显表现和特殊形式，到了六十年代，则发展成了大国沙文主义。
人们不应该忘记，革命根据地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农民，一小部分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和工人阶级只有个别的代表。八路军的社会成分也与此相类似，这些居民中有数十万^参加了八路军。而延安却是另一种景象。几万名年轻知识分子从城市来到这里，他们中间有教师和大学生，有官员和职员，有艺术家和作家，以及其他所谓的脑力劳动者，但几乎投有工人和农民。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充满着爱国热情，要把自己的祖国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
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为了适应迅速增长的对干部的需要，通过三至六个月的速成班，在各种高等学校和学院里学习了一些课程，最重要的几所大学，我已在其他地方提到了凸延安成了一个唯一的学习中心，抗大成了最重要的掌习场所。在抗大听课的人数从1 936年的几百人猛增到1 939年的几千人。
这里本来有极大的可能性，把中国青年的青春引导到科学社会主义上去，教导他们学习马克恿主义一列宁主义基础。
丁_硼硐咖孤但是，这种可能性却没有被利用。相反，毛自己讲课，阐述他关于革命战争中的政治和军事的战略策略思想，在这当中他实际上是不加区别地反对内部敌人和外来敌人。他阐述的内容，总的说来同他1 938年底在中央委员会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是一致的，同藉已经提到的包括在《选集》中的文章也是一致的。
我在写这本纪事细读这些文章时，不禁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这些文章抹去了毛在讲课中加进去的．些新内容。我还可；以相当清楚地记起这些新内容，因为当时我同一些中国朋友们谈论过，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把毛的这些讲话同中央委员会正式发表的文件一致起来。第一，同以往一样，他极其尖锐地谴责了国民党和蒋介石背叛中华民族利益的罪行，并强调，只有同时反对“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派”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二，他一再重复中国内外政治问题只能用武装的暴力来解决，因而军队是执行政策的决定因素。第三，他以中国的历史为例，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根据，说这个国家一直在进行战争，通过战争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大国。与此相联系，他还特别喜欢引证古代政治家和封建主的讲话，说他frll是值得仿效的。
他在当时就是这样使他听众的真诚的爱国主义和正当的民族自尊心变成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情绪在抗大之外，毛在演讲和讲话中，也常常喜欢同中国封建．朝代的历史以及“伟大人物”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相比。他表示了自己对秦朝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崇敬。秦始皇在'=千多年以前，经过一场长达二十四年的流血战争，统一了中国，牺牲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建筑了抵御游牧民族的长城，他为了一‘虿泪戮f嘲"■一抹掉在他统治之前的历史，下令制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焚书运动。
同样，毛对成吉思汗也极为称赞，成吉思汗在中古时代的早期就建立了拥有从黄海到欧洲的大片领土的国家。对成吉思汗的这种崇拜后来竟发展到了这种地步，193B年，当国民党官府为了不致使成吉思汗的墓地受到日本人的洗劫，把它从内蒙迁到中国西北时，竟号召居住在道路两旁的陕北居民，对这位蒙古征服者的兵器和甲胄表示敬意。出于好奇心，我也混到这些人当中观看了这件怪事，亲眼看到他们是怎样对这个偶像鞠躬致敬的。
看来，刘邦也是毛崇拜的偶像。刘邦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后来成了统治者，在秦朝很快地覆灭_之后建立了汉朝，至今中国人的名称就是渊源于汉朝。毛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如果他不愿意把一种想法说出来，鄢末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倒底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认真）暗示说，“中国竹在汉朝皇帝的统治下达到了全盛时期，最大地扩张了自己的版图一 个古代农民的儿子可以办成的事，对一个二十世纪新时代的农民来说，就更容易了。以后我读到，毛还在年轻的时候，就为刘邦所陶醉，梦想做他那样的人。无需过高地评价这段传记插曲的意义，我也能想象出，毛一生都在做着这个梦。
