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生活李敖
档案
述评
“是顽童、是战士、是善霸、是文化基度山、是社会罗宾汉、是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另一方面，他是坦白的思想家、挖黑的历史家、同时是黑白分明的文章大家。”
自述
《文星》时代的朋友
“好斗、好批、直言、敢言、反邪恶、主正义；开朗、乐天、喜静、特立独行、狂狷不羁且敢于反潮流；憎恶天下一切伪善之人，崇敬人间所有善良、正直的先哲。”
梁实秋—一代大儒太软弱了！
“古人‘天涯若比邻’，我却‘比邻若天涯’，梁实秋说他自己在台湾过的是‘苟且偷安、逃避’的生活，我却不屑如此。双方有这么大的差距，多么‘天涯’呀！”
与柏杨的恩恩怨怨
李敖和柏杨孰是孰非，暂且不论，权且把它当成一段逝去的历史来看。
良师殷海光
殷海光就是李敖景慕的学界泰斗，我们会从李敖的自述中发现他为人忠义的一面。
纪事
对张学良的爱，对蒋介石的憎
吊唁邓丽君的假新闻
“义卖”——报答章孝慈
募捐—资助“慰安妇”
记者、友人说李敖
语录
“我从少年开始，便有狂狷的性格，年纪愈大，自立自恃的本钱愈足，这种性格就愈快行己意。”
政治李敖 档案
1949年至1954年
在台中市中学就读；
接触中共地下党员严侨（李敖的中学国文教师）。
1959年至1961年
大学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里服役3年。
1971年至1976年
因政治问题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以叛乱罪被判刑10年。
1975年8月22日
因蒋介石死亡而改判为8年6个月。
1976年11月19日
获释出狱。
1999年8月18日
新党宣布征召其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但在竞选中未能如愿。
2005年2月1日
在台北参选并就任“立法委员”。
政治李敖 述评
年近古稀、笔下已经著述2000多万文字的台湾著名作家李敖于2004年岁末当选为台湾地区“立法委员”之后，已经开始从文坛步入了政坛。这是李敖文人涉政的开端，他的政治立场与观点，从此不仅仅体现在他那嘻笑怒骂的文章之中，也成了台湾官场政界引人注目的新闻点。随着李敖电视出镜率的频繁，李敖的政治观点也开始为海峡两岸所关注。
在台湾官场历来没有人脉关系，前半生以手中之笔著写千秋华章的作家李敖居然出乎意料地获得压倒多数的选票当选“立委”，这无疑说明了李敖在台湾地区的社会民意基础。
台湾媒体这样评价李敖的涉政生涯：“李敖说他当上民意代表以后，有责任把那些假的、恶的、丑的、脏的东西统统揭露出来，要让那些坏官、贪官、恶官们‘官不聊生’。看来，台湾当局很害怕他的声音。据悉，岛内有家电视台曾与李敖合作过一档叫做《李敖大哥大》的固定访谈节目，收视率很高，最近却被取消了。原因是，电视台经常要向银行贷款，而有幕后背景的银行却提出条件‘李敖的节目不要再续下去了’，其背后文章显然是台当局不满和害怕李敖的‘反叛之声’，从中也看出，常常抬出‘民主’来吓人骗人的这个当局岂不在对民主进行‘柔性封杀’吗？”
虽然李敖在台湾的电视节目遭到了封杀与控制，然而任何“台独”势力都无法扼杀代表正义力量的声音。现在台湾地区民众将李敖选为民意代表以后，“立委”的身份赋予李敖登台发言的机会，李敖对祖国大陆的感情、对“台独”势力的义愤、对“一国两制”的支持和他从政后向往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观点、立场，都以他作家特有的幽默与辛辣口气，通过各种层面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勿庸置疑，无论他对记者慷慨陈词，还是在互联网上即兴发表见解，都构成了李敖风格独具的自白。
政治李敖 自述：邓小平不是说得很清楚吗(1)
“邓小平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在李敖的政治理念中，最为旗帜鲜明的是，他始终坚持“一国两制”是海峡两岸的必然趋势。这在台湾是难能可贵的。在台湾政党繁杂，政出多门的特殊背景下，李敖能恪守一个中国的理念，说明他始终牢记自己是中国人。在统独的问题上，李敖不仅认同海峡两岸同文同种、血浓于水的关系，也认识到了台湾的历史发展、现实状况和未来前途，只有与祖国大陆经济、政治的一体化，才能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占有稳固的地位。李敖正是出于这样的世界性眼光，在世纪之交的“总统”参选演说中，他才敢于堂堂正正提出拥护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主张。李敖“坚持中国和平统一”的思想可以从2004年12月他在台北寓所接受《美国之音》驻台记者的独家采访中得到印证，因为这是他发自内心的真诚愿望。
“邓维帧要办《政治家》时，跟我谈过很久，我就告诉他我应该是第一期的封面人物。他问：‘为什么？你又不是政治家。’我说：‘就因为我不是政治家，所以才应该找我。政治家是应由思想家来领导的，你说对不对？要不然水准就会降低，会变成政客。罗素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时，不是也莫名其妙吗？他觉得他应该得和平奖才对。’罗素为什么会有自我肯定与别人肯定的落差呢？原因无他，你的伟大，别人不知道百分之百，只能知道百分之几而已。”
“我要重申，对我而言，我不是在做政治活动，这是思想活动的延伸。我看不起政治，我也不承认我在从事政治活动，所以我一再举例，就是以前的胡适先生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有人质疑他跑去当国民党的官，胡适反驳说以他的地位和身分，他不是在做官，不能用做官的标准来看待。胡适远超出了世俗定义。”
“我这次参选是思想运动，也是特技表演，我要匡正台湾的政治风气，为台湾人民‘洗脑’，树立新领袖的标竿。 换言之，我参选就没想过能当选。这么多台湾的重要人物怕我，我怎么能当选？政治永远不是小民说了算，可所有的政治家都在表演给小民看。”
“‘一国两制’是台湾和大陆人民唯一幸福的明天，除此以外的战与拖都会使人民遭殃，而那些满口信念与仁义道德的政客则毫无损失，他们从不关心人民疾苦，就像根本不在乎自己受否遗臭万年！我李敖是个什么主义者，很难用一句话概括，既然我未能成为总统，那我的政见对台湾人民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但只要我还活着，我的政见就绝对是台湾当局最关注的。有人见我骂国民党，就说我是中共同路人。我看不起这样的逻辑。”
“1982年3月16日，李宁代《政治家》访问我，说：‘你的确是个很好的宣传家。是你的性格如此吗？还是另有原因？’我答道：‘当然一部分是我的性格，另一个原因是我的戏。’‘我出道的时代跟胡适不一样。胡适那时代的知识分子很受尊重，而胡适出来时就是大学教授，当然容易造成一个好形象。我一出道就是流氓，靠打天下起家。所以不断有诉讼、不断有花边新闻，不可能有好的形象。可是这有助于我的发言权，当舆论这样封锁我时，它还是无法完全拒绝我，还是要登我一个百分比，因为它忍不住不登嘛！’”
“现在我眼看着蒋介石死掉了，他儿子死掉了，他孙子也都死掉了，连私生的孙子也死掉了，都不在了，剩下的，也都老的老、死的死，我的敌人等于都没有了。他们不是我的敌人，但是他们曾经拦过我的路，我现在也老了。我认为对邪恶、对黑暗，你表示沉默、表现出闪躲、与世无争，你就是共犯，是罪恶和黑暗的共犯。坏人做坏事，你看着他做（而不阻拦），你就是共犯。所以我才力竭声嘶，要出来讲话。
“我对政治家有种天生的厌恶与不信任。我对大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没有任何了解，也没有兴趣，所以无法发表任何看法。我走上讲台，装装学者；下了讲台，做做文人；没钱的时候，做点生意；有机会的时候，想做‘总统’。我的学术信仰是什么？这么复杂的问题，通常留到我死后，由那些被我骂了一辈子，也骂了我一辈子却没办法把我打倒的人为我评说，我只躺在棺材里笑。”
“我过去在台湾连续55年，一天都没离开。我过去早就被抹红了。他们不会怀疑这一点。因为过去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代，我坐牢的罪名是‘台湾独立’呀。当然这是假的罪名，牢是真坐的。所以，今天这些所谓‘台独’分子，他们比起我来差得太远了，因为我还坐了假(罪名)牢，他们连假牢都没坐过。
“真正的英雄好汉，你要独来独往嘛，像我这样。可是像我这样，他们基本上要落选的，要用反民主的方法把你挤到边。上去我这也算是运气好，也算是特别的异类，所以只能由火车头变成火车尾才能当选台湾‘立委’。我是在谈笑之间当选的。我不依靠党派，不放鞭炮，不握手，不作揖，不拉票，不成立总部，不搞宣传车，也不用电话拉票。所以我讲笑话说我当选是没天理的。可是像我这么优秀的人不当选也是没天理的。所以只好当选最后一名大家都比较能接受。
政治李敖 自述：邓小平不是说得很清楚吗(2)
“我进去以后（指参选台湾‘立法委员’），我会练习去影响他们不要作敌对的，因为他们跟我敌对的结果就是杀来杀去的。可是事实上不可能杀去，因为我杀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我消灭了，所以不发生杀去的后果。可是我觉得我应该争取他们，使他们觉得不要再偏离这种真正的世界大气候的主流，不要关着门自己做皇上、做皇帝，没出息。台湾人不要这么笨。我想我在这方面可以影响他们，使他们回归到大家对整个中国人的处境有一个好的态度。这也是我竞选的标语，号召的就是向老共(共产党)要和平，向老美(美国)要公平，向民进党要太平，心怀不平的每一个人和李敖一起抱不平。这是我的构想，我想我会实现这四个构想的。
“我不代表对两岸问题不敢讲真话的泛蓝，更不代表极力去中国化的泛绿，但我敢于称自己为泛红。两岸问题将是我在‘立法院’问政时的第一优先议题。我自信有能力打破‘立法院’谈两岸和平统一色变的所谓寒蝉效应。
“跟共产党的关系讲任何公道话或正确的话都会被戴帽子，打杠子，会被打压，被污名化。所以，大家不敢讲真话了。我觉得，我有最好的一次机会可以堂堂正正地把两岸关系的正确方向指出来，并且加以证明。这就是我就是要作为所谓的‘国会议员’也好，‘立法委员’也罢，所真正要做的事情。
“将以‘立法委员’的身份向台湾人民痛陈统独的利害，历数缓和两岸关系可能给台湾带来的好处。在这方面我并不想讲大道理，我跟台湾这边不谈民族大义，不谈这个大的道德标准。我是谈算小账，就是如果大陆是我们的穷亲戚，他们苦哈哈的，当然不要理他们。现在他们发了，有钱了，我们要占他们便宜呀。如果两岸一国两制了，我们可以占多少便宜呀，我一样一样给他们算出来，写出来，讲出来，指出来。
