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是台湾的第一大城市。它坐落在台北盆地中央、纵贯铁路线上，淡水河、基隆河和新店溪汇流处，北依大屯火山群，西临林口台地，东南部为中央山脉北侧边缘的余脉与丘陵所簇拥。山环水绕，风光秀丽，素有“花园城市”之称。数百年前，这里曾是一片荒蛮的沼泽密林，罕见人烟。１６６２年，郑成功把荷兰殖民者赶跑后，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派大批人马在此开地拓荒，直至１８０８年福建泉州移民陈赖章等在此安家落户，才有了村庄。１５年后，这里渐趋繁荣，有了城市的雏型，被称为“艋”，即“独木舟及独木舟的聚集之地”。这主要是指淡水河上游的山地居民常驾独木舟顺流而下，到这里舍舟登陆，以物易物，成为贸易之地。１８７５年，清廷在此设立了台北府。１８９４年，在台湾设省，台北市成为省会。在市中心的公园内，至今还有前人题字留刻的碑林和石坊，公园西南面是气势雄伟的古刹龙山寺，南部市郊的新店镇有水清浪静的碧潭公园，北去３０里，则是闻名遐迩的“温泉之乡”——阳明山风景区。可谓名胜众多，古迹遍布。
台湾大学就建在台北市南端新店溪北岸的观音山下，是台湾岛上规模最大的一所高等学府。校园占地面积１８０多公顷，设有４３个系，４６个研究所，在校学生１００００多人。１９４９年初，傅斯年浮海东渡，出任台大校长，实行了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这里云集了众多国内堪称一流的知识分子，成为台湾高校学术研究的中心。这一切李敖早有所闻。如今傅校长已驾鹤西去，台大校园风情依旧，在淡蓝的天幕飘不尽的云朵下，高高的棕榈树宽大的叶子迎风招展，操场上碧草如茵，花圃里杜鹃花、月季花、玫瑰花春意阑珊。在傅园，他望着傅斯年纪念钟上那八字校训“敦品、励学、学国、学人”，好像看到了当年北平城里走在学生队伍最前面的那个青年人，遥想这位曾经在中国文化思想界叱咤风云的“五四”人物，李敖心中自然感慨万千，充满了江山多骄、志在天下的感怀。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3）
可惜的是，李敖这种美好的兴致并没有延续多久。他所学的法律系司法专修科，在台大已经是第二届了，按说校方会办得更加规范。但李敖学了不到一年，便开始对这一专业失去兴趣，产生思退之心。他感觉到专业教师的学识浅陋，观点保守，长此下去学不到多少有用的东西。于是，尽管当时该科师生正在闹腾改制（由专科改为本科），但这些对他已毫无吸引力，他决定重考。当时台大规定本校学生不能重考本校，要重考得先退学。李敖只好破釜沉舟，在大一上了２８７天之后，自动退学，返回台中。
他是１５０名学生中惟一因兴趣不合而退学的学生。
此时已是１９５５年的６月下旬，一年一度的大专联考（每年的７月２６、２７日）马上又要开始，李敖在经过短暂的补习之后，再一次步入联考的考场。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这一年，他顺利考入了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并且名列前茅。
台湾大学历史系是一个师资实力雄厚的大系，号称集过去北大、清华与中大（中山大学）三校史学教授的精华。李敖摆脱了对法律专修科的不满，有了一种如愿以偿的感觉。
但好景不长，李敖很快又大失所望了。他说：
“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犹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文学家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ａｒｏｙａｎ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Ｗｕｇｏ Ｌａ Ｆａｙｅｔｔｅ Ｂｌａｃｋ都不知道！”①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4）
就李敖的性格而言，其自负、自恃及狂狷的特点在中学阶段已经形成，到了大学，这种性格进一步得到发展。在他的心目中，大学不该是读死书的地方，大学生应该是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的一群人，大学培养的目标应该是造就智慧的才俊，培养出有骨气、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事实上，在李敖眼中，这里的学生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及时行乐。而历史系，李敖认为尤其如此。
此时，李敖从少年时就有的狂狷性格已完完全全暴露无遗。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他的“丧礼改革”。
还是在上初中时，李敖读书，便处处不忘学以致用。从初二开始，受胡适影响，他要移风易俗，不过旧历年。他认为过旧历年是一种不进步，并且违反现代化。通达的父亲十分尊重他的“卓见”。他说：“好小子，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过，我们过！”于是，爸爸、妈妈以及姐姐妹妹弟弟们，兴高采烈，大过其年。他们吃大鱼大肉，李敖偏要吃炒饭；他们熬夜，李敖偏要早睡；他们送来糖果压岁钱，李敖一概退回。就这样一晃五年过去了。
１９５５年４月２７日晚上，李敖的父亲因脑溢血去世。次日午前，李敖收到“父病速归”的电报，赶赴台中。下了火车，见到接站的人，才得知父亲的死讯，李敖“为之泪下”。在家里，因为天热，父亲已入棺，棺盖已钉，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他便找人拍了两张照片留念。
此时已上大一的李敖，又进行了一场“丧礼改革”的实验。
李敖受胡适影响甚深，对移风易俗早已有身体力行之举。如今，他反对传统“把活人弄成死人，把死人弄成鬼”式的丧礼，力主对父亲的丧礼实行“改革”，在家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李鼎彝的老同事鄢曾荫说话了：“李敖你读书明礼，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李敖反驳道：“按古礼，按《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殉葬；按《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鄢老师理论不过李敖，顿时语塞。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5）
李鼎彝先生生前是台中一中中文科的主任，一生朋友甚多，公祭时，场面很大，自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有两千人。按照传统惯例，孝子要拿哭丧棒痛哭，给来吊丧的人磕头。但李敖反对封建礼制，统统不来这一套，并且当众一滴眼泪也不掉，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激起了众人的极大愤怒，长辈们逼着他去磕头，但他态度依旧，“横眉冷对千夫指”。
在多达两千人的葬礼上，人人都在痛失师表，缅怀死者的种种好处，同时也在心中痛骂李敖这个“不磕头、不烧纸、不流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不孝之子。但李敖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心中对父亲的怀念也许要超过任何一个人，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当２０年后他身居囚房时，也许又想到了这次难以忘怀的“改革”，想到了一切特立独行的人表达感情的独特方式，他写下了这样一篇优美动人的散文。其中写道：
一般情的标准，是人情之常的标准，生离死别、送往迎来、待人接物等等，无不在人情之常标准上朝前滑，大家也照例办事，不以为异。但有些人——极少的一些人，他们的表现却好像不近人情的，冰冷的：有的人好朋友死了，他只三号而出（秦失）；有的人太太死了，他却鼓盆而歌（庄周）；有的人弟弟死了，他却不办丧事（张良）；有的人独生子少小离乡，到外埠求学，临走前她一滴眼泪都不掉（胡适母亲）！