至于毛泽东是怎样想象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这是他的秘密。过了几十年，我才在英文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伦敦年第1 1 0页）一书中读到. 1936年他已经回答了斯诺提出的问题，他说；“中国的直接任务，不只是保护长城以内的领土主权，而且要收复全部失地竹，我从同一本书中还知道，毛把印度支那，就是髓把越南、老挝、柬埔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都算作未来的“中国联邦”之巾。众所周知，1964年他终于公开提出了对苏联远东的领土要求。这就证明，三十年代已经出现了毛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开始转为今天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和政治的萌芽台毛的学说在抗大和其他部门非无产阶级的年轻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学说在他们的思想形成中如杂草丛生，完全淹没了他们学到的微乎其微的，但毕竟是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尤其是借口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再以毛泽东的观点加以解释，更正确地说加以歪曲，马列主义当然更是荡然无存了。
这种军事化的领导作风，包括自给自足和q群众路线”，已经完全渗透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心灵。正是乩这些人当中，产生了不少在党、政、军及经济部门占据关键地位的干部蛊因此，毛能够在反对马克恿主义一国际主义者的斗争中得到他们大部分人的支持，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能稳定下去，能持久下去吗？四、五十年代斗争和工作的实践（在过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和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的支援起了很大作用），引起了很多人对毛泽东的理论基础以及实际政策的怀疑。这种怀疑招来了众所周知的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请洗，以后在所谓的文化革命中，这场清洗更达到了顶峰，并且触及了延安时代的干部和许多老革命家。
■■硼硼¨尾 声年仲夏的一个星期日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住在我窑洞里的一名中央委员会的通讯员把我叫醒，递给我一张洛甫写的纸条，上面写道；“速来机场，你飞往莫斯科。竹此外，什么也没有写。六年了，与世隔绝，同共产国际没有任何联系，突然接到这个通知，我的心情是可以想象到的。我急忙穿好表服，匆匆向李丽莲告别，她是周末从艺术学院回来的，接着叉匆匆向同院的邻居告别，跳上我那匹察哈尔矮马，向机场飞奔而去机场上已经聚集了将近一百人，其中有许多高级干部，毛泽东也在场。他们正在向周恩来告别，周偕同妻子和养女也是耍飞往奠斯科的。蒋介石给周进来了他的专机，一架美式的道格拉斯飞机已经作好了起飞的准备，但起飞的时间推迟了。我那些老熟人，当他们知道我要离开中国时，都来同我话别，甚至毛泽东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告别时，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认可之词。这时李丽莲也到机场来了，她希望同我一起去莫斯科。我去请毛同意，毛让我找洛甫，洛甫说，李丽莲没有到苏联的入境签证，周恩来在一旁插话，他答应到莫斯科后争取一下，李可以随后再来。
我不知道，周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李丽莲。
我们终于起飞了。到了兰州，周恩来同他的家属驱车进了苏军基地，伍修权（我以前的翻译，当时任中共驻甘肃联络处主任）把我送到中共招待所。次日，周的养女乘坐苏联汽车到了招待所，把我接到苏军基地。基地司夸对我说，是他坚持这样做的，因为他把我看作是苏军成员，再说，他的基地又不是私人客栈。几天后，我们又乘坐一架苏联飞机，同样是道格拉斯型的，经过哈密飞往乌鲁木齐。到达不久，苏军基地司令和周恩来在吃饭时为了我叉争论起来，然而，这一次周的意见被接受了，我们四个人都住进了中共招待所。
