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又说：“我从1971年3月19日晚上被收押起，大概经过三四天或四五天的疲劳审问，始终浑身疲累却满口谎话，不得要领。特务们侦讯的方式只是翻来覆去听你说说说，偶尔在旁做记录，4小时换一班，接班的两人翻看记录后，即立刻进入情况。轮番上阵，一一追问我过去多年所做‘害’国民党的事，尤其是‘跟监’我的14个月中，我竟神通广大，在被‘跟监’中做的许多‘害’他们的事，例如援救柏杨事件、泰源监狱名单事件、接雷震出狱事件、窃听器偷运事件，乃至八竿子打不着的美国商业银行爆炸事件等等，不一而足。在所有问题中，最令我困扰的是一再问什么是‘两个半’？我说‘两个半’是中国民间传说有两个半军事家，一个是杨杰、一个是蒋介石、半个是白崇禧。他们说你李敖胡扯，我们问的不是这个。我说既然不是这个，请你们给我一个边，教我怎么答，否则无从答起，最后终于告诉我魏廷朝说‘两个半’是他是一个‘台独’，谢聪敏是一个‘台独’，你李敖是半个‘台独’。在台湾肯定的‘台独’，只有你们‘两个半’。事实上，魏廷朝从来没跟我提过什么‘两个半’，我又从何答起？最后侦讯人员告诉我，他们得到的情报是以某某为首的叛乱活动‘台湾本部’有五个委员，我是其中之一。我听了大惑不解，因为关于这‘台湾本部’，事实上，我一无所知，乃是被逮捕以后才得知的。听了这一天方夜谭，我说半个正好是‘两个半’的五分之一，‘两个半’自是指五委员而言，这样看来，‘两个半’岂不正是五委员的秘密代号吗？—我在忧患中仍不失幽默，这段讽刺，我记忆犹新。”
李敖说：“为了证实我是五委员之一，特务们硬要从我口中，落实这一事实。因而把我刑求，刑求内容从拶指到夹竹竿，不一而足。后来得知：我是受刑受得最客气的一位，同案除……以下，……都受到各种苦刑，包括灌汽油、坐老虎凳、背宝剑、三上吊、摇电话等等在内，这样子长年逼供的迫害，最后取得的自白，其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刑求我的人物是由保安处组长李彬如上校带头。李彬如长得很委琐黑矮，上海口音，在1963年检察官王镇被刑求案中，就出过大恶名（1963年5月6日监察院‘王镇诉请被警总刑求案之监察院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李中校，即是此人），后来因脊椎生病死了。……这些人在办案时，心理状态都是极有问题的。例如他们刑求逼供时，我反问他们，我说：‘我看别这么麻烦了好不好？你们拿空白的笔录纸来，我在最后先盖下指模奉赠，然后你们回办公室，随便你们怎么填写我的罪状就是了，你们填我是“匪谍”、是“台独”。是长白山上的“老狐狸”（我被抓时，正是电视剧《长白山上》走红的时候），悉随尊便，都行！’可是，他们不肯，他们吼说：‘他妈的你李敖是什么意思？你这样看不起我们！你以为我们破不了案，你想把秘密带到棺材里去？不行！你死进了棺材，我们也要把你棺材盖撬开，要你吐出秘密，再去死。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在我们眼中，是玻璃缸里的金鱼，我们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说不行！’我说：‘你们要我说，总得透露一点蛛丝马迹，让我来编。’他们说：‘我们不提示！’正因为他们的信条是‘不提示’，所以才有新疆王盛世才那种整人作风。（盛世才自己反苏后，诬人是共产党，十分起劲，他亲自审问丁慰慈，查问拿了苏联多少卢布。丁慰慈不胜刑求，向盛世才说，你说拿多少就拿多少，我承认就是。可是盛世才一定要逼人自诬。于是丁慰慈只好从拿5万说起，盛世才嫌少，毒打之下，卢布由5万升到10万、20万、30万，可是还打个不停，嫌太少。丁慰慈索性自诬拿了100万，结果盛世才又嫌多。于是，丁慰慈由10万、20万、30万，一路往上升后，再从90万、80万、70万、60万一路往下降。直到被毒打得体无完肤时，丁慰慈说出50万，盛世才认为与腹案相合，含笑叫停。盛世才的结论是：‘丁慰慈！你早说实话，不就少吃那么多的苦头了么？’）—这种办案人员的心态，后来我才悟出道理来，原来这是一种自欺型的心理变态、一种自欺型的虐待狂。明明以冤狱整人，却视被害人自诬细节以为乐，乐而久之，他们也多少自欺这不是冤案、假案、错案，这是无风不起浪的。于是，他们心虽不安，理却得了，遂根据人犯的乱说而乱编，嵌入法律，把案子咬得死死的，最后，奖金他们拿，大牢人犯坐，周而复始，冤狱连台了！”
炼狱李敖 自述：我决非“台独”分子(1)
李敖：“我决非‘台独’分子！”
李敖第一次入狱，他涉嫌的罪名就是“台独”。对于这个被历史已经证明是“冤狱”的罪名，他本人在出狱后如是说：“经过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的侦讯，我终于悟出原来诬我成为‘台独’大员是符合特务们和‘台独’分子们的双方利益的！最后我对特务们说，我的整个感想是‘台独’分子希望把这案子做大，咬住李敖，硬替他们捧场，对外宣传说，大家快看，‘台独’运动不但有外省人参加，并且还是顶呱呱的外省人李敖加入我们的行列！另一方面，你们国民党情治人员也希望把这案子做大，案子有李敖参加，自然就顿时变成大案，扣住李敖，硬替你们捧场，可以对上面报告破了巨案，可以多领奖金。这样双方你推我拉，我还有话可说？
“就这样的，我在暗无天日的保安处讯问室第5房住了近一年后，被移送到景美秀朗桥下军法看守所，那天是1962年的‘二·二八’之日。在第5房近一年，是我一生中最阴暗的日子了，在这房中，我历经了国民党特务们的凌辱刑求，历经了好朋友的陷害出卖，历经了亲弟弟的趁火打劫，历经了小情人的黯然离去，历经了终年不见阳光的孤单岁月。……虽然我在多少个子夜、多少个晦冥、多少个‘昏黑日午’，我噙泪为自己打气，鼓舞自己不要崩溃，但当10个月后，当小蕾终于写信来，说她不再等我了，我捧信凄然，为之泪下。……小蕾来信后18天，我终于离开保安处第5房，改押景美军法看守所。我被关在第2房，当晚住进另一囚犯，自言是犯了军法的警备总部上尉袁耀权，名为同住，实为监视。第2房不到两坪大，扣掉1/4的马桶和水槽，更显狭小，散步5步就得回身，两人一起‘散步’每次都要侧身而过，其局促可知。过了几个月，袁耀权判了无期徒刑，调走了，我独住第2房，再转到11房，11房大了一倍多，可是最多时要住上6名囚犯。最后同房的黄毅辛出狱了，胡炎汉、崔积泽移监了，李国龙管训了，黄中国枪毙了，其他川流的囚犯也都走了，只剩我一个人住，不久便调到第8房，跟第2房一样小，但光线好一点。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共住了4年8个月，可是一个人在第8房住了两年半之久。”
李敖又说：“在第8房我是特权阶级：一、我有一个黄毅辛走后留下的热水瓶；二、我有一块大木板—破门板架起的‘书桌’。不过，‘书桌’架起后，全房只剩1/2的‘散步’空间了。我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不过不以人为本位，小房间内也不乏‘生物’，白蚁也、蟑螂也、壁虎也、蜘蛛也、蜈蚣也……都户限为穿、来去自如。至于狗彘不若的人，就自叹弗及。8号房的户限与来去，主要靠墙与地交接点上的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30×15公分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胶桶里，也从小洞推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透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
“我在1972年自保安处改押景美军法看守所后，等候军法审判。全部过程中，有可笑的一些变化。原来我在警总军法处被乱判‘叛乱’的‘主文’是：李敖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六年。”
李敖走出监狱后，在回忆起他在监狱中的抗争时说：“在最后一次军法审判的时候，我虽一言不发，但却留了一张书面的意见，可以显示我采取‘缄默权’的根源，全文如下：‘审判长先生： 我只要花一分钟就可以把话说完，我的话共分五点：
“第一点：关于本案内容部分—我没有话可说，我用法律里面的缄默权。我想我也不必说明我为什么不说话，一千九百四十六年以前，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也不说话。第二点：关于判决的部分—过去我不上诉，以后也不上诉。虽然我是无辜的，虽然我没有罪，我仍愿引用印度独立的伟大领袖甘地在法庭上的两句话：‘我不愿浪费法庭的时间，我承认有罪。’ 第三点：关于我的态度部分—我现在声明，我自被捕后，因被刑求而来的一切我写和我签字的东西，全部无效。也许我信心不够，无法抵抗现代科学方法的刑求，但我知道五百四十四年以前，最有信心的圣女贞德在被捕以后，也犯过跟我同样的无可奈何的错误。第四点：关于所谓爆炸案部分—虽然跟我无关，但我愿为李政一、刘辰旦、吴忠信、郭荣文、詹重雄5个小朋友做他们‘人品的证人’，这就是说，我相信他们不是做这种事的人，他们的诬服，是被刑求的结果。我请求审判长先生给他们做无罪的判决（附带声明一声，在进这军法处大门以前，我跟他们并不认识，所以我的请求，可以说是客观的，值得审判长先生参考的）。第五点：关于我个人的刑期部分—我不要求做减刑的判决，也不对加重不满。美国民间领袖尤金·戴布兹（就是坐在牢里还有100万人投票选他做总统的尤金·戴布兹）1918年在法庭上的三段话就是我的话：‘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炼狱李敖 自述：我决非“台独”分子(2)
“只要我在这岛上，不论我在牢里也好，在牢外也罢；不论我是‘名不副实’的‘大作家’也好，或是‘名实相副’的‘大坐牢家’也罢，我都不会有自由的感觉。因此关于我个人这部分，我不请求减轻。”
