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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流民”后裔（1）
题记
半个世纪前，爷爷那一代从山东北上，出发到东北；半个世纪后，我们这一代却绕山东南下，出发到江南。好像爷爷那一代的努力，都完全作废了。陶渊明“根株浮沧海”的诗句，正是准确的预言。
——《李敖回忆录》
一、“流民”后裔
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５日，李敖出生于中国东北的哈尔滨。
当时的哈尔滨还是一座方圆十多里的小镇，本地人称“晒渔网的场子”。滔滔东去的松花江是滋养他的母亲。
李敖出生的年月，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正在走向衰落。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内忧外患，满目疮痍。万里河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此时此刻，日本不仅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的东北三省，而且又将贪婪的目光瞄准关外，把这块正在呻吟中的国土作为其大东亚“共荣圈”的重要目标。为了加紧发展在华势力，实行蚕食政策，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寻找借口从天津入关，进行武力威胁。日方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中方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扬言如不接受日方的要求，就要采取“自由行动”！
面对华北危机，国民党蒋介石一方面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电令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答应日方提出的五项侵略要求，签定了激起全国民愤的“何梅协定”，大片国土陷入敌手；另一方面对内排除异己，疯狂剿共，逐共中原，千百万为信仰而战的共产党员人头落地，神州大地一片血雨腥风。
在中国西部的云贵高原，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正在雪山草地之间与国民党追兵浴血奋战，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军事大转移，史书称之为“二万五千里长征”。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2）
风声鹤唳，怨声载道，白骨遍野，民不聊生。
灾难深重的１９３５年。
此时，被辛亥革命赶出宫庭的溥仪在一群日本人和汉奸的簇拥下早已到了长春，建立起伪“满洲国”，挑着黄龙旗，做起傀儡王。东北三省，已经是遗民地区。
李敖一生下来就成为伪“满洲国”的“遗民”。
如果寻根问祖，李敖当是流民的后裔。
据“李氏宗谱”记载，李家的远籍在云南乌撒（即现今的威宁县），是创造了竹楼笙歌的苗族。明太祖洪武年间，大将傅友德征伐云南，战乱频仍，百姓纷纷北移，李氏先祖亦随波逐流，外出避难，自乌撒长途跋涉迁至山东潍县。
潍县在今天的潍坊市一带，位于山东省中部偏东，属于富饶的胶东平原。这里北临渤海湾，东临黄海，空气湿润，土地肥沃，盛产小麦、大豆、玉米、高粱和烟草，可谓土地养人。但是从明至清五百年间，李氏一族却从未发迹过，倒是儒家文化中的安土重迁观念把李氏家族牢牢地束缚在这片土地上，以务农维生，不及温饱。到了李敖的祖父李凤亭一代，已沦落到贫民的最底层。
李凤亭生于何年何月，谁也不记得了。据他本人回忆，其生年大约在清朝咸丰元年（公元１８６２年）。他小时候遭逢荒年，有一次，跟着母亲去讨饭，当两人饥肠辘辘乞讨无门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野狗袭击，母亲挺身护子，结果被狗活活咬死。李凤亭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看着血肉模糊的母亲，只有嚎啕大哭。在度过了一段孤独无靠的流浪生活后，他替“下关东”的人赶马车，流浪到了关东。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3）
“关东”是对山海关以东的东北三省的旧称，当时人叫满洲。在清代，朝廷把关东划为禁区，除了流放的犯人外，汉人不能去东北。而河北、山东一代常闹灾荒，民不聊生，于是这片白山黑水、林海雪原便对关外的饥民构成极大的诱惑，大批的穷人朝山海关外流动。据方志记载，在清代，仅山东移往东北的流民便在７００到８００万人之间。在现在的东北人中，若寻根问祖，８０％以上其祖籍都在山东。
正是这些来自关外的流民，成为东北地区的真正拓荒者。
在成千上万的拓荒者中，李凤亭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享年８３岁，其中有６０个春秋在东北度过。其间，为了谋生，他赶过马车，当过工人，种过地，打过更，看过坟，做过流氓，当过土匪，也打过土匪，还当过银楼老板，可谓生活曲折，阅历丰富。他虽然不识字，但是胆大心细，头脑清楚，“是有名的厉害角色”。
李凤亭是一个永远不安于现状的人。当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东北人民痛苦不堪之时，许多人走上了野蛮冒险的道路。俗话说：“河北出响马，关东出土匪。”在当时的关东，响马、土匪啸聚山林，多如牛毛，如韩边外、刘罗锅、杨玉麟、刘永和、王和达等等，打家劫舍，杀富济贫，名噪一时。李凤亭也是其中的一员。在他做土匪时，有一次负伤躲在山洞里，被一位李姓人家的小姐救出，后来两人就结了婚。由于中国传统中有同姓联姻的忌讳，所以小姐改姓“吕”，瞒天过海，成了李家的媳妇。吕氏是辽宁人，当时属热河省。小女子长相一般，却极有个性，常常因一些小事与丈夫相持不让，７０多岁时，还跟８２岁的老头儿斗气不说话。两人一吵架，李凤亭就骂：“穷山恶水，丑妇刁民！”
吕氏给李家生了１２个孩子，其中夭折了五个，还剩下五男二女。
大儿子李孟谦是个村学究，日子混得实在一般，见过世面的李凤亭自然不大满意，于是把希望寄托在老二身上，他就是李敖的父亲李鼎彝。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4）
李鼎彝，小名季恒，字玑衡，１８９９年生。在父兄的资助下，他学习极其用功。１９２０年（民国九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国文学系。这俏逅脑硕后的第一年，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黄金时代。那年他２１岁。他亲耳聆听过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大师级人物的教诲，是真正被“新文化”熏陶出来的新青年。在他的同班同学中后来做出较大成绩的人很多，像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游国恩，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还有冯友兰、周德伟、陈雪屏等。李鼎彝１９２６年（民国十五年）毕业时，吉林省曾公费送他出国留学，但他养家心切，放弃了这个绝好的机会，返回东北，被聘为吉林六中校长。此时他已２７岁。在校长任中，为了补贴家用，他还在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做兼职讲师?