我们继续飞行，经过阿拉木图、塔什千等地直到莫斯科，中间没有发生什么事。整个旅程用了将近三周时间，因为秋天天气变化无常，在途中各地几乎都不得不作或长或短的停留口到达莫斯科之后，好几周我忙于回答问题，写报告．写补充说明。我感到很不舒服，起初我把这整个程序视为讨厌的例行公事，因为我毕竟有七年半离开了，对这一段时间我的工作当然应该循问而答。但不久我注意到，这背面隐藏着更多的东西n十二月，我应邀同中共代表进行了几天交谈，其中除周恩来外，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几位领导干部也参加了。毛泽民把许多罪名无理地归咎于我，怛对在场的人几乎投有留下什么印象。周恩来坐在一旁，象是“原告圩o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在兰州和乌鲁术齐他坚持要把我置于“中国人的保护拧之下。他特别谈到了我对1934年初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哗变的态度，以及在蒋介石发动第五次‘不㈢髑{l一“围剿邛肘我代表的短促突击的策略凸至于福建事变，在我叙述了事实真相之后，他也不得不回旋一下，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一些我的罪过心在谈到“消极防御”时，他是极其谨慎的，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正是他在长期战争中主张一种消耗战，面我却是赞成运动战的，尽管不是毛认为的那种运动战。我同毛的分歧是由于他的战略计划而引起的，这个计划后来以“东征一结束了。关于这些分歧，虽然我作了汇报，但周却只字未提。
后来我多次听说，周恩来和毛泽民受了毛泽东的委托，要在莫斯科把我当作“人民的敌人”开除出党，如有可能还要把莸消灭口他们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此之前好象并设有全文公布。但是，毛要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把我消灭的意图失败了。
当然，我不得不放弃战士的生涯，而且多年来不能再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了口有人还劝我，让我对中国的经历和观察保持沉默。我严格遵守了保持沉默的规定。但我希望，马克思主义一国际主义的路线，最终能在中国的政治中得到贯彻。在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之前，这个希望完全是可能实现的J因为直到那时，过去的_切分歧都不得不暂时放在一旁。
到了1964年，当毛领导集团反对社会主艾，反对苏联的政策在全世界为路人皆知以后，我才写了《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说话？》一文，公开露面，这篇文章发表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上口在苏联，我的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什么限制，或者受到什么报复，相反，我平静地生活和工作在墓斯科，在伟大的卫国寻战争中我还担任了负责的政治工作。尽管如此，由毛泽东一手策殳|j的反对我的活动及其后果，对莸以后的生活当然起了严重的长久的影响。
俗话说：“杀一儆百’’，反对我的行动，不过是在政治上大规模地反对1931年担任中共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的卓越代表的前奏罢了。毛泽民，林彪和其他当时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的追随者，还在幕后阴谋策划反对王明，博古和周恩来，然而未能奏效。
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一切在今天已经无关紧要了。毛泽东早就暴露了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和苏维埃国家的敌人。因此在这里我可以不必重复我在几年前（见《地平线》1969年第38期）关于毛主义的根源和发展趋势所写的回忆了。
只有一点需要说明，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就认为，对苏联的态度是衡量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试金石，不管他是哪个民族，也不管他处在什么形势下心这一认识一直指导着我在中国的活动，而体现在苏联政府政策中的苏联人民的利益，就我认识到的和力所能及的，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我始终是捍卫不懈的o我想我可以满意地说，我经受了这个考验口我想就此结束关于我在中国期间的《纪事》口我把我在各方面的经历和观察，不只是政治和军事方画，还有个人的经历和观察，如实地写下来，希望对于更好地了解开始于三十年代的后果严重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能有所帮助。
《纪事》大大地充实了1969年我在《地平线》周刊上（第期）连续发表的文章《从上海斟延安》，《纪事》在许多方面使得这一组文章的内容更精确了，有些地方也改正了文中的错误。
当时我手头没有资料，因此几乎不得不完全依仗我的记忆。读者如果考虑到我有四分之一世纪没有研究中国问题，那末可以理解，个别地方可能叙述的不够完全和不够准确口但我相信，在基本过程和倾向方面，我是提供了正确的情况口我在写这本《纪事》时，利用了文件材料和有关文献，这样我的记忆大部分得到检验和完善。尽管为了使整个内容，甚至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完整和正确，我尽了一切努力，但书中仍然存在着我无法消除的不清楚、不准确和顾此失彼的地方。