李敖说：“从这一书面陈述中，可以看出我四年多坐牢下来，心灵上所显示的平静与苍茫，这一平静与苍茫，使我对刑期多少或出不出狱并不沾滞，但对我放眼的方向，却别有洞天。1975年9月22日判决确定后，我写了一封秘密的信给吴俊才老师，吴俊才在台大教我《近代印度史》，那时是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是当权派，我信中说：‘俊才老师：以18年师生之谊，请老师先听我一句—李敖实非“台独”分子！’我14岁到台湾，现已40，但我至今不会说台湾话，不会听台湾话。我27岁“暴得大名”，贵党报纸骂我是“反派小生”。台湾人有政治野心者想“统战”我这外省人，不足为奇。但我对政治乏味，因此，我拒绝了高玉树。
“‘台独’分子拿我做对象，我想至少有3派—（一）‘台湾青年’派（他们不断拿我在他们机关刊物上做主题）；（二）散发传单派（散发‘欢迎李敖参加我们的行列’等传单）；（三）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一二两派我根本不认识。第三派认识都在他们变成叛乱犯之前。他们出狱后，跟我有来往，我不相信他们会再做书呆子式的政治活动，所以不以为意，不避瓜李之嫌，现在证明了我比他们还书呆。
“我在谢、魏被捕后3周被捕，他们把我说成‘五分之一’（谢说‘五委员’之一，魏说‘两个半’之半），说我同意加入组织，我完全莫名其妙。这时候正是火车站出现‘欢迎李敖参加我们的行列’等传单的时候……当然构成了办案联合小组（各单位组成）对我的合理怀疑，由于我多年做‘反派小生’的纪录太坏，使我无法取信于人。……大概十几天后，我感到不遥为配合这‘五分之一’的说法，恐怕不得了结。我出于无奈，编了一套说辞，我说我们开过加入的玩笑。我当时想，这一说辞，既可遥为配合加入的意思，又可因开玩笑而大事化小，既无法在‘有无上’澄清，只好在‘轻重上’取信于一时。半年以后，调查局的刘科长来看我说：‘好消息告诉你，查清楚了，我们知道冤枉你了。’后来我听说‘台独’分子终于承认对我诬攀。一年后开庭，‘台独’分子当庭承认对我诬攀，‘被迫咬李敖’云云。其实这时候，‘台独’分子的宣传目的已达到，他们终于号召成功他们有了一个金字招牌的外省同志，并且让贵党背害贤之名。
“我自己坐牢，我没话说；但陪‘台独’分子坐牢多年而不能自明，我为之茫然。
“接着我提到：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上，我和贵党任何‘爱国者’并无二致，虽然我被诬为敌人。我的书被禁了，杂志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门了，牛肉面都卖不成了。……最后14个月软禁到来，使我朋友吓光，生意垮尽。我没想到我放弃笔杆已6年，可是仍不见容于人。我又冲动了，我认为贵党不许我做拿笔杆的人，又不许我做不拿笔杆的人。我开始报复。这些报复都开始在沉默6年以后，都开始在软禁发生以后。……我依稀看到悲剧的后果，我看到两败俱伤。我又写道：‘从软禁起算，我失掉身体的自由已近6年。6年前是书被禁了，杂志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门了……6年来，是荒货小贩做不成了，朋友吓跑了，女人嫁人了，房子抵押了，亲人变了，甚至弟弟也因债坐牢了。一切已凋零褪色，面目全非。内在的自己已由绚烂趋于平淡，外在的关系已由平淡归于虚无，6年烟云，可使内外有如此奇变，我仿佛觉得我不是重生一回，而是死了9次。’”
李敖说：“自1949年到台湾，我在穷苦中长大，从写蜡板到送报，到饿着早饭省钱买书，逐渐建立我的一点尚不寻常的‘成绩’，我做过钱穆写信称许的中学生，老师赏识的大学生，胡适限时信送钱赎当的研究生。我最后在极短的时间里纯用文字的力量平步青云，所向披靡，使想用笔杆压伏我的人为之失色，转而以笔杆以外的方法染我身上的颜色。‘才如江海命如丝’，我从大作家降为大坐牢家，一切都似前定。孤灯黯淡，子夜独思，李鸿章说这岛是‘伤心之地’，对我更有多重的感伤。我自动申请斗室独居，终年做宗教式的闭关隐遁。细读老师的新作《甘地与现代印度》。在灵修方面，得益尤多。日远的哲人星期一静默，我已多年每天都是星期一。静默使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初判10年，我不上诉，我认为，我该在‘伤心之地’坐牢，我愿用长年坐牢，偿付我做的和我没做的。……”
炼狱李敖 自述：狱中难忘的20个镜头(1)
狱中难忘的20个镜头
李敖对于他第一次入狱时的体会，记忆中最深的莫过于他在《回忆录》中所记下的20条狱中见闻。这无疑就是他狱中生活的最好自白。李敖说：“在这5年8个月的监狱生涯中，虽然是昏黑所在，但观察入微，也不无奇趣可寻，我加写一些：
“一、我被刑求的项目中，有一项拶指。他们把3支圆珠笔夹在我左手4根手指中间，再强行用我的右手紧握4根手指。并对我说：‘李先生，这不是我们折磨你，是你自己的右手在使你的左手痛苦，所以不能恨我们。’我笑笑，说：‘我不恨你们，也不恨我的右手，我只恨圆珠笔。’
“二、我在警备总部荣膺五委员后，情治人员发现，我这‘台独’大员，根本不会说台湾话，甚至‘听莫’（听不懂）台湾话，如今成了‘台独先烈’，未免滑稽。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没关系、没关系，英国国王乔治第一根本不会说英文呢，他是从欧洲大陆过去的，不会英文都能做英国皇帝，我李敖不会说台湾话却做上‘台独’大员，又算什么啊！
“三、保安处看守所所长罗永黎上尉留小平头、两眼炯炯，令人生畏，可是跟我熟了，发现他人满好。有一次，他感慨地说：‘我是神仙、老虎、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一看到老婆，就是神仙；我一看到囚犯，就是老虎；我一看到长官，就是狗。’我听了哈哈大笑。他补充说：他真觉得他干了这么多年，其实只是国民党的一条狗！但他毕竟是假狗，看到真狗会害怕。国民党抓雷震那一天，他被派去参加，《自由中国》社有条大狼狗，差点咬了他，他说他虽然是国民党一条狗，但还是怕真狗。
“四、我住军法看守所第2房，正对面是第10房，关的是调查局‘匪谍’处长范子文。此公英国留学，相貌堂堂，气焰很大，被调查局局长—不懂ABC的沈之岳整，诬以‘匪谍’之名，关了起来，不但把他关起来，连他的太太满素玉也关起来，太太就住楼上。范子文被关，自认不得活命，他的姊姊来看他，他双手抓住铁栏，大叫道：‘我给国民党做走狗做了这么多年，就是这种下场啊！’经大家劝说，他才不叫了。他后来专心信佛，整天大声念佛，念佛以后，口中连说：‘报应！报应！’可见他内心对过去杀生忏悔之重。念佛以后，他说不杀生了，可是牢里蚊子太多了，赶也赶不走，他没办法，就用扇子把墙上的蚊子一一拍死，一边拍一边说：‘这不是杀生，这是打沈之岳！’
“五、我成为‘台独’分子，谢聪敏是一个施展连环套的角色。他和魏廷朝先把我咬进牢里，使官方上当；然后在声势已壮—在海内外皆知李敖加入‘台独’活动之后，再设法替李敖翻案，用李敖在文化界的声名，反衬出国民党在如何以冤狱迫害自由作家。这样一来，李敖可被黄鱼两吃，而国民党的害贤之名却又加倍。谢聪敏在牢中替李敖翻案，不是容易的事，因为管制森严。但是一次阴错阳差，使他有了机会。一个日本人小林正成一度住他押房隔壁，在小林被驱逐出境前夜，他抛了一封信由小林带出来，辗转登在《纽约时报》。信披露后自然使官方灰头土脸。谢聪敏身在牢中，还能有这种机智英勇的作为，真令人赞叹。出狱多年后，他到我家来叙旧。我问他：‘到底小林怎么带信出去的，难道不检查吗？’谢聪敏说：‘怎么不检查？还由所长罗永黎带人把小林脱光检查过呢。当时我以为信会被搜出来，可是一直没动静。后来我到日本，见到小林，问他，原来小林先把信藏在马桶与墙的夹缝里，脱光检查完毕后，临走前，他要求小个便，就趁小便之时，把信从夹缝中带了出来。’
“六、信登在《纽约时报》后，官方追查，谢聪敏瞒过由小林带信的真相，反咬了一个班长陈留恨，说信是这班长带出的。陈留恨因此被捕，被拷打不已，直到最后查出不是班长而是小林，才真相大白。由于陈留恨对待囚犯极坏，谢聪敏这一乱咬，却也咬得人心大快。谢聪敏被罚带脚镣好几个月，最后取下脚镣时，班长们对他恭贺，他笑嘻嘻地说：‘小意思，小意思。’
“七、在军法看守所放风之际，碰到一个小叛乱犯。他是一名高中生，因想组党，被抓入笼。他大惑不解，向我说：‘李先生，“公民书”中告诉我们，“宪法”第十四条“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我以为那是真的，就想组党，结果就给抓进来了。’我听了，哈哈大笑。后来，他好像随遇而安，也甘于做叛乱犯了，有一天竟自谓：‘我是天生革命家。’可是这位小革命家很怕鬼，夜里总是蒙头大睡。
“八、在军法看守所，来了一批以成功大学学生为主的‘成大共党案’的小鬼，那些小鬼们从来没见过真共产党，坐在牢里，到处想找共产党前辈来师法。我说别天真了吧，牢里哪里还有什么真共产党！国民党整天抓到的，其实都是假共产党！他们不信，硬说李荆荪是，一房一房传话过去，向李荆苏致敬。后来发现李荆苏果然是假的，于是大呼负负，又一房一房传话过去：‘致敬取消了！’弄得傻头傻脑的李荆荪糊里糊涂，搞不清忽来致敬忽又取消是怎么回事。
炼狱李敖 自述：狱中难忘的20个镜头(2)
“九、‘成大共产党’在调查局被刑求，有人大骂：‘你们这样对我们共产党，将来共产党从大陆来了，要剥你们皮啊！’调查局干员说：‘剥就剥，可是没来以前，老子们先剥了你的皮！’
“十、‘成大共产党’领袖是蔡俊军，是一位率真勇敢的年轻人，后来与我成为好友，出狱后还打电话并来我家感谢我对他的照顾。有一次我送他一套睡衣，他那时被判死刑，穿着睡衣，带着脚镣对我说：‘枪毙的时候，我就穿它去。’又指着胸前说：‘子弹就从这儿打出来。’态度从容之至。后来死里逃生，改判无期，十五年后出狱。我的同案李政一曾和蔡俊军同房，他告诉我：‘同房难友任何人的食品，蔡俊军都会抓来就吃，连招呼都不先打一下。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是共产党，你的就是我的，我要共你的产啊！’