“邓小平说得很清楚，台湾的统一是基于两个事实，就是香港的一国两制是不是成功，一个是我们祖国的经济有没有做起来。祖国强大了，吸引力大了，他（“台独”分子）不认同，他能跑到哪儿去？我谈一国两制，他们说一国两制不好，两制就等于给你机会，给你面子嘛。所以这些人是一群混蛋，我跟这些人住在一起，不要那么重视他们。我认为一国两制是非常好的制度。邓小平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什么是一国两制呀？50年双方不变，你是你，我是我，而台湾可以保留军队，保留司法，甚至可以保留特务。中国大陆的人不到台湾来做官，而台湾的人可以到北京的中央政府做官，而这个官呢，后来被定义为国家的副领导人都可以给台湾人来做。没有‘谁吃掉谁’。大陆没有说我们谈判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说我们只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号、国名、国旗都可以讨论。50年的和平，只要你承认一个中国，有什么害处呢？台湾说，我们有尊严，所以我不干。可是台湾你的尊严在哪里呢？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台湾的民众被一些人骗，认为我们要不惜跟大陆一战，我们要保持台湾人的尊严。他们丢人现眼，抱美国人的大腿活到现在，活了50年，不算没有尊严。因为跟大陆有关，尊严就来了，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台湾和平‘独立’是永无可能的，那些人整天嚷嚷‘独立’，说不让三通，怕‘共匪会特种攻击’云云。一边台湾每年从大陆挣回200亿美元，一边从美国大爷那儿买军火同大陆叫嚣实力均衡，真是胡闹，当台湾人是傻冒，我是不傻的，天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台湾说白了是一个淘气不听话的孩童，一边天天惹大人生气，一边肚子饿了还是要回家吃。在外淘气了，又怕挨打，只能拉个别家大人来说情，说情归说情，自家大人碍于面子总不好当面责罚的也就罢了。但真要是从此说要给别人当儿子了，话一出口，肯定是少不了一顿恶揍的。打哭了，跑到别人家，别家大人定也不敢收留的，硬要留下，大人之间打起来伤了和气可就不是小事了。
“我认为，只要中国能够强大起来，统一根本不是问题。他们是希望等‘奇迹’，希望中国乱。国民党过去在《中央时报》有篇社论，标题是《民国53年(也就是1964年)共匪崩溃论》，结果是到现在也没有崩溃。 现在美国承认中国是拥有核武的国家。只要中国能够保持最后和美国翻脸的本钱，中国统一不足为虑。过去法国总统戴高乐不是一直要搞原子弹吗？后来被它捣鼓出来一个。有人说，你有一个算什么，苏联有200个。戴高乐就说，我炸他一次与他炸我两200次有什么区别？莫斯科只需要一个就毁掉了。所以对美国而言，中国大陆只要至少有一个导弹可以打到夏威夷或者说关岛，就好了。如果台湾现在要‘独立’，你美国不拦住，我就收拾它。你美国要干涉，要捣乱，我跟你翻脸。你炸我200个城好了，我炸你一个，你敢不敢玩？美国一个城市毁掉了，它的政府也垮掉了。那时候中国是理直气壮，台湾没有你保护，不敢同我对抗，你也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你也看得清清楚楚，我已忍耐到边上了。如果要‘独立’，美国不吭气怎么行？”
政治李敖 自述：“台独”与“美国佬”(1)
“台独”与“美国佬”
李敖在他多次的谈话中，对“台独”的背景曾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还对台海地区一旦发生战事，美国将会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也做了一针见血的评估。李敖的这些谈话早已超出了一个作家的范畴。一位逝去的哲人曾有过这样的名言：“任何一个优秀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勿庸讳言，李敖正是这样的思想家。不然，他就不会有这些颇富哲理的预见。
“台湾为什么不怕大陆打？‘台独’为什么敢明称？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TMD给了台湾当局和‘台独’分子从未有过的信心，他们相信有了此盾，再加上美国人的支持，任何矛都无法攻进台湾，于是乎觉得台湾从未有过的安全，忽然觉得：我独立建国，大陆又能把我怎么样？于是‘台独’分子的胆子就大起来，自觉安全得很！大陆要打，我就给他来个决战台湾之外，甚至到时候我乘机收复了大陆也不一定！
“一切的推理都是那样的无懈可击，顺理成章。这让我想起国共内战的时候，国军的美式装备给了蒋介石先生同样的自信，甚至两军的装备上的差距比今日不知要大多少倍！共军那点武器能称得上装备都很勉强。还有当时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比今日不知要大多少倍，而且是明着的，共军当时是反政府武装。可是后来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蒋介石先生连长江都守不住，最后竟然逃到了台湾—这个弹丸之地！为什么会有如此下场呢？究竟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什么呢？是武器装备？是美国支持谁谁就会胜？还是人民利益？”
“美国的政治家是最信不过的一群畜生，他们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百年来在全世界各处烧杀掠夺。战争结束50年仍然把军队驻扎在人家的国家，美其名曰保护人家，这不和黑社会的保护费如出一辙吗？假如你的驻军不在人家家里，人家有什么危险？美国才是全世界最大的黑社会！美国为什么打朝鲜？为什么打越南？为什么打伊拉克？为什么到处打？一句话，为了美国的利益！纯粹为了别人的利益，他连个屁都懒得放。
“美国和台湾当局一向感情不错，从蒋介石到陈水扁。这给了台湾人一种理由：美国人一向护着咱，这回打起来，非得替咱出头不行，到时候大陆就不得不让我们独立。这种打狗还得看主人的奴才心理，虽然从来都羞于说、耻于认，但是全世界都知道！当然台湾人比谁都清楚这点，他们以为全世界都没看出来。当我从美国人的眼睛里读懂一切的时候，我恨不得一头撞死，我恨美国，可更恨台湾当局，他们浑身没有一根骨头，羞死中华民族。
“可是扪心自问：美国为什么和台湾交好呢？利益！抗战时，我们的蒋总统就取悦美国主子，消灭共匪，中国还不是美国的？！结果被打到了台湾，就充当起美国掣肘共产党的阵地，对美国来讲，依然不可或缺。
“今日的局势，一旦打起来，美国还有理由非护着台湾不可吗？有！如果中国统一了，美国在亚洲就有了政治对手，所以它不能丢弃台湾这张牌。可是在经济上美国人就很难决断了。中国这块大蛋糕可以让美国人赚到数不清的金钱，这一点上台湾显然无法替代大陆在美国经济战略上的地位。两岸打起来，台湾能否守住？我不是军事家，不像在这儿的朋友们这么有见地，那么坚信台湾一定能赢。我只知道，台湾地方小，人少，经不起折腾。TMD?矛和盾的故事只要中国人都能明白。美国会不会参战呢？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美国有政治理由参战，也有经济理由不参战，我又不是美国总统，怎么会知道？我几十年来一直说，他妈的美国佬最不可靠，为了经济利益出卖台湾，一点都不奇怪。随着大陆经济、政治地位的不断增强，台湾越来越没有利用价值！20年前，我预见大陆经济前途无量的时候，遭到无数台湾学者、政府首脑的斥骂，我只是预见就让他们这么怕！今天当事实摆在面前，大陆的领导人越来越多的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露面，说话也一天比一天硬，脊梁一天比一天挺得直，台湾的领导人越来越像政治逃亡者，到处乞怜，拿从大陆赚来的钱送给人家，求人家给句话，真他妈的贱。要是今日有哪位台湾人再自言自语觉得台湾什么都比大陆强，我才懒得理他！
“即使台湾毫发未损独立了，大陆无奈跟你断交，那么谁的损失更大一些呢？谁的经济先倒退呢？台湾到哪里去寻找大陆这样的市场？到哪去赚钱？大陆到哪去寻找投资者？那些欧美集团早就恨不能把台湾人挤出大陆，独霸大陆市场！
“把这些问题一一认真回答清楚，就很容易地出结果，到底是和是战？哪个才是台湾人幸福的出路？因为我太爱台湾了，所以我不能成为‘台独’分子，也不能让‘台独’分子把台湾毁了。”
政治李敖 自述：“台独”与“美国佬”(2)
自述：对共产党有好感
对共产党有好感
“我在电视节目里说了，大画家毕加索宣布他是共产党，别人问他你怎么是共产党，你又没有加入组织啊。他说为什么加入组织才是共产党呢！我自己说我是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
“当时的台中一中，像其他学校一样，不时有所谓共产党、‘匪谍’被捕去。最令我心动的是当时的女老师牟琴和她的男友杨肇南老师的双双被捕。他们都是山东人，牟琴年轻艳丽，身体尤其肉感动人，令我们暗羡。一天夜里，他们被捕去了，听说都是共产党、匪谍，还有一位教数学的杨肖震老师，也被捕去，还有一位王怀中老师，教历史的，也神秘地失踪了……可是直到今天，我还不相信。
“在多次跟严侨（李敖的中学老师）的夜谈中，我略约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到台湾后，国特把他请走，问他来台湾干什么？他说我来投奔自由。国特（国民党特务）说你胡扯，你的爸爸在福州做共产党的市长；他那么前进，你为什么这么落伍？……严侨在一中教书，自己也看了不少书，在和他的谈话中，显然因为看书和受他的一些影响，我开始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严侨是共产党，但却是陷身台湾的，他脱离了红色的磁场，孤单地局促在蓝色的泥淖，在日新又新的成长下，以他的智慧，一定程度的觉悟，是可以想象的……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
“我对《毛选》、《邓选》和《列宁选集》掌握最熟。这跟小的时候有关，我在北京时就痛恨国民党，向往共产党，对左派刊物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梦，就是希望中国强大起来，繁荣起来，跟资本主义斗。我们这代人比较爱国。我在台湾不是蓝色，也不是绿色，是红色，我不掩饰这一点，就像西班牙的大画家毕加索一样。他们是伪的，我是真的。
