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殷海光对我第一印象是怎样的，大概也不会好，我想我对他一定还以颜色了，因为两人谈得极不投机。我逼问他一个问题：“骂国民党是对的，国民党真的该骂。我要请问的是：你过去为国民党主持过宣传，你是国民党员，你怎么解释这一点？”殷海光被我突如其来的问题弄愣了，他很不高兴，显然不愿面对这个问题，他很窘，好像怪我知道得未免太多，他拖了很久才说：“我已经忘了我做过国民党了！我对这种历史的问题没有兴趣。”听了他的答复，我很难过，我觉得殷海光在这一答案上不够诚实。我说：“我是学历史的人，我对这种问题有兴趣。”我表示：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为这种反省的成功，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无政治野心。有知识，才知道大江东流挡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无政治野心，才能维护理想主义的标准，不把自由民主当做争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当做一种目的。我认为殷海光最有这两个条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国》的表现上最出色。但这种成功，在国民党眼中，却认为是他们的失败，他们的集团里出了叛徒，并且是有头有脸有力量的叛徒。他们在痛心之余，会抬出忠党问题来使大家难看，所以我认为：“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勇者，应该把他跟国民党的脐带关系交代清楚、公开交代清楚，不要闪躲这个问题。这种勇者大可公开脱党。公开宣布脱党的光明正大理由、公开表示他要为公谊抛弃私谊，为“国是”揭发党非。他不该在党籍上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暧昧的态度、随便脱离了的态度，或是腼腆的态度。所以，我认为这是个有意义的历史问题，应该使人有兴趣的。
我同殷海光的第一次谈话，就在并不投机的情形下做一结束。我对他印象奇劣，虽然我喜欢他那光芒四射的文章，可是对他这个人，我却十分倒胃，倒胃得甚至不想选他的课。所以，大二的逻辑我没有眩此后我都和他并无来往，我在1958年6月15日日记里写道：“‘国’实无人，如胡适之老是卖老货，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欢迎，但他们又何其狭窄。”在第二年1月6日写道：“夜读逻辑，决定好好学到殷海光，从马戈言，此不难也。像‘吸收’胡适一样，他没有多少好‘吸收’的。”这些日记，都表示了我有限度地佩服殷海光，但同他并无来往。我的逻辑，直拖到大四时才修，修的还是台湾笨蛋教授曾天从开的课。但考试那天，却碰到殷海光监考，他在旁边看我写考卷，说了一句：“你的考卷洋洋洒洒。”此外，我只记得一次在马路上碰到他，我向他请教一个方法学上的名词。除此之外，见面时我也学他样，故意冷峻，好像两人不认识似的。古话说：“恶声至，必反之。”殷海光不通人情，真该给他还以颜色。这就是我当时对他的态度。在我快毕业时候，殷海光及门弟子林毓生（在历史系比我高一班）在凤山预官七期的刊物上，用科学方法，分析了蒋介石的“伟大”，他不但马屁拍得十分肉麻，还即时加入了国民党。他的同班马宏祥找到这篇文章，和我一起告诉殷海光。殷海光大为痛苦，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传授的科学方法，竟被林毓生这样运用了！
胡适和殷海光是我大学时代最佩服的两位前辈，其他不论师友，与我固有交情，但谈佩服则吾岂敢。由此可见，我这个大学生是如何挑剔。如何眼高于顶了。
李敖回忆录--6 军队（1959—1961 二十四到二十六岁）
6 军队（1959—1961 二十四到二十六岁）
1959年9月7日起，我开始受第八期预备军官训练，后来在野战部队中担任陆军排长，做到1961年2月6日退伍。这段军人生涯，是我人生中的重大转折。
9月7日早上八点半，我搭公路局汽车南下，在台中的好友张世民、张光锦、姚嶂、李述古、韩昭先、张仁龙送行，张光锦还特别送我一支圆珠笔，我用那支圆珠笔做起点，在艰难之中，辛苦留下了一天都不缺的日记，一共一年半之久，这是我一生中最长最完整的一段日记。