“十一、‘成大共产党’另一领袖吴荣元，也被判死刑，也是一位率真勇敢的年轻人。他被判死刑后，带着脚镣，等待枪毙，找来佛经看，以为解脱；后来改判无期，他把佛经一丢，说：‘既然没死，还是看李敖的书吧！’
“十二、在黑牢中的人，无不恨调查局与警备总部，因为这两个衙门专门刑求以造冤狱。有一次，一个土头土脑的台湾人，被送到军法处看守所来，他余怒未消，把棉被卷成一团，坐在地上，一边捶棉被，一边大喊：‘调查局，利嘎西郎（你家死人）！调查局，利嘎西郎！’旧派心理学家喜言‘本能’者，凡遇无法解决的主题，辄以‘本能’含糊带过，人戏以‘毯子学说’讥之，因只能遮盖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也。看到这土头土脑的台湾人，竟能如此用棉被解决问题，真可成立‘棉被学说’了。
“十三、关在押房里的寂寞难挨，是一般人犯最吃不消的，他们要打发日子。打发日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出来做工。做工虽然苦，但是大家抢着干。有一次，押房里缺个理发的，班长问谁会理发，一个老台湾人叫叶迫，说他会，于是由他为大家理发。押房理发的规矩是，被理发的囚犯，每人准备卫生纸二张，自己折好，用手托着，理发的为你刮胡子时，一边刮，一边要把刮下的抹在卫生纸上，以节省他的时间，好快速为下一个服务。一般正常情况是，一阵快速服务下来，走道上每间押房门口，都丢下一小堆卫生纸，上有肥皂和着的胡子垃圾。可是，由于这位叶迫根本不会理发，而冒充他会，结果一阵刮胡子下来，走道两边的卫生纸上，竟是血迹斑斑，好像人人有了月经似的。气得范子文大骂叶迫，班长也脸上无光，赶忙把叶迫赶回押房去了。
“十四、我有一段时间与人合住第11房。有山东米商黄中国被判死刑，他是粗人，因赌博被人陷害成“匪谍”，以致冤死。还没执行前，胡炎汉劝他信耶稣，带他一起祷告。祷告完了，我在旁边大笑。胡炎汉问我笑什么？我偷偷开玩笑说：‘黄中国枕头底下藏着佛经呢！他所有的宝全押，是上天堂的投机分子。只恐怕上不了所有的天堂，反倒下了所有的地狱！’黄中国的冤狱，我曾全力代他写状子，他感谢得向我磕头。可是最后在劫难逃，终被拖出枪毙。
“十五、黄中国被枪毙之日，清早五点，第11房的房门突然间被打开，黄中国正睡在门边，他一声哀呼，坐起来，向牢房另一角冲过去。可是，七八个禁子牢头冲进来，反铐他的两手、抓住他的头发、用布条缠住他的嘴巴，再用熟练的技巧，把他架出房门。当时睡在我右边的胡炎汉惊慌坐起，十指张开、两臂前举，大叫起来，一个班长讨厌他跟着叫，顺手拉了他一把，高叫：‘还有你！’吓得胡炎汉缩成一团，藏在棉被里。对面的崔积泽事后吓得哭起来，一边擦眼泪一边说：‘什么意思嘛！人家只买一点军油，就把人家跟死刑犯关在一起，就这样吓人家，什么意思嘛！’黄中国的遗物，班长托我包在一起，送到门外。这时胡炎汉还缩在棉被里，在里面呻吟：‘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好久好久，才从棉被钻出来。
“十六、胡炎汉是荣工处的简任官，在‘中正大学匪谍案’中被诬入狱。入狱前在澳洲观光，碰到居浩然。居浩然托他到台湾探监向李敖问好，结果没想到自己也给关进来，正巧与李敖同房，向李敖问好了。
“十七、在11房还见过一个19岁的小偷，长得奇黑，我用台湾话给他起外号叫‘欧卡曾’（白话是“黑屁股”、文言是“黑臀”，古人真有人叫“黑臀”）。‘欧卡曾’，浙江奉化人，眷区出身，因我对他不错，他说很感谢我，他出狱后，一定找个脱衣舞女，用摩托车载来，在我窗下大跳一次，在警卫赶到前，再用不熄火的摩托车载运逃走。他说：‘龙头啊！不要太用功了！那时候该休息一下，看看脱衣舞，看看死脱瑞普（strip的日语发音），看看也好！’他一边说，一边扭动，学脱衣舞的模样，丑态可掬，使我笑得腰都弯了！我坐牢多年，但是从来没有那样大笑过。
炼狱李敖 自述：狱中难忘的20个镜头(3)
“十八、牢里的冬天很冷，我把我爸爸在东北穿的一件皮袍子带进来，聊以御寒。这件皮袍，被贼眼溜溜的‘欧卡曾’看中了，他用手摸着上面的毛，一边摸着一边喃喃自语：‘毛真好！毛真好！毛真好！’‘欧卡曾’连说‘毛真好’后第二天，他就被叫出去了。监狱官调查他有政治问题。因为若没政治问题，怎么会说‘毛真好’呢？那时毛泽东还在世，说‘毛真好’是什么意思呢？‘欧卡曾’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来解释，最后才算过了关。原来每间牢房高高在上的天花板上，都有一个扩音机，扩音机是个‘大嘴巴’，也是个‘大耳朵’。有情况时候它播出监狱方面的命令、号音与音乐，你不听不行，所以是大嘴巴；没情况时候它不声不响，但却是个窃听器，由中央系统逐房抽查，隔墙有耳，所以是个大耳朵。因为大耳朵只能听不能看、只能录音不能录影，所以窃听时候就难免断章取义，于是‘毛真好’的误会，就发生了。
“十九、我在军法处，年复一年不准看报，所得消息，但凭新进牢的人口耳相传，最新世界大事所得不多，最新流行歌曲倒听了不少，因为大家无聊，以唱歌自遣者比比皆是。有一次一群小流氓们个个会唱刘家昌的《往事只能回味》，歌词是：‘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也已经添了新岁，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当时我没见到歌词，把内容听了模模糊糊，最后一句‘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我听成‘我只好另外找一位’。出狱以后，偶然机会看到歌词，才恍然失笑。但却觉得，我的误听后的新词，其实比刘家昌的原词还高明呢！情人走了，你另外找一位，岂不比梦里留恋更积极吗？
“二十、最后一年，谢聪敏、魏廷朝和李政一，4人同居一房被‘洗脑’，我宣布大家来生再见，拒绝讲话，但偷偷只和最够朋友的李政一来往。那时洗澡时总要一贯作业，脱下衣服，同时洗了。有次看到魏廷朝洗澡，把准备换穿的衣服，糊里糊涂重洗了一遍；把刚脱下来的衣服，又穿了回去。他那时又胖又黑，光着大屁股，吃力地洗衣服，使我想起狗熊进玉米园的故事。（狗熊进玉米园，折一根玉米夹在腋窝下，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时腋下还是只剩那一根！）魏廷朝出狱后，偶尔来看我，但两人友情，似已无复当年了。有一件事，仍可看出魏廷朝对我的卫护。在康宁祥、李筱峰诬谤李敖案发生时，魏廷朝写信拆穿他们，有这样一段：‘李敖的个性和笔锋太尖锐，而且耐磨耐斗，所以朋友固然不少，敌人只怕更多。他不断地攻击，又不断地被攻击，是不难想象的。攻击李敖，应该攻其所短，岂能攻其所长？说他专门打小报告，陷害朋友，可以说适得其反；既不合事实，尤其不是魏廷朝口中所言。李敖是最可靠的朋友（也是最难缠的敌人），在困难的环境中，经常接济难友。有许多受过他的恩惠的人，在十数年后始终对他怀念不已，这恐怕是他自己当初所料想不到的。他对看不顺眼的人和事，反应过度强烈，往往马上使小性子用刺骨的言词、伤人的冷漠、明显的动作，当面让人难堪；但他不会放暗箭。’
“由于魏廷朝的人证文证，终于拆穿了李筱峰的造谣，最后被我告诽谤成立，我赢了官司……”
炼狱李敖 纪事：坐牢与女友小蕾(1)
坐牢与女友小蕾
关于患难与共的女友小蕾，李敖在《回忆录·监狱》中曾经写道：“我认识小蕾在1967年9月26日，那时她19岁，正从高雄女中毕业北来铭传商专……看到她，我立刻喜欢上她。”又在《李敖五十年表》中再次提到此人，称“在我的一生中……小蕾是最可爱最令我怀念的女人。”由此可见在李敖入狱前夕的苦难困境中，小蕾在李敖心中的地位。
自从李敖结识小蕾以来，她就给他的国泰公寓里平添许多乐趣。文场失意后下海经商的李敖，刚解决了生计，更大的困扰又向他袭来。台湾当局接到了几封检举信。称李敖早在台中读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反政府活动。其中主要的行动，是李敖曾参加过一场叛逃大陆未遂的活动。这飞来的横祸险些断送李敖的前程。就从1967年底开始，国民党台北警备司令部就不断派人传讯他。李敖有种大祸临头的感觉！有时，李敖会对小蕾讲起国民党当局为什么恨他。其原因就是他在台中读书时，暗中资助过中共党员严侨。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小蕾对李敖越来越严峻的处境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台湾警备司令部仍旧时隔三五日就会派军警和特务，将李敖押至司令部去进行讯问和审查。随着这种讯查次数的不断增多，李敖越来越对此习以为常了。小蕾也渐渐安下心来，面对着警备司令部对一个搁笔不再写文章的人如此加紧讯查，小蕾从中看出了国民党当权者的色厉内荏。但是，国民党当局不甘愿让李敖这样的危险人物自由经商，逍遥法外。1968年春天，在警备司令部对李敖讯问调查告一段落之后，马上就施用了实际的打击手段。先是春节后由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正式向李敖发文进行侦察，不久，即开始依“妨害公务罪”在台北地方法院对李敖提起公诉。对于李敖和小蕾来说，这接二连三的政治迫害虽来势凶猛，但他们都咬牙挺住了。李敖明白这一切都来自当局对他的惧怕戒备，小蕾在李敖乐天精神的感召下，开始习惯这种不安定的生活。后来，他与她甚至对于来自外界的舆论与打击不再理睬了。李敖的旧家电生意居然在这特殊的监控气氛下越做越好。
1970年台湾的春天，阴霾而多雨。对于李敖来说，这个春天是黑色的日子。1月15日那天上午，李敖的家里发生一件小事：小蕾那只娇贵的法国卷毛小狗“嘟嘟”不慎食物中毒而死！李敖让她再到老K家里索要一条就是了，不料小蕾去老K家一看，却有些暗暗吃惊，因为老K居然不在家中。只有他年轻太太在家，当她听到小蕾哭着说起那只一年前由老K亲自赠给她的小狗“嘟嘟”死去了时，夫人也一筹莫展，因为她家里不再有那种可爱的法国品种的小狗。为了不让小蕾失望，教授夫人只好另给了小蕾一只英国品种的小黄狗。当她向夫人询问主人老K的下落时，老K夫人竟然变得紧张起来。她一会说老K去了台大讲学，一会儿又说老K去了基隆。小蕾回到国泰大楼后，把老K突然失踪与他太太神不守舍的反常情景说给李敖听。李敖也感到非常奇怪，因为老K自从被国民党从监狱假释出来后，始终处于被特务监控的状态。他为什么忽然去了基隆？