“台湾只有我敢谈一国两制，别人不敢谈，一谈就被说是中共同路人，只有我讲，我讲没有事。我在台湾混得很久，没有人怀疑我。我不是搞政治，那是个平台，是个窗口，我要在这个地方讲与大陆来往的好处，以利诱人。”
“我要做战士，不要做烈士，打败别人，这才是本事。还没有做事，就被别人宰了，算什么英雄？强者的干法不能酸不溜溜，哭哭啼啼。我的当选说明台湾民主是假的，因为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我一个个体户能当选，说明台湾的民主是假的。告诉你，在竞选的时候，安全部门派来8个保镖，前后4辆德国产黑色奔驰，浩浩荡荡，中间夹的是我的坐车，你们猜什么车—一辆最普通的计程车。这样子没谱，不够派，在别人看来，抹不开面子，怕跌份，我不在乎。”
政治李敖 自述：为什么骂“台独”(1)
为什么骂“台独”？
李敖在《拿破仑与台湾独立》等文中具体阐述了反“台独”的思想。
李敖说：“拿破仑在少年时代便参加科西嘉岛的独立运动，他的父母都是‘科独’的激进分子。在一次斗争失败后拿破仑醒悟了，他认为‘科独’并不能带给科西嘉真正的独立，当包力将军提议勾结英国以反抗法国的时候，拿破仑拒绝了，他说：‘这样做，等于把科西嘉由法国转卖给英国。’这自然不应该是科西嘉的前途。
“拿破仑献身‘科独’运动，可以举出一千个科西嘉应该独立的理由，但是，一朝他有了世界性的眼光和‘大陆’的胸襟，他觉悟到他不该再以一个小岛偏狭之见来夜郎自大，当然也毫不自卑。你看，他以一个又矮又小的科西嘉人，最后统治了‘大陆’；真正有大志的人，他不怕‘大陆’统治小岛，而要用小岛统治‘大陆’。36000平方公里的台湾，只不过比8700平方公里的科西嘉大一点点儿，有眼光和胸襟的‘台独’豪杰们，不妨想一想。”
“一个医学院的教授教学生实验，教授把大便放在杯中，伸手用指头沾了一下，就朝舌头上一放，并加以品味，然后说：‘学科学要有实验精神，我现在尝大便，就证明这种精神。现在你们每一位都照我这样做一次。’学生无奈，都照做了，可是做完后，教授讲评说：‘事实上，我用的是食指沾大便，可是朝舌头上放的却是中指。我根本没尝到大便。你们实验精神是好的，可是观察力太弱了。’有一个强大大陆政权的存在，台湾‘独立’就没有可能。以为负隅顽抗可以维系小朝廷的人、以为这种强大不足以拿下台湾的人，他们实验精神是好的，可是观察力太弱了！”
“如果没有中国大陆‘宗主国’似的泰山压顶、隔海磨刀，在现实利益上，‘台独’是一个好梦；但是，有这一压顶与磨刀现象而不予重视，只是关起门来一厢情愿以为‘台独’可行，就太不识世界大势、不明敌我关系了，也太天真了。”
“某某某在其竞选演说《台湾客栈—美丽乡土》中，公然说：‘台湾的面积占世界第32位，比以色列大好几倍！’我看了这种大言不惭，真吓了一跳！苟有一点世界常识，都知道纵使台湾独立成国，它的面积排名，也在108名以外，又何来第32位？至于说‘比以色列大好几倍’，也是笑话。台湾面积36000平方公里；以色列面积20700平方公里，连半倍都没有，又何来好几倍？古代夜郎的自大，在于交通不便，因而不知别人之大和自己之小；现代夜郎的自大，却是狂妄无知，抹杀别人之大和膨胀自己之小。世之比夜郎还夜郎者，吾在台湾见之。”
“我们可以有50年的时间，为什么不要？台湾明明可以有谈判的机会，为什么又不去争取？只有在交融与碰撞中，优越的制度进步的思想才能显示出威力，我们应该大胆地在‘两制’中去影响对方。再说，台湾一定要有腹地才会有发展。‘政府’过去的南进政策搞得华人被杀，为何不拿同文同种的大陆作为发展腹地呢？而且台商比台湾政客聪明，早就到大陆投资。若我当选‘总统’，一定马上两岸无条件开放三通，相信卅年后以台商在大陆的经济实力，一定可以影响大陆，如同犹太人在美国影响美国一样。”
“搞‘台独时间表’，他（指陈水扁）敢？他是欠揍！我始终不相信这一点。因为它搞‘台独时间表’就是正式翻脸了，就是‘破坏现状’……台湾怎么‘独’呢？不改‘国号’、‘国旗’，这些最具象征意义的不敢改，怎么叫‘独立’呢？它只能鬼叫，它可以‘公投’，但它过不了关。陈水扁根本不敢拿这个来‘公投’，他会喊‘公投’，喊‘修宪’，但他大不了是搞什么体制改革的花样，没什么了不起。我认为他没那个胆。”
“我说‘台独’不值得忧虑，什么原因呢？因为台湾被日本人统治了51年，又被蒋介石和蒋经国折腾了39年，延续到现在，加了55年，前后折腾了105年。105年之间，台湾有一个思想或有一个梦，觉得他们要独立，这在情理之中，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要不要给台湾一点点时间，要他们来放弃‘台独’思想？我们要给他们时间，他是我们的同胞，不是吗？所以我的意思，大家不要那么样的紧张来面对这些问题，要给他时间，知道这个‘独立’只是一个梦，有的梦是个好梦，有的梦是个噩梦，有的梦是可以做的，有的梦是不能做的，要给他时间，知道这个梦是不能做的。”
“台湾问题就是美国给弄出来的。记得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个谈话，说台湾地位还没有确定。当时就是怕台湾丢了，所以他才讲出这种违反《开罗宣言》、违反《波茨坦协定》的话。后来，美国之所以和台湾订了一个所谓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就是因为如果‘台湾地位未定’，就要靠联合国来解决了，它没办法，只好承认台湾地位是属于所谓的‘中华民国’，再跟‘中华民国’订这么一个条约。1979年中美建交，怎么办？它又与台湾搞一个《与台湾关系法》，变成国内法，根据这个法律来‘保护’台湾。
政治李敖 自述：为什么骂“台独”(2)
“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订了条约之后，它有两点不敢说了。第一点是‘台湾地位未定论’不敢有了，第二点是正式支持‘台独’它也做不出来，但是它的骨子里还是希望台湾不要和大陆合在一起。它会用军备竞赛拖。
“至于美国，刚才我说过，美国人不希望我们统一，所以常用各种方法来捣乱。可是基本的东西它不能不承认，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就是这么一点面子上的关系，美国不守住的话，那当然翻脸，惟美国是问，跟台湾其实没关系。今天大家把重点都锁在陈水扁、李登辉这些烂人身上是错误的，这些人根本就是孬种，是混蛋，我讲过，不值得这么忧虑。对台湾问题，大陆有很多办法可以用。对那些赚大陆的钱，然后到台湾变相支持‘台独’的大商人，应该给他们点颜色，杀鸡儆猴。大陆应该‘宰’他一两个，应逼他们表态，你不能老赚我的钱，回去支持‘台独’，你要认同我，否则你不要做台商。全部的台商如果都回台湾，你说台湾垮不垮？台湾经济已离不开大陆，可以考虑用点经济手断来处理台湾问题。你政治上越是重视它，台湾它越‘人来疯’，越觉得它重要，越跟你闹。”
政治李敖 纪事：最大的快乐是骂人
最大的快乐是骂人
李敖善骂，有文为据，经他抨击咒骂的人大约超过了3000多人，在古今中外的“痛骂史”中，大概无人能望其项背！李敖曾经这样表示：“我自感身处乱世，却一生倨傲不逊、卓而不群、六亲不认、豪放不羁、当仁不让、守正不阿、和而不同、抗志不屈、百折不挠、勇者不惧，玩世不恭、说一不二、无人不骂、无书不读、金刚不坏、精神不死，其立德立言，足以讽世而为百世师。”李敖在与《新周报》记者对话的时候，曾经公开地表示说：“我所谓的‘最大的快乐是骂人’，其实绝非是普通意义上的‘骂人’，这种‘骂’是他一生的战斗武器，就像鲁迅在世时喜欢用他短小精悍的杂文作投枪一样。因为在台湾有一伙十恶不赦的‘台独’分子，如果没有‘骂’，那还得了吗？！”
《东南快报》有一篇《李敖将骂进行到底》的文章，写得很精彩，它与李敖的骂人语录一样，都堪称妙文。该文这样写道：“李敖竞选‘立委’已一个多月，一口的‘京腔京骂’威力不减。李敖的骂，鲜为一己之仇一人之私，而是带着愤世嫉俗的热血；李敖的骂，从陈水扁骂到李登辉，骂遍当权者却从未对弱者恶语相加；李敖的骂，从来不是咬牙切齿的骂，而是笑容可掬的骂；李敖的骂，既有市井之人的三字经，更有读书人的出口成章；李敖的骂，将自己骂进大牢骂到铁窗下，历经50年磨难不改其骂；69岁的李敖一生可能要将‘骂’进行到底！这位台湾首席‘铁’嘴，将骂声留给别人，把因骂而传的美名留给青史。”
有人这样说：在台湾，李敖最想骂的是“台独”，是陈水扁。李敖说：“看着陈水扁和绿营的势力一点一滴扩张，我很气闷、很想骂、睡不着。眼看着200多个‘立委’挡不住一个陈水扁恶搞，让人深感‘公不出山，奈苍生何’。所以我想选个‘立委’，到‘立法院’骂人骂个爽。”李敖的骂人，决非骂满口脏话，他骂人时也很有幽默感。
李敖对陈水扁的人格评价是—言行反复的骗子！他说：“我从认识陈水扁以来到今天，他说话不算话的记录共有117次，这证明他是个言行反复的骗子，可是骗子怎么能够当选呢，就是因为有些人愿意被他骗，或者不小心被他骗，台湾所谓的民主选举是个骗局。”早在“3·19”枪案（陈水扁在2003年选举“总统”时“中枪”伤在脐下三分。）前，李敖就曾经预言：陈水扁会赢，因为他会骗。
一次《新周报》的记者专程来采访李敖，记者问他：“你说过，在台湾活了这么多年，最大的快乐就是骂人，能够骂人、敢骂人，骂到爽，也愿为骂人付出代价，并且把这种喜怒哀乐、笑傲江湖、快意恩仇都能够写出来。写文章、骂人、办杂志、办报纸，您认为自已是全台湾白话文写得最好的人，但现在年轻一代的人，则多数透过电视节目认识李敖，而不是透过阅读。从报纸到电视，从文字媒体到电子媒体，作为媒体的风云人物，你怎样看待媒体的变化及功能？报纸与电视哪一种比较适合你的特性？”
李敖对此的回答是：“政治人物必须跟着时代走，像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原走在时代的前端，但民国以后，时代前进了，他没有跟上，去适应新的时代，所以有严重的失落。文化在历史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文字乃是传递文化最重要的媒介。但媒体在进步，我们可以利用其特性宣传理念，毕竟这是另一种表达的方式，有情、有声音的演出。像鲁迅就不适合电视媒体，他只有158公分高，口才也不好，效果就不会太好。我是把媒体当作一个平台，诉求政治理念。正像参与‘立法委员’选举一样，台湾政治人物不成材，人面兽心，将来如果取得‘立法院’的平台，我就有更大的空间诉求我的政治理念，把100个一国两制的好处说得清楚，举例而言，因为台湾是个移民社会，移民社会的特性是‘贪利’，算小账，我就可以把一国两制好处算给大家听，如厂商可以多赚多少钱，可以在两岸统一之下进联合国、可以不必花6108亿元的军购预算，多少个儿童就有营养午餐了。”
