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08年与你初次相识，是想来帮助你的，然而，我们的爱情造成了悲剧。但是，让我们按照你的意愿建立你的学校吧，让我们在这个悲哀的世界上为别人创造美吧。
翌日，邓肯即启程来到了巴黎。洛亨格林买下了贝尔维大旅馆，将它交给邓肯。倘若在这里办成一所学校，至少可以容纳一千名儿童。邓肯在市中心举行了一次严格的选拔考试，初选出50名预备生，再加上原来舞蹈学校的学生，规模不算小了。
正巧，罗丹就住在学校对面默东的小山上。他来得很勤，一来就坐在练功房，给孩子们画速写。他有时兴致很高，跟着学生们一起跳舞，动作滑稽得令人捧腹。孩子们当然不懂得罗丹的意义，他们只是喜欢这个怪老头。哪一天他不来，学校就像少了一点什么，乏味多了。罗丹则感慨系之：“要是我以前有这么好的模特，那就妙极了。这些按照自然和谐规律成长起来的模特儿，不仅仅是美丽，而且展示了运动中的生命。他们是表现生活的生动活泼的最佳形式。”
罗丹带动了一大批画家手揣速写本来到贝尔维。拿邓肯的话说，就
是通过舞蹈学校在画家和模特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理想的关系，模特儿不再是那种干巴巴地坐在画家工作室里的小傻瓜了。
1914年，邓肯心中酝酿着一个宏大的计划。她要用一千名学生来表演第九交响乐，以庆祝贝多芬诞辰一百周年。她每天增加了几小时排练时间，怀有身孕，使她累得大部分时间只有靠在长沙发上，用手臂做动作教课。
然而，到了7月，一股浓厚的乌云沉甸甸地压在欧洲的上空，一种可怕的郁闷笼罩了巴黎城。
邓肯觉得肚里孩子的活动比较微弱，不像前面两个那样有劲，她的心里十分不安，为了不出意外，她只好把学生放了假，自己想静养一段日子。每当站在学校的高台上眺望全城，她总感到有一种慑人的危险正飞快向巴黎进逼。
一天清早，凶讯传来，曾热忱支持过邓肯的奥国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身亡。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8月1日，分娩前初次阵痛。奥古斯丁、伊丽莎白、朋友玛丽、学生艾尔玛都应召前来。最重要的是医生，可惜好友博松大夫入伍去了，接替他的是一位陌生的大夫。
经过一番艰苦奋斗，邓肯终于听到了婴儿的哭声。护士把一个男婴送到她的怀里，伊丽莎白说：“恭贺，你又快乐了。”
邓肯的眼里泪水盈盈，生命的那一点点汁液都化成了这一汪咸涩的水。她轻轻地逗弄着婴儿：“你是谁呀？是迪尔德丽，还是帕特里克。你又回到我的身边来了，我的小宝贝。”
小东西紧盯着妈妈，似乎是笑了一下，突然憋住呼吸，好一会，才嘘出一口长长的气，裹着一丝不祥的声音。
邓肯大骇，赶忙喊来护士。护士一看，迅即将婴儿抱了出去。
……
一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一个世纪过去了……无限漫长的等待……
奥古斯丁进来了：“苦命的依莎多拉，孩子，死啦。你一定要挺住。”
“为什么才来告诉我？”
“抢救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放弃。”
邓肯的眼前，立即幻化出一片汹涌的大海，波涛席卷，浊浪排空。
她看见了死神的面孔，美丽而冰冷，嘴里叼着的正是她的孩子。
“把孩子还给我！”
“依莎多拉，你错了。这孩子你注定只能看上一眼，他属于天国。”
分明是死神在说话，可她又没有开口，因为她一开口，孩子就会掉下来。
“那你把我也带走吧。”
“不行，人间还需要你。你的苦难和幸福都还没有完，完成了你的使命，我就会来找你的。”
邓肯昏迷了两天两晚，滴水未进，第三天才悠悠醒来。她望着亨纳。斯基恩，低沉地说：“谢谢你来见我最后一面，我一定要去照顾我的三个孩子，哪怕是
下地狱。”
斯基恩情绪激动地说：“依莎多拉，命运是对你太不公平，你的痛苦山高海深。我们都能理解你，希望能够帮你分担。所以，在你昏迷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陪着你，两天两夜，谁也没合上一眼。可是，你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形吗？
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战争这个恶魔正在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伤兵、死尸从前线源源不断地运回来。你想想，相比之下，你个人的这点痛苦又算得了什么！你是一个非凡的人，命运折磨你，就是因为它看准了你是非凡的。和命运抗争吧，依莎多拉。”
6邓肯挣扎着爬起来。
她把贝尔维开辟成伤兵医院，学校被迫暂时解散。所有的床上，都躺着缺胳膊少腿的士兵、军官，有的已经奄奄一息。邓肯的耳边响起了萧伯纳的警世之言：“只要人类不断折磨和屠杀动物，吃它们的肉，我们就不可避免战争。”
这句话深刻地印在邓肯的脑海里。以后，她给任何学生都只吃蔬菜和水果。杀生者必自杀，可怕的自相残杀呵！
秋风瑟瑟。战争的萧条使邓肯的身体无法复原，病情反而加剧。她连到海边散步的力气都没有了。她想，正好到伤兵医院看看。奇怪的是，那位留着黑胡子的矮个子医生一看见她就转身欲逃。邓肯大声叫住他：“大夫，为什么您不愿给我诊治一下呢？我都快走不动了。”
他的脸上露出歉意。他说，我明天去您的府上。
第二天一早，大夫冒雨前来。邓肯正在生炉子，她觉得这位安德烈大夫浑身是个”谜”。虽然还猜不出谜底，但”谜面”却是如此温存、敦厚，令人放心。
邓肯一口气向他倾诉了孩子的事，堵在胸口的悲哀之情郁闷之气喷泻而出。安德烈大夫走过来，不可置疑地将邓肯抱在怀里，抚摸着她：“依莎多拉，你知道我为什么昨天不给你看病吗？因为，你没有病。
不，是你的身体没有病，但你的心病了，病得很重。我今天就是来给你诊治心病的。我告诉你，惟一能治好你的良药就是，爱。爱将激发你体内的巨大能量，从而振作起你的精神。”
安德烈大夫每天都来。在炽热的拥抱和轻柔的爱抚中，邓肯的身体日益恢复元气。可是，安德烈大夫却一天比一天愁闷，他黯淡的眸子里越来越凸现出那个不可知的谜。
邓肯问他：“安德烈，你有事情瞒着我。我早就感觉到了，我们之间有一种特别的联系，你一定要告诉我！”
安德烈后退几步，眼睛依然注视着邓肯，诚惶诚恐：“依莎多拉，你记不得我了。但我怎能忘记那一切呢！你睡觉时，跟你的婴儿一模一样。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挽救他，从我的嘴里一口气一口气地把我的生命，通过他可怜的小嘴送给他……那是怎样的一小时
呵！我觉得不是婴儿，而是我自己，死去了。”
邓肯掩面跑了出去，跑得远远的，沿着海涛，沿着从生到死的线路，她恨不得一下就跑到终点。
可半途上被安德烈拦住了。
“依莎多拉，你不应该干人的蠢事，你是神。你担负着引导人类通往神明之途的重任。上帝是不会让你死的。”
“但他为什么要夺走我的孩子呢？”
“也许，是为了现在和未来的普天下的孩子吧。”
第九章红色邓肯1欧洲的战乱，使奥古斯丁和伊丽莎白都回到了纽约。他们把学校也带过去了，不断拍来电报，要邓肯去主持工作。
安德烈也劝邓肯回去：“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吧，那里是你的故乡，能够疗救你心灵的创伤。”
邓肯踏上了归途。
看到邓肯萧索的病颜，连纽约都吓了一跳：这就是当初走出去的那个活蹦乱跳的小姑娘吗？
这就是几年前回来过的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艺术家吗？
看到不可一世的纽约，邓肯的心情更加愤怒。在这里，只有夸张的叫卖声和转着小眼睛的幕后交易，没有谁关心战争，没有谁过问流血和死亡。她对伊丽莎白说：“我要演出，要用舞蹈号召美国青年起来保卫时代的最高文明。巴黎正在铁蹄之下呵！”
大都会歌剧院。依莎多拉。邓肯裹上红色围巾，跳起了《马赛曲》。
她英姿飒爽，豪气勃发。英雄的力量通过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注入美国人的心间。结束动作模仿著名雕塑家吕德塑造的法国凯旋门上的不朽形象，单臂高举，指向天空;肩膀倾斜，俯向大地。赤裸的半边身子，直到腰部，都统一在一个舞姿之中，泛着大理石般的洁白光华。
战争在美国的唯一迹象就是物价飞涨，学校很快难以维持。邓肯照例去找百万富翁们化缘，但她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一个腔调、一种表情：“你干嘛要表演希腊悲剧呢，跳爵士舞不好吗？”