这样的疑惑日子过了十几天。忽有一天，小蕾神色惊慌地从楼下跑了上来。她手里举着张当天的《中央日报》，上面赫然刊着《假释罪犯K私逃瑞典》的爆炸性新闻！李敖顿时怔住了！
次日天明，李敖还睡在床上没有醒来，小蕾就咚咚咚地跑进了他们的卧室。李敖急忙睁开眼睛一看，天光大亮了，往日准时到街上买早点的小蕾，今天却两手空空地呆立在他的面前，一脸惊慌和悲愤。她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里闪动着泪光。李敖几步冲到楼窗前去，掀起窗帷朝下一看，他发现就在他国泰大楼对面的民宅前面，停着一辆带有警备司令部标志的小吉普车。附近可见两三个便衣在小巷里走动徘徊着。那是监视他的便衣特务！他们正用警惕的眼光不时向李敖居住的四楼窗口翘望监视着。一派如临大敌的景象！
他马上就穿好衣服，亲自下楼去街上买早点。李敖来到国泰大楼门前一看，几个便衣立刻从四面向他盯了过来。李敖与便衣们对峙着一阵，也不搭话，自顾旁若无人地去买了早点回来。在李敖上街的几分钟时间里，小蕾胆怯地俯在楼窗前，担心地望着地面上李敖的身影。她刚才下楼时发现有特务在门前，吓得她立刻就返回楼上来。可是现在她看见李敖那么大摇大摆地在街头上到处走，而便衣特务们虽然跟紧他，却不敢走近李敖。仿佛李敖的身上有令他们惧怕的神威一般。小蕾从楼顶上看见李敖安然无恙地捧着热气腾腾的早点走进楼来，她那颗忑忐的心才放下来。
在1971年春节将要到来的前几天，台北久雨初晴。
炼狱李敖 纪事：坐牢与女友小蕾(2)
在患难的日子里，小蕾经常帮助李敖作些事情，有时她还能机智地甩开特务，陪他前往台中和日月潭。李敖的用意就在于每次行动，都预先不与守在国泰大楼门前的军警们打招呼。他想以这种作法来表示他现在仍有人权，让他的小情人也感受到他现在还是个有自由的人。尤其让小蕾担心的是1970年9月3日雷震出狱那天发生的事情，李敖坚持要去迎接雷震，小蕾却劝说：“如果你连雷震这样的人也敢去接，那么后果将会更加激怒当局的！”可是次日李敖清早就作好了前往台北县新店安坑监狱接雷震出狱的准备。李敖知道雷震是台湾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10年前因创办《自由中国》杂志，并利用这份杂志作为向国民党进攻阵地的急先锋而惹恼了当局。故而，国民党在台湾制造的第一个文字狱就是拿雷震开刀。当年，李敖也曾为这位杰出的政治斗士蒙冤入狱而奔走呼号，现在，他身处逆境，四周每时都有特务和军警监视的身影，可是，当李敖得知雷震先生今天出狱时，他仍然不避风险前去接雷震。显然李敖的这一行动进一步激怒了台湾当局。
1971年3月19日，台北是个阴天。李敖清晨起床以后，来到临街的窗前，他透过玻璃窗俯视着楼前的动静。他发现正是特务们交接班的时候，每天7点钟，夜班的特务们都要和接班的3个特务在李敖住宅下巡视一周，当他们验证李敖那辆咖啡色的凯莉轿车还停在那里以后，就证明被他们监视的人质此时安然无恙。然后夜班特务们就可以撤岗了。可是李敖发现，今天清早的情况似乎与往日不同。当值夜班的特务与白班执勤者们巡视了一周以后，他们再次回到对面那两间租用的民宅里。许久没有出来，不久，又有一辆特殊的警车从远方驶来，车里走下一个不曾见过的人。便装，却神态威仪，一脸杀气。李敖想起几年前他在遭受警察总部传讯的时候，在那座阴森森的大楼里与此人曾经见过一面。可能是个相当级别的官长。他的突然出现使李敖忽然意识到这是个可怕的信号！
李敖走进卫生间，发现刚刚晨浴后的小蕾，身披白色的睡袍站在雪白的浴缸前，正面对着那架巨大的梳妆镜用一把绿色的梳子轻轻地梳理着她那乌黑的短发。自从去年夏天以来，小蕾将她的修长乌发剪短了。在她看来是一种行将结束学业，走上社会的象征。小蕾将不再是“铭传商专”的学生了，她将在这年夏秋之交开始从业。所以，她让李敖陪同自己到台北一家高档理发店里去精心修做了头发。剪成短发的小蕾变得更加精神奕奕。李敖发现，那架巨大的穿衣镜里映现出一位出浴少女的倩影。小蕾那张略略有些忧郁的鹅蛋形脸腮显出几分憔悴，但是从她漂亮的大眸子里，李敖仍可寻到3年前与她刚结识时的可爱清纯。
李敖郑重地对她说：“小蕾，咱们俩在一起已有3年零7个月的时间了。这期间我们虽然多次到各地旅行，拍过不少照片。可是那些都是游山玩水的生活照，没有什么收存的价值。现在，我想咱们就是缺少一张正式的合影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小蕾理解他的意思，这时她忽然从镜子里发现，李敖不知何时已经换上了一件平时轻易不上身的黑色西装，而且又在雪白的衣领下系上一条她送的红色格条领带，就这样他们拍了一张纪念照。
傍晚时分，一场大雨风消雨霁。信义路在入夜后一片寂静。警车忽然又增加了几辆，国泰大楼四周的昏暗阴影里布下的幢幢鬼影平添了紧张的气氛。那些今晚临时增加的特工人员在楼的前后游荡。虽然外边雨后萧杀，可是李敖的四楼公寓内却灯火通明，气氛温馨。餐厅里的枝型大吊灯洒下银白色的清辉，一桌丰盛的酒席前，并坐着打扮得衣冠楚楚的李敖和仪态端丽的小蕾。他们在桌前碰杯对饮，对这最后的晚餐他和她都泰然面对。虽然气氛有些压抑，可是，李敖尽量表现出一幅全然不在意的轻松。他为小蕾敬酒布菜，小蕾却面对满桌珍馐难以吃下。她预感今晚将会有不幸降临在他们的头上，可是她必须装成毫不在意的样子，尽量满足李敖的要求。就这样，他们的酒直从傍晚7点吃到晚上9点。
在杯盘狼籍以后，小蕾想进厨房洗碗，可是李敖却一反常态，坚持要帮小蕾去洗。这是从来也不曾有过的情况，就在两人相争不下的时候，忽然响起了轻轻的扣门声！他们发现几个便衣已经将房门包围了，不久就闯进一个便衣。他说：“对不起，李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吧！保安处要李先生现在就去一趟，派黑色轿车来，就在楼下等着！”
李敖环顾着守在门前的几个便衣，他点了点头，然后他将房门关闭，向着呆立在餐厅吊灯下的小蕾走上去。小蕾已经知道与他在一起的最后时刻来到了！她想哭，想冲向李敖猛扑上来，可是李敖却向她作一个制止的手势。他几乎是用最快的速度跑向隔壁的卧室，从内室里抱着一只木匣子跑出来。他把木匣子郑重地交给小蕾，说：“我这一去，也许就归期遥遥了！小蕾，这里面是我积存下的10万块新台币，留给你吧！”
炼狱李敖 纪事：坐牢与女友小蕾(3)
她向外推那只木匣子。李敖郑重地再次把木匣子送到她手上，以不容分辩的语气说：“小蕾，不必再说了，这就是我离别时对你的一点心意，这3年多来你对我的情，绝不是这10万元钱所能衡量的！此外，里面还有我给你拍下的几十张照片，都留给你作纪念吧！”小蕾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怆，她猛扑进李敖的怀里，与他抱头大哭。李敖不敢再与悲哭不禁的小蕾缠绵相拥。他忽然将小蕾紧紧拥抱着他的双手分开，给她拭了拭脸上的泪水。然后最后地看了她一眼，转身头也不回地冲门而出了！小蕾大哭一声，扑向门口。门外一片空寂，她只能听到楼梯上那沉重而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远。小蕾抱着李敖留给她的小木匣子跌跌撞撞地冲到临街的楼台窗前，她推开窗子，探身向楼下俯望。在一片漆黑中路灯闪闪，几辆警车都围在国泰大楼前面。其中果然有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周围站满了手中持枪的特务。小蕾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被特务们从楼门口押了出来。有人打开那辆轿车的门，李敖被推了进去。然后，十几个特务都慌忙奔向各自的警车。黑色的小轿车开动了，几辆警车前拥后呼着驶向寂静的大街。不久，被军警控制了14个月之久的信义路恢复了它惯有的平静。
生活李敖 档案
李敖画像：一个人在小屋里，每天不烟不酒、不电视、不养猫、不见客，也不见三分之二的家人（不见几等亲，也不见直系亲属），不午睡，精力过人，遁世（又大破又大立），救世（又悲天又悯人）、愤世（又诃佛又骂祖）、玩世（又尖刻又幽默），当然这种人绝不会出世或厌世。他性格复杂，面貌众多，本来该是好多个人的，却集合于他一身，所以弄成了千手千眼的大怪物。
精神：好斗、好批、直言、敢言、反邪恶、主正义；
性格：开朗、乐天、喜静、特立独行，狂狷不羁且敢于反潮流；
行动：从不参加婚丧嫁娶及一些自认为庸俗的应酬，即便最要好的朋友也难以突破这一人生准则；
嗜好：文物和古代字画的收藏；
交友之道：憎恶天下一切伪善之人，崇敬人间所有善良、正直的先哲。
衣食住行：不穿燕尾服，不事铺张，简单的饮食即可度日，有豪宅两幢，早在青年时就有私家车，堪称文人中的富翁。
生活李敖 述评
“是顽童、是战士、是善霸、是文化基督山、是社会罗宾汉、是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另一方面，他是坦白的思想家、挖黑的历史家，同时是黑白分明的文章大家。”这是外界对李敖的总体评价。他一生中的侠义、嫉恶如仇的为人之道，当然值得称道。然而李敖对生活的执着，在世态炎凉与曲折多变的环境中，他特立独行的从文为人之道，他丰富多彩的人生，他的亲情，不是几句话就可以概括的。在这一部分，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看到生活中李敖做人做事的感人故事。
生活李敖 自述：《文星》时代的朋友(1)
《文星》时代的朋友