《新周报》记者又问他：“一直有人说，你是一个搅局型的人物，只会添乱，你自己怎么定位自己？另外评论家说，你的爆发力不可小看，随着台湾社会结构的转变，2008年如果你出马竞选‘总统’，将造成重大旋风，破坏力十足，对此，你如何看待？”
李敖：“我是利用选举的机会，把我的思想向社会大众说清楚，得失对我意义不大。至于2008年，尚言之过早，不过，对于一个独立参选人而言，必须有20万人的参与连署，估计就要花掉5000万元以上，制度的设计，使独立参选有技术上的困难。”
诚然，李敖的“骂”，并非普通意义上的“骂大街”。他的“骂”是啼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骂”，你不得不承认，李敖在骂陈水扁和“台独”势力的时候，他骂得诙谐，骂得尖刻，骂得一针见血，骂得淋漓尽致，骂得恰到好处。为让台湾民众更加了解了“台独”分子的丑恶嘴脸，因此，我们要为李敖的“骂”叫好！
政治李敖 纪事：笔伐蒋氏父子(1)
笔伐蒋氏父子
作家李敖为什么仇视蒋介石和蒋经国？而且在他的笔下写了那么多语言犀利的杂文，无情地讽刺与针砭“二蒋”，李敖对蒋介石父子的仇恨，追根溯源，由来已久。最初的起因来自于李敖在台中市读书时的遭遇。他在中学里就亲眼看到蒋介石在台湾如何实施白色恐怖，并且悍然逮捕了大批“匪谍”。在这些失去自由的“匪谍”中，对李敖感触最深的是，他敬爱的国文教师严侨被捕和出狱后的悲惨结局。
青年时期的李敖不但才华横溢，而且还性情耿芥，不畏强暴，多年来他始终坚持奋斗不息的反蒋初衷。在蒋介石执政时期，李敖曾因在《文星》杂志上多次发表抨击和影射现实的文章，遭到台湾情治机关的严密监控。当《文星》遭到查禁之后，李敖在台湾出版的《传统下的独白》等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书籍，也一批接一批遭到当局的查禁和封存，所有这一切无疑构成了李敖憎恨蒋介石的思想原因。1971年3月19日，李敖被台湾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打入监狱后又被依“颠覆政府罪”和“蓄谋叛乱罪”判处了长刑。
李敖在监狱里虽然不能执笔写文章，可是他对蒋介石的仇恨已在心中生根。1975年4月6日清早，李敖在监狱的囚窗里向外眺望，他看到了牢子头 —所谓的班长们，一个个都袖上佩带着黑纱，他当时心里十分惊讶，暗想也许是哪个国家的元首逝世了吧？不然监狱里的牢头们为何臂上也戴起了黑纱呢？那时的李敖已被关了5年之久，由于他是蒋介石钦定的“政治犯”，所以在囚禁期间绝对禁止李敖看报纸，他的消息相当闭塞，以至于他对多年仇恨的蒋介石近况更是一无所知。李敖做梦也没有想到，监狱院落里的牢头们佩带黑纱，竟然是为他心里痛恨多时的蒋介石致哀。两个小时后，牢头打开了他的囚室之门，给他放风10分钟，这时李敖趁机向牢头询问为什么佩带黑纱？牢头悄悄地告诉李敖：“老总统死了！”李敖当即大喜过望，他回到独居囚室后，即高声唱起了狱中的暗号歌，告诉他隔壁的难友们说：“老王八蛋死了！”
1976年蒋经国执政以来开始在台湾逐步推行民主化的进程，这样李敖才得以减免刑期，提前出狱。可是李敖从小就喜欢复仇，他虽然与蒋介石从没有见过面，可是他早已在心里恨透了蒋介石和蒋氏家族。李敖在监狱囚禁时期，虽然没有写作的自由，可是他对蒋介石的满腔痛恨，都一笔笔写在监狱中唯一可以阅读的《蒋总统言论全集》40大本上。在这部从监狱里带出的《全集》上，几乎页页可见李敖写下的密麻麻眉批，这些眉批尽管语言隐晦，不过仍然处处可见李敖痛恨独裁专制的愤懑心声。出狱之后，这些当年一笔笔写在《蒋总统言论全集》上的眉批，都变成了一篇篇李敖针砭时政的杂文。那时候在台湾公开批蒋的文字尚难发表，李敖就在他撰写的小说《北京法源寺》中借古骂今。据李敖自己后来解说，这部出狱后便开始动笔的小说中，书中人物李十力和康有为的对话，就是他借用古代人物影射和咒骂蒋介石的。李十力的这段话是：“人们谈西太后的罪恶和她这个集团的罪恶，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只谈他们当政后所做的一切，而不谈他们当权后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做的事。因为他们拦路给中国所造成的损失，我觉得反倒值得研究。根本的问题已经不是他们为中国做了多少，而在他们拦住别人，拦别人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
延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蒋介石在台湾的政治阴影尽管仍然笼罩着李敖，可是这时候他已经敢于赤膊上阵了。李敖向蒋介石发起笔战的首起，应为1982年6月，他在《千秋评论》上发表了第一篇抨蒋的文章《蒋介石与开房间的自由》。这篇杂文从警察随意检查百姓的房间说起，一步步引申为蒋介石在世时的种种社会弊端，语言辛辣，旗帜鲜明。此文还仅仅是一个开头，接下来李敖在当年10月发表的《不平等条约是蒋介石废除的吗？》，则把笔锋直指蒋氏其人，语言更为辛辣。到了1983年春天，李敖开始在《千秋评论》和《万岁评论》丛书上公开发表影射与抨击蒋介石的系列杂文，如《蒋介石与“雷案”》、《蒋介石与吴稚晖》、《别赖张学良了》及《大时代的造谣》等等，其口诛笔伐蒋氏的锋芒已经毕露无遗。蒋介石纵然作古，但李敖出狱以后却须臾也没有放弃搜罗历史文献，认真研究他思想上的敌人，在这种心态下的李敖，先后在《千秋评论》丛刊上抛出了一篇又一篇檄文，尽管这些杂文出版后不断遭到台湾当局的查禁和封存，可是李敖却是个敢于开顶风船的角色。当局越要查禁，他越要顽强地写下去。最让蒋经国头疼的是，他一面在执行“民主自由”的新政方针，一面还要对付李敖这样在民主自由氛围下大肆攻击乃父的挑战。特别是李敖所写的《蒋介石是“中华民国”的真总统吗？》，更让蒋经国气恼。他没有想到李敖出狱后会无视他的存在，这样的文章等于公开向他叫阵了。可是，蒋经国不能再犯其父执政时的错误，他只能下令对李敖的著作进行查禁，而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采取逮捕和关押的老手段。1986年夏天，李敖终于出版了点名批判蒋介石的专集《蒋介石研究》。李敖反蒋的语言是旗帜鲜明的，他在《自序》中这样说：“我敢在刀光剑影和黑狱幢幢的压力下研究蒋介石，这种文格，是何等勇气？！”
政治李敖 纪事：笔伐蒋氏父子(2)
不久，这部明目张胆指责蒋介石的政治读物出版上市，蒋经国当然要下令查禁。新书刚刚面世，他控制的台湾“新闻局”便发出了查禁令。查禁令说：“该书中部分文字前于千秋、万岁评论丛各期刊载过，已予查禁。今再行刊出，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款‘诋毁国家元首’……现予扣押其出版物。”这部书遭到查禁，不但没有中止李敖对蒋介石的批评，反而促使李敖更加大量发表战斗性的檄文，而且李敖还有一个与别人共同策划出版包括几十种批蒋书刊在内的庞大计划。到了翌年1月，李敖又公开出版了《蒋介石研究续集》，这次李敖在《前言》中表明的态度较之前次更为郑重：“台湾是蒋家王朝统治的大本营，在这大本营里，一切有关蒋介石的研究，都是困难重重的。虽然如此，我仍不服这口气。”果然不出所料，此书上市不到一个月，即再一次遭到了查禁。谁也没想到，事过刚刚5个月—即1987年6月27日，李敖所著的《蒋介石研究三集》竟又一次发行到台湾各地。台湾当局面对李敖无可遏止的系列杂文，已至查不胜查的地步了。这样几年下来，李敖靠多年累积下来的大量蒋介石历史资料，出版的同类作品已经近十种，李敖无疑成为了海峡两岸研究蒋介石的权威了。
李敖的反蒋情结并非逞一时之愤。反蒋的理念似也早在他心里生根了。1995年4月，香港《明报月刊》在蒋介石逝世20周年的前夕，策划主办了一期《蒋介石评价大翻案》的专号。在这一期上刊发了一些学者重新定评故世20年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文章。也是在这一期中，李敖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与蒋家的恩恩怨怨》的专稿，他在谈到自己对蒋介石的情结时这样说：“我生于1935年，今年60岁。60年间的一半岁月，都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而这一半岁月，又正是人生中的大好岁月，不幸的是，我却被蒋介石拦住，只能落荒而走，难以大道之行。”李敖的这些话，无疑是心中之言首次公开，从中不难看出，他一生为什么始终与蒋介石及蒋氏家族格格不入，形如仇雠了。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病殁之前，李敖杂文的锋芒所向，已由蒋介石转向他的继任人蒋经国。当然，李敖对蒋经国的敌意与乃父稍逊。例如他在首篇涉及蒋经国的杂文中只是这样描写蒋经国：“每在电视中看见蒋经国，就活像看了一段慢动作的纪录片。”后来，李敖的笔才深及蒋经国的“政绩”和“人品”，1984年他就有一篇题为《骂总统的自由》面世。李敖在这篇杂文中第一次主张百姓可以骂“总统”，虽然李敖是借某军阀来大发感慨，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他的矛头所指，当然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到了1985年12月，李敖的政治杂文已经所向披靡，如他的《鼓励诋毁元首才是正路》，已让蒋经国如坐针毯了，但是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中，台湾当局仍然只能对李敖的著作进行查封，而不能把他送进监狱。蒋经国作古后，当李敖看到有许多人在报上发表歌颂蒋经国的文章时，顿时勾起了李敖心中的反蒋氏激情，于是他决定出版《蒋经国研究》和《论定蒋经国》两书，他在书中不无揶揄地写道：“从整个中国的比例和历史来看，蒋经国固乏善可陈有恶已作，试问他在台湾搞40年的小朝廷，是否尚有可足‘炳耀千秋’的呢？以我这种不肯曲学阿世的历史家看来，蒋经国在台湾搞40年小朝廷的成绩，实在也大有问题……”
不过，作家李敖在他的全部评蒋批蒋文章中，尽管有时也难免出现偏颇过激之处，可是，他毕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作家。在李敖痛骂蒋氏父子几十年后，到了2005年春天，李敖居然公开站出来《为蒋介石说公道话》。这是因为他此时在台湾又面临着新的政敌，那就是以李登辉、陈水扁为首的“台独”势力的挑战。4月18日台湾媒体对李敖的新观点作过如下报导：“对于蒋介石的评价，李敖日前指出，他必须讲一句公道话，就整个国家和人民而言，蒋介石祸国殃民，但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得起台湾同胞的。李敖说，蒋介石1949年兵败后，将当时全中国国库的92万两黄金带到了台湾。现在这些黄金还在新店的仓库里，李登辉说没有是胡扯的，因为当时台湾银行里的黄金都被日本人搞光了，所以就用这批黄金做为保证金发行了新台币，维系了整个台湾的稳定。李敖强调，就因为这笔全中国的黄金被用在台湾，他必须说蒋介石对得起台湾同胞，但对不起大陆同胞……”