我编在凤山陆军步兵学校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第九中队第五号。在头发剃光。穿上军装以后，就面临了所有入伍训练的折腾与折磨。首先是整理内务，把棉被叠成豆腐块，有人为了清早起来，没办法把棉被快速折出棱角，宁愿不盖棉被，冻着睡；有人洗澡时不愿露小鸡，竟不脱内裤穿着洗，怪态百出。
同学中很多是国民党，可是无法辨别谁是谁不是。入伍不久量衣服，未几宣布有些人的衣服要重量，特报出学号，带队而出。我为人警觉，他们一走，我铁口断定这些人都是党员，后来证之果然。
队中第四号是台大中文系的孙玉华，他是队中国民党的大员，离我最近，负责暗中打我的小报告，我以玩世之态对之。有一次写诗给他，内容是：“见了二娘呼婶婶，见了悟空喊大爷，退役以后饿不死，衡阳街口擦皮鞋。”退伍时得知，他在小报告上，并没写我的坏话，也没写别的同学坏活，这种东北人孙玉华的忠厚，是南方人国民党所不及的。
入伍训练的活动不全是武的，也有文的，例如讲演比赛等等。讲演比赛，当然我讲得最好，但是内容思想有问题一箩筐，当然没上名。陈汉卿说同学们要给我第一名，可是指导员于建业却扬言要禁我的足。郑清茂告诉我，队长刘勤跟他们党员说：“李敖当然说得对呀，可是这是军队呀！”
虽在军队，我仍展示出我又守原则、又粗犷、又狡猾的一面，我曾声言：大丈夫要能软能硬、软中带硬、软硬兼施、能屈能伸、粗中有细，方能在军中混。
在半年受训期间，国民党千方百计，拉同学入党，最后，使出撒手锏，说不入党的会被分发到金门前线，而那时的金门是八二二炮战的极危险地带。在这种撒手锏的威胁利诱下，仅有的少数非党员同学，也大都入党了，可是我不为所动。指导员对我说：“李敖你不怕去金门？”我说：“我不怕。”他说：“你很优秀，我们国民党没拉到你，很可惜。”我说：“你们拉到一个贪生怕死、为了怕去金门而入党的李敖，才真可惜呢！”他说：“你不入党，你在台湾活下去，会永远不方便。”我说：“我准备死在金门，没什么不方便了。”他听了，摇头而去。好玩的是，最后我竟没有给分发到金门，反倒是一些临时搭入党巴士的同学给分发到金门。他们得知后，气得跑去质问指导员，指导员说：“前线需要忠贞的人，把李敖送到前线，他会影响民心士气，所以还是你们去好一点。”气得有人把党证都给撕了。我一生以我不是国民党为荣，我对为了不做国民党而付的一切代价，从不逃避。这个例子，就是最惊心动魄的，也是最有趣的。
1960年3月3日，我从步校出发下部队。上车前指导员把一牛皮纸袋交给带队同学，其中是我们思想考核资料，要这位同学转往新单位。在路上，我们很技巧地偷拆了这口袋，在我的资料卡片上，赫然有十字评语：“思想游移，媚外思想甚重。”——指导员跟我周旋半年，最后以此十字为谥，政工人员之可怕，由此可见！而我在半路后，得窥他们如何害人，想来也不无奇趣也！
下部队时，就看出人情关系来。同学中有背景的，就留在第二军团，或留在师部、或留在团部。……可是没背景的如李敖者流，就下放到连部做排长。——大家同车南下，可是先下车者，就看出来头来了。
我下部队，一直派在十六师四十九团。一到即派往四二炮连做副排长。不久又自四二炮连调到团部连做搜索排排长。去“搜索集训队”报到。有个老兵叫曹梓华，永远是笑嘻嘻的。他告诉我一个故事：“我们有一次被共军俘虏，女干部热烈招待，劝我们留下来一起打国民党，我们不肯。她们就放我们回来，临走让我们大吃大喝，还送路费。最后说：‘你们回去后，国民党还是会把你们抓来当兵的。下次在战场上见到我们，在瞄准时候，请瞄高一点。’”——共产党化敌为友，高明细腻有如此者！
我后来又调到第四连做兵器排排长。我曾戏描连中“官长部”如下：一、连长——想做生意。二、副连长——想升官。三、指导员——想结婚。四、干事——想洗鸳鸯澡。五、第一排排长——想说相声。六、第二排排长——想打炮（搞妓女）。七、第三排排长——想子弹房小老太婆。八、兵器排排长——想退伍。九、行政官——想八仙山盗林。“官长部”以外，“士兵部”更是形形色色。年轻的阿兵哥多来自农村，有的奇笨无比。射击瞄准，竟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要睁两眼全睁、要闭两眼全闭。气得老兵班长只好找来一块胶布，把这种阿兵哥一只眼贴住，才能放枪。有一次教放枪，教了半天也教不会，老兵班长气得大骂：“你到底懂不懂？”阿兵哥说：“懂。”老兵班长说：“懂你妈妈偷和尚！”还有的阿兵哥，一踢正步就紧张，踢时左手与左脚同出，右手与右脚同出，笑死人了。阿兵哥的程度如此，阿兵哥的岳父大人也不后人。有阿兵哥叫林成，他的岳父写信来，信封上写“林成愚婿安启”。至于老兵班长更妙，我排中有阿兵哥叫张中尾，读《青春花朵》一类书，老兵班长郑金海不准他读。原因是书中有“月经”二字。郑金海性好训话，部队解散后，他的班却常常不解散，他要过训话瘾后才解散。另有老兵说：“耶稣是玛利亚人。”老兵如此，老军官亦不后人。我听到军官们聊天，其中有“‘李’振宁”。“‘杨’政道”，“诺贝尔奖‘学’金”等说法，程度如何，由此可知。