……
雪的表面很冰冷，但雪化成溪，溪汇成河，作用就非常明显了。但人们总怪雪冰冷，雪却不解释，它只用洁白答复了一切。①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6）
李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长辈的怀念和尊敬。就在父亲去世之后，为了安慰孤独寂寞的母亲，当新的一个旧历年来到时，当母亲习惯性地为他安排大鱼大肉之外的炒饭时，他一句话没说，放弃了炒饭，默默地加入了“过年派”的行列；１１年后，他印出了父亲的遗著《中国文学史》，并为之作了长序，以志怀念。这些无声的行动，也许正是李敖在情感上有失“人情之常”的独特的表达方式吧。
这次“实验”，在他人眼中也许是个闹剧，但对青年李敖来讲却刻骨铭心，他真正地体会到：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谈起书来容易，真正实行起来，可就需要大勇。他说：“那是我平生最得意的一次经验”，“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于此。”①后来，对别人的凡属婚丧嫁娶的活动他一概都不参加，这也正是他反世俗思想的一种过激的延伸。
１９５６年，李敖在考入台大历史系后的迎新会上，大放厥词，使在座的全体师生惊叹！当时的情景尚无文字查考，但很快他便成为台大的知名人物，确是事实。更让师生瞠目结舌的是，在颇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台大，李敖却穿起了青袍长褂，而且一年四季从不换装。
在夏日炎炎的校园里，人们常可看到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身着青袍长褂的青年，拎着一大包书，往前急匆匆地赶路。他就是李敖。“长袍怪李敖”成了台大的一大景观。只要是台大人，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没见过“文学院那个穿长袍的”。人们看他的眼神，颇有点儿像“五四”时期北大校园里众人看拖着辫子的怪杰辜鸿铭。与他同届的地理系同学潘毓刚（后任世界华人协会召集人）回忆说，当时在他眼中，李敖是一个“身穿长袍，阴阳怪气，类似青洪帮的人物”。而后来与他成为好友的同学郑清茂则在回忆中说：“曩日于台大校园，时见一长袍青年，恒与女人为伍，即李敖也。余甚鄙之，自忖其人不过风流种子耳……迩来朝夕相处，始知其人虽狂放不羁，而实则今世之怪杰，极可爱可亲之人也。余甚悔曩之不识英杰，遂与结交焉。”就在他已离开台大后，他的“恶劣”影响依然不减，一位台大女生在给李敖战友的信中介绍她漂亮的室友时说：“不知道谁有福气，我希望你认识她，也愿意你的好朋友认识她，李敖除外。”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7）
历史系有个夏教授也整年穿件破袍子，可是夏天最热的那一两个月，也破例夏威夷一番。有一次，他看到李敖在盛夏里仍穿着黑绸大褂大摇大摆，特地走到他面前，不声不响地盯了他一阵，最后摇摇头，不胜感慨地说：“你简直比我还顽固！”
一位女同学问李敖：“李敖，我忍不住了，我一定要问问你，这么热的天气你还穿这玩意儿，难道你不热吗？”李敖望着她那充满了救世精神的脸，慢吞吞地说：“冬天那么凉，你还要穿裙子露小腿，难道你不冷吗？”
当然，李敖夏天的耐热和女孩子冬天的耐冷在心理上是不一样的。
早在上小学时，李敖亦有过穿长袍的历史，但那也只是过年过节时候才有的事。到上高中时，因家庭贫困无西装可穿，只好穿起了爸爸留下的长袍。但他对长袍并不反感，早在小学时代他对那种长袍的古风就已产生崇仰之情，他忘不了当年崔老师那身长袍给他带来的奇异的美感，大博士胡适着长袍的照片亦给他带来过许多憧憬。所以，他面对周围的非议，丝毫不感到窘迫。他在打油诗中写道：
长袍马褂气何如？
吾不忘本衣非胡。
群小见之哈哈笑，
无奈老夫不在乎。
就这样，久而久之，着长袍成为李敖的一个标志。
他要借此培养自己的个性，一种独来独往的气魄，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
狂狷——正是李敖在外表上给人留下的印象。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8）
在学业上，李敖对历史系的教育方式有诸多不满。他认为，在台大那么多系中，历史系是最容易混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抄笔记，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学生。他说，丙等学生，“李敖之流是也”！
李敖反对这种学习方式，考试都懒得应付。大一时八门课，有三门不及格，甚至连中文都差点没过关。中文老师叫叶庆炳，第一次写作文，他还在班上夸奖李敖的作文全班第一，但是李敖认为他没有学问却好装腔作势，心里就讨厌他。到后来，在课堂上，李敖拒绝背书。叶庆炳老师就声言要给他不及格。而叶庆炳的老师郑骞却在旁讲了一句话：“李敖的中文不及格，谁的中文及格呀？”叶老师这才给了他６８分。
尽管如此，李敖仍不以为然，他始终充满了自信，并以一种俯瞰的姿态面对周围的不解和误解。正可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说：“形式上，我是有点‘安事诗书’、‘束书不观’的。我不上课、不抄笔记，也不买老师的账，尤其是我看不起的老师。我在台大既如此特立独行，自然被侧目而视，只会皮相之见的人，当然只会从皮相看我这个‘长袍怪’，而不知道我有‘一飞冲天’的真本领。所以在台大的我，只是‘不露文章世已惊’的我，只是部分的我。但这种真相，只有我知道。‘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在台大池中，我被看作一条怪泥鳅、一条大泥鳅，毕业两年后，我退伍回来，我就证明给每一个人看：你们全错了，我是一条蛟龙！”①的确，多数人看到的只是皮相上的李敖，很少有人能深入到他的内心，感受到他那内在的力。
第二部分失恋:“性的信仰的转变”（1）
二、失恋：“性的信仰的转变”
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李敖情感早熟，更不例外。在大学阶段，爱情已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５０年代的台湾，西方现代文化思潮逐渐涌入，性解放的观念亦在台湾的大学中产生广泛的影响，比如大学生同居现象，在当时不乏其例。
在李敖上法律系时，罗君若上高三，两人的情书往来并未中断。台湾大学地处台北，李敖的情书便改由在台中市中念书的大妹转交，每封信都谈天说地，洋洋洒洒，最长的一封竟长达８３页。这种交往后来因故中断。李敖父亲去世后，“罗”写信给他，两人又重续前情。在这一阶段，李敖对罗的爱情基本上依然是“外冷内热”式的，“古典”式的，鸿雁传书式的，自抑式的。第二年，他考入历史系后，这一切发生了变化。李敖重考入台大文学院时，罗君若考入台大理学院化学系，住女生宿舍。李敖没去找她，而只是写信。直到有一天，她约李敖在深夜的校园相见，两人从此陷入热恋之中。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５日，两人“同归不处”。李敖说：“当时我２１岁，正在历史系念二年级。在那个年代，台北有公共浴池，内有房间，似乎未闻警察去查，我们提心吊胆地去过一次，性交、戏水，洗得好痛快。”大二时，“罗”干脆由化学系转进了历史系，与李敖同班。
在大学，“罗”姑娘的功课各科都好。入学时，她的中文作文考了近９０分，在当年台大录取的学生中是分数最高的。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后来对李敖说：我们原以为是李敖写的，没想到竟出自“李敖的女朋友”之手。在恋爱中，“罗”曾把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整本书抄在笔记本上，送给李敖，可见她对李敖的痴情。她的字迹秀丽，思路敏捷，聪明过人，读英文诗，三四遍即能背诵。李敖后来回忆说：“我生平交女朋友不少，但是论眼神、论才气、论聪敏、论慧黠，无人能出其右。”