文章李敖 档案
1952年，17岁
高中二年级，在《学生》杂志发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8月1日为参加庆祝第30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获第一名；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当场买了《饮冰室合集》40册。
1961年，26岁
6月15日搬到新店狮头路17号“碧潭山楼”从事写作；11月1日在《文星》杂志第49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 1963年9月1日出版平生的第一本书─《传统下的独白》。12月1日在《文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公开批评国民党。12月26日，《文星》杂志因此遭到封杀。
1966年，31岁
著作《传统下的独白》、《历史与人像》、《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教育与脸谱》、《上下古今谈》、《文化论战丹火录》、《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等书全被查禁；之后出版的《李敖告别文坛十书》，《乌鸦又叫了》、《两性问题及其他》、《李敖写的信》、《也有情书》、《孙悟空和我》、《不要叫罢》等书全部又 被查禁。
1979 年，44岁，4月复出，出版《独白下的传统》，影响甚大；开始在台湾《中国时报》开辟专栏；《李敖文存》、《李敖文存二集》等出版。
1980 年，45岁
推出《李敖全集》。
1982 年，47岁
再次入狱，每月出版一册《李敖千秋评论丛书》，此后一直不断。1983年夏起开始出版《三情之书》 ─ 《李敖的情诗》、《李敖的情书》、《李敖的情话》。
1983年，48岁
2月1日出版《李敖全集》第七册、第八册；8月至11月出版《李敖千秋评论号外》3册，全年不休，进入生平创作的旺盛期。
1984年，加出《万岁评论》丛书；为《政治家》杂志主持专栏、担任《自由时代》总监。
1985年，50岁
台湾《最高法院》为作家李敖平反４年前的冤狱，是年继续《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和《万岁评论》丛书出版。
1991年，56岁
2月27日创办了一张4个版面的《求是报》。6月，出版了平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引起了震动与反响；11月1日，创办《李敖求是评论》月刊，前后共计出版了6期。
1995年，60岁
在台湾《真相新闻网》播出《李敖笑傲江湖》电视节目，出版《李敖大全集》20册。
1997年，62 岁
在台湾出版《李敖回忆录》；8月，李敖网页登上全球资讯网。
2000年，65岁
《北京法源寺》获得该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文章李敖 述评
李敖，是台湾文坛70年代升起的一颗彗星。他的出现让平静的台湾文学界掀起了“小小的波澜”；香港《星岛日报》称李敖“有才气有勇气，还有挟才俱来的流气”；英国《中国季刊》说李敖是“一个深得人心的英雄”；美国《纽约时报》说李敖是“受人欢迎的青年作家”；而祖国大陆媒体在评论李敖时，则称他为台湾“最有战斗力的作家，啼笑怒骂，皆成文章，敢于笔伐一切腐败势力的当代怪才”！
文章李敖 自述：中学生的四千字华章
中学生的四千字华章
“我升初三后，中文老师是27岁的杨锦铨（名字很像英文老师杨锦钟，但是男的，并且是福建人）又兼导师。他是一位最能启迪学生的中文教员，台湾海疆学校毕业学历虽不怎么样，但书教得真好……因为我的中文在班上出色，自然被杨锦铨老师另眼看待。有一次作文，谈到中文程度，我写道：‘现在学生的中文程度要比过去差一倍。’他批改时，不以为然，批曰：‘怎么可以数字计量？’作文簿发下来，我没说什么。36年后，他退休了，我托石文杰送我的书给他，以示不负师教之意。顺便请石文杰转告他：‘《傲慢与偏见》小说中，就有谁比谁漂亮一倍的用法。’46年后，我在电视节目《李敖笑傲江湖》中提到他，称赞他，移居美国的他知道了，送了他花了20年刚刚完成的一套大书—《说文意象字重建》给我，我大吃一惊，他如此勤勉，有如此成绩，真是高人一等。他写信给我说：‘我兄名满天下，却如此念旧，衷心感动不已！’我跟杨锦铨老师40多年未见，但是师生之谊，悬而不断；念旧之情，老而不衰，其交君也子。”
“从初二到高一，14岁到16岁，我因为中文好，参加过多起演讲、辩论、论文比赛。初二时得过全台中市第四届全市语文演说竞赛，得初中组第二名（第一名是四姊，她代表省立台中女中；第三名是张立纲，他代表台中二中。张立纲的哥哥张立豫后来成了我四姊夫，张立纲也变成院士级的学者）。高一时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皆获第一名。高二时在《合作经济》第二卷第十二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这是参加庆祝第三十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得了全台湾第一名，并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我用那笔钱买了中华书局版四十册的《饮冰室合集》。
“在参加各种比赛以外，我在高一也写过《李敖札记》四卷；并在《学生》杂志第四十六期发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新生报》发表《〈英伦归来〉的启示》、《生也有涯知无涯》；另外还写了《学习英语的目的》、《诸葛亮的军政》、《虚字的对联》、《字形的对联》、《毋忘在莒的出处》、《行李考》等稿子。这时我16岁。”
“1953年我18岁，念高三，只念了十几天，就自愿休学在家。我那北京大学毕业的老子他随我的便，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他当时正是台中一中中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于是，我蹲在家里，在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也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及《李敖诗集》等。我有这么好的写作能力，和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有关。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500多本藏书，进台中一中后，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4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京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高一时候那篇4000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就可看出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所以我就自动休学了……”
文章李敖 自述：与钱穆、胡适的关系(1)
与钱穆、胡适的关系
李敖之所以成为名重一时的文学作家，除了他自身先天的才华与后天的勤奋之外，也与他在青年时期接触的两位国学大师不无关系。这两个人在李敖尚未走进文学的殿堂时，一个尚在遥远的美国，他可望而不可及；另一位则近在咫尺，就在李敖就读的学校里执教，前者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后者就是人称国学大师的钱穆先生。关于李敖与钱穆的结识与交往，他自己这样回忆：“当时共产党批判逃离他们的学者，共分两个型，一个是‘胡适型’，一个是‘钱穆型’。我对他们两位，都分别加以注意。但胡适远在美国，钱穆却因阴错阳差到了台湾台中，使我先结识了他。”
“1952年钱穆应淡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校长居浩然之邀在惊声堂讲演，不料天花板突然下落，钱穆受伤。那时徐复观想在学术界插一脚，故拉拢钱穆，把钱穆接到台中徐府养伤。后来改住存德巷一号。徐武军是我好朋友，他受了徐复观影响，课本以外知识知道不少，和我很谈得来。他说，你李敖程度这么好，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我问是谁，他说是钱穆，我听了很高兴。
“不久，他就跟钱穆约好，1952年6月15日，徐武军带我走进存德巷一号，见到了钱穆。钱穆身穿府绸小褂，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乍看起来，长相与声名不大相符，简直使我有点怀疑眼前这位是不是就真是钱穆。他为人极为亲切，对我们两个高二学生，全无架子，聊起天来。我向他请教治国学方法。他说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我去看钱穆的时候，手中拿着我的《李敖札记》第二卷，钱穆接过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我写的《梁任公上南皮张尚书书》，他很惊讶，问我梁启超这封信的出处，我告诉了他。这件事，使我有两点感想，第一，他不耻下问，真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风度，令我敬佩；第二，他竟不知道这封信的出处，他的学问的广度令我起疑。
