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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回忆录
出版序
如果台湾没有李敖……
何飞鹏
十几岁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认识李敖，只能偷偷地读他写的《传统下的独白》，感觉李敖似乎颠覆了所有学校中所受的教育。
那时候所知的李敖，是个一袭长袍、特立独行的台大学生，学问足以与大师胡适往来、论战，无疑是个梦中的未来英雄。
这个未来英雄，并没有按照我年轻时的想像，成为体制内认同的当代大师、思想家、文豪或者史学家（年轻的我，对体制有高度敬畏，当然李敖是体制外的英雄毋庸置疑），接下来只有断断续续的印象：与《文星》纠缠不断的官司，退出江湖卖牛肉面去，成为思想犯坐牢，出狱后复出江湖，与名女人胡茵梦结婚、离婚，继续放言高论，与当权者斗争，办《求是报》，以一人之力办报，其文字的产量，最令身为记者的我由衷佩服。
这些远观（无缘认识前）的片断，串成了对李敖的想像——-个当代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博览群籍，巨笔如椽；指责当道，不惜坐牢；挑战禁忌，不屑媚俗；朋友多，敌人多，女朋友更多。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当代奇人的人生绝对是彩色的，一生中充满曲折变化。高潮起伏。快意恩仇的故事。
在偶然中，我由记者变成出版人，也在偶然中，我成为李敖著作的出版商，从《蒋介石评传》、《你不知道的彭明敏》、《你不知道的司法黑暗》，连续几本书的出版，让我对李敖的印象，从远观的片断，逐渐鲜活起来。
而这几年，恰好也是台湾变化最大的阶段：从后蒋经国时代，步入李登辉独揽大权，从国民党一党独大，到三党鼎立，从社会富裕稳定，到变乱。危机四伏，这一阶段的李敖，其实著作已不多（相较其之前的数量），但却用另一种形态冲击台湾社会，对抗当权者。
电视节目《李敖笑傲江湖》，使李敖的舞台由平面而立体，由学术政治圈而及于社会大众，当然一些片断的新闻，诸如代朋友打赢两亿多的保险理赔案，举办李敖收藏古董拍卖会，不时臭骂总统李登辉以及各阶层、领域的名人等，李敖仍是不折不扣的奇人，年虽逾耳顺，仍扮演着笑傲江湖、快意恩仇的角色！
平心而论，新的电子媒体创造了全新的李敖，让认同李敖的人，每天可以充分接触李敖。可惜的是，不论是思想家李敖、史学家李敖或者“最伟大的白话文作家”李敖，现代年轻的读者们，如非特别有心，相信都无缘认识李敖这些传统的一面。
不论是新的李敖或传统的李敖，不变的是：与整个台湾社会纠缠不清、无役不与的李敖。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政治人物蒋氏父子、李登辉之流，用他们无所不在的权力搅动台湾社会，但也仅限在位之时。而李敖过去数十年，却凭他一己之力，与政权对抗、与历史互动，搅动社会，参与改变！
想想看，如果台湾社会没有李敖，政治言论是不是充斥谎言与教条？如果没有李敖，1960年之后的台湾产生引领风骚的大师级人物的期待，是否就此绝望了呢？如果没有李敖，台湾民众对司法体系的痛恨与怨气，将完全找不到纾解！（李敖为自己打赢官司，当然也宣泄了民众对司法黑暗的不满。）如果没有李敖，台湾无耻的政客们，是不是更为所欲为呢？如果没有李敖，台湾社会肯定无趣许多，李敖已是台湾社会重要的一部分！
李敖还有更多特立独行的小地方，值得社会大众一窥究竟：李敖藏书之丰，媲美台湾图书馆；李敖不用电脑整理资料，建立档案，但资料之完整，让他评论任何事，都可以事事举证，接近无懈可击；李敖骂遍天下名人，却安然无恙，自有其一套骂人哲学；李敖从不离开台湾，因为他是真正爱台湾的人；李敖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凡此种种皆引人入胜！
“不管你喜不喜欢李敖、认不认同他的言论，李敖一生的变化起伏，绝对值得台湾人探究。”这是我从远观李敖，到结缘李敖，到出版李敖所得到的不变的结论。
因此，从几年前，就一直希望李敖能将一生回忆，整理成书，现在终于在李敖先生六十二岁前夕，得以如愿，期待与所有想了解李敖的人，共享他一生的传奇故事！
毕竟自以为了解李敖的人，都只摸了四条象腿，但谁又能真正了解这位宣称“人生八十才开始”的李敖其一生的恩怨情仇。
出书前夕，李敖因病住院开刀，躺在病床上仍努力写稿，以如此投入的心力，肯定李敖以此书为其倾力代表作。
李敖出书从不邀人写序，现得其厚爱命作序一篇，我为自己捏把冷汗，但想到李敖的朋友和敌人，以及广大的读者翘首企盼此书，我责无旁贷，只有硬着头皮草就此文以为序，并盼不要因为此文的不当成为李敖的被告。
李敖回忆录--自序
自序
李敖
1997年我六十二岁，六十二岁对一些人是尴尬年纪：蒋介石六十二岁流亡台湾，他尴尬，“树倒猢狲散”，是谓尴；“吃力不讨好”，是谓尬；我六十二岁拥抱台湾，我尴尬，“人老心不老”，是谓尴；“无可无不可”，是谓尬。古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蒋介石无德可立、无功可表，倒是言论总集出了一大堆，但都是文字大便，等于无言可垂。此人崛起于乱世，才具不足，对乱世无能为力，却拼命使劲，结果弄得“我志未酬人亦苦”，尴尬以死，必矣！至于我呢，也崛起于乱世，因无机会、台湾又小，故乏事功足述，但在立德立言上，却自喜成就非凡。不过，活到六十二岁，虽“人老心不老”，毕竟宝刀渐老；虽“无可无不可”，毕竟力难从心，尴尬之情，不可掩也。何飞鹏先生嗜老成性，居然把我锁定，诱以重利，强为他著书，命写回忆录交卷。我自感身处乱世，却一生倨傲不逊、卓而不群、六亲不认、豪放不羁、当仁不让、守正不阿、和而不同、抗志不屈、百折不挠、勇者不惧、玩世不恭、说一不二、无人不骂、无书不读、金刚不坏、精神不死，其立德立言，足以风世而为百世师，故欣然同意开写。信笔所之，纵迹大纲、情怀小样、忽正忽俳、启手启足，又何尴尬之有？书成之日，自序始末以质今之信女善男，并俟后世圣人君子。
李敖回忆录--1 哈尔滨（1935—1937 一到二岁）
1 哈尔滨（1935—1937 一到二岁）
1935年的世界是一个多变的世界。这一年在世界上，波斯改国号叫伊朗了、英国鲍尔温当首相了、墨西哥革命失败了、意大利墨索里尼身兼八职并侵略阿比西尼亚了、法国赖伐尔当总理了、挪威在南极发现新大陆了、德国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扩张军力了、捷克马萨利克辞掉总统职务了、土耳其凯末尔第三次连任总统了、菲律宾脱离美国独立了。这一年在中国，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内斗内行，大力“剿共”，逐共中原；但外斗外行，对日本鬼子卵翼的政权，瞪眼旁观、无能为力：在长城以内，殷汝耕成立了冀东政府；在长城以外，溥仪头一年就称帝于“满洲国”，那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两年半，也正是蒋介石丧权辱国、贯彻“不抵抗主义”后两年半，1935年到了，两年半变成了三年半，“满洲国”使中国东北变成了“遗民”地区，而我，就是“遗民”中的一位。
1935年4月25日，我生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那时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三年七个月，中国东北已是日本鬼子控制下的“满洲国”。照历史的说法，我一出生就是“遗民”，就像孔夫子一出生就是“遗民”一样。不过，孔夫子做“遗民”，做来做去，是给不同的中国统治者做“遗民”，但我却一生下来，给日本鬼子卵翼的中国末代皇帝做“遗民”，所以，我比孔夫子还窝囊。
我出生时候，还流行用阴历计算，所以一直是乙亥年3月23日辰时（上午七至九点），我的小名也叫“安辰”。乙亥年生的属猪，3月23日的生日一直按阴历过，直到我二十岁前查出是1935年4月25日，此后我就放弃阴历生日了，阴历太落伍了。不料，我快六十岁的时候，二姊从大陆来，她断言我的生日不是阴历3月23日而是3月3日，二姊的记忆力一向过人，所言如不虚，则我的阳历生日是4月5日才对。不管怎么算，我生在1935年4月间，这年四月前后，世界上也生了不少“名流”：世界三大男高音老大帕瓦洛蒂、歌星“猫王”普莱斯利、导演伍迪艾伦、没脱光的影星亚兰德伦和脱光照裸照的影星毕雷诺斯等皆属之；中国的女明星尤敏、妖僧达赖喇嘛、蒋介石的长孙蒋孝文，也都生在1935。当然，同是1935年生的人也有贤有不肖，神棍达赖与纨绔蒋孝文，自属不肖之例。国民党在台湾的当权派，1935年生的也正当行，自“司法院”施启扬以下，全是不肖之徒，不单属猪，根本一窝猪耳！
我虽生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但我的籍贯，却源远流长。我小时候，每见过年，家中即捧出“李氏宗谱”上供桌，一起列在香案上，受焚香膜拜。这部宗谱后来带到台湾，归我保存。根据“李氏宗谱”，我的远籍实际是云南乌撒。据《元史》地理志：“乌撒者，蛮名也。所辖乌撒、乌蒙等六部。后乌蛮之裔，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至元十一年始附，十三年立乌撒路。”乌撒路包括现在云南镇雄县和贵州威宁县；到了明朝，改为乌撒卫，就是现在的威宁县。“李氏宗谱”上说是明太祖洪武年间自乌撒迁到山东潍县（潍坊）的。洪武十四年（1381）秋天，明太祖曾派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带兵三十万征云南，那次人民的北移，是强迫性的。我的祖先，很可能是苗族。而照人类学家凌纯声等的研究，苗族的支流，渡海来台湾，成为高山族的一部分，所以，我是台湾高山族的族人，而目前自称真正台湾人的福佬与客家，比起高山族来，其实是假台湾人，或是喧宾夺主的台湾人。
我在云南乌撒的祖先迁到山东潍县后，累世做小百姓，虽在潍县五百年，但是乏善可陈、无恶可作，绝无“名流”出现，也一直安土重迁，直到我爷爷（祖父）出来，才有了大变化。