但正如李敖后来所说：“相恋得太满也就是睛阴圆缺的开始”，两人的关系出现了波折。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李敖不信宗教，而“罗”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是“罗”的父母兄妹激烈反对两人交往的主因。二是李敖家庭困难，并且满嘴的异端邪说，毫无将来会变得有钱的迹象。两人关系越密切，罗家反对越强烈，罗家妈妈气得在家里捣着饭碗大骂：“李敖早死！李敖短命！”并且当面对他说：“你将来阔到了做总统，我们也不上你的门；你将来穷得讨了饭，讨到我们家门口，请你多走一步！”
第二部分失恋:“性的信仰的转变”（2）
罗君若在种种压力下，被迫无奈，只有与李敖分手。
爱情之梦的幻灭，使李敖遭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困境。他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就要崩溃了。一天晚上，他独自呆在学生宿舍，服下一瓶安眠药，准备一了百了。结果被同学翁松然发现，强拉着他到台大医院去洗肠子。关于此事，后来与李敖有过一段姻缘的胡因梦说：“他的朋友告诉我，李敖在台大时曾经为‘罗’姓女友的离去，服过三次安眠药自杀，但都被同学发现送到医院洗肠获救。”①
李敖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失望。那呆板教条的教育方式，那庸碌无为的生活，那古典爱情的破灭，都使他在精神上难以承受。同时，他又不愿放弃他的理想、他的志向，在他灵魂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他，让他振作，让他奋起，让他坚定地走下去。
在痛苦与矛盾中，他选择了日记。从他的《大学札记》、《大学后期日记》甚至《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是怎样励志自勉，度过那最大的困境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日记是一种无害的解脱方法之一，每当我‘有点茫然’的时候，它时常帮助我渡过难关，超越不满意。”①１９５７年２月到１１月，他记下了近十万字的“大学札记”；从１９５８年６月８日直至毕业，他又一日不落地记下了这一段生活的全部历程。在这里，胡适的《留学日记》究竟给李敖带来了多少灵感，尚无从考证，但在当时李敖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胡适迷”了。胡适曾在多种场合鼓励别人写日记、写自传，多为自己的时代、社会留下一点真实的历史资料，日记的这一起码的作用，对早已以天下为己任的李敖是心有灵犀的。
李敖在大学时期外在行为上的外露决定了他日记中的非掩饰性和客观性，加上他系统的史学训练，较高的史学修养和求真意识，在写作中虚构的成分相对要少得多。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即李敖在这一阶段的日记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他要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自省、自警、自励、自塑、战胜自我，作一个非凡的人。日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它有自己的体裁属性。一个人在自己的日记中是非常自由的，有时它展现出的是作者的内心独白，是真实的心理剖示，是自我形象的塑造；有时只是客观的记述，如读书札记和来往书信。李敖的“大学日记”（含札记）多数属于前一种情况。
“大学后期日记”后来曾在１９６６年９月和１０月分两集出版，第一集为《大学后期日记甲集》，第二集为《大学后期日记乙集》。前者主要记述的时间为１９５８年６月８日到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后者主要记述的时间是１９５９年１月１日到１９５９年８月２日，其间一日不落。它是李敖大学后期生活、思想的真实写照。他在１９８２年出版的《大学札记》的“前记”中说：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曾花了许多气力来把自己锻炼成钢铁。锻炼的方法，不论是东海圣人的，还是西海圣人的，我都一网兜收，从摸索和试验中，求得安身立命。我这种自我炼钢，是很用心的，我今天能有一些个性、一些独来独往的气魄、一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追溯起来，都跟我早年的刻苦自励有深切关系。①
第二部分失恋:“性的信仰的转变”（3）
李敖的“大学后期日记”真实记录了他大学后期的生活境况。在日记中，他毫不隐瞒自己的生活，包括那些在许多人看来都不愿启齿的个人隐私，他都从不忌讳，比如他在青春苦恼时的手淫，他对异性的意淫以及最隐秘的思想意识，都在日记中毫无保留地记述下来，保持了日记最为真实的本色。正是这种如实的记录，使我们看到了大学时期的李敖从“幼稚、矛盾、自夸、彷徨”走向成熟的过程，看到了一个心高气傲的青年在困学阶段所走过的每一个脚印。它也记载了李敖在大学后期思想上所发生的嬗变。大到政治信仰、社会理念、“性的信仰”的转变，小到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作者都有细致入微的记述。其中，有不少内容成为李敖“日后的思想引子和灵感伏机”，比如李敖的爱情观、淑世的改良主义、《老年人和棒子》、《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胡适评传》、《传统下的独白》等重要文章、著作的写作，都可从中找到思想的萌芽。它还记载了李敖大学阶段的交友、从师情况。李敖是个十分健谈且谈锋犀利的人，他的博学使他在思想上往往高人一筹，这在他狂傲的青年时代更成为以思想引人的绝好谈资，因此他喜爱辩论，好放厥词。与学友聊天、神侃成为他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当然，祸从口出也给他带来过不尽的烦恼，这部分内容在李敖日记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
李敖认为，“日记都是个人随手的速记和灵感引线，所以文字方面颇少修饰；又因为我的日记习惯是多记事、少论学（论学另有卡片、札记、卷册），所以我的读书心得，几乎在日记中极少看到，这也可说是我的日记的大缺陷。”①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已成为当代思想大师的李敖能为我们留下这两册日记是十分难得的。它是一个青年在情感挫折中的喘息，是一个学子在困学之路上的摸索，是反抗，是呐喊，是一个不羁于成规的青年叛逆者的挣扎。威尔斯曾经说“人的思想是流动的”，李敖的《大学后期日记》正是他在精神发生危机时生活、思想、交友、从师情况的真实记录，也是人们了解李敖思想演变和生平创作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
在李敖大学日记庞杂的内容当中，爱情观的转变当是李敖世界观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线索。
为了排解个人情感上的郁闷，李敖一方面在行为上表现得更加放浪形骸，另一方面在内心里转入日记的倾诉和反思。他每日必记，在日记里自解、自慰、自我激励、自我发泄、自我设计，以这种独特的“治疗方法”来缓解心理异常所带来的压力。正是在这种“缓解”的过程中，李敖的爱情观也逐渐发生变化。且看他当时在日记中的内心表露：
第二部分失恋:“性的信仰的转变”（4）
在爱情方面，我将是个多年冷冻的忘情者，浓厚的理智与早年的创痕已足以使我心如止水，永远不会再为可爱的少女而狂跳！曼殊的七绝该是我最喜欢的句子：
禅心一任蛾眉妒，
佛说原来怨是亲，
雨笠烟蓑归去也，
与人无爱亦无嗔。
长期过一段既有余味又不动心的生活，将是我此后的新方向。①
我现在对前途有大梦想、大憧憬、大野心，把爱情看作米米小的一部分，那该是消遣、是点缀、是有无皆无所谓、是对象为谁都无妨，我可不能像那些恶心男人一样去做贴膏药的奴才恋爱。②