“钱穆翻完了我的札记，一边夸奖我，一边转过头来，温和地对徐武军说：‘你不如他’。我奇怪钱穆竟这样当面教育徐武军，也许他住过徐府，跟徐武军很熟的缘故。 临告辞前，钱穆约我再去看他。那时我家住存德巷十三号台中一中宿舍，每天经过他门口，看他方便，可是我没有再去。后来他回到香港。我在第二年（1953年4月1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表示我对他的感谢，并请他‘给我以指教’。我还问他两个问题：《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一四四页云：‘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这一回史实，在罗香林先生的高级中学本国史下册第二页中，却有如下地说法，‘先是清主宁，即位后改元道光，颇有图治之志，既平回疆之乱，遂于道光十一年纳将军长龄之议，以回疆‘西四城’闲地，招民开垦，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汉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罗先生所述’纳将军长龄之议’一语，似有所据，与先生所云，时间上相差甚远，不知何故？再者，《国史大纲》第三页第十一行云：‘美人安达生名此曰北京人’一语，他书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半个月后（4月29日），我收到钱穆的回信，全文如下：
‘李敖学弟如面：昨奉来书，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著能持之有恒，继续不懈，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虽有聪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勉。能熟诵‘庄’书，亦一佳事，然‘论’‘孟’尤为重要，须时时玩索，心体力行。盼先就《朱子集注》细细研读，勿以能读过为了事。此乃学者所宜终身常诵之书。穆最近有《四书释义》一种，亦在台北出版，与《中国思想史》同收入国民基本智识丛书中，内有旧稿《论语要略》、《孟子研究》两种，为初学治‘论’‘孟’者指示涂辙。最近又泛事《论语新解》，刊载于某杂志，以后当按期邮寄。当知学问与德性实为一事，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养为限度，苟忽于德性，则学问终难深入，此层务盼注意。《近三百年学术史》若能细读，可获许多治学方法，恨手边无此书可以相赠。所询两节，关于新疆汉民移植，罗书亦有据，然大量之流入乃在后；安达生为瑞典人，《史纲》系一时笔误，未经校出也。《国史新论》短期内或可付樱，穆最近恐无来台之便，得暇盼时来书，以获知君学问进诣为快也……’
文章李敖 自述：与钱穆、胡适的关系(2)
“钱穆的信，写得工工整整，足见此公主敬修养的一面。信中对一个18岁的青年人如此鼓励，固因我的好学引起他的注意，也实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信中说他要‘按期邮寄’他在‘某杂志’的《论语新解》连载，他言而有信，果然按期寄来（‘某杂志’是香港《人生》杂志），使我对他益发感念。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这真是怪事！
“与钱穆通讯后第三年（1955年），我进了台大历史系。台大历史系是‘胡适型’的地盘，对‘钱穆型’是隐含排挤的。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与钱穆通讯后第九年（1962年），我已为成熟的战士。我在《文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开始激烈地攻击了钱穆，这种攻击一直不断，在我们会面后34年（1986年），我还发表文字，大表我对他倒在蒋介石怀里的不满。我说，试看钱穆写《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歌颂蒋介石是‘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我又说‘回想我与钱穆的一段因缘，我的确完成了‘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的阶段，可惜的是，钱穆本人，却愈老愈‘自缠’得愈紧了。如今他过九十岁生日，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人人称庆，我却别有志哀—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
“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在钱穆死前不久，我去‘故宫博物院’，远远地望见了他，他已老态龙钟、步履维艰。我没有趋前问候，但心里一直感念他，毕竟在我少年时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现代史’的人说来，真是‘上古史’了………”
“胡适是我在北平念小学、念初一就久闻大名的学者，在台中一中时，从陈正澄那里借到《胡适文选》、又在旧书店买到《胡适文存》一二集、又看到《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使我对他大为佩服，但绝没想到，在他生前死后，竟跟我有那么多的奇缘与横祸！事实上，奇缘后来还在衍生呢！他给我写的字，为了义助慰安妇，我拿出拍卖了100万，由台大医师陈耀昌义买了；他送给我并题字的华严《智慧的灯》，我点名叶明勋、华严夫妇以100万义买了（他们夫妇出了100万后，又把该书捐给胡适纪念馆了）。这种奇缘还没停止，到了1998年更妙了，我在历史系同班者同学陶英惠，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身份兼领胡适纪念馆，我跟他说：‘过去胡适纪念馆一直被垄断，胡适留下的稿件我们都不能完整看到，钱思亮当年说胡适有一封给我的信的残稿，能不能找找看啊？’英惠答应了，他嘱咐在纪念馆工作的朋友们找找看，回报说找不到。可是过了几天，英惠突寄来一信，打开一看，赫然是那封信的影本！共4页，第4页写了一行，就停笔了。英惠告诉我，柯月足小姐在整理胡先生藏书的时候，忽然在书与书架的空隙处找到尘封多年的几张纸，打开一看，原本就是这封信。信的第一页左上角有钱思亮的亲笔（钱思亮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时，陶英惠做过秘书处主任，所以认识他的笔迹），上面写道：‘这是一信（封）胡先（生）没有写完的信，请妥为保存，因为这是胡先生人格伟大和做事认真最好的一个证明。’既然上有钱思亮亲笔，可证放在那么隐秘所在，绝非胡适生前所为，那么这又是谁干的事呢？为什么不把这封信放在胡适稿件中呢？真令人想不通。可能有点‘阴谋论’的缘故，有人阴谋之后，忘了或不便弄出纪念馆，所以就尘封了。这一尘封，一下子就是36年！36年间，胡先生墓草久宿，收信人也由而见少，人世沧桑、玄黄乍变，也都不可思议。但最不可思议的，倒是这4张信纸，它历经36年，终于给我看到了。写信人是这样下笔的：‘李敖先生：我知道这一个月以来，有不少人称赞你做的《播种者胡适》那篇文字，所以我要写这封信，给你浇几滴冷水。我觉得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应该有人替你指点出来。很可能的，在台湾就没有人肯给你指点出来。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担任这种不受欢迎的工作了。第一，我要指出此文有不少不够正确的事实。如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莱做饭煮茶叶蛋吃’—其实我就不会‘买菜做饭’。如说我‘退回政府送的六万美金宣传费’—其实政府就从来没有过送我6万美金宣传费的事。又如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我曾帮过他的家用的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我至今还想设法搜全他的著作，已搜集到十几本了；我盼望将来你可以帮助我搜集：我觉得他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又如你说‘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 can誸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别的小小‘不够正确’的例子，如你引的‘旧梦’，第二行原丈是‘瞥见飞檐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没人懂’，又此诗应分两节写，前后两节各四行。又此诗引在此文之首，你的意思我不大明白。又如此文中用的英文字有multanimity似是不见于字典的字又有nonpunitive reaction似乎也不很正确。在‘经历和著作’里，也有很不正确的地方，如我在康奈尔只得了B.A.，并没有经过M.A.的阶段，就直接准备博士学位的工作了。……’
文章李敖 自述：与钱穆、胡适的关系(3)