爷爷名叫李凤亭，他不大会写这三个字。他生在潍县，时间约在清朝咸丰元年（1862）前后，也就是中华民国前五十年前后。他小时候，赶上荒年，跟着母亲去做乞丐。一天碰到狗来咬，他母亲怕他被咬到，就用身体保护他，母亲却被咬致死。他流浪一阵，无以维生，就替“下关东”的人赶马车，也去“下关东”。所谓“下关东”，是专指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朝山海关外的东北偷渡。东北是满洲人的老家，满洲人入关建立清朝后，把东北划为禁区，除了发配罪犯，禁止汉人去东北。所以当时中国的东北，就像英国的澳大利亚一样，只是罪犯的大本营。顾贞观《金缕曲》中“季子平安否”所指的吴汉槎，就是最有名的一个囚犯。但是，东北地大物博，它的富庶，对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的确构成大诱惑。这种诱惑，使禁区禁令成为废纸，大量的汉人纷纷“下关东”，在白山黑水之间，驰骋犯难，就像美国“去西部”一样。1904年，日本和俄国打仗，千古怪事是，这两个国家打仗，战场却在第三国——中国的东北。东北这时候，已经有四百万人民这些人口的压阵，使日本、俄国在瓜分东北上，产生了不少阻力。满洲人再也没想到：禁止到他们老家的汉人，却在阴错阳差之中，替他们看住了老家！这些看家的开拓者中，有一个满口山东口音的壮汉，就是我的爷爷李凤亭。
爷爷活了八十三岁，其中有六十年在东北度过，他的一生，充满了行动与传奇。他做过赶马车的、工人、农民、打更的、看坟的、流氓、土匪、打土匪的、银楼老板等等，名目繁多。爷爷虽然不识字，但是胆大心细，头脑清楚，是有名的厉害角色。有关他厉害的一个故事如下：七十多岁以后，他和大爷（大伯父）大娘（大伯母）住在郊区，一天晚上，来了一伙土匪，把家包围，在墙外高叫开门。大爷大娘已吓得面无人色，但是爷爷却镇定异常。他下令大爷大娘在室内大声吹警笛，自己却拿起一根张飞用的武器——丈八蛇矛，从前门跑到后门，从后门跑到前门，向土匪呼啸叫战。土匪们弄糊涂了，他们绝没想到：居然有这么一个倔强不怕死的老头子，手拿丈八蛇矛，坚持保卫家园，毫无让步之意。大概他们被这种从来想像不到的英勇行动震慑住了，最后他们决定撤退，一个土匪从墙头朝爷爷开了一枪，子弹打穿了窗上玻璃、打碎了窗台上的花盆，最后打到衣柜上。这个衣柜，一直跟着我们，最后运到故都。柜上一个圆坑，就是子弹的旧痕，这个旧痕，表示了人间大勇是什么。
另一个有关他厉害的故事是：他做流氓时代，一天在农田里设赌局，做庄家。聚赌的人里，有一个流氓某甲，手气不佳，每局都输，现金先输光，接着马输光，接着行囊输光，接着外套输光。最后他输火了，拔出刀来，在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开始“肉赌”。肉赌是一种无赖的赌法，赌徒赌火了，一割肉的时候，庄家若不巧输给他，不能赔钱，只能赔肉。明朝大宦官魏忠贤，年少无赖，做赌徒输了，就表演肉赌，他割的不是大腿，而是他的生殖器！（庄家若输，也得割生殖器！）一般说来，赌徒一表演肉赌，庄家必须大量赔钱，破财消灾，免得万一一输，就要以肉赔肉。某甲这次表演肉赌，大腿上肉血淋淋往台面上一摆，大家都相顾失色。不料这时做庄家的李凤亭先生，却面不改色他说：“好小子！你来这一套！割起腿上的肉来了！你有种！可是你给我搞清楚，这一套别人吃你的，我李凤亭不吃！你肉赌，按规矩，不是我输了才赔你肉吗？不是我输了再割都不迟吗？不是我赢了就不割了吗？可是为了不怕你，为了比你小子还有种，我先割给你看！割下来，我赢了，就算白割了！”说着，就拔刀朝自己大腿上割下肉来。这个以狠对狠的故事，我没法证实，但听说是爷爷的杰作。这一杰作，使我想起《吕氏春秋》中“齐之好勇者”互相割肉下酒的故事。
爷爷和奶奶（祖母）结婚，也有一段故事。爷爷做土匪，受了伤，躺在山洞里，被奶奶看到了，大力救他，后来就结了婚，奶奶是热河人，也姓“李”，因为中国传统同姓不婚，所以用瞒天过海，改姓“吕”。奶奶长得不怎么样，爷爷一骂她，就骂“穷山恶水，丑妇刁民”！“丑妇刁民”！“丑妇刁民”很有个性，她在七十去世前，还跟八十二岁的丈夫斗气不讲话，他们在儿孙的包围下，合照了相，可是尽管照相，话还是不说。
爷爷去世前，同我家住在一起，我常到他屋里玩，那时候我四至六岁，看他在后院亲自动手搭棚子。看他烧鸦片烟（烟土太贵，抽不起，只把鸦片烧成小黑丸吞服），跟他的感情极好。他过的最后一个旧历年，我从大年三十就不断地给他磕头拜年，一会儿就去磕一次，然后相对大笑。爷爷说：“这小子今年怎么回事？怎么老是向我磕头，磕个没完？看这样，要把我给磕死了。”
年过了以后，在奶奶去世第一百天那天。爷爷到庙里看给奶奶做佛事，佛事做完了，他向和尚们说：“我不会再来了，再来就是麻烦你们了！”当天晚上，大爷到我家来，陪爷爷过夜。爷爷向大爷和爸爸谈京戏，谈得兴高采烈。谈完了，要睡觉了，爸爸回到房里。不久大爷过来敲门，说爷爷说他不行了，大家赶过去，想找寿衣替爷爷穿（寿衣很多件，穿起来很麻烦。习惯是在人咽气前穿好，一咽气，就不好穿了。但人咽气前经这么一折腾，实在有速死的可能），慌乱之下，寿衣没找到，这时爷爷说寿衣在哪个箱子里，大家找出来，替爷爷穿好，他就死了。他死得如此清醒利落，真是高人的死法。
不久运来棺材，这棺材是爸爸在爷爷生前订做的，用千百年柏树为材料，是上品。那时候，流行生前备好寿衣寿材，老人家都要试穿试躺一次，爷爷奶奶都试过。爷爷试的时候，很高兴，他们那时代的人对“慎终”、“送死”都极重视，也毫不忌讳。只有后来的人，才那样远离死、漠视死，死得那样没有准备（中国古制帝王即位后，便预造内棺——“椑”，表示人要存不忘亡、要时时面对死亡。“椑”不但放在皇宫里，出巡时也要随着车队，以“椑车”一辆，跟着皇帝走。这个制度，到唐明皇时才废掉。可见古人对自己的棺材并不忌讳）。
出殡时候，爷爷的子孙媳女大排长龙，大爷是长子，第一名，依次为爸爸、三叔、五叔、六叔、大哥、我，全部男性领先。在我后面是大娘、妈妈、三婶、三姨（即五婶、因她是妈妈的妹妹，所以只叫三姨）、六婶等。这种排名次序，充分看出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
东北大学副校长李锡恩说他生平佩服的人是我爷爷，我生平在勇敢、强悍、精明、厉害、豪迈上，常“有乃祖风”，也是由佩服爷爷而来。
大概大爷的村学究使我爷爷不满意，大爷自己也愿成全弟弟念更好的学校，于是，在父兄的帮助下，爸爸考上了国立北京大学。本来籍贯是山东省潍县，因为领吉林省公费，籍贯就改为吉林省扶余县。当时只是爸爸一个人改，所以只他一个人是吉林扶余，爷爷和我们仍是山东潍县。这种情形，一直到1949年到了台湾，才被户政机关命令统一，从此我也是吉林扶余。这件小事，反映了籍贯自由的嬗变。在政府权力愈来愈大的时候，这点小自由也都不容于台湾了。
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生在1899年（民国前十二年），1899年是己亥年，就是戊戌政变后一年。1920年（民国九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周德伟、陈雪屏。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他在1926年（民国十五年）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非常拉风，不但做了东北大学讲师，并且立刻被聘为哈尔滨吉林六中校长，当时的待遇极好，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当时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爸爸说：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叫教师研读的。比起又致训词又发训词的国民党来，军阀太可爱了。
爸爸除在吉林六中做校长外，也在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兼课。他唯一一部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写在这个时期。这部《中国文学史》，后来由我加上长序，由文星书店印出来，当时我的长序惹起大风波，经文星书店撕掉长序，才免于被查禁。
妈妈名叫张桂贞，吉林永吉人（原籍河北），吉林女子师范毕业。她在辈分上是爸爸的学生，爸爸在吉林女子师范教高班的，妈妈却在低班，没教到。教到的高班学生里面有申若侠，后来嫁给“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那时候，流行高班学生同低班学生交朋友、合照相，申若侠和张桂贞就合照过，照片至今还保存，可是友谊早就“简直没有来往”了！女人之间的友谊真不可靠。妈妈在学校是锋头人物、是篮球健将，那个时代女子到新学堂念书的不多，所以女学生很拉风。
爸爸在吉林六中有一个学生，名叫程烈，后来变成国民党中的名“立法委员”。据说当年因追求我妈，被校长我爸爸开除。师生关系中断几十年后，在台湾恢复，他的儿子程国强在台中一中也做了爸爸的学生，有一次被军训教官陷害，要开除，经爸爸力持交涉，才免于被开除。两代开除恩怨，竟成佳话。前一阵子程国强六十大寿，我是不参加婚丧喜庆的，但被骗去，席上邀我讲话，我说：“幸亏当年我爸爸追我妈成功，幸亏程烈失败了，否则这世界没有李敖，而我就是程国强了。”闻者大笑。