一气之下，邓肯决定带着学生返回欧洲。可是，直到轮船起航前三小时，她还没有弄到钱买票。
一位着装素雅的青年女子走进了邓肯工作室：“听说你们今天要动身去欧洲，是吗？”
“我们做了一切准备，除了买票的钱。”
“需要多少？”
“大约2000美元。”
青年女子马上打开钱包，抽出两张1000块的钞票放在桌上：“能在这点小事上帮助你们，我太高兴啦。”
“谢谢。美国还有你这样有同情心的富人，我也太高兴啦。”
“你弄错了，我并不是富人一族。说实话，为了这笔钱，我昨天把全部股票和债券都卖掉了。你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
“抱歉，能否告诉我你的名字。”
“露丝。”
露丝将邓肯一行送到了码头。邓肯教孩子们列队站在甲板上，每个孩子的袖子里藏着一面法国国旗。待汽笛长鸣，轮船离岸，他们一齐挥动旗子，高唱《马赛曲》。浩浩太平洋为之一震。
2
战争还在继续。邓肯不得不以五分利息向高利贷借钱支付学校的昂贵费用。
1916年，邓肯接受了赴南美演出的合同。但由于南美之行引起了阿根廷、巴西的学生和艺术家的异常狂热，邓肯成为不受当地政府欢迎的人。
在阿根廷庆祝自由的节日里，邓肯将阿根廷国旗披在身上，用舞蹈尽情地展示殖民地奴隶的痛苦和推翻暴力、获得自由的欢乐。舞蹈在一遍又一遍的”依莎多拉万岁”的呼喊声中结束。那一夜，邓肯兴高采烈，可结果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上流社会公开抵制邓肯的演唱会。
演出以失败告终，又是亏本生意。
邓肯一点也不后悔，她赢得了公众，这一直就是她的理想。
但她毕竟是想来赚点钱维持学校的。没有钱，她只好回到纽约。在那里，她意外地与洛亨格林会合。
洛亨格林得知学校的窘况，马上电汇了一笔巨款去援助学校。然而，太晚了，这笔钱已无处可为，所有的学生都被他们的父母领回去了。
学校曲终人散，邓肯的情绪又跌入了低谷。纽约的寒冬不失时机地降临，昔日强健的邓肯如今近乎蒲柳之质，弱不禁风。
疾病使身体和心灵变得格外敏感，邓肯每一个晚上都梦见自己的孩子，迪尔德丽、帕特里克，还有那个只眨了一下蓝眼睛的小精灵，她和他们快乐地嬉戏、玩耍、跳舞，然后，经历一场场撕肝裂肺牵肠挂肚刻骨铭心的离别。
夜夜如斯。
碧海青天，枯霜寒径，地老天荒，依莎多拉。邓肯是多么地不堪！
她在自传中写道：人遭受极大痛苦的时候，最可怕的不在开始，那时不幸突然袭来，使人顿时达到异常昂奋状态，结果反倒失去感觉了。最可怕的是到了后来，过了很久以后，当人们说”啊，她已经挺过来了”，或者”她现在很好，她已经度过了难关”的时候，仿佛是在欢乐的宴会上，忽然感到悲哀，像一只冰冷的手一把揪住你的心，或者是一只火烫的爪子叉住了你的咽喉——冰与火，地狱和希望，压倒了一切——你高举香槟酒，就得拼命麻木你的痛苦，湮没在遗忘之中——不管可能还是不可能。
31917年10月，俄国爆发革命的消息传到了纽约，它宛如一剂强心针，振作了依莎多拉。邓肯。
“一想到受苦受难的人们，一想到那么多为人类解放事业献身的人们，我的心在燃烧，热血在沸腾。”
邓肯又浑身充溢了艺术的活力，她在大都会歌剧院登台表演，主题是：世界对自由、复兴和文明的希望。
每场演出的最后，邓肯必跳《马赛曲》，红色纱巾在强劲激昂的旋律中飘荡。她的表演引起了许多人的响应，也引起了许多人的不安，最
不安的一个人是洛亨格林。
洛亨格林一连几天都在包厢里观看邓肯的舞蹈，他警告她，这样下去，一个优雅的天才舞蹈家将变成危险分子，使他和他的百万财产一起归于毁灭。
洛亨格林买了一串极其精美、昂贵的钻石项链送给邓肯，企图藉此圈住她那颗不羁的心。可是，洛亨格林的努力没有得到邓肯的回报。终于有一天，那耀眼的红色图尼克刺激了洛亨格林，他忿怒地撒手而去，也不管邓肯欠了旅馆一大笔账。邓肯不得不卖掉了自己的貂皮大衣和洛亨格林送给她的一颗祖母绿宝石。
邓肯去了一趟旧金山。她要见见母亲，她们已经好多年没见面了。
母亲形容枯槁，已远非19年前开始闯荡欧洲时充满想象和活力。她们一起到克里弗饭店吃饭，母亲一言不发，吃也吃得很少。这一切都说明，她老了。
人总得老，总得死。邓肯想，她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凉，泪水差点夺眶而出。
邓肯取道纽约，乘船再往欧洲。船票是一个朋友赞助的。
欧洲还处在战争之中。每天大炮轰隆不止，每天都有不幸的消息传来。自相残杀正在消耗着人类的元气，几千年文明孕育的精、气、神，以及文学的韵致、音乐的旋律、舞蹈的曼妙、雕塑的凝重，都在浓浓的硝烟中被一点点蚕食。
此刻的邓肯，既无法登台演出，又穷愁潦倒，一钱不名。
自杀，像一个美仑美奂的梦，在向她招手。
但她每次陷入绝望之中时，总有一种东西把她使劲地往回拉。邓肯拗不过它，就常常坐在窗前或门口，期待着飞来一枚炸弹，结束她的困苦。
真的就有一枚炸弹落在了邓肯的头上！
那是一枚爱情的炸弹。
4沃尔特。拉梅尔，这位形貌酷似李斯特的青年钢琴家，被依莎多拉誉为”大天使”。他的演奏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狂放之气，这种狂放之气使邓肯的舞蹈重新活跃起来。她又开始召集自己的学生，意欲再展宏图。
战争总算是结束了。邓肯和沃尔特。拉梅尔一起去看胜利阅兵式，他们在凯旋门向那些风尘仆仆的士兵们致敬。
回到邦浦路邓肯新的工作室。邓肯亢奋的身体一直平静不下来，她在拉梅尔近乎狂野的伴奏下舞蹈，乐曲声来自李斯特的《荒野的祈祷》。
恍惚中，邓肯又看到了战争狰狞的面孔，又听到了隆隆的大炮声和垂危战士的微弱呻吟。一种神秘的力量支配着她，一定要远离战争！
她奋力举起双臂，灵魂从体内向上升起，犹如”圣杯”的银色光辉飘拂腾跃，冲入云霄。邓肯和她的舞姿，拉梅尔和他的演奏，是那样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了独立于个人与艺术门类之外的，灵性的或者是神性的统一体。音乐与舞蹈飞入无限广袤的空间，从天外传来呼应的回声。
邓肯连自己都没有料到，最后一个舞姿竟然是扑进了沃尔特。拉梅尔的怀抱，而拉梅尔似乎早就张开臂膀在迎候着她。
“拉梅尔，我们不要战争，不要战争！”
“是的，依莎多拉，一切都过去了。现在不是很和平吗？在和平的年代，让我们享受艺术，享受快乐。”
那天晚上，他们互相通过各自的血肉之躯，摸索、接触对方的内心，他们达到了一种奇妙而可怕的境界。
不久，邓肯和拉梅尔同赴伦敦演出。万人空巷，观众如潮。呵，战争，你凶残狠毒的魔掌又怎能摧折艺术的奇葩！
一天晚上，邓肯在伦敦交响乐团的伴奏下，跳起了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进行曲》。舞曲刚停，一位精明能干、具有典型斯拉夫民族相貌的中年男子就跑到了威尔士王子剧院的后台，向邓肯致贺：“依莎多拉，您的舞蹈可以和清风明月相媲美。”
“谢谢。您是俄国人？”
“不，我是苏联人。我叫列昂尼德。克拉辛，正带着苏维埃的商务代表团在伦敦访问。”
“苏联，对，苏联同志！克拉辛！”
说完，两人都拊掌大笑。
“我能去你们苏联办一所学校吗？”
“我们求之不得。”
“真的？”
“我可以马上与您草签一个合同。”
“您真具有商人的务实态度。”
“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求贤若渴。”
“合同是资产价级的合作方式，不能在'同志'间沿袭。我们抛弃它吧。”
“那好，我将把您的意愿不折不扣地带回我们国家。我想全苏联人民都会张开双臂迎接您的。请您等候我的回音。”
“我等着。”
5邓肯与沃尔特。拉梅尔的爱情结局同样给了邓肯当头一棒。
她的”大天使”比她小许多，他能够与邓肯产生灵性的沟通，却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和邓肯同频共振。就在邓肯深情地对拉梅尔说”我一直期待着，希望有那么一次恋爱能有圆满的结局，而且是最后一次——就像大团圆的电影一样”，年轻的拉梅尔却将目光倾注在她的学生群中，他轻而易举地俘虏了其中一个。
邓肯的妒火从来没有如此旺盛过，她一看到他们眉目传情，就气得全身发抖，就变得怒不可遏。她感觉自己像中了毒，疯狂的毒素，绝望的毒素，紧紧攫住了她的神经。
苏联的电报还没有来。
她只好带领学生去了那一块净土——希腊。她渴望那里的古典氛围与清新空气能帮助自己熄灭妒焰。但邓肯的痛苦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