“我的《播种者胡适》是1962年1月1日发表的，胡适信中说‘这一个月以来’自是2月间写的信，他死在2月24日，可见这封信是他死前不久写的；那时他72岁。这封信，写得又认真、又婉转、又诚恳，足见此公高明光大的一面。不过他不知道我写出的每一件，都是有所本的，都是印在别人的书里的，不是我捏造的。只是有的所本的资讯有问题，我也跟着‘不够正确’了。像退回6万美金宣传费的事，我根据的是1942年的Curreltt Biographt、Vol.LXXIX No.9的Time杂志也都文证俱在；像到监狱看周作人的事，我根据的是陈之藩《在春风里》第18章‘周作人坐监时，他（胡适）去探监’的记载……我都有所本，既然胡适本人亲笔否认，自当以当事人自己的更正为准，以免‘不够正确’。不过，胡适年纪大了，有时他的记忆力可能出了点问题，例如You can誸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那句话，他说‘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事实上，这是在1936年12月14日他写给苏雪林信中引用的话，信的原文是：‘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Governor Landon（兰敦州长）来打Roosevelt（罗斯福），有人说：‘You can誸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你们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You can誸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胡适老了，他完全忘记了；又如《旧梦》那首诗，他说‘我引用小小不够正确，’，他说第二行原文是‘瞥见飞檐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没人懂’，但我引用的根据，是初发表时刊在《新月》第一卷第六号（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海出版）上并收入胡不归《胡适之传》里的原文，明明是‘露出飞檐一角’，明明是‘（声苦）无人懂’，胡适老了，他完全忘记了，可见胡适纵为当事人，‘不够正确’，也未能免。……陶英惠来信举胡适写给杨联升的信，自道记忆偶出故障的事，我想人老了，谁都避免不了了。
“胡适死前头一天，他还‘下条子’，请他的秘书胡颂平把他写的《康奈尔传》送给我，他对我的好意，真可说至死方休。我想我是他青年朋友中，他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想我也是惟一不负他期许的一位，虽然我对他的论断，他不一定服气。照杨树人的回忆，胡适当年看了我写的《播种者胡适》，还甚为不悦呢。
“在‘五四’人物中，我认为胡适是头脑比较清楚的，在肯定个人价值与英美式民主方面，他更显得头脑出众。胡适忧虑‘五四’以后思想自由被国民党与共产党左右‘双杀’，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地特别强调他一贯的个人主义的重要，他在‘五四’以后11年写道：‘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锋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是胡适思想的真精神。他说这话后6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还特别引证加以颂扬。这种思想虽是胡适思想的精华，可惜的是，胡适一生中，精力花在此类‘思想作战’上太少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已经沦为浪花余沫，被夹击得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而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五四’时代的胡适，不能伦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思想作战’上，形成如此败绩，胡适不能辞其咎，而我们又深为胡适惜也。
“我初见胡适在1952年，那时我是台中一中的学生，跟他只匆匆说过几句话；7年后，1959年，他约我单独大聊了一阵，那时我是台大学生。后来又见过几次面，通了几次信。1961一年我进台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穷得裤子进了当铺，特别以限时信寄来1000元，并写给我说：‘……过了10月10日，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壹仟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从这点上，就看出胡适的细心处，他一方面雪中送炭，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这一炭。这种细心，在22天后的一封来信里，再度表现出来。在这封信里，所写的内容，如被邮局检查到，会给我带来麻烦，因此他不邮寄，而在信封上写了‘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由姚从吾老师‘偷偷’转给我。
文章李敖 自述：与钱穆、胡适的关系(4)
“胡适是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并不是我的老师，但他跟我说，他完全不记得我父亲这个学生了，这是我父亲在北大成绩并不出色的缘故。胡适的学生姚从吾是我老师，姚从吾写信给人说，胡先生待李敖如罗尔纲。罗尔纲是胡适贴身的出色徒弟，身在大陆。胡适特别亲题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一册寄我、又当面送我一册，我感到姚从吾老师所说，不为无因。在胡适眼中，我是出色的，可是没等我念完究所，他就死了，他拉我做他徒弟的心愿，也就永远不会成为事实了。
“胡适死后八年，我为《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编标题，在一封被我标做《收徒弟的哲学》一信里，重温他引清朝学者李恕谷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我颇有感悟。胡适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热闹的，但他死后，他的朋友却犹大者天下皆是也，幸亏有我这种‘士’来不断从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偿其所愿，梁实秋在《读（胡适评传）第一册》中说，胡适告诉他‘台湾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关胡适的事比胡适自己还清楚。’我相信这是真的。胡适‘交友’是失败的，但‘求士’却没看走眼，我的确是最清楚他的一个人，每看到别人的‘胡说’，我就哑然失笑，如今胡适百年孤寂，我千山独行，自念天下不可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为，权写杂感，以志里程如上。”
“这篇文字，可说是胡适与我之间的一个简单缩影。我没做成他的徒弟，但是云龙契合之际，我却在他生前死后，做了比任何人都识其大者的事。这种奇缘与情义，求之古今人物，亦属罕见。清朝王源《刘处士墓表》中记”（刘献廷）尝从容谓余曰：‘吾志若不就，他无所愿，但愿先子死耳！’予惊问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谁？得子为吾传以传，复何恨哉？’我想，胡适死而有知，当有刘献廷这一感叹。
“我在台大时，所佩服的在台湾的前辈人物，只是胡适、殷海光而已。我后来的发展，和他们比较起来，可这样说：胡适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连的，是硕果仅存的李敖。李敖的际遇比胡适、殷海光坏得多：第一，胡适、殷海光出道时，整个原野是大陆，李敖只剩下台湾；第二，胡适、殷海光有正当职业，并且是大学教授，李敖却一直被封杀；第三，胡适、殷海光赶上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李敖则碰到经济挂帅、武士刀挂帅、知识分子不帅的时代；第四，胡适、殷海光都没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却饱受皮肉之苦。所以，李敖虽然皮肉相连，却生不逢时，也不逢地……”
“特立独行”四字，堪称作家李敖为文为人的宗旨。在李敖自撰的自述中，随处可见他这种性格的生动写照。李敖认为：“我就是看不过去，就是要在这岛上，给知识分子留下浩然之气的榜样。我的手法是霹雳式的，因为施的是天威，所以雷劈之下，不论首从。虽然以劈‘当路’的‘豺狼’为主，但是兼问‘狐狸’，有时也有必要。我满喜欢一幅漫画，画的是打猎家在家中墙上，以所猎动物头标本为装饰，但在墙脚下的老鼠洞旁，却有另一装饰，盖老鼠头标本也！此公对敌人一视同仁、葑菲不弃、巨细不遗、大的要、小的也要，真是要得！ ……今之台湾知识分子不成才，卖身上床、粉墨登场而不以为耻，此真顾亭林所谓之‘亡天下’也！顾亭林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是政权的失落，‘亡天下’是道德的失落。国民党‘亡国’是他家的事，但是率二流、三流、不入流的知识分子以‘亡天下’，我却要站出来打，打它个明白。 ”
文章李敖 自述：“特立独行”的作家天性(1)
“特立独行”的作家天性
“这种浩然之气，就是我几十年来的一贯人格与风格。它的形成、它的正果，有着漫长的心路历程与身路历程，而我愿以回忆录和快意恩仇录来做一清算，显有施教和典范之意存焉。我坦白写出我并没有很好的天资和背景，也非天纵之圣，而是自己困学硬造出来的豪杰人物，甚至近乎圣人………至于我，显然老是做战士，无新陈代谢之可言，没有退休、没有变化，似乎该以圣人论了。套句明朝哲人的话：我做圣人，我做不到；但是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我想，即使孔夫子在台湾，在国民党这样统治之下，做的也不会比我更多吧？……”