当时，吉林女子师范有一位女生名叫张桂贞，长得身材匀称、高矮适中、风韵独特，是哈尔滨道外北新警察分局局长张人权的大女儿。李鼎彝教高班时，她上低班，还是学校里的篮球健将。那时女子到新学堂念书的本来就不多，加上张桂贞的出色，故也小有名气。张桂贞小时曾被指腹为婚许配给徐通县富绅徐家，但徐家后来迁居上海。七年后，徐家赴吉林下聘礼，张桂贞因长辈疼爱不舍得让她远嫁，于是他父母将三女儿推出去顶替，始有了后来她与李鼎彝的婚姻。
在张桂贞嫁于李家之前，李鼎彝曾与一尹姓女子结婚。由于这位尹女士不能生育，与婆婆形成强烈的反差：她自己不能生，婆婆又太能生，她的可怜，自然也就加了一倍。这在当时“多子多福”的时代是极其危险的。李鼎彝曾找来医生给她看病，但尹女士受旧思想影响，非常“羞医”，不肯让医生看她的妇科病，结果难安于位，郁郁而死。李敖很早就听说了尹女士的这段故事，逢年过节还要同姐姐们一起折锡箔，装入大纸袋，烧给死去的亲人，其中有一袋就是烧给尹女士的。他对尹女士的故事感触颇深，从这一事件中，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摧残。后来，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援引此例。
李敖出生时，家住吉林道里二道街。关于他儿时在家庭中的地位，他的自传中有一段颇具调侃色彩的记述：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5）
妈妈生我的时候，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这种情形，在那时代，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中国汉朝就有“盗不过五女之门”（生了五个女儿的家，连小偷都不去偷）的话，一个媳妇，不老老实实生儿子，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生女儿，这像什么话？幸亏我应运而生，使妈妈立刻从“败部复活”，帮了她的忙不少。在生我以后，妈妈又故态复萌，连生了两个妹妹，那时我在家中的地位如日中天，直到最后弟弟出世，才算两权分立。①
据李敖的二姊李回忆，李敖出生后，李鼎彝高兴得当天就领着两个大女儿，穿着奇装异服跑到电影明星广告前面拍照留念。李说：“其实只是大人们宝贝敖弟，在我们四个姐姐眼里并没有当他一回事。敖弟除去在长辈那里到处吃香之外，姐姐们面前也捞不到便宜。我们家思想较开放，男尊女卑的观念并不严重，敖弟只是‘物以稀为贵’罢了，更何况李敖的四个姐姐哪个是好惹的？”②
李敖最初的小名叫“安辰”，但很少有人这样叫他。大人们常用“噢，噢”的声音逗他，四姊亦喊他“小噢”，于是喊着喊着，“李敖”便成了他的大名。李敖说：“在发音上，我倒由第四声的‘傲’音，慢慢倾向喜欢第二声的‘熬’音，一来忧患使然，二来第二声听来响亮一点。”①
由于李敖在男丁中排行老大，就格外受到家人的重视。他的父母又都是受新文化熏陶的一代，李敖的家庭环境自然是比较宽松的。
李敖的祖籍是山东潍县，但由于父亲上大学是领吉林省公费，故其籍贯就改为吉林省扶余县，在当时只是李鼎彝一人改，直到１９４９年赴台后，由于户政机关的规定，才将全家人的籍贯统一改为吉林扶余。
“九一八”事变前，白山黑水的东北地大物博，加上成千上万开拓者们的辛勤劳动，千里荒野化为夏耕冬猎的富庶之乡，是真正的黄金时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和苏俄为争夺中国领土，在东北摆开了战场。东北人民泪洒胡尘，饱尝了做亡国奴的痛苦与辛酸。李鼎彝为了躲避战乱，不做亡国奴，１９３７年携老幼１９口人举家南迁，到了北京，完成了他计划多年的“出满洲记”。此时，李敖两周岁。
在北京，李敖一家曾数次搬迁，先住四十二条门楼胡同，不久搬至内务部街甲八号，最后才搬到了居住时间最长的同一条街甲４０号——这是李家远亲沈铭三的一座宅院。在这里，李敖随着他的家人一住便是１０年。
为了谋职，李鼎彝最初找过他的老师胡适。此时的胡适正在倡导“好人政府”，走红于国民党政坛。他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频繁出访美、英、法诸国，宣传中国抗战，请求国际对华支持。可能是李鼎彝当年成绩平平，在胡大博士的印象中，早已不记得这个弟子了，事情自然没有下文。李鼎彝只有另觅他途，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法部找到一份小差使。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6）
当时的北京政府职员薪水极其微薄，且常常拖欠。李鼎彝要靠此养家糊口，其家境窘迫可想而知。他每天上班只能一大早就动身，步行从东亲叩轿鞒牵下班再从西城走回东城。此时李敖三四岁，已有了记忆，他清楚地记得?
那时我们住东城，为了省下车钱，爸爸每天走路，走到西城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在面包行里买两块面包，一块给全家最老的——爷爷——吃，一块给全家最小的——我——吃。他自己和其他的人，都看着，不吃。①
幼小的李敖，已经朦胧感觉到了身逢乱世的悲凉与辛酸。
李鼎彝持身方正，做事沉稳，在法部工作表现得非常出色，三年后受到上司的赏识，被任命为太原市禁烟局局长，李敖时年６岁，亦有了随母亲坐火车赴太原的经历。
太原在山西省中部，是一座人口众多的大城。从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３年，李敖一共到过这里三次。他记忆中的幼年生活，从此时开始变得逐渐清晰起来。他在太原的时间不长，但这座古城在他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黑色的Ｔ字形的局长专车，那扑鼻而来的戒毒房中的水泥味道，那颇像丰子恺漫画中的阿Ｑ的挑水夫，那在婚礼酒宴上出现的“女招待”，那“有一点鬼气”的冷清的高房子，那公园里有五只脚的怪胎牛，那来自侵略者国度的相扑表演，那医院里做标本的人体骷髅……几十年后依然历历在目。最令他难忘的是，在禁烟局的大操场上看到的鸦片，一块块砖头大小、排列成阵，像到了砖窑似的。他想，任何毒枭都不会比自己看过更多的鸦片！
这种“大世面”，在那个时代，在他的同龄人中，是很少有人见得到的。
１９４３年秋天，正是香山红叶层林尽染的时节，七岁的李敖从太原回到北京，就读于距家不远的新鲜胡同小学。过去，这里曾是明朝大宦官魏忠贤的生祠，距离风蚀残破的城墙根儿很近。他听说，大学问家梁实秋幼时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可见，这所小学的历史已经很久了。在这里，李敖度过了他小学的全部时光。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7）
１９４８年夏天，李敖小学毕业，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市第四中学。
１９４８年冬天，国民党政府在北方的局面江河日下，北京岌岌可危。此时，已辞官回京的李鼎彝又想到了逃难，他认为有长江一江之隔，退到上海也许要保险一些，于是变卖了在北京买下的房子，带家人分四批逃到上海。在由天津到上海的辗转行旅中，李敖饱尝了背井离乡和流离失所的辛酸，此时他已开始懂事。他在《十三年与十三月》中描述了当时面对国共之战的复杂心情：
在廊坊附近，火车开得奇慢，铁路是刚刚抢修好的，旧有的铁路被共产党给扒了，铁路两边，到处是劫后疮痍，一片战乱的景象。
在天津，最后等到了一班船——锡麟轮。在码头上，已经是一片乱局。许多伤兵聚集在那里，五叔和一位伤兵谈战局，敬了伤兵一支烟，伤兵感谢得溢于言表。伤兵口中的国共之争是内战，是兄弟之战。其实，要说内战，说兄弟之战，可有比这更具体的。当时河北省东边有两个兄弟，哥哥被国民党拉去当兵了，弟弟被共产党拉去当兵了，结果竟在战场上相对开枪，互相把对方打死了。梁秋水当时写了《冀东兄弟行》，有“兄弹弟腹穿，弟弹兄脑裂”的描述，原诗凄惨，我至今不能忘记。
锡麟轮很小，我生平第一次坐轮船，不断的在甲板上张望。船开出渤海，经过山东，远远的一片大陆，引起我一番对比：半个世纪前，爷爷那一代从山东北上，出发到东北；半个世纪后，我们这一代却绕山东南下，出发到江南。好像爷爷那一代的努力，都完全作废了，陶渊明“根株浮沧海”的诗句，正是准确的预言。①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8）
到上海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李敖的姐妹们都辍学了，只有李敖一人继续上学。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５日，他又从初一念起，读的是上海缉规中学（即今上海市东中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李敖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时，立刻被那漂亮的建筑吸引住了。他觉得比起北平四中的母校来，这所学校的确太贵族了。它的建筑，既优雅又精致，十里洋场的学校，与文化古城的学校风格就是不同，豪华的程度也完全不同。李敖听说，胡适在上海落魄时，曾在此教过书，后因为喝醉了酒，打了警察，才自动辞职。这所学校原名华童公学，后来为了纪念清朝在上海的头儿聂缉规（曾国藩的女婿），才改名为缉规中学。
此时，李敖已长成一个大男孩了。他性格中的“奇气”和“悍气”逐渐明显，并且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世界观。
也就是在此时，历时６６天的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已经结束，国民党大将黄维、杜聿明等先后被俘，整个江北全部失守，上海亦危在旦夕。李鼎彝在老同学原兴安省教育厅长、国大代表张松涵的劝说下，决定携全家逃往台湾。
李鼎彝为什么要从北平逃往上海，又从上海逃往台湾？当时的李敖年龄尚小，不可能深思，但他还是产生疑问，有时甚至出现误会。他似乎感觉到了父亲在行动中的那种神秘和无奈，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谜团直到６０年代才得以解开。那是他接到的一份国民党大员吴焕章签署的致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密件：