妈妈生我时候，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这种情形，在那时代，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中国汉朝就有“盗不过五女之门”（生了五个女儿的家，连小偷都不去偷）的话，一个媳妇，不老老实实生儿子，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生女儿，这成什么话？幸亏我应运而生，使妈妈立刻从“败部复活”，帮了她的忙不少。在生我以后，妈妈又故态复萌，连生了两个妹妹，那时我在家中地位如日中天，直到最后弟弟出世，才算两权分立。六女二男，就是我的同胞情况。大姊李珉，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名妇产科医生，嫁给周克敏，现在大陆；二姊李珣，北京燕京大学（后改北京大学）毕业，工程专家，嫁给汤克勤，现在大陆；三姊李琳，台北师范大学毕业，嫁给石锦，现在美国；四姊李峥，台北台大护校毕业，嫁给张立豫，现在美国；大妹李珈，台中静宜学院毕业，嫁给陈大革，现在美国；小妹李璎，台北实践家专毕业，嫁给叶成有，现在美国；弟弟李放，台中一中毕业，与王自义结婚，移民加拿大。
外祖父（我们叫老爷）名叫张人权，这个名字倒满有时代意义。他长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威严无比。他有一张大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照片中的眼睛不论你从那个角度望去，好像都一直盯着你，叫人为之生畏，为之想到乔治·欧威尔《1984年》中的“老大哥”。
老爷是哈尔滨警察局下一个分局的局长，他为人耿直，不喜欢拍马屁。他的上司在台上，他不理、不买账；他的上司垮了台，他却跑去“烧冷灶”。
外祖母（我们叫姥姥）是一位胖太太，胖得自然不会背挺得直，老爷是衣着笔挺背也笔挺的威严人物，经常对姥姥说：“老太太，把背挺起来、挺起来！”姥姥却不太理会他。姥姥唯一理会的是老爷有爱讨姨太太的毛玻老爷喜欢讨姨太太，本来是说说的，后来真的讨了一个回来，但是不久姨太太就离去了。老爷还不死心，还想讨，但是不久他就死了。老爷死后，姥姥就同我们合住，一直到她死去。
姥姥只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这大概也是老爷要讨姨太太的主要理由。三个女儿是老大（妈妈、大排行是老二）、老二（我们叫三姨）、老三（我们叫老姨）。三姨亲上加亲嫁给五叔，生一男一女。老姨嫁给李子卓，生了一个儿子。李子卓是我的长辈中唯一一个国民党，并且还是“外戚”级的。我家同国民党素无渊源，在一党独大下，家世清白，于此可见。
从1926年爸爸北大毕业回到东北起，到1936年我一岁这十年间，是我们在东北老家生活的最重要十年。这十年间，爷爷退休、爸爸结婚、老爷死去、妈妈生了四个姊妹之后再生了我，全家局面，已是浩浩荡荡。计开：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姨、老姑、大姊、二姊、三姊、四姊和我，外加大爷、大娘一系四位，并达十九口之多。爸爸仰事俯蓄、平辈支援，负担之重，也就可想而知。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正是黄金时代；九一八事变后，发光的未必都是金子，东北人民泪尽胡尘，饱尝做亡国奴的痛苦与辛酸。爸爸一直计划全家离开东北，进入关内，不受日本鬼子的统治，可是种种困难，未能如愿。到了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他终于做到了举家南迁的大手笔，十九口浩浩荡荡，迁到北京（国民党改为北平），完成了他的“出满洲记”。这时，我以二岁的年纪，离开了哈尔滨，从此我的家，不在东北松花江上了。
李敖回忆录--2 北京、太原（1937—1948 二到十三岁）
2 北京、太原（1937—1948 二到十三岁）
北京虽然是爸爸的旧游之地，但这次重来，处境、心情和十几年前大不相同，东北是根，北京却是浮萍，一切都得重新干起。首先是找职业，要找人介绍。他去找过他的老师胡适，但是胡适没理他（胡适是不帮人介绍职业的，但对有成就的人，他会主动帮忙）。爸爸在北大时就不是出色的学生，胡适对他并无印象（二十年后，我还同胡适提到这件事。胡适说他完全记不得这位学生和这件事了。）找了一阵，他终于在法部找到一份小差使。那时我们住东城，为了省下车钱，爸爸每天走路，走到西城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在面包行里买两块面包，一块给全家最老的——爷爷——吃，一块给全家最小的——我——吃。他自己和其他的人，都看着，不吃。生活的艰苦很快伴来了时代的艰苦。——北京也不对劲了，日本鬼子的魔手自东北南下，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爸爸为大家庭所累，再也没有能力南迁了，他只能派五叔到后方去，其余的人，都第二次做了“遗民”。爸爸人虽不能南下抗日，但他的地下抗日，却没有停止。当九一八事变以后，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是中国第一个以行动抗日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以行动抗日的时候，其他团体还在亲日，媚日或观望之中，爸爸当时就是马占山将军的秘密盟员。马占山将军是武人，他有一位替他拿主意的军师，就是吴焕章。吴焕章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叫爸爸做二哥。为人风趣、热情而细心。他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俄文法政学系毕业、俄国海参威东方大学研究。九一八事变后，他和爸爸展开抗日工作；卢沟桥事变后，爸爸留在北京，吴焕章“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作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由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将军秘密任命。所谓“同志”，是同马占山将军抗日志愿的有志一同，并非国民党。
这时爸爸在北京法部做科员，因为极有才干，被上司看在眼里，开始大力提拔他。在三四年间，他就升到华北禁烟总局下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他真的“参加敌伪组织”了。所谓禁烟，禁的就是鸦片烟。华北的鸦片烟，山西省是大宗，山西省会太原，自然是最重要的管辖地。华北禁烟总局局长是北大教授出身的北洋要人万兆芝，首屈一指的太原禁烟局交给无名小辈当家，这是北洋耆旧们用人唯才的一种度量，这种度量在国民党当道后，已经愈来愈远了。
爸爸在1941年去太原上任，五六岁的我也去了太原。我清楚记得我坐在火车上，前往太原；清楚记得经过娘子关，自河北进入山西。火车有卧铺，自北京到娘子关的时候，已是晚上。第二天，到了太原以后，就住进禁烟局。禁烟局一进门，就是一块方形的大操常一进门向左转，是一条走廊，走廊左边，有一间间小房子，新的水泥味道，扑鼻而来。走到尽头，再向右转，也是同样的房子。这些小房子，是给戒鸦片烟的人住的，是勒戒所的规模，进门一直向前看去，是车棚，一辆T字形的黑色福特，就是局长的专车。这辆车车门外有很宽的脚踏板，可以站人，尤其可以站保镖。我在北京亲眼见过大人物坐在这种车里，车门两边站着保镖，保镖一只胳臂从窗外勾在窗框上，两眼圆睁，向路人盯着，神气活现，颇有晏子御者的味道。不过这辆局长的车，并没有保镖。进门一直向左前方看，有一道圆门，门后一块小花园，门边一间小房，正面一大排主房，爸爸、妈妈、二姊、我、大妹，就住在这大排主房里。我记得一搬来，就运到一个好大好大的搪瓷浴盆，但是太原没有自来水，要洗澡，由一个挑水夫一次一次挑水来，向盆里倒。挑水夫是一个小伙子，造型很像丰子恺“漫画阿Q正传”中的阿Q，有一天，他向我要我撒的尿喝，他说“童子尿”可以治他的病，不久他就死了。
在太原住了一年，使我印象难忘的还有：一、对鸦片烟，我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禁烟局的鸦片一堆一大操场，都是一块块砖头大小，排列成阵，像去了砖窑似的。我想任何毒枭，都不会比我看过更多的鸦片。
二、爸爸的日文秘书于秘书在局里的一个同事婚礼上，在喜棚中搂住一个“女招待”亲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女招待”。后来时代变了，“女招待”也变成历史名词了。
三、日本的国宝——相扑团到太原来表演，于秘书带二姊和我去看，看到一个个特大号的大胖子角力赛，发现他们虚礼与赛前动作N多，令人好笑。那天台上台下，全场都是日本鬼子，现在回想起来，日本侵略中国，他们派来的鬼子们可真不少。那天是我生平看到日本鬼子最多的一次，印象奇劣。
四、我到太原最高点玩过一次。后来这地方有争夺战，阎锡山的许多干部纷纷自杀于此。阎锡山到台湾后，写“先我而死”四个字追念他们，这四个字，倒写得颇能传情。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
五、我在太原参观过一家做香的工厂。看到香是从机器里一根根挤出来的，很好奇。
六、我在太原公园里还看过一条怪胎牛，这牛有五只脚，一脚从脖子下伸出来，真是无奇不有。这件事，我完全忘记了。四十多年后，我在天母侨大木器行看家具，看到一张五脚大会议桌，中间有一只脚，我突然想起太原那条牛！人的记忆，真不可思议啊！（中国历史上有“五足牛”的记录，见于京房《易传》和《汉书》五行志。中国古人认为五足牛的出现是上天警告统治者不要过分使用民力的意思，是一种不祥的讯息。）除了太原以外，我有一次同爸爸去了榆次和太谷。太谷是山西最早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我记得参观一家医院，医院中有一架人体骨骼，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骷髅。
山西对我的最大影响不是地，而是人，是一个山西人，名叫温茂林。他是我家的男佣人。他长得两眼有神、两腮无肉、中等身材、中年岁数，穿着裤脚缠绸带的黑棉裤，留平头，一派典型中国淳朴农民的打扮。我到山西以后，茂林就来了，负责照顾我的一切，整天同我形影不离。茂林的话不多，粗识文字，脾气很憨，我做错了事，他会怒目指摘我，可是我很喜欢他。我日后的一些耿直的脾气，深受他的影响。