当时军中硬性规定：自大陆随军来台的战士即所谓老兵，不准退伍，也形同不准结婚，整个连中，只有一个人有钱讨老婆，就是伙夫班长。因为伙房油水最多，可以揩油致“富”也。有的老兵拼命想成家，蓄意“买”个残障女人、高年寡妇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买”到了，那是靠他们多年累积的储蓄和不可思议的财源。有一次一位老兵摊出他的储蓄——一捆捆钞票——在数，数完一捆，朝床上一丢，说：“这捆可买条大腿！”又数一捆，又一丢，说：“这捆可买只胳臂！”有朝一日，整个的老婆，就在这样分解结合中凑成了。在他数钱的时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围观的老兵们，面露羡慕之色，那种对比的神情，令人心寒。但单从那一画面上看，却是喜剧镜头。
一年半的军中生涯，我见过不少另一阶层的人物，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个极有代表性的老兵——张永亭。张永亭当年并不老，比起连中的充员阿兵哥来，他是老士官、老战士，够得上老；但比起更老的四十岁的士官来，他还算年轻的。他是河北人，从小流亡，饱尝忧患，甚至弄不清自己到底几岁，只觉得大概三十五六。他没念过书，只勉强写出自己的名字及日用的几个字，也不会算术，他不知道六八四十八，虽然知识程度很低，人倒也有北方汉子的精明。
张永亭个子不高，但横着长，很魁梧厚实、孔武有力，会摔跤，全连没有他的对手。一摔跤，你就发现他只有二十多岁；但一看他的脸，你就肯定他有五六十岁。他的脸，皱纹又多又杂乱，可谓满面风霜，但是黝黑得毫不匀称，深一块浅一块，非常难看。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难看，他说本来好看，有一次连中枪毙一个可疑的老百姓，那老百姓怪怪的，很邪门儿，五花大绑后，老是回头看他这刽子手。他很忌讳，就对那人说，你他妈的不要回头看我，等会儿一枪包你痛快见阎王，不为难你，让你死得痛快，别再回头了。可是一枪把那人撂倒后，那人临咽气前，还是回头看他一眼。那一眼，看得他浑身发麻，从此脸上的颜色就变得大花脸似的。
我下部队，当的是排长，并且是“前瞻师”中兵器排排长。“前瞻师”是火力强大的新编制的师，兵器排中就有强大火力，机枪以外，有七五炮、有六零炮。排长以下，有排副一名，下率七五炮组长，六零炮组长，及各班班长与士兵，成员极为复杂。例如排长是预备军官大学生，排副到班长都是老兵，多是三十开外的老士官，阿兵哥中也有老士官，有韩国回来的“反共义士”，有就地补充的台湾兵－－充员。与我平行的，又有常备军官，分任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排长，有干事（政工）；在我上面的有连长、副连长、指导员（政工）。这些人马中，除了充员和我可在服役期满允许退伍外，其他都是不准退伍的，都要强迫当军人，强迫他们为台湾的安全和反攻大陆的口号，没有止境的贡献青春、牺牲自己。正因为身分悬殊，怀抱各异，再加上我不是国民党员，所以夹在其中，非常难以自处。幸亏我豪迈而圆滑。所以上上下下，日夜相对，尚能处得来，甚至可说处得不错。像张永亭因是河北人，我在河北住了十年，与他较亲，所以他与我最熟，熟到可以佯骂他、揍他一拳的程度，但我对别人却很客气。
张永亭是一个“兵油子”。部队中有“兵油子”被送到“顽固队”管训者，但张永亭绝对不会，他虽然“油”，却属“良性”。他的“油”，只限于“拖死狗”的层次，缓慢、邋遢、懒惰、嗜赌、借钱不还、出操时偷溜回营房睡觉，等等等等。他并不发生严重的抗命行为，也不欺负充员。他做七五炮组长，却颇有独来独往的味道，大而化之，一切由班长和阿兵哥去搞，他有点无为而治，－－像我一样。由于他不大管事，又呈“拖死狗”的局面，所以人人都不怕他，并且还没大没小地开他玩笑。大家最吃不消的，是他的一双大脚，奇臭无比，老兵们都说生物中，死人最臭，而张永亭的大脚，就是死人的脚。因为他是一组之长，所以睡在门边第一张床，这下子可好了，清风自门而来，臭气由门而起，而他又贪睡，睡必脱鞋，鞋一脱下，与脚对臭，全连都当其冲。好在终日奔波，大家的脚也未尝不臭，无从计较，只是张永亭的，以一当十而已。
张永亭不但摔跤第一，脚臭第一，枪法也是第一。他的枪法，全连无出其右，但在射击训练时，却每每相左——他并不好好放枪。他懒洋洋的，拿起机枪，在一尺距离内，朝土堆集中射击，然后挖开土堆，清出弹头，包在一起，到外面当废铁卖。——你“政府”抓老子来当兵，给老子这么可怜的军饷，却舍得花大钱去造枪炮子弹，老子就给你浪费一下，变成废铁吧！这就是他的心理。这种靠卖废铁赚外快的，也不止军人，射击训练时，前面靶场远处，就有不少穷苦的老百姓等在那边，炮声一停、枪声一歇，他们就蜂拥而上，去挖弹头，因而误炸误伤之事，时有所闻。尤其许多穷苦的小孩子，因无知敲废弹而发生的惨剧，更复不少。