吴主席焕章致中央调统局郭副局长紫峻原函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9）
径者启：查李季恒同志，字玑衡，于九一八事变后，即与焕章商定潜在哈尔滨策动抗敌工作，组织黑龙江省青年抗敌会，并利用吉大同学数十人，散在各地中学，作抗敌工作。二十五年春，敌人对东北知识阶级大事残杀，李同志逃来北平，初在中山中学教书，继去南京，由焕章与吉林省党委刘守光（刘党委曾在哈与李同志共同工作）同志商定，仍请李同志在平负责工作。七七事变后，又商得焕章等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作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继由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付以委员名义，负责平津地区抗敌工作，招致东北青年至后方求学，并掩护敌后工作人员活动，与后方工作人员在平眷属赡护等。李同志初在伪组织内充任法部科员，后以平津工作被敌人严密监视，而后方之经济上补给又时感不足，李同志遂转任太原分局长，局面即较扩大，抗敌工作自易进行，被掩护之同志亦较多（河北省工作人员尹金涛、王敬之、王馨阁等数部工作人员，均在掩护之列）。当时李同志一面完成焕章付与之工作，一面利用职务上之便利，作禁烟禁毒之宣传工作。后敌人侦知李同志行为可疑，遂假贪污为名，举行二百余人之大检举，幸李同志事前有所闻，将抗敌工作痕迹完全毁灭，使敌人无由发现。至所诬之贪污，虽经敌人半载之详密调查，与酷烈刑讯，竟未发现丝毫污浊之处，即当时伪华北组织亦认李同志为清白。故此冤狱，虽经半载之久，而对伪太原禁烟分局长之职，终未派人。李同志出狱后，认为太原抗敌工作不能进行，遂托病辞职，辗转传递消息，拟去后方服务。焕章以抗战日亟，勉使仍在华北相机作抗敌工作，李同志遂困居北平（二年），但仍继续推动抗敌工作，直至敌人投降时为止。焕章除将李同志十数年来抗敌工作，逐项详报中央外，相应将李同志在华北工作概况函达，敬希
查照为荷。此致
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郭
前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
现 任 兴 安 省 政 府 主 席①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10）
查李季恒字玑衡（学名鼎彝），本人当年任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为李同志在敌后工作便利起见，故未用其本名委派。此一抄件，确为本人专函中央调查统计局郭副局长紫峻之原稿，特予证明。
吴焕章
原来父亲是一位资历颇深的抗日工作者。由于他做的是地下工作，所以在沦陷区即使背着“汉奸”之名，也不去辩解和澄清。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自己的革命，他不能不跟着“政府”走，“政府”走到哪里，他也只能跟到哪里。
当时，李敖的大姊、二姊均在北京，大姊刚考上辅仁大学医学系，并选上系花，正在兴奋之中；二姊在贝满女中上高三，毕业在即，认为可以晚一点走。加上她们的四姑父丁锡庆（陈纳德飞虎队要员）承诺能买上机票，故都留在北京。谁知形势急转直下，北京很快被围、被解放，除了国民党的高官外，谁也搭不上飞机了。她们做梦也没想到，与家人再次团聚已是４４年以后的事情了。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１日的清晨，上海码头。初一未上完的李敖，背着他的五百本藏书登上了逃难的中兴轮，开始了他们家族史上的又一次大迁徙。
此时与李敖同赴台湾的兄弟姊妹是：三姊李琳，四姊李，大妹李珈，小妹李璎，弟弟李放。
坐在堆满了行李、物品的甲板上，望着东方浩渺无际的大海，李敖心中茫然一片。在他年幼的心灵里，充满了背乡离井、无家可归的怅惘与苦涩。回首过去，如果还有一丝丝亮色的话，那便是他经历过或听说过的一个个“奇人”的故事了。
第一部分他向往“伟大惊人”（1）
二、他向往“伟大惊人”
少年时代的李敖，十分崇拜“奇人”。
在他心目中，凡是秉奇气、有奇能、具奇才、怀奇情者，包括那些了不起的伟人，李敖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且潜移默化地受到这些人的影响。
李敖的二姐李小学毕业了。她买了一本纪念册请同学们题词留念，许多同学都画了图或写了字，李敖见了，也凑上去，在二姐的纪念册上画了一条船，船上单枪匹马站着一个人，手里撑着篙，船下还可以看到水波。旁边写了几个字，内容是：
二姊：
　　　伟大惊人
　　愚弟　小敖　六月二日
李敖在几十年后提到此事时说：“后来二姊把这本纪念册寄给我，我看了这歪七扭八的四个大字，完全不记得了。‘伟大惊人’，想是与二姊共勉的话，也许二姊从不敢以‘伟大惊人’自居，那就全是愚弟自道了。”①
“伟大惊人”，不同凡响，正是幼时的李敖对“奇人”的最高理解。
第一部分他向往“伟大惊人”（2）
在李敖儿时的记忆中，他最佩服的人物首先是他爷爷李凤亭。
李凤亭个子不高，但短小精悍，满脸透着聪明，双目炯炯有神。在李敖二姊的记忆中，他已经衰老得只能“拄着拐杖，斜着肩膀走路”了。所以，李敖对爷爷的印象大多都是从大人的传说中得到的。他在自传中称李凤亭是有名的“厉害角色”：
他做流氓时代，一天在农田里设赌局，做庄家。聚赌的人里，有一个流氓某甲，手气不佳，每局都输，现金先输光，接着马输光，接着行囊输光，接着外套输光。最后他输火了，拔出刀来，在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开始“肉赌”。肉赌是一种无赖的赌法，赌徒赌火了，一割肉的时候，庄家若不巧输给他，不能赔钱，只能赔肉。据资料记载，明朝大宦官魏忠贤，年少无赖，做赌徒输了，就表演肉赌，他割的不是大腿，而是他的生殖器！（庄家若输，当然也不能例外）一般说来，赌徒一表演肉赌，庄家必须大量赔钱，破财消灾，免得万一一输，就要以肉赔肉。某甲这次表演肉赌，大腿上肉血淋淋，往台面上一摆，大家都相顾失色。而做庄家的李凤亭，却面不改色地说：“好小子！你来这一套！割起腿上的肉来了！你有种！可是你给我搞清楚，这一套别人吃你的，我李凤亭不吃！你肉赌，按规矩，不是我输了才赔你肉吗？不是我输了再割都不迟吗？不是我赢了就不割了吗？可是为了不怕你，为了比你小子还有种，我先割给你看！割下来，我赢了，就算白割了！”说着，就拔刀朝自己大腿上割下肉来。①
这种在常人看来只是一种亡命之徒放刁撒赖的行为，在李敖眼中，却成为具有传奇色彩的壮举。李敖对爷爷万分佩服，他常常想起《吕氏春秋》中“齐之好勇者”互相割肉下酒的故事。他认为，爷爷就是那个勇者。
三十多年后，李敖告《自立晚报》诽谤罪，提出索赔。对方律师说不应索赔，李敖说：“以我的性格，我的确不喜欢要人赔钱，而喜欢“威尼斯商人”（Ｔｈ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ｏｆ Ｖｅｎｉｃｅ）式的干脆割仇人一磅肉，但是，法律能允许人割肉吗？所以，要人赔钱是大家公认的文明方法。”在李敖心中，这种“割肉式”的斗狠才是勇者，这种心理有多少是来源于他少年时代对爷爷的崇拜，值得研究。
第一部分他向往“伟大惊人”（3）
还有一个故事是说，爷爷七十多岁时和老大两口住在郊区。一天晚上，被一伙土匪包围，在墙外高叫开门。大爷、大娘已吓得面无人色，但是爷爷却镇定异常。他下令大爷、大娘在室内大声吹警笛，自己却拿起一根张飞用的武器——丈八蛇矛，从前门跑到后门、从后门跑到前门，向土匪呼啸叫战。土匪们没有想到：居然会有这样一个倔强不怕死的老头儿，手拿丈八蛇矛，保卫家园，毫无让步之意。俗话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大概他们被这种从来想像不到的英勇行动震慑住了，最后只好撤退。
这种临危不惧、处乱不惊、不畏强暴的大勇，亦对李敖的思想产生极深的影响。成年后他八面树敌、以一人敌一党，受到政治迫害后，在法庭上、在监狱中、在刑求时，都以释迦牟尼和耶稣自许，表现得泰然自若、视死如归，这种大勇，实有前因。他在回忆录中曾夫子自道：“我生平在勇敢、强悍、精明、厉害、豪迈上，常‘有乃祖风’，也是由佩服爷爷而来。”①在笑傲江湖的生涯中，他经常提及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宁鸣而生，不默而死”等信念，可以说正是对这种大勇精神的奇特的继承。
若从遗传学的角度讲，李风亭的勇敢、强悍、精明、厉害、豪迈，在几十年后李敖的身上都一一得到了体现。不过，李敖的悍、勇、侠、义、刁、野、顽、烈，加上他的学识和智慧，与爷爷相比，都高杆得让先祖只能望其项背了。
给少年李敖以深刻影响的第二个人物当是他的父亲李鼎彝。
从遗传学角度讲，李鼎彝和张桂贞皆属于Ｏ型血，在性格上，李敖禀承了该血型的“急躁热情”，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方面。如果说李敖在他爷爷身上直接遗传了强悍决绝的大丈夫气魄，那么父亲了不起的文化阅历，则是李敖契入新文化的机缘。李鼎彝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并亲历“五四”北大的黄金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他经常对李敖讲起北大教授如鲁迅、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风采。那发生在中国最高学府里面的故事给李敖留下极深的印象。
第一部分他向往“伟大惊人”（4）
他讲到蔡元培解决学生打架的故事。一天，一个湖南籍的学生打了故意挤兑他的湖北籍学生，两人找老师没找到，找到诵３げ淘培。老校长既不和稀泥，也不动用训导规章，更不乡愿。他对湖北人说：“如果你不该打，他打你，他是妄人，你不必和妄人计较；如果你该打，他打你，你自己评判吧！”两个人都没说话，鞠躬退出；看热闹的也都没说话，鞠躬退出。李敖觉得，蔡元培片言解纷，真是高杆极了，这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水准?