李敖在服兵役后，经萧孟能介绍进入当时在台湾小有名气的《文星》杂志，在此期间，李敖不仅以雄文杀上文坛，同时他在这家杂志里也结识了许多文友。若干年后，李敖回忆这些朋友时，仍然难免流露出他的率真与友爱。李敖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文星时代，结识了不少人，其中最有趣的首推居浩然。 我早在台大时，马宏祥就对我说：‘居浩然的《十论》大可一看。我原以为这个淡江英专校长是个普通党国元老的纨绔子弟，其实不然。此公为文，极有创见，并且文笔清新可读。’经过这一介绍，我把《十论》读了一遍，深觉马宏祥的判断不错，从此对居浩然另眼相看。居浩然死后多年，我为他写过几篇文章，揭发国民党大员张建邦逼妈妈居瀛玖（居浩然姊姊）上吊、逼舅舅居浩然离职等内幕。居太太在澳洲看到，写信给我说：‘甚为欣慰，感谢万分！你替浩然一次次的申冤，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感激你这位朋友。’最有意义的是，在《十论》绝版多年以后，我把这书出了新版，为居浩然跟我的因缘，用一本书做了周而复始的句点。
“居浩然去澳洲前，说他做东惜别，出人意料的，地点竟在北投一家旅馆中。在座有吴申叔、何作歆、李子弋、萧孟能、周群、张继高（吴心柳）等，饭后忽然窜进两个女人，进门即脱，其中之一戴起假阳具，对另一女做势，随着两女易位，做势者人亦做势之，忽前忽后，令人眼花缭乱。我做个鬼脸，对张继高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继高大笑。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表演令人倒胃之至，自是居大少爷临别恶作剧也。”
李敖说：“《文星》时代朋友中，张继高最健谈。文化论战时，他从香港写信给我，指出胡秋原文章不行，‘一泻千里，尽见浑水。’他回台后不但相见，且做了邻居，常常深更半夜，从《中国时报》下班后到我家神聊。后来《文星》垮了，他趋向国民党高层，早无往还了。多年后我出狱，在路上碰到，他假意要请吃饭，我含糊过去，自此不复相见。萧孟能诬告我时，找到张继高，挽他出面调停，但他滑头闪躲，以致坐看萧孟能一误再误。后来他跟国民党高层日近，我看不惯，乃揭发他冒充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的丑闻。我揭发后，他噤若寒蝉，直到死去。死后他的夫人张瑞芝被他的情妇翟瑞沥欺负，求援于我，我请龙云翔律师有以协助。张继高讲风度、讲谈吐，实为一高级骗子，但他只能骗严家淦、宋楚瑜、王惕吾、王效兰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碰到李敖，假玉碎矣。”
李敖又说：“《文星》时代朋友中，吴申叔是令人哀念的一位。吴申叔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党国元老’吴忠信。吴忠信早年的风光，显然在蒋介石之上，他在民国元年就做上首都警察总监，革命历史之悠久，更是先声夺人。肇和军舰起义，据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司令长官是陈英士、参谋长是吴忠信，位在蒋介石之上，这就隐含了祸延自己和子孙的某种‘原罪’。吴申叔在向我谈到他的‘原罪’时候，如怨如诉，颇为感伤。他是学艺术的，在台湾拍了一部名《海浦春潮》的电影，这部影片，其实是一部主题上肯定‘国民党德政’的影片，可是不晓得怎么回事，伪国防部总政治部就是不让他这部片子过关，他弄得一身都是债，困窘难言，在走投无路之时，他说他只有去拜托当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经国哥哥’（他是一直用这样的老称呼称蒋经国的），可是没有下文；他无奈，感到吴、蒋两家关系已经非比从前了，蒋经国也许不喜欢这一老称呼了，于是他自行知趣，改用晚一辈的身份，重新提出陈情，可是仍旧没有下文；他又想到，过去吴、蒋两家关系非比寻常，吴忠信手中，有不少蒋介石写的信件，也许这些信件物归原主，会邀得一点垂怜。于是他便把所有的信件都交出了。可是，还是没用，还是没有下文，吴申叔在向我叙述了这些感伤之事以后，最后说：‘李敖兄，最令我不服气的一点是：没有我们吴家替他们打天下，哪有蒋家的天下！如今他们有了天下，却连场电影都不准我们拍，这算什么公道！’可见蒋家父子的凉薄，非局内人不知也！我初识申叔，是1964年1月14日，他请我在台北‘喜临门’吃饭；最后一次见申叔，是1966年4月9日，他约我在他家吃饭。这次饭局中有熊式一、林文奎（熊式一学生）、洪锦丽（林文奎学生）、丁墨南、李湘芬、张继高、萧孟能。熊式一等对我颇称赞，但我因熊式一用英文写过《蒋介石传》，马屁十足，所以不喜欢他。京戏名角李湘芬说：‘我小时候在老师梅兰芳家看到年轻时候的胡适，现在看到你，觉得你真像那时候的他！’林文奎将军是孙立人将军的参谋长，孙案发生，他饱受惊吓，精神状态逐渐有异，这时已是满口怪力乱神，申叔拜他为师，也就病中生幻，益发不可收拾。不久以后，申叔就闭户不见朋友，以至于死，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这次最后的晚餐，如今回想起来，好像是申叔有意设下的惜别宴，席中申叔和王莫愁做主人，周到亲切，一如往常。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热情而有才华的朋友，就这样悲愤莫名地离开了！那天饭局时，林文奎一再说喜欢看我的文章，并拿出他的照片集给我看，我忽然看到Bonnie的家庭照片，Bonnie是我在台大最后喜欢的同班同学，毕业前夕我才发现她很迷人，可是太迟了。她是林文奎的干女儿……”
生活李敖 自述：《文星》时代的朋友(2)
李敖说：“在《文星》时还有许多中学生的读者，我知道的有陈晓林最优秀，直到今日犹为能文之士，并且是我好友。还有一位中学生读者，字写得歪七扭八，向我备致仰慕之忱，且由张菱龄转达此意，此人后来搞‘云门舞集’，即林怀民。还有一位黄三（黄胜常），比我小11岁，我在《文星》时候，他通过萧孟能夫人朱婉坚，与我结交。他的父亲是桂系要人黄雪村，母亲是左宗棠曾孙女。这小朋友聪明过人，又多反骨，在成功中学，因与教官冲突，被开除。后来入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一天上课时偷着帮我校书，被老师抓到，把书抢走，他向老师交涉，说可任凭处罚，但是书要还他，老师不肯，致起冲突，事闻于校长成舍我，成舍我裁决黄三应公开自打手心10下，以示悔过。黄三的亲人都劝他委曲求全，以免在台湾无书可读。 他来找我，我说：岂有此理，这哪里是办教育，这样羞辱青年学生，成什么话！乃写一信由黄三持交成舍我，大意是说：你成舍我当年为了在军阀统治下争取做人的自由，一何英勇；如今却如此迫害你的学生，岂不值得反省。黄三翌日赴校，他的父母以为他同意去打手心去了，叮咛千万照校长意思做，不期他却手持李敖之信，给了成舍我一次‘教育’。成舍我看信后面露狞笑，说：‘我们世新是个小庙，容不下你这大和尚，你还是走吧！’就这样的，黄三为了向不良教育抗争，又给开除了。后来他转赴美国了。黄三在台湾，是抗争国民党黑暗教育的先烈，也是抗争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伪君子成舍我黑暗教育的先烈。他年纪那么小，就那么有志气、有牺牲的勇气，真令人佩服。多年以后，我在电视上揭发成舍我种种劣迹（包括逼女友打胎等等），原因之一，就是替黄三报仇……”
生活李敖 自述：梁实秋，一代大儒太软弱了(1)
梁实秋，一代大儒太软弱了！
李敖是文人中的强者，因此被他敬佩的文人委实有限。特别是在台湾这个面积不大的小岛屿上，有名气的文人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在这些文学名人之中，作家梁实秋是李敖在回忆录中着笔较多的一位。由此可见，并非李敖太狂太傲，而是他实事求是，评价起逝者来也往往一针见血。李敖认为：“《文星》时代朋友中，有人是从头到尾看到‘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的局面的，其中最值得一写的，是梁实秋先生。1961年11月1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其中提到：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预防》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梁实秋先生，后来认识了，聊过许多次天，证实我那篇文章的论断，完全无误。梁实秋在台湾，虽然‘安分守己’，却也被国民党猜忌过。他告诉我：他家被搜查过一次，一天有人叫门，开了门，进来许多治安人员，问你是这家主人吗？我说是。他们说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你偷的，我们要来搜查。我说我是梁实秋，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你们各位是不是弄错了？他们听了，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我家的平面图，连说没弄错，就是你家。于是不由分说，进了屋里，到处翻箱倒柜起来，闹了好一阵，什么也没搜到，然后要我具结他们没带走任何东西，就走了。事后我写信给吴国帧抗议，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据我研判，国民党当年对梁实秋这番‘戏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在查他跟民社党、罗隆基等的关系；第二个目的是警告他要识相。在台湾，知识分子有头有脸而非国民党如梁实秋者，毕竟不多，现在大家已经沦落到台湾来，对老子们要客气一点！偷打字机事件后，还有一次他被告到蒋介石那儿，幸亏他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抨击他的文艺谈话才得过关。他还告诉我：他译的那本《沉思录》，作者是2世纪的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由于中文译名是玛克斯，竟被国民党官方认为是19世纪的马克思而惹过一点小麻烦。他还告诉我一些秘闻，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的一个中译本，擅挂他的名字，事实上根本不是他翻的……他还谈到他很欣赏当时的柳腰歌星华伯保，事后我请萧孟能买了入场券送他，他欣然而往。这些琐事，都可看到另一面的梁实秋。