张永亭是老兵，阅战已多，自然受过伤。但有趣的是，他的伤，都在背上，后腿上，全身正面却没有。原来他逢战必逃、走为上计，所以虽有受伤的光荣，无奈全在背后，因此我常常笑他。有一次他连赢三次摔跤，我以他为本排增光，买双喜烟重重赏他。他那天真开心，当众大谈从军史，最后向阿兵哥们指着我说：“头一次上战场没有不害怕的，我们的排长，你们平时看他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可是他若上战场，前面砰啪枪一响，他后面噗哧屎就来了！”由于他说话滑稽，表情生动，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一般说来，预备军官在部队，学问有余、经验不足，我给它的素描是：“白白的、傻傻的，一副近视眼镜，经常总是遮在低戴的帽沿底下，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谈吐之间总是脱不掉他在大学时代的那种书袋气，站在队伍前面，慌手慌脚，喊口令像踩了鸡脖子，一点没有叱咤风云的味儿。”正因为预备军官给人的印象如此，所以老士官未尝不作弄这种上级，甚至在崇拜、嫉妒与欲羡中，有自卑的反射。当然有的他们会看走眼。潘毓刚非国民党，被分发到金门当排长，老兵们说预备军官没种，一天共产党炮弹打来，潘毓刚突然召集大家，到碉堡外面训话，这时外面炮弹齐飞，大家吓坏了，可是潘排长却若无其事。此后人人说我们排长真勇敢，人人都服了。我在部队，也属潘毓刚此类，颇有悍气。那时我受海明威影响颇深，向往那种文人的武人式勇敢，逢难不避、有苦先尝，对一己的阳刚之气，颇为自雄。有跳降训练、突击训练机会，无不自动请求参加。可是营长一律不准。理由是：“我们老军官出事死了，死就死了；你们预备军官出了事，对上面、对外面不好交代。”就这样的，我失去了一些耀武扬威的机会。不过有一次，我的勇敢却给我闹出十六师建军以来最大的笑话。甚至说是“中国”陆军史、世界陆军史中最大的笑话，也不为过。笑话是这样的：1960年7月23日，举行“连测验”，清早四点，在黑暗与冷风中，我与连长坐吉普绕过台南县新化，在新化镇南边五甲势地方的甘蔗林中接受命令，并勘察地形。到了九点三十分，攻击发起，我勇敢过度、性急如火，一听前面枪声，又阻于眼前小山，看不清情况，就下令全排，跟我向左沿小路绕到山前，我率七五炮组带路，六零炮组尾随，仍不顾枪声，朝前攻去。顿时前后枪声大作。张永亭立刻一屁股坐在地上，撒起赖来，不干了，他大叫前后山上正在相对射击，我们夹在中间。这仗怎么打法？这时裁判赶来，指责我，说你这排长怎么这么性急，你们连的第一二三排都远在后面，你这兵器排怎么跑到前面来了？我抬头向右细看，果然山上是我方部队。按兵力配备，兵器排是炮排，理应殿后支援，如今这么快就跑到前面来了，如此变换阵地，也变换得大神速了，这次洋相可出得太大了。从此每逢玩笑，排长们就笑我“七五炮打冲锋”，虽勇气过人，但所用武器，并非冲锋所用。——冲锋都是用步枪上刺刀的，怎可用起好几个人才抬得动的七五炮来？这一馊事，我终身难忘。因我影响了“连测验”成绩，对连长俞克勤，我至今愧疚。而张永亭临阵一屁股坐在地上罢战之态，我每一想起，就会失笑。张永亭的伤都在背上。后腿上，正符合中文中“败北”的正解。“北”者即古之“背”字，人在逃走时只见到背部，故“败北”即是“败背”，今闽南语中尚有“败背”之词，就是它的古义与原义。而“北”字另有两人以背相对之形，在篆字中尤其明显，明寓两人乖违之意。张永亭毕竟很优待我这排长，在“七五炮打冲锋”之时，他没“败背”，只是“败北”；没有逃亡，只是坐下向排长乖违一番，对比之下，我真自我陶醉呢！另一方面，多年后我看《巴顿将军》电影，看到巴顿将军用手枪打飞机、以司令官指挥交通的那种荒腔走板的气势与奇趣，我对我当年的荒腔走板，才稍有自解与自嘲。我想巴顿杀得性起，用“七五炮打冲锋”的戏剧性动作，也许大有可采吧？
有一次大家聊天，谈到“反攻大陆”。张永亭半开玩笑说：“反攻大陆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老家，掘掉自己的祖坟。——祖坟风水不好，害得我一辈子倒了大霉。”我反问了一句：“如果回不去呢？”他说：“回不去吗？那我退伍后，老得不能动了以后，我就脱掉裤子，跳河自杀。——自杀前我会向我妈说：‘妈，我光着屁股来，现在光着屁股回去了！蔽姨苏饣埃肫稹毒稍肌ぴ疾恰贰拔页嗌沓鲇谀柑ィ脖爻嗌砉榛亍敝铮罡姓庞劳ざ匀松刮蛑睿挠泄湃ぁ?