他讲起鲁迅上课的情形，鲁迅上课，把讲义一丢，态度倨傲已极。
他讲起魏建功的故事。盲诗人爱罗先诃到中国来，大家捧他，魏建功独持异议，说：“我们不能盲从。”这件事引起鲁迅等人的抨击，魏建功却大大出了名。
他又讲到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到日本讲学，蔡元培想请他顺便到中国来，传说爱因斯坦开价多少多少钱才肯，蔡元培筹不出这些钱，只好作罢。事后，蔡元培大骂犹太人爱钱云云。对这一项，李敖一直感到可疑，他认为爱因斯坦并非爱钱的人。
父亲讲到的这些秉奇气、具奇才、有奇行的大师级人物，在李敖幼小的心灵中不知产生过几多神往。他羡慕父亲的阅历，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他感受到了那种民主、自由与科学的思想，以及那种“敢为天下先”的自由创造与理性反抗精神。耳濡目染，少年的李敖就直接“身在最高层”。父亲以及他口中人物的经历和形象亦成为他模仿的榜样。２０年后，他在台湾大学对老北大系的学者如胡适、姚从吾等的亲和感，当溯源于此时。家庭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他的现代意识和人格的形成。这种家学渊源的底气也是非当时的同龄人可比的。
李鼎彝对少年李敖的影响主要是在文化层面，他的政治背景李敖却一无所知。直到十多年后，他得到那封吴焕章致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密件，才对父亲有了全新的了解。此时，李敖对父亲的态度更是崇敬有加了。
李敖在太原小住期间，不仅见识大长，而且还结识了一个对他而言堪称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他家的佣人温茂林。
第一部分他向往“伟大惊人”（5）
温茂林４０岁左右，长得中等身材，两眼有神，有腮无肉，穿着裤角缠绸带的黑棉裤，留平头，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民形象。他憨厚、淳朴、耿直，文化程度不高但有正义感，敢于仗义执言，略带江湖侠气，属于李敖后来所说的一眼看上去就有奇气的人物。
温茂林的职责是负责照顾少年李敖的饮食起居，整天和李敖形影不离。由于他的尽心尽职，受到李家的器重，后来跟李敖从太原到了北京，继续照顾李敖。李敖十分钦佩他的个性，他说自己日后的一些耿直脾气，其实是深受这个男佣人的影响。
温茂林能画“一笔鸟”。就是一笔下来，不间断地连成一线，画出鸟来。李敖认为奇特无比，大为佩服，跟着全套学到，他把它们画在墙上，左右对称。左边写上“温鸟”，右边写上“李鸟”。
记得有一天，父亲把几只中国旧式茶碗放在桌子上就出门了。李敖看见茶碗四周画中的男人女人都没穿衣服，非常好奇。这时温茂林走过来，声色俱厉地向李敖说：“这种东西，不准看！”弄得李敖莫名其妙。十多年后他想起这件事，才恍然省悟到自己看到的是瓷器上的春宫画。这种“非礼勿视”的思想亦深深地感染了他。
给幼时李敖以较深影响的家庭成员还有外祖父（李敖叫姥爷）张人权。他像崇拜爷爷一样崇拜外祖父那大丈夫的气概。李敖出生时，外祖父已经去世，关于他的为人行事亦是从人们口中得知，倒是他的遗像令李敖经久难忘，几十年后，他在“自传”中写道：
他长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威严无比。他有一张大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照片中的眼睛不论你从哪个角度望去，好像都一直盯着你，教人为之生畏，为之想到乔治•欧威尔《１９８４》中的“老大哥”。①
第一部分他向往“伟大惊人”（6）
“老大哥”是英国现代作家乔治•奥威尔笔下的一个独裁者，他的粗犷、英俊而威严的巨幅画像无处不在，象征着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统治。“老大哥”画像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这里，李敖显然是取其表层意。
李敖在大学日记里曾经写道：“我喜欢一种溢于眉表的精明英雄之气，两眼有一种锐利逼人的闪光，嘴唇紧闭，牙床咬紧，神情沉毅，态度坚决，一望就有一股慑人的奇气，轩昂不凡。”①并且有意去模仿。其实，李敖在这里所描绘的正是他少年时代对外祖父的印象。
外祖父是哈尔滨警察局下一个分局的局长，为人耿直，不喜欢拍马屁。他的上司在台上，他不理；上司垮了台，他却跑去“烧冷灶”。
李敖在外祖父身上学到了为人的爽朗和为人的决绝，做一个堂堂正正自尊自强的人，而不是做一个勉求别人或乞求别人怜悯和施舍的人。这种做人的标准可以说影响了李敖的一生。
在北京度过的少年时代里，对李敖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一个人，是他称为“二太老爷”的沈铭三。他是前安东（今丹东市）省主席高惜冰的亲戚，也是李敖外祖父的亲戚，大家称他沈二爷。他也是一个有“奇气”的人。
沈铭三在北京有许多家产，他靠家产吃饭，也没有什么职业。事业无成，却禀奇情。他年少时荒唐过，爱上一名妓女，救她出来，就结了婚，但没有小孩。夫妇俩感情极好，沈二爷从此不二色。他在北京内务部街和史家胡同中间，有一大片房屋，其中内务部街甲４４号这座房子，就租给了李家，前后１０年，直到１９４６年李鼎彝购置了房产才搬走。
李敖从这个“二太老爷”身上学到的东西主要有两点：一是做人，二是读书。
第一部分他向往“伟大惊人”（7）
在李敖眼中，沈二爷是典型的中国正派绅士，爱护朋友，对朋友忠心可靠，给李敖留下极为难忘的印象。李敖在“自传”中写道：
他跟爸爸的交情极深，他生于１８８７年，比爸爸年纪大，他对国民党以前的政治社会，有着微妙的眷恋。他不相信国民党，认为国民党自私，没原则，不可靠。当国民党签了《中苏友好条约》，让外蒙独立的消息传来时，他气愤地对爸爸说：“玑衡，你看，国民党在卖国！”后来局势逆转，国民党收缴黄金以发行金圆券的时候，他基于对国民党的不相信，坚决不肯拿出黄金来兑换，他说宁肯被查出来，黄金没收，人枪毙，他也不让国民党来骗。①
后来他凭着自己留下的黄金，逃难到了台湾。在李敖父亲去世后，他在大热天里，四处奔走筹募“李鼎彝先生子女教育基金”，使李敖姊弟几人能完成学业。
这种对朋友的“义助”，李敖后来把它化作了自己“古典”品德的一部分。他义助严侨、殷海光、柏杨，义助慰安妇，义助台湾民主运动等等，无不流露出当年这位“正派绅士”影响的痕迹。
沈二爷的文化程度不高，他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启发了李敖，使他从小就读到了一本“奇书”，那是沈二爷最爱看的一部书——明朝进士吕坤的《呻吟语》。李敖说：
沈二爷的立身行事，使我注意到《呻吟语》，使我对许多传统人格的形成过程，发生了兴趣。《呻吟语》是中国正人君子的教科书，在沈二爷身上，我看到了正人君子的一个典型。沈二爷使我对朋友之道，变得甚为古典，我变得喜欢交够朋友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旧式的。
我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我觉得这种友情现实，速成，而易消，因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心耿耿，他们对我，也是一样。①
第一部分他向往“伟大惊人”（8）
李敖读小学二年级时，级任是位姓崔的男老师，他是一个非常刻板的人，沉默寡言，永远是一袭旧“阴丹士林”蓝布长袍。他每次进教室后先不说话，而是拿出鸡毛掸子，清扫讲台桌椅。他动作很慢，很有规律，包括每一条桌面下的边，都不放过。整个清理过程他一言不发，全班同学也一言不发，看着他天天大扫除。
崔老师给李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崔老师的那件蓝布大褂儿，那种长袍的古风和谨严，给了李敖一种奇异的审美。也许，胡适身着长袍的形象更增强了他的这种意念，到大学时，他身着长袍潇洒地出现在校园里、课堂上，成为台大一怪，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李敖在少年时代还有过一次奇遇，就是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民族英雄马占山将军。他回忆说：
我的老姨父李子卓的妹妹，是王家桢（树人）的太太，王家桢是吉林双城县人，是张学良走红时候的外交部次长，抗战胜利后做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我家那时租他们家的后院，我有时到前院来玩。有一天，马占山将军来看王家桢，我见他走进来，心里无限崇敬，那时我是初一学生。马占山将军很会骑马，在马上能双手用枪，神乎其技。有一次在零下３０度的雪地中，枪管炸开，炸掉了他的手指，所以他的一只手总是戴着手套。②
李敖见马占山时已经１３岁。因马占山祖籍吉林怀德，又发迹于白山黑水之间，这种同乡关系更使李敖产生一种亲和感。两人虽然没有什么交往，但就是这一面，对李敖的影响也是极其剧烈的，以致他在后来的自传中对这位崇敬的英雄的抗日功绩大书特书了一笔。