我愈想道德和爱情愈要风马牛不相干，反正“真”是不完全的，甚至是没有的，我又何必信它或是要求它呢？在爱情里、性欲上，我决定完全踢掉“真”的成分。纯粹的剩下美与快乐，没有真与痛苦。情话是谎话，我是唯美主义的信仰者，唯美者是排斥真与善的地位的。在爱情和性欲上，我也永不再用真与善的标准去要求，不被它影响我的寻欢作乐，我纯粹的变成一个“黄昏之恋”式的人物。
对Ｌｏ我也毫不例外，只撷取快乐而不要痛苦，我不想那么多、那么远，也根本不跟她谈这些，随她去罢！她对我惟一的价值就是增多一点快乐的价值。我不想过去和未来，即使现在，我都只想些唯美的、肉欲的。
在爱欲上，深受胡适之毒，胡适在这方面不能跟歌德、拜伦、罗素、毕加索比。我过去在这方面太谨严了。
不要信仰理想的美人，要享受现实的美人。①
第二部分失恋:“性的信仰的转变”（5）
在李敖眼中，爱情已经不再变得那么重要，而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有时他甚至产生对柏拉图式爱情的向往，“图片、幻想、精神恋才是永恒的美、永恒的喜悦，这种态度只凭借一点点现实就够了，一笑终生不能忘，一言终生以记之，这是多么美的男女关系！”②当然，这种理想主义的爱情往往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在枯竭的情感世界里，得到一点心灵的滋润和补偿。
胡因梦在自传中对此有独到的分析：
他坦言自己有三四年之久，未能成功地靠新情人取代旧的来转化最大的困境。我认为李敖在初恋所受的创伤，严重地影响了他日后对待女人的态度。其实他和我一样，在初恋之后，都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上瘾症：‘唐璜情结’就是最典型的上瘾范例。”③
李敖对爱情的古典方式的确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自己过去把爱情的份量看得太重了，太高了。要做一个忘情者，过一种既有余味又不动心的生活，要保持一颗禅心，无情又无争，像柳宗元那样超凡脱俗归隐人间。但也不能没有爱情，只是在爱情上要做一个唯美主义者，不能像胡适那样自我约束，那样“谨严”，要像歌德、拜伦、罗素、毕加索那样。他很欣赏王尔德。王尔德２０岁时进入牛津大学，随之形成了享乐主义和感官主义的生活观，即所谓唯美主义。但他不像王尔德那样追求豪华生活，只生活在阳光与鲜花之中，而只是对其放浪不羁、才华横溢、妙语连珠特别倾心。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既有西方所谓性解放的思想因素，又有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女性的歧视，这些东西与他自己的所谓“唯美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的“现代化的爱情”。
第二部分失恋:“性的信仰的转变”（6）
这些观念后来结晶为李敖的爱情理论，在他的《张飞的眼睛》、《关于“三情之书”》等文章中有了更加系统的表述。什么“爱情是不盲目的”、爱情是“纯快乐”、“爱情是灵肉一致的”、“爱情是会变的”、“爱情是要技巧的”、“爱情是唯美的”等等。其中不乏大胆的立论，但与当时台湾社会的文化氛围实在是难以合谐相融。
在大学毕业时，李敖的情爱观念已基本定型，他在日记中写道：
看到莫宜春的照片，使我起了一个很大的感想，我发现我毕竟是文人！一个太理想主义的文人！感情在游移之间，又趋向“一片冷香唯有梦”的境界。我知道我是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的，我实在是百分之百的一个博爱主义者，我不知道爱谁是好，但我知道我绝不能满足一个，绝不能从一而终的。还有，我已深知“爱情的超时间主义”，并且深信它，或一瞬，或永恒，或十天，或半月，我又拈出“爱情的超现实主义”，何必深识或厮守呢？我永远是一个落拓而不自怜的人，永远是电影与萍踪般的超现实。①
可以看出，他原有的那种“古典”的真爱已化作不可复得的美好的鸿泥，他不再去认真地对待了。不仅玩世，而且玩情。爱情只是为了轻松，只是为了愉快，其他不再考虑。正如他在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０日所写的一首诗：“三月换一把，爱情如牙刷，但寻风头草，不觅解语花。”“解语花”系知心用典，乃美女之喻。当年，唐明皇携嫔妃贵戚于金秋至太液池畔赏莲，但见池中白莲盛开，其艳无比，左右赞羡不已。唐明皇手指杨贵妃对左右说：“此花怎及我的解语花！”李敖引用此典意在表明，他不再去寻找那种红颜知己了，男女情爱不过逢场作戏而已。这种观念与常人所遵崇的永恒爱情自然相去千万里了。他在毕业后给同学的信中写道：“我对顺手牵羊逢场作戏的扯扯还感兴趣，可是要论及婚姻，我就怕了。”①这种爱情观具体表现在行动上便是：只重过程，不重结果。为了减少“麻烦与营扰”，当分手时就分手，决不藕断丝连。就像他后来诗中所写的：“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眉来又眼去，我只偷看你一眼。”
第二部分失恋:“性的信仰的转变”（7）
李敖产生爱情危机，正值读大学二年级，那种本来就放任自流的生活更变得没有节制了，生活中的行为一度处于错乱之中。种种劣迹纷纷滋长，用他的话说叫“鬼混”：睡懒觉、逛大街、下象棋、打桥牌、看电影、抽烟、喝酒、侃大山、搞恶作剧、逛动物园……情感上的失意，陈旧而浅陋的大学教育使他对课堂也完全失去了兴趣，要么在课堂上专门捕捉老师的失误，用假史料捉弄老师，要么就逃课。有时仅仅是为了意气和情绪，为了逃课而逃课，心高气傲，故意作出并向人们露出一副放荡不羁和玩世不恭的样子，放浪形骸、以此来舒解对大学教育的不满和精神上的苦闷。在他的日记中，有一段“小弟昨夜骂我之文”，剖析可谓切中要害：
李敖先生，——刁猾尖刻，玩世不恭，学识渊博，天生傲骨的狂士，这是头一眼的结果。现在我要戴上眼镜了，眼镜背后的眼光，常使人难受，但它正在上下打量您，阁下的刁猾尖刻，玩世不恭，我认为不过是为了掩蔽阁下未成熟的感情与感情上的创痕而已！①
情绪的波折，环境的压抑，使他渴求解脱，但只要依然是这样的环境，依然是爱无着落，也许他永无解脱之日，他的同学胡家伦把他的玩世不恭比作等待阳光照射的一层“霉”，那消除“霉”的阳光何时才能出现？他不知道。
从李敖当时所遭受的情感挫折来讲，李敖的放浪形骸，消沉颓废，未尝不是一种心理危机的自我解脱，但从他古典而又炽热的真情来讲却又是一种痛苦的情感挥霍。他所认为的“爱是纯快乐”及“泛爱主义”的思想，严格地讲，追求的只是表层的快感而已。任何常态中人对这种观念恐怕都会认为具有不道德的因素，是难以接受的。难怪后来聂华苓在给李敖的信中说：“你的那套想法，年轻的少女受不了的……记着：理论是一回事，可不要伤害女孩子。”但这种观念的转移，却是李敖在极端痛苦思索中完成的。它就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这种爱情观势必会对不苟同此观点的对方造成伤害，另一方面，这种情感上的无牵无挂，却也在事业上酿就了他的成功，成全了“笑傲江湖五十年”、“没有青春只有斗”的人生。是耶非耶，功耶罪耶，就看从哪个角度去评价了，也许这正是李敖人生中的一个悖论。
李敖在回忆到这一段生活时，曾说自己的“鬼混”完全是肇因于腐败教育对自己的压迫，他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进行反抗的。其实这只是其一，爱情的失落和不稳定亦应是李敖走向“鬼混”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这种精神，使我常常采取一种虚无气质去‘鬼混’，如果没有‘鬼混’，而只是规规矩矩地做个‘好学生’，我想我早已变成了精神病患者。我庆幸我在大学五年，还没有被巫师们感染上精神病，我庆幸我抓到了‘鬼混’做武器——我感谢‘鬼混’！”“我的反抗方法，表面上是消极的，骨子里却是积极的。”①也许正是这种对异性交往与爱情方式的奇特处理，对自己所不满的环境的变态的反抗方式，李敖摆脱了一场在青春时代难以解脱的情感危机，成为一个“钻破蚕茧的变形虫”，最终从情感的“盘丝洞”里走了出来。
第二部分自省：痛苦中的嬗变（1）
三、自省：痛苦中的嬗变
在台大，李敖的朋友庄因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李敖做大坏蛋极够资格。”李敖姆峭寻常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坏而不肯坏，有能力坏而一心去好?