步，原先准备建在科帕诺斯山上的房子也成了一片废墟，夕阳和羊群出没其间，浓重的苍凉与寂寞，像一只巨鹰，啄食着依莎多拉。邓肯的心。
她不知不觉地又来到了伊沙卡的帕提农山岩，2000多年前，萨福纵身一跳的身姿该是何等的优美呵。邓肯久久地伫立岩头，只要瞬间的意念，她就可以跳下去。
她意外地对着大海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退下山岩。
她不是缺乏勇敢。这一场变故正好说明了邓肯的勇敢，在邓肯的灵魂深处，死神是斗不过艺术之神的！
邓肯离开了希腊。这是1920年，依莎多拉。邓肯最后的一次希腊之行。
她已经42岁了。
6邓肯的嫉妒也惹恼了那位学生，她不辞而别，并发誓再也不见邓肯。
邓肯在邦浦路的工作室里，独自地回忆曾经幸福的情景。她对”幸福”有了更为清醒又更为模糊的理解。她简直分不清幸福与苦难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它们是孪生姐妹吗？不，它们其实是”一个人”，穿着不同的衣服。
这时，她最好的学生艾尔玛来到她的身边，悉心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艾尔玛眼睛大，面庞圆，颇像迪尔德丽。
邓肯问她：“你愿意做我的女儿么？”
艾尔玛答道：“我从来就把您当母亲待的。我七岁那年，亲生母亲死于瘟疫，您将我招进学校，我才免受街头流浪之苦，您是我的再生之母。”
“那你就做我的养女吧。啊，我的迪尔德丽都这么大了。”
1921年春天，邓肯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苏联政府的电报：“只有苏联政府能了解您。欢迎速来，愿提供1000名儿童为您建立学校。”
电报是苏联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拍来的。
邓肯先是木然，继而是惊讶，马上就变成了欣喜。她环视空空如也的工作室，没有”大天使”，没有希望，没有爱情，没有艺术，仿佛囚徒一般。不行，我要冲出这个牢笼，到新的天地里去闯荡。她回电：“欣悉来电。愿教育贵国儿童，唯一条件为一工作室及工作经费。”
卢那察尔斯基再次拍来电报，上面只有”同意”两个字。
邓肯把将去苏联的事告诉了艾尔玛。艾尔玛不安地说：“您这是冒天大的风险呢。报纸上经常报道那边杀人放火的事，看了都心寒胆跳，您不要去了。”
“我主意已定。你不愿意就留在这里吧，这间房子给你住。”
“我是铁定了要跟着您的，谁要我是您的养女哩。您都不怕，我还怕什么！况且，报上的东西也不能信那样多。”
“不愧是我的好女儿。”
“您这次的行程一定会吓欧洲一大跳。”
邓肯迅即打点行装，至于衣服，她只拿了一件红色的法兰绒短外套。
取道伦敦时，她去算命。算命的说：“您决心要作一次长途旅行，会有许多新奇的经历，也会遇到不少麻烦。您还会结婚。”
邓肯哈哈大笑：“我可是个顽固的反结婚主义者。我不会结婚的。”“那好，等着瞧吧。”
虽然邓肯也不知道以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但她隐隐地感到，这一次行程将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因而在通往莫斯科的途中，她觉得行走的不是自己的躯体，而是灵魂在向另一个境界迈进。
我们来读读《邓肯自传》的结尾，就足以感受到这位女艺术家当时的心情：当轮船向北方行驶的时候，回头眺望我丢下的资产阶级欧洲的旧制度、旧习俗，不禁感到轻蔑和怜悯。从今以后，我就要在同志们中间，作为一个同志，实现我为人类的这一代人工作的宏伟计划了。那么，再见吧，你那使我办不成学校的旧世界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残酷无情！
当轮船最后到达目的地时，我的心高兴得快蹦出来了。这一次我的欢欣是为了美丽的新世界，是给予这个同志们的新世界。释迦牟尼头脑中曾经孕育的梦想，基督语训曾经传播的梦想，曾为历代艺术家最终向往的梦想，列宁以他巨大的魔力变为现实的梦想，都在这里了。我现在正在进入这个梦想，我的工作与生活将成为它的辉煌灿烂前景的一个组成部分。
旧世界，别了！让我们欢呼新世界的来临！
第十章叶赛宁1艾尔玛。邓肯（自从依莎多拉收她做养女之后，她就自称艾尔玛。邓肯了）没有说错。当1921年7月21日，依莎多拉。邓肯登上”巴尔坦尼克”号航轮的甲板时，人们的一致看法是——她疯了！
新闻界的反响虽然各执己见，但都对邓肯的出走感到匪夷所思。
《泰晤士报》的专栏评论员格兰特就发出了疑问：“依莎多拉。邓肯完全可以在俄国之外的欧洲任何地方，获得她所想获得的一切。她正当盛年，轻易抛开自己事业的顶峰而去苏俄执教，显然是一种女人的天真与幻想。”
《巴黎邮报》说：“依莎多拉。邓肯从一位艺术家演变成一名激进分子是合乎逻辑的，但贸贸然跑到那边去，除了她的神经出了毛病外，应该没有别的解释。”
慕尼黑一家小报的揣测则显得别有用心：“依莎多拉。邓肯出走苏俄的动机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她冒着自己被侮辱的危险，也许是因为她无法遏制自己艺术的滑坡吧。”
瑞士《苏黎士报》以其一贯的中立态度，言辞恳切：“无论怎么说，邓肯都是一位令人信服的伟大的舞蹈家，这个美国人给欧洲带来了动感，而不是动荡;带来了旋律，而不是硝烟;带来了节奏，而不是混乱。
但欧洲却留不住她！邓肯的离开给欧洲敲响了警钟——高傲的巴黎人、伦敦人，你们自以为优秀的审美感觉哪里去了？”
邓肯这一回领教了舆论的导向作用。临行前，艾尔玛好不容易劝服了她的两位好友、也是邓肯学生的特里萨和莉萨一同前往，以壮行色。
不料，她们在即将启航的一刹那突然反悔。邓肯冷静地放她们回去了，这不是去旅行，更不是去做客。她又想起了那位柴可夫斯基小姐。
几天前，一些朋友为她设宴饯行。宴会间，闯进来一批俄国侨民，其中就有这位柴可夫斯基小姐，俏丽的容貌掩饰不住憔悴和失落。她是前沙皇政府农业部长的女儿。她径直走到依莎多拉。邓肯的面前，先是俯下身，而后干脆跪倒在沙发旁，恳求她放弃去俄国的打算。邓肯听到的是声泪俱下的控诉：“看看他们干的好事吧。由于缺乏粮食，那些布尔什维克人正在宰杀儿童，把他们的肢体挂在肉铺上出售。”
其他人随声附和，一片神鸦社鼓。
邓肯顿时变得脸色煞白，她的表情让人看不出，她是信了，还是不信。但是，她严肃地回答了柴可夫斯基小姐：“噢，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更必须去那里。”
“你会后悔的，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又冷又饿的时候。”发话者阴郁傲慢，原来是前俄国驻法大使、大腹便便的马克拉科夫先生。
“我们会用舞蹈把饥饿和寒冷忘得一干二净。”
邓肯耸了耸肩，她脸上一瞬间开放出来的璀璨笑容，艳丽无比。相形之下，矮壮的马克拉科夫先生像一只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甲壳虫。
27月19日，邓肯一行抵达雷瓦尔，依莎多拉。邓肯，艾尔玛。邓肯，还有一位自愿跟着邓肯做佣人的法国姑娘让娜。
午夜，她们转乘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在二等车厢中，她们3人，再加一位腼腆的小伙子。他不认识邓肯，邓肯也不认识他。
慢慢熟络起来，才知道年轻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名机要员。当邓肯说她是邓肯时，他还是毫无反应。邓肯问他喜不喜欢舞蹈。小伙子搓着手不好意思地说：“很抱歉，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我是穷人家的孩子，后来一直在战场上，我根本没有去过剧院。”
“革命成功以后，也不去吗？”
“百废待兴，全国人民都忙于建设，哪有那样的闲心？”
“你的观念是错误的。舞蹈和建设是不矛盾的，任何时代都不能没有艺术。舞蹈能使人上进，激发人们的热情。”
“哦，哦，我真的惭愧，我不懂。”
“那没关系，你那一行，你的党和你的国家，我都还不懂。我们都需要给对方时间，是吗？”
小伙子真诚地笑了。
“许多人说你们是刽子手，你怎么看？”
“不错。当敌人侵犯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冲入敌阵的时候，我们子弹和利刃很少虚发。”
“你还挺幽默的，我想不到。”
“幽默？邓肯女士……”
“请叫我邓肯同志。”