在李敖的童年，他听说过亦遇到过许多形形色色的“奇人”，他们虽然身份地位不同，但那种非凡的才情言行却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同情替国民党背黑锅的张学良将军，崇仰率先向日本侵略者开枪的“第一号民族英雄”马占山，向往蔡元培等大师级人物的风采，并在与现实中的“奇人”接触中，由好奇而对他们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仰慕之情。由仰慕到模仿，到探究，这些人的行为最终对他的成长潜移默化地产生了影响，民主思想、爱国热情、行侠仗义、好勇斗狠、建功立业等等都成为他的品德和人格的一部分。这一串串有棱有角、闪闪发光的人物，在他的小脑袋里占据了一个又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激励着他去读书，去交友，去爱，去恨，去实现他那小小年纪便萌发出的“伟大”的理想。
如今，当他孤独地坐在难民船的甲板上，回望那渐渐淡出的大陆时，他的脑海里出现的依然是这一串串有棱有角、闪闪发光的人物。
第一部分困学中的成绩（1）
题记
志在挽狂澜，
北望气如山，
十年如未死，
一气可冲天。
——李敖《立志》
一、困学中的成绩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２日黄昏，台湾基隆港。
天空灰蒙蒙一片，大雨滂沱，海风呼啸。海港两侧连绵起伏的群山在急雨中时隐时现、扑朔迷离，状如鸡笼的港口轮廓早已淡化在雨雾之中。
李敖乘坐的难民船中兴轮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像一位疲惫不堪的老人，在风雨飘摇中缓缓停泊在这个素有“雨港”之称的码头。
在李鼎彝全家人的眼中，这座漂泊在波涛中的小岛一切都是那么陌生、疏离、迷茫、吉凶莫测。
李鼎彝的老友张松涵早在码头上迎候多时。一家人上岸之后，未及停留，便于茫茫夜色中随张松涵冒雨驱车直赴台中。
台中市是台湾第三大城市，坐落于台中盆地的中央。这里四面环山，气候温和，发源于合欢山的大肚溪平静地依傍在小城的南侧，它的两条支流自北向南从市区缓缓流过，将小城的街巷浸润得洁净而幽雅。早在１８８６年（清光绪１２年），清廷便将此地作为台湾首府。在城内中山公园的炮台山上至今尚有清朝首任巡抚刘铭传建城筑楼的遗迹。日本侵占时期，亦在此设州厅。自古以来，这里便是台湾佛教文化的中心，寺院、学堂林立，有着浓郁的文化氛围。
第一部分困学中的成绩（2）
在张松涵等朋友的劝说下，李鼎彝决定在此安家。
踏入台岛的第二天，李鼎彝以三台两黄金买下了模范西巷云龙里７２号的日式房子。接着便奔波谋职。经过两个多月的周折，这位当年太原市的禁烟局长，在北大同学、“立法委员”王墨林的帮助下，做了台中一中的国文教员。李敖也以初一上的身份，跳班考取了台中一中，进了初二上。当时初二有甲、乙、丙、丁、戊、己六班，李敖编在初二上甲。
此时的台中一中正处在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一方面校长金树荣热心办学，一方面师资力量雄厚，许多从大陆逃难来台的高学历者为求谋生，多从教职。李敖就是在这个时候入的学。在这里，他从初二上到高二，度过了四年的少年时光。
初到台湾的李鼎彝最头痛的便是生计问题。此时他已５１岁，长年的奔波和操劳已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他本患有气喘病，妻子张桂贞又刚做过手术，靠自己一个人工作，要养活九张嘴，入不敷出。他在日记中便有“人多食少，担当不起也”、“卖出金少许，借维持数日，日来物益贵而金钱益贱，情况日非矣”、“为生计问题，详议甚久”等记述，其困境可知。
李鼎彝心情沉重。单靠从大陆带来的一点黄金维持家人的生活显然已远远不够，妻子又突然患恶性疟疾差点儿送命，小六因营养不良得了肺结核，自己又有病在身。但为了养家，他只好以带病之身到处寻找工作，除一中教职外，还要到处兼课，超负荷运转。即使如此，全家９口人的生活依然捉襟见肘，生活在贫寒之中。
李敖此时１４岁，这是一个充满了五彩缤纷的梦幻的年龄。
有一次，他所在的班要去远足，他兴奋异常，在大陆时就耳闻日月潭之名，便提议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通过。当他兴冲冲地跑回家向爸爸伸手要钱时，爸爸摇了摇头，并板着脸对他说：“我们家早起刷牙，买不起牙粉，更买不起牙膏，只能用盐水刷牙，哪有余钱去日月潭呢？”就这样，他眼睁睁地看着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踏上了远游之路，只能痛苦而无奈地呆在家中。几十年后想起此事，他的心中依然难以释怀，“全班在日月潭日月潭，我在家里日月潭。”
第一部分困学中的成绩（3)
初二时候，童军老师王福霖选拔优异学生参加菲律宾的童军大会，李敖被老师看中了。王老师找到他说：“应征需交一张头戴童军帽的照片，你快去办吧！”他哪里知道当时的李敖穷得连照相的钱都掏不出。但这次应征对少年李敖又是那样充满诱惑力，怎么办？他从家中翻出在大陆时的一张旧照，用毛笔画上一顶帽子交差。谁想画好后，横看竖看都像戴着帽子照Ｘ光，帽里的脑袋发生排斥作用，老朝外透，跟帽子打架。他愈看愈不敢亲自去交，乃央求班长陈正澄代递。害得正澄和他的现代画，一律被王老师斥回。王老师说：“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照片。”自然菲律宾是去不成了。于是，“别人在菲律宾菲律宾，我在家里菲律宾。”
由于经济困难，李鼎彝已把从大陆带来的一点黄金变卖光了，惟一的房产模范西巷的房子也不得不卖掉。好在台中一中分配给了他们半幢宿舍，是新北里存德巷１３号一幢日本木屋的一半，只有八个榻榻米大，外加前后两个小玄关，破旧而狭窄。一家９口人挤进去，其拥挤可想而知。后来因为长久付不出薪水，随他们来台的女佣老吴也“跳槽”转到“立委”阎孟华家帮佣，李家有幸住到木屋的另一半（有十多个榻榻米大），住房才稍觉宽松。李敖一人分到两个榻榻米大的空间，是全家最幸运的一个。在这个独立天地里，他一桌一椅四壁书，坐拥书城，俯仰其间，自得其乐。这一段生活，奠定了他在知识思想上过人的基础。
读书是李敖最大的快乐。在一中的大部分时间，李敖都是在学校的图书馆中度过的。该校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李敖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他曾回忆说：“最使图书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最得意的一门绝技。”①
除了台中一中图书馆，李敖又向省立台中图书馆发展。
第一部分困学中的成绩（4)
台中图书馆位于台中公园（今中山公园）北侧，是台中市历史最悠久藏书最丰富的一座图书馆。他根据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开始埋头他的“学术研究”。在１９５２年８月２日到２７日的１８天中，他坐在图书馆的长板凳上，写成了约四万字篇幅的《四部备要暨四部丛刊书目对照表例》。《四部备要》和《四部丛刊》是泄两部学术精华大全。前者１１０００卷，后者８５４８卷。李敖做梦都想着拥有其中一套，然后把另一套中前套未收者购齐，但那丛书的天价使李敖的梦想不可能实现，于是他决定先做一些实现这一宏伟计划的准备工作，将两套大书对照，找出它们的书目差异，然后先购买两者皆未收入者，待条件成熟，再买其中的一套。这是他当初“研究”两书的主要动机。在这１８天中，他几乎每天都跑图书馆，当时他刚念完高中一年级，１７岁，已写了《李敖札记》四卷。可以看出，此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功力和用功。这与他３０年后的智慧和成绩，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
在台中中学，给李敖影响较大的一位中文老师叫杨锦铨，２７岁，学历不高，台湾海疆学校毕业，但书教得极好，又善于启迪学生。他任学校事务主任，有方便的条件为学生提供蜡纸、白报纸、油墨等等，鼓励学生办“初三上甲组报”，于是班长陈正澄任发行人，李敖做总编，赵天仪（后成为诗人）写钢板，他们办起了小报。一次还因为批评到了高班生，惹得众学兄来兴师问罪。这是李敖办刊物惹祸的开端。
在初二到高一这段时间，李敖由于中文程度好，经常参加各种演讲、辩论和论文比赛。初二时参加台中市第四届语文演说竞赛，得初中组第二名（第一名是四姊，她代表省立台中女中；第三名是张立纲，他代表台中二中。张的哥哥张立豫后来成了四姊的丈夫，张亦成为院士级的学者）。高一时，李敖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皆获第一名。高二时，他在《合作经济》第２卷第１２期发表了《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这篇文章是李敖参加庆祝第３０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获得全台湾第一名，并拿到他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他用那笔钱买了中华书局版的《饮冰室合集》。
在参加各种比赛以外，李敖发表有《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英伦归来〉的启示》、《生也有涯知无涯》等文章；另外还写有《学习英语的目的》、《诸葛亮的军政》、《虚字的对联》、《字形的对联》、《“毋忘在莒”的出处》、《行李考》等十多篇短文。此时，他１８岁。
第一部分困学中的成绩（5)
在台中的日子里，李敖的思想一度处于迷乱之中。