“这种类比，就是我自诩的根源。王安石赞美被人恶骂的冯道，说他有‘圣人行’（圣人的行为），我自诩自己就是做有‘圣人行’的豪杰。自己穷困时候，一顿顿饿饭帮助老师，此‘圣人行’也；自己富有时候，一把把钞票支援难友，此‘圣人行’也；自己坐牢时候，一篇篇文章抢救奇冤异惨的死魂灵，此‘圣人行’也，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至于仗义声援弱小、疏财领先抗暴、出山以救苍生、入狱以谢知己、散尽收藏以助慰安妇……此‘圣人行’也，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但我为何引起争议？为何不乖乖像圣人一样，净得嘉名？追究起来，有原因在，就是我太坦白了、太尖锐了、太凶悍了、太生不逢时了，所以虽‘圣人行’不止，却‘恶人名’不已，所以我的嘉名，没得到应得到的程度与浓度。这种不相称，不是从我开始的，早从古代的圣人墨子就遭遇到了。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比起儒家的圣人来，墨子们却没得到应得的嘉名，这当然不公道，不过，有一点公道的是被骂禽兽，骂他的还是圣人级的人物，但李敖呢？在文章中和电视call—in中被骂禽兽，骂他的却是小人级的狗腿了，但我有比墨子优势一点的是，我因为太坦白了、太尖锐了、太凶悍了，我可以报复回去，不在乎形象，墨子却做不到。所以，同为‘圣人行’的，李敖活得虽难度最高，却活得最痛快，痛快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公然自大。我曾告诉陈彦增说：‘大概只有像你这样深知我的老朋友，才对我这种‘关门自大’的态度，不以为异，也毫不见怪。不深知我的人，就不习惯我这种大模大样了。其实我的自大，从不表现在脸上，只是表现在身上，我从无‘满脸骄气’，却总有‘一身傲骨’……只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吗？我认为，自大如果变为一种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贵的。李鸿章、戴高乐（DeGaulle），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们在受别人气的国势里，居然能以气势凌人、以自大获得别人的慑服与尊敬，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鸿章、戴高乐他们这种大模大样的外铄，都因为在内心中，他们真的都有舍我其谁的气魄，所以“诚于中，形于外”，就有那种架式出来，并不是演戏，而是真的舍我其谁的。30年前，《纽约时报》的两名记者包德甫和沙荡夹住我，跟我合照一相，一边照相我一边说：‘糟糕，我被美帝包围了。’—他们知道我这个中国人自大，而愿一左一右侧立拍照，可是，我仍旧嘴不饶人，真情以玩笑出之，我深愧不如李鸿章和戴高乐也。
“在我表现狂气的时候，看起来有大头症、有自大狂，其实我内心深处，可自我谦虚得很。我常以出糗的故事，来浇自己多么有名的凉水；也用两个故事，挖苦我没有那么有名或有名有过了头……看到了吧，这就是我独自一人时玩世的喜感。不过上面属于长篇的，还有短篇的。1991年10月19日我有《新版三十三不亦快哉》，可以略见我雅人深致、怡然自得的奇趣。
“在文星时，陶运猷写了一幅中堂送我，中有一句说我‘敢违世俗表天真’，他这句诗写得很传神，我的为人，的确如此，‘表天真’并不是装小孩、显幼稚，而是真正基于真知和真诚的率性表述，这种表述容或夸大，但非扯谎，也非虚伪，反倒非常‘性格巨星’。正因为我自己雅好此道，所以人物中我偏好‘性格巨星’式，像东方朔、像李贽、像金圣叹、像汪中、像狄阿杰尼斯（Diogenes）、像伏尔泰、像斯威夫特（Swift）、像萧伯纳、像巴顿将军（Gen.George patton），我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在党外时代，我帮黄石城出资的《深耕》写一篇东西，他们给我4000块稿费，我马上叫来人找到黄石城说：‘笑话，只给4000，拿3万来。’黄石城果然给了我3万，可是我把这钱转给林正杰当竞选经费了。这就是我‘敢违世俗表天真’的动作，态度嘛，不够好，且有‘流气’，但极有效，因为别人怕我，所以大家反倒少麻烦。
文章李敖 自述：“特立独行”的作家天性(2)
“我从1949年5月12日登陆台湾，一天也没离开，转眼已满50年。一个外省人，50年在孤岛上，一天也没离开过，还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这个外省人，‘残山剩水我独行’，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下，挺身与国民党当权派斗争，一往直前、二入牢狱、三头六臂、四面树敌；又挺身与台湾人当权派斗争，五花八门、六亲不认、七步成章、八面威风。
“在所有斗争中，总是以人不可及的大人格、大节操、大头衔、大才华、大手笔、大刀斧、大有为和大不敬，去斩将搴旗，外加踹走狗、小卒一脚。李敖的敌人是不分大小的，从外省人民族救星到台湾人民间乩童，只要看不惯，都可成为我嫉恶如仇的敌人，然后动用大量的资料与黑资料，笔力万钧，把死人鞭尸、把活人打倒。在这种得理不饶人的作业中，我是独行侠，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又‘时髦不能动’。画饼楼主在《台北日记》中说：‘对整个知识界、思想界来讲，李敖才当得起真正的孤星，因为他耐得住寂寥，忍得住高处不胜寒。’正因为有这种气魄，所以我不为‘时髦’所动，‘虽千万人，吾亦往矣’。在往矣以后，口头以先知姿态作弄别人。别人永远跟不上我。别人是羊的时候，我是老虎；别人变成了老虎，我又是武松。这样的外省人，在这样的孤岛上，岂不是怪事么？ 亚历山大大帝见到思想家狄阿杰尼斯，告诉他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我是狄阿杰尼斯。’而我的自负是：
“如果我不是李敖，我愿我是李敖第二。50年在台湾，我自负得不做第二人想，虽然如此，作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作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作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又生不逢地。严格地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地方一样。我本该是50年后才降世于大陆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出50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们妈妈小产和我妈妈早生的误差。这一误差，凑合了许多根本不该碰面的人碰在一起。也许，只有从这个谑画的角度来看我难以见容于这个岛，大家才舒服一点、开展一点，才少一点怒容、多一点苦笑。
“耶稣说没有先知在自己乡土上被接受，大陆是李敖的乡土，但我不在其内；台湾是李敖的乡土，但我被见于外，不过，对我说来，在内与见外，皆属过眼烟云，总归中国是我的乡土，在这乡土上，大陆也好，台湾也罢，对我都是一样，我的终极是在无何有之乡、在广漠之野、在中国与人类的历史上定位。在那定位深处，我英灵不泯，也会蓦然回首、回首‘向来萧瑟处’的台湾、回首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台湾，而有以浑然一笑。—我会自语：‘那个孤岛吗？我曾经住过50年，从青春到老去，我都在那儿。那是一个奇怪的岛，不论我住多久、不论我多少快意恩仇，总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虽然如此枯寂，我还是忘不了它！’……”
文章李敖 自述：“星沉”过后是低谷
“星沉”过后是低谷
李敖在台湾“文献会”及“文星”杂志执行编务前后，正是他文学人生的创作高峰。然而随着《文星》的停刊，李敖的生活也一度陷入了困境。关于《文星》前后的境遇，李敖有如下自述，他说：“到了1963年3月，我自动在研究所休了学，这事给了陶希圣一个借口，他5月3日去日本，临行写了一封信给高荫祖，说‘文献会’以用研究生为宜，李敖不告诉他就休学，他决定以留职发薪方式，请李敖暂时别来上班了。5月4日，我有日记如下：……并不是国民党反对你，国民党欢迎你合作。对高荫祖的建议，我拒绝，同时谢绝留职‘发’薪。谢绝‘遣散费’，谢绝替我另外找事的主意。……一年三个月零四天的混饭生涯，如今竟如此这般地告一结束，可叹可笑。
“此事给我三大刺激：一、一切不愉快是由于我太穷，来此会以前，穷得当裤子……当时若身怀几千元，何至于为每月1000元上‘船’？二、故为今之计，似非摆脱一切，设法有一点点起码的经济基础不可，我希望是5至10万元的存款，两袋不空，自然站得更直，自然更少不愉快。5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下午办好移交，我只肯收本月一至三号三天的薪水（120元），高某某说我太矫情，袁某某说本会‘送钱’有前例，我皆不肯。最后留信而行（将三天薪水的收据附其中）。……高某某说，李敖一年三个月来去了那么多次的南港，没报过一个车马费！’陶希圣从日本回来后，5月22日，送来从日本带回的领带一条、袜子一双，并留名片向我致意，并送我一笔钱。我收下领带、袜子，把钱退回了……
《文星》杂志停刊以后，李敖的生活处境再次陷入困境。他这样回忆说：“我们觉察到所禁之书，绝不止于昨天那两本。……通知我，‘李敖告别文坛十书’中，《乌鸦又叫了》、《两性问题及其他》、《李敖写的信》、《也有情书》、《孙悟空和我》、《不要叫吧》等6本书全被查禁；《妈离不了你》、《传统下的自白》、《大学后期日记甲集》、《大学后期日记乙集》在涂掉蝴蝶页及封底后，可以发行。我问他如何涂掉？他说用大橡皮印沾黑颜料盖上去就可以了。后来我如法去盖，他又改口不同意，因为盖得不够理想仍有字迹透出，读者还是可以看到上面的字，而所谓上面的字，不过《李敖著作十九种》的书名而已！最后他同意的条件是撕掉蝴蝶页和封底，才准放行。我当时因读者来预约，无法应命，10本书能给读者4本也好，只好同意。这次‘告别文坛十书’出得如此狼狈，使我对读者实难交代。直到13年后我复出，我才对向我‘归队’的读者表示，我愿此生赠送我自己出版的所有的书，以为补偿，但读者很体谅我的处境，他们当年花了200元预约，绝不好意思没止境地收我自己出的书，所以送了一阵，也没人计较了……
“有一次卖一台冰箱给李翰祥，我在参加搬运的时候，被李太太张翠英看到，她说：‘怎么大作家做起苦力来？’我说：‘大作家被下放了，正在劳动改造啊！’为了坚守原则，不同国民党合作，我在谋生上的辛苦与心血，一般人是完全不清楚的，我也无须让他们清楚。从外表上看，我蛮有钱的，因为我知道在现实社会中，‘充阔’比‘装穷’更容易混，‘充阔’至少可以贷得到款、贴得了现、借得到钱，‘装穷’则全无用处。大家都说我有钱，可是谁知道我做苦力呢？”
“我虽被官方秋前秋后算账，但我气派不衰，最有趣的一件新鲜事，是我阴错阳差变成了汽车阶级。原来我被《文星》请出去，为自谋生计方便，打算买辆机车，不料买机车分期付款要两个房保，买汽车开支票只要一个房保，因为萧孟能不肯为我做保，我只有信义公寓妈妈名下一个房保，其他别无房保可寻，故买了360CC的凯莉小汽车。我就是这样阴错阳差之下，成为汽车阶级。那时候台北市面汽车尚少，我这辆身价连计程车都不如的小车，开起来却拉风得很，到处可停，与凯迪拉克无异也。印象最深的两次，一次是我跟女朋友小Y到淡水红毛城，另一次是去阳明山一家日式旅馆洗温泉，都开的这辆汽车。”
情感李敖 档案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