“邓肯同志，你知道这个幽默的代价吗？它是用十几万劳动人民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火车到达苏联国界。
红军士兵威风凛凛地站在新生共和国殷红的旗帜下，宛如一尊壮丽的雕塑，向全世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漠视的尊严。邓肯舞蹈长期以来正是追求这一境界，难怪，她激动得就在狭窄的车厢过道里舞蹈起来。
7月24日凌晨4点。莫斯科到了。
走下火车。站台上没有鲜花，没有笑语，只有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匆匆闪过。克拉辛那句”全苏联人民都会张开手臂来迎接”的承诺，一下变得渺茫了。幸而外交部一位职员开了一辆敞篷车来接这位年轻机要员，邓肯三人才算是搭上了便车。
共和国的开头显然是太艰难了，连邓肯这样一位”贵宾”的接待工作竟然做得如此糟糕，实在令人大惑不解。卢那察尔斯基的解释是：“我们等了她3天，可她突然在晚上到达。”
这个解释是很别扭的，因为晚点的是火车，不是邓肯。真实原因是，一贯忠于职守的卢那察尔斯基同志那天恰巧去乡下度假了。可见，他的内心里并不相信邓肯真的会抛弃欧洲繁华舒适的大都市生活，来到新生
的、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的苏联。邓肯到达的消息一传到这位人民教育委员耳中，他就感到十分内疚，他立即安排邓肯三人住进格尔采尔公寓。
第一个来拜访的客人当然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正在谋求将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搬上舞台。邓肯劝他放弃这种努力，她一贯对歌剧不感兴趣，认为”音乐剧是胡闹”，说、唱、跳三者是不能混合的……两人很友好地争论起来，他们的手始终握在一起，没有分开过。
三天后，邓肯收到了一封请柬，苏联政府将为她设宴洗尘。邓肯兴致盎然，她身着鲜艳的红色上装，系红色发带，穿红色便鞋，出现在会上，理直气壮地宣布：“我是红色的！”
她直率地对某些与会者提出了批评：“我本来以为今天在这里能看到新的衣饰装束，可是，你们打扮得跟出席外事谈判的外交家一样，只差燕尾服和大礼帽了。你们能把沙皇从王宫里扔出去，为什么还要保持他宫院的陈规陋习？把这些低矮宽大的细眼安乐椅和弱不禁风的包金椅子丢到窗外去吧！”
邓肯觉得她所看到的一切，与她理想中的差之甚远。她的心里有些黯然。但卢那察尔斯基的致词还是让她多云转晴起来：“邓肯被誉为'动作的皇后'，但在她的全部动作中，她所采取的最近一个行动——不畏长途跋涉，不管担惊受怕，来到了苏维埃的红色俄国，这是最美丽、最高尚的行动，理应受到人们的高度赞美。”
欧洲舆论界对邓肯在苏联的活动大肆渲染。他们阴阳怪气地称呼她为”共产党员邓肯”“红色邓肯”;他们恶意诋毁说：“一个人老珠黄的芭蕾舞女演员，廉价卖给了布尔什维克。”
艾尔玛和让娜气得哇哇直叫。邓肯笑着说：“不要气，你越气他们越高兴。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低级趣味，他们是无可救药的。”
3一天，邓肯带着艾尔玛和卢那察尔斯基为她配备的秘书伊利奇。什尼切尔，一道去莫斯科河边散步。在麻雀山下的一片绿荫里，一个身穿军大衣、戴着将军领章的中等个子迎面走来。
他瘦削的面庞，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一种名叫”坚强”的气息;而笔挺的亚麻色的胡须充满了成熟男性和成功革命者的魅力。
什尼切尔介绍道：波德沃依斯基，”十月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主席，攻占冬宫的指挥者，现任体育教育人民委员，正带领一支运动员队伍从事体育场的建造。
邓肯一听，连忙伸出手去：“我向您表示敬意。自从基督教以来，布尔什维克从事的乃是拯救人类的最伟大的事业。”
“谢谢你对我们事业的支持。邓肯同志，我早听说过你了，欢迎你，欢迎你。”
“我来这里想办一所学校，您能帮助我吗？”
“责无旁贷。不过，我担心你的学校会削弱孩子们刚强的性格。”
“也许您只看过俄国的芭蕾舞，所以会有这样的误解。我将教给他们伟大的、富于英雄气概的动作，不仅女孩子会舞蹈，男孩子也会像索福克勒斯那样在百万大军面前潇洒起舞，为他们开创新的业绩鼓舞斗志。”
“你该不会让我的孩子们全都变成舞蹈家吧？”
“过早确定一个孩子未来的职业是不对头的，因为他们还不可能进行选择。舞蹈的目的并不是培养舞蹈家，而是解放孩子们的身体和性灵，使他们的身心朝气蓬勃、美丽大方、和谐一致，这将是他们一切事业的基础。”
“那我就放心啦。”
波德沃依斯基带着邓肯几位爬过山埂，指着绿色斜坡顶端的那幢楼房说：“那儿，将是你们的学校。”
忽然，一群年幼的孩子从树林里跑了过来，他们的赤脚正好向一撮碎玻璃奔去。邓肯举起手想把他们叫住，却被波德沃依斯基阻止：“未来的革命战士必须学会勇敢，不怕任何险恶与困苦。”
下山了。波德沃依斯基拉着邓肯的手说：“请跟我来。”
他引导着走上了一条小路，越往前走，越来越陡。邓肯感到整个人都在向下俯冲，双脚滑倒了几次，树枝也划破了她的衣服。她有点害怕了，但她没有说。她调动着自己身上的能量来和这条小路作斗争。
到了河边，邓肯已是筋疲力尽，困顿不堪。波德沃依斯基却是一脸微笑，他的声音仿佛是在发布神谕，凝练，大气，平和：“亲爱的依莎多拉，我带你走这条崎岖不平、险峻陡峭的小路下山，这是一种象征。我想使你了解，如果你愿意留在苏俄，那你必须准备走这样一条狭窄、险峻的小路。这里，富丽堂皇的大剧院和管弦乐队是不真实的，豪华列车和奢侈旅馆是不真实的，甚至连热情洋溢的观众和热烈的掌声都是不真实的。如果你想有所作为，那么到群众中去，冬天在小谷仓中，夏天在原野上舞蹈，使人民懂得你的舞蹈语言，使孩子们增长知识和才干。还有，即使做了这些，也不要企望接受别人的感谢。”
邓肯满怀热情地投身于新学校的组织工作。在政府的关怀下，她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巴拉绍娃别墅。但是，1000个儿童和一个大剧场依然只是空想。从目前的设备来看，只能办一所容纳40名儿童的寄宿学校，学生年龄在4—10岁之间，特别强调优先录取工人子弟。
波德沃依斯基的魄力与气势给邓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认为这样的人物全世界都应该知道。她饶有兴趣地重操儿时的旧业，写了一篇文章投给一家很有影响的英文报纸。文章迅速登了出来，令邓肯喜出望外的是，她得到了一张支付稿酬的支票。这可是她第一次靠写作赚钱呵！
这张支票她保存了很久，直到食物越来越紧张时，她无奈地将它换成钱币，给学校的孩子们买了苹果。
邓肯如是描写她满怀敬意的这位人物：作为一个人，波德沃依斯基同志站在这座巨大的、倾圮的宫殿的高高的阳台上，
鲜艳的红旗在他头顶的蓝天里自由地迎风招展。他怀着无限的爱，以洞察一切的目光俯视和检阅他的军队，他们不是凡人的肉眼所能见到，只能出现在天神的梦境里。
看他带着这种对新世界充满伟大梦想的目光站在那里，我转过身去对同伴们说：“这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是共产党人的精英，波德沃依斯基同志，他是像上帝一样的人。”
4莫斯科画家格奥尔基。雅库洛夫的工作室里，正在举行文艺界朋友的聚会。雅库洛夫是26名巴库委员纪念碑的设计者，一位光芒四射的俄罗斯诗界新星为此专门写了一首《二十六人叙事诗》献给他，这位年轻诗人就是我们下面即将提到的谢尔盖。叶赛宁。
雅库洛夫还是卓有成就的戏剧艺术家，常常担任莫斯科大剧院的主角。这次聚会，他特别邀请了初来乍到的依莎多拉。邓肯。
邓肯独自坐在靠里边墙角的沙发上，双手撑额，好像是在思考着什么，等待着什么。湛蓝的眸子里，深含几许苍凉的意味。
忽然，一个小伙子破门而入，直闯进来，一边高喊着：“邓肯是谁？邓肯在哪？我要见邓肯！”
邓肯猛地抬头，四只眼睛就胶着在一块了，再也不能分开。
“你是谁？”邓肯轻声问道。
“谢尔盖。叶赛宁。”
叶赛宁痴痴地望着邓肯，望着邓肯那双痴痴的眼睛。他不自觉地跪伏在沙发旁。
“我的小冒失鬼。”邓肯纤细的五指插进了叶赛宁蓬松的金发里，”我的小天使，我的……”
凌晨四点，叶赛宁与邓肯双双出门，坐上了同一辆马车。
在巴尔绍娃别墅，依莎多拉。邓肯倾听着叶赛宁朗诵自己的诗歌。
她似懂非懂地恍惚置身于一种音乐的氛围里，叶赛宁抑扬顿挫的声调激发了她舞蹈的热情。