茂林后来跟我们到北京，有一天，爸爸把几只中国旧式茶碗放在桌子上，就出门了。我跑过去看，发现茶碗四周都画着光着身的男人女人，这时茂林走过来，声色俱厉地向我说：“这种东西，不准看！”弄得我莫名其妙。十多年后，回想起来，原来我看到的是瓷器上的春宫画。
茂林喜欢鸟，我也大受影响，养起鸟来。北京旧家的纨绔子弟，常常出门卷着白袖子、提着鸟笼子、叼着烟、迈着八字脚走路，一派腐败堕落的模样。我那时太小，还不到这种水准，不过鸟倒也养过几只，有一只百灵，老老的，会学十一种动物的声音，可惜其中包括学猫叫，百灵一学猫叫，就被认为误入歧途了，身价也就大跌了。茂林会画一笔鸟，就是一笔下来，不间断，连成一线，画出鸟来。我大为佩服，也就全套学到。我把它们画在墙上，左右对称。左边写上“温鸟”，右边写上“李鸟”。
我小时候，道学得很。我四五岁的时候，家里一部分房子分租给一家房客，房客中有个小女儿，大家叫她小妹。我当时最大的“特怖”（taboo），就是别人说我和小妹有什么什么关系，我会立刻大发脾气，并且破口大骂。姊姊们知道我这一弱点，所以吵架时候，故意说我是“小妹丈夫”来气我。我呢，就用“大连太太”来报复（大连是大爷亲戚李德邻的儿子，是个极顽皮又厚皮的小男孩）。有时候，和姊姊们如有什么谈判或协议，为遵守诺言起见，双方都以“大连太太”“小妹丈夫”做赌咒，姊姊失信，就是“大连太太”；我若失信，就是“小妹丈夫”。我一点也记不起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小妹丈夫”过敏症，也搞不清为什么变得如此道学。这种“严男女之防”，后来发展到连温茂林都吃我不消：———茂林同女佣人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竟在旁边监视，不准男人同女人讲话！有一次茂林看我不在，讲了几句，不料我却从桌子底下跳出来，对他大声申斥一番。我的古怪与任性，由此可见一斑。
爸爸的禁烟局长位置，后来卷入政治纷争里。原来日本华谷（？）中将很跋扈，找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麻烦，于是脑筋就动到太原禁烟局上面。王克敏是浙江杭州人，清朝举人，做过清朝留日学生副监督。民国以后，三度出任财政总长。卢沟桥事变后，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又做“新民会”会长，成了“前汉”（前期汉奸）。到了1940年，跟“后汉”（后期汉奸）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合并，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名义上归汪精卫管，事实上自成体系。王克敏因为老资格，也有个性，对日本鬼子并不唯命是从，惹起日本军人的嫉恨，华谷中将于是掀起“太原禁烟局贪污案”，给王克敏好看，于是首当其冲的被害人，就是爸爸（此案掀起，当然也与爸爸被疑做地下工作有关）。一天晚上，爸爸、妈妈、二姊、我、大妹，搭上自太原回北京的火车，车开到榆次，上来几个日本兵和翻译，同爸爸说了几句，就由两个日本宪兵把我们带下车了。走在又黑又泥泞的路上，日本宪兵轮流抱着我，很久以后，到了日本宪兵队，我不久就睡了。第二天醒来，看到的是一间旧式的平房，中间院子不大。到了下午，妈妈和我被释放，爸爸就失掉自由了。
华谷中将的做案方法是：由商人咬太原禁烟局的信科长、于秘书等贪污，再牵连到爸爸。信科长长得人高马大，在宪兵队，被日本鬼子打得皮开肉绽后，再在打破的肉上，揉上咸盐来整他；于是秘书也被三上吊、灌凉水等，可是他们都不肯诬攀爸爸，所以爸爸没吃苦头。他被关了半年多，最后无罪开释。爸爸坐的日本式牢，规矩很严，白天必须盘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宪兵做禁子牢头。整整六个多月，他挨过一个耳光，他的手表，被日本宪兵要求对换，最后他回北京时，戴的是个东洋烂表。
“爸爸最后无罪释放，王克敏对爸爸的清白，极为欣慰。他把爸爸请去，把华北禁烟总局局长的职位给了爸爸，但是爸爸决心不干、决心脱离官尝决心埋下头来，研究一点问题。他选中了中国土地问题，做专题研究，他从此成了国立北京图书馆的常客，在这个第一流的图书馆里，他遍读有关土地问题的书，作笔记。他偶尔也买一点旧书，像向乃祺的《土地问题》、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有时候，他也带我到这个图书馆来，他看他的大人书，我看我的儿童书，父子对读，构成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幅图画。
抗战胜利后，爸爸因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与国民党不对，自然有被国民党诬为“汉奸”的危险，所以不得不做一点准备，他决定在清白没被澄清以前，先躲一下，于是他就只身先回东北老家。那时候老百姓是分不到交通工具的，他只好徒步走回东北去，结果走到山海关，就被共产党给挡住，只好折回来。后来第二次再走，才走回老家。
爸爸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工作，为了安全，他并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时太小，也不清楚细节，我对他也一直有所误会，1961年10月10日，我写信给胡适，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后来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爸爸清白的秘件，是写给当时国民党特务头子郭紫峻的，转到我手中，我才明白了真相。吴焕章这封秘件，最后使爸爸在抗战胜利之后，总算免掉了牢狱之灾，至于爸爸抗日的功劳、做地下工作的功劳，当然是没有奖励的，不坐牢就是奖励，——这就是国民党的酬庸与宽大啊！
爸爸的故事，画出了一幅谑画，就是：做为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不爱国当然不对，但是爱国不爱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爱国，必须得跟着国民党永远在一起才行，你要单独去爱，不论你多少功劳，结果不用“汉奸”办你，就是党恩浩荡了。爸爸的一生，痛苦的得到这一教训。因此，在日本走了、共产党来了的时候，他学乖了，他知道这回一定得抓住国民党、跟国民党永不分离才成，再被国民党所弃、再做国民党的“弃民”，国民党再回来，他一定又是“汉奸”了。于是，他决心抢登巴士，先期逃难，追随国民党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离。最后，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台湾，就这样的，我们全家到了台湾，那时我不到十四岁，无决定之权，一切爸爸决定。爸爸来台湾的目的，的确没别人那么雄壮，一切救国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来台湾，只是怕国民党又说他是“汉奸”而已。爸爸的“汉奸恐惧症”，是我们一家来台湾的根本原因：别人都是怕共产党而来台湾，我们却是怕国民党而来台湾，天下令人哭笑不得之事，无过于此了。
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家就住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那是沈铭三（一般人叫他沈二爷，我们晚辈叫他二太老爷）租给我家的房子，我们前后住了十年。我在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的最早记忆是：一天晚上，飞来一只受伤的鸽子，我们把它包扎好，伤养好后，它也不再飞走了，就成为家里的一员。不料一天被猫扑上去，把它咬死了，我们都很伤心。那时家里不能不养猫，因为房子很旧，老鼠太多。老鼠猖獗到光天化日之下，透过阴沟铁栅，去咬走过铁栅的小鸡。提到小鸡，也引起我的回味。北京乡下人沿街叫卖小鸡，用扁担挑两个很扁很扁的箩筐，到了家门口，把箩筐盖打开，顿时一两百个鸡头攒动，毛胡胡的、黄登登的，每只都在尧每只都在叫，可爱极了。卖鸡的随手抓出一两只来，放在掌心，特别介绍，痒得你非买不可。养鸡以外，家里也有猫狗。养猫狗，都以实用为目的，猫狗也不像现在这样娇生惯养，那时候猫狗好像都是脏兮兮的。对猫也有很多传说，比如奶奶、爷爷、姥姥死的时候，猫都要关起来，因为传说猫跳过死尸，死尸会坐起来，就是“炸（诈）尸”，这是谁都害怕的事，谁都不敢冒险，所以只好把猫关禁闭。
我六岁时候，得了慢性盲肠炎。一开始是肚子痛，家里人以为是普通毛病，替我用热水袋去敷，结果愈敷愈严重，脓化开了，成了腹膜炎。爸爸感到情况不对，请关颂韬大夫来看，关大夫是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是中国第一名医，他断定是盲肠炎，必须开刀。听说肚子上要开刀，全家一致反对，爷爷、奶奶、姥姥等都坚信中医可以看好，为什么要给西医动刀。大家七嘴八舌，使爸爸也感为难。幸亏关大夫说：“开个刀没关系，如果不是，缝起来就是了。”于是爸爸决定开刀。
我住进东华医院，开刀那天，医生把哥罗仿按住我鼻孔，叫我跟他数数字，我跟他数到三十多，才麻醉过去。开刀打开一看，盲肠已烂，割下后为了清脓，插入两条皮管，不能封口，拖了二十多天，才能下床，下床时已经腿软得不能走路了。
爸爸高兴他的正确决定，使我大病不死。爷爷奶奶们对西医也没话说，只是认为，如果给中医看下去，照样可以看好。可见中医观念的深入人心，真是病入膏肓了。这种观念，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病好后，茂林陪我到关大夫家谢谢他。关大夫家庭院很大，他知道我喜欢鸟，特别送“李局长的少爷”名鸟一只。听说关大夫晚年住在台北，我一直很感念他。我读胡适写的《丁文江的传记》，看到关大夫坐飞机去救丁文江的事，就觉得特别亲切。到台湾后，有一两次，医生检查我身体，看到盲肠开过刀，听说刀是关颂韬开的，都会夸他是名医，可见关大夫在中国西化医学中的地位。