就他所接受的教育和他的志向而言，他不应该属于那种自暴自弃自甘沉沦的角色。他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在那放荡不羁的生活表层之下，在那具备变坏的所有条件的情况下，他的灵魂从未得到过安宁，他在孤独中走向自省，每日“三省吾身”，寻找着实现自己志向的方法和出路。
他不断地设计着自己的性格，认为“坚强出自温和中，正经出自滑稽中，是高人”②。
他有过彷徨：“下午五时睡醒看图，想到除了欢乐外人生还该追求什么呢？别‘白首太玄经’啊！”①
他走过极端：“名誉坏时，使它更坏，那你名誉就好了。”②
他有过对自己形象的自恋，他在《大学札记》中写道：“我该经常设想我在人们（尤其是朋友们）眼中的观感，我要使人觉得我是伟大的、庄严的、可敬佩的。假如有虚荣心的话，这该是我最大的虚荣了，但我自信它是无害于我，也无害于人的。”③这种被同学称之为“领袖欲和独断气质”的虚荣、自满、自豪和自我陶醉心理，在李敖的大学后期表现得尤其强烈和突出。
他在侃大山中炫耀知识，哗众取宠，用奇装异服来突出自己。他十分关注自己的一言一行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希望能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别人，这种心理的突出表现便是十分看重周围人们对自己的评价。在他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
胡兆述说我风度翩翩。（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９日）
晨少杰言我往事，说我“满腹经纶”。（１９５８年８月５日）
宿舍教官李新中言我学者派头。（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９日）
“凝”说我“博学多才”。（１９５８年９月３０日）
第二部分自省：痛苦中的嬗变（2）
光复节放假，黄国茂言昨晚在车上闻二女生谈及我，说我像徐志摩，昨日英善之元莲亦言她们说我有北京大学的学生风度。（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５日）
英善盛言吾之穷硬骨头，其极为心折。（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８日）
中午上校教官徐行呼我为文学博士。（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４日）
魏钻松言我像个教授。（１９５９年６月７日）
他崇尚那种“风度翩翩”的“学者派头”，他认为这才是“博学多才”、“满腹经纶”的表现，胡适、徐志摩、林语堂等都成为他刻意模仿的对象。他对别人评价的关注，一方面反映出他对自身行为的信心多少有点不足，另一方面反映出他多么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得到他人的认可，他要以此来获得安慰，获得鼓舞，以保持和强化他特立独行的风格。当然，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中，不可能是众口一辞的褒扬，称他为“流氓”、“色狼”、“色情专家”的亦大有人在，而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又使他对此产生几乎是本能的抵制和心理逆反，甚至不屑一顾，对其丝毫产生不了警示作用。李敖的个人主义亦因此得到强化。
在李敖精神的历炼过程中，更多的却是痛苦之中的反思和自省：
看云看天不看世俗群，可使我愈来愈广阔。我独坐在新兴的左角，遥望远处的云山，我想到：“跟这些世俗的男女们扯，我能得到些什么呢？我一定是得不偿失的。”（１９５８年６月７日）
亲情、友情、爱情皆需距离，距离之义大矣哉！与任何人都该如此。（１９５８年６月３０日）
与孙小吵，与唐大吵，我是多么的不愉快！我说不出我是多么的沮丧！我竟是一个与“这些人”生干系的人！我今晚一大决定即与任何俗人都不能（太）熟，只要否定他这个人后，即要自检了！尤其是所谓“同患难”的人！
第二部分自省：痛苦中的嬗变（3）
（一）展开一个严肃的自束的生活。
（二）练习拒绝俗人。
（三）青春绝不断送在俗人身上。他们全滚蛋，一律拒绝。（１９５８年７月８日）
一方面他要“暂与俗人偕”，另一方面他又要挣脱这种困境，这里意志的作用便充分地显示出来了。
古时候道士入山修炼，经常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炼丹。他们认为，想要成仙换凡骨，就要吃金丹。但是如果俗念未尽、俗情未了，光吃金丹也是没有用的，照样是凡人一个，还应该用天河之水来洗去自己的世俗情感。这便是陆游诗中所写的：“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李敖十分欣赏这句诗。在他心目中，天河，指的是高尚的情操、高远的境界和崇高的人格修养。他在自己主动的人格磨砺中，思想意志渐渐变得非凡出众，对人生境界的追求亦变得愈加高远。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虽然不以“胡适——姚从吾”他们的水平为己足，也不以做学者，终老于史学学术研究为己足，我的目的是超越他们，是我经世致用，为人权战斗的方向。虽然做学者我也蛮在行，可是，这又怎么够呢？
读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合著《人权论集》，深感吾之方向在此不在史也。①
第二部分自省：痛苦中的嬗变（4）
从他的大学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由幼稚、矛盾、自夸、梦幻、彷徨而走向成熟的。
他每天在日记中检讨自己的一日所为，时刻提醒自己，朝第一等人的境界迈进。
在人格的培养上，他常常提醒自己多读修养书。“胸襟要大、大、大，这需要多看修养书、多反省，反省与修养书是重要的，因为环境是一噢十咻的，最易使人慢慢陷下去，一日能把持，二日三日就不见得行了……”②
在交际上，他追求平和雍容的风度。他认为，只有平和与雍容可以带来有意义的回忆，失风度的行径只带来双方面的终生不愉快。
在气质上，他追求刚毅、慷慨和侠气，要有轩昂不凡的奇气。他难忘梁启超文章中谈堕落形态的话：“潦倒不得志，则嗒然若丧，奄奄无复生人气，若已僵之蚕，旦夕待死者。”①这决不是成大事者的迹象。成大事者要有一种万难不惧的奇气，“有奇气的人从来不会没精打采嗒然若丧的，他永远是坚强而高兴的，这种坚强而高兴的神情，被他养成了习惯。”“夜又对镜自照，我愈发感到风度的重要，它是学问修养的最后结晶品。”②李敖所追求的自己心目中的“大丈夫气”、“男人气”又是什么呢？他曾列出数条：
刚毅的嘴和拳
慷慨的笑容
傲岸的卑视（眼光）
不合作的坚决（决绝）
永远没有（任何遭遇下没有）软弱无力，疲惫地被打败像头耗子没有软弱语消沉态③
第二部分自省：痛苦中的嬗变（5）
他更向往那种具有强烈自制能力的坚强意志。在这方面，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是他的榜样。艾氏在做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脉搏突然加快，他遵医嘱，戒了烟；不久脉搏又恢复了正常，但他却永不吸烟。有人问他：“如果有人在你的办公室里吸烟，你是否反对？”艾氏说：“哦，不会的。这样更会增强我的精神上的优越感，表示我有充分的意志力来戒烟；但是，他们却没有。”李敖对此深有所感，他认为“这是一种抵抗诱惑有所不为的意志，大都可用在‘戒绝’一方面，在需要戒绝的场合，我要用艾森豪威尔这段小故事来纪律我自己，这是一件最使人感动的身教。”他视“坚强”为一种“壮烈的反动”，深信自己“不是软弱的人，我是绝不再有暂时的消极情绪的，痛苦的折磨已使我变成一个千锤百炼的硬汉，我耻于做一个平平庸庸的男人，坚强的意志完全支配了我，我已变成了一个‘无从腐败的斯诺登（Ｓｎｏｗｄｅｎ）’，我不能容忍自己有任何腐败的行为——像那些男人一样。”①
他提醒自己少说话、多做事，“有所不言，言必当；有所不为，为必成”②，对世俗的生活方式采取一种不屑的态度，尽量减少与同学的交往，多给自己以独处的时间。“交往时间仍花费太多，切戒切戒，孤独最好！”③“夜读《世界新希望》１２２页，四五小时，大感想是任何收获（朋友、电影）皆不如读书。教育当采读名著法，如是思想在一夜间提升，可胜过千百之今人古人。”④