她站起来，伴着那平平仄仄的诗行，用舞蹈表现自己对叶赛宁作品的理解。她越来越觉得身上的衣物妨碍了自己的发挥，她渴望用自己的躯体表达自由的精神。她一件件扔掉那些衣衫，贴身的红色图尼克都被弃置一边，像一堆燃烧的火。而邓肯，已然是一个熔炉，她把密西西比河的幽丽与伏尔加河的粗犷冶炼成一种奔放的舞蹈。她升到了半空，在云海中欢腾飞舞……
将邓肯从云海中拉下来的是诗人叶赛宁。他像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匍匐在依莎多拉。邓肯的身体上，从那典型的俄式大鼻孔里喷吐出来的气息，带有浓郁的白桦林的芳香和大平原的泥土味，粗鲁而迷人。
第二天上午10点，这一对恋人才松了一口气。依莎多拉。邓肯坐在梳妆台前，意犹未尽，她用唇膏在镜子上写道：“叶赛宁是小流氓，不，叶赛宁是小天使。”或许，在邓肯此刻的潜意识里，她已经感受到了叶赛宁”天使”的一面，”魔鬼”的另一面。
叶赛宁的好友马连果夫以及意象派的那群诗人们，都成了巴尔绍娃别墅的座上客。邓肯对一下子能和这么多俄罗斯诗人交朋友，感到非常
高兴，她愉快地与他们一起朗诵诗，舞蹈，喝酒，通宵达旦。但不久，她发现这些人中，除了叶赛宁的天才可与惠特曼一比，其余人则是疯劲有余，诗味不足。她劝叶赛宁不要和马连果夫们过从太密，引起了叶赛宁的不满。有一次，意象派诗人们又在巴尔绍娃别墅聚会，邓肯正兴致勃勃地要给来宾跳舞，被叶赛宁鲁蛮拒绝。他说：“你的舞跳得很糟，我能跳得比你更好。”
说着，就疯子一般地在房子里绕着圈子，发出怪叫，他那些狂放不羁的诗人朋友们大声喝彩。邓肯的心里一阵绞痛，这倒不全是为了叶赛宁的疯狂，而是她的眼前意外地幻化出帕特里克惨白的面孔，她挂着泪花，默默地退了出去。
意象派诗人们虽然知道邓肯试图疏远叶赛宁和他们的关系，但他们都对邓肯有着良好的印象。马连果夫就在文章中写道，邓肯是一位优雅、美丽的女士，全身都是艺术，举手投足，一个微笑，都显示出艺术的魅力和文化的涵养。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优秀的女人，的确优秀，她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让你感到是自然的，是艺术的，是深思熟虑的。总之，她就是真理，她就是美。”
马连果夫他们并不欣赏邓肯和叶赛宁的恋情，这一方面由于邓肯力图拉远叶赛宁与意象派同仁的距离，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他们对诗人叶赛宁太了解了，发生在叶赛宁身上的所谓爱情，注定只是一种形似”泡沫”的玩意儿。意象派诗人瓦季姆。谢尔史列维奇说：“叶赛宁爱过极少的几个女人，甚至连她们也没有真正爱过，因为爱一个活人可能使他失去对诗歌的爱……他不过以征服女人来安慰自己。”
诗人留里克。伊甫涅夫的措词十分严明：“我的确很清楚，谢辽沙（叶赛宁的昵称——作者注）从来没有爱过任何女人。他从来不会长期跟女人纠缠，她们很快就使他感到厌倦。
他一生中从来没有一种'了不起的爱情'。他从来没有以一种纯粹的人类之爱去爱过任何人。这就是他悲剧的根源，或许这也是他的伟大所在……所有认识叶赛宁的都明白，他的确未曾真正爱过一个女人。”
马连果夫说得直截了当：“叶赛宁没有卷入跟依莎多拉。邓肯的爱情漩涡之中，而是爱上了她的名望，她的世界范围的声望。”
综合看来，还是评论家伊万。罗扎诺夫教授的解释更能准确地为叶赛宁定位：“我认为，有三种爱感动着他，激励着他：爱出名，爱诗歌，爱祖国。为了这三种爱的缘故，他甘愿牺牲他的一切，既可牺牲他对女人的感情，也可牺牲对友谊的专一，还可牺牲一切别的国家和民族。”
叶赛宁确实如此，他之于诗歌，就像邓肯对舞蹈的执着追求一样。
他是一位农民的儿子，小农意识与诗歌崇拜使他锐意进取而人情寡淡，他以农民式的温良谦恭巧妙地遮掩住自己名满天下的勃勃野心，而非凡的天才又往往助其成功，因而在通向诗歌巅峰的道路上，众星捧月几乎使叶赛宁一蹴而就。马连果夫说，叶赛宁是一个善于利用人们弱点的能手，有博得别人喜欢的各种窍门，”他有很大的魅力。人们通常以爱来
报答爱。叶赛宁没有爱过一个人，可是人人爱叶赛宁。”
既然叶赛宁和邓肯对文学艺术有同样执着的追求，为什么邓肯的热情与叶赛宁的寡淡、邓肯的宽容与叶赛宁的刻薄隔如云泥呢？我个人以为，这和他们的”人之初”有着很大的关系。邓肯幼年所经历的贫困、她的海洋情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艺术抱负，使她视天下如家园，以艺术为圭臬;叶赛宁虽然渴望出名，但小农意识和殷实家庭带给他的娇宠之气使他固守乡土，且唯我独尊。他用诗歌的方式表达自己恋土与自恋的复杂情结。不错，叶赛宁是世界级的大诗人，对他的最高评价是”俄罗斯的象征”，正如演员符。伊。卡恰洛夫所言：“我在欧洲和美国漂泊的时候，总是随身带着他（叶赛宁）的诗集。我有那么一种感觉，仿佛我随身带着一掬俄罗斯泥土，它们洋溢着故乡土地那馥郁而又苦涩的气息。”然而，邓肯却是舞蹈的象征，是美神。境界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境界正是人格的体现，精神的体现，灵魂的体现。
我们不妨追溯一下叶赛宁的来龙去脉。
51895年10月3日，叶赛宁出生于梁赞省柯兹敏乡康斯坦丁诺沃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这个拥有六百余户的村庄平躺在崎岖曲折的奥卡河右岸，奥卡河不宽，但由于猛然穿出山地，奔腾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因而涛急浪卷，水声澎湃，是”天生一条抒情的河”。幼小的叶赛宁常常站在窗前，凝视着蔚蓝天空下的绿色的草原、宁静草原上的清亮的河流、长长河岸边那锁眉弯腰的古铜色纤夫……
叶赛宁的父亲亚历山大。尼基季奇读书不多，却很会唱歌，他18岁那年娶了同样喜欢唱歌的塔吉雅娜。费奥多罗夫娜为妻。可惜，共同的爱好抵不过相异的性格，他们总是吵架，弄得家里乌烟瘴气。于是，叶赛宁从小就和外祖父生活在一起。外祖父特别宠他，要什么有什么，将叶赛宁培养成了一个十足的”小皇帝”，他是孩子们中间的淘气大王、打架能手，不断地有大人或小孩跑到外祖母处告状，外祖母每次教训他都遭到外祖父的干扰。外祖父笑着表扬他：“嗯，不错，打赢了比你大的。”
然后转过身对着外祖母说：“蠢货，让他去，这样他会练得棒棒的。”
慢慢地，架打得少了，他迷上了普希金的诗。他又成了闻名当地的”书痴”，他看书的时候总是独自发笑，有时大笑不止，一家人都非常焦虑。可叶赛宁任凭外祖父鼓励他去找人打架，他自岿然不动，埋首于书山之中。
少年叶赛宁恋上了庄园主库拉科夫的女儿吉娜。伊万诺夫娜。卡申娜。卡申娜是一位隽秀的少妇，她出乎意料地对比自己小八岁的叶赛宁一往情深，每天让孩子给叶赛宁送一束玫瑰花，还约了俩人一起去山坡草地幽会。叶赛宁过早地尝到了禁果，而且是一位成熟女性给予他的。
男女之间那一种神秘的、奇特的、令人魂牵梦绕的韵味，叶赛宁在不懂事的年龄就尝过了。
以后，在叶赛宁人生的筵席上，爱情总是一道”隔夜菜”，味道虽
好却不新鲜。
1912年，叶赛宁从教会师范学校毕业，父母想要他留在当地做小学教员。他不干，只身去了莫斯科，打工。他站过店，当过学徒和打字员，唯一不变的是坚持写诗。
两年后，叶赛宁与排字女工安娜。伊兹里亚德诺娃同居。12月，有了儿子尤拉。这一年，叶赛宁的处女作《白桦树》刊登在《小小天地》杂志，不过署的是笔名”阿里斯顿”。叶赛宁没有跟母子俩呆多久，就离开了他们，使得”尤拉”这件作品也好像是某个人用笔名发表的。
叶赛宁发现，莫斯科的诗坛就像一座铜墙铁壁，文学新人很难突破进去。他一边念着自己创作的新诗”压在石头下面的水不会断流”，一边登上了去彼得堡的火车。在著名诗人勃洛克和克留耶夫的荐举下，叶赛宁诗名渐起，1915年11月，他终于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扫墓日》，叶赛宁刚好过了20岁的生日。
一战期间，叶赛宁应征入伍，开往前线。战争的残酷使叶赛宁勇敢地站在了自己的祖国一边，站在工人农民一边，站在革命者一边。他思如泉涌，技艺大进，一挥而就的《同志》《天国鼓手》《伊诺尼亚》等诗篇，充满了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时代气息。叶赛宁的工作是登记伤病员。
一天，沙皇的姊妹们来探视医院，宫廷警卫司令参谋罗曼是个诗歌爱好者，早闻叶赛宁的大名。他命令叶赛宁赶紧写一首关于这次探视的颂诗。