就拿我在94页上提到的关于短促突击策略的那篇文章来说吧，伦敦出版的季刊《中国季刊》1970年第43期上登载一篇文章，题为《华夫，第五次围剿与遵义会议》，在这篇文章中，一个名叫胡志希的作者说，在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上，我以华夫为名一共发表了八篇文章。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但我不认为我会如此健忘o也许这篇文章的脚注4作了说明据说，这个杂志有两种版本，一种由中国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如今还保存着. 1932年8胄宁都会议期间出版了两期。另一种由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 9 33年1 1月至年9月出版。华夫的八篇文章发表在第二种版本上。
这期间我的确经常为军事委员会写一些情况分析和建议，可能有人把这些文章全文或者摘要发表在这个版本上，供少数军事领导阅读，这是我不知道的。我的中国名字叫李德，译成中文是“姓李的德国人对，有人用华夫，意思是“中国男人”来代替，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附带说明一下，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文中对周恩来归咎于我的消耗战的理论提出了发人深省的意见，在我自己得到了华夫文章的译文和影印件以后，我对于作者援引的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是不怀疑的々他在援引上述文章时指出（见《中国季刊》1 970年第43期38页脚注27、28），朱德和彭德怀虽然是以后，但却坚决赞成短促突击策略的。人们可以从中再一次看到，当毛泽东在遵义把“消极防御一、“军事领导上的独断专行打等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的时候，他是如何颠倒了是非口我想仅仅以这个例子来说明，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而在这方面的最终意见，那就有待于历史学家作出了。
我个人的回忆只髓也只想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目击者把我个人的观察介绍给读者口我的回忆或许为那些不得不多少从官方文件和专论出发的历史学家们提供一些新的启发和根据吧。我想，《纪事》是武器，它将有助于揭露毛主义的历史伪造者们的面目，有助于反对毛主义的政治思想斗争。在此意义上，我希望《纪事》能为人所理解硼硼lI一附录；在《纪事》结尾提到的华夫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 3 4年4月，从内容上来看好象是为《革命与战争》第二个版本写的导言。下面是文章的全文，最早是用俄文写的，这次从中文译成锤文，并参照了俄译文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中央苏区红军，过去一段时期对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有效的斗争，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这些胜jfq的赢得，是由于采取了以下巧妙配合的方针：阻运动战进攻敌人侧翼，包围敌人的行进中部队，在敌人背后开展游击战。这就明显表现了革命军队的主要优点：运动灵活、行动坚决和袭击果敢。
过去敌人得到了不少惨痛的教训，它现在发动的第五次“惩罚性的征讨打与以往几次“围剿竹有根本的不同。在战略方面，敌人放弃了以往进行速决战的目的，现在它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人力和物力。为达到这个目的，它采用了一种特别的战术，这种战术的特点就是实行“堡垒战”，其目的在于逐步缩小对苏区的包围圈，使我们不能开展运动战，同时切断在敌后进行战斗的游击队与红军主力的联系。结果在苏区四周以及在红军四周，形成了一个堡垒密布的狭窄地带。敌人正投入现代化的战争技术（机关枪，梧弹炮，火炮），在战场上密集火炮，同时以空军支援力量薄弱的陆军。
很明显，面对敌人这种战术，我们过去采用的简单的游击战的方法就不足以应用了。为了挫败敌人的新战术，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红军必须掌握和运用现代军事战术的原则，这就必须保持我军以往的根本优点，同时以新的战斗方法来使这些优点更加丰富起来。
在当前的条件下，新的战术主要是从下列三个准则出发的l。
．为了开展游击战争，应派出小股战斗部队牵制，削弱和分割敌人力量，与在敌人背后，侧翼以及正面活动的地方部队协同动作。要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他们-定要有人民的支援，同时也一定要在各种战斗中表现出独立和主动的精神，灵话和果敢的精神。在开展游击行动时，这些部队还应负有破坏公路，破坏敌人工兵设施和堡垒，以及封锁开扩地敌人的任务。
．在敌人主攻方向应建立防御体系，以此来直接保卫苏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弹药）牵制住敌人最大的兵力。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柬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