此时的台湾，正处于一个泛政治化时代。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设防，退守台岛的蒋介石如同注射了强心剂，又伺机欲动。他把“反攻大陆”作为国民党当局的基本方针，提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确立了“反共抗俄”、“反攻复国”的基本对策。他把９０％的财政收入都用于扩军备战，经济上无长远的建设规划，一切配合“中心”展开。在政治上，他通过“国民党改造运动”重组中央领导机构，培养自己的亲信入阁，使国民党真正成为“蒋公天下蒋家党”。为了有利于独裁统治，蒋介石在保留了含有民主成分的原“宪法”的同时，又保留了当年限制民主的《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一手举着“民主”大旗，一手握着“临时条款”的大棒，在台湾实行持续达３８年之久的戒严状态。台湾成为双轨体制下的“白色恐怖岛”。
５０年代的台湾，在文化思想领域，如果说还有一点自由与民主的声音的话，那就是《自由中国》半月刊。《自由中国》的传播是逃台的自由主义文人为理想奋斗的一大盛事，寄居海外的自由主义学人林毓生称之为“政府戒严令下，民间最主要的、站在推行自由与民主的立场批评蒋氏威权体制的言论机关”。①而江南则在《蒋经国传》中把它称作是荒漠中仅有的一片“清泉甘冽、棕榈婆娑”的“绿洲”。李敖的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正好贯穿了《自由中国》由生到灭的全过程。他不仅与该刊的雷震有了直接的联系，而且也成为该刊物的一名撰稿人，他的思想与《自由中国》及其同仁如胡适、殷海光、毛子水等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他是在胡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文人的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位新生代的典型。
第一部分困学中的成绩（6)
５０年代的台湾就像一只黑夜中迷途的航船，颠簸、震荡、骚动不安。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李敖带着迷惘和孤独走向了成熟。
在知识上，一方面，他能够博览群书，“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另一方面，台湾现代思潮的杂乱使他的思想一度处于迷离彷徨之中。老师和父母已很难在思想上“引导”他，书本已把他带入一种新的境界。早在六年级时，他的书架上已有了《中山全书》，也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还有大量的左派书报，从《观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他后来回忆说：“这些早慧的成绩虽然带给我那小头脑不少的骄傲，可是也带给我不少的迷乱。”
在进入台中后至高中二年级这一段时间里，李敖随着自己知识的增长，深感中学教育已难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对制式教育愈来愈感到不能容忍，他说：
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京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ＩＱ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高一时候那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就可看出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经完全不能容忍，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①
第一部分困学中的成绩（7)
这种“知识上的傲慢”（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ｒｒｏｇａｎｃｅ），使他打定了休学自修的主意。
１９５３年，李敖升入高三学习。入学十几天，他就向父亲提出休学的请求，甘愿在家自学。父亲李鼎彝时任台中一中中文科主任，随其自然，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于是，李敖回到了他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在这一段困学的日子里，李敖结交了一大批“够朋友的朋友”，他们在一起谈学论道，互相沟通，感觉受益匪浅。其中的许多人在走上社会以后，依然与李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陈正澄、张育红、韩毅友、杨尔琳、张世民、李天培等等。
此外，李敖还跟一位老先生有忘年之交，此公即庄严先生。他是李鼎彝北大的同学，毕业后，终身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庄严的夫人是张桂贞在吉林女子师范时的高班同学，李敖与他们的四个儿子（庄申〈庄中庆〉、庄因、庄、庄灵）熟悉，并与庄因是台中同学，两人遂有交往。庄严的生活亦十分艰难，曾托李敖帮他卖书。他知道李敖喜爱文物，特意邀请李敖到北沟，“利用职权”，拿出王羲之《快雪时晴贴》和《四库全书》一函给李敖看，使李敖第一次欣赏到了这些国宝。他托李敖帮他找《元秘史》版本，李敖在中央书局为他借到。他知道李敖喜欢书法，特别请他的朋友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抄写了一首词赠送李敖：“风片片，雨丝丝，一日相望十二时，奚事春来人不至，花前又见燕归迟。”在与庄严交往的过程中，李敖曾请他的大儿子庄申为他开列台湾大学历史系、考古系教授和所授课目的清单。此时的李敖已把读书视野投向了大学的殿堂。
第二部分神交梁启超(1)
二、神交梁启超
在少年李敖眼中，梁启超是位隔世伟人，一位文化战士。他何时开始接触到梁启超的作品尚不可考，但最晚亦应在他１７岁以前。在《李敖五十年表》“１９５２年”条中有如下自述：
８月１日在《合作经济》第２卷第１２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这是参加庆祝第３０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得了第一名，并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买梁启超《饮冰室合集》４０册。①
李敖曾经说过，“我早在小学初中期间，就决定了我一生中想要做的一种人，今昔并无不同。我的志愿在用文字救世、鼓励风潮、关切苍生”。①他想要做的这种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梁启超也许是最好的楷模。
半个世纪之后，李敖出版了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梁启超是作品中重要人物之一。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杨澜采访了他，当问及他对作品中人物的选择态度时，他说“我会同梁启超一样”，因为他“走了以后，他用《新民晚报》发挥那么大的力量，最后把坏政府推翻。他不要做烈士，他要做个成功的人，做成功的人比做烈士应该更正确”。②由此可以看到他在斗争方式上对梁氏的认同。梁启超对少年李敖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李敖在回忆录中并未直接谈到，但是就他把自己“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拿出来购买《饮冰室合集》的行为，可以看出梁启超对李敖的强大吸引力。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１４岁中举人，２２岁随康有为参加“公车上书”，２３岁参与策划“戊戌政变”，先拥袁后又讨袁，是近代史上知识界一位风云人物。他在从政之外，致力于学术研究，纵论古今中外，探测人生社会，知识广博，成果丰硕，新论迭出，自成一格，为人称道。曹聚仁说过：“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③在少小年纪便读书广博且有良好家庭教育的李敖，对梁启超的崇拜亦在当然之中。
纵观梁的学术成果，无论是研究哲学、文学、佛学、教育学，还是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新闻学、图书文献学，其轴心都是历史学。即以史为经，广取博收。并且以求新为本，处处都要开辟一条新的理论体系和新的研究方法。《饮冰室合集》即是其学术研究的结晶。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始印于１９３６年，重印于１９４１年，全书４０册，分文集、专集两部分，其中文集１６册，专集２４册，共计１４９卷，是一部比较详备的梁启超著作集。李敖所购正是此书。
第二部分神交梁启超(2)