他认识到疏懒的最大敌人就是时间。他认为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在这漫长而艰苦的路程中”“一天一天地奋斗下去”。他曾给自己的一日生活制定了详细的自律条目，从这些条目中可以看到，他在许多方面深受本杰明•富兰克林（Ｂｅｎｊｉａｍｉｎ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１３条美德的影响。
本杰明•富兰克林（１７０６～１７９０）是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印刷商、外交官、政治家、新闻记者、教育家、行政官员和哲学家，是一位世界级的多才多艺的天才人物，杰斐逊称他是“他生活的时代和国家中最伟大和最出色之人”。他的《自传》生动地记述了他自我塑造的过程，颂扬了持之以恒的勤奋和勇于实践的精神，对后来的美国人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从李敖的大学后期日记中看，他读到过富兰克林的《自传》，并且深受其影响，曾多处摘引富兰克林的话。在《富兰克林自传》中，传主记述了自己平时必须做到的１３种德行，即节制、少言、秩序、决心、节俭、勤勉、诚实、公正、中庸、清洁、镇静、节欲、谦虚等等，并在每种德行下附加了简短的戒律；此外，富氏还在“自戒”的小册子中“秩序”一条下规定自己应给每件日常事务分配一定的时间，并制作了每天２４小时作息时间表。这位成功创业者的著名戒律对李敖无异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他在约束自己的行为时以富兰克林为楷模也就变得极有可能。他不但也给自己制定了种种必须具备的非凡品质，而且努力按照这些要求去做，去改变自己身上的不良习惯。他希望自己能自醒自戒，很快摆脱目前的窘境，从人生低谷中走出来。为了克服自己的不良习惯，他模仿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做法，用分条列项的形式为自己制定作息时间表，这种自制时间表的做法，在他大学期间至少有过三次。从表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李敖在一日之中的生活安排，亦可从中看出他在改变自身的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如：
第二部分自省：痛苦中的嬗变（6）
６时３０分：起床。
６时３０分——８时：整理、早饭、看报。
８时——１２时：在学校①上课，②交友，③尽量利用零星时间去钻入图书馆中。
１２时——３时：①午饭，②小休息（不可睡），③写信，④大便，⑤整理，⑥杂读，⑦洗衣，⑧剪报。
３时——６时：
６时——１０时：在参考室。
１０时３０分：①整理，②入睡。
（一）睡眠不可多于８小时。
（二）电影每周最多一次，选有札记价值者最好。
（三）星期日及例假日为自由日，玩亦好，过平日生活也好，视当时情形而定。最主要的是得到友朋之乐与山水之乐。试选一两样罢：
造访谈天 听讲演 雕像 照相 洗澡 唱歌 剪贴 洗衣 与朋友坐咖啡馆 图片 画线于纸 电影 逛街 写信 市内图书馆 下棋 木工 远近旅行 弹球 钉书整理书 找教会开心 跳绳 木刻 访教授 喝茶 刻印 缝衣服 音乐 绘画 下馆子 书法 吃零食 球类①
第二部分自省：痛苦中的嬗变（7）
除此之外，古今中外的传奇人物对李敖的人格行为亦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如罗宾汉的劫富济贫、惩贪除暴、侠骨柔情、光明磊落，唐吉诃德对信仰的一往无前、嫉恶如仇、抑强扶弱，富兰克林乐观的心胸，左拉一生攻击教会和伪善的不遗余力，王尔德超人的思路、口才和想象力以及惊世骇俗的行为，甘地的“不合作主义”的道德信念，庄士敦的好学不倦，邱吉尔的精力过人、才气纵横、感情澎湃，巴顿爱憎分明的真情，还有像王阳明、吕坤、曾国藩、梁启超、陈独秀、苏曼殊、丁文江等等。据粗略统计，单是在他的大学札记中引用到的中外名人名言或事迹就达九十多次。这些言行都在李敖的思想和行为中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最令他难以忘怀的是在面对邱吉尔造像时，那种心灵上的震撼：
我默默凝视着邱吉尔的造像，深觉他是一股力量的化身，如他所说：“在战争中，坚决；在失败中，不屈。”从他的眉宇神情之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坚定刚强的一面，悲观与消沉的情绪丝毫侵蚀不了他（甚至是暂时的突击），在每２４小时的生活里，他未曾让出一分钟来给消极盘踞，他永远是一个精神抖擞意气纵横的人！①
这种邱吉尔式的“大气魄”强烈地冲击着他身上的空虚、狼狈、泄气、沉闷、不稳定、恹恹之态、懒惰，使他在痛苦的嬗变中朝着他心目中“伟人”的目标前进，逐步走上一个真正“男子汉”的生活道路。在他的“大学札记”中，有许多篇幅都记载了他对平庸与堕落的抗拒与思考。他由梁启超论堕落形态联想到成大事者所应有的气象，由胡适论“有所不为”联想到仁人志士应有的狂狷精神与牺牲精神，由罗素的论“有所避”、屠格涅夫的论“远离敌人”联想到自我牺牲的胸襟和不合则去的决绝，由鲁仲连的甘于贫贱、拒不受封联想到高士的高超洒脱和为人的尊严，他愈来愈觉得在孤独中创造自我的重要性，正如他诗中所写：
息交绝游少交往，
消尽猖狂消尽想，
倦做兴来忘我人，
枯守索寞又何妨！
第二部分自省：痛苦中的嬗变（8）
他说：“我要做一个伟大的人，有一种伟大的自处生活和一种伟大的对人态度，我要使人以我而骄傲，不使人以我而羞耻，我在别人的心目里要成为一个永不能忘的有光彩的人。”“我不自安于平庸的‘好’，我要使人佩服，使人受感动。我‘要……深深的影响别人’！我所做的每一个动作、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问问是否可合这个标准。”“假如有虚荣心的话，这该是我最大的虚荣了，但我自信它是无害于我，也是无害于人的。”①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０日，李敖在日记中有述志诗一首：
二十二年悲欢事，
如今慷慨付浮云。
把握目前休回首，
埋头一意做新人。
在大学阶段，李敖的性格和思想已基本上趋于定格。在李敖的全部日记和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生活学习，从始至终都是以做一个伟大人物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他在古今中外的成功者和传奇人物身上寻找着人生的答案，“不论是东海圣人的，还是西海圣人的，我都一网兜收，从摸索和试验中，求得安身立命。”②应该说，在大学时代的后期，李敖的思想是清醒的，但他又无可奈何。他不满周围的环境，但只能怀着一种“暂与俗人偕”的心理，来提升自己。他在日记中不时地提醒自己，用大胸襟、大眼光去看问题，去除俗情，脱胎换骨，并认准方向，矢志不渝。这种理智而执着的追求使李敖不再作任何他想。著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在谈到青年的狂狷性格时曾经说：“大率狂的易流于放浪，而狷的易趋于胶执。放浪之极，或胶执之极，而‘无成就’，则‘暴气’而不能‘持志’的结果，势必转趋消沉，而消沉之至，竟有以自杀做最后的归宿的。”③也许正因为有了这种比较清醒的意识，他才没有受到更多的世俗的盅惑和传染，没有“暴气”、“消沉”以至“自杀”。
勿庸讳言，李敖是奇才，不世出的奇才，但与生俱来的才华，必须经过血泪人生的砥砺才可能生根发芽，绽放出绚丽的奇葩。可以说，没有学生时代刻苦自励的磨炼，就没有他在文坛上叱咤风云的明天。李敖在大学二年级写就的小诗《我将归来开放》，正是这种充满了自信和乐观的情感抒发：
第二部分自省：痛苦中的嬗变（9）
因为我从来是那样，
所以你以为我永远是那样。
可是这一回你错了，
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象。
坏的终能变得好；
弱的终能变得壮；
谁能想到丑陋的一个蛹，
却会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
像一朵入夜的荷花；
像一只归巢的宿鸟；
或像一只隐居的老哲人，
我消逝了我所有的锋芒与光亮。
漆黑的隧道终会击穿；
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
当百花凋零的日子，
我将归来开放！
第三部分“想过一段新生活”（1）
题记
沉沉一片力，
亦侠亦温文。
——《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一、“想过一段新生活”
台湾大学素有“杜鹃花城”的雅称。此时已是１９５９年的７月，幽静的校园里依然一片馨香。杜鹃花花期刚过，残红遍地；驰名世界的高沙百合、蝴蝶兰花影摇曳，恣情绽放。花香阵阵，绿叶婆娑，曲径亭榭，处处荡漾着春的气息。