我退伍前不久，在去高雄的车上，碰到张永亭和他的女朋友，吓了我一跳！那女人长得黑胖结实、粗眉大眼，还有胡子，比魁梧厚实的张永亭至少还重一倍以上，煞是吓人，天下竟有如此女人也！第二天我跟张永亭说：“你好容易赢了几个钱，为什么不逛逛窑子？何必还跟有夫之妇乱扯，又多花钱，又划不来。”他答道：“我没钱时，她跟我来，不要钱；现在有钱了，就不理人家，怎么好意思？”——这就是张永亭的男女伦理，也是他的淳厚处。
由于我和他较亲，他与我最熟，所以我日记中，就留下了这些记录：1960年8月14日：“张永亭夜来央我帮其赎手表（求我向行政官说项，准其借钱），并说此后一定不赔了。我说：‘羊忘不了吃草，狗改不了吃屎。’你能不赌么？他妈的不要再罗唆，这个忙不帮，这二十元拿去，”算我送你的，拿去明天吃杯老酒，在河边打自己几个嘴巴子，死了这颗心吧！（后来他走了，还连说明天再找我来赎表。阿周等怪我送他钱，我以其可怜，终不忍也。）”8月15日：“晚饭后永亭笑嘻嘻来，竟拿我送他的二十元做老本，又把手表赢回来了，这小子真烂污！”8月16日：“张永亭他妈的手表又输掉了。”
我在部队，对张永亭不但熟得可以佯骂之，并可逼他为我做事。张永亭有次向我抱怨说：“我当兵这么久，没给人擦过枪，现在给你擦了好几次枪了。”可是抱怨是说着玩的，他还得照擦不误。
最难忘的是在连中第一次长行军，两天走九十二里，从高雄县的仁武，直走到台南县的荔拔林。第一天由五点二十分走起，走到午间，大家都走累了，我这书生，比起他们来，当然更累。突然张永亭走过来，端着由民家讨来的一盆热洗脚水，要我洗脚，老兵徐菊生（后来在金门被跳雷炸死）在水中放了些盐，两人的行为，使我深为感动。那时我刚派到连上不过十三天，就能带兵带得如此成功，连长都看得赞美不置。还有一次在雨中演习，我在狭路上吃饭，头上是雨，饭盒盖住一半，边吃边流入雨水。饭后躲到三角茅棚，脱衣扭干，两手白皱像死人的。这时张永亭出现了，原来他竟偷偷违反军令，冒雨溜回营房，自动替我取干内衣来换。——一个自己背心经常穿一周而不换洗的家伙，居然对北方老乡的排长如此细心照料，张永亭的异行，由此可见一斑。
1961年2月6日我在澎湖退伍。头天晚上，大家为我做惜别之宴，排副亮出兄弟们合资送我的钢笔。散席后张永亭等惜我之去，难过溢于言表，我与他们谈到夜深。第二天清早，官兵集体送我上车，张永亭随车送我到码头。我得知张永亭昨晚只有十元了，为了要送我，特地去赌，可是一下子就输了五块，再也不敢继续赌了，乃最后赏了他十元。同时退伍的施珂（河北人）也送了他十元。头天晚上台湾阿兵哥周忠明送我“川资”，我谢绝了，所以十元送张永亭后，余款仅够回家的火车票了。
一年半前，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后，带着解脱的心情我退伍归来，重返文明。回首前尘，深感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的思想与悍气，因为不是国民党党员，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大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淡。大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得回来，待从头收拾“冷冻机”，不退却。
李敖回忆录--7 山居（1961—1962 二十六到二十七岁）
7 山居（1961—1962 二十六到二十七岁）
在快退伍时候，我不得不留意退伍后何去何从，我本想去母校台中一中谋一教职，但因人际关系不够，连中学老师都做不成。正在发愁之际，1960年12月11日，我收到萧启庆的信，说：“姚老昨和我谈挽您出任他助理的事，他要我告诉您，正式的名义是‘国家讲座研究助理’。每月可支一千元，外无配给，他想借重您，不知您是否愿意。”我回信说：“前几天曾返中谋教席，铩羽而归，若走投无路，只好就‘助理’之职，此时并非不欲为，盖我恐辜负老头儿一片好心，我担心我的耐心与能力是否可与之共事？是否可有助于他？否则拿干薪太不好意思。”虽然我有此顾忌，最后还是“欣然同意”了，因为不同意，退伍后就没饭吃了。
1961年2月6日早上，我结束军队生涯，自澎湖搭军舰回高雄，旋即抵台中。15日北上，暂住温州街七十三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决心要找一间小房，做为一个人能够清静的所在。这么多年来，我从没机会一个人有一间房，此番北上，一定要达成这一心愿。两天后，我租到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一号的陋巷小屋，只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隔壁住着李善培，我们合买了一台收音机，又弄来唱机，把木板隔间挖一个洞。置收音机与唱机于洞口，两人谁都可以使用它。“四席小屋”只是陋巷中的一间，陋巷左右门对门共有小屋十多间，活像“军中乐园”。进入巷口第一间是一个一百零一公斤的胖侨生租的，他房里有一台小电扇，我最羡慕，因为我买不起。住进“四席小屋”对我是大日子，这天是1961年2月17日。小屋月租二百二十元，是李士振借给我的。第二天，我即有日记如下：
入夜在小屋中边整理边读写，伏大桌上，点一百支灯。听外面小雨声，
想到多年奔波，今夜起聊得小休，兴奋得连撒三尿。
“四席小屋”开门就是陋巷，出巷即是台大。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晚上从姚从吾老师的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那时助理薪水迟迟没能发下，我北上时候，妈妈送我二百元、三妹送我一张火车票，此外全靠借钱维生，窘迫不堪。那时施珂在成功中学教语文，他说语文老师们懒得改作文簿，愿以一本一元的代价，由外面承包，如愿意，他可搭线，我当然愿意。在日记里，我有这样一段：
珂送来作文本，张淑婉先生的一班，五十本，花了一口气就在一小时
内改了二十本，赚了二十元。
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一个小混球（初三甲邱廷光）写道：“有
些人的理想很大，但是不能去实行，也就和没有理想一样。我的理想并不
大，就是能够把“中国”复兴起来。……”我在上面批道：“此理想也不
小”善培见而大笑。
有一天，只有一张吃一顿的饭票了，我拿在手里，送给李善培，我假装说我吃过了，害得自己饿了一顿。人穷到这种程度，只好赶写文章发表，靠稿费救急。于是，从三月到四月，我写出《充员官》、《独身者的独白》、《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等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华日报》、《联合报》、《人间世》杂志等，聊辟财源。那时刘凤翰在《幼狮学报》发表文章，稿费甚优，他说可以介绍我去投稿，我拒绝了，因为我讨厌蒋经国的救国团，当然也讨厌它的刊物。