我得盲肠炎的时候，还没有盘尼西林等名药，割盲肠还算不小的手术。如今已算是小手术了。
从内务部街东边街口，向左转朝阳门南街，再向右转，就是新鲜胡同。新鲜胡同有新鲜胡同小学。这小学是我的启蒙学校。它共分两部分，胡同中间路北，是分校，包括一二年级和操场；再往前走，路南就是校本部，包括三至六年级、音乐教室、校长室。校本部有纵五排侧三排房子，第二三排最高，盖得最早，颇有巍峨的气象，那是三百年以上的房子了。它们原来是明朝大宦官魏忠贤的生祠！明思宗上台后，魏忠贤上吊死了，他的生祠，自然也一所所完蛋了。新鲜胡同小学在三百年后接收了这一生祠，真是谁也想不到的事。
我是1942年七岁时候进新鲜胡同小学念一年级的，当时我在家娇生惯养，胆子很小，初次上学，颇不习惯，所以由茂林陪我。他站在教室窗外，跟我保持隔窗遥望的照应，我一边听级任老师上课，一面紧张地看着茂林，心有二用，绝不大意。一年级级任是位姓师的女老师，戴着没边的眼镜，和蔼可亲，人也漂亮。那时没有什么幼稚园，一念书就是小学一年级，我记得第一课只有三个字——“天亮了”。其实，我那时已在家里先背过《三字经》，也看过《小熊逃学》、《小狗回家》等儿童书，我的程度，已经不错了。不过那时还有读私塾的情形存在，有的小学生是读过私塾再转入小学的，所以会背《三字经》的，应该不止我一人。茂林陪我窗里窗外式的上课，后来结束了，我也能完全适应了小学生活，并且很快学会了如何“我告老师去”。有一次小便时候，一个顽皮的小男生在我背后一推，我身子站不稳，两手陷到尿池里，我很快地报告了老师，老师问是谁推的，我不知道那小男生名字，只好走过去，到他身边，把他揪出来。有一次，我在校门口向一位男老师敬礼，一边敬礼一边大喊老师早，男老师那天大概有什么毛病，忽然当面斥责了我，我大为伤心，回家大哭。五叔查出那男老师原来是他学生，跑去骂了他一顿。这件事我五十多年后还能记忆，我相信办教育的人对小孩子的态度，真不可不小心。小孩子是最容易受伤害的。
1943年八岁进二年级，级任是位姓崔的男老师，是个非常刻板的人，沉默寡言。永远是一袭旧“阴丹士林”蓝布长袍，进教室后先不说话，而是拿出鸡毛掸子，清除讲台桌椅，他清除得很慢、很规律，包括每一条桌面下的边，都不放过。他清理过程一言不发，我们全班也一言不发，看着他天天大扫除。如今回想，此公大概有点洁癖。崔老师书教得不错，只是太严肃了。我记得他骂过我一次，说：“李敖你出去！”什么原因，全忘记了。崔老师的蓝布大褂儿，留给我对长袍最早的印象。
新鲜胡同小学因是古宅老屋，颇多鬼怪传说。我只有一次奇遇。二年级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教室左后角的最后一个位子上，突然全身似为鬼迷，神智清楚，可是不能动弹，好一阵子才过去，至今记忆犹新。三十年后，我睡在警总军法处地板上，半夜忽醒，又有此一现象，我知道这是一种“梦魇”经验而已。我生平不信怪力乱神，但新鲜胡同小学的许多教室，倒颇有一股阴气，有时令人发毛。
崔老师不久得肺病死去，来了一位女老师代他。全班恢复了活泼气氛。图画课上，我总是画汽车，女老师很欣赏我画的汽车。我对汽车的印象，是在太原建立的，那时很少小朋友像我这样“现代化”过，他们要画，大都画洋车，就是人力车。
1944年九岁进三年级，改到校本部上课，开始有两个特色，一个是音乐课有音乐教室，一个是开始学日文。音乐教室主持人是杨老师，是这小学的资深老师，前额又秃又大，人很精神。按起风琴来，更精神十足。学校太穷，买不起钢琴，风琴也别有情调。我们学的第一个歌是“飞”，歌词是“飞飞飞蝶飞飞飞，飞到鸳鸯天芳草地，飞飞飞蝶飞飞飞。”一共三句。也学过刘复（半农）、赵元任合作的《好大的西北风》——
好大的西北风啊，飞到一座树林里。
它叫树林跳舞啊，一二三四呼呼呼。
它对树林大声说：现在已经不早了，
大家都要用些劲儿，一二三四呼呼呼。
在冬天唱这首歌，唱得热气在寒冬里直冒烟，非常有劲儿。
在唱《好大的西北风》的季节里，教室里冻得要命，只好一个教室一个火炉，但是学校只供应火炉，燃料是供应不起的。燃料由全班同学每人每天带煤来。生火是由全班最早到的同学负责。一般北京人的炉子，有两种，一种是烧煤块的，用于洋炉子，冬天取暖用，上面也可烧开水之类；一种是烧煤球的，用于土炉子，四季皆用，可以做饭、取暖。这种炉子，生火时候，要在院子里，早晨零下几度，在院子里生火，左生不着，右生不着，两手就冻成红萝卜，要跺着脚，放在嘴边用热气呵个不停才成。用这种炉子，在续煤的时候，可不能偷懒，若是续上煤球，偷懒不端到屋外，或还冒着蓝火苗就给请了进来，大家就有煤气中毒的危险，用北京话，这叫“煤薰着了”，被害人轻则到院子里吃西北风透气，灌酸菜汤；重则一命呜呼。这种炉子用的煤球燃料，是煤沫子、碎煤，加上有胶质的黄土摇出来的，就像摇元宵一样。摇煤球的工人，外号“煤黑子”，他们摇煤球的时候，先做好两三坪面积的煤糊，然后再用铁铲子切，横切成一寸多宽的距离，这面切完后，再掉换方向，还是横着切，这样切完，便成了小方格子，然后放在筛子里去遥摇的时候，先放一个花盆在下面，再把筛子放在花盆上。摇煤的便蹲在地上，用胳臂左右交互摇将起来。筛子下的花盆好像一个轴，一边摇还要一边注意将黏在一起的散开，又得随时洒些煤沫子，摇到后来筛子里的小方块渐渐摇滚成了黑乒乓球，晒干以后，就可用了。煤球普通一大担一百斤，前后各五十斤，小担五十斤，前后各二十五斤，大部分用户都三五百斤的买，或找摇煤球的到自己家里来摇，穷苦的人家也有一次买五十斤的。再穷苦的人家就无所谓买多少斤了，而变成了“捡煤核儿的”。所谓煤核儿，是不论烧煤块或煤球，都会在拢火后留下残渣，残渣丢到垃圾堆里，捡煤核儿的便去废物利用了。他们遇到一块煤，认为中有文章，便用家伙，敲打一阵，把炉灰敲掉，如果中间有点还没烧完的黑心，便放进小竹筐里，这样子积少成多，也够自己家里烧个一天半天的。因为有这点剩余价值，所以在垃圾堆上，常常看到穿着又脏又破小棉袄棉裤的小孩子，缩着脖儿，冻得流出两行清鼻涕，在翻腾垃圾堆。当然这些小孩子，是没钱念书的。
日本人侵略中国，在台湾，在东北，都从小学一年级起有日文课；在华北，则从小学三年级起。当时每个小学都有一名日本顾问，新鲜胡同小学日事顾问叫“施掘”（？），我们给他外号，叫“屎橛”。这个日本人态度还友善，写了一手日本体的好毛笔字，经常写出来，做为每周重点。我记得他写过“姿势”两字，贴在布告栏上，要大家注意“姿势”。教我日文的是一位男老师，我那时恨日本侵略中国，不喜欢学日文，成绩很坏。成绩单拿回家，爸爸说：“恨日本和学日文是两回事。学一样东西，总要学好才对。”于是我开始发愤，最后考了一百分。
1945年十岁进小学四年级，抗战胜利了。在沦陷区生活八年的遗民，自然渴望重光的一切，我们这些做小学生的，也不例外。过时候，一个最优秀的小学生出现了，他的名字叫詹永杰。詹永杰长得极好，圆圆的脸、红红的脸蛋、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一张能言善道的嘴巴，突然脱颖而出，在四年级的班上，风靡了我们。原来詹永杰知道最多的八年来被封锁的一切，他会背《国父遗嘱》、他会读《三民主义》、他会唱《中华民国国歌》，他也会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四年级第二学期，他甚至发动同学，一齐抵制一个叫齐凤鸣的大块头，说齐凤鸣欺负我们，动辄动拳头，我们“抗齐八学期”，如今要随抗战八年，一起胜利才对。我因在二年级时被齐凤鸣动过拳头，久思报复，今逢詹永杰发难，自然首先响应，于是群起而斗齐凤鸣。齐凤鸣见人多势众，气为之沮，级任老师鲁小姐事后责备我，说：“没想到你那么凶！”其实我也没想到我是那么凶的人，詹永杰启发之功，实不可没。詹永杰家里有不少杂书，常跟我交换看，使我在读物的广度上，进步不少。后来詹永杰和我，还有一个脑后留“坠根”（“坠根”是脑后留眼镜片大小的头发，这种从胎毛就留起的头发又叫“孝顺毛”，留长后可编小辫，因为很短，据说鬼都抓不住，可以长命百岁，所以也叫“鬼见愁”）、左耳戴“金圈耳环”（满月这天扎左耳洞戴“金圈耳环”，意谓套住了、安全了，结婚之夜才由新娘拿下）的小朋友，三人在我家，焚香膜拜，拜起把子来，这当然是受了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影响。爸爸很喜欢詹永杰，说他长得真好，他看见我们拜起把兄弟来，还叮嘱我们不要“拔香头子”（把兄弟决裂之意）。
四年级念完的时候，就是“初斜毕业，先发一张文凭。这是我平生第一张文凭，内容如下：
毕业证书学生李敖系山东省潍县人现年十二岁在本校初级修业期满成绩
及格准予毕业此证
北平市立新鲜胡同小学校长 张瑞珂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 日
十二岁是旧式算法，从怀胎起算，所以生下来就多一岁。文凭上的图章旁加盖“暂用旧颖字样，因为随着抗战胜利，国民党大发神经，大发“改名狂”，把好好的“北平市立新鲜胡同小学”改名为难听的“北平市立一区九保国民学校”，校长也换了，因为青黄不接，所以“暂用旧颖。
国民党趁抗战胜利的威风之一，是所谓北平市教育局局长王季高来视察，全校学生都恭迎如仪，不在话下。这位局长大人，在共产党围城前夜，曾先开溜。原来围城前，国民党在当地的头子傅作义，宣称“誓与北平共存亡”，为了表示“共存亡”的决心，上上下下，谁都不许走、不许开小差、不许逃难，同时在城内加做市内机场等，决心表演得煞有介事。可是王季高洞烛机先，看到所谓“誓与北平共存亡”是鬼话，于是，自己就先逃难到南京了。王季高一走，傅作义大怒，致电中央，请将王季高截回。但是还没截回，傅作义就投降了。国民党在大陆，经常表演“共存亡”的把戏，可是真正相信它的，就来不及跑出来了。后来到台湾的衮衮诸公，都是当年绝对不相信自己发誓“共存亡”的一群人，唯独不自信，故能失信，悲夫！