“梁实秋在1929年与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版），靠着胡适，也对国民党有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后来又以民社党党员身份，靠着张君励，也对国民党不无失敬之处。如今沦落台湾，自然不敢造次。他在台湾38年，一直乖得要死，他毅然决然地从民社党中脱队了，遇到国民党要他捧场的地方，不论是为反共义士做宣传、不论是为文艺大会做样板、不论是让大官人向他颁奖赠勋，他都无不从命。有一次他跟我说，一次文艺什么会上拖他去，他感觉好像被人耍了，后来转而自思，被耍就被耍吧，也就即席安之。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一代大儒，不可以软弱如此，但梁先生却如此软弱，他太令人失望了！当年郭良蕙出版了一部名叫《心锁》的书，台湾省政府新闻处以（52）公新一字第○三一九号函，予以查禁，同时‘中国文艺协会’拦腰做上一票，趁机把郭良蕙开除了会籍。郭良蕙跑到梁实秋家去抱怨，梁实秋是这样答复的，他说：‘郭良蕙啊！这件事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们不该开除你，第二个错误是你不该加入。’梁实秋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我觉得很可以警世，所以至今没有忘记。梁实秋说这故事的时候，他自己也是‘中国文艺协会’会员，而我却不是—对国民党的任何会，我是不屑参加的。”
李敖说：“1965年12月28日，《文星》杂志被罚停刊一年，《纽约时报》请我写新闻稿，乃与萧孟能一同拜访梁实秋，请代为英译，但他表示为难。谈了两小时，告辞出来，萧盂能和我都觉得梁实秋连这点小忙都不帮，真与《文星》对他的尊敬不太相称了。《文星》风雨飘摇之日，我被警备总部捕去约谈，最后由特务陪同，放出找保。我走在马路上，心想这种政治性的案子，谁敢保我？看样子只好找一位德高望重有名气的大人物保一保，方不致连累他。想来想去，以为人既放出找保，事情不大，因此路过梁府，登门为请。不期梁实秋在特务面前，婉为拒绝。他对我说：‘你还是找别人保吧，实在找不到别人，我再保你。’我识相而退，最后找到‘立委’王兆民先生保了。当天晚上，他打电话给余光中，表示未能保我，至感难过。从此以后，我恍然大悟，决定自己处逆境时，绝对不要妄想正人君子会援之以手。此后20年间，我再也不敢‘连累’他了。直到1987年5月间，为了他一稿两卖，涉及《文星》版权的事，我们才通过信。5个多月以后，他就死了。在他死前最后10年，他与我比邻而居（他住在我家大厦旁边的电梯公寓里），古人‘天涯若比邻’，我却‘比邻若天涯’，梁实秋说他自己在台湾过的是‘苟且偷安、逃避’的生活，我却不屑如此。双方有这么大的差距，多么‘天涯’呀！”
生活李敖 自述：梁实秋，一代大儒太软弱了(2)
李敖继续写道：“梁实秋跟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每次王敬羲离开梁府，都要偷偷在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一直装作不知道。有一天，王敬羲居然很神气地自动招出来，他说：‘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实秋答道：‘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王敬羲是余光中的朋友，人嘻嘻哈哈的，倒也爽快，只是以文化人兼市侩，可鄙而已。在蒋介石下令扑杀《文星》时，他在香港打出《文星》招牌，虽扩散《文星》毒素有功，但自己趁机中饱，却是实情。他向我约槁，我写了一本《借古不讽今》，偷装在茶叶筒里，由一香港来的女作家携出台湾，他印出来了，却不付一文版税。我被捕后，他在《南北极》杂志有以声援，可以肯定。……前面谈到《文星》时代我与梁实秋的交往，也数落了他的不是，不过，梁实秋有一事，最令我感佩感恩，就是他还有老辈的那种主动推荐人才的气度。自我被陶希圣请出‘文献会’后，梁实秋认为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了，因此他不得我同意也没告诉我，就秘密写信‘中央研究院’王世杰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所长。对李济说来，其实这是有点难堪的事，因为李敖是他学生，自己学生自己都不能赏识，还要劳动校外的与李敖非亲非故的梁实秋推荐，这不是有眼无珠吗？尽管梁实秋甘冒不韪，推荐了李敖，王世杰、李济他们还是拒绝了。这一拒绝内幕，多年后我才完整了解。……当时‘中央研究院’不接受梁实秋的推荐，真正的原因明明怕‘立法委员’胡秋原等人，但却假托出一个李敖人品上的理由，这是最高学术机关负责人不该有的怯懦，也恰恰反证了人品上出了问题的，原来是他们自己。他们在人品上既未能坚持道德勇气，也未能维护学术尊严，甚至起码的知人论事的求真态度，都出了问题。例如他们假托出所谓李敖‘品行不端’、‘行为不正’，就是毫无根据的……”
生活李敖 自述：与柏杨的恩恩怨怨(1)
与柏杨的恩恩怨怨
在台湾文坛上，李敖和柏杨曾经是一对受读者青睐的作家。但是，由于各种性格与立场的不同，在台湾当年的白色恐怖环境中，难免产生种种不愉快的磨擦。李敖在事过多年以后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在白色恐怖时期与作家柏杨的交往经过，孰是孰非，暂且不论，权且把它当成一段逝去的历史来看。因为聪明的读者会从这些往事的追思中，发现作家李敖性格中的某些特点。
李敖回忆说：“1968年时候，发生了柏杨（郭衣洞）案，冤狱发生前后，我义助柏杨，做了一些事，前后持续7年之久。我对柏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我与柏杨相识于1965年，并无深交，到了1967年，偶有来往。1968年2月29日晚上10点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很神秘、很急迫地说，无论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于是我去了。他请我到他书房里，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机关‘约谈’过，经验丰富，乃反复问我被‘约谈’的细节，并说他出了一点麻烦。原来1967年5月，他的太太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卡通。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柏杨代办，柏杨在1967年10月6日到13日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被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于是，1968年2月29日这天，艾玫被‘约谈’，一连10多个小时后，还没消息，柏杨慌了，乃电话请我去他家，特别对被‘约谈’的一般情况，详为打听。我当时只觉得怪怪的，怪柏杨为什么老是问这些问题，并不知道艾玫已被请去，柏杨也没透露。到了12点，我打算告辞了，忽然楼下有汽车声，接着艾玫开门，踉跄而入，大哭大叫，连说：‘他们审我一连15个小时啊！他们连我上厕所都要跟着看啊……’经柏杨照顾了好一阵子，艾玫情绪才稍稍平静，最后柏杨才向我说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并问我意见。我说，看来国民党来意不善，你要有心理准备，柏杨深以为然。我对他们加以安慰后，已是夜里两点，就回家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杨也被请去‘约谈’了。‘约谈’长达27个小时，事后（3月2日）柏杨有长信给孙观汉，备述始末，其中一段谈到我：‘向先生突然报告这坏消息，实在遗憾，但又怕以后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则趁此时机，且做最后一叙，想一想我真是个老天真，见识且不如李敖这个年轻人，李敖先生经常携带一小衣箱及洗脸漱口用具，准备随时被捕，我常讥笑他小人之心，把台湾合法政府看成什么了？诚如先生言，社会上多少总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无颜对祖先，且无颜对李敖……’
“柏杨是2日中午放出来的。这封信是2日下午见过我以后写的。我在日记上说：‘早为柏老办事（向调查局抗议等），午始放出。下午见一面。’见面后柏杨问我意见，我说：‘他们这次放你，只是观察你被放后一时反应或跟什么人联络，我看事情还没过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为交代吧！’他听了，决定采纳我的意见，写信给孙观汉，并向艾玫交代‘身后事’。他留了一封长信给艾玫，艾玫拿来听我意见，我也做了一些建议。柏杨信中‘外务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请左焕文、李敖介绍’、‘书则赠李敖’、‘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机会，为文’等话，前两点是杂务，都由屠申虹他们料理了。柏杨的藏书我一本也没收受，我向艾玫说：‘这些藏书是柏老的心血，请给他完整保存，等他回来享用。我是不敢收的。’最后一点倒是我最关心的，但是我已被国民党完全封锁，实在没有机会为文，因此，我决定向海外设法。”