我不但努力写作，也努力进修，忽然发神经，要把法文、德文同时学出个名堂。乃加入补习班，每周一、三、五学法文，二、四、六学德文。过了一阵子，有人问施珂：“李敖到底是法文好还是德文好？”施珂说：“那要看你是星期几问他。”最后，哪一种都不好，全都难乎为继了。
“四席小屋”虽好，但是每晚有老鼠在天花板上奔驰，未免美中不足；白天又因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在6月15日搬到新家。新家是新店狮头路十六号，我订名“碧潭山楼”。所谓山楼，其实很简陋，不但通过陋巷，且要通过臭菜场与臭河沟，房子只是一间五个榻榻米大的小房，不过是钢骨水泥的，绝无鼠辈在头上奔驰，可谓一快。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浴缸可和二房东陶苏保一家分用。我独自一人倘佯山水之间，或入夜泛舟碧潭，或看廉价电影一场，极得孤寂之乐。我在房门外挂的牌子是：
也许在划船、在看电影或在吃饭，反正没离开新店。
可见我新店山居岁月的一斑。7月5日日记：
一个丰富的工作天，写出信四，卡片寄给胡（胡适），看《武士妖后》
钉架子，改了一百本作文，晚接客，景（景新汉）鼓（陈鼓应）吴大中（原
注：九年未见了！）少杰（张少杰）四人，十一时始归我所有，六小时写五
千字。
7月11日写《生活小偈》：
夜凉似水，几净灯明，小室独处，抽烟品茗，一念不起，心定神凝，静
中读书，浩（改“悠”字亦佳）然忘情。
7月12日写《女坏蛋的第一次试炼》：
下午研究所报名毕，将上车，鲍家麟等五个丫头忽莫名其妙地邀我，说
请我吃冰，七嘴八舌，述我的“影子”，诸如平光眼镜、军中放言、帽中女
人、信骂“莎岗”、遮日记给人看……不可胜数，我纵言反击之，极得豪迈
之乐，我以凤梨酥、坏蛋论、狗眼看人低等论揄之，了无所忌，又言偷看老
姚日记等事，使小鲍家麟以手帕遮小口大笑多次，真是开心。……
7月22日写《打水仗回来的感想》：
今天是周末，我看了一声《陷阱》，述小男孩恋白朗黛·李。下午大练
水泥石礅，昨天做的，工本十九元，一定要练出一个伟大的体魄不可。晚饭
番茄四只。独自泛舟归，三汉子三丫头已在座，又去划船，大打水仗，华俊
惨败，客散伏案，已一时矣。
报载留学生“学成”归台啦、王其允献唱拉，以及马戈之“叛变”啦，
华俊之欲飞啦，她们说侨生们之追莫宜春啦。《联合报》又退我稿子啦……
似乎每件事都可以引起我的一点小感想，想到头来，所感者只是一种，就是
不管别人怎样变化，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我都不介意、不沮丧，我李敖就是
我李敖，我讨厌市侩之浮名，我讨厌被动，讨厌走这些青年男女所走的路，
“命运”注定我要走我的路，而山居独立，正是一个起点，我高兴我竟在二
十六年的“为外物所牵”的生活以后，竟能开始走上我真正该走的路，我不
能不高兴，当然在这种高兴里面有着相当比重的孤寂与叹息，可是这又有什
么关系呢？我是这么迷信我自己！迷信我自己所走的路！当我看到陈其龙和
他的女朋友。看到小丫头白白的膝盖，想到鲍家麟那白净聪明的小样儿……
也许我也未尝不稍稍起一点“伎求之心”，但是这些“妄念”很快地就被我
那对“重大的决定”的迷信打消了。打消得烟消云散，我看着善培送我的好
烟好茶，想到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温情和多情的人，也许我愈来愈变得理智与
冰冷，对人淡漠，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变，只有理智的独行特立可以拯救我自
己，我把我自己跟这些年轻人拉了条鸿沟，这是一条没有人肯去也没有人能
走得好的路，可是我走了，它给了我永恒安全与成绩，这三项安慰是任何欲
望太强心儿太浮的人得不到的。
这种感觉以后我也不多写了，我改用“着手研究毫不相干的一个小专题”
来消遣我自己。
7月29日写《病后小记》：
昨晚独泛看月出，忽得呕疾，午后新汉得电，惊慌前来，马戈亦“掩
喜”而至。今晚二人皆有约，皆跟小娘子快活去也。
准备考试，殊烦厌，此生将不复致力于此，夜来房外又是麻将一桌，
陶李（二房东的小男孩）睡去，小得安宁。我无法答复我的自问，我无法
否定女人与人生的意义，理论上我无法自圆，但在实行上，我至少可以
“这样活下去”，虽然没有女人，可是还可以活得很景气，技术上既然没
有什么困难，我反倒喜欢起“董事长”（孟大中）那句话来，“要那么快
乐干吗？”这句话真有它的分量，何况为了获得女人的肉体，不快乐的代
价不是记忆犹新吗？唉，算了，算了，还是一个人过吧。“要那么快乐干
吗？”
日来多申厌情（厌恶温情）之意，是乃大割（收割），悲情者，无动
于衷也；无情者，不形于外也；情之为物，与李敖实不相称，故只好去之；
去之唯恐不尽不坚，故厌之。
7月31日写《人间俗气一点无》：
留学考放榜，引起我许多感触，我觉得在默察人生上面更向前迈了一
步，好像我走的路，愈来愈跟他们隔得远了。我的思想现在显然是相当出
世的，出世得觉得“许多事是盲动，许多话不值得说”，因此我显然选择
了喜欢独处与不爱多说的路，我打不起劲儿去热中人事，我毕竟是反派的
人物，我不再能肯定世俗的荣耀与腾达，一个走到我这种境界的人，不会
再有寂寞的感觉，我不怕孤独，我不怕孤立。
想到死亡与牢狱，常常想到死亡与牢狱，我为什么不去做我喜欢做的
呢？我该笑“尘网”，在“尘网”中漏下来的没出息的“被遗弃的人”，
我就是一个。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犬儒派，除了不在木桶里面
外，我实在找不出我走的方向与Diogenes有什么不同，这是一条多好玩的
路，一条永远可恃永远清净的路，做点有性灵的事，说点精炼过的话，写
几篇真正属于李敖自己的文章，无牵无挂，终此顽生，不亦快哉？
8月17日写《丽珍生日感言》：
送走又亮，已是下午，闭门静想，望着窗外的铁栏。如置身狱中。
是七巧，丽珍阴历生日又到了，决定无所表示，最后一次机会我也放
弃了。
台中十一日，连闻陈琪、张忠琳结婚。
台北方面，新汉似新欢正洽，善培、飞飞（黎鸿飞）乃至华竣方印
（梁方印）等亦采集团行动，在华侨新村等往来正繁，昨日拉我就食，我
拒绝，也许我从此失去了与王小姐接触的机会。
我的气息如此坚决，我甘心把我自己堕入孤独、小屋、幻想和工作里，
我不太倚靠理论，我只信任“实行上没有困难”，我相信这一点，因此我
几乎没有顾忌地放弃了大量的“快乐”（某些种类的，也许是合乎自然律
的，可惜是高价而短暂的）。
刚才窗外一个穿浴衣的小女人即刻引起我的勃起。也许我这种强烈的
欲念与我走的“中古式的寂静主义”的道路太不相称，可是至少在目前，
我丝毫没有走回头路的企图。
两个月前迁居的时候，他们有的说我一个月会搬回台北，有的说两个
月，现在两个月了，我仍在新店如火如荼大张挞伐地过着“修道”生活！
我在变化，成功地变化，过去的李敖将不认识今日的自己，我不能不
惊叹于我的能力，我毕竟把我锻炼成一个我要变成的人，我不想后悔！