另一件国民党趁抗战胜利的威风之一，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来宣慰。全北京的小学生都列队在马路两边，恭迎如仪，也不在话下。我们这些可怜的小学生，还参加欢迎美国军人北上。大老美们在卡车中招摇而过，我们恭迎如仪，更不在话下。美国军人北上，是美国人支持国民党的具体行动，大家对老美最初印象尚可，后来他们闹得不像话，最后强奸了北京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女学生沈崇，惹起公愤，才滚了回去。
1946年十一岁进五年级，算是“高小”，共有甲乙丙三班，我分在丙班，就是五丙。五丙教室是全校最后面的一间教室，隐蔽而阴森。级任老师是王恒庆，是一位乐观、口才好、又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她除了生小孩时候由她哥哥代课外，一直跟我们到六丙以至“高斜毕业。她在正课以外，还教我们念《陋室铭》、《归去来辞》、《桃花源记》、《秋声赋》、《卖柑者言》等古文，这些古文我至今能背，都得力于王恒庆老师的开导。五丙以后，我的课外书读得愈来愈多，成绩已脱颖而出。1947年十二岁念六丙时候，我当选班上自治会主席，又是学校图书馆馆长、又是模范儿童，那时詹永杰在六甲，已经成绩不如我了。王恒庆老师跟我们同学感情极好，但有一次被我们气得赌气不教了，走出教室，我跑出去，把她迎面推了回来。王恒庆老师是我小学时代最怀念的老师。我小时候，长得“真人不露相”，面目慈祥，同学们给我起外号，叫“老太太”，王恒庆老师也这样跟着叫，她能和学生打成一片，由此可见。王恒庆老师生小孩时候，她的哥哥来代课，此公身材很高，写了一手整整齐齐的黑板字，为我生平仅见。他在我作文上批“意短情长，允称佳作”，给我最大的鼓励。他最喜欢讲《聊斋》故事给我们听，陆判也、织成也，把《聊斋》人物讲得鬼气森森，最令我们倾倒。
教劳作的老师外号“老头”，是齐白石的学生。他宿舍里琳琅满目。艺术奇珍甚多。他教我们刻印，第一次我刻“竹报平安”四个字，刻得不错。有些顽皮的男生不肯刻，只用朱笔偷偷描成印文，去骗“老头”。“老头”一看，劈头就揍。顽皮的男生们个个恨他，在劳作课前，常常用毛笔画“打倒老头”图文在镜子上，再用镜子反射日光照在墙上，好像电影一样，全班大笑。不久“老头”进来，追查此事，又是一个个狠揍一顿。
最令我魂牵梦萦的，是在新鲜胡同小学中，有我神秘的初恋。这女孩子叫张敏英，北京人，长得清秀脱俗，长形的脸，眼睛不大，但是晶莹而有灵气。她身材高瘦、性情温和，是最最可爱的小女生。功课也好，尤其写了一手好字。我最初感到她的存在，是在四年级的时候，她在我隔壁班上。五年级后，她和我同分到五丙，老师排座位，一度还并排在一起，令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快乐。六年级后，她和我较熟起来，下课回家，偶尔走在一起，童子军在校门口站岗时候，她也和我一组过，她穿着女童军的制服，姿态优美，令我心动。我只看她哭过一次，是一次考试没考好，我一路安慰她，看她泪眼。看她楚楚可怜，非常喜欢她。我做图书馆长的时候，她做我副手，有一次犯了小错，我开玩笑，拉住她的手，轻打她手心，她装得很疼的样子，给我的快感，令我毕生难忘，对张敏英，我从来没有表示出我对她的情爱，我把一切都遮盖住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她是我魂牵梦萦的心底的情人，我一直把她视同我的初恋情人，虽然这次初恋，实在没有什么实绩可寻，但它一直在我心底，充满了美丽的回忆。我一生忧患，所存美丽的回忆无多，但是对张敏英的每一件，都是令我最感温馨。最感神往的。人生一世，能有这样清纯的、单一的回忆而不掺杂任何俗情与尘网，洵属罕见，而它却是罕见中的极品。我一生中的许多经历，都不想重过。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少年可再，我梦魂所依，除此而外，却无复他求。——只为了她是我第一个小女生、只为了她是我永恒的小情人、只为了那一段少年奇情、只为了那一场春梦无痕的初恋，我愿在时光倒流中停止，在停止中死去，我并不希冀她做我的朱丽叶，但我若能长眠在她怀里，我就宁愿不活十三岁以后的我了。
1948年十三岁，小学毕业了。毕业前碰上姥姥去世，所以我对张敏英和其他同学都在意料之外没有再见了。直到四十年后，小学同学章棣和随中央交响乐团来台，他是团中的首席双簧管，带来了詹永杰的问讯，我才跟永杰恢复了联络。永杰初一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做到大学教授，我看到他们和鲁老师的合照，顿觉往事历历、恍然如昨。我侧面打听张敏英在哪里，但是没有答案，也许他们不愿把答案给我，朦胧下去也许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小学毕业后考中学，我考了四中和师大附中，都考取了。四中还考了第一名，爸爸代我去看榜，他从榜尾看起，愈看愈心凉，没想到状元当头的，竟是自己儿子。事实上，我的家人并不完全知道我的实力，我从小酷爱读书，并且文科理科都好。我受了顾均正《少年化学实验法》一书的启迪，在小学六年级就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我刻了一个木营—“李敖实验室”，保存至今，藏书中还有《化学仪器吹制法》、《儿童实用科学大纲》等，也保存至今。后来离开北京，实验室没经费了，我的兴趣便向文科一面倒了。
小学六年级时候，我开始向北京的“好国民”杂志投稿，刊出有“妄心”、“人类的冷藏”等文，这是我发表文字之始，从十二岁到我写这本回忆录时六十二岁，我已足足有五十年的发表资历了。
李敖回忆录--3 上海（1948—1949 十三到十四岁）
3 上海（1948—1949 十三到十四岁）
1948年暑假后，十三岁的我进了北京第四中学初一上，那时我计划写一部《东北志》的书，并开始收集资料，从谢国桢的《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到张纶波的《东北的资源》、郑学稼的《东北的工业》，乃至于外人写的《日本在满洲特殊地位之研究》等等，都在我收集之列。——一个初一学生，有这种水平与气魄，洵属罕见。有这种程度的少年人，其骄傲自负，也洵属当然。不过我的骄傲自负，都在我心里，待人接物，我仍旧一片冲和。不但冲和，并且还常开人玩笑。有一次，我在班上恶作剧，搂住一位两眼含情脸蛋泛红的潘姓漂亮小男生大叫：“我爱潘金莲！”即属此类。
可惜搂“潘金莲”的好景不长，国民党在北方的局面江河日下，北京岌岌可危，爸爸这次学乖了，决定全家逃难。他计划分四批南下：第一批是爸爸自己，他先到上海打前站。他在东北时候，曾帮了一位台湾朋友翁镇的大忙，翁镇回到台湾，写信来劝为什么不直接去台湾呢？爸爸说他判断国民党虽战败，但剩余的力量，谅可维持和共产党“隔江（长江）而治”的局面，所以逃到上海，就差不多了。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二二八事件的阴影，使爸爸感到不安，他对台湾不大放心。他不愿见国民党杀台湾人；他也怕台湾人报复，一阵乱杀，杀到他头上，所以，广义地说，我们一家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人，我们不直接来台湾而落脚上海，在上海耗尽了机会和财力，最后仓皇来台，是一件错误的转折。
爸爸是坐飞机到上海的，接着妈妈、大妹、小妹、弟弟、老吴（跟了我们一二十年的老佣人，一位无家可归的老太太）第二批，也坐飞机到上海；然后是三姊、四姊。我第三批，为了省点钱，转到天津，坐轮船到上海；大姊、二姊原排在第四批，因为大姊刚考上辅仁大学医学系，刚选上系花，正在高兴；二姊在贝满女中念高三，毕业在即，认为可晚一点再走。这一决定，主要是四姑父的缘故。四姑父叫丁锡庆，是陈纳德的飞虎队要员（陈香梅《往事知多少》书中有一段特别提到丁锡庆），他跟爸爸说，如果局势急转，他有办法找到机票，使大姊，二姊立刻南下，爸爸当然相信。不料，局势急转的速度，也就是国民党垮台的速度，大大出人意料：北京被围城、北京被解放，除了有枪在手的高级国特如前调查局局长张庆恩等人之外，谁也搭不上飞机了！
等到我再见大姊、二姊时候，已经是四十四年以后，我请她们来台湾一游，垂老重逢，恍然如昨。
1948年冬天，我和三姊、四姊，先由北京到天津，准备搭船去上海。我们在天津住在旅馆里等船，三个都是初中学生，由五叔陪我们。天津的街道很干净，这个城给我的印象是清凉的。在这城里，我记忆不出任何一张面孔。记忆中，我好像住入一个没有人烟的死城。不过那时候，局面很乱，说天津是死城也差不多。为补办一些事，必须回一次北京，我就只身搭火车回去。在廊坊附近，火车开得奇慢，铁路是刚刚抢修好的，旧有的铁路被共产党给扒了，铁路两边，到处是劫后疮痍，一片战乱的景象。
在天津，最后等到了一班船——锡麟轮。在码头上，已经是一片乱局。许多伤兵聚集在那里，五叔和一位伤兵谈战局，敬了伤兵一支烟，伤兵感谢得溢于言表。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战乱下的苦难百姓。伤兵口中的国共之争是内战、是兄弟之战。其实，要说内战、说兄弟之战，可有比这更具体的。当时河北省东边有两个兄弟，哥哥被国民党军队接去当兵了，弟弟在共产党军队里当兵，结果竟在战场上相对开枪，互相把对方打死了。梁秋水老人当时写了《冀东兄弟行》，有“兄弹弟腹穿，弟弹兄脑裂”的描述，原诗凄惨，我至今不能忘记。
锡麟轮很小，我生平第一次坐轮船，不断地在甲板上张望。船开出渤海，经过山东，远远的一片大陆，引起我一番对比：半个世纪前，爷爷那一代从山东北上，出发到东北；半个世纪后，我们这一代却绕山东南下，出发到江南。好像爷爷那一代的努力，都完全作废了，陶渊明“根株浮沧海”的诗句，正是准确的预言。
到上海后，我们全家住在工地附近，准备迁入新居。新居是一排小公寓中的一、二、三楼。三楼是六叔顶下的，一二楼是爸爸顶下的。地点在上海虹口提篮桥附近，对面就是上海监狱，当然是个很烂的地点，但这一小房子，却已占掉爸爸全部积蓄的大部分，所以不得不严事紧缩。因为六叔和我们两家十九口人中，谁都没有职业，这当然是很令人担心的。当时物价又波动得大，所以爸爸就买了可供几个月吃的面粉，堆在家里，买来美国救济品（大多数是大罐牛肉酱式罐头）做为主食，准备长期苦撑待变。