李敖读到梁启超作品的准确时间尽管难以确定，但从他高中阶段的成绩看，那略显幼稚的文章中已经透露出梁启超治学的影子。这些影响，既有人格与思想方面的，又有治学方面的，而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他羡慕梁启超那丰富的藏书（“饮冰室”藏书达３４７０种，４１８１９册，并有不少珍本、类书，另有《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存世），更羡慕梁启超那博览群书的功力，决心亦步亦趋、脚踏实地地去学，他要用自己的努力去弥补梁启超之后的空白。
梁启超谈治学方法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这部书是他在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大胆借鉴西方近代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中西结合、深入思考后逐步形成的。他认为，历史研究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即要为现实服务。目的正确而高尚，则事半功倍，于学术、于社会都有益；反之，则费力而无好效果。他明确指出：“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甚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①这是梁启超一向主张的用历史教育国民、用历史指导现实的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对此，李敖极有认同感。数十年后，他出版《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时依然重申此义：“古书本是朽腐，除非你能化朽腐为神奇，看古书对现代人没什么用处。”②在８０年代复出后，他又指出：“历史研究有两种方式，一是从历史之本身去挖掘它的真相。一是借历史来印证当今的社会，这是实用的观点。”①“知识分子应该发挥学问积极的一面——经世致用。”②他在各体文章写作中，都非常重视史料的运用，力图开掘史料中的新价值。他的《独白下的传统》就是以古鉴今的一个典型文本。
在理想与人生方面，李敖从《饮冰室合集》中亦受益匪浅。
梁启超曾经写过大量的政治诗和言志诗，少有大志的李敖自然对后者更感兴趣。他有多篇文章引用到梁启超诗中的句子。尤其是李敖中学时代的诗作，受梁启超影响更深。如：
立志
志在挽狂澜，北望气如山，
十年如未死，一飞可冲天。
第二部分神交梁启超(3)
风云
海底有卧龙，窟中有狡兔，
一朝风云起，我非池中物。
未老
风雨天如晦，国难少鸡声，
壮志如未老，大鸟总一鸣。
浮海与藏山
我既不浮海，我也不藏山，
我走我的路，只在人世间。
五首之三
锥处囊中是吾流，袱被今犹窘马周，
壮志无成人欲老，怕看少年有白头。
蒙祸与苟安
蛟龙亢虎黯然销，莽莽神州魑魅号。
甘以赤胆蒙身祸，耻于苟安作文豪。
第二部分神交梁启超(4)
再看《饮冰室合集》中的诗作：
自励二首
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
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
立身岂患无余地，报国惟忧或后时。
未学英雄先学道，肯将荣瘁校群儿。
献身让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志未酬
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登高山复有高山，浮瀛海更有瀛海。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虽成少许，不敢自轻。不有少许兮，多许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远兮，其孰能无感于余情。吁嗟乎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两相对照，不难看出，李诗与梁诗不仅都使用了“浮海”、“藏山”、“龙”、“虎”等意象，有些句式大体相同（如“十年如未死”与“十年之后当思我”），诗作所表达的思想也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决非偶然的巧合。毫无疑问，李敖言志诗中的远大志向、自信与豪情，是深深地受到梁启超诗歌的影响的。
至于在写作技巧、研究对象和文风等方面，李敖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就更大了，比如他在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三人连环传中对传记文学的尝试，他在《独白下的传统》中对“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民体”的摹仿，他在《北京法源寺》中对梁启超小说论辩形式的借鉴等等，但那已是他上大学和步入文坛以后的事情了。
第二部分拜访钱穆（1）
三、拜访钱穆
就在李敖神交梁启超的同时，他与当时学术界的一位重要人物有了交往，这段交往在他的求学生涯中曾经起到过不小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当代的大儒钱穆。
钱穆（１８９５～１９９０），江苏无锡人，字宾四，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师，１８年后以自己的勤奋和刻苦跻身于民国学坛的主流。１９３０年受聘燕京大学国文讲师，旋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职。１９４０年随顾颉刚受山东齐鲁大学聘，先后主编《齐鲁学报》，主持国学研究所并兼课。１９４９年到香港定居，创办了新亚书院和新亚研究所，并讲学于香港中文大学。在学术界，钱穆以通史而名著于世，５０年代在港台以通经而驰誉学坛。他的洋洋百万言的《朱子新学案》，体大思精，颇得时誉，被海外华人学者称为“新儒家”，他也与大陆哲学家、思想家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汤用彤诸人齐名。李敖在小学时代就已知道钱穆的大名。那时，他阅读过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文史丛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这是他最早知道的钱穆著作。到台湾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在文化宣传方面的严密管制，一切不利于“反共复国”的书刊皆遭查禁，正在求知饥渴阶段的李敖，便把许多时间花在了研究古典上面。钱穆的著作，自然成了他的部分读物。
１９５２年６月，李敖正上高二。其时，钱穆应淡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校长居浩然（国民党元老居正之子）的邀请，在惊声堂讲学，不料天花板突然下落，钱穆受伤。他先是住在著名学人徐复观家中，后来又改住存德巷一号。徐复观有子徐武军，是李敖台中同学，外号“日本和尚”（因他爸爸是赴日本留学生之故）。受父亲影响，徐武军课外阅读甚多，和李敖很谈得来。他说，你李敖程度这么好，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李敖问是谁，他说是钱穆。李敖听了当然高兴，他决定去拜访这位久仰大名的先生。
在这个月的１５日，李敖随徐武军走进存德巷一号。一进门，便看到一位穿着府绸小褂的小个子老人正在院里走动，李敖想，这便是钱穆了。老先生满口无锡土音，在李敖眼中，他的长相似乎与他的声名不大相符，他甚至有点儿怀疑眼前这位是否真是钱穆。钱穆亲切地让李敖坐下，聊起天来。李敖向他请教治学方法，他回答说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观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第二部分拜访钱穆（2）
聆听大学者的经验之谈，李敖深以为然。他从书包里掏出自己的一卷读书札记请钱穆指教，钱穆欣喜地翻了起来。钱穆看到的第一篇题目是《梁任公上南皮张尚书书》，这是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所写的一封书信，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钱穆感到很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有关这封信的材料。他问李敖这封信的出处，李敖告诉了他。钱穆顿时感到眼前这个中学生学问不凡，对他另眼相看。他翻着李敖的札记，一边连声夸奖，一边转过头对徐武军说：“你不如他。”临走时，他还约李敖再去看他。
但就是这一件小事，改变了李敖对钱穆的看法。他认为钱穆不耻下问的学者风度令人敬佩，但他竟不知道这封信的出处，他学问的广度令人起疑。也许是因为第二个原因，李敖没有再去看他。尽管那时他家就住在存德巷１３号台中一中宿舍，每天经过钱穆门口，看他很方便，但他还是没有去。