“我的方式有三项：一、尽量把有关案情的一切文件偷运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杨自己的答辩书。因为我告诉过柏杨，人一入狱，要想合法传出手写的东西，就难难难；但是若以答辩状等法律文书偷关漏税，则或许能有漏网的机会。因为给律师参考的法律文书，为诉讼所必需，理应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杨会记得我的话，他下笔又勤又快，牢中无事，把自己冤狱详细道来，必然精彩。柏杨入狱后，我请艾玫再做这一暗示给柏杨，果然柏杨就把答辩书陆续供应出来了。我主要通过我的美国朋友梅心怡等的协助，流传海外，使柏杨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二、尽量把柏杨冤狱新闻转达给外国记者。在这方面，我主要通过美国记者魏克曼（Fredaric Wakeman）等的协助。在他们的协助下，《纽约时报》在1969年7月3日和9月7日，都有长篇报道；《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在1971年7月16日，也有长篇报道。这样更使柏杨的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三、尽量展开营救行动。在这方面，我主要通过孙观汉。孙观汉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是用闪烁计数器测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陨石粒子测出月球自行发光的第一人，拥有在美注册的40种以上的专利。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美国西屋公司放射线与核子研究所所长。我通过孙观汉营救柏杨的事，值得特别细说一下……
生活李敖 自述：与柏杨的恩恩怨怨(2)
“柏杨在10年冤狱家破人老以后，回到台北，公然表示原谅并同情迫害他的特务、检察官等人；另外在1988年1月15日的《中国时报》上，以《悼蒋经国先生》为题，大做肉麻的吹嘘，举凡‘杰出’也、‘英明’也、‘衷心的祝福蒋经国先生在天之灵’也，全部出笼；又在第二天1月16日的《中央日报》上，以《永怀哀思免于恐惧的自由》为题，再做肉麻的吹嘘，举凡后悔没单独与蒋经国‘合照’也、‘值得称赞’也、‘功德’也、‘蒋经国先生领导上开明、宽容的胸襟’也，也全部亮相。这种置蒋经国整他、使他10年冤狱家破人老的杰作于不问，反倒殷殷以马屁报怨的作风，古人的以德报怨，又算老几呀！柏杨一方面向蒋经国重抬旧屁，一方面已经变成一个吓破了胆的人，连‘警察总监’都不敢碰了。远流出版公司为他印白话《资治通鉴》广告，广告中印了区区‘借古讽今’字样，柏杨都坚持一一涂去，令远流出版公司的同人叹息不置，他们没想到柏杨的胆量，竟已一至于此！柏杨不但对蒋经国发贱，以德报怨，同时对李敖却一反其道，以怨报德。他出狱后，写《活该他喝酪浆》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献给余纪忠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的照顾和爱护’；他写《按牌理出牌》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罗祖光先生暨夫人感谢患难中对我的帮助’；他写《大男人沙文主义》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史紫忱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深挚的友情’……从国民党中常委到国民党大特务，一律即溶咖啡式快速感恩不绝，而此辈中常委与大特务，却是在他受难时理都不理他的，试问李敖这种在他真正‘患难中’对他‘帮助’的、‘照顾和爱护’的，是不是也该有点次于献书、赠书的待遇呢？被柏杨献书赠书，与国民党中常委、大特务为伍，固不足为李敖之辈光宠，但是柏杨出狱多年，对李敖无一言之感、一字之谢、一语之褒、一饭之赏、一册之赠，反倒在李敖陪萧孟能太太朱婉坚去花园新城找萧孟能履行民法第一○○一条‘夫妻互负夫妻同居之义务’时，左袒萧孟能及其‘女朋友’，开车亲送其夫人于楼下，由其夫人上楼助阵……试问柏杨这种道德标准，岂不太离奇了吗？另一方面，在忘恩负义的林正杰及其手下诽谤李敖的时候，柏杨竟在背后怂恿‘快快出专书整李敖啊’！可见此公道德标准之离奇，甚至不是普通的离奇呢！”
李敖又称：“由于当年孙观汉跟我‘同谋’营救柏杨，我乃在1984年2月3日写公开信给孙观汉，要他表态。孙观汉不负所望，终于在50天后，给了我公开指教。……在营救柏杨的人中，除我以外，至今还有两个人，一直不被正人君子们所提起，那就是柏杨的第二任太太艾玫和称柏杨做老师的屠申虹。在柏杨被捕时，艾玫只是在校的大学生，并在中国广播公司任职。柏杨被捕后的第二天（还没被起诉），柏杨的40年老友、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假基督徒黎世芬，就强迫艾玫辞职。很快的，艾玫发现黎世芬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原来所谓几十年的老友，都一个个躲开了，除了海外的孙观汉和岛上的屠申虹和柏杨新友李敖外，大家都识时务者为俊杰了……
“和柏杨朋友一场，有两点他帮我的，虽事情不大，我仍感念。第一是我1967年同汤炎光、屠申虹办《文风》杂志，签约时他惠予见证。第二是1972年2月20日，我自警总保安处移送军法处，即从台北博爱路移送景美秀朗桥下。第二天，看守所同意我可以用书面形式向看守所图书室申请借书证，同房的袁耀权也同时申请，可是晚上书来的时候，却只有我申请的先发下，借书证上登记的笔迹，一看就是柏杨的，同时还为我选了一本书 — 雷马克的《生命的光辉》，是以德国集中营为背景的一部小说，在苦难中读了，令人鼓舞。我很感谢柏杨给我这次无声的优先服务，我至今不能忘记。那时柏杨正在做全所图书室主管，是‘外役区’的肥缺，白天可以自由活动，如果想办法的话，也有机会照顾到我们这些整天在‘押区’的难友，可是我始终没有得到他的任何照顾。”
生活李敖 自述：良师殷海光(1)
良师殷海光
李敖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有幸结识殷海光。那时的殷海光就是李敖景慕的学界泰斗，我们会从李敖的自述中发现他为人忠义的一面。
李敖说：“雷震虽然办《自由中国》，但是这杂志真正的灵魂人物是殷海光。殷海光是台大哲学系教授。我的文章发表后，张灏跑来找我说：‘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张灏在历史系比我高两班，我认为他才气很弱，他是殷海光及门弟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关系不错，……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形殷海光自己是心里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我在台大，乍看起来，不是用功的学生，因为很多大学生念的书，我早在小学中学时候就念过了。在知识上，我是早慧的、早熟的。到台大后，我穿着长袍，整天搞‘大学生同居’，形式上，我是有点‘安事诗书’、‘束书不观’的。我不上课，不抄笔记，也不买老师的账，尤其是我看不起的老师。我在台大既如此特立独行，自然被侧目而视，只会皮相之见的人，当然只会从皮相看我这个‘长袍怪’，而不知道我有‘一飞冲天’的真本领。所以在台大的我，只是‘不露文章世已惊’的我，只是部分的我。但这种真相，只有我知道。‘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在台大池中，我被看作一条怪泥鳅，一条大泥鳅，毕业两年后，我退伍回来，我就证明给每一个人看：你们全错了，我是一条蛟龙！
“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惫，蛟龙气质，已经像丁尼生笔下的《荷马史诗》英雄，无复五四时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自由中国》是1949年冬天创刊的，到1960年冬天停刊，前后11年，殷海光在这11年间，真是蛟龙得水；而这11年，又正是我的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我进台大的时候，正是殷海光最红的时候，也正是《自由中国》最红的时候，他的蛟龙气质，自然使我佩服，他托张灏约我去看他，我自然很愿意。
“约会定在下午，在殷海光家里，我如约前往。开门的是殷海光，他给我的印象可真糟：又瘦又小的身材，又蹭又蹬的跛脚，粗糙的双手，杂灰的头发，风霜的脸，两只对称不佳的小眼睛，从三角眼皮下不友善地瞪着你。他的头与四肢，联合得很生硬，他紧闭嘴唇，作顾盼自雄状。真是作状，因为他的造型，实在极少雄的条件，但他硬要诚于中形于外，结果好像他外在的瘦小，快被他内在的伟大绷裂了似的，看起来真教我难受。‘他为什么这么做作？这么紧张？罗素的信徒不该这样啊！’我心里这样想。‘他完全不像思想家、不像哲学家、不像大学教授，他倒像是北门邮局门口卖春宫画的，当然卖春宫画的不会顾盼自雄。’我这样想，的确心里犯了大不敬之罪，可是我怎么也忍不住这样想，我真的从心里对他抱歉。更糟的是，从他背后又钻出一条毛茸茸的东西—一条大狼犬。这条狼犬，殷海光命名为‘领袖’，是把纳粹党对希特勒的尊称的走狗化。‘领袖’究竟是‘领袖’，威武无比，跟殷海光比起来，愈发显出殷海光的猥琐。‘他真不该养这条不民主的东西。’我想。