毕业班的同学们显得比平时更加忙碌。朋友们欢天喜地，情人们难舍难分。他们成群结队地联欢、照相、互访、看电影、办舞会，如同将出笼的小鸟充满了一种得解放的兴奋。不过，在他们中间并没有李敖的身影。
在校园幽静的甬道上，李敖独自徘徊。此时此刻，他从心底里透出一丝苦涩。站在文学院高大的拱门下，他寻找着自己人生的下一站。他感觉到自己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在他面前，有两条道路等待着他的选择：一是考历史研究所，做姚从吾的研究生，姚从吾正满含期望地等待着他；二是投笔从戎，完成每个男子成年后都必须履行的兵役义务。
望着眼前熟悉的教室、图书馆，那高高的椰子树，绿茵如盖的草坪，那通向傅斯年纪念亭的幽静的小道，那铸有傅斯年手书校训的纪念钟，钟上的八字校训变得模糊起来，他已没有了刚进校门时的那种热望。他厌倦了学院的生活，加上个人情感上的创伤挥之不去，他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令他触物伤情的地方。至少是此时，他不愿意在这里多呆一分钟。
１９５９年７月７日，李敖在毕业前夕拜访了姚从吾先生，并把自己拟就的《〈宋代婚姻〉研究计划》递给老师，向老师晓明自己下一步的研究计划。第二天他又与姚从吾先生长谈了四十多分钟，尽管老师一再相劝，但他还是决定暂时不考研究所，先去从军，要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第三部分“想过一段新生活”（2）
三天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晨启庆携来姚先生信，力劝我不可放弃研究所。姚先生昨晚请其来舍找我，适我不在。姚先生今晨言赴校与我面谈，我却不欲见之。
８月３日，李敖又有日记如下：
整日不出户。夜电影亦辞去，特别想过一段新生活。（一）耐寂寞的、（二）努力的、（三）强悍。
他决定下来的事，没有人能够劝得动他。
１９５９年９月７日清晨，李敖在台中古城登上了公路局迎接新兵的汽车。
汽车沿着台南平原一路向南飞速行驶，车中的李敖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他的脑海中依然闪现着为他送行的台中好友们的身影，张世民、张光锦、姚嶂、李述古、韩昭先、张仁龙……他为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生活而兴奋。几十分钟后，汽车驶入了台南县境，车过后壁小站时，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掏出张光锦送他的原子笔，写下了这段新生活的第一页日记。
上午九点，李敖从彰化登上了赴凤山的火车。从车窗东望，阿里山绵延百里巍峨雄浑。太阳早已从高耸入云的玉山主峰升起，像一个断线的大红球，光芒四射，沐浴着青山翠谷，生发出万千气象。铁轨两旁，台南平原一望无际如诗如画。河川纵横，稻浪翻滚，甘蔗园、棉花田、香蕉林、木瓜林、竹林、茶林、樟树林，像一幅幅彩色图案组接在一起，一派旖旎迷人的风光。李敖为眼前的情景而兴奋，在车上谈笑风生，情绪高亢，车过台南，当他看到那块有名的“北回归线标”时，禁不住放声高唱，宣泄他自由心灵的回归。当凤山遥遥在望时，他的激动心情再也难以抑制，不禁吟诗二首：
第三部分“想过一段新生活”（3）
欢呼声里到军营，
新式步枪照眼明，
我是人间鼙鼓客，
只有铁血无柔情。
火车呼呼到凤山，
头发剃光制服穿，
投笔李逵执板斧，
军号声里觅鲁班。
凤山是台湾省西南部的一座小城，西临高雄港，东临屏东县，北临大贝湖风景区，因凤山丘陵而得名。城内北有法源寺、南有镇安宫两处古迹，叙说着小城的历史。城市的东半部为淡水溪的支流凤山河所环抱，空气清新，气候湿润，为高雄县县府所在地。自从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这里的陆军步兵学校便成为台湾当局的一个重要军事集训基地。按照当局法令，每个男性青年都需到部队服役二到三年，大学毕业生学员经过训练分到部队后无须考试，大小都有职务，又叫充员官（到１９６０年以后，政策有变，大学毕业生就不一定再有职务了）；非大学毕业的士兵叫充员兵。这在当时是国民党为“反攻大陆”培训后备队、灌输“三民主义”及“反共”思想实行群体塑造的一种重要方式。李敖这一批已是第八期。
第三部分“想过一段新生活”（4）
下午六点，李敖作为第八期的新学员踏入凤山步校。他被编入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第九中队第五号。当场领衣、削发，然后访友，一直忙碌到深夜两点半才上床，但一日来的变化使他辗转难眠，睡而又醒，心绪依然处于亢奋之中。
显而易见，挣脱出学院的樊笼，李敖的心情轻松愉快。他在给同学的信中说自己正在非常“卖力”地过一种“新生活”，他要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一段生活。对正在求学的青年学子来说，突然停止学业到部队去服役，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许多人怕耽误了自己的前程，自然是不情愿的。尤其是分到连队，生活的艰苦、训练的紧张更使许多大学生闻而色变。但李敖对此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要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军队生涯，的确成为李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穿上军装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所有入伍训练的“折腾与折磨”。比如整理内务，必须把棉被叠成豆腐块，这对许多过去邋遢惯了的新兵来说自然难以适应，有的人怕清早起来不能快速把棉被折出棱角，宁愿不盖棉被，冻着睡。而在李敖面前这一切都没什么，心情的愉快使他能以微笑面对艰苦，新的环境、新的生活使他对每一样工作都充满了乐趣，他感到每一样工作都“甚为好玩”、“实堪自笑”。在这种心态下，虽然是近乎全封闭式的训练，身体受苦，但他精神放松，充满了兴致，时刻保持着旺盛的精力。
此时，美国作家海明威成为他最欣赏的英雄。
军训的头十天，他便读完了何欣著的《海明威创作论》。他在给同学的书信中激动地说：海明威是目前自己“最心折的人”。他喜欢海明威参加战斗时在死亡面前的无畏精神与豪迈的气魄，向往那种文人的武人式勇敢，逢难不避，有苦先尝。他越是这样想，便越觉得这一年半的军队生活不能虚度，认为这是最好的一种磨炼与生活，他的心情感到异常的“积极愉快”。“往史如尘埃，高飞楼前树。”过去的欢乐与忧郁，早已化作了云翳和梦幻，变得虚无、黯淡、瞬间即逝、无足轻重。他在军中翻译过多首外国诗，其中有一首是英国小说家兼诗人Ｈａｍｌｉｎ Ｇａｒｌａｎｄ（１８６０～１９４０）的小诗“Ｄｏ Ｙｏｕ Ｆｅａｒ Ｔｈｅ Ｗｉｎｄ？”：
第三部分“想过一段新生活”（5）
莫怕风吹雨打，
面对跟它苦战，
恢复原始强悍。
像狼忍饥耐寒，
像鹤跋涉河汉，
胼手且胝足，
鹑衣又垢面，
万苦千辛样样尝，
昂首阔步做铁汉！
颇能道出此种心情。
军中一百天，他在日记中总结“百日维新”的成绩时写道：“体力上颇能吃苦耐劳”、“许多困难已不成其为困难”。规范的军人生活使他发生了许多变化。首先是他的放荡疏懒的习惯受到了抑制。在他的日记中，一开始经常有这样的记录：“立正动挨骂”、“因戴帽挨骂”、“因不穿衣去队部挨官腔”、“晨起因大叫受罗嗦”、“午强迫睡午觉，甚苦”、“午饭因盛汤又受罗嗦”、“熄灯号吹过后又偷打手电筒看《海明威创作论》，被老三查禁”、“晨磨枪，受官腔”等等，他自己感叹道：
第三部分“想过一段新生活”（6）
床上床下要“定位”，
大事小事要排队，
一代跋扈老匹夫，
到此不能称“太岁”。
军营的生活是紧张、枯燥而艰苦的，李敖对此亦有真切的描述：
白天世仇为烈日，
晚上情人乃草席。
整日耳边闻何事？
立正稍息与看齐。
南台九月很少雨，
整日昏昏不得已，
水厂断水不必愁，
每天沐浴以汗洗。
军中严格的纪律和有节奏的训练使他的种种毛病都有了改变。他的身体愈来愈健壮，对待别人的指责，他的脾气也趋于沉潜了。他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英雄不必在此地较量长短。他常常暗示自己对他人的言论要“装傻”，要藏住眼光里的“ｓｈｒｅｗｄｎｅｓｓ”（按：精明）。紧张的生活节奏给他带来的是加倍的努力工作，他渐渐地感受到，许多在过去想起来不太可能的事，在自己的努力下都变得可能了，而且他做得从容不迫，例如早晨起来３０分钟内做那么多的事，绝非他当初的“老百姓时代”所能想象的。这种现实使他对自己的潜力更加充满了自信。