叶赛宁援笔立就，但诗里压根儿就没有公主们探视医院的内容，而是描绘了战场上受伤惨死在医院里的士兵的苦难遭遇，标题是《血水嘟嘟冒气泡》。罗曼一气之下，将叶赛宁送进了惩戒室。
1919年1月底，叶赛宁与留里克。伊甫涅夫、安纳托里。伊甫涅夫、瓦季姆。谢尔什涅维奇一共四人在意象派《宣言》上签名，随后，”花花公子”马连果夫也加入进来，他们提出了”形象本身就是目的”“形象战胜思想”的”纯艺术”口号，在苏联诗坛独树一帜。叶赛宁与马连果夫从此相交莫逆，形影不离，他的服装开始向马连果夫看齐，头戴大礼帽，脚穿漆皮鞋，肆无忌惮地把满是污言秽语的诗句涂抹在女修道院的墙上，俨然一个放荡阿飞。
幸运的是，叶赛宁骨子里面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不懈的探索使他不断地反省，他发觉形象一旦脱离了思想，语汇一旦失去了内容，诗歌就变得云遮雾绕，连自个儿都摸不着头脑了。1921年，他在诗道上毅然迷途知返，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了诗剧《普加乔夫》，塑造了俄罗斯18世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远大抱负和崇高品德，这是叶赛宁创作史上的第一座丰碑。
然而，全国解放的新气象并没有舒展叶赛宁的身心，他内心的矛盾日益突出。他讨厌城市，把城市叫做”机器王国”，把火车叫做”铁蹄钢马”，他害怕”钢铁客人”步步紧逼，侵占他可爱的乡村。1920年8月，他在高加索看见一匹小马驹徒劳无力地拼命想超过一列火车，禁不住怅然良久，他”为离去的可爱的熟悉的小动物的优良品质而感到悲哀”。
这段插曲在别人看来可能无关紧要，但于我却意义十分重大。钢铁的马征服了活的马。对于我来说，这匹小马驹是乡村和马赫诺面貌生动的、可爱的、正
在消逝的形象……我现在很凄凉，因为我看到历史经过了一个杀戮生灵的痛苦的时代。
可是，叶赛宁并不想躲在乡村那样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没有火柴、钉子、煤油、针线、印花棉布，遑论发表诗歌和成名的机会。他把城市当作敌人，而他自己又必须与它长相厮守，内心的抑郁难以言表，他称自己是被城市无情铁蹄毁灭的最后一个乡村诗人！
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简朴的木桥写进了我的歌声我伫立做告别的弥撒用白桦树叶来焚香拜灵……
在蓝色田野的小径上很快会出现钢铁的客人朝霞浸染的燕麦只剩下一些干瘪的籽粒……
风将要吮吸尽马匹的嘶鸣像举办一场追悼舞会啊，快了，快了，木制的挂钟使我的午夜发出嘶哑的声音1917年，叶赛宁结识了《人民事业报》的打字秘书吉娜伊达。拉伊赫，三个月后，他便与这位具有古典美的姑娘结婚了。拉伊赫为诗人生了一子一女，她还在怀着儿子康斯坦丁的时候，叶赛宁就卷起铺盖走人了，据说是他更迷恋于那个意象派的小圈子。不久，拉伊赫改嫁给被公认为”戏剧界十月革命的领袖”的梅耶尔荷德，日子过得非常快乐，这一刺激彻底击溃了叶赛宁的爱情堤坝。此后，从叶赛宁的私人情感库里泛滥出来的，多是欲望的洪水和油滑的泥浆。在他的眼里，只有女人，没有爱人。
诗歌是第一位的，它成了叶赛宁的命根子，全部身心所系。
叶赛宁与加琳娜。阿尔图罗夫娜。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交往现在成了一段传奇。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是《贫农报》的秘书，她衣饰简朴，举止大方，为人正派，有很高的文学素养、独到的艺术见解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奉献精神。她是叶赛宁诗歌朗诵会的狂热听众，她和她最要好的女友总是买同一排同一座位的票——第四排，16—17座。她与叶赛宁相识后，立即成为叶赛宁艺术构思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大量史料证明，叶赛宁经常听取和采纳她的精辟见解与建议。
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深爱着叶赛宁，但爱情对她真是不公平。叶赛宁先是属于拉伊赫的，后来又投进了邓肯的怀抱，她那里对叶赛宁似乎只有两个用处，一是写诗的好地方，二是与拉伊赫和邓肯吵了架，她的爱抚能消解诗人的闷气。她一直是以叶赛宁”朋友”的身份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她默默地忍受着叶赛宁的多次”移情”，用善良、宽厚和聪颖
滋润着叶赛宁的才思。
1926年12月3日，叶赛宁自杀的周年祭日，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来到了叶赛宁的坟头，对着自己开响了重新奔向爱情的发令枪。
也许，她永远只能看见爱情的背影。
第十一章婚姻11921年11月7日，苏联隆重举行十月革命四周年庆典。
卢那察尔斯基征求邓肯的意见，是否愿意在那天晚上表演舞蹈。依莎多拉。邓肯兴奋地说，她引以为荣。
她精心挑选着节目，最后决定跳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和《斯拉夫进行曲》，还特意临时编排了《国际歌》的舞蹈。
莫斯科大剧院可以容纳3000人，但邓肯的号召力竟然使剧院史无前例地扩大了10倍的容量。免费入场的30000工人和红军，争相一睹现代舞后的风采。在这30000人中，有一位矮个子，前额凸出，平滑如镜，双目炯炯，神采飞扬，融正义、智慧和胆略于一身，尽展大国领袖的非凡气度。
他就是列宁。
金丝绒幕布徐徐拉开。邓肯在每跳一曲之前，都要简要说明舞蹈对乐曲的理解和表现，以便于文化程度不高的观众能够接受。
“《第六交响曲》，这是人类生命的交响曲。在人类存在的初期，那时人已开始了精神上的觉醒，他们惊讶地发现周围的世界，自然界的力量，水的闪光，天体的运转，这一切都震慑着他们。人一认识这个世界，就面临着永久的斗争。
“在交响曲的第一部分，反复演奏着一个悲怆的主题，好像预示着人类未来的苦难。第二部分，则是春天、爱情、人类精神的蓬勃生机。
在这一乐段中，听得见生命的呼唤、心灵的撞击。第三部分为谐谑曲，那是贯穿人类全部历史的斗争。结尾是死亡，不可避免的死亡。”
当邓肯最后表演《国际歌》时，全体起立，包括列宁在内，齐声高唱，响遏行云，气壮山河。
旋即，《消息报》评论：“大剧院很久没有上演这样的艺术节目了。
这是一次解放了的人们的和谐庆典。依莎多拉。邓肯是一位舞蹈家。但是，这不是一般技巧意义上的舞蹈，这是动作与音乐杰作配合的最优美的表演，而且是一次革命的表演。”
演出的成功使邓肯大为欣慰，同时也更让她看到舞蹈艺术对参与社会和振奋人心的巨大作用。她向卢那察尔斯基建议，大剧院应当至少每周开放一次，星期一晚上，免费入场;每晚均以政治讲演开始，然后是艺术讲演，再演出;演出要以最优秀的交响乐作品为基础，用革命的方式来表现其中的力量、光明和英雄主义。
邓肯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党派和政府懂得，可以通过音乐和舞蹈，用自己思想、信念的威力鼓舞广大群众，布尔什维克最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共产党人的孩子仍然在接受本质上是陈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当代俄国的芭蕾舞堕落、色情、格调低下，其男演员对于女演员来说，不过是没有丝毫男子气的把杆而已。
依莎多拉。邓肯激动地说：“如果你想要未来的一代理解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本质，务必今天就把孩子们从资产阶级的教育和偏见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我期待着立
刻回答，国家能不能为大剧院星期一免费向公众演出提供手段？我离开了艺术和商业紧密联系的欧洲，如果我将再次不得不为资产阶级观众作收费表演，那与我的全部信念和愿望相违背。”
邓肯的慷慨陈词虽然得到了一片欢呼，评论家贝斯金就称赞它的”预言的、稚气的、悲剧的智慧”，依莎多拉以她”伟大的胸怀”和”对皇家剧院'文化'的反感，提醒每一个人，大剧院也是无产阶级的剧院”，然而，政府却没有太大的反应，国计民生的问题已使当时的领导人焦头烂额，对不起，舞蹈、音乐之类只好先靠边站吧。