以上这些日记，都记录了我在新店山居时期的心境，我自勉自己走向狄阿杰尼斯式的“犬儒主义”的生涯，自强不息，但却倾向息交绝游，尤其跟女人的关系，我始终未能脱离修道院式的矛盾与困境。这种修道院式的自律方式，其实是禁不住试炼的。所以，一旦美女出现在我眼前并且易与的时候，我的形而上还狄杰阿尼斯，可是形而下却不狄杰阿尼斯了。这位美女，就是王尚勤。她是台大农经系四年级的学生，我虽认识她哥哥、妹妹，可是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的公车上，我才碰巧认识了她。我约她来“碧潭山楼”一次，她是我新店山居九个半月中，唯一一位与我单独在一起的女人，这年3月29日，我就搬回台北了。“碧潭山楼”的房子和简陋家具，都移给陈鼓应了。
新店山居给了我许多退伍以来的新经历，比如我终于接近了大自然（那时碧潭还没被污染）。比如我终于睡上了木板床（在“四席小屋”睡的是行军床）、比如我终于考上了研究所（两年前为了回避“罗”考研究所，我没报名）。……新店山居虽有很多新经历，但是一个老经历还是没有解决，就是穷困。在给姚从吾老师做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助理的时候，因为该会成立不久，一切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所订一些规章不尽理想。在助理人员发薪上要拖上一阵子，就是一例。我身受其害，我忍不住了，决定不使姚从吾老师为难，直接“通天”了。——我在10月6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向他抗议。因为他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信中说：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
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
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
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
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
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
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
“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胡适收信后，在7日就限时信寄到我新店山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7月4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
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
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
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
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
法补救。祝你好！
胡 适 1961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我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千元后，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是我爸爸的老师，虽然他早已忘了我爸爸的名字。他对我的赏识，纯粹是基于我的治学成绩使他讶异，他有眼光看出我是最有潜力的台大学生，我很感谢他对我的特别照料，这一千元的确帮了我大忙。也许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是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为了救急，我只好动用胡适寄来的一千元。但我决定不把这一千元做为赠款，只做为贷款，我决定借用一阵子后，把钱还给他。
我在10月10日回信给胡适，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信中细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我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写得很动人。我听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其中真巧，在10月28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他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因而从这对夫妇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
11月11日的早上，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的全文是：
李敖先生：
有个好消息报告你。
严停云女士（《智总的灯》的作者）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
他们说，严侨已恢复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太多，
身体颇受影响。
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胡适 1961年10月29日夜
胡适在信封上写“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他不把这封信付邮，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我不便。他真是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严侨没死，太好了，透过华严，我得到严侨的地址，当天下午我就决定去看看他。看他的感想，我有一封信给胡适，提到重见严侨，说：“七年隔世，他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四十二岁的壮年！”这都是实情。严侨那时住在新生北路的陋巷里，住的是一幢老旧日式平房，我走进玄关的时候，他喊我名字，跑过来，抱住我，流出了眼泪。一切都有了改变，除了他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变。