他感到，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新生活。
第三部分“看到你，什么痛苦都飞了”（1）
二、“看到你，什么痛苦都飞了。”
在军营里，李敖的机智、幽默、健谈给战友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那特立独行的言词和举动在严肃、枯燥又疲劳不堪的军中训练生活里，也确曾发挥了一些“解乏”的作用。
在培训班参加讲演活动，李敖的演讲往往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就内容而言，那黄色与红色的笑料，爱情与革命的乱扯，也许并不算什么，但在军营枯燥的生活中，却成为填补空虚的调味剂，加上他那胡适式的派头，得体的手法，从连长到指导员到战士，无不给以赞赏。步校要结训时，领导要求每位队员写遗书留在步校，李敖写的是：“若阵亡，臭袜子送给队长，骨灰送给女朋友植玫瑰花。”其乐观与玩世态度于文中毕现。
１９６０年４月２８日，李敖被调到四连做兵器排排长。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居然把我分到第四连兵器排！真是意外！这回有车坐了，真是好消息！此事益使我深信“决不要有意去安排自己的命运！”兵器排人事较复杂，据说老油条的最多，好在我也是老油条——大家一起耍油条。
李敖所在部队是陈诚部下的“前瞻师”，火力强大，仅兵器排中除机枪以外，还配备有七五炮、六○炮等装备。这里的老兵，对上面分配下来的这些学问有余、经验不足的预备军官，不免有捉弄的举动，但李敖却神奇地改变了这种现象。他读书多，知识面广，且又健谈，性格外向，这些自然成为吸引和结交朋友的重要条件。他的同学潘毓刚回忆说：
第三部分“看到你，什么痛苦都飞了”（2）
他喜欢高谈阔论，哗众取宠，引起我的注意。接触多了觉得他倒见多识广，有时谈吐也不俗，且颇具娱乐性，尤其他的黄色掌故和笑话颇能解除一些军中性饥渴的苦闷，对他渐生好感，而且他反传统的性格顽劣得可爱，所以与他交往就慢慢多了，尤其每次被派公差去观赏劳军晚会时，在下面和他聊聊天，可以不看台上无聊的节目，因此增进了不少性知识。①
战友对他的评价是：“看到你，什么痛苦都飞了。”
李敖善于把生活趣味化、戏谑化，“正所谓‘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我总是从夹缝中寻出一道天光。故任何枯燥无味之事与俗不可耐之人，我皆能以一副‘忍俊不禁的尊容’去笑它。”在行为上，他善于以奇言异行吸引人，且从不忌讳别人看他的日记。在他的日记中，有“队长来谈，看《插羽集》”、“人抢着看我日记”的记载。有时，他甚至“纵容或挑逗”战友们看，以达到“哗众取宠”之目的。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２４日，李敖被选派参加军中举办的“三民主义讲习班”。这是国民党为反击殷海光发表的《反攻大陆问题》。②而在军队中举办的政治讲习班。殷文从国际形势、国内现状、人口、资源、科技等方面展开分析，深刻地指出“反攻大陆”只是一种建立在渺茫假想之上的活动，它拉大了官民之间的心理距离，破坏了“国家”建设，导致了人们双重人格的产生，可谓弊害横生。该文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也引起官方的反感与愤怒。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特务一面派人大量收购流入市面的《自由中国》，一面通过“邮检”，查扣《自由中国》寄给作者、读者及有关人士的杂志。连《自由中国》航寄给居住在美国的胡适的此期杂志，亦遭警总查扣，引起胡适的强烈不满。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国民党开始在军队中举办讲习班，轮训军官，六天一期，讲习班的主旨是“坚定反攻复国信念，巩固革命领导中心”。教官们讲课，总是把刊有《反攻大陆问题》的杂志带到课堂上，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攻击。然后就是讲八股，考八股，在台下听讲的李敖对此自然嗤之以鼻。但由于他擅长辩论，又被推举参加演讲比赛。也正是演讲比赛使他名气大增。
第三部分“看到你，什么痛苦都飞了”（3）
李敖演讲，好出奇谈怪论。也正是这些奇谈怪论给枯燥的军营生活增添了一点儿活力。演讲的话题是三民主义，这对一般学员来说，是严肃的话题，但他凭着自己台大历史系毕业的底子，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东拉西扯，从军中乐园到女人大腿、ａｎｔｉ论、高跟鞋等全部出笼，引得人们哄堂大笑，而他神态自若，一本正经。众人笑后继之以“骇异”，最后一名当然非他莫属。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３日，他又被推举参加三民主义讲习班的演讲比赛，参加者为全师的各级军官。在“历史人物评介”比赛中，组员们又推他来讲，他本来要讲武则天或杨玉环，但有人警告他在如此神圣场合不能再讲女人，硬要他讲关公（关公是台湾人崇拜的神），于是，便有了如下一篇极能体现李敖话语风格的精彩演说词：
各位评判先生，各位同学：
在１７３８年以前，一天的早上，就是现在这时候，在南京的城外，有成千成万的老百姓，围着看一个刽子手，这刽子手举起刀来，朝着一个陆军上将的脖子砍过去，噗哧一下子，这陆军上将的脑袋就掉下来。陆军上将的脑袋虽然掉下来了，可是这一掉，从此他的名字就一传十、十传百，男的传女的、老子传儿子，传到咱们全中国的老百姓，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陆军上将了。不但知道他，并且还崇拜他；不但崇拜他，并且都向他烧香磕头，并且在台湾省台南县新化市南边十公里的地方，给他盖了一个大庙，那个庙就叫做关庙。
第三部分“看到你，什么痛苦都飞了”（4）
我说到这儿，大家都知道我说的这位陆军上将是谁了，此人姓关名羽，字云长，长得粗眉大眼，虎体龙腰，胡子很长，血压很高，所以脸很红，是三国时代蜀国的上将军，等于现在的陆军上将。他是刘备的弟弟、张飞的哥哥、关云的爸爸，天下姓关的老祖宗，京戏里边“水淹七军”的男主角，“走麦城”的失败英雄，同时还是陆军１７师４９团２营４连炮排排长我所选出来参加“历史人物评介”的当选人。
我可以说每个人都知道关公，可是我又可以说每个人又都不知道关公，这话怎么说？因为一般人所知道的关公都是假的关公，而我知道的关公才是真的关公。一般人所知道的关公是从京戏里边或者他爷爷嘴里边所讲出来的关公，或是从《三国演义》这部书里面所知道的关公，大家都知道桃园三结义的故事，知道关公三战吕布，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捉放曹，刮骨疗毒，死后显灵吓着曹操等故事。这些故事虽然很英雄、很刺激、很美，可是都是假的，因为在正式历史的记载里，全没有这一套，这些故事都出自一部书叫《三国演义》，就是大家都看过，在市面上也买得到的那部《三国演义》。换句话说，《三国演义》这部书里所说的关公是不能相信的，京戏里面和爷爷口里的关公也是跟着《三国演义》这部书将错就错，一错再错，都是不能相信的。这些都不是关公的真面目。
我个人过去在台湾大学历史系鬼混过四年，整天抱着死人骨头跟死人算账，整天搞“历史人物评介”，“历史人物评介”对我们说来是家常便饭、拿手好戏，对历史人物不敢说是有研究，只能说稍稍知道一点点皮毛，正史上关于关公的记载只有一部书，就是二十五史里边的《三国志》，大家知道《三国志》当然不是《三国演义》，也不是《三国志演义》。《三国志》的作者姓陈名寿叫陈寿，他的时代和关公很近，他的父亲就是被刚刚五号同学所说的诸葛亮杀的。他这部书是关于三国唯一的一部历史，也是一部可靠可信的历史，可是大家不读这部《三国志》，而读《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作者叫罗贯中，是明朝人，他生的时候，关老爷已经死了１２１５年了，他实在不能了解１２００年前的关公，可是他在家吃饱了饭没事干，他就写了一部小说就是《三国演义》。他没有受过三民主义讲习班的训练，不知道什么是诚实荣誉，于是在家里就大造假历史，假历史造出来，大家都知道有个桃园结义的关公、三战吕布的关公、水淹七军的关公、死后显灵的关公，可惜的是这些统统都不是真的关公，真的关公在哪儿呢？真的关公在棺材里边啦！假如关公死而复生，从那边棺材里爬出来，他也不会相信这是他自己，他会说：“唉呀！上帝呀，你看他们把我写成这个样子，我老关可真不敢当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