1921年12月3日，”依莎多拉。邓肯公立学校”在普列契斯登卡街20号正式挂牌开学。
冬天，漫长而寒冷。列宁著名的新经济政策尚没有出台，房子又大又空，缺乏足够的燃料供暖。令人奇怪的是，申请木柴的报告从一个机关转到另一个机关，从一个领导批到另一个领导，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开始，邓肯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些杂事上，教与学都难以为济。
卢那察尔斯基后来不得不承认：“我们给予她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
她个人生活全靠自己的美元……在那些日子里，依莎多拉。邓肯向我们贡献出她的全部精力、她的整个生命，她努力把成千的工人子弟聚集起来，教他们自由、优雅的动作，表现崇高的人类感情。那时我们只能从精神上感谢她，给她以微薄的协助作为报答，最后，满面愁容地耸耸肩膀告诉她，我们的日子太严峻了，达不到她那些理想的目标。”
卢那察尔斯基同情地劝解邓肯举行售票演出，来暂时维持学校的开支。于是，邓肯在济明剧院首次营业，她用这些演出赚到的钱为学生买木柴，买食物，还买了一株漂亮的冷杉树摆在大厅庆贺圣诞节。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就是因为圣诞节的一场讲演被逐出了校门。
2马连果夫说”人人都喜欢叶赛宁”，这句话的含义是双向的。叶赛宁的诗人气质让女人着迷，而他女性化的温存与浪漫也使男士都渴望亲近他。这种潜在的两性特征既是叶赛宁如鱼得水的保证，又是诗人内心剧烈矛盾的根源。
这一段时间，叶赛宁的颓废达到了极点。他与马连果夫”牢不可破”
的友谊出现了愈来愈明显的裂缝，这个裂缝的起始点并不在邓肯，而在邓肯来莫斯科之前的1921年4月，趁叶赛宁去了中亚细亚，马连果夫拜倒在女演员安娜。尼克里基娜的石榴裙下。叶赛宁对马连果夫的”变心”
大为光火，他刻薄地叫尼克里基娜”小猴子”，并从和马连果夫长期合住的房间里分了出去。从这一点看，叶赛宁后来狂热地追求比他大17岁的邓肯，还不仅仅是看中了她的名望和身份，其中肯定包含了对马连果夫的报复。
叶赛宁的报复行动并非没有效果。马连果夫和意象派的同仁立刻作出了反应，他们试图拆散这一对国际情侣。有一回，意象派集团的某位要去波斯出差，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对叶赛宁绝对保密。
那天，叶赛宁急匆匆地跑到站台来和好友告别。在火车正要开动的那一刹那，他被大家举到了车上，坐在车里的好友伸手接住了他。其他人兴
冲冲地在站台上站了很久，看到他没有跳车，才放心地离去。
但是，这个计划并不能算成功。因为，叶赛宁坐到下一站罗斯托夫就下车了。第二天回到了莫斯科，而且干脆住进了普列契斯登卡街20号公寓，他的小包袱里只有两件衬衣、一条衬裤、一双袜子，大概这些是他的全部财产了。他笑着对邓肯说：“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了。”
朋友的干扰还是在叶赛宁的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加上他当初”爱”上邓肯的复杂心理，叶赛宁喜怒无常的、外表如水而内心似火的脾性暴露无遗。虽然他说邓肯的家就是他的家，实际情形是他如丧家之犬，东跳墙，西越院，居无定所。在马连果夫那里，他就拼命地酗酒，醉醺醺地回到邓肯这里，他打骂砸抢，像一个魔鬼。
每当这时，依莎多拉。邓肯总是将他拉住，扶他坐到一张椅子上，自己坐在他的身边。她的手臂放在他的腿上，长长的头发披到了他的膝盖上。
“我的天使，你不能这样。”
“滚蛋！”这就是叶赛宁通常的回答。
“静一静，好吗？”邓肯更温柔地笑着。
“你让我怎么静？我怎么静得下来？”
“谢尔盖，我爱你。”
这句话到底触动了叶赛宁的心弦，他扑进邓肯的怀里嚎啕大哭起来，就像孩子向母亲倾诉自己在外面受到的委屈一样，叶赛宁用哭声表达心灵的冲撞、矛盾的纠缠和奋斗的迷茫。
3在依莎多拉。邓肯的眼里，叶赛宁就是她的儿子帕特里克的化身。
于是，在她对叶赛宁倾注出全部的爱中，大部分都是母爱。她曾对好友玛丽说：“哪怕他金色的头上有一根头发受到损害，我都受不了。你看见共同点没有，他活像小帕特里克。帕特里克要是活着，一定会跟他一样的。
我能让他受一点儿委屈吗？”
所以，马连果夫无法理解，为什么叶赛宁施加给邓肯农民式的粗暴责骂与殴打，邓肯都能原谅、宽容、并为之辩护？
叶赛宁经常外出，彻夜不归。邓肯很有深义地送了他一块金表，希望他能够掌握好时间。叶赛宁似乎很喜欢这块表，总是拿在手里摩娑着，马连果夫在一本书中写道：“他对此十分得意，在每个新来的人的注视下，至少要找两次机会把金表从口袋里掏出来，谈论一下时间。”
然而，这块表并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像以前一样，叶赛宁还是继续从法国19世纪30年代款式的安乐椅上跳起身来，跑出去赴并不存在的约会。
看来，叶赛宁的心里只有表，没有时间。
依莎多拉。邓肯常常通宵达旦，等她的”天使”回家，情绪低落，忧心如焚，她开始靠”伏尔加”烈性酒打发漫漫长夜。
一天晚上，朋友们围住叶赛宁，取笑那只金表是”订婚礼物”，说邓肯一定在上面下了魔咒，借以拴住叶赛宁的心。
叶赛宁跑到邓肯的房间，二话没说，把表还给邓肯：“我不要。”
“怎么啦？他们说些什么？”
邓肯知道其中必有缘故。
叶赛宁什么也不说，嘴里还气咻咻的。
邓肯将表递过去，一字一句地告诉叶赛宁：“如果你真心爱我，就必须保留这只表，不要管那些愚蠢朋友的胡乱说法。”
说着，她又将自己护照上的相片撕下来，妥帖地放入表壳里：“这样，我可以总是在你身边，有事就提醒你，你不要上他们的当。”
叶赛宁立时呵呵笑了起来，他吻了吻邓肯：“你说得对，我最爱你。”
过了几天，叶赛宁半夜从外面喝得酩酊大醉回来，又要把表还给邓肯。邓肯又是一番苦口婆心，这一回没有奏效。发疯的叶赛宁狠狠地将金表摔在地上，然后怒气冲冲地走了。
邓肯许久还没有缓过神来，她愣愣地看着破碎的玻璃片、扭曲的表壳和散落一地的无声无息的零件，悲伤的洪峰冲决了灵府的闸门。
她慢慢弯下身去，从碎片中捡起自己含着微笑的相片，轻轻地抚摸着，然后又端端正正地贴在护照上，一边喃喃自语：“不，他是爱我的。”
41913年2月，改名为列宁格勒的彼得堡市某剧团邀请邓肯前往演出。在尼吉拉耶夫斯基车站，邓肯、秘书什尼切尔、佣人让娜正耐心地等候着待发车次，叶赛宁赶来送行。
由于火车没准儿什么时候开，让娜在打盹，看书是什尼切尔的习惯，候车室昏暗的灯光他也不管。邓肯则在笔记本上兴致勃勃地划着纵横交错的线条，竭力向叶赛宁说明古希腊剧院中合唱队的作用。她在半圆形歌舞场的中心重重地写上”诗人”两个字，对叶赛宁说：“你也去吧，我们在一起演出吧。你一个人充当古希腊合唱队，诗人的节奏和舞蹈将造成一个美好和谐的场景，观众会如痴如狂的。”
叶赛宁高兴极了，连连点头。
邓肯顺手在笔记本上画起叶赛宁和自己的肖像来，那是一个快乐、温馨、进取的两人世界——邓肯早已渴望的。
“画得真好，你还有这一手！”叶赛宁赞道。
“这是因为心的流露，手是服从心的命令。”
邓肯一行下榻在列宁格勒的伊杜列斯特大街安格里杰尔旅馆。
房间冷得像冰窖，叶赛宁一天要摸好几次安装在屋角的暖气管，每一次那上面都是冷冰冰的。他缠着旅馆经理，硬是给换了一间房。走出5号房的时候，叶赛宁回头望了一眼。冥冥之中可能有一种默契，四年后，绝望的叶赛宁又住进了这间房，那是他一生的最后时刻，和此刻生动活泼的叶赛宁迥然两样。
邓肯想了一个好办法给房间加温，她上街买了一个电炉，整天燃着，效果颇佳。有一天，来了几个美国客人，他们脱下皮大衣，谈得兴起，直到一股异味刺鼻，才发觉某客人崭新的毛皮大衣不小心掉在电炉上，已经烧了一个大窟窿。邓肯风趣地说：“比利时那位叫梅特林克的象征主义诗人真是说得对，物质是有灵魂的。你瞧，这个共产主义的电炉，以它的方式向资本主义的美国代表提出了抗议。”
叶赛宁扭着邓肯的胳膊说：“你要是写诗，保准比我强，你真应该是个诗人。”
邓肯俏皮地回答：“看你那活蹦乱跳的样子，你应该是个舞蹈家，我们换了一个位置，这就叫天生一对。”
邓肯在马林斯基剧院的第一场免费演出，火爆异常，观众主要是来自”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水兵和十月革命攻打冬宫的先锋战士。邓肯要秘书什尼切尔在演出前向观众讲述她的办学宗旨、她对欧洲的失望和对苏俄的向往以及她在这儿工作的美好前景。什尼切尔担忧地说：“那得花半个多钟头哩。他们是来看你表演的，不是来听我啰嗦的。”