没有去并不意味着李敖放弃了对钱穆的兴趣，他不仅读他的著作，而且展开了自己的思考。第二年（１９５３年４月１３日）钱穆已回香港，李敖给他写了封信，信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表示对钱穆的感谢，二是就钱穆的著作提出两点疑问，请他“指教”：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１４４页第７行云：“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驰，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这一回史实，在罗香林先生的高级中学本国史下册第二页中，却有如下的说法：“先是清主F宁，即位后改元道光，颇有图治之志，既平回疆之乱，遂于道光十一年纳将军长龄之议，以回疆‘西四城’闲地，招民开垦，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汉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罗先生所述“纳将军长龄之议”一语，似有所据，与先生所云，时间上相差甚远，不知何故？再者，《国史大纲》第３页第１１行云：“美人安达生名此曰北京人”一语，他书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①
第二部分拜访钱穆（3）
钱穆对李敖的置疑倍加赞赏。４月２９日，他回信李敖，在信的开头写道：“昨奉来信，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若能持之以恒，继续不懈，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然后又在读书上给以指点，介绍了《朱子集注》、《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书，并提出学问与德性同样重要，“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养为限度，苟忽于德性，则学问终难深入……”①最后，对他的置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许诺要把自己在香港《人生》杂志连载的《论语解》每期都赠寄李敖。
钱穆的信，写得工工整整，从文面可以看出此公的修养一面。他对李敖如此鼓励，一方面是因为李敖的好学引起他的注意，另一方面，也可从中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他说要寄刊物给李敖，可谓言而有信，一期不落。李敖对他当然益发感念。但感念归感念，在治学的方法与思想倾向上，李敖经过从初中到高中的困学求变，已逐渐定型。那时的学者有两个类型，一个是“胡适型”，一个是“钱穆型”，李敖对他们两位都加以注意。胡适远在美国，钱穆却近在眼前，他一度“走近”了李敖，并对李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李敖并没有紧跟钱穆走下去，最终还是把他“摆脱”了。他说：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这真是怪事！①
第二部分拜访钱穆（4）
李敖没有走钱穆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钱穆的全盘否定。钱穆对他的影响从未消失，尤其是在治学方面。１９８１年李敖在黑牢中写作《我为什么不看电视》时，依然谈起这位“老历史家”“不看出版后没有经过十年以上的书”的读书经验，他已经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对一个人物进行比较公正的评断了。比如，在与钱穆通信后第三年（１９５５），他考入台大历史系。而台大历史系是“胡适型”的地盘，对“钱穆型”是隐含排挤的。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就是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后来，李敖与这位儒学大师的缘份依然不断。在他与钱穆通信后第九年（１９６２），他已经锻炼成为成熟的战士。他在《文星》发表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中，开始激烈地攻击钱穆。这种攻击一直不断，直到他们会面后的第３４年（１９８６），钱穆老了，９３岁了，李敖还发表文字，表达他对钱穆“倒在蒋介石怀里”的不满，批评他已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德性”。在钱穆的五代弟子们庆祝钱穆９３岁生日的时候，李敖却为钱穆感到可惜，他认为，凭钱穆的才学和智慧，他有成为“一代儒宗”的机会，但他却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
在钱穆死前不久，李敖去“故宫博物院”，远远望见一位步履艰难的老人，老态龙钟，动作迟缓。他知道，那是钱穆。他并没有趋前问候，但心里却一直在感念他。这位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老学者，毕竟在他的少年时代曾被心仪，并曾热心指导过他、帮助过他，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李敖之后的新生代来讲，真正已变作“上古史”了。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1）
题记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曾花了许多气力来把自己锻炼成钢铁。锻炼的方法，不论是东海圣人的，还是西海圣人的，我都一网兜收，从摸索和试验中，求得安身立命。我这种自我炼钢，是很用心的，我今天能有一些个性、一些独来独往的气魄，一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追溯起来，都跟我早年的刻苦自励有深切关系。
——《〈大学札记〉前记》
一、丧礼改革：
“平生最得意的一次经验”
像许许多多青年学子一样，李敖憧憬着未来的大学生活。他愈是对中学教育不满意，这种憧憬便愈强烈。
李敖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一个充满了自由与民主的天堂，那里有博学而充满睿智的专家教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学子，汗牛充栋的中外典籍，幽雅而宽松的学习环境……过去父亲向他讲述的当年发生在北大校园里的一切，都是他由衷向往的内容。
１９５４年７月２６日，１９岁的李敖以同等学力（高中二年级肄业）参加了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大专联考。
当时，台湾实行联招的大学一共有四所，即台湾大学、省立师范学院（师范大学前身）、省立农学院（中兴大学前身）、省立工学院（成功大学前身），录取的考生根据其填报志愿的先后与考试成绩的高低，被分发到不同学校与科系。５０年代的台湾正处于“泛政治化”的时期，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下，考生与家长普遍存在着一种趋理畏文的心理。据比李敖高一届的林毓生回忆，“绝大多数家长都鼓励、甚至强迫自己的子女报考实用、毕业后易谋出路、不易牵涉到政治问题的科系（如医、工、理、农）。不少文科生由于成绩不够好，无法被分发到实用科系中去，乃是根据其第二或第三志愿，被分发到文学院来的”。对许多文学院的学生而言，因为学非所愿，社会舆论对文学专业又普遍不看好，所以“他们的精神甚为消沉，心情很是萎靡”①。如此一来，主动报考与意识形态联系比较紧密的文学院者便少而又少了。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2）
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李敖第一志愿填的是台湾大学中文系，但因数学拉分，几分之差，被台大法律系专修科（后在学生呼吁下改为司法组）录取。
关于法律系专修科，当时的台大法律系主任梅仲协有专文介绍。他说，此科之设旨在“储训法官人才”，“司法前途，实利赖焉”。又说：“本科的增设，则专着重于司法官的训练，故修业期限，虽缩短为三年，但课程的配备，反较法律学系为繁重。例如诉讼实务、强制执行法、破产法、土地法等，在法律学系，可以不开，而在本科则均为必修课目，而且关于民刑法及民刑诉讼法的学分，都酌量予以增加。所以名为三年制的专修科，其实就应用学科而言，不但不亚于法律学系，而反有过之。”②
对于李敖来说，学法律亦无不可，通过学法可以了解世间法，了解在这个一党专制的孤岛上自由到底有多大的限度，这有助于对社会的了解。因此，当录取通知下达以后，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４日，他离开了生活五年之久的台中古城，这个曾经梦醒梦破的古城，满怀希望地乘车北上，来到了台湾的政治文化中心——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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