虽然严事紧缩，但是有一笔钱，爸爸却一定要花，那就是我的学费。爸爸坚持我的学业不可中辍，于是我就在姊妹们都没钱念书的时候，独自上学了。那时缉规中学正好有春季班，我在1949年1月25日考取，又从初一上念起。
缉规中学原名华童公学，是第三个成立中国童子军的学校，历史悠久。胡适在上海落魄的时候，就曾在这个学校教过书，后来因为喝醉了酒，打了警察，才自动辞职。这个学校后来为纪念清朝在上海的头儿聂缉规（曾国藩的女婿），就改名缉规中学。我第一次走进这学校的时候，它漂亮的建筑大大吸引了我，因为它比起北京四中我的母校来，的确太贵族了。它的建筑既优雅又精致，十里洋场的学校，与文化古都的学校，风格完全不同，贫富也完全不同。
注册以后，2月15日开学，一上课我就傻了，因为老师学生多讲上海话，我不懂上海话，使我非常不方便。尤其英文课，上海地区小学就念英文，英文课本是沿用几十年的“英文津逮”，内容比北京四中的“正中英语”深，我简直跟不上。英文老师是女的，讲的一口又快又阿拉的上海话，这下子我英文不懂上海话也不懂，上课时候简直受罪。幸亏每天回家爸爸为我恶补，过了一阵，总算稳住局面。在班上我的国文、历史成绩突出，使老师对我另眼看待，同学也不敢低估我，所以还勉强不受上海佬的气。不料好景不长，一天中午休息时间，我正在教室刻图章，马面班长过来说侮辱我的话，我说你给我停住，再说我就不客气了。可是他还说，我就随手举起刻印刀来，他边退边说，我就来个“小李飞刀”，他一跑，刀正好扎进他的脚心，他立刻疼得大哭大叫起来。大家赶忙把他抬到医务室，我也跟在后面，只觉得脑里昏昏的，心想这下子可闯了大祸。训导主任长得人高马大，过来问我：“是侬干的？”我点点头，他哼了一声，掉头而去。后来马面班长给送到医院，住了好几天，费用全由我负担。学校方面，说我行为粗暴，以刀伤人，记大过一次。
在上海那段日子，我专心念书，没有任何游乐，我没去过电影院，只是应邀去了一次王家桢家。王家桢字树人，吉林省双城县人，是张学良走红时候的红人，他早年在北大念书后转日本庆应大学，1930年做外交部常务次长、1931年出席国联、1945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国民党抗战胜利接收东北时，做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他的太太是我老姨父李子卓的妹妹，算是和我家有一点“诛九族”也诛不到的远亲关系。在1948年6月18日姥姥死后，在北京局势恶化前，我家搬离了内务部街老宅，就住到他家的后院。他有两个儿子叫大弟、小弟，年纪跟我接近，我们常在后院一起爬树。有一天，我到前院去，正好碰到一位客人来，这位客人，不是别人，就是爸爸参加那个秘密抗日团体的领袖——马占山将军。马占山将军字秀芳，吉林省怀德县人，短小精悍，外号“马小个子”。他做磨坊工人出身，后来入伍，骁勇善战，直升到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相当师长，因为东北军没有师编制，只以旅做作战单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在嫩江桥战役里，孤军抵抗，日军死伤一百零八名，村兵少将兵败切腹，消息传来，全国振奋，因为这是中国人对日本侵略的第一次公然反抗，也是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第一次公然藐视，日本鬼子感到太没面子，发动对马占山将军的总攻击，由多门中将总指挥，展开大规模的陆空作战。因为众寡悬殊、武器悬殊，马占山将军在11月19日，转入游击战，在拉哈车站击毙日军八百人，东北义勇军之名震动中外。1933年，马占山将军被逼将部队从满洲里撤入苏联，他先由苏联转欧洲，再由欧洲回上海，全国欢迎这位抗日英雄，如痴如狂。马占山将军给中国人带来了信心和希望，这是八年抗战的最大基矗在这基础上，马占山将军的孤军抗日，证明出两点：第一，他告诉中国人，我们肯打、能打、打不过也要打，而打游击是对付日本人的最好战术。他孤军抗日后，在关内，各地青年在国民党“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1937年8月8日国民党文告中自承）的政策中，纷纷请缨北上，要加入义勇军，甚至一二八抗日的非国民党嫡系部队十九路军，也自动要求北上；在关外，各地义勇军风起云涌，拥众从几千到几万，武器从猎枪到丈八蛇矛，与日本鬼子苦战不懈。据日本鬼子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后，到1945年日本投降，十四年间，光在前十年就出动“讨伐队”达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九次，平均每天出动近五次，来剿义勇军。日本鬼子阵亡的骨灰，每年运回达十万具！十四年间，东北二百三十个县中，孤军抗日之事，此起彼落。日本鬼子虽然严刑峻法（以家为单位，家长酷刑处死，男丁充矿工，女眷做营妓），但是平均每天游击战仍有二十起。东北同胞的孤军抗日，比起其他各地的来，更早更久更艰辛。可是在国民党的钦定历史中，却一笔带过或不成比例，这是太不公道太不公道的！第二，马占山将军孤军抗日的坚苦卓绝，得到世界公论的同情。他向国联李顿调查团提供的证据，最后使日本鬼子被国联宣布为侵略国、使中国得到世界公论的支持、使世界知道中国人不可辱，中国人还是肯跟日本鬼子干的，中国人还是有出息的！
可是，马占山将军的孤军抗日，显然使不抗日的蒋介石进退维谷、显然抢了蒋介石的锋头，而为蒋介石所不喜。所以，他虽是第一号民族英雄，但一直被冷冻，被迫害；他的手下，从东北撤到新疆的时候，被残杀。抗战期间，他遥领黑龙江省主席，实任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驻节在陕北榆林和绥远五原。蒋介石歧视他，使东北挺进军只有两三千人，装备之差，首屈一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私心自用，没道理的把东三省改为东九省，使马占山将军连空头主席都不可得。他带着残部，在凄凉中奔回东北老家，可是在半路上，共产党拦住了他，消灭了他的追随者，在左右不逢源中，他黯然到了北京。后来蒋介石在东北与共产党作战失利，有人建议，何不派马占山将军回东北号召呢？于是给他一个空头名义，让他回到东北。1947年4月16日，马占山将军万里荣归，一下火车，群众一拥而上，包围了他，他们大喊：“马将军万岁！”把他抬了起来，在东北同胞的内心深处，他们知道除了马将军，没人值得喊万岁。四天后，东北同胞开大会欢迎他，十万人到场欢呼。马占山将军才六十岁，可是多年流亡，人已苍老，他满脸皱纹、满脸风霜，对着每一张苦难的脸、折磨的脸、马首是瞻的脸，他泪下，十万群众也泪下。泪尽胡尘的东北遗民，又重新学会了流泪，他们流汗欢迎接收大员，但是流泪欢迎马将军！那时东北同胞在饱受日本、苏联的折磨以后，正受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折磨。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带头贪污舞弊，买大豆、运高粱、炒金钞、占公车生意等等，不一而足。马占山将军无能为力，最后百无聊赖，回到北京。那天正好来看王家桢，使我有缘相会，我见他走进来，心里无限崇敬。
我家转到上海后，王家桢一家也转到上海。大弟、小弟约我去玩，三个小男生参观了全国最高的国际饭店、金门大厦，大概上下电梯多坐了一两次，引起开电梯的上海佬怒目相向，上海佬的势利眼，我至今记忆犹新。王家桢请我吃饺子，王伯母最后留下盘中的三个饺子不吃，说要留在盘子里，吃光了太难看。王家桢手不释卷，那天他手中拿着的一本厚厚的翻译小说，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的。此公面貌不凡，亲切中有庄严，令人印象深刻。与王家桢分手后四十年，我应邀到世界新闻学院演说，讲完在人群走出时，一个熟悉的面孔在旁叫住我：“我是世新的老师，我叫王素梅，是王家桢的女儿。”我没想到王家大姊竟跟我相逢孤岛之上！前后四十寒暑，得见父女两代，人世际遇，岂不奇哉！
我在上海唯一常去的地方，就是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我早在北京时候，就对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向往不已，到了上海，亲自去看，十分过瘾。商务印书馆楼上有风渍书大廉价，每本书后面盖个蝴蝶图章，证明为廉价品，我买了不少，大部分是“现代问题丛书”和“新时代史地丛书”。去这几家书店，我必须过桥进入黄浦滩，有一天早上，我在黄浦滩边目击了抢购黄金的热潮，那幕镜头令我终生难忘。原来1948年8月9日，蒋介石政府突然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了“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折合旧法币三百万元。相当美金0.25元，同时限期收兑金、银、法币。老百姓不准私存黄金，抓到了要要命，于是全国黄金，尽入公有。中国老百姓真好欺负，1935年，实行法币那一次，首先领教了蒋介石政府的厉害。抗战以后，蒋介石政府不能保护人民，老百姓沦为敌伪遗民，日本鬼子为贬低币值，将法币兑换日本军用票或伪钞，兑换率从军用票一比法币二·一，滚成一比十·四，最后禁用法币，全用伪钞。不料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又将伪钞以伪钞二百比法币一的显然不公道的兑换率，回吃老百姓一口。到了金圆券一元比法币三百万元出现，前后几年，老百姓的私有积蓄全给一一兑光。金圆券最初发行的四十天内，蒋介石政府以纸易金，兑换到黄金美钞逾三亿美金，这是全国老百姓多年战乱的最后劫余，等于大家掏空腰包，都爱国了。金圆券发行同时，又实行限价，物价限以8月19日为准，为保限价成功，蒋介石政府分在上海、天津、广州派经济管制大员督导，检举或查抄投机居奇，扣押或枪决奸商巨贾，雷厉风行，耸动中外；但是，正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所说的，这是想用警察力量推翻经济定律，必无成功之理。很快的，全国就发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被抢购一空，人心惶惶，天下大乱。金圆券高速贬值，贬值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内都不同。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变动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改贴。我在饭店吃碗面，进门的价钱和出门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又贴上去了。这种目睹怪现状，真二千年所未有也！