“这不是啰嗦。他们有权力知道更多的情况。我在沙皇统治的年代曾多次来这座城市，那时他们不能跨进剧院一步。穷人看戏，听音乐，欣赏舞蹈，都只是白日做梦。沙皇政府面对未来惊恐万状，因而仇视有着美好未来的劳动群众，残酷地将他们枪杀在大街上！我来俄国正是为了这些观众，我不要钱，倘若世界能够在和平的环境里，跨着优美的舞步前进，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他们难道不想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
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邓肯刚结束第一个节目，突然停电，剧场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水兵们纷纷擦燃火柴杆，也无法把偌大的剧场照亮。这时，什尼切尔不知从哪弄来了一盏点着蜡烛的马灯，邓肯接过去，高高举过头顶，昂首挺胸，英姿勃发，红色的披风分外耀眼。她镇静地说：“同志们，我请大家唱几支俄罗斯民歌，好不好？”
话音甫落，大厅里的观众顿时活跃起来，没有乐队，没有指挥，他们在互相看不见的漆黑里整齐有力、悠扬悦耳地唱着一支又一支俄罗斯民歌。
在沉重的奴役折磨下，你长眠了，但死得光荣。
在为人民事业的斗争中，你无私地奉献了一生。
……
亲人啊，你们知道，在我们的累累白骨之上，将站起一个坚强的复仇者，他比我们更加无畏、英勇。
……
革命歌曲都唱遍了，一直坚持到深夜一点钟，邓肯的手臂始终没有放下。她非凡的意志激励着工人士兵们引吭高歌。事后，她仍然兴奋地说：“那时，我好怕挺不住了。如果我因累而垂下手臂，歌唱就有可能中断。歌声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会有多么遗憾呵。世界上任何最有名的合唱团都不能和那个晚上观众的放声歌唱相比！”
5学校逐渐步入了正轨，邓肯的精力主要花在教学和演出上，其余事务归艾尔玛照管;什尼切尔跑腿，是邓肯与政府的联系人。
一天晚上，邓肯闲来无事，和什尼切尔玩起了”灵盘”的游戏。所谓灵盘，是一种占卜工具，在写有字母及其他符号的塑料板上，悬着一块心形木板，木板支持在两个小轮和一支垂直的铅笔上面，以指轻触，铅笔则自动写字。
邓肯的指尖轻轻地触动了指示笔。
“那是什么意思？”
“DORA，”什尼切尔答道：“你名字的一部分。”
邓肯的脸色陡然变得惨白，她对什尼切尔说：“这是我母亲的名字。前几天姐姐来信说，她病得厉害……”话未说完，邓肯已经呜呜地哭了起来。
她猜的没错。
早晨，一封从巴黎发出的电报送到了邓肯的房间。邓肯关上房门，擦了擦红肿的眼睛，打开电报：母亲4月12日逝世。
多拉。格雷。邓肯病逝在巴黎儿子的寓所中。临终前，她一直念叨着”依莎多拉”，这是最让她牵挂的女儿。
从列宁格勒回来后，叶赛宁有了很大的变化。酒喝得少了，诗写得多了，待人温文尔雅，又是那个逗人喜爱的叶赛宁了。但他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胃、肝、脾都有毛病，不想吃东西，不想说话，有气无力。
邓肯恳切地劝他：“跟我去一趟欧美吧，那边的医疗条件好多了，我认识许多专家，你要做一次彻底的检查。”
“我不想出国，我说不出一句英语，多难耐呵。”
“有我哩，我是你的保护神。”
“我真的会不习惯。”
“谢尔盖，你是天才诗人，你只写过关于俄罗斯的作品，我觉得这还不够。到外面去走走吧，世界很大，开阔眼界总不是一件坏事。”
叶赛宁走过来，偎依在依莎多拉。邓肯的怀里：“我听你的。”
邓肯修长的手指插进那金色的发丛中，她微笑的面庞放射着慈爱的光辉，笼罩了显得稚嫩的叶赛宁。
为了真正地对叶赛宁起到保护作用，邓肯决定通过苏联的法律手续巩固他俩的爱情关系——结婚。这可是石破天惊的事，邓肯一贯是坚定的”反结婚主义者”，竟然要和比她小一大截、禀赋着俄国农民特质的诗人叶赛宁结婚，欧洲人像听天方夜谭。
邓肯马上给美国的著名经纪人尤罗克拍去了电报，在这封电报中，她毫不犹豫地将叶赛宁称为自己的”丈夫”。这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莫斯科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邓肯备受感染，她在日记中写道：五月一日的莫斯科，场面极其壮观。一条条大街就像一片片鲜红的玫瑰。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戴着红色头巾，举着红旗，高唱着《国际歌》，昂首阔步地走过。所有这些人都已靠黑面包和灰米饭生活了四年，但我认为，这个五月一日带给他们的快乐，超过了沙皇统治下的每一个食物富足的年头。那是一幅雄伟壮观的景象，那一群群兴高采烈、充满自信的人们唱着：“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我观看着，倾听着，此时此刻，我衷心希望这首歌能在整个地球上广播。
第二天，依莎多拉。邓肯和谢尔盖。叶赛宁并肩走进了莫斯科哈莫夫尼切斯基苏维埃婚姻登记处。在结婚证书上，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双姓——”邓肯—叶赛宁”。当他们出来到了大街上时，叶赛宁跳起来欢呼道：“哎——，现在我是邓肯啦！”
邓肯也同样喊着：“我是叶赛宁啦！”
航程已经安排好，先去柏林。班机凌晨起飞，全体学生都要求到机场送他们亲爱的老师，于是，什尼切尔花了很大功夫借了莫斯科当时唯一的一辆公共汽车，在车身上，贴着一条醒目的大横幅：“有自由的身体才有自由的精神！”
这是叶赛宁第一次坐飞机，他无比激动，双手握成拳头，不断地划向空中。
登机前，他们坐在草坪上说笑。邓肯忽然向什尼切尔要了纸笔，迅速在上面写了两句简短的话语：“如果我不幸遇难，全部财产由我的丈夫谢尔盖。叶赛宁继承。——邓肯。”
“这是遗书。”她递给什尼切尔。
什尼切尔说：“你忘了你们是一起坐飞机呀，你没了，他还会有吗？”
邓肯哈哈大笑起来：“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她又拿过去，补了一句：“如果我的丈夫也不幸遇难，继承人就是我的弟弟奥古斯丁。——邓肯。”
飞机起飞后，叶赛宁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上面写着一首字迹潦草的诗，是马连果夫托人捎来的送别诗：我害怕，一切事情都会发生！
人们往往拿好友去换女人。
也许你回来时，
在你睫毛下面的眼窝里，两盏蓝色油灯，不再闪闪发亮，不再燃烧激情的火光。啊，这些头！
啊，乌黑头发、金黄头发的头……
叶赛宁将诗攥成一团，塞回衣袋，蓝色眼睛里闪烁不定的灵光，仿佛黑夜里风中摇摆的油灯，黯然、迫促而孤独。
第十二章巡回演出11922年的5月，叶赛宁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来到了俄国以外的地方。
这里是德国的柏林，豪华的阿德龙饭店接纳了这两位非同寻常的客人。
叶赛宁明显地不适应柏林，第一，依莎多拉。邓肯在柏林的名气太盛;第二，德国人不知道叶赛宁的诗歌;第三，柏林是俄国逃亡贵族的聚集地。
邓肯一到柏林就陷入繁忙的应酬之中，虽然她总有一只眼睛在叶赛宁身上，但对于依赖性极强的叶赛宁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叶赛宁抱着一股征服欧洲的雄心壮志而来，他携带了大量的诗歌新作，还包括一首正在修改的《流氓的国家》。邓肯无暇它顾，叶赛宁只好寄希望于他在柏林的旧友，他找到了意象派诗人亚历山大。库西科夫，嘱他安排一次叶赛宁诗歌朗诵会。
库西科夫说：“这里不是俄罗斯，那种声势的朗诵会只有俄罗斯才有，俄罗斯是一个诗的国度;而德国的诗歌都在小小的沙龙里。”
一天，叶赛宁和邓肯、库西科夫一同来到柏林艺术之家。柏林艺术之家成立于1921年11月，是苏联流亡作家的聚会场所。在这群家乡人中，叶赛宁显得格格不入，他痛恨流亡。席间，有人提议唱《国际歌》，得到了邓肯和叶赛宁的响应，却遭到大批流亡者的反对。在一片嘘声中，叶赛宁毫不畏惧地跳上一张桌子，大声朗诵起诗来。他的义愤填膺的声音盖过了所有的喧嚣。
尽管是在德国，叶赛宁的这一举动依然得到了舆论的尊重。柏林《前夜》报撰文说：“革命的俄国得到她的有灵感的歌手，她的宠儿和孝子的热烈支持。我们知道，真正的俄国是通过叶赛宁伟大奔放的才思而不是几个流亡记者卑鄙的起哄叫嚷得到表现的。”