“我不知道殷海光对我第一印象是怎样的，大概也不会好，我想我对他一定还以颜色了，因为两人谈得极不投机。我逼问他一个问题：‘骂国民党是对的，国民党真的该骂。我要请问的是：你过去为国民党主持过宣传，你是国民党员，你怎么解释这一点？’殷海光被我突如其来的问题弄愣了，他很不高兴，显然不愿面对这个问题，他很窘，好像怪我知道得未免太多，他拖了很久才说：‘我已经忘了我做过国民党了！我对这种历史的问题没有兴趣。’听了他的答复，我很难过，我觉得殷海光在这一答案上不够诚实。我说：‘我是学历史的人，我对这种问题有兴趣。’我表示，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为这种反省的成功，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无政治野心。有知识，才知道大江东流挡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无政治野心，才能维护理想主义的标准，不把自由民主当做争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当做一种目的。我认为殷海光最有这两个条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国》的表现上最出色……
生活李敖 自述：良师殷海光(2)
“我同殷海光的第一次谈话，就在并不投机的情形下做一结束。我对他印象奇劣，虽然我喜欢他那光芒四射的文章，可是对他这个人，我却十分倒胃，倒胃得甚至不想选他的课。所以，大二的逻辑课我没有选，此后我都和他并无来往，我在1958年6月15日日记里写道：‘“国”实无人，如胡适之老是卖老货，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欢迎，但他们又何其狭窄。’在第二年1月6日写道：‘夜读逻辑，决定好好学到殷海光，……此不难也。像“吸收”胡适一样，他没有多少好“吸收”的。’这些日记，都表示了我有限度地佩服殷海光，但同他并无来往。我的逻辑，直拖到大四时才修，修的还是台湾笨蛋教授曾天从开的课。但考试那天，却碰到殷海光监考，他在旁边看我写考卷，说了一句：‘你的考卷洋洋洒洒。’此外，我只记得一次在马路上碰到他，我向他请教一个方法学上的名词。除此之外，见面时我也学他样，故意冷峻，好像两人不认识似的。古话说：‘恶声至，必反之。’殷海光不通人情，真该给他还以颜色。这就是我当时对他的态度。在我快毕业时候，殷海光及门弟子林毓生在刊物上，用科学方法，分析了蒋介石的‘伟大’，他不但马屁拍得十分肉麻，还即时加入了国民党。他的同班马宏祥找到这篇文章，和我一起告诉殷海光。殷海光大为痛苦，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传授的科学方法，竟被林毓生这样运用了。胡适和殷海光是我大学时代最佩服的两位前辈，其他不论师友，与我固有交情，但谈佩服则吾岂敢。由此可见，我这个大学生是如何挑剔、如何眼高于顶了。”
李敖在谈到后来他与殷海光关系的转变时，这样说：“这年4月14日，我在极艰苦状态下义助殷海光看病，救了殷海光一命。原委是这样的。1961年11月，我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以后，殷海光在台大文学院碰到我—这时候我们已经两年多没见了，叫住我，说：‘你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提到的江亢虎是谁啊？’我告诉了他。正巧姚从吾老师走过。殷海光叫住他，指着我说：‘此一代奇才也！’姚从吾老师立刻答道：‘你们两个都是奇才！’那天小聊之下，殷海光很高兴，约我到他家去谈谈，我随手交给他我给胡适的信的副本，约好第二天去看他。于是，近5年以后，我又来到了殷家。殷海光这回大概真的发现了我的不简单，他显然承认了我的蛟龙地位。他说我给胡适的信深深感动了他，信中提到的严侨，是中国伟大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严侨，都在国共斗争中牺牲了……说到这里，他突然哭了起来，使我大为感动。这一次谈话非常投机，他要到我碧潭山居来看我，我同意了。不久他到碧潭来，他教我如何煮咖啡，我穷得买不起咖啡壶，只能提供烧开水的铝壶做工具，他抱怨壶有油质，煮咖啡不好喝，我很惊讶他在喝咖啡上如此考究。我们大谈了一下午，然后到吊桥旁小店吃鱼。殷海光的怪毛病是，他刚见到一个人，经常是不讲话，态度也不友善，一定要‘暖身’（warm up）以后，他才逸兴横飞高谈阔论不止，这时候他也有说有笑，与常人无异。但是下次见面时，他又要重新从那种死样子开始。一些人不了解这怪毛病，常常在一开始就被他气走了。这次殷海光到我家，怪毛病倒颇为从简，大概他怕我以其人之术，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很快就了无拘束地聊起来了。
“那时候《自由中国》已经停刊一年多了，我向殷海光谈到两点：第一，雷震搞新党，以雷震对国民党的了解，国民党会动手抓人。一动手抓人，《自由中国》就完了。《自由中国》一完，就表示大家几年来所争取到的言论自由，会被国民党收回去，何年何月才能恢复到《自由中国》的尺度，就不知道了。所以新党运动对传播思想而言，是一种连累，就像五四运动连累了新文化运动一样。第二，《自由中国》所谈的，是知识分子的、上层的、纵贯线上的台湾，在知识分子以外、在上层以外、在纵贯线上以外，对乡土台湾、对苦难老百姓的生活，谈得不够。说到这里，我举我亲自调查的‘军中乐园’为例：一个妓女每天被迫接客50次，只分到一点点钱，这叫什么‘人间天堂’？她们这样悲惨的生活，什么主义、什么人统治她们，都一样。如果能够改善她们的生活，即使做了亡国奴，我想她们也心甘情愿。我亲眼看到她们接客50次后老鸨们放鞭炮庆祝的景象，她们的痛苦，你殷海光等高级知识分子可曾知道？听了我的话，殷海光为之动容，他承认他们太不了解乡土台湾，不了解苦难老百姓的生活。那时候，我的研究主题之一是《中国性史》，我拿出一些春宫画给殷海光看，他说他从没看过这种东西，为什么这些漂亮的女人肯照这些照片？他不明白。我说：‘可能为了救她的母亲，可能为了救她的女儿，可能为了救她的丈夫。但绝不是为了爱国才照这些照片。“国家”对不起这些苦难的人，这些人是宁肯做亡国奴的—只要她们能脱离悲惨的命运！’
生活李敖 自述：良师殷海光(3)
“碧潭之游后，殷海光跟我建立了新的友谊，这时他在台大已被剥夺了讲学讲演的自由，而我早就没有了这种自由。1964年台大学生陈宏正等邀我到法学院演讲，我去的时候，学校派校警将演讲场所的门锁起来，校长钱思亮控制言论自由有如是者！1965年法学院请李声庭演讲《民主与自由》，讲完后听众鼓掌要殷海光和李敖插播几句话，我们应声而出，极受欢迎，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来胡秋原写信给钱思亮提出25个问题，要殷海光答复，如不答复，就视同‘不学无术，误人子弟’，应该停止教书。钱思亮怕了，居然朝这一方向迫害殷海光。这一期间，由于我的支援，使他渡过不少难关，我说动萧孟能，高价支援《中国文化的展望》的写作，不过在我同殷海光的交往中，我觉得我对他最大的帮助，不在帮他研究、帮他印书、帮他生活、帮他在《自由中国》被封杀、台湾大学被停课后渡过许多难关。……我觉得我最大的帮助，是把他送入医院，使他的生命得以延长两年之久。他死后，殷太太写信给林悦恒、罗业宏，私下承认‘李敖救了殷老师一命’，即是指此。‘殷门叛徒’王晓波未叛前写《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中说：‘后来，殷先生由宏恩医院转往台大医院开刀，台大医院有公保，只要住二等病房就不必另外交费。宏恩医院的费用是李敖付的，因为当时殷先生的学生中只有李敖有钱。’这段话最后一句说得不对，当时殷海光的学生中绝非‘只有李敖有钱’，最有钱的是陈鼓应。陈鼓应继承了他父亲留下的财产和落地的房产，没分给他妹妹陈桃桃，一个人独吃了，他是第一有钱的，可是一毛不拔。张灏、林毓生家境很好，又在美国多年，也都有钱，至少都比我有钱，只是他们光说漂亮的话，不做漂亮的事，这些伪君子、伪殷门弟子，我是最看不起的！”
李敖说：“在义助殷海光的时候，我当时已被官方完全封锁，已经很难靠写作出版维生。我的维生之业，其实是做旧电器买卖。那时候美军顾问团在台北，市面上品质好的冰箱冷气等电器，台湾不能生产，都靠顾问团用过的二手货。我和李世君合作，化名‘OK李’，整天登英文报兜来旧电器，然后转卖。…… 我不但没有钱，当时在财务上的窘迫，甚至非常严重。殷海光被宏恩医院‘当场收押’‘立即检查’的时候，院方立刻要3000元住院保证金，我就掏不出。经我和会计小姐挤眉弄眼，她同意我先开一张空头支票做抵，等我出去找到3000元后再换回。我把殷海光料理好，叫孟绝子、陈平景陪他，就直奔水牛出版社找彭诚晃，我拿出另开的一张3000元加利息的支票，向彭诚晃贴现。彭诚晃把我的支票翻过来掉过去研究着，我问：‘怎么了？是假的？你研究什么？’他说：‘你贴现干什么用？’我说：‘本来不想说，你既然问，说也可以，老殷住院了，我要筹保证金，所以就找到你们小气的客家人头上来了。别唆了，快借钱吧！’可是彭诚晃却不肯借，我认为他太不够意思了，我说：‘你们水牛创业，我帮了多少忙！《罗素选集》明明是我编的，你们却挂上刘福增的名字！我不愿和你们计较，可是这一次，为了老殷，我不会原谅你们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肯见彭诚晃这个人了。直到10多年后，我由萧孟能太太朱婉坚那边取得公证授权，把当年萧孟能卖给彭诚晃的版权全部作废，才算彻底作弄了这个客家人，才算出了这口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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