金圆券发行不到三个月，11月11日，蒋介石政府全无办法了，出尔反尔，又准人民持有金银外币了，并同意以金圆券兑回，但是比率却高于三个月前政府买进的五倍！用的是抗战期间黄金储蓄和美金公债的老套，失信于民，自不消说。但是老百姓即使大吃亏特吃亏，也宁要黄金，不敢再领教金圆券。于是，向黄浦滩中央银行挤兑黄金的大浪潮，就立刻展开。上海那时戒严宵禁，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或在陋巷里，或在舢板内，等待清早五点的解除宵禁。清早五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都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我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只有踩着舢板，绕水而行。这种目睹怪现状，也真二千年所未有也！从货币学观点看，金圆券的发行，根本是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政府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事发行，是典型的卖空；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买空卖空于先，自然出尔反尔于后。最后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作戡乱，以慰民望”的大道理，抢运到台湾，做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了。国民党说这些黄金安定了台湾人事，但却不说这些黄金丢掉了大陆民心，真会说话啊！
由于战乱遍地，一群群最教人痛苦的受害者出现了，那就是难民中的难童。难民们在大江南北逃难，许多难童在逃难中丢掉了，流落在都市街头。据1949年上海《大公报》统计，慈善团体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尸体一百五十五具！十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具！这真是惨绝人寰！当时漫画家张乐平以难童为主题，画了《三毛流浪记》，引起大众的重视。宋庆龄在4月4日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为张乐平举行“三毛原作义卖展览会”，又举办“三毛乐园会”，以收入所得，救济难童。当年的三毛们，他们是战乱中的孤儿，流亡到十里洋尝流浪在十字街头，靠着一个破洋铁罐——他们唯一的家当，在垃圾堆里捡吃的，或乞讨、或擦皮鞋，或推车子、或偷东西。……不管怎么辛苦、怎么奋斗、怎么讨生活，结局却大都是路毙街头。张乐平在1947年年初的一个刮北风晚上，从外归来，路过一个弄堂口，看到三个难童，紧紧的围在一起，中间有一堆小火，他们靠着这点火，取暖求生。张乐平在他们附近站了许久，心里很难过，但却力不从心，没办法帮助他们。回家以后，躺在床上不能入睡，心想这三个难童，究竟能不能熬过这一夜呢？第二天清早，他又走过那弄堂，可是三个难童中，两个已经冻死了。张乐平说：“我想到这样冻死的儿童何止千万，我做为一个漫画工作者，决心用我的画笔，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严厉的控诉。”自此以后，他从1935年就已定型的三毛画像，便改成了难童的面貌。他的三毛漫画，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也包括了十三岁的我。这一感动，在三十三年后，我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期里，犹有余波。在该期封面，我刊出了一幅姊弟难童图片。图片中一个穿破烂黑衣的小女孩，背上背着弟弟，坐在马路边睡觉，两脚赤足，左手下垂，右手拿着一个破洋铁罐，画面凄楚感人。这张照片，是当时在上海的外国记者拍摄到的，收入美国出版的“1949年年刊”。不料在我重新刊出后，国民党警备总司令部管制出版的政工头子曹建中处长却大表不满，他警告四季出版公司的叶圣康说：“这种照片，都是李敖捏造的，用来丑化台湾当局！你们替他发行，可得负责任！”叶圣康转告我后，我哈哈大笑，我说：“这些无知的武人，根本不要理他，叫他来找我好了。”后来此事不了了之，我却有感于台湾朝野对人间苦难的陌生，可有这种“误会”。警总的曹处长固然不知人间苦难，但是以关切人间苦难为职志的所谓台湾作家们，又知道多少呢？最谑画的对比是，居然有人以三毛为笔名，整天做的，竟是带领病态的群众，走入逃避现实、风花雪月的世界，这对苦难的真三毛说来，实在是一种侮辱。《三毛流浪记》问世四十年后，我感于三毛的那种悲悯、讽世与抗议的精神，淹没不彰；托名三毛的媚世作品，泛滥于市，乃请老友王小痴以漫画行家的水准，编辑《三毛三部作品》一书，由李敖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三毛情结的又一余波了。
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叫“徐蚌会战”）结束，国民党大将黄维、杜聿明等先后被俘。整个江北已经全部失守。局势的突变，使爸爸对国民党能守江南的信心，大为动摇，国民党欲求隔江而治皆不可得了。那时候人人逃难、家家逃难，爸爸的北大老学弟张松涵全家，也搬到我家楼下。张松涵是兴安省政府教育厅长、太太戴树仁是国大代表，跟国民党渊源都深，准备逃到台湾。临走前劝我们也去台湾，爸爸同意了。张松涵到台湾后，立刻代我们领了入境证寄来。于是爸爸和我立刻到市区买船票。我家临离上海前，储存的面粉等留给了六叔，又送了六叔一两黄金，所剩全部财产，只有几两黄金，全家九人，每人分不到一两，也就追随大官巨商，朝台湾逃难了。
当时上海已经是用银元的天下，银元有袁世凯像和孙中山像之分，叫“袁大头”“孙小头”，民间自动变成了银本位，金圆券没人要了。市面上的情形是“大头小头，叮叮当当”。爸爸和我在市面上加入客串银元黄牛，兑到船票票价，到船公司抢购，居然买到中兴轮的甲板上船票，非常高兴。上海的房子，以买价的十分之一大廉售，居然也卖掉了。于是一切准备停当，准备再逃难。
上船那天晚上，中兴轮全轮上下，已经挤得颇有黄浦滩挤兑黄金的密度，我背着我的藏书，终于挤上了船。当晚就睡在甲板的行李上。第二天清早，船开了，六叔赶来挥泪招手，就这样的，船慢慢开出崇明岛，远处已经依稀有炮声可闻。从上海到海上，我们又逃难了。
这段时期，爸爸有简略日记留存，极有史料价值：
4月23日
1．和谈破裂，南京人员大部撤退，作官是他们，跑也是他们，受苦的只有百姓。
2．墨林（指立法委员王兆民）、松涵相继返沪。
4月24日
1．松涵忙着找船票，墨林等均飞广东，余则人微囊空，不愿做人尾巴，甘愿做太平民，静候解放矣！
4月25日
1．松涵全家登船。
2．南京已解放矣！
5月5日
1．松涵来信台湾生活容易，以个人之生活及已往经历，实无去台之必要，但为求一饱或短期内觅一工作，亦有考虑之余地也。
5月6日
1.入境证寄来。
2．决定暂去台寻主路。
3.托人解决房子，由北平而上海，家资已去了大半。此番再去台湾，则一切皆空矣！
5月7日
1．房子问题，居然意外收获，以六两半（指黄金）顶出，六弟尚落一住处，虽然比较顶来，赔累甚多，但以住处换住处，尚差强人意也。
2.购船票，必须金圆券，同敖儿去河南路换金圆券。等同银元小贩，在弄堂内石阶小坐，左手大洋，右手金券，共换得四亿多。
3．购二等票二张，三等票整票三张半票三张，共用去四亿三千多万。
4．通知松涵车票已购得，请到船码头一接，并代觅房子。
5月8日
1．解决木器、米面等项。
2．面十四袋、米四包（原注：二百斤）、零星用品，均交六弟暂用，以渡难关，并予黄金一两，使其安心治玻生此时代，离聚皆不由己，只有听诸天命而已。
3．送行李上船。
5月9日
1．六弟同（送）桂贞等上船，此番去台，为解决困难，在沪之日用家具能带者无不带走，东西多累人，信然。
5月10日
1．晚上船，挨过一夜。
2．次日早六弟岸上相送，以泪洗面矣！
5月11日
1．如期开船，一帆风顺。
2．船上人多得要命、热得要命，后悔来得无味也！
从这十天日记里，一幅乱世流民图已凄然纸上。我们船到海上后十二天，上海就沦入共产党之手。——爸爸终于偿了追随国民党到天涯海角的宿愿，虽然追随得如此仓皇、如此狼狈！但是，这下子没问题啦，我李某人再也不“汉奸”啦！
李敖回忆录--4 台中（1949—1954 十四到十九岁）
4 台中（1949—1954 十四到十九岁）
1949年5月12日傍晚，我躺在难民船中兴轮的甲板上，到了台湾。爸爸的老友张松涵到基隆码头来接我们，当晚搭夜车赴台中，半夜抵达，大雨中分坐人力车直赴西区模范西巷张家。天亮以后，和张松涵的儿子张仁龙、张仁园、张仁宁三兄弟试穿木屐走路，走得歪七扭八。那时候台中是贫穷的、淳朴的，台湾人穷得罕见谁有皮鞋穿，满街都是日式木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