他绝口不谈在火烧岛的事，他只摇头又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千万不能到那儿去！”那天正是1961年11月1日，正是我在《文星》杂志社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同一天，我顺便带了一本去，他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仔细看了我的文章，核对了我的几段译文，夸奖我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了书，严肃地对我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严侨回忆他被捕后，十分担心我也会出事。他判断我写给他的信一定同时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满现实、攻击国民党，也许会带给我麻烦。严侨说他前后坐牢，一去五年，他认为他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当时我也这样想。后来我入狱前后，听说承办严侨案子的是调查局专员史与为，史与为承办过无数“匪谍案”，但他自己最后却被国民党当成“匪谍”，判过三次死刑，最后处死。临死前他跪在新店空军公墓后面的死刑场，向天哀鸣，说：“老先生（指蒋介石），我不能追随您回大陆了！”如果史与为是真共产党，他在严侨案子上必然会做手脚，为同志开脱，这倒可能是严侨被轻判的原因吧？
严侨那天又告诉我，他被捕后，严师母北上投亲所遭遇的人间冷暖。辜振甫他们简直是把家门关了起来，对严师母和三个小孩概不援之以手。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也无异托“孤”！）自己跑去做下女（女佣——编注）——并且是给外国人做下女，中国人是不敢请“匪谍之妻”做下女的！
胡适给我报告严侨的信，由姚从吾老师代转，乃因他们是师生关系，而姚从吾老师正好跟我也是师生关系。1958年，胡适来台，主动安排我和胡适见面的，就是姚从吾老师。历史系老师虽多，但跟我关系最深的，不是别的老师，而是他。姚从吾老师做过北大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校长。他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口乱牙翻滚，然后发音，我心想物理学上光比声快，此之谓也。他的声音中气十足，道地是河南男低音，配合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严然一副中原老农相。他冬天穿两种衣服，一件是灰色西装上衣，衣奇大，是从估衣市场买来的旧货；一件是阴丹士林长袍，长袍下有白衫裤，白衫裤与短袜子间，永远露出一截小腿。说来也许奇怪，姚从吾老师在我大二教我《辽金元史》（上学期他给我八十六分，下学期八十八分）；大三教我《史学方法》（上学期九十四分，下学期八十六分）；大四指导我写“论文”（九十四分），但我总觉得，在学问上，他对我的影响极为有限。尤其大四写论文，他对我实在没有什么指导可说（为了跑图书馆，他倒给我写了不少名片）。我敢说，他对我的论文——《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全无研究。他只能给我改一处笔误而已。我在论文第二章第四节《外姻而尊卑为婚》内，徽宗“政和八年”条下原注说：“政和只七年，洪迈此乃重和元年之误，是年为一一一八年。”姚从吾老师看了，加注说：“政和共八年短两月。”“重和改元在戊戌十一月己酉朔（《宋史》卷二一）。”他又拿给赵铁寒看，赵铁寒也加了一注，说：“……政和八年戊戌，是年11月1日改元重和，见李极《宋朝事实》卷二及《宋史》徽宗纪，洪（迈）氏不误。”写到这里，就看出姚从吾老师的伟大处。他对我的论文不在行，但他与人为善，不耻下问，拿去给赵铁寒看。赵铁寒是师大教授兼办《大陆杂志》，回信给他说：“‘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长于组织与剪裁。剖析问题，如剥笋如抽茧，有探骊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处，青年人常情，不足为玻’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其实，赵铁寒也未必对我的论文在行，也只是改笔误而已。事实上，我的成绩，在台大已经极为突出，识货的教授们早已寒我。这由后来考研究所的一幕上可知。考研究所口试，众教授（姚从吾老师在内）环坐，但没人“敢”提问题考我，最后主试者文学院长沈刚伯问了一句：“你还要穿长袍吗？”遂在大家一笑状态下，考取了。这个故事，使我想起科学奇才欧本海默，欧本海默在哈佛读书，三年时间就修完四年功课，二十三岁到德国哥丁根大学，三星期就得到博士。他的量子力学论文使主考教授甘拜下风，主考教授在口试后说：“幸亏我趁早开溜，他已经反过来向我发问了！”赵铁寒说姚从吾老师赏识李敖“足以服众”，这倒是真的呢！姚从吾老师天资不高，在学问上，虽然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我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我一生感恩难忘。我在1963年1月1日的《文星》第六十三期里，发表“十三年和十三月”，轰动一时，其中有一段谈到他和我的关系：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六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
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
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
上的皱纹与稀疏的自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
然而主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
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
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间我自己：“也许有更
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岑的事业对我还大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
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
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