在山区只应进行灵活的防御战。无论情况如何，栽们必须经常记住裂军的特点，尤其是红军善于英勇作战的能力。每次防御时，应组织积极防御。堡垒地带应配置二定数量的人力和火炮，当敌人在我阵地前沿出现时，应以埋伏之主力部队，—硼蕊盯利用短促突击和奇袭的方法，加以驱散和消灭口消极防御一必然导致失败。
．因此，主力应集中于一定方面，这样才能给予在阵地以外的敌人以坚央的突然的打击，并消灭其有生力量。虽然游击战和防御战在革命战争的战斗中是不可缺少的，但只是战斗的辅助形式，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主力的运动战和袭击战。
只有这样，红军才能赢得第五次“惩罚性的征讨”中以及敌人今后“围剿”中的胜利，红军才有可能转向战略进攻。
当然，在其间还应变化战术战斗方法口一般说来，敌人离开堡垒不会超过10-20里（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更短）（一里等于半公里——奥注）。把敌人诱入我们的领地，现在通常已不能成功。要想抓住敌人，自己必须隐蔽起来，一旦敌人向前移动，就给予致命的一击。最有效的办法是从侧翼向敌人后卫发动进攻，当然也可以向敌人前卫发动突然袭击，但必须切断敌人与出发地的联系，这样才能有把握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缴获敌人的武器和器材。一进入战斗，就必须立即投入所有人力和物力，尽快地、一下子就决定战斗的结局。
一切指挥员应该掌握上述三项战术原则，并熟悉我军在每一种战斗活动中所要求的安全措施。在堡垒战的条件下，’
如果几乎一直与敌人有火力接触，敌人使用了现代技米，那末战术的胜利就直接取决于这些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民间侦察员和侦察部队提供的情报，行军时注意前面，旁边和背后的掩护，堡垒四周配置战斗前哨，部署消极和积极的防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充分掌握这些措施，敌人往往利用我们在这方面的延误，对我们进行突然的夜袭和空袭口我们在自己部队和敌人部队作政治工作，常常好象是我们处在和平的环境中，我们所需要的是政治工作的灵活方法，特别是在基层更应如此。
至于谈到物质的保障，我们必须节约使用我们拥有的物资，特别是弹药不应过早消耗。总之，对武器以殛其他装备都应极其细心地使用，而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事可做。
战争的现代条件要求我们红军指挥官更坚决地行动，作出果敢的决定。他们必须能够迅速、正确地判断形势，估计敌我双方部队的人数，考虑敌我双方的地形和时间因素，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迅速地作出坚决的决定，并把这些决定毫不动摇，毫不踌躇地诉诸实现口我们的指挥员不仅必须依靠自己的勇敢，还应把自己的决心和意志与战术能力结合起来。缺少这一前提，那末在现代战争的困难情况下，他们就不宜宦指挥部队的战斗行动，因为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采取在战术上正确的灵活的方法。
同时，政治工作者必须能够敏捷地判断不断变化的形势，了解战斗进行中的困难条件。他们也应该熟悉军事战术的原则，而不应脱离实际的战斗行动，想入非非，而应该通过具体的政治措施帮助取得战场上的胜利。
《革命与战争》的任务在于教育和训练红军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使他们认识现代战术和政治工作的相应方法，肌而使自己成为优秀的红军干部。
我们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多数是原来的红军战士，他们过去搜有机会受到系统的教育，完全依靠自己的实际战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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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战争》将以系统的和普及的丰富知识武装他们，这些知识不仅产生于我们红军的宝贵的多方面的经验，而且还产生于其他一切革命战争，尤其是苏联内战时期的经验。
我们的军队干部可以直接在前方的工作中提高自己，而不必影响他们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
本杂志要能够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更要求我们的指挥员积极配合。只要我们把红军中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原则与箍们日常的经验紧密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解决在新的道路上培养我们干部的任务。
西矗中 国 纪 事瘟）奥托·布劳崽著现代史料编刊社Jlb版一九八o年十二月印刷：本赞 1. 20元抗菇共匪封纲暴行莆用代理服耪器连接